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律体系（精选8篇）
经济法律体系 篇1
4．1立法宗旨上做出完善：我国应当进一步重视循环经济的发展，将循环经济的发展上升到足够的高度。然后从宪法上承认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专门设置相应的宪法，其它的法律法规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可以让循环经济法的有效性更高。
4．2立法结构上进行完善：在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建立上，应当从科学性、协调性、有效性等方面进行考虑，对当前现存的法律法规进行审核。初始阶段可以从较为熟悉的领域进行，然后逐步的展开，将现行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中无用和有弊的删除，对有利的法律法规应当进一步的完善［5］，最终制定和修改专门法、基本法。
4．3协调性上的完善：在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过程中，还应当注重协调性上的完善，经分析主要应当注意三个方面的完善：第一，要注重不同层次之间的法律法规的协调性。第二，要注重相同层次之间的法律法规的协调性。第三，要注重整个法律法规体系的协调性。保证建设的法律法规符合立法的宗旨。
5结束语
综合以上所述，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根本在于国家应当对循环经济的作用和意义引起足够高的重视，加强法律法规的建设和完善，并且明确建立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的宗旨，保证所建立的法律法规的协调性和有效性。相信在未来的时间里，我国能够建立起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促使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性发展。
参考文献:
［1］杨汝琦．建立与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1，01：89－92．
［2］王作全．对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思考———以日本循环型社会建设法律体系为视角［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04：124－130．
［3］谢军．关于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的思考［J］．时代经贸（下旬刊），2007，01：18－19．
［4］刘芳，李慧明．建立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研究［J］．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05，12：70－73．
［5］马江．论如何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基于国外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分析和借鉴［A］．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0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学术年会论文集（第一卷）［C］．中国环境科学学会：，2010：4．
经济法律体系 篇2
所谓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1]。发展低碳经济有利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两型社会建设,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低碳经济”概念最早正式出现在2003 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中,早在2007年,原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上也提出要积极发展低碳经济。他还提出,“开展全民气候变化宣传教育,提高公众节能减排意识,让每个公民自觉行为。
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党中央相继提出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建立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生态文明等新的发展理念和战略举措。发展低碳经济,一方面,是为了积极承担保护环境的责任,完成国家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为了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建设生态文明。这是摒弃以往先低端后高端、先污染后治理、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经济模式,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所以,我们要加强低碳经济立法和执法,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以确保其健康地发展,使其低碳法律体系充分体现民心民意,以充分发挥低碳经济法制在传统经济向低碳经济变革转型过程中的引导和促进功能。发展低碳经济,法制要先行。
二、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现实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
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的战略部署。目前,我国积极制定并实施的一系列有关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如《煤炭法》、《电力法》、《节约能源法》等多部法律,同时,还制定并实施了减缓气候变化规划与政策。显示了我们国家高度重视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实现低碳发展的决心,也为低碳经济在中国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法律与政策环境。
但是,由于我国建设低碳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方面仍处于薄弱的状态。存在的突出问题是,首先,我国的有关立法在体系上并不完善,如石油、天然气等主要领域的能源单行法律仍然缺位,同时也缺少能源公用事业法,这将导致能源与环境相协调的作用领域不够全面。其次,现有的立法规定不够详细,缺乏足够的可操作性。这也是导致我国目前环境执法效果不佳、环保状况不能得到根本改善的重要原因。再次,现行的一些相关法律、规划规定的执行措施上虽然也涉及到以税收优惠、补贴等奖励手段来激励公众与企业自愿实行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的行为,但是却没有规定细化的奖励手段与程序,导致在现实中不能产生广泛的影响,发挥作用不够[2]。
三、我国发展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对策分析
(一)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建设,要坚持合理的立法理念
构建低碳经济法制建设需要注意的问题。一是构建低碳经济法制建设要符合我国国情,不能简单地照搬照抄发达国家的经验。二是,注意维护国家利益。在对低碳经济立法的过程中,要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对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工作的各项要求,正确处理当前与长远、继承与创新、预防与治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法规和政策,使低碳经济的发展真正为人民造福。三是要制定配套的政策及制度。我们要完善税法,创新有利于发展低碳经济的金融与财税制度。利用碳税收政策抑制能源需求过快增长,逐步提高矿物燃料的价格,出台鼓励企业进行低碳创新、节能减排、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政策法规,通过减免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引领企业开发先进的低碳技术,通过金融、财税制度创新,规范新建企业的低碳技术标准、准入门槛,提高已有企业的低碳技术使用及研发水平。运用利益补偿等机制,加大政府投入,利用政府补贴、补助以及奖励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投资流入。
