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

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精选9篇）

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 篇1

0 引言

通常，人们认为信用属于道德范畴。信用的实质是信任，既属于道德范畴，又属于经济范畴。我国当前突显的社会信用危机是道德沦丧和市场经济缺陷的恶果。构建社会信用体系是通过道德教育和法规来实现的。从精神观念讲，要诚实守信，遵守诺言这；在经济意义上，信用是市场中人们的理性选择行为。本文以理性选择为逻辑起点，从微观角度进一步阐释信用的内生机制，对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危机做出解释。

1 理性选择与非对称信息

经济学是关于理性选择的科学（Myerson,1999）[1]，理性选择是假定经济主体的所有经济行为都是有效用倾向的，描述主体在一定的外部环境和约束条件下，谋求自身目标函数效用最大化过程中的决策选择行为。效用分为两类：一类是从物质产品中获得物质效用，另一类是为满足人们的尊重、赞美、荣誉的需要，从“自我完善”产品中获得“标签”效用（Khalil,1990,1997）[2,3]。外部环境和约束条件限定主体可选择行为集，直接影响主体选择行为。从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看，主体的理性选择行为受信息集、博弈规则（参与人、行动、结果）、战略空间、预期得益等多种外部环境和条件的约束，约束条件变化必然影响到主体理性选择行为。当经济主体理性选择面对的是另一个理性主体，他的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对方的选择，他的理性选择也是对方的理性选择函数；主体之间理性选择相互作用，使主体实际选择结果与期望的最大化目标并非完全一致，但仍是主体在约束条件下的理性选择，因而主体的理性选择是在存在着相互外部性条件下的选择问题。理性选择有如下的特征：理性选择是一种双向选择；理性选择是一种折衷选择；理性选择是信息约束下的选择；理性选择是一种动态选择。

非对称信息，是指交易双方中一方拥有另一方所不知道的信息。信息集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呈现非均质分布。社会分工和专业化使信息非对称性更严重，已成为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常态和特征。信息非对称性导致经济活动不确定性，是产生机会主义行为根源之一，使内生交易费用增加，严重影响市场经济发展。

信息非对称性，形成了交易中的交易主体出现信息优势方和信息劣势方，因而双方地位并不平等。信息优势方由于拥有对方所不拥有的信息，在谋求自身效用最大化动机驱使下，其理性选择将是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从而影响对方的得益；而信息劣势方由于顾虑信息非对称性可能引发对方的机会主义行为，存在得益损失的可能性，行为趋于谨慎，他的理性选择是不信任对方，从而不参与交易活动，结果是即使对交易双方明显有利的交易行为也较难发生。

2 信用内生机制

我们用委托-代理人模型来说明交易双方策略和博弈结局。假定交易为信息优势方（代理人）与信息劣势方（委托人），他们的策略分别有诚实、欺骗与交易（信任）、不交易（不信任），得益矩阵如下：

由双方博弈矩阵可知：若信息劣势方选择交易（信任）策略情况下，当信息优势方理性选择是欺骗时可得到15单位收益，而对信息劣势方造成5单位损失。对于信息劣势方而言，知道信息优势方会（或可能会）选择欺骗行为，就对其产生不信任感，为避免损失，他的理性选择将是不交易（不信任）；那么双方理性选择的纳什均衡结果是：信息劣势方选择不交易（不信任），信息优势方选择欺骗，双方得益均为0。而若双方选择以信用为基础的合作行为，可各得5个单位收益，显然基于信用的合作行为应是符合双方利益的理性选择。为什么对双方有利的理性选择无法实现？主要是因为信息优势方基于信息优势地位的机会主义行为可能性，导致信息劣势方不信任感。缺乏信用基础，使双方合作困难，结果是信息优势方找不到交易对手；或者为达成交易必须付出额外交易成本，增加内生性交易费用；这两种结果最终会导致市场萎缩、稀薄、乃至消失，既不利于双方利益，又造成社会福利损失。

如果将信用机制加入上述模型，信息优势方与信息劣势方建立了信用关系，双方理性选择行为变为合作，则各得5单位收益，双方效用增加，实现了集体帕累托改进。那么这种信用机制是如何产生并发挥作用的？也就是说双方如何取得相互信任，建立信用关系？双方如何确定对方会采取基于信用的合作行为？由上述博弈模型，假定每次博弈时双方都预期会有下一次交易机会，且博弈结构相同，那么在给定信息劣势方选择交易（信任）策略情况下，对信息优势方而言，若选择欺骗，得到本期收益15个单位，但以后交易不能维持，收益为0，总收益只有15个单位；选择诚实，可得到本期收益5个单位，又由于双方交易可以维持，过程重复进行，每次诚实都可得到收益5个单位，结果是总收益远远大于15个单位。可见，为了追求长期效用最大化，信息优势方有动机选择诚实合作，建立信用关系，信息劣势方也会主动采取触发策略，基于信用的合作得以实现，形成动态博弈树，见图1。

这就是说，重复博弈使双方达到触发策略均衡，创造信用机制，其核心是交易主体为了诚实合作的长期利益，愿意抵挡欺骗带来的一次性利益诱惑。从这一角度看，信用成为人们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结果。当然，信用关系建立和维持需要支付一定的成本（以承诺和行动证明自己的信用），即信用成本。当预期未来长期收益大于支付的信用成本时，人们就有动机建立和维持信用关系。信用具有自我强化、自我累积功能，也就是说随着交易次数增加，信用关系会越来越稳定，双方信任度越来越高，交易更容易达成，交易成本会迅速减少。稳定的信用关系在某种意义上是交易主体的无形资产，并且不断增值，具有报酬递增性质；另外，信用关系具有可移植性，与某个主体建立的信用关系可以“移植”到另一主体，使交易范围扩大，收益增加。因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交易双方有动机去建立、维持和发展信用关系；信用这种人们基于经济范畴的理性选择，也将升华为道德范畴的自觉行为，整个社会成为信用社会（从道德层面讲）。

当信用成为道德规范，被人们自觉遵守时，经济活动效率会大大提高，信用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是使社会稳定、经济制度富有活力的粘合剂（诺斯，1981）[4]。因此，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指出，经济活动基于社会习惯和道德之上，如果离开了这些习惯和道德，交易活动就会受到重大影响，交易的基础就会动摇。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最重要的是信用（张维迎，2002）[5,6]。信用机制虽未改变信息非对称的客观现实，但降低了交易费用，使交易容易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讲，信用机制内生于市场交易，是市场的自我挽救。而信用的产生、强化和发展需要具备以下条件：

(1）完善的产权制度是信用机制的前提。产权制度的基本功能是给人们提供一个追求长期利益的稳定预期和重复博弈的规则。产权不清，主体无法也无须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无法获取信用合作长期利益；产权制度不稳定，人们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追求短期利益，破坏市场秩序；产权制度缺乏有效的法律保护，人们没有动机维持长期信用关系。所以，只有建立了完善的产权制度，交易主体成为独立的产权主体，对自己行为承担责任，并获得相应收益，人们才会理性选择去建立稳定的信用关系，谋求长期利益最大化。因而，信用问题的实质是产权问题（张维迎，2002）[7]。

(2）市场经济是信用机制的基础。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社会分工深化、交易规模扩大及交易水平提高，人们才有机会参与重复博弈，于是理性选择自发建立信用关系。信用机制内生于市场交易，并随市场经济发展不断强化；一般来说，信用发达程度与市场经济发展程度正相关，而市场不发达与信用机制缺乏相伴生。因而，市场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必定缺乏社会信用关系，市场经济不发达的社会必定是信用缺乏的社会。另外，市场的竞争机制也有助于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在激烈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人们可以容易地选择交易对方，信用缺乏的主体会很容易被信用良好的主体所替代，这种市场的惩罚外力，迫使交易主体建立稳定的信用关系。反之，在垄断市场信用机制缺乏是必然现象[8]。

(3）有效的惩罚机制是维护信用机制的手段。市场经济本身具有惩罚功能，信用缺失主体将面临以下惩罚：(1)交易对手将交易转向另一个主体；(2)为了实现交易必须付出更多的额外成本；(3)一旦失信成为公开信息，潜在交易对手会不与其交易，使其丧失参与交易的机会；(4)信用关系一旦被破坏，很难重新建立，失信主体最终将被淘汰出局。

(4）信息公开、信息流动是信用机制的保障。信息公开、信息透明提高了信息的对称性，相对降低了信息优势方的优势地位，并使失信行为能及时被发现，从而减少了其利用信息优势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有利于双方建立稳定的信用关系。信息的高效流动使失信主体及其行为成为公共信息，被潜在市场参与人知晓，从而提供了可能的市场惩罚机制[9]。

3 启示

(1）信用不仅属于道德范畴，而且属于经济范畴，是主体追求长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信用内生于市场经济，是市场的自我挽救，也是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和效率得以充分发挥的基础。我国当前存在的信用危机及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重大消极影响，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在如何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上，许多人对信用理解仍拘泥于道德范畴，希望并力图通过道德教育，“嵌入”信用机制，建立社会信用关系。这种理解忽视了信用的经济范畴，忽视了信用的市场经济内生性。即使通过道德教育，“嵌入”信用机制，建立社会信用关系，但由于缺乏市场经济基础，这种信用关系也是极不稳定的；即使通过“嵌入”方式可以进行信用制度安排（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这种制度安排的遵守难以成为人们自觉行为，因而是低效率的。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加强道德教育，另一方面要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建立现代市场经济秩序，这样社会信用体系才能最终建立。

(2）产权制度是信用制度的基础。只有建立了完善、稳定的产权制度，经济主体成为自由契约、自主交易、自担风险的产权主体，稳定的信用关系才可能成为人们理性选择的结果。在产权不清、产权制度不稳定、产权未受法律有效保护环境下，单纯进行信用制度建设，以其支撑社会经济发展，是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构建社会信用体系，就必须进行产权制度改革，在法律上保障主体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建立以法人产权关系为核心的现代企业制度，同时规范政府行为。

(3）必要的惩罚机制是维持信用的手段。市场惩罚和法律惩罚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我国信用制度建设，不仅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严格执法，发挥法律威慑力和惩罚力，更要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发挥市场自身惩罚功能；因为相比而言，市场自身惩罚功能可能是成本较低、效率较高维持信用的手段。惩罚与激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好的制度安排，不仅要有一定的惩罚机制，更要有一定的激励机制，激励人们去自觉遵守。市场经济不仅有对失信主体的惩罚功能，也有对讲信用主体的激励功能，因为人们更愿意与讲信用的人合作。同样，法律不仅有对失信主体威慑和惩罚功能，也有对讲信用主体的激励功能，因为法律给人们提供正当权利的保护，保证人们正当利益不受侵害。

(4）信息的结构、数量、传递系统对信用体系具有显著影响。我国信用制度建设，必须通过政府信息公开、全国征信体系、市场化运作的信用登记模式来推进信息公开，提高信息透明度；并通过信息共享、电子化信息平台、独立的信用中介组织来建立高效信息传递系统。

参考文献

[1]Myerson Roger B.“Nash equilibrium and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Vol.37,No.3.(1999):1067-1082.

[2]Khalil E L.“Beyond Self-Interest and Altruism:A Reconstruction of Adam Smith’s Theory of Human Conduct.”Econ.and Phil.6(1990):255-273.

[3]Khalil E L.“Etzioni Versus Becker:Do Moral Sentiments Differ from Ordinary Tastes-”De Economist145(1997):491-618.

