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体系构建（精选12篇）
法律体系构建 篇1
1 引言
近年来, 我国的消防行政执法工作不断进步, 在保障社会经济发展、构建消防安全环境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为了深化消防执法规范化建设, 树立和维护公安消防执法的良好形象, 必须积极探索有效措施健全消防执法制度。
2 构建消防法律体系的意义
消防执法规范化建设是我国法律建设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加强消防执法的规范化, 有利于提高消防执法人员整体的素质和意识, 提高人民群众对消防执法人员的信赖和支持, 从而构建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消防队伍。目前, 我国的消防执法具有高度的开放化和透明度, 社会各届对消防执法行为都特别关注, 如果消防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了任何的违法行为, 都将影响消防执法人员整体的威望。不规范的执法行为导致公正执法行为缺失, 缺少与群众之间的联系和沟通, 不利于消防队伍群众公信力的提升, 更不利于我国消防执法行为的规范化发展。因此, 面对当前的严峻形势, 必须加强我国消防执法行为的规范化建设, 提高消防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水平。
3 当前消防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3.1 消防法律体系的地位不高
我国宪法规定, 行政机关需要按照国家机关组织法行使职权, 消防法律体系是公安消防特别行政法范畴内的内容, 各级别的行政机构都做出了明确的消防行为规定。但是, 目前我国并没有出台与国家机关消防行为相关的组织法, 使得消防法在执行的过程中遭到有些国家机关的拒绝, 这让消防法在一些国家机关面前变成了一纸空文。
3.2 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还不够完善
我国的《消防法》等法律法规和其他的消防技术规范标准之间往往重复交叉, 甚至还存在着众多的冲突, 影响执法工作的顺利开展。因此, 在消防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并且采取有效措施提升体系结构的严谨性。我国的立法或者法律修订的程序严谨复杂, 一部法律的制定往往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 法律的完善周期也非常长。一部法律法规一旦颁布, 在短时间内不会发生变化, 但毕竟法律法规制定时具有的前瞻有限, 必然会出现法律法规与快速变化的社会形势不相适应的情况, 导致消防执法监督工作中遇到的新问题没有相关的法律、标准遵照和参考。另外, 现阶段, “红头文件”普遍存在, 处于法律法规的边缘, 因为一些部门利益的驱动以及相关制度的漏洞, 导致一些“红头文件”打着法律的名义, 钻法律法规的空子, 对法律的实施造成不良影响, 对消防执法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现阶段, 人民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消防安全意识不断提升, 一些较为严重的火灾事故发生之后, 政府部门、新闻媒体和广大群众便会增强对于某一行业的关注度, 促使一些以“红头文件”形式发布的“新规定”产生, 而这些“新规定”往往会高于法律法规中提出的标准, 使一些执法人员有了滥用手中的职权空间。
3.3 消防监督执法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我国消防法律体系执行力度比较差, 主要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 (1) 经济的快速发展, 消防执法的任务逐渐增多, 但目前的执法力量却严重不足。消防执法的任务量比较大, 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消防执法人员以及机构, 并且要以完备的技术以及物资作为前提和基础。 (2) 公安消防机构在执行任务时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的袒护以及人情的干预, 而且政府和消防部门的地位以及职能不同, 因此他们的消防目标、工作方法等也存在差异。同时企业事业单位等与政府之间存在一定关系, 因此其违背消防法律法规的行为并不能得到及时整改, 甚至有些执法者会做出凌驾于法律之上的行为。
4 消防法律体系构建措施
4.1 完善执法体系, 增强消防监督执法规范性
(1) 完善消防法律法规建设。对消防法律法规体系进行健全和完善, 需要对消防立法工作进行预测, 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存在的矛盾问题, 深入考虑现有消防法律法规的废除、修改对社会的影响, 全面、透彻的进行分析, 保障以《消防法》为核心, 各种相关法规为补充的法律法规体系, 要求包含内容全面, 主次结构分明, 各法律法规条例之间存在着良好的协调性、互补性, 从而保障消防监督工作可以顺利的不间断的开展。
(2) 加强对“红头文件”的管控。在上文叙述中可以了解到“红头文件”对于消防执法工作的开展有着很深的影响, 需要在短时间内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管控制度, 避免“红头文件”造成的违法情况出现。首先对于文件制定必须严格审查, 发现问题并修改完善, 确保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不会受到任何损害;其次文件的运行要透明, 监管力度要加强, 使得“红头文件”能够经得起群众和社会的监督。
4.2 坚持立改废并重, 加强消防法律法规认定工作
完善消防法律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 在构建消防法律体系过程中, 不仅需要规定系统化法律法规, 而且还应该结合形势发展, 明确认定行消防法律法规。对于已经失去法律效力的法律法规, 应该及时予以废止, 对于不适用的法律法规, 也应该及时进行修改, 使其能够适应新时期发展需要。
(1) 在消防执法方面, 政府应该严格依法履行消防职能。《消防法》中, 对于基层政府的相关部门的职能、机构的职责界定不清, 而且也没有采取必要的制约措施, 因此, 必须对此进行明确规定。
(2) 在铁路、交通、民航等系统的消防监督方面, 一般采用相关规定或者规范性文件进行管理, 但是, 各项管理制度的做法并不统一, 对此, 应该加强消防行政法规立法工作, 提高行政执行力。
(3) 在消防行政法规中, 对于地方标准、企业标准在消防产品质量监督中的法律地位, 以及强制检验的消防产品获得市场准入条件, 都应该进行明确规定。
(4) 在新《消防法》中, 对于质量监督、工商、消防等部门根据自身职能加强消防监督的要求过于宏观, 对此, 需要联合执法机制进行原则性规定, 明确监督部门职责。
(5) 消防法律法规在赋予公安消防机构即时强制权时, 还应该规定部分补偿性内容, 这样才能够有效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6) 进一步探究涉及到消防安全的罪名界定以及消防责任事故罪的前置条件和量刑等问题。
4.3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
消防行政法规是对消防组织法、消防法的补充和完善。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是对消防组织法、消防法在落实层面上进行细化, 使每一行为操作更为具体可行。按照《立法法》的要求, 凡某一行为涉及到两个部委以上的要提请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 建议有计划地制定《进出口消防产品监督管理规定》、《进出口货物的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社区消防管理规定》, 制定《城市消防基础设施规划建设办法》、《消防安全评估办法》、《消防税征收办法》、制定 (消防保险信贷条例》、《多种形式消防组织条例》、《开发区消防管理条例》。
4.4 推进消防技术性标准法律化工作
消防技术标准有很强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是消防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补充。因此, 要通过标准的制定、修改、实施等法律活动, 解决消防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这一方面, 美国的做法值得学习。美国消防协会 (简称NFPA) 是经美国国家标准局授权研究制订和修订消防技术标准与规范的机构。该组织通过下设的250多个技术委员会和6700多名志愿工作的专家来完成立法工作, 虽然其并不具备法律的地位, 但其大部分法规及精神都被美国各州的立法机构和一些联邦机构采用。这些法律、标准和规范, 在实践中会对美国的消防工作产生巨大的影响。对此, 中国可以充分借鉴这些成功经验, 在部分经济发达、法治氛围良好的城市, 尤其是在较大的市, 可以率先开展试点工作, 并且通过积极的协调、沟通,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推动消防技术标准的提升。
5 结语
综上所述, 我国当前现行的消防法律法规以及消防监督工作, 在某些层面上还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因此, 必须完善执法体系, 增强消防监督执法规范性, 坚持立改废并重, 加强消防法律法规认定工作, 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实施细则》等行政法规, 同时推进消防技术性标准法律化工作, 这样才能够及时调整消防监督管理工作模式, 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宁婧.我国消防法律法规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探讨[J].法制与经济旬刊, 2013 (08) :87~88.
[2]陈伟山.浅谈我国消防法律体系的发展对策[J].法制博览旬刊, 2012 (05) :36~37.
[3]张镇宇.依法治国视野下消防法律体系现状及对策[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5 (2) :107~109.
