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共12篇）

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1

摘要：促进武汉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主要采取以下法律措施:转变政府职能, 充分发挥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作用;建立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和考核机制;加强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议和监督;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建立促进高等教育和科技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平台。

关键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问题,法律措施

长期以来, 我国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通过高投入、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粗放型增长方式来实现的。实现武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就是要通过科技进步和创新,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和降低能耗、优化环境的基础上, 实现经济又好又快的协调发展。针对转变武汉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问题, 实现武汉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采取以法律措施研究。

一、转变政府职能, 充分发挥法律手段调节经济的作用

如前所述, 政府职能的越位、错位和缺位直接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失衡等问题, 严重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质量和速度。市场竞争不充分, 必然阻碍优胜劣汰和结构调整。转变政府职能的目的, 就是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政府转型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先决条件和关键因素。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 实际上就是要处理好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理论和实践都证明, 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 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 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政府转变职能后, 政府不能直接干预, 只能主要通过法律手段调控经济。政府的主要职能是, 搞好宏观调控, 优化公共服务, 加强市场监管, 保障公平竞争, 维护市场秩序, 推动可持续发展, 促进共同富裕, 弥补市场失灵。

二、建立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和考核机制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首先必须将决定和影响经济发展方式转换的重要因素纳入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之中, 建立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但是, 建立了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后, 只能解决考核的内容问题, 并没有解决由谁来考核和怎样考评的问题, 即并不能保证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顺利进行。目前, 我国对各级党政部门党政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考核一般是上级对下级和下级对上级, 以及同级之间的相互考核。这种考评方式实质上是相互之间进行考核, 是自己给自己打分、自己对自己进行考核, 因而具有一定的不公正性、不客观性。因此, 要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除了要建立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以外, 还要建立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机制。所谓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机制,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 (1) 实行问责制。对于在民生工程、生态环境、经济持续发展等方面失职、渎职的领导干部实行问责制。目前, 武汉市实行让人民群众各个方面的代表对领导干部的电视问责就是实施领导干部问责制的一种较好形式; (2)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中的作用, 对不关心民生工程、生态环境等领导干部, 人民群众要有所监督, 对那些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作出突出成绩的领导干部, 可以提拨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来。

三、加强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议和监督

加强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议和监督, 是宪法和预算法赋予人大的职权。加强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议和监督, 是扩大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的预算支出, 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保证。从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来看, 加强人大对财政预算的审议和监督, 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 要压缩“三公经费”的支出比例; (2) 要进一步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的支出比例; (3) 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预算支出, 缩小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4) 加强对财政预算资金使用效益的审查与监督。

四、加强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 建立促进高等教育与科技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平台

如前所述, 武汉高等学校和科研究院所较多, 具有显著的人才和科研优势。武汉要把人才和科研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必须建立促进教育科技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的平台。 (1) 要依据知识产权法律法规的规定, 保护知识产权所有者的利益, 鼓励知识产权所有者利用知识产权投资入股。 (2) 鼓励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科技人才到企业兼职。 (3) 进一步改善企业科技人员的待遇, 使企业能吸引和留住更多的创新人才。 (4) 政府要进一步加大对科技领域的投入, 根据武汉经济发展的实际设立科研项目, 并实行科研项目研发和推广应用责任制度。

参考文献

[1]孙永强, 巫和懋.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形势与对策[J].高校理论战线2012, (9) .

[2]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新华网, 2012-5-21.

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2

一、村镇银行概况

根据中国银监会2007年颁布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2条的规定，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自2007年3月我国第一家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正式挂牌成立以来，发展势头迅猛，截止2010年12月，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275家。

根据银监会的工作计划，2009－2011年三年间，全国预计成立村镇银行1027家，占同期新型农村金融机构计划设立数的90％，这充分体现了政策设计对村镇银行的偏爱。

经过了四年的试点、推广和建设，村镇银行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优势较为明显，范围逐步扩大到全国35个省、市、地区。作为一支新生的农村金融力量，村镇银行的设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金融供需矛盾，活跃了农村金融市场，加大了农村金融业的竞争力度，在支持三农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其存在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吸储难、发展脱离“村镇”的政策初衷、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监管制度不完善等问题，已成为当前制约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瓶颈。

二、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困境（一）村镇银行的法律性质。在我国，银行分为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从村镇银行的设立和运营特点来看，它显然不是政策性银行。既然如此，它就应该是商业银行，但是村镇银行又不同于一般的商业银行。首先，二者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不同。依《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8条第3款的规定：在县（市）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300万元人民币；在乡（镇）设立的村镇银行，其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万元人民币；

而按照《商业银行法》的规定，设立农村商业银行的最低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0万元。其次，在治理结构上二者存在差异。商业银行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组建股东会、董事会和监事会，而村镇银行的治理结构则相对简单灵活。第三，村镇银行在业务范围上有严格的地域要求，而商业银行则无此规定。因此，从法律性质上看，村镇银行是一种特殊的的农村金融机构形式，尽管它属于农村银行业金融机构，但又区别于传统的商业银行，是被赋予特殊市场定位的金融机构。