(二)构建低碳经济法律体系建设,要坚持科学发展的立法进程
在建设低碳经济法律体系要坚持科学立法。一是科学制定法律法规,限制高碳产业。根据各种产品的性质分类别制定法律法规,对高耗能产品设定强制性的节能标准,严格限制不符合环保标准的产品进入市场;严格限制碳排放高、污染较重产业的发展。二是实施财税政策,建立激励机制。通过税收、财政补贴、政府采购、绿色信贷等措施,引领企业开发先进的低碳技术,通过金融、财税制度创新,规范新建企业的低碳技术标准。三是建立认证制度,改善消费结构。实施“绿色证书”制度,由国家认可后颁发认证证书,达到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发展可再生能源的目的。能源认证制度的实施,对促进企业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和降低化石能源消耗将起到重要作用[3]。四是完善以大气污染防治法为核心的相关法规体系,完善气候变化立法体系。
四、总结
总之,发展低碳经济,建设美丽中国,是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也是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我们要提高能源的利用率,改善经济发展质量,避免资源滥采、污染滥排,延缓人类自我毁灭进程。所以,加快完善我国相关法律与政策,建立一个有利于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法律体系,对于发展低碳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有着重大意义。
摘要：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应“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全球气候日益变暖、雾霾天气日益恶化的情况下,关于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研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开发利用“低碳能源”、发展“低碳经济”、建设“低碳社会”是世界各国能源和经济的发展方向。我国建设低碳经济尚处在起步阶段,在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体系方面仍处于薄弱的状态,在建设低碳经济过程中,我国应当构建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以确保其健康发展。基于此,从低碳经济多角度对低碳经济法律体系的构建进行了论述。
论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 篇3
关键词：循环经济 法律体系 完善措施
要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选择。循环经济的建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涉及到庞大的系统工程，完善的法律体系是循环经济健康发展的基本保障。现阶段，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已经初具雏形，因此对于体系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法律法规不配套、不协调、缺乏操作性是当前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的问题，因此要注重法律法规的配套与协调，健全实施细则及体系结构，不断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一、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相关概念
（一）循环经济
综合国内外相关解释，循环经济主要是指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的发展方式，是主要依靠生态型资源来发展经济，迎合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二）循环经济法律体系
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主要是指由现行的所有循环经济法律法规按照不同的法律部门而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主要分为横向体系和纵向体系，纵向体系主要包括循环经济基本法、行政法规、地方法规，横向体系主要是指综合性和行业性的经济法律，如《清洁生产法》、《食品再生利用法》等等。在我国，现行的循环经济基本立法主要有《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和法律支撑[1]。
二、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建设现状
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同其他法律体系一样，由基本法、综合法、专门法和相关法组成。循环经济基本法主要有两部，分别是2002年通过的《清洁生产促进法》和2008年通过的《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于我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以“减量化”有限的原则全面规定了循环经济的制度。综合法主要包括《固体废弃物管理办法》、《资源高效利用促进法》等，专门法主要是指《可再生能源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法防治法》等，相关法主要根据行业划分，包括《水资源污染防治法》、《家用电器再生利用法》、《绿色采购法》等[2]。
总的来说，虽然我国在循环经济发展上已经确立了一些法律法规，但是仍然存在法律不健全、立法不全、法律位阶低、配套措施不完善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
三、国外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的经验及启示
循环经济的思潮最早发源于国外，经过长达数十年的发展，其法律体系构建已非常完善。德国作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循环经济法的国家之一，循环经济立法是非常完备的，其法律体系主要由法律、条例、指南三部分组成，层次分明。日本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发展模式主要以基本法为主，统率综合法和各类专项立法。美国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成主要为单行法，以预防优先为原则进行立法，强调抑制废物的生成。
历史实践证明，主动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理论、经验、做法，才能促进本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我国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上也要主动向发达国家学习，首先要重视循环经济的基本法的立法，用法律手段推动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要注意细化各项立法，分层次立法，制定配套的法律法规和实施细则，确保循环立法的可操作性和实践性。
四、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
我国现行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缺乏可操作性，法律条款过于僵硬，导致行政人员和司法人员执法困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缺乏实施细则，缺乏监管力度。以《清洁生产促进法》为例，该部法律中绝大多数都是关于指导性或者标准性的规则，没有实施细则，整部法律中规定企业义务的条款仅仅只有11条，导致执法部门对企业缺乏监管力度，处罚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增加了该部法律的实施难度。第二，缺乏执法保障，造成执法困难。现行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仅有《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行政处罚法》等法律中有个别条例明确了具体的执法措施、处罚细则，在执行其它法律条款时都均需向法院申请强制执法权，形成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执法困难的局面。