法律体系构建 篇2
“疫情防控越到最吃劲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依法抗“疫”，立法是根本。依法治国首先是有法可依。立法部门要加快完善疫情防控相关立法，加强配套制度建设，完善处罚程序，对疫情防控过程中出现的群众反映强烈、关心关注的问题要重点研究，构建科学有效的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法律法规。立法过程要坚持问题导向，树牢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坚持立法必须是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使每一项法律都能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使法律“充分体现人民意志”，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
依法抗“疫”，执法是关键。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各级党委和政府是依法行政、依法执法的最重要主体，要切实提高疫情防控法治化水平，全面落实依法履行职责，坚持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明确责任分工，积极主动履职，抓好任务落实。要加大对暴力伤害医务人员的违法行为打击力度、严厉查处各类哄抬防疫用品和民生商品价格的违法行为、依法规范捐赠受赠行为，确保受赠财物全部及时用于疫情防控，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 篇3
关键词：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构建
我国的市场经济形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市场对于各种经济体在发展经济时的规范化和透明化要求越来越高，这就意味着企业发展经济面临的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改变。为了使企业的发展能够适应于新的经济形势、保持健康、可持续性的发展，就要积极的推动依法治企，用法律的手段来降低风险冲击、维护自身利益，实现企业的健康发展，总而言之就是要构建企业法律风险防控体系。本文将对其构建措施展开具体的探讨。
1 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控机制
建立健全法律风险防控机制主要表现在：总部法务机构对全集团法律风险的管控，下级权属企业就重大法律风险对上级的汇报；企业部门横向之间的协调配合，因为法律风险防控工作虽然主要是法务部门牵头来做，但不仅仅就是法务部门自己的工作，也是全集团的工作，其他部门如何与法务部门进行沟通信息、协调配合。
2 加大企业法治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
要构建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离不开企业的资金支持，在以往的企业生产经营理念中，领导阶层大多认为进行法律建设不会产生直接的利益，对于企业的发展没有什么帮助，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特别是当前我国倡导依法治国，企业的法治建设成本理所应当就是企业发展必须要投入的资金领域，面对波谲云诡的市场经济形势，企业只有对“法律培训费、办案费、律师代理费”等法治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制定出一个合理化、科学化的预算，依据预算加大企业法治建设方面的资金投入，才能确保企业有效开展各种法律风险防控工作，保证企业健康稳定发展。
3 提高企业内部人员的法律风险防控意识
法律风险防控既然不局限于企业内部的法务部门，那就应当成为全体员工共同的一种意识，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员这个“关键少数”的共识。以笔者所在的特大型能源企业为例，企业中实行的是三级管控模式，从上到下工作人员的职权等级依次降低，而要提高内部工作人员的法律风险防控意识就要首先从领导阶层着手，只有领导阶层形成了科学、坚定的法律风险防控意识，企业才有机会进行彻底的风险防控改革，减少由下而上推行法律观念带来的阻碍，用领导阶层的风险防控意识的树立带动全体基层员工的风险防控的意识。其次就是强化企业法律工作机构和队伍建设，从集团总部母公司一级到二级子企业、再到三级子企业，均需成立专门的法务工作部门或明确承办企业法务的部门，配备专业的具有律师资格或企业法律顾问资格的专业人员。并对企业内部全体工作人员的法律风险防控意识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尤其是要加强基本专业法律知识和基础经济常识的普及，使全企业都形成一种对法务部门工作重要性的正确认识。
4 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
在企业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中，法律顾问制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为了强化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就要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从源头对企业发展中的法律风险进行遏止，将企业发展中的法律监管上升到企业在重大事务决策中，形成规范的法律监督制度，同时还要建立起对于内部工作人员行为进行约束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以此来规范企业经营员工行为，除了这些分支性的法律顾问制度，企业还可以视各自的经营情况和对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判定情况进行认定，建立起总的法律顾问制度，并形成专门的法律事务处理机构，聘请专门的法务人员，对企业经营的日常事务进行法律层面的解读，使企业的实际工作能够在法律范围内进行。
5 对企业的其他相关制度进行完善
企业的法律风险防控体系与企业的经营密切相关，单一的风险防控体系还不足以对企业的发展进行全方位的防控，这就需要对企业中的其他相关制度进行完善，包括企业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三个阶段的防控。首先，在交易方面要建立了完善的合同管理制度，参考国家的相关合同法律对本企业与其他企业的交易行为进行规范，严格按照国家法律和企业法规实施交易行为，在审核和结算层面要保持法律层面的谨慎。其次，对于企业发展的重大业务要制定出示范性的文本，进行事前事后的综合性分析与考察，在商务谈判、投标招标环节和项目投资方向、收购、兼并、重组等重大决策要允许专业的法律顾问的参与，对于法律顾问提出的注意事項要保持高度的谨慎，以此来规避经营活动中的法律风险。然后，企业要在法律顾问的辅助下建立起劳动关系管理和索赔规范等方面的制度，对于企业经营中可能引发的各种纠纷事项要借助法律顾问的帮助，寻求法律的援助，以合法的方式解决纠纷问题，避免因为纠纷解决的不恰当行为对企业发展的形象带来不利影响。最后，企业要高度重视生产环节中工商、税务、监管等各个层面的执行风险防控，必要时由风险顾问对具体的工作进行指挥和协调，全方位对企业发展中存在风险的制度进行完善。
6 政府部门用政策强化对企业风险防控的引导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支持，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同样需要政府政策的指引，政府应当向社会企业摆明态度，通过各种手段加大对风险防控在全社会方位内的宣传以赢得社会各界的关注。企业发展的直接目的是盈利，因而缺乏政府政策的指引，企业有可能会在发展过程中过于重视当前经济利益的获得而忽视了法律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只有政府持之以恒地对法律风险防控进行宣传，政府才能最大限度的保持警醒，将风险防控体系的构建贯彻落实到每一个环节，为企业的发展提高一个有力的法律保障，推动企业的持续性发展。
7小结
企业法律风险防控是企业长远、可持续发展中的必要组成部分，应当与企业发展的各个经营管理环节相结合，从上到下对企业的领导阶层和基层工作人员进行法律知识的普及教育，减少企业发展中可能遭受的风险冲击，为企业的稳定发展保驾护航，维护企业发展的利益，进而带动社会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马清彪.企业法律风险问题探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2011（05）.
法律体系构建 篇4
何谓法治?教科书给出我们林林总总的定义, 如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认为法治至少具有以下五层涵义:“一、法治是一种宏观的治国方略, 二、法治是一种理性的办事原则, 三、法治是一种民主的法制模式, 四、法治是一种文明的精神, 五法治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1]刘作翔认为:“法治包含着多重内涵。首先, 法治是一种观念, 一种意识, 一种视法为社会最高权威的理念和文化;其次, 法治是一种价值的体现, 法治不但要求一个社会遵从具有普遍性特征的法, 而且还要求这种被普遍遵从的法必须是好法、良法、善法;再次, 法治是一种以“法的统治”为特征的社会统治方式和治理方式。”[2]如从国内经济和文化现实的契合和寻求思考之结果的角度, 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值得再次重温:“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遵守, 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3]回顾1959年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国际法学家大会讨论法治问题则显得颇有意味, 其关于法治的阐述:“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 奉行法治的立法机构的职责是要创造和保持那些维护基于个人的人类尊严的条件, 这种尊严不仅要求承认个人之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 而且要求促成对于充分发展其人格乃至是必要的各种社会的、经济的、教育的和文化的条件。”[4]
显然的, 通过上述的引述, “法治”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法治”或许还包含着边界不清的期许:法治与国家制度建设和政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解决的不仅是政治、经济问题, 甚至包括这个时代所有重要的问题。善法和良法的提法强调“法治”内容蕴含道德价值观念, 在法律和道德上短时期内难以达到共识, 也难以令人满意地找到合适的分界, 但毋庸置疑的是, 这是无法回避和必须面对并需尝试寻求平衡。我国学者梁治平试图将“法律过程与道德诉求小心地加以区分”, 将“整个法律世界”从“日常生活的自然世界中区分出来”, 对于法治, 他给出了以下定义:首先, 把法治理解为一系列原则, 诸如法律具有一般性和公开性、法律不溯及既往、法律规定清晰明了、法律不自相矛盾、法律不要求不可能之事、法律具有稳定性、官员所为与公布的规则相一致、必须确保司法独立、法院应对立法及行政活动拥有审查权、诉讼应当易行、遏止犯罪机构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不得侵蚀法律等等。其次, 把法治理解为围绕这些原则建立起来的一系列制度, 一种人们能够据以规划其长久的生活, 因而使人类生活变得可以预见和可以控制的制度框架。构成这套制度的不只是相对完整的法律典章和立法、司法体系, 而且包括与之相配合的法律职业和法律教育, 包括法律职业群体的职业素养, 也包括使得一般当事人可以并且易于利用来实现其诉权的一系列程序和法律服务设施。第三, 将法治理解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和一种特殊的秩序模式:它不但要限制专断的政治权力, 促成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某种可预期的和稳定的互动关系, 而且要使一般社会生活的重要领域受规则的统制, 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法律的统治。最后, 把法治理解为一种生活实践和认知过程, 它与人们对法律的经验、看法和态度有关, 与某种特定的法律信念和法律文化有关[5]。这一系列纹理清晰的描述, 或可以给我们一个更为接近具体真实和实用的法治概念。
二、现行法律体系的反思