（二）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面临的制度困境。如前所述，村镇银行在其四年的发展历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归根结低，是由于配套制度的缺失和不健全。一方面，从法律性质上看，村镇银行属于商业银行，因此，村镇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适用《商业银行法》、《公司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但是这些一般法却并不能有效解决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另一方面，2006年《关于调整放宽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准入政策，更好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出台后，中国银监会又陆续出台了《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和《村镇银行组建审批工作指引》等6项新型农村银行业金融组织的行政许可和监管细则。但是影响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监管、市场定位、担保机制、税收优惠等问题的相关配套制度仍存在缺失和不健全的现象。

三、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对策（一）美国社区银行发展的制度保障及其启示。我国的村镇银行是在借鉴西方国家社区银行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理论界也将村镇银行的属性定位于社区银行。社区银行是来源于西方金融发达国家的概念，是指：“在一定地区的社区范围内按照市场化原则自主设立、独立按照市场化原则运营、主要服务中小企业和个人客户的中小银行。”美国是世界上社区银行发展最成功的国家之一，尽管美国银行业并购竞争激烈，但社区银行始终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新的社区银行始终在不断出现，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已成为美国中小企业的主要融资渠道，极大地推动了美国地方经济的发展。

美国社区银行的成功，自然离不开其自身独特的优势支撑，然而其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也是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美国，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构建了社区银行定位和生存的法律保障，其中又以《反托拉斯法》、《社区再投资法》、《小企业法》等三部金融法律制度对社区银行的影响最为深远：众所周知，《反托拉斯法》是一部反垄断法，按照该法规定，美国银行之间的并购，除了银行监管机构同意外，还要经司法部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同意，这实际上保留了规模相对较小的社区银行在大型银行激烈的并购活动中的生存空间。《小企业法》是为了解决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的问题而制订的，其目的是促使商业金融机构向小企业发放贷款，具体措施包括制定小企业贷款优惠政策、设立二级担保市场、指定小企业贷款优先银行（通常是社区银行）等。《社区再投资法》规定，美国的各类存款金融机构必须为所在社区的小企业提供融资。这种“社区再投资表现”是监管部门审批一家银行增设分支机构或兼并其它银行时考察的一项重要指标。这有效改变了商业金融机构只愿从小企业和个人客户手中吸取存款而不愿意向他们发放贷款的现象。

美国健全的金融法律体系为社区银行的发展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监管框架，在这个监管框架下，社区银行在与大型商业银行的竞争中牢牢把握住了自身的发展方向，定位于为所在社区小企业和个人客户提供金融服务，最终取得了成功。从我国村镇银行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定位不清，监管不明等情况来看，美国的.经验无疑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只有建立起类似美国社区银行那样的监管框架，在加强机构监管的同时，充分的发挥村镇银行的内控机制、行业组织的和社会监督机制的监管功能，建立起风险监管和合规性监管并重的日常监管、市场准入监管和市场退出监管体系。

（二）我国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构想1、完善村镇银行支农性制度建设。当前农村地区金融环境不完善，金融保险制度欠缺的情况依然严重，在巨大的商业利益的驱使下，村镇银行很难抵制利润的诱惑而甘于一心服务三农经济，因此就出现了“村镇银行不村镇”的现象。而脱离农村的村镇银行是无法找到可持续发展路径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构建村镇银行支农性制度。

首先，在财税法上要给予村镇银行优惠和支持。实际上，世界各国的农业发展都依赖于强有力的财政政策支持，如法国，政府每年都要拨出一部分贴息资金给法国农业信贷银行，以支持其农业发展。因此，在推动村镇银行银行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要充分运用宏观调控的法律手段，在财税法中明确规定财政对支农贷款的支持、具体内容可涉及地方政府的财政奖励、税收优惠、政府贴息、政府注资、风险补偿等。这样，可以弥补村镇银行在支农贷款发放的利益不足，保持其支农定位。

其次，制订保证村镇银行支农性定位的强行法规范。目前，中国银监会出台的《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第39条规定：村镇银行在缴足存款准备金后，其可用资金应全部用于当地农村经济建设。

村镇银行发放贷款应首先充分满足县域内农户、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确已满足当地农村资金需求的，其富余资金可投放当地其他产业、购买涉农债券或向其他金融机构融资。但综合现有规定来看，其存在措辞不清、界定模糊等缺陷，且停留在提倡性或者说是倡导性阶段，在支农性制度规定方面的力度仍然不够。

因此，应在《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制订保证村镇银行支农性定位的强行性规定，明确规定其支农性标准，对不达标的村镇银行采取一定的惩处措施。

