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益构建

我国公益构建（精选12篇）

我国公益构建 篇1

一、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现状

当前我国社会经济正处于快速发展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但同时一些社会矛盾也随之凸显出来, 国有资产流失, 环境污染日益严重, 行政机关行政违法、权力扩张, 社会弱势群体缺乏有力的保护, 妨害市场公平竞争等问题引起社会普遍关注。同时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关系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案例, 并逐渐成为了司法界的热点和大家所关注的话题。然而, 我国在诉讼立法上的空白, 制度上的盲区使公益诉讼的道路充满坎坷。

在司法实践中对有些带有公益诉讼性质的案件, 法院作出不受理或驳回起诉的裁定中常有这样的表述:该案不属于法院受理范围, 或该案的原告并非本案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或相对人。究其原因, 主要与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存在的缺陷有关。具体表现为: (1) 完全缺失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和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规定, 这在成文法国家的立法例中实属罕见。 (2) 现行民诉法“支持起诉”原则的规定, 使得那些热心公益事业的人与组织无法提起公益诉讼。因为“支持起诉原则”的核心内容是“案外人”只能对那些因为主客观原因不敢、不能或不愿起诉的当事人提供物质上、精神上或道义上的支持而不能越俎代庖, 代替他们提起诉讼。 (3) 两部诉讼法中起诉条件都有“直接利害关系人”的规定, 导致大部分公益受损案件无人能起诉, 或虽有起诉, 法院也无法受理。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原告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但是, 法院的不受理或判决结果的不利是无法掩盖公益诉讼代表的民意影响力。

2001年下半年, 经过南京市规划局的规划设计, 南京市在紫金山顶开建一个圆形的观景台。绝大部分的南京市民都认为政府此举不仅破坏了紫金山自然景观的和谐, 而且侵害了人们享受自然景观所带来的精神上愉悦的权利, 还使得生活在紫金山下的南京市民无形中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 这显然是一种侵害社会公益的政府行为。东南大学的两位老师以“侵害了市民享受自然景观所带来的精神上的愉悦”为由将南京市规划局告上法庭, 虽然法院最终没有审理此案, 但在人大和上级政府的干预下, 建了一半的观景台最终被撤除;被誉为中国公益诉讼的代表人物丘建东2001年7月, 因购买的电话号簿上查不到国家机关重要部门电话, 状告电话号簿公司;2004年9月, 状告厦门航空公司, 要求返还机场建设费50元并请批评指正撤销机场建设费, 他给自己预定的目标是一年打一两宗公益官司。尽管这些“公益官司”多以状告者失败而告终, 但其影响巨大、意义深远。法学界有关人士认为, 有个别人提起的公益诉讼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和愿望, 代表着一种民意的呼声。目前社会上仍有不少潜规则, 垄断部门的特殊利益也常常可见, 民众公共利益容易受到侵害。根据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 通过诉讼这种公力救济的方式, 一些问题能够在法律框架内讨论并解决, 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好方法, 同时公益诉讼也是有效的普法教育, 有利于增强社会法律意识, 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公益诉讼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

公益诉讼早在罗马时期就已经产生, 它是与私益诉讼区分而言的。私益诉讼是保护个人利益的诉讼, 仅特定的人才可以提起;公益诉讼是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 除法律有特别规定外凡公民均可提起, 因为市民及有关团体、组织是社会的组成部分, 有享受社会利益的权利, 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当公共利益受到侵害时实际上公众享受公共利益的权利也受到了侵害, 按照“有权利必有救济”的原则保护公共利益的诉讼也就应运而生。卢梭说:“公民在最初通过缔结契约的方式将自己的权利转让给了国家, 但这个公约一旦遭到破坏, 每个到恢复了他原有的权利。社会的发展使国家权利的行使存在盲点, 这就需要公民个人行使相应的保护公益的诉权, 以达到社会利益的平衡”。公益诉讼被赋予现代意义始于20世纪西方社会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时期。当时, 由于科技的迅速发展, 人们的生产、生活也日趋社会化, 公害问题亦日渐突出, 为维护国家、社会的公共利益, 在公共利益纠纷的基础上形成了公益诉讼。

现代法上的公益诉讼一般是指特定的国家机关、相关的组织、个人, 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 对违反法律侵犯国家权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行为, 向法院提起诉讼, 由法院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活动。公益诉讼理论上一般分为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是指在民商事活动中, 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 (包括国家专门机关) 对违反民、商事法律侵害国家、社会的公共权益破坏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的行为人提起民事诉讼, 要求法院通过审判来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的诉讼活动。行政公益诉讼一般指针对行政主体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侵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件由法定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或公民个人所提起的诉讼。从国外的立法例来看, 民事公益诉讼和行政公益诉讼又可分为由国家专门机关——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诉、行政公诉和由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提起的民众诉讼、团体诉讼。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相比, 公益诉讼有以下特点: (1) 起诉主体的广泛性。公益诉讼的起诉主体不局限于具体合法权利直接受到不法侵害者, 其他机关、团体、个人也可以以公众利益受到侵害为由代表国家和公众提起诉讼。 (2) 诉讼目的的双重性。公益诉讼的目的不仅在于制止行政机关违法的行政活动以及生产者、经营者违法的经营活动, 而且要通过诉讼进行政策宣示甚至创制法律或新的权利以预防这些违法活动的产生。 (3) 诉讼程序具有特殊性。公益诉讼是多对一, 无论从表象还是精神实质都突破了这一传统的诉讼框架, 它在一些基本的诉讼法理上对传统诉讼均有所修正, 如贯彻国家干预原则, 不再强调当事人的处分权, 法官在诉讼中积极主动, 不再固守传统的辩论主义等。 (4) 判决效力的扩张性。在公益诉讼中, 判决除对直接参加诉讼的当事人产生效力外, 还对其权益受到损害, 对未参加诉讼的不特定的人产生效力。 (5) 保护对象的公益性。公益诉讼保护的是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等公益, 虽然有的公益诉讼也会牵涉到起诉者的私益, 但其与公益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公益诉讼以着重保护公益为其本质特征, 凡是侵犯公益的违法行为均在公益诉讼的可诉对象之列。而私益诉讼只能保护的是法人、其他组织和公民个人的私益, 不能对侵犯公益的行为进行审查处置。 (6) 诉讼影响的深远性。公益诉讼争议的利益通常具有公共性, 代表着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利益, 诉讼结果往往是国家、公用事业、垄断经营的单位、公益性服务机构的重大决策调整、重大行为改变, 甚至是修改某项法律法规, 这种诉讼效果已经不仅仅针对过去, 而且有指向未来的意义。 (7) 诉讼双方力量的失衡性。公益诉讼的原告一方多是普通的社会团体、公民个人, 而被告一方往往是掌握着某种特有权力的部门或大型的企事业单位, 原、被告双方的力量对比明显不均衡, 而这种失衡性往往会干扰审判机关的司法视线, 使诉讼双方在诉讼过程中受不到平等的对待。因此, 对处于劣势地位的原告一方, 在诉讼活动中给予更多的救济保护, 在举证责任、诉讼费用承担等方面给予宽限的要求, 平衡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

三、公益诉讼在我国建立的依据及可行性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命题。和谐社会是我们的理想与目标, 现实问题是如何建设和谐社会。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应当是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公益与各种利益的协调平衡是和谐社会的重要表征。然而当前私欲膨胀侵犯公益、政府违法或不当的行政行为侵害公益而又缺失相应的法律救济则会破坏社会的和谐与发展, 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制约因素。社会的和谐是一种动态的和谐, 是以承认差异为基础的, 因此和谐社会不等于没有公益和各种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的关键在于, 出现了公益与其他利益因为矛盾与对立而产生的纠纷, 和谐社会能及时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化解这种矛盾与纠纷的解决机制, 迅速协调、整合和配置公益与各种利益关系, 使之各按其道从而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保持社会动态的和谐与平衡。而公益诉讼就应该是这样的机制之一。进一步说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法律的基本价值——自由、秩序、正义等。因此, 我国法律界应该以此为契机, 从立法、司法到法律监督等各个领域围绕着和谐的主题, 促进我国民主法制的进程。

首先, 公益诉讼制度产生的理论根据。公共利益并非是空泛的东西, 它是具体存在的, 公共利益的实现意味着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是权力的所有者。权力的所有者把具体的权力按一定的组织体制委托给权力的使用者——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去具体运用。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只是受人民的委托来管理、使用公共权力, 他们必须向权力的主体——人民负责。当权力的使用者不依法查处违反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时, 人民应该有权直接将侵犯国家利益及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交司法审判, 由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制裁违法行为。在司法实践中, 存在大量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 现行法律只允许直接利害关系人提起诉讼, 如果无直接利害关系人, 或者直接利害关系人因不知、不愿、不敢而未提起诉讼, 往往形成无人起诉的局面。在一个法治社会, 面对不公平、不合法的事情, 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 都应有权通过法律程序解决问题。赋予了人民公益诉权, 使人民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通过司法途径得以实现。

其次, 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依据。公益诉讼在我国具有巨大的针对性, 在现实生活中存在大量公益被侵犯而得不到司法救济的情况。社会主义的兴起, 高科技的迅速发展, 人们的生产、生活日益社会化, 公害问题也日益凸显出来, 为了维护国家、社会公共利益, 公益诉讼不断被重视。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大, 一些不法分子, 钻我国市场经济法制不健全的空子, 大肆掠夺国有资产, 损公肥私, 进行不正当竞争, 扰乱社会经济秩序, 极大地损害了国家、社会和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 一些企业为了获取大规模利润, 不惜牺牲很多长远利益, 导致环境被破坏、产品质量出现瑕疵、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大量公益性纠纷。带有政策意义的垄断行业, 为获取巨额垄断利润而居高不下的服务价格, 随意的收费机制, 既束缚着本行业快速有序的发展, 又极大的损害了广大消费者利益。从现实来看, 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是十分必要的, 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而且近年来, 私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在不断增加, 反映了公益诉讼在我国的现实需要。

再次, 文化环境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市场经济的确立, 使我们的时代进入了一个权利的时代, 准确地讲, 是一个权利最受关注和尊重的时代, 一个权利发展显著的时代。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的增强, 使公益诉讼有了很好的文化环境。在一个法治的社会里, 面对不公平, 不合法的事情, 任何一个有社会责任心的人, 都应该有权利通过法律程序来解决问题。我们的法律应该既支持“各扫门前雪”, 又支持扫除“他人瓦上霜”。所以, 公民行政公益诉讼应该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整体利益的一条可行性途径。

四、关于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的几点建议

在立法方面, 我国应建立健全的法律制度来保障诉讼主体的地位和权利。在诉讼主体方面应有以下几种: (1) 利害关系人。在包含公共利益的现象中享有诉权的相关人, 一方面, 他的权利受到一定的侵犯或影响;另一方面, 这种侵权又是对公共利益的的损害。这时他们之间存在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冲突。此时, 公益和私益保护有效结合具有双重保护性质。 (2) 公益团体。现实社会中公民的个人利益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这就需要相关的公益团体代替公民从事诉讼。这样可以增加处于弱势一方主体的分量, 达到形式上的平等。 (3) 相关国家机关。国家机关提起公益诉讼是相关国家机关对另一国家机关的诉讼监督方式。它可以使公益诉讼更有效率性和权威性, 避免了个人和团体起诉的盲目性。

在诉讼过程中, 要建立健全相关的机制充分保障诉讼主体的合法权益, 坚持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绳。增加司法的透明度, 从而使公共利益受到充分保护。公民提起公益诉讼, 不是为了私益, 或者说很大程度上为了公益, 但其提起诉讼可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给予胜诉原告适当的奖励, 有利于鼓励更多的人监督行政, 维护社会公益。但是为了防止滥诉, 恶意滥用诉讼权的原告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于那些明知被告并没有违法行为, 但为了陷害被告或给被告制造麻烦使之陷于困境, 扰乱被告的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而起诉被告的, 应该追究原告的侵权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

在法律监督上, 要不断完善法律监督机制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制的作用。笔者认为应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1) 我国法律监督机关。这些机关要充分行使职权, 发挥“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作用以规范司法, 对司法过程中存在的不公平、不公正的案件要及时予以纠正。 (2) 新闻监督部门。新闻舆论监督作为社会监督的一个重要途径, 越来越为人们所关注, 新闻部门的公正监督能够有效的防止司法腐败, 维护司法公正。 (3) 人民群众。我国《宪法》明确赋予我国公民监督权, 因此每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对我国的司法过程都有监督权。广大公民监督权的行使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 另一方面也使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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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马怀德.《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修改专家意见稿及理由论证.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