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法律设施和法律机构得以恢复, 法律教育重开, 法制建设被提上日程, 大规模法律体系构建工作由此展开。根据中共十五大精神, 1999年修宪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有法可依被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让我们将“法律体系构建”作为对“法治”这一问题反思的起点。改革开放三十年, 立法成就引人注目, 至2010年4月底止,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法律233件, 国务院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行政法规680余件, 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了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9000余件 (不含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制定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及五个经济特区制定的法规) [6]。
(一) 法律分类
正是由于将有法可依作为建设法治社会的出发点, 把立法构建便利性置于重要地位便不难理解。诸如在法律分类问题上, 立法者将学理上种类繁多的法律部门分类, 化繁为简地定义为“七分法”, 即中国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统帅, 法律为主干, 包括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以及规章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组成的统一整体”[7]。其划分的原因为:“划分为这七个法律部门, 能够清楚地反映各类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对象和方法, 既能够把各个法律部门区分开。又能够使各个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合乎逻辑, 并且符合我国现有法律和将要制定法律的状况。”[8]相较于“二分法”———公法和私法, 由来已久的“六分法”———宪法、民法、商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等, 这并没有对“七分法”提供足够的理据, 对在法律体系下是否需要形成更多层次的划分, 值得认真探讨, 因为法律分类蕴含了对法律秩序形成的重要问题和原理的不同认识。又如在法律规范的问题上, 法律规范作为法律体系的基本构成元素在立法操作上实质演变为了“规范性法律文件”或“法律部门”, 从而回避了从细致意义上回答:法律规范是什么、法律规范的标准结构、法律规范的类型、法律体系的构建单元是不是法律规范等深层次立法技术上的问题。跨过了法律规范与政策、习惯、协议、命令、法理等之间关系的探讨。实际上, 法律体系的构建包含着对法律规范、法律渊源、法律分类、法律位阶等的认识和实践, 采取理性探讨而不是回避的态度, 或许立法技术会与现实社会生活有更积极的回应。
(二) 司法解释
众所周知, 从立法体制上司法机关在法律体系形成的角色和作用被明确排除。按照我国体现“统一性与多层次结合”立法体制的解释:“所谓统一, 就是所有法律规范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 国家立法权统一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使, 法律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同时, 下位法不能与上位法抵触, 同位法相互之间应当协调。所谓多层次, 就是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制定法律外, 国务院可以根据宪法和法律, 制定行政法规,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在不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 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较大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也可以制定地方性法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批准, 批准后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根据当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 可以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 报上一级人大常委会批准;此外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市的人民政府, 可以根据法律和法规制定规章。部委规章报国务院备案, 地方政府规章不仅报国务院备案, 还要报本级人大常委会备案, 较大市的规章同时报省级人大常委会和省级政备案。”[9]换言之, 有权立法的机构具体而言包括:全国人大及常委会, 国务院,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 较大市 (省级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及国务院批准为较大的市) 的人大及其常委会, 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会, 国务院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较大的市 (同上) 的人民政府, 以及中央军事委员会。
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在具体个案的裁判中只是适用法律无需也不解释法律。1981年五届全国人大第19次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权就审判工作或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直至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中“司法解释施行后, 人民法院作为裁判依据的, 应当在司法文书中援引”[10], 才勉强将司法解释纳入法律体系之中, 但按我国“统一性和多层次”的立法体制, 层次丰富、数量巨大的司法解释的法律效力位阶认定令人困惑和惹人非议。上述的现象反映出立法者对建立逻辑紧密无缝法律体系的希冀, 对“法官造法”的排斥, 否定司法裁判机关基于法律适用所进行的规则创制和规则梳理, 不承认法官解释法律和填补法律缺漏的作用, 从而阻隔了法律和现实社会生活及时有效的对接。法律作为调整行为的规范, 从制定的同时就某种程度地落后于不断变化的时代。
(三) 行政立法
行政法规、部委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等在报相应的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备案即成为法律体系构成的有效组成部分, 在绝对数量上远远超过了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规范性文件, 成为行政管理领域中最主要的行为规范。并且由于在法律体系构建中排除了司法审查的作用, 上述有的行政法规正逐渐为政府越位推波助澜。有的地方政府财力紧张, 政府内设部门不能全额拨款, 于是相关职能部门为维护自身部门经济利益, 出现所谓的“部门立法”, 用法律规范性文件来固化经济利益, 立法在某程度上丧失了公平正义。
三、结语
以强调法律体系构建便利性的思维为主导已日益突显其弊端, 立法者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如何提高立法质量已成为当前立法工作的主要矛盾。这不仅是指新制定的法律要提高质量, 而且现有的法律也要通过修改, 使其更加完善。”[11]同时, 奉行人为构建的理性主义思路或许已走得太远, 正如美国霍姆斯法官所言“法律的生命是经验而不是逻辑”, 是否应重新审视普通法系国家在漫长历史中散发出的经验主义和自然弥散机制, 现在也许是适当的时候在法律构建中注入新的思维以适应社会转型期的现实需要了。
摘要：党的十五大提出2010年作为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时间界碑, 法治已上升至当今法律人的追求甚至信仰, 本文以法律体系构建为起点, 尝试解读和思考。
关键词：法治,法律体系构建,反思,经验主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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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作翔.迈向民主与法治的国度.山东人民版社, 1999,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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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梁治平.http://swupl.edu.cn/fzllt/web/content.asp?did.社会转型时期的制度建构---对中国法律现代运动的一个内在观察.
[6][7][8]http://cd.qq.com/a/20100612001966.htm 2010-6-12.新华网, 信春鹰:我国现行有效法律达233部行政法规约680部.
[9][10]http://www.iolow.cn/showarticle.asp?id=2563.李林.新中国立法60年.原文应来自乔晓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成、特征和内容.另:上文引用未标注皆出自该文.
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我做起 篇5
一滴水珠对于大海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无数滴水珠汇聚在一起便能形成汪洋大海。一个人对于法所适用的范围来说是渺小的，但无数人团结在一起共建法律体系便能让法更好的为我们服务。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我国的法律体系带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指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享有立法权和司法解释权的国家机关，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及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利而制定并修正的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的法律体系的总称。
法律做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是每个国家都必不可少的，法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中国也发挥着巨大作用。
规范引导人的行为。
“依法治国”使我国治理国家和管理人民的根本方法，要做到依法治国，前提是有法可依。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很好实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全面建设小康、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了可能。
但作为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法律体系是很不健全的，这就要求我们每个人为之奋斗。努力构建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自然，对于我们这个人口庞大的国家，人人都参与立法既不现实也不可能。那么这就要求我们的立法者在立法时必须考虑绝大部分人的利益，坚决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同时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坚持群众路线；有鉴别、有选择地借鉴外国立法经验；体现人文观点，注重人文关怀。执法者必须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摈弃现今社会的“官本位”思想，法本为全体人民制定就必须适用于全体人民。广大民众当懂法、守法、护法。敢于和违法行为作斗争。