2、完善农村地区担保制度。担保问题是制约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性问题。从三农贷款的现状来看，农民尤其是贫困地区的农民能提供的担保物范围狭窄，合规性差，如果严格按照我国《担保法》的规定进行审查，那么能顺利取得贷款的农民很少。

担保问题如不能解决，村镇银行的支农贷款服务必然遭遇重大阻碍，这就需要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的担保制度。

一是要放宽担保物的法律限制，完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目前，从我国《物权法》和《担保法》的规定来看，农村抵押权的客体范围较小，虽然承认了农民对以以招标、拍卖、公开协商等方式取得的荒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抵押权，但却否认了农民对除此之外的耕地、宅基地、自留地、自留山等集体所有的土地使用权的抵押权。

对农民来说，对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是较有价值的财产性权利，法律对此项权利的抵押加以限制，严重影响了农民的融资能力。而我国法律对土地使用权处分的限制也使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实现受到影响。因此，一方面，应通过立法明确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可以成为抵押权的客体；另一方面，在现行法律框架下，构建合理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制度，为以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客体的抵押权，能够顺利的实现。

二是要创新担保方式，不断推进担保机制改革。为了进一步加大农村金融支持力度，使农民依法顺利取得贷款，促进三农发展，全国各地纷纷试点新的担保方式并进行担保机制改革，涌现了银保合作、农户联保、林权抵押担保等担保方式，但从实践来看，仍存在不少问题。例如，农户联保手续较为复杂，一个农户要贷款，就必须寻找有共同贷款需求并相互信任的其他农户，分别填写申请表等待审批，这个过程可能需要长达几个月。因此，必须结合农村信贷的特点不断创新农村担保方式，并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推进担保机制改革。

3、完善村镇银行监管制度。目前，对村镇银行的监管主要是借鉴了商业银行的监管条款，虽然针对村镇银行的特殊性，在存款准备金率、资本充足率方面做了调整，但是却没有考虑到村镇银行在地域性和服务对象特殊性的特征，对其业务，尤其是信贷业务没有明确的监管要求。同时，在其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方面，监管也存在缺陷。因此，必须结合村镇银行自身的特点，首先在村镇银行的监管原则、监管机构及其职责进行明确界定。其次，一方面要借鉴《商业银行法》对商业银行的监管内容，制订出符合村镇银行可持续发展需求和其自身特点的市场准入监管制度、日常审慎监管制度、合规性监管制度、问题村镇银行及村镇银行市场推出制度。

另一方面，要严格按照《公司法》的要求，明晰其产权制度并完善内部管理结构。第三，可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银行监管的做法，利用律师协会、注册会计师等社会监督机构，弥补监管力量的不足，建立一个全方位的监管体系。第四，要建立严格的执法监督机制，确保村镇银行监管制度的有效执行。

四、结 语

建立村镇银行是解决我国现有农村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及金融服务缺位等“金融抑制”问题的有效之举。法律制度的建设必然会滞后于村镇银行的发展，但只有不断发现问题、完善法律制度建设，在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下，村镇银行才能不断发挥其在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实现其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任常青．市场定位决定村镇银行的可持续性［J］．中国金融，2011（2）：57－59.

［2］吕志平．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现状分析及几点建议［J］．商场现代化，2011（1）：219－220.

［3］黄芳娜，刘辉．村镇银行发展与财政扶持［J］．中国金融，2011（2）：55－56.

［4］赖正球．美国社区银行发展研究及借鉴［D］．苏州：苏州大学，2007，17.

［5］包爽．我国村镇银行发展的法律对策研究［D］．长沙：湖南大学，2009，27，36.

黑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思考 篇3

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党的十七大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并把“循环经济形成较大规模”作为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加快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是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有效途径,是解决资源环境瓶颈约束的根本性措施,是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选择。中央领导同志对发展循环经济高度重视,多次作出重要批示。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5年12月决定将制定循环经济促进法补充列入立法计划,并于2008年8月通过了《循环经济促进法》。

循环经济即“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概括地说,循环经济是一种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是践行科学发展观的必然要求。

二、黑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任重而道远

2009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在黑龙江省视察时明确指出:“要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这件大事抓好。”2009年8月,黑龙江省省委书记吉炳轩强调:“要把结构调整项目、自主创新项目、资源节约项目和循环经济项目作为工业项目建设重点,在保投产、抓续建、争开工、促前期上下工夫,争取早日形成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拉动全省经济更快发展。”从中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我省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工作。

