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共6篇）

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篇1

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思考

建立信用制度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构建我国信用制度应从培养信用意识,健全相关法规、制度,完善信用管理和系统建设等方面着手.

作 者：曾之明 Zeng Zhi-ming 作者单位：湖南商学院刊 名：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HU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年，卷(期)：”"(4)分类号：F810关键词：构建 中国 信用制度

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篇2

关键词：个人金融,商业银行,制约因素,对策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城乡居民收入大幅提高, 个人财富加速增长, 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市场前景看好, 同时也存在着许多制约因素, 文章就此提出了一些见解和应对策略。

一、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现状

我国个人金融业务起步较晚, 处于业务发展新兴阶段, 但市场前景十分广阔。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 目前有74%的人对个人金融业务服务感兴趣, 41%表示需要个人金融业务服务。另据麦肯锡的一项调查表明, 2002年我国个人金融服务的利润将高达310亿美元。据统计, 2000-2008年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年均增长16.5%, 2010年我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达30.33万亿元。庞大并持续增长的个人金融资产, 为我国商业银行发展个人金融业务提供了物质基础。近年来, 我国商业银行把开展个人金融业务作为竞争优质客户的重要手段和新的经济效益增长点, 扩大业务经营范围, 增强金融服务功能, 改善了银行的资产、客户和收益结构, 推动了经营战略转型。

二、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的制约因素

1. 分业经营, 制约发展空间。

目前国内金融业的银行、证券、保险三大市场分业经营, 业务不能交叉, 产品相对独立, 商业银行不能涉足证券、保险等投资领域, 无法为顾客提供全方位个人金融业务。近期国内外金融市场的剧烈变化, 客户对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理解产生偏差, 制约了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发展。

2. 条块分割, 缺乏机制保障。

个人金融业务涉及内容广泛, 几乎涵盖了银行资产、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 是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的新型综合性业务。它的顺利开展必须上下协调、前后沟通, 依赖前后台业务的整合。而我国的个人金融业务分别由个人业务部、中间业务部、房贷部等多个部门管理, 导致前后台业务分割, 无法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

3. 资源短缺, 缺少系统支持。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及新产品设计上科技开发的力度还不能满足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的需要。尤其是尚未建立起客户关系管理系统, 客户信息分散, 对客户资金增减、资金流动趋势、客户对银行服务的不同选择等掌握不足, 客户不断变化的需求了解不够, 影响了个人金融业务的处理、分析和决策。

4. 人员短缺, 缺乏人才支撑。

我国商业银行从事个人金融业务的客户经理大多来自一线储蓄柜员, 虽然受过一定的专业培训, 但专业单一, 业务不全面, 对股票、基金、金融衍生品等知识掌握不够, 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加之从业人员大都身兼柜员角色, 繁重的日常操作, 影响了业务知识的学习研究, 专业知识较为薄弱。商业银行的基层行更是缺乏个人金融业务专业素质较为全面的专业人才,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发展。

三、我国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发展的对策建议

1. 积极培育业务意识和金融市场。作为从事个人金融业务的

商业银行, 要加强个人金融业务建设的宣传和引导, 增强居民金融意识, 适时推介业务产品, 提供便捷业务工具。积极培育金融市场, 细化客户市场, 重视个人金融业务产品个性需求研究, 采取富有个性化、差异化的分层服务。重视客户关系管理系统的建设, 完善客户档案资料, 科学建立客户与银行间的联系平台, 针对不同客户的不同特点, 提供差异化的业务服务。

2. 丰富业务产品和服务内容。

随着我国金融业的开放和人民银行支持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 商业银行要抢抓机遇, 加大个人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 不断丰富个人金融业务产品, 按照市场细化设置服务内容, 提供个性化、品牌化的特色服务产品;重视重点人群, 根据客户在不同阶段、不同行业、不同风险偏好的特性, 有针对性地提供差异化的服务。完善个人金融业务体系, 为客户“量身定做”金融产品, 真正使客户资产得到科学理财, 实现最大化的保值和增值。同时, 加强信息的跟踪与反馈, 及时改进、创新服务产品。

3. 加强金融机构间的跨行业合作。

加强保险、证券、基金等金融机构间的合作, 从互相间业务代理发展到更广泛的行业间接触, 以居民的货币资产储蓄为纽带, 为客户提供合适的金融产品, 通过储蓄、支付和消费环节以及证券、保险、基金等投资领域合理流动, 丰富理财业务内涵, 提升服务层次, 获取综合效益。

4. 加大综合性人才的培养力度。

商业银行在引进人才时要注重复合型人才的招聘和吸纳。要着眼发展长远, 制定专业人才的培养计划, 优选一批业务熟练、责任心强的员工, 进行法律、保险、证劵等知识的强化培训和进修, 培养一支素质高、业务精、操作能力强的个人金融业务专家队伍。要分层次、分步骤提升业务管理人员综合素质。建立完善的考评制度, 实行业绩考评制和等级管理, 充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 实现其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

参考文献

[1]谭永全.全面开放条件下商业银行个人金融业务的发展策略分析[J].财政金融, 2006, (12) .