论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构建 篇6
关键词：风险投资；存在问题；法律体系
一、风险投资概述
“风险投资”这一词汇的出现是由于15世纪西欧国家的一些商人投资于远洋运输和探险，到了19世纪“风险投资”出现在美国并开始广泛使用和流传。至今，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语言不同，使得“风险投资”仍然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是世界各国的风险投资是具有共性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投资对象的特殊性。一般投资活动的投资领域比较广泛且分散，而风险投资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高科技企业。
第二，资本组织形式的特殊性。风险投资通常采用由职业的风险投资专家掌管风险资本，代理原始投资者进行投资的独特模式。
第三，投资方式的特殊性。风险投资是一种权益资本，通常表现为公司股权的形式。
第四，获利方式的特殊性。风险投资和一般投资活动获利方式的主要区别在于，风险投资是通过企业上市或股权转让，以股票套现方式获取利润，而一般投资活动是通过分红派息、股份增至或出售企业产品来获得利润。
二、美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对我国的启示
第一，注重风险资本来源的多样性。1979美国《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修订，规定只要不威胁资金的安全，允许养老金参与风险投资。我国风险资本准入制度的严格限制，已造成我国风险投资的后劲不足以及过于依赖外资，急需放开风险资本准入制度。
第二，完善的资本退出机制。美国风险投资退出的方式主要有公开上市、出售（包括股份回购）和清算。美国30%以上的资本是通过在纳斯达克上市交易退出的，纳斯达克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二板市场。我国证监会在2009年3月31日颁布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是我国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最具实质性的一步，但是不够完善，仍需要向美国纳斯维克学习。
第三，完善的行业监管制度。在美国，小企业管理局是小企业投资公司的审批机关，《小企业投资公司法》授予了小企业管理局自由裁量权，规定其具有颁发营业执照并全面监督管理小企业投资活动的权力。但在我国一直没有关于风险投资监管的法律规定，其在运作过程中也存在监管漏洞。
三、我国风险投资法律存在的问题
（一）资本准入法律制度存在问题
第一，民间资本进入存在法律障碍。我国法律对社保基金、保险金、银行资金、养老金的严格限制流动是风险资金单一的原因，民间资本准入风险投资存在着明显的法律障碍，制约着我国风险投资的发展。
第二，对国外资本的进入缺乏必要限制。我国2003年出台的《外商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对外资本在我国从事风险投资、设立风险投资机构做出了明确规定，但缺乏对其大量进入中国市场的预期判断，致使国外的风险资本渗透到我国很多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
（二）风险投资退出机制不畅
风险投资的特点是高风险高收益。能够带来与投资者承担的高风险相当的高额回报的方式只能是风险投资的退出：高价出售、上市或回购。但目前我国的退出机制并不完善，一方面退出渠道的种类相对狭窄；另一方面，每一种退出渠道都对风险资本的退出有一些阻力。如首次公开上市仍然问题多重，产权转换有碍。
（三）风险投资运行缺乏必要的监管
其一，监管主体及其职权缺乏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风险投资的监管主体为政府机关，当前我国没有明确的监管机构。其二，风险资本投向缺乏法律规制。近几年，我国风险投资的势头大多转回传统行业，与风险投资投向高科技行业的初衷背道而驰。[3]究其原因，风险投资的监管法律无明确规定，政策只有引导作用，这将会导致我国风险投资发展渐行渐远。
其三，风险投资运作缺乏法律监管。风险投资运作对风险投资具有决定性作用，因而其运作过程应当是政府的监管核心。《创业板办法》只涉及到风险资本的投入与管理阶段，没有形成风险投资完整的运作规则。
四、构建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设想
（一）风险投资法律体系
（1）风险投资主体法律制度
风险投资机构、风险企业和风险投资者是风险投资运行中所借助的三种主要组织形式，其中，风险投资机构的主要有风险投资有限合伙、大公司附属的风险投资部门和国家风险投资公司；风险企业是风险资金的使用者，其选择及运作对风险投资的成功与否起着决定性作用；风险投资者提供资金但不直接参与风险投资基金的运营。
（2）风险投资行为法律制度
募集风险资本、选择风险项目、设立与培育风险企业以及退出风险投资行为构成了风险投资的整体，这些行为都需要法律一一规制。一系列有关的缔约行为以及为缔约行为做准备的相关行为是风险投资行为的主要表现，另一些投资行为还表现为风险资本的各种退出行为。
（3）风险投资扶植与监管法律制度
风险投资蕴含着高风险，这就需要风险投资家学会规避风险，但是风险投资家主要以营利为目的，他们不善于协调其与投资者、风险企业之间的关系。因此，政府作为极具权威的中立者介入风险投资，干预风险投资的运作和监管是很有必要的，这能为风险投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二）制定风险投资基本法
《风险投资法》作为基本法对于推进风险投资的发展，对整个风险投资制度基本方针、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的规定以及对各专项法的制定与实施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然而我国的风险投资发展缺少这样一个基本法做保障，笔者从以下两个方面来阐述风险投资基本法的重要性。
第一，风险投资基本法的缺位导致风险投资主要依靠经济政策来调整。经济政策完全或主要由原则性条款规定组成，大都只规定一定经济时期的行为方向而不对具体的行为规则做出规定。随着风险投资的发展，经济政策缺乏操作性、稳定性及其极强的时效性的缺点，已经完全不能适应风险投资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第二，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形成受到风险投资基本法缺位的限制。我国的风险投资法律，从整体意义上说，还处于尝试和初创阶段，作为一般法律规范的风险投资基本法的缺位会影响作为特殊规范的风险投资法律群的融合，最终会直接制约风险投资法律体系的形成。
结语：完善的风险投资法律制度是风险投资的重要保证。然而，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现行立法滞后，由于风险投资法律制度存在的诸多缺陷，使得我国风险投资法律体系设计的艰巨性。只有加快修改和完善有关法律制度，健全风险资本运作的法律环境，才能充分发挥法律对风险投资事业的保驾护航作用。（作者单位：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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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控制法律规范体系之构建 篇7
一、中美两国内部控制法律法规的治理功能考察
近年来，诸多学者围绕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内在关联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从现有研究成果看，虽然研究视角与切入点各有侧重，但对于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的关系已基本达成共识。即：公司治理是内部控制制度运行的上层建筑，而内部控制则是为公司治理目标实现提供的具体保障措施，它是实现公司治理目标的手段和方法。
1．中美治理机制对管理制约作用层的比较分析。
公司治理功能的有效发挥是内部控制有效运行的先决条件，而治理功能的有效释放则受其治理条件的制约。就我国现实情况看，无论是内部治理还是外部治理，现行治理机制远未达到对管理层应有的治理强度，其内在根源可概述为四大方面： (1) 由历史原因形成的股权高度集中，导致了董事会治理功能的退化; (2) 现行“二元制”治理模式中董事会与监事会职责界定模糊，造成了内部治理效率的低下; (3) 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条件尚不具备，目前董事会下设的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中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4) 资本市场与社会声誉机制尚不完善，外部市场机制对管理层的劝诫作用难以显现。
近年来，我国公司治理有效指数虽然总体有所上升，但与美国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就美国公司治理情况看，虽然其在公司化发展进程中呈现的股权结构的分散化同样也带来了代理问题，然而，其“一元制”内部治理模式及其良好的市场声誉机制，对管理层的单边行为产生了较强的抑制作用。美国纳斯达克市场《上市规则》规定，公众公司审计委员会至少由三人组成，并且只能由独立董事担任。一方面，由于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比例较高并由其行使审计职能，较大程度上削弱了内部董事的权力;另一方面，美国社会评价信誉机制较为成熟，独立董事若不能保持独立，甚至与“执行董事”合谋，其在市场中的声誉机制就会受到破坏，最终只能受到市场惩罚甚至被市场淘汰。可见，美国较为完备的市场声誉机制对强化其治理功能具有良好的导向作用。
然而，组织中的人是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有限理性人”，当其“理性经济人”本性占据主流，进而利用自身信息优势实施机会主义行为时，市场机制的规劝作用便显得微乎其微了。对此，一贯提倡自由经济、市场调节为主的美国，针对内部控制实施中管理层潜在的渎职倾向与行为，果断地采取了政府干预即通过联邦立法这一强制性举措，并取得了良好成效。
2．美国内部控制法律体系彰显其强大的治理功能。
深入分析美国联邦政府在内部控制法律体系构建及其实施方面的举措，其成功因素可归纳为三大方面：
(1)其内在驱动力源自对投资者及其潜在投资者利益的保护。20世纪30年代，随着美国证券市场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联邦法律注重维护证券市场的公开透明与健康发展，对公众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了规范。1933年首次出台的《证券法》，对申报一级市场股票发行公司的信息披露质量提出要求;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主要对二级市场的交易规则进行了规范;1935年和1950年的《公共事业控股公司法》，专门针对与一般盈利公司具有显著区别的公共事业公司而颁发;2002年的《公众公司会计改革与公司责任法》，即著名的《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法案)，则进一步拓展了内部控制法律的广度与深度，将内部控制适用范围由本土公司扩展至在美国上市的海外公司的同时，对公众公司内部控制提出了极其严格的要求。
以上四项法律尤其是SOX法案，无疑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立法监控体系，极大地限制了高层管理者的权力，促使其将内部控制建设纳入法律约束，集中精力致力于公司的战略发展，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广大投资者与社会公众的利益。
(2)处罚方式及其力度产生强大的威慑力。一项法律的有效性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惩罚机制的有效性，美国内部控制法律尤其是SOX法案，完全可以用严刑峻法来形容。该法案要求公众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财务官(CFO)对于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财务报告的可靠性作出承诺，并由CEO作出与财务报告相关的内控有效声明。这就迫使管理层及相关人员不得不将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置于首位，从而更好地满足公司及广大利益相关者的需求。
