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因素分析

制约因素分析（精选12篇）

制约因素分析 篇1

一、土地制度不是主要的制约因素

现阶段, 不少学者认为土地流转困难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制度自身的缺陷, 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方面是土地产权的残缺。他们认为土地产权残缺包括土地所有权归属不清晰、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处分权和收益权等, 这些因素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针对他们的分析, 笔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现阶段土地流转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在于土地制度本身。

(一) 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这种产权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假如土地不归农民集体所有, 按照现阶段学者的讨论有两种选择:一是归国家所有;二是归农民私人所有。然而, 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行的。第一, 若归国家所有。如果说集体是一个抽象的不明确的概念, 那么国家则是一个更加不能实体化的概念, 集体所有的委托代理机制是一层或者两层代理机制, 而国家则是一层又一层的多层的代理机制, 集体的代理机制尚且存在代理效率的损失, 试想, 国家所有的多层代理机制将会造成多大的代理效率损失呢?所以, 土地的国有化是不合理的, 特别是在中国还有8亿农民的今天, 土地的国有化只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不安全、不稳定感;第二, 若归私人所有, 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 这样的话, 如果出现像封建社会使得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而失地农民又没有出路的话, 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所以, 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是一种合理的安排。

(二) 土地使用权不稳定源于农民的行为而不是土地制度本身。

现存土地制度已经赋予农民稳定的土地经营权, 我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然而, 在现实的土地经营中依然存在着大幅度的土地调整, 主要原因来自于农民本身的行为, 即农民在面对土地经营时, 一方面希望得到稳定的使用权, 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家庭人口调整时, 重新调整土地。事实上, 正是农民这种行为造成土地调整过大, 从而影响土地使用权流转。

(三) 农民已经完全拥有土地的收益权。

自2006年以来, 随着我国农业税的废除, 农民已经完全享有土地的收益权。

(四) 农民不能拥有土地的处分权。

许多学者认为, 在土地流转中由于农民缺乏土地的处分权, 使得土地转让过程中必须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才能流转土地。针对此他们提出的建议是, 让农民拥有土地的处分权。笔者认为, 这样做是不可行的, 因为如果农民拥有了处分权可能会使土地资源浪费, 农民对经营的土地任意处置, 比如现在农村形成了一种损害土地资源的现象, 农民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建住房, 从而使土地资源浪费。鉴于此, 即使农民拥有了处分权, 促进了土地的流转, 然而同样因此也使土地资源浪费, 那么像这种“拿了西瓜扔桃子的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 农民不能拥有土地处分权。

二、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 政府和集体部门的“缺位”和“越位”对土地流转的制约

1、从政府角度来说。

土地流转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土地流转中政府作为管理者, 应该承担着保护产权和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能。但是, 在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过程中却出现了缺位与缺位现象并存的局面。如:政府没有正式的立法和制定完善的规则来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和保证农民的利益, “缺位”现象存在。更为严重的是, 有些地方政府存在不顾农民利益强行进行土地流转, 控制土地交易价格, 侵害农民利益的“越位”行为。政府的缺位与越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的有效流转。

2、从集体部门来说。

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 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具体行使这些权利的是集体部门, 所以集体部门承担着直接管理土地和保证土地的保值增值职能。但是, 集体部门的行为也存在着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首先, 集体应当保证耕地的数量和土地的价值, 但是集体部门为了政绩大搞招商引资, 使集体耕地减少, 土地的长期价值得不到保证, 农民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其次, 集体的决策缺乏民主, 往往具体到某件事情, 是“村干部说的算”, 农民没有实质的决策权。集体部门的不规范行为也限制了土地的有效流转, 严重的可能导致流转后土地利用效率仍然低下。

(二) 土地流转中的供给不足

1、农民观念上的误区。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 而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居于社会的主要地位, 因此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把土地视为生存的唯一希望。“民之为农者, 莫不重迁, 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 皆为子孙百年之计”, “兄弟析炊, 亦不远徒, 祖宗庐墓, 永不为依”, 这些真实地反映了古代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古代的这种观念对现代农民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农民认为土地是自己的传家宝和命根子, 无论是自耕或租赁土地, 都非常强调土地占有和经营关系的稳定, 除非极端情况, 农民绝不会放弃土地和土地经营权, 甚至在非农产业高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巨大的今天, 农民宁愿放弃从事非农产业的更多收入, 也不会放弃土地的经营权。事实上, 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缺乏供给者, 土地流转率低, 市场化流转困难。从农业部对6个省92个村组86户样本户的调查结果来看, 当前真正愿意转出耕地农户的比例还不到20%, 绝大多数农民还是没有转出土地的意愿。

2、供给条件不成熟。

土地是农民的传家宝和命根子, 这种观念在中国农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要想使农民愿意转出自己的土地,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 农民有土地以外的其他保障方式;二是农民就业渠道广, 能够获得稳定的非农收入;三是土地的转让价格比较高, 能够实现农民的保障。然而现阶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除东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达不到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

(1)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难以弱化。目前,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再加上我国人口多, 情况比较复杂, 各个方面都需要国家来保障, 国家负担重。所以, 土地的保障功能依然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转出自己的土地的。

(2) 农民就业渠道窄, 且不稳定。虽然我国二三产业发展迅速,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并且形象地称他们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为家庭和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但是他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首先, 他们的就业渠道狭窄。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 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 分别占42.1%和36.7%, 二者共占78.8%, 农民的就业渠道狭窄。另外, 农民工的收入很不稳定。一方面农民工维权意识差, 导致经常有雇主拖欠工资和随意开除, 农民工的收入不稳定;另一方面农民在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社会保障体制缺乏, 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经营, 造成农民工务工的短期化, 也给农民工的收入造成一定的不稳定性。

(3) 土地转让价格低。如果前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 但是当土地的流转价格比较高, 能够承担农民的保障和就业, 此时农民也愿意转出土地。针对这个条件, 就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前, 土地流转基本上都是在农户之间进行流转, 转入土地的农户也是将土地用作农业生产, 很少出现像小岗村、苏州吴中区胥口镇那样通过反租倒包实现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规模经营合作, 从而既保证了农民的基本保障, 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既然如此, 试问在现阶段农产品价格相对低下, 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又比较高的情况下, 哪一个理性的农民能愿意提供很高的流转价格呢?

(三) 土地流转中需求不足。

在土地流转中, 从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考虑, 需求者愿意转入土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要满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中所说的从事农业经营的条件, 即转入户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二是农民对转入的土地有比较稳定的使用权, 可以做长期的投资安排。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 由于土地依然是农民的保障依托, 土地的经济功能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土地的收益低下, 第一个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 但是此时如果第二个条件满足的话, 农户也是乐意转入土地, 因为若农民能获得长期的使用权, 就可以做一些长期的投资打算, 从而发挥规模优势, 实现收益。然而, 现阶段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转入户无法获得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从而导致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流转环节不规范、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在现阶段, 土地流转多是农民自发性的土地流转, 而且多发生在同一集体之间。双方在转让土地时, 只要双方同意, 就算达成了土地流转, 在农民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法律的观念, 不会通过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转让期限等。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流转关系, 由于是口头的, 转出户, 今年打工门路比较好, 将土地转出, 然而明年打工受阻, 又会收回土地。这很对转入户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他们难以对土地做长期的投资打算, 比如为了避免洪涝、干旱对农作物的影响而修水渠、打井;为了增收而做改善土地肥力的投资;为了机械化经营而在机械方面做投资等。这些因素的限制, 从而很难实现土地的长期收益, 使得转入户的需求积极性严重受损。

摘要：当前理论界对土地流转的研究很多, 但他们主要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出发, 认为土地制度本身的缺陷制约着土地的流转。但是, 本文持有不同的观点,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现行的土地制度还不能改变, 而且土地制度本身还是有效率的, 并不是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进而从政府的角度、供给和需求方面分析制约土地流转的因素。

关键词：土地流转,制约因素,供给不足,需求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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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因素分析 篇2

从198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颁布实施算起，村民自治已经在中国农村推行了二十七年。二十七年的广泛实践，使得村民自治制度已经成为继联产承包、乡镇企业之后农村改革的又一重大成果。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核心内容的村民自治制度在保障村民民主权利、提高村务管理水平、促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制约村民自治发展的各种因素正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入逐步由隐性走向显性，村民自治的发展前景并不乐观。甚至1998年村委会组织法的修订也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种形势。认真梳理和分析制约村民自治发展的各类因素，积极寻求解决方案，才能使村民自治沿着健康的轨道前进，并在充分发挥其应有效能的同时，对农村基层治理和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产生广泛的影响。笔者认为，目前制约村民自治发展的因素大体可分为如下六类。

一、思想认识制约

实行村民自治，由农民群众直接选举村干部，民主决策和管理村务，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反复过程中，人们对村民自治的看法也由模糊到清晰，由抵制到认同，由轻视到重视。尤其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充分肯定村民自治是党领导亿万农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伟大创造后，全党全社会对村民自治的认识有了非常大的提高。但是就此认为思想认识问题已经解决了，那就大错特错。口头上拥护、行动上反对的或假冒关心之名、行抵制之实的依然大有人在。从目前来看，随意误解、曲解村民自治的各种模糊乃至错误的思想观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村民自治会影响农村社会稳定；二是村民自治会削弱党的领导；三是农民群众文化素质低，实行村民自治的条件尚不成熟；四是村民自治会受到家族、宗族、宗教、帮派等民间势力的操纵；五是村民自治程序复杂、麻烦难行；六是村民自治降低了行政效率，影响了国家政令的畅通；七是村民自治是对乡村干部的不信任。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分析上述观点，有的是真关心，有的是真反对，还有的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但不管以何种面目出现，其核心只有一个：村民自治不符合中国国情，少搞、缓搞为佳，最好不搞。真是这样吗？深入农村，到亿万农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中去看一看，了解一下他们在实行村民自治后的欢畅心情和各项事业呈现出的勃勃生机，就什么都清楚了。作为一种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毕竟触及了一大批人的利益。因此，有不同的观点，有不协调的声音并不奇怪。如果只是议论议论而已，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些地方领导也持这种观点，并付诸实践中。于是，工作的不平衡问题出现了：认识高的，能采取得力措施，真抓实干，工作开展的就好；思想上有疙瘩的，消极抵制，找困难，列矛盾，工作自然就差。选举中的不规范问题出现了：规范了选举程序，不仅工作难度增大，领导中意的人不能当选，因此只好“变通”。村务公开中的假公开、应付检查的问题出现了：有些帐目毕竟是无法“公开”的。思想认识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对待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问题。大量事实证明，只要与村民群众的利益保持一致，出于公心，不夹杂个人私欲在里面，就不存在思想认识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只有健全各类保障机制，开展深入的思想教育，澄清各种模糊和错误的观念，才能使广大干部，尤其是村民自治工作第一线的干部真正将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来，统一到村委会组织法上来，村民自治工作才能得到全面推进。

二、经济发展制约

民主的发展水平是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民主化的程度、方式，往往要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美国学者科恩曾经说过，使公民体力情况恶化并迫使他们主要或者完全关心自己或家庭生存问题的经济条件是不可能产生有生气的民主的。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的收入不断增加，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改善。但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大多数地方经济发展相对落后，有的农民尚未脱贫，解决温饱仍是他们的头等大事，这些农民首先关心的生计问题，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参与政治生活。经济发展落后，社会发展落后，人们为了寻求经济条件的改善，生活条件的改善，大多数人选择外出打工挣钱，成为流动的劳动力。而这些流动的劳动力大多是农村青壮年及知识水平较高的人群，留守在农村的则是老人妇女儿童，他们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参与村民自治。我国多数的农村经济发展落后，村集体经济基础较差，村里基本没有收入无法对村干部进行工资补助，所以导致村官无法吸引到年富力强、能力较强的人去担任。

三、文化水平制约

我国农村人口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农村人口中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占39.1%，远低于城市人口占65.4%的水平。农村人口小学文化程度占42.8%，15岁以上文盲率为8.3%，高于城市23.8%和4.0%的水平。文化水平的制约不仅仅影响着经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而且对一个地区的民主制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村民自治是我国村一级民主制度，是人民群众直接行使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由此可见民主自治不仅仅是民主选举，并不是在选票时划上自己神圣的一票就行使了自己的民主权利，完成了村民自治。村民自治还需要广大人民群众行使自己的决策权、监督权等等。而这些权利的实现往往需要更高的文化水平。只有了解一定的政治经济知识、管理文化的村民才更对村级事务进行科学的管理；只有有一定财务会计基础的村民才能对村级财务进行全面的监督。而在我国农村人口小学文化程度占总人口的近一半，且大多数有着较高文化程度的年轻人都远离家乡，在外打工，无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所以，留守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深深的制约了村民自治这一民主制度在我国农村的推行，可以说是村民自治这一先进的民主管理制度在我国因遭遇了贫瘠的文化土壤而无法茁壮成长。

四、传统因素制约

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公民”基础之上的。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它对民主的执行主体也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村民自治制度也不例外。扩大基层民主，实行村民自治是在国家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的自治，不是无限自治。它在给予村民民主权利的同时，也要求村民遵纪守法，履行公民义务。也就是说，村民在开展村民自治活动时，要遵守“游戏规则”，既享受权利，也尽到义务。这就是民主素质。从实际情况看，在有些地方，村民的民主素质还没有达到村民自治的要求。有些地方的村民公然要求村委会对抗乡镇政府；有些地方的村民拒绝履行纳税、计划生育等公民义务；有些地方的村民则在村民自治活动中违背规则，采用贿选、拉票、砸毁票箱等手段干扰村委会选举的正常进行，甚至威胁、伤害与之竞争的候选人。一是宗族势力的影响。我国农村多数自然村落的形成是靠一个或多个家族的比邻而居，因此宗族势力对村民自治的影响不容轻视。在有的地方，宗族势力左右选举，由于掺杂宗族倾向，一些村民不是按照德才兼备的原则推荐候选人，选举村干部，而是在宗族势力的影响下盲目随从，投违心票，使公正、廉洁且有能力的候选人不能当选。

二是民主制度的思想基不牢。我国农村长期生活在封建思想的压迫之下，几辈子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安分生活，缺乏追求民主的思想基础。我国现行的村民自治制度，虽然是部分农村人民的自主性创造，我国的第一个自主选举产生的村委会出现在1980年的广西宜州市屏南乡果作村。但这个制度的推广，却是通过国家的政治安排，自上而下的输入到我国农村中去的。因此我国的多数农村缺乏内生型的民主要求，现行的民主制度、民主要求是被教导的被赐予的，我国农村缺少深入人心的自发产生的民主思想和民主传统。

