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因素制约论文（共12篇）
文化因素制约论文 篇1
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障碍, 国内也有许多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 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可能是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肖知兴教授, 其新作《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1], 从文章标题就可以看出来, 这是主要从人文角度研究创新问题的。此外, 宋小庆、黄兴涛翻译的辜鸿铭英文原著《中国人的精神》[2]也在最近修订出版, 该书中辜老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人的创新精神问题也作了深入探讨。所不同的是辜鸿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实信徒和积极宣扬者, 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肯定与赞美溢于字里行间, 而肖知兴教授却与此相反, 对中国传统文化采取了基本的批判态度。但是不管是辜鸿铭还是肖知兴都认为文化是制约中国人创新的重要因素, 认为它对创新的阻碍和抑制作用大于它的促进与涵养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主要是起阻碍作用,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1 对创新过程中外文化“体与用”二者关系的认识
自19世纪中叶以来, 对于中国在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过程中, 是否要坚持自己的文化传统, 中国人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 大致是从坚持“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转变为逐渐放弃中学为体的主张。鸦片战争后, 一些学者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 提倡向西方国家学习科学技术, 但仍不放弃中国的文化, 所提出的口号是“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但从魏源到梁启超, 多数中国士子认为中国的文化体系是可分的, 因而有可能接受或采纳异国文化的某些部分, 并整合进入中国自己的文化中。到19世纪末, 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在这个过程中, 两种文化不能偏废。如1896年, 梁启超指出, 舍西学而言中学者, 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 其西学必为无本, 无用无本, 皆不足以治天下[1]。
其实当时已经有很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创新来说, 可能阻碍作用大于促进作用。他们所讲的“中体西用”, 通常是为了在名义上维护纲常名教, 生怕自己的言论背离中国的主流文化太远遭到国人谴责, 是为投合国人的好古之心做一做表面文章, 目的和重心都在西学为用之上。
到了戊戌变法前后, 人们开始认识到体制上不变革, 是难以真正实现中国新技术发明的兴盛。1895年, 严复认定中国的学问既不能致中国于富强, 也不能救中国于危亡, 故通通可说是无用, 皆应暂时“束之高阁”, 即认为“中学为体”是不可能的。所以最后主导变法的人士主张摈弃传统重建中国文化。他们认识到, 西方强大的技术是在西方的政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张之洞在这个方向上走得更远, 在《劝学篇》中说“西学为用”, 称“如今言西学, 西艺非要, 西政为要”[1], 认为不但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 并且要学习西方的行政体制。可惜的是, 尽管有变法志士的以身殉法, 有“五四”以来中国人接受无数新的外来观念, 可是他们所希望重建的文化秩序, 至今也还没有突破性的成果。
2 宗教信仰对中国人的创新精神的制约
关于宗教与创新的认识, 一般认为创新是一种研究开发过程, 具有创新精神的人需要有宗教信仰, 从事创新的人需要有宗教信仰的支撑。
2.1 辜鸿铭的观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忠诚捍卫者辜鸿铭认为, 中国人基本是没有宗教信仰的, 如果说有, 儒教就是中国人的宗教, 但中国人的这种“宗教”, 是不利于创新的。其观点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1) 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辜鸿铭认为, 对中国人而言, 佛寺道观以及佛教、道教的仪式, 其消遣娱乐的功能要远远超过教化的功能。它们触及的是中国人的美感, 而不是其道德感或宗教感。中国人更多的是对它们诉诸于想象力, 而不是诉诸心灵或灵魂, 所以中国人不需要宗教[2]。
(2) 儒学可以取代宗教, 或者说儒学就是中国人的宗教。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一书的导论中开宗明义地称, 由孔子创立的儒学为核心的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良民宗教, 或者说是国家宗教[2]。而儒家对中国人思想的影响的深远程度, 远远超过道、法、释诸家。可以说中国人没有宗教, 或者说中国人的宗教就是良民宗教、国家宗教。如果说儒学是中国人的良民宗教, 它可以培养完美的人格;如果说儒学是一种国家宗教, 是因为按照《大学》的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人的精神成长阶梯, 最终形成忠君思想, 其核心是国家信仰。但是, 不管是良民宗教也好, 是国家宗教也好, 它们都不可能成为推动创新的动力, 相反, 往往成为对创新思维与创新因素的抑制。
(3) 没有宗教的中国人不善于创新。辜鸿铭认为, 由于中国人只接受经验, 不善进行思辨与探究, 这是不利于创新的。在有些领域中国人只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什么进步, 这不仅有自然方面的, 也有纯粹抽象科学方面的, 诸如数学、逻辑学、形而上学。实际上欧洲语言中“科学”与“逻辑”二词是无法在中文里找到完全对等的词来表达的。像孩童一样过着心灵生活的中国人, 对抽象的科学没有丝毫兴趣, 因为在这方面心灵与情感无计可施。事实上, 每一件无需心灵与情感参与的事, 诸如统计表一类的工作, 都会引起中国人的反感。那么欧洲人现在所从事的所谓科学研究, 那种为了证明一种科学理论而不惜去摧残、肢解生物的所谓科学, 则使中国人感到恐怖, 并遭到他们的抑制[2]。
2.2 肖知兴的观点
肖知兴认为, 宗教信仰是推动创新的非常重要的心理动力。因为宗教信仰是一种爱、感情和热忱, 人们所以献身科学, 常是凭着这种感情, 所以宗教成为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动力与精神支撑。因为宗教信仰的特点是非功利性, 是一种执着的追求, 是一种虔诚之心, 所以创新不能太功利。如对彻底证明了“庞加莱猜想”做出最大贡献的是俄罗斯的数学家佩雷尔曼, 但他却拒绝受领数学的最高奖菲尔兹奖。佩雷尔曼的同事解释他这么做的逻辑:要做伟大的工作, 你得有纯洁的心灵。你只能考虑数学, 其他一切都是人性的弱点, 接受奖项就是在显示弱点, 理想的科学家做科学, 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关心[1]。但是中国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比如写文章参加研讨会, 首先考虑的是参加会议必须提交文章, 其次考虑的是本单位参加会议, 如果不提交文章会使所在的单位很没面子;再次, 如果会议文章还可以参加评奖则希望文章如果获奖可以得到一定的肯定和承认。
与辜鸿铭不一样, 肖知兴认为儒学与道学都不是中国人的宗教, 佛教才是中国人的宗教。即使是信仰佛教的人, 大多也主要受到儒学的影响。所以中国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 很多中国人根本不知道灵魂之心是什么。宗教解决人的行为的方向和动力的问题, 可以说中国人的人生是没有方向和动力的[1], 因此也不会有强烈的创新欲望。
3 中国人的关系文化对创新的制约
中国人十分重视人际关系, 中国文化有强烈的关系文化特征。这些关系不外乎是建立各种初级群体基础上的关系, 如血缘、地缘、学缘、业缘等关系。这种人际关系其实就是小圈子的关系, 秉持“内外有别”的宗旨, 通过对圈外人的忽视或歧视, 利用圈内人各自掌握的某些或公或私权利的交换来为小圈子谋利。纯粹从思维的角度看, 圈子文化容易形成圈子内一元化、同质化、简单化的思维习惯, 不利于个体实现创新和调整[1]。
这种小圈子人际关系与创新所需要的团队合作关系有质的区别。创新需要依靠建立一定的团队, 即形成一定的创新集体来实现, 但小圈子中个体的利益是独立的, 注重自我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团队合作中的个体自我则是相互依赖的, 自我与他人之间的界限较模糊, 需要通过设定集体与个体之间的一致性目标, 个体利益与愿望的实现, 往往有赖于集体利益与愿望的实现。如果以一个科研团队来理解这个问题, 我国的创新或科学研究, 特别是人文科学的研究, 往往不注重发挥团队的作用, 个人单打独斗有时效率更高, 这就制约了科研团队作用的发挥, 也制约了创新与科研工作的效率。
最近在国内发生的方舟子被袭殴事件, 是这方面一个典型的反例。作为在国外受过正规的科学教育训练的学者, 方舟子对学术造假与伪科学深恶痛绝。1994年, 方舟子在美国创办了世界第一份中文网络文学读物《新语丝》, 对中国的基本学术道德提出批评, 因为国内的学术环境中权威的科学家剽窃、伪造数据、压制学生和同行的案例太多了, 但是国内媒体对此完全失语。而方舟子的学术打假行为得罪了国内学术界的许多人, 使他成为一个“为了科学不要朋友”的人, 成为一个“中国树敌最多的人”[3], 甚至还必须冒生命危险, 受到人格的攻击就更不用说了。但他的这种科学态度在中国真是难能可贵, 他的遭遇也使我们为中国的这种学术环境深感悲哀。
4 中国文化精髓的“中庸之道”对创新的制约
中庸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产物, 中庸之道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庸其实就是一种“适中”的思想, 认为适度才能保持事物的平衡。《说文》中说:中, 正也;庸, 用也。孔子的中庸思想的宗旨就是不要任意打破平衡。《论语·子罕》中说, 吾有知乎哉?无知也。他认为事物有始末不同, 即事物有两个方面。处理事物应“允执厥中”, 否则变成“过犹不及”[4]。中庸作为儒家的重要哲学思想, 作为认识论和方法论, 一直被历代思想先哲所接受。从修身方面来说, 中庸也是有指导意义的。人生要面对物欲、情欲的挑战, 尤其对把握某些权力的人来说, 如果没有节制, 做事过了头, 将会断送自己的前程。中庸思想消极的一面, 就是会使人安于现状, 不愿意打破现有的平衡, 缺乏创新意识与冒险精神。这种思想目前在一部分企业家行为中表现得很明显。
例如, 泉州的男装、运动鞋服产业相当发达, 享誉海内外, 很多企业具有很强的市场影响力, 甚至可以在国内市场起到主导作用, 并且泉州的这类产品拥有许多中国的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 使泉州成为“中国品牌之都”。但泉州企业家受中庸之道思想影响, 明显缺乏创新精神。如在采用新工艺与新材料方面, 泉州面料企业已经成功研发了纳米面料, 这种面料可以四防二抗 (防水、防污、防油, 防紫外线、抗皱、抗静电) , 只要开发纳米面料的新产品投入市场, 可能会大大扩张市场, 引领市场的消费, 实现产品创新与市场创新。但泉州服装企业却没有一个敢大胆采用, 这种企业家的文化就是中庸之道的文化的现实体现。在市场营销方面, 泉州企业有许多国内知名品牌, 但是这些品牌背后并不是创新的结果。品牌营销能力的三个境界可以用“品质、品味、品格”来概括, 首先是可靠的性能和质量, 然后是设计和工艺, 最后是代表现代商业精神的永不逾越的经营伦理。但是泉州这类产业创名牌的过程中, 更多的是仿效泉州服装业的名人广告效应树立名牌的, 品牌“千人一面”, 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产品创新。使品牌成为企业利用消费者的信息不对称和不理性的思维方式来引导消费者的手段, 这种营销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创新, 目标就只有一个——让消费者掏钱。
5 企业家精神的缺位
企业创新的主体是“企业家”。企业家与一般商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是否有创新精神。在熊彼特看来, 企业家与只想赚钱的普通商人和投机者不同。个人致富充其量只是他的部分动机, 而企业家精神应包括: (1) 建立私人王国; (2) 对胜利的热情; (3) 创造的喜悦; (4) 坚强的意志。这种精神是成就优秀企业家的动力源泉, 也是实现经济发展中创造性突破的心智基础。