我国公益构建 篇2

一、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我国加入WTO的需要。加入世贸组织标志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新阶段，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内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而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要影响我国的法律制度，因为经济因素对法律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在WTO诸多协定中，对当事人提起诉讼的资格就规定为，认为受须经审查的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均可提起诉讼。“不利影响”的表述没有对“利”的范围、程度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即不管遭受“不利影响”的“利”是法定与否，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等等，当事人只要认为遭受“不利影响”就可提起诉讼（2），可见WTO对行政诉讼原告资格作了非常宽泛的规定，笔者认为其中应包括当事人享有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并没有赋予相对人此种权利，应予以修正为宜。

二、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完善行政诉讼制度的需要。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决定了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我国《行政诉讼法》的立法宗旨有两个，一是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二是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虽私权益之保护是行政法乃至一切部门法的终极宗旨，但若行政机关不依法行政，对私权益的侵害和威胁就无处不在。因为即使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尚未实际害及某个私权益，但其实际上害及的是更多的私权益，个别的私权益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况且其行为本身就是对行政法治的破坏。可见确保依法行政这一宗旨有其独立价值，并不依附于保护私权益这一宗旨而存在。行政诉讼法的两大宗旨表明，行政诉讼中既有私益之诉，也应有公益之诉，对公益的保护与对私权益的保护同等重要，只有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才能完善整个行政诉讼制度。

三、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遏制公共利益损害日趋严重化的需要。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及政治体制的转型时期，许多行政机关借发展经济及改制之名恣意侵害国有资产、污染环境、垄断价格、违法招标等。若在行政诉讼中仍对利害关系作简

单化、线条化的理解和把握，与经济社会发展已不相宜，也就是说仍将原告资格限于私益直接受损之情形，使大部分公共利益被侵犯的行政性案件难以进入司法程序，会后患无穷。以众所周知的重庆綦江桥垮塌事件为例，修建桥梁属于公共工程，由政府发包，但为什么发包给了一个没有任何建筑资质和技术的个体户？诚然某些政府官员的做法令人痛恨，但如果在政府发包时就容许民众提起诉讼，由法院来审查它的合法与否及承包人有无相应资质，岂不可以防止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再以开发土地问题为例，原福建厦门某领导以开发土地的名义圈起上万亩良田，给其子用以开办公司，试想如给予受此行为侵害的广大农民有起诉的权利，通过司法手段加以排除，岂不可以避免土地的闲置和资源的浪费？另外，行政机关违法减免税、违法滥发许可证和执照、违法发放抚恤金等使公共利益遭受损失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建立公益诉讼制度，尽可能将政府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是遏制我国那些层出不穷、触目惊心的侵犯公益行为的有效渠道。

四、我国行政诉讼原告范围的的扩大为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奠定了基础。我国现行的行政诉讼法是1989年颁布的，其第二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该条因以“侵犯”为标准使原告的范围显得很窄小。2000年10月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见上文）对原告资格作了比较明确的概括式规定，第13条则列举了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情形，即相邻权人、公平竞争权人等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该两条规定比行政诉讼法第二条的关于原告资格规定要宽泛多了，因为只要和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就有原告资格，且在司法实践中的确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因此进一步扩大原告范围的作法是符合行政诉讼的自身规律及其发展趋势的。也许有人会认为，放宽诉讼资格可能会出现滥诉或干扰行政机关合法行使职权的情况，这种忧虑应该说是多余的。在中国即使任何人都可作原告，行政诉讼仍然不会门庭若市，因为诉讼是要成本的，以诉讼为乐的情况毕竟少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实质就是扩大原告资格的问题，既然我国的行政诉讼对原告的资格的规定呈越来越扩大的趋势，那么进一步扩大原告诉讼资格即建立公益诉讼制度也是必然的结果。

五、广大群众法律意识的增强，为建立公益诉讼制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法制环境。随着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人民群众学法、用法的意识进一步增强，他们不仅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也拿起法律武器保护公共利益。仅以发生在南京市的三个案件为例：

1、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局在紫金山最高峰头陀岭建观景台，对此，群众的普遍看法是损害自然与人文环境的“破坏性建设”。东南大学两名教师遂将许可此行为的南京市规划局告上法院，要求市规划局撤销对“观景台”的规划许可（3）；

2、南京市民顾某某因为到某地方税务局两次举报王某某等三人偷逃个人所得税，某地方税务局一直未给其回复，遂愤然向某区法院起诉，要求判令某地方税务局依法履行职责，稽查其所举报之案，并给予答复；

3、市民杨某某向某区法院提起诉讼，因为其向某区工商局举报一企业销售“三无”产品，但该工商局未查处，要求判令工商局履行法定职责。诸如此类的案例越来越多，虽然大部分因原告与具体行政行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不符合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原告诉讼资格而被法院裁定不予受理，但这些案例也说明，广大群众已充分意识到公共利益是与每一个人都休戚相关的利益，公益与私益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侵犯公益实际上就是侵犯了更多的私益。因此，若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其功能在司法实践中会得到充分的发挥。建立我国特色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设想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行政诉讼制度的新型诉讼制度，它在我国的确立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需要深入细致的理论准备和一定时期的实践探索。就说“公益”，它的含义并不复杂，但将它应用到行政诉讼中，那将是一个多面性、多层次、弹性较大的概念，涉及宪法和行政法的许多复杂问题。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本身就包括公益诉讼的范围、提起公益诉讼的主体及程序、举证责任、诉讼时效等多方面的配套改革和整体架构。笔者仅就其中的几个主要方面作些粗浅设想。

一、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保护范围。行政公益诉讼的提出应当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其范围应当仅限于公共利益受到违法的行政行为或者不作为引起的行政争议。笔者赞同从以下三个方面把握：其一，行政机关不主动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公共利益而无人起诉的；其二，只有受益人没有特定受害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其三，受害人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具体行政行为（4）。在开放行政公益诉讼之初，可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先在国有资产保护、垄断性行业、同业竞争等几个矛盾比较尖锐的领域中引入公益诉讼。同时，法院把好受案关，只有在公益确实受到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影响到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时才能受理。当然，对所有涉及到危害国家利益和其他公共利益的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的组织和公民都有权提起行政诉讼是终极目标，但这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

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主体范围。为使公益保护获得可诉性，不应苛求起诉人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而应赋予所有知情国家和公共利益遭受到侵害的组织和个人提起诉讼的权利。可根据我国的国情，做以下三种分类：第一，广大群众，指与行政行为虽无直接利害关系，但其利益因为公益致损而最终会受到间接侵害而代表公众起诉的公民、法人或组织；第二，受害人，是其利益直接受到侵害，同时被诉行政行为损害或威胁到社会公益而提起诉讼要求保护私益和公益的公民、法人或组织；第三，特定组织，指负有公益职责有权就其他机关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提起公益行政诉讼的组织。例如赋予环保部门对其他机关污染环境的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这种赋予专门机构以责任的形式来保护公益在我国是必要的。有人提出让检察机关成为提起公益诉讼的当然主体，对此笔者不赞同。行政诉讼法规定了检察机关有权对行政诉讼实施法律监督，若其以公共利益的名义提起行政诉讼就等于同时取得了原告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身份，被告行政机关以及群众自然难以相信法院裁判的公正性。实际上，行政诉讼发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审判受到过多的限制和不正当干预。此外，我国的国家体制意味着包括行政机关在内的公权力机关均是公共利益的代表，并非仅检察机关能够胜任。英美国家的检察机关也并非与中国一样的属于司法机关，而是政府部门的一个机构。所以，认为我国检察机关可以作为行政诉讼的原告在实践上不仅不可行，而且破坏了既有的国家权力结构，很会使行政审判机关处于被动的局面。

三、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程序。行政公益诉讼毕竟不同于一般行政诉讼，其影响面更大、更广，因此笔者认为应规定前置审查程序为妥。即在原告向法院起诉之时，须对被诉的行政行为先作比一般行政案件要复杂得多的审查，确认确属公益诉讼范围，且原告主体适格才予受理。

四、举证责任的分配。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诉讼的举证原则是被告负举证责任。那么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应由谁负举证责任呢？笔者觉得对有关公益损害或可能损害的事实证据，由原告负责提供为宜，因为原告以此为由启动了行政公益诉讼程序，由其对此负举证责任合情合理；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与否及依据的相关法律法规，由被告负责提供为妥，这是依法行政的要求决定的，也与一般的行政诉讼的举证要求相一致；对其他程序上及民事上的有关事实等，仍应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公平合理。

五、诉讼费用的承担。根据有关规定，诉讼费一般由败诉当事人负担，但在起诉时都是由原告先行预付。对于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可以采取不预受诉讼费的做法，如原告胜诉，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如原告败诉，可视案件的不同，收取低廉的费用，原则上原告不负担诉讼费。对某些案件需要进行鉴定、检测、检验的，笔者认为，涉及的相关费用应从政府部门成立的专门基金中支取，不管原告胜诉还是败诉，都由政府部门承担。如此会促进广大民众对公共利益的关心，也加强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高度责任感。

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的构建 篇3

我国社会当前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随着经济和社会的不断变化，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利益格局、利益需求和利益关系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在这种背景下，因利益矛盾而引发的对公共利益的冲击和影响也就不可避免的凸显出来。当利益受到侵害后，通过法律途径以诉讼方式解决无疑是人们的首选。但长期以来，以公共利益为对象的公益诉讼领域在我国长期处于缺失的状态，导致了现实生活中当公共利益受到损害时往往无法纳入法律程序的局面。这种情况背后所反映的我国公民不断增长的权利诉求与相对滞后的立法及司法实践的矛盾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重视和思考。

2012年8月31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首次明确了公益诉讼的相关制度，这是我国立法上的一大进步，为今后我国的公益诉讼之路开启了大门。但同时也需要意识到，新民事诉讼法中关于公益诉讼的条文规定过于简明。面对着当前层出不穷的各种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我国亟待在现行民事诉讼程序的框架发展和完善一整套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性规则，以便使民事公益诉讼真正成为保护公共利益的武器，进而起到预防和遏制侵害公共利益事件的发生。

一、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分析以及我国公益诉讼的发展现状

1.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分析

如上文中所述，公共利益是公益诉讼的对象，也是公益訴讼制度设计的基本出发点，因此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分析离不开对公共利益的内涵和界定的理解。

公共利益的概念在不同的法律文化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如英美法系中的“公共政策”，日本法中的“公共福利”，法国法中的“公共秩序”等。无论是以何种名称来表达这一概念，其所传达的内涵趋向于认同在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特定范围内不特定多数主体利益相一致的方面。相对于私人利益而言，公共利益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公共利益受益对象的广泛性。享受公共利益，或者说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是一定群体中不特定的大多数人。相对于主体明确的私人权益，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强调的是“公共”或“公众”，“公共”或“公众”虽然不能等同于全体社会成员，但是在数量上必然具有持续的多数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公共利益受益对象的范围具有开放性，在任何时间任何人无需附加某种条件即可以纳入公共利益受益对象的范围。②公共利益在评判标准上存在不确定性。私人利益由于其受益对象相对明确，其评判标准也相对清晰。同时，该评判标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利益主体自身主动设定的，故具有强烈的主观性色彩。基于他人的评价意见而产生的评价标准在私人利益领域往往发挥着防御性和平衡性的作用，其功能也是消极的。但公共利益的受益对象是不特定的大多数人，个人出于自身因素的不同从而导致公共利益在评判标准上也就呈现出了多样性的特点。③公共利益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对文化传统、经济水平、政策机制等外在因素更深的依赖性等。与公共利益的评判标准问题相类似，公共利益在形成与发展地层面上也与私人利益有着明显的不同。私人利益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固然要依赖于诸如文化传统、经济水平、政策机制等外在因素，但其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也具有强大的功能空间。而公共利益的形成和发展在更大程度上有赖于社会客观因素，需要结合不断变化的社会外部环境综合考量。