五、外部环境制约

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全面推进村民自治，是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方式的重大变革，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此，村民自治不是孤立的，它同整个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紧密相联。实行村民自治，要求相关变量同步动作，否则必然产生诸多的不协调。从目前来看，村民自治似乎是“一枝独秀”，许多政策都与之不配套，相关变量都没有变，或变化太慢了。比如，户籍管理制度。在村委会选举中，一个重大的问题是选民资格的认定。界定选民资格，当前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户口。没有户口，就不是本村村民，自然没有选民资格。但是在许多地方，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数倍于当地居民。他们长年生活在这里，却无法行使选举权，而户口所在地村由于长年不回村履行村民义务，也被剥夺了参与村民自治的权利。这部分村民的选举权问题无形中就被剥夺了。由现行户籍管理制度引起的空挂户、倒挂户等问题也常常成为村民上访、信访的重要原因。再比如压力型行政体制的运作方式。政府每年将财政收入、税费征收、经济及社会发展指标等分解后，层层下压，一直到村，作为考核和晋升干部的标准。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乡镇政府与村委会是指导而非领导关系。但是部分基层地方政府仍存在老观念、老想法，没有充分发挥村民委员会的自治职能，仍把村委会当作基层地方政府的下属职能单位，通过村委会执行行政命令，运用行政手段对村民自治进行干涉。实行村民自治后，村委会向全体村民而非乡镇政府负责。乡镇政府指挥不动村委会如何完成上级政府布置的各种合法或不合法的行政任务？于是通过各种手段控制村委会选举，以期“听话”的人当选自然是首选之策。另外，土地管理政策、流动人口管理政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政策、计划生育政策等都会对村民自治构成或促进或牵制的影响。种种事实说明，外部环境同村民自治的深度发展息息相关。只要影响村民自治的各种外部变量没有相应改革，单纯村民自治的硬性植入必然遭遇扭曲变形的命运。加快相关政策的改革步伐，促进外部环境与村民自治的制度创新良性互动，已成为当务之急。

六、内在机制制约

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自治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四个环节。但部分经济落后偏远乡村在村民自治运行过程中，只注重强调民主选举，认为“对大多数村民而言，自治权利不过就是在三年中参加一次投票而已”。村委会也片面重视村级换届选举而忽视其它环节运行；自治组织结构中除村民自治中的执行环节存在村民委员会这个“实在”机构之外，民主决策环节及相关的民主监督和民主管理等环节都是“虚位”的。多数村民只明白如何选举产生村委会委员，不了解村委会的职责和权限，不了解如何产生村民代表，不了解如何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大会制度行使自己的民主决策和民主管理的权利。村务监督和民主理财小组更是存在形同虚设的情况，很多村务监督和民主理财小组的组成仅仅是文件上规定的组织机构，没有村民的实质性参与。因此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出现了部分环节的缺失，村民自治除民主选举外的其他功能出现萎缩。尽管实践证明，村民自治制度是可行且高效的，但其内在机制远非完美，仍然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和完善。目前暴露出来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是罢免程序。村委会组织法规定，当村民联名提出罢免要求时，“村民委员会应当及时召开村民会议，投票表决罢免要求”。如果罢免的是村委会主任或全体委员，显然村委会不可能组织村民投票表决罢免他们自己的议案。浙江、内蒙、天津等地已发生多起村民普遍反对，但却无法通过法定程序罢免村委会成员的事例。二是议事程序。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都是由村民委员会召集，讨论决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如果村委会不召集，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就无法顺利召开，民主决策自然也就流于形式，村委会极易游离于村民监督之外。

三是选举时间。村委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每届任期三年，届满应当及时举行换届选举。”由于实行村民自治是我国政府的制度安排，是以政府行为而不是个体行为为主导。因此，各级政府尤其是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届满改选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村委会选举会损害自身利益或削弱政府权威时，其行动必然消极。这样，故意拖延选举时间，或到期不组织选举的现象时有发生。而选民却没有正常的渠道向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者表达自己的诉求。对于村委会选举中伤害选民民主权利的案件，现行法律没有赋予法庭受理的权力。

四是村委会干部待遇。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成员不脱离生产，根据情况，可以给予适当补贴。”其来源主要是“三提五统”中的管理费，数额相当少。造成村委会成员的职位缺乏吸引力。这在集体经济薄弱，社区公共资源欠缺的地区表现的特别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乡镇政府往往利用自身资源，对村委会成员给予“奖励”，达到控制村委会的目的。这，又违背了村民自治的初衷。

五是村委会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根据村委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有义务协助乡镇政府完成各种“政务”。由于施政行为的不规范，目前乡镇政府向村委会部署的“政务”，也就有了合法的与不合法的区别。村委会是向全体选民负责的，自然有权也有义务拒绝不合法的“政务”。但当村委会连合法的“政务”都拒绝时，乡镇政府该如何“处置”？

六是村委会与村支部的利益冲突，部分地方基层组织制度不健全，村委会及村支部职责不明、权限不分。导致村委会不能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的功能或村民自治无法体现党的领导。

七是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冲突，村委会的职责包括依法管理属于本村集体所有的土地林地及其他集体财产和管理发展当地集体经济，带领人民群众走上富裕的道路。而在村民自治功能缺失、集体财产监督不利的情况下，容易导致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流失、村干部腐败等等问题。

七、法律因素制约 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目前中国农村村民自治行为的直接法律依据。这部法律的重点是对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机构建设问题的规定，而没有对村民自治的主体、客体、内容及村民自治的程序、违法实施自治行为的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此外，配套法规的滞后严重影响了这部主干法律的实施。

村民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不规范，有与法律相冲突的内容也是村民自治过程中一大突出问题。例如，有的村规民约违反妇女权益保障法，限制或剥夺外嫁女的权益。还有就是对村民会议召开的规定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不相符。有些地方的村规定“本村重大事情要召开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表决”，“重大事项的决策应及时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定”，实际中以村民代表会议代替村民会议；另外多数村民自治章程规定村民会议召开以时间次数为标准，例如“坚持每三年召开一次村民会议”、“村民会议每年至少召开一次”等，这明显违反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根据这部法的规定，什么时候召开村民会议不是以时间次数为标准，而是以事项为标准。

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法律根本上的不完善，在有实体法的基础上没有配套的程序法，没有全国统一的村民自治章程及村务公开条例。

发展民主，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作用。邓小平曾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农村基层民主是广大基层的干部和群众参与的社会政治活动，必须有明确的法律制度来规范。虽然《宪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为农村基层民主制定了法律法规，但是有些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还不完善，可操作性不强。民主监督不能落到实处，群众有冤无处诉、有意见无处提。由此可见，没有法律制度保障的民主是不可靠的。

八、司法保障制约

只有在有效的司法体系保障下，法律才能真正得到贯彻实施。缺乏司法保障是目前村民自治制度遇到一个重大问题。先说村委会选举。对于选举争议，谁有最终决定权？是各级民政部门，村民选举委员会及各级选举指导机构，还是法院？在理论上是明确的。法律由立法机关制定后，行政部门组织实施，司法部门则是“裁判”，判断是否合法。但在实践中，司法部门并没有承担“裁判”的角色，即使在各级人大的选举中，司法只介入到公民使用不正当手段破坏选举，而对有关选举程序的诉讼是不受理的。当选举中出现争议无法解决时，村民只能层层上访，依靠上级派人调查，或某位领导批示后，才会有一个定论。姑且不论这里面“人治”的因素有多大，“上级”或领导是否有权判断选举程序合法就是一个问题。显然，“裁判”角色的错位对于规范村委会选举程序是有害的。就村民自治制度的贯彻实施而言，也存在着一个“裁判”缺失的问题。贯彻村委会组织法，组织村民依法自治，是各级政府的职责，当政府不履行这一职责，致使村民民主权利受到侵害时，村民该怎幺办？我国的《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只保证公民的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不受政府侵害，对于民主权利没有纳入这一调节体系。据此，各级法院和检察部门并不受理与之有关的诉讼。当村民无法享受依法自治的权利时，唯一的途径是向上级政府投诉，依靠政府部门内部上下级之间的监督来予以纠正。当然，这种监督的力度是大打折扣的，更多的情况下得不到纠正。

九、理论准备制约

村民自治的发展历程是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没有现成的理论模式可供借鉴，只能依靠实践中的探索。当村民自治这一基层民主形式在全国许多地区蓬勃发展起来后，理论界在相当长时间里并没有把它纳入研究的视野，仍一味在大城市，在上层政治中苦苦寻求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之路，从而造成村民自治实践的超前与理论研究滞后之间的矛盾。尽管近些年涉及村民自治、农村基层民主的理论研讨逐渐增多，也引发了一些争论，但仍大都停留在泛泛的评述上。对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如村民自治与一般自治理论之间的关系，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中的村民自治，村民自治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的地位，公民的政治参与与村民自治，村民自治与传统资源等，没有能给出合理的解释，甚至没能提出一套令人信服的分析框架。没有坚实的理论支撑，使得村民自治在遭遇农村改革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时，显得有些苍白和单薄。我国是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不研究农民的民主问题，就遑论中国的民主。村民自治需要理论研究做指导，但这种研究必须建立在正视实践在先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坐在书斋中的空谈，因为村民自治毕竟是实践中的民主。一味指责“以村民自治为起点，开创中国民主化道路”违背民主政治的发展规律是没有意义的，认为“村民自治是造成农村不稳、管理低效的根源”也不是实事求是的表现。学术界只有与实际工作者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才能产出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实际工作者在理论研究的指导下开展工作，无疑会减少失误，确保村民自治沿着健康的轨道不断前进。

煤矿通风安全制约因素的分析 篇3

【关键词】煤矿安全；通风安全；制约因素；措施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社会对能源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作为我国第一能源，煤炭的开采量也在不断的增长。由于复杂的开采条件，矿山矿井的隐患无处不在，煤矿通风安全得不到保障，事故就会频发。本文主要分析矿难事故的起因，研究影响通风安全的因素，以便最大程度改善井下作业环境，提升煤矿作业效率和安全性。

1.制约煤矿通风安全因素分析

1.1外界环境因素

因为煤矿相对复杂的地质构造，和各地区地形的地域差异，地温、瓦斯压力、地应力等基本物理条件，都会随开采时间的推移和开采深度的增加而逐渐增高，导致煤矿的作业效率受到影响。危险的大气状态，违规的保护设备及材料，不健全的预警系统等都是企业进行隐患排查和预测时需要注意的因素。

由于某些矿井通风水平较低，不能进行有效的通风，导致煤和瓦斯不断突出和涌现，造成的煤尘爆炸、煤矿自燃都是多发事故，不健全的防尘设施会加剧煤尘的堆积，布局不合理的通风设施，与生产能力不相匹配的通风系统及配套设施，会给煤矿作业埋下极深的安全隐患。针对各种装置认真检查和维护，加强控制管理，才能尽可能消除通风安全漏洞给开采造成的不良影响。

1.2人为因素的影响

人为因素是发生矿难的主要因素，只有加大管理力度防患于未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煤矿的安全生产。社会的进步，并没有带来煤炭安全管理技术和手段的转变，没有就整体系统的安全安全性及时进行提升。与时代脱节的管理制度过于被动，未能把煤矿安全隐患的萌芽扼杀在事故发生前，多是在事故发生后问责，煤矿开采过程的监督管理力度不够，严重影响了煤矿安全管理。

生产过程控制必须以人为本，以人为控制主体，煤矿管理者及工作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很容易造成安全问题。尤其是管理人员安全生产意识淡薄，未能将通风工作放在安全生产的重中之重，为了节省成本，随意使用一些管理水平低下专业知识匮乏的非专业人士从事通风工作，严重影响煤矿生产的安全性。井下环境较艰苦，井下作业压力大，作业人员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容易采用走捷径的方式，忽视安全问题，从而增加不安全性。一些煤矿重生产轻安全将生产指标作为激励标准，作业人员为了容易出成绩，也会做许多违章的事情完成生产任务。煤矿企业安全投入不足，没有设置专款或人力进行管理，导致不能很好解决安全问题。对从业者安全培训不够重视，培训的内容和形式流于形式实际作用不大，职工流动性大，也严重影响了煤矿安全。

不完善的煤矿应急救援建设，相对匮乏的救援设施和资源，水平较低的调动和配置资源能力，资金不足导致的安全设施性能老化，更新换代过于缓慢，企业救援与社会救援配合不默契联系不紧密甚至会抵触排斥。这些问题给煤矿的安全生产带来了巨大的隐患和不确定性，不能很好的将安全事故造成的损失减至最低。

2.关于煤矿通风安全防范措施

2.1提高通风安全防范人员的地位

煤矿企业的领导者，应从各方面加大对通风安全防范人员的关注力度，重视相关技术人员，提高他们在企业得地位。优化现有的收入分配制度，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按岗位职责来进行最优配置，最大程度发挥安全防范人员的作用，安全人员工作强度虽低于一线作业人员，但是在煤矿生产顺利有效进行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通风安全防范人员要及时对影响矿井通风状况的因素进行记录，分析整理不同时段的通风情况，提高日常生产的安全程度。

2.2加上职工安全教育与培训，强化安全意识

煤矿企业需要切实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强化安全培训和教育，尤其是矿长、瓦检员、放炮员等特殊工种必须进行系统的安全培训，要求持证上岗，新员工必须先接受正规安全培训再下井。政府各级煤炭监察机构要加强监察力度，将煤矿安全问题高度重视起来，务必保证安全培训和持证上岗的落实，注重预防为主，坚持安全第一的生产要求。企业加强煤矿安全管理，完善管理体系，实现煤矿生产安全的主动性。安全培训内容要实用有针对性，可以多分析安全事故案例，安全手册人手一份，多组织座谈会，提前熟悉事故的处理应对结合实际生产情况，理论结合实践，切实提高员工安全防范意识，让员工有意识的保护自身安全。

2.3强化技术管理，保证系统运转正常

企业应着眼于提高员工专业技术水平，强化技术管理，对矿井通风能力进行核定，按照规定组织生产，严格按照采区和工作区设计进行施工，保证各个部分通风系统稳定有序运行。可以设置全方位多角度的安全生产监控系统，依靠专业的瓦斯监控人员对影响通风的因素进行实时监控，对通风设施进行合理布局，进行顺畅通风，随时巡逻检查井下作业环境，对通风不太顺畅的局部区域进行局部强化，避免产生突发性断电现象，在局部地区安装瓦斯传感器，保证可以及时紧急断电。

2.4建立通风评价体制

通风评价体制对不同特点不同范围不同条件的煤矿通风情况进行了客观具体评价，主要分定性和定量这两种评价方式，对矿井中产生的各项数据进行跟踪检测科学分析，指出可能出现的危险和影响安全生产的因素。任何生产活动都需通过安全评测才能实现安全准入制2.5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加大监察力度对煤矿通风定期随机进行安全检查，问题一经发现需立即停产整顿，对工作进行整改，问题解决后再恢复生产。提前对矿井危险性进行估算。全面及时排查矿井的安全隐患，各职能部门对矿井有过的重大隐患要及时记录，保证后续跟踪监测。

3.总结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煤矿通风安全有许多制约性因素，涉及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因此需针对这两方面考虑对策，提高安全防范人员地位，强化安全意识，加强安全培训，强化技术管理，保证通风系统正常运转，建立通风评价体制，及时排查安全隐患，加大监察力度，保证煤矿生产的正常运转和人员安全。 [科]

【参考文献】

[1]郝书杰.浅析影响煤矿通風安全的因素及其对策[J].科技与企业，2014，（14）：52-52.