（二）法律法规不协调
当前我国的各个法律体系的构架都是按照宪法—基本法—行政法规—规章的顺序进行不断完善的，这样的构建顺序导致了基本法的不健全不完善，与下阶法存在很多重复交叉的地方，容易出现法律位阶冲突问题。一方面不同位阶的法律会存在冲突，由于法律法规文件往往由不同层级的权利机关制定，因此就会出现地方法律与中央法律存在矛盾的局面，影响了法律的严肃性。另一方面，表现为相同位阶的法律冲突，地方性法规的冲突会导致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处理法律案件的时候只能根据“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处理案件，有些时候可能会损坏某个地方政府或公民的权益。例如：在关于产品回收问题上《清洁生产促进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都有着具体的规定，《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关于产品的回收名目及管理办法由国务院经济贸易行政管理部门制定，而《循环经济促进法》则规定由国务院循环经济发展综合部门制定。由于法律法规的不协调导致循环经济存在多头管理、执法依据相互矛盾的问题，无法对循环经济实现有效的监督与管理。
（三）相关法律法规不配套
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不仅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能源节约等方面息息相关，也和市场经济、政府决策等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也需要其它部门法律法规的配合与支持，使循环经济法律体系能够成为完整的有机整体。但是，现阶段我国关于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往往都是法出多门，存在很多法律空白，相关的配套法律法规更是存在严重的不匹配，在金融法、财税法、企业法等法律中都未对循环经济作出相关规定，导致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明显的缺陷，无法建立起完善的循环型经济社会[3]。
五、完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措施
（一）增强法律法规的有效性
首先，要加大执法部门的权利。由于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中的法律法规都没有赋予执法部门相应的执法权力，导致执法力度不够，影响了执法的效果。因此，要不断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分别赋予执法部门相应的权利，让执法人员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能够依法执行强制权，以达到执法的目的，促进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落实。其次，还要注意不断细化法律法规实施细则。没有实施细则的法律只是空壳子，没有实际指导意义，要实现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就要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之内，完善各项法律法规的实施细则，明确工作方向、责任主体、具体措施、处罚力度等，增强法律法规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
（二）注重法律法规的协调性
首先，在立法的顺序上应当进行适当的调整。要重视基本法、综合法、专门法和相关法之间的相互协调与补充，可以先从目前已经比较成熟和完善的领域着手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之后再进行专门法的编制，然后对基本法进行修改与制定，最后综合已完成的法律法规，对综合法进行调整，弥补现有的不足。
其次，要注意现行的不同位阶法律法规的协调。要在尊重《宪法》的基础上，对《循环经济促进法》进行不断的修改与完善，其他相关法律、专门法律、综合法律等也要与《宪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的立法宗旨、核心理念保持一致，将存在冲突的法律法规进行调整修改，保持法律的严肃性。
最后，还要注意同阶法律的协调。发现不同部门间的法律法规存在冲突时，双方要在尊重立法宗旨和核心理念的基础上积极进行协商，避免矛盾和冲突的出现。
（三）不断完善配套法律支持体系
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社会单独存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循环社会的构建，因此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不可能孤立的完成，也需要一系列的支持性法律体系。要在经济法、合同法、金融法、企业法、能源法、环境法、审计法等方面进行循环经济的相关规定和约束，弥补完善现行循环经济法律体系存在的缺陷，以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促进循环社会法律体系的完善，最终实现循环社会的构建。
六、结语
总之，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缓慢、复杂的工程，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促进作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需要从法律法规的协调性、配套性、有效性等三方面着手，要用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来对公民、企业、政府、社会起到相应的约束作用，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促进循环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李玉基.论构建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J]. 法学杂志，2011（4）：37—41
[2]杨汝琦.建立与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J].中共成都市委党校学报，2011（1）：89—92
[3]聂永有.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法律体系的思考[J].政治与法律，2013（2）：144—150
经济法律体系 篇4
体系建设
——在广东省推进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发布时间: 2014-0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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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8月1日）
赵大程
今天，广东省司法厅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推进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这对于认真学习贯彻总书记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需要，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指出要加大对困难群众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援助，加快解决有些地方没有律师和欠发达地区律师资源不足问题；明确要求决不允许普通群众打不起官司。今年4月21日，总书记在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中，特别强调指出要紧紧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今年10月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法治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也将迎来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司法部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在推进司法行政工作发展中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今年年初，吴爱英部长多次主持召开会议，研究有关贯彻落实意见。今年2月，司法部制定印发了《关于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对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作出部署。各地司法行政机关按照《意见》的要求，迅速向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探索，大胆实践，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取得了可喜进展。