[2]李文静.我国个人金融业务发展:问题、制约与对策[J].中国金融, 2008, (14) .

[3]万静芳.发展我国个人金融业务的战略选择[J].商业时代, 2005, (8) .

[4]淮安农村金融学会.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面临的问题与对策.中国金融网, 10-10-10.

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篇3

关键词：被害人； 权益保护； 国家补偿

中图分类号：D924 文献标志码：Ａ

一、制约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几个关键因素

（一）重刑轻民思想的转变是个渐进的过程。重刑轻民就是指重视刑事案件的审判，轻视民事案件的审判；重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承担，忽视被害人的权益保护。重刑轻民思想对刑事立法的消极影响体现为，目前的刑事法律制度设计，存在两个极端不平衡的现象，一方面高度重视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权益，另一方面却忽视受害人被损的权益。这在《刑事诉讼法》设计上尤为明显。《刑事诉讼法》遵循“刑优于民”的指导思想，采用“重刑轻民”、“先刑后民”，置民事诉讼于“附带”、“从属”地位的立法模式，因而使附带民事诉讼在实际运作中成为刑事诉讼的附属程序，不能给予被害人应有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执行就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其结果就是民事赔偿案件执行率偏低，被害人不能从被告人那里获得应有的赔偿，损失难以修复和弥补。重刑轻民思想对社会舆情也有着很大影响。尽管我国有一部分公民认识水平有了提高，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包括许多学者以及有权参与立法的人，存在观念上的障碍。他们仍然认为，我国刑事制度的设计应当以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为中心，即使有人提出要重视被害人权益保护，但更多的是关注诉讼权利，而忽视了实体权利的实现。观念的更新是个渐进过程，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就能解决。重刑轻民思想是建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观念上的障碍。

（二）资金供给有限而需求无限的矛盾突出。资金的来源问题是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的核心问题。资金从何而来？我国学者们对于补偿资金来源持不同观点:有的主张将罪犯罚金的一部分划拨在内，并接受社会捐助；有的主张按一定比例提留监狱中罪犯劳动产生的利润，并将上缴的赃款赃物充作补偿基金；还有的主张借鉴瑞典的做法，要求被判管制或拘役以及获得假释的罪犯向补偿基金缴纳一定的金钱。资金筹集渠道在我国没有形成定论。应该看到，无论资金来自何种渠道都不能满足实际需求。有统计数字显示：我国近八成刑事被害人所应得到的赔偿难以兑现。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刑事被害人遭受到人身、财产损失，可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犯罪人进行赔偿。但这种赔偿途径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如果刑事案件无法侦破，那么受害人就不能锁定具体索赔对象，赔偿自然无从谈起。《中国法律年鉴》（2007）上的数据显示，仅2006年上半年我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犯罪案件213.1万件，其中85万起告破，此外，另有284.9万起治安案件被查处。这就是说2006上半年我国公安机关的破案率不到40%，尚有近130万起案件没有被侦破。这意味着超过一半的刑事被害人及被害人亲属连提起赔偿的机会都没有。其次，即便案件侦破，如果犯罪人缺乏足够赔偿能力，附带民事诉讼也会因无法得到执行而成为一纸“法律白条”。保守估算，如果在我国全国范围内实行犯罪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每年大约需要200亿元的巨额支出。换言之，在我国实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所需资金量大，缺口也会很大。因此，资金供给有限而需求无限的矛盾必然会成为我国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经济障碍。

（三）相关主体间利益难以协调。目前我国的立法体制是法规草案，主要由政府各行政主管部门起草或者由政府部门推动起草，这样就造成一些立法容易被部门意志所影响。如果新制订的法律危及到部门利益，某些部门就会从本部门局部利益出发，反对、阻止不利于本部门利益的立法，立法决策部门往往为协调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而煞费苦心，延缓了立法进程。在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上，在资金管理及补偿裁定权行使上，也可能存在几个主体之间的利益协调问题：有人提出在县级以上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内专设刑事被害人补偿基金会，由其负责收取、管理和发放有关的费用；也有人认为应当将补偿裁定的执行机关与基金管理机构相分离，由专门的管理公司对基金进行管理；还有人认为民政机关具有社会救济工作方面的丰富经验,因此,被害人国家补偿基金可设立在民政部门。而补偿裁定机关究竟是公检法司哪一家，目前也存在争议。这些因素糅合在一起，会使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步履维艰，困难重重。