企业家已经成为市场经济中最稀缺的资源, 是社会的宝贵财富, 企业家的数量和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 许多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都不惜代价、不择手段地网罗创新型人才。
可惜的是, 企业家精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氛围中, 或者说在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淫的社会环境中是难以形成的。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我们选拔人才的机制还不尽公正合理, “论资排辈”、“年龄一刀切”、“忌能妒贤”、“仇富”的心理普遍存在, 对人才的制度化激励还相当缺乏, 鼓励冒险、容忍失败的社会氛围还十分稀薄, 所有这些都严重地阻碍着我国企业家的孕育、培养和造就, 固而难以培养出有独特创新精神, 难以培育出更多的实力雄厚、发展前景看好的企业。
6 结语:中国文化的重建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创新, 阻碍了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 这是一个客观现实。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如何重建中国的文化, 以适应创新的需要?自19世纪中叶以来, 许多仁人志士为重建中国文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但是收效甚微。本文作者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中还是有对创新起积极作用的因素, 但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利于创新的内容挖掘出来, 这是很不容易的。更重要的是, 中国传统文化对创新的消极作用大大超过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缺陷就是缺乏民主与科学精神, 最重要内容是君权与服从, 是统治者对臣民的思想制约。民主与科学是近代西方文化的根本观念, 但是它们和中国文化并不是互不相容的, 问题是我们怎样能通过自觉的努力, 使中国社会文化变迁朝着最合理的方面发展, 在对中西文化真实了解的基础上, 吸收西方文化的有益成份, 重建中国文化, 重建中国人的创新精神, 这正是我们几十年来应该从事但是却没有认真进行的基础工作。现代社会的发展使文化的发展达到了新的境界, 要求我们不仅要重拾“五四”精神, 而且要超越“五四”的思想境界, 这是中国文化重建的方向, 也是当代创新之路的必然要求。中国必须发掘已有的精神资源, 同时真正地学习西方先进文化, 以更新自己既成的文化价值系统。只有这样, 中国的创新之路才有可能成功, 以促进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型。
摘要：分析我国传统文化对创新精神的制约, 表现在中国人的宗教信仰、人际关系文化、中庸之道、企业家精神缺位等方面, 从而论证了重建中国文化是实现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企业创新的保证的结论。
关键词：中国企业,创新精神,文化,制约因素
参考文献
[1]肖知兴.中国人为什么创新不起来[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2]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宋小庆, 黄兴涛, 译.北京:古吴轩出版社, 2009
[3]杨猛.方舟子是中国树敌最多的人[N].广州:南方周末, 2010-09-02:A2, 3版
[4]三人编.六十个孔子[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6:251
文化因素制约论文 篇2
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初创企业数量日益增加，这类企业指的是刚刚创业的企业，通常具有人员数量少、管理能力差和市场抵抗力弱等特点。在对初创企业存在的管理问题进行分析时，可发现较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内部管理不规范、人事管理混乱等[1]。初创企业在初期发展阶段，企业内部管理还存在随意性的弊端，有关企业管理的规章制度还不完善，是初创企业较为常见的问题。并且在企业进行内部管理的过程中，在人事安排上通常选择与管理者有亲属关系的人员担任主要岗位，这就导致内部管理体现家族式特点，并且对员工权益的保障力度不足，同样会制约企业稳定发展。另外，企业内部管理的不足还体现在财务管理制度尚不完善这方面，企业资金资源使用不规范，财务会计制度的制定与企业财务管理实际不相符等，都会为企业之后的管理带来不利影响。
3.2初创企业内部管理的制约因素
造成企业内部管理缺陷的原因来自多个方面，主要制约因素可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分析：一是机制因素，这一因素是初创企业产生多种内部管理弊端的主要原因之一，企业在实施内部管理的过程中，缺少完善的科学机制和有效的管理方法，势必会在为企业带来较多管理问题，对企业发展有严重威胁；二是人的因素，对于初创企业来说，主要具有人力资源较少的特点，在实际管理中，可安排的人力资源比较缺乏，尤其是管理专业的人才数量不足，将无法为企业管理工作开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并且管理人员综合素质不能满足企业管理需求，将导致管理质量低下，内部管理规划不能得到有效落实等。上述原因是阻碍企业内部管理良好发展的主要因素，只有在尽快解决上述问题的基础上，才能确保企业管理发挥其功能，进而为企业稳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4促进初创企业内部管理优化的相关措施
4.1充分意识到内部管理对企业发展的重要意义
要想实现初创企业内部管理的优化发展，要求企业能首先明确内部管理在企业运营上的重要意义，从而确保企业内部管理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初创企业管理者应结合自身实际发展状况，将内部管理作为重要工作内容之一，并将企业管理作为影响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主要影响因素，以便为内部管理工作的开展奠定基础。以天鹰机械贸易有限公司为例，这一企业内部管理主要存在内部管理重视程度不够的问题，在实际管理环境中，企业管理层认为内部管理不能为企业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在管理工作的人力投入等方面存在一定不足，是制约企业管理工作高质量完成的主要影响因素[2]。针对这一问题，企业管理层决定加大对管理人员管理意识的培养，以便在思想层面使得相关工作人员了解管理工作重要性，通过组织演讲和讲座等活动，能有效提升工作人员管理意识，是常见的一种强化企业内部管理效果的措施。
4.2建立完善的内部管理体系
对于初创企业而言，要想实现内部管理效果的强化，需要尽快建立有效的.内部管理体系，以便在管理体系正常运作下，减少企业管理随意性，确保企业在运营过程中受到制度保障作用，促使企业内部管理朝着科学性方向发展。内部管理体系的完善构建，需要做到有关管理制度的合理建立以及管理人员综合能力的提高，初创企业管理者要结合企业经营特点，从管理制度长期有效性这一角度出发，建立相应的管理制度，不仅需要对管理工作开展规范和展开原则作出明确规定，还需要作为赋予管理者权利的重要途径，从而为管理者有关工作的开展提供依据。在企业实际运营过程中，离不开内部管理的作用，而内部管理实施效果主要与管理人员自身素质和专业能力有关，因此，企业应重点关注对管理人员的培训。例如，大部分企业会根据内部管理要求，为员工提供相应的培训内容，并将培训结果及时反馈给员工，从而确保员工能有针对性的进行自主发展。总的来说，内部管理体系的正常运作是保障企业管理工作实施有效性的重要前提，应从管理制度及人员培训等角度出发，为管理体系的构建奠定基础。
4.3突出内部管理重点
在进行内部管理时，还需要突出企业管理重点，加大对资金管理、质量管理、成本管理及营销管理的重视，上述管理内容是企业管理的核心，要为这些管理任务配备相应的人力资源，并在明确管理重点的基础上，构建适用性较强的内部管理体系。质量管理重点在于坚持质量、信用的管理理念，企业管理者要做到为产品质量及信用负责，能通过提高质量管理力度，来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信任。还可建立以质量为核心的责任制，强化技术基础工作，设立专门的质量管理机构，并通过运用恰当的质量管理手段，进一步深化质量管理。而资金管理则需要从思想层面着手，坚持勤俭办厂的理念，尽可能降低生产成本，以便提高企业运营效益[3]。例如，大多数初创企业在资金管理上投入了较大精力，为了保证资金资源的充分利用，企业管理者会建立相应的资金管理规范制度，并要求管理人员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记录，以便保障资金运用合理性。除此之外，还需要加强企业的思政工作，旨在营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在思想政治工作有序开展的情况下，能为企业内部管理效率及质量的提高奠定基础，是重要的内部管理措施之一。尤其对于初创企业来讲，要注重企业思政工作合理性，以便为内部管理水平的提高加以保障。
4.4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
除了上述措施外，为了加强企业内部管理，还需要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企业管理者要及时改变用人理念，更多注重对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的考察，并结合员工工作态度及业务情况等，为其安排相应的岗位，进一步充分发挥岗位职能。在提拔企业高层干部时，要严格按照用人制度提出的要求，从对企业、对员工负责的角度出发，将责任心强、管理能力强的人员安排到领导位置上，以便为企业内部管理工作的开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发挥优秀员工的带头榜样作用。另外，为了突出人才选拔的公正性，还应做到人事管理的透明化，从而保证企业内部管理的顺利开展。总的来讲，建立完善的用人制度是初创企业管理工作高质量开展的关键，在制度作用下，能一定程度提高企业用人管理有效性。只有在确保企业人才选拔和岗位调整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的条件下，才能确保企业稳定发展，发挥内部管理在企业发展上的重要作用。
4.5制定科学的绩效考核制度
要想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自主性及创造性，则需要采取相应的奖惩制度来对员工进行约束或鼓励，从而发挥员工潜能，进一步为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大量优秀人才。通常来讲，人的内在潜能需要借助激励手段才能得以发挥出来，这种激发潜能发挥的动力可分为多个种类，包括物理需要、生理需要、精神需求及社会需求等多种，企业管理者应该从以上方面出发，采取针对性的激励措施。引发员工产生需求并逐步发展这种需求，可将其转化为促进员工发展的内在动力，在心理作用的积极影响下，促使员工自觉根据需要完成的目标来制定发展规划[4]。因此，为了提高企业内部管理力度，有必要注重绩效考核体系的合理建立，以便确保管理者能对员工工作能力有充分了解，进一步根据考核结果，对优秀员工进行物资奖励或精神奖励等。例如，企业将从人物完成程度、工作态度、专业能力等考察指标出发，全面考核员工绩效水平，对于表现优异的员工，企业将为其提供发展平台，帮助员工深入发展。可以说，绩效考核制度的建立，对提高企业管理人员综合能力有重要意义，并能激发员工工作积极性，确保管理工作高效开展。
5结语
文化因素制约论文 篇3
关键词:中国 和平发展 文化 制约因素
中图分类号:D8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098X(2011)01(b)-0249-01
一个国家的实力不仅包括经济、军事、政治等客观存在的要素,还有文化实力。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和政治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突出。在当代,由于文化全球化步伐加快和互联网的开拓,各种文化在中国互相碰撞、扬弃、激荡,形成从未有过的文化环境,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1 中国文化建设的内部不利因素
