制度制约（精选10篇）
制度制约 篇1
一、引言
中小企业制度创新, 是指新制度 (或新制度结构) 产生、否定扬弃或改变旧制度 (或旧制度结构) 的动态过程。具体来说, 中小企业制度创新“是以企业为主体, 为更好地实现企业制度的功能, 在收益与成本评价的基础上, 在制度供给的范围内设计新的企业制度的过程”。制度创新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保障和动力, 在经济运行和经济增长过程中发挥着积极的功能作用。
1.降低交易成本
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对整个经济活动的协调组织最好依靠那“看不见的手”来不受干预地发生作用, 生产者和消费者根据价格信号作出决策, 资源被投入最大价值的使用, 个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也使整个社会的利益最大化。
2.为经济活动提供服务
著名经济学家T·W·舒尔茨认为, 企业制度的功能就是为企业经济活动提供服务, 每种制度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经济价值。
3.为实现合作创造条件
传统经济学家过分强调对竞争的研究, 而忽视了对合作的研究;实际上在社会经济生活中, 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只有竞争, 还有合作。如果说竞争能够给企业带来活力与效率的话, 那么合作能够给企业带来和谐与效率。
4.提供激励机制
道格拉斯·诺思在分析西方世界兴起的原因时认为, 有效率的组织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 使个人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 使经济主体所付出的成本与所得的收益真正挂上钩。
5.促进外部效用内部化。
当某个人的行动引起的个人成本不等于社会成本, 个人收益不等于社会收益时, 就存在外部性, 一个企业的行动所引起的成本或收益就不完全由它自己承担;反过来它也可能在不行动时, 承担他人行动引起的成本或收益。科斯在其著名论文《社会成本问题》中认为, 许多外部性问题的产生都与产权界定不清有关, 而建立排他性产权制度, 就可以引导企业将外部效用较大内在化。
6.抑制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人具有随机应变、投机取巧、为自己谋取更大利益的倾向, 即机会主义倾向。”人们可通过制度创新界定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 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倾向, 防止别人“搭便车”或不劳而获。我国中小企业制度安排与创新的实证表明:中小企业的制度创新能指导企业经营方向的选择、引导稀缺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能激励各类参与者为企业发展创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能通过企业制度安排协调各类参与者在企业经营的不同时空朝着共同的方向努力, 形成合力;能通过企业制度监督约束企业经营者和各类参与者的企业行为, 避免或降低风险, 趋利避害, 促使中小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二、存在的问题
目前, 我国中小企业在制度创新方面存在不足, 对我国中小企业经济的长期快速健康发展构成制约, 目前我国中小企业制度创新所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产权制度不明确
在企业产权制度上, 由于历史原因, 我国中小企业的初始投资来源相当复杂, 有集体单位投资、数人联合集资、创办人借款投资等投资来源。部分没有改制的中小企业为寻求自我保护与自我发展, 仍利用挂户经营、假承包、假租赁等多种手段以集体企业名义注册。企业发展新增资产或积累与企业人员产权关系模糊, 企业终极所有权虚化或模糊化, 民事责任主体混乱, 企业长远权益缺乏人格化的代表, 可持续经营发展的基本动力不足。在“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产权界定中, 尚未完全承认人力资本, 企业无形资产缺乏明确界定, 严重挫伤企业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的积极性, 没有发挥出人力资本在整个资本积累和增值中的应用作用;中小企业产权封闭化, 投资风险过于集中, 严重制约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
2.治理结构制度不健全
在企业治理结构安排上, 我国一些中小企业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已经从小作坊小业主发展成现代化股份公司、企业集团, 但不少中小企业经营管理模式依旧是所有权与经营权两权合一的“家族集权模式”。这种模式极易造成近亲繁殖, 而真正的人才不一定能得到公平的晋升和发展;同时很容易形成所有者家企不分乃至专制强权, 势必形成“人治大于法治”的状况, 使公司的制度形同虚设, 这会使得员工的凝聚力和归属感下降, 进而使公司的发展受到限制。因此, 中小企业没有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 将难以适应经济全球化。
3.经营管理制度落后
在企业经营管理制度上, 中小企业创业之初的企业目标往往朦胧模糊甚至不切实际, 不少中小企业第一次创业后对企业发展战略缺乏应有的研究策划, 不能及时调整设计企业的发展目标, 企业行为盲目, 企业组织管理出现混乱, 在发展与扩张后昙花一现急速衰败;中小企业管理观念滞后, 在管理中没有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的自我实现等需求因素, 缺乏科学有效的管理。
4.分配制度不合理
在企业分配制度上, 我国中小企业现行的分配制度主要沿袭传统的物质资本分享剩余索取的“股东至上主义”或“资本至上主义”的分配模式, 所有者占有绝大部分的剩余价值, 人力资本所有者缺乏应有的剩余索取权, 这种分配制度难以全面调动创新者、生产资料所有者、创业者、管理者等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5.融资制度不完善
在企业融资制度上, 我国中小企业在创业之初, 金融业还是国有专业银行一统天下, 得到金融支持的主要是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 中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支持难;资本市场的进入不仅“门槛”很高, 而且非常强调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服务, 中小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是自我筹资和代价高昂的民间借贷, 融资倾向内源化;在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初期, 风险高、收益的不确定性大, 往往使市场资金望而却步;融资市场化水平不高, 融资的社会化程度较低, 突出表现为社会信用制度不健全、融资中介机构不规范、融资担保体系不完善等。
三、结语
加入WTO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后, 我国中小企业要解决制度供给不足和制度安排缺陷的问题就应加大创新力度, 促使我国中小企业制度创新。一要产权关系“层次化”, 涵盖出资人所有权层次, 法人产权层次, 企业经理阶层拥有的经营权层次等;二要企业财产“法人化”, 中小企业拥有出资者形成的全部法人财产, 成为享有民事权利、承担民事责任的法人实体, 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依法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三要出资者责任“有限化”, 中小企业以其全部法人财产为限对其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四要企业运行“市场化”, 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中自主经营, 自负盈亏, 自我约束;五要企业管理“科学化”, 建立科学的企业领导体制和组织管理体制, 调节所有者、经营者和职工之间的关系, 形成激励与约束相容的经营管理机制, 提高中小企业法人治理效能。
摘要：制度创新对中小企业的发展起着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规范秩序、提供激励等重要功能作用, 是中小企业整个创新体系的前提要素。目前, 我国中小企业在制度创新方面存在不足, 对我国中小企业经济的长期快速健康发展构成制约。
关键词：中小企业,制度创新,问题研究
制度制约 篇2
内容摘要：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我国，约有8亿的人口是农民，充分认识村民自治制度，分析找出其中存在的制约因素，这对于解决矛盾，保障人民的权益，维护社会的稳定，促进城乡经济的发展，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村民自治制度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形式，是人民的选择，是历史实践的产物。本文就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的内容、意义着手，浅层次的分析村民自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制约因素，并有针对性的对各个制约因素提出相应的发展途径。
关键词：村民自治、制约因素、发展途径
目 录
一、绪论...........................................................................................................................................1
（一）、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历程.........................................................................................1
（二）、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意义.........................................................................................1
（三）、民主选举.....................................................................................................................2
（四）、民主决策.....................................................................................................................3
（五）、民主管理.....................................................................................................................4
（六）、民主监督.....................................................................................................................4
二、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现状...................................................................................................5
（一）、取得的成就.................................................................................................................5
（二）、存在的问题.................................................................................................................5
三、制约因素...................................................................................................................................6
（一）、经济欠发达.................................................................................................................6
（二）、基层政府的干预.........................................................................................................7
（三）、村民民主意识淡薄.....................................................................................................8
（四）、村干部的素质不高.....................................................................................................9
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途径.....................................................................................................10
（一）、大力发展集体经济...................................................................................................10
（二）、减少基层政府干预...................................................................................................11
（三）、提高农民素质，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12
（四）、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13 结论................................................................................................................................................14
正 文
一、绪论
（一）、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历程
村民自治制度是广大农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民主政治，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制度的重要内容。
村民自治制度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80年代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普遍推行于20世纪90年代。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的通过为村民自治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使村民自治制度得到蓬勃发展。