[4]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1:56-60。

[5]张维迎:《法律制度的信誉基础》[J];《经济研究》2002(1):3-13。

[6]张维迎、柯荣住:《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J];《经济研究》2002(10):59-70。

[7]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出版社,2002:112-115。

[8]杜金岷、林永亮、朱小明:《社会信用的经济学分析》[J];《学术研究》2001(9):56-60。

[9]郭红玉:《信用概念的制度分析》[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2(3):6-8。

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 篇2

一、2001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形成及其特点

随着金融全球化、一体化的浪潮，金融领域的竞争尤其是国际跨国银行间的竞争日趋激烈，金融创新层出不穷，银行的业务也越来越复杂化和多样化。1988年巴塞尔协议因其本身的缺陷已经越来越不能适应国际金融市场的最新发展。针对上述协议的不足之处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尤其是近年来国际上大型银行在信用风险管理的方法和模型方面取得的巨大进展，巴塞尔委员会于1998年开始着手制定新协议，并于1999年6月公布了新协议征求意见稿。在综合了各方的意见并经过深入讨论后，巴塞尔委员会于2001年1月公布了新资本协议草案，继续征求意见。此后，巴塞尔委员会将于今年正式公布新协议的正式稿，并预定于2004年正式开始实施。

巴塞尔新协议草案以资本充足率、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市场纪律为三大支柱，其中又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巴塞尔委员会指出银行面对的风险主要有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其它风险(包括利率、操作、法律风险等)。新协议将明确涵盖这三种风险，希望建立一个全面的方法来确定风险，以此来加强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固，促进银行间竞争。新协议的主要特点有：

(一)坚持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并有了进一步完善

1、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为了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银行风险状况，在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单一化的监管框架(one—size—fits—all framework)，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本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等灵活选择使用。通过这种灵活的制度安排，巴塞尔委员会试图促使银行不断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使用对于风险状况反应更为灵敏的衡量方式，进而更为准确地测定一定风险状况下所需要的资本金水平。

2、外部评级和内部评级的选择。为了测算银行的风险资产状况，银行必须要对资产进行评级，并相应确定风险权重。巴塞尔委员会在设计方案的初期，曾经试图要求银行主要依靠外部中介机构的评级。但是，由于评级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资料的可获性、评级结果的及时充分暴露、评级结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分歧，因而在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除了继续保留外部评级这一获得资产评级的方式外，更多地强调银行要建立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提供了三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标准法、初级的内部评级法和高级的内部评级法，强调用内部评级为基础的方法来衡量风险资产，进而确定和配置资本。[!--empirenews.page--]

3、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近年来一直希望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覆盖的范围逐步从信用风险推广到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由于—些风险(如利率风险等)难以准确量化，因而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设定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风险这一点。新的资本协议要求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备资本，但具体计算运营风险的方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考虑运营风险的银行只是在考虑信用风险所需的资本之外，进一步增加20％作为覆盖运营风险的资本，新的资本协议准备采用这个20％的标准作为广义的指导性准备标准。

4、适当扩大资本充足约束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套利行为。在1988年的资本协议中，对于证券化的资产的风险水平确定得相对较低，而且没有充分考虑到由此可能导致的市场风险和利率风险等。随着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国际银行业基于逃避资本约束的动机，银行资产证券化显著推进，从而使得原来的资本协议不能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资产的真实风险水平和所需要配备的资本水平。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则对此进行了一定的限制。另外，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对于单笔超过银行资本总额15％的投资以及此类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总额超过银行资本规模60％的投资，都要从银行资本中扣除，这无疑会对那些在非银行领域有广泛投资的银行形成冲击。

(二)各国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资本状况的监管方式和重点出现了显著变化

2001年颁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更加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各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对各国银行进行灵活的监管。这主要是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具体金融环境和进人体制差异，因而开始强调各国监管机构承担更大的责任。新资本协议中，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情况，自主确定不低于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同时，许多风险衡量的水平和指标需要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根据实际状况确定，而且金融监管当局还要能够有效地对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考察。这样，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将从原来的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上来。

(三)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机制

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用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于是，这种市场奖罚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

二、新资本协议中的内部评级法——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系统的基础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草案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基于内部信用评级的资本金计算方法，这表明，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对于内部评级在银行信用风险管理和银行监管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巴塞尔委员会认为使用内部评级方法，是真正风险敏感和激励相容的，能减少20％— 30％的监管资本，因此将会为大多数国际化的商业银行采用。巴塞尔委员会也希望鼓励有条件的大银行发展先进的内部评级系统，以此作为信用风险管理的核心。[!--empirenews.page--](一)内部评级方法的主要内容

新协议的基于内部评级方法将债项按借款人的类型分为：公司、零售、国家、银行、股票、项目融资等六种类型，分别采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但是计算方法是区别并不大。我们以计算公司类型债项的风险资本金的方法为例，介绍内部评级方法的主要计算方法。

利用内部评级方法计算资本金需要四个输入参数，它们是债务人的违约概率PD(Probability of default)、违约后债项的损失(Loss given default)、违约时的风险暴露EAD(exposure atdefault)以及债项的到期时间M(remaining maturity)。内部评级方法分为基本法和高级法，其主要区别在于在基本法中LGD、EAD、M由监管机构确定，而在高级法中允许采用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结果计算。

新协议中计算银行的风险资本金分为如下两步，第一步，对每一个债项计算其风险权重[1][2][3]下一页。风险权重规定为

RWc=min{(LGD／50)BRWc(PD)[1+b(PD)×(M-3)]，12．5×xLGD}(1)在高级法中，由银行自己通过对债项的未来现金流加权计算得到M数值，但协议规定计算出来的M值不能超过7年。在内部评级的基本法中，因为所有债项的持有时间都被认为是3年，带人到(1)式得到公式如下：

RWc=min{(LGD／50)BRWc(PD)，12．5×LGD}(2)其中：RWo指对应于这个债权的资产权重；LGD指预期这个债权发生违约后不能收回的百分比；b(PD)是对M的一个调整函数，依赖于PD，巴塞尔委员会正在研究函数的形式，将在正式稿中公布。BRWc(PD)由下式确定：

BRWc(PD)=976．5×N(1．118×G(PD)+1．288)×(1+0．0470×(1-PD)/PD0.44)(3)其中PD为债务人的一年违约概率。N(X)表示普通标准随机变量的累积分布函数(也就是，均值为零、方差为1的普通随机变量的概率小于或等于X)，G(X)为N(X)的逆函数。

第二步，确定每个债项对应的监管资本金，然后将所有资产的资本金加总，得到银行的监管资本金。每一个债项对应的资本金为：

Capitalc=RWc×EAD×8％

(4)在内部评级方法中，关键是如何根据内部评级系统确定四个输入参数。巴塞尔委员会定义PD为债项所在信用评级一年的平均违约率，PD的确定必须是通过对这个级别的历史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实证研究得到的，而且为保守的、前瞻的估计。基本法中，对于无担保和抵押的债项，按照其为优先和非优先贷款分别规定LGD为 50％和75％，对于有抵押担保的债项，协议将债项按其抵押晶的性质分类，通过计算其抵押品的折扣比例，并相应归类得到对应的LGD可以根据对银行评级系统的内部数据的分析得到。对于表内业务，所有债项的EAD被定为资产负债表上名义未清偿值；对于表外业务，基本法中对各种工具规定了一定的转换因子，而高级法中则允许银行使用自己的内部评级系统确定各种债项的EAD。

有必要指出，风险权重公式(3)和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法关中于LGD的规定，是巴塞尔委员会根据西方国家的经验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得到的。这些函数的参数是否适合我国实际，必须加以研究考查。如果不适合的话，如何对其进行调整，是中央银行必须和商业银行合作研究加以解决的。[!--empirenews.page--](二)内部评级系统实施的具体要求

内部信用评级系统的操作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银行必须经过中央银行监管部门批准，才能实施内部评级方法。监管部门还应对银行的内部评级系统实行经常性的检查，以保证银行的系统符合巴塞尔协议的要求。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对银行内部评级系统的要求有以下几点

1、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必须为两维的。一维针对客户的信用情况，用以测量违约率(PD)，另外一维反映债项的一些特殊性质，用以测量清偿率（LGD)。

2、致据质量和时间的要求。对于便用基本法的银行，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必须有5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违约率；对于使用高级法的银行，必须有7年以上的历史数据来估计LGD。巴塞尔协议同时要求银行评级的历史数据必须保留，作为系统完善的基础。

3、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内部评级的方法经过严格的统计检验，不仅仅要求样本内一致，而且要求样本外预测精度高，并最终经中央银行监管机构批准才能使用。

4、巴塞尔协议要求银行对自己内部的内部评级系统必然进行经常的检查和更新，并进行后评估，以保证系统的实时性和正确性。

总之，内部评级法利用银行自己的内部评级数据确定资本金的做法，有助于银行提高自身的内部风险管理水平，使监管资本和银行经济资本趋于一致，防止银行通过证券化和监管资本套利，从而保证金融体系的稳定。

三、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的现状和问题

近几年，我国商业银行在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方面，已经逐步建立起内部信用风险评级体系。但是与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不论是在评级方法、数据的采集、数据的加工，还是在对评级结果的检验、评级工作的组织以及评级体系的适用性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评级方法偏于定量化，风险揭示严重不足

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普遍采用“打分法”，即通过选取一定的财务指标和其它定性指标，并通过专家判断或其它方法设定每一指标的权重，由评级人员根据事先确定的打分表对每一个指标分别打分，再根据总分确定其对应的信用级别。这一方法的特点是简便易行，可操作性强，但事实表明这一评级方法存在着以下明显的缺陷：

1、评级的基础是过去的财务数据，而不是对未来偿债能力的预测。一般来讲，我国商业银行是根据三年的财务数据和相应指标作为打分的基础，同时根据一些定性指标对打分结果进行修正。过去的情况可以作为分析的起点，但并不能反映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对将来较长的时期进行预测时，过去的数据与将来的情况相关性较小，以过去的信息为依据的评级可靠性较低。

2、指标和权重的确定缺乏客观依据。由于影响评级对象信用状况的各个因素是相互联系的，在对单个指标进行打分，然后加总的情况下，需要利用一定的统计分析技术，确定影响受评对象偿债能力的主要因素及其相关系数，以剔除重复计分的因素。由于缺乏足够的数据资料，只能根据经验或专家判断来选取指标和确定权重，使评级标准的可行性大为降低。特别重要的是，由于每一个受评对象所处的环境不同，同一因素对不同的受评对象影响不可能完全一样，根据固定权重得出的评级结果自然难以准确反映评级对象的信用风险。[!--empirenews.page--]

3、缺乏现金流量的分析和预测。充分的现金流量是受评对象偿还到期债务的根本保证，是分析企业未来偿付能力的核心因素。现在，我国银行的内部评级方法基本上没有对现金流量充足性的分析和预测，因而难以反映评级对象未来的真实偿债能力。

4、行业分析和研究明显不足。受评对象所处行业及在该行业中的地位，是影响其信用风险的重要因素。虽然有些商业银行将评级对象按行业作出一定的分类，但总体来看，对不同行业的分析和比较明显不足，评级标准不能体现行业的不同特点，评级结果在不同行业之间的可比性较差。

(二)基础数据库有待充实，评级结果有待检验

根据历史数据资料对不同信用级别的实际违约率和损失程度进行统计分析，是检验评级标准和评级结果客观性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中国大多数银行开展内部评级的时间不长，相关数据积累不足，这方面的工作明显落后。

(三)评级结果的运用十分有限

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大多数银行仅将评级结果用于授信管理等少数领域，使内部评级在信用风险管理方面的作用打大折扣。这一方面是由于银行管理层对内部评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化改革进程和相关金融政策的影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银行根据内部评级结果和风险大小确定贷款和其他金融工具价格，提取合理的准备金的努力，使银行信用风险管理的目标难以实现。

(四)缺乏信用文化基础，企业评级情况难以真实反映

由于我国整个社会的信用文化缺乏，企业的财务数据真实性较小，加上信用评级未完全在贷款决策、贷款定价中起到核心作用，而且基层信贷人员对评级体系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积极去核准企业财务数据，导致评级体系中的财务数据不准确、不全面，风险得不到真实反映，以致于信用评级的结果与企业的实际风险等级并不匹配，不能真正反映上一页[1][2][3]下一页 企业目前的真实经营状况。

四、构建我国商业银行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的途径

贯彻《新巴塞尔协议》，建立信用风险内部评级体系，是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方式的改变和不断实践的过程，即运用新的风险管理方法，提高风险管理水平，改善资产质量，增加盈利。由于内部评级体系主要应用在贷款决策、资产质量管理、风险准备金管理、金融产品组合、贷款定价、授权管理以及成本利润核算等方面，其工作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长期性，需要我们作出仔细的考虑和完整的计划。因此，建立完善的内部评级体系，对我国商业银行提高风险管理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立有效的组织结构，保证内部评级工作顺利开展

正如前述，根据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银行的风险主要有三类，即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其它风险(包括利率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国家和转移风险、法律和商誉)。各种风险不是孤立的，往往是几种风险共同对银行的资产构成威胁，全面的风险管理要求银行对整个机构内各层次、各业务单位的各种风险实行通盘管理，而通盘管理的基点就是内部信用评级。所以说，内部信用评级这项工作要涉及多个部门，既需要有领导支持，也要求有各部门通力合作和研究，建立有效的组织架构，完善制度保障，包括领导小组和工作小组，来保证内部评级工作顺利进行，建立完善的内部评级体系。[!--empirenews.page--](二)学习和借鉴国际性银行内部评级法，充分揭示风险

科学、合理的评级方法是充分揭示风险的基本前提。发达国家国际性银行在长期的内部评级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一套比较先进、成熟评级方法。借鉴这些国内外国际性银行评级技术和经验，避免无谓的人力、财力的浪费，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内部评级方法体系，是建立和完善我国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体系的关键所在。

(三)充分借助国内外专业评级公司的技术力量

一些国际著名的专业评级机构，如穆迪公司、标准普尔公司、惠誉(FITCH)公司等以其信用评级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正性赢得了广泛的声誉。此外，经过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专业评级机构，如大公、中成信公司(中外合资)等。这些机构积极参与企业债券评级、企业资信评估和银行贷款偿债能力评估等领域，在信用风险揭示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特别是近期，由于银行都在按照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资本充足率监管的要求下，进行风险准备管理，资本金分配。一些专业咨询公司纷纷与国内银行建立联系，凭借自己的专业技术和经验，帮助国内银行建立内部评级体系，如麦肯锡公司。目前，商业银行在行业分析与研究、评级体系的建立和信用级别的确定等方面可以借助专业技术力量，以弥补在内部评级水平不高、专业人员不足的缺陷。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合理配置有限人员，发挥各自的优势，以达到事半功倍的目标。

(四)加强行业研究，建立和完善内部评级基础数据库

内部评级体系建立的是否完善，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方案的设计，信息的采集和信息的加工，而信息的采集又是三项工作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内部评级的结果与风险是否相符。因此，我国银行必须按照行业进行适当分工，通过对不同行业的长期、深入研究，了解和把握不同行业的基本特点、发展趋势和主要风险因素，可以为受评对象在同一行业内部和不同行业之间的风险比较创造必要条件，从而为信用级别的决定提供参照。同时，建立和完善客户基础数据库，为内部评级的顺利开展和评级结果的检验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设计与内部评级相匹配的新的信贷流程和信贷组织架构

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 篇3

关键词：农村金融;小农经济;互助担保;团体贷款

中图分类号：F8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192(2008)01-0077-04

he Suggestion of Building the Credit Security System in China’s Rural Area

ZANG ing

(Economic Research Center of Northwestern Polytechnical University, Xi’an 710072, China)

Abstract:he sitution that effective demand is insufficient and supply is limited in china’s rural finance market results from the farmers economy.through analysing the rural financial reform routes, his text points out that promoting rural finan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ilding the netted credit system, is much better than the reform of the rural credit union system. Following the logic,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government should build the rural credit assurance system. Such that could improve the level of farmers’ financial demand to reach the demands of modern finance system.