当前,中国的国内文化建设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社会转型带来的挑战。中国经济关系的多样性、社会结构的多样性,已经改变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意识形态的单一性。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开放、更加多样,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多边性明显增加,人们接受的信息很丰富也很庞杂,思想十分活跃,各种观念大量涌现,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在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有诸多不适应,我们面临着如何在重视经济、政治的改革与发展的同时,在现有体制下加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建设,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从思想观念上整合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精神支撑和思想基础的问题;面临着如何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在全社会形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和谐共存的社会氛围以及同心同德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问题;面临着保持安定团结,大力进行文化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和谐社会的问题。
第二,文化体制不健全。首先,中国的文化制度还很不完善。中国虽然规定了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但远远不够。除教育、科技、体育、卫生领域外,全国人大至今还没有制定一部其它文化领域的基本法律。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宪法关于文化法制的原则在实际上不能通过具体的法律、法规和相关的立法活动来加以有效地实施,而且也造成了文化法律、法规之间的相互矛盾和冲突。其次,在文化管理体制上,中国实施的是辖地管理,具有专业性强、垂直管理的优势;但同时也易导致文化行政部门的多头管理,出现管理越位和缺位的现象,不利于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文化大市场的形成。再次,文化创新能力不强。这一方面造成中国文化领域中的基础研究落后于社会文化发展的趋势,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缺乏后劲;另一方面,也使中国文化产业层面缺少理论的指导,远远落后于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大众文化的精神需求。
第三,民族分裂势力对文化认同的曲解。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几乎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特别是新疆的突厥文化和西藏的藏文化,它们都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可是少数别有用心的民族分裂主义者,谎称这些少数民族与汉族有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属于同质文化,想以此来制造民族分裂。这就使我们面临着如何加强中华文化的认同,促进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问题。
2 全球文化交流与冲突带来的挑战
第一,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社會主义文化的侵蚀。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扩张,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价值体系形成严重威胁。美欧等西方国家充分利用全球化条件,总体注重宣传政治文明成果,渲染他们的执政理念,包装所谓民主进步形象,对外大量输出西方文化,在国际上争夺思想阵地。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文化思潮、价值观、生活方式,经由各种渠道,不断对中国发生影响,这种异质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维持社会向心力的凝聚因素,改变着人们的基本政治观念,甚至改变着公民对中国政治制度及政治领导的评判标准,而这种离心力又会因中国自己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某些条件和因素得以“巩固”。另外,西方强势文化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社会理念、价值观念等输入到中国,逐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销蚀人们的文化归属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价值观念的走向,以达到扰乱和破坏中国的价值体系,而文化价值体系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治乱兴衰。
第二,信息垄断增强了西方文化的渗透和入侵能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凭借其覆盖全球的传播媒体进行文化扩张与渗透。美国是世界上传媒最发达的国家,它利用遍布世界的新闻传播网络,构建话语强权。这套话语传播体系通过种种途径,渗透到了世界上许多的国家和地区,通过舆论、信息的控制和传播体系进行强势的文化渗透。美国成立“全球信息办公室”,整合对外宣传力量。美国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信息总量的100倍,控制着世界75%电视节目的生产与制作。目前,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通过卫星电视向全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传送昼夜新闻节目。美政府海外电台的“美国之音”,能使用包括英语在内的52种语言广播,每周拥有世界各地约8600万听众。除利用报刊、广播和电视传统媒体之外,西方国家还利用所谓“第四媒体”—— 国际互联网,进一步增强西方文化渗透和入侵的能力。据统计,现在互联网上的内容,英语约占95%,法语约占3%,世界上其它众多的不同语系只占2%,其中,互联网上的中文信息仅占1%[1]。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和化身,一个人在使用非母语的语言时,无形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置身于“西方文化”的熏陶之中,这必然会冲击本民族的文化传统,这给中国的文化安全带来极大的威胁。
第三,西方文化产业冲击中国文化市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产业十分强大,己成为各自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日本娱乐业经营收入超过其本国汽车工业产值,音像业在美国的出口值已超过其航空航天业而居第一位,英国的文化产业平均发展速度是整个经济增长率的近两倍,加拿大的文化产业规模已经超过农业、交通、通讯及信息技术及建筑业。相比之下,中国文化产业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由于起步晚,受经济实力和体制制约等方面影响,仍十分弱小,面临西方文化产业挤压的风险。
分析制约中国和平发展的文化因素,探索解决制约因素的对策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研究这一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文化因素制约论文 篇4
一、经典乡土文化在本地群众中没有得到普及
近几年来, 通过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东丰县鹿乡文化已颇具影响力, 为全县经济文化发展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但鹿乡文化却面临着外热内冷的尴尬境地, 目前各种弘扬鹿乡文化的行为还没有普遍引起人民重视和理解, 广大市民大多数因不知而不关心, 本地人似乎视当地为文化沙漠, 在外人员也说不出家乡的特色, 印象渺茫。这些就直接导致广大群众对发展文化产业重视不够, 一些领导也不能站在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来看问题、作决策, 而是应付了事、敷衍塞责, 与全国发展文化产业的先进县市相比差距太大, 没有形成全县上下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对于东丰县来讲, 山水地理、本土特产、历史遗存、文化掌故、名人逸事、革命史实等, 这都是东丰县文化的资源和富矿, 有关部门可以将经典的乡土文化编辑成册出版, 利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展示鹿乡文化, 在市民中推广从而激发他们的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思想感情。要动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诸多媒体, 全方面立体式宣传东丰文化, 大力弘扬和宣传鹿乡文化, 增强乡土文化的影响力, 让它在东丰人民的脑海中扎根, 也让更多的人了解鹿乡, 感受神州鹿苑、农民画之乡的文化。
二、队伍建设不够, 导致发展文化产业后劲不足
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需要大批既懂文化、又有经营头脑的管理人才的参与, 所以人才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生产要素, 但是长期以来, 东丰县人才资源短缺、浪费和流失现象严重, 熟悉市场经济与文化经营方面的经营者和管理者更是少之又少, 尤其是经营管理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东丰县文化产业发展的一大难题。东丰县的文化人才结构呈现为“三多三少”, 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才较多, 现代创意文化人才较少;以专业研究见长的人才较多, 以文化经营见长的人才较少;具有专业素质并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较多, 但真正愿意扎根东丰县且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较少。“三多”是东丰县的优势, 但即便是这种优势, 由于缺少中介、不能恰如其分地整合, 形成不了群体效应, 呈现为一盘散沙, 文化人才大多处在一种单枪匹马、单打独斗的状态。文化产业的特性决定了它对人才有着异乎寻常的特殊要求, 而东丰县适应这种特殊要求的人才, 如精英型、领军型人才稀缺, 接受过市场残酷洗礼的经营型人才更是寥寥无几。在文化产业发展上, 多数文化单位缺少懂经营、善管理、业务精湛、作风过硬的文化产业人才。如东丰县的农民画产业就面临人才缺乏而后劲不足问题, 目前东丰县虽然农民画作者队伍相对比较稳定, 但由于对骨干作者培养教育工作缺乏系统培训和知识更新, 导致未能及时补充新生力量, 农民画作者队伍出现了整体年龄偏大, 特别是一些作者的知识视野和艺术眼界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民间美术创作的新形势和新特点。同时, 辅导员队伍断层、后继乏人的问题也比较突出, 如不加以解决, 势必会影响到农民画的长远发展。所以要发展东丰县的文化产业必须加强对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建立发展人才储备库, 既要立足于本地专业文化从业人员的素质提高, 又要通过引进外地高级文化产业管理人才, 如对“马记鹿茸”炸制技艺的嫡系传人、农民画的创始人和知名画家、专业人才要加以重视, 给予相应的经济待遇、政治待遇和精神鼓励, 扫去其后顾之忧, 使其安心事业, 更加投入于东丰县的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事业中, 使东丰县的文化产业发展有深入发展的后劲, 从而为东丰县经济健康持续发展推波助澜。
三、对文化产业投入不够, 导致文化产业发展底气不足
东丰县经济基础薄弱, 财政收入较低, 相应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偏低, 而且投资主体渠道单一, 基本上还是以政府投入为主, 靠财政拔款。如近几年来, 东丰县虽然加大了对农民画发展的投入, 建了一处农民画院, 但与加快农民画发展的现实需要还存在一定差距, 远远满足不了需求。农民画的日常组织机构和研究机构虽然存在, 但由于没有资金支持, 搞活动、办展览、开展农民画理论研究等工作都处于瘫痪或者半瘫痪状态, 根本无法正常发挥作用。所以要加强对东丰县文化建设的投入, 提高宏观文化投资决策水平和文化投资能力, 根据东丰县的实际情况, 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 其中政府要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扮演主要角色, 通过加大对文化产业发展的财政投入, 重点抓好文化基础设施及乡村文化建设, 在传统的文化产业方面加大投入, 切实为东丰县文化产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基础环境。
四、旧的文化管理体制, 极大制约了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