（二）、实行村民自治制度的意义
村民自治制度是一项符合中国国情的基本政治制度，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人民找到的一条适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推动力。实行村民自治制度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有助于解放和发展农村生产力，推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完善和集体经济的发展，以先富带动后福，逐步缩小城乡差距、缩小贫富差距。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有助于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激发广大农民以主人翁的姿态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队伍中去。
村民自治制度是国家治理方针策略的优化选择，使国家与社会处于相对平衡状态，有效地保障了人民当家做主的地位不动摇，为广大农民提供了一个参与国家管理国家事务的机会，切身地感受民主法治的良好氛围，同时也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三）、民主选举
民主选举是村民自治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也是检验村民自治能否实现的一个重要标准。民主选举，是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所规定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指定或是委派村民委员会成员、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这些人员皆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每届任期三年。①
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公民的最基本权利，行使这项权利是公民参与国家事务管理的基础和标志。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18周岁的公民，不论民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依照法律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除外。”
村级民主选举是现代民主的重要诉求，选举按其选举方式的不同可分为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村级民主选举是由全体村民共同参与直 ① 高阳，《村民自治制度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1页。接投票选举产生村民委员会，这种选举方式集中体现了村官直选。
村级民主选举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地位的不动摇，充分体现了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本质，激发了农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和信心。
（四）、民主决策
民主决策时村民自治制度的关键。民主决策是指按照科学的决策程序，通过民主的讨论以及可行性的研究之后，采取由决策者集体表决的方式而作出的决策方式。村级的民主决策是由全体村民共同参与村中重大事务以及村民共同关注的公共事业和公益事业的讨论并形成决议。凡事涉及全村村民利益的事，都是由村民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讨论决定。
村级民主决策的实施完善与否，直接关系到村民自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民主决策体制，有助于使村民能够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将议事范围进一步具体化、明确化，有助于提高村民政治参与的热情，调动村民参与农村治理的积极性。
村民积极参与村级民主决策有着重大的意义。一方面，有助于决策者充分发扬民主，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有助于把广大村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另一方面，有助于促进村民对决策的理解，提高村民参与政治生活的热情和信心，锻炼参与决策的能力，增强关心公共生活的政治责任感。
（五）、民主管理
民主管理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核心。所谓民主管理是指村民委员会对村内各项重要事务进行管理时按照全体村民讨论制定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实行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务。①
民主管理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实现了“自己的事情自己办，自己的难题自己解决”的有效途径。村民以主人翁的身份管理村务，参与村民事务的决策，广泛地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弘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主体能力。另外，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矛盾的解决，维护社会的稳定。
民主管理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村民在管理过程中应当遵循科学性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整体性原则、效能性原则，参与集体财务的管理、民主评议、村务公开等事务。
（六）、民主监督
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保障。民主监督是指村民通过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委会定期工作对村干部离任审计等制度，监督村委会的工作情况和村干部的行为。②
村民委员会由全体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对村民负责、受村民监督。在村民自治实践中，广大村民创造了村务公开、民主评议村干部、村委会定期报告工作等形式，保证村民能够切实监督村干部的行为和村民委员会的工作，使村民自治逐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道路。
①②高阳，《村民自治制度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1页。高阳，《村民自治制度探析》，《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6月，第12页。村民在民主监督时，应采用合法方式，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对村务的相关内容进行监督，对村级事务存在的问题提出处理建议等。实行民主监督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作风和贪污腐败之风，有助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有助于激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增强改进工作人员的工作。
二、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现状
（一）、取得的成就
村民自治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建立至今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令人备受鼓舞催人上进。在很大程度上大大地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文化生活的繁荣和民主政治的健全。
原先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度，村民生产积极性低下，生产力落后，村民民主意识淡薄。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落实了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加快了我国民主政治建设的进程，维护了农村社会的稳定，推动了农村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建设。在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下，极大地激发村民的生产积极性，调动了村民投身于社会现代化建设队伍中去，也大大地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
（二）、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取得了一些令人骄傲的成 就，但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容忽略的问题。这些问题直接影响着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进程。问题处理得好，有助于推动村民自治制度的前进，促进农村经济政治的发展；问题处理得不好，将阻碍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也不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进步。
目前，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村民民主素质不高，贿选现象严重。贿选直接使得村民自治大打折扣，其实质是权钱交易，以金钱购买权利，这种“购买权利”不仅搅乱了村民自治的正确方向，而且削弱了本已薄弱的农村集体经济。①（2）民主制度不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缺乏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法律从宏观的角度解释村民自治制度，具有很强的原则性，但是可操作性不强，具体制度及规范相配套缺乏。制度的设置和可操作性上显得粗略和原则化，在行为模式规范上过于空泛。（3）乡镇政府的干涉，村干部的独裁专制。一些基层政府把村民委员会作为自己的附属机构，发号施令，使得村民自治缺乏自主性，村民自治权受到严重践踏。另外有的村干部官僚主义思想腐化，大搞一言堂，不考虑村民的想法和意志。
三、制约因素
（一）、经济欠发达
物质决定政治，物质是政治体制完善发展的基础，政治是物质的 ① 侯锦：《我国村民自治现状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5月，第6页。集中体现。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情况对村民自治制度的健全起着决定性作用。
当前，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贫富差距。如“天下第一村”华西村经济发达，村民生活富裕，而中西部一些偏远的地方，人民生活水平低下，经济落后。物质水平的不富裕直接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村级资源匮乏，技术条件落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实施与理想中的民主有着很大的差距。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乡镇经济的发展，农村许多劳动力都进城务工了，剩下的便是些老者、妇女和弱者，这些人的思想觉悟不高，对于村民自治热情不高，常认为是事不关己的。另外，农村村民的农作时间长，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在农忙期间，农民忙于耕种，无暇顾及村里的事务。
（二）、基层政府的干预
村民委员会，是由全体村民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管理村务和协助完成乡镇政府所下达的政务。村务是指管理村级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维护村民的合法权益，依法调解民间纠纷，维护本村的社会治安等。政务是指协助完成乡镇政府所下达的政治性事务，如人口普查、征集入伍士兵、计划生育工作等、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乡镇政府都会把村委会作为自己的直接下属 7 行政组织。对于村委会的日常工作缺少正确的指导、支持和帮助，沿用传统的领导仿佛进行指挥管理。乡镇政府的行政指挥权严重挤压了村委会的自治权，这样使得村民自治变成了一纸空文。有些地方采取委任村干部的做法破坏民主选举的程序，更有甚者乡镇政府的一些官员任意调动、罢免村委会的干部。对属于村委会自治管理范围内的生产、经营横加干涉，任意发号施令，出现了一种“村财乡管”的现象。
（三）、村民民主意识淡薄
在我国农村地区，村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大多是小学初中的学历，更有甚者有些农村存在着大量的文盲。文化水平的制约直接对该地区的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进程有着深远的影响。在参加民主选举时，一些不识字的村民会选择弃选，或者找他人代选。对于其他权利例如管理权、监督权、建议权的行使，则成为了村民自治制度中的一个空白。
文化对政治生活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良好的文化氛围有助于政治生活的有序进行，落后的文化氛围将阻碍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我国农村在历史的长河中长期接受着传统儒家思想的洗礼，诸如“顺民”、“中庸”等思想和观念直接导致的结果是村民的小农意识，素质低下，目光短浅，民主意识缺乏，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事事只关心考虑自身的经济利益，缺乏民主知识和政治主体意识，不能正确地行使民主权利，民主经验和民主习惯欠缺。①同时村民受传统的宗法家族 ① 钟秋莲：《村民自治制度的制约因素和制度安排》，《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8月，第89页。思想的渗透，在参与村民自治时大多以家族利益为重，形成若干个家族团体，扰乱了正常的政治活动。
村民即便是参与了政治生活，也都是无组织化、分散的。不受约束的个人主义倾向，使得村民他们并不能真正地行使民主权利。大多村民是“单枪匹马”地参与政治生活，进行利益诉求和表达。村民自治权的行使仍停留在历史上的个体性参与，或是通过传统意义上的家庭组织，而不是通过现代意义的法律程序。①村民无序地参与村民自治，使得个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切实地得到维护，正常地政治活动无法进行，这就会出现混乱无章的局面。
（四）、村干部的素质不高
当前，我国村干部表现出老龄化现象，大多村干部的年龄在六十至七十岁之间。年龄偏大，学历偏低，思想落后保守。缺乏较强的理论素养和较高的政策水平，对政策的学习不够深透，政策的落实不够到位。在谋划本村经济发展计划时，缺乏必要的可行性和科学性，市场经济意识不强，未能充分发挥本村的地理环境优势等条件；开展工作时缺乏开拓创新精神，“上面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上面让怎么办就怎么办”，主观能动性、积极性、创造性不够高。