（四）立法模式存在争议。关于立法模式，我国理论及实务界曾提出了四种方案：其一是参照新西兰、日本等国的立法例，制定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单行法；其二是参照美国、韩国等国的立法例，制定一部全面保护刑事被害人权益的法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涵盖其中；其三是修改刑事诉讼法或者国家赔偿法，对补偿事宜作出原则性的规定，然后再另外制定单行条例详细规定补偿制度；其四是由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司法机关颁布司法解释指导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工作。随着2007年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被纳入立法计划，后两种模式实际上已经被国家立法部门予以否定。前两种立法模式究竟选择哪一种，还有颇多争议。而这将无疑会延缓立法进程。

（五）理论研究深度不够。不可否认，域外国家或地区对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理论研究较为深入和全面，并形成了诸多学说。如社会契约说、社会保险说、社会福利说、诉讼参与说、命运说、国家责任说、公共援助说、政府利益说、司法改革说等。我国大陆理论界一直偏重于犯罪行为而轻视对犯罪者和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研究。随着刑事诉讼模式改革的需要，被害人的诉讼权利一度为理论界所关注，但被害人所遭受的实体权利的困境则往往为理论研究所忽略。国内近年发生的一些重特大刑事案件，如邱兴华案、马加爵案、张君案、宫润伯案、艾绪强案等，受害致死者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被害人几乎都没获得被告人的赔偿。这些案件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理论界关注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的诱因。国内许多学者开始慢慢涉足刑事被害人补偿领域。我国目前的理论研究具有以下特点：一是侧重对国外理论学说和相关制度的介绍，没有在移植国外理论学说和制度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二是偏重对补偿制度构建必要性、可行性的研究，缺乏对具体制度构建过程中争点问题的研究。很显然，由于起步较晚，且缺乏结合我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理论创新，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以指导被害人补偿制度构建和相关法律的制定。所以，研究不足成了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理论障碍。

（六）技术操作上也存在一定难度。这主要体现在补偿标准即补偿金额的确定上。一是国家补偿与被告人赔偿不好衡平。如果建立了国家补偿制度，那么一些有履行和赔偿能力的被告人是否会借机逃避自己的责任？二是国家补偿与国家赔偿不好衡平。国家赔偿是在有关国家机关存在过错的情况下，国家履行的一项义务。如果国家补偿的金额大于国家赔偿，那么是否会违背公平原则；如果国家补偿的金额小于国家赔偿，那么能否达到设立国家补偿制度的目的。三是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各地经济发展很不一样，这就导致补偿标准的确定有一定困难，而这又是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关键所在。所以，技术操作层面存在困难，是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不能顺畅构建的客观原因。

二、推动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的若干对策

（一）扬弃重刑轻民思想。纵观历史,随着社会形态和刑事法律制度的发展,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在不断演变,经历了一个由高至低、再由低至高的演变过程。大致可以将这一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作为刑罚执行者的被害人、作为犯罪起诉者的被害人、逐渐被遗忘的被害人、再度引起重视的被害人。被害人的利益与国家的利益虽然有一致之处，但作为被害人，其利益是具体的，不能用被害人与国家利益的一致性抹杀被害人利益的独立性。此外，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只是犯罪人对被害人所承担的赔偿责任，它不能代替国家的补偿责任，而且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也不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结果也常常成为“法律白条”。因此，要扬弃重刑轻民思想，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被告人与被害人合法权益平衡保护的立法理念和司法理念。一是被告人权益保护与被害人权益保护的平衡，把被害人权益保护放在与被告人权益保护同等重要的位置来对待。近年来发生的邱兴华案无疑是一个标本性的法治事件。它的法治意义在于，进一步昭示了即使是十恶不赦的被告人，其也有正当合法权利，需要社会予以维护，而刑事案件中居于弱者地位的被害人更不应成为被人遗忘的群体，社会应把同样的视角给予他们，以实现法律惩戒和补偿功能的有机结合以及被告人和被害人权益的整体平衡。二是被害人诉讼权利与实体权利的平衡，在重视被害人诉讼权利实现的同时，也竭力实现被害人物质求偿权等实体权利。简言之，就是要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中给予被害人更多的人文关怀。惟其如此，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才能尽快取得实体进展。