所谓公益诉讼，也就是在一定法律制度下，为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公益诉讼的概念起源于古代罗马法。罗马法规定：以保护个人所有权为目的，仅由特定人才能提起的诉讼为私益诉讼；以保护社会公益为目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者外，凡市民均可提起的诉讼为公益诉讼。古代罗马法学家把法分为公法和私法，诉讼也被分为“公诉”和“私诉”。“公诉”是涉及国家和政府的诉讼，“私诉”是涉及个人利益关系的诉讼。故“以私人资格发生的诉讼，以保护私人权益为目的，叫私益诉讼，以保护公益为目的的，就叫做公益诉讼”。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始于20世纪的西方社会，特别是二战以后，科技的进步和生产规模的扩大对社会结构及利益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个体深深地卷入了日益社会化的外部环境中。传统法学理论中的纯粹依赖私益诉讼来保护自身利益的诉讼制度越来越难以满足社会的要求，社会出现了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出发点进而达到保护私益目的的公益诉讼制度。

公益诉讼（Public Interest Litigation），其广义上的定义就是为了维护一般公众利益的诉讼。本文所涉及的民事公益诉讼的概念就是在一定的法律制度下，特定的主体，包括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为了维护公共利益而提起的民事诉讼。

2.民事公益诉讼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虽然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发轫于二战之后的欧美国家，但是公益诉讼在中国进入公众视野则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之后，面对着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侵害公共利益的事件，公益诉讼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在理论界，有关公益诉讼的研究成为争论焦点之一。不仅如此， 公益诉讼还一直是媒体追捧的宠儿，公众对相关公益诉讼案件的兴趣引发了媒体持久的报道热情，而媒体强大传播攻势也使公众对公益诉讼的关注进一步升温。

但表面的喧哗与躁动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 长期以来在司法实践领域公益诉讼都是一种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另类。虽然公益诉讼早已走入人们的视野并为人们所熟知，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法律对公益诉讼的规定长期以来处于缺位的状态。首先是我国长期以来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部门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主导地位，公民的私权意识和主体意识相对淡漠；第二，我国的法治进程只是在20世纪90年代之后才开始加快，至今在立法水平和法律体系的完善上依然处在探索和发展的阶段，而相对于不断变化的现实生活，立法滞后的情形也就在所难免；第三，无论在立法层面还是在司法实践的层面，我国囿于传统法学理论，在公益诉讼领域始终鲜有突破。无论是在宪法层面上对于公民诉权的保障，还是在程序法领域对当事人适格理论的扩张以及相关判决的既判力效力等问题上我国都采取了过于慎重的态度，从而导致大量案件因各级法院以各种理由不予受理、驳回起诉或判决原告败诉而达不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这是是长久以来我国的公益诉讼面临着很大的困境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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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尽管面临着诸多的困境，我国的民事公益诉讼还是经过社会坚韧而普通的努力，在点滴耕耘中不断取得进展最终促成了公益诉讼在立法上的最终明确。

与此同时，我们也应当看出在立法上取得了明确地位也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的一小步。只有经过全社会的不断努力，从制度层面上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才能从根本上缓解和解决我国社会公共利益所面临的越来越严重的形势。

二、国外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研究

如上文所述，现代意义上的公益诉讼发源于西方社会并被西方各国不断地加以完善。因此对欧美国家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立法和实践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从中汲取适合我国国情的经验和理念对于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完善将是大有裨益的。

1.大陆法系国家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

（1）法国。法国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最早见于1804年《拿破仑法典》，该法典中规定：检察官可以为了社会公益而就人的身份证明、结婚、离婚、收养、禁治产等民事活动进行干预， 以制止不法行为。1806 年法国《民事诉讼法典》也规定了检察官有权参与关系到国家安全或与政府有关、与国家公用土地和房地产有关的案件。现行《法国新民事诉讼法典》第421条规定：“检察院作为主当事人进行诉讼，或者作为从当事人参加诉讼。于法律规定的情形，检察院代表社会。”同法第423条规定：“除法律有特别规定情形外， 在事实妨害公共秩序时，检察院得为维护公共秩序进行诉讼。”

除了检查机关作为主体参与民事公益诉讼之外，法国法律也赋予特定团体原告资格用于维护私权领域，特别是涉及环境保护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如1973年的《罗艾依埃法》规定：“保护消费者利益这一目的的团体和被认为具有这一性质的团体，对直接或间接损害消费者整体利益的行为，可以向法院附带提起私人诉讼。”在环境保护领域，雖然任何团体均可以参与到环保活动中来，但也只能是经过授权的团体方能享有提起相应诉讼的主体资格。为了防止诉权的滥用以及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 法国法律对能够提起公益诉讼的团体进行严格筛选，只有那些运作时间较长、享有一定社会威望及号召力且具备实际行动能力的团体或者集团才能享有此资格。

（2）德国。早期德国法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也规定了民事检察制度。1877年《德国民事诉讼法》中对于婚姻无效案件、申请禁治产案件、雇佣劳动案件等规定检察官可以提起或申请参加诉讼，有权独立提出申请并具有上诉的权利。1976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沿用了上述规定。除此之外，团体诉讼也是德国法在民事公益诉讼领域较为鲜明的特征。德国法中关于团体诉讼的规定散见于相关经济立法。1908年德国《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赋予一些行业团体在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中作为原告提起诉讼并请求法院发布禁止令状的权利。此后在1965年修订的《防止不正当竞争法》以及1977年《防止不正当竞争法草案》中将这一权利主体扩展到消费者团体，确立了消费者团体在相关案件中的起诉权。

2.英美法系国家民事公益诉讼的情况

（1）英国。英国以检察官诉讼为民事公益诉讼领域的常用的方式。传统上总检察长被认为是公共利益的保护人，可以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私人不能直接提起对损害公共性的不正当行为的诉讼， 只能通过检举请求总检察长行使职权或经过总检察长的同意以总检察长的名义提起，同时承担因败诉而产生的费用。

近年来，英国对于传统的检察官诉讼方式有所突破，总检察长不再被认为是在法庭上公众的唯一代表。在某些社会影响性较大或专业性较强的领域，英国法律授予相关团体和政府机构以公益诉权。地方政府能够直接以自身的名义提起与保护或促进本地区居民利益有关的诉讼。

（2）美国。美国是民事公益诉讼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美国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法律规定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涉及范围广泛。美国相关实体法中均有关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如1863年的《反欺骗政府法》、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1914年的《克莱顿法》以及《清洁水法》、《防止空气污染条例》、《防止水污染条例》、《防止港口和河流污染条例》、《危险货物运输条例》等环境立法，涵盖了欺骗政府案件、反垄断案件及环境污染案件诸多领域。第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众多。美国法律赋予了政府机关及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联邦地区民事诉讼规则》第17条规定： 在法定情况下，保护别人利益的案件也可以用美利坚合众国的名义提起。如果美国制定法另有规定时， 为他人行使权力或为其权利的诉讼可以美国的名义提起。《美国法典》中授权检察官在涉及国家利益的案件中参与诉讼，其中就包括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及《克莱顿法》而提起的诉讼。此外在《环境保护法》、《噪音控制条例》等相关环境立法赋予了检察官提起相关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此外，《克莱顿法》第15条规定：任何人、商号、联合会对于违反《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造成的威胁性损失及损害行为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起诉讼并获得救济。而在环境法领域，民众诉讼的方式成为公益诉讼中重要的类型。在这种诉讼机制下， 公民通常被视为“私人检察官”，被赋予公益诉权，与政府的职能相对应而存在。第三，相对完善的保障制度。例如在1986 年修订的《反欺骗政府法》中规定各种身份的个人与团体均有权提起公益代位诉讼， 告发人享有分配15%～30%的政府受偿金的权利和获得律师费用及诉讼费用的权利。被告败诉后将处以3倍于实际损失的罚金并承担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

三、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程序构建的相关设想

民事公益诉讼作为民事诉讼的一个分支，其在诉讼程序上具有传统民事诉讼的核心特征，因此我国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上不宜将其设置为完全独立的诉讼程序，而是应当在遵循《民事诉讼法》的相关精神和立法原则的前提下兼顾其特殊性，将民事公益诉讼程序置于《民事诉讼法》的制度框架之下。

1.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尚在探索阶段，因此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不宜规定过宽。当前我国可以列入民事公益诉讼受案范围的案件主要有以下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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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案件。人类赖以生存发展和繁衍的自然环境状况无疑关系到最广大群体的终极利益，世界各国都我一例外地将环境保护视为重要的公共利益之一并在法制层面上将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范围。当前我国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环境形势也日益严峻，因此我国有必要将环境污染和破坏自然资源的案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范畴。

（2）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广大消费者在享受产品和服务的同时也往往面临着受到损害难以得到救济的尴尬局面，消费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我国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设计中需要充分考虑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3）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案件。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生命，垄断及不正当竞争行为损害了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影响了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因而将反垄断及反不正当竞争案件纳入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也是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

（4）侵害国有资产案件。我国在经济转型和体制转变的过程在，相关企业和个人利用制度上的漏洞，通过非法手段侵吞国有资产，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因此我国也亟待建立保护国有资产的民事救济制度。

以上四类案件都是当前我国在公共利益领域需要迫切保护的领域。在民事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上，我们需要保持发展的眼光，以适应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需要，逐步扩大法律制度保护的范围，切实全面维护好社会公共利益。

2.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适格原告问题

关于适格原告的问题在我国长久以来一直是制约民事公益诉讼发展的瓶颈，新民事诉讼法中对公益诉讼的条款也是规定在涉及诉讼当事人的章节之中，根据该条款，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作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一个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里所谓的“机关”和“有关组织”的概念过于抽象，有待于进一步的明确。

通过考察国外成功的立法经验及我国的现实国情，我国应当确立人民检察院和法律授权的社会团体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

检察机关就公共利益提起的民事诉讼也被称为民事公诉。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事公诉的制度普遍通行，检察机关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是得到广泛认可的。同时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将检察机关确立为民事公益诉讼的适格原告也是符合实际需要的。在法律地位上检察机关是国家法律的监督机关。检察机关的监督权实质上是司法层面上的，必须通过相应的诉讼行为得以体现。因此检察机关提起民事公益诉讼与其提起刑事公诉具有相同的职能，都是其行使法律监督权的方式。从历史上来看，我国的检察机关在设立之初就承担着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因而检察机关作为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也是应有之义。

社会团体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是诉讼信托制度。诉讼信托是指法律规定某一公益团体对某些权益有素的利益，该公益团体专门为此项公益权利受侵害或可能受到侵害时提起诉讼，而组成该公益团体的成员可以直接引用判决对有关的侵权人主张权利。社会团体多产生于社会基层，因而能够及时发现和获取损害公共利益信息以便迅速作出反应，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检察机关及其他国家机关在行动上的相对滞后性；社会团体具有其特定的设立宗旨，其本身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在社会影响力方面容易赢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和支持；社会团体在经费及专业素质方面具有相应的优势，有条件开展相应的诉讼活动。因此我国在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上应当充分发挥社会团体这一社会力量的作用。在社会团体的民事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确认上设置相应的标准，综合考虑该其相应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成立时间及在一定区域内的社会评价和影响力以及该团体的经费和人员稳定性等因素，切实引导符合条件的社会团体承担起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责。

3.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问题

管辖问题是民事案件进入司法程序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管辖包含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两个方面。

（1）级别管辖问题。级别管辖的功能是区分上级法院和下级法院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范围。级别管辖标准所考察的范围主要包括案件性质、案件情节以及案件影响三个方面。由于民事公益诉讼的涉及范围广、案情复杂、影响重大，因此民事公益诉讼在级别管辖问题上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为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第一审管辖法院。

（2）地域管辖问题。地域管辖的功能在于区分同级人民法院之间受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的范围。我国民事诉讼法上对于地域管辖所考察的范围主要包括：案件当事人与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诉讼标的物或法律行为及事实与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由于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都具有侵权案件性质，因此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在地域关系问题上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第二十八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的人民法院进行管辖，侵权行为地则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相关法院均具有管辖权的，由最先受理的法院进行管辖；两个或两个以上法院同时受理的，由上级人民法院从中指定一个管辖法院。

4.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举证责任问题

举证责任分配是证据制度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直接关系到当事人诉讼目的及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举证责任能否合理分配事关公益诉讼能否顺利推进、预期目标能否实现。我国在民事公益诉讼案件中的举证责任分配，可以结合个案中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主体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如果检察机关是起诉主体，则应当承担主要举证责任。这是因为在我国检察机关具有公诉职能，收集证据处于有利地位。虽然在民事诉讼中检查机关收集证据的只能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譬如不能采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是鉴于检查机关在证据收集上的专业优势及资源优势，仍然应当承担主要的举证责任。