广东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中共广东省委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意见》和《广东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纲要（2009-2020）》将构建全面覆盖城乡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纳入其中，并且列入2014年省委党委会工作要点和省政府重点工作。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联合出台《关于开展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的意见》，明确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的人员配置、工作职责、工作要求和工作保障，有力促进了村（社区）法律顾问工作开展。希望广东省的同志们通过召开此次会议，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在现有良好工作基础上，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再接再厉，扎实推进，健全规章制度，完善服务网络，加强经费保障，推动全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上新台阶、新水平。
下面，我就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讲几点意见。
一、公共法律服务是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历史时期。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迫切需要，是全面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内在要求。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加强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改进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的决策部署。这是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形势需要作出的战略部署，意义十分重大。我们要从全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公共服务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切实增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使命感、责任感和紧迫感。
（一）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举措。基本公共服务旨在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需求，一般包括保障基本民生需求等领域的公共服务。在全面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建成的今天，这些基本民生需求的满足往往呈现为法律关系的调整和法律问题的解决。因此，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构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来完善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是完善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方式、创新社会治理的重要途径，对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具有重要促进作用。
（二）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回应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现实要求。平等地获得法律帮助是法律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整个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和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明显提高，越来越多的群众通过法律途径表达利益诉求、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平等享受改革发展成果和法律保护的愿望更加强烈。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回应人民群众热切期待的现实要求，对于满足人民群众法律需求、保障公民平等享受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保障作用。
（三）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促进法律服务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些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各级司法行政机关整合工作资源，发挥职能优势，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改善民生作出了贡献。但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法律服务网络覆盖不全、供给不足、发展不平衡的矛盾日益显现，法律服务提供能力与群众日益增长的法律需求还有一定差距，法律服务整体水平与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进程还不相适应，需要我们着眼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大局，以改革创新精神，进一步完善工作体制机制，推动法律服务工作上新水平，使法律服务更直接、更充分地靠近人民群众的学习、生产和生活。
二、把握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总体要求
建设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涉及到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和工作，要为全民提供法律知识普及教育和法治文化活动，为经济困难和特殊案件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开展公益性法律顾问、法律咨询、辩护、代理、公证、司法鉴定等法律服务，预防和化解民间纠纷的人民调解活动等。我们要用战略的眼光、创新的方法和系统的思维大力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对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有效整合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大力拓展公共法律服务领域，不断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能力和水平，加快建立健全符合国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法律服务需求，为推进平安中国、法治中国建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推进工作中，要着重把握好以下基本要求：
第一，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民。及时便捷、优质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关系到人民群众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要着眼于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有效满足人民群众基本法律服务需求，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要找准服务的切入点，不断丰富服务内容，健全服务标准，为人民群众提供有质量、信得过的服务。