(3)构建了上下贯通的内部控制法律体系。就美国内部控制法律框架看，联邦政府颁发的内控法律处于最高层次，SEC颁布的各种监督文件处于第二层次，美国证券交易所及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发布的相关规章处于第三层次。此三个层次中，联邦政府法律统领SEC, SEC对PCAOB进行监管，由此形成了层次清晰、上下衔接的内部控制法律体系，强化了公众公司对内部控制法律及其相关监管文件执行上的一致性，从而确保了内部控制法律的实施效率。
以上分析表明，以投资者利益保护为驱动的目标导向、各种违规处罚乃至刑事处罚的力度、相关法律规范之间的有机配套与协调，确保了内部控制立法监管的效率与效果，使得美国内部控制法律产生了不可替代的治理功能。
二、我国内部控制法律制度建设的初步设想
就内部控制法律制度建设看，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内部控制法制化进程尚未进入实质性阶段。我国现行经济法体系中，涉及内部控制的法律主要有《会计法》、《证券法》及《审计法》，其中《会计法》要求各单位建立内部控制监督制度，它从保护资产安全完整的角度出发对内部控制提出要求，并明确了单位负责人在会计监督中的法律责任;《证券法》将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作为设立证券公司的条件之一，并从外部监管的角度对防止财务舞弊提出了要求;《审计法》主要对内部审计进行规范。
考察现行内控法律法规，其不足之处可归纳为三大方面：一是缺乏具有权威性的内部控制统驭法律。现行内部控制法律服务于不同主体，由于缺乏具有统领作用的内控法律，不同主体在监管方式、力度、口径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进而带来内控法律执行力较弱等问题。二是并未从组织关系中对内部控制责任主体进行规范。以上三个法律虽然立足点各有侧重，但仍围绕会计控制和审计监督而展开，对管理层的强制性法律措施远未到位，导致内部控制法律治理功能难以显现。三是现行内控法律制裁力度不够。我国目前对于违法违规行为主要采取现金罚款、警告处罚。张宗新(2007)进行的一项上市公司违规行为与其股价关系的实证研究显示：罚款只对上市公司带来极小的负面影响，而警告批评并未给其带来负面影响，这一结论较大程度上说明我们内控法律监管力度不够、执法效果不明显等问题。因此，尽快构建以权威性内控法律为统领、相互配套统一的、具有较强处罚力度的内控法律体系，成为我国推进内部控制法制化的当务之急。健全我国内部控制法律法规，应着重从以下两大方面加大力度。
其一，构建以《公司法》为主体的内控法律体系。构建内控法律体系，必须对现行相关法律进行修订。《公司法》作为规范公司组织行为的大法，其核心内涵在于从组织运行的高度对公司治理责任主体进行规范。为进一步强化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制衡机制，应明确管理层在内部控制中的法律责任。在今后的《公司法》修订中，若增加一项法律条款，应将公司及其管理层应承担的内部控制法律责任嵌入其中，再将相关责任主体在内部控制设计、执行、评价中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进行细化。这无疑填补了我国治理层面的内部控制法律的空白，从而在法律层面弥补了我国现行公司治理的缺陷。
其二，强化内控法律制裁举措并形成有效的协同效应。从维护证券市场健康稳定、保护投资者利益出发，一方面，要明确责任主体在内部控制中应承担的责任，对其责任追究及其认定进行细化，从一般违规责任到重大刑事责任，从较小金额到极大数额的处罚，都必须制定明确的裁定标准。裁定标准认定应充分发挥惩罚机制在打击违法违规行为中的法律作用，大幅度提升处罚力度，从而增加企业违规成本。另一方面，应以《公司法》为统领，对现行内控法律进行梳理，改变其各自为政、相互割裂的局面，构建良好的法律责任认定标准以及一致、处罚力度统一的协同机制，从而形成强大的联合监管合力。如果说内部控制治理问题源自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强制性法律法规无疑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这一冲突，一旦在法律层面构筑了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协同”机制，如何充分挖掘内部控制在企业价值创造中的作用，进而实现投资者与管理层的共同意愿，便成为内部控制制度规范面临的核心任务。
三、内部控制制度规范的管理功能及其实践思考
随着内部控制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内部控制框架体系日趋完善，涵盖内容日益丰富。即使其原始驱动力源自对财务报告信息质量的需要，亦无法否认其在实现内部控制与企业终极目标(即战略目标的链接、内部控制与企业经营管理的糅合)等方面进行的延伸与拓展。
1．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应侧重于发挥内控的管理功能。
现行内部控制实施情况与内部控制规范制定的初衷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企业内部控制在实践中面临着一些普遍性问题。就内部控制与企业管理活动融合情况看，深圳市会计学会相关课题组于2010年进行的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诸多企业的管理层尚未认识到内部控制的程序和方法，与企业管理活动是一种有机的衔接与嵌合关系，片面地将内部控制看做游离于企业日常经营管理活动以外的独立活动，形成了日常管理与内控运行“两张皮”的现象。就内部控制实施主体看，对于内部控制与企业战略及其风险管理关系的认识较为模糊，片面认为内部控制主要是解决财务报告信息质量问题，不少企业将内部控制交与财务、内审、证券等部门实施，有些企业则将内部控制看做一项额外负担，为了减轻负担，索性外包给社会咨询机构全权代理。
可以看出，我国普遍存在着管理层对内部控制的认同度低、实施不到位等问题，撇开委托代理关系中管理层可能的机会主义倾向不谈，企业管理层普遍缺乏内部控制理论基础及实践经验，内控规范本身涵盖范围较广、涉及层次较多、内容较为繁杂，是造成以上问题的主要原因。由此，如何在现有基础上不断完善内控规范，逐渐形成层析清晰、上下贯通、易于理解的内控规范体系，成为内部控制实施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相关学者围绕完善内控规范体系、提升内控实施效果这一核心问题，从不同的视角提出了诸多观点。池国华(2009)提出，我国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及其配套指引，涵盖的目标、要素、业务、事项等四大模块，相互间的逻辑关系不够清晰，有必要进一步梳理与整合，形成逻辑架构清晰、具有普遍意义的内控体系。由此，他立足于系统研究的视角提出“三个层级、两条线”的控制体系，指出内控目标依托三个层级(即高层的战略控制、中间层的管理控制、基础层的作业控制)得以实现。而有效实施各层级控制的前提在于，信息沟通与监督这两条线必须充分、牢固地确保内控体系的正常运转。
李心合(2012)认为，目前我国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建设中存在八大难题，其中现行制度规范表述形式较为单一、内容冗长且缺乏层次，是影响内部控制有效实施的重要因素。为此，他建议除了采用惯常的条文方式表述，还可采用或辅之以流程图或控制表等形式，将内控目标及其要素有机地融入相关图表中。图表设计既涵盖条文形式所要表述的内容，又清晰地反映了内部控制的实施路径，从而提升了内控制度的执行力。
李连华(2012)则认为，理论层面缺乏内部控制效率评价框架体系，实务中又没有切实可行的评价方法，是导致目前我国内部控制效率偏低的主要原因。他进一步从内部控制的目标维度出发，探析了内部控制效率的实质内涵、基本特征、形成路径、构成要素，构建了内部控制效率测度指标体系。
2．提升内部控制管理功能的初步思考。
从现行内部控制体系看，基本规范作为处于统驭地位的内控总体规范，较为全面准确地概述了内控目标、要素、原则、要求。问题在于，从内控规范到企业实施之间，这段路程目前走得并不顺畅，突出问题表现为企业对内控目标掌控不强、内控评价体系不够健全两大方面。我国可借助于内控应用指引与内控评价指引的不断完善，对企业内控实施过程进行有效指导。
(1)逐步细化内控应用指引，确保内控目标落实到位。就内控目标看，基本规范提出的五大目标实际上是一组很难实现的目标，从外部环境到内部管理、从战略层面到业务层次，无不对内控目标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目标之间不相容、难调和等问题的发生，常常模糊人们对内控目标的认识，最终目标反而变得不清晰了。《企业内部控制应用指引》作为指导企业实施内控的行动指南，应通过修订和完善，引导企业立足于自身实际，分步骤、有重点地确立阶段性内控目标。对于内控基础薄弱、会计控制不够健全的企业，着重于加强授权批准与不相容职务分离等制度建设，进而提高会计信息质量;对于内部管理控制薄弱、过程控制不够严密的企业，则应着重于投资决策与集中采购等重大项目的论证与可行性分析，以降低经营风险、确保资产安全;对于法律意识淡薄、涉及诉讼或侵害他人利益的企业，应加大执法力度，明确违法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而确保经营活动的合规合法;对于内控基础较好，在财务报告真实、资产安全、经营合法合规等方面取得成效的企业，则应实现内部控制由约束性控制向自我控制方向的转变，将内部控制有机地嵌入企业经营活动的具体事项中，进一步提升经营效率与效果，最终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
(2)不断完善内控评价体系，构建内控持续改进机制。内控评价作为由最初的设计走向最后整改的枢纽，能否构建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关系到内部控制循环体系能否健康运行。鉴于内控评价的中心地位，我国专门出台《企业内部控制评价指引》，提出内控评价旨在评价内控的有效性，即企业内控制度是否为内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合理保证。然而，我国企业内控实施基础较为薄弱、历史上过于依赖外部审计、内控目标多样性及内控程序较为复杂的特点，决定了内控的“有效性”及其“合理保证”在实践中较难衡量。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国评价指引只提出了原则性指导意见。就外部审计功能看，其角色定位决定了其在行使内控督察职能时只能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追溯独立审计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其当初之所以对内部控制进行审计，其驱动力主要来自财务报告审计效率的需要而非内控本身之效率，此外，其局外人的身份也限制了其充分获取信息的空间。
因此，为构建良好的内部控制持续改进机制，我国应加强内控评价方面的研究与内控评价指引的完善。从评价目标设定及具体要素设计入手，构建涵盖财务指标与非财务指标的内控评价标准，依据业务性质划定其“定性”或“定量”范畴，并明确相应的评价梯度;建立相应的评价方法体系，对具体业务及事项逐一进行评价，以单项指标分析整合为基础，提出整体性内控评价意见，及时发现内控缺陷尤其是重大缺陷，提出切实可行的整改举措，从而不断提升我国内部控制的实施效率。
摘要：内部控制治理问题源自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 在公司治理机制尚待健全的情况下, 强制性内部控制法律体系能较大限度地解决这一冲突。内部控制管理问题源自企业价值创造的驱动, 在管理者与投资者之间形成利益协同的前提下, 内部控制规范体系能较大程度地达成这一目标。
关键词：内部控制,内控法律,内控规范,治理功能,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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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构建 篇8
1 建立完善湿地损害赔偿制度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湿地侵权行为的广泛化、严重化和公民维权意识的普及化，湿地侵权损害赔偿问题在我国日益突出。湿地损害的赔偿责任一般都很大，侵权者通常都无力承担巨额的赔偿费用，而更多的则是受害者得不到应有的赔偿，湿地的损害得不到及时恢复，从而产生了许多厂群冲突以及对政府的不满情绪，严重影响社会安定。比如[1]，在松花江污染事件中，中石油集团应当就其分公司吉林石化的污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但赔偿数额之巨大可能成为中石油集团无法承受之重，但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又无疑要求中石油集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因此，建立一套包括湿地责任保险制度和损害补偿基金制度在内的完善的湿地损害赔偿社会化机制，对于确保污染受害者获得及时充分的赔偿，减小企业因巨额赔偿金而面临的破产风险，实现湿地、社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两项制度在我国目前的湿地立法甚至是环境立法中或者仅有零星规定，或者根本未作规定，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建立[2]。笔者认为，我国应借鉴国外比较成熟的立法经验和模式，同时考虑本国的实际情况，来建立我国的社会化湿地侵权损害赔偿制度体系，从而有效地维护受害人的利益，并以此促进社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必要的。