黑龙江省作为国家生态省建设试点,生态改善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总体来讲,循环经济的发展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因此必须加大对循环经济的发展力度。笔者认为应该从黑龙江省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较合理的发展模式,并配套以相关的政策、法规,从各个方面保障循环经济的健康发展。发展循环经济不仅仅是一个科学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自然复合问题。我们必须从文化进化和系统发展的视角,从技术转型、制度创新、文化变革等多元视角深入研究,才能真正揭示发展循环经济的客观规律,也才能更好地指导和推动循环经济实践的健康发展。由于循环经济的不断发展,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法律、制度和模式相比较而言,循环经济在我省仍处于概念引进阶段,既没有与之相关的法律法规,更没有进行应用实施的具体推动措施。因此,无论从循环经济研究的理论还是实践来看,我省与其他省份都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2007年我省出台实施的《黑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我省循环经济的发展思路、模式和目标。经过两年来的推进,全省循环经济建设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一是规划的贯彻实施工作逐步深入,相继出台了全省资源综合利用、矿井水利用、东部煤电化基地等建设规划。二是各地的循环经济试点工作取得较大进展,牡丹江经济技术开发区、七台河市在2006和2007年分别被国家确定为循环经济园区和循环经济城市试点。三是节能减排工作成效显著, 2008年全省大高耗能行业万元增加值能耗比上年下降15.5%。四是一批重点技术创新项目取得成果。但由于我省循环经济起步较晚,加上投入能力不足,技术条件有限,《黑龙江省循环经济发展规划纲要》实施以来,我省的循环经济发展步伐仍显缓慢,“十一五”期间万元GDP能耗年均下降指标4.4%,2006年至2008年均未实现既定目标,3年累计降幅11.4%,仅完成了计划目标的54.4%。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一是政府主导作用明显,企业推进步伐缓慢;二是技术力量薄弱;三是投入严重不足;四是法律保障严重滞后。可以说,发展循环经济任重道远。

三、构筑法律法规体系是黑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的保障

实践证明,发展循环经济有利于使我省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有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有利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有利于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加快我省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黑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的保障措施究竟应该有什么呢?首先,要建设循环经济的经济学平台,运用市场经济理论调控经济的发展模式。其次,要建设制度、法律、法规平台,形成政府主导,政策规划,法律保障,条例规范的良性运作机制。再次,要建设科学技术平台,充分发挥科学技术支撑的作用,以科技促发展。三个平台缺一不可。其中,法律保障平台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循环经济的法律保障体系,既要有循环经济的大法,也要有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各种相关的法律法规中,都要体现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

从国家立法层面上看,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已具有一定的基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颁布了《节约能源法》《清洁生产促进法》《循环经济促进法》等法律法规,制定了一系列促进企业节能、节材、节水和资源综合利用的政策、标准和管理制度。但总体上看,循环经济方面的法制建设仍然薄弱,不能适应发展循环经济的要求,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建立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各地区、各部门的共同责任。从地方立法层面上看,目前北京、上海、山东、重庆等17个省市制定了发展循环经济和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地方性法规、条例或政府决定。构筑法律法规体系是黑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的保障,根据发达省份的经验,在推进循环经济的同时或在进行循环经济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必须制定有黑龙江地方特色的循环经济法规,明确生产者、消费者的权责利关系,同时切实加强依法监督管理力度,通过法规加强对循环经济活动的规范和指导。目前,黑龙江省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还没有形成配套的法律、法规,虽然制定了《省生态工业园区建设暂行规定》和《省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建设规划指南》等条例,但对国家颁布《循环经济促进法》以后的地方条例没有及时进行调研,导致法规体系未能及时配套。为此,黑龙江省应尽快建立比较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法规体系、政策支持体系、技术创新体系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要以国家法律为指导,以国家政策为依据,以规范、引导、鼓励和支持为主要内容,加快研究制定地方性法规、规章和政策,逐步建立起有利于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政策法规体系,加大对循环经济发展的促进和扶持力度。应抓紧制定发展循环经济的专项法规,包括《黑龙江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条例》《黑龙江省关于进一步加强节约能源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强工业节约集约用地的指导意见》等。与此同时,要研究建立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包括产业、产权、价格等基础性政策,生产、采购、消费和贸易等规范性政策,财政、金融、税收、投资等鼓励性政策,生产者责任延伸、消费回收支付、生态恢复与环境保护的经济补偿政策。尽快探索和建立起一套符合我省地方特色的循环经济法规体系,按照发展循环经济的总体规划,将“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重组化”确立为发展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要求,明确政府主管部门和分管部门职责,明确生态环境和基本资源的产权关系及交易机制;明确涉及循环经济中各利益实体的权责关系、利益分配及效率与公平等问题,通过制定和完善法律法规及相应的标准体系,把循环经济发展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为发展循环经济提供法制保障。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律发展 篇4

“经济全球化”这个词, 至今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学术界对何谓经济全球化, 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经济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剥削的全球化, 甚至认为经济全球化突出地表现为世界经济的美国化;二是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一统天下, 生产要素等经济技术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其中, 第一种观点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第二种观点既全面又最接近实际情况, 其表现就是当今世界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逐渐融入了全球化的经济浪潮。