（二）着力弥补资金不足。首先，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机制。关于资金来源，国内学者提出的许多观点值得商榷。实际上，监狱中罪犯劳动产生的利润是不可以按一定比例提留充作补偿基金的，否则会给西方国家在人权问题上指责我国提供借口。利润拿走一部分后，也会使监狱部门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财务更加窘迫。上缴的赃款赃物更要归还原所有人，所以，以上缴的赃款赃物充作补偿基金方案不可行。当然，要求被判管制或拘役以及获得假释的罪犯向补偿基金缴纳一定的金钱以充作补偿基金，这也会与法理以及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相悖，因而也不可取。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可以设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专项基金,以财政拨款为主,以对犯罪分子的罚金以及社会捐助等为辅, 多元化投入、多渠道筹集。鉴于我国各地经济水平差异大，一些地方难以承受国家补偿费用，且国家补偿属于中央立法所派生的事务，针对财政拨款这一块，应当主要纳入中央财力保障范围，同时也要充分发挥省级财政作用，而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的分担比例，完全可以参照9年义务教育二者之间的分担模式。同时要实行基金管理机关与裁定补偿机关分离的机制，由基金管理机关对补偿基金专项管理。

其次，提高被告人赔偿金额。为什么要尽力提高被告人赔偿金额？只有被告人最大限度地承担了赔偿责任，才能减轻国家和社会的负担，才能平衡国家补偿与被告人赔偿的关系。提高被告人赔偿金额的着眼点在于司法部门应尽量让那些有能力支付的被告人履行其赔偿义务。在侦查和公诉阶段，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要对被告人可供执行财产采取扣押、查封措施；在审判阶段，法院要注重对被告人财产状况和线索进行查证，必要的时候，可以对被告人财产采取查封或扣押等强制措施，不给被告人及其家属规避执行，转移、变更、变卖被告人财产提供任何机会；在监狱阶段，监狱部门可以考虑在一定条件下将附带民事执行与否作为对被执行人予以减刑、假释的一个因素，以提高被执行人履行业已生效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司法文书的积极性。司法机关采取有力措施，敦促有履行能力的被告人履行赔偿义务，尽力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司法文书的执行率。这也是从另一个层面助推被害人补偿制度的构建和实施。

（三）以法院为裁定补偿机关。裁定补偿机关由法院来担任较为合适。刑事被害人补偿是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执行后进行的，法院在审理刑事案件后对该案件已相当熟悉，在经过执行后，对是否需要补偿、需要补偿多少、有无减额等情况已经掌握，又涉及对受害人救助后取得对加害人的追偿权问题。因此，在法院设立国家补偿委员会来进行补偿有利于作出正确的裁判和执行，也有利于节约国家诉讼成本，方便刑事被害人。至于其他未破的案件以及根本没有进入审判环节的案件，其受害人补救可以通过完善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等途径解决。

（四）科学界定补偿标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标准确定应遵循必要、定限原则。即补偿应为必要的救治、生活费用，使被害人的物质生存能力得到适当救济，同时以造成的伤害损失为限，因受犯罪侵害而导致劳动能力丧失或减少的被害人生活费，具体金额可参照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的经济承受能力，否则，制度在实际中会因很难执行而损其权威。国家补偿还要平衡与国家赔偿制度的关系。国家补偿不以国家过错为前提，在同等条件下，国家补偿标准不应高于国家赔偿，但也不宜太低，否则难以发挥应有的救济功能。在考虑到以上因素之外，还需计算方便、简便易行，并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符合。

（五）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模式。要真正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根本办法在于走立法之路。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就为规制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提供了宪法依据。从国外立法模式看，目前世界上超过3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受害人国家补偿制度，且大多数国家已经进行了相关立法。如新西兰1963年制定了世界第一部《犯罪被害人补偿法》，随后日本制定了《犯罪被害人抚恤金给付法》、瑞典制定了《刑事损害赔偿法》、韩国制定了《犯罪被害人救助法》、德国制定了《暴力行为被害人赔偿法》、美国制定了《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法》，而我国台湾地区也制定了《犯罪被害人保护法》。这些立法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模式，单独就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进行立法；一是采用开放式的立法模式，就全面保护刑事被害人权利进行立法。既规定被害人国家补偿方面的内容，又规定被害赔偿、被害援助等内容；既规定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又规定被害人的实体权利，从而形成一个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立体架构。前一种的优点是规制的内容少，牵涉的面小，因而出台相对要快一些，但缺点是由于没有规制其他与被害人保护相关的制度，可能达不到全面保护被害人的效果。后一种的优点是一开始就全方位地覆盖了被害人权利保护，因而稳定性强，在短时间内不会经常修改，不足之处是制定和出台的时间要相对较长，并且由于内容多、涉及的面广而使法律制定搁浅。被害人权益，包括其在刑事诉讼中的合法权利以及在刑事附带民事赔偿诉讼中的物质利益。在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致被害人巨大损失，甚至生活很困难的情况下，物质利益诉求实现的欲望要高于合法权利取得及行使诉求的欲望。作为自己切身利益被侵蚀的被害人，在大多数情形下，更在意补救自己的损失，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站在被害人角度考量，应尽量加快被害人国家补偿法制化的进程。而采用单行法的立法模式，对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无疑有所裨益。