Key words:rural finance; farmers economy； credit security; group lending

1 引言

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三农”问题,而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关键就是农村金融的成长和发展。但目前来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仍然滞后整个金融领域及其他经济领域。200 年我国农业增加值占GDP 的比重是14.8%,而农业在整个金融机构中占用的贷款余额不足6 %［1］ ,中国金融改革“重城市、轻农村”的趋势非常明显。显然,农村金融的重要性与实际发展的滞后性之间的这种不对称，使得农村金融问题成为我国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焦点。

任何问题的形成都是有它根本性的原因的。农村金融之所以称其为农村金融，是因为它处在中国特殊的农村经济环境之中，必定受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状态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分析我国农村经济的特性入手，剖析农村金融发展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寻求在制度约束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可行路径。

2 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特性——小农经济特性

小农经济是中国数百年来农村经济的一种基本制度特色,也是与当时的生产能力与政治文化融为一体、相互适应的一种经济制度。一般来说，小农经济表现为以下特点：一是经济的商品化程度较低。农村居民一般通过自给自足来满足自身的消费,通过市场交易获取物品的倾向较小,所以其物品大多保留着产品特征。Chayanov［2］、Polanyi、Scott［4］以及黄宗智［5］等在研究农村经济时都强调了农户消费的自给性特征,并将此看成是分析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个逻辑起点；二是收入水平较低。农业生产具有低收益率的特征。同时由于货币可获得性的制约,我国农村居民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取物品的能力普遍不足；三是风险水平较高。首先，由于农业生产受天文地理因素的影响较大,而这些影响往往不能人为控制和改变，而且，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和时滞性,因此致使农户的生产决策不能依靠市场信号做出相应的调整。其次，在小农生产占主体的经济中,分散的农户往往不能及时、准确、充分地把握市场信息。除了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在奥尔森“集体行动逻辑”的作用下，农村居民也不能被有效组织起来,因此也面临着由于谈判劣势所形成的政策风险［6］。

我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始至今所持续推进的农村经济改革,实质上是对1950年代初农村政治经济制度变迁失当的纠偏。特别是,全面推进的家庭联产责任制,重新恢复了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制度基础。由于农村地区不存在正规的家庭外社会保障体系,小农经济的风险基本由农户家庭承担。以家庭为核心,逐渐向外辐射延伸,由小家到宗族,由宗族到村邻,由村到乡镇,由镇及县,再依次到地市、省、方言区、民族、国家等,一圈圈扩展开来,便构成了中国乡村社会所特有的“圈层结构”。 这种圈层结构又成为中国农村经济的基本社会文化基础。农户的所有行为,都由此打上了强烈的文化印记［6］。

3 小农经济所导致的农村金融市场的困境分析

中国农村地区小农经济的特性及其“圈层结构”的文化特征,为小范围熟人社会中合作金融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对于中国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特别是中西部的农村,小农借贷的基本逻辑次序和金融需求结构是,在农业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时寻求以非农收入为主的家庭内源融资,如果家庭预算仍然存在缺口,就去寻求外源融资。外源融资的次序则是,首先在家庭圈层结构内寻求友情借贷,其次则谋求国家的信贷支持,最后不得已便求助于带有商业特点的民间借贷或高利贷,以争取生存所需的非生产性资金。友情借贷与高利贷统一组成农村社会的非正式金融制度,并且已成为目前农户资金需求的主要提供者。农户的大部分金融服务需求都由这些非正式金融市场提供［7］。而从非正式信贷制度存在的基础看,根本在于农户的低收入水平与“生存经济”状态。家庭保险功能与低收入水平只能与传统的金融需求和信贷制度诸如官方借贷、友情借贷以及高利贷相伴随。

因此，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根本在于解决农民的增收问题。但怎么提高农民收入?单靠农业似乎不是根本出路,根据边际产出递减的规律,提高土地收入有极限。因此,解决农村的金融问题,根本仍在于农业之外,是农村大社会的问题,必须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农民由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而农民的非农转移,其根本环节又在于农地问题。而解决农地问题的关键又在于土地所有权改革,即界定和落实农村土地的产权问题。但从目前来看,基于土地本身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实现农地产权的清晰界定,较长时间内我国农村地区仍将是农民与少量土地相关联的小农经济。但是，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地区，既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也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因此,以平滑生产波动、有效参与剩余分配为基本内涵的现代意义上的商业性金融,显然难以适应萌生于这种小农经济条件的金融服务需要。这注定了自发性的农村金融将处在一种缓慢增长的状态之中。短期内不可能在我国农村地区内生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农村金融制度。在这种双重困境下,为了维持农村社会的稳定,中央勉力维持农信社体制,实质上就是数千年来国家农贷制度的合理延伸［7］。

4 约束条件下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路径辨析

据以上分析可知，从长期来看,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必须要充分考虑并尊重农村经济主体的内生金融需求。但从短期看,由于农村内生经济增长和内生金融发展的长期性, 为避免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真空，必须继续维持农信社体制,竭力避免农村地区出现金融服务真空。然而,由于各种原因,承载国家农贷制度的微观主体——农信社的发展却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危险境地。2001年底,全国信用社不良贷款5290亿元,占贷款总额的44%,当年有46%的信用社亏损,亏损金额167亿元,历年累计亏损挂账1250亿元;有58%的信用社已经资不抵债,总计资不抵债261亿元,其中严重资不抵债的信用社有1万个,占总数的27%［8］。

一般来说，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证上都与以下两大类因素有关：一是与所有制结构，以及这种所有制结构所导致的委托——代理链条的长度有关。从我国农信社的发展史来看,农村信用社自成立到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与地方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实际上是县、乡一级的金融机构。在农信社现有的不良资产中,大部分都与地方政府的非规范行为有关。对于中央政府而言,既需要尽快解决农信社的风险问题,又无法完全绕开地方政府的干扰。因而每次农信社的改革引发的只是又一次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博弈。因此从长远来看，改革农信社的关键在于,在保持现有体制稳定的情况下,如何通过引入新的博弈主体,打破现有的利益格局，将农信社改造成为所有者明确、法人治理完善、管理和内部控制健全的农村金融组织。这一过程必将伴随着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进程，也必将是一个缓慢而艰辛的过程。

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率也与“信用”制度有关。而信用制度是任何所有制都无法解决的，仅依赖于先验的文化制度和后验的激励安排［9］。那么，当前中国农村信用体系是否适应市场交易的需求呢？如前所述，中国小农经济特性决定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圈层结构”，而这种“圈层结构”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特殊的“圈层结构”。 由于圈层之间的壁垒,阻碍了普遍意义上的信任体系的建立,使信任仅局限于圈层之内,而在圈层之外则戒备森严。因而中国农村社会既有着小范围内高度的信任和秩序,又有着大范围内的极端不信任和无序,形成具有强烈反差的二元信用体系［7］。这又进一步限制了现代合作金融和商业金融的发展,使得合作金融一旦走出一定的圈层边界,便无法存续。因此，如何打破这种二元化的信用体系，构建与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相匹配的信用体系，是推动农村金融市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从以上分析可知，任何一个改革途径都是艰难的。但两难取其轻，从改善农村金融市场的生态环境—信用入手，来推动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是否是一个相对来说成本较小，收益更大的选择呢？因为，随着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加深，农户想要分得市场交易的好处，必须要拓展他的交易半径，必须要从熟人交易向匿名交易发展。因此，建立农民的个人信用，构建农村信用体系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对农户、农村、农业都有利的一个多赢选择。

5 一种选择——构建农村信用互助担保体系

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不仅关系到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和三农问题的根本解决，更为重要的是它还直接关系到中国整个经济、政治与社会的协调、平稳和健康发展。考虑到农村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外部性效应，由国家介入来推动农村信用体系的构建是一种次优选择。因此，本文提出，从微观层次构建农户信用互助体系，从风险管理的角度来构建政策性的农户信用担保机构，通过分散农户及金融机构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拓展发展的空间。

5.1 国家组建政策性的信用担保机构

目前农村信贷市场的信用担保制度设计与农村经济实际条件之间的差异很大,现行制度安排无法促使农村金融交易有效进行及拓展。为缓解这种困境,国际经验和我国部分地区的实践经验表明,构建以服务农民和农村经济发展为目的的信用担保体系,在参与金融交易的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经济主体之间引入一个传递信号的第三方担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担保品缺乏的问题。这种第三方担保是一种信誉证明和资产责任保证相结合在一起的金融中介活动,对贷款人而言,第三方担保所起的作用与担保品类似,当借款人违约时,其为银行提供了补偿损失的额外渠道;对借款人而言,第三方担保向农户或农村中小企业提供担保,排除了农村居民向农村金融机构融资担保能力不足的障碍,可以有效缓解目前的信用担保困境,达到促进金融交易的目的。而且,第三方担保的引入还可以在借贷双方架起沟通的桥梁,起到传递信息的作用,有利于缓解借贷双方信息非对称的困境。近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发展农村信用担保体系建设的实践探索表明,第三方担保对缓解农村信贷融资约束具有积极作用。2004年底,浙江省各类农业信用担保机构注册资金达2.04亿元,可以担保贷款11.24亿元,年实际担保贷款额超过5亿元,为缓解农村信贷融资困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10］。

在我国农村金融担保体系构建的初期，以政府出资为主，民间筹资为辅，按市场化运作的模式较为可行。组建的担保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突出为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服务的目的。同时按商业化运作,按照保本微利的原则经营。该模式在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实践中比较常见,同时国内部分农村地区也有类似实践。这种模式的优势体现在：既可以缓解政府财政压力,又能体现政府的支持作用。同时通过引入外部民间资本,还可以增强农村担保机构运作透明度,提高运行效率。该模式是否能够健康运行,一方面取决于政府的行为是否规范,政府部门不能通过其垄断力量过度干涉担保机构的运营,侵害民间资本的利益;另一方面,这种模式要健康运行还需要具备有效的激励机制以解决经营中的多重委托代理关系问题。

5.2 构建农户信用互助担保体系

以行政村为地域单位,构建农户信用互助担保体系。 每村指定一名村支书或一个致富带头人作为担保业务联络员,该联络员一般是原来农村合作基金会在各村的负责人,具有一定的金融知识。由联络员出面组织，利用其信息优势让该村有资格贷款者组成一个互助团体,团体成员之间实行连带责任,投资成功的成员有义务为投资失败者承担连带的还款义务,而只有整个团体的债务都得到偿还时,团体成员才能够继续获得再贷款［11］。这种制度的优势在于:

(1)提供担保者可以凭借血缘、地缘关系掌握担保申请者还款的可信程度和还款能力的变动情况,并可以凭借社区威慑力敦促申请人履行到期还款义务，这不仅解决了农村信贷市场的非对称信息问题,还能促进金融合约的有效履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农村金融交易效率。

(2)互助合作担保组织的引入使社会交换博弈的参与者转变为担保人和农村居民。对农户而言,拖欠不仅意味着失去再次贷款机会,更意味着失去在该地区的声誉;对担保人而言,拒绝对符合条件的农户提供担保就会遭到该地区排斥，参与双方都有充分激励来遵守合作规范,增进农村地区的福利水平。

6 结论

研究中国的农村金融问题，必须以我国小农经济特性作为分析的逻辑起点。因为小农经济决定了农户的低收入水平与“生存经济”状态，是造成目前农村金融市场“有效需求不足,有效供给有限”两难困境的根本性原因。从目前来看,基于土地本身所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短期内不可能完全实现农地产权的清晰界定,较长时间内我国农村地区仍将是农民与少量土地相关联的小农经济。对于现代商业金融而言,奠基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农村地区，既没有为其提供必要的信用基础,也缺乏相应的产业基础。既然农村金融改革势在必行，那么从农村金融供给和需求的两个角度来看，通过推动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即打破农村二元信用结构，重构农村的信用体系，相对于推动农信社体制改革，国家面临的压力要小，所付的成本较少。因为，伴随着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发展过程，农户要想成为市场交易的个体，分得市场交易的好处，必须要从小农经济所致的熟人交易向市场经济所需的匿名交易方式转变。因此，构建农村信用体系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的客观需要，是对农户、农村、农业三方都有利的一个多赢选择。遵循以上逻辑，本文提出构建政策性的农村信用担保体系，以团体贷款的形式来逐步提高农户群体的金融需求水平，以此来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以达到农村经济与现代金融制度相接轨的目标。

参 考 文 献：

［1］高帆.农村金融:一个分工视角的解释［J］.人文杂志,2005,(1):69-74.