[2]任明广.分析煤矿通风安全的制约因素及防范对策[J].魅力中国，2014，（1）：357-357.

数据业务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篇4

1 频率资源

在语音业务日趋饱和时, 数据业务异军突起, 对频率资源的需求量日益增大, 造成网络的无线环境每况愈下, 对EDGE高阶编码方式的使用、高下载速率等特点的发挥形成严重的阻碍, 同时对语音业务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要想打破这一制约因素, 对于数据业务而言, 必须控制小区EDGE载频数量, 因为如果不加以控制的话, 从无线环境方面来讲, 小区之间的EDGE频点会出现相互干扰的情况, 将会严重影响EDGE客户的编码方式, 致使客户不能使用较高的编码方式, 从而使网络整体的下载速率下降, 进而客户占用无线资源的时长增加, 使网络需要更多的频率资源, 这样以来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如果加以控制的话EDGE载频受到相互干扰的情况则可得到有效的控制, 而GPRS客户受干扰影响又较小, 可以有效利用二者各自的优势来控制干扰的影响。再者, 如果加以控制, 则每个小区的EDGE载频便较为平均, 可以通过各种均衡手段对网络进行调整使客户和流量较为均衡的分布在各小区, 除了能控制干扰外还能一定程度提高网络的容量。根据对网络的评估建议单个小区的EDGE载频数量最好不要超过3个。

对于数据业务和语音业务的综合表现而言, 则必须通过对天线挂高、天线倾角、天线增益、发射功率、功率控制等进行优化对各小区的覆盖进行严格的控制, 以减小重叠覆盖的面积, 避免越区覆盖等来控制网络的干扰问题, 从而使网络能够适应更小的频率复用。

2 寻呼

由于数据业务并非GSM规范一开始便考虑到的功能, 它只是在无线通信发展到一定程度而新增的一个功能模块, 所以在数据业务依附于语音业务的情况下, 当数据业务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时系统的寻呼容量开始出现饱和, 出现大量寻呼丢失的情况。这是由于当前数据业务采用动态分配IP, 这就意味着每当MS的MM状态由于被叫从s tandby状态升级为re ady状态时便会进行一次寻呼, 而当前数据业务客户众多, 数据业务种类也众多, 特别是交互型业务, 这些都使网络出现大量的寻呼。然而AGCH和PCH都使用CCCH块, 且AGCH具有较PCH更高的优先级, 当小区AGCH占用太多CCCH块时PCH所能使用的CCCH块便被压缩, 致使小区的寻呼容量开始下降, 产生大量由于寻呼buffer排满而直接丢弃寻呼和排队等待时间过长的情况, 这样一来便产生了大量的寻呼丢失。

要打破这个制约因素其实有很多办法, 通常我们使用的方法便是减小位置区的面积, 从而使每个位置区内产生的寻呼较少, 以此来解决寻呼受限的问题, 但是这也有它的弊端, 这会使网络的位置更新增多, 从而使系统的信令负荷增加, 同时也会影响网络的接入性, 更对数据业务IP吞吐率产生严重而明显的负面影响。另外一种常用的方法就是对寻呼丢失严重的小区进行小区分裂, 以增加一个BCCH的方式来缓解寻呼的压力, 这种方法虽然效果很好, 但是负面影响也非常明显。由于分裂之后的两个小区是同band同层小区, 要想他们之间话务量、数据流量都均衡就必须使用相对一致的参数设置, 这样一来就使切换和小区重选大量增加, 这不但影响通话质量、增加系统负荷、增加掉话风险, 而且还对数据业务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

上述方法均会给网络带来负面影响, 所以我认为尽量不要使用上述两种方法为首选方法。而处理寻呼受限最好从数据业务入手, 首先应对数据业务进行系统的参数调整, 使系统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 也能减少部分寻呼。然后再对寻呼丢失较为严重的区域进行900/1800、话务量/数据流量等进行一系列的均衡、覆盖调节, 让客户较为均衡的分配在各个小区以减小某一小区AGCH占用过多CCCH块而出现大量寻呼丢失的概率。如果还是无法解决某些区域由庞大的话务量和数据流量引发大量寻呼丢失的问题则可考虑在这些热点区域建室分, 以吸收话务量、流量以及寻呼数量。最终极的从数据业务入手解决寻呼受限问题的方法就是引入MPDCH, 使每个小区拥有一个BCCH和一个PBCCH, 就相当于增加了一倍的寻呼容量, 不过这需要网络使用网络操作模式1或者网络操作模式3, 这两种模式要求网络存在GS接口, 也要求所有客户均支持这两种模式, 使得这种方法的操作难度较大。

3 容量

数据业务的容量问题一般为单个BSC支持EDGE信道的最大数量即EGPRSBPCLIMIT所设置的数量、BSC实际EDGE信道数量、GSL容量、GB口容量、CCCH容量等。其中EGPRSBPCLIMIT为一个参数取值, 要想扩大此值只需让厂家扩大即可, 比较容易完成;GSL容量问题和GB口容量问题在当前还未凸显;CCCH容量亦即寻呼容量, 前面已经做过阐述, 便不再进行赘述;而实际EDGE信道数量则已成为数据业务容量问题的最大制约因素, 且由于数据业务突飞猛进的发展再加上扩容速度稍显缓慢此缺口正呈扩大的趋势, 如不尽快使这个问题得到缓解恐在将来一段时间很难满足客户需求。

然而从当前网络容量来看要想解决此问题亦非太大的难事, 因为当前网络中绝大部分小区的EDGE信道还未达到上文所说的单个小区EDGE信道控制数量 (即3个EDGE载频最大能支持24个EDGE信道) , 而从统计中发现大部分小区的每线话务量 (算上PDCH信道) 相对较低, 各小区的大部分PDCH为BPDCH, 而且EDGE复用度远大于GPRS复用度, 这就满足在不对载波进行扩容的前提下对EDGE信道进行扩容的条件。其实, 现网中基本上所有基站硬件均能支持EDGE功能, 要扩一个EDGE信道只需增加0.75个64K传输时隙和3个GSL设备即可, 成本很低而带来的收益却是巨大的, 因为提高了单位客户的带宽便给客户下载更多的数据量留下了更多的时间, 同时也能提高客户的感知度, 让客户更愿意使用此功能, 而且还能吸引更多的潜在客户。所以EDGE信道容量问题应该是当前数据业务优化的重中之重, 必须逐步填补这个空缺。

4 RPP管理能力

RPP的管理能力受到RPP处理能力和RPP的传输能力两方面共同制约, 简单地说, 如果一个RPP只面向ABIS端, 则它可最多支持62个EDGE信道或者150个GPRS信道;如果一个RPP既面向ABIS端又同时面向GB口端, 则它处理ABIS端的能力将会下降, 若它处理19个64k的GB口传输时隙, 则它同时还支持45个EDGE信道或者150个GPRS信道, 若它处理31个64k的GB口传输时隙, 则它同时还支持33个EDGE信道或者104个GPRS信道。现网中仅一个面向GB口的RPP处理19个64k的传输时隙, 其余面向GB口的RPP均处理31个64k的传输时隙, 所以我们就重点讨论处理31个64k GB口传输时隙的RPP和只面向ABIS端的RPP。

一个小区只能由一个RPP管理, 如果一个处理31个64k GB口时隙的RPP处理一个拥有24个EDGE信道的小区, 由它的两个制约条件可以算出它同时还可以处理36个GPRS信道, 在数据业务的非忙时它完全有能力处理这个小区, 但是一到忙时它的管理能力便受到了挑战, 因为从统计中我们也能发现, 现网中PDCH平均分配数量超过60个的小区已经不少, 所以一旦此小区的EDGE信道数达到24个, 而GPRS信道数超过36个, 这个RPP便无法管理此小区, 就必须进行movecell, 而此时正值忙时, 其他RPP未必能有如此大的闲置处理能力, 这就出现了即使总体GSL使用率并不高也出现movecell失败的情况, 且此状况可能会持续出现, 这便是上文说到的硬件处理能力受限。如果一个小区EDGE信道数超过24个, 比如已经达到32个 (即4个EDGE载频) , 则此RPP仅能同时处理4个GPRS信道, 便更加难以管理这个小区,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也要求控制小区的EDGE载频数最好不要超过3个。

与处理31个64k GB口时隙的RPP类似, 如果一个只面向ABIS端的RPP同时处理两个拥有24个EDGE信道的小区也可能出现上述的现象。但是一个小区拥有24个EDGE信道基本上是一个趋势, 这就要求将来某天一个RPP只能管理一个小区, 且同时最多只能处理19个64k GB口传输时隙, 但这却又受到另一个制约条件的限制, 即一个PCU最多只能支持128个RPP, 而一个BSC的小区数量又远不止这个数量, 所以这就成了数据业务发展的一大硬伤, 只能期待具有更强处理能力的RPP的出现。

制约因素分析 篇5

摘 要

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加大，人们的保险意识也在不断加强。人身风险的需求不断增加，人身保险以它特有的分散风险、经济补偿及给付功能，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市场上大部分的保险产品定价偏高、供给和需求不能很好的搭配，因此我国的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都较其他国家明显偏低。小额人身保险投资小，保障高，在国家扶贫措施中的优势愈发明显。本论文详细分析了小额人身保险的优缺点，现今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并就小额人身保险的发展方向做了分析研究。

关键词：小额人身保险 扶贫手段 低收入人群 保险意识

一、小额人身保险概述

（一）小额保险概念

小额人身保险是一类面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人身保险产品的总称，具有保费低廉，保障适度，保单通俗，核保理赔简单等特点，是小额金融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在成本、期限、保障范围和供给机制方面适用于中低收入群体的风险分担产品，也是一种有效的金融扶贫手段。

小额人身保险的保费较低，保险金额较小，投保和理赔手续都比较简便，基本属于微利经营。产品种类涵盖定期寿险、储蓄保险、信贷寿险、意外险和健康保险等领域。一般保险产品由于保费较高，在农村地区销售有一定难度。而小额人身保险产品以风险保障型为主，保费较低且手续简便，比传统保险产品更适合中低收入阶层，在农村具有极大的发展潜力。

（二）小额人身保险特点

1、发展宗旨具有一定公益性特征。发展小额保险的宗旨是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规避某些特定风险，特别是危及基本生活的风险，例如重大疾病开支、意外伤残、家庭财产的损失等，因而具有一定公益性特征。

2、承保和赔付具有低成本、低保障特征。

3、产品供给主体具有多样性。小额保险的供给主体不仅包括商业保险组织、互助保险组织、自保组织,还包括非政府组织、民间互助组织等。

4、保障对象具有特殊性。小额保险的保障对象主要是中低收入群体，不包括无法负担保费的赤贫阶层。我国保监会在《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方案》的通知中指出小额人身保险是一类面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人身保险产品的总称。

5、小额保险针对特定风险。与一般的商业保险相比，小额保险更关注于发生频率较高且一旦发生会危及低收入者基本生存的风险，所涉及的范围相对于传统保险来说比较狭窄，某些发生频率非常低的风险不在小额保险保障范围之内。在低收入群体所关注的风险中，疾病、死亡、残疾、财产损失等居于前列，而这正是小额保险所关注和可以发挥作用的地方。

二、河南开展小额人身保险的现状

（一）试点地区和基本发展情况 2012年7月19日，中国保监会在其官网发布《关于印发〈全面推广小额人身保险方案〉的通知》。经过4年的试点积累，保监会宣布在全国推广小额人身保险。

统计显示，自2008年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工作启动以来，小额人身保险试点区域已经从9个省（区、市）扩大到24个省（区、市），试点产品从最初的意外险和定期寿险扩大到健康险，小额人身保险覆盖人数从2008年的239万人扩大到2011年的近2400万人。近年来，小额人身保险的开展对提高我国农民的保险意识、完善农民的保障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我省洛阳市开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的情况良好，经认真甄选，并报省保监局批准，洛阳市确定偃师市的李村、寇店、高龙，宜阳县的张午、樊村、白杨，新安县的石寺、李村、磁涧为首批试点。据中国人寿洛阳分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试点期间在洛阳销售的产品有国寿农村小额意外伤害保险、国寿农村小额团体意外伤害保险、国寿小额贷款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这些小额保险试点产品的保险金额在10000元至50000元，保险期在1年到5年。

借助与低收入人群有日常经济往来的小额金融机构、农产品零售商等，使小额保险产品的销售附加在已经存在的交易上，从而降低管理成本和一些费用支出；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将保险售后服务与保险公司合作机构的业务流程有效整合，使合作机构承担一定的管理工作，简化索赔程序，加快赔付进度 ；在有条件的试点地区，保险公司通过各种公益组织机构、个人，或者农民所属团体机构，为农民购买小额保险提供保费资助，迅速扩大小额保险覆盖面。

资料显示，目前世界有100多个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探索利用小额人身保险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保障服务。国际劳工组织和慕尼黑再保险基金会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小额保险的覆盖面正以惊人的速度扩大。2007年全球拥有小额保险的低收入劳动者仅有7800万人，2009年升至1.35亿人，如今已经飙升至近5亿人，增长了将近6.5倍。其中，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巨头占据了亚洲大约80%的小额保险市场份额。

（二）小额人身保险的经营模式

通过多年试点工作的开展，小额人身保险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低收入群体的保险产品供给状况，同时通过各地保险机构的模式创新，初步实现了较为稳定的“保本微利”经营模式，为小额保险的可持续发展积累了经验。

业内人士认为，小额保险可视为社会保障体系的一种延伸和补充，其社会效益和企业经济利益的统一性，决定了小额保险的生命力和持久性。只有充分依靠政府组织推动、保险公司市场化

运作，有效引导群众自愿参保，才能更好地使保险观念和保障进村入户，小额保险才能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三、河南开展小额人身保险的制约因素