2 湿地损害赔偿制度体系构建
2.1 建立湿地侵权责任保险制度
湿地污染、损害侵权往往具有社会性，其受害地域广阔、受害人数众多、赔偿数额巨大，加害者一般都难以承受。对此，许多国家为确保受害人得到充分的赔偿，都对从事有高度风险的企业进行强制性责任保险。这样，因环境污染侵权而致赔偿责任时，就可通过保险的渠道将巨额的赔偿金分散于社会，从而实现损害赔偿的社会化。这既保障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全，又有利于对受害人的及时救济，避免了各种矛盾的冲突及因之而生的社会动荡。为此，我国也应建立环境污染侵权损害赔偿的责任保险机制，对有高度污染危险的企业，实行强制性责任保险，并明确具体地规定承保范围、保险金额、责任条款和理赔程序等。
就湿地侵权责任保险而言，湿地侵权的发生形态有突发性和持续性两种。其中，突发性湿地侵权发生前没有明显的症状，而一旦发生，就已造成损害，受害人也能发现受害之所在，且能比较容易对损害作出认定的侵权行为，比如松花江污染事件;而持续性的湿地侵权延续时间长，甚至是多种因素复合累积之结果，比如2007年入夏以来，云南滇池、安徽巢湖接连暴发蓝藻危机，侵权人和受害人对侵权行为发生的具体经过，常常缺乏深切认识，以至于对侵权行为何时存在，侵权人是谁等问题难以认定，受害人更无从举证，其结果是难免阻碍救济之实现。对于突然性的湿地侵权行为的责任保险应作为商业保险看待，对于持续性湿地侵权的责任保险应作为政策性保险看待[3]。目前我国只有《海洋石油勘探开发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直接涉及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业务也只有油污责任险和渗漏污染责任险，对于其他亟待解决的环境责任问题如水污染责任保险等，尚未有相关法律法规作出明确而全面的规定，并且已有的保险业务大多实行任意保险，无法实现设立环境责任保险的初衷。1990年代初，我国保险公司和当地环境环保部门曾经合作推出污染责任保险，先在大连试点，后推广到沈阳、长春、吉林等城市，但成效并不显著。面对日益扩大的湿地污染，我国应建立湿地侵权责任保险制度，并可以引进巨灾风险证券化等制度，以更有效地分散风险。将所有的湿地侵权行为都纳入责任保险的范畴无疑是最理想的，但一项法律制度的实际效果，既与其法律规范的完善程度有关，更与其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程度以及在程序上的可执行程度有关。考虑到我国湿地侵权的现状、湿地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和完善需要一定的过程等原因，目前国内很多学者认为，我国湿地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实施应采取分步走的策略，来实现湿地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的目的，即先承保突发性的湿地侵权行为，待条件成熟时再承保持续性的湿地侵权行为。事实上，这种分步走的承保策略也是大多数国家所采取的。如法国在1960年代，对企业可能发生的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和大气污染事故，以一般的责任保险加以承保，一直到1977年，成立了污染再保险联营后，其保险公司的承保范围才不再限于偶然性、突发性的环境损害事故，对于因单独、反复性或持续性事故所引起的环境损害也予以承保。
2.2 亟待建立湿地损害补偿基金制度
针对加害主体难以确定、或支付能力有限、或已经破产或关闭，而受害人急需救助等特殊情形，应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逐步建立湿地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在湿地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方面，我国湿地立法甚至于所有的环境立法都尚未作出专门规定。事实上，目前已有一些国家对环境损害补偿基金会作出了明确规定。日本《公害健康受害补偿法》规定，人身伤害必须符合指定地区、暴露条件和指定疾病3个条件，只要满足条件即可获赔;欧共体委员会在1993年给欧洲理事会议会和经济社会委员会的报告《补救环境损害的绿皮书》中，就环境责任问题建议成员国建立联合连带赔偿制度，通过政府收费或征收特别税的方法建立环境风险补偿基金以行政补偿的方式补救环境损害。我国已经加入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该公约设有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作为缔约国，在遇到国际油污事件时应按这一基金的规定来运作[4]。
该制度在具体操作中其主要内容应当包括：鉴于我国目前湿地的管理仍然是多部门管理的现状，由县级以上政府组织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该机构主要由林业、农业、水利、环保、法律、技术等专业人士组成，负责具体的补偿事务;在适用范围上，只有在污染者不明确、责任方为不特定多数人，或者虽有明确的污染者但受害人无法经由社会保险或者商业性保险或者其他途径得到赔偿的情况下，可适用补偿基金制度;基金来源渠道可以多样化，如从通过发行环境债券和环保彩票中募集的资金以及政府征收的排污费和相关湿地罚没款中提取一部分组成补偿基金、通过政府拨款、社会团体和个人捐款筹集资金、由湿地污染性企业交付保险基金;基金的启动只能是在受害人用尽其他救济手段仍不足以及时维护其权益时并向基金管理机构申请，方可得到适当的补偿;基金管理机构有权行使代位求偿权，在补偿受害人后可以无因管理为由向加害人求偿，或以受害人名义对加害人行使;在责任举证方面适用“初步证明责任”，受害人只需证明损害是由湿地侵权引起的，侵权人为不明污染者或者虽有明确的污染者但用尽其他救济手段仍不足以及时维护其权益即可[5]。
3 完善湿地民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
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承担民事责任的10种形式，其中适用与环境侵权行为的主要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赔偿损失。前3种具有预防性，后2种具有补救性。而把停止侵害和赔偿损失作为承担民事责任的主要方式。排除侵害为消除环境侵权所造成的危害后果。《环境保护法》第41条明确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有责任排除危害，对于已经发生的环境侵权行为应当立即停止该侵权行为，妨碍他人行使民事权利的应排除这种行为。赔偿损失是承担环境侵权民事责任最常见的形式，指加害人因污染或破坏环境的行为给他人造成财产或人身损害时加害人应该依法补偿受害人的经济损失。赔偿范围包括：(1)对财产损失应全面赔偿，包括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即现有财产的损失及受害人为消除污染损害而支付的费用。(2)对人身损害则按照《民法通则》第119条规定赔偿。
一般情况下，民事侵权遵循同质赔偿的原则，即赔偿的数额应以受害人的实际损失为标准，不允许惩罚性赔偿的运用。但是湿地侵权已然不同于传统的民事侵权，将一般的民事侵权同质赔偿原则适用于湿地环境侵权领域，对能够确定的人身、财产的损害基本可以得到赔偿，而精神和湿地环境权益的损害则因无法确定而被排除在赔偿之外;其次，湿地侵权的双方当事人地位的不平等已经使一部分受害者放弃了法律救济的途径。这种现象的存在，一方面不利于受害者的救济和湿地权益的保护;另一方面放纵了一些恶意或疏忽大意的湿地侵权者。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有必要在湿地侵权中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以求为湿地侵权救济寻求一条更加畅通的路径。在英美法系及我国台湾地区，惩罚性赔偿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并得到了很好的适用。因此，国外及台湾地区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成功经验已经为我国在湿地等环境侵权领域引入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垫下了厚实的国际基础。
惩罚性损害赔偿，也称为示范性的赔偿或报复性的赔偿，是指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美国《侵权行为法重述》第908条将惩罚性损害赔偿定义为：“在损害赔偿及名义上之赔偿以外，为惩罚极端无理之行为人，且亦为阻止该行为人及他人于未来从事类似之行为而给予之赔偿;惩罚性损害赔偿得因被告之邪恶动机或鲁莽弃置他人权利于不顾之极端无理行为而给予。在评估惩罚性损害赔偿之金额时，事实之审理者得适当考虑被告行为之性质及程度与被告之财富。”由于依据现有通行的同质赔偿理论，不仅对湿地民事侵权受害者的救济严重不足，也使得加害者通过理性衡量，对侵权采取放任态度。因此，近年来，惩罚性赔偿越来越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尤其对传统环境民事责任的一种补充。许多学者认为，湿地民事惩罚性损害赔偿是指湿地法律关系主体对因其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而造成湿地污染或者生态资源破坏，或者因其湿地民事侵权行为所导致的精神损害，所应承担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在具体的运用当中，主要是可以更加充分的保护受害者的利益，此外，受害人提起诉讼之后所支付的各种费用也只有通过此才能获得补救。另一方面对加害人也起到一定的制裁作用，以此遏制故意的湿地污染和破坏行为，通过要求重大过失的加害人承担惩罚性损害赔偿责任来警示他们和其他可能因过失酿成重大湿地损害的行为人提高注意和加强防范。但是，这种惩罚性赔偿只是对传统环境民事责任的一种必要补充和完善，所以，只有在加害人实施了一定程度的恶性行为且主观上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时才适用，并且是在补偿性赔偿的存在为前提，而且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可能是由法律法规直接规定的，或者也可能是由法官或陪审团决定的，而不是由当事人自由约定的，这样才更有利于在湿地民事责任制度中细化法律的公正性，可以更加有力地惩罚和遏制污染湿地或者破坏生态资源的行为[6]。
Abstract:Because the wetland has special and vital meaning for humanity and nature,its protection and rationa utilization was more and more concerned by global scope of the universal.For many years,the wetland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 have not been used rationally because of many reasons,which resulted in much serious pollution and many grea accidents on wetlands.With the increasing of the wetland damage compensation,some legal systems of the wetland damage compensation,such as the fund system of damage compensation on wetland pollution,the system of punitive damages on the wetland,the insurance system of wetland infringement liabilities and so on,should be established step by step,and then some complete legal systems on the wetland damage compensation were constructed,in order to keep the coordination of wetlands legal and interest;ensure scientific and rational and sustainable use of wetlands in China.