（六）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是否具备建立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条件之一就是看建立该项制度的相关研究即理论支撑是否具备。毋庸置疑的是，对刑事被害人权利保护包括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研究，在我国确实起步较晚，研究得还不够深入和全面。下一步理论研究的着力点应该是：其一，确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理论学说。尽管从其他西方国家先后引入了一系列构建该制度的理论学说，但是这些理论学说之间存在矛盾和冲突之处，也没有哪一种在我国成为通说。显然易见，以不同的学说为指导，其设计的制度以及补偿的对象、范围等会不同。理论界应共同努力在理论学说上达成共识或者趋于一致。其二，对资金的来源、管理机关及补偿机关，还有补偿标准等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构建中的几个关键因素进行深入而具体的研究，对一些已基本无争议的问题如补偿制度构建的必要性、意义、价值以及补偿对象、条件、范围、程序等无需赘述。通过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形成成熟的理论，既为加快构建有效的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又为进行相关立法提供充分的理论储备和支撑。

参考文献：

[1]张丽明.论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构建.行政与法[J].2006，（9）.

[2]韩芳丽,刘振会.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考量.山东审判[J].2008，（4）.

[3]周欣,袁荣林.美国刑事被害人补偿制度概览.中国司法[J].2006，（3）.

[4]金鑫,唐锴.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立法问题思考.中国检察官[J].2009，（1）.

[5]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和实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的调研报告”.山东审判[J].2006，（4）.

[6]刘行.试论建立我国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行政法学研究[J].2007，（3）.

[7]吴兴国.破解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执行难题的关键何在.学习月刊[J].2007，（5）.

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篇4

企业债券是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债券。企业债券代表着发债企业和投资者之间的一种债权债务关系。债券持有人是企业的债权人,不是所有者,因此无权参与或干涉公司的经营管理。但债券持有人有权按期收回本息。

我国的债券市场始于1981年。历经20多年的发展,债券的发行种类不断增加,发行规模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债券的发行和交易的市场化程度不断提高。但是中国的企业债券的发展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相当的差距,主要的制约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篇5

一、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所在

(一)社区人力资源较为缺乏和限制以及开发尚不充分

目前，一般劳动力资源的低效使用甚至闲置与高素质劳动力的匮乏是社区人力资源发展的一个基本矛盾。当前，我国各地社区有大量的闲置人力资源存在，主要有外来务工人员、残疾人、被征地农民、登记失业人员等群体(下文简称四类人群)，这些群体数量多、规模大、增长快，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没有一技之长，相当一部份人处于失业状况，有工作的则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的工种，社会地位相对较低。这些人群只有经过开发，才能变为现实的人力资源，只有合理的利用，才能成为有效或高效的人力资源。

(二)社区人力资源开发能力欠佳

因为社区人力资源构成比较复杂，而且各群体需求也不尽相同。如外来务工群体则都来源于全国各地.所以其文化背景、生活习俗等有很大的区别，这些因素对开发社区现有人力资源带来了巨大挑战。从总体上讲，现有的人力资源开发教育体系还不完善，在一定程度上还很薄弱，培训规模、学院数量、师资供给、实用性技术等方面的培训还远远不能满足被开发者的需要，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社区发展和个体发展的要求。

(三)保障与支持力度较弱

社区教育机构对教育培训开展，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构建一个有效的支持系统是最重要的。实现社区教育机构开发目标依赖于形成一套系统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和体系，快捷的沟通平台并融入社区教育机构文化，通过对组织结构与流程优化，目标的设定与评价来形成高效的平台，推动被开发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和人力资本增值，这些都需要有强有力的政策支持作为后盾，否则人力资源开发很难保证从根本上造福被开发人群。并促进社区教育本身持续稳定的发展。

(四)多元的开发主体，不足的协同整合

目前教育局、民政局、计生办、劳动局、文明办、工会、妇联等部门是社区教育中从事教育培训的主要机构。但是，各部门、各机构之间的资源整合、统筹协作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欠佳.从而使联动效应和系统效应难以发挥出来。究其原因：各开发主体之间缺乏横向与纵向的联合，没有制定出区域内人力资源开发的整体协调方案和总体规划设计;在管理与运行上也没有形成长效的工作机制与沟通协调机制，各开发主体开展的各类教育培训，主要还是以“单打独斗”为主，协同运作较少。