（一）农村方面存在的问题

我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农民在我省人口中所占比例远高于其他各省。因此小额人身保险在河南省的发展受农村方面的影响十分严重，只有解决和发展好了农村方面的问题才能使河南的小额人身保险事业出现转机。

1、农村发展小额人身保险的必要性（1）推动农村小额保险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农村金融体系。作为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业在农村发展相对滞后，主要表现为创新能力不足，业务品种缺乏，服务方式单一，对推动农村金融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作用不足。大力开展小额保险试点，推动农村小额保险与农村小额信贷相结合，既可以增强农民保障水平，减轻因疾病或意外事故带来的冲击，又可以通过保险机制分散、转移小额贷款和小额信贷机构的风险，维护农村金融体系的稳定运行，促进农村经济快速发展。

（2）发展农村的小额人身保险可以增强农民抵御风险的能力。在目前的河南省，农村居民收入和城镇居民收入依旧悬殊，农民的基本生活收入来源一般来自于务农和部分工资收入，家庭的流动资金一般很少，无法应对突发的事故。因此农村的小额人身保险发展对于农民来说非常重要。

（3）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发展，可以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当前，我省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仍然较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相对薄弱，特别是农村低收入人群的养老、医疗等问题更加突出。大力发展农村小额保险，有利于充分发挥保险业经济补偿、资金融通、社会管理的三大功能，为农村低收入人群提供适度的风险保障，有效提高农村整体社会保障水平，为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有益的补充。

（4）保险公司通过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可以进一步扩大企业在农村的影响力。小额保险保费低、保额小、投保简便。大力开展农村小额人身保险试点，让农村低收入群体能够买得起、用得上。保险公司通过产品和营销技术的创新,培养和发掘潜在的客户,塑造愿意承担责任的社会形象,加强老客户的忠诚度,进而获得更大的社会影响力和企业利润, 这说明保险公司开展小额保险业务，不仅具有现实的盈利机会，更重要的是在农村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进行市场开拓和商业布局以占据领先地位。所以，对保险

公司来说，发展小额保险业务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农村小额人身保险发展中面临的问题（1）小额人身保险业务实现盈利较为困难。虽然农村小额保险市场潜力巨大，但由于地域广、点散，交通不便，盈利势必会比较困难。首先，保险公司的成本较高：保险公司此前的经营重心主要在城市，在农村布局的网点相对较少，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落后，这都无疑会加大保险公司的服务成本。其次，小额人身保险合理定价的难度较高。虽然小额人身保险具有公益性质，但它由商业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原理经营，和一般人身保险产品相同，小额人身保险也是根据生命表由精算师进行定价。但小额保险的销售通常在较落后的农村市场，往往缺乏足够的经验数据来供定价使用。小额人身保险产品需要销售相当一段时期后，才能累积到足够的数据以供使用，这意味着在项目开始的一段时间内，理赔发生率也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保险公司发生亏损概率较大。

（2）诚信问题在农村小额保险业务上更为关键。在我国，存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就是社会大众对保险业的信任度不够。主观上具有购买保险的愿望和需求,客观上不敢购买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是中国保险行业的一大“内伤”。在现实生活中, 保险方存在的夸大保险作用,诱导购买,误导客户,承保与理赔“两张脸”等失信行为,给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国保险业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更重要的是，农村市场不同于城市市场，在这个市场里，公司的口碑和形象主要依靠“口口相传”,一旦发生保险公司不能提供良好的理赔服务，势必影响农村小额人身保险的发展。

（3）农民保险知识缺乏、保险功能认识存在偏差。目前在中国最为常用的风险管理、损失应对方式当属储蓄。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保值增值,而是为了防范未来风险。然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保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实现同样的目的。而且有关保险产品作为投资工具的功能，农民的认识也有偏差。不发生保险事故并不意味着保费就打了“水漂”，而是可以有很多不同的结果。

（二）城镇方面存在的问题

小额人身保险主要面向的人群是城市低收入者和农村，城市低收入者指的是收入水平小于我国人均收入水平的群体以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群体。作为现代城市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农民工在收入、医疗等方面无法得到和城市人口相同的待遇1与城市中的低收入者一样，也面临众多的人身风险。因此农民工也作为城市低收入者享受小额人身保险的保障。

1、小额人身保险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1）低收入者保险意识薄弱。我国居民的保险意识普遍比较薄弱，许多低收入者更是更是对保险一无所知。很多人认为购买保险不吉利，更有迷信者认为遭遇的意外事故是报应，宁愿花钱求菩萨也不愿买保险。另外小额人身保险针对的人群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对保险和保险营销人员存在抵触心理，也制约了他们对保险的认识。

（2）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低，限制了保险投入。人们只有在满足了基本的生活需要后，才有可能将剩余的钱投入保险。我国城市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低且不稳定，大多数居民虽然意识到保险的保障功能，但无力承担保费。另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别很大，这种地区差别也影响小额人身保险在各地的均衡发展。

2、推广中应注意的因素（1）重视险种设计 ①符合低收入者的特点

低收入者通常文化水平不高，对保险的认识不多，因此保单语言要简单明了，尽量少用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要让所有的投保人都能读懂保单；承保风险要在保单中明确列出，尽量简化承保风险，立足于单一责任，减少除外责任，避免出现营销人员很难向投保人解释清楚的条款；险种以短期产品为主，避免需要缴纳昂贵保费的长期险。

②承保程序尽量简化

在承保小额人身保险时，保险公司可以取消体检要求。因为对保险公司来说，通过汇集大量的风险单位，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风险，降低了风险发生的概率。同时简化承保程序可以为保险公司节省大量的经营成本，也为低收入的投保者减少了保费并提供了方便。

③兼顾农民工的流动性问题

由于农民工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因此要确保他们在更换工作地点或城市时，还能享受到保险保障。这就需要为客户建立详细的信息管理网络，使全国各地营业网点的信息得到共享，使投保人或受益人无论身处哪个城市或县域，都可以随时查询到投保人的投保信息。同时也可以以农民工的雇主为线索，追踪他们的流动，随时与雇主保持联络，及时更新投保人地址，使农民工群体真正享受到保险的保障。

（2）保费收取模式多样化

为了使小额保险业务切实可行，有必要将交易成本最小化，同时做到客户服务最大化，这是小额保险保费收取的基本目标。

①保费收取频率要符合低收入者的收入特点

普通人身保险通常按年收取保费，但这种方式不适用于低收入者。因为按年收取保费将给低收入者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他们无法从仅能维持基本生活的收入中再拿出大量资金支付保费。因此保险公司要控制保费收取的频率，最好的方法是按照低收入者的收入流来制定收取频率，通常按月或按季度收取比较合适。

②选择多种收费模式

借鉴其他开展小额保险国家的经验，保费收取可以有多种模式，既可以人工收取，也可以与银行合作，从投保人的储蓄账户中扣除保费，还可以委托其他机构代理收取保费。结合我国国情，可以选择从低收入者已有的银行账户中扣减保费的方式。这种方法有利于保险公司降低经营成本，减少保费收取风险。同时，保险公司还可以与发放社会救济金的社会保障部门合作，委托他们从救济金中抽取部分资金作为保费。

③规定一定的宽限期

由于低收入者的收入极不稳定，可能出现某段时间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此时自然也没有钱来支付保费。为了保证他们能够继续享受保障，保险公司可以设计一定的宽限期条款，在低收入者无力支付保费时能够保留保单，在补交保费后使其能够继续享受保险保障。

（三）政府和保险公司存在的问题

1、保险公司缺乏经营积极性

保险公司作为经营小额人身保险的主体之一，面临着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的困难，致使已试点的的小额人身保险纯商业化经营连续亏损。而保险公司作为以营利为目的的组织，在发现无利可图甚至亏损时，自然会选择收缩或放弃该险种的经营。

2、小额人身保险产品设计困难

与传统保险不同，小额人身保险的保障范围是与之相反的。投保人希望保险公司承担损失频率高且损失程度大的风险。这加大了产品设计的难度。同时由于投保人收入有限，但希望保险保障较为全面，这也给保险人制定保费带来了困难。

3、小额人身保险缺乏营销平台

我国城镇低收入人口居住较为分散，给保险公司开展业务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同时由于小额人身保险服务的对象大部分是文化层次较低的居民，公司对该险种从业人员要求较低，导致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骗保欺诈事件频发，易使其对公司和业务员

产生误解，造成了展业困难。

4、小额人身保险的发展缺乏法律保障

目前，保险监管部门未对小额人身保险作出定义。由于无法可依，小额人身保险运营中的许多情况存在法律真空，政府的主导地位不明确，这就必然导致小额人身保险缺乏可持续、长期稳定发展的依据。

5、小额人身保险发展缺乏完善的监督体系

小额人身保险具有其特殊性，覆盖范围主要是低收入人群，以往我国保险公司很少展开此项业务，到目前为止，保险公司和监管部门掌握的资料不够完整，缺乏经验。

四、结束语

传统商业保险公司的险种大都针对中高收入阶层,广大的农村低收入者被排挤在了保险和社会保障范围外。事实上,农村低收入者更需要保险保障：他们收入低、风险发生可能性大、抵抗风险能力弱。而农村小额人身保险作为一种有效的促进金融发展和扶贫手段,小额人身保险越来越受到重视。由于其保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理赔简单等特点,迅速填补了低收入群体对保险需求的空缺,为低收入群体规避经济生活中的人身风险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小额人身保险在我国还处于探索阶段,其发展存在很多制约因素,相关理论研究相对薄弱,覆盖面较低,人们的需求没有完全得到满足。

参考文献

制约因素分析 篇6

[关键词]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制约因素政府职能成本

截至2004年底，综合农业部等机构的统计和估算，全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总数已经达到15万个左右，拥有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村占同期村民委员会总数的22%左右。入会农户约2363万人（户），占乡村农户总数的9.8%，平均每个合作组织会员数为158人。我国合作经济组织虽然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数量相对较少，覆盖面低，规模不大，入社农户占乡村总户数的比例小，规范性发展不足，其社会、经济影响力十分有限，远远不能适应我国农业市场经济发展、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和应对国际竞争的需要。认真地分析和思考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找出制约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各种因素，对于合作经济组织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思想认识问题

相当一部分农民对新型合作经济的宗旨、性质、原则及其作用知之甚少，因而加入和参与合作经济组织的主动性、积极性不高。部分农民对新型合作经济的性质存在误解，把新型合作经济等同于传统集体公有制经济，导致一些具备条件发展合作经济的农民不愿再谈论合作经济，谈“合”色变。

部分领导和基层干部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必然性、重要性认识不足，认为合作经济组织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三农”问题方面的作用不大，因而仅把发展合作经济组织作为权宜之计，没有摆在应有的位置。有的担心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起来有可能形成强大的利益集团，会不利于当地政府管理，因而采取了一种观望等待的态度。有的出于政绩的需要，动用行政手段将农民撮合起来，这样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多数是“空招牌”，缺少实质内容。有的没有认识到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长期性和内在规律性，急于求成，拔苗助长，重数量，轻质量，农民真正得到的实惠不多。

二、政府职能问题

各级政府在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存在政府不能很好履行职能，存在政府职能不到位、缺位、错位和越位等现象，影响了合作经济组织的有序发展。

1.重视不够，工作不力。部分地区和领导对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长期以来重视不够，工作不力。没有专门领导分管此项工作，没有具体部门负责抓，没有整体的发展思路、具体的发展规划、要求、措施，也没有一定的工作经费。一些县乡干部对本地的合作经济组织了解研究不多，指导不多，没有领办创办的热情和责任心。这些都导致当地的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缓慢。

2.支持政策不完善，扶持力度不大。目前各省都制定并下发了扶持发展合作经济组织的相关政策，但市、县两级的具体的、可操作性强的扶持政策不多，大部分相关部门也没有出台相应的配套政策，导致政策不全面、不配套。扶持力度不大主要表现在：一是资金少。目前各级财政只是对合作经济组织提供了极少量的支持，远不能满足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需要。二是贷款难。合作经济组织由于既没有其他经济组织为其提供担保，又没有什么资产可供抵押，很难得到金融部门的信贷支持。三是免税难。我国现行税收制度还没有体现出对合作经济组织的优惠。税法规定农民自产自销是免税的，但农户联合起来就要缴纳增值税。这不仅增加了农民的负担，而且严重挫伤了农民创办合作经济组织的积极性。四是运输难。合作经济组织在往外运销鲜活农产品时，不仅要缴纳较高的过路过桥费，而且花费的时间长，进入大中城市还要受到严格的限制，造成了合作经济组织运行成本提高，效益降低。

3.管理体制不顺。目前，农业、民政、工商、科协、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等部门都参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农业部门从产业化经营的角度进行指导；民政部门从社团登记、社团管理的角度进行管理；工商部门从经营的角度进行管理；科协从技术的角度对一些协会实行归口管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负责对全国供销社的管理和发展，代表中国合作社参与国际合作社联盟的各项活动。各个部门都管，各个部门又都不管，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管部门。各个部门各自为政，相互之间缺乏沟通和协调，没有形成有效的推进合力。多头管理造成要求不统一，标准不一致，使得合作经济组织无所适从，影响了其有序发展。

4．行政介入不当。相当大一部分合作经济组织在兴办时有政府职能部门的背景。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农委、科协、农技站、经管站、供销社等职能部门和实体通过兴办合作组织以有效行使其职能;另一方面是农民自己兴办的合作组织也通过依托或挂靠这些部门和实体来寻求庇护和支持。政府职能部门的介入有利于合作组织降低创建成本，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政府优惠政策的支持。但其负面影响也相当明显：一是决策权、分配权往往掌握在介入力量手中，有违“民办、民管、民受益”的组织原则，致使组织成员对组织的认同感不强，主动参与管理的积极性不高。二是因执行政府有关目标而影响合作组织目标的实现，使农民利益受损。

5.法律制度缺失。我国直到2006年10月31日才出台有关农村合作组织的法律。在这之前，由于合作组织立法的缺失，导致：（1)合作组织成立、登记注册、解散和组织的性质、宗旨、服务无法可依，合作组织性质模糊、地位不清楚、行为资格遭质疑。（2)一些合作组织未能取得社会公认的法人资格，从而在银行贷款、税收抵扣、商标注册等方面不同程度地遇到了困难。（3)合作组织的经营活动缺乏法律依据和法律保护，在市场中受到种种歧视和限制，不能和其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也难以正确处理与基层政府的关系，容易遭到它们的干预。（4政府在推进合作组织发展过程中经常碰到无法可依的情况。