如果社会团体是起诉主体，在此情形下基于原告收集证据的条件和收集证据能力的局限性，应当确立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即原告只需提出能够证明公共利益因被告的行为受到损害或即将受到损害的事实即可，至于损害事实是否确实存在以及被告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等问题的举证责任都应当由被告负责，以此达到平衡诉讼双方当事人力量对比的目的。这一原则也是国外的通行做法，如美国《密歇根州环境保护法》第3条规定：原告只需提供表面证据，证明污染者已经或很有可能有污染行为，即完成举证责任；若被告否认其有该污染行为，或否认其行为会造成那样的损害结果，则必须提供反证。日本在相应案件中也有类似的规定。

新民事诉讼法的实施开启了公益诉讼的大门，其现实意义毋庸置疑。但在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新民事诉讼法中对公益诉讼问题的规定过于抽象和原则。在我国要真正建立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相关实体性和程序性的规定还需要进一步完善，相信在今后通过法学理论的不断拓展和司法实践的不断积累，民事诉讼法中对于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会更加具体有效，从而更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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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篇4

(一) 行政公益诉讼的涵义

行政公益诉讼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不作为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有侵害之虞时, 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为维护公共利益而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制度。 (1) 在传统行政诉讼理论中, 原告起诉的范围仅仅以与自己权利或法律上的利益有直接利害关系为限。但是, 仅仅以利害关系人来确定行政诉讼原告的范围有时是不充分的。特别是在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情况下, 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往往是受益者, 他们一般不会提起行政诉讼。另外在某一问题上有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并不一定代表国家或社会的公共利益, 因此为了保障社会公共利益, 有必要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

(二) 行政公益诉讼的特点

与一般行政诉讼制度相比, 行政公益诉讼具有一下特点:

1. 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是与违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个人、团体或组织。依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和第11条的规定, 能够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社会组织必须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而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本身并非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直接损害为使自己被损害的利益得到救济而向法院起诉。

2.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

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提起诉讼的目的往往并不是为了个案救济。虽然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交织在一起的, 但个人利益所受到的间接影响相对于提起公益诉讼所付出的成本来说是无法比较的。

3. 行政公益诉讼判决的效力

行政公益诉讼判决的效力未必仅限于诉讼当事人。在行政公益诉讼中, 依法具备原告资格的人为数不少, 但真正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可能是其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 此情况下, 法院判决的效力并不仅仅局限于诉讼当事人, 而是遍及于所有享有原告资格的个人、团体或者组织。

二、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必要性

(一) 对公权力监督的需要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 社会关系较之于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复杂得多, 出于对此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进行管理的需要, 人们把这种管理社会的权力赋予国家, 而国家则将其管理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划分给各个行政机关, 由行政机关代表国家来行使此种行政管理权。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要想杜绝此种腐败必须对这种行政管理的权力进行监督。资产阶级提出了三权分立的学说, 意在通过享有公权力的机关之间互相制约来对公权力的行使加以监督, 但是享有公权力的机关之间本是同根而生, 必定有着共同的利益。如果某一享有公权力的机关的某些行为不符合法律的规定或是侵犯了公共利益, 与此机关相联系的公权力机关不一定会对此加以纠正。因此, 用公权力来制衡公权力并不总是一个合适的方法, 这时就需要某些不具有公权力的个人或组织来对公权力加以监督, 并能在享有公权力的机关不作为或违法时采取有效的措施对此种公权力机关的行为加以判断, 督促其正确行使行政权。

(二) 维护公共权利及个人权利的需要

无救济则无权利, 如果法律上规定的权利无法得到实施和保障, 则此种权利只是书面上的权利, 任何人不会对此种权利表示欢迎和向往, 所以只有能切实保障的权利才是真正的权利。法律为每个人规定了一些保障其人身和财产的权利, 这是公民个人生存的需要。单个的个人的权利组织起来就形成一种公共权利 (也可称之为社会权利) , 此种社会权利表面上看来与每一个单个的个人无太大联系, 但是此种权利同样是公民生存所必需的。鉴于个人权利与公共权利之问的交织, 侵犯公共权利的行政行为, 同样是侵犯个人权利的行为, 因此有必要对此加以补救。而且,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观念转变,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两类权利 (社会权利与公民权利) 不是孤立的存在, 人们无法脱离其中的一类权利来抽象地保护另一类权利, 作为整体的人的各种权利具有相互关联性, 以至于其中一类权利的实现程度会不可避免地影响另一类权利的实现。因此, 使社会权利得以实现成为了各法治国家必然的选择, 这就引发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实现社会权利司法救济的尝试。

(三) 弥补行政管理漏洞的需要

法律具有滞后性使得依据法律进行管理的行政机关的管理活动相对于社会生活来说具有不完善之处。如果行政机关完全依照法律的规定对社会生活进行理, 势必对某些新兴的社会事务因为其法律上的盲点而无依据对其进行管理。因此, 单纯地由行政管理机关对具体社会生活进行管理总会存在漏洞, 这需要采取其他措施来弥补此种漏洞。由公民、社会团体或国家机关对存在此种漏洞的行政不作为或违法作为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争取司法上的救济, 从而健全行政机关的管理。

三、建立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若干构想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一种与传统诉讼具有质的差别的新型诉讼制度, 是民主制度不断发展的产物, 它在我国的确立需要深入细致的理论准备和一定时期的实践探索。笔者仅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提出一些设想。

(一) 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

行政公益诉讼应当与其它有关社会公益的诉讼分开。行政公益诉讼既然属于行政诉讼的一种并适用行政诉讼程序, 应当是涉及有关行政机关的行为的。因此, 行政公益诉讼应当是因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而产生的争议, 被侵害的社会公共利益应当是因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违法或不作为而造成的。因此, 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应当包括以下几种情况:第一, 行政机关不主动履行法定职责, 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而无人起诉。第二, 只有受益人没有特定受害人的具体行政行为。将这类案件纳入公益诉讼案件的范围, 由特定机关向法院提起诉讼, 将会使违法行政行为得到及时纠正。第三, 受害人为不特定多数人的具体行政行为。此外, 为了不损害行政权的效率价值, 遵守司法有限审查原则, 还有必要对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作出一定的限制。在开放行政公益诉讼之初, 可借鉴域外的立法经验, 先在环保、同业竞争、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几个矛盾比较尖锐的领域中引入公益诉讼。同时, 法院也要严把受案关, 把握住维护公共利益这一基本观念。只有在公益确实受到违法行政行为的侵害, 影响到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时, 法院才可受理。

(二) 行政公益诉讼的起诉人资格

行政公益诉讼的目的在于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免受违法行政行为或不作为的侵犯, 因此诉讼的提起者并不要求与被起诉的行政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利害关系。从理论上说, 任何个人、组织只要认为某一行政行为侵害了公共利益, 就可以基于对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感而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但是提起公益诉讼不仅需要人力、物力、财力, 而且还要具备专业的知识。因此, 起诉人资格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 检察机关。检察机关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 享有对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遵纪守法情况进行监督的权力。检察机关代表公众向法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正是其行使监督职能的充分体现。而且由检察机关代表公众以公诉人身份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有利于防止滥诉, 并能提高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第二, 社会组织或团体。如消费者协会、妇女联合会等代表某一方面公共利益的社会组织或团体, 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免遭行政行为的侵害, 有权运用司法救济手段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第三, 公民个人, 既包括与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公民, 也包括与行政行为无利害关系的公民。鉴于公民个人力量的薄弱, 法律应该赋予他们一定的选择权。与行政行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既可以直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也可以向检察机关检举;与行政行为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 应首先向检察机关检举, 只有在检察机关不起诉的情况下, 方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种做法不仅保障了公民的起诉权, 而且能有效地防止滥诉。

(三) 行政公益诉讼的费用承担

一方面, 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与金钱, 另一方面, 行政公益诉讼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因此, 为了鼓励与保护普通民众的社会责任心, 原告在胜诉后应得到国家奖励。同时, 我国应借鉴其他国家的做法, 适当减轻公众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所需费用。在立法上, 对诉讼费用的负担应作出有利于原告的规定。如法国, 当事人提起越权之诉时, 事先无需缴纳诉讼费用, 败诉时再按规定标准收费, 并且数额极为低廉, 以此保护公众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积极性。

(四) 行政公益诉讼原告的法律援助

我国现行的法律援助制度是政府为经济困难的公民和某些特定当事人免费或减费提供法律服务, 以保证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制度。现行我国的法律援助制度在刑事诉讼中规定得比较具体和完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后, 法律援助的范围应适当扩大。对私益诉讼进行援助的一个重要基点在于当事人经济困难, 对公益诉讼法律援助则是由于这种诉讼本身错综复杂, 既涉及专业知识, 又包含法律内容, 为常人力所不及。因此, 对于行政公益诉讼的原告也应当提供较多的法律援助。

摘要：行政公益诉讼作为适应现代社会保护公共利益之需要而产生的一项新型诉讼制度, 随着权利由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 行政公益诉讼问题的系统研究将日臻重要。笔者试图通过对行政公益诉讼范畴的全新界定来切入这一领域, 探寻建立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从而论述了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并对构建我国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提出了几点设想。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必要性,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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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郑贤君.社会权利的司法救济.法制与社会发展.2003 (.2) .

我国公益广告发展策略探析 篇5

摘要 公益广告是我国广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由于对其深入、系统的研究不够，很多鼓励公益广告发展的措施、管理在实践中遇到了阻力。本文针对当前公益广告发展中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尽快将公益广告纳入我国广告法律体系调整的范围，创新公益广告事业发展机制，整合政府、媒体、企业等多方社会资源，共同发展公益广告等建议，以期促进我国公益广告朝着制度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关键词 公益广告；政府主导；公益广告发展机制

中图分类号G209 文献标识码A

我国公益广告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步至今，已有近30年的发展历程，期间经历了萌芽期、形成期和发展期，对公益广告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深入。但从目前我国公益广告的发展的情况来看，并不尽如人意，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存在较大差距，与政府、社会、公众对它的期望也相差许多。笔者通过近些年对公益广告活动的关注和研究，认为在以下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

一、将公益广告纳入我国广告法律体系的调整范围，明确公益广告的法律地位

公益广告要想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法制环境，我们现行的《广告法》是1994年颁布实施的，其限定的调整对象和范围是商业广告，并不包括公益广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缺失。所以，将对公益广告纳入整个广告管理的法律体系中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此修改，建议有两个途径：

其一是做彻底的调整，即在《广告法》中明确公益广告属于其调整范围，使《广告法》的第3条和第2条相呼应，并且在其它法规和规章中予以具体规范，形成一个对公益广告监管的完整法律体系。如：商业广告与公益广告应有明显标志性区别条款；公益广告视应同公益捐款享受免税待遇；禁止公益广告与商业广告混淆，有违法行为则广告经营者和发布者要承担法律责任等等。

其二是另行制定《公益广告管理办法》。建议广告行业管理部门完善公益广告管理规章，为公益广告完善的运作机制提供法律依据，用法规来规范媒体、广告公司、企业等主体的行为，将公益广告纳入规范管理轨道，形成公益广告长效运行机制。

由此，不仅使对公益广告的管理有法可依，又可以解决多年来公益广告主管机关归属的问题。当公益广告纳入《广告法》的调整范围后，则工商行政管理局即是法定的公益广告监督管理机关，这将进一步解决目前对公益广告多头管理、令出多门、职责不清的问题，更有利于规范公益广告的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局是我国广告管理的主管机关，多年来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授予的职权，对广告活动全过程进行监督、检查、控制和指导，近些年国家工商局签发的多个文件中也提到公益广告的管理和发展问题。

因此，在《广告法》即将修改之际，建议增加有关规范公益广告的条款，明确公益广告的法律地位及主管机关，减少公益广告发展的障碍，发挥公益广告服务社会、凝聚民心的作用。

二、学习借鉴美、日等国的做法，创新公益广告事业发展机制

我国现有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是政府主导型模式，即依靠政府部门的支持和行政手段的执行，政府一直处于公益广告活动中的主导和统领地位。如由政府部门选择和确定公益广告活动的主题，其他参与者媒体、社会组织、企业等都处于被指导的位置。由于公益广告各方参与意识淡漠，使公益广告的策划、创意和传播目前还处在一个较低水平上运作。这种低水平的具体表现是：指令性多于自发性，盲目性大于计划性，精品不多，因而传播效果受到影响。因此，对现有政府主导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的改革势在必行。就目前来看，可以借鉴国外公益广告的一些做法，结合我国的现实状况，找到较好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