(五)丰富的培训内容，但系统性针对性欠缺

当前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休闲娱乐教育培训、生活保健教育等是各开发主体开展的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使社区人群的学习与发展需求得到满足，使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但就目前的发展现状而言，培训内容的市场化针对性、弱势群体针对性、个性化针对性仍有待加强。此外，就系统性而言，各社区人力资源缺乏主体和教育机构，利用自己的平台，整合各友资源，对各群体开展教育培训以及多种载体的主题活动在一定程度呈现“点状”分市，其序列化、系列化格局尚未形成，缺乏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

二、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解读和分析

(一)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首要环节就是部门联动、行业参与

社区教育中进行人力资源有效开发的首要一环就是政府各个部委办局的统筹和联动，各行业及社会团体的配合和参与。这是由人力资源开发的复杂性和系统性决定的.，也与当前社区教育发展的特定阶段相关。部门联动与行业配合直接影响人力资源开发中各类教育资源的整合程度、教育供给、培训项目资金和师资来源、开发成本等方面，是社区人力资源开发实现规模效应，发挥整体优势的首要环节。

(二)依托社区教育是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途径

教育在人力资源生成和发展的众多因素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支撑和推动人力资源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教育的发展。其中，社区教育作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进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阵地。这主要在以下三点体现：其一，社区教育的特有优势决定了社区教育具备开发社区人力资源的基本条件。其二，社区教育的热莺图壑等∠蚓龆了其可以开发社区人力资源。其三，社区教育的宗旨和功能决定了社区教育必须将开发社区人力资源作为自己的核心任务之一。

(三)促进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是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关键节点

只有有机融合社区人力资源培养机制与市场机制，才能保证社区教育提供给企业、单位和社会满意的产品和服务。社会发展的多元化，使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甚至同一地区、相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有个性化所呈现;社会和社区的发展，对教育的区域化和特色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力资源结构的多样性和优质性成为人力资源开发的导向。研究中发现，符合市场需求的培训项目倍受欢迎，参与培训的学员能够将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直接应用于他们的生活与工作中，学员的学习成果和工作业绩也得到了用人单位的认可和肯定。

三、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措施

(一)对社区人力资源开发规划进行制定，并将其纳入社区建设和社区教育发展规划

由各部门、各行业联合制定社区人力资源根据社区建设的实际和长远发展需求而开发总体规划，既使政府部门的宏观引导和调控作用发挥，又对各行业的实际需求信息和市场敏感所吸纳。规划要使各个阶段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任务、内容、类型、方式、师资及其培训、开发举措及实施等明确，定位各开发主体、机构的职能作用，制定按需要、分步骤、分层次的社区人力资源开发计划，并且重点关注弱势群体的开发。科学规划可以有效避免开发的盲目性，避免由于无效开发造成的资源浪费。最后，由政府统筹，将社区人力资源开发规划纳入社区发展规划和社区教育规划。

(二)创建区域特色的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体系

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保障就是建立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体系。首先，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社区教育培训内容体系和以四类人群为主要对象的培训模式进一步完善。其次，依托现有各区县市社区教育网，对覆盖面及信息量，建立链接培训、就业、劳动力市场供需以及居民学习需求的实时信息服务体系拓宽。实现各人才市场、社区人力资源开发主体、社会培训机构、受训学员之间的信息互动。最后，培育和发展一批社区教育中人力资源开发的中介组织。通过建立中介组织结构来推动人力资源开发，尤其是中高级层面的人力资源开发，进一步调动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整合社会各界资源。

(三)对政府统筹、部门联动的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组织管理机构设立

为使社区人力资源开发成效提高、有效避免“多头管理”，政府应统一组织、协调、指导各系统、各部门开展社区人力资源培训开发工作，对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设立，依托社区教育平台，对人力资源开发多主体并举战略实施。以此为基础，政府将各行业、社区企业和社会力量引入成为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力量，为社区教育开展人力资源开发提供有效的支撑;同时，根据区域的自身特点和实际情况，对各种相关资源进行有效整合，从而建立具地方特色的社区人力资源开发的组织管理机制。

(四)对社区人力资源开发条件标准和人力资源开发绩效评估标准制定

对社区人力资源开发条件标准制定，使各开发机构硬件建设、场地、师资资质及其业务水平、内部管理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等方面的基本要求得以明确，对开发机构的办学进行规范。制定评估标准，对开发机构进行的人力资源开发工作及其成绩进行评估.旨在通过科学的方法、原理来评定和测量社区教育中人力资源开发行为、绩效和水平。

