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法律

经济与法律（精选12篇）

经济与法律 篇1

当今社会,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潮流。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 积极参与国际经贸合作和发展。在立法上就必须善于吸收和借鉴国外立法和国际立法的成功经验, 努力使中国立法与国际立法接轨, 积极参与国际上的法律协调化和统一化活动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在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实现中国法律的真正发展。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 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学术界对何谓经济全球化, 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 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世界经济的美国化;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一统天下, 生产要素等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中, 第一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种观点既全面又最接近实际情况, 其表现就是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该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出发,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 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 市场经济一统天下,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 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又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必须应对进一步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挑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学习、引进吸收世界先进国家的法律力度, 因此, 法律移植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 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 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 难度之大, 要求之高, 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中国法制的发展既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实践, 又要吸纳世界法律文化精华, 通过以符合本国法治发展方向移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作为自己国家法律的基干, 来构建本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体现中国法治实现现代化和努力学习国际经验, 以摆脱其落后和封闭状态, 不仅可能, 也是必要。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 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级化、社会生活信息化的等世界发展潮流, 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 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学, 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况且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法律中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容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社会中各国长期交往过程也形成诸多的国际公约、惯例是没有国界, 理所应当为人类所共同享有。中国作为世界的成员国之一必然会参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活动, 这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必须与国际法律规则同化。根据世界法律发展的规律来看, 法制的构建和法治的现代化都必然导引其国际化, 即通过法律移植的途径努力借鉴和学习国外法治建设和法制发展的有益经验, 并在一些必要的场合和部位实现其国际接轨, 以充分利用人类法律文化的共同财富, 吸纳世界的已有成就, 从而收到简约中国法制和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行程之功效, 使其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

由于法律移植的研究的不深入和不成熟, 虽然我们说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律移植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不小的成绩, 但中国法律移植的理论内涵尚未有质的飞跃和升华, 还只是属于浅层次的理论研究。单纯地依循外国的法律思想、照搬和抄袭别国的法律成果是忽略中国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色的表现。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和历史、国家意识、本国资源等综合因素。否则, 盲目地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移植的外国法律, 并不能发挥预期的效用, 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形同虚设。

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艰难, 法治建设的最大挑战也就在于法治思想的深入人心。对于中国目前的法治现代化的建设, 不应先盲目的大规模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 而应先引进西方法律的思想及价值观念, 大力普及法律观念, 法律思想的教育, 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排除西方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西方发达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 我们只有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 才能加快中国法制现代化、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法治的建构以及以后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观念基础。同样, 没有完备和完善的法律制度, 不仅难以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 还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的创新。要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法律制度建设是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 必须移植世界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改进中国的行政, 司法体制使之相互协调, 也应注重法律制度的国际化, 以完善自身从而使法律顺畅实施, 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建构予以支持和保障。

由于特殊的发展经历, 中国在传统的法律发展基础上迈向现代化的法治国家, 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中, 有许多不利因素会产生消极的制约作用。经济的全球化, 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动力。中国如何搭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列车, 并进而领先于世界, 是中国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问题。西方国家如今处于一种在整体上的优势, 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这种优势对中国构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积极应对世界的发展, 吸取外部优秀的因素, 从而促进中国法治国家的实现。任何压力都会成为积极的动力。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法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中国提供了更加频繁的对外交流的机会。现代社会, 法律的发展更离不开国际交流的开展。离开世界的发展是行不通的, 中国必须借鉴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 以与世界同步, 满足国民的发展要求, 才能避免在新一轮的发展竞赛中落伍。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 对中国的法律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如何在这一趋势下把握机遇, 促进法治国家建设, 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离不开对国外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借鉴。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组比较重要的关系。一方面, 法律发展和国家主权的关系。中国的法律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又有人提出了法律的全球化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优势, 经济全球化必然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在所谓法律全球化的名义之下, 中国也必须正确认识国家主权和法律的国际化问题。不可否认, 国际法意义上的法律越来越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 需要在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上与国际接轨。例如, WTO规定的内容广泛且有很大的法律效力, 其法律规定对成员有极大的约束力, 而且其总协定对各成员方实施WTO的法律也规定了严格的监督程序。这些都要求中国要协调好遵守WTO规则与维护法律主权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消极作用就是会损及发展中国家的主权, 经济全球化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推行霸权的一种新的形式, 因此, 要提防法律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法律发展与具体国情的关系。中国法律的发展离不开对国外法律的借鉴, 甚至法律移植, 许多方面必须要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任何法律, 都首先是适应母国的国情, 一种法律制度在母国适用, 并不意味着在他国同样适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首先是在其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各国具有不同的特点,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对于在一个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法律制度, 要想移植到中国, 就必须认真分析该法律制度的历史形成, 运行土壤等因素, 决不可生吞活剥。

当前有人认为, 要实现中国的法治, 只需照搬西方法律制度即可。这是一种简单化, 理想化的思想, 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一种理论。盲目移植, 只会给中国的法律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最后, 继承优秀的法律传统文化与法律发展的关系。作为对世界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法系之一, 中华法系也有许多值得继承的优秀因素。中国法律发展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养分, 否则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中华法系博大精深, 内涵深邃, 在其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鲜明的与民族特性。中国法律文化提倡“礼乐刑政”, 综合为治的精神;追求法律统治的和谐性与整体性等。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必须有选择地继承, 一味移植国外法律是行不通的。只有民族的和世界的有机结合起来的法律, 只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 才是真正能促进中国法治发展的法律。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促进中国经济, 政治, 文化的全面发展, 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在目前, 中国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快解决。法律体系不健全, 部分法律法规存在冲突。完善立法程序, 建立统一、稳定、合理的立法制度, 使各种法律文件都能在一个有序的体制下各自发挥有效的作用, 是使中国实现法治的重要前提。中国提出要构筑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将对中国的法律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 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已经无法适应发展的要求和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如果不能抓住发展机遇, 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这一道理已经为大多国人接受。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的发展连为一体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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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国华, 朱景文.法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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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国华, 朱景文.法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经济与法律 篇2

问题还得从一件事情谈起。前些年沈阳市出台了一部交通事故处理的地方性法规，内容大意是如果行人违章而机动车辆并无违章，那么发生交通事故依该规定责任将全部由违章的行人负担，机动车驾驶一方不负赔偿责任。经媒体炒作，将其内容形象地概括为“撞死人白撞”。此法规一出，立即在全国激起了轩然大波，赞成者固然有之，但听到更多、更普遍的是反对者的声音，我国著名的民法学家梁慧星教授也加入了声讨行列，将其喻为是反人道、反人性、野蛮的规定。由于媒体的关注和推波助澜，一时间，沈阳市的这部法规成了过街老鼠，处于人人喊打的境地。

但是，争论归争论，尽管对沈阳市有没有权力制定这样一部涉及到人的健康权甚至生命权的地方性法规以及这部法规本身是否违反宪法的精神或直接违反立法法的规定可以作进一步详细的法理分析，尽管反对者众多，沈阳市的这个法规还是实施了，后来听说武汉和上海两市也有了相类似的规定。本来嘛，学者也仅仅就是学者罢了，唐诗不早就有云：“百无一用是书生”嘛，而更何况伟大的领袖亦曾豪情万丈地写下过“刘项原来不读书”的伟大诗句呢。作为百无一用的书生纵然反对又能如何呢？最终不还是徒劳吗？这场讨论后来渐渐地平息下来了，因为这个世界变化实在太快了，人们的注意力也转移得实在太快了，人们实在没有耐心长期关注一个已失去新鲜劲的类似祥林嫂和阿毛之间发生的这一类的故事。虽然随后武汉和上海的两位教授丧生滚滚车轮下的惨剧让媒体抓住又猛炒作了一把，让善良的容易感动的人们掬了一把同情的泪水和又愤慨了一回，但不可否认的是法律就是法律，绝不是说着玩儿的，尽管你可以把它归到自然法概念中的“恶法”之列，尽管它可能与亚里斯多德所称的那种得到普遍遵守的法律本身应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的理念相左，尽管它可能直接或间接地与公平、正义、人权的宪政精神相违背，但因为它是法律，所以尽管人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它，但同时还是必须严格地遵守它，因为违反它的后果必然要付出相应的沉重的代价。“恶法杀人”的例子在历史上也是不绝于书的，谁都不会忘记，作为西方文化史上的两位圣人苏格拉底和耶蘇都是为恶法所杀的，因此，两位教授之死也颇具悲壮与神圣色彩了。我本不想加入这场讨论来凑热闹，尤其是在一个话题冷场之后再提起又有什么意思呢？但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却不得不让我如骨梗在喉不吐不快了。

这篇文章出自一位法律学者的手笔。谈得就是上面所述的沈阳市的那个法规，他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该法规进行了分析，运用的是一些数学的、技术的方法，过程不太能引得起我的兴趣，但是其通过以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得出的结论倒是引起了我的关注。作者的结论是，沈阳市出台的该法规的背后是有经济学根据的，符合经济学原理与规律，换句话说这部法规是合理的。认为这部法规的出台将有助于促使行人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言下之意即是：如果没有这类的规定，行人横穿马路将很难禁止。而且他进一步认为，由于行人横穿马路，车辆就需慢行，那么道路就会不畅，从而影响到交通运输的效率。如果造成事故，事故的处理必然就会造成交通的堵塞甚至瘫痪，将造成巨大的社会资源的浪废，因此，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这些损失都应考虑在其中，应由责任人来承担。通过以上的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合理的。至此，我不禁拍案而起不得不有话要说了。

首先，这位作者完全可以放心，他所预料的那种如果没有此类的规定将会出现的他所描述的灾难性的后果绝不会出现。目前对于交通事故的处理，公安交通部门依据的是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普遍的做法也是依据该规定而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23条“高度危险作业”条款弃置一旁的。当然，对于涉及到人的生命健康权的处置的这么一个如此重大的问题，国务院是否有权制定这样的一个《办法》，笔者持谨慎的态度。但即使是依据这样的一部在交通事故责任认定问题上简单地采用过错责任的《办法》的规定，对于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对方人员死亡或者重伤，机动车一方无过错的，应当分担对方10%的经济损失。这里规定得很明确，这10%不是赔偿，仅是一种损失的分担，亦即是一种人道的补偿。虽然10%的人道补偿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性质上均远远不及梁慧星教授所主张的发生交通事故机动车一方应承担无过错责任的全部赔偿，但毕竟它还是体现了一线人道之光与人情温暖的。虽然即使有10%的人道补偿，但是谁都可以设想，绝不会有任何行人为了这区区10%的补偿而故意将自己的血肉之躯与滚滚流动的钢铁相碰撞，因为后果谁都可以预料。因此，连这区区10% 的人道补偿都要取消的交通法规的出台是否能真正起到阻止行人横穿马路的预期效果是很值得怀疑的。

其次，与一些赞成者的观点一致的是，这位作者的观点中还隐含

这样的一个暗示，即当前行人素质差，而且短期之内无望有大的提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既然提高素质这一途径走不通，那么制订这样的一个法规或许至少可以起到镇慑和教育这些人的作用。幽默一点地说也可称之为以鲜血来擦亮人的眼睛吧，以此来迫使人人知法畏法从而自觉守法最终达到交通顺畅的目的。其观点实际上也大谬不然。行人素质低，那么机动车驾驶员素质就一定高吗？只要去交警部门了解一下每年你所在的城市有多少机动车驾驶违章，只要上街看一看许多司机是如何开英雄车、霸王车，尤其是在过没有设红绿灯的斑马线时是如何置行人于不顾呼啸而过，行人过斑马线时是如何战战惊惊、如履薄冰的情形，我想任何人恐怕都不能断然得出肯定的结论。另外，就算是行人的素质低，但这种素质低能成为立法牺牲其生命健康权的理由吗？这两者没有也不可能有必然的逻辑联系。此外，我们还应考虑到行人横穿马路的种种复杂的情形：其中可能有智障者；有老人、小孩；有急事须横穿者；有因交通设施设置确实十分不合理，为避免绕太远的路而图方便横穿者；也有因习惯了在乡间田野或小路上任意驰骋，还不明白城市文明的交通规范的刚刚进城打工的农民等等。不分清红皂白地在立法上对这些特殊情形一概不予考虑，合理吗？