美国的公益广告主要采用的是社会主导型模式，即以社会民间团体作为主要导向和力量的公益广告运作模式。美国的社会民间团体很多，有些民间团体有较大的声望和影响力，募集公益广告的运作资金相对容易，且全社会对公益广告的认同度较高，有较好的社会基础。如美国广告委员会，其广告活动资金大多来自募集和各种基金会的捐助，一旦确定了广告活动的主题，广告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就会与志愿者们一起制作广告，一些顶尖的广告公司也会加盟进行广告创意。最后，媒体捐献广告时间和广告版面，公益广告得以顺利播放。

日本公益广告的发展借鉴了美国的模式，如日本广告协会（AC Japan）是目前最大的社会义务服务广告团体，是日本公益广告运作的核心。截止到2009年底，日本广告协会有1200个资源社团成员组成，包括：媒体、广告公司、商业机构等，每年协会从关注民生、回馈社会出发，举办多场不同主题的公益广告活动，全部由其组织成员承办，由专业公司进行相关数据、收集和分析，由广告公司会员承担广告创意和制作费用，媒体也会对协会制作的公益广告免费提供版面和刊播时段。这样一种以企业为主导力量运作公益广告的模式，被称为企业主导型模式。由于日本广告协会活动经费全部来自成员的会费和赞助，未接受政府的资金援助，因此公益广告诉求主题与社会热点问题息息相关，公益广告总是紧贴社会现实，真正面向广大受众，传播效果十分出色。

韩国公益广告的运作主要采取媒体主导型模式。韩国的公益广告事业是在负责韩国所有广播电视媒体广告经营的韩国放松广告公社带领下展开的，它为韩国公益广告提供资金，同时由民间专业人士组成的公益广告协议会进行决策。韩国只有电视媒体可以无偿发布，其他类型媒体都是以价格折扣的形式有偿发布。韩国公益广告协议会每年通过实施“公益广告主题国民民意调查”，确定公益广告主题，并通过公开征集及比稿等方式选择广告公司制作广告片，经过试映才会发布。此外，该协会还在每年举行两次调查，获得公益广告效果的反馈。

我国公益构建 篇6

关键词：环境保护；公益诉讼；困境；对策

环境问题由来已久，随着生产力的急速发展，人类对环境的影响与破坏随之剧增，环境问题已然演化为环境危机，然而当我们审视传统的民事法律制度，却发现缺乏有效的环境公共保护制度和手段，此等情形下，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成为我们必要的选择。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特定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对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污染环境行为提起的诉讼。

一、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现状

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中特别增设涉及公益诉讼的规定，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其实并未就此建立。那么掣肘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因素有哪些？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

二、掣肘环境公益诉讼建立的成因探究

（一）转化融入难：环境公益诉讼难以被当今的制度和文化全盘接受

环境公益诉讼是现代型纠纷中的一类，是一种新型的、具有“异端”品质的诉讼。环境公益诉讼的历史，如果以美国环境法律规定公民诉讼条款作为开端，至今不到40年。同传统诉讼悠久的历史形成明显差异，历史的短暂使得环境公益诉讼根本没有肥沃的土壤供其生长。原告与传统诉讼制度的差异不是细微区别，而是本质意义上的不同。正是这种本质上的差别，使得环境公益诉讼在当今传统诉讼占据主导地位的诉讼体系和诉讼文化下显得格格不入，难以顺利被当今的制度和文化接受。

（二）理论发展难：相关论证众说纷纭，但均无法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

环境公益诉讼在国外已有几十年的发展，各国学者、法官为这种制度提供了诸多理论上的论证，中国的专家学者也对环境公益诉讼有了许多的实践与探讨，但相关论证与探讨还没有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提供充足的理论支持。环境公益诉讼作为诉讼，是为实体权利提供程序性保障。换言之，实体权利才是环境公益诉讼的基石，而目前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的推行始终缺乏实体权利的支撑。有学说试图借助《宪法》的基本人权衍生出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石，但这与司法效力间接性的宪政习惯相悖。缺少理论支持的环境公益诉讼注定像无根之木，无法茁壮成长。

（三）制度构建难：现有诉讼制度的构想尚不成熟，不足之处较多

环境公益诉讼既是诉讼，必然需要有完整的诉讼机制支撑其走进司法实践达成其诉讼目的，有效的司法实践才是其诞生及延续价值，否则环境公益诉讼只能流于一纸空文。而《民事诉讼法》修改依旧延续“宜粗不宜细”做法，背离程序法“定型化”要求，立法的粗放化、单行法的缺失使得环境公益诉讼这幅支架没有构造起来。

三、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建立的路径探析

（一）确立原则

确立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则，具体有三：①有利于诉讼进行和环境保护原则，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赋予我们保护环境公益权利的司法手段，只有合乎制度设立目的的理论与实践才能激发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活力，让环境公益诉讼真正成为环境公益的司法之盾。②防止诉权滥用的原则，环境公益诉讼的诉讼主体、诉讼范围应适当放开，但口子开得过大，机制设置不合理也会引发诉权被滥用现象的发生，因此要将滥用诉权的可能性拒之门外，这不仅能节约司法资源，保障司法权威性，而且能够防止其他公民或组织的权益受到侵害。③国家适度干预原则。环境污染问题通常侵犯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国家公共利益，国家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在其他群体肩负不起保护环境公益职责时应当扛起责任。

（二）寻根、溯源

在学界，环境公益诉讼理论有多种，笔者认为环境权应当是环境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石。环境权概念是在上世纪60年代环境危机日益严峻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是环境保护运动的产物。伴随着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和1992年环境与发展大会形成的两次理论研究和立法的高潮，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逐渐被确定下来。

（1）从学界理论研究来看，1970年，美国学者萨克斯教授在“环境公共委托论”的基础上首次提出了“环境权”的理论。[1]日本及其他引入环境权学说的国家也多接受萨克斯教授关于环境权的理念。此后中外学者在环境权理论上不断改进与完善。国内的环境法律研究界也对于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理论有了关注，较早时候吕忠梅教授、别涛教授、汪劲教授就对环境权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2）从立法实践来看，1972年的《人类环境宣言》、1988年的《美洲人权公约圣萨尔瓦多议定书》等多个国际环境宣言，韩国1980年宪法第35条、2002年俄罗斯联邦《环境保护法》第11条第1款等多国国内立法都对环境权做了相关规定，我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等环境立法也直接提及了环境权。

（3）从司法实践来看，1982年美国普拉赫诉马里蒂（Prah V.Marretti）案、1976年日本大阪国际机场公害诉讼案[2]和我国2001年南京紫金山景观维权案等多国都也对环境权进行了有益的摸索。

（4）从环境权创设的法治意义层面看。环境权的创设，为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权利基础和广阔的维权通道，从而有利于推进环境保护事业实现跨越式的发展。

（三）推进、臻至

环境公益诉讼的具体制度的构建涉及方面众多，无法一一详述。笔者仅从一下几方面进行探讨。

（1）完善实体法律。根据《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环境公益诉讼应当由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提起，由于单行法规定的不完善，使得目前能够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仅为依法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案件范围仅为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在当前环境恶化呈现为各种形态，发生在各个领域的情势之下，这种规定显然无法满足环境保护的目的。因此，结合有关立法背景、立法过程、立法趋势及司法实践情况等因素，不断发展、充实和完善实体法是推行环境公益诉讼的应有之义。

（2）改进诉讼程序法。我国现行诉讼法的公益保护功能局限性大，環境公益诉讼作为特殊的公益诉讼，要发挥其效能，不能拘泥于陈旧思想，而应打破陈规，摆脱现行诉讼制度的束缚，在完善实体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及时改进环境公益诉讼程序法，甚至在必要情况下可以选择构建一种全新的诉讼程序法来弥补现行诉讼法的缺陷，以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参考文献：

[1]Joseph L.Sax，the Public Trust：a New Character of En- vironmental Rights.In：Defending the Environment：a Strategy for Citizen Action[M].New York Alfred A.Knopf，1970，p158-174.

[2]李鸿禧.论环境权之宪法人权意义[C].国立台湾大学法学丛书（39）.台北：元照出版社，1999：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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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的构建 篇7

近几年来, 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引发热议。发生在我国的多起公共事件, 如全国各地的大范围雾霾天气, 山东某企业用高压泵将污水排进地下水事件, 等等。这些问题严重地危害到社会公共利益, 危害人民的身体健康, 人们期盼着能有人或组织能够站出来, 基于社会公益而提起诉讼。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的法条明确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范围之外。虽然, 严格限制公民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一方面可以提高法院的诉讼效率, 防止烂诉。然而这种法律规定不可避免的显现其弊端。公益违法行为的本质特点在于其损害的客体是抽象的公共利益, 客体范围的模糊和不确定性决定了我们很难确定一个直接而具体的受害者作为适格的主体提起诉讼。所以, 在立足当前我国公益诉讼制度原告主体资格的现状, 在吸收、借鉴各国成熟经验的基础上, 拟对构建我国公益诉讼原告的主体资格提出以下建议:

一、立法上, 有必要明确规定“机关和有关组织” (2) 的主体范围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中规定的“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仅指现行法律规定就某一领域提起公益诉讼的机关或组织。目前, 我国只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可就海洋环境污染事件提起公益诉讼。前面也有所提及。除此, 法律并未明确规定有关社会团体和组织, 特别是检察机关是否具有提起公益诉讼的资格。对于检察机关, 其拥有监察权, 拥有雄厚的人、财、物的支持, 和公民个人相比, 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 因此, 检察机关适合以公益代表的身份提起公益诉讼。

众所周知, 世界是许多国家有设立的公益诉讼制度, 而且大都可以在案例中看到其相关适用, 并且公益制度设置合理, 符合本国国情。如大陆法系的德国, 检察机关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代表机关。法国、日本更是在民事诉讼法律条文中明文规定检察官可以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者对某些案件以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的名义, 对特定的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 有权以当事人的身份提起诉讼。 (3) 在我国, 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也屡见不鲜, 大多都集中在国有资产流失方面, 而其他方面的却涉及甚少。

从国内外的立法与实践经验不难看出, 检察机关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 有其历史和现实意义。首先, 作为宪法规定的专门法律监督机关, 具有广泛的法律监督权。其次, 检察机关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者。这种将其法律监督者的身份和公共利益代表者的身份集于一身, 介入公益诉讼, 通过适当的方式, 避免了由团体和个人提起公益诉讼的产生一些障碍。

当然, 也有学者对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产生忧虑。毕竟,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 同时又是公益诉讼的原告, 实质是公权力介入民事诉讼, 影响控辩双方的法律地位, 是控、辩、审三方的等腰三角形的结构失衡, 同时也影响法院审判的独立性。鉴于此, 在程序上做出几点限制, 以最大程度地维护司法公正, 进而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

(一) 公益诉讼中的反诉和调解问题。

首先, 需要注意的是, 检察机关仅仅是程序意义上的原告, 并不是民事权利的实体当事人, 与案件并无直接利害关系, 并不能仅仅简单地根据法律的表面规定而与一般的民事诉讼一样, 享有原告的实体权利。所以作为检察机关为了维护国家利益而作为公益诉讼原告提起诉讼时, 由于其不是直接的受害方, 所以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后, 不得以调解方式结案。

(二) 检察机关诉讼地位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 检察机关提起的民事公益诉讼案件, 法院必须受理。但是, 检察机关作为民事诉讼的原告方当事人提起公益诉讼, 它只是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者。因此, 仍然要在维护法院中立地位的前提下进行, 尽管检察院对民事公益诉讼案件拥有调查权, 但在公益案件中检察院只能在事后监督的方式对公益诉讼进行监督。检察院与另一方当事人处于平等的诉讼地位, 为各自的诉讼请求进行诉讼活动, 法院居中裁判。尽管作为“程序当事人”不会自行提起反诉和接受调解, 不能最终承担实体权利义务, 但仍应受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和拘束力的约束。

(三) 滥诉预防及权利救济问题。

诉讼, 无论一般的民事诉讼, 还是民事公益诉讼, 都旨在用程序正义来最大限度的保证实体的正义。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参与诉讼, 检察院作为非直接利害关系人, 很有可能导致滥诉的产生, 侵害相对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极大地浪费国家宝贵的司法资源。因此, 有必要对公益诉讼可能带来的滥诉问题设防。” (4) 因此, 检察院在诉前应查清明确被告, 准确提出自己的诉讼请求。并且严格遵循公益案件的限制范围, 拿出相应证据去证明公益的损害或受损威胁与被告行为之间有真实的因果联系。此外, 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给对方当事人造成严重损失的, 应承担侵权责任, 赔偿对方当事人的损失。