三、内部建设问题

1.发展不规范。有的合作经济组织没有章程，有的章程制定不规范，有的虽有章程，但没有按章程办事；机构设置不合理，有的甚至没有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机构，或有，也是流于形式；财务管理、会员管理、经营管理等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社务不够公开，运作和管理随意性较大。合作组织的这些不规范行为损害了自身形象，减弱了其凝聚力，也制约了其健康发展。

2.发展质量不高。绝大多数合作经济组织内部利益连结机制薄弱，属于松散型的专业协会，成员之间产生产权关系，结成经济实体的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合作社少。在合作内容上局限于技术、信息、生产资料采购、初级农产品销售等服务方面，而真正能提高农产品附加值、提高农业经济效益的农产品精深加工、销售等合作内容则很少。能够独立拥有自己的加工销售企业、开展了产供销一体化服务的合作组织较少。这些导致合作组织积累少，对成员二次返利较少，有的甚至没有。这反过来又降低了合作组织对农民的吸引力，直接影响了其发展规模和速度。

3.成员素质低。目前合作组织的管理层大多综合素质不高，适应市场经济的意识和能力不强，缺乏合作组织的知识和经验，缺乏组织管理、协调指导、市场营销、对外交往等方面的知识和能力，致使合作组织的功能难以发挥，影响力不大。缺乏优秀的带头人已成为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瓶颈”之一。

我国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2003年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比重高达87.57%，大专及大专以上仅为0.64%，在农村劳动力中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总数的13.6%。其中文化程度和技能水平较高的中青年劳动力又大量流向城镇，留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往往是妇女和老人，文化程度、技能水平偏低。农户的这种素质状况降低了其创办、管理、发展合作组织的能力。

四、发展成本问题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户直接进入市场的制度替代，必然发生制度创新的成本，只有当创新的收益大于创新的成本时，这一制度安排才能实现。目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成本高昂，减少了创新的净收益，这直接制约了合作经济组织创办和发展。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创新成本高昂表现在:

1.我国农户经营规模狭小，家庭经营具有很强的自给性和兼业性，农产品商品化、专业化程度不高，因而农户对合作组织的制度创新需求不足，加大了制度创新的实施成本。

2.我国农户居住极为分散，农村交通、通讯落后，农民信息沟通困难，农民小农意识浓厚，合作意识淡薄，把分散的农户组织成一个有效率的合作组织具有相当大的困难，从组建合作组织到维持合作组织的有效运转，需要支付十分昂贵的组织成本。

3.小农户经营效益低下，对合作组织的投资有限，合作组织为了追求组织效率和规模经济效益，就必须发展更多数量的农户，这必然加大制度创新的组织成本、谈判成本和决策成本。

4.合作经济组织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排他性特征不明显。对这种公共产品，农户都有“搭便车”的机会主义倾向，这无疑会增加合作经济组织的组织成本。此外，合作经济组织兼顾公平与效率的特征也决定了其创办和发展的组织成本较高。

园林工程质量制约因素分析 篇7

近年来, 房地产持续升温, 居住区的园林景观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各种形式、各种风格的景观绿化层出不穷。这些原因导致园林设计与园林施工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脱节问题, 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景观效果和精品设计的表达。通过调查, 总结出制约园林工程质量的各种因素, 有国家政策规范的原因、植物方面的原因、从事园林设计人员的原因。

1 制约园林工程质量的各种因素

1.1 行业、市场

景观产品具有其特殊性, 与建筑相比, 少了很多安全 (如消防等) 方面的要求, 并有较大的可改造性, 不良后果的责任也较小, 这些特点导致了各方面的干预增多。

1.2 植物

市场上的苗木品种有限, 有时候一些很好的想法在施工过程中因为苗木问题而无法实施。另外, 很多树种的价格也没有明确的参考, 令设计人员无法准确估量工程造价, 给设计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

1.3 园林设计人员

景观设计专业应该有明确完善的教学大纲, 尽可能与国际接轨, 并制定一系列的从业规范, 最终实行与建筑、城市规划一样的执业注册制度, 彻底实现行业的规范化管理。

1.4 园林工程施工人员

1.4.1 工人素质普遍偏低。

景观施工单位也应有强劲的设计力量, 能对景观主题有深刻的理解, 有助于主题景观的创造和现场施工过程中问题的解决。景观施工员不是普通的工人, 应具有艺术的再创造能力。

1.4.2 施工人员缺少对优新植物的了解。

由于园林施工人员对新优园林植物的生长习性、栽培技术和后期养护缺乏了解, 使苗木死亡甚多, 且孤植、丛植的新优植物数量又相对较少, 如黄路、彩叶草等新优品种在某区域内可能采购困难, 就会导致补植、养护成本大幅增加。

1.4.3 监理不到位、后期养护不到位。

监理的任务应包括:完善设计细节, 注重空间尺度的把握。细节决定成败, 对于成功的景观设计来说, 每一个细节都需经过仔细推敲。

2 提高工程质量的措施

2.1 规定园林绿化地方标准

通过制定城市园林绿化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等标准, 使园林施工、监理有据可寻, 明确园林设计师和项目经理、施工队伍之间在施工过程中的职责, 协调设计和施工之间的关系, 更好地完成园林项目。

2.2 提高设计水平, 做好设计审查

每个园林景观都具有其不同的场所特征。场所的环境特性、功能要求、资金投入量以及景观设计者本人的创造力等因素, 决定了该景观的观赏价值。设计前, 设计人员应深刻了解场所精神并综合各种因素进行创作。

2.3 施工单位培育苗木

园林绿化工程施工过程中, 投入了各种原材料、产品、半成品、构配件和机械设备。投入材料的质量, 如种植土质量、苗木质量规格、各种管线、铺装材料、灯光亮化设施、控制设备等不符合要求, 工程质量也就不可能达标, 因此, 严格控制投入材料的质量是确保工程质量的前提。

2.4 大力培训绿化养护技工

目前, 大城市的园林绿化养护主要由进城农民工担当, 但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不了解新优苗木培育管理、绿化工程施工等基本知识, 导致苗木死亡率较高。在市场稀缺绿化养护技术人才时, 园林施工企业要大力培训绿化养护技工, 以提高园林植物的成活率、利用率和观赏价值。

2.5 加强绿化工程施工现场监理

做好园林绿化工程施工现场监理是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监理与控制的关键。对园林绿化工程施工项目进行质量控制, 就是为了在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中, 通过一系列的检测手段和方法及监控措施, 确保合同、规范所规定的质量标准得到落实。

2.6 加强园林绿化工程后期养护管理

加强园林绿化工程后期养护管理是监理与控制园林绿化工程质量的重要环节。园林绿化工程后期养护管理是苗木成活的关键, 如果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优良, 但绿化养护管理不到位, 将严重影响园林绿化工程景观效果, 影响工程质量。

摘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园林景观设计行业迅速发展, 加上工程项目建设周期紧、施工队伍施工经验薄弱、设计与施工脱节、控制施工效果不佳、根本性的问题依然存在, 从而造成景观园林建造效果的粗糙和偏离。

关键词：园林工程,施工,质量,因素

参考文献

[1]陈鹭.城市居住区园林环境研究[D].中国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 2006

“新农保”参保决策制约因素分析 篇8

2009年9月,国务院颁发了《国务院关于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指导意见》),在全国10%的县(市、区、旗)进行新农保试点工作。截至2012年底,新农保制度已如期实现制度的地域全覆盖。但是,比地域全覆盖更重要的是人口全覆盖,新农保制度要实现农村适龄居民的全覆盖,就必须系统研究农民参保决策的影响因素及其影响程度,更要找到农民不愿意参保的原因所在,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做好“新农保”制度实施推进的相关工作,真正建立农村养老保障的长效机制。

因此,对于农民是否参保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一直备受理论界的关注。最初的研究多将农民的参保行为视作经济理性的过程,普遍认为家庭收入等经济原因是制约农民参保的重要因素 (张红梅等,2012;张朝华,2010;黄阳涛等,2011)。随着新农保制度的推进,对农民参保影响因素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研究视角也在逐步多元化。吴玉峰(2011)从村域信任的角度解读了农民参保决策的差异。罗遐(2012) 实证分析了政府行为对农民参保选择的影响。陈滢等(2011)考察了江苏、安徽、福建三省农民参保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其差异,研究发现地区变量所体现的补贴差异因素为最显著因素,说明现阶段,在我国农民参与养老保险意识比较浅薄的情况下,要提高农民的参保率,提高补贴水平是主要途径。林本喜等(2012)利用福建省600多户入户调研数据,对农民参保行为和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影响农户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的因素不尽相同;对新农保的认识、区域及其他因素对农民参保意愿和参保行为影响效果一致;婚姻状况及家庭收入对农民参保意愿有显著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实际参保行为中没有得到体现;农民的性别、文化程度、家庭人均耕地和老人养老模式对农民的实际参保行为有显著影响。

本文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实证分析影响农民“购买”新农保决策的因素,而最终将落脚点放在探究限制农民参保意愿的障碍,解决“新农保”制度推进难题,为完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提供重要依据。

二、理论模型与研究框架

(一)理论分析

在研究现实消费者行为问题时,行为经济学将“有限理性”的概念引入分析之中。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赫伯特·西蒙(1978)提出替代期望效用理论的“有限理性”模型。现代认知心理学家认为,认识偏差对经济行为主体经济决策的影响具有普遍性,并且常常扮演核心角色。所谓认识偏差,是指在不确定性情景下,决策者偏离了正常认知过程的轨道,造成所掌握信息在全面性、客观性、准确性方面有所不足,以致做出的决策不够“理性化”。一个有限理性的消费者,其效用最大化的标准和偏好会受参照系统的影响,其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以及他所作出的预期与其认知能力密切相关。

(二)研究框架

新农保制度具有很强的社会福利性质,但农民缴费是享受社会福利的前提条件。这种制度架构表明,农民的参保行为本质上是对跨时期交付商品的消费。根据消费者决策过程模型(consumer decision process model,CDP模型),消费者头脑中形成购买决策的核心路径包括动机驱使、信息搜集、购买决策和购后评估4个主要环节。

农民的参保动机可以细分为内生需求驱动和外生压力驱动。一方面,决策者对老年风险认知和态度不同导致了其对新农保制度的需求程度不同。另一方面,制度的强制性构成农民被动参保的动机。本文选取是否考虑过自己的养老问题和是否属于被捆绑对象两个方面考察农民的参保动机,并假定考虑过自己养老问题的农民、属于被捆绑对象的农民更有可能参加新农保。

在信息搜集环节,农民首先搜索自己已有知识储备,寻求有关参保决策的经验或知识。当以前的经验或知识不足时,农民就需要某种外来信息的搜集。本文选取是否知道新农保入口补贴和是否知道养老金待遇标准两个变量测量农民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并假设知道新农保入口补贴和知道养老金领取待遇将促进农民做出参加新农保的决策。同时,本文还选取了对本村干部信任程度、对干群关系的评价两变量测量一个地区的乡村治理状况和农民与干部的互动关系,并假设对干部较信任、对干群关系评价较高的农民,其参保可能性更高。

在购买决策环节,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民,其参保决策是在有限预算约束下,通过比较新农保及其“替代商品”的效用,选择合理的商品组合,以实现终生效用的最大化。本文选取家庭人均纯收入衡量农民所面临的预算约束,并假设随着家庭人均纯收入提高,农民参保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选取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满意度”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两项指标衡量新农保制度对农民的吸引力;假设家庭保障水平(家庭承包地面积、子女数及儿子数)和商业化养老保障水平(是否参加了商业保险公司保险)对新农保具有替代作用,因而家庭承包地面积较大、子女特别是儿子较多、参加商业保险的农民,其参保意愿会有所下降。

最后,决策后评估的重点是对参保后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的评估。本文选取是否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预期养老金能否兑现、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等3个指标测量农民对参保后风险的认识。由于现阶段新农保还不能跨地区转移,因而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所面临的转移接续风险较高,其参保意愿将会降低;对保费的管理和养老金的兑现缺乏信心同样会降低农民的参保意愿。

除此之外,本文假设:第一,由于家庭角色的差异,男性可能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第二,从年龄角度看,年长者可能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第三,健康状况较差的农民风险意识和生活保障的紧迫感都比健康群体略高,参保的可能性也较高;第四,教育程度越高的人自我保障意识会有相应提高,也更容易理解新农保复杂的制度设计,更易于接受这种社会化养老方式。

三、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选择

农民是否参加新农保的决策结果只有“参保”和“不参保”两个结果,属于二元离散变量,可以采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民是否参保的影响因素。该模型的基本形式是:

其中,p表示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概率,p/(1-p)是农民“参加新农保”与“不参加新农保”事件发生的概率比值,故称发生比;Ln(p/(1-p))表示农民参加新农保这一事件发生概率的自然对数值;X(1i=1,2,…,k) 表示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第i个解释因素;β0是常数项,β(ii=1,2,…,k)是解释因素i的待估系数。

(二)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国务院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所列的农村适龄参保居民,即16~60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所用资料来自2010年7—10月“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试点情况调研”课题组在河南、河北、重庆、江苏4省展开的入户问卷调查,最终将采集到的920名适龄参保农民列为本文的研究样本。

适龄参保样本中,532人参加了新农保,参保率达57.8%。就样本农民个人特征而言,男性、女性被调查者各占51.2%、48.8%,基本平衡;从年龄分布上来看,将16~60岁的适龄参保群体按15年一个年龄段划分,被调查者以中年龄组(30~45岁以下)居多,占39.7%,年轻群体(16~30岁)样本略少,约为25%,但三个年龄段样本数分布基本均匀;已婚农民占总样本的83.4%;81.4%的被调查者具有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党员占7.5%。就样本的家庭特征而言,近70%的农民家庭承包地超过3亩;超过一半的样本农民子女不止一个,并且65.1%的农民家中至少有一个儿子,但同时18%的样本农民没有子女,根据收入分组,中等收入组农民占77.2%。

此外,为获得更多的一手资料,笔者还与调研地县(市)、乡(镇)级新农保经办机构及其他相关机构的工作人员、乡村干部进行了非结构性访谈。这些工作使笔者对影响农民参保意愿的因素有了更为全面、深刻的认识。

(三)变量测量

本文研究的因变量为是否参加新农保,该变量是一个二分变量,当农民参保时,变量赋值为1;未参保时,变量赋值为0。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对新农保制度本身的认知和对经办环节的认知4个层面作为自变量。变量的选取、赋值、预期影响方向及基本统计描述见表1。

四、实证分析结果与讨论

(一)模型检验

根据前文的模型选择,本文采用SPSS统计软件进行分析。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上检验模型的各项指标发现:1模型系数的综合检验概率p值为0.000,说明纳入模型的解释变量与logit(p)之间的线性关系显著,采用该模型是合理的;2模型的对数似然值为574.58,数值偏大,且Cox和Snell R2为0.265,Nagelkerke R2 为0.358,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并不特别理想,但模型的H-L拟合优度显著水平为0.540,通过了H-L拟合优度检验,说明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3模型预测精度为80.2%,说明该模型预测的准确率较高。