东丰县的文化管理部门也尚未能真正从政府办文化的管理模式中解脱出来, 文化监管越位和缺位问题比较严重。所以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法则来规范政府文化部门的行为, 进一步打破进入壁垒与制定合理的准入条件, 加强对文化市场的管理, 打击非法文化产品经济活动, 规范市场秩序增加合法的文化产品对市场的供应, 形成良好的市场机制, 建立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体系。
五、文化产业单一, 导致民间艺术品市场开发不足
制约师德发展的三个因素 篇5
徘徊镇蟒当学校教师王红兵
“教育兴则民族兴，师德兴则教育兴。”崇高的师德是国家兴亡的关键，是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当下改革与发展的主题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加强与改进青少年思想教育工作。要提高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教师的师德发展首当其冲。
可现实教师的师德正经受着狂风暴雨的洗礼。
一、社会风气严重污染了崇高的师德。
俗话说的好“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应坐得端、行得正才能真正担起教书育人的神圣责任。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突飞猛进，人们的钱袋子逐渐鼓起来，思想日益“开放”、“灵活”。请客送礼、拉关系走后门、行贿受贿等不良风气滋生蔓延，使得原本洁净的教育圣土开始变得乌烟瘴气起来。不想上课的，就托关系找人又送物又送钱，当个校长，钻进后勤，跻身教育办脱离第一课堂，远离孩子们，落得个舒坦。想调动工作的，就扛着“炸药包”重磅轰炸，在一定区域任其挑任其选，不理想决不罢休。这样的事一件接着一件，广大教师耳濡目染，难免不受影响，信仰逐步动摇，也开始变得“聪明、灵活”起来。无私奉献在减少，贪图享受在增长。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志存高远，勤恳敬业，甘为人梯，乐于奉献成为一句空话。
二、收入不均考验着教师的师德。
教师的工资不同于其他部门，视其劳动的多寡赋予相应的工作报酬。它还是传统的大锅饭，劳与不劳可以说是一个样子。在一个学校，1
一个星期上10节课和上40节课没有什么区别，上40节课跟不上课也没有什么区别，各人挣各人的工资，互不相干。学校里上课有多有少，也有不上课的。工资收入却没有什么变化，失去了公平和公正。教师长期呆在这样“不公平、不公正”的环境中，心灵逐步变得扭曲，视不公为公正，把不上课的或少上课的当成了理所当然而习以为常，甚至把人家当作“神”供着，认为这样的人都是有能耐的人，不敢惹。校长就应该不上课或少上课，有关系的就应少工作或不工作，成了人们默认的共识。教师变得软弱，事事妥协退让，遇事瞻前顾后、顾此失彼，没有一点魄力，这不能不成为教师师德的缺憾。近几年的绩效工资和职称工资更是使得教师勾心斗角，你多了我少了，严重影响了教师的团结，更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
三、繁重的工作压榨着教师的师德。
人们都说，教师是天底下最光辉的事业，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风箱中的老鼠两头受气”其实就是教师的工作状况。对待学生，有各种法律保护着，有全社会监督着，孩子们一个个是家里的封建皇帝，说一不二，在学校教师想管但也得慎重。每一位老师都希望自己的学生学习好，但说不得、批不得、更打不得，就那样当菩萨供着。对上是敢怒不敢言，一堆堆的文件和规定束缚着教师的手脚，不能这样，不能那样。通感、个案、批改手册、政治笔记、业务笔记、反思日记、校本笔记、听课笔记、教研笔记、安全笔记等，加上各种计划和活动记录，就连上课用什么教学方法，教案按什么步骤都做了细致的规定。再加上上级教育部门的各种活动安排，今天教师技能比武，明天说课
比赛，后天听课学习……事情永远永远没完没了。有人风趣的说，我们不是教师，不是教学的，我们是政府文员，天天面对的是一大堆的文件材料和各色档案。这样的环境中，教师只是一头雾水，一味的忍受，每天重复着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的工作。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学习新知识，探索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育教学方法，提高教育、教学和科研水平如何谈起。长此以往，教师岂不成了井底之蛙。
文化因素制约论文 篇6
关键词：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 词序制约因素 文化因素 认知因素
引言
对汉语并列二项式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并列二项式的词序原则以及汉英并列二项式词序原则的异同比较上。长期以来学界较多关注汉英并列二项式词序固定的一个类别即凝固词和成对词的词序。单从汉语研究方面，制约并列二项式词序的因素包括语义、语音以及其他因素。笔者的语料库研究表明，语义因素对汉语并列二项式的制约作用强于语音因素和其他因素。[1]语义因素下面的数原则，权力、时间、递升、积极性对汉语并列二项式的制约作用明显，而显著性原则的制约作用较小。文化提供了认知解释的基础，引导选择和归纳认知的对象。因此，阐释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特点以及词序制约因素的作用有必要首先从文化方面开始，进而从由文化衍生而来的认知方面提供微观的解释。
一、文化分析
（一）阴阳思想与尊卑思想
汉语并列二项式一般都遵守“权力”原则，原因有二：中国传统哲学的“阴阳思想”，与中国历史相关的封建“尊卑思想”。闵家胤指出，“阴阳”是贯穿中国文化的基本原则。[2]因此，在并列二项式的组序上，天阳地阴、春阳秋阴，“阳”位于“阴”之前，这是因为，阴阳思想中，属“阳”的比属“阴”的更具权力。在二字并列结构中，如“春秋、天地、大小、君臣”等充分体现了先阳后阴的排序。由此可见，汉语中尊卑思想也是“权力原则”的一项内容，一般认为阳尊阴卑、阳贵阴贱。中国封建宗法社会也一直强调尊卑有序。
（二）集体主义
汉民族的集体主义哲学思想影响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汉民族文化中强调人的社会性，强调群体的作用，重视社会、群体力量，弱化个人和个性。汉民族文化中，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主义的思想不仅影响生活方式、思维模式和做事方法，也影响语言。集体主义思想表现在时空方面，主要体现为汉语遵守整体先于部分的排序原则。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言，综合性是东方思维模式的特点，其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整体概念，二是普遍概念。[3]可见，东方思维与西方思维差别明显，前者重集体主义，后者重个人主义。
二、认知分析
（一）认知视点
研究发现，在词序制约因素中的语义因素中，时间和递升因素对汉语并列二项式的词序有很强的制约力，词序预测成功率高。这一现象反映了汉语并列二项式绝大多数遵守时间顺序原则。除此之外，汉语并列二项式同时也遵循由浅到深的递升规律。但是这两种原则的遵守，不是绝对的，仅仅是一种倾向性。汉语并列二项式均有违反时间顺序原则的语例，比如“理想+现实”。时间因素本应在这个并列二项式中被遵守，但语料库研究发现事实刚好相反，优势词序并不是“现实+理想”。石毓智也提到类似的观点：比如看到狗正在追赶小孩，可以描述为狗咬小孩，或者小孩被狗咬。[4]这两种描述均不遵循实际的时间先后顺序，而是与说话者的认知视点或者顺序有关。
自由词序的产生往往就是由认知视点的变换造成的。比如，人类对于里外的空间感知以及循环的事物，有不同的认知视点和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导致自由词序。在不同的认知视点下，汉语并列二项式中既有遵守“由里到外”顺序排列的结构，也有按照“由外及里”顺序排列的结构，前者如“里面和外面”、“内部和外部”、“进来和出去”等，后者如“口舌”、“鞋袜”等。除里外空间感知具有不同的视点导致自由词序外，循环的事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词语顺序。以现代汉语语料库中的“白天+黑夜”的并列二项式为例，“白天”位于“黑夜”之前排列的二项式有319个，“黑夜”位于“白天”之前则有26个。两种词序在汉语并列二项式中共存的现象反映了认知视点往往不只一个的事实。
（二）认知显著性
认知显著性除跟认知视点的变换即动态因素有关外，也跟事物的性质、方位的显著程度相关。[5]视觉上较大事物容易被感知，比如：汉语中“大”通常排在“小”之前。空间方位方面，“上”比“下”更显著，并列时，“上”在前，“下”在后。汉语中，上下、上上下下等充分体现了“上”前 “下”后的排列顺序。此外，还有欺上瞒下、承上启下，等等。与“上”和“下”相似的空间位置关系相似的是“天”与“地”。喊天哭地、呼天抢地，体现的是“天”在前、“地”在后的排列顺序。
“前”、“后”维度也有认知显著性的差异，这是由二者的不对称造成的。由于人的视觉方向总是向前，因此有“前怕狼，后怕虎”类似的说法，体现了前后的不对称性。在语言表达上，由于显著性强，位于前面的事物和现象一般先说;而后面的事物和现象由于显著性较弱往往后讲。汉语并列二项式体现“前”在“后”之前的很多，比如“前后”、“前前后后”以及“饭前便后”、“空前绝后”等，都是很好的例证。
横向和纵向在线性顺序上也呈现出不对称。“纵”较“横”更显著，因此，汉语并列二项式大多遵循先纵后横的顺序，比如，高度和宽度。“东西”位于“南北”之前也充分体现了先纵后横的顺序。然而，左右维度在空间感知上却缺乏显著性的强弱差异，因而，词序较自由，词序的选择往往由语言所处的文化传统以及语言自身的偏好来决定。汉文化中，左右与东西对应，而“东”在汉文化中是尊位，因而“左”位也相应成为尊位，成为“先左后右”的序列。在现代汉语语料库中，以“左+右”顺序出现的并列二项式共28634次，反序仅有1次。
（三）临摹程度
研究发现，在词组层面上，与英语相比，汉语更遵循时间顺序原则。临摹现实的时间先后顺序是汉语的一大特点。尽管时间顺序原则普遍存在于世界上多数语言中，但遵守的程度不一，或者说有临摹度高低的区分。除词组层面以外，在小句层面上，各种语言的语序也不尽相同，体现出不同的偏好词序。造成这一现象的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临摹原则和抽象原则的相互竞争。
通过对现代汉语语料库中并列二项式词序的研究，笔者发现，汉语临摹度较高。原因包括两方面：首先，受制于时间因素的绝大多数并列二项式按照真实时间顺序原则排序，与现实时间顺序保持一致;其次，不少不遵循真实时间顺序原则的并列二项式遵循想象时间顺序原则或者推断时间顺序原则。总之，时间顺序原则在汉语中运用广泛，被普遍遵守。
高临摹度的语言如汉语，尽管不重“形”而重“意”，但十分讲究语法规律与现实规则的对应，在词组和小句层面上表现出较高的相似性。汉语词序在汉语语法中有较强的作用。鲁川的“预想论”形象地解释了汉语词序。[6]该观点指出，“预”即“事先”，“想”即“考虑”，二者有先后之分。以并列双音词为例，上下、因果等词语的词序，按照“预想论”的观点，先预想看到“有形”，从而“上”位于“下”前、“因”先于“果”;身手、胖瘦、大小等词序也是按“预想”的先后次序组排列的。并列双音复合词如“朋友、观看、检查”等，以及反义关系构成的如“好坏、黑白、轻重”等前后两项的顺序也遵守“预想论”。鲁川认为，现代汉语的词序原则普遍体现了“预想论”，这一论断跟前述的观点具有一致性，即：汉语遵循真实世界的时间、想象时间原则和推断时间原则。
（四）认知策略
汉语的高临摹性不仅表现在汉语遵守时间顺序原则上，也体现于通过先整体后部分的图示来谈论空间关系。身体被看作是容器，同时被容器包围。[7]整體位于部分之前的排序倾向主要来源于这一空间观。排序倾向反映了作为容器和整体的人能操纵身体的各部分的这一认知策略。汉语中表 “整体”的事物一般位于表“部分”的前面，比如，以“集体+个人”为词序的并列二项式的优势词序次数为878，其反序次数仅为185。
结语
汉民族文化和认知因素导致汉语并列二项式词序特点以及词序制约因素对二项式不同的制约力。文化方面，阴阳思想、尊卑思想导致权力原则的高词序预测成功率;集体主义思想对并列二项式词序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认知视点的变换降低了并列二项式的固化程度。在词组层面上，汉语临摹度高，遵守时间顺序原则，主要是因为属于典型的分析型语言的汉语对词序的依赖程度大。汉语语法规律照应现实规则。最后，认知策略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并列二项式的词序，导致汉语倾向于遵守先整体后部分的排序原则。
参考文献
[1]刘世英.汉英双项式并列短语的词序制约因素研究[D].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博论文.上海外国语大学，2012.
[2]闵家胤.阳刚与阴柔的变奏——两性关系和社会模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3]邢福义.汉语语法学 [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4]石毓智.语法的认知语义基础 [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0.
[5]谢信一著，叶蜚声译.汉语中的时间和意向（中）[J].国外语言学，1992 （1）：20-28.
[6]鲁川.预想论：现代汉语顺序的认知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5 （1）：33-43.
[7]王会芬.汉英并列结构语序的比较研究[D].中国期刊网优秀硕博论文. 安徽大学，2007.