对经济全球化的理解应该从生产力运动和发展的角度出发, 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历史过程:一方面,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各地区的经济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融合成统一整体, 即形成“全球统一市场”;另一方面, 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规范经济行为的全球规则, 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在这个过程中, 市场经济一统天下, 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因此, 经济全球化就是指生产要素跨越国界, 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 各国、各地区相互融合成整体的历史过程。

自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又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在法制建设方面必须应对进一步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的挑战。这就意味着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大学习、引进吸收世界先进国家的法律力度, 因此, 法律移植对中国法治现代化建设就具有迫切性和必要性。在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下, 我们在正在建设的市场经济体制立即就得融入国际大环境中与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场竞争, 并要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 难度之大, 要求之高, 变革之剧可想而知, 在这种情况下就要求中国法制的发展既要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实践, 又要吸纳世界法律文化精华, 通过以符合本国法治发展方向移植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某些法律作为自己国家法律的基干, 来构建本国的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 体现中国法治实现现代化和努力学习国际经验, 以摆脱其落后和封闭状态, 不仅可能, 也是必要。进入21世纪以后的中国, 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政治多级化、社会生活信息化的等世界发展潮流, 一种世界性的意识被要求植入我们的思维。需要具有世界性的法律意识, 创建一种基于世界意识之上的法学, 这是有别于过去的全新的法律理念。况且法律是社会发展的产物, 法律中促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内容是没有国界的, 国际社会中各国长期交往过程也形成诸多的国际公约、惯例是没有国界, 理所应当为人类所共同享有。中国作为世界的成员国之一必然会参与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活动, 这意味着中国的法治必须与国际法律规则同化。根据世界法律发展的规律来看, 法制的构建和法治的现代化都必然导引其国际化, 即通过法律移植的途径努力借鉴和学习国外法治建设和法制发展的有益经验, 并在一些必要的场合和部位实现其国际接轨, 以充分利用人类法律文化的共同财富, 吸纳世界的已有成就, 从而收到简约中国法制和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行程之功效, 使其一开始就站在一个比较高的起点上。

由于法律移植的研究的不深入和不成熟, 虽然我们说近二十年来中国法律移植研究和实践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不小的成绩, 但中国法律移植的理论内涵尚未有质的飞跃和升华, 还只是属于浅层次的理论研究。单纯地依循外国的法律思想、照搬和抄袭别国的法律成果是忽略中国文化传统以及民族特色的表现。我们应该充分考虑中国本土的法律文化和历史、国家意识、本国资源等综合因素。否则, 盲目地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移植的外国法律, 并不能发挥预期的效用, 不具有可操作性而形同虚设。

中国法治现代化进程的艰难, 法治建设的最大挑战也就在于法治思想的深入人心。对于中国目前的法治现代化的建设, 不应先盲目的大规模移植西方国家的法律, 而应先引进西方法律的思想及价值观念, 大力普及法律观念, 法律思想的教育, 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排除西方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 西方发达国家为人类创造了发达的法律文化, 我们只有大胆地移植其先进的成果, 才能加快中国法制现代化、国际化的历史进程。为中国法治的建构以及以后的顺利实施奠定坚实的观念基础。同样, 没有完备和完善的法律制度, 不仅难以继承传统法律文化的优秀成果, 还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的创新。要实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 法律制度建设是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 必须移植世界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法律制度的同时还应改进中国的行政, 司法体制使之相互协调, 也应注重法律制度的国际化, 以完善自身从而使法律顺畅实施, 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建构予以支持和保障。

由于特殊的发展经历, 中国在传统的法律发展基础上迈向现代化的法治国家, 是一个渐进的进程。中国传统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中, 有许多不利因素会产生消极的制约作用。经济的全球化, 为中国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压力和动力。中国如何搭上世界经济发展的列车, 并进而领先于世界, 是中国一直在思考和努力的问题。西方国家如今处于一种在整体上的优势, 在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领域都获得了进一步发展, 这种优势对中国构成了强大的外部压力。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积极应对世界的发展, 吸取外部优秀的因素, 从而促进中国法治国家的实现。任何压力都会成为积极的动力。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的法律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为中国提供了更加频繁的对外交流的机会。现代社会, 法律的发展更离不开国际交流的开展。离开世界的发展是行不通的, 中国必须借鉴先进国家的先进经验, 以与世界同步, 满足国民的发展要求, 才能避免在新一轮的发展竞赛中落伍。