第二，坚持公益均等、因地制宜。公共法律服务是保障社会全体成员平等享有的公共服务。要把公共法律服务均等化、城乡服务一体化放在重要位置，统筹城乡，强化基层，推动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向农村、基层和经济欠发达地区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倾斜，实现城乡公共法律服务广泛覆盖。要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因地制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建设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第三，坚持改革创新、提高质量。建立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涉及体制、机制、政策等诸多方面，要实现有效、有力推进，就必须运用改革思维和改革方式创新服务体制机制和工作模式，形成保障服务体系有效运行的长效机制，实现服务资源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要积极探索新的方法和手段，引入竞争激励机制，调动社会力量，扩大服务规模，提高服务质量。
三、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努力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是中央赋予司法行政工作的重要职责。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深入贯彻落实习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按照司法部的《意见》要求，扎实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各项工作。
首先，要健全服务网络。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是组织基础。我国的公共法律服务发展很不平衡，公共法律服务资源主要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大中城市，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农村、基层公共法律服务资源比较薄弱。健全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优化公共法律服务区域布局的任务非常迫切。加强城乡公共场所及基层村（居）普法阵地建设，推动在行政村、居委会、社区建立完善基层法制宣传教育公共设施体系。鼓励和支持规模律师事务所、公证处、司法鉴定机构等向基层和欠发达地区延伸，努力满足欠发达地区人民群众法律服务需求。推进城乡社区法律援助工作站建设和村居联络点建设，着力打造“一小时（半小时）法律援助服务圈”。织密人民调解组织网络，积极推进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健全人民调解工作体系。
其次，要整合服务资源。要形成公共法律服务的新优势，就要加强制度统筹衔接，促进资源共建共享。要有机整合司法行政各项业务职能，建立健全各项公共法律服务有机协调的工作机制，做到多支力量并举、并重、并抓，多角度、多方位、多层次地开展公共法律服务。进一步建立健全县、乡、村法律服务中心、站点，依托政府政务服务平台设立法律服务窗口，集中受理和解决群众的法律服务事项，提供综合性、“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司法所的职能作用，将司法所真正打造成化解矛盾、宣传法治、服务群众的一线综合平台。完善法律志愿服务管理制度和服务方式，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形成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合力。
第三，要拓展服务领域。公共法律服务保障的是公民最基本的法律服务需求，民生领域是公共法律服务的重点领域。要围绕《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确立的重点公共服务领域，加强工作引导和政策调控，大力拓展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保障、文化体育等领域的法律服务，促进基本民生工程建设。寓服务于宣传之中，全面实施“六五”普法规划，深入开展“法律六进”活动，加大与生产生活关系密切法律的宣传。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覆盖范围，做好弱势群体、困难群众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工作，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切实做好婚姻、家庭、邻里间常见性、多发性纠纷调解工作，积极参与企业改制、征地拆迁、环境保护等领域矛盾纠纷调解工作，及时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的预防性功能，维护群众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第四，要提高服务质量。公共法律服务同整个法律服务业一样，质量是生命。要树立质量至上的理念，加大公共法律服务的规范化、标准化和便利化建设，加强质量监管，提升服务水平，努力提高公共法律服务诚信度和公信力。加强服务标准化建设，制定各类法律服务机构资质认定、设施建设、人员配备、业务规范、工作流程等具体标准，加快建立健全公共法律服务标准体系。强化服务全程化监管，建立健全服务质量评价机制、监督机制、失信惩戒机制，推行岗位责任制、服务承诺制、限时办结制、服务公开制等制度，积极开展服务评查、服务质量检查公布、质量跟踪检查等工作，促进公共法律服务机构和人员依法、诚信、公信执业，确保服务质量。完善服务便民化措施，普遍设立便民服务窗口、联系点、工作站、信息员，拓展服务申请受理渠道，简化受理程序，推动建立为老、残、病、弱等当事人服务的绿色通道，搭建服务跨区域协作平台，方便群众获得法律服务。推进服务信息化建设，依托本地区公共服务网络，尽快建成公共法律服务网络，逐步完成连接省、市、县、乡四级地方公共法律服务网络信息通道，方便群众办事，利于社会监督。
四、加强工作组织领导
构建符合国情、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是一项社会工程，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司法行政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精心组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要加强组织领导。要把做好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摆上司法厅、局党委（党组）重要工作日程。结合各地实际制定推动本地区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专项方案和年度计划，提出本地基本公共法律服务目标任务，拿出推进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研究出台针对性和操作性强、切实管用的配套政策措施。加强督促检查，建立健全综合考评体系，着力加强基层工作考核，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跟踪、评估和督查，及时发现问题、查找差距，确保各项任务顺利实施。
要加强统筹协调。要做好内部协调，按照司法部的《意见》，找准结合点，统筹好、整合好各项职能、各个业务和各支队伍，发挥综合效能。加强外部协调，完善工作推进和协调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协作配合，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群策群力推动服务体系建设。
要加强政策保障。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党中央、国务院和各地党委政府关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政策措施，做好政策解读和运用，用足用活用好现有政策，为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保障。积极主动向党委、政府汇报，加强与有关部门沟通协调，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有关部门支持，把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纳入当地公共服务发展规划，将公共法律服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将公共法律服务事项纳入政府购买项目，推动政府购买公共法律服务，促进基本公共法律服务常态化、可持续。推动建立公益性法律服务补偿机制，对参与公共法律服务的机构和人员，通过奖励、表彰、培训等方式加以补偿和激励。