［2］Chayanov A V. On the theory of noncapitalist economic systems［A］. In horner D, erblay B, Smith R E F, eds.A.V.Chayanov on heory of Peasant Economy［C］.Richard D.Irwin, Inc,1966. 1-28.

［3］Polanyi . 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economies in history and theory［M］. Free Press, 1957. 66-89.

［4］Scott J C. he moral economy of the peasent: rebellion and subsistence in Southeast Asia［M］. Yale Unversity Press, 1976. 1-57.

［5］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12-6.

［6］费孝通.1947：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59-61.

［7］张杰,高晓红.注资博弈与中国农信社改革［J］.金融研究,2006,():48-56.

［8］于宁,何尉欣.农信社有限改革［J］.财经,200,(15):15-17.

［9］陆磊.政府职能与国有银行体制批判［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17-144.

［10］胡士华,李伟毅.农村信贷融资中的担保约束及其解除［J］.农业经济问题,2006,(2):68-71.

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的路径探索 篇4

一、生态税收的涵义

生态税收源于西方理论, 自提出已有80余年, 目前已形成了一些经典性理论和实践成果。它是指国家以实现生态环保为目的, 向所有因生产和消费而造成外部不经济的单位和个人征收的一系列税收的总称。生态税收有如下特征:

(一) 特定的目的

生态税收是国家为了控制污染, 促进资源效率的提高, 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以及国家经济、环境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专门从事的生态保护工作。它的首要以及特定的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

(二) 宏观调控的作用

生态税收调控的手段是通过价格信号, 使外部环境造成的影响成为被征收者的内在成本因素之一, 从而影响被征收者的经营决策行为, 引导被征收者的行为向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方向变化。从宏观层面的角度, 生态税收可促进整个社会转变经济发展模式, 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从微观层面的角度, 生态税收可以促进企业改进技术来提高生产效率, 在实现技术进步的基础上进行集约式生产, 从而使企业贯彻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二、我国建立生态税收体系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分析

(一) 必然性分析

1. 生态资源紧缺。

我国生态基础薄弱, 自然资源并不丰富, 人均资源更是不足。何况我国尚且处于发展中国家阶段, 经济增长方式长期粗放, 企业环保技术含量低以及治污染的能力有限等原因, 生态破坏十分严重, 造成我国环境问题日益突出, 出现了许多生态和环境的问题。构建生态税收体系可保护环境, 调节产业结构, 促进可持续发展。

2. 现行生态保护措施力度不足。

为了达到保持环境和经济发展的相互协调, 我国在生态保护中采取了相关的措施, 主要体现为命令控制政策和排污收费制度。随着这两种措施的推广, 其都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局限性。命令控制政策无法针对所有产生污染的产品和活动制定明确的环境标准, 在管制手段上也缺乏对企业技术革新的刺激。排污收费制度收费标准偏低, 范围较窄, 征收对象不全。由此可见, 我国需通过完善税收的手段加强生态保护。

3. 税收比行政手段和其他经济手段具有相对优势。

(1) 税收比行政手段更有效率和弹性。行政手段的依据是法律, 制定出环境质量标准, 若违反者会受到法律制裁, 其优点为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但是行政手段的实施对象是广大民众, 广度范围较大, 用强制的手段进行大范围推行的是不现实的, 因此缺点为缺乏弹性和效率。而税收的调节更加灵活, 也更容易被民众所接受, 这也是它比行政手段更具有效率和弹性的地方。 (2) 税收比其他手段适应性强。补贴政策和排污收费为其他手段中的典型代表。税收和补贴政策从原则上都能够给生态环境的保护带来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在实践当中, 无论是补贴采用直接给予货币的形式还是以税收的方式间接补贴, 所支付的补贴费用在生态环境保护中都没有太大的效果。从长期的角度看, 税收会减少整个社会的污染。但是补贴由于使得私人边际成本加失去补贴的边际机会成本等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边际成本, 会使得原本该停止的污染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继续下去, 会增加社会总体成本, 从而进一步破坏生态环境。

税收和排污收费相比较, 排污收费在我国目前的环境法律中规定, 其对象仅限于企事业单位, 没有居民和其他团体, 因此把理应承担环境污染费用的消费者排除在外。我国排污收费制度主要采取超标排污收费, 基本不考虑污染物的排放总量, 主要根据污染物的排放浓度超标收费, 不利于污染的总量控制。而税收比排污收费征收范围广, 且一旦缴纳税款后, 并不具有相对应排污的权限, 一旦排污超过法定标准, 还需缴纳罚款, 并承担限期改正等法律责任。因此构建生态税收体系是发展可持续生态中必不可少的政策。

(二) 可行性分析

1. 有一定的环境实践。

我国现行税收体系中没有专门系统的以保护生态为目的的税种, 但是已有与生态相关税种鼓励环保行为和限制污染行为, 对有利于生态的行为和产品给予减免税、对不符合生态保护政策的高污染和高耗能的产业, 增加其使用资源的客观成本, 约束其行为的同时也筹集一定保护生态的资金, 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2. 政府对生态体系的重视。

我国正从“消费型”向“享受型”转型, 政府对生态体系问题都日渐重视, 已将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十八大明确指出, 我们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趋势, 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 为全球生态安全做出贡献。”这为把生态观念融入到财税政策从而建立生态税收体系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3. 具备构建的物质基础。

生态税收体系的构建会影响公众的消费选择, 比如生态税会提高人们的生活成本, 从而引导公众的消费方向。这个成本即使公众所需要承担的, 也是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应该和必须付出的代价。而随着我国生产力的跨越式发展, 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 已完全有能力承担生态税收体系构建中所需要的物质基础。

4. 国外实践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如今, 资源和环境问题不单纯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而是全世界的, 国际社会以及意识到发展可持续生态是需要国际间的合作。迄今为止, 有关于环境、资源的国际协定日益增加, 同时许多国家也将税收作为发展可持续的重要手段, 增加对污染的税收, 促进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这其中以员国为代表, 它们都有专门为资源环境保护设计的生态税收, 也发挥出了相应的功效。从它们的世间中可借鉴经验, 使我国在构建生态税收体系中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熟做法, 提高构建的效率。

因此, 我国已经具备了建立生态税收体系的基本条件, 且势在必行。

三、对我国目前税收体系的评价

(一) 我国现行与生态相关的税种

如今, 我国在构建具有生态价值的税收制度上采取了相应措施。首先, 开征了具有生态税性质的税种。资源税是环保意义最强的一个税种, 征收对象就是资源环境本身。从征收的目的可以看出, 资源税促进资源保护和节约、调节级差收入和组织财政收入。城镇土地使用税和耕地占用税可以调节不合理占用土地的行为, 促进土地的合理使用与管理。

其次, 在增值税、消费税等税种中增加了保护环境的相应税收优惠条款。如我国增值税已对废旧物品回收、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和污水处理等方面实施了大量的税收优惠政策, 在减少环境污染与资源保护方面起到了一定积极的作用。消费税制度在多个税目设计中考虑了环保的目的, 如烟、化妆品、柴油、汽油等, 对环境不利的商品征税, 绿化我国的产品结构, 引导绿色消费。

(二) 我国现行税收体系存在的不足

1. 环保理念不深入。

环保理念决定具体税种的设计和税收功能的发挥。纵观发达国家的生态税收体系的发展历程, 都是先有了环保理念, 然后才在其的指引下经过一系列的生态税的尝试和进一步的改革, 建立起较完善的生态税收体系。而我国在资源意识、节约意识和环保意识上还缺乏足够的深入性, 没有意识到环境问题关系到国家的持续发展。

2. 主体生态税种缺位。

税收在保护环境的各项措施中具有十分还重要的作用, 而我国现行税制中还没有开征排污税、污染产品税和生态保护相关的税种。并且我国还没有开征关于污染、环境破坏的行为的针对性税种, 再加上环保相关税收措施的多度分散, 使得生态税收的设计上不具有整体性。

3. 相关配套税种缺失。

现行税制中有一些与环保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条款, 但与发达国家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仅有的几个税种征得的与环保相关的税款较少, 不能保证专款专用。并且我国现在与生态保护相关的税种实施的效果也偏低, 不能达到通过税收倡导生态平衡, 引导资源的高效率配置的初衷。从可持续生态发展中经济的流程来看, 其路径应为“资源—生产—流通—消费—废弃物再资源化”, 我国现行的税制对发展可持续生态经济的作用还是比较零星、没有系统性, 其调节的力度和范围远远不够。

四、构建我国生态税收体系的政策建议

(一) 深入环保理念

生态保护必须被全社会所关心与支持。明确构建生态税收的首要和根本目的是改善环境质量, 其是否改善及程度如何是评价生态税收体系是否合格的基本指标。我国目前虽已有《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等环境保护法律, 但从生态保护的要求来看, 还需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法律手段建设。在社会上通过科普教育和公众宣传这种“软手段”, 鼓励公众广泛参与生态保护当中。建立公众参与政府决策和环境影响评价的机制和程序, 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让公众充分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 对生态环境公共事务积极参与。根据科学发展观, 建立健全生态经济法律法规体系, 为我国可持续生态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二) 完善现有税种

1.调整资源税。

我国现行的资源税共七个税目, 涉及盐和矿产品。在构建生态税收体系中应扩大资源税的征税范围, 将所有不可再生资源和部分存量并已处于临界水平、进一步消耗会严重影响其存量或其再生能力已经受到明显损害的资源纳入征税范围。资源税的征收应以开采或生产数量而不是销售数量或自用数量为依据, 对一切开发、利用资源的企业和个人按其生产产品的实际数量从量课征。

2. 改革消费税。

一方面, 将难以降解和无法再回收利用的材料和在进行生产、在使用中会造成严重污染的产品列入消费税的课征范围。可考虑增设一次性餐饮容器、塑料包装袋、镍镉类电池、含磷洗涤剂等产品的消费税税目。另一方面, 对环境影响较小的产品实行低税率, 对生态有害或对环境影响较大的产品实行高税率。并且对适用新型或可再生能源的低能耗交通工具实行低税或免税。

3. 完善增值税。

适当降低优惠政策适用“门槛”, 并对循环利用的非主要原材料考虑加计扣除进项税额, 拉长上游进项抵扣链条, 降低利用废旧物资生产企业的税收负担。完善废旧物资、资源综合利用产品增值税优惠政策, 对政策扶持的再生能源产业降低其增值税税率。这样实行一定的增值税即征即退或先征后退的政策可以适应企业技术进步的需要, 为发展可持续生态提供一个良好的技术支撑。

(三) 开征新税种

借鉴国外的做法, 建立环保税, 以污染物的排放量或者浓度等作为税基。环报税的税率可以采用弹性定额税率从量计征, 将来还可考虑实行排污权有偿取得和排污指标交易的办法, 鼓励企业努力减少污染和提高治理污染的积极性。运用征收环境税的方法促进节能减排, 需要有比较科学的计量手段和自动监测系统监督管理。

(四) 与其他措施相互配合

税收虽然是实现可持续生态发展的途径之一, 也是政府治理污染, 保护环境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手段。但它并不是万能的, 应该在实施过程当中与其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相辅相成, 共同在发挥税收优势的基础上, 充分发挥出相关政策的整合功能。

(五) 建立完善的融资渠道

我国目前生态保护的资金仍是来源政府, 除了可借鉴荷兰政府建立环境基金、采取专款专用制度外, 可以探索通过多个渠道来弥补资金的不足。提高公众对生态的需要水平, 加强公众的支付意愿;采取鼓励政策激励企业的投入;接受国外非政府组织的捐赠支持等促进融资渠道的完善化。

参考文献

[1]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 《税法》,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13, (3) .