二、对于有关组织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 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问题

现代的社会关系异常复杂, 政府管理力量十分有限, 仅靠政府运用宏观调控这只“无形的手”已经不可能覆盖到社会的各个面面。而社会团体作为辅助管理的组织, 不但功能清晰, 而且其民间性、非营利性、自律性的特性决定了其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无论大陆法系国家还是英美法系国家, 都有许多已经通过立法, 将社会组织纳入公益诉讼原告的范围, 这无疑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公益诉讼的完善与发展。当然, 《中国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也规定有关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然而, 有关组织具体有那些, 由于法律规定过于模糊, 在实务中也不好操作。然而, 社会团体作为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的分析, 学者们主要是基于以下几点, 表明了自己的担忧:

(一) 法律虽然赋予了社会团体公权力, 但在具体的公益诉讼中, 究竟有哪些组织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 以及适格社会团体都享有哪些诉讼权利, 相关法律法规都没有明确的规定。

这样就会导致在诉讼中会缺乏相关权力而无法确定原告是否适格, 能否进行调查取证, 因而有可能无法立案, 以至于丧失了案件的胜诉机会 (5) 。

(二) 中国的社会团体组织发展滞后, 不成熟, 而且自主性和独立性不强, 经费来源常常受制于人。

比如说在我国消费者协会组织的经费会受制于工商管理部门等相关行政等部门或者是实力雄厚的公司企业。向这些大型公司提起诉讼, 无非是作茧自缚。在利益的权衡下, 这些社会团体很难全力以赴地去帮助消费者等弱势群体提起诉讼。长此以往, 公益诉讼的价值, 其所要求的争议将荡然无存。

那么, 鉴于学者们的担忧和可能会出现的或者已经出现的一些问题, 对于以后“有关组织”的发展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一) 案件范围的限制。目前我国社会团体的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内部运作和规范性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为了使社会公益更好的得到保护, 需要对社会团体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的主体范围进行适当的限制, 这个现在既不能过于宽泛, 范围宽泛, 很容易导致社会团体“滥诉”。相反, 范围太窄因救济途径的缺陷又不能起到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因此社会团体作为公益诉讼原告主体资格应该尽量集中在下列几种案件:一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案件。二是环境保护案件。三是其他。

(二) 诉讼程序设计上的限制。为了维护司法公正, 防止社会团体的滥诉, 在证明程序设计上应该适用原告举证原则。例如:对比《侵权责任法》第65、66条中规定的污染者应该承担无过错责任, 在环境公益诉讼案件中则更倾向于将举证责任更多的赋予社会团体一方。首先, 它限制社会团体的公益诉权, 实现当事人双方诉讼风险承担上的平衡。其次, 它在举证方面会具有更多专业性优势。另外, 人民法院在此类型案件的审理上应该适用普通程序进行审理, 而不宜适用简易程序。

(三) 资格的限制。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很明确地规定了“有关组织”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 这就说明了并不是所有的团体都能够作为公益案件的原告享有起诉权, 法律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地规定“相关组织”的内涵和外延, 以防止社会团体的原告资格滥用。具体地说, 能够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社会团体应该具有相当数量的成员,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其在本行业的认可度比较高, 如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环保协会等组织。

三、确定公民和律师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资格

此次《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虽然增加了公益诉讼制度, 却将公民个人排除在公益诉讼原告资格之外, 虽然从目前我国的现状来看, 与我国现在的国情相适应, 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从长远来看不太合理, 严格限制了公民的权利, 随着民众法治意识的加强, 法治化的全面实现, 在某些特定的领域从立法上赋予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原告提起公益诉讼的权利是完全有可能的。理由如下:

(一) 各国都有完善的法律理论和成功的案例去证明公民个人作为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可能性、合理性。例如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即法律上允许数人甚至是一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提起公益诉讼, 判决的结果同样对所有共同利益人均有效。这种机制因为成效显著, 在玩过得到广泛地运用。当然了, 由于这种制度既提高诉讼效率, 又能更好的保护公共利益。国内的不少学者也在学术研究中广泛吸取这一做法, 希望可以提上立法议程。

(二) 允许公民个人提起民事公益诉讼, 是因为只有涉及受害者的直接利益才能激发人们提起公益诉讼的需求。而且, 这一主体涉及的范围很广, 诉讼方式更为灵活主动。如果单依靠行政机关来运作, 根本不可能实现祈祷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

(三) 在现代社会, 公民作为最基本的社会监督者, 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权利保护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 不但可行, 而且势在必行。

四、结语

首先, 需要强调的是, 公益诉讼制度在民事诉讼方面是一次“破冰”之旅, 是多年无数民事诉讼专家、学者在不断的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取得的成果。尽管该制对公益诉讼主体资格的界定仍然相对模糊, 对公益诉讼所涉及的程序问题仍有待完善, 但不得不说的是, 公益诉讼制度是诉讼制度的一个重大历史进步, 为实践中屡有发生的破坏公共利益的民事违法行为的遏制奠定了法律基础。就该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而言, 仅仅法律规定还是有些狭窄, 希望随着中国公益诉讼制度理论的不断成熟, 以及在接触的公益诉讼案件的不断增多, 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能够逐步放开, 以更好的实现司法公正。

摘要：随着越来越多的侵犯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 虽然规定了“法律规定的有关机关和组织”可以成为公益诉讼的主体, 然而这种规定过于模糊。因此, 本文从理论上将公益诉讼主体划分为四种类型, 并对每种主体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资格进行具体的分析、阐述, 然后对公益诉讼主体资格进行构建。本文倾向于认为检察机关是最适宜的公益代表人, 但需要法律的授权。同时, 我们还可以赋予特定的社会团体在相关领域可以作为公益诉讼的原告提起诉讼。最后, 目前来说, 公民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条件尚未成熟, 但并不否认公民在未来作为公益诉讼原告的可能性。

关键词：公益诉讼,公益诉讼主体资格,当事人适格

参考文献

[1]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 2002.

[2]谢志勇.论公益诉讼[J].行政法学研究, 200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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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田平安.民事诉讼法原理[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13.

[5]金亮星.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促进和谐社会建设[J].今日中国论坛, 2008 (1) .

[6]江伟.民事诉讼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7]齐靓.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原告资格探析[D].中国政法大学, 2006.

[8]颜运秋.中国大陆公益诉讼理论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法学杂志, 2008, 8 (3) .

我国公益构建 篇8

一、原告的起诉资格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特殊性在于环境行政诉讼的原告与被告被诉的行政行为之间没有传统行政诉讼意义中法律所认可的"直接利害关系", 这就导致在实践中, 公益组织所提起的大多数环境行政诉讼被法院不予立案, 理由大多数是主体不适格。虽然在最近的2015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对“社会组织”进行了扩大解释, 社会环保组织在法律中第一次有明文规定能够更多地参与到环境公益诉讼中来, 但是在实践操作过程中仍可能面临一些困难。因此, 国家有关立法部门在法律修改方面提出扩大环境公益诉讼的原告资格是十分有必要的。

二、诉讼受案范围

从目前的法律规定来看, 原告只能对行政诉讼中的具体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 而抽象行政行为则不可诉。在实践中行政机关发布的一些发展规划、方案、政策对环境造成破坏。这些抽象的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相比较来言, 其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影响要远远大于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因此, 有必要将行政机关为了短期的利益所作出的有危害环境的发展规划和政策纳入到诉讼的受案范围。这其中主要有两种类型:行政不作为和行政违法作为。

行政不作为是指行政机关在其职责范围内不履行法定的监督职责, 忽视或者放纵了侵害环境行为的发生。

行政违法作为是指行政机关为短期效益, 违法审批颁发了没有环保设施和环保能力的污染企业的生产许可证;不顾环境的恢复能力发放采矿许可证、砍伐许可证;破坏性资源开发中的政府违法决策等。

三、诉讼管辖权的设定

(一) 级别管辖

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一般都有着较高的学历及丰富的理论和审判实践经验, 能够满足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对于法官的要求。此外专门设立的环保法庭亦能承担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审理的重任, 环保法庭一般负责审理辖区内的民事、刑事、行政、执行案件, 应该说有着丰富的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 对于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应该能很好的把握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二) 地域管辖

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的地域管辖仍然可以沿用行政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 即行政案件原则上由最初作出具体行为的行政机关所在地的法院管辖。另外, 行政诉讼中还包括特殊地域管辖, 即行政案件经过行政复议以后, 如果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的, 可以由原做出行政行为的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也可以由做出行政复议的复议机关所在地法院管辖。

四、举证责任

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由于其诉讼的复杂、原被告地位的不平等、以及原被告在“资源”占有上比较大的差别, 这也就导致了在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能力是微弱的。因此, 对于行政机关所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 被告除了提供基于法律法规这些范性文件以外, 也要证明所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与环境损害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对于所作出的抽象行政行为, 被告需要提供由专业组织所作的报告证据, 而原告只需提供“初步证据”, 就可认为被告已经实施了对环境侵害的行为。而笔者更倾向于将环境公益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分为一般和特殊的举证责任, 即对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而言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对于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以外的其他证明则应根据具体情况由原告或被告分别承担。

五、诉讼费用负担

在我国, 立法上规定诉讼费用由败诉一方负担。但是在实践中, 法院一般要求由原告提前预付。然而环境诉讼案件通常涉及广泛, 加之环境的损害鉴定需要高科技知识方法的整合与判断, 这也就造成了它的成本较高, 这对个人和环保组织而言是难以承受的。如果仅仅是因为由于无法负担诉讼费用而将其拒之于法院立案厅之外, 也就相当于强迫公民放弃对环境公益保护的请求一样。我国有必要学习他国的先进做法, 降低公民因参加诉讼的费用, 可以先期准予立案。

六、诉讼时效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中规定, 行政相对人应在一定期限内提起诉讼, 否则将失去胜诉权。新实施的《环境保护法》第六十六条规定提起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时效期间为三年, 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受到损害时起计算。但是, 环境被破坏后所致的不良影响在短时间内是很难被发现的, 土壤污染和水污染可能要很长时间才会被发现。因此, 在环境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中应当取消诉讼时效的限制, 规定只要有侵害环境公益的行政行为发生, 在任何时间都可以且应当受到法律追究。

参考文献

[1]周小梅.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与制度构建[D].苏州大学, 2004.

[2]任黎涛.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研究[D].吉林大学, 2005.