要加强调查研究和宣传引导。要紧紧围绕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特别是针对不同人群的不同需求，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研，摸准深入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工作的脉搏，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推动工作创新发展。注意总结工作中好的经验和做法，巩固工作成果，及时将基层创造的新做法、新经验总结提炼出来，将实践中的新亮点、新典型培育出来，带动工作全面发展。注重宣传引导，提高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的知晓率，赢得支持。
法律体系简介 篇5
大陆法系，又称民法法系、罗马法系、法典法系、罗马－德意志法系，是以罗马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
英美法系，又称普通法法系、英国法系，是以英国自中世纪以来的法律，特别是它的普通法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法律的总称。
属于大陆法系的国家和地区除了法国、德国外，还包括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国家，也包括曾是法国、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四国殖民地的国家和地区如阿尔及利亚、埃塞俄比亚等及中美洲的一些国家，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旧中国也属于这一法系。
法律体系的多元与整合 篇6
导言
德沃金教授的法哲学理论博大精深，核心是关于“解释(interpretation)”的观点。实际上，《法律帝国》这本代表作的主题就是探索适应能够进一步满足司法需要的新的法律解释方法论。
众所周知，法律的适用离不开解释，而解释的结论则可能会因人而异。于是，为了避免一人一是非的事态，怎样的解释才真正符合法律旨意就成为问题。在不同的解释都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情况下，还能不能找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来?这个正确的答案是否容许法官通过发展法律的方式来求得?等等。对于这类问题，德沃金教授表明了如下立场∶(1)包括疑难案件在内，绝大多数案件都可以通过推理和想像的方法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a single right answer” [1] or “right answers” [2])，可以存在一个最佳解释(the best interpretation)[3] .这样的观点被称为“唯一正确解答命题”[4].显然，凡是存在唯一正确解答的地方，很难出现复数的普遍性原理同时并存和竞争的局面，也不可能容忍在原则问题上的妥协 [5].(2)在疑难案件中，法官可以按照“整合性(integrity)”的标准来发展法律。为了缓解机械主义司法观念的束缚，德沃金教授把法律家之间关于法律的争论区分为经验性的和理论性的这样两种不同类型，强调理论性争论(theoretical disagreement)所涉及的问题是关于法律的共识而不是对于法律的忠实，即涉及“什么是法”的基本概念涵义。在理论性争论的场合，必须考虑哪种理论更能妥善解释法律上的对立，结果势必承认法官能够通过理论选择去实现制度创新的变通余地。但是，这样的法律发展和创作既不是放任自流的也不是意志自由的，不得不受到整合性标准的制约。
以上述立场作为出发点，德沃金教授提出了“建构性解释(constructive interpretation)”的主张。他认为在进行法理解释之际，最重要的不是通常所强调的立法者的意志，而是法律本身的意图，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富勒(Lon Fuller)指出的法律的“内在道德(inner morality)”或合乎逻辑和连贯性(coherence)的道德目的。但是，德沃金的法理解释学并没有停留在法律一旦制定就可以卓立独行这样的层面，它更进一步，强调了以法律本身的意图为凭借、法律解释者在一定限度内赋予作为解释对象的法律以某种目的或者意图的可能性。当然，解释者这样做并不是恣意的，他的主观意图不能被自由地编织到法律中去，因为法律本身及其发展过程制约了解释的余地;从建构性解释的观点来看，通过解释的创作不外乎解释者的意图与解释对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6].
这种法理解释学显然受到伽达默(Hans-George Gadamer)的哲理诠释学(hermeneutics)的影响。例如伽达默在《真理与方法》第二部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论点，即解释必须运用目的或意图以及“预先判断(Vorurteil)”[7].德沃金教授本人不仅不讳言这个论点对自己的影响，还特别强调与艺术作品的.建构性解释相类似的法理解释从本质上说也是为一种意图作记录，而这种意图并不一定反映立法者的意图或者社会实践以及传统的历史性思想渊源 [8];既然解释所运用的意图不是文本作者的，也不是具有特定来历的，那么它只能是以实现超越性的正义观念为目标的解释者的意图。然而，解释者的意图又不能超然于历史结构之外。这里实际上存在着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所揭示的涵义理解上的循环，或者说是一种“其命维新”的无止境运动过程。
创作性解释的整合化
前面已经提到，在德沃金教授看来，制约法律解释者的有意图的创作性解释的标准是整合性，法律体系是作为一种整合状态而存在的。但是，迄今为止最有代表性
经济法律体系 篇7
浙江省委、省政府历来十分重视海洋经济发展,2002年在全省海洋与渔业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建设“海洋经济发达,海洋科技先进,海洋管理规范,海洋生态环境健康,海洋综合实力较强,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的海洋经济强省”,并把海洋开发列入浙江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八八战略”,2004年省委出台了“关于建设海洋经济强省的若干政策意见”,全省掀起了新一轮海洋开发热。海洋管理、海洋环境保护和海洋执法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海监浙江省总队2002年4月26日经省编委批准成立,5月8日正式挂牌对外履行职责。六年来,在省海洋主管局和上级业务部门领导的重视、关心指导下,在沿海各级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配合下,认真学习并自觉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克服了人员、经费、手段等方面的不足和无现成经验、案例可借鉴的困难,结合浙江省的实际,从抓好队伍自身建设和执法能力建设出发,审时度势,开拓创新,全面贯彻实施《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等海洋法律、法规,加强海洋执法队伍建设,以“海盾行动”为抓手,积极开展海洋执法监察工作,为促进科学依法用海,保护海洋生态环境,促进浙江海洋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了努力。2005年度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被国家海洋局评为全国海洋执法监察先进集体,浙江省海监总队被国家总队评为全国“海盾”专项执法先进单位。2006年,省总队被国家总队评为“全国优秀总队”。
——建立体系,培训人员,海洋执法队伍从无到有逐步加强。认真贯彻落实国家海洋局、中国海监总队和浙江省编委、省海洋与渔业局、省人事厅、省财政厅关于市、县海洋执法机构、队伍编制、内设机构以及专职监察员有关文件精神,全面推进全省海洋执法机构组建和规范工作,截止2007年底,全省海监机构已达32个,基本形成由1个总队、5个支队、26个大队组成的海监队伍体系,各级海监队伍的总人数达676人。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国海监总队《关于在海洋与其他部门合并设置的执法机构内设置专职海监机构的意见》精神,省、市、县三级海监机构努力实现“两个专”,在“海+渔”模式的机构内,设立了专门的海监机构,配置了专职的海监人员。海监执法体系的建成和执法人员的持证上岗,为履行法律、法规赋予的神圣职责,全面开展海洋执法监察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基础上,队伍的业务素质教育和规范化建设也得到了不断提高。2007年,根据中国海监总队《关于印发<海洋执法监察证>年审暂行规定》的通知要求,省总队在海区总队的指导下,精心组织,成功举办了两期海监执法实务<年审>培训班,全省先后有129名执法业务骨干参加培训,并通过了证书年审考试。各级海监机构也分别采取业务学习、经验交流、案例研讨等形式,进一步提高人员素质,有力推进了海监队伍的规范化建设进程。