另外，众所周知，我国城市交通的普遍现状是街道窄、人多、车多、交通拥挤，没办法，谁让咱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呢。现在颇值得我们自豪和津津乐道的是作为当代中国人财富与地位向征的汽车越来越多地进入了家庭。但汽车数量的剧增与短期内城市道路交通状况不会有太大的改善之间已不可避免地形成了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使得原来就拥挤不堪的城市交通状况更趋恶化。而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作为有限公共资源的城市道路是如何分配的呢？其做法是左右两边为人行道，供行人与非机动车通行，中间以道路中心线为界左右各有一至三个左右的机动车道。但细心的人们往往会注意到，通常左右两边的人行道加起来还不足一个机动车道宽！这样划分道路也许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也是效率的，但这样的分配规则是民主商定的吗？它公平吗？与行人相比，机动车一方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既然作为机动车驾驶员你享受了更多的道路资源，而且驾驶机动车属高速行驶的危险作业，如果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事故，机动车驾驶员受到的人身伤害要比行人受到的伤害小得多，或者是根本不会受到任何伤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机动车驾驶者在驾驶时就应付出更多的注意，应随时保持高度的警惕以防止因自己的稍一不慎而酿成的事故。这应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必然结论，也符合资源占用的数量应与付出的数量成正比的经济学原理与现代法治“抑强抚弱”的精神。但现在好了，因为出台了这样的法规，驾驶员因此而“有法可依”，那么尽可以“放心”驾驶去了，只要自己不违章，自己的注意力可以比以前放松了，甚至在关键时刻也可以不用踩刹车了，因为即使撞死了人也不用负什么责任嘛，紧急踩刹车没准还翻车使自己受到伤害呢，谁那么傻呢，危急的时候首先保护自己是人的本能嘛。这部法规会不会起到这样的暗示作用呢？我想我们完全有理由作上面的假设。也许这部法规的制定者们是从性善论的角度出发，将司机们都想象成君子了吧，但我们却实在无法将所有的司机都想像成谦谦君子。因此，在立法时，与其从性善论出发倒不如从性恶论出发，立法时做到先小人后君子。而且立法者在涉及到行人的生命健康权与车辆通行权取舍的重大问题上时，绝不能简单地单纯地从追求效率的经济学角度出发，为了保护车辆的通行权而漠视对行人生命健康权的保护。

无论从经济学角度分析得出的结论证实这部法规的出台是多第的合理，但这种数学的技术的分析却始终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公平的问题。经济学不是万能的，如果没有安得广厦千万间和哀民生之多艰的那种悲天悯人的社会关怀，产生那种诸如著名的经济学家看不到当代中国失业严重的社会现实，反而大力倡导现在应鼓励人们在城里和乡下各有一套住宅，周末开车去乡间度假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只有在富人俱乐部中才可听到的论调和虚浮的理论一点也不奇怪。有鉴于此，学者何清涟女士从一个社会学者的道义与良知出发一再呼吁将人类关怀引入到经济学研究领域。关注国计民生的经济学固然不能忽视社会关怀，作为以追求公平、正义为终极价值目标的法学则更应体现人性、人道与社会关怀。那么，两者结合产生的婴儿法律经济学又该如何呢？我想，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结合的产物的法律经济学更应博采两家之长，而绝不能为数学而数学，为分析而分析，为数字和技巧所迷惑而陷入其中沦为数学和技术分析的奴仆最终忽略了作为社会科学应始终关注的社会关怀。

作者：高军，史学硕士，曾任出版社出版策划、晚报法制版记者、编辑、现任大学法学讲师、兼职律师

通信地址：广东省惠州市惠州学院政法系 邮编：516015

经济与法律 篇3

关键词：湄公河大经济区；经济合作；法律规制

一、湄公河大经济区进行合作的国际法律基础

湄公河的资源十分丰富，但是流经沿岸各国的经济相对来说发展比较滞后，湄公河大经济区作为一个新的国际区域，其相关的运行必须要符合国际法律基础，这是各国统一的期盼。其依据的国际法律基础应包括：

（一）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原则。国际法的最重要的一项就是国与国之间应该互相尊重国家主权与领土的完整性，国家主权是指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本国内外事务的最高权力，其中包括国家间的经济主权。在湄公河大经济区进行合作的国际法律基础也是应该依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在国与国的经济贸易往来中应注意尊重各国的主权，不侵犯其国家的经济主权。

（二）国际间相互合作及发展的原则。在湄公河大经济区互相进行国际间经济交流的目的在于缩小发展中国家之间，經济强国与经济弱国之间的贫富距离；与此同时，通过与发达国家频繁的经济交流，可以带动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

二、湄公河大经济区进行经济合作的机制及影响

自1991年湄公河大经济区区域合作成立以来，其已成为基于平等交流、互惠互利的发展交流平台，其促进各国间经济合作的作用不可估量。

（一）湄公河大经济区进行经济合作的机制为部长级的会议。部长级会议召开的目的在于确保各国经济融资计划体制的相连接。近些年召开的部长级会议主要围绕交通、经济走廊、区域的全面合作等方面进行沟通与合作交流，通过部长级会议的召开，使得国与国之间沟通交流越来越紧密，更加增强了本国的经济实力。

（二）湄公河大经济区进行经济合作的最高决策机制为领导人的会议。领导人会议的召开目的在于深化加强湄公河大经济区域的经济合作交流，其作为地区合作的最高决策机制，旨在商讨在地区合作的战略措施与相关目标的制定。领导人会议主要在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相互平等、互惠互利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围绕开展的，来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实现湄公河大经济区经济共同繁荣的最终理想，使国与国之间的贸易运输更加便利。

（三）湄公河大经济区进行经济合作的成果和相关影响。湄公河大经济区从建立以来始终得到各国的全力配合与支持，其取得的成果十分的显著，湄公河大经济区现已在交通、电话通信、农业、旅游等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截止到目前为止，湄公河大经济区对各国的经济实力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在交通运输方面，湄公河大经济区的经济合作使地区内没有建成的道路建设与翻造，使单一的运输开拓成为多重联运的运输方式；在电话通信方面，湄公河大经济区的经济合作广泛的提高了现代通信科学技术的应用，加速了信息化的时代；在农业上，湄公河大经济区提高了地区对土地的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使新时代背景下的农业可以得到新技术的感染而更加有工作效率；在旅游的方面，通过湄公河大经济区的经济合作交流促进了国与国之间旅游业的飞速发展，旅游业带动了地区的经济与文化的建设发展。根据多年来的数据调查显示，通过湄公河大经济区的经济合作建设，不但促进了各国的经济交流发展，还为各国的和平友好相处、共同繁荣创下了很好的平台。

三、湄公河大经济区进行经济合作的相关法律法规

湄公河大经济区在进行经济往来的同时，需要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维护，只有标准的、完善的法律法规才能使各国的经济交流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使市场经济的正常的运营与有保障的经济交流。相关法律法规的应该围绕对贸易与投资合作、交通运输的合作、农业能源的合作以及旅游交流等方面进行制定。法律法规应该涉及到关于经济交流的各个方面中去，从海关制度、检验检疫的措施到商务人员的流动等方面都应该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进行相关的约束与制衡，对于一些恐怖分子、贩毒人员等对湄公河大经济区经济合作蓄意造成一定破坏影响的危险分子，应该给予严厉的惩罚。湄公河大经济区的法律维护最重要的还是要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利于其发展。

结束语：随着中国在国际经济领域的地位逐步提高，中国应充分利用湄公河大经济区特殊的地理风貌与自然资源来加强与其他经济强国之间的经济互动往来，来巩固中国与其他各国的建交关系，并提高自己在国际上的经济实力。

参考文献

[1]周晓莉.中国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回顾与展望[J].当代经济.2008年第3期.

[2]赵永利、鲁晓东.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次区域经济合作[J].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4期.

[3]范爱军.中老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J].山东大学.2003年第3期.

论创意经济与知识产权法律保护 篇4

一、创意经济及其特征

创意经济是在世界经济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全球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兴理念。它是指发挥个人的创造力、技能以及才华, 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开发与运用, 实现财富与就业增长的创新型经济形态。可以发现, 创意经济的本质就是以智力资源为依托的知识经济。在这种经济形态中, 经济发展所依赖的核心资源是个人的创造力, 而发展的动力则来源于知识的创造、传播以及应用, 因此对知识产权的占有与交易必将构成创意经济的实质内容。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形态相比较, 创意经济具有如下主要特征:

第一, 创意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相对于以土地资源为基础的农业经济、以能源原材料为基础的工业经济而言, 创意经济的基础是建立在知识与信息的生产、分配以及使用上的。知识与信息才是该经济形态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相应地, 知识与信息的拥有者也将在经济生活中处于支配地位, 追求知识与信息成为社会成员的首要目标, 而众多源于人的创造力、技能与才华, 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产权, 具有创造财富和就业潜力的行业, 即创意产业将成为经济生活中的主要产业。

第二, 创意经济的发展动力是创新。创新是指人的创造力, 这是创意经济发展的驱动力。人们通过创造, 研制生产出新的产品, 开发拓展出新的市场, 使创造财富的新机会不断涌现, 从而推动创意产业的不断发展。而创意经济正是以创意产业的兴起与发展为支撑。脱离了创新, 创意产业将失去前进的动力, 创意经济的发展也将无从谈起。

第三, 创意经济的发展基础是无形资源。农业经济、工业经济都是以土地、能源等物质资源为主要处理对象的经济形态, 这些都属于有形资源。而创意经济则是以处理创新、创意、各种智力成果等无形资源为主的经济形态。这一形态的出现与无形资产在社会资产总量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提高有着直接关系。随着创意经济的到来, 人的创造力、才华以及众多智力资源将日益受到社会的重视, 人类创造财富将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

二、创意经济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创意经济的本质是知识经济, 发展动力来源于不断的创新, 对智力、知识、信息等无形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对其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各种智力成果。智力成果必须得到法律的承认与有力保护, 才能激发人们源源不断地进行创新, 从而为创意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动力。因此, 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必将成为创意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中应当解决的首要问题。

知识产权是科技、经济与法律相结合的产物, 是指人们对其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精神领域创造的知识产品, 即智力成果, 所依法享有的权利。知识产权是为保护智力成果而从法律上赋予民事主体的权利, 它主要包括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及其他权利等。健全、完善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制度将会有力促进创意经济的快速发展, 并将为其发展保驾护航。

首先, 知识产权以法律的形式保障智力成果持有人在一定时间内对其智力成果拥有排他性的专有权, 从而抑制了他人对其智力成果的擅自使用。任何使用他人拥有知识产权的智力成果的行为, 都必须得到有关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同意与授权, 而这种使用行为绝大部分又为有偿使用, 因此知识产权的所有人在智力成果作出的过程中所付出的劳动消耗能够得以收回甚至获利。这极大地提高了人们从事智力成果创造的积极性, 尤其是在发明创新方面的积极性。这将为创意经济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

其次, 知识产权有利于促进智力成果及时、广泛地应用于社会实践。在知识产权出现之前, 出于竞争的需要, 人们总是倾向于对自己的智力成果特别是发明创造中涉及的科学技术进行严加保密, 从而导致了创新信息传播的滞后, 不利于智力成果的及时推广与应用, 和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脱节。而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保护下, 权利人依照法律规定对其智力成果享有排他的知识产权, 依法将其智力成果的内容向社会公开, 并不会影响权利人权利的行使。相反, 这会使创新信息得以迅速传播, 促进智力成果的商品化, 扩大其在实际生产领域中的应用, 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三、完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

我国建立知识产权制度时间较晚, 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后才开始着手起草制定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但相关立法工作却发展迅速, 相继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同时, 我国还积极参与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谈判, 加入了世界上几乎所有重要的知识产权国际公约, 例如《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专利合作条约》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等。其中,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即TRIPS协议) , 是《WTO协议》中最重要的文件之一, 也是当今世界关于知识产权最为重要的国际公约之一。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是国内立法, 还是国际协议, 我国已基本建成了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