(二)实证结果分析

1.个体基本特征中,在0.05的显著水平下,年龄、是否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是否有商业养老保险、是否考虑过养老问题4个因素通过显著性检验,其参数值分别为0.035、-0.965、0.567、1.079。此外,在0.1的显著水平下,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参保的边际倾向有显著影响,其参数值为-0.052。上述结果意味着:

其一,农民年龄每增加10岁,参保概率将会提高3.5%,符合前文假设。该结论从调查结果的统计中也可以得到印证:30岁以下的适龄参保农民229人,其中64人参保,165人未参保,参保率27.9%;30~45岁年龄段的农民中,参保与未参保人数分别为183人、181人,基本持平;而45~59岁的324名农民,参保率达62.0%。可以看出,新农保制度明显对45岁以上农民具有更强的吸引力。

其二,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会显著降低农民参保的可能性。分析该影响因素的发生比可知,正在或准备外出务工的农民其参保的可能性是未外出且不准备外出务工农民的0.381。在多数地区,新农保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在参保办法、待遇水平等方面均存在巨大差异,且两者间转移接续办法尚未出台,因而那些正在外出务工或预期将会外出务工的农民参保意愿就会降低,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困难是直接抑制其参加新农保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是否参加商业保险的估计系数为正,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购买商业保险的农民往往风险意识比较强,且对保险产品不会过于陌生,因而更容易理解和接受新农保。从该因素的发生比(1.763)分析得知,购有商业保险的农民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是未购有商业保险农民的1.763倍。尽管本文并不能因此得出参加商业保险反而促进农民参加新农保的结论,但该数据足以说明商业保险并未如传统认识一样,对新农保产生替代作用。

其四,养老风险意识对农民是否愿意参加新农保有显著影响,该变量的估计系数较大且发生比为2.942,说明考虑过自己养老问题的农民其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是未考虑过自己养老问题农民的2.942倍。

其五,农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参保倾向越低。受教育年限每增加1年,参保可能性将降低5.2%。从对不同学历水平群体参保率的统计结果看,新农保参保率随学历水平的提高而降低。具有小学及以下学历、初中学历、高中及以上学历三类群体参保率依次为60.3%、49.6%、28.5%,呈下降态势。

2.农民的家庭特征中,家庭承包地面积(0.004)、是否被“捆绑”(0.000)两个变量在0.05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其参数值分别为0.078、1.817。这说明:

其一,家庭承包地面积每增加1亩,参保可能性增加4.1%。调查结果显示,家庭承包地面积在3亩以下的300名农民中,有110人参保,参保率为36.7%;612名家庭承包地面积在3亩以上的农民中,有335人参保,参保率为54.7%,比前者高18个百分点。该结果与前文土地作为传统保障方式的一种,与新农保形成替代关系的假设相反。其原因可能是源自近年来农民家庭收入结构的调整和土地比较收益的下降。农业收入在家庭收入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等非农收入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土地越多的农民,其家庭收入结构中的农业收入比重相对较大,整体收入水平较低,从而更需要新农保弥补家庭养老保障功能的欠缺。

其二,属于被“捆绑”对象的农民,其参加新农保的可能性是不属于被“捆绑”对象的6.154倍,说明“捆绑”政策促进农民参保的效果十分显著。在已参保农民列举的参保原因中,“为了父母得到养老金,被捆绑参保”占25.7%,仅次于“为了自己将来得到养老金”,成为农民参保的第二大理由。

3.对制度的认知变量考察了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和评价。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是否知道养老金数额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两个变量对农民的参保决策均有显著影响。如果将显著性水平放宽到0.1,则对制度的认知的另外两个变量,即是否知道入口补贴和对新农保满意程度对农民的参保决策同样有显著影响。

其一,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程度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显著因素,特别是是否知道养老金数额这一因素。在调查中了解到,许多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本身并不了解,对养老金领取办法、标准等相关规定等没有具体概念。仅有30%的农民知道60岁后养老金领取标准,并且多数人只是大概了解,并不清楚确切计算方法和标准。而新农保入口补贴的知晓度更低,仅为5%,其中还包括部分新农保经办人员。

其二,养老金是否够养老是农民关心的重点,也是影响农民参保决策的显著因素。调查中了解到,农民的参保决策过程也是理性决策的过程,对制度的充分了解,对新农保养老功能的肯定将提高农民的参保倾向。但同时,对样本的统计结果也显示,只有29人对现行养老金领取标准够养老持有肯定态度,仅占总样本的3%。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现行新农保政策本着“保基本”的原则,养老金标准确实偏低;另一方面也源于农民对新农保制度本身并不了解,对养老金领取办法、标准等相关规定等没有具体概念。

其三,新农保制度的满意度对农民参保决策也有显著影响。由于以较小的数值代表了对新农保试点的积极评价,因此参数-0.305表示对新农保满意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 , 农民参保 倾向将提 高0.305%。统计结果也表明,超过6成的农民对新农保试点表示非常满意或比较满意,这一群体的参保率达65.6%,对新农保试点不太满意或无明确感受群体的参保率仅为32%。

4.对经办环节的认知类别中所列的4个变量,即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村干群关系评价、养老金能否兑现和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均对农民参保倾向影响显著,其估计系数分别为-0.738、-0.672、-0.684和-0.699。这意味着:

其一,干群关系的好坏、对干部的信任程度显著影响农民的参保决策。由于以较大的数值代表了对干部信任程度的降低以及对干群关系较低的评价,模型结果表明:干群关系融洽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农民的参保倾向提高0.16个百分点;对村干部信任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导致农民参保倾向提高0.198个百分点。反之,干群关系的恶化,对村干部信任度的降低都将对农民的参保决策产生负面影响。乡村治理对农民参保的这种影响,从与农民的访谈中可以得到比数字更直观的感受。在干群关系较融洽、村民对干部较信任的村庄,村民比较容易接受新农保,也比较愿意参保;反之乡村治理状况较差的村庄,村民对新农保以及其他许多政策都显得迟疑、冷淡。

其二,养老金能否兑现和对保费管理是否放心两个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农民对经办管理水平的信心显著影响其参保决策。显然,对新农保经办管理机构能力和信誉的认可将提高农民参保的可能性,反之亦然。这也是调查中那些未参保农民怕吃亏、怕被骗的典型心理的体现。

五、结论与启示

回归结果表明,家庭人均纯收入对农民是否参加新农保的影响并不显著。事实上,新农保政策的“低门槛”以及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的稳定增加,使得经济能力并不构成限制农民参保的主要障碍。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对农民参保决策行为的影响则更为关键。一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缴费年限、捆绑政策等,二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程度、对新农保的了解和信任等,具体结果如下。

第一,农民的参保行为表现出较明显的年龄上的逆向选择,年轻农民参保意愿较低。新农保作为养老保险的一种,带有跨期交付的特性,对年长者来说贴现期相对较短,因而从年龄角度看,年长者更倾向于参加新农保。根据新农保政策的规定,距领取年龄不足15年的只需补齐应缴费用,即可在60岁后享受养老金待遇,而60岁以上老人则可以直接领取待遇。因而,从缴费年限上看,新农保政策对年纪较大、能在较短期内领取到养老金的农民更具吸引力,对年轻人吸引力则相对较弱。此外,由于年轻农民流动性相对较高,新农保无法跨地区转移续接、与城镇职保的转移接续也存在困难,进一步抑制了年轻人的参保意愿。

第二,对新农保制度稳定性的预期差也是一些农民不愿意参保缴费的重要原因。新农保制度实施之前,我国很多地方进行了多种形式的老农保及地方性新农保探索,本文所调研的5个县(市)就是如此。农村社会保险政策的频繁变动,对农民参加新农保有负面影响。一些农民害怕新农保政策半途而废将导致自己所缴纳的参保费“打水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农民不仅担心政策向坏的方向发展,也担心将来的政策是否会变得“更好”,害怕早参保吃亏。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不确定性预期,形成其在参保缴费中的犹豫和观望。

第三,新农保的宣传、发动主要由村干部和基层政府干部承担,对村干部及基层政府政策的信任程度低导致部分农民不愿参保。调查中发现,一些农民由于对村干部、基层政府不信任,进而对他们所倡导、推动的事情持怀疑、不配合乃至否定的态度,导致其参保缴费的积极性降低。

鉴于此,在未来新农保推广工作中可以从以下方面入手,逐步破除导致农民不愿参保的障碍性因素。

一是以完善村级服务组织为切入点,提高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认知。了解新农保制度是农民参保缴费的基础,为促进农民对新农保制度的了解,需要不断完善县、乡、村三级新农保的经办服务体系。由于新农保的宣传发动工作主要由村干部或村代办员承担,政府应给予其相应的工作经费和待遇。

二是以建立新农保基础养老金正常调整机制为切入点,增进农民对政府和新农保制度的信任程度。改变农民对政府及新农保制度的不信任,不能通过说教,而是应该采取切实措施,消除农民的顾虑。其中最重要的应该让政策和制度保持稳定和连续,并不断提高新农保的保障标准。

三是以适应流动性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新农保与其他保险制度的接续转移。2012年11月,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了《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以下简称《暂行办法》)。按照该《暂行办法》,此次转移衔接办法适用于在职保、新农保、城居保三种制度中参加过两种或两种以上制度的人员。从总的情况看,《暂行办法》有助于解决农民因担心就业地域变化而不愿意参加新农保的顾虑,但仍存在着局限。在今后的政策取向上,应根据“十八大”的要求,以适应流动性为核心,进一步完善新农保与其他保险制度的接续转移,从而促进农民参加新农保的意愿。

摘要：本文将新农保一般化为跨期交付的特殊商品,以制度需求方——农民的消费决策行为为视角,实证分析了制约农民“新农保”参保意愿的影响因素。通过Logistic多元回归模型的分析表明,农民人均纯收入是农民参保决策的经济基础,但与经济因素相比,非经济因素在农民参保决策中的作用更为关键。这些非经济因素又可以细分为两类:一类是制度设计方面的因素,如年龄、捆绑等,他们使不同群体形成了有差异的参保决策过程;另一类是认知方面的因素,如对干群关系认知、对村干部信任、对新农保的了解和满意度等,他们通过影响农民对制度的信任和预期,从而影响农民最终的参保决策。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增强农民参保积极性角度提出了完善新农保制度发展的相应政策建议。

发展体育旅游的制约因素分析 篇9

1.1 体育旅游的定义

体育旅游是近年来才得以快速发展的一种全新的特种旅游方式, 其广义上是指旅游者在旅游中所从事的各种娱乐身心、锻炼身体、竞技竞赛、刺激冒险、康复保健、体育观赏及体育文化交流活动等以及与旅游地、旅游企业、体育企业及社会之间关系的总和。

1.2 体育旅游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和提高, 人们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 而且在精神生活方面也得到了全方面的提升, 尤其是在消费方式的选择上面, 人们不仅仅只注重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 开始注重旅游等精神生活消费。据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中国旅游经济蓝皮书》预计, 2011年全年旅游总收入将达1.6万亿元, 国内旅游人数将达23.4亿人次, 国内旅游收入将达1.3万亿元。同时体育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的旅游业态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2009年二季度相关调查数字显示, 目前国内旅游者中以健身、康复、休闲旅游为目的的旅游人数已占总人数的75%, 可见体育旅游市场的发展前景非常广阔。然而我国的体育旅游产值仅占旅游业年总产值的5%, 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25%, 可见我国的体育旅游业仍没有形成规模性的经济效应。

2 发展体育旅游的制约因素

2.1 对体育旅游的认识不足, 理论研究严重滞后

我国体育旅游开展的时间较短, 不论是开展单位还是旅游者对体育旅游的本质、特征等认识都存在严重不足, 同时相关的理论研究也严重滞后, 对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缺乏深入、系统的引导作用;更为严重的一点在于不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旅游开发单位对体育旅游的重视程度不高, 开发进度缓慢, 进而制约其市场潜力的发挥。

2.2 体育旅游的基础设施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严重滞后

鉴于政府部门以及旅游开发单位或者景区管理部门对体育旅游的市场潜力认识不足, 致使相应的体育旅游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也非常有限, 而由于体育旅游开展的形式和场所制约又使得体育旅游的发展必须远离设施完备的城市, 同时配套设施的缺乏也对体育旅游的安全开展提出了质疑, 多种矛盾的融合进一步制约了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

2.3 相关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机制不健全, 人才缺乏、流失现象严重

体育旅游首先是一个新兴业态同时又是一个多专业融合点复合业态形式, 正因如此体育旅游相关的专业人才十分匮乏, 而且国内体育旅游发展滞后、认知程度不高, 不能提供一个宽松、优厚的工作环境和薪金条件来吸引和聘用专业人才, 从而导致人才的缺失现象严重, 进而制约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

2.4 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和体系建设滞后

体育旅游这个概念引入我国时间较短, 理论界仍没有过多的研究, 也就造成了对相关法律、法规等研究和体系建设严重滞后, 导致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遇到违反了消费者利益的时候也无法可依, 缺乏相应的惩罚机制。

2.5 市场细分程度差, 地方和民族特色体验少

由于体育旅游消费者对体育旅游消费需求的不统一, 有的主要目的是康体健身、休闲娱乐, 有的是为了亲历探险、寻求刺激, 目的不同, 自然体育旅游的细分市场也就各不相同, 而我国的体育旅游市场开发仍不成熟, 品种少、市场细分程度差;同时没能充分发挥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的资源优势, 没能充分体现出因地制宜发展体育旅游, 更没能突显民族体育旅游的特色。

2.6 政府多部门间的配合、沟通、协调能力差

体育旅游涉及到体育和旅游两大行业, 其牵扯的政府管理部门也相对较多, 然而因为两个行业从属不同, 相互交融与渗透不多, 也就造成体育部门和旅游部门两者接洽机会不多, 部门间配合、沟通、协调能力差, 不能很好地共同商讨和构建体育旅游市场这个全新的产业平台。

3 发展体育旅游的应对策略

3.1 加大对体育旅游的宣传和营销力度, 提高体育旅游的影响力

制约体育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就在于缺乏对体育旅游的认识, 消除这一因素主要从如下方面着手:一方面, 充分发挥政府的积极引导作用, 组织并带动旅游开发部门和景区在充分认识体育旅游的基础上, 加大对体育旅游的宣传力度, 增加体育旅游的吸引力, 进而激发旅游者的体验积极性, 提升体育旅游产品形象;另一方面, 旅游开发部门应加大营销力度, 尝试利用诸如体验营销、合作营销以及网络营销等多种新型营销方式来提高体育旅游的影响力, 将我国的体育旅游资源全面详实地介绍给全国乃至全世界, 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独具特色的自然资源, 吸引大量的游客到我国进行体育旅游, 从而促进我国体育旅游的快速发展, 增强体育旅游的市场竞争力。