摘要：湿地,由于对人类、自然的特殊、重要之意义,其保护和合理利用问题越来越受到全球范围的普遍关注。多年来由于各种原因,我国湿地资源不合理利用,湿地污染比较严重,重大湿地污染事件的频发,湿地侵权损害赔偿问题日益突出,可以逐步建立湿地污染损害补偿基金制度、湿地民事惩罚性损害赔偿制度和湿地侵权责任保险制度等,形成完善的湿地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协调湿地法律和利益关系,保证我国湿地科学合理和可持续的利用。
关键词：湿地,法律制度,损害赔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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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构建 篇9
1 目前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存在较大的弊端
我国现有的电子商务方面立法仅仅是某一个方面的立法规范，缺乏一个完整、规范的体系，例如：《合同法》、《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商用密码管理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暂行管理办法中国互联网络域名注册实施细则》、《中文域名注册管理暂行办法》等。这样的立法现状对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我们必须重视电子商务立法体系的构建，只有对其加以重视，才能从本质上认识到电子商务立法体系构建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才能制定出有利于我国电子商务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规范。
2 电子商务立法的立法原则与调整对象
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的定义概念，但是不同的说法表达的意思却是大同小异的。就是指在客户的要求下，通过数据电文提供的有偿服务。联合国和欧盟等国际组织也对电子商务的调整对象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以有利于电子商务贸易在该地区的有序发展。虽然不同的学者和不同的地区或组织对电子商务法的调整对象有不同的界定，但是几乎所有的版本都对“电子商务的任何一笔交易包含物资流、信息流和资金流”这一说法持肯定的态度，这一相对统一的认识标准有利于完善电子商务市场，有利于解决因标准不同产生的矛盾和纠纷，从而进一步推动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发展。
电子商务法的立法原则包括：
2.1 最低限度调整原则
虽然电子商务是经济和科技飞速发展的新体现，但是并不意味着其能摆脱传统商务的本质特性，传统商事交易法的基本原则是意思自治，所以意思自治也应该是电子商务立法的基本原则，也说明电子商务法的立法目的之一是鼓励电子商务交易的发展而非限制。此外，还有一个原则是为了鼓励技术的进步，为电子商务的发展提供更先进的技术力量作为坚强后盾，并且规定了电子商务不能因为采用电子的形式为借口而抵制法律的效力，也不能因为其特殊的表现形式而受到优惠的待遇，此原则为技术和媒介中立原则。
2.2 国际性与独特性相结合的原则
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说是全球性的，这就决定了电子商务的发展也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并非是单纯的仅限于一国的范围内。所以这些年来世界上的各个国家都试图在电子商务立法方面达成共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例如由联合国贸法会指定的《电子商务示范法》就是很好的体现。当然，中国的电子商务立法也必须坚持这一点，在立法过程中注意和世界各国普遍认可的规范相结合，才能不偏离国际上有关电子商务立法的大方向，才能更容易与国际接轨，使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向世界先进水平靠拢。但是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和交易习惯不同，这就决定了要考虑国情但又不能过分强调，这样才能保证电子商务法成为调整电子交易的法律。
2.3 鼓励行业自律原则
行业自律原则在电子商务立法中是需要坚持的一项重要原则。一方面，因为电子商务技术的发展比较快，可谓是日新月异，但是立法一般都有滞后性的缺陷，不能及时的制定相应的法律来解决新出现的问题。另一方面，电子商务交易涉及到的法律关系是多重的，并不是单一的，这样仅靠一部电子商务法来解决所有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坚持行业自律原则。
3 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构建
我国的电子商务法律体系的构建主要分为三部分，即对信息流的规范、资金流的规范和物流的规范。
3.1 对信息流的规范
目前国际社会广泛认可的有关电子商务立法的文献是联合国贸法会草拟的《电子商务示范法》，所以我国在电子合同立法方面应以此为蓝本，并结合我国合同法中有关数据电文的相关规定来构建我国的电子合同法律体系。同时，各界对电子代理人的有关界定和规范也有广泛的讨论，电子代理人是指由编制人设定，在无人操作的情况下，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进行各种电子商务活动，以实现编制人的意愿。电子代理人是由人编制的，代表着编制人的意思，虽然电子代理人不具有法律人格，但是通过电子代理人进行的行为同样反映编制人的意思，具有同自然人与法人作为代理产生同样的法律效力。但也不能否认电子代理人的特殊性。
由于电子商务本身的特殊性，所以电子商务的安全应是电子商务立法应关注的主要问题，可以说世界上每个国家的电子商务立法都把这一问题放在极其关注的位置上。首先要明确的是对电子签名是否具有效力的认定，新加坡、欧盟和美国等国家或国际组织都有立法对电子签名效力的认定持肯定的态度，由此可见，确定电子签名具有法律效力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所以，中国的电子商务立法不能与国际社会的共同要求背道而驰，我国应承认电子签名的法律效力，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电子签名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技术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借鉴一些国家先进的、可行的立法经验和立法方法，在解决法律问题的基础上也要兼顾技术问题，应保持技术的中立性，并对安全电子签名问题做相应的规定。
知识产权保护是电子商务中的另一重大的课题。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电子商务中商标权问题主要涉及域名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对于域名的保护没有必要专门制定新的法律来调整和规范与其相关的法律关系，直接使用反不正当竞争法进行调解即可。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网络侵权问题进行了规定，再加上传统的商标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这些都对电子商务中著作权保护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对电子商务中出现的新的著作权法律关系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一般认为，电子商务知识产权保护中有三方面已经成为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公认的在网络环境下著作权保护中最重要的权利，即网络传播权、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以及数据库的特殊权利保护。在我国，虽然在网络传播权方面有比较全面的规定，但在其他两方面的有关法律规定还有欠缺。这种情况也应成为我国著作权保护立法关注的重点。有效的技术措施问题是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涉及到的重要问题。对有效的技术措施的界定标准可以借鉴欧盟的界定标准，并且结合我国电子商务市场具体情况和有关著作权保护的立法现状，制定切实可行的法律解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的空白。其次，对于数据库的法律保护，首先我们要承认制定有关数据库保护的专门法律是必须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样的数据库才有资格受到法律的保护，有学者认为，只要是独创性的数据库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也有学者认为，应制定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来进行参考，但都是各说一家，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说法。
3.2 对资金流的规范
电子货币和电子支付等问题是该部分所涉及的主要的法律问题，电子货币是由网络银行发行的，并且具有与传统货币等同功能的一种数据货币，其本质是一系列的数据信息。随着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支付方式也必然会发生变革，网络商务具有快捷便利的特点，就要求方便快捷的网络支付方式与之相适应。电子商务的进一步发展以及引起的新的支付方式的出现，这就必然要求制定与之相适应的法律规范。在我国，首先应该由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全国统一的电子货币管理机构，负责对电子货币技术标准进行制定，再由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各银行发行自己的电子货币。
3.3 对物流的规范
新型的物流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而出现，电子物流是一种新型的物流方式，在运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是传统的物流法律规范所无法解决的，这就必然要求与之适应的法律规范的出现，对该法律规范的制定可以借鉴传统的产品质量法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电子物流是一种通过在线以数据形式传送的商品或服务，因此，应针对电子物流的特殊性制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规律，保证电子商务市场的健康有序。
4 结语
我国的电子商务立法还不成熟，这是我国实务界和立法界普遍持有的观点，他们呼吁制定一部完备可行的电子商务法。因为，其一，电子商务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发展程度还比较低，许多技术问题和法律问题有待研究;其二，电子商务一直是一个发展比较快速的部门，更新速度可谓日新月异，在这一领域可能永远看不到成熟的状态，即使这样，我们也要仔细考察研究，制定相关法律规范这一领域的法律关系;其三，法律本身具有滞后性、不确定性等缺陷，这就无法避免制定法的不完备性，为了尽可能地使制定法完善，使之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就需要法律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和改进。所以，在电子商务飞速发展的今天，要想在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处于掌握主动权的有利地位，制定一部中国自己的电子商务法是极其紧迫的。
摘要：电子商务的发展引发了一场关于电子经济和电子商务立法的变革, 本文从我国电子商务的立法现状入手, 对电子商务法律的调整对象和立法原则进行了总结研究, 系统探讨了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构建中应该注意的问题和方面, 并最终确定了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构建的三步骤, 清晰地认识到我国电子商务法律体系构建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关键词：电子商务,意思自治,行业自律原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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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 篇10
一、法律体系的组成
法律体系一词来源于法理学, 狭义的法律体系包括法律法规和有关部门, 广义的法律体系除上述两者外, 还包含了与法律相关的机构和组织。虽然人们对于法律体系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但是法律法规和执法部门是人们都认同的法律体系的两大主体。
(一) 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包含的内容较多, 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法规等都属于它的范畴。法律法规在本质上讲是一种规范形式, 不同的法律法规起着不同的作用, 发挥着不同的效力。我国的法律体系是以宪法为核心, 其余法律法规不能与宪法相悖。但是地方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地方法规, 满足中央和地方的整体利益。
(二) 执法部门
法律体系下各个部门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影响, 法律按不同的性质和内容加以区分, 交由不同的执法部门进行管理, 法律具有强制力。法律体系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 若按法律的性质对部门进行划分, 法律部门可以分为:宪法及相关部门、民法及相关部门、刑法及相关部门、社会法及相关部门、诉讼法及相关部门等等。
(三) 法律部门的分支
法律部门的分支指不具政府性质的组织或机构, 比如:律师事务所等。他们的工作与法律密切相关, 他们对社会动态的发展有一定的认识, 能够为法律体系的构建提出宝贵的建议, 在一定程度上, 他们能够直接、快捷的反映出法律体系构建的情况。所以法律体系的构建应将发来吧部门的分支考虑在内[1]。
二、法律体系构建的原则
立法是法律体系构建的核心, 一般立法的过程要遵循三个原则:先行先试、试点立法和试行立法。第一, 先行先试是在一个区域内, 不同的地方可以试行不同的法律法规, 比如香港、澳门的一国两制政策的实施, 这能够有效的验证法律法规的效果, 看是能够促进社会的发展;第二, 试点立法是想起到点带动面发展的作用, 是在某个区域实施特定的法规, 在我国, 人口众多, 幅员辽阔这个大环境下, 这个原则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法律实施失败的局面。第三, 试行立法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内, 实施的法律法规, 用时间来检验法律的效果和可行性, 能够为正式立法提供依据, 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满足了社会发展的需要。
三、法律体系构建的一般步骤
法律体系的构建主要由三个阶段构成, 包括前期、试行和立法。法律体系的构建不是以空泛的理论研究为基础, 而是从具体的数据出发, 某个领域或者某个行业通过长期的经营和管理, 会有属于自己的一套数据, 要根据这些数据来制定法律, 能够有效的维护该领域或该行业的整体利益。首先, 法律体系构建的第一个环节就是前期调研工作, 要想使法律具有可信和可行度, 就必须保证源头数据的获得准确、有效、客观, 这样才能反映出有关社会组织或机构的真实需求。其次, 试行立法是立法必须遵守的原则, 试行, 就是考虑到了不同时间或者不同区域的实际情况, 而制订的相应的法律法规, 作用在于尝试和探索出一条有效的法律法规[2]。试行立法是对法律体系构建的一种不断的摸索, 它能够降低法律体系构建失败的局面, 它能够保障社会整体的利益。法律体系的构建可以促进社会的变革和发展, 但是法律体系的构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切勿急于求成。最后, 正式立法是法律体系构建的最后环节, 法律法规一旦被正式颁发, 就表示着得到了人民和政府的认可, 具有了法律效力, 不得被侵犯和随意修改, 至此, 法律体系得以不断扩充和完善。
四、小结
当下, 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缺乏积极性, 全民参与的热情不高, 政府的领导作用不突出。此外, 立法部门不善于从社会活动的需要及整体利益出发来完善法律, 延迟了相关法律的实施。立法应该做到科学、合理和全面。完善的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 法制化建设符合我国发展的需要。我国法律体系的构建存在许多问题, 其中一点就是立法缓慢, 若能够遵循立法的原则, 我国的法律体系的建设将会迈进一大步。
参考文献
[1]张晋川.关于我国法律体系构建的几点思考[J].质量管理, 2014, 09:247.