——领导重视,多方筹资,海洋执法装备从少到多逐步增加。海监的执法装备和执法能力水平是海监队伍履行海洋行政执法职能的基础保障。在中国海监总队重视关心支持下,按照“高速、豪华、威严、十年不落后”的要求,投资400余万元建造的浙江省第一艘海洋执法艇——中国海监7001,于2005年4月25日在武汉南华船厂建成并投入执法管理;由国家总队支持宁波市支队改装的100吨级海监执法艇——中国海监7021早已投入使用;由中国海监总队建造、先后配置给舟山、台州、温州和南麂岛市支队的4艘玻璃钢海监艇都已交付使用;由嵊泗、平阳县和龙湾区大队自筹资金改装和新造的3艘海监执法艇(中国海监7012、中国海监7053、中国海监7052)先后入列。2007年全省在海监装备建设方面共投入600余万元,为普陀、洞头、定海、温岭、临海大队配置海监艇5艘(其中3艘已投入执法),为南麂岛支队、龙湾、平湖、海盐大队配置执法车4辆,分别为各支队、大队配置1台手提电脑和1台打印机。由国家总队支持省总队的海监执法车2辆、省总队支持舟山、台州、温州支队、乐清、洞头、玉环执法示范大队海监执法车6辆和国家总队统一安排普陀、象山、温岭、苍南等15个养殖执法示范县海监执法车15辆年底前全部到位。至此,全省已拥有海监执法艇13艘、海监执法车25辆,办案取证设备也明显增加,有效地改善了各级海监队伍的执法装备能力。
——审时度势,精心组织,海洋执法监察从零开始逐步加大。搞好海洋执法,是海洋监察机构的基本职能。六年来,全省各级海监执法机构,忠于职守,履行职责,以“海盾”行动为抓手,以整治无证采砂、查处无证用海为主要内容,抓住重点,突破难点,先易后难,稳步推进,海洋执法领域不断扩大,海洋执法力度逐步加大,海洋执法成效日益明显。据统计汇总,至2007年底,全省各级海监机构共进行各类检查10 091次,检查各类项目5 705个,发现各类违规行为1 325起,做出行政处罚894件,决定罚款为2 959.15万元,实际收缴罚款2 636.01万元。处罚案件涉及围(填)海造地、码头建设、海洋工程、海砂开采、海底管线、海洋倾废等,通过执法监督,既宣传了海洋法律、法规,提高了用海者的法制意识,又促进了海域合理开发、依法管理和海洋生态系环境保护,为全省海洋经济持续协调、又好又快地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还提高了海监执法机构的显示度,树立了海洋主管部门综合管理海洋的权威。
同时,各级海监机构的执法水平也大有提高,案件越办越多、案值越办越大、质量越办越高。在2007年开展的案卷评查工作中,各地选送的案卷平均70%被评为良好、30%被评为优秀,省总队、舟山市支队的两个案卷被海区总队评为优秀并推荐到国家总队参加全国“十佳”案卷评选,其中省总队的一个案卷被评为全国优秀案卷。事实证明,浙江省的海监能力建设已逐步迈上新台阶。
——以点带面,稳步推进,海洋执法示范创建工作成效明显。根据中国海监总队《关于中国海监示范工作实施意见》精神,浙江省加强示范工作组织领导,建立健全各项执法监察制度,借鉴宁波支队、乐清大队示范工作经验,贯彻“执法重心下移”、“加强基层执法”工作理念,制定了《关于开展中国海监浙江省执法示范大队创建工作实施意见》,组织开展了浙江省海监执法示范大队的创建工作。按照“海岸线长、执法任务重、现有条件好、积极性高”的标准,经沿海各市推荐、总队审定,宁海、普陀、洞头、玉环、平湖5个大队为中国海监浙江省2005年度创建执法示范大队。创建示范工作围绕“组织机构建设、执法队伍建设、执法装备建设、规章制度建设和海监执法实践”五个方面进行。为更好地学习和推广示范工作经验,推动示范创建工作,2005年总队在乐清召开了“全省海洋执法示范大队座谈会”,介绍示范经验,进行讨论交流,参观整治现场,为各示范创建大队提供了相互交流、学习经验、取长补短、拓宽思路、增强认识的平台。2006年根据执法实际,扩大示范规模,新增定海、嵊泗、北仑、象山、温岭、龙湾5个示范创建大队。2007年经考核验收,11个申报示范创建创优的大队中,岱山、椒江、三门3个大队达到了示范创建工作目标;定海、普陀、宁海、北仑、象山、温岭、洞头、龙湾等8个大队达到了有关示范创优工作目标。
至此,全省已有国家级模范支队1个(舟山),海区级模范支队1个(宁波),国家级优秀示范大队1个(乐清),执法示范支队2个(台州、温州),养殖示范大队2个(宁海、临海);省级示范大队13个。浙江省的示范工作一年一个台阶,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示范创建、创优、创模工作,充分发挥了“示范”执法载体的作用,以点带面,进一步规范了基层组织建设,推进了海监执法,积累了工作经验,提升了队伍素质,促进了全省海监执法工作的常规化、规范化。
——抓住重点,突破难点,“海盾”行动产生了重大影响。开展“海盾”专项执法行动,是国家海洋局、中国海监总队为有效打击海洋违法行为,推动《海域使用管理法》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实施,快速提高海监队伍的执法办案能力,增强海洋行政执法工作的社会影响力的重大举动。浙江省认真贯彻,坚决响应,顶住压力,克服困难,办好“海盾”大案,促进依法用海。
分析浙江省“海盾”专项执法行动,有五个特点:一是办案数量越来越多。从2004年的4个,增加到2007年的11个,四年办案31个。二是办案力度越来越大。罚款数从2004年的58.44万元,增加到2007年的253.3万元,超过30万元的4个,超过50万元的3个,其中3个决定罚款数超过100万元。三是办案领域越来越宽。从无证围填海造地、非法采砂,到工业用海、港务码头用海、海底管线用海,以及破坏海洋环境的倾废案等。四是办案速度越来越快。如2006年自4月中旬起展开执法调研,到6月下旬有8起“海盾”案件全部调查取证终结,会审后相继发出处罚决定,到9月份已顺利办结7起“海盾”案件。五是办案效果越来越好。通过“海盾”专项执法行动内容上的拓展、力度上的加大,效果也是越来越好。不仅宣传了海洋法律、法规,促进《海域法》和《海环法》在浙江省的贯彻实施,而且增强了用海者的依法用海意识,大幅提高了海域使用的办证率和海域使用金的征缴率。全省2007年度共确权发证232本,确权面积11 317.9公顷,征收海域使用金3.135亿元。
这四年来,考虑到各地海洋执法机构组建进程和开展海洋执法监察工作水平不一,中国海监浙江省总队每年编发以“海盾”案例为主要内容的《海洋执法监察案例选编》,供全省海监执法人员学习参考。并通过组织有关市县海监执法人员,参与“海盾”案件调查取证、开展“海盾”案件会审(听证)、参加“海盾”典型案例评析、进行“海盾”执法案卷评选等活动,培养了一批既掌握海洋法律、法规,又熟悉海监执法业务,敢办案、能办案、办大案、办铁案的海监执法骨干力量,推动了海监队伍整体执法水平的提高。
在执法工作取得初步成效的同时,也应清醒地看到在执法中所面临的问题。
一是河海之争依然存在,河口海域执法难以开展。尤其是在杭州湾区域,涉及法律、法规打架和行政职能协调问题,尽管国家总队对河口海域加大了执法力度,但杭州湾两岸地区海监工作仍难以开展。
二是法律制度不够完善,给执法实践带来困难。《海域法》自2002年实施至今,国家尚未出台相关配套的法律规范,行政执法中对违法用海类型的界定及罚款金额的计算标准国家与地方没有统一;对诸如采砂案、跨法案等如何适用海域法处罚又各持不同观点,确实给具体执法带来困难。
三是行政处罚权的级别限制,造成海洋环保执法监管不力。《海环法》规定了国家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具有行政处罚权,而对地方各级海洋管理部门的权限未作明确规定;《海洋工程条例》又规定“谁核准、谁处罚”的原则。行政处罚权受级别管辖的限制,影响执法监管力度。
四是养殖用海面临的实际问题,造成执法上的障碍。渔民长期靠海吃海,祖宗海观念根深蒂固,在其生存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之前,渔民抵触执法的情绪较重,需要采取科学的引导和分流措施,鼓励渔民转产转业,科学规划海洋功能区划,逐步清理无证养殖。
五是执法领域拓宽后,人员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从渔政中转岗而来的海监人员,对海洋知识了解不多,特别在海洋环保方面,业务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为适应对用海项目实施全过程监管的需要,各级海监机构要参与项目评审,及时掌握信息和业务。
中德出版法律体系比较 篇8
德国是一个文化联邦主义国家，教育、文化和出版传媒都属于各州的文化主权范畴。德国法律中涉及出版行业的地方非常多，不仅联邦一级有新闻出版方面的法律，各州也有，而且各项法律规定都非常细致，与出版业相关的法律主要从出版自由、出版内容、市场竞争和版权保护等几个方面限定了出版行业运作的方式和范围。联邦出版法律、各州出版法律共同构成了德国严谨科学的出版法律体系。
中德两国的出版法律法规在规定公民言论自由、出版内容控制、出版市场竞争和版权保护等方面有不少相同之处，但两国出版法律体系的法律构成的侧重点亦有所不同，从而反映了中德两国出版业不同的发展历史、发展特点与发展趋势。