四、结束语

构建我国个人信用制度的制约因素分析及对策 篇6

1 现阶段我国竞技排球发展的背景

1.1 经济发展为我国排球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1979年~2007年GDP每年平均增长9.4%,2007全年中国GDP为246619亿元,比上年增长11.4%。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为排球运动持续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包括排球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发展。

1.2 职业化改革初见成效

我国排球运动实施竞赛体制改革逐步走向职业化至今已经历时12年多。自1996年甲A排球竞技体制改革以来,参赛队从原来(男、女队)各8支,发展到今年男、女队各16支。07年排球联赛实行的“学分制”后,现场观众人数和上座率有了很大提高。可见我国排球运动职业化初见成效,但与足球和篮球等项目相比,市场占有率、经济效益等方面存在着很大差距。

1.3 产业化框架初具规模

我国排球产业化框架已初步成型,拥有初具规模的排球联赛,大学生联赛,多样化的人才交流市场,相对稳定的广告和赞助群体,稳定发展的有偿电视转播权市场等经济来源。

2 制约我国竞技排球运动发展因素分析

2.1 竞技排球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同志在2004年全国体育局长会议上强调,“不断深化我国体育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体育体制,势在必行。”我国排球运动的管理体制具有明显中国特色,实行高度集中的政府管理体制。这种管理权限的过于集中,忽视了地方有关部门、俱乐部的决策权,造成各级组织权责不明确。另外我国排球管理制度、法规较少,法制化环境未完全建立,导致国家无法通过法律手段实现对竞技排球的宏观管理。我国竞技排球长期以来实行的“统包统配”体制给市场经济介入制造了障碍。资金保障体系社会化程度低。50年代形成的“举国体制”为我国排球运动逐渐发展,水平提迅速提高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以及一系列社会变革带来的巨大冲击,“举国体制”下暴露出的专业队员培养成材率低、中小学基础训练薄弱、业余体校生源不足、中学与大学的断层等问题已经抑制了我国排球水平的提高,阻碍了我国排球运动的发展。

2.2 缺乏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体育项目不断向前发展的动力源泉。六十年代我国运动员创造了快球,“时间差”、“盖帽”拦网动作,由于中国快球打法在亚洲传播后,亚洲球队水平提高很快,六十年代亚洲与欧洲球队可以抗衡。八十年代“全攻全守排球”的战术理念帮助中国女排取得五连冠的辉煌,其后该思想被世界排坛所接受。另外当时中国人还创造了小轮臂扣球、大轮臂扣球、单脚起跳扣球、冲跳扣球、勾手大力发球、鱼跃救球等,并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以快球为中心的快球掩护进攻战术体系。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排球没有继续走创新之路,全方位立体进攻战术体系被欧美诸强广泛采用,未能引起我们的重视,教训惨痛。

2.3 经费投入和后勤保障不足

目前我国排球俱乐部大多处于体企联合式的初始阶段,产权矛盾成为制约排球俱乐部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俱乐部收支是否合理,是联赛顺利进行的保证,也是球队生存的根本,影响到球队对后备人才的培养投入。从历届联赛看,俱乐部建设较稳定的球队都取得不错的成绩,如上海有线男女排、辽宁电信寰宇。消费者信息指数由2001年7月份的98.1下降到2002年的1月份的96.9,下降1.2,造成时常不景气,企业经营惨淡,致使企业投资体育信息不足。而市场影响力不如篮球和足球的排球联赛更是难以吸引商家的目光。在三大球中,企业更愿意把资金投入到关注程度更高的篮球和足球项目上去,例如1999年辽宁足球队降入甲B,上海航星公司以400万获得该队冠名权,而南京大红鹰作为一支甲级俱乐部所获冠名权资金不到100万。北京女排直到2001年才找到赞助单位,甲A队伍现状如此,其他级别队伍更是为资金所困。

2.4 竞赛体制存在的问题

现阶段我国排球项目竞赛体制可分为三种:全运会竞赛体制、城运会竞赛体制、俱乐部联赛竞赛体制。现阶段排球项目竞赛体制的弊病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由于全运会竞赛体制影响,各省市纷纷重全运,轻奥运;重金牌数,轻含金量;重奥运项,轻非奥运项;重单项,轻集体项目。这样阻碍了运动员的交流和运动成绩的普遍提高,不利于我国排球运动的可持续发展。