法律体系构建 篇11
关键词：西部地区 社会信用体系 构建 法律技术 应用
近年来，西部地区按照各地市政府的要求，采取积极有效措施，加快推动西部地区信用体系建设，整个西部地区通过多年的努力，信用环境得到明显改善，但相比东部发达地区，仍有较大差距。而从宏观上讲，信用体系的构建作为一项重大的社会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通过法制、市场、教育等手段，建立一套规范人们信用行为的制度，机制体系，惩戒失信，弘扬诚信，从而提高全社会的信用水平。从西部地区目前实际来看，与上述要求和标准还存在一定点距离，因此，探索建立以信用制度为核心，以信用服务体系为基础，以信用监管体系为保障，以信用文化为支撑的西部地区社会信用体系法制框架和运行机制，对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现实意义。
一、西部地区社会信用缺失成因分析
从技术上分析信用缺失的成因，不难得出以下结论：
（一）社会历史文化根源。中国传统文化被概念化的认为不乏讲诚信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中“信”，是在封建社会等级序差之下的信用，缺乏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契约关系。传统文化中的信用关系侧重于人文环境之中，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交往活动之中。市场经济冲破了传统的人际关系的，农业地位的削弱，工商业的发达，乡土观念的日渐淡化，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渐趋于松散。随着人与人关系的松散化，失信、造假行为的代价也逐渐减小，这导致了经济相对落后的西部地区造假行为充斥着几乎整个市场。此时如果不能以法律使失信、造假者得到应有的惩罚，提高失信、造假的法律成本，信用危机的爆发似乎就不可避免了。
（二）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独立的经济主体，只有自上而下的行政指令，而没有独立平等的不同市场主体间的契约信用关系。 我国30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在经济活动中，完全排斥了商业信用，制度规范上商业信用是违法的；银行信用被压制到了最低限度，只从事结算和少量储蓄业务，银行的资金是由计划部门作为国家资金来分配给国营企业使用；在投资上，政府部门的随意性，以及凭某些政府官员的“条子”就可以把以亿计的国家资金用于只存在着理论上盈利的项目，却从来不必或不愿对借贷资金的偿还（即一度所谓的“学费论”）承担责任，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这一切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是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积累巨额不良资产的体制根源，也是整个社会缺乏信用约束的制度原因。
（三） 社会转型期间，社会信用心理和信用制度的缺乏和漏洞，为那些利用失信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经济主体造成可乘之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出现了一个真空地带，一方面是旧的机制并未死亡，仍在人们的观念中存在着并时刻影响着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另一方面，新的机制并未建立，人们便以市场经济的参与者参与市场的竞争，由于很多政策、法规的不到位，致使市场的竞争出现了极大扭曲，形成了无序竞争，使本来就缺乏的信用又加上要用“新机制”的规范，使信用游离了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之外，变成与我们毫不相干的东西。
（四）法律规制的欠缺：缺乏对产权主体权利的尊重與保护，产权不清。信用主要是独立的产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没有独立清晰的产权界定，也就谈不上之间的信用关系。西部地区相关信用立法和信用制度缺乏，信用保护和信用监控制度乏力。现行的有关法律为部分的信用行为提供了保障，但未能涵盖信用的全部行为。
二、应用法律技术构建西部地区信用体系的探讨
构建西部地区信用体系成为西部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迫切的要求，从法律技术层面，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 加快西部社会信用立法工作。
从实践角度考虑，西部地区的信用立法工作难以在短期内完成，但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客观又需要有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从两方面推进信用立法工作：一是应完善信用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以比较完备的行政管理规定的形式颁布，尽早为信用中介机构的发展奠定制度框架。二是抓紧研究、率先出台与信用行业直接相关的法律，对信用行业的管理定下基本的制度框架，以促进信用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二）加快西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信用数据库的建立。
西部地区在征信数据的开放与使用等方面尚无明确的法律规定，建议对此应加快立法步伐。西部地区对信息数据开放与发达东部地区比，还有不少差距：一方面是数据开放程度低，很多可以公开开放，以及能够通过一定正规的方式和渠道获得的信息目前尚未开放，也没有相应的法律予以明确规定，许多信息相对封闭和分散于各个部门和机构中，使信用信息缺乏透明度；另一方面，在涉及到消费者个人信息的采集和共享方面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约束。这两个方面的立法都应尽快提上议程。
（三）促进西部地区信用中介机构的建立与规范发展。
目前我国的信用中介机构都是采取公司制的市场运营方式，西部地区也不例外，但由于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市场需求不足，业务量相对较少，特别是政府对信用信息的利用程度低。由于竞争激烈，从制度上保障信用中介机构能够客观、公正、独立的运营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四）西部地区政府对信用行业的管理。
西部地区信用行业的发展只有十几年的历史，由于相关的法律法规缺乏，因此，在加快立法进程的同时，还需要西部地区政府对该行业进行相应的管理和监督。当前，需要确立该行业的监管主体，改变长期以来信用行业多头监管与无人监管并存的状况，而且单一监管主体的确立有助于信用管理法律法规的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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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体系构建 篇12
当前供电企业已经从传统的垄断性组织转化为市场体系中经济的主体, 这就使供电企业必须直接面对竞争和市场, 也必须面临各类可能存在的风险和隐患。应该从企业风险的正确定义入手, 正确理解法律风险的特征, 结合供电企业的管理实际, 从具体工作入手, 建立起供电企业法律风险防范的机制和体系, 真正使供电企业免于法律风险的困扰, 做到对市场更为准确地把握, 实现供电企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更为快速、全面、健康地发展。
2. 企业风险的定义
从企业管理的实践来看, 企业风险是企业面临市场、竞争大环境的背景下, 产生正向预期和实际负面结果之间差距的可能性, 企业风险是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中必须重视的客观存在物。企业风险的种类有很多, 根据企业各类工作的不同可以分为:法律风险、财务风险、政策风险、进入风险等不同类型, 其中法律风险是企业必须重视的一个主要风险类型。
3. 企业法律风险的概念
现代市场经济是法治基础上的新型经济模式, 由于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在我国建立时间还非常短促, 所以企业在管理、生产过程中广泛存在法律风险, 通常企业法律风险是指:企业在预期目标和实际结果之间产生差异, 进而使企业承担必须的法律责任, 并会给企业带来物质、资金、信誉、知名度等方面损害的可能性。
4. 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主要特征
供电企业是国家重要的企业类型, 是整个社会基础型的企业, 传统供电企业具有公益性、行政性和垄断性的特点, 造成供电企业在经验和管理中出现诸多弊习, 容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法律风险, 供电企业更好地规避法律风险应该从其特征的认知上入手, 本研究认为供电企业法律方向的主要特征有:
4.1 约定性是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前提
供电企业法律风险一般建立在法律相关规定和供用电合同基础上, 主要是由于供电企业在合同履行期间出现违反相关法律规定、不履行合同约定, 出现合同侵权或不履行合同等实际问题, 进而引发法律风险。
4.2 广泛性是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表现
供电企业法律风险广泛存在于供电企业的建设、生产和管理等各项环节, 尤其在供电企业的经营活动中法律风险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在法制化的市场经济体系中, 供电企业的一切活动都受法律的约束, 无所不在的法律会制约供电企业的各类行为和决策, 任何行为和决策也都能引发法律风险, 可见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广泛性。
4.3 关联性是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特点
在供电企业经营、管理和决策中法律风险不是单纯、唯一地存在, 有很多法律风险具有相伴相生的特点, 诸多风险相互交织, 难于做到彼此清晰分开, 并且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相互转化和相互加强的问题, 导致供电企业法律风险更加难于控制和处理, 正是关联性的存在导致了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和控制出现较高、加大的难度。
5. 新形势下供电企业构建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对策
5.1 做好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识别工作
供电企业应该建立法律风险的识别体系, 以供电企业主要领导为核心, 由法律、管理和组织部门联合办公, 建立起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识别体系, 真正展开针对供电企业生产环节和管理细节法律风险的排查与识别机制, 建立起防范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建议模式, 以基础、实际环节的加强杜绝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
5.2 加强供电企业普法宣传工作
要在供电企业的范围内展开普法宣传和相关法律学习, 在供电企业中建立法律风险防范的基础, 做到对法律风险全民认知水平提升的保证。要针对供电企业具有代表性的法律风险展开教育和警示工作, 以专题讲座和业务结合等方式, 通过以案说法和事理结合的策略, 建立供电企业员工控制法律风险的意识。
5.3 完善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管理机制
供电企业应该将管理机制建设作为控制法律风险的基础, 以此为企业规避法律风险, 提高风险预控能力提供基础, 真正建立起适用性强的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体系。供电企业应该结合组织特点和管理体系特色, 从法律角度分析评估潜在的决策风险、管理纠纷和各类问题, 使其落实在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管理机制之中, 提交领导层审阅以备决策。
5.4 加强对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监督
在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监督环节要不断加大和深化审计监察力度, 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 充分利用每次内部、外部的审计成果, 制定整改措施, 举一反三, 改进完善。对于突发纠纷事件, 要求法律顾问第一时间介入, 了解案情, 评估风险, 制定应对措施, 尽可能协调化解, 最大限度降低责任后果, 依法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5.5 做好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评估工作
要认真开展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的评估工作, 强化制度的清理、修订和完善, 定期公布制度有效性清单。通过对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制度的可操作性、完备性和有效性进行评估, 不断适应内外部法律环境和业务范围的变化, 优化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工作的流程, 明确供电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责任, 持续发挥法律风险防范体系的预防、控制、应对和化解风险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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