[2]潘颖, 聂建平, 黄晓艳, 基于生态文明的我国资源税改革问题研究[J].生态经济, 2013 (09) .

[3]王浩军, 王丹.我国的环境税征管及其国际比较研究[J].税务与经济, 2013 (05) .

[4]杨勇, 李代俊.试论完善功能区生态补偿机制的财税政策[J].商业时代, 2013 (23) .

我国个人信用体系构建问题的研究 篇5

目前我国一些城市正在进行这方面的尝试, 以上海和深圳最为突出。深圳市于2001年初开始启动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项目, 年底即出台了《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评级管理办法》, 开始规范信用数据采集、信用品种开发、信用软硬件服务等工作。而上海早在2000年就率先建立起个人信用档案数据库, 使每位上海市民的档案中多了一份个人信用档案。该档案的建立使商业银行清楚每位顾客的信用状况, 便利了银行贷款审核和信用卡授予工作, 利于商业银行对信用风险的控制, 但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诸多问题:

一、电子商务的特殊性易使经济行为主体做出失信行为

信用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石。随着信息化、科技化的大发展, 电子商务以其高效快速的特点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的主流。电子商务发展需要有比较完善的社会信用作为支撑, 而个人信用又是整个社会信用的最基础的部分。在国外发达国家, 电子商务交易中个人信用交易十分活跃、运作方式成熟、体系趋于完善。

二、信用构建缺乏完善的制度规范

信用制度的建设必须有法律法规作为保障, 建立完善、系统的个人信用法律体系是保证信用交易、维护信用发展的必经之路。只有通过立法才能实现信用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 以降低信用风险, 保障市场稳定, 促进经济的和谐发展。我国从2002年开始出台关于个人信用方面的相关法律法规, 一些地区也开始试点性建设, 这些法律法规在推动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开启了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新的一页, 但是我国个人信用体系构建过程中的法律缺失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三、信用体系构建缺乏统一的征信标准和评价标准

我国缺乏统一的征信标准和评价标准。就外在环境而言, 现阶段我国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使个人财产在计算上无法做到透明、准确, 而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人均收入的差别使得全国性的个人信用标准难以统一。尽管我国已开始个人信用评估, 但是就现阶段而言, 市场上各种类型的个人信用评估鱼龙混杂, 难以形成体系, 整体上不利于整个信用体系的发展和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更缺乏和国际接轨的条件。总的来说, 我国目前缺乏一套科学严密、权威认证、规范统一的个人信用评估流程, 因此很难保证个人信用评估过程中的公正公平性。

四、征信机构规模有限, 信用市场不发达

我国现阶段信用数据的主要使用者是部分商业银行, 大多数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很少使用第三方提供的有关个人信用报告, 而是更关注自身利益和使用手续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从而限制了相关市场的发展。征信机构的规模有限这一问题直接影响信用市场的发展, 导致现阶段相关机构在办理保险、雇佣等活动时尚未使用个人信用信息服务, 个人信用等级上的差别没有对其经济行为带来实质上的影响, 这反过来使得个人信用信息市场的需求较少, 从而限制了征信机构的发展和信用市场的扩大。

五、个人信用体系构建缺乏相应的数据支持

个人信用信息数据是个人信用体系构建过程的基础, 没有广泛充足、科学有效的数据, 信用构建也就无从谈起。我国目前只有少数地区进行试点, 征信部门仅局限于银行、公共事业等少数部门和机构, 没有形成多部门多行业的联合征信, 这就限制了个人信用信息的广泛性。由于法律制度上的缺失, 目前大多数个人信息仍处于封锁状态, 没有形成数据共享的格局, 这严重制约了我国个人信用体系构建的进程。可见, 没有统一规范的个人信用信息数据、缺乏行业间数据共享将直接影响我国个人信用体系构建的进程。

本文就是在分析我国现阶段个人信用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通过对国外发达国家个人信用构建经验分析的基础上, 找出适合我国发展的个人信用体系之路, 从而进一步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为构建和谐社会注入活力。在未来的研究中, 我们更应该倾向于建立统一的个人资信评估制度和个人信用风险管理制度, 从而有效的防范信用风险, 降低市场的不安因素。

参考文献

[1]杨柳, 罗能生.论我国消费信用发展中个人信用体系的构建[J].消费经济, 2010, (3) :33-36[1]杨柳, 罗能生.论我国消费信用发展中个人信用体系的构建[J].消费经济, 2010, (3) :33-36

[2]张耀谋, 李世新.目前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征信, 2009, (4) :82-84[2]张耀谋, 李世新.目前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面临的问题及对策[J].征信, 2009, (4) :82-84

[3]于梦影.浅析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J].现代商业, 2010, (27) :19-21[3]于梦影.浅析我国个人信用体系建设[J].现代商业, 2010, (27) :19-21

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 篇6

现代服务业作为我国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知识经济与管理现代化理念有机融合,以资本投入多、附加值高、知识密集为主要特征,覆盖金融保险、交通运输、信息服务、旅游、社会服务以及房地产等行业。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发[2014]26号)的出台为加快重点领域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并明确了各负责部门的工作任务,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与生活性服务业精细化水平是今年的工作重点之一。近些年税制变革蹄疾步稳、精彩纷呈,“营改增”作为完善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重要抓手,对助推现代服务业转型升级产生了深刻变化与影响:制造业主辅分离的促进效应;生产性服务的精细化效应;需求结构的调整效应;出口结构的优化效应。

在诸多利好因素的作用下,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并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015年第三产业占比前所未有地超过了50%(见左表)。即便如此,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中制约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瓶颈仍然存在,在当前经济提速换挡的深刻社会变革中,如何完善税收政策体系,对于支持服务业发展、营造平等竞争环境而言都意义深远。

二、现代服务业税收政策现状及局限性

(一)“营改增”对现代服务业的影响

“营改增”的顺利实施在消除重复征税、降低中小企业税负、促进科技创新、优化投资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实现了“营改增”谋一域而活全局、稳当前而利长远的改革初衷。然而原本定于“十二五”规划期间完美收官的“营改增”试点工作因故并未如期推进,2016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求,今年5月1日起将“营改增”试点范围扩大到建筑业、房地产业、金融业、生活服务业,并将所有企业新增不动产所含增值税纳入抵扣范围,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足见中央政府推动“营改增”税改的决心与勇气。2016年3月2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以下简称“36号文”)随即出台,在原有“营改增”文件基础上进行了梳理、总结、传承,并结合新纳入行业的特点作了补充、更新,迄今为止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又接连颁布了系列财税文件和总局公告,构建了对“营改增”全方位、立体式的征管网络。但由于准备时间过于仓促、顶层设计不够缜密、统筹规划欠缺周全,致使“营改增”改革进程中出现若干意想不到的问题。

1. 多档税率不利于管控。

现代服务业“营改增”方案中除了对有形动产租赁服务采用17%标准税率外,其余部分暂定为6%,加上11%、13%等现有税率,导致增值税税率趋于多档化。税率档次过多给税务机关征管工作带来困扰,比如不同纳税人要分别适用不同税率,同一纳税人的不同业务也可能要适用不同税率,很难进行准确划分,此外税率档次过多还会出现“低征高扣”的情况,引发一些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导致国家税款流失。

2. 一般纳税人认定的标准额较高。

试点方案中以500万元销售额作为区别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的“分水岭”,将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规定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500万元且会计核算健全的企业,这与我国原增值税一般纳税人50万元(或80万元)销售额的规定差距悬殊。我国现代服务业以小型微利企业为主体,依据试点方案,大部分企业均无法满足一般纳税人界定标准而只能被划分为小规模纳税人。单从企业由营业税纳税人转变为小规模纳税人税率角度考虑,大部分企业税负确实得以减轻,但置于整个“营改增”视域进行考量,由于上下游企业增值税抵扣链条并未有效衔接,致使税改效果大打折扣。

3. 增值税免税政策的大量使用会扭曲经济活动。

为保证税制平稳过渡,36号文附件三《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专门作出对“营改增”试点过渡政策的规定,对营业税下原有大部分税收优惠政策采取平移模式,方法上主要包括免征增值税和增值税即征即退政策,内容上与现代服务业息息相关。但免征增值税政策的规定对于企业而言并不一定有利,根据增值税征税原理,只有当企业面向不需要进项税发票的最终消费者和小企业实施增值税免税政策,才能达到降低税负的效果。如果增值税免税政策在生产、加工以及批发的中间环节实施,且紧随其后的环节并未实施免税,那么增值税免税政策会导致整个抵扣链条的中断,反而增加纳税人的整体税收负担。

(二)企业所得税优惠力度不足

自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后,我国企业所得税先后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包括财税部门于2014年、2015年先后出台的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受惠对象部分涉及现代服务业。但总体而言,关于现代服务业的所得税政策定位不清晰、适用门槛过高、优惠力度尚显不足,主要表现为:

一是税收优惠范围较窄,相对于生产制造业普遍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我国对现代服务业税收优惠政策倾斜不够,且主要针对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事业,对高科技产业支持力度欠缺。以软件企业享受“两免三减半”政策为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企业所得税政策的通知》(财税[2012]27号)规定,只有当以软件产品开发为主营业务的企业同时满足七项条件时方可享受优惠政策,事实上由于有些条件过于严苛使相当多企业被拒之门外。

二是税收优惠方式单一,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将税收优惠形式区分为税基式优惠、税额式优惠和税率式优惠三种形式,税基式优惠通过缩小税基(即计税依据)的方式减免税收,采用方式包括加计扣除、加速折旧、费用抵扣等。税额式优惠是对纳税人应纳税额的减免,当企业取得收入或利润后享受税收优惠,主要包括减征、免征以及核定减免率等方式。税率式优惠通过降低法定税率的方式给予纳税人优惠。我国目前税收优惠方式以税额式、税率式等直接优惠为主,但税基式优惠方式运用较少,此类优惠模式对传统服务业有一定促进作用,但对资本投入额大、经营风险高的高新技术服务业而言,由于其前期处于亏损状态,从而无法享受优惠政策。

三是对企业取得财政补贴征税的规定有待商榷。各地政府会通过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给予贷款贴息等手段来激励本地高新技术企业技术创新、集聚发展,但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专项用途财政性资金企业所得税处理问题的通知》(财税[2011]70号)的规定,只有同时符合三项条件,才允许企业将取得的财政性资金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除此以外均应于当期纳税。征税为主、不征税为例外的原则不利于鼓励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

(三)对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缺乏前瞻性税收政策

自《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国发[2010]32号)颁布以来,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宏观调控和政策扶持措施,近些年在“互联网+”的技术支撑下,我国新兴产业健康、平稳、有序发展,与现代服务业相关的新兴产业深受其益。以电子商务为例,我国电子商务起步虽晚但发展迅猛,截至2015年我国电商交易额突破16万亿元,同比增长21.2%,其中B2B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达15万亿元,市场份额占比70.5%,同比增长18.5%;网络零售市场交易规模达4万亿元,市场份额占比21%,同比增长50%。基于电子商务的商业模式创新为现代服务业中“小微企业”的转型发展、个人创业创造了新的契机和平台,如何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税收政策,以解决目前税收政策分散零星、手段单一、激励效果不佳等问题,是后续加快推进新兴产业发展需要考虑的重要课题。

(四)“小微企业”税收政策扶持力度有限

“小微企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些年在减税、降费、免基金优惠政策的刺激下,有效释放个体活力、激发群体发展潜能,基本实现了中央精准调控、定向发力的政策目标,但在政策执行中仍存在如下突出问题:

第一,政出多门、“小微企业”划型标准不统一。“小型微型企业”与“小型微利企业”被习惯统称为“小微企业”,两者存在交叉但仍有区别,《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依据企业营业收入、从业人员和资产总额三项要求对不同行业企业进行分类,满足一定条件时被界定为小型微型企业。企业所得税法依据应纳税所得额、从业人数、资产总额三项标准,将工业企业与其他企业中符合一定条件的企业定义为“小型微利企业”,减按20%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可见不同政府部门由于立场不同、观念差异,对“小微企业”的认知存在冲突,这种冲突严重制约了政府各部门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不利于开展研究与作出决策。

第二,企业对政策扶持期望值与政策扶持认知度之间有差距。一方面,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大、贷款成本、人员成本无法压缩的情形下,“小微企业”迫切希望减税降负,另一方面,目前我国大部分“小微企业”仍为家族企业,会计人员流动性较大,会计核算与管理制度不健全甚至缺失,对税收政策关注不够,获取信息渠道狭窄,无从获知政策规定。

第三,税收优惠形式单一。目前“小微企业”减税措施主要集中于起征点和年应纳税所得额,免征额标准偏低,过半“小微企业”处于亏损状态导致无法享受企业所得税优惠,最终均使减税措施的成效事倍功半。