村干部和村民群众关系常初中一种不和谐的状态。由于村干部思想观念的落后陈旧，在对于村民自治而制定村规民约的执行，通常采用“土政策”。对于一些不遵守村规民约的村民，动辄就进行惩罚，① 钟秋莲：《村民自治制度的制约因素和制度安排》，《安徽农业科学》，2011年8月，第90页。使得村民与村干部处于紧张状态之中。一些村干部民主意识不强，对于村内重大事项的讨论，大搞一言堂。即便是经过全体村民集体讨论的事务，最终还是由村干部说了算。村干部的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人为地制造一些非稳定因素，常造成“官逼民反”的现象。
部分村干部只顾个人得失，不为群众谋利益，长期坐在村委会的办公室里，没有树立“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工作缺少积极性和主动性，认为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更有甚者一些村干部大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迎合上面领导的视察。滋生了贪污腐败、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作风。
少数村干部缺少内部团结意识，常出现“窝里斗”现象。村委主任和村委书记之间在处理村里重大事务时，不能和气地相互交流，都是为了争当“一把手”而控制对方。“两委”在面对村民反映的事情上，相互扯皮推诿，一拖再拖。有时甚至拉帮结派，形成家族等小团体。
四、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途径
（一）、大力发展集体经济
村民自治制度与集体经济发展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集体经济的发展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健全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同时集体经济越发达，越需要通过村民自治，扩大村民群众的政治参与，保证 10 集体经济的规范运行，利益得到合理分配，为群众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
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助于解决农村的就业问题，提高村民的收入。这就会吸引农村的大部分青壮年留在家乡工作，而不选择外出打工，使得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大大激发了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热情和动力。集体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生活的充裕，会吸引有文化高素质的年轻大学生回到家乡，为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进步建言献策，营造一种充满活力、社会和谐、政治民主的良好氛围。
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提高农村经济实力，创造村民自治强大资源优势。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经济的进步，村民自治的途径变得多元化、简单化、节约化。发展集体经济，能够为村民自治提供了村民参与政治生活所需的资源和技术。例如，通过网络平台，村民参与村务管理、财务监督、民主评议、民主选举等村内各种重大事务。
（二）、减少基层政府干预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相关规定，村民委员会具有独立的法律地位，政府部门及其他个人组织都不得干涉其正常的自治权的行使。乡镇政府应改变工作方式，精简机构，依法履行工作职责，减轻村级的财政负担，把乡镇政府所管理的许多事务都交给村委会去办理，减少干预村级事务，不随便发号施令，撤换、罢免村干部。在尊重村民委员会自治权的前提下，指导村委会独立开展工作，不应将村 11 委会看做下属机构，也不指令其完成任务。对于村民自治权的正确地行使、村民有序地参与政治生活给予更多地支持和帮助，提供更多的技术服务和政治咨询。
此外，村委会要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协助乡镇政府的工作。村委会虽独立行使自治权，不受政府的干涉。但是对于乡镇政府的方针政策应及时向村民传达，如计划生育、征兵等，保障其在基层得到落实。这就要求加强村委会自身的建设，使广大村民和村干部学会如何行使民主权利，以此保证对乡镇政府的工作。
（三）、提高农民素质，增强村民的民主意识
村民是村民自治的主体，村民的民主法律等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着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进程快慢。首先，营造良好的农村文化氛围，让村民认识到参与村民自治的重要性，理解各项权利行使的意义。在村里的街头巷尾拉横幅，宣传村民自治的内涵和意义；在村委会的报栏等场所，张贴有序参与村民自治的漫画，增强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主人翁意识，激发村民参与村民自治的主动性。另外，可以定期地组织村民集体学习一些典型示范村村民自治取得的优秀成果。
加强农村文化建设，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提高村民的文化民主素质。加强农村的基础文化建设，例如建立村级图书馆，普及知识文化科技，为村民参与村民自治提供相互交流和相互学习的场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村民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
强化提高村民的整体素质。加强村民文化素质教育，提高参政议 12 政能力。通过媒介引导群众教育，积极培育村民社会主义的新型人格，不断提升村民的社会主义公民意识。在宣传国家富民兴民政策基础上，积极向村民介绍村民自治的内涵及运行程序，从而促使农村形成自治参与的良好风尚。①
（四）、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
加强对村干部的教育培训，定期地对村干部进行政治理论培训和政策方针学习，以提高村干部的综合素质，增强其组织领导能力。吸引优秀大学生回乡“做官”，增强村干部队伍的旺盛力和生命力。
加强对村干部的党的领导，提高村干部的综合能力，强化村干部为人民谋利益的大局意识。改进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能力。村干部因地制宜地制定本地区的发展规划和发展目标，积极主动地实施村民自治，协助完成基层政府相关政务。转变村干部的工作方法，优化村干部的工作方式，改变简单粗暴的“土政策”，与时俱进，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积极深入群众，了解群众所需所想，与村民群众打成一片。
村干部要搞好内部团结，具有集体主义思想，不可拉帮结派，以权谋私。村两委要明确各自的责任，切实地为村民谋利益，及时地解决村民所反映的问题。
① 刘保军、王艳秋，《村民自治制度与农村政治文化互动困境及对策分析》，《山东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2月，第28页。
结论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结合本国国情而建立的符合广大村民利益的一项政治制度，村民自治制度的建立对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社会领域，村民自治制度提高了农村社会的管理水平，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推动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在政治领域，村民自治制度实行的是村民民主，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不动摇；在经济领域，村民自治制度的实行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村民的生产积极性；在文化领域，村民自治制度提高了村民整体文化素质，提升了村风文明程度。村民自治制度在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得到了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但在实践过程中仍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问题，如选举贿选、乡镇政府干预等等，这些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直接影响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村民自治制度的发展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如农村经济欠发达、村民素质不高、村干部的官僚主义思想、乡镇政府过多的干涉，分析其中的制约因素，有针对性地提出发展途径，加强农村经济发展，提高村民民主意识和文化素质，加强村干部的培训，减少基层政府的干涉，保障村民自治制度得到科学稳健地发展。
参考文献
1、连儒来，《当前我国村民自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2010年7月
2、张克瑞，《我国村民自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商品与质量》，2011年6月
3、范华玲，《我国村民自治制度现状与完善路径探析》，《现代农业》，2012年7月
4、徐晓柏，《村民自治权行使中的问题及制约因素研究综述》，《安徽农业科技》，2011年12月，5、黄璐，《村民自治制度的未来展望》，《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3月
6、郑庆堂，《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分析》，《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10年6月
7、韦少雄，《论村民自治与农村法治》，《北华大学学报》，2013年6月
8、李明，《关于村民自治的制约因素》，《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学报》，2012年5月
9、侯锦，《我国村民自治现状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08年5月
制度制约 篇3
关键词:农地使用制度;城乡统筹;流转;补偿
中图分类号:F30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7)11-0053-04
城乡统筹是在科学发展观统领下,针对二元结构提出的重要理论命题和现实选择｡农地使用制度是农村一项基本的经济制度,农地使用制度改革是城乡统筹的重要内容,农地使用制度与城乡统筹是相互推进､相互制约的关系｡理论界将农地使用制度与城乡统筹结合起来研究的现有理论成果并不多见,本文在分析现行农地使用制度对城乡统筹的制约因素及其产生的深层原因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建议,旨在为今后农地使用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参考｡
一、现行农地使用制度对城乡统筹的制约
现行农地使用制度是以家庭承包制为框架多种创新形态的总和｡城乡统筹视阈下,现行农地使用制度面临着很多挑战｡
1.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不健全,影响城乡统筹发展中农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第一,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发育不全｡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我国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已初具雏形｡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分为两级:一是农地所有者(集体)出让农地使用权给国家而形成的一级市场(纵向市场､垄断型市场);二是用地者之间转让农地使用权而形成的二级市场(横向市场､竞争型市场)｡目前,两者发育均不完善和规范｡由于农地产权主体的模糊和使用权权能的残缺等原因,二级市场化程度很低,出现流转自发､分散､无序;流转具有地域封闭性;流转的不稳定性等现象｡
第二,市场化流转运行机制不健全｡一是缺乏合理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土地是商品的共识始终没有形成,因此农地使用权的价值和价格难以确定｡二是不能严格遵守农地流转操作程序｡2005年,农业部颁布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对农地流转的对象､流转方式､流转合同的制定､流转管理程序等作了原则规定,各地也相继出台了一些文件指导土地流转｡但由于农地产权制度和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实际操作过程中,常常发现不严格遵守操作程序和操作办法的现象,导致流转纠纷增多;行政手段强制推进农地流转;用地寻租大量存在｡
第三,流转中介､服务体系不配套｡农地使用权与普通商品相比具有特殊性｡没有完善的中介服务体系,信息搜寻成本､谈判成本和履约成本很高,常常存在“买方找不到卖方,卖方找不到买方”的现象｡另外,农地使用权流转涉及多个产权主体(所有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经济利益,由于交易主体素质的参差不齐,没有完善的中介服务,就可能不了解流转的程序和有关法律规定｡
第四,农地非农化监管机制不力｡非农用地增长迅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农地非农化过程的速度和规模控制不够理想｡首先,土地浪费现象严重:盲目投资;低水平重复建设;土地征而不用……经济开发区和工业园区是最大浪费主体｡党中央､国务院近几年高度重视土地问题,2003年以来,“我国国土资源部门加大执法力度,查处各类土地违法案件16.8万件”｡“国务院全面部署进一步治理整顿土地市场秩序以来,全国已撤并整合各类开发区2 046个”[1]｡其次,乱圈乱占耕地,用地规划被随意改变现象也很严重｡
2.失地农民收益评估补偿机制不合理,削弱了农民城市化的能力
农地收益权是农地使用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造成了很多失地农民,对他们农地权益的维护是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
第一,农地收益补偿标准偏低,农民不能分享土地增值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征收耕地的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6～10倍”;“征收耕地的安置补偿费,按照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数计算”,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4～6倍”,“最高不得超过被征收前三年平均年产值的15倍”｡按此评估方法计算,每亩耕地的补偿费约在1.6万～2.5万元之间,最高的地区也不超过4万｡此补偿标准也未考虑失地农民的长远利益,仅仅体现被征用农地的现实价值,而未体现其潜在价值,没让农民分享土地的增值利益｡
第二,农地收益补偿安置形式不丰富｡为操作方便,被征用农地一般以货币形式给予一次性补偿｡发达地区已出现“征地年薪制”､“土地换社保”等补偿安置形式,但农地收益的补偿和失地农民的安置形式还有待根据农民需要和工业化､城市化的需要继续创新｡