浅谈我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 篇9

关键词：行政公益诉讼,公共利益,制度构建

近年来, 人们的法制意识也不断提高, 在行政诉讼领域中, 公民因自己的私权受到侵害而提出行政诉讼的事例层出不穷, 同时, 当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受到不法侵害时, 一些热心公民勇敢地举起了维权大旗。值得我们注意的是, 我国行政诉讼立法中明确规定原告应当与案件有“法律上”利害关系, 而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原告似乎与公共利益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是行政诉讼立法中没有涉及行政公益诉讼的问题并不代表司法实践中没有行政公益诉讼案件的发生, 相反地, 为了监督和制约行政权, 保护社公共利益, 个人提起行政诉讼的案件时有发生, 因此, 实践呼唤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完善行政诉讼程序。

一、行政公益诉讼的定义和特征

行政公益诉讼是一种新型的诉讼形式, 由于缺乏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在我国还显得十分陌生, 学界没有统一且权威的界定。笔者认为,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是指当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或者不当行为对公共利益造成侵害或者有侵害危险时, 法律允许无直接利害关系人 (公民、法人、其他组织) 为维护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而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的制度。与传统的行政诉讼相比, 行政公益诉讼有以下特点。1.原告诉讼资格的拓宽。我国立法上规定原告只能是与案件有法律上直接利害关系的人, 而在行政公益诉讼中并不要求原告与案件之间的直接利害关系。凡是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危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人均可提出行政诉讼, 因此, 原告不仅仅伸张自己的权利, 而且伸张同一事件中广大受害者的权利。2.行政公益诉讼具有预防性质。诉讼的提出不以危害结果的实际发生为前提, 只要发现有危害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危险即可提出, 把违法行为消灭在萌芽状态。3.判决效力的扩张性, 行政诉讼判决的效力不仅及于诉讼当事人, 而且遍及所有具有原告资格的人。

二、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一) 加强行政法制建设之需要

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行政主体必须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行政公益诉讼恰恰是对“违法必究”要求的响应和完善, 符合行政诉讼法的拉法宗旨, 弥补了法制上的漏洞。

(二) 保护弱势群体、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弱势群体在权利和义务的配置上处于弱势, 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弱势群体在利益受到侵害后, 苦苦寻求法律的帮助, 却没有得到法律积极的回应, 他们便会寻求非法律途径来解决甚至是发泄自己的不满, 由此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目前。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就是要保障弱势群体的人权, 一方面通过赋予弱势群体应有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 使他们更好地参与到和谐社会的构建中来, 另一方面通过对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保护间接实现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而行政公益诉讼就是一个不错的尝试。

(三) 保护公共利益的需要

公共利益时常挂在大家嘴边, 但是公共利益由于缺乏具体的操作措施而成为一个空泛的法律口号。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政府更加切实地履行管理公共事务, 维护公共利益的职能, 然后有的政府利用披着公共利益的伪装, 实际上做着谋取个人、部门私利的勾当, 使真正的公民和社会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当个人将政府的违法作为或者不作为诉诸法庭的时候得来的却是“不具有原告资格”的回应。可见, 设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对于维护公共利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行政公益诉讼的若干构想

(一) 受案范围问题

现行的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案范围过于狭窄, 大大限制了行政诉讼职能的发挥。面对行政机关滥用权力谋取私利、与他人串通损害国有资产、破坏环境资源严重情形, 法院根本无能为力, 为了实现行政公益诉讼的根本目的, 该部分受案范围的确定应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出发点。具体地, 笔者认为在确定受案范围时可以以列举式为主要方式, 通过实践调研力当详尽地确定具体的危害公共利益的情形。

(二) 原告资格问题

具备原告资格是提起行政诉讼的必要条件, 受案范围的确定使原告范围的拓宽成为了可能。按理说, 任何人对于危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均可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但这显然不合理, 容易导致滥诉现象的发生, 降低法院工作效率。所以笔者认为, 应当借鉴外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精髓, 结合我国司法实际, 建立以检察院为主, 社会团体和和个人为为辅的多元原告资格制度。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 是其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职责和职权的具体体现, 这也符合国外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趋势;赋予社会团体原告资格, 既能够有效监督行政机关的作为, 也能够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 维护公共利益;赋予个人以原告资格, 当其认为行政机关的行为危害公共利益时即可提出行政公益诉讼, 但为了防止公民滥用诉权, 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并且影响行政效率, 对于那些明知被告并没有违法行为, 但为了陷害被告, 或给被告制造麻烦使之陷于困境, 扰乱其正常工作秩序而起诉的, 我国应追究原告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 预审制度

如上文所述, 原告如果滥用诉权, 将政府的行政行为引入漫长的诉讼中, 必将影响政府行为的公定力和执行力。所以, 法院在受理检察院、社会团体、公民的诉讼请求前, 应当对其诉讼理由进行充分审查, 以确定是否受理。

(四) 举证责任问题

我国行政诉讼中一般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规则, 笔者认为, 在行政公益诉讼中, 应根据原告的实力情况来分配举证责任。对于以检察院为原告的案件, 由于检察院处于收集证据的有利地位, 其举证责任应该自己承担;对于以社会团体和公民作为原告的案件, 由于客观原因原告不能提供证据的, 人民法院可以依法收集证据, 同时被诉行政机关要举证证明自己行为的合法性, 否则将承担败诉的不利后果。

参考文献

[1]徐艳群, 杨见云, 缪建萍.关于我国建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法律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 2009 (9) .

我国公益构建 篇10

1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成要素

1 . 1组织管理系统

我国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组织管理系统是让广大的社会群体参与到公共健身实践的重要手段,是实现大众健身事业管理目标的重要保障。随着近年来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快速发展,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管理体系也不断得以完善。从目前我国现行的公益性健身服务组织管理系统来看,主要包括:宏观组织管理系统、中观组织管理系统和微观组织管理系统三个层面。宏观和中观主要是由公益性群众性健身管理和社会健身管理系统组成;微观层面的则是由公共健身活动点、开放性健身活动辅导站和公益性健身场馆组成。

1 . 2健身服务设施系统

公益性健身设施系统是由国家财政、体育彩票公益基金、企业或个人出资兴建的公共健身场所,以及购买的公共性健身器材,为社会群体提供免费的健身服务。我国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设施系统是公益性全民健身事业开展的物质基础,主要是由公共健身场地的规格、数量、规模、布局、类型和维护等要素组成。这些健身设施有些是部分时段开放(高校健身场馆、旅游景点、半开放性公园等),有些是全天候开放(城市广场、完全开放性公园、街道社区等), 这些设施都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为人们提供良好的休闲健身娱乐环境。

1 . 3健身服务指导宣传系统

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指导宣传系统包括公益性健身服务指导系统和公益性健身服务宣传系统。前者包括健身科技发展规划、健身指导员的配备、健身方法及健身运动处方的制定几个要素,其目的是更好地促进公益性群众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积极开展公益性社会健身指导,以提升群众健身的科学性;后者则包括宣传的形式、内容和传播媒介几个方面的要素。通过公益性健身服务宣传来调动广大社会群体参与健身的热情,营造良好的社会健身氛围,以保障全民健身计划的顺利实施。

1 . 4健身服务评价系统

公益性健身服务评价系统是考察全民健身服务质量水平,了解国民体质现状,提高全民整体健康水平的关键。从目前我国公益性健身服务评价系统要素来看,已经形成了国家体质测试中心、各省市体质监测站和高校体质测试点的三级网络管理系统,初步形成了一个中心、数个站、多个点的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监测规模。

2我国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现状

通过对我国各级群众健身管理部门职能的调查发现:政府的职能主要是负责制定公益性全民健身的相关政策法规,组织群众性健身竞赛组织工作,指导和推进社区、校园和农民健身工程事业的发展,制定国家健身标准和国民体质监测制度;在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设施系统建设方面,尚未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来建设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设施系统,显然没有很好地发挥社会各方力量的合力作用。我国体育彩票产业发展依然较为滞后,这就需要广泛吸纳社会资源,加强体育彩票公益基金建设,鼓励企业、个人投资,扩大各级各类健身场馆、公园、公共健身场所的公益性开放性程度,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我国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指导宣传方面,宣传的形式和内容较少涉及良好的行为习惯和健康的价值判断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全民健身计划的顺利实施。

3我国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构建

3 . 1服务体系的定位

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目标的定位,首先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首要目标,向公众提供公共健身产品和服务,协调人际关系, 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推进社会和谐;其次,要从社会责任的角度出发,尊重每一位社会成员享受最基本的健身服务权利,以全民健身事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为核心,保障广大民众的自主参与,增强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创造力;最后,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构建的战略目标要面向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地域,特别是对社会弱势群体(老年人、幼儿、残障人员等)的关照,开发适合不同人群健身或康复项目,为他们提供公平参与的机会,体现健身服务的“群众化”和“全民化”。

3 . 2服务体系的功能

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通过向广大社会群体提供健身服务和健身文化产品的同时,弘扬民族文化、协调人际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并具有较强的公共健身服务资源的共享性。由于不同地域、城乡之间、不同收入群体所享受的健身资源的非均等性,造成我国居民享受服务权利的不均等。因此,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要最大限度地覆盖群众生活,承担宣传社会公平性、公共服务资源共享性,以人为本,以及协调群众健身资源市场化造成的分配不公等社会教育功能。另外,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承担着挖掘地域性健身文化资源,宣传和保护民间传统健身文化项目和非物质健身文化传承的职能,这也是我国公益性健身服务社会功能的实现和彰显。

3 . 3服务体系构建的原则

公益性健身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决定了不能运用市场的手段,考虑投入与产出,而是要采用政府的行政手段为主导,集多方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基本原则。如今,我国公益性健身服务体系建设尚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组织管理系统、服务施系统、指导宣传系统和服务评价系统尚不完善,各级民间健身组织、公益性健身文化产业和公益性全民健身基金会依然没有成为我国全民健身事业的积极参与者,以致难以实现公益性全民健身事业在全社会的共建共享;另外,要坚持循序渐进、稳步发展的原则。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营利性健身文化产业的迎来了发展的战略机遇,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和影响着我国公益性全民健身事业的进一步深化和转移,这就需要在认清现状的基础上,循序渐进、稳步发展、务求实效;同时,坚持统筹协调、突显公平的原则。公益性健身服务在于最大限度地开发和利用社会公共健身服务资源,实现资源共享,满足更多社会群体享受公益性健身资源的基本权益,打破年龄、地域和身份的限制,合理规划、统筹与兼顾,特别是要加大欠发达地区、老少边穷地区公共健身服务的扶持力度,突出服务的公平性。

3 . 4服务体系构建的具体策略

本研究对于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的系统规划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展开。

第一,构建公益性的社会管理模式。在整个公益性全民健身服务体系中,要求各地域根据自身的公益性健身文化产业发展现状, 根据不同健身对象的实际需求,制定“政府支持、各方协作、社团管理、市民参与”的新型公益性健身服务体系的管理模式。

第二,加强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参与度。借助网络、电视、报纸、广播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公益性全民健身活动,不断扩大城乡健身人口,正确处理城乡、社区、学校、俱乐部等公益性健身服务事业的协调发展,不断提高广大社会全体的健身参与度。

高校公益社团四位一体体系构建 篇11

摘 要：高校公益社团是学生重要的自治组织，在和谐校园生活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校园文化建设、大学生素质拓展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高校公益社团迅速发展和壮大，其形式也呈多样化趋势。与此同时，一些隐藏的弊端和矛盾已成为制约社团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障碍。本文对如何构建高校公益社团四位一体建立体系进行了探讨，进一步提出一套适合现在大学生学生公益社团发展、培养人才的建立体系。

关键词：公益社团；四位一体；体系构建

如今，学生公益社团已经成为高校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进行第二课堂教育的重要载体，是丰富学生校园生活，培养人际交往能力，拓宽视野，建立广泛的兴趣爱好的重要手段。如何强化学生公益社团在高校文化教育中的作用，积极探索学生公益社团的运行、管理、发展模式，进而引导学生公益社团向着有序、健康的方向发展，如何加强学生社团的自我管理、自我运作便成了摆在众多高校公益社团学生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近年来，高校公益社团发展形式多样，在公益社团的建立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 当前高校公益社团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1 高校公益社团建立模式存在缺陷

（1）缺乏公益性社团认识。由于很多高校公益性社团成立较晚，开展活动缺乏经验，活动的影响较小，服务水平与目标要求有较大差距，因此，社会和学校对学生公益性社团都存在着一定的模糊认识。[1]据统计，学生中只有12%的人觉得公益社团为建设和谐社会起积极作用，36%的人会关注公益社团的发展，[2]学生对公益的了解不多，参加公益活动更多地出于好奇和其他原因，而不是关心公益，服务社会，只有48.32%的学生参加公益活动是出于社会责任感。[3]

（2）监管力度小。大多公益社团的建立只要几位志趣相投的同学相约，符合规定，履行有关手续即可成立。这样草率的建立方式导致社团的基数过大，高校团委工作量庞大，任务繁杂，在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下，对公益社团的管理力不从心。

1.2 高校公益社团管理体质尚不完善

（1）顶层设计不合理，缺乏长效的考虑。学校大都觉得学生以学习为主，开展活动只是丰富校园生活，适当地锻炼学生的能力，对开展次数和资金、资源的支持少之又少，对公益社团的建设没有长远的考虑，没有把育人、成长与公益相结合。

（2）社团管理制度不完善，社团内部结构混乱。当前，很多高校虽然都已经成立了社团发展委员会，规范了社团管理制度，但由于社团队伍庞大，成员素质不一，导致社团内部结构混乱，严重限制了社团的发展。[4]部分社团也由于建立仓促，导致制度不完善，组织结构不健全，开展活动无健全计划等问题，直接影响了活动的开展。[5]此外，公益社团主体为大一大二学生，全国很多高校大三搬离原有校区，导致这部分人脱离社团。

（3）公益社团活动所受限制较多，物质条件匮乏。[6]学校对高校公益社团重视度不够，支持服务不到位，公益社团缺乏外部环境保障。管理老师人手有限，造成学生公益社团泛滥，监管不力，活动频繁而无序的局面，缺乏专业的知识，活动品位有待提高。社团经费不充足，对资金的筹资能力和渠道有限。活动场地、活动设施的不足导致有些活动无法开展并取得预期的效果。