中德两国出版法律体系中的相同点
一、两国出版法律中均有关于赋予公民言论出版自由的规定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是出版法的母法。出版法依据宪法而制定，包含有宪法的部分内容，并贯穿了宪法的基本精神。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些规定，成为出版法的依据，并贯穿于出版法的内容之中。同时，宪法也就成为出版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德国的《基本法》(即宪法)于1945年5月通过，它规定：人人有用口头、书面和绘画自由地表达和传播自己意见的权利。新闻出版、广播与电视的报道自由不受检查(第五条一款)。该条同时还规定，这种自由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第五条二款)。
二、两国均出台了著作权法以保护著作权人对其文学、艺术、科学等作品享有的专有权利。
1990年9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01年10月27日，根据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的决定》作了修订。著作权法的基本内容包括著作权主体即著作权所有者，著作权的客体即作品，著作权内容即人身权和财产权；著作权的限制、著作权的期限，著作权的继承、转让和许可使用，侵权行业和罚则等。
德国的《著作权法》全名《关于著作权及相关权益的法律》，1965年9月制定，1966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版权法于2002年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内容分五部分，包括著作权、著作权相关权益、针对电影的特别规定、针对著作权及相关权益的总体规定以及该法律的应用范围、过渡条例及终结性条例。德国的版权法保护原则是强调精神权利保护应与经济权利保护相一致。
三、两国的《刑法》均涉及到了关于出版业的某些罪行和刑罚。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许多涉及出版的罪行和刑罚：侵犯著作权，违法所得数额较大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包括出版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等等。
德国《刑法》规定，凡发行描述以恐怖或其他野蛮方式对人采取暴力的文字作品，并对此类暴行表示赞扬或贬低，或者煽动种族仇视者，会受到起诉(第一三一条)。
中德两国出版法律体系中的不同点
一、两国出版法律体系的宏观构成不同。
由于中德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两国出版法律体系的宏观构成也不同。
我国当代出版法律体系主要由四部分构成：宪法、相关法律、国际公约、行政法规与地方性规范文件。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是出版法律的基本精神所在。出版业的相关法律、国际公约和行政法规是我国出版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出版业的法律体系主要由联邦出版法律与各州出版法律组成，同时还包括国际公约。根据联邦基本法规定，文化教育管理权在各州，联邦政府只负责有关法律和社会上的规定，如所有权、出版权、税收权等。州政府则有权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自己的文化政策和出版法规。联邦出版法律、各州出版法律和国际公约共同形成了德国出版法律体系的完整面貌。
二、两国出版法律体系中法律与行政法规所占比重不同。
在我国的出版法律体系中，行政法规与地方性规范文件占了很大的比重。我国目前不具备颁布出版法成文法典的条件，只有其他的相关法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全国性的行政法规自1972年以来就有200多种，而且种类繁多。将其归类以后，主要包括以下内容：①出版管理总体规范类，如《出版管理条例》(2002年)，《图书、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重大选题备案办法》(1997年)等；②著作权管理类，如《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2002年)，《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办法》(2002年)等；③书报刊编辑管理类，如《图书质量管理规定》(1997年)，《期刊管理暂行规定》(1998年)，《报纸质量管理标准》(试行)(1995年)等；④印刷管理类，如《印刷业管理条例》(2002年)等；⑤音像制品出版管理类，如《音像制品管理条例》(2002年)等；⑥电子及网络出版管理类，如《电子出版物管理规定》(1999年)，《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2002年)等；⑦出版物发行(市场)管理类，如《音像制品批发、零售、出租管理办法》(2002年)，《出版物市场管理暂行规定》(1996年)等。
德国出版法律体系中大多数为成文法，行政法规相对较少。联邦政府对出版业限制的法律主要有《基本法》、《刑法》、《紧急权利法》、《传播危害青少年之文学作品法》、《反不诚实竞争法》、《产品保证法》。此外，州政府则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关的法规。
三、两国出版法律法规对出版市场竞争管理的侧重点不同。
市场竞争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版物市场主体为最大限度地实现自身经济利益而相互争取更有利的供给或需求条件的行为。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和内在动力，对市场竞争行为进行管理必须坚持鼓励和保护正当竞争的原则，保护经营者和读者的合法权益，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秩序。
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出版市场竞争的法律法规，而相关法律仅有《反不正当竞争法》，它规定了市场竞争的原则和
保护市场竞争行为的措施，但并没有对出版市场竞争进行具体明确、有针对性的规定。
《德国竞争法》分为两个部分，《反不正当竞争法》和《反限制竞争法》。前者调节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行为，规定什么样的竞争行为不允许，并不涉及到竞争本身是否可能。后者调节竞争本身的问题，即在一定市场上的竞争是否受到限制，这种限制是否合法，是否必须得到许可。《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6条是有关采用容易混淆的名称和杂志、图书名称保护条款，对图书出版行业具有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中国有关出版市场竞争的法律规定是以确定原则、保护竞争的宏观管理为重点，而德国则对出版市场竞争进行了深入规范，不仅调节竞争行为，而且对竞争本身的合法性也进行了确认与调整。
四、两国出版法律法规对青少年出版物的重视程度不同。
青少年是国家未来的希望，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和谐与家庭和谐的实现。我国并没有专门针对青少年出版物内容管理的法律，但在《未成年人保护法》、《关于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若干规定》里对青少年儿童出版物的内容进行了限制。
德国联邦政府非常重视保护青少年免受不良出版物的毒害。1953年，联邦政府正式公布了《传播危害青少年之文学作品法》，从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角度出发，禁止下流或淫秽出版物的出版和传播，并由政府、教育界、报界、宗教界等代表组成出版管理委员会来审定出版物是否与法律相抵触。1985年，德国政府再次修订并公布该法。
启示：
到目前为止，虽然我国已基本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并行之有效的，以《宪法》为基础、以《著作权法》为核心的出版法律体系。《出版管理条例》、《音像制品管理条例》、《印刷业管理条例》等法规的制定，与《著作权法》一起，初步建成了比较健康的出版法制环境，对规范出版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与德国相比，我国的出版法律体系仍不够健全，某些法律规范条文不够科学，以行政法规与地方性规范文件为主，则显示了我国的出版法律体系在权威性、科学性、稳定性方面仍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