第三,农地收益补偿分配不公平､发放不及时｡一是土地征用的操作过程需要从县､乡政府到村社组织的共同参与,分配规则不明确,而农民的谈判主体地位又未确立,这样就为众多利益主体权力越位,截留､挪用､占用､克扣农民农地收益创造了条件｡“土地补偿金分配结果一般各级政府拿走50%～60%,村组拿走30%～45%,农民只得到5%～10%” [2]｡对农地享有终极使用权的农民的利益没有得到足够尊重｡二是土地征用范围过宽,涉及的失地农民补偿份额过多｡因政府财力和行政效率所限,经常延迟补偿发放时间｡
3.农地保障功能过强,影响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由于国家财力所限,土地承担了农村的社会保障功能,替代了以国家财政支付为主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在农地制度的福利化特征之下,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提供给劳动者基本的食品,也就是最低生活保障;其次,家庭通过土地收入承担了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的养老保障;最后,土地能起到失业保险的作用,能够吸纳大部分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农地的保障功能影响了农地流转,导致农村劳动力城市化转移“不完全”｡
在制度层面,国家实行“农民集体产权+平均分配土地使用权”的农地制度｡这样的安排使现行农地使用制度存在一定的效率损失:承包地平均分配､地块分散零碎,不利于规模经营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广;承包期不明确､承包地频繁变动,使农民难以形成稳定的收益预期,影响农地投入积极性;劣质的使用者和优质的使用者在权利上的对等性,影响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农地流转方面:希望农业规模经营的农户,由于可转出农地分散､不利于统一开发管理､没有经济效益而放弃了转入农地的念头;而农民在家庭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愿意转出承包地,可过于细碎的地块常常影响农地流转,只能选择粗放经营或者撂荒｡
在农户心理层面,由于土地为农民提供了农民自己和国家都无力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农民不能轻易放弃与土地的关系｡在农业比较收益降低的情况下,农地的保障功能虽有弱化的趋势,但拥有､保留农地在农民心理上有一种安全感｡所以,很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从事非农职业后,仍然和农地保持着割不断的联系｡
二、现行农地使用制度制约城乡统筹的深层原因
现行农地使用制度对城乡统筹的影响有正负两个方面､多个维度,而其制约因素的产生既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也有着深刻的现实原因｡
1.人地矛盾突出的国情
文明古老的农业中国,由于农业生产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土地资源被高度开发的基础上,支撑了人口的不断增长｡“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中国人口已超过4亿,其后百余年人口数量稳居世界第一”[3]｡新中国建立后,虽然也通过垦荒造田一度使耕地面积增加,但人口政策的失误造成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人口就已接近10亿｡在庞大的人口基数导致人口增加的绝对值过大的作用下,计划生育等任何政策短期内都根本不能扭转人均耕地面积下降的趋势｡目前,我国人口13亿,“人均耕地仅为1.2亩?熏人均耕地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4]｡
我国耕地还以惊人的速度在减少,1996年全国开展土地普查,实测耕地为19.51亿亩,到2003年底已下降为18.31亿亩,短短七年间,减少了1亿多亩耕地,占全国土地面积的5%｡现有耕地面积已经接近《十一五规划纲要》指出的我国耕地保有量18亿亩的“底线”｡耕地减少固然有自然环境恶化的原因,但工业化､城市化建设中大量浪费土地资源和违法违规操作土地也是重要原因｡
在土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解决农村人地矛盾的关键是把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走城市化之路､提高城市容积率､发挥城市土地的最大利用价值｡家庭承包制在推行的初期产生了很多绩效,家庭承包制也因其适合我国人地矛盾尖锐等国情而得以推广｡但是,以家庭承包制为框架的现行农地使用制度,又因其不能尽快促使农民城市化转移而制约着城乡统筹发展的进程｡
2.农地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是指制度变迁与技术变迁过程一样,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条途径,它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用诺思的话来说,“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可能的选择”[5]｡沿着既定的路径,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变化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迅速优化;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而导致停滞｡一旦进入锁定状态,要脱身而出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是利益因素｡
在农地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是客观存在并产生很大影响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农地制度变迁经历了三个阶段,在花费了较高的初始设置成本之后,我国农地的集体所有､集体使用的产权制度被正式确定了下来｡但实践中,这样的农地制度安排激励功能严重不足､资产效率严重低下､监督费用又极高,既没有给国家､地方政府､农民带来较多的报酬递增,相反,报酬的下降将农民逼到了极端贫困的边缘｡于是,安徽农民背着政府暗地进行农地集体所有､农户使用的大胆创新,这一诱致性的制度变迁由于取得了巨大成效而最终上升为国家意志,并得以在全国推广､沿着这一路径演进｡
农地所有权国有和农地所有权私有的制度安排,要离开当前的路径,都有较高的初始成本｡农地国有化的成本至少包括法律重新修订成本､农民反对成本及效率损失､政策不稳定使农民对土地投资的积极性下降等内容｡农地私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遇到很多障碍,私有化的成本至少包括法律重新修订成本､农村经济公有制地位动摇的成本､两极分化､私有权界定追溯成本等｡有些项目成本还太高,如农地国有化农民的反对成本及效率损失,农地私有化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背离和私有化的追溯成本等｡历史上农地制度过大过公及私有化的制度已给了我们深刻的教训,现实也表明农地制度私有化的历史时机已过去,而农地制度公有化的历史时机尚未到来｡目前,农地集体所有､农民使用仍是必须依赖的路径｡
3.非正式制度安排的影响
非正式约束即非正式制度,包括文化､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正式制度的建立可以借鉴国外的经验,从而降低其建立的成本｡但是,非正式制度安排由于内在的传统性和历史沉淀,其可移植性就差得多｡正式制度只有在与非正式制度相容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
中国农村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众多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平均主义､中央集权观念是与农地制度有密切关系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史,形成了平均主义的观念｡从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近现代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平均主义的幽灵一直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游荡｡20世纪70年代末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在农地作为社会保障的前提下,我们不难发现平均主义的思想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处理人地关系,根据人口或劳动力或人劳比例分配土地;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处理土地的级差地租问题,即承包地质量分配人人均等;按照平均主义的原则维系人地对应关系,即在承包户人口数量发生变化后,对承包的土地进行调整以维护平均主义｡
我国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于秦朝,漫长的封建社会使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不断巩固和加强｡配合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形成了一整套价值观念和伦理准则｡封建帝制虽早已被历史抛弃,但中央集权的观念仍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我国的农地制度创新,尽管政府可能不是始作俑者,但政府在制度创新中所起的作用是绝不能忽视的｡家庭承包制始于诱致性制度变迁,但最终还是由政府以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方式在全国推广｡当然,政府制度性干预也潜伏着制度失败的诱因,如在面临降低工业化城市化建设成本与农民农地利益补偿等两难选择时,政府的偏向态度对社会稳定的影响､政府的“越位与缺位”对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的负面影响｡
三、城乡统筹视阈下改革农地使用制度的建议
在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农地使用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必须置于城乡统筹的历史进程中,才能具有中国特色和时空意义｡
1.完善农地使用权流转体系,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
第一,培育和发展农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推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一要加强农地流转市场主体建设｡随着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城市化转移的增多和种植大户､农业企业的增多,农地使用权流转的供给和需求必然日益增多｡要通过明晰农地产权､重塑农地产权主体､拓展农地使用权权能等措施,方便流转交易､培育买卖双方｡二要让政府从直接经营土地中淡出,强调政府的服务职能,突出市场在农地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加强农地流转市场组织建设｡三要加强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环境建设｡
第二,健全农地使用权市场化流转运行机制｡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价格机制｡价格是市场的灵魂,农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也要求价格机制在其中发挥作用,通过农地价格的调节作用实现流转市场的供需平衡,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具体到某一地区某一块土地的具体评估是复杂的,建议尽快形成农地区片综合地价,然后以此作为流转的“起步价”,再根据具体地块标定地价｡二是严格规范流转的操作程序,健全流转约束机制｡通过法规制约,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明确农地流转的原则､范围､条件､方式､程序等,明确各产权主体的责､权､利;通过规划制约,农地流转要符合产业发展､耕地保护和建设规划的整体要求;通过登记制约,无论是农地的取得､转移,还是变更用途,都要到土地管理部门进行登记;通过税收制约,征收“土地流转税”､“土地流转增值税”等,抑制土地投机｡
第三,配套农地流转的中介服务体系｡一是建立土地评估事务所,评估农地使用权的价值和价格｡二是建立土地委托代理机构,接受客户的要求帮助买卖｡三是建立土地银行或土地融资公司,从事农地抵押或农地储蓄业务,对放弃农地使用权的农民给予低息或无息贷款,以便从事二､三产业｡四是建立土地保险公司,从事对土地投资､经营农业的保险活动,同时也给出让农地使用权的农民提供新职业培训､一定的养老金等,它可以处置逾期抵押土地｡
2.规范农地征管制度,改革征地补偿办法
土地征用权是政府与生俱来的权利,体现了国家对土地的终极所有权｡征地和农地非农化这是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改革开放以来,之所以农地非农化过程中问题层出不穷,出现了损害农民权益和农地非农化失控的现象,重要原因之一是征地制度不规范｡完善农地征管制度,第一,要科学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公共利益性是土地征用权合理行使的唯一标准和界限,但“公共利益”这一概念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且具有发展上的动态性特点,界定确实有难度｡可以参照有关国际规定,把“公共利益”的范围限定在下列范围:国防和军事需要;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机场､铁路､公路､矿场､河川､港湾､供水排水､供电供气等建设事业;国家和地方政府需要修建的机关,以及以非营利性为目的的研究机关､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第二,要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年度利用计划的管理,严格耕地保护制度,从严从紧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和速度､严格控制建设用地增量､努力盘活土地存量,提高土地利用率和增加容积率,对工业建设项目增加投资强度和开发进度等控制性要求｡第三,强化土地管理的责任和监督机制｡中央已明确“调控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权力和责任在中央,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权力和利益在地方,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责任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负主要责任”[6]｡因此,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要建立相应的工作制度,采取多种形式落实责任,并严格责任追究制,强化对土地违法行为的监督｡