2 高校公益社团四位一体体系的构建

2.1 高校公益社团四位一体体系的重要性

四位一体体系作为一个新的概念，着重于学习型、社会型、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大学生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培养和探索好的方法，是推动公益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除此以外，大学生必须亲历社会问题，积极参与社会实践，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以社会责任为己任努力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敢于实践、发明新的方法迎接不同的挑战，用自身的能力来创造性地解决社会问题。

2.2 政府主導，政策引领高校公益社团发展

政府可出台相应的鼓励政策来推动高校公益事业的发展，如出台以鼓励个人或集体参加公益项目服务的文件，对长期从事公益服务工作的组织和个人进行年度性的评比和表彰。对企业可适当减免税收，鼓励企业和经济实体向高校公益项目捐款。组织公益论坛，让各大高校公益社团相互交流，共同发展。另外，政府对公益项目的经费投入可适当增大。

2.3 社会主帮，强化高校公益社团管理、资金援助

很多社会企业建立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受政府专门机构统一领导的公益组织和机构，开展频率更高、规模更大的公益项目服务活动。它们不但可以直接参与公益项目，同时也可以向其他高校公益社团提供资金援助或物质援助，甚至可以成立专门的公益基金。再者，社会企业可以为高校社团提供合格的培训，提供可以参照的服务对象，引导公益事业发展的方向，给社团的发展管理提出一些建议等。通过这些方式来为高校公益社团提供援助，让大学生公益项目更为具体化、全面化、利益最大化。

2.4 学校主动，大力扶持公益社团发展

高校应该积极鼓励和认真组织广大学生开展公益活动，通过广泛开展公益服务活动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传达公益理念、公益思想，将公益课堂化。各个高校应该对公益社团的活动加强管理和指导，使活动更加具体化、更加有社会意义。正确分配挂靠单位及指导老师。开展的活动应该与挂号单位的文化氛围相辅相成。公益社团的指导老师一般在社团指导方面起决策性的角色，在社团凝聚力以及开展活动力度等方面至关重要，指导老师对社团的关注度、构想及对社团干部的管理等方面也是一个社团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公益社团，学生自主经营管理，必须要有一个工作方面经验丰富、有时间管理社团的老师指导。

2.5 社团主管，打造高校公益社团文化

（1）加强内部管理建设。学生公益社团的管理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公益社团登记管理机构的校团委的制度管理和宏观引导，利用自身在制度建设上的优势，加强对学生公益社团的规范化建设。二是学生领导干部的自助管理。而后者在管理上占有更重要的角色。对于公益社团的管理，采用“统一领导，多个小队，分级管理”的管理模式。

（2）建立高校公益社团与社会公益组织联合体系。高校学生公益社团与社会公益组织可以通过一定的运行机制、组织管理机制、保障机制来实现二者的有效联合。有利于解决社团发展模式中固有思维的制约、视野的相对狭窄，公益社团自身的管理存在弊端及社团的发展受重视程度不够等问题，促进高校公益性社团的发展。

3 结语

高校公益社团四位一体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全新的、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只有政府政策的引导、社会企业机构的帮扶、学校的大力扶持、社团自身加强文化建设相结合，才能更好地实现高校公益社团制度的合法化、管理的规范化以及活动的普及化，才能在校园文化建设、成长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刘松.浅谈高校公益性学生社团的建设[J].中国成人教育，2008（8）.

[2]胡文娟.高校学生公益性社团发展的调查研究[J].传承，2009（7）.

[3]王俊秋.关于发展高校公益社团的调研报告[J].德州学院学报，2011（6）.

[4]韩萌.我国高校学生社团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J].法制与经济·学术争鸣，2014（12）.

[5]毛立刚.大学生社团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探究[J].贺州学院学报·学术争鸣，2009（9）.

[6]范海荣.高校学生社团发展中主要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河北科技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9）.

我国公益构建 篇12

关键词：公益信托,慈善信托,构建

近年来关于“善款不善用”以及“诈捐”之类报道屡见于报端, 人们对于各种慈善类机构的信心下降, 捐赠的积极性降低。要想解决这些问题除督促这些慈善机构完善自身体制及加强对其监督外, 我们需要在完善制度方面下功夫, 可以利用信托方式来规范目前的“慈善捐赠”, 从而使其更好的发挥作用。

一、公益信托的界定

我国信托法对于公益信托并没有一个概括性的表述, 而是在第六十条中采取了列举式的阐述。仅说明为七大类目的公共利益的是为信托。定义方面, 我国学者对公益信托也有比较简单的阐述, 即“公益信托就是指为公益目的而设立的信托[1]”。

大陆法系国家中“公益”指那些有利于公众或社区的任何事或任何行为。日本《信托法》对于公益信托的定义较为典型, 日本信托法认为公益信托为“以祭祀、宗教、慈善事业、学术、技艺以及其他以公益为目的的信托”。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中对公益信托的理解与英美法系的慈善信托相对应, 我国很多学者也以信托的目的是否具有公益性为分类标准, 划分为私益信托和公益信托两种[2]。也有学者认为, 二者不可混同, 公益信托具更广泛的内涵, 包含了慈善信托与非慈善信托。那么, 何为慈善信托?慈善信托与公益信托是何种关系?

二、慈善信托的界定

慈善信托, 在英美法系其表述为charitable benefit, 在我国很多时候表述为公益信托。美国《信托法重述 (第2版) 》第348条规定“公益信托是涉及财产的一种信赖关系, 这种信赖关系是设立该信托的一种结果, 并且由持有该财产并负有衡平法上义务的人为公益目的而处理该财产。”[1]

在大陆法系国家中, “公益”一词是指有利于公众或社区的任何事或行为。而“慈善”一词却是指对人的关怀、慷慨而富有同情心。由大陆法系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我们可以看出, 他们认为具有公共利益的慈善信托是公益信托的一种。

而在英美法系当中, 为公共利益的目的而设立的信托只是慈善信托众多分类中的一种。并不是所有的慈善信托都必须要满足为公众谋利的条件。如在英国和澳大利亚, 解除贫困的信托, 并不需要必须具有公共利益的性质, 在法律上也是公益信托。但在美国, 即使是为解除贫困而设立的信托, 也必须要具备社会公益性的特征。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慈善信托和公益信托何者外延更大, 谁包含了谁的认识不同, 但不可否认的是, 人们都认为公益信托与慈善信托之间存在着关系。无论在大陆法系还是普通法系, “慈善”和“公共”都不是一回事。慈善具内在性, 公益具外在性;人们主观上的“慈善”表现形式多样, “公益”则多为外化了的表现。笔者以为, 这与各国自身的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我国规定了公益信托, 《信托法》第六十条规定的公益信托的范围来看, 其内容均涉及社会公共利益。而结合传统观念中公益与私益的划分, 笔者以为, 在我国单纯将公益信托规定为公益信托是不无道理的。或许我们可将其他的一些具有慈善性质的信托仅仅看作是那些信托的“个性”是“慈善”。

三、公益信托的目的

公益信托的目的, 简单说来就是为了公共利益, 但其也可以具体进行一下阐述和划分。

(一) 信托的目的具有公益性

公益信托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其公益性, 因此, 公益是信托的首要目的, 这也是公益信托最基本的特征。要设立有效的公益信托, 其信托目的必须是法律认可的, 在我国可以根据我国《信托法》第六十条推出其范围, 尤其最后一款明确提出“公益”二字。

(二) 必须是为了现实存在的完全的公益目的

公益信托的这一特点包含了两方面的含义, 即:现实存在性和完全性。

所谓现实存在, 是指公益信托的设立必须能够确实造福社会, 它的作用应该是客观存在并且可以感受的到的, 不能仅仅是设立人的主观感觉而已。一项信托若非为客观、实际的公共利益, 即使它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公共利益也不能够认定其为公益信托。

信托的目的的完全公益性, 主要是针对那么目前不止一项的公益信托而言的。即委托人在出资设立公益信托的时候, 如果所指定的目的在两个或两个以上, 则要求其指定的每个目的都必须具有公益性, 否则就不能成立一个公益信托。我国《信托法》第六十三条规定了公益信托的目的, 明确规定了信托财产及其收益不得用于非公益目的。这就表明公益信托的目的是具有完全公益性的。

四、我国公益信托现状及制度完善建议

我国的信托制度诞生于20世纪初, 但其真正发展开始于改革开放, 是改革开放的产物。1978年, 改革初期, 百废待兴, 许多地区和部门对建设资金产生大量需求, 为适应社会需要, 1979年10月我国第一家顶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经国务院批准同意诞生了。1980年6月, 中国人民银行先后回复和开办了信托业务。至今信托业经历五次全国性的清理整顿。2001年4月28日颁布的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托法》结束了中国信托行业无法可依的局面。但自从1988年国务院发布《基金会管理办法》以来, 基金会在中国运作的“轰轰烈烈”, 公益信托在我国并未于公益事业舞台上扮演本属于资金的重要角色, 这与公益信托因其独有的制度优势在英国、美国等普通法系国家的普遍应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那么, 是什么造成了如今有法规定却少有实施的局面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 人们对于公益信托的认识不够。由于历史文化的缘故, 当发展公益事业的时候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依赖于政府机关, 即使是自己去做, 也鲜有了解公益信托的, 以至于现在人们大多只知道为了公益事业捐献给各个基金会而不知道寻找公益信托组织并进行公益信托。

其次, 信托法治不够健全。我国的信托法虽然已经颁布多年, 2006年也颁布了《信托公司管理办法》和《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管理办法》, 但对公益信托的规定并不是非常的细致, 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操作办法和相关规定。这种情况也使那些有意以公益信托方式从事公益事业的人们没有开展活动的法律和制度保障。

再次, 目前我国公益信托的受托人社会公信度不够, 流程不透明, 捐助者对于捐款流向不清楚, 对捐款乃至公益信托都缺乏信心。许多人甚至采取自己直接单一资助的方式来保证钱能够到特定人的手中而非被人“截留”。

另外, 我国设立公益信托准入门槛较高。我国采取大陆法系的做法, 明确规定设立公益信托应当经过公益事业管理机构的批准, 未经批准, 不得以公益信托的名义进行活动。而这样的规定在无形中增加了设立难度, 审批程序也较为繁琐。我国的公益事业管理机构实际上是指依照规定的职权, 分别负责主管涉及公益目的的事业的政府相应部门, 处于没有统一的审批机关的状态。若一项公益信托涉及了并非一个, 而是多个的公益目的, 就需要分别报请不同的主管部门审批。公益目的越广泛, 设立公益信托就越困难。审批人员的行政行为出现盲动性, 其自由裁量权被无限放大。[3]

找到了公益信托在我国“低调”的原因之后, 我们应当怎样做去让公益信托在我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呢?

首先自然是先让公众了解公益信托, 加大有关公益信托的宣传。目前人们大多只了解国家慈善救助、民间基金会或慈善机构, 对于公益信托的了解不足, 针对这一点进行宣传, 或许会有些成效。但要想真正让人们采取公益信托, 仅仅靠宣传现有法律法规的规定是远远不够的。

其次, 我们需要完善立法, 对于公益信托配套的法律法规尽快加以细化和完善。只有有了制度的保障, 实施起来才更让人放心。

再次, 我国信托法中第六十三到第六十八条虽然对于公益信托的相关事项进行了规定, 但是对于监管等力度并不是很强, 需要再进一步明确进行规定。

此外, 对于公益信托的门槛可以适当降低, 程序简化, 专门设立独立的审批机关。有人认为我们应参考英美的登记制度来将审批改为事后。审批仅作为是否给予税收优惠以及认可公益地位方面的手段。笔者认为这样也是可行的, 不仅节约了资源, 简化了程序, 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税收的逃避问题。

自1998年大洪水一些企业“言而无信”行为被曝光以来, 人们对于涉及公共利益的捐款等事项的关注一年比一年多, 也一年比一年细致。2010年到2011年间发生的相关事件也不少。人们对于各种慈善机构的信心下降, 捐赠的积极性大大降低。为了解决这些问题, 相信除了督促这些慈善机构完善自身体制以及加强对他们的监督之外, 在完善制度方面, 我们可以考虑公益信托, 从而使公益信托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谭振亭.信托法[M].1版.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0.

[2]徐孟洲.信托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

[3]赵怡博.我国公益信托法律问题研究[D].北方工业大学, 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