文化因素制约论文 篇7
一、我国影视产品的出口现状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在这种经济背景下,我国影视产业的发展呈爆发式增长。2015年,国内电影票房收入达到440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电影消费市场。而在电视剧方面,2015年我国生产了395部,1.65万集。如此大规模的影视作品的推出丰富了居民的娱乐文化生活。但是,影视作品在走出去方面却一直不如人意,具体表现如下。
(一)我国影视产品出口规模小
近年来,我国影视产业发展十分迅猛,然而影视产品的出口规模却发展缓慢。如表1所示,从电影的出口规模来看,国产电影海外票房收入从2010年的35.17亿元人民币下降到2012年的10.63亿元人民币。2012年后,虽然国产电影海外票房收入逐年增长,但是增长较为缓慢。截止2015年底,其海外销售额仍没有回到2010年的水平。而另一方面,随着国内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消费需求不断升级,对电影的消费也不断打破记录,国内电影票房不断创出新高。两方面的因素直接导致国产影片海外票房收入占全国票房收入比重不断下降,近三年这一比重一直徘徊在10%左右。
而在电视剧作品方面,我国很早就开始尝试走向海外市场。早在上世纪80年代,《西游记》等经典作品就在海外开始播出。但是当时的国产电视剧主要是针对海外华人,很少外国观众观看中国本土电视剧。直到近几年,国产电视剧的迅猛发展带动了一部分热播剧出口海外,如出口到美国的《甄嬛传》和《咱们结婚吧》,出口到韩国、泰国的《还珠格格》和《楚汉传奇》等等。但是相比较国内以万为单位的电视剧集数,出口海外的电视剧仍然规模很小。
(二)影视产品贸易逆差大
与较小的影视出口规模相比,我国从欧美日韩等国进口的影视作品却数量庞大,影视文化贸易逆差很大。从电影方面来看,表2给出了近6年我国的电影产业贸易逆差情况。我国电影贸易逆差额从2010年的8.83亿元扩大到2015年的141.63亿元,五年时间里贸易逆差扩大了16倍。如此高的贸易逆差额反映了我国娱乐消费市场对高品质的电影作品的需求不断增加。
在电视剧市场上,贸易逆差同样存在。虽然近几年,国产电视剧大量走出国门,但是与进口的海外电视剧相比,数目仍然较小。近年,我国从韩国进口了《来自星星的的你》、《太阳的后裔》等热播电视剧,从美国进口了《越狱》、《绝望的主妇》,从英国进口了《憨豆先生》、《神探夏洛特》等。此外,还从日本、新加坡、印度等国进口了大量电视剧。
(三)出口市场集中
我国影视文化产品出口市场相对集中,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文化有一定渊源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和非洲地区。此外,还包括与我国经济贸易往来较为密切的美国、澳大利亚和俄罗斯等地。国产电影除在本国放映外,在海外市场主要是在北美地区播出,我国大部分电影海外市场主要集中在北美地区。而电视剧的出口市场相对而言要丰富一些,如《琅玡榜》、《甄嬛传》在美国热播,而《媳妇的美好时代》在坦桑尼亚家喻户晓,《何以笙箫默》在韩国也取得一定成绩。然而,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我国出口到欧洲市场的数量都非常小,2014年我国出口到欧洲市场的影视作品只占总出口额的5%左右。
(四)出口作品题材单一,产品竞争力弱
中国在海外上映的影视作品题材较为单一。电影方面,在北美享有较高声誉的国产片除了动作片还是动作片,如《一代宗师》、《精武门》、《卧虎藏龙》等。而在内地享有较高票房的喜剧片如《人在旅途之泰囧》、爱情魔幻片《美人鱼》、妖魔奇幻片《捉妖记》在北美地区一概受冷,海外票房和国内票房相差甚远。电视剧方面,海外播出的国产电视剧主要集中在古装片,近年来,反映现实生活题材的都市家庭电视剧开始受到海外观众的喜欢,如受到较高评价的《蜗居》、《媳妇的美好时代》等。
我国影视作品出口规模小、海外遇冷等现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产品竞争力较弱,在海外市场认同度不高。如在国内取得二三十亿票房的《美人鱼》、《捉妖记》在北美只收获了两千万左右的票房收入,如此大的反差让人瞠目结舌。而电视剧方面也一样,在国内大热的《琅玡榜》、《甄嬛传》均以白菜价买到海外,而韩剧版权价格在我国2014年破单集20万美元的记录,《太阳的后裔》更是以单集23万美元的版权价格卖给中国视频网站爱奇异,与国产电视剧形成鲜明对比。
二、我国影视文化出口的阻碍因素
我国居多影视作品在国内大热而在海外遇冷,就其原因,从宏观层面来讲,主要在于政府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影视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融资、发行等各种体制机制均不成熟。从微观层面来说,影视作品创意不够,制作手法落后,营销渠道狭窄,文化折扣现象严重等。本文主要从微观层面深入分析我国饮食文化出口的制约因素。
(一)影视作品创意不够
我国影视作品的创意不够,不仅表现在题材的重复,还表现在故事内容、叙事手法等都缺乏创新。影视作品的题材种类很多,有受大众欢迎的题材也有偏冷门的题材。由于影视作品的商业性,只要有一部作品受到市场欢迎,同类题材的作品就会层出不穷。例如,当年穿越大戏《寻秦记》火遍大陆、香港两地,此后穿越题材的电视剧就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亲子真人秀节目《爸爸去哪儿》红了之后,市场上就出现了一堆亲子真人秀节目,如《爸爸回来了》、《超人归来》等等,如此跟风,作品质量自然良莠不齐。电影方面,近年来,受市场欢迎的影片主要是喜剧片、动作片、爱情片,这三种类型的影片共同撑起了国产大片近70%的票房。而深受北美观众喜欢的科幻片,日本观众喜欢的恐怖片寥寥无几。国内影视作品不仅在题材上重复雷同,缺乏创新,在故事内容和叙事手法上也缺乏创意。创意是一部影视作品最核心的部分,是区别于其他作品的根本。我国影视行业有很多优秀的人才,包括好的导演、好的演员,但是由于故事内容不够有创意,也没有文化底蕴,最后很多作品总给人一种荒诞、怪异的感觉。因此,选对题材,讲好故事,用巧妙的手法表现出来,这样的影视作品不仅能获得国内观众的认可,也会受到海外观众的认可。
(二)制作手法落后
影视作品想要赢得海内外观众的认可,除了故事内容的巧妙构思,演员的高超表演外,还需要先进的后期剪辑制作。当今,推动影视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高科技打造出的精彩视觉体验是影视作品吸引观众的巨大魅力之一。精彩的视觉效果依赖于后期的特效制作,需要专业的团队采用数字化的处理技术和巧妙的剪辑手段。在后期制作效果上,好莱坞的电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是《阿凡达》中精美、奇幻的潘多拉星球还是《速度与激情7》中的保罗复活过程,这些后期制作技术都让观众感受到由于高科技带来的独特观影感受。而反观中国的电影市场,由于电影产业起步较晚,我们在这些技术上面都没有优势。值得欣慰的是,我国的电影公司也开始学习和采用这些3D特效技术。只是由于前期基础薄弱,我国的电影特效和数字技术水平还太低。
(三)文化折扣现象严重
所谓文化折扣,是霍斯金斯·米卢斯在1988年提出的,具体指由于观众对进口的影视作品中蕴含的文化背景、历史渊源、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等缺乏了解,从而认可度不高,难以产生共鸣,由此带来的商业效应和影响力大打折扣。我国很多影视作品在国内爆红在海外遇冷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折扣。比如在国内赚取超高收视率的《甄缳传》在美国市场反响一般,主要是美国观众对中国的历史,社会制度等的不了解影响到了对作品的认可度。因此,我国在海外受欢迎的大多是功夫片,因为功夫片主要是台词少,动作多。观众不受语言和文化背景制约,通过形体动作即能较好的理解影片内容。由于功夫片的文化折扣现象不大,国内口碑较好的《一代宗师》、《卧虎藏龙》等影片在海外也获得不错票房。
(四)营销渠道狭窄
以前,我国的影视作品在海外营销主要渠道是参加电影展,电影节以及中外合拍。虽然这些活动有助于扩大我国电影作品在海外的能见度,但是这些渠道都比较被动和单一。目前,美国影视作品会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并且他们在营销宣传上都花费很高。如《阿凡达》制作成本2.87亿美元,其营销成本也高达1.5亿美元。韩国影视剧很多是通过出售版权的形式进入到中国的视频网站。在当今互联网运用如此广泛的今天,我国也应该学习韩国通过互联网渠道将中国的影视作品传递到海外的千家万户。值得庆幸的是,国内的影视公司也开始通过各种途径开拓海外营销渠道。如万达集团收购美国最大院线AMC公司,华谊兄弟与博纳影业集团合作建立北美华狮娱乐制片公司。这些国际化的尝试都为我国影视产业的海外营销渠道拓展树立了好的榜样。
综上所述,要想我国的影视作品走向海外,提高国际竞争力,就需要影视公司在故事创意上不断突破、后期制作技术上不断提高,并且仔细研究海外观众的观影偏好尽量减少文化折扣,同时拓宽海外营销渠道,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不断成为影视大国更能成为影视强国,通过影视作品的出口传播我国的历史文化和人文情怀,让世界多了解中国。
参考文献
[1]魏婷,夏宝莲,中国影视文化贸易逆差形成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经济问题,2008(1)
[2]贾义婷,胡晓冕,我国影视文化出口贸易的制约因素与对策分析[J].对外经贸实务,2016(4)
[3]夏茜茜.中国影视文化贸易的现状和对策分析[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
文化因素制约论文 篇8
一、消费能力因素
(一) 收入水平的影响
吉林省居民收入水平与发达地区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尽管2005年—2010年, 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入平稳增长期, 从2005年的8690.62元到15411.50元, 以年均12.5%的速度递增。但吉林省城镇居民收入与全国水平相比尚有差距。吉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近十年来持续低于全国水平, 只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0%左右, 差距还有逐年拉大的趋势。职工工资水平与全国差距更大, 排位更靠后。收入增加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吉林省收入水平过低的情况, 严重制约了文化娱乐消费升级, 不利于消费需求的扩大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由于收入增长缓慢导致的支付能力减弱, 从而影响到消费需求不足, 居民边际消费倾向逐年下降。在总收入有限的前提下, 居民用来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消费比例必将缩小。
(二) 中等收入人员比例偏低
根据抽样调查显示, 2010年吉林省中等收入户占城镇居民家庭调查户数的20%, 所占比例最高, 消费支出为12009.89元, 可见中等收入群体是吉林省消费的中坚力量。按照我国确立的中等收入标准, 吉林省这个阶层的人员相对较少, 使文化娱乐服务的消费受到影响。经验表明, 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结构更加合理, 他们是服务性消费支出的主要动力, 更是文化娱乐消费的生力军, 他们对于精神文化消费结构覆盖更全面更广泛, 也在一定程度上能促进文化娱乐消费结构内部优化升级。因此这一人群的比例偏低, 直接制约了吉林省文化娱乐消费水平的增长。
二、服务业发展因素
(一) 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较低
首先, 文化娱乐服务业尚处于起步阶段。吉林省的文化娱乐服务业虽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开拓了新的领域, 旅游会展、教育信息等发展趋势良好, 但跟发达地区相比, 文化娱乐性服务业占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仍不高, 服务水平也有限。其次, 从业人员结构上, 以演出业的二人转为例, 目前市场稀缺的是具有高素质的创作人员, 而现实是多数从业演员文化素质不高, 表演作品的文化内涵缺失、作品质量得不到保证。再次,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新的文化娱乐消费需求层出不穷, 新兴文化娱乐方式发展明显跟不上市场的个性化需求, 比如现在高薪缺人的心理咨询、体育陪练、一对一的绘画、声乐教师等需求, 能提供服务的中介和机构寥寥无几。
(二) 服务业信用体系不完善
服务产品投诉:诸如, 教育质量、书籍盗版等。服务业务范围投诉:诸如, 体育健身行业私自扩大经营范围开展医疗美容业务;教育机构聘请无从业资质人员上岗;娱乐业从事无照和超范围经营现象普遍。服务质量投诉:诸如, 旅行社强制游客购物, 更改旅游线路等。娱乐场所实施强制消费, 服务态度差等。虚假宣传消费陷阱:诸如, 网络和电视购物、休闲娱乐行业以虚假的折扣、充值卡、会员卡等形式欺骗消费者等。
(三) 服务市场秩序混乱
主要表现为一些垄断服务行业的不平等条例, 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电视、电信服务业:网速提升缓慢, 价格高。收费标准的制定权都在经营者手中, 收费不透明, 维权困难。强制消费、私开流量屡见不鲜。针对通讯信号弱, 固定电话故障、网络维修、有线电视保修等服务不及时的情况更是普遍存在;网络服务:网络文化娱乐缺乏有效监控, 黄色暴力缺乏有效分级机制, 网吧监管不到位, 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沉迷问题等。
(四) 服务价格偏高