宪法对个人财产权的保障决定了补偿是征地实施的要件之一｡我国现行补偿标准并不是按土地的实际价格对失地农民进行补偿,而是按征用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以征地前耕地若干年的产值为标准,所以征地补偿费明显偏低｡这种补偿标准的制定,是以侵害农民利益为代价来降低建设成本的｡在土地自然增值分配问题上,我国存在“涨价归公”和“涨价归私(农)”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持“涨价归公”论者认为,土地转让收益增加是社会经济发展带来的,所以应该由社会共同占有这部分增值收益｡持“涨价归农”论者则认为,权利本身就有价,农民应当享有土地的增值利益｡笔者赞同“公平补偿”和“公私兼顾”观点,优先充分补偿､安置失地农民,使其生活不低于原先水平并无后顾之忧,剩余归公｡因此,按照2004年《国土资源部关于完善征地补偿安置制度的指导意见》,年产值30倍的补偿标准确实偏低且估价不确定,需要在社会公平的视角下完善提高｡征地补偿新标准的制订,应充分考虑农民的发展权,同时要丰富安置方式,完善各项保障和其他配套措施,解决农民后顾之忧｡
3.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维护农民农地使用权益
改革开放特别是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农民的组织化意识和组织化程度都有了相当的发展,但总体看来,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还很低｡农民组织化在维护农民的经济､政治权益方面意义深远｡经济方面:一是可以解决家庭经营与变幻莫测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二是可以解决个体农业规模狭小与农业现代化之间的矛盾｡政治方面:一是政府可以把农民组织作为财政扶持和投入的对象｡二是可以为农民和政府之间提供合法的利益表达机制和意愿沟通渠道｡农民有了自己的组织,就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形成制衡的力量,以避免不平等的､强制性的伤害,实现有序的政治参与｡农民在承包纠纷､失地补偿､安置补助等问题上的频频上访或以其他危害社会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愿,关键在于缺乏畅通的农民意愿表达机制,他们寄希望于包青天式的个别清官主持公道,却意识不到自身权益的维护要靠自己组织起来的力量｡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要做到以下几点: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优化农民组织发展环境｡二要鼓励并支持农民自愿组建合作组织,多形式､多途径地推进农民组织化进程｡三要完善法律法规,扶持农民组织｡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农民农地使用权益,要扶持､扶强农民土地股份合作社､社区股份合作社等农民合作组织;要扶持农地经营方面的专业协会､产业链组织｡在农村,以追求平等权利､维护自身权益为目的的政治组织很少,重建农会组织可以填补农民政治参与和政治表达的途径空缺｡国内一些学者提出重建农会组织,根本目的是通过农会的重建,弥补村民自治制度的不足,实现国家与农民的互动和农民与社会强势集团的对话,让农民得以平等地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分享应得的成果｡
参考文献:
[1] 李小云,等.2003—2004中国农村情况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19.
[2] 张根生.关于土地经营的调查[N].光明日报,2005-08-24
[3] 温铁军.三农问题与世纪反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144.
[4] 王景新.现代化进程中的农地制度及其利益格局重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86.
[5]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89.
[6] 卢小传.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法律指导丛书——农村征地､安置､补偿[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115.
制度制约 篇4
我国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不仅受到企业生命周期的制约, 还受到各生命周期内矢量性指标的制约, 一般按照从小到大、由弱变强、由规模太小到规模经济的路径发展。以制度经济学的观点看, 企业是资本、人力、物力、科技等资源在内部配置的制度, 是市场制度的替代品。企业的发展伴随着产权扩张和价值增值过程, 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产权制度的变迁。制度变迁被看做制度替代、转换、交易的过程, 即以效率更高的新制度代替效率较低的旧制度的过程。制度变迁受企业的文化形态、企业主的观念、产权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企业主的观念会因规模扩大而不断产生变化, 同时企业文化相应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从而造成产权结构变化, 推动旧制度不断改变。因此, 民营企业的发展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关系。制度经济学把企业规模用股权价值来表示, 产权决定了企业的边界, 产权增值也就意味着企业的发展, 从这方面看, 也说明了企业发展与制度变迁之间存在着依赖关系, 这种依赖关系说明企业制度会制约其发展。
民营企业发展的制度制约因素
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 特别是制度的制约。制度制约表现为内因和外因两方面。
1. 民营企业采用封闭式控制权的内部制度制约因素
民营企业家族化, 决定了企业的产权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 与此相对应的也是低效率的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结构相比, 由于民营企业的核心控制权全部掌握在家族成员手中, 他们不愿把控制权让渡给职业经理人, 因此这种控制权结构是封闭式的。民营企业要向非家族化制度发展, 就必须把控制权让渡给非家族成员, 但这个转变过程需要支付极高的产权交易成本, 意味着企业要从封闭式控制权向开放式的具有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控制权转变, 要受各种因素的制约。
(1) 物色人力资本需付出高昂谈判缔约成本。民营企业要想物色一个较适合本企业的“能人”——优秀的人力资本, 这个人力资本包含他本人的学习能力、管理经验、知识技能和精神状态等素质。这些素质一般很难被外人准确地度量, 而人力资本所有者为了在要素使用权交易过程中获得尽可能多的收益, 也有隐藏真实信息的动机。企业主要想了解这个人力资本所有者的真实情况, 必然要进行各方面的调查和信息查询, 这就需要支付高昂的谈判缔约成本, 而这个成本就制约了民营企业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积极性。
(2) 信息不对称和防范“道德风险”需付出高昂的监督成本。民营企业的代理人和企业都有各自的利益诉求, 两者之间存在利益上的目标偏差, 如何达到两者之间的协调就是企业主寻找“能人”过程所花费的成本。企业主为了使代理人的利益尽可能地趋向于他本人的利益, 因此在两者的委托—代理关系中需支付两项成本:家族制民营企业主为了防范代理人的“道德风险”所必须支付的监督考核成本;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 由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所可能引致的企业利益的损失。这两项成本不仅难以控制, 而且更重要的是所造成的损失难以计量, 家族企业主不愿冒这个风险、负担这项成本, 也制约了民营企业由封闭的家族制管理模式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3) 人力资本的不可抵押性造成企业因利益损失而无法补偿的成本。由于人力资本与其所有者之间存在天然的不可分离性, 因此具有不可抵押性, 这就造成了企业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矛盾:如果人力资本所有者违反了与企业所签合约中承诺的相关义务, 企业除了自身承担其违约损失外, 无法以剥夺或毁灭其资本存量的方式取得补偿, 企业因利益损失形成的成本具有不可计量性。
(4) 无形资产损失无法得到补偿。民营企业的收益来自两方面:一是企业所取得的有形的财务收益, 即剩余索取权, 这是在会计账户上能够用货币计量的。即使企业放弃了控制权而委托给代理人, 代理人在违背职业道德的情况下所造成的损失, 企业也能够以经营利润的增量来补偿。二是企业所拥有的无形资产, 如创业者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成就感, 指挥调动他人的满足感, “企业家”头衔的荣誉感, 以及一些有形或无形的社会网络资本等, 这部分资源具有无形性, 如果因代理人的不道德行为造成了损失, 那么这种损失将无法得到补偿。
由于民营企业存在以上几种内部制度的制约因素, 因此企业主不情愿把企业的控制权让渡给职业经理人, 致使企业采用封闭式的控制权制度。
2.民营企业外部宏观制度环境的制约因素
民营企业采用封闭式的控制权, 不仅是受企业内部制度因素的制约, 还受到外部宏观制度环境因素制约。
(1) 传统的“家文化制度”。我国传统的“家文化”思想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很突出, 企业的重要岗位通常是企业主的家族成员, 这种制度安排体现了以强调血缘、亲缘、地缘和“家”的核心地位为基本特征的历史文化, 无形中就把非家族成员排除在管理岗位之外, 造成了人力资源匮乏和流失。
(2)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要素市场不完善。我国市场经济的相关法律政策还不规范, 影响了产权交易的要素市场走向成熟, 如企业家市场、职业经理人市场、劳务市场、资本市场等, 更为重要的是缺失能够对这些要素进行评估的社会中介机构, 这些要素的制度安排决定了民营企业进行控制权交易要承担高昂的交易成本。在这种市场环境下, 资本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声誉机制维持功能等都无法实现。民营企业一旦放弃对企业的控制, 就不可能获取行使剩余索取权的稳定渠道。
(3) 信用制度缺失。我国的信用评价体系还未形成, 不论对企业的信用评价, 还是对职业经理人的信用评价, 都没有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和体系, 这使得民营企业主对职业经理人的道德缺失行为无法进行有效地监督, 也造成了企业主在寻找职业经理人时, 因无法全面了解其信用状况而需支付高昂的成本, 企业主只能放弃让渡控制权的想法, 致使企业长期处于一种封闭式的两权合一的控制权状态。
从以上分析可知, 民营企业主之所以采用封闭式控制权, 其主要原因是, 一旦他们放弃了对企业核心资产的控制权, 也就意味着将丧失对剩余资产的最终控制权。
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要素
在民营企业的产品创新、技术创新和市场创新中, 制度创新是基础和前提, 主要涵盖企业的财产关系、治理结构、分配融资、运行机制、管理模式等。制度创新是民营企业发展的保障, 主要内容包括:
1. 产权制度
产权制度是企业各种制度的基础部分, 有效的产权制度是组织形成“适应效率”的关键。大多数民营企业是家族式的产权制度, 主要表现为传统的家族制产权制度和现代家族制的产权制度两种形式。现代家族制企业接近于现代企业制度, 而传统家族制的产权制度是高度封闭式的, 企业财产所有权高度集中于企业主或其家族成员手中, 所有权与经营权高度合一。在传统的家族式民营企业中, 企业主的偏好决定着制度变迁的供给, 其创新能力的高低将影响制度变迁的成效。制度是否变迁, 主要由企业主的变迁意愿、变迁知识和变迁能力所决定。企业主的变迁意愿, 一方面取决于变迁是否有利于企业发展, 是否有利于增加家族成员的利益;另一方面, 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子承父业观念、把经营权交给职业经理人的担忧、企业主个人的权力欲望等。企业主的制度变迁意愿直接决定是否进行制度创新。
2. 组织制度
组织制度决定着企业内部的分工协调、权责分配关系, 具体包括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企业的组织制度必须按照其内外部环境进行设计, 当内部或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 组织制度必须随之调整。内外部环境的变化, 既给企业进行组织制度创新带来了压力, 又提供了动力。民营企业是否需要进行组织制度创新, 取决于企业主对现有的组织制度与环境匹配性的判断, 当企业主认为现有组织制度已无法满足环境要求时, 就需要进行组织制度创新。企业主判断创新的标准, 是组织制度创新的成本和预期收益, 进而决定了组织制度创新与否。当相对价格和偏好的变化足以使预期收益大大超过成本时, 组织制度创新就会发生。
3.管理制度
民营企业是否需要进行管理制度创新, 取决于外部环境的复杂性和内部资源的有限性。当外部环境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发展时, 或内部资源严重不足而制约了企业的生存发展时, 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主就会改变这种现状, 为了使企业适应这种环境, 或有效地运用企业的资源而使资源配置达到与企业生存发展一种平衡状态。当然, 企业主在推动管理制度创新时, 考虑的主要问题就是成本和收益。当环境对企业形成威胁或资源制约而造成的损害程度, 小于进行管理制度创新而付出的成本, 这时管理制度创新就会发生。
民营企业制度创新的路径
1.产权制度创新
产权制度是企业制度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民营企业首先要在三方面进行产权制度创新:一是实行股东所有权与公司法人财产权分离的产权制度;二是实现股权由“一元化”向“多元化”的转变, 改变“一股独大”现象;三是分散后的股权结构要具有合理性。由此可知, 企业要实现从两权合一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 必须突破缔约成本、监督成本、人力资本造成的利益损失成本、无形收益成本的制约, 并在改变股权结构过程中从“一元化”向“多元化”转变, 从“一股独大”向股权结构均衡转变, 最终实现产权的公共化和社会化, 使企业成为真正的公共公司。具体实施可采取员工持股、人力资本入股或股票公开上市、法人持股等形式。如果企业主不愿失去对企业的控制权, 那么可采取下属子公司上市的形式进入资本市场, 使子公司成为公共公司, 分散经营风险。
2.组织制度创新
企业组织制度创新主要涉及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两方面。民营企业是否需要进行组织制度创新, 主要看企业主对企业现有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结构对外部环境的匹配情况。组织制度创新的目的, 是解决在特定制度安排下企业内部的管理效率问题, 创新的结果就是实现组织制度与外部环境相匹配。在创新过程中, 企业应根据外部环境, 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大多数是直线职能型的, 这种形式只适用于单一产品的生产企业, 对于多品种产品生产企业, 特别是在目前采用顾客化生产方式下, 这种形式根本无法适应。进行组织形式创新, 可采取实体企业与虚拟企业并存的方式, 建立基于电子商务和网络化形式的虚拟企业组织;可采取集团公司包装下属子公司上市, 进入资本市场的集团公司组织形式;还可采取融入当地产业集群的集群化企业组织形式。这几种组织形式是在全球化网络时代和产业集群大发展的环境下产生的, 同时民营企业的集团化发展也是一种趋势。企业组织结构创新主要体现为三叶草结构型组织、虚拟组织、星型组织、扁平化组织等。这些新型组织结构的一个共同特点, 是通过企业的组织重构, 简化内部组织结构, 弱化等级制度, 促进组织内部信息交流、知识共享、每位成员参与决策, 使得企业组织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更敏感、更具灵活性和竞争力。