尽管如此, 我国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 例如知识产权立法方面仍存在一定空白点、知识产权保护范围不够全面、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力度不够、现有法律法规与国际惯例仍存在一定差距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势必会使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的应有作用大打折扣,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能完全到位, 从而也会直接影响创意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与促进创意经济的发展, 我们必须完善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 使之适应当今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笔者认为, 完善现有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 适时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本身具有非密封性, 即新科技、新知识会不断出现, 已有的权利体系也就不断地面临着新问题的挑战与冲击, 新的知识产权的类型与内容应当不断地补充到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中。在我国, 现有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包括专利权、商标权与著作权, 而创意经济所涉及的智力成果却远远不止这些, 一些重要的高科技智力成果, 如生物工程尚未纳入知识产权保护之列, 而像集成电路也只是列为《著作权法》的一个保护对象, 并未对其专门立法。此外, 诸如科学发现、商业秘密等也未列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之内。这显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为使新智力成果得到有效保护, 我国现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应根据实际需要不断进行及时修改, 逐步扩大保护范围。笔者认为, 当务之急是加快制定和实施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法、商业秘密保护法, 以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 修改细化知识产权保护期限。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中关于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规定, 只是针对智力成果的基本分类而进行的, 这种规定方法过于笼统。例如在专利保护中规定发明专利的保护期限统一为二十年, 而事实上, 不同类型的发明专利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期限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例如计算机技术与制药工艺, 前者更新速度快, 保护期限不必很长;后者则必须经过临床实验和繁杂的审批程序才能上市, 使用周期长, 其保护期限理应长于前者。但是根据目前的立法, 二者的保护期限却是一样的。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此外, 原有的十年、二十年等规定都是针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情况制定的, 现在已不能完全适应经济发展需要, 因此必须对知识产权中关于保护期限的规定进行修改, 在不改变法律统一性的前提下, 针对不同行业不同种类知识产权保护的不同需要, 确定具体合理的知识产权保护期限。

第三, 加强法制宣传, 加大执法力度。虽然随着社会的进步, 我国公民法制意识在不断提高。但由于各种客观原因, 这种意识水平仍然处于比较低的状态, 尤其是在知识产权方面, 法律意识相对更加薄弱。这种情况由我国盗版泛滥就可见一斑。因此必须在全民中普及相关法律知识, 提高民众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意识;针对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的案件, 更要加大执法力度严格执法, 维护法律尊严, 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

第四, 提高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化程度。如前所述, 我国知识产权在立法之初, 就注重国际惯例, 并修改相关法律力争与国际接轨。但随着全球化趋势的加快, 特别是我国加入W T O后, 现行知识产权法律法规仍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显得不合时宜, 必须进行修改与完善。例如, 现行专利法规定中实用新型的专利申请没有实质审查环节、商标法规定中没有专门针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制度等。这些规定与国际公约的要求相差甚远, 必将涉及到实际操作时国内立法与国际惯例不能协调一致的问题, 这不利于国内创意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 而无法良好融入世界经济的创意经济也必将发展有限、前景黯淡。因此我们必须提高我国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国际化程度, 针对国际知识产权法律发展趋势, 修改、完善我国现行相关法律体系。

参考文献

[1]费安玲.知识产权法教程 (第二版) [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1-10.

经济与法律 篇5

本文介绍2013年企业法律顾问经济与民商法律知识单项选择练习，供2013各考生备考练习，如需更多考试资讯，敬请关注考试宝典！

一、单项选择题(每题的备选答案中，只有1个最符合题意)

第1题：某外商独资企业经葫芦岛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现该企业欲以其厂房作抵押，向某银行贷款1000万元。若该企业的抵押行为有效应符合下列()条件。

A．须经注册登记的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批准

B．须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

C．须经国务院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批准

D．须经葫芦岛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丁商行政管理机关备案

正确答案：A

第2题：某研究所研究员郭某在甲单位负责搞一项科研，后由于工作需要，上级决定将郭某调到乙单位工作。郭某在乙单位的人力物力支持下，将其在甲单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的科研项目搞完，最后该项研究取得成果。该项成果()。

A．由甲单位与郭某享有

B．由甲单位与乙单位享有

C．由乙单位与郭某享有 D．由甲单位、乙单位、郭某分享

正确答案：B

第3题：下列物品不受《产品质量法》调整的是()。

A．柴油

B．液化气

C．未经加工的小麦

D．人工合成动物饲料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解析] 本题所考查的考点是《产品质量法》调整的对象。《产品质量法》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从事产品生产、销售活动，必须遵守本法。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但是，建设工程使用的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属于前款规定的产品范围的，适用本法规定。正确答案是D.第4题：经营者的下列行为不够成商业贿赂的是()。

A．为购买自己产品的客户提供促销费、宣传费

B．给予中间人佣金，但已如实入账

C．为用户的业务代表提供旅游、考查机会并支付费用

D．给予用户代理人劳务费、咨询费

正确答案：B

答案解析：[解析] 本题所考查的考点是商业贿赂问题。《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规定：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账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账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折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账。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账。正确答案是B.第5题：诉讼时效中止是指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诉讼时效停止计算。

A．6个月内 B．3个月内

C．1年内

D．2个月内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解析] 根据《民法通则》第139条规定，在诉讼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由于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诉讼时效停止计算。从中止时效的原因消除之日起继续计算诉讼时效。

第6题：法人以逃避债务责任为目的而成立的清算组织，其实施的民事行为()。

A．有效

B．部分有效

C．效力待定

D．无效

正确答案:D

答案解析：[解析] 根据《民法通则》的规定，法人终止应当进行清算，停止清算范围外的活动，但是法人以逃避债务责任为目的而成立的清算组织，其实施的民事行为无效。第7题：下列关于行纪合同双方当事人义务的论述中，错误的是()。

A．行纪人有以自己的名义或者以委托人的名义办理行纪事务的义务

B．行纪人有妥善保管和处置委托物的义务

C．委托人有支付报酬的义务

D．委托人有及时受领或处理委托物的义务

正确答案：A

第8题：下列关于承揽人义务的论述中，不正确的是()。

A．按约定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

B．亲自或委托他人完成工作

C．妥善保管、正当使用定作人提供的原材料或物品

D．在工作期间应接受定作人必要的监督和检查，以保证工作适合定作人的要求 正确答案：B

第9题：经营者提供商品或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接受服务的费用的()。

A．一倍

B．二倍

C．三倍

D．五倍

正确答案：A

答案解析：[考点] 惩罚性赔偿 [解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双倍赔偿”的规定，注意适用上的几点要求：(1)经营者提供产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注意：这里强调的是“欺诈”行为，如拖延。态度不好等其他行为不构成本条之规定。(2)消费者因此遭受损害。

(3)消费者提出双倍赔偿的请求。(4)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本题选项 A为正确答案。

第10题：在邀请招标中，若投标人少于()，招标人应当重新招标。

A．2个

B．3个 C．4个

D．5个

正确答案：B

经济与法律 篇6

关键词：法律服务；农村区域；经济发展

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可以将这些因素划分为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等。在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农村地区人民的现代法律意识相对于城市地区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地区存在较多的法律问题与法律纠纷，对于农村地区的稳定与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在我国很多农村地区的发展中存在的法律纠纷主要为土地承保纠纷、土地征用纠纷、环境污染事故纠纷、计划生育纠纷等，这些纠纷对于农村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分析我国现在的农村地区的具体发展状况，研究了法律服务对于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影响，为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法律服务的供求矛盾问题提出了使用的建议。

一、农村法律纠纷对于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目前农村地区由于土地承包纠纷而导致的影响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案例非常常见，通常表现为土地荒芜、破坏生产经济以及破坏土地资源等形式。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农业税的取消以及种粮补贴的实施，在农村关于土地承包地的竞争日益剧烈。在这种情况下大量的土地承包纠纷发生了。当土地纠纷发生后，比较理智的做法是通过和平协商的形式进行解决，但是在很多案例中不但有通过诉讼方式解决的，也有通过破坏对方农作物的暴力方式解决的。这些问题的产生不但使得双方的土地不能得到有效的耕种，严重的情况下还导致土地的荒芜。除此之外由于农业生产基地的建设，相关产业的经营者与村民之间也可能发生了矛盾。由于缺乏充足的法律服务，投资方存在各种各样的担忧，导致投资的热情受到一定的影响。

土地征用而导致的法律纠纷在近些年内大量出现，具体表现为土地征用补偿、拆迁安置补偿等纠纷。这些纠纷导致了部分土地的荒芜、良田被毁坏等影响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后果。而且由于土地征用的纠纷往往会导致一些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对于当地的投资环境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害。

农村地区的环境污染对于土地资源的破坏是非常明显的，不断对于当地的农产品的质量与产量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而且对于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也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相关企业与周围农村居民关系急剧恶化，甚至存在暴力冲突。农村环境污染纠纷的处理不当使得土地资源、生产经营、水资源的破坏非常显著。

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以及农业技术的快速进步，农村地区的大量富余劳动力转化为外出务工人员，而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劳务纠纷也在不断产生。劳务纠纷主要包含了农民工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资纠纷、工伤赔偿纠纷、劳动合同纠纷以及生产设备损害赔偿等等。很多纠纷产生之后没有得到有效地解决，甚至会恶化成为暴力事件，对于相关乡镇企业与村集体企业的发展造成很大的不利影响。

二、当前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对于法律服务的需求分析

农村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法律服务的需求主要是指农村经济发展过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家庭、农民个体等农村社会成员对于各类法律服务机构与法律服务人员所提供的法律服务的需求。在遇到法律问题之后，农民由于知识文化水平的限制，缺少必要的法律知识，往往从自己的情感与习惯出发，行为中存在违反法律的方面。在这种情况下，农村需要精通涉农法律法规，并熟悉我国农业制度与政策的法律服务人员，并为农民提供必要的法律援助。

在传统的农村地区中，农民群众遇到问题往往求助于家族中比较有威望的人、村干部以及乡镇干部。但是由于这些人员毕竟没有经历过专业的法律知识教育，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部分纠纷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农村中对于精通法律的专业调解人员的需求就非常渴望。

而对于部分法律问题，需要充足的证据，为了保证可能随时丢失或者难以获取的证据进行保存备用，农村中也需要专业的证据保存人员，这些证据保存人员包括了警察、法官、鉴定人员等。证据保存人员对于复杂的、需要专业技术人员保存的证据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所以能够提供有效的服务。

三、加强当前农村法律服务水平的建议

完善的法律服务制度对于我国农村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而法律服务对于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作用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法律服务机构能够在司法行政职能的实施过程中，通过法律服务市场直接为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第二，法律服务能够有效地保护农村地区相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为国家与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而相关法律服务机构的业务收入也为农村区域的财政增加的税收。

经济与法律 篇7

随着国家电网公司经济法律管理业务信息化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国家电网公司SG186工程建设的不断深入,对现有系统进行充分整合和持续改进的需求日益迫切起来,国家电网公司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其他方面的信息化建设也需要加快步伐。

与此同时,广大网省公司经济法律工作者纷纷希望国家电网公司确定经济法律管理的标准规范,推广经济法律管理工作中比较先进和科学的方式方法,来提高企业自身的风险抵御能力;并按照SG186工程建设的要求,建设与国家电网公司的规范保持一致并能集成在一起的信息化管理应用。

为此,根据公司经济法律工作管理的需要,国家电网公司提出了以建设“一强三优”现代公司的目标为导向,以SG186工程的相关要求和规范为准则,结合国家电网公司经济法律工作发展现状,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深入研究经济法律工作的标准规范、管理思路和方法、信息集成和共享等内容,并在研究基础上建立覆盖国家电网公司总部、网省公司、直属单位的统一规范、流程清晰、上下贯通、信息共享的经济法律管理应用。

国家电网公司经济法律管理应用系统的建设将实现国家电网公司总部对公司各部门、直属直管单位、各网省公司法律事务管理的标准化、信息化;并加强国家电网公司对重大经济合同与案件管理力度,防范公司经营的法律风险,提高管理的时效性;同时通过对国家电网公司经济法律信息化管理技术的深化研究,必将使得国家电网公司能够更好地向公司各部门、直属直管单位、各网省公司提供法律指导、服务和咨询,为国家电网公司的法制化建设提供有力的保障。

1 业务说明

1.1 合同管理

合同管理是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的主要业务,实现了合同流转过程的电子化,从而大大节省了人工处理的工作量,提高了合同流转的效率,同时加强了公司对重大经济合同的管理力度。主要业务包括合同基础信息维护、合同签订管理、合同监控管理、合同变更与解除管理、合同统计查询管理等内容。