当前, 吉林省绝大多数的文化娱乐服务产品, 都缺乏统一的、权威的、客观的价格标准。这样在消费过程中, 会造成服务质量差异大, 服务收费混乱, 文化娱乐服务业经营不规范, 行业难以发展。吉林省的演出市场缺乏收费标准, 电影收费偏高, 这在全国都是普遍现象,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消费者的观影频率。演出市场定价更为随意, 演唱会、音乐会等娱乐活动的价格偏高, 基本超出了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支付能力。另一方面, 吉林省文化娱乐场所和设施还没有达到广覆盖,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文化娱乐消费的推广, 硬件资源的短缺势必会影响到消费价格的形成。
三、消费观念与习惯因素
吉林省居民的观念比较保守。从消费环境来说, 吉林省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 人们对服务性消费的观念多数还停留在生活必需的层次, 还未上升到精神文化层次。这反应在吉林省网络文化服务业开展缓慢。从消费资金角度来说, 吉林省信贷消费发展滞后, 由于社会信用体系的不完善, 居民消费观念的现金化, 导致超前消费, 信贷消费发展缓慢。让居民适应并逐渐愿意采用多元支付方式来进行文化娱乐消费既要解放群众的观念, 更要有跟得上的配套设施。从居民生活习惯来说, 由于东北的天气情况制约, 多数文化娱乐服务性场所营业时间有限, 而且居民中具有晚上消费习惯的人不多, 再加上一年当中冬日夜晚寒冷不适宜户外活动, 造成吉林省的夜生活与一些城市相比较贫乏, 种类单一, 对文化娱乐消费有一定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夏杰长、毛中根.中国居民服务消费的实证分析与应对策略[J].黑龙江社会科学, 2012, (1) .
整合企业态度制约因素 篇9
企业态度是在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中为适应环境、调整市场价值取向而逐步形成的。企业态度与其它态度如社会态度、群体态度一样有其内在的形成过程及价值取向。充分认识企业态度的取向, 有利于企业经营者不断根据变化了的现实环境, 更新经营管理理念, 在把握顾客需求、竞争者状况、经营环境变化的基础上, 制定与现实合拍的经营战略;有利于明确自身的核心竞争优势和发展方向, 建立科学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系, 并选择适当的管理方法和手段;有利于企业培育优秀的企业文化, 激发全体员工不断提高自我发展的能力。
企业内部机制
企业态度的内部机制是指存在于企业组织系统内部互为联系且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 它伴随和影响着企业参入市场竞争、实现自身价值、进行自我发展及对利益最大化需求的整个过程。企业通过对自身现状的优势、问题与弊端等进行整体分析, 力求摆脱“成长——发展——壮大”过程中的各种烦恼, 理清经营管理思路, 创建健康积极的企业态度, 激发出强大的发展动力。企业内部机制影响因素由以下几方面构成。
企业核心竞争力这是由美国著名战略学家珀拉哈德和哈默于1990年在《哈佛商业评价》上提出来的概念。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家和企业员工对企业发展和树立良好企业形象所孜孜不倦追求的目标。实现这一目标, 企业必须以一种积极向上、开拓进取的良好态度去开发独特技术、研制独特产品、发明独特营销手段和运用独特管理方式。这样, 企业才有能力争夺环境中的资源, 为生存和发展创造能量源泉。
利益驱动企业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市场当事人, 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获取利益。然而, 企业仅是追求自身物质利益 (企业经济效益) 是不可能取得长期发展的, 一个有竞争实力的企业必然要实现其非物质利益因素, 即企业内部员工的凝聚力、员工的价值理念、企业对外的良好信誉与形象等。这些非物质利益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又可转化为物质利益, 使企业在竞争日趋激烈的经济环境中保持竞争优势。作为经济主体, 企业要客观科学合理地分析自身利益。
人本管理现代企业管理已不再是板着面孔式的说教或训斥, 而是一门融进了管理者对员工、对事业献身精神的独特的艺术, 是以谋求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终极目的的管理。人本管理的要求在于:第一, “一切为了人”, 确立人在管理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围绕着调动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开展企业的战略、生产、文化等经营活动。第二, “为了人的一切”, 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锻炼人的意志, 完善人的人格, 提高人的智力和增强人的体力, 使人获得更为全面的自由发展。只有当每个职员被看作是高尚的人并受到尊重、得到信赖时, 企业的价值才能持续展现光辉。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
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 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明确的导向作用。其特征表现为:一、产权明晰。现代企业制度使企业法人财产人格化, 经济责任明确, 形成“所有者——企业家——职工”三元利益主体制衡机制, 从而全面调动职工积极性和创造性, 实现企业的长期发展目标。二、人格独立。企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实体, 具有自主经营、财产独立、独立核算和民事主体等条件。在经济行为中, 企业必须共同履行相关准则和规程。三、法制完善。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管理混乱,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法制和法制程序。法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基本保障, 是权力退出经济生活的保证, 是企业享有法人资格的制度保证。四、企业家职业化。对于法人企业, 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规范性的运作, 以及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达到提高企业资产经营效益的目的, 建立企业家市场, 是极为必要的。作为经营权的代表, 企业家在支配企业资产的同时, 承担企业经营风险。为实现企业资本的增殖、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规模的管理扩大, 企业家 (包括职业经理人) 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 凭自身的管理知识、技能、经验和能力进行经营管理, 从而有效地实现企业的经营发展目标。可以说, 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也就没有真正的企业。
外部环境影响因素
企业态度不可避免地与其外部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如国家经济政策、世界政治格局、顾客消费需求、市场竞争环境等。
社会经济环境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企业逐渐成为经济活动中真正意义上的主体, 在社会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活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企业在努力争取经济快速增长、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 必须重视精神文明建设, 承担社会责任。同时, 我国在经济上渐已融入国际社会, 这为我国国民经济改革与发展带来强大推动力和契机。必须按照国际经济规则和贸易惯例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和贸易活动, 加快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接轨。同时还必须看到面临着双重的挑战:一是国内市场份额相对减少;二是国内企业在短时间内难以大规模进入国际市场。
信息控制企业的生存发展壮大及企业间的市场争夺在当今时代被称为信息战。谁能掌握先进的信息技术, 准确及时地获取信息, 谁就能获取超前的预测, 就有较大的优势进入和占领市场。发达国家流行这样一种观点:控制信息就是控制企业的命脉, 失去信息将失去一切。企业对市场供求情况、技术发展及新产品开发等情报信息是否灵通, 直接决定其在竞争中的地位。
消费需求状况随着人们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顾客的消费理念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们不仅是希望企业能提供在价格、质量等方面具有竞争力的产品, 而且更注重企业形象、产品售后服务、品牌形象等方面。企业经营应正视“消费者主权”时代的到来, 立足“客户本位”思想, 以科学、认真、严谨的态度做好市场调查、市场细分、产品策略、定价策略、市场营销等经营管理行为。
新型竞争随着信息技术、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市场交易内容和交易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竞争也相应地呈现出了新的格局。企业间的关系由单纯的竞争关系逐渐演变成合作式竞争关系, 企业间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的经营行为中, 有效地配置各种资源以实现“双赢”, 最终取得更强大、更持久的竞争优势。
整合企业态度
战略导向优胜劣汰是市场竞争永恒不变的规律, 要在竞争中获胜必须在服务质量、价格和信誉上取得优势。这要求每个员工从自身的自尊、自强作起, 树立集体荣誉感和责任心, 最终形成整个企业追求完美的竞争精神。企业的长期竞争优势源于一个不断改革发展的核心力量, 核心力量的变革与发展是企业不断创新的结果。企业变革与创新须从企业内部开始, 通过创造新的生产经营手段和方法, 创造新的资源配置方式和生产组织方式, 创造新的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和服务, 即从制度、管理、技术和市场等方面全方位创新, 在企的外部竞争环境中领先于争对手, 才能获取广阔的存与发展空间。
危机导向企业在经中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机和情况, 威胁企业的生和发展, 一些看上去非常大的公司可能会因很小的机而垮下去。企业应采取极稳妥的态度, 敢于承担任, 消除影响, 体现企业消费者负责的精神以获取费者的同情和认可。欺骗费者, 无视或凌驾于合作伴的权益之上固然能获取时之暴利, 但这种“杀鸡卵”的经营行为为现代企经营战略和管理所不齿。业应以诚实的态度为经营本, 以信任为合作之道, 合法合理为营利准则, 以厚的情谊关联所有的客户。
土地流转制约因素分析 篇10
现阶段, 不少学者认为土地流转困难的主要因素是土地制度自身的缺陷, 而土地制度最主要的方面是土地产权的残缺。他们认为土地产权残缺包括土地所有权归属不清晰、土地使用权不稳定、农民没有真正的土地处分权和收益权等, 这些因素成为土地流转的主要障碍。针对他们的分析, 笔者持有不同的观点, 认为现阶段土地流转的主要制约因素不在于土地制度本身。
(一) 土地所有权归农民集体所有, 这种产权安排是非常合理的。
假如土地不归农民集体所有, 按照现阶段学者的讨论有两种选择:一是归国家所有;二是归农民私人所有。然而, 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行的。第一, 若归国家所有。如果说集体是一个抽象的不明确的概念, 那么国家则是一个更加不能实体化的概念, 集体所有的委托代理机制是一层或者两层代理机制, 而国家则是一层又一层的多层的代理机制, 集体的代理机制尚且存在代理效率的损失, 试想, 国家所有的多层代理机制将会造成多大的代理效率损失呢?所以, 土地的国有化是不合理的, 特别是在中国还有8亿农民的今天, 土地的国有化只会给农民带来更大的不安全、不稳定感;第二, 若归私人所有, 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 这样的话, 如果出现像封建社会使得土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而失地农民又没有出路的话, 必然会影响社会的稳定。所以, 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是一种合理的安排。
(二) 土地使用权不稳定源于农民的行为而不是土地制度本身。
现存土地制度已经赋予农民稳定的土地经营权, 我国《土地管理法》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30年不变”。然而, 在现实的土地经营中依然存在着大幅度的土地调整, 主要原因来自于农民本身的行为, 即农民在面对土地经营时, 一方面希望得到稳定的使用权, 另一方面又希望在家庭人口调整时, 重新调整土地。事实上, 正是农民这种行为造成土地调整过大, 从而影响土地使用权流转。
(三) 农民已经完全拥有土地的收益权。
自2006年以来, 随着我国农业税的废除, 农民已经完全享有土地的收益权。
(四) 农民不能拥有土地的处分权。