3. 管理制度创新
企业资源需求的无限性和资源供应的有限性永远是一对矛盾。如何寻求两者平衡的结合点, 并使企业能够适应生存发展的外部环境, 就需要进行管理制度创新。管理制度创新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 管理观念和方法创新。主要针对企业的流程重组、建立学习型组织、制造资源计划、企业资源计划等进行管理观念创新, 转变传统的管理观念, 给管理带来新的活力。
(2) 治理结构创新。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优化内部结构, 要按照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要求, 优化家族制治理结构, 提高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的运行效率。
(3) 营销管理制度创新。企业可利用全球化的网络信息, 采取以电子商务为主的网络营销, 以虚拟企业的形式整合内外部资源, 改变营销渠道和营销策略等方式。
制度制约 篇5
为保证机关公章使用的合法性、严肃性和可靠性，杜绝违法行为，维护单位利益，特制订监督制约制度如下：
一、权力主要内容
公章由办公室管理，日常放置在保险柜内。办公室主任是公章使用、保管的直接责任人。负责对全县股级干部任免、表彰申报、干部调转等相关事宜进行审核盖章；以局名义签发的文件、文书，包括各类通知、通报、报告、决定、计划、纪要、函件、报表等，代表局对外工作联系的介绍信，需证明的各类材料，与人社局的各类合同、项目协议、授权书、承诺书及其它需要的签章等工作。
二、权力运行程序
（一）各类印章必须有专人保管。
1、单位印章由单位主要负责人指定专人保管。
2、印章保管须有记录，注明印章名称、颁发部门、枚数、收到日期、启用日期、领取人、保管人、批准人、图样等信息。
3、严禁私自将单位印章带出单位使用。若因工作需要，确需将印章带出使用的，由用印人填写《印鉴使用签批单》，征得其部门主管同意，并经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由印章保管人陪同前往办理。如确因印章保管人不便陪同的，由借用人填写借据，经单位主要负责人批准，方可带离单位。印章外出期间，借用人只可将印章用于申请事由，并对印章的使用后果承担一切责任。
4、印章保管人因事离岗时，须由部门主管指定人员暂时代管，以免贻误工作。
（二）印章保管必须安全可靠，加锁保存，不可私自委托他人代管。
（三）印章保管有异常现象或遗失，应保护现场，及时汇报，配合查处。
（四）印章移交须办理手续，签署移交证明，注明移交人、接交人、监交人、移交时间、图样等信息。
（五）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用印：
1、纯属私人事务；
2、只写“联系工作”、“联系业务”的介绍信、空白介绍信和空白表；
3、用圆珠笔或不同笔迹不同颜色书写的、多处或关键字涂改或字迹不清的介绍信；
4、未按本规定使用程序和批准权限用印的；
5、不符合本规定要求的证书、证件、聘书、合同、协议、文件、函件、材料、报表等。
三、相关授权依据
《抚松县人社局“三定方案”》及《机关公章管理使用办法》。
四、权力运行风险表现
1、使用阶段。擅自使用公章，在空白纸上加盖公章。
2、管理阶段。不经领导同意私自借出使用导致公章丢失。
五、具体防控措施
1、严格按照印章管理办法和相关规定，未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使用公章。安排专人负责管理，未经领导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启用。
2、禁止在空白纸上加盖公章，出现任何问题，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具体责任。
3、严格执行登记原则，对印章使用实行登记备案制度，公章使用要认真填写《公章使用登记表》。
4、不得将公章私自借出使用。
5、单位业务合同、项目协议、授权书、承诺书等用印都须先经部门主管审核、单位分管领导批准，填写《印鉴使用签批单》后方可用印，同时需将用印文件的复印件交印章保管部门备案。
6、印章使用必须建立用章登记制度，严格审批手续，不符合规定的和不经主管领导签发的文件、合同等，印章管理人有权拒印。
7、严禁在空白纸张、合同、协议、证明及介绍信上用印。因工作特殊确需用印时，须经单位领导签字同意方可；待工作结束后，必须及时向单位签字用印的领导汇报用印空白文件的使用情况，未使用的必须立即收回作废，已使用的合同协议类文件须报印章管理部门备案。定期要向驻局纪检机构报告工作情况，主动接受监督。
六、监督及责任追究制度
1、未经授权使用印章或保管不当印章被他人冒用造成损失的，应根据单位惩戒制度追究责任者及领导管理严重失职的责任。给单位造成严重事故或重大经济损失的，直接责任人应承担全额赔偿责任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2、未按规定报批程序使用或强迫他人使用印章的，如果属于情况紧急不盖章导致单位遭受经济损失的，按照相关规定追究其责任。
3、违反以上规定者，单位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若给单位造成经济损失或不良社会影响者，单位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制约权力,而不是制约资本 篇6
正如土地本身不可恶，但“地主”被认为是可恶的一样，资本的所有者也被认为比另一些要素（人力、技术等）的所有者更可恶。如果资本所有者（“资本家”）与人力所有者（“工人”）、科技知识所有者（“科学家”）发生关系，通常都被认为是前者“剥削”了后两者。在很多情况下，我们也的确看到资本所有者在与其他要素所有者打交道时往往更强势。但是否总是如此呢？
“占领华尔街”是在抗议“雇员”
最近一些美国民众为了抗议他们认为应当对危机负责的金融界，发动了“占领华尔街”的示威。中国有人很兴奋，认为这是美国人民在抗议“资本主义”。可是很奇怪，美国最著名的那些大资本家，各种排行榜中位居前列的那些最大的富人们，如比尔?盖茨、巴菲特、乔布斯等人，都没有被打扰。如果说美国人不去“占领”这些人的豪宅、企业和其他资产，是因为怕犯法的话，那么美国人甚至没有在他们的门前街道上示威抗议（这是完全合法的）又是为什么呢？非但不去抗议，而且正如早些时候乔布斯去世时感人的悼念浪潮所体现的，美国人一面“占领华尔街”，一面尊重乃至崇敬这些成功的资本家，两者都很投入，这是怎么回事？
有人说，美国人不反感一般的资本，只反感“金融资本”，所以跑到华尔街这条最著名的金融街上来抗议。可是，这些“金融资本”的所有者是谁？谁是可恶的“金融资本家”呢？就拿最遭人恨的那个“金融骗子”麦道夫来说吧，他实际是个搞砸了的金融赌徒，本人债台高筑早已破产，根本就没有什么“资本”可言了。如果他赌赢了，像巴菲特那样真是个“金融资本家”，大概不会让人如此痛恨。而就算他赌砸了输光了，假如他是拿自己的钱（“资本”）去赌，人们也不过当他是个不良嗜好者，瞧不起他也不至于痛恨他。但他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隐瞒资讯欺骗投资者，用股东们的钱去狂赌，结果投机失败坑害了无数的投资者，那当然罪该万死了。
麦道夫固然是尤中之极，华尔街经理人远非都像他那样可恨，但由于人性中存在贪婪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制度（在全球化时代不仅仅是美国的制度）上的某些漏洞确实使得华尔街的一些经理人有机可乘，做出辜负投资者的坏事（诈骗）或蠢事（非理性冒险）。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占领华尔街”实际上表达的正是无数股东们对这些无良经理人的愤怒。
从逻辑上讲，如果说“资本主义”是一种“资本家”（雇主）雇用脑力或体力所有者（雇员）的制度，那么在华尔街，逻辑上的“金融资本家”是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无数投资者（其中不乏真正的富豪，当然中小投资者更多，但肯定不会有“无产者”），而华尔街的经理人则是“雇员”。投资者（股东）们雇用他们为自己理财。但一些无良雇员不但倚仗自己的“一技之长”漫天要价索取极高的工资，而且不负责任地欺骗雇主，以至于糟蹋了雇主的钱财。尤有甚者，当糟蹋曝光、危机发生后，他们不仅逃避责罚，还仍然坚持极高的工资报酬，甚至还把以拯救雇主（股东）的名义从国家那里得到的救济用来给自己支付高工资，确实可恨！所以“占领华尔街”这场股东们抗议经理人、投资者抗议理财者、“资本家”抗议“雇员”的运动能够得到普遍的同情。在这里，真正邪恶的甚至不是“资本家”，当然更不要说“资本”了。
“雇员”为何能欺负“资本家”？
但是，在人们对雇佣关系的通常印象中，还是雇主处于强势地位的多，以至于形成马克思所谓“形式平等而实质不平等”的关系。按马克思的描绘：在“劳动力”市场上主雇双方似乎是在平等交易，但一旦成交，雇主就昂昂然牵着雇工走，如同牵着一头牛，后者不得不接受“资本的奴役”，平等交易的表象荡然无存了。
的确，无论人们是否接受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解释（即“剩余价值学说”），劳资关系中资方的谈判地位通常都要比劳方优越得多。这是因为：通常在没有“超经济强制”的自由交易中，稀缺要素的拥有者都会比非稀缺要素、过剩要素的拥有者具有更大的谈判优势。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前期阶段，一般地说，资本积累程度低，而劳动力供给充足，资本明显比人力（尤其是体力）更为稀缺，因此在讨价还价中拥有实际上的“定价权”。
但是，正因为这种强势是来自其稀缺性，而非来自资本这种要素形式本身，所以所谓“资本的优势”也不是一定的。某种形式的人力资源如果比资本更为稀缺，其拥有者就会具有比资本更强的谈判能力。例如拥有独特知识与能力的“高级人才”，其讨价还价的能力就未必比资本家低。而前述的金融界是个特殊的市场，金融市场通常都是过剩的资本寻求出路的地方，而“理财专家”的才能要比资本稀缺得多，被认为拥有这种才能的经理人于是便奇货可居，甚至可能把股东即逻辑上的资本家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占领华尔街”的抗议浪潮正是这种“雇员”剥削“资本家”的结果。
而在金融界以外的一般情况下，普通人力资源不如资本稀缺，其谈判地位就相对虚弱。为此对于拥有稀缺资源的一方所处的强势地位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对弱势一方给予一定的帮助就成为必要，例如借助集体谈判（比如工会）手段，或者民主制度下的公共政策对资方进行干预。不过资本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形成过剩，就会降低它的强势。
众所周知，今天发达国家的劳工地位已非昔比。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即劳工运动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虚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我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和劳工权益在现代曾有高度发展，这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积累过多、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去。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完全可以理解。
但对于资本流入的中国来说，其效果则完全相反。如果说中国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镇压，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与劳工权益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专制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我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地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左派”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
总之，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在逻辑上取决于劳资两种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金融界“经理人欺负股东”招致抗议和其他一般领域劳工需要工会和公共政策保护，都说明对稀缺资源拥有者的强势需要限制。但这种限制在逻辑上是针对稀缺的，而不是针对某一种特定要素如资本的。所以在一般领域通常要限制资本，但在金融界却要保护资本（股东），限制“高级雇员”（经理人）。当然限制也要有分寸，完全把稀缺者与过剩者的谈判地位拉平就等于取消了市场交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也是不可能的。
“血和肮脏”源于强权
与资本、人力乃至土地等相比，公权力是一种最稀缺的资源，而且是绝对稀缺。资本、人力等等要素都有可能“过剩”，而权力是没有过剩之说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相比总是极少数，越是专制独裁者就越极少，也就越奇货可居。
更重要的是：权力与权力施加对象之间也不是谈判关系，而是超经济强制关系。因此，如果说在市场经济中对稀缺资源拥有者的谈判强势都需要限制，那么对权力进行限制就更为必要，而且无论在市场经济还是其他经济条件下都是如此。
市场经济条件下，如果本来资本已经因稀缺而拥有谈判优势，而权力还要站在它一边，“官商勾结”打压工农，那当然就会造成最坏的情况。本文开头那句关于马克思的“血和肮脏”的话其实就是指这种情况。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在《资本论》的“所谓原始积累”一章中说的。而在这本书中此前另有“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一章，显然，马克思讲的“所谓原始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而是资本主义“以前”的另一类现象，如贩卖奴隶、海盗行径、殖民征服、强制圈地等等。我称之为“抢来本钱做买卖”。
“做买卖”是资本主义，但“抢来本钱”则是古已有之的蛮横现象，本身并非资本主义（甚至不能说是“早期资本主义”），只是这个时期在一些特定条件下有人用抢来的本钱“做买卖”，因此与“资本主义”产生了经验联系，但按马克思的说法这也不是“一般规律”。而“所谓原始积累”的主要方式并不是自由交易，而是强权“抢钱”，谓之“血和肮脏”并不为过。问题是：这样的“血和肮脏”直接来源于强权和暴力，它不仅不能说是“资本”的“一般”特征，而且甚至与上面说的资本稀缺性导致它对劳动的优势无关。这种“血和肮脏”也不是什么“形式平等掩盖下的实质不平等”，而根本就是没有丝毫形式平等可言。要减少和消灭这种“血和肮脏”，首先要做的恰恰就是“节制权力”、消灭强权，而不是“节制资本”、消灭交易。是首先实现形式平等，而不是让不受制约的权力打着实质平等的旗号取消形式平等。只有把“节制权力”放在“节制资本”之前，才能让那种从形式到实质、从规则到结果都毫无公平可言的“权抢钱”现象绝迹。
事实上，即便在原始积累时代结束以后，如果政治上仍然处于前宪政的专制状态，节制权力就仍然是优先的任务。关于这一点，不仅倡导“小政府”理念的自由主义是如此，社会主义者事实上也是如此，他们支持福利国家一般都是在宪政民主化以后的事。列宁当年就曾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纲领的讨论中指出：指望权力无限的政府来保护工人是愚蠢的，工人只能反对这样的政府，而保护工人只能靠工人自己，靠工会的力量。马克思也有类似的说法。
节制权力而非节制资本
遗憾的是，马克思所说的这种充满“血和肮脏”的“原始积累”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还是大行其道。所谓“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就是“抢来本钱做买卖”的当代版。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人不适宜地淡化“官民问题”而凸显“劳资问题”，企业界一些人希望政府压制劳工的“过分要求”，而另一些人则试图通过官式宣传让民企成为体制弊病的替罪羊。