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发展面临的外部条件和国际环境, 对中国的法律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 如何在这一趋势下把握机遇, 促进法治国家建设, 是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离不开对国外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借鉴。必须处理好以下几组比较重要的关系。一方面, 法律发展和国家主权的关系。中国的法律发展离不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又有人提出了法律的全球化问题。由于发达国家的整体优势, 经济全球化必然是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在所谓法律全球化的名义之下, 中国也必须正确认识国家主权和法律的国际化问题。不可否认, 国际法意义上的法律越来越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 需要在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上与国际接轨。例如, WTO规定的内容广泛且有很大的法律效力, 其法律规定对成员有极大的约束力, 而且其总协定对各成员方实施WTO的法律也规定了严格的监督程序。这些都要求中国要协调好遵守WTO规则与维护法律主权之间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消极作用就是会损及发展中国家的主权, 经济全球化有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推行霸权的一种新的形式, 因此, 要提防法律国际化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 法律发展与具体国情的关系。中国法律的发展离不开对国外法律的借鉴, 甚至法律移植, 许多方面必须要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是任何法律, 都首先是适应母国的国情, 一种法律制度在母国适用, 并不意味着在他国同样适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制度首先是在其长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 各国具有不同的特点, 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法律制度。对于在一个发达国家运行良好的法律制度, 要想移植到中国, 就必须认真分析该法律制度的历史形成, 运行土壤等因素, 决不可生吞活剥。

当前有人认为, 要实现中国的法治, 只需照搬西方法律制度即可。这是一种简单化, 理想化的思想, 也是极不负责任的一种理论。盲目移植, 只会给中国的法律发展带来严重的后果。最后, 继承优秀的法律传统文化与法律发展的关系。作为对世界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的世界法系之一, 中华法系也有许多值得继承的优秀因素。中国法律发展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养分, 否则就会犯下严重的错误。中华法系博大精深, 内涵深邃, 在其发展过程中, 形成了鲜明的与民族特性。中国法律文化提倡“礼乐刑政”, 综合为治的精神;追求法律统治的和谐性与整体性等。对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有益因素, 必须有选择地继承, 一味移植国外法律是行不通的。只有民族的和世界的有机结合起来的法律, 只有适合中国国情的法律, 才是真正能促进中国法治发展的法律。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正确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 促进中国经济, 政治, 文化的全面发展, 已经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而在目前, 中国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加快解决。法律体系不健全, 部分法律法规存在冲突。完善立法程序, 建立统一、稳定、合理的立法制度, 使各种法律文件都能在一个有序的体制下各自发挥有效的作用, 是使中国实现法治的重要前提。中国提出要构筑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将对中国的法律发展起到巨大的推进作用。

在世界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 片面强调自力更生已经无法适应发展的要求和应对外部世界的挑战。如果不能抓住发展机遇, 将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 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 这一道理已经为大多国人接受。中国的发展已经与世界的发展连为一体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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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孙国华, 朱景文.法理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4]、王贵国.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法制兴革的取向[J].国际经济法论丛, 2000 (3) .

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5

我国漫长历史中都是以农业作为主要产业，包括当前农业在国民经济体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农业发展情况关乎国家整体经济发展，关乎国家安全和百姓生活。但是我国农业一直处于较落后生产方式中，市场经济在农业生产方面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近年来国家对农业发展十分重视和关注，农村经济发展迎来了有利契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生产企业和农产品市场都在唤醒农业产业复兴［1］。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包括农业经济主体在市场交易中受到欺诈、农村经济发展缺乏法律意识而在受到利益侵害后不知道如何维权等，严重打击了农村经济发展的积极性，这就需要法律提供法律环境和法律制度保障。

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6

【关键词】经济与法；和谐稳定；有机融合

法律与石油工业经济活动不可分的关系，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可以说，石油生产、建设和企业经营管理的过程，从本质上说是履行法定义务和行使合法权利的过程。企业生产经营活动能否顺利进行，效果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正确地处理好有关的法律问题。因此，使石油经济活动实现更大的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法律对发展石油经济的促进和保护作用，需要从领导到基层，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一、增强石油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各级领导的法律意识

就是说每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与经济的关系、法在社会主义石油经济中的作用要有一个鲜明、正确的认识。一是对法律的履行观点，即明确地意识到，企业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依法办事，执行法律、法规是社会主义企业的义务和企业领导者、法定代表人的职责。二是适用法律的观点，在自己的经济活动中充分利用法律所赋予的权利，来搞好企业的经营管理，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促进和保障石油工业的发展。三是参与观点，把完善经济体制作为自己应有的职责和权利，结合生产经营实践，研究立法、执法中的问题，向有关立法机关和行政部门提出积极建议和立法要求。可以这样说，具有这样一个鲜明的法律意识是一个合格的现代化企业领导者必备的素质。

二、加强经营管理工作与法律工作的结合

企业的经营管理与法律本来就是紧密相关的。企业经济活动中的许多问题必须在经济与法律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经济法律都是独立的专门学科，在工作上是不同的部门，为了更好地解决企业经济活动中的问题两个方面的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实践证明，在经营决策、实施改革，以及处理日常的经济、法律事务中，忽略了任何一个方面，都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总是会出现漏洞，甚至失误，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因此，企业的领导、经营管理人员应该也需要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企业的法律工作者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管理知识，这也是企业管理现代化对经济、法律工作者素质提出的要求。加强经济管理部门与法律部门工作上的联系、协作，在研究、处理问题的时候，主动沟通配合，相互咨询探讨，以至共同合作进行某项工作。这将使我们的企业在经济与法律的结合上出现一个新的局面，使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建立在更为科学、合理的基础上。