三、构建现代服务业健康发展的税收政策体系路径

(一)及时破解“营改增”进程中各类难题

1. 减并税率档次,公平税收负担。

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建立税种科学、结构优化、法律健全、规范公平、征管高效的税收制度,而目前增值税税率档次过多为纳税人进行纳税筹划提供了便利,也扭曲了增值税抵扣链条,违背了发挥增值税税收中性优势的改革初衷。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在《求是》杂志发表《关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一文,论述对“营改增”实行五部曲,其中第三步“进一步完善增值税税制”即包含要逐步减少增值税税率档次的要求,这也是最终实现增值税立法的前提条件。

事实上财税部门已启动简并增值税征收率工作,2014年6月《关于简并增值税征收率政策的通知》(财税[2014]57号)规定,自2014年7月起,将6%和4%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整为3%,这为后续简化增值税税率结构、公平企业税负奠定良好基础。本文建议在“营改增”全覆盖后的适当时机应将减并增值税税率档次提上议事日程,保留13%和17%两档税率,对于国家需要鼓励扶持的行业通过增值税即征即退、先征后退政策或者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予以调节。

2. 降低认定标准,完善抵扣链条。

我国此次“营改增”方案中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与改革前相比差距较大,并不符合现实情况,本文建议降低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500万元的认定标准,根据测算结果并综合考虑改革前增值税一般纳税人50万元(或80万元)销售额标准,合理确定一般纳税人认定标准,由此可将全国中小规模纳税人认定为一般纳税人,理顺一般纳税人正常抵扣机制。

同时进一步加强对小规模纳税人的管理,通过财政补贴等手段鼓励有条件的小规模纳税人建账建制,或者委托中介机构帮助其完善财务会计核算与管理制度,在金税工程运行相对成熟稳定的前提下将普通发票纳入管理范围,完善增值税抵扣链条。此外,本文建议对一定规模小规模纳税人按征收率全额征收增值税改按增扣税办法征收,使其增值税税负成本延伸至投资、研发等领域,进一步挖掘企业潜力、释放企业活力。

3. 明确“营改增”优惠政策的调整方向。

36号文附件三中共有40个免征增值税项目,按政策用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基础式税收优惠项目,比如针对养老机构提供的养老服务、残疾人福利机构提供的育养服务、从事学历教育的学校提供的教育服务等作出的免征增值税规定,此类税收优惠项目受益对象基本是终端消费者,对增值税中性原则的发挥干扰较少,并能体现增值税作为税收手段发挥社会功能的作用,因此理应予以延续。另一类是个案式税收优惠项目。此类税收优惠某种程度上与税收公平原则相悖,若在中间环节实施更会增加下游纳税人的税负,比如纳税人提供技术转让、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为例,购买这些服务的纳税人并非最终消费者,而是中间环节的纳税人,最终会造成终端环节价格的上涨。因此在下一步清理、规范增值税优惠政策时,应在适当时机渐次终止此类优惠项目,理顺增值税抵扣链条,充分发挥其税收中性原则,从而扩大现代服务业中纳税人的受惠面。

(二)强化企业所得税优惠支持力度

1. 完善税收优惠方式。

改变以往以税率、税额优惠为主的直接优惠方式,借鉴国际经验,将税基式优惠、税率式优惠、税额式优惠等方式综合运用,允许亏损向前结转,即用前几年(以3年为宜)盈利弥补当年亏损,普遍推行投资抵免、加速折旧等间接优惠方式。专门建立现代服务业加速折旧机制,在现代服务业中普遍推行现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增加企业更新设备、改造技术的可支配资金,充分发挥税收优惠引导产业发展的优势。

2. 完善税前费用扣除政策,鼓励企业自主研发、技术创新。

借鉴《关于高新技术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税前扣除政策的通知》(财税[2015]63号),将生产性服务业职工教育培训费用在税前扣除比例提高至8%,再过渡至允许全额税前列支,以体现对知识密集型行业的人才支持。

虽然2015年11月与12月主管部门分别下发了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科技部联合发布的《完善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财税[2015]119号)与国家税务总局2015年第97号公告《关于企业研究开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有关问题的公告》,从放宽研发活动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范围、简化对研发费用的归集和核算管理、减少审核程序等方面对原有企业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优惠政策进行了调整优化,部分厘清了税企之间模糊与争议之处。但本文认为应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政策设计:第一,放宽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适用范围,激发现代服务业中小企业的研发投入热情;第二,限制研发项目的重复开发,提高研发活动的效率和质量;第三,着力解决税企之间存疑的问题,比如如何界定“直接从事研发活动”、对研发费用资本化和费用化的认定等。通过上述举措力图吸引并留住高新技术人才,鼓励企业加大教育投入和科技研发力度。

3. 扩大税前扣除范围。

对现代服务企业从当地政府取得的政府补助,规定凡用于研发投入、技术创新等用途的,均可作为不征税收入处理,从企业当期应纳税所得额中予以扣除,从而放宽政策适用条件,使现代服务企业充分享受政府给予的资金支持,解决企业研发投入不足、发展所需资金匮乏的问题。

(三)建立新兴产业税收优惠体系

以电子商务为例,电子商务新业态、新情况的出现使纳税义务人、征税对象、征税地点等要素都有了新的拓展,税务部门需要对电子商务的税收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同时给予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本文建议不妨从如下几点进行考虑:

第一,对个人或规模较小的电商应单独设置网络交易增值税起征点,起征点以下不予纳税。考虑到电商行业利润率较低的实际情况以及税收征管的便利性,本文建议网络交易增值税起征点不妨定为网络交易月销售额5万元。

第二,可借鉴韩国的做法给予小规模电商纳税人相应税收减免优惠,对从事电商交易的中小企业允许在交易额中设置0.5%~2%的收入减免额。

第三,在一定期限内允许一般纳税人电商选择按简易征收办法依3%征收率纳税。

第四,对核定征收的电商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成本利润率,同时与“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统筹考虑,从而鼓励创业、促进就业。

(四)完善“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小微企业”数量多、税收贡献度大、吸纳就业人数多,成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生力军,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促进现代服务业发展必须重视运用税收手段扶持与帮助“小微企业”。

1. 统一认定标准,扩大减税优惠覆盖面。

与“小微企业”的划型标准相比,无论在从业人数还是在资产总额方面,现行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条件都过于苛刻。本文建议降低准入门槛,消除“小型微型企业”与“小型微利企业”的口径差异,简化和放宽“小微企业”流转税与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适用条件,使更多企业符合“小微企业”身份进而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2. 科学设置暂免征收增值税标准以及征收率。

针对目前对“小微企业”暂免征收增值税起征点过于偏低的现状,本文建议将起征点提高至60000~100000元/月,扩大优惠政策的覆盖面。在具体执行优惠政策时注意以下两点:第一,在充分考虑行业利润率差别、经营特点、国家经济政策等因素基础上分行业设定起征点,对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可以适当提高起征点,对国家限制发展的行业可以适当降低起征点,以充分发挥税收调节经济的职能作用;第二,要适当考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对“小微企业”的起征点不宜绝对化、一刀切,应赋予各地税务机关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在科学测算分析基础上自主选择适合本地发展的优惠标准。同时建议进一步降低小规模纳税人征收率,由目前3%的征收率降为1.5%。多措并举、合力而为,可以使税收优惠普惠于“小微企业”。

3. 优化纳税服务,简化计算方法。

鉴于“小微企业”对政策认知度低、财务人员业务素质不强,税务机关一方面应加强对纳税人的业务培训与政策宣传,另一方面应简化纳税流程与税款计算方法,对纳税申报网页增加即时提示系统,最大化便利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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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 篇7

1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的内涵与需求分析

2007年1月,国家电子商务标准化总体组编制了国家电子商务标准体系框架和标准体系明细表(草案)[2],如图1所示。

按照国家电子商务标准体系框架,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是“支撑体系标准”分体系的组成部分,是涵盖电子商务市场主体信用信息、市场客体信用信息、市场交易过程信用信息的系列标准。构建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体系框架,应首先梳理电子商务信用服务的内涵和需求。

2.1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内涵分析

信用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不用立即付款或担保就可获得资金、物资或服务的能力。这种能力以在约定期限内偿还的承诺为条件[3]。当国家经济发展到以信用交易为主流市场经济时,授信方需要受信方的信用信息进行决策,受信方需要清楚自身的信用价值申请信用额度,信用服务由此产生。授信方指提供信用工具的组织,受信方指接受信用工具的组织或自然人[4]。信用服务在本质上属于信息服务,其主要职能是依法采集、调查、保存、整理、提供组织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并对其资信状况进行评价,出具信用报告,满足政府、组织及个人业务的需要。

电子商务信用指在电子商务交易中,由买方、卖方、电子商务平台提供方以及电子商务各环节服务的提供方构成的多方之间互动的信用关系[5]。各方借助互联网进行信息传递,虚拟性加大了商务信息的不确定性,载体的依赖性要求数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虚拟市场中交易主体的文化、道德、信用能力、管理能力和电子商务技术等内容是影响电子商务信用的因素[6]。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是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提供者为保证电子商务交易当事人能够履行合同义务而采取的技术手段或提供的信用信息[7]。

本文将电子商务信用服务界定为:依法进行采集、调查、保存、整理、提供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真实身份信息、交易市场经营信息、交易过程记录信息、交易主体信用等级信息等服务,并对其资信状况进行跟踪评价。

2.2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需求分析

为多视角分析电子商务信用服务需求,针对我国搜狗购物导航平台商家大全中列出的110个购物平台(包括综合购物6家,淘宝购物7家,服饰鞋包32家,数码家电9家,女性母婴13家,百货家居16家,礼品配饰8家,团购9家,导购打折10家等)和5个电子商务信用服务商平台进行网上调研,选取了代表性的中国电子商务诚信评价中心、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数字认证中心、广东国际电子商务信用服务、国富泰信用和信星计划等平台(以下分别简化为评价中心、认证中心、信用服务、国富泰、信星计划),调研结果见表1。

网上购物平台为网络经营者提供的信用服务共性内容主要有两部分:(1)平台对商户入驻的资质审核信息。审核的信息详细程度不同,商品和服务的评价信息内容大致相同。综合购物平台中京东商城、亚马逊要求审核的信息最详细,包括工商注册信息、税务登记信息、商标注册信息、代理授权信息和商品许可信息等。其他平台自定义要求的内容仅有网商公司名称、联系电话和联系人。(2)消费者对网商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评价信息。几乎所有网购平台提供的评价内容类别都一致,但都忽视了对参与评价的消费者进行审核,致使一些网店遭到“恶意差评”。电子商务信用服务平台提供的共性服务有:诚信登记、诚信查询、诚信认证、信用评价、投诉举报和诚信单位公示等。

结合电子商务流程和交易主体需求内容,可以从三个维度对电子商务信用服务进行需求分析:

(1)按照电子商务交易过程的涉信环节分析,电子商务信用需求大致可以分成:交易前相关利益者的身份真实性的信用;交易中经营者经营产品或服务的质量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有关信用,如许可信息、营销广告信息等;交易后服务和系统的可靠性的信用等。

(2)按照电子商务信息管理的一般方法分析,电子商务信用需求可以分成:相关交易主体和市场信用信息的征集(也称作征信),涉及信用采集、信用调查、建立信用档案等工作;相关交易信用信息的处理(信用评价),即对获取的信用数据进行分类、比较、计算、分析、评估等一系列加工处理,并形成信用报告;相关信用信息的查询与利用;相关信用信息资源系统技术数据可靠性支撑。

(3)按照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类别分析,电子商务信用需求可以分成:网络经营者信用信息,包括网络商品经营者、网络服务经营者及网络平台服务商等资质信用信息;交易客户信用信息,包括参与交易评价的企业、个人和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第三方信用信息服务和认证机构的信用信息;监管机构的信用信息。

3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体系构建原则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是为在电子商务中获得最佳可信交易秩序制定的、所有交易主体共同和重复使用的规范性文件,其对象不一、形式多样、种类繁多,服务的条件和获取信息的渠道可靠性要求较高,且信用信息动态积累的时效性和实用性强。必须构建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标准,才能保证电子商务可信环境的最佳秩序,满足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信用需求。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体系建设的总体目标是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建设中的支撑体系内容,明确电子商务信用服务系列标准的划分和适用范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过程诚信数据交换规范化、诚信信息发布标准化、交易动态记录证据真实保全、保证电子商务可信交易秩序化。这个目标可以指导构建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体系,规范服务系统的可靠性运行,界定电子商务交易过程中的涉信范围,保证系列标准的排他性和约束性。

在明确目标的前提下,按照GB/T 13016-2009《标准体系表编制原则和要求》和国家电子商务标准体系框架要求,在构建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体系框架时应考虑遵循以下原则。

(1)系统性原则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的内涵决定其标准是包括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过程,以及网络营销诚信信息发布在内的一系列信用服务子标准构成的整体。系统性要求标准体系要综合地反映各子标准间的相互联系,并采用系统分析的方法,对电子商务全过程的信用需求和网络经营中的涉信环节进行分析,界定出具有相对个性特征的子标准。每个子标准信息内容和数据全面完整,层次位置得当,满足电子商务信用服务需求分析中的不同维度和层次要求,并且分解的子目标应能保证实现标准体系的总目标。