许多学者认为, 在土地流转中由于农民缺乏土地的处分权, 使得土地转让过程中必须经过发包方的同意, 才能流转土地。针对此他们提出的建议是, 让农民拥有土地的处分权。笔者认为, 这样做是不可行的, 因为如果农民拥有了处分权可能会使土地资源浪费, 农民对经营的土地任意处置, 比如现在农村形成了一种损害土地资源的现象, 农民在自己经营的土地上建住房, 从而使土地资源浪费。鉴于此, 即使农民拥有了处分权, 促进了土地的流转, 然而同样因此也使土地资源浪费, 那么像这种“拿了西瓜扔桃子的事”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说, 农民不能拥有土地处分权。
二、土地流转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 政府和集体部门的“缺位”和“越位”对土地流转的制约
1、从政府角度来说。
土地流转是一个系统工程, 在土地流转中政府作为管理者, 应该承担着保护产权和纠正市场失灵的职能。但是, 在现阶段我国土地流转过程中却出现了缺位与缺位现象并存的局面。如:政府没有正式的立法和制定完善的规则来规范土地流转行为和保证农民的利益, “缺位”现象存在。更为严重的是, 有些地方政府存在不顾农民利益强行进行土地流转, 控制土地交易价格, 侵害农民利益的“越位”行为。政府的缺位与越位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土地的有效流转。
2、从集体部门来说。
集体是农村土地的所有者, 享有农村土地的所有权和处分权。具体行使这些权利的是集体部门, 所以集体部门承担着直接管理土地和保证土地的保值增值职能。但是, 集体部门的行为也存在着不规范现象。主要表现在:首先, 集体应当保证耕地的数量和土地的价值, 但是集体部门为了政绩大搞招商引资, 使集体耕地减少, 土地的长期价值得不到保证, 农民的利益也受到损害;其次, 集体的决策缺乏民主, 往往具体到某件事情, 是“村干部说的算”, 农民没有实质的决策权。集体部门的不规范行为也限制了土地的有效流转, 严重的可能导致流转后土地利用效率仍然低下。
(二) 土地流转中的供给不足
1、农民观念上的误区。
中国经历了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 而在封建社会中农业居于社会的主要地位, 因此土地对于农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把土地视为生存的唯一希望。“民之为农者, 莫不重迁, 其坟墓庐舍桑麻果蔬牛羊耒耜, 皆为子孙百年之计”, “兄弟析炊, 亦不远徒, 祖宗庐墓, 永不为依”, 这些真实地反映了古代中国农民的土地情结。古代的这种观念对现代农民依然有着深刻的影响, 农民认为土地是自己的传家宝和命根子, 无论是自耕或租赁土地, 都非常强调土地占有和经营关系的稳定, 除非极端情况, 农民绝不会放弃土地和土地经营权, 甚至在非农产业高速发展、就业机会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的机会成本巨大的今天, 农民宁愿放弃从事非农产业的更多收入, 也不会放弃土地的经营权。事实上, 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导致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缺乏供给者, 土地流转率低, 市场化流转困难。从农业部对6个省92个村组86户样本户的调查结果来看, 当前真正愿意转出耕地农户的比例还不到20%, 绝大多数农民还是没有转出土地的意愿。
2、供给条件不成熟。
土地是农民的传家宝和命根子, 这种观念在中国农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要想使农民愿意转出自己的土地, 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一个:一是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弱化, 农民有土地以外的其他保障方式;二是农民就业渠道广, 能够获得稳定的非农收入;三是土地的转让价格比较高, 能够实现农民的保障。然而现阶段,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 除东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外大部分地区都达不到这三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
(1)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难以弱化。目前, 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还是居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 再加上我国人口多, 情况比较复杂, 各个方面都需要国家来保障, 国家负担重。所以, 土地的保障功能依然很重要, 在这种情况下农民是不愿意、也不可能转出自己的土地的。
(2) 农民就业渠道窄, 且不稳定。虽然我国二三产业发展迅速,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并且形象地称他们为“农民工”。这些“农民工”为家庭和城市建设做出了贡献, 但是他们的处境仍然十分困难。首先, 他们的就业渠道狭窄。据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调查, 从事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农民工人数最多, 分别占42.1%和36.7%, 二者共占78.8%, 农民的就业渠道狭窄。另外, 农民工的收入很不稳定。一方面农民工维权意识差, 导致经常有雇主拖欠工资和随意开除, 农民工的收入不稳定;另一方面农民在城市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 社会保障体制缺乏, 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经营, 造成农民工务工的短期化, 也给农民工的收入造成一定的不稳定性。
(3) 土地转让价格低。如果前两个条件都不能满足, 但是当土地的流转价格比较高, 能够承担农民的保障和就业, 此时农民也愿意转出土地。针对这个条件, 就现阶段我国的具体情况而言, 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目前, 土地流转基本上都是在农户之间进行流转, 转入土地的农户也是将土地用作农业生产, 很少出现像小岗村、苏州吴中区胥口镇那样通过反租倒包实现农业和工商业之间的规模经营合作, 从而既保证了农民的基本保障, 又解决了农民的就业。既然如此, 试问在现阶段农产品价格相对低下, 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又比较高的情况下, 哪一个理性的农民能愿意提供很高的流转价格呢?
(三) 土地流转中需求不足。
在土地流转中, 从经济学理性经济人的角度考虑, 需求者愿意转入土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一是要满足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地租理论中所说的从事农业经营的条件, 即转入户能获得社会平均利润;二是农民对转入的土地有比较稳定的使用权, 可以做长期的投资安排。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 由于土地依然是农民的保障依托, 土地的经济功能还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 土地的收益低下, 第一个条件是不可能满足的, 但是此时如果第二个条件满足的话, 农户也是乐意转入土地, 因为若农民能获得长期的使用权, 就可以做一些长期的投资打算, 从而发挥规模优势, 实现收益。然而, 现阶段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得转入户无法获得稳定的土地使用权, 从而导致供给不足。主要表现在:流转环节不规范、农民法律意识淡薄。在现阶段, 土地流转多是农民自发性的土地流转, 而且多发生在同一集体之间。双方在转让土地时, 只要双方同意, 就算达成了土地流转, 在农民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法律的观念, 不会通过合同来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规定转让期限等。这样就形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流转关系, 由于是口头的, 转出户, 今年打工门路比较好, 将土地转出, 然而明年打工受阻, 又会收回土地。这很对转入户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 他们难以对土地做长期的投资打算, 比如为了避免洪涝、干旱对农作物的影响而修水渠、打井;为了增收而做改善土地肥力的投资;为了机械化经营而在机械方面做投资等。这些因素的限制, 从而很难实现土地的长期收益, 使得转入户的需求积极性严重受损。
摘要：当前理论界对土地流转的研究很多, 但他们主要从土地制度的角度出发, 认为土地制度本身的缺陷制约着土地的流转。但是, 本文持有不同的观点, 由于我国国情的特殊性, 现行的土地制度还不能改变, 而且土地制度本身还是有效率的, 并不是制约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进而从政府的角度、供给和需求方面分析制约土地流转的因素。
关键词：土地流转,制约因素,供给不足,需求不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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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农地流转的因素分析 篇11
一、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的不足
要形成自由竞争，首先必须有足够的供需主体，即供需市场上主体多，任何一单独主体退出或加入都不会影响地产供求价格，每一个单独的主体都只是价格的接受者，而不是价格决定者。目前，农地市场的供给主体和需要主体都不充分。
(一)补偿机制不健全造成供给竞争不足
1.农民获得承包地时，不仅仅得到的是土地的使用权，同时也取得了部分收益权。农民是否愿意供给土地，这取决于收益权的实现。第一，有偿流动是基础。土地供给者将土地交易出去，他就放弃自己经营，而获取的是土地地租的机会。因此，地租的大小是转让地产的年收益。如果政策允许，而且转让金能顺利实现，那么失去的直接获取收益得到补偿，所有权就可以实现。如果不允许有偿转让，地产流转就受阻。第二，一次性农地转让的补偿机制不足。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农民有能力在城市中居住生活，他们想把土地交给集体或转让给其他农民，这时，他放弃的是无限期的地租受益权，补偿也应以无限期计。这种做法应类似于现行政策中的征地，不同的是集体所有权未变，土地用途未变。目前，这种流转采取无偿或很低的补偿形式，是前三年平均收益的3—6倍。就连《土地管理法》中规定也是如此，征地的补偿费用为该土地征用前3年平均产值的6—10倍(这多归集体)，安置费用4—6倍。这种状况根本不能调动地产流转的积极性。第三，转让时不能充分考虑其增值，也是制约土地流转的因素。农民尤其是城郊农民对土地增值有了清醒的认识，他们对城郊地产的增值印象深刻。地产所有者在地产增值中受益，因此转让地产时未来增值也应得体现。前几年有大量的农转非人口，而近几年来，因为农民看到农地增值的巨大潜力，因此农转非呈逐年下降趋势。目前，大部分地区都对这方面补偿不足。既不足额补偿，也不计价入股待以后分红，这阻碍了地产流转。
2.农村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
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机制虽然地区差异大，但总体水平低。社会保障机制基本融于地产制度之中，有了土地就有收益，有了收益就有保障。正是这种逻辑的发展，农民即使无力耕地，也不愿意放弃土地。目前，我国农村鳏寡孤独老人低效使用或荒芜土地的现象就是有力的证明。地方政府没有能力承担这种社会责任，限制了农用地的流转。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保障机制没能从承包土地中剥离出来。
3.非农就业难
非农就业难是限制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问题关键，也是阻碍地产市场发育的主要原因。农民如果从事土地经营，其劳动力价值得到实现，设期望值为V1，其安全系数为f1；如果能找到非农就业，其劳动力价值实现的期望值为V2，安全系数为f2，这时他面临两种选择，在挑选时，他首先进行两种工作的收益比较。两种工作的收益大小存在三种关系，当V2＞V1，取决于f1与f2的大小比较，一般而言，f1=1，而f2的不确定性很大，这时，如果V2f2越大，就越有可能转让地产从事非农产业。但我国的二元户籍制度和庞大的非农剩余劳动力和农村剩余劳动力，使f2很小，即使V2大，V2f2仍小，这时就限制了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进而限制了农村地产市场交易量。
(二)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造成需求竞争不足
农地对农民而言，表现为多重效用，即：土地的生存机会效用、提供就业效用、获取利益效用、社会保险效用、以免重新获取时支付更多的费用之效用、地产的增值效用。目前由于劳动力平均土地面积狭小，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劳动力平均生产率较低，因此投资流向农业的很少。这样农地流转时，仅仅以获取直接经济收益和就业机会为目标的竞争投资就不会激烈。
(三)供求竞争的不足造成地产市场机制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部分农民通过核算认为，在小面积土地上经营一年也不能获得多少收益，还不如将地租给别人而自己从事第二、三产业，因此有供给土地的意愿；另一部分人家里人口众多，劳力也有，但耕地不足，有获取土地的愿望，但事实上即使双方均取得对方的信息，交易仍不能达成。因为供给方只供给土地转让权而不能满足需求方对土地所有权的需求，以及需求方得到受让权仍不能达到预期经济效益。由于供求竞争的不足，造成地产市场竞争机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