3.2 加快对体育旅游基础设施和相关配套设施体系的建设步伐

由于体育旅游开展方式和开展场所的限制, 体育旅游对基础设施及相关配套设施体系的要求比较严格, 首先体育旅游的开展场所一般都在远离基础设施完备的市区而选择在自然条件合适的荒郊野外, 此类地点除交通落后外, 住宿接待设施、水电设施、现代通讯设施等基础设施都不能很好地适应体育旅游业的发展。政府及相关单位应加快对基础配套设施的建设步伐。

3.3 快速构建立体化的体育旅游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机制

体育旅游是体育和旅游两大产业融合的新兴产业, 而两个专业的复合型人才是制约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 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快速构建立体化的人才引进和培养机制。我们应该从几方面同时出发, 共同构建立体式的人才形成机制。一方面加强对已经拥有单方面专业技能人才的再培训, 如:加强对具有导游资格人员的水上救生、野外生存、紧急救护等方面的培训;一方面组织相关院校开设特色专业培养相关人才, 如:开办体育旅游特色专业等;另一方面引进适合所需的体育旅游的相关专业人才。

3.4 构建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制定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

由于近几年人们对体育旅游的热衷, 众多旅游者选择了体育旅游, 体育旅游虽然比传统旅游更具挑战性、刺激性, 但是其在我国发展仍不健全, 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的约束, 导致消费者无法维权, 再加上开发企业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也就减低了旅游资源的保护力度, 所以为了更好地发展体育旅游, 我们不得不构建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 加大国家宏观调控力度, 平衡供需结构, 坚持先规划、后开发的原则, 结合各个相关主管部门及企业意见, 制定体育旅游产业的整体发展规划, 以指导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健康发展, 并带动地区性体育旅游产业的兴起。

3.5 整合资源, 优先发展彰显地区和民族特色体育旅游项目

我国地大物博, 自然资源、人文资源丰富, 这些先天条件也给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前提保障, 而体育旅游产业的发展也必然要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体育旅游能快速兴起并流行, 关键的一点在于它能带来传统旅游所没有的全新体验和刺激感受, 这也是其特点所在, 我们要充分整合体育旅游资源, 充分发挥我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的优势, 开展适合各阶段人群需要的体育旅游产品, 诸如:攀岩、赛马、冲浪、登山、徒步旅行等等。同时应该优先发展能突显我国多民族体育旅游资源特色的旅游项目, 诸如:龙舟赛、泼水节等民族性体育旅游, 更要结合各个地区的不同地域特点, 因地制宜发展我国的体育旅游市场。

3.6 进一步细分体育旅游市场, 合理开发体育旅游产品

体育旅游市场是一个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相结合的新型业态, 可以有效吸收两种产业的消费人群, 但是消费者的消费目的各有不同, 所以要针对不同的消费需求, 进一步细分体育旅游市场, 划分为:休闲体育旅游市场、健身体育旅游市场、体验体育旅游市场、竞赛体育旅游市场、参观体育旅游市场等等, 在细分了体育旅游市场的基础上, 合理开发体育旅游产品。

3.7 提倡绿色旅游, 确立全新的生态体育旅游发展观

我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 是开展体育旅游尤其是参与性体育旅游活动的先天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然而由于我国在旅游开发上面一直比较激进, 缺乏相应配套的资源、生态保护措施, 造成了生态环境的退化。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度的提升, 人们更为提倡绿色生态旅游, 为了更好地持续发展我国的体育旅游产业, 应该倡导绿色旅游和生态旅游, 也正因如此, 我们应当明确树立全新的生态体育旅游发展观, 保持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的协调发展, 促进我国体育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3.8 构建并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机制, 促进体育旅游发展

在传统模式下, 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是划分明确的两种不同的产业业态, 两者之间相互交融与渗透的方面较少, 也就造成了各主管部门之间的协调合作机制不健全, 而当体育旅游这一全新业态出现的时候, 无论是从理论、实施环节还是立法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地障碍和隔阂, 无法切实保障多方资源的有效合理利用, 所以为了更好促进我国体育旅游行业的发展, 应该构建并加强政府部门间的协调合作机制, 在需求与资源之间架起沟通和平衡的桥梁, 共同推动体育旅游的发展, 最终形成体育业和旅游业的双赢局面。

4 结语

综上而述, 鉴于旅游产业在我国的快速发展态势, 也必将带动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体育旅游的快速发展, 并逐渐形成相当的市场规模效应, 进而也必将拉动国内相关体育产业和旅游产业经济的双重发展。本文分析了体育旅游发展的制约因素并提出了相应的发展策略, 旨在为相关业务开展企业和旅游部门制定发展策略提供相应的业务指导, 以促进我国体育旅游产业的快速、健康、有序发展。

参考文献

[1]闫立亮, 李琳琳.环渤海体育旅游带的构建与大型体育赛事互动的研究[J].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0, (9) .

[2]张云生, 我国体育旅游市场开发现状与对策研究[J].新西部, 2010, (09) .

[3]许国喜.我国体育旅游发展现状及策略研究[J].商场现代化, 2008, (28) .

[4]马志强.体育旅游资源开发利用研究[J].中国戏剧出版社, 2007, (12) .

制约我国网络购物的因素分析 篇10

1 网络购物的特点

1.1 风险性

网络购物消费者不能够直接触摸到商品, 消费者在付款之后还需要一定的运输时间才能够拿到商品, 这无疑加剧了网络购物的风险性。尽管网络购物有着自身的维权渠道, 但是其保障机制还不够健全, 消费者必须为自身的网络购物行为承担一定的风险。

1.2 趣味性

通过计算机网络实施购物行为, 不仅仅能够满足消费者基础的购物欲望, 还可以帮助消费者获得一定的趣味体验, 比如说与有着同一购物意愿的消费者在购物平台上交流、沟通, 谈一谈对商品的看法、见解, 听一听已经购买商品消费者的使用体验, 这些不仅仅能够帮助消费者更加了解商品, 还能够因此结交到志趣相投的朋友等等。

1.3 主动性

通过计算机网络, 消费者能够最大限度地搜索商家, 从而更加全面地了解商家的信息, 例如信誉度、形象以及声誉等等。同时消费者还能够直接挑选商家、挑选商品, 消费者完全具有主动性。

1.4 快速性

在日常的购物模式中, 商品生产商在研发出新的商品之后, 还需要花费运输时间才能够到达消费者所居住的城市, 而在到达之后还有一些对商品的宣传、让商品上柜等环节, 从而影响到了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购买情绪。但是通过计算机网络, 消费者接触新商品几乎与商品的推广是同步的。

1.5 灵活性

传统的购物都存在着时间上的限制, 很少有24小时营业的, 这也就造成了人们购物上的不便。但是通过计算机网络实施购物, 消费者可以毫无限制地开展购物活动, 只要拍下来付款之后, 商家就会及时地发货。由此可以看出, 网络购物具有传统购物无法比拟的灵活性。

2 影响消费者网络购物的因素分析

2.1 文化因素

不同的文化会造就人不同的性格, 就拿中西方来说, 西方国家的文化氛围比较随意、个性, 所以西方人往往非常喜欢网购, 其采购的范围不仅仅是衣服、饰品等等, 甚至还包括了家里面的日用品、装修服务、清洁服务等等。而对于中国来说, 由于受到比较传统的教育, 所以网络购物还没有完全地融入到人们的消费理念当中, 既使是网购, 也比较具有局限性, 更不用说像西方国家一样什么商品、服务都采用网购的形式。

2.2 社会因素

人所处的社会能不能够广泛地接受网购这个理念, 直接地关系到人们通过网络购物的概率, 比如说一些消费者往往会因为身边人不认同网络购物, 就放弃这一购物途径。由此可以看出, 社会因素也是影响网络购物的一个重要原因。

2.3 第三方评价

第三方评价, 指的是进行过网络购物消费者对网络购物的体验、经验以及感受, 而很多没有进行过网络购物或者说正准备尝试网络购物的消费者就很容易被这种评价所影响。具体的内容包括了以下几点:第一, 商品评价。指的是消费者在完成了网购活动之后, 根据所收到商品的质量、满意程度所填写的对商家的评价, 一些有购买该项商品意愿的消费者往往就会直接受到这种评价的影响;第二, 论坛评价、博客评价。指的是消费者在完成网购活动之后, 将自身的购买心得、体验以及感受直接写在网上, 并提供给更多的消费者参考, 这会直接影响到其他消费者的网购行为。

2.4 网络商家的吸引力

不论是传统的购物模式还是网络购物模式, 都有着同一个因素会影响到购物活动的开展, 那就是商家能不能成功地吸引到消费者。而网络商家对消费者的吸引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第一, 价格。价格是直接影响到消费者购物的一个因素, 而由于网络商家能够节省实体店的成本, 所以其价格往往比实体店的价格更加优惠, 而物美价廉对消费者来说有着很大的吸引力。第二, 信用。网络购物消费者本身就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而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 消费者往往会选择信用比较好的商家, 保障自身的利益。第三, 商品信息。网络商家必须尽可能地完善自身商品的信息, 这样才能够帮助消费者更加了解商品, 从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第四, 商家形象。尽管网络商家不是实体店, 但同样也存在着自身的形象问题。

2.5 感知利益

感知利益是促进消费者进行购物的一种直接因素, 当消费者的感知利益超过了购买成本之后, 购物活动就会发生。具体包括以下几点:第一, 个性需求。消费者在与网络商家交流、沟通的过程中, 会说出一些自身对商品的需求, 而网络商家能不能够满足消费者具有个性化的需求, 则直接影响到消费者的感知利益;第二, 价格。网络商家所提供的商品是不是物美价廉, 也同样会影响到消费者的感知利益, 如果消费者觉得在保证质量的基础上, 这个价格是最优惠的, 消费者的感知利益就会直接提高, 从而进行购买行为;第三, 方便性。比如说消费者通过计算机网络所购买的商品能不能够快速、方便地到达消费者手中, 从而满足消费者的购物需求等等。

3 促进我国网络购物的有效措施

3.1 提高网络商家的经营意识

网络商家与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实体店有所不同, 所以其经营的意识也应该有所不同, 基于这一点, 网络商家必须及时地认识到自身经营的独特性, 进而及时地强化自身的经营意识, 以确保能够满足发展的需求。具体的实施措施包括以下几点:第一, 由于网络购物存在灵活性, 所以网络商家应该积极地发展自身的客服, 以确保能够及时地解答消费者的疑问, 帮助消费者挑选到适合的商品;第二, 消费者在购买付款之后, 网络商家应该及时发货, 以减少消费者等待的时间, 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满意度;第三, 消费者在进行网络购物的过程中本身就承担着一定的风险, 所以网络商家必须严格控制好自身商品的质量, 这样才能够真正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从而有效地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

3.2 积极地开展创新服务

网络购物模式具有针对性, 比如说有的商品是由商家自己生产、自己销售的, 也有的产品是直接与生产商沟通之后所生产的, 而网络商家必须抓住这一特点, 为自身的发展创设良好的条件。具体应该是这样的:第一, 多与消费者沟通、交流, 比如说耐心地听取消费者对商品的意见或建议, 然后及时反馈到商品生产环节, 这样就能够不断地创新, 从而提高商品的性价比, 满足消费者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第二, 不断地根据消费者的需求, 创新自身的服务模式, 比如说为消费者提供具有个性化的服务, 使消费者有不一样的购物感受, 从而获取竞争优势;第三, 及时观察市场的变化, 不断地研究、创新自身的商品以及服务, 这样才能够及时做好对消费者的服务, 从而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和满意度。

3.3 注重日常的细节管理

网络购物模式中, 消费者与网络商家是通过网络进行沟通, 这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网络商家应该积极的加强自身的细节管理工作。首先网络商家客服在与消费者进行沟通、交流的过程中, 必须注意自身文字使用的艺术性, 善用文字表达, 才能够与消费者产生共鸣, 提高消费者的满意程度;第二, 当交易出现问题的时候, 必须及时帮助消费者解决问题, 积极的、及时的售后服务态度也是直接影响到消费者心理情绪的关键所在;第三, 加强对商品信息的管理, 比如说商品的图片、介绍等等, 必须保障图片、信息与实际商品的相符性。

4 结语

总而言之, 网络购物的出现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效率, 更为人们的消费提供了趣味性, 从而丰富了人们的生活, 但是, 网络购物毕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风险性, 所以网络商家必须积极地以自身销售特点为基础, 找到交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进而积极地探索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这样才能够不断地完善网络交易过程, 才能够提高消费者的忠诚度以及满意度, 最终促进自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王小芳.浅析我国网络购物的发展[J].经济研究导刊, 2009 (02) .