(2)一致性原则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体系是国家信用体系的组成部分,其标准体系应与国家电子商务标准体系的目标保持一致,其相关信用基本术语应与信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子标准的核心概念应与已发布的电子商务信用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如标准SB/T 10518-2009、SB/T 10519-2009、GB/T 24661.2-2009、GB/T 26841-2011中涉及的网络服务、第三方电子商务服务平台、交易主体等概念的界定。

(3)协调性原则

应尽量扩大标准的适用范围,或尽量安排在高层次上,即在大范围内协调统一的标准不应在若干小范围内各自制定,达到体系组成尽量合理简化,并保证总体协调性。另一方面,应尽量与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发布的各种规范协调一致,以保证领域内的通用性。

(4)适用性原则

应首先在紧密结合我国国家、行业和领域电子商务发展对标准需求的基础上,尽量满足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发展水平的实际需求。其次,应从所有参与信用活动的主体在活动过程中因信用带来的利益平衡关系的角度,选择标准体系框架的广度和深度,简化层次级别,控制层次深度。第三,应从便于引用的方面界定各层次子标准的内涵和外延。

(5)自动采集原则

电子商务信用信息的征集应充分利用网络技术优势,优化合作机制,形成信用数据的自动采集与更新机制,建立市场化的数据采集渠道。通过网络市场准入机制,按照相应标准规范要求由交易主体自主登记信用信息,主动更新信用信息内容,同时强化服务平台与监管部门的审核与监管。并建立信用管理技术标准数据规范,以保证交易主体、交易市场、交易过程信用数据的真实、可靠、实时。

4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标准体系框架的构建

4.1 标准体系框架构建分析

通过上述电子商务信用服务需求维度及相应层次内容的本质和内涵进行综合分析,无论按照怎样的需求维度,其标准体系都应包含电子商务交易市场准入的基础信用信息标准、电子商务信用服务业务信息标准、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信息标准三大部分内容。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基础信息是开展电子商务信用服务的基础内容。可信市场环境要求经营者、经营场所、经营商品或服务信息真实可靠,发布确定的网络经营者身份和可靠的商品或服务信息,才能避免客户交易的盲目性。确定的交易客户真实信息,可以约束交易客户参与评价的行为,避免“恶意差评”,维护网络经营者诚信经营的利益。同时,电子商务交易过程对信息的依赖性,强化了网络营销信息内容诱导消费行为的能力。不对称信息和虚假信息造成消费者逆向选择,虚假的营销信息也极大地影响了消费者网上交易的信心,同时伤害了诚信经营者的利益。因此,网络营销信息发布的约定也要纳入电子商务信用服务基础信息标准中。只有建立交易主体诚信基础信息档案,才能为参与交易的社会各界提供信用信息查询,对交易过程中积累的诚信数据进行分析整理,提供相应信用评价。

电子商务信用服务业务信息是电子商务信用服务的核心内容。业务流程贯穿交易前、交易中和交易后等全部环节,业务内容包括:征信与信用服务及其接口、信用信息查询、信用信息管理技术等。其业务信息标准是规范征信机构市场运作行为、指导信用产品使用方共同的、最基本的约定,能够保证信用信息采集渠道通畅,并保证发布的信用信息具有一致性。信用服务业务信息涵盖了信用信息资源系统技术数据可靠性支撑内容。

服务评价信息是电子商务信用服务的目标成果,主要包括对网络经营者基本信用状况的发布信息、交易过程动态信用分析评价和评级信息、信用报告内容以及可信交易保证信息等。信用评价和评级的结果是经营和服务能力、承担社会责任和履行承诺的品德的量化表现形式,是企业投资、融资的前提条件,也是市场管理部门有效的市场监控工具。

4.2 标准体系框架结构

本文构建了我国电子商务信用标准体系框架结构,并具体列出相应子标准明细。如图2所示。

(1)信用服务基础信息标准

其中,交易客户身份认证诚信认证信息规范包括个人信息认证诚信标识、安全诚信监管和有限使用权规范;对网络信息载体上发布的营销信息的诚信约定,包括网络广告管理规范、营销的博文和电子书内容规范、许可电子邮件内容规范,以及在即时消息和社区平台发布营销类信息的规范;网络经营者诚信交易记录、交易统计(如登录次数、交易频率、累计成交数、累计买家数、交易达成率、交易实现率等)、交易关联(如配送方式、配送金额、支付方式等)等信息的规范;交易客户交易评价信息通用格式标准,诚信评价信息内容审核与发布标准。

(2)信用服务业务信息标准

与传统企业信用服务市场格局相似的是,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机构也分属于各种组织,包括行业协会主办、地方经济与信息化委员会指导、国际商务信用机构国内代理、地方政府信用门户等。在提倡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政府监管、企业化运作的前提下,信用服务业务标准化可以保证所有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机构提供的信用信息具有一致性。

(3)信用服务评价信息标准

该标准是规范信用服务机构对电子商务企业信用评价的要求。其中,信用信息公示服务应严格遵守《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规,并结合IB/T E-315:9002《国际信用管理体系标准》中“信用信息的征集、传播与保存”系列标准的要求,对电子商务交易主体的基本信用状况和等级信息进行有限公示,公示标准应符合国家政策、法规及相应标准要求。信用评价标准规范应包括电子商务信用评价主体、评价业务、管理与监督等内容。

信用等级和标识的标准可以保证信用服务机构对诚信经营者的统一性认定,保证信用公示和评价的公平性。主要包括等级的分类、等级的划分、等级的识别和风险程度说明等内容。

网络经营者信用报告格式规范主要包括基本信息报告、普通调查报告、深度调查报告等基本格式和内容,是规范服务机构提供电子商务交易信用调查行为的文件。

可信交易保障信息标准是电子商务信用服务机构对可信的主体、可信的客体、可信的交易、可信的交易评价等设置唯一确定的标识内容的规范性文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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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 篇8

一、全球信用评级业概况

(一) 国际信用评级业的发展与问题分析

信用评级机构通过对银行或公司的财务状况、盈利能力、发展前景以及信用记录等进行评估并将结果用简单的符号表示, 以解决资本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国际信用评级业是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在全球参与信用评级的银行和公司中, 穆迪、标准普尔、惠誉三家公司分别涵盖了80%、37%和27%的银行以及78%、66%和8%的公司。在对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中, 有资料统计, 穆迪于2007年12月涵盖了107个国家 (其中包含71个新兴经济体) , 标准普尔于2008年4月涵盖了118个国家 (其中包含78个新兴经济体) 。欧洲的信用评级业是基于美国模式构建的, 绝大多数评级机构服务于本土银行或公司。从金融自由化角度分析, 放低准入门槛, 鼓励自由竞争能够优化资源配置, 符合资本市场的利益。但评级机构作为连接发行者与投资者信息的纽带, 需要有少数几家具有国际权威性的评级机构来维持一个平稳有序的资本市场。

在信用评级机构的活动中, 利益冲突不可避免。鉴于发行者与投资者对立统一的关系, 首先是评级机构不能同时支持发行者和投资者, 即在一次评级中发行者和投资者会对评级结果有着不同的要求。其次是评级机构的客观独立性与其盈利水平存在冲突。三大国际评级机构在提供评级报告的同时还会附带提供相关的咨询服务以间接增强发行者的资信水平并以此获利。

(二) 构建科学完善的现代信用评级体系的重要性分析

迪拜债务危机和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直接导火索是三大评级机构下调了迪拜与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 进而引发了投资者恐慌以及债券质量下降, 要求收益率上升导致债务负担加重, 经济受到严重冲击。有学者认为国际评级话语权之争将引发政治经济变局, 这并非危言耸听。发达国家利用信用评级话语权 (尤其是主权信用) 左右国际信用关系, 这种对全球信用资源的垄断导致了不公平竞争和资源有效配置的不足, 严重抑制了其他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许多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被低估和高估。表1为2010年8月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对我国的相关信用评级:

该报告中我国的政府债券评级仅为“A1”, 国内银行的信用评级也低于外资银行, 而与受金融危机冲击, 资产大幅减值的外资银行相比, 我国银行资产状况普遍良好, 资金充足, 其资信状况高于外资银行。这样的信用评级有失偏颇。

资料来源:BANKCREDITRESEARCH, Moody’s Investors Service Global Credit R esearch, August24, 2010

作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 我们必须争取国际评级的话语权, 摆脱西方制定的“游戏规则”, 以保证我国在全球金融资本市场的地位, 降低投融资成本, 确保经济可持续增长。这对于我国进行全球战略布局意义重大。

二、我国信用评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缺陷

(一) 信用评级的认定机构与监管机构混乱, 法律体系不健全

由于经济缺乏稳定性;市场监管不足, 缺乏透明度;易变性和不确定性较高导致评级机构在新兴经济体中所扮演的角色相比于发达国家具有更高的挑战性和复杂性。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证监会和保监会都有认定评级机构的特权, 并且各部门对评级机构的要求和监管不统一, 无明确的准入许可标准, 而且认可过程不透明, 未能形成有效的监管体系。

在法律法规方面, 涉及信用评级的条款过于分散, 主要有:《公司法》、《证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暂行条例》、《贷款通则》、《证券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利暂行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所涉及的对象多为债券发行和贷款企业, 而关于评级本身的针对性规定却不多。2006年3月中旬,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信用评级管理指导意见》是唯一一部有针对性的法规, 却由于其法律地位欠缺, 尚不能以法律标准执行。

(二) 评级市场过度竞争, 评级机构良莠不齐

鉴于信用评级在资本市场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所处利益链条的特殊性, 尽管我国信用评级市场刚刚起步, 但目前全国各地已有数十家评级机构, 它们大多集中于东南沿海, 并且具有明显的区域分割及地方保护现象。

此外, 发债企业对信用评级认识不足, 导致一味追求高的资信等级。而国内的发债企业财务基础并不扎实, 公司管理和财务信息的披露缺乏透明度, 因此信用等级普遍不高。于是评级机构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客观真实地报告目标公司的信用等级而放弃客户, 或无视行业的自律性而报出虚假的高信用等级。久而久之, 信用评级市场也会出现“格雷欣定律”。

(三) 国内信用评级市场过度开放, 外资对本土评级机构渗透严重

一个国本土信用评级的独立性与权威性关系到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亚太地区信用评级业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 其主要国家的评级机构外资渗透普遍, 但在日本和韩国, 美国评级机构的市场占有率没有超过20%。日本规定企业参与评级时必须有一家本土评级机构出具评级报告, 美国标准普尔在印度评级机构CRISIL仅拥有9.5%的股份。金融自由化以及国内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并不适用于我国的信用评级行业。现实并不乐观, 1998年9月惠誉国际与中诚信合资, 并与1999年7月成立了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1999年7月3日,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与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签署合作协议;2006年, 穆迪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并接管其经营权, 并约定7年后持股51%;同年香港新华财经公司 (美国) 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2007年, 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也已进行技术合作。三大评级公司甚至还通过赎买的方式建立了更庞大的超过政府的数据库。

三、关于建设具有国际水准的本土评级体系与评级机构的几点建议

(一) 明确监管机构, 构建监管体系

鉴于SEC对三大评级机构监管不利以及相关法律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着漏洞, 我国监管部门应当尽早针对信用评级业立法, 并不断加以完善, 使评级机构能够在一个正规, 稳定的法律环境下发展。此外, 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倡导下, 应倾向于由银行监管机构负责对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督和管理, 尤其在我国, 公司仍多以间接融资为主。因此, 应确定银监会为评级机构的监管部门 (待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完善, 可将监管权力移交证监会) , 效仿美国的NRERO认可制度 (SEC于1975年开始实施的NRSRO认可制度首先认可了穆迪、标准普尔和惠誉三家机构, 这对后来三家信用评级机构走向国际化、标准化、权威化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 科学、严格的评级机构认可制度。

(二) 整合现有评级机构, 削弱外资股权, 加强信用评级本土化、标准化

我国的信用评级市场仍处于初级阶段, 却面临着过度竞争、过度开放的局面。由于关系到国家金融安全, 必须对当前市场进行整顿, 对现有评级机构进行整合:通过设置认可制度提高行业准入门槛进行优胜劣汰;通过整合扩大评级机构规模、人才数量、客户数量以及数据库规模。监管部门还可以借内部整合以削弱外资股权 (只是削弱股权, 并非不予合作) , 实现评级机构本土化, 对公司控股占绝对优势。

竞争可以提高市场效率, 但是为扶持我国信用评级业, 国家在不放松监管的条件下应概予宽松的市场环境和相配套的激励以及人才引进政策, 以便国内评级机构做大做强, 待整个评级系统建设完善后, 再逐步开放这个市场, 适当引入竞争以促进信用评级业的创新与发展。