1.2 案件管理

案件管理主要是对案件从发案、案情分析、选择代理人、庭审、裁决/判决、执行、结案归档等全过程管理,实现案件记录,实现案件的逐级上报、备案功能。主要业务包括案件基本信息维护、案件批办管理、案件监控管理、案件备案管理、案件统计查询、报表管理。

1.3 综合管理

综合管理主要处理经济法律工作的辅助业务,主要包括法律宣传、规章制度、法律意见书、法律法规数据库等相关业务。

1)法律宣传。包括各类普法宣传文件管理,普法工作计划与总结,普法培训管理,普法活动管理等。法律宣传实现与企业门户集成,在企业门户中开辟法律宣传栏目,下设分为法制新闻、法制动态、典型案例、政策法规、普法宣传、规章制度、政务公开、研究成果、反窃电与电力设施保护、公司律师风采、公告等栏目。

2)规章制度。规章制度管理包括规章制度建设的整个生命周期,从计划编制到制度起草(新建、修改)、审核、签发、宣传贯彻、修订、备案、废止的全过程管理。同时对规章制度建设计划及执行情况进行管理,并提供灵活的查询功能。注重规章制度的时效性,明确分类,完善规章制度的体系建设。

3)法律意见书。该业务主要是对法律部门对外出具意见书的管理。主要业务包括意见书登记管理、法律意见书信息管理、法律意见书查询。

4)证照管理。证照管理是企业证照相关内容的管理,包括对营业执照和组织机构代码证的使用记录、年检记录、变更记录、撤销记录的管理,及对许可证等其他证照的管理。主要业务包括证照信息管理、证照使用管理、证照查询。

5)法律法规数据库。该业务是对法律法规库、司法解释库、部门规章库、典型案例评估库、各类政府工作报告库等的灵活查询与定制管理,并提供法律信息的更新服务。

2 应用架构设计

2.1 应用架构

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本着“高内聚、松耦合”的设计原则,在功能设计上由合同和案件管理、综合管理等功能模块组成。系统应用架构如图1所示。

2.2 集成架构

按照SG186工程要求,实现“两级部署、三级应用”,在总部和网省进行部署,网省部署可以供网省公司和地市公司使用。数据交互方面,在横向上,实现与企业门户、ERP系统等进行横向集成;在纵向上,通过一体化数据交换平台实现网省公司数据与总部数据的交换。

1)应用集成。主要是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与其他业务应用进行集成工作,应用集成主要包含两类,一类是与企业门户系统的集成,另一类是与其他业务应用的集成。

企业门户集成实现对企业资源的统一授权控制,整合同一员工在不同应用系统中的用户帐号,避免用户记忆大量的密码,最终实现全网范围内的单点登录。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与企业门户系统的集成,按照国家电网公司SG186工程的建设原则,采用统一集成技术方案。与门户系统集成架构图如图2所示。

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与其他业务应用集成主要是各应用系统之间有效数据的共享和避免数据重复录入。其实现按照国家电网公司《应用集成平台接口规范》采用企业服务总线。

企业服务总线是一个中介,用于获取消息、处理这些消息以确定将它们路由到什么位置,然后根据配置对消息进行转换。它通过某种传输协议接收消息,然后通过与此相同或不同的传输协议发送消息,通过消息流向来调用不同的业务服务。消息响应沿着相反的路径进行传递。其架构图如图3所示。

2)数据交换。主要是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在国家电网总部和网省公司之间的数据交互功能。数据交换基于Web Service技术标准构建,通过数据交换平台实现总部和网省两级的数据同步和共享,在保证数据安全的条件下提供高效稳定的数据交换服务。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纵向贯通功能结构图如图4所示。

3 系统架构设计

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采用B/S(Brower/Server,浏览器/服务器)分布式多层体系结构,在逻辑上把整个系统划分为表示层、业务逻辑层和数据持久化层多层体系结构。采用B/S模式,易于系统的维护和功能的扩充:只需要在服务器端进行系统的升级即可;易于系统的使用:客户端只需要安装系统运行的基础环境即可实现通过浏览器来访问系统,对硬件的要求较低,便于系统的使用和维护。系统整体设计结构图如图5所示。

3.1 表示层

经济法律业务应用是一个相对复杂的企业应用系统,包括几百个用户界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设计上必须采用合理的层次结构,才能保证系统的结构合理性和比较高的效率。模型-视图—控制器模型被证明是实现结构良好的交互式应用程序的最好模型,其核心思想是采用分层的技术,把不同的功能在不同层次上实现。根据这种思想,一个交互式应用程序可以划分为模型层、视图层、控制器层,分别实现不同的功能,其中视图层为用户提供最终的展现,而模型层则把视图层的数据封装起来,传递给控制器层,后者根据调用业务层的结果生成动态的网页再次通过视图层展现给用户。

3.2 业务逻辑层

业务逻辑层负责整个系统的业务实现,通过业务规则对业务信息进行处理,将处理结果呈现在表示层并最终展现给用户,是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的核心层。经济法律业务应用是一个事务密集型的管理信息系统,业务处理层需要处理大量复杂的数据,既有常规的数据查询、更新、删除操作,也有复杂的数据处理逻辑。业务处理层重点考虑并发性、事务、速度、接口等问题,同时经济法律业务应用是一个流程密集型的系统,需要具有复杂的流程处理能力;工作流系统和外部系统也实现一定的业务逻辑,本系统的业务逻辑层设计必须考虑合理地把这些外部的业务逻辑整合到一起,形成一套完整的业务逻辑处理。业务逻辑层的设计必须考虑便于与表示层和数据获取层进行接口,并且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3.3 数据持久层

数据持久层通过把数据库相关的操作封装在业务基础组件架构级别,在这一层次系统把数据库查询的结果转化为数据传输对象,所以在业务逻辑层以对象的方式操作数据。同时,业务层所需要持久化的数据也可以由数据持久层映射到数据库。

数据获取层的关键技术是高速缓存技术,为业务对象的定义信息和其它相对固定的数据提供高效的数据缓存策略,避免在获得这些数据时形成数据库瓶颈。

4 安全设计

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的安全架构由网络安全、应用安全、数据安全等几个层面组成。

4.1 网络安全

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作为SG186工程中的一个应用,能够通过一体化平台中基础网络平台上安全域的划分,部署防火墙系统、网络防病毒系统、网络入侵检测系统等安全防护措施达到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的网络安全防护需求。

国家电网公司已经构建了安全性较高的网络安全体系。因此,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建设中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网络资源。

4.2 应用安全

应用安全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即应用服务安全和用户安全。应用服务安全问题是指在网络系统甚至是互联网之上的应用软件服务也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很容易受到病毒、黑客的攻击。因此这种应用安全实质上与系统安全相近,所以其解决方案也是完全一样的。用户安全问题是指规范化操作、合法性使用、信息泄露、信息篡改、信息抵赖等等。用户身份认证系统模块针对用户属性进行访问控制,而用户属性的管理控制采用形式化的自然语言描述,从而将该网络信息系统的网络安全管理员从枯燥难记的IP地址及协议中解脱出来。

4.3 数据安全

数据是企业的命脉,是整个信息系统运行的基础,保证数据安全,是企业生存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从全局看,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分布式系统。在数据安全上主要考虑传输安全和存储安全,具体要求包括以下方面:应用软件应该对系统内认证数据的存储和传输进行保护,保证对其机密性、完整性和可用性的保护强度符合业务需求。应用软件应该负责保证其访问数据库系统、中间件系统的用户名和口令的机密性。

5 应用情况

从运行的情况看,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内置了工作流引擎,使经济法律管理工作管理流程化,并可以灵活定制流程流转的次序和节点的数量,使管理流程可定制化;根据业务自定义及岗位任务的动态分配,按业务的自身固有规律制定业务流程,减少业务交叉,具有非常强大灵活性和跳转性。同时通过与ERP采购订单的接口设计,紧密地将财务审核与合同审核联系起来,使合同的审核过程更加规范,有效降低了法律风险。

总体来说,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完成了系统的试点、推广工作、软件培训、系统实施和上线试运行,系统运行安全稳定,达到了系统建设总体目标。

6 结语

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研究开发与推广项目采用B/S模式的多层分布式体系结构,基于SoTower平台开发,采用J2EE技术,使用Oracle 10g数据库和WebLogic 9.2应用服务器,实现了一个系统、二级部署、三级应用的业务模式。由于该项目基于J2EE技术,按照多层架构模式设计和实施,使系统具有良好的可扩充性、可重用性、可移植性,同时安全可靠、实用性很强,充分体现了系统的先进性。

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在功能上结构完整,主要包括:合同管理、案件管理、经济法律研究、委托书管理、证照管理、综合管理和系统管理等功能模块,实现了经济法律管理业务信息的规范化、流程化管理。

通过对国家电网公司经济法律信息化管理技术的研究,加强了对全公司重大经济合同及案件的管理力度,提高规避法律风险的能力以及管理的时效性。国家电网公司经济法律信息化管理在总部的应用和推广,实现了国家电网公司法律事务信息的纵向贯通,并通过与数据中心的无缝衔接实现与总部、网省其他部门的横向集成,最终成为国家电网公司一体化企业级信息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经济与法律 篇8

公司的社会责任源于现实中的公司运作、性质同公司理论的巨大差别。首先, 现实中的公司并不仅仅是股东联合的产物或“资本雇佣劳动”的简单关系, 而是多方利益相关者冲突与合作的载体。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 除公司的直接参与者外, 另有一些利益相关者尽管对公司未做明显的要素投入, 但是公司的决策和行为对他们的权益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 这些利益相关者在公司中也存在某种利益关系。其次, 现实中的公司也不像传统理论假设的那样, 仅仅是一组实物资产的集合, 而是一种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作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合约的公司以及人力资本相对上升的客观事实进一步引申意义在于, 公司制度应当真正贯彻实质性的契约精神, 即更多的体现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平等合作, 而不是任何一方对他方的歧视与强迫。再次, 在传统的公司理论中, 物质资本不仅被视为最重要的, 而且被假定承担着公司经营的全部风险, 股东由此而对公司有所有权。而公司的债权人、职工等其他参与人则被看作是风险的规避者, 他们领取有保障的固定合同收入, 相应的他们应当接受物质资本的权威。但事实上, 股东并没有像理论上假设的那样承担全部风险, 企业的其他参与者也没有像理论假设的那样脱离风险。实践中, 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一方面公司的倒闭或股东可以很容易的退出公司, 另一方面则是职工的大量失业。另外, 债权人也明显的承担着公司经营的部分风险, 因为公司一旦破产, 公司的资产将不能满足债权人的全部债权。承认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一样对公司经营负有风险的事实意味着, 公司的所有者并不是唯一的, 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都有分享对公司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正当性。最后, 在现实中, 公司的各参与者之间的力量对比不像传统所认识的那样是一种“资本雇佣劳动”的静态关系, 而是不断变化的。现代社会中, 人力资本的地位相对上升, 物质资本的绝对权威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因此, 公司为股东利益服务就不再是唯一的价值目标了。公司实际上是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围绕权益的获取和保护所形成的博弈网。

2 公司社会责任的经济分析与法律分析

2.1 公司社会责任的经济学分析

在市场经济中, 各个公司都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如果法律不对公司的行为进行规制, 市场经商环境必将陷入一种混乱状态。分析市场经济公司法律制度时, 既要仔细分析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公司的行为必然会彼此影响, 也要看法律制度是否满足均衡状态, 即这种制度能否自我实施。

按照市场经济的自我调控原理, 所有的公司企业都会在做出决策时最大考虑利己, 采取不顾社会利益的策略, 从而进入纳什均衡状态。比如公司对环境污染问题的行为表现。公司在活动中存在污染, 如果法律不对公司污染环境的经营或生产行为进行规制, 公司在利润的驱动下, 宁愿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也绝不会主动增加环保设备投资。因为一个公司一旦从社会角度出发, 投资治理污染, 但是其他公司仍然不顾环境污染的话, 这个投资治理污染的企业的产品成本就会增加, 价格就会提高, 所得利润就会受损, 甚至会公司破产。