制约因素分析 篇11

【关键词】小学作文;教学制约因素;分析研究

在小学语文教学中，作文难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其形成原因较为复杂，广大教师要对此引起高度重视，本文将做简要论述。

一、制约小学生作文写作能力提升的主要因素

1.素材不足导致胸中无物。胸中有丘壑，下笔如有神。学生有了丰富的感知和素材作为基础，可以在写作中随手拈来各种素材，写出来的文章自然传神。而许多学生生活阅历不足，平时对社会的观察也较为匮乏，阅读量又偏少，脑海中可用的素材数量非常有限，影响了写作活动的开展。

2.方法缺少导致下笔艰难。有些小学生在作文学习中不知如何动笔，每次开头结尾翻来覆去就是几句话，究其原因和缺少写作方法有关，写人都是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一头乌黑的头发，导致写作活动陷入困境。

3.氛围淡漠导致动力薄弱。小学生争强好胜的心理较强，教师可以运用这一心理特点创设竞争性氛围，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但是许多教师在作文教学中没有采取这样的方法，学生无论是作前指导还是点评环节，都处于平淡如水的氛围状态，对学习兴趣的激发产生了制约。

4.载体匮乏导致学习单调。作文学习不仅仅是课堂的作文学习，更应当包括课外的作文训练。许多教师对拓宽教学空间与丰富教学载体方面研究不深、运用不广，学生在习作训练时没有能够借助于各种兴趣组织载体开展，也没有能够利用课外时间自主进行，导致学生对作文学习兴趣不足。

二、针对薄弱环节突破，全面提升小学生作文写作能力

针对当前影响学生作文写作的制约因素，广大教师要深入研究，并针对薄弱环节开展突破，致力于小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

1.从观察生活着手积累生动素材。生活是写作的源泉，作文是用文字形式对生活的提炼与反映。增强学生写作水平，必须要提高学生作文素材的积累程度，其中最为重要的路径就是从生活中观察与积累。笔者要求学生从小养成细心观察与积累的习惯，平时认真开展分析，上学时、放学后用自己的双眼敏锐地捕捉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善于从纷杂的信息中提炼出有价值的内容。为了配合生活观察活动，笔者要求学生每人准备了一本观察笔记，将生活中观察的内容积累下来，在小本子上记一记划一划。这样无论是遇到一些好人好事，还是遇到一些丑陋的现象，都可以记载下来。当需要写作文时，翻开自己的素材本，正面的典型，、反面的案例、形象鲜明的人物等随手拈来，可以较好地服务作文教学活动。从生活中观察获得的素材，能够在学生内心转化为深刻的感知，这是提高学生作文写作能力不可多得的重要基础。

2.从指导技巧着手提高写作水平。增强学生写作技巧需要从课内课外两个方面着手，教师一方面要立足课堂，从阅读分析着手对学生渗透写作技巧的指导，结合课文讲解让学生分析讨论文章的结构有什么特点，在内容上抓住了哪些方面，运用了哪些鲜明的手法，以及在语言表达上有着什么样的特色等等。这样的启发思考以小组合作的形式组织开展，既帮助学生深刻理解了课文内容，同时也借鉴了课文的写作手法，具有抛砖引玉的作用。课外及时进行提炼巩固、学以致用，对学生作文能力的提升将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另一方面，在课外着力通过素材积累、自我感悟的方式进行。阅读了优秀的文学作品之后，尝试提炼出其中一些好的写法，对一些优秀作文的框架结构可以提炼提纲、梳理总结，这些方面对学生作文写作水平的提升能够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学生掌握了写作的手法技巧，可以独立自主进行创作，授人以渔的效果会得到充分体现。

3.从组织竞赛着手营造竞争氛围。小学生之间学习都拧着一股劲，争一争、比一比、赛一赛，如何顺应学生身心特点将这样的优势体现出来，考验着每一位教师的教学机智。教师可以结合作文教学组织开展一些竞赛活动，在学生中营造竞争的氛围。无论是读后感的比赛，还是现场作文的竞赛，以及口头小作文的表达比赛等等，对学生写作能力的提升都具有积极而深远的影响。笔者经常组织一些与作文相关的教学竞赛活动，既有书面形式的征文竞赛，也有读后感展览，还有一些指定专题的现场口语表达。无论哪一种形式的竞赛活动，在学生中都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要在同学面前展示自己的才干。为了进一步调动学生作文学习的兴趣，笔者在开展作文竞赛的时候，还按照分层原则组织同一层级不同组别之间的学生进行竞赛，让他们进一步激发动力。

4.从兴趣组织着手拓展学习空间。小学生开展作文学习，教师在课堂上进行指导，无论是阅读分析中的渗透，还是作前指导中的点拨，都只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更多的时候需要学生在课外进行自我感悟、自我训练。搭建一些课外活动载体，能够使作文课堂教学有效延续和延伸，对学生增强写作水平帮助较为明显。笔者在教学中既组织开展了传统的兴趣小组活动，同时对这样的活动进行了与时俱进的调整。如作文兴趣小组活动中分为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属于拔高性，另一方面属于基础性，每一种类型都制定相应的目标，针对相应的群体，所开展的活动有效体现了因材施教的原则，让优秀生进一步增强写作技巧，让学困生得到写作方面的有效指导。另外，笔者还在发挥课外实践活动作用方面下功夫，组织学生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实践活动，无论是社会调查活动，还是服务社区服务街道的公益劳动，以及慰问老人的尊老活动等等，这些活动可以增强学生感知认识。笔者要求学生认真观察，带着目的参加活动，在活动结束后梳理素材、相互交流，教师进行技巧的指导点拨，学生所写作出来的文章质量得到了相应提高。

三、结束语

针对当前小学作文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广大教师要提高教学设计的针对性，在教学内容安排、教学组织方式等方面进一步创新理念，以更加务实的教学举措缓解作文教学难现象，提升小学生作文写作能力。

【参考文献】

[1]李石松.生本理念与自由写作[J].语文学习与研究，2005

产业转移工业园制约因素分析 篇12

1.1 产业转移园区概念和分类

(1) 产业转移工业园概念

产业转移工业园又称产业转移园区或产业转移园,在本文中都是同一个概念。因产业转移工业园起源于广东省,故我们还是借用广东省的定义。

广东省的产业转移工业园是在广东省政府的指导下,由珠三角地区的地方政府(市、区、镇)与粤北山区及东西两翼地方政府按照双方合作开发协议,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由粤北、粤东或粤西地区政府在本地经国务院、广东省政府批准设立的开发区、工业园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中,整体或部分划出一定面积的土地设立产业转移园区。

(2) 产业转移工业园分类

产业转移工业园从园区内企业的产业关联度可划分为混合型、专业型和单一型三种类型。混合型产业转移工业园是指对入园产业类型没有特别要求,只要符合园区环保要求的产业,基本上都可以入园发展的产业园区;专业型产业转移工业园是指以某一类型产业为主导发展的产业园区;单一型产业转移工业园是指以单个或几个龙头企业为主导发展的产业园区。以上三种产业转移园区的划分没有很严格的标准,但是对此我们可以认识到:第一种产业转移工业园不是很值得提倡,但在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初期为了聚集人气是有必要的;第二和第三种产业转移工业园值得大力提倡,因为他们有利于形成产业链式产业转移和集群式产业转移,而只有这两种产业转移才能奠定产业转移工业园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1.2 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概况

近年来,广东省东部发达地区资本相对饱和,本地市场难以满足资本增值的需要,加上受资源、劳动力成本、环境、市场等综合因素影响,资本向外扩张的需求强烈,于是广东省于2005年开始产业转移园区的建设,并且从制度上进行相应的扶持,出台了《关于我省山区及东西两翼与珠江三角洲联手推进产业转移的意见(试行)》(又称“22号文”),且在政策和资金上扶持山区市县建立“产业转移园区”,由省向各市分别下拨4 000万元建设资金。

按照广东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的设想,可以一举两得:既能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转移出去,促进珠三角产业结构升级,又能通过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工业园承接珠三角企业的转移,把企业留在广东落后地区,以此促成广东各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

至2008年初,广东已有11个山区及东西两翼地级市与5个珠三角城市建立了24个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区。据官方测算,这些省级产业转移工业园区如果按规划全部建成投产后年产值可达2 600亿元,这相当于2005年广东山区和东西两翼14个市规模以上工业的42.7%。

产业转移工业园目前不仅仅在广东而且在江苏发展得也颇有规模。产业转移工业园这种模式已经被江苏所复制并演绎得更加有声有色,于是广东省内一些官员甚至更愿意拿江苏模式来证明当年广东所发关于产业转移工业园的“22号文”在制度设计上是超前的。除了在广东和江苏等地,在中国内陆一些地区,产业转移工业园这种模式正在被应用,如湖南衡阳深圳工业园是由湖南省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支持建设的工业园。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至今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也存在不少问题,下面我们将详细分析产业转移工业园发展的制约因素。

2 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几个制约因素

2.1 金融危机

由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而陷入低潮的经济局势,正使得一些地方的重大决策经受考验,广东出台的“双转移”政策同样也面临严峻的挑战。

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了珠三角发达地区的企业订单减少,大量外贸依存度高的企业面临亏损或破产。金融风暴持续性较长,至于持续到什么时间比较难讲。尽管2009年下半年开始经济开始回暖,但离金融危机结束尚有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不能够低估它的破坏力。因此,目前珠三角这些企业最重要的是要保住资金。这些企业既没有足够的精力和财力进行技术革新和品牌的创新,同样也没有多少企业会将钱拿出来搬迁建厂房和生产线,即使是那些现金充裕的企业,在这个时候也大多不愿搬迁,因为金融危机这种恶劣形势令这些企业变得非常谨慎、小心,目前持有现金对于他们来说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种情况在产业转移工业园入园的情况中也得到反映,危机前有意向准备转移的企业很多,危机后前往产业转移工业园的企业剧减,有很多已经达成协议的企业也暂时停止了转移。 广东“双转移”新政推行半年后,《财经》记者于2009年12月再次回访东莞,发现无论是学界还是市、镇一级地方政府,大家已将关注点聚焦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增长及帮助企业求生存上,“双转移”已很少被人提起,这也再次证明了金融危机对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制约。

2.2 产业转移工业园所在地

(1) 规划不力,执行不到位

建设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在决策之前没有进行认真的调研,也没有请相关专家进行详细考证,从而对本地区的资源和产业的发展及远景并没有一个清醒、客观的认识,盲目地一哄而上,导致了产业转移工业园规划不合理,主导产业不明确,特色产业不凸显,进而影响了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可持续发展。

即使有所规划的工业园在建设中也出现不少问题,一些工业园由于招商情况欠佳变得“饥不择食”,园区接纳的企业什么行业的都有,形成一个“大杂烩”。由于产业转移工业园接纳入园项目的盲目性和随意性很大,只要属于准入产业项目,均来者不拒,导致产业的专业化、集群化、生态化程度很低,潜在的风险巨大。而且有的工业园不管引资项目有无污染,能来就欢迎,如广东某产业转移工业园,其规划和批复的主导产业明明是打火机制造、制衣、家具等,然而在首期工程中却引入了大量的废塑回收加工企业以及一些日用化工、农药企业等。

(2) 产业配套能力差

园区所在地本身经济落后,工业化程度较低,所承接的不少产业对于该地区而言是新的产业,所以就难以指望该地区的产业配套能力强,即使该地区对一些产业有配套能力,也由于当地政府思维没有转变,企业用工人员素质有差距,配套零部件的质量和及时供应跟不上珠三角相应的企业。很多企业想转移但是难以转移的一个原因就是在产业承接地形成不了产业链,比如在纺织业,一个环节的顺利进行需要若干个环节的无数个厂家提供支撑才行,并不是简单的一两家企业搬迁后就能带动所有环节的企业搬迁。如何解决转移企业的产业配套能力以及延伸、完善产业链是产业转移面对的一个棘手问题。

(3) 人力资源不足

将转移企业的大部分或部分员工重新安排到产业转移工业园,这实际上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转出地的绝大部分员工是不愿意离开转出地的,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员工在转出地已经成家立业,重新在转出地找工作的转换成本较低,有的甚至为零;转出地大部分是较发达地区,而转入地大部分是较不发达地区,员工不愿去适应陌生的新环境。同时,园区所在地由于经济落后,相应的教育投入不足,教育水平较低,加上园区所在地区的人才很多已经前往发达地区发展,故造成转移企业难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比较满意的员工。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要好点,它们可以通过适当培训有一定文化的农民或招收当地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来解决企业的用工问题,但是对于技术方面要求比较高的工种,从工人到技术人员的培训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完成的,这就需要多年的积累。

(4) 行政办事机构的吃拿卡要

不少珠三角企业尤其是港资企业在转移到广东粤北山区及其他相对落后地区的过程中,对当地政府部门特别是消防、经贸、国税、地税和乡镇一级政府官员反映的意见及投诉问题比较多,其中就有“吃拿卡要”等问题。这些部门及乡镇的做法,不仅反映出其工作作风水平低下,而且违背了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双转移”战略部署。这些“吃拿卡要”的职能部门,以种种名目随意地向转移企业收取各种不合理费用、乱拉赞助,明显是把转移企业当成了“唐僧肉”,加剧了转移企业的脆弱性及不稳定性。这种问题的存在固然是局部的,但也能够使这些地区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投资环境的恶劣。千万不要以为机会可以坐等而来,人家一定要来,这种“守株待兔”式的承接转移心态是极其危险的。广东不少产业转移承接地与湖南、江西、广西等省份接壤,这些省份对投资环境的改善是花了很大力气的,广东省的转移企业随时可能跑到这些地方去投资,更重要的是,后面想转移到广东粤北山区及其他相对落后地区的企业也会裹足不前而转投他方。

2.3 珠三角合作方

(1) 畏惧产业空心化

按照广东省委、省政府实施“双转移”的战略意图,即广东的“腾笼换鸟”,具体是指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方面向当地第二、三产业转移,另一方面其中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但在实际情况下可能是笼子已腾、旧鸟已去,但是新鸟不来,这就会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很大麻烦。对“双转移”政策的珠三角执行主体——市、镇一级地方政府而言,GDP数字依然是最核心的政绩反映,虽然广东曾出台新型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但在当前经济环境下,经济增长仍然压倒一切,所以珠三角当地政府担心一旦将企业转移出去,会形成产业空心化,况且在当前金融危机之下,实际上即使是在经济向上的时候,也不大可能很快吸引来先进制造业及高端服务业。同时,“双转移”政策在村镇一级也遇到很大的阻碍。珠三角制造中心所在地的农民包括一些村镇集体,其收入基本上是依靠房屋租赁,而租户确切地讲大多数就是那些被列入转移行列的中小企业及其员工,在他们的利益未衔接好之前,“双转移”政策必然遭遇来自他们的强烈抵抗。

(2) 因前景、利益分配问题投资信心不足

广东省政府对产业转移工业园设置的初衷是:省政府对通过认定的园区在财政补贴、税收、用地指标等方面给予扶持;由山区及东西两翼地区提供园区建设用地,并负责园区外部基础设施建设;珠江三角洲地区政府负责园区的规划、投资、开发、建设和招商引资等工作,园区收益按商定比例在一定时期内进行利益分成。但是由于各级产业转移工业园数量过多,每个工业园的补助资金不过区区数百万元,极少超过千万元,对于规模达数千亩的园区内外基础设施建设来说,简直是杯水车薪,而工业园所在地财政实力普遍较弱,拿不出钱来投入工业园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珠三角地市显然对此也缺乏积极性,则直接影响到工业园的功能配套完善和招商引资工作的开展,也影响了珠三角方和计划入园企业的投资信心。

同时,珠三角合作方政府和园区所在地政府的双方合作收益模式也存在着很大的问题。虽然目前很多园区都采取了税收分成的方式,但是这些税收本就不多,市级财政要拿走一部分,剩下的就不多了,再分成就更少了;而且由于产业转移园不在珠三角管辖范围,即使入园企业再多,珠三角城市能获得的收益也非常微薄,因此珠三角城市更是不敢加大投入,其积极性不高是自然的。

摘要：首先分析了产业转移工业园的概念、分类和发展概况,而后对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几个制约因素进行了详细分析,从而为产业转移工业园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关键词：产业转移工业园,制约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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