2.5 专业队伍建设及后备人才匮乏

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同志在全国体委主任会议上讲到:“后备力量的培养是竞技体育发展的战略分析问题,只有重视后备人才的梯队建设,我国竞技体育的发展才有后劲,一个项目要保持水平不断提高,必须遵循项目自身的发展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日本只有1.2亿人口,二线和三线的排球运动员却超过4万,而我国却不足2万。中国排球专业队伍也呈现萎靡趋势,80年代有125支专业排球队,到了90年代减少到40支,而近几年中国排球专业队伍的数量只维持在16支左右,全国女排的一线球员加起来才200人。据调查统计,目前全国15所培训基地的排球后备人才总数为615人,其中女排342人,男排273人。培训基地后备人才输送最高比例为34.48%。

2.6 运动员保险机制不健全

由于竞技运动其不断挑战体能、技能极限的客观规律,以及运动员职业的特殊性。运动员面临着伤残、就业、教育风险,以及体育用品和商业风险。对于运动员面临的风险,回避是不可能的。因此保险是最有效的防治办法。保险的要约性,偿还性的特征,有助于规避运动员面临的诸多风险,弥补因风险给运动员带来的各种损失。我国目前运动员保险主要是由中华全国体育基金会为国家队所投的运动伤残保险、意外伤害险,而其他的各种责任险、财产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基本上是空白。险种单一缺乏针对性的保险难以满足运动员的需要。另外我国配套法制不健全,保险监管不力,已经阻碍了运动员保险事业的发展。

3 我国竞技排球运动可持续发展对策

3.1 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不断深化体制改革

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调控。特别是我国排球职业化刚刚起步,因此,政策法规的制定、管理与监督、排球市场化等方面,都要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中国排球要想取得更大的发展,就必须不断深化体制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要不断提高通过政策、规划进行排球行业管理和服务的能力,不断探索排球项目管理的新思路,健全排球项目管理制度,完善各类联赛的赛制。

3.2 加强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加大创新力度

人力资源是维持排球运动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排球运动的发展需要大量的教练员、运动员,以及优秀的科研人才、管理人才、经纪人。要积极吸纳国内外先进的知识,同时借鉴其他项目的成功经验,紧紧抓住排球运动的发展规律,不断创新。

3.3 加大宣传力度,培养排球市场

新闻媒体能够增加排球运动的无形资产和内涵,吸引更多商业资源支持排球运动。在我国与篮球、足球并称“三大球”的排球,其影响力却相差太远。除少数媒体进行报道,大多数媒体反映冷淡。宣传力度的加大需要排协、俱乐部、新闻媒体、赞助商之间相互依托、相互合作。在保证运动队的训练、比赛的前提下,还必须考虑经济效益。经营者要努力挖掘卖点,大力开发包括电视转播权、门票收入,球队冠名权、转会、广告、以及其他一些无形资产。让俱乐部自身有“造血”功能。运动队还要立足自身,不断提高竞技能力,增加比赛的观赏性和吸引力。另外将赛区转移至中小城市,能更好地改善排球市场。

3.4 妥善解决全运会与联赛利益冲突

由于4年一次的全运会关系到各个参赛单位的全国排名,因此在各个参赛的单位心目中的重要性要高于联赛。为了以最优的力量参加全运会,许多参赛单位都把联赛当成了调整人员、演练战术的练兵场,导致联赛水平下降。也导致了观众和媒体的冷淡。因此,要妥善解决联赛与全运会的矛盾,既让各参赛单位在全运会上有良好的表现,更保持较高的联赛水平。

3.5 建立与职业排球配套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

中国改革“渐进性”的特点和中国现阶段“双轨制”并存,决定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应走多元化道路。由过去单一的国家培养体制,变为国家和社会共同培养的多渠道、多形式的培养体制。增加官办和私办的排球学校、俱乐部,形成排球人才群体化,梯队化。建立排球高级、中级和初级(业余)训练体系,加强各级体系的衔接。通过建立完备训练体系,健全排球后备人才的培养和输送机制。

3.6 完善运动员保险与就业体制

竞技运动潜在的危险性较大,伤残、就业、教育风险更加缺乏保障。因此,运动员保险体制应尽快完善成熟,以减少运动员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后顾之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积极开拓保险市场,设计具有中国国情的运动员保险险种。要依托社会资源为运动员提供合理的就业岗位,解决体育人才就业难的问题。加快运动员保险立法进程,使运动员保险有法可依。

摘要：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对我国竞技排球可持续发展进行全面研究。通过对制约我国竞技排球运动发展的因素进行分析,并就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旨在为中国竞技排球健康和稳定发展提供参考。

关键词：中国,竞技,排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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