将公司社会责任上升为一种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的统一, 其目的就是避免公司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完全忽视社会利益的现象出现。公司的社会责任, 就是要使作为社会经济生活重要角色的公司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与社会利益达成一种均衡———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的均衡。

在制定公司法律制度时, 法律对公司的行为规制, 必须使社会中各个主体 (包含公司, 但绝不仅仅是公司) 的行为符合一系列的条件, 在这些条件下使主体间的利益达成均衡。主体之间的相互制约是人们选择某种制度的原因, 也是这种制度得以长期存在的重要条件。在现代, 公司社会责任之所以开始进入许多国家的立法, 就是出于对利益均衡的考虑。而在立法实践中, 具体的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无不是考虑了制度自动实施能力的, 因为自动实施能力决定了一种法律制度的生命力和运行成本。

因此, 从经济分析的角度看, 公司社会责任法律制度不仅与经济学原理不矛盾, 而且还真正符合了现实中的市场经济规律。

2.2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分析

义与利之争, 是中国自春秋战国以来思想史中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里讲的义也即通常讲的正义, 泛指道德;利则指物质利益。义与利之, 即义与利相比, 以何者为重。以孔孟为代表的家重义轻利, 而以商革央、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重轻义。双方都认为义与利是对立的。但是中国古代也有些思想家认为义与利二者应并重, 并论证了利的合理性。在80年代初以前, 由于极左思潮影响, 中国法学作品中几乎从不涉及正义的概仿佛正义是西方法学的一项专利。就当代中国学理论而言, 法的价值或法律的价值, 也是80代才从某些西方法学作品中引进的一个概念。

自古至今, 人类社会尽管对正义有无数不同的释, 但普遍认为这是一个崇高的价值。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始终是古今中外法学中一个永不消失的主题。在中世纪基督教伦理思想家那里, 正义的精神实质乃是肉体应当归顺于灵魂, 灵魂应当归顺于上帝;在功利主义看来, 正义的根源在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即功利原则;在罗尔斯的心目中, 正义的要义就是要平等地分配各种基本权利和义务, 同时尽量平等地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和负担。不同的人运用不同的分析方法对正义的理解也是多样的, 但无论对正义的理解多么的多种多样, 有一点是大家的共识, 那就是正义的最高原则是原初约定式的, 人所拥有的实践理性赋予它一个应当如此的价值论依据, 任何个体或集体的意志, 即使经过民主的程序, 都没有权力改变它。

有学者认为, 法的价值是法律作为客体对主体的人的意义, 是法律对于人的需要的满足。公司法自不应例外, 作为一种法律, 公司法理所应当具有位公平与正义的最基本价值。以公平正义作为其普遍价值, 以自由安全秩序作为其基础价值, 以效益作为其目标价值, 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公司法价值体系的和谐与均衡。

3 结语

从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的角度看, 纯粹关注效率的制度和纯粹关注正义的制度都有其各自的优点和不足。使二者和谐共存、取长补短才是上佳的选择。实际上, 效率并非不顾正义的绝对效率, 正义亦非无视效率的绝对正义。任何极端的做法都将造成难以估量的恶果, 而且这也不是当代各国的实然状态。效率和正义在公司社会责任中同时被证明, 效率和正义被综合到了公司社会责任这一框架结构中。公司的社会责任无论从效益的经济学角度分析还是从正义的法学角度分析, 都具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参考文献

[1]刘素凤.泉州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 2011, (02) :20-25.[1]刘素凤.泉州市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及影响因素[J].黎明职业大学学报, 2011, (02) :20-25.

[2]郭向阳.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02) :64-69.[2]郭向阳.生产性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与发展模式创新研究—以广东省为例[J].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1, (02) :64-69.

经济与法律 篇9

责任保险保障致害者的法定赔偿责任,该责任来自于致害者因侵权事故而导致的对第三方的损害。作为一种第三方保险,它拥有着与普通第一方保险完全不同的内容与体系。在一个责任保险体系中,除了一般第一方保险所通常具有的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行为外,受责任保险保障的第三方 ( 事故的受害者) 的行为也是体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特别是在责任事故发生后的诉讼或和解环节,责任保险保险人、索赔第三方、被保险人、 法庭方、律师等牵扯多个利益方的矛盾与冲突,引起了法律界和保险界学术人士的高度关注,并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如Shavell ( 1982)[1]在其一篇经典的文献 《责任与保险》里指出,责任保险的存在会稀释投保人法律上应有的注意程度———责任保险的购买者在拥有了责任保险后,因为受害者的损失完全 ( 或者大部分) 由保险人承担后,因而会放松应有的注意程度,而这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损失概率,相对于投保人没有购买责任保险之前。在沙维尔的研究基础上,Dazon ( 1984)[2]指出责任保险会导致保险人的更多负担。台湾学者陈彩稚 ( 2000)[3]也指出:“责任保险中的道德风险是比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的更为复杂的,因为它不仅包括了被保险人的道德风险,也包括了受害者和受害者的法定代理人的道德风险”。另外, Tomo Baker ( 2006 )[4]指出责任保险会深刻影响整个社会的侵权法系统,尽管这些影响有些是在潜移默化中进行的。本文将通过博弈论的手段研究责任保险的庭外和解与法律诉讼过程,并分析理想地对待责任保险诉讼与和解的方式与手段。

据统计,美国责任保险的保险人通过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98% 的责任保险赔案 ( Litan等, 1988)[5]。庭外和解是国外解决侵权赔案的主要方式,在拥有责任保险的侵权诉讼里,往往是由保险人来代替被告与原告 ( 索赔者) 进行交涉。除了承担法庭赔偿被保险人败诉需支付的损害赔偿金之外,保险人还负责诉讼过程中产生的辩护成本, 因而保险人往往作为被告代理人来全权处理赔案。 作为事故的受害者,责任保险的索赔人可以在进入这个和解过程时雇佣一个原告律师或者选择直接与保险人进行和解交易。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博弈论的方法,研究责任保险索赔者在和解过程开始时选择是否雇佣律师对原告得益的影响,同时研究律师的不同收费制度在和解过程中产生的不同结果,以及保险人根据索赔者雇佣原告律师获得的信息所能得出的合理推断,并探讨不同收费制度对律师行为的激励程度。

关于诉讼安排 的最早模 型可见于Bebchuck ( 1984)[6],他使用了博弈理论的一个讨价模型来研究诉讼与和解的关系,并在不对称的信息环境里推导出了被告的最优提供是针对原告的预期净支付,而且这个均衡是一个子博弈完美纳什均衡。 Salant ( 1984)[7]和Reinganum and Wilde ( 1986)[8]在Bebchuck的研究的基础上让提出和解提供的当事人拥有更多关于赔偿金水平的私人信息,他们的研究也引入了完美贝叶斯均衡或者序贯均衡。 Wang等 ( 1994 )[9]考虑了一个模型在那里这个被告和原告能够交换一个无穷数量的提供和反提供, 同时原告拥有关于实际赔偿金的私人信息。他们发现这存在一个唯一的序贯均衡,在那里被告提出一个提供,预期净支付来自诉讼少于这个提供的原告将会接受它,同时其他的原告会拒绝它,而那些拒绝的会进入审判而不是提出反提供。Lisa L. Posey ( 1998)[10]设计了一个博弈模型来研究诉讼和解过程中索赔者雇佣律师的信息对博弈结果的影响,并分对称的赔偿金信息和不对称的赔偿金信息两种情况阐述了不同的研究结果。

为了便于分析,这里要对博弈环境作出一些经济学上的假设: 首先是理性人假设,假定参与博弈的各方 ( 索赔者、律师和保险人) 都属于经济学里面所说的理性人,能够按照理性原则做出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行为; 其次是博弈环境,本文采用完美动态博弈的方法来研究当事人行为,但在具体实施上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进行研究。对动态博弈,较为完美的表示方式是博弈树的方式, 本文也将采用这种方式。此外,这里还要假设保险市场与审判金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保险公司收取的保险费用为完全的公平保费,而索赔者获得的审判赔偿金也将是平均的。

二、责任保险诉讼与和解过程的博弈分析

(一)索赔者通过雇佣律师所获得的主张能力

首先,这里假定一个责任事故已发生,受害者已经向保险公司申报了赔案。按照程序要求,保险公司应该要对事故进行调查,同时决定是否应该支付赔偿。其次,这里可以假定事故确实存在,而且属于保险责任范围,保险人必须支付赔偿金,并假设事故的预期赔偿金数额为d ,所有的当事人都能够无成本的了解d的存在。索赔者在博弈的开始面临一个选择: 雇佣律师进入和解与保险人谈判, 或者自己与保险人谈判,直到诉讼开始时才雇佣律师。第三,这里假定律师市场是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FS是原告律师在和解阶段向索赔者提供服务的成本,FT表示原告律师在诉讼阶段向索赔者提供服务的成本。

显然,假如一个索赔者在和解开始前雇佣一个律师,并且持续使用到诉讼完成,那么他的律师总成本为FS+ FT; 可以假设FT> FS,即律师在诉讼阶段提供服务的成本大于在和解开始前提供服务的成本,这也是非常直观的。律师和索赔者将在他们关系的一开始商讨应索要多少判决赔偿金,而这个判决赔偿金能提供的预期利润为0,其数额由博弈的最优策略所决定。一旦索赔者进入了和解阶段, 保险人能够判断出索赔者是否雇佣了一名律师,保险人将提出一个和解方案,索赔者或者选择接受或者选择拒绝,选择接受博弈结束; 选择拒绝则双方将进入诉讼阶段,索赔者将或者雇佣一名新的律师或者维持原有的律师不变 ( 这里不考虑索赔者在和解阶段雇佣律师后,在诉讼阶段更换律师的情况) ,并最终由法庭来宣判最终的赔偿金。

图1展示了第一个博弈过程,索赔者在起点1决定是否雇佣一名律师,假如雇佣了律师,他们将商讨一个应索要的具有零期望利润的判决赔偿金。 在这个博弈树上的第二个节点,保险人决定要提出什么样的和解提供。在博弈树的第三个节点,索赔者或者接受或者拒绝这个提供。假如他拒绝这个提供,那么索赔者和保险人都将面临诉讼。S0、 S1分别代表的是保险人在索赔者雇佣律师和不雇佣律师下的和解提供,现在可以从博弈树中获得一个子博弈完美Nash均衡,它开始于博弈树的底部。先考虑节点3B,诉讼过程中雇佣律师的成本是FT,如果在和解过程里一开始是没有雇佣律师的,索赔者在进入诉讼环节后才雇佣律师,索赔者在他进入诉讼过程后将拥有一个预期的净支付d FT。因此,这个索赔者将接受任何大于或者等于d - FT的和解提供,因为这大于索赔者进入诉讼获得的得益。保险人的最优策略也是提出这个最低可接受的提供S1= d - FT,保险人在索赔者进入诉讼环节后的预期净支出为d + C ,其中C为保险人的诉讼成本。由于d + C > d - FT,保险人应选择在和解阶段提出d - FT,以避免诉讼阶段更大的损失。

现在讨论索赔者在和解过程开始时就雇佣了律师的情况,索赔者和律师将商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赔偿金数额。索赔者为和解过程的律师服务将支付成本FS,预期可获得的赔偿金仍然不变是d ,那么保险人在这时和解所提供的任何大于d - FS的和解数额都将为索赔者所接受,小于d - FS的数额索赔者将不会接受这个提供。因此,保险人的最优提供S0= d - FS。根据假设知道FS< FT, 必然有S0= d - FS> S1= d - FT,索赔者通过雇佣律师让他获得了在和解过程更大的提供。因此索赔者在节点1的最优选择是雇佣一名律师。

在这里的均衡里,索赔者通过雇佣一名律师来商讨判决赔偿金,他获得的来自保险人的支付为d - FS,而这是大于未雇佣律师的所得d - FT的。因此,在和解之前雇佣律师将使得索赔者获得更多的和解提供。显然在和解提出之前,通过在和解开始前就雇用一个律师,索赔者获得了讨价权利,也获得了一个更高的支付。审判的威胁使得保险人为了避免更大的支出,而选择提出最大让步的和解提供。在早期雇用一个律师,索赔者实际上是将保险人获得的剩余最大限度的挤压了。因此, 可以说索赔者发出的是一个可信的威胁,保险人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提出一个d - FS的和解提供,双方达成和解,至此博弈结束。