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正上演这样一个游戏：两只小熊分饼，都抱怨分得的部分太少。一只狐狸来了说，我来给你们分饼。狐狸先对其中一只小熊说你分到的部分太多，就上去咬了一口，然后一比，又说另一只小熊分到的多了，就又上去咬了一口。这么下去，最后两只小熊都没有分到饼，全被狐狸自己吃了。这故事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负责分饼的狐狸的权力是不受制约的。
如今，在我国越来越大的经济蛋糕中，增加最快的份额既不是劳工所得，也不是企业积累，而是财政与财政预算外的政府收入！无怪乎今年的一次会议上有人提出：“把饼做大还是公平分饼，哪个更重要固然是个问题，但是偷饼抢饼的人太多对两者都构成威胁是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人说：“劳资博弈的结果谁得的多一些都没问题，但劳资都不能说话，而由劳资都无法问责的人来搞‘狐狸分饼’，那么劳资双方都不可能满意。”话虽尖刻，但引人深思。事实上，民主国家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干预劳资博弈以增加弱者的谈判能力是合理的，但我国特色体制下劳资不能博弈、唯有“狐狸分饼”的效果如何是实堪怀疑的。
一份关于人民币升值问题的研究报告指出，如今我国一方面在通货膨胀形势下各种物价都在与发达国家趋近，甚至有的已经超过，却只有蓝领劳务价格差距最大，并几乎成为“人民币币值低估”的唯一体现。而另一些关于企业经营环境的报告也指出，企业对各种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再要求劳资任何一方做出牺牲都已非常困难。
制度制约 篇7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以建立现代林业管理制度, 健全林业支持保护体系, 规范集体林权流转, 促进林农增收致富为目标的农村重大改革, 是对我国传统林业经营体制的重大突破。但要使这项改革快速纵深发展, 最终建立起“产权归属清晰、经营主体到位、责权划分明确、利益保障严格、流转顺畅规范、监管服务有效”的现代林业产权制度, 顺利实现改革终极目标, 则应针对本地实际情况, 突出抓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首要任务及切入点和突破口。
2 会理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背景及概况
会理县地处四川省西南部、凉山州正南端, 幅员面积4 527km2, 属高原山区。全县有林业用地3 131.9km2, 集体占2 524.2km2;活立木蓄积1 206.1万m3, 集体林占871.9万m3, 是一个典型的集体林占主体的林业大县。20世纪80年代初期, 落实“林业两制”政策, 全县集体林以责任山、自留山形式划分到个户或联户经营、专业组管理。由于历史原因, 划分到户的山林, 均按当时家居人口进行平均分配, 故普遍存在一山多主和一户多山的现象。长期以来, 又存在林地使用权不稳定, 林木产权不明晰的问题, 使部分山林形成了“远看山有林, 近看林无材”的景象。
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全面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精神要求, 会理县从2007年起, 开展了集体林权制度主体改革工作。并以尊重历史, 实事求是的原则, 对“林业两制”期间已划分到户的山林, 以保持稳定为主, 分别明确权属到户;对集体统一管护经营的山林, 本着群众自愿, 利于集约经营, 强化管理的原则, 实行分利不分林, 分股不分山的方式明确权属。目前, 会理县集体山林以家庭承包经营或集体统一经营均股、均利到人到户的方式完成了主体改革工作, 实现了山有其主。适时推进配套改革, 推动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纵深发展, 是当前会理县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工作的攻坚课题。
3 制约山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发展的因素
3.1 客观因素
林业生产周期长、投资大、见效慢、受自然因素影响大, 山区农民投资山林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基础差, 经营山林的能力有限, 且林业又不同于其它行业, 它承担着生态建设和林产品供给的双重任务, 既是一个基础产业, 又是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
3.2 政策因素
长期以来, 由于林业自身的特点及林业机制体制性障碍, 林农所拥有的森林资源既是商品, 又不是普通意义上可以随意交换的商品。林农从事林业生产经营, 只有种植、管护的责任, 没有开发利用的权利, 只有投入的义务, 没有收益的权利。在此次林改背景下, 虽然开展了明晰产权主体改革工作, 但相应的配套政策尚未出台。如何正确引导林农及民间资金、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投资林业, 经营山林, 确保林农及业主对所经营山林的“林木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相统一”, 充分实现“谁投资、谁管护、谁受益”这一林改终极目标, 是当前山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急需突破的瓶颈。
3.3 监管服务因素
目前, 山区乡 (镇) 林业服务体系薄弱, 绝大多数乡 (镇) 尚无专门的林业机构或专职林业工作人员从事乡 (镇) 林业工作;县、乡 (镇) 对林地、林木价值的评估, 各类性质林业经营者的认定、监管、服务, 尚无规范、健全的管理服务体系。
3.4 市场因素
在主体改革完成后, 山区林业尚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对林农及林业经营业主所拥有的森林资源进入市场交易的规范化机制。换言之, 如何来构建确保山区林农和业主几大权益相统一的市场准入机制及监管服务体系, 是推动山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纵深发展的关键所在。
4 稳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纵深发展的措施
4.1 明确集体林权改革切入点
就会理县目前面临的形势来看, 欲快速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纵深发展, 对生态公益林经营类型的山林宜区别不同建设来源, 尽快制定生态补偿政策标准, 以利于强化生态公益林的保护管理;对商品林经营类型的山林, 首先对初具规模的个体林业 (落实“林业两制”政策以来的个体投资造林者) 、四旁树种植者倾斜优惠政策, 以先行放开搞活个体林业、四旁树为切入点。即对已具备一定规模的个体林业经营者、四旁树种植者, 通过制定相应优惠政策 (单独制定抚育间伐、采伐管理办法、四旁树采伐认定管理措施等) , 使其依法生产经营, 实现收益, 从而带动更多的农户及民间资金投资林业、经营山林;其次以大力扶持发展非公有制林业为突破口, 制定相应政策鼓励企业、个人以“招、拍、挂”方式获取集体商品林经营权。通过稳步推进改革, 促进非公有制林业的又好又快发展;通过大力发展非公有制林业, 确保改革目标的稳步实现。
4.2 健全林业服务管理体系
林业主管部门应围绕林业产业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建立健全服务体系, 主要包括政策宣传、咨询、林地权属、林木产权认证、营林技术规划设计、生产技术指导、林地、林木评估、信息产业服务等方面的社会服务体系;乡 (镇) 成立林业站或专职办公室, 在上级林业主管部门的指导下, 建立完整的乡 (镇) 森林资源档案, 有效监督管理本乡 (镇) 各类性质林业经营者的合法经营, 为林业生产经营者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和有力的保障机制。建立健全县、乡 (镇) 服务管理机构是有力推进山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纵深发展的根本保障。
4.3 构建林地林木流通市场体系
根据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政策, 结合会理县实际, 通过完善的县、乡 (镇) 服务管理系统, 对四旁树、个体林业、非公有制林业进行实事求是的认定, 并建立健全林地、林木流转机制体系, 在企业、木材加工厂、个体等实体与林农之间构建行之有效的林地、林木流通、流转市场体系, 正确引导林业经营者对所经营的林地、林木按生产所需适时进行合法交易, 确保山区林农和业主的林地、林木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相统一, 是促进山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纵深发展的关键保障。
4.4 建立符合本地林业特点的有效机制
及时对集体林权制度实施配套改革, 推进改革纵深发展, 实现林改终极目标, 十分必要而紧迫。但针对林业长期以来机制体制性障碍惯性的延续, 加之林业所承担的双重任务和生产的长周期性、山区农村经济、文化、交通落后, 山林来源结构复杂的现实, 改革宜区别对待, 分步实施, 稳步推进。会理县集体林, 自落实“林业两制”政策后到此次完成主体改革, 从林地、林木的建设来源, 管护情况来看:第1类是农户自己在荒山上投资造的林;第2类是通过“长防工程”、“天保公益林建设工程”、“配套荒山造林”、“产业建设”等国家项目工程造的林;第3类是天然林;第4类是非公有制林业;第5类是四旁林木;从主导功能, 经营类型来看:一类是生态公益林, 另一类是商品林。推进山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纵深发展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 监督管理办法, 建立起符合本地林业特点的有效机制, 使不同建设来源, 不同主导功能、不同经营类型的山林有行之有效的, 可操作性强的监督管理办法, 确保各类型林业生产经营者能依法实现收益。
5 结语
制度制约 篇8
企业总法律顾问是全面负责企业内部法律事务的高级管理人员，对本企业法律顾问机构实施领导，并直接对企业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经营者负责。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是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发展的一种高级形式，是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势在必行。企业总法律顾问主要职责，可以归纳为四种功能：一是预防为主功能。主要保证企业经营活动的合法性;二是参与决策功能。为企业经营决策提出法律意见;三是开展教育功能。通过法制教育和培训，提高全员法律素质;四是依法维权功能。处理企业发生的各类法律事务，及时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二、国有企业设置总法律顾问的现状
在我国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的法律依据，1986年国务院颁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厂长工作条例》首次从法律的角度确立了企业法律顾问的地位，即与“三总师”、副厂长并列，处于同等地位，享受相同的待遇。1997年以来，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司法部、国家经贸委等部委先后颁布《企业法律顾问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通知予以制度保证。但是，从我国企业目前现状来看，虽然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多次企业就建立了法律顾问机构，配备了专职法律顾问，可是至今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职务的为数不多。现在企业任职的法律顾问机构的负责人，其行政职务与“三总师”、副总经理不在同一职别上，职位是企业的中层管理人员，甚至有的只是一般管理人员，而在实际工作中承担的是总法律顾问的职责，其担负的责任特别重大。这种地位、职责以及应享有的职权、待遇不相适应的局面，直接影响其职能作用正常发挥，也削弱了企业法律顾问自我提高、自我发展的积极性。而国外成功企业是把企业总法律顾问设置在高级副总裁的位置上，这对我国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推进应当是一个有意的借鉴。
三、制约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全面推进的主要原因
（一）国家法制建设进程对法律顾问地位的影响
中国法律顾问制度自身发展证实，国家法制建设的进程是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发展的基础和外部条件。政府的适时推动，是提高企业法律顾问地位的重要因素。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国企改革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入世后国内国际市场新形势发展的需要，国家加快推进法制建设进程，在中央直属企业全面推进设置总法律顾问制度，出台了相关的规章制度与措施，使“央企”总法律顾问制度得以顺利贯彻与实施。但对“央企”以外的其他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推进设置总法律顾问制度的规定不够明确。据资料统计在“央企”之外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寥寥无几，企业总法律顾问在企业中的设置、地位、职责等只有上升到法律的高度，从立法上予以保障，才能全面推进。
（二）企业领导人法律意识的强弱对法律顾问地位的影响
企业领导人法律意识的强弱将决定他们对法律顾问工作的重视程度。企业领导人对法律顾问工作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企业法律顾问“根本不需要”。第二，法律顾问“有比没有好”。他们认为企业法律顾问清收欠款，打官司要比社会律师好，既懂法、又听话、好管理，还能节省代理费用，把法律顾问工作仅仅局限与追索欠款、打官司，解决经济纠纷上。第三，法律顾问“务必不能少”。一些法律意识强，有远见的企业领导人认识到“依法治企”是企业的必由之路。只有企业领导人的法律意识增强了，才能在国有大中型企业全面实施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才能使企业的各项工作真正纳入法制轨道，实现依法治企。
（三）是企业法律顾问本身的信誉对其地位的影响。
法律顾问信誉的好坏、工作质量的优劣，也是影响其地位的重要因素。企业法律顾问如有较好的业务素质，积极、主动地工作，高质量地完成各项任务，为本单位的依法管理工作做出了成绩，使企业领导人通过事实，看到法律的威力，尝到依法管理的甜头。那么，法律顾问在企业领导人和全体员工中就会建立起信誉，其地位也就随之而提高。
四、改进对策
（一）国家适时推动是全面推进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的重要保障。
目前有必要从国家立法上明确，地方国有大中型企业、上市公司，必须设置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杜绝地方推进不够主动、甚至抵触、观望，影响推进力度;制定、完善相应的规章制度，尽快出台《企业法律顾问工作规则》依法规范企业律顾问地位、职责，工作程序，把企业总法律顾问制度纳入国家法制化管理轨道。
（二）把提高企业领导人法律意识作为突破口, 尽快恢复或者完善企业法律顾问工作机构, 保证职能作用的正确发挥。
当前很多企业把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建立起的法律顾问工作机构撤销或者并入其他部门，使企业法律顾问工作削弱甚至停滞。究其原因就是企业领导人的法律意识不强，忽视了法律顾问预防为主和参与决策功能，使其职能作用不能正确发挥。必须把提高企业领导人的法律意识作为突破口，法律顾问地位才能加强，工作才能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必达主编《中国法律顾问制度与实务》暨南大学出版社1991版