二、非市场行为的干预
(一)基层政权组织的非市场行为阻碍了地产市场竞争
第一，集体土地所有者代表——村民小组、村民委员会、乡政府在出让或租赁土地时，有些干部徇私舞弊，出让或租赁土地没有在公开市场上进行，受让方或承租方不是一般人，而是他们的亲戚朋友，私下交易，出让金不是市场竞争达成的，而是领导说了算。第二，地方政府为了本地区经济的优先发展，或领导在任期内干一番“业绩”，想方设法招商引资，为此，他们压代地价，越权审批，批少占多，批劣占优，甚至给土地管理部门下达创收计划迫使土地管理部门设法进行征地投机。
（二）不规范的税费扰乱了地产市场竞争
一些地方政府巧立名目、征收多种税费，对于有关系的可以减免，没关系的严加征管，甚至乱罚款，严重影响了地产市场公平竞争秩序。
（三）由于农民的自身问题，导致流转产生困难的现象时有发生
如国家鼓励耕地向种田能手集中，可由于土地的零散，若要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所涉及的需要进行谈判的农户就多了，一些农户乘机抬高价格。还有一些农民“恋土”情节，他宁可抛荒也不转让，这些都给土地流转设置了障碍，从而使土地难以形成规模经营，发挥规模优势，获取规模效益。
盈余管理的制约因素研究 篇12
关键词：盈余管理,制约因素,公司治理,会计准则
1 盈余管理的概念
对盈余管理的概念, 会计学界存在着诸多不同意见。在我国, 关于盈余管理的概念, 有制度观、信息观和经济后果观。归纳而言, 盈余管理就是企业管理当局在遵循会计准则的基础上, 通过对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 以达到私人集团利益最大化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行为。这些行为既包含合法的操控性行为, 也包括非法的或欺诈性的操纵行为。
2 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公司治理对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可以分别从外部治理结构和内部治理结构两个角度来分析。公司外部治理是指通过行政管制、法律制度环境、市场竞争等手段对公司实际控制人实施的间接约束。公司内部治理结构是指股东通过事前监督而实施的对经理人员的直接约束, 通过明确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的权利、义务及其关系, 以保证经理人员的行为符合全体股东的最佳利益。本文主要研究内部治理结构与盈余管理关系。
2.1 董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
董事会是由股东大会选举数名董事所组成的, 是所有权和公司治理之间最重要的联结点, 其主要负责选聘、授权经理人并评价经理人的受托管理责任。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分离可以避免权力过于集中, 有利于维护董事会的独立性, 因此两职分离有减少盈余管理的可能性。但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在客观上产生了对监事会的需要, 但监事会和经理人之间同样存在着信息不对称问题。最后评价经理人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标准最终落在了企业盈余数字上。经理人为美化自已的受托责任完成情况, 必然有动力通过选择适当的会计政策使盈余数字变得对自己有利, 这就产生了盈余管理现象。
蔡吉甫 (2007) 研究表明, 扩大董事会规模可以提高其监督效率、减少公司盈余管理行为, 但董事会的监督效率在不同的盈余管理行为之间呈现出显著差异。暴金玲 (2007) 研究表明, 董事会的非独立性弱化了对高管人员的监督与约束, 使盈余管理成为可能。
2.2 股权结构与盈余管理
股权结构是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 它对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组织形式以及公司的成长都有重要的影响。当股权高度集中时, 公司治理主要解决的是大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大股东为追逐利益, 积极参与公司治理, 但他们在参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会依据自身效用最大化进行盈余管理。当股权过度分散时, 公司治理主要解决的是股东与经理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使得经理人行为符合全体股东的最大利益。在这种情况下, 股东们几乎没有动力参与公司治理, 从而导致公司经理成为公司事实上的控制人。由于缺乏对管理者的监督, 管理者会进行盈余管理, 追逐自己的利益, 股东为自身利益考虑, 只有通过有效的监督和激励经理人机制, 缓解经理人与股东的代理冲突。
葛文雷和姜萍 (2007) 研究发现, 国有股股东的持股比例与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由此可见, 国有股股东缺位严重影响了其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监督和控制。蔡吉甫 (2007) 利用我国上市公司2004年的数据, 使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估计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计量, 系统研究了董事会监督、管理层持股和大股东治理等治理机制对控制公司盈余管理的效率问题。研究结果显示, 独立董事、管理层持股和大股东治理与公司盈余管理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2.3 监事会特征与盈余管理
我国的监事会是股东大会领导下的公司常设监察机构, 执行监督职能。监事会与董事会并立, 便于独立地行使对董事会、总经理、高级职员及整个公司管理的监督权, 保障董事和管理者正确决策和执行公司决定, 防止滥用职权危及公司、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是监事会也不能完全地限制盈余管理, 因为我国上市公司的监督和监事都缺乏必要的独立性。
有研究表明, 监事会持股没有与盈余管理呈现显著的负相关。监事会的规模和开会次数与盈余管理呈负相关。公司治理结构的一方是协调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相互之间关系的制度安排。它是以实行事前监督而设计的直接控制, 也称为内部治理结构或内部治理机制。
通过对公司治理结构对盈余管理影响的分析, 可以看出内部治理结构不完善构成了盈余管理存在的主要内在诱因。我国上市公司的治理机制总体上都是缺乏效率的, 如果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得不到切实改善, 有效抑制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目标就难以实现。
3 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会计准则是建立在一系列会计假设、概念、原则、确认与计量方法之上的规范, 它是会计信息生成与披露的基础, 又是会计信息质量的保障。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3.1 会计准则制约着企业的盈余管理
会计准则限制了管理当局选择会计政策的任意度, 使企业不能任意的进行盈余管理, 从而提高了披露会计信息的质量。审计部门和监管部门根据会计准则对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和审计, 会计准则的存在使监督有据可依, 也制约着盈余管理的发生。王建新 (2007) 在新资产减值准则的研究框架下, 结合公司治理理论, 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特征、盈余管理动机与长期资产减值转回相互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 发现公司治理结构、盈余管理动机显著地影响了长期资产减值转回这一盈余管理行为, 认为新准则具有一定程度的规避和防范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作用。
对于我国新会计准则, 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对企业盈余管理的限制:
首先, 新会计准则扩大了合并报表的合并范围。新企业会计准则规定, 凡是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都要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避免了母公司通过缩小持股比例, 剔除掉经营状况不良的企业, 或提高盈利的子公司的投资比例, 将其纳入合并范围从而提高集团整体业绩的行为, 使合并报表能真实反映企业集团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
其次新会计准则取消了发出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新会计准则取消了发出存货计价的后进先出法, 规定企业应当采用先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或者个别计价法确定发出存货的实际成本。有利于遏制企业通过变更存货发出计价方法实施盈余, 使所有企业账面上反映的都是存货的实际成本, 大大缩小了企业盈余管理空间。
再次新的资产减值准则规定, 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在以后会计期间不得转回, 只允许在资产处置时再进行会计处理。这项规定降低了企业通过操纵减值准备的比例来进行利润调节的可能性, 限制了会计人员计提各项资产减值准备的主观随意性。
3.2 会计准则不能完全消除盈余管理, 有时反而可能产生盈余管理
会计准则赋予管理当局会计政策选择的自由空间, 管理层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内调整企业对外报告的会计收益信息。另外企业经营业务的多性样、不确定性导致可以多样性的选择会计政策, 管理工作当局可以在多个处理方法中进行选择。盈余管理的主要问题在于扭曲了会计盈余信息, 影响了会计信息的可靠性。
新会计准则的颁布虽然从一方面弥补了旧会计准则存在的漏洞,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企业的盈余管理, 但新会计准则的不完善却为企业的盈余管理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以下几个方面体现了该点:
首先, 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计量属性, 给企业盈余管理带来新的空间。在发达的市场条件下, 公允价值比较容易确认, 但在我国目前资本市场尚未完全成熟且公允价值的评估体制还不缜密的情况下, 公允价值的取得较为困难, 所以会存在较大的盈余调节空间。
其次, 新固定资产准则关于调整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等规定, 新无形资产准则关于研究开发费用的处理规定为企业盈余管理大开方便之门。
再次, 利用债务重组和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调节利润。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很可能会在公司出现亏损的情况下, 或者出于维持公司业绩或者配股的需要, 通过债务重组确认重组收益或者与上市公司以优质资产换劣质资产的非货币性交易, 来改变上市公司的当期损益
4 研究结论
通过以上关于盈余管理制约因素的分析, 为减少或抑制盈余行为的发生, 企业应健全公司治理结构, 形成抑制盈余管理的内部控制机制。在企业外部要不断完善资本市场, 大力发展职业经理人市场在企业内部要形成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之间的有效制衡机制。国家应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企业会计准则, 尽量使会计准则具有可操作性和客观性, 减少会计准则中的模糊性语言和概念, 减少会计准则中可供选择的会计程序和方法, 以缩减盈余管理的空间。
盈余管理不仅仅是会计行为, 也是一种管理行为。国内研究者分别从公司治理结构、会计准则角度研究了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并通过对上市公司资料的实证分析, 揭示了公司治理结构和会计准则对企业盈余管理的制约作用。但已有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 且结论不统一, 在对会计准则与盈余管理影响的研究中, 主要侧重于从理论方面研究两者的关系, 实证研究成果较少, 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水平仍有待加强。而且我国盈余管理的文献, 无论从模型的构建还是变量设计上, 大多模仿国外的文献, 缺乏创新性。因此我国的盈余管理研究应在借鉴学习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我国的国情, 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盈余管理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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