(二)两种费用安排下的分离均衡

前面假设律师所获得的费用是采用胜诉收费安排的方式来收取的,即律师按照诉讼胜诉后获得的赔偿金比例来作为酬金,但律师在现实情况下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计时收费方式,现在考虑在索赔者雇用的律师采用计时收费的情况下,博弈可能产生的变化。在索赔者准备雇佣律师时,他可以与律师商议是以胜诉收费安排,还是以计时费用来支付律师的报酬。假如采用计时费用,律师在庭外和解阶段获得的费用为FS,而假如律师在一开始就被雇佣直到审判结束律师获得的费用为FS+ FT,FT表示一个律师只在法庭阶段被雇用的情况。对保险人方面来说没有太大变化,一旦索赔者进入这个和解阶段,保险人能够观察得到的只是是否索赔者雇佣了律师,而无法了解律师费用计算的基础。因此,保险人在索赔者进入和解阶段,且拥有律师的情况下,必须判断索赔者雇佣的是哪一种律师。在这个新博弈中,这里将使用完美贝叶斯的均衡概念,它被刻画如下:

1. 一个针对索赔者在和解过程一开始雇佣一个律师的策略为: 在竞争性的市场里,这个索赔者或者以一个胜诉收费的安排雇佣一名律师,或者以计时费用雇佣一名律师,或者不雇佣律师。

2. 一个概率分布代表了保险人关于索赔者使用了那一种的费用安排,同时是否雇佣了律师的信念集。

3. 保险人可提出两个和解策略SA,A = 0,1 , 一个针对有律师的索赔者,一个针对没有律师的索赔者。

4. 针对这个和解提供索赔者可以选择一个接受或者拒绝策略。

这些信念 和策略要 满足下列 要求: ( 1 ) Pr( Contingency Fee|Attorney)≥0, Pr( Hourly Fee|Attorney)≥0 , 具有Pr( Contingence Fee | Attorney) + Pr( Hourly Fee | Attorney) = 1 ; ( 2 ) 所有参与者的策略是满足序贯理性的; ( 3) 在给定的费用结构下,针对每个索赔者的策略,对应于每个策略的保险人在信息集上的信念必须遵从贝叶斯规则和索赔者策略。

图2的博弈树表明了本节分析的环境,两种费用类型的安排在博弈树里都是可利用的,当事方关于判决赔偿金的信息都是完全对称的。在第一个节点,索赔者决定是否雇佣一个律师同时假如雇佣了律师,选择什么样的费用安排。在第二个节点,保险人决定是否应提出一个和解提供。保险人了解自己是否处于2C的位置,但是不能够识别2A和2B。在第三个节点,索赔者或者接受或者拒绝这个提供,假如他拒绝了,他将雇佣一个律师设定费用安排,进入审判阶段。

从这个博弈树的底部开始,考虑零的预期利润。假如只有在审判之前才雇佣一个律师 ( 节点3C) ,既然这个律师的成本是FT,总的计时费用将是FT。不管是使用胜诉收费还是计时费用,索赔者都将获得预期的净支付d - FT。因此,这个索赔者将接受保险人提供的任何大于等于d - FT的方案,这个保险人的最优策略 ( 在节点2C) 是提出最小可接受提供,S1= d - FT。相对于进入审判, 保险人偏好提出这个提供,因为保险人在审判的净支付为d + C ,它是大于d - FT的。

假如这个索赔者在和解阶段开始前就已经通过计时费用雇佣了律师,那么达到了节点3B。这个索赔者已经支付了FS; 如果他们进入审判,还需要支付一个额外的FT。正如没有雇佣律师直到审判的情况,既然他能够预期从审判阶段获得的净得益,假如他先前已经以一个计时费用基础雇佣了一个律师,这个索赔者将接受任何大于等于d - FS的提供。另外,假如这个索赔者以一个胜诉收费安排雇用一个律师,他将只接受一个不少于真实的预期赔偿金d的和解提供,这是由于索赔者支付给律师的费用百分比是固定在这个过程的一开始的,只有不少于这个在审判中判决的赔偿金的真实预期价值才是一个可接受的提供,否则索赔者的律师的利益将会受损。

假如这个索赔者在和解阶段雇佣一名律师, 保险人必须决定他的最优和解提供策略。假如这个律师是雇佣于计时费用基础的,最优的提供将是d - FT。假如这个律师是雇佣于胜诉收费基础的,最优的提供将是d 。保险人必须确定信念关于2A、2B中哪一个节点是达到的,同时决定这两个提供哪个是最优的提供。所以,索赔者在和解阶段以一个胜诉收费基础雇佣律师存在一个均衡,而索赔者在和解阶段以计时费用基础雇佣律师则不存在均衡,但是在和解阶段没有律师被雇佣的基础下存在一个均衡。

这里考虑的第一个均衡是出现于前面分析的部分的:( 1) 索赔者以一个胜诉收费基础雇佣一个律师在和解过程的一开始;( 2) 保险人提供d给有律师的索赔者,同时提供d - FS给没有律师的索赔者; ( 3) 拥有律师的索赔者将接受这个提供; ( 4) 索赔者通过雇佣律师将获得一个净的得益FS; ( 5) 保险人的信念被刻画如下: 取概率 = 1处于节点2A同时取概率 = 0在处于节点2B ( 这满足了贝叶斯规则和均衡策略) 。显然索赔者没有违背这个策略的动机,因为比较于没有雇佣律师时, 他将获得一个净的得益FS; 在雇佣一个计时费用基础的律师后,他将拥有的净得益为d - FS- FT, 相对更小。因此,索赔者以胜诉收费基础雇佣一个律师存在均衡,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均衡在第一个博弈树的分析里 ( 不存在计时费用的部分) ,同时也存在于当计时费用考虑进去时的情况。

第二个结果是在完全信息的情况下,当和解阶段开始前索赔者以一个计时费用基础雇佣一名律师时,这里不存在均衡。假如一个索赔者雇佣一个律师以一个计时费用基础,保险人必须放置概率 = 1在这个节点2B的事件上,同时提供d - FT的和解数目。索赔者获得的净得益为d - FS- FT( FS支付给了律师) ,但是索赔者在完全信息下是不会停留在这个节点的,因为它能够提高他的得益通过不雇佣一个律师,在那个节点的状态下他获得得益d - FT,它是没有律师被雇佣时保险人的最优提供。因此,在这里均衡是不存在的。

最后,这里考虑没有律师被雇佣的情况下是否存在均衡。在这时索赔者接受d - FT的提供同时自己获得所有的和解数目,是否索赔者有偏离该提供的动机依赖于保险人在索赔者雇佣律师下的提供。因为节点2A和2B是偏离均衡路径的,在完美的贝叶斯均衡的概念下,保险人能够放置任何概率在他们上,只要他们加总等于一。针对有律师的索赔者,只有d或者是d - FT两种提供保险人会提出。假如这个提供是d ,索赔者将选择偏离同时雇佣一个律师以胜诉收费基础,并获得一个适当的概率为预期的和解,接受保险人的提供同时获得d - FS的得益。因此,假如保险人的信念是偏向给出一个有律师的索赔者提供为d ,那么索赔者不雇佣律师的均衡是不可维持的。但是,假如这个保险人的信念是偏向给有律师的索赔者的最优提供为d - FT( 索赔者获得的得益为d - FS- FT) , 那么索赔者将维持他不雇佣律师的选择。

现在可以得出结果: 这存在一个均衡当没有律师是被雇用时,但要求保险人对索赔者雇佣律师的和解提供的支付信念是能够维持在d - FT, 即使这样的支付从未出现在均衡中。如果保险人这样的信念无法维持,则在不雇佣律师状态下均衡将不存在。在均衡状态时,索赔者获得保险人的和解提供d - FS,同时不会偏离这个均衡路径,至此博弈分析结束。

三、两种收费制度下律师行为的博弈分析

(一)胜诉收费制下律师的行为

前面分析了和解和诉讼下不同收费基础存在均衡的可能,现在考虑通过博弈树的方法进一步分析两种不同的律师收费体制的不同特点。如图3所示,图中顶上的白圈代表的是接受索赔者委托, 与侵权者进行诉讼的律师,他所采用的收费基础为胜诉收费制。接受委托后,假设他有两个策略 “努力”工作与 “懒惰”工作,选择不同的策略进入不同的第二阶段状态。在第二阶段,黑圈代表的是自然概率,对律师的策略 “努力”工作状态Ⅰ 来说,他有两个可能的结果,获赔 ( 包括胜诉和获得和解) 与败诉; “懒惰”工作状态Ⅱ的策略也一样。但是,两种策略获赔的概率是不同的,在 “努力”策略下获赔的概率为 α ,在 “懒惰”工作的策略下获赔的概率为 β 。一般假设 α > β ,即努力总是能够获得成效。在 “努力”策略下败诉后, 则律师将得不到任何收入,还要付出较大的努力成本L 。在 “努力” 策略下胜诉后,律师将获得判决金费用d ,再扣除他的努力成本L ,则得益为d - L ; 在 “懒惰” 策略下败诉后,可以极端一点假设律师的努力成本为0,而在 “懒惰”的策略下胜诉后,律师将获得判决金费用d - W 。现在可以来比较律师的平均得益。

要比较两者的大小,可以用第一个等式减去第二个等式,有 αd - βd - L ,化简可得:

( α - β) d - L ( 3)

由于 α > β ,在 ( 3) 式中,只要d相对L够大,( α - β) d - L就大于0。因此,律师从事 “努力”工作策略的平均收益就大于 “懒惰”工作策略的平均收益从而获得一个重要的结论,在胜诉收费安排的收费制下,针对较大的索赔金额,律师提供努力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大。

(二)计时收费制下律师的行为

现在考虑计时费用下律师的平均得益,如图4所示,图中白圈同样代表的是接受索赔者委托的律师,他依然有两种工作策略:“努力”与 “懒惰”,而黑圈同样代表的是在不同策略下胜诉或败诉的自然状态。在 “努力”工作策略的状态Ⅰ下, 律师获赔的概率为 α ,得益为W - L ,其中W为律师获得的计时收入,L为律师的努力成本,而败诉的概率为1 - α ,得益为W - L ( 因为是计时收费, 所以律师败诉后仍然获得W的收入; 在 “懒惰” 工作策略的状态Ⅱ下,律师获赔的概率为 β ,其得益为W 。

律师败诉的概率为1 - β ,其得益仍然为W , 这里仍然假设 “懒惰”工作下律师付出的努力成本为0,现在可以再来比较律师两种策略的平均得益:

要比较两者的大小,可以用第一个等式减去第二个等式,有:

由于努力工作的期望得益绝对小于懒惰工作的期望得益,在计时费用基础下不管律师获得的工资W为多少,也不管律师的努力成本有多大 ( 只要其为正) ,律师必然会选择 “懒惰”的工作策略,获取较高的期望收益。这个结论给了人们两个重要的启示: 首先,计时费用基础里律师 “努力”工作获赔的概率与 “懒惰”工作获赔的概率不影响其平均得益,律师接取委托的工作不会去关心这两种状态下获赔的可能性。其次,就是计时费用的数目大小也不影响律师努力工作与否的选择,只要存在这种收费基础,律师的选择就将是不会选择努力工作。

图4的结论比较让人沮丧,但这里可以做出一定程度的修正来改变律师的选择。在图4的结论中原先假定律师在计时费用基础下,就算 “懒惰” 工作后败诉,也能获得报酬W 。现在这里假定索赔者能够完全观察到律师的行为,如果律师 “懒惰”工作后败诉,索赔者将不支付律师任何报酬。 因此,博弈树改变为图5的形状。

现在考虑这个改变是否能够影响律师的行为, 如图5所示,律师 “努力” 工作后,不管结果是败诉还是获赔,都能获得索赔者提供的报酬W 。 但是,在索赔者能够观察律师的努力程度的情况下,律师如果选择 “懒惰” 的工作,败诉后索赔者将拒绝支付律师的任何报酬。因为索赔者会认为败诉的原因是律师没有尽到责任,那么这时律师的得益为0。