制度制约 篇9
一、泰安市人事代理制度的发展现状
泰安市推行人事代理制度以来, 发展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1997年之前, 为起步期。《山东省人事代理暂行规定》出台以后, 各级人才服务机构利用多种途径, 进行广泛推介和宣传, 使社会各界对人事代理制度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这期间, 有28个非公有制单位实行了人事代理, 个人代理84人。当时开展的业务较为单一, 主要是保管人事档案关系, 出具与档案材料有关的一些证明等。
第二阶段由1998年至2002年, 为规范发展期。这期间, 该市各县市区相继开展了人事代理业务, 2001年12月在升格 (副县处级) 后的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内设了人事代理与交流科, 具体承办人事代理和优化调整人才结构工作。陆续开展了人事政策咨询、职称评审、出国 (境) 政审、户粮关系、转正定级、身份确定、工龄计算、档案工资调整、出具考研升学、婚姻状况证明等服务, 初步形成了以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为龙头、各县市区为辅的覆盖全市的人事代理网络。
第三阶段是2003年至今, 为全面推动期。这期间, 成立了泰安市人才市场教育、卫生、旅游等人才分市场。制定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 人事代理工作得到了迅猛发展。代理内容实现了多层次化, 由单一档案管理向全方位人事业务服务发展;代理形式实现了多样化, 采取了单位代理与个人代理、专项代理与多项代理、全员代理与部分代理相结合的方式;代理对象实现了多元化, 由无人事主管理部门的外商投资企业中方管理人员扩展到所有无主管部门用人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由非公有制经济组织扩展到国有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在实施过程中, 采取的主要措施:一是加强软硬件建设, 夯实基础。2002年10月市级人才市场新址建成并投入运行, 网上人才市场同时开通运营, 开设人事代理专用通道和网上党支部等栏目。档案库房经两次扩建目前可容纳5万份档案, 对代理人员管理采用专业性业务软件, 实行信息化管理。加强队伍建设, 开展政治理论、政策法规等方面的业务培训, 提高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二是加强宣传, 提高影响力。通过电视台、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介和制作宣传图片、宣传栏、宣传页、召开人事代理系列座谈会等形式, 开展大型宣传周、宣传月等活动, 广泛宣传推介人事代理制度, 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三是谋求政策扶持, 增强驱动力。《泰安市人事代理办法》、《扩大人事代理数量服务经济建设实施方案》等人事代理多项政策的出台, 对规范流动人员管理, 维护人事代理人员合法权益, 促进人事代理制度健康快速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泰安市人事代理人员考核办法 (试行) 》、《关于大中专毕业生办理人事代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和《关于加强流动人员管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文件的制定出台, 在山东省内均为第一家。四是创新服务领域, 提升吸引力。坚持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一次告知制等项工作制度, 明确办事程序, 规范运作, 热情服务, 代理领域逐渐拓宽, 服务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截止目前, 仅泰安市区人事代理人数已达14725人, 单位代理数513家, 已开展的服务项目涉及五类27项:一是管理服务类, 包括档案管理与接转、身份确认、工龄计算、工资调整、职称评审、出国 (境) 政审等。二是社会保障类, 主要有代办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三是户籍及组织关系管理类, 包括户口迁入迁出、婚姻状况确认和党 (团) 组织关系管理等。2002年成立的泰安市第一家流动人员党支部及山东省人事系统首家“网上党支部”, 较好地解决了代理党员无法过正常组织生活的问题。四是设计咨询类, 主要有提供人事人才政策咨询, 设计人才发展规划、薪酬设计、人才素质测评、人才诊断管理等。五是争议仲裁类, 主要是协调、解决人事管理和人才流动中产生的问题或争议等。
二、制约因素及原因
近年来, 人事代理工作虽然取得了较大进展, 但代理范围还比较狭窄, 代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足, 各地代理业务的发展也不平衡, 影响和制约人事代理制度全面推进的因素和难点, 既有体制机制方面的, 也有观念和自身建设等方面的。
1. 对大力推行人事代理制度必要性的认识仍不足。
人事代理在我国南方城市和沿海较发达地区发展相对迅速, 这固然与经济发展水平、人才活跃度有较大关系。但不容否认的是, 特别是我国北方城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不少单位和个人观念上, 仍受制于传统人事管理模式的约束。部分单位认为实行人事代理, 在落实了用人自主权的同时, 也面临人才流失的危险, 以档案、户籍等制约人才流动的手段就要失灵, 能否留住人才, 就完全取决于单位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个人实行人事代理后, 虽然有了流动的自由, 但对单位的依附关系没有了, 随时都有可能被“炒鱿鱼”, 有下岗失业的危机感。因而, 部分单位和个人对推行人事代理制度的积极性不高。为数不少的非公有制经济单位, 在用人上不规范, 只想用人付薪, 至于人事档案、户籍、职称、党团关系、社会统筹保险等概不想管。而有些从业人员认为, 我只管打工挣钱, 还要什么档案, 单位办保险, 还不如发给自己更实际。
2. 国有企事业单位传统人事管理模式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不断完善和国际经济融合进展加速, 国有企业在经营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但企业人事制度改革仍相对滞后。虽然推行了“合同制”, 但实际上从人才规划、引进、培训、管理到人员的考核、晋升、辞退等仍由企业包办, 这种管理方式对企业而言是负担, 对员工来说是束缚。这种机制既不利于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 也有碍人才的成长, 同时还制约着企业健康发展。而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目前虽有一定进展, 但多数仍沿袭传统的管理办法。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聘任制”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合同制”, 实际上仍是“铁饭碗”。人员难进难出, 人才结构不合理, 缺乏应有的生机与活力。
3.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多头管理的状况困扰着人事代理的良性发展。
目前, 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多头管理的状况依然存在, 如教育部门、非政府职业介绍机构、社区 (街道) 、改制企业和部分个体私营企业等都存有流动人员档案。根据有关规定, 大中专学生毕业在两年派遣期内其档案可在学校留存, 致使部分毕业生无法及时办理人事代理。有些国有企业员工辞职或解聘后, 档案关系不按规定转移到人才服务机构, 甚至辞职、辞退人员自存档案。
4. 制约人才流动的体制性障碍较难在短期内消除。
与资金、技术、生产资料等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水平相比, 我们的人才资源市场配置机制还不够成熟, 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户籍、档案、身份、住房、社会保障等体制性障碍, 仍是人才流动的羁绊。
5. 人事代理机构自身建设有待加强。
主要表现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人才市场基础设施不够健全完善, 管理服务手段相对滞后, 从业人员少, 人员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等。
三、对策及完善途径
各级政府应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 加大工作力度, 促进人事代理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
1. 抓服务理念, 促观念更新
当前, 加强依法行政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为人才服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政府都应进一步解放思想, 与时俱进, 开拓创新, 牢固树立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的科学人才观, 强化宗旨意识, 以人为本, 把促进人才的全面发展和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放在首要位置, 努力营造鼓励人才干事业、支持人才干成事业、帮助人才干好事业的社会环境。充分认识市场经济的发展, 要求人才资源市场化, 而推行人事代理制度, 变“单位人”为“社会人”是人事制度改革的基础工作, 是促进人才市场化配置的重要保证。人才服务机构要积极主动地适应这种人事制度改革的需要, 努力把人事代理服务机构建成各类流动人员的“公共人事部”。
2. 抓政策引导, 促机制转变
针对国有企业推行人事代理制度较为困难的实际, 政府相关部门应做好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 转变企业用人和人才从业的传统观念, 改变用人机制, 积极推进企业人事制度改革, 结合企业的不同特点, 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行人事代理。营造人员能进能出、职务 (职称) 能上能下, 充满生机与活力的人事管理新体制。把企业从繁杂的人事管理事务中解脱出来, 集中精力选好人才, 用好人才。对于事业单位, 按照“脱钩、分类、放权、搞活”原则, 精减人员, 鼓励竞争, 促进流动, 逐步建立符合各类事业单位自身特点的政事分开, 单位自主用人, 人员自主择业, 政府依法监管, 配套措施完善, 科学分类的管理体制。实行聘用制度, 推行人事代理, 实现由身份管理向岗位管理转变, 由单纯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转变, 由行政依附关系向平等人事主体转变。在目前情况下, 结合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 宜对新进人员一律实行聘用制和人事代理。
3. 抓制度创新, 促服务规范
在推行人事代理制度过程中, 除要认真执行现行人事政策和人事代理法规外, 还要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制定相应政策。要根据《流动人员人事档案管理暂行规定》, 按照“集中统一、归口管理”的原则, 进一步明确政策规定, 解决流动人员人事档案多头管理的状况。要主动与公安部门协商, 制定流动人才户籍管理办法, 协同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及流动人才聘用单位, 做好他们的计划生育管理工作。逐步消除人才流动中的城乡、区域、部门、行业、身份、所有制等限制, 打破阻碍人才流动的各种障碍, 促进各类人才的合理流动。强化配套服务, 扩大缴纳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业务覆盖范围, 疏通缴纳渠道, 理顺人事代理中的社会保障关系, 探索如失业金、工伤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缴纳办法, 形成约束机制, 完善人事代理配套服务体系, 切实解除代理人员的后顾之忧。
4. 抓市场建设, 促协调发展
人才市场是人才流动的集散地, 人事代理业务的拓展, 离不开人才市场的发展。据统计, 近几年通过人才招聘办理人事代理手续的约占代理总量的40%左右。抓市场建设, 信息化建设是其核心内容。要逐步建立适应市场发展的网络化人事代理服务体系, 一是人事代理机构在区域乃至全国范围内进行联网, 开展人才信息共享、联合招聘、异地委托招聘和人才租赁, 联合开发人事代理服务新技术和新手段等。二是人事代理机构与代理对象建立起直接的网络联系, 为服务对象提供便捷的远程人事代理服务。三是人事代理机构要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和有关专家的合作, 提高人事代理科学化管理水平。四是不断提高代理机构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 创新思路, 大力开展人才发展规划、人事诊断、人才素质测评等, 不断拓展新业务。
5. 抓诚信建设, 促诚信档案构建
人事代理是以“档案”为主的人事管理方式, 要不断提高档案管理水平和质量。开展人事档案诚信调查, 建立包含有工作经历、主要业绩、年度考核和诚信记录等内容的诚信档案。加强管理, 防范各类弄虚作假的“人才欺诈”, 倡导诚信鉴证, 以建立职业信用体系为宗旨, 保障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 促进“诚信人才”建设, 逐步建立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化人才档案公共管理服务体系。
6. 抓队伍建设, 促服务质量提高
“硬伤”制约电信发展 篇10
不能否认中国电信的技术层面是首屈一指，上千种应用业务，固定电话老大，有线网络强劲，开始在家庭客户群普及光纤，这是很有历史性意义的。
接过CMDA手机网络后的两年多，各种手机款式辈出，已经全面第三代，目前主要以Android智能系统为主打，并且推出许多强劲实用的手机应用，如看电视、坐公车、税通、全球眼等等。
服务滞后
说到电信，不能不说它的历史背景。可能是在这个整个行业老大光辉背影地“照耀”下，电信的服务一直不能让人很满意。虽然在没有出现手机前曾经出现过一短暂的洗心革面式的调整，但现在又似乎持完全放任的态度。对于这些服务行业，如果没有服务，就像是只有用技术一条腿走路，永远都走不远。
而谈到服务，不得不说说我们整个社会服务行业的瓶颈所在。业务员素质欠佳，公司不守诚信，缺少必要的监督，这些都是导致服务行业短板的重要因素。而真正的服务除了很有礼貌外，它的核心价值是诚信、博爱、真诚的体现。很明显电信公司没有做足这三项，而想单凭垄断地位和技术的优势，以霸王条款和资费问题获得利益，更加不妥。
套餐繁多
套餐多有时候是件好事，也有时候是件坏事。因为中国电信的套餐实在太多，并且变得快，每季度一变，所以以套餐忽悠群众成为电信的主要伎俩。多，多到你看得晕，一晕就好控制，即便现在不晕，也终有一天会把用户弄晕。
霸王条款
不得不说中国电信的背景十分强大，大有“有恃无恐”之势。因此，电信方面制定出来的一些政策，也往往不经过调研和听证，一家独霸，让很多用户有苦难言。
而霸王条款的最厉害之处在于你躲不过，因为作为现在最为普遍的通信工具，谁也离不开它。无论家庭客户，或是沿街商铺，再到写字楼，最后到纳税中小企业，只要有电信的地方，就有可能出现对这种“霸王条款”压人的情况。
资费猫腻
资费问题应该是每个营运商的坏习惯和必杀技。“不求明白消费，只求冤枉消费”，可能是他们的宗旨。
而中国电信分标准资费和套餐优惠也存在着很多猫腻。不仅有的标准资费贵的吓人，还动不动就出现几个天价电话单、天价流量单，让很多用户根本摸不着头脑，有苦没处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