三、石油企业的经济法律工作要向高层次、深层次发展

石油企业的法律工作已经建立起较好的基础，各项业务已基本开展起来，确实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仍处于初级阶段。如何更有效地运用法律手段办好企业，充分发挥法律在指导、促进、保护石油工业发展方面的作用，仍然是企业法律工作面临的重大课题。因此，强化和深化企业法律工作，扩大法律工作的覆盖面和影响，提高解决问题的深度，取得更太的经济、社会效益，十分必要。只有主动工作才能扩大影响，只有作出成效才能使大家感到法律工作的必要，也只有把工作搞出水平，法律工作才能树立起权威。要做到这点，当前石油企业法律工作的重点要逐步从低层次向高层次，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一是在法律事务方面，要进一步提高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在处理涉外法律事务、行政争议、经济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的案件等方面，要从学识素养、分析判断能力和方法、策略上大大提高一步。二是不能满足于处理好各项法律事务，而是要善于从大量的法律事务实践中发现企业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从企业经营管理中发现法律问题，加以分析筛选，对一些重大问题从经济与法律的合上进行深入的论证，向企业领导和有关部门提出对策性建議。

四、重视人才培养，提高法律工作人员素质

企业法律工作是一项政策性、综合性和专业性很强的业务。从经营决策的法律论证到处理具体的法律事务，都涉及有关的政策、法律和社会经济问题。要求企业法律工作者不仅要精通法律专门知识，而且需要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企业管理学等广博的知识，并熟悉本行业的业务。

大力培养既熟悉石油经济又精通法律的人才是石油全行业的共同任务，理应受到各级领导、有关部门的重视和支持。从实践来看，从现有中青年企业经营管理人员中，通过法律专业培训，是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实际效果的好办法。高级法律人才的培养，应着重从现有法律人员骨干中，通过有计划的轮训、进修和在工作中自学来实现。

浅谈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7

一、有关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结果

在未忽视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前提下,韦伯把欧洲的发展归结为两个因素:文化价值和欧洲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韦伯看来,欧洲的法律制度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需要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为他们获得收益提供了保障,因为欧洲的法律制度是一种有逻辑的、形式的、理性的制度体系。主流的现代理论家,如罗斯托,将某些国家的欠发达归结于他们传统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与价值观。

新古典增长理论曾预测,由于技术进步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递减,贫穷国家将比富裕国家增长的更快。但这一预测并未能实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把这种结果归结为制度的缺陷,包括缺乏法制、有保障的产权和制约执行机构任意性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可执行的产权和公平的竞争规则在削弱国家剥夺能力的同时,可以确保私人企业家和大多数有效率的企业获得其劳动收益。相反,当产权或政策环境以频繁变动和高度行政任意性为特征时,经济活动的主体就不太可能对技术或政府政策的变动做出有效率的调整。

二、法律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具有稳定的政府、可预知的法律变动方式、有保障的产权以及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就会比缺乏这些制度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投资和增长。”

皮斯托和韦伦斯对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发现,1960年到1995年期间,除了马来西亚,其余五个经济体的发展趋势是更加以市场为主导(与国家配置相左)和更加以法律为依据(而不是恣意行为)。

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那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利益的法律保护方面一般都做得很好。对1993年到1995年期间的102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自由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占了7个。当然,亚洲国家并非都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从1965年到1995年,只有6个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实现了持续的超过5%的增长。除了中国,其余6个经济体的法律制度都较好的满足了基本法治的要求,特别是在商务活动方面。反过来看,增长表现最差的国家是这个地区法律制度最薄弱的国家。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俄罗斯国内大规模开办商品交易所,但这些交易所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交易所的制度设计阻碍了合同的履行。因为它使得不诚实的交易者难以被辨认出来,抑制了交易的重复进行,并且其解决纠纷的措施不得力。在俄罗斯的商品交易所里,交易者大都进行着一次博弈。由于对交易者的诚信没有记录,他们只追求眼前利润的最大化,而不顾及自己的名誉.这导致在俄罗斯商品交易所内签订的所有合同大约有30%没有履行。这种法制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俄罗斯的商品交易所走向衰落。

根据亚洲国家和俄罗斯经济的成败来看,可以认为,满足基本法治的最低要求的法律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中国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条主线:一是经济改革,一是法制建设。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经济改革逐渐转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法制建设则开始被灌注以法制的内容。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制的关系,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思考和讨论。