现在可以再来比较两种情况下律师的平均得益。

要比较两者的大小,可以用第一个等式减去第二个等式,有:

加入这个假设后可以看到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律师的策略选择跟计时报酬W, “懒惰”工作状态下胜诉的概率 β ,以及律师的努力成本L的相对大小有关系。要保证律师一定会努力工作,则W必须相对L来说必须很大,同时 β 不能太大。这个结果的理解也是很直观的,在可观察律师努力程度状态下要保证律师选择 “努力”工作, 必须给予律师很高的计时报酬W ,要保证其大于努力成本; 同时 “懒惰”工作策略下胜诉的概率 β 不能太大,否则如果律师可以有很大可能不用付出努力就能获得计时报酬,他依然不会选择努力工作。因此,在计时费用基础下就算索赔者能够完美地观察到律师的努力程度,并且采取一定的处罚措施,也不能保证律师的选择就一定是努力工作。

当然还有种办法,就是在 “懒惰” 工作状态下获赔的情况,索赔者也减少律师的工作报酬,因为律师没有付出努力。问题是索赔者在两种胜诉的结果面前,如何去分析哪种状态下律师只是在 “懒惰” 工作,哪种状态下律师是在 “努力” 工作? 显然这是一个非常有难度的要求,需要法律的专业人员才能判断。但就算能分辨,律师要反驳这种降低他们报酬的理由也非常充分,如果我付出五分的努力就可以让你赢得官司,你有什么权力要求我付出十分的努力? 因此,针对律师只是 “懒惰”工作下获赔减少计时报酬这种做法的可行性,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四、结论及启示

根据本文的模型分析得到一些重要的结论, 可以为责任保险和解与诉讼的顺利进行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1. 索赔者雇佣律师可以为其获得更多的和解得益。我国责任事故诉讼中还没有形成以和解解决争端的氛围,受害者或者索赔者雇佣律师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对簿公堂,在和解开始前索赔者雇佣律师的行为等同于向保险人发出了一个强硬的信号,从而能使索赔方在保险人的和解提供中获得更多的得益。

2. 以胜诉收费基础收费的律师,只要索赔金额d足够大,会为了自身的利益为索赔者努力获取赔偿。但是,以胜诉收费基础收费往往也会造成判决金额的整体高企,推高了诉讼的成本。因此,在实施责任保险实践中实施胜诉收费的律师收费制度, 应适度控制胜诉收费安排的比例,推行一定的计时费用安排,有利于控制诉讼成本的上涨。

3. 以计时费用基础向律师支付费用,在索赔者无法观察律师行为的情况下,律师会选择不努力工作,从而造成索赔者败诉的更大可能。但是, 就算索赔者能够完美观测到律师的行为并实施惩罚,惩罚的效果也必须在计时工资相对努力成本足够大,同时 “懒惰”工作情况下律师胜诉的概率不能太大才能保证。因此,计时费用基础的律师收费制度使用必须谨慎。

4. 同时使用两种收费制度能够提供给索赔者更大的便利,但是也会造成索赔者一定程度上的困惑,因为他不了解在什么状态下使用哪种收费方式能够让自己的诉讼和和解中更有利。所以,至少在和解开始前的阶段,索赔者雇佣的律师采用胜诉收费基础收取费用存在一个均衡,是可行的选择,而雇佣以计时费用收费的律师的策略是不在均衡路径上的。

经济与法律 篇10

一、如何认识风险评估

2005年, 经合组织采纳了监管质量和监管绩效的指导原则, 包括了一个对各国政府的忠告: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 应该尽可能全面透明地进行“风险评估”, 从而更好地理解所有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风险评估作为风险监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侧重预防的风险管理 (询问应该做什么) 不同, 风险评估主要是对未来监管事项与监管政策的风险进行事前的预测, 即在询问可能发生的事情及其严重性。

风险评估大体分为两个独立的部分:对现实风险的评估与预测未来风险的评估。对现实风险的评估, 其目的是获取公众可能与某一种风险有关的多种问题。由于在不同的主体之间, 风险的内涵是不同的, 因此, 就所有的利益集团希望对所阐释风险的普遍理解达成共识的这一需要而言, 对现实风险的评估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对未来风险的评估, 实际上主要解决在当风险发生时, 是否应该采纳政治决策以及如果采纳了决策, 怎样减少或者控制风险。

一个完善风险评估应该包括以下几个要点:通过供给人员专门的技术和资源, 来加强能力;更多地依赖数据、现实假设和方法来提高精确性;通过报告假设、方法以及对比可供选择方案, 提高透明度;运用博弈论评估战略参与者, 如恐怖分子和病原体;评估低可能性的极端事件;评估多种风险的共同效果;关注可以迅速传播风险的互联传输网络;广泛使用适合预测的多种假定;进行风险评估方法和创新的调查;发展评估的指导方针, 从而提高准确性、连贯性和透明度。

在国外, 风险评估的一个广泛应用形式就是环境影响评估 (EIA) 。比如, 在对化学品的监管中, 已经成功制定了风险评估的四部分方法:危险识别、剂量反应评估、接触评估、风险描述。美国最高法院对1980年苯案的裁决中, 认为监管机构必须在采取监管之前, 证明监管的事项属于“重大风险”, 迅速地推动了美国各个机构普遍开始使用定量风险评估。根据双边达成的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协议 (SPS) , 在世贸组织决定的部分驱动下, 欧盟近期已经开始了定量风险评估, 即需要科学的风险评估, 以支持国际贸易的限制。欧洲委员会已经将科学的风险评估信奉为援引任何预防原则的前提。在一个能让人马上联想到苯的疯牛病 (BSE) 案例中, 欧洲法院的法官认为, 成员国政府不得援引防范, 来监管委员会认为无足轻重的风险。

二、风险评估面临的主要挑战

依赖于风险资源与行政部门的组织文化, 风险评估有很多不同的构建方法。尤其是在因果关系很难建立时、在因果关系由于变化而不稳定时、或者在结果罕见并且很难理解时, 确定风险评估的结果可能会非常困难。与理解风险的物理属性同样重要是详细地了解公众对风险的关注以及可能的社会后果和政治回应。在这一方面, 最具争议性和困难性的环节是衡量公众对风险的容忍度。

此外, 风险评估如果进行不当, 也会产生“风险的假阳性”与“风险的假阴性”问题。“风险的假阳性”, 可以概括理解为在事前评估中出现夸大风险的情况, 即“狼来了”问题。例如使用最敏感的试验物种;识别任何不利的观察效果;此种情况会产生对风险的过度监管。而“风险的假阴性”则指低估风险的情况, 通常发生在事后评估中, 即出现“风险的假阴性”是直到危机发生, 才会重视风险的结果。比如, 同一时间内只研究一种风险, 而不是评估同时接触多种风险的联合效果 (尽管某些同时的接触, 会在彼此抵消的同时, 使对方恶化) ;忽视敏感群体, 例如, 儿童;疏忽低概率, 但具有严重后果 (极端/灾难性) 的风险。

相互关联性加剧了风险评估的困难性。在大多数情况下, 机构总是监管一种风险。但是, 现实世界是一个充满相互关联性和复杂性的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 人类和生态系统将同时接触多种风险。很多风险评估假设危害与确定的来源存在联系, 即存在从单一端点出发的较多或者较少的线性关系。这种评价将远远不足以解释或者预测相互联系的复杂现象。作为新发展的风险政策, 它们需要与更广泛的各个学科和领域的专门知识相结合。

三、风险评估的国际发展趋势

风险预测的目标是, 在面对风险时, 为是否应该采纳政治决策以及如果采纳了决策, 怎样减少或者控制风险, 提供科学基础。因此, 风险预测既包含对风险的科学评估, 也包含关注其经济含意的各种问题的科学评估。这一过程的关键部分是, 将潜在的危害资源与可能的后果以及它们发生的概率联系起来。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OMB) 于2006年1月发表了风险评估公告, 其目的是确保更大的透明度和现实主义、中央预算的使用以及识别负面效果的统一标准。此外, 虽然很少的法令科学风险评估标准予以具体化, 但是, 法院已经开始适用普遍的法令, 要求机构适用“最佳的可适用科学”进行高质量的风险评估。

而随着各国对风险相互联系性的重视, 风险评估也要进行如下改革。第一, 风险评估应该培养预测同时接触多种风险的共同效果方法。共同效果可能是互相促进的 (超线性) 、线性的 (增加的) 、或者抵销的 (减少的) , 但是关键的一点是, 共同的效果不是个体效果的加总, 应该进行预测。第二, 增加的相互联系性, 通过越来越密集的生态网络、贸易、旅游和电信系统 (包括互联网) , 可以加快跨越国家和大洲的风险传播 (如疾病或者恐怖主义) 。风险评估需要考虑到这些传播载体。第三, 风险评估人员需要创设多种情景来发展影响风险的多变量组合, 需要通过可能性判断进行潜在的风险-风险的权衡, 而不是简单地推断单一变量。

综上所述, 风险评估应该被作为风险监管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来予以认识和对待, 风险评估如果运用恰当, 会给我们的决策提供科学合理的基础。但我们也要注意到风险评估也会产生夸大风险和低估风险的问题, 而且, 由于我们身处复杂的世界, 风险并非是单向性关系, 而往往是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因此, 在我们构建和完善风险评估机制时, 一定要考虑到评估的全面性与灵活性, 充分发挥风险评估在合理决策中的重要作用。

摘要：《国务院关于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意见》和“十二五”规划纲要都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和完善风险评估机制, 并充分肯定了风险评估的重要作用和深远意义。在法律与经济学视角下, 通过介绍美国、欧盟、OECD等国家和地区有关风险评估研究的统一认识, 可为构建和完善我国的风险评估制度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法治政府,风险评估,成本收益分析

参考文献

[1]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mmunication from the Commission on the Precautionary Principle, COM (2000) 1, Brussels, Feb.2, 2000, available at http://europa.eu.int/comm/dgs/health_consumer/library/pub/pub07_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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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Herman Kahn&Anthony Wiener, The Year 2000:A Framework for Speculation (1967) ;Bertrand de Jouvenel, L‘Art de laConjecture (1964) .

[4]J.Clarence Davies&Jan Mazurek, Pollution Control in the United States:Evaluating the System (199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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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ain Document Only.Leather Industries v.EPA40 F.3d 392 (D.C.Cir.1994) .

法律背后的经济学 篇11

法律经济学家熊秉元的新书《正义的成本——当法律遇上经济学》的序中，引用了罗马百科全书编纂者塞尔苏斯的名言：“法律是公正与善良的艺术。”相比之下，后起的经济学更像一门现代科学。

早在2007年，熊秉元在台湾开设《法律经济学》课程时，就曾经公开表示：“抽象来看，传统法学思维和经济分析之间，有一个明确具体的差别。传统法学思维，以公平正义为标杆……相形之下，经济分析的特色，是吾道一以贯之——追根究底，只有‘成本’二字而已！” 换句话说，公平正义，或许不过是成本收益的别称罢了。他后来发表文章写道：“追求公平正义或其他任何价值，必须坦然面对所涉及的成本。要得到鲜美的果实，必须先有辛勤的浇水灌溉。同样的道理，要提升公平正义的刻度，必须以充分的资源为后盾，而一旦涉及资源的运用，当然就是成本的问题。” 在熊秉元看来，无论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还是现代工商社会，正义都可以表述为经济效率和成本收益。

原始社会的正义，首先是生存问题。资源匮乏，人的能力渺小脆弱，对环境的掌握力有限，因此在发生纠纷时，难以精细地明断是非，而只能以严格责任的方式，确定下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粗糙规则；当进入以农牧为主的传统社会后，正义就是对“稳定”的要求。固定下来的社会分工具有近乎神圣的正当性，不能随便破坏。有效率的资源分配，成为正义的重要甚至是唯一标准；而当进入现代工商社会之后，“效率不断填充并改变正义的内涵”，人们开始能够预计制度的短期成本和长远价值。契约的神圣与规则的可期就成了这个时代的正义。用法学家的话说，或许可以表达为私产保护和法治社会。

因此，当法学家们还在纠结是否应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时，经济学家已经开始用效率来界定公平和正义。“在公平和效率之间进行取舍”，也成了一句不科学的空话。从表面看来，为了提高效率可能会在短期内侵害公平。但是在长期的博弈中，任何一种制度的安排，只要市场交易成本较低，就可能通过当事各方的交易，形成有效的补偿方案，从而实现另一种公平正义。