(三) 建立有效的防火墙机制, 杜绝违规行为

“在信贷市场上, 逆向选择和不当激励总是存在的。从历史经验看, 最容易诱使金融机构陷入困境的是那些在经济繁荣的环境下可能产生丰厚收益而一旦经济形势逆转便会出现严重问题的投资项目, 这些项目很难用一般的统计方法作出正确的预测”。

在次贷危机中, 国际评级机构对高风险债券及债券衍生品 (MBS、CDO等等) 给出了AAA这样高的评级, 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讽刺。然而错已酿成, 我们应从中吸取教训, 着重加强评级机构的防火墙建设, 保持评级机构的独立性。比如, 当出现不同评级机构对同一公司给出的评级结果不同时, 监管部门可成立调查组进行原因查证, 避免出现水平误差 (相对于垂直误差) 。监管部门还要密切注意评级机构的交易情况以及参与证券发行的行为如提供付费咨询、担保以提高发债方的资信水平等活动。应禁止评级机构及其内部员工参与IPO、股权融资等对其自身独立客观性造成威胁的行为。对于评级机构的收入问题, 应做到不强制 (威胁) 客户购买评级报告, 不捆绑销售其他服务。当然, 要维持一个非盈利性机构的运营, 其背后的国家战略支持是必不可少的。

(四) 积极参与国际信用评级事务, 推动建立信用评级新秩序

今年7月初,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发布了50个国家的信用等级报告。这是我国第一家评级机构面向全球发布国家信用风险信息, 标志着中国开始不满足于在西方模式下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成为规则的接受者, 而是希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以增强国际话语权。西方的评级标准并不符合我国国情, 而次贷危机也暴露了当前评级思想、理论、方法的缺陷。那么对信用评级进行技术创新, 比如以财富创造能力、财政收入状况、负债水平等标准来衡量资信水平或许可以开辟出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同时符合广大新兴经济体的评级标准, 初步获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中等发达国家的认可, 而后继续积极广泛地参与国际评级事务。先逐步建立起区域性的市场权威与公信力, 进而走向世界, 与其他国际著名评级机构分庭抗礼。

以上几点建议可作为我国发展信用评级路径的一个参考。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日臻完善, 信用需求也将迅猛增长, 我国的信用评级业必将获得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因此, 我们应开始积极备战, 积聚各种金融业人才, 完善律法, 为我国信用评级业的腾飞保驾护航。

摘要：当前, 我国信用评级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信用评级的认定机构与监管机构混乱, 法律体系不健全;评级市场过度竞争, 评级机构良莠不齐;国内信用评级市场过度开放, 外资对本土评级机构渗透严重等方面。政府应从明确监管机构, 构建监管体系;整合现有评级机构, 削弱外资股权, 加强信用评级本土化、标准化;建立有效的防火墙机制, 杜绝违规行为;积极参与国际信用评级事务, 推动建立信用评级新秩序等方面入手, 构建我国现代化信用评级体系。

关键词：信用评级,评级机构,金融安全,融资成本,问题,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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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我国税收信用体系 篇9

1. 交易费用的内涵

Ronald Coase在其1937年的论文《企业的性质》中提出“交易费用”这个概念。他认为, 交易费用是“通过价格机制组织生产的费用, 最明显的就是发现相对价格的费用”, 其中交易准备阶段的费用包括获得和处理市场信息的费用, 搜集有关价格分布、产品质量和劳动投入、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了解他们的行为和所处环境的费用, 还有交易活动进行时所发生的费用, 即“市场上发生的每一笔交易的谈判和签约费用”, 其中包括讨价还价、订立合约、监督合约签订者, 了解他们是否遵守合约条款, 在对方逃避责任时强制执行合约, 并检查所造成损失等方面的费用;另外, “还存在利用价格机制其他方面的费用”, 主要有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预测困难等因素而引起的费用。

在张五常看来, 交易费用包括所有那些不可能存在于没有产权、没有交易、没有任何一种经济组织的鲁滨逊的孤岛经济中的费用, 它被看作是一系列制度费用, 其中包括信息费用、谈判费用、起草和实施合约的费用、界定和实施产权的费用, 监督管理的费用和改变制度安排的费用。Arrow指出, 交易费用在通常情况下妨碍了市场形成, 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形成, 因而又可定义为“经济体系的运行费用”。

2. 交易费用的分类

1.外生交易费用和内生交易费用

“外生交易费用”指在交易决策前可预测到的、在交易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各种直接或间接费用。由于现实中人的“有限理性”, 导致了“非对称信息”的存在, 为机会主义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因而在交易主体之间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称为“内生交易费用”。

2.必要的交易费用与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必要的交易费用”指在既定的科技发展水平下对应于给定的分工水平所必须的最低交易费用, 在信息不完善、存在机会主义可能性的现实社会中, 它是交易发生、经济发展的润滑剂。“不必要的交易费用”是指超过最低数额的交易费用, 是由人类失误造成的、原本可节约的那部分交易费用, 在现实世界构成经济运行的摩擦力。

二、信用的效用及信用制度存在的经济学分析

1. 信用的效用

(1) 带来“合作剩余”。David Gauthier在《协商道德》中指出, 行为主体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合作, 是因为它可以实现非合作行为不能达到的利益。这种利益被称为“合作剩余”, 即“合作者通过合作所得到的纯收益即扣除合作成本后的收益 (包括减少损失额) 与如果不合作或竞争所得到的纯收益即扣除竞争成本后的收益 (也包括减少损失额) 之间的差额”。

(2) 节约交易费用。信任是个人与环境达成一致的节约交易费用的工具, 它减少了环境的不确定性、信息收集、信号显示、信息甄别、和约签订的信息费用与谈判费用。同时, 信任也减少了为完成和约实施和行为监督的履约成本和考核成本。信任可以消解逆向选择, 修正和克服合作行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降低交易费用。

(3) 优化资源配置。诚信是“帕累托最优”的内在要求。在帕累托最优中, 资源和财富在每一种用途和每一个人之间实现了最优配置, 社会福利最大化。而诚信能增加合作, 合作双方取长补短, 共享资源, 共同受益, 从而增强整体实力, 改善经济绩效。而当一个社会充满道德风险时, 人们对未来缺乏稳定的预期, 则必然采取短期行为, 扭曲资源的配置, 造成社会总福利的下降和损失。

2. 信用制度存在的经济学分析

根据交易费用理论, 当信用制度不存在时, 交易费用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 T C1为银行的交易费用; 为第i个银行搜寻第j个借款企业或个人的信用信息、准备合约的费用; 为银行i和借款方j达成合约的费用, 为银行i监督借款方j并实施合约的费用, 其中, 信用信息的搜寻成本占据T C1主要部分。

当信用制度、信用中介服务机构存在时, 交易费用具有如下形式:

其中, k为信用中介服务机构, 为银行i向信用中介服务机构k获取信用信息的费用, 为银行i和借款方j达成合约的费用, 为银行i监督借款方j并实施合约的费用。

由于专业化的规模经济的存在, 设有信用制度时银行获取信用信息的费用 远小于无信用制度时的费用 ;而且设有制度时银行和借款方达成合约的费用、银行监督借款方并实施合约的费用 比无制度时 、 小, 因此, T C2

交易费用催生了信用制度。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倾向, 信用制度的存在可以减少交易活动中的不确定性、机会主义行为, 从而节约内生交易费用。信用制度在降低内生交易费用的同时也可降低外生交易费用, 节约交易双方相互搜寻信息的费用, 降低交易费用, 使信息透明化程度在原来基础上得到提高, 同时提高交易效率。个人信用制度一方面使得银行可以减少对借款方还款能力、信用信誉等信息的收集、评估成本, 减少对借款方的监督费用;另一方面也使借款方提升其信用力, 避免受到其他机会主义的影响。

三、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现状透析

1. 个人信用资料匮乏

目前我国绝大多数居民能够提供的信用文件是身份证、户籍证明、人事档案和个人财产证明, 前三类文件仅能说明个人的自然状况, 第四类文件未能反映个人收入多少、来源及可靠性, 也不反映个人债权、债务状况及守信状况。另外, 个人信息分散, 各部门对个人信息仍处于锁滞状态, 难以建立起完善的个人信息数据库。2006年1月16日开始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运行, 数据库目前已收录的自然人数为3.4亿人, 其中有信贷记录的人数仅约为3500万人。?4?个人资产资信评估的精确数据和材料仍处于缺乏状态, 面向全社会的个人征信体系尚未建立。

2. 个人信用评估缺乏统一科学的评价体系

我国缺少一整套经过科学设计、严密论证、可推广使用的个人信用评估程序和评分模型, 难以保证个人信用评估的公开化、标准化和公平性。现有评价系统存在以下问题:各商业银行信用评价办法自成体系, 核心指标和指标权重不同, 导致评估结果大相径庭, 可比性不强;评价指标体系设计过于注重个人职业、收入、家庭财产等现实资料, 对个人未来的发展潜力很少考虑或根本未考虑;信用评价中过分看重抵押、担保, 忽视借款人自身还款能力;未将个人储蓄帐户、信用卡帐户和个人贷款业务的信息综合使用, 无法动态地、全面地反映个人信用状况等等。

3. 个人信用法律体系亟需完善

我国现行法律体系涉及个人信用方面的规定较少, 少数相关法律与个人信用衔接不够, 针对性不强, 如《担保法》、《贷款通则》等。2001年深圳市以政府规章的形式出台了中国第一个个人信用立法《深圳市个人信用征信及信用评级管理办法》;两年后, 上海市出台了《上海市个人信用征信管理试行办法》;2005年8月人民银行发布了《中国人民银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与西方国家相比, 我国相关法律建设落后, 目前不仅缺乏对隐私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还缺乏信用行业服务规范以及对失信惩戒等方面的法律规定。由于信用法规立法滞后, 信用机构不能依法对信用信息进行征集和使用, 也无法为社会提供有效的信用服务, 影响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进程。

四、我国个人信用体系的构建

建立个人信用体系, 可利用制度性约束来减少在经济活动中发生的由于“有限理性”而需支出的、克服交易不确定性的外生交易费用, 以及在交易主体之间因机会主义行为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的内生交易费用, 使失信行为的成本内在化, 减少不必要的交易费用, 避免人际之间互不信任的现象滋生蔓延, 使得整个社会陷入所谓的“霍布斯丛林”。因此, 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构建我国的个人信用体系。

1. 完善以政府为主导的信用管理体系

我国现正处于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初级阶段, 且地域广, 人口多, 个人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较低, 整体经济实力不强, 资金的投入能力有限;目前有关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大多还是由政府部门掌控, 信用信息商业化、社会化的法律环境和市场条件还不具备。在这种情况下, 现期建立了的以政府为主导的、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领导的国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也还不够完善, 应加强在银行业内专门行使信用管理职能的事业机构的管理, 充分联合国务院有关部委, 依靠各商业银行的力量共同组织、完善以人民银行信贷登记为主体的国家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2. 建立个人征信体系, 推广专业的个人信用调查和权威的中介服务机构

我国应建立覆盖全国的大型信用信息数据库, 在征信体系中建立可整合来自不同信息源的、完整的基本信息平台, 从而建立个人征信体系。同时,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 根据公平、公正、独立的原则建立和培育我国个人信用调查和评估中介机构;注重与国际行业标准接轨, 建立科学统一的个人信用评估指标体系。与此同时, 政府应起到协助建立失信约束和惩罚机制并监督行业规范发展的作用, 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建立起一种规范、协调的市场环境, 扶持、培育专业的个人信用评估机构。在扶持我国信用中介机构发展中, 政府首先要倡导对信用中介机构的信用产品的使用, 制定促进应用信用产品的相关政策。

3. 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加大执法、惩罚力度

借鉴发达国家在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 尽快颁布实施个人信用制度法及其配套法规。如进一步完善个人储蓄存款实名制, 为个人信用制度奠定基础;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保证个人的财务数据完整;建立个人基本账户制度, 保障个人征信能及时进行;建立个人破产制度, 允许个人在一定条件下进入破产程序, 保障个人信用制度良好运行。另外, 还应该建立个人信用担保、保险制度, 以分散和共担个人信用风险。此外, 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住房制度等相关配套制度。同时, 还要建立惩罚机制。

4. 建立银行个人信用风险管理系统, 防范个人信用风险

银行要加强个人信用风险的管理, 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 信用评分、自动化管理系统、决策优化。借鉴发达国家的信用评分和自动化管理系统, 欧美的数家大银行要求银行对信用评分进行跟踪分析, 以保证其正确使用, 并进行决策的优化。而我国才刚刚开始信用评分的探索, 在管理上存在较大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应尽快引进国外银行业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技术, 掌握信用评分方法和决策技术, 防范个人信用风险。第二, 防范操作风险。根据相关金融法规、制度和办法约束借款人行为, 严格程序和要求, 与借款人签订借款契约, 防范风险。第三, 信用风险预警、管理及转嫁系统。采用抵押、担保和信贷保险等方式转移自身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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