这就是科斯定理在法律领域的呈现：制度无论将正当性界定给谁，只要交易成本为零，就可能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实现最佳的社会安排。著名的例证之一，是工厂与居民之间的环境污染诉讼：当法律将正当性界定给居民时，工厂为了进行生产获得利润，就会不断试图进行交易，以治理环境、创造就业、增加社会财富等筹码，来获得自己污染的权利。因此，各方能够通过一种替代性的安排方案，实现具体的正义。

然而，这种看似科学的逻辑，或许将导致法律虚无和立法草率主义。既然产权界定给谁都不重要，那么立法大可马马虎虎，反正无论如何立法，都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偏好。而且，立法大可以在纠纷解决之后，对交易后果进行确认。

在美国，这种惯性或许并不可怕，因为完善的司法判决体系能够对于立法的草率和不完善进行弥补；而且，强大的律师阶层会不断利用诉讼来修正法律体系的漏洞。而在欧陆传统下，虽然没有“司法造法”传统，却有着长久以来的议会政治和社会协商传统。即使初始规则不够完备，各方也有充分的途径来表达意愿，形成新的妥协和共识。

但是，假如在某一个社会里，各个阶层的话语权和谈判力已差距悬殊，司法判决还缺乏主动和权威，那么立法的草率就很可能生产出大量的不公正和无效率，并且累积许多不可逆转的社会矛盾——它们无法通过交易和博弈得以解决，反而会导致现存社会规则的混乱。用熊秉元的话说：“主流经济学所描述的经济人，像是一个跨越时空、没有文化束缚、不受意识形态羁绊的‘黑盒子’。只要输入某些价格、所得数量的信息，黑盒子就会打印出一个标准答辩——经济学者朗朗上口的‘最佳选择’。”

然而，这样的理想形态，是排除了许多“杂质”之后的完美结果。法律处理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难题。只要是人，就会有难以割舍的感情与偏见，就会有无法进行成本收益核算的“失控”时刻。即便再复杂的经济学模型，也只能大致重现人的困境与选择，而不可能替人做判断。因此，这也是为何经济学家的分析，更像是“事后诸葛亮”的解释，而在预计人的举动时显得比较吃力。

同样是处理“事后”的工作，法律则显得更有意义——不论是根据立法规则，还是遵循先例，不论是由长老般的大法官作出决断，还是交由“邻人”组成的陪审团来定夺，都大致总能履行定纷止争的功能。 当然，法律也总有不公正的时候。但是不用担心，用经济学的视角来分析，人们一定会通过再次博弈，来完善司法体系的功能，提升法律作为公共产品的价值。当然，在进行纠纷解决时，很多法官也喜欢用经济学方法来进行论证，证明自己的观点能够符合“理性人”假设或是“整体社会利益最优”的逻辑。但是，这或许不能称为“经济学”征服法律领域的表现。或许说，不过是法律人掌握了更多的分析工具和手段，来证明自己早已确凿的判断和结论罢了。

推荐者：任超

任超，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法理学。著有《法治的追求：理念、路径和模式的比较》等书。

《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 吴敬琏著 三联书店

本书是吴敬琏自2000年以来的文章结集，有正经八百的论文，有会议讲稿，也有给党和国家领导人提供的策论。吴敬琏在不同场合的发言和诸多文章都讲到了市场经济的两个种类，即坏的市场经济和好的市场经济。按照他的观点，坏的市场经济也可以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后者是他经常强调要警惕的社会形态。从法治的角度看，目前我们出现的问题是，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不是谁能够分多少的问题，而是通过什么样的游戏规则来分配的问题。显然，这个过程还缺少公共参与的法治意识，读这本书，能建立一些这样的意识，就不虚一读了。

《法治的细节》 周大伟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本书的作者周大伟，长期从事法治专栏的写作。正如一些人评价，从貌似琐碎的细节出发，寻求制度建设的原理与途径，是作者比较独到的论证方式。从细节出发，是一个好的视角，细节折射法治内涵，细节也决定一个国家的法治水准。不过，细节纵然重要，但终不过是法律内容的应有表现。好的法律往往可以体现出好的细节，但好的细节要想促进法治的进步，离不开法律理想者的兢兢业业，更离不开法治对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的积极顺应。

《证据》 科林·埃文斯著 三联书店

经济与法律 篇12

近年来,部分学生一旦入了党,尤其转正后,思想等各方面就会出现松懈,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那么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对学生党员加强教育,强化学生党员意识,发挥好党员的先进模范带头作用已成为当前学校学生党建工作的重要课题。为此在塔里木大学基层党建创新项目中,我系拟定研究我系学生党员导师制具有重要意义。学生党员发展导师制既是现代教育的发展要求,又是发展优质学生党员的重要保证。它既适应了学生转型期的需要,又弥补了传统教育的不足,对培养复合型人才具有重要作用。党员导师制的实施既有利于更细致地开展学生思想教育工作, 又有利于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2.我系学生党员现状分析

2.1对学生党员理论学习重视不够 ,学生党员的教育不够深入

我系学生党员理论学习组织形式比较单一,实效性不强学生党员教育不够深入。由于党员教育, 特别是入党后的教育,往往投入多而收效甚微,在当前党员教育中,往往流于形式,局限于安排几次讲座或支部泛泛的理论学习,缺乏必要的指导,理论学习往往仅仅体现在形式上,学习浮于表面,很难让学生有比较深刻的领会和掌握。

2.2学生党员的骨干和先锋模范作用发挥不够

在党员教育中, 尽管学校学院不同程度地采取一系列措施并取得一定成绩,但总体上还有所欠缺。部分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表率意识与责任意识不强,服务意识欠缺,无法真正体现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在同学中缺少影响力,损害学生党员在同学中的形象。同时由于学生党员随年级变化,大三大四的学生党员忙于准备司法考试和科研、找工作、写毕业论文等,时间比较紧,任务较重,有些制度的落实和工作的创新难以得到保障。

2.3对学生党员缺乏相应的考核手段和监督考核机制

由于普遍存在重视党员发展工作,发展工作程序严谨,把关严格,发展后多数监督考核机制没有或不完善,对学生党员缺乏相应的考核手段和监督考核机制, 即使是预备期考察也流于形式,导致部分党员入党后出现松懈,没有发挥应有的党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

3.推行学生党员导师制的方式方法

3.1我系推行学生党员导师制的实施方法和步骤

从塔里木大学基层党建创新项目的讨论、申请与立项我支部都经过了反复讨论,尤其立项之后,学院党委给予了莫大的关心与支持,支部成员与支委经过了反复考量。首先积极发动各位动员积极参与学生党员导师制, 配合支部工作; 其次, 采用自愿与推荐相结合的方法选择党员导师;最后,召开党员支部大会宣读最终确定的十位学生党员导师的名单。

3.2我系对学生党员导师的任职要求 、配备

3.2.1我系对学生党员导师的任职要求

因为学生党员导师制是我支部学生党员教育的第一次有益探索与实践, 所以我们对学生党员与学生党员导师的选择比较慎重,我系对学生党员导师的要求较高,选择的导师都是具有4年及以上党龄的本支部教职工,其中大部分都是各科室及办公室的主要骨干, 都是长年做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和与学生打交道,思想政治素养好、党性思想觉悟强,理论根底与素养有较高的老师。还具备工作责任心较强,能够严于律己、为人师表,热爱、关心学生的成长和成才。我系现有教师党员1人,最终确定10人为学生党员导师。

3.2.2我系对学生党员导师的配备

这是我支部的第一次实践, 所以在学生党员导师的配备上做了考虑,我支部现有学生党员27人,其中毕业班14人,外出交流学习3人,大二大三还剩10人,考虑到毕业班马上面临毕业、找工作和外出交流学习等,不方便,我系支部最终确定了10名学生党员配备导师,一名导师带1名学生党员,导师对学生党员的教育和培养,从确定之日起直到学生毕业。这样一对一的配置更有利于老师与学生交流。支部还为学生党员与导师印制了《塔里木大学基层党建创新谈话记录》,包括:支部名称,学生党员基本信息(如姓名、班级、性别、族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入党时间、推荐人姓名、转正时间、学生联系电话、E-mail、学生宿舍、家长姓名、联系电话家长、家庭住址等),导师基本信息(如导师姓名、联系电话等),谈话时间、谈话地点、谈话内容、学生党员签名、导师签名等。

3.3我系对学生党员导师制的主要职责要求

我系对学生党员导师主要职责要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关心学生党员的思想进步,引导学生党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在大学,教师党员不能一味上课,还要注重培养学生党员的思想道德品质。提高学生党员的思想道品质修养是首要任务,它直接关系到学生党员未来的发展影响他的一生。针对本支部的实际,我系支部始终坚持“德育首位”的原则,注重学生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积极向学生党员宣传党的最新动态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同时对学生党员进行党员意识教育,使其明确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帮助其进行理论学习,注重学生党员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养及锻炼,提高理论素养。第二,自己模范带头,做到言传身教,以自己优良的职业道德、严谨的治学态度影响学生。导师与学生党员接触的机会较多,对学生的影响最深,学生党员导师的一言一行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党员导师的工作中,我们深知言传身教的作用,平时要求学生做到的,党员导师自己首先做到,严格要求自己。还注重学生党员的个性健康发展和人文精神培养促进学生党员全面协调发展。第三,要求学生党员与导师每月至少谈话一次,而且都要记录在《塔里木大学基层党建创新谈话记录》上,并在学生党员签名、导师签名处签名。导师应与学生党员保持一定的密切度, 以便更好地了解学生党员的思想状况,及时纠正存在的问题,帮助提高思想政治素质。同时在学习方面给予必要指导,在生活上给予关心和帮助。

对学生党员来说, 更重要的是尊重导师, 主动与导师联系,寻求导师的指导和帮助;主动积极地参与导师确定的各项学习任务,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类活动,在实践中提高素质,锻炼能力;及时向导师反映学生党员的思想、学习、生活动态,模范带头遵守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等。

3.4我系对学生党员导师制的制度建设

3.4.1建立学生党员基本信息制度

为每位学生党员建立基本信息, 内容包括学生党员的姓名、班级、性别、族别、出生年月、文化程度、确定为入党积极分子时间、入党时间、推荐人姓名、转正时间、学生联系电话、Email、学生宿舍等基本信息 ,还包括家长姓名、家长联系电话、家庭住址等详细情况。

3.4.2建立学生党员联系沟通制度

导师坚持每月至少1次与学生党员进行个别谈心,及时了解学生党员思想状况,在学习时间、方法等方面帮助学生制订切实可行的计划。要求学生党员月向导师汇报思想、学习、生活情况,建立与导师谈话记录制度,把握学生每月思想变化。及时了解学生党员的家庭情况,对其家庭情况进行简要分析,密切与家长联系,指导家庭教育。

3.4.3建立对学生党员导师制的监督检查制度

学生党员导师制的实践不能没有有效的监督检查制度,支部每学期都要组织每位导师对培养的学生党员进行一次检查、考核。还要定期组织交流活动,不断改进和完善导师制,必要时根据学生党员人数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 后面逐步将参与面扩大到本支部全体教职工党员,以便更好地全面促进学生党员成长。

4.推行学生党员导师制研究项目预期效果

通过学生党员实施导师制的实践, 不仅要加强对学生党员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学生党员的素质,使其在群众中真正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而且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凝聚力,倡导广大教职工党员更多地参与学生党员建设工作, 进一步融洽师生关系,发挥教师党员对学生党员的影响力。通过推行学生党员导师制,加强学生党员的政治理论学习,增强学生党员的党员意识及学习实效性;提高学生党员的综合素质,增强学生党员的责任意识;促使学生党员自省、自警,增强学生党员的忧患意识;提高学生党员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增强学生党员的使命意识。

摘要：学生党员导师制是提高学生党建工作实效的一种有益尝试,本文从研究学生党员导师制的缘由及意义入手,阐述实施学生党员导师制的现实意义,通过对本系学生党员现状的分析,对推行学生党员导师制的方式方法及推行学生党员导师制研究项目预期效果等进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