1978年时中国连界定市场体制的基本法律都没有,或者至少没有一部满足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商法存在但反映中央计划经济的需要。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些早期的法律不是被废除,便是被修订。在开放政策初期,外国投资者的确因为我国缺乏可运作的法律体系、管理外国投资的法律含混而不完备和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遭遇困境。1978年到1992年间,在华的外国投资额相当小。外资大规模进入是在1992年以后,尽管法律体制在1992年远未完善,至今还是投资者担心的问题,但中国在为投资者提供一种至少某种程度的可预期性框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法律体制中的问题仍不容小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关系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在六个实现了经济增长持续超过5%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的法律制度不能较好的满足基本法治的要求。或许因为尽管存在法治风险,但中国巨大的市场本身就使得投资决策具有合理性。也或许是因为极其高比例的海外华人投资抵消了法治和可执行的产权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据统计,在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司法不力、腐败及类似情况等可质疑的或不合法的原因造成的不可执行率在17%到29%之间。而理性的投资者几乎很少只根据相对低的强制执行率来决定是否在中国投资。

但是,其他亚洲国家与地区的经验趋于确证,中国仅仅或高度依赖关系规则和市场的潜力将无法支撑长期的增长。在亚洲的那些实现了持续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中,大多数都从符合基本法治标准的法律体系中得益。

更加系统的经验研究表明,按人均计算,中国获得的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投资低于“平均”投资接受国的水平。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增长率放慢,外国直接投资下降。投资者越了解中国,他们对法治缺失的深刻影响体会得越准确。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法治的不健全将影响中国的长期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律制度的完善显然并不是导致长期持续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是,如果中国要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种符合基本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的建立是绝对有必要的。中国几乎不可能例外于法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个一般性原则。经济改革和发展加强了对法治的需求,而法律改革和法治则有助于经济发展,二者是相互推动,互相促进的。

四、中国在法治方面需要做出的努力

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依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些制度条件往往不完全具备,甚至完全不具备,而权力对竞争的干预却随处可见。自由和公正的交换得不到切实的法律保证,因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要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使得这种经济体制得到良好的发展,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就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既不能实行抑制竞争、维护少数人既得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也不能从市场取向转型的道路上后退,加强政府干预和摒弃对外开放,而是努力去建立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

法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能够保证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防止这些人依靠其政治影响力来实现他们的经济目的。为此,必须建立公平和透明的市场规则体系,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参与;要坚持开放,强化竞争,约束偏向于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干预;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为社会贫困阶层提供帮助,而且努力帮助他们发挥有适应能力的人力资本;通过有效途径使公众真正了解其利益所在,使他们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做出正确的符合其根本利益的选择,并真正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我国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现有经济法制法规不够健全,或立法不够细化,从而使可操作性不强。此外,由于不断进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会调整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配关系,而改革资源又常常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如果相关经济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明,就可能为政府官员的腐败创造条件和机会。所以,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大力加强立法,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立法工作十分重要,急需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健全各项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律体系,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取代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8

近年来, 我国法经济学的发展突飞猛进, 相关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些学者如盛洪、张宇燕、张文显、陈乃根、苏力等已翻译出版了一批重要文献;一些高等学府如山东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的法经济学研究团队也初具规模, 并且在逐渐形成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重镇;同时, 也涌现出了一批致力于法经济学研究, 并取得了具有一定创新性学术成就的优秀学者, 如魏建教授等对法经济学基础理论的研究, 黄少安等对土地承包法、悬赏广告等的法经济学分析和建议, 史晋川教授对侵权行为的法经济学分析等。所有这些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 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正逐步从简单和初级的翻译、介绍阶段, 走向更加独立、自主的本土化研究阶段。无疑, 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然而, 如果从研究方法的层面来看, 法经济学研究的展开是以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理论为基础的。而我国的经济学和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法经济学都毫无例外的源自西方。同时, 就新古典经济学而言, 无论是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巨大的“芝加哥学派”, 还是更加强调政府规制, 以应对“市场失灵”的法律规制 (管制) 经济学派;无论是具有很深的德国经济学历史学派渊源的法经济学的制度分析学派, 还是对宪法、利益集团与法律程序理论等产生重大影响的法经济学的公共选择学派, 都遵循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某些基本理论和方法, 如以“个人理性”及相应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研究方法的基础, 以“成本-收益”及其最大化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 以经济学的“效率”作为核心性的衡量标准等。这些共同基础的存在型构了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并因此使得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和理论之上的法经济学研究占据了主流地位。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源于对美国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分析工具和相关成果的引进, 而这种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基础上的法经济学研究进路, 无疑也极大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尽管大量的数据、图表、函数曲线和矩阵等在法经济学研究文献中出现, 并极大地增强了法经济学研究成果的说服力和科学性, 但这种表面的“说服力”和“科学性”所赖以存在的新古典经济学分析工具和理论假设是否稳固和可靠?作为法经济学研究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是否铁板一块?这些理论和分析工具的现实解释力究竟如何?是否存在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挑战者”?“挑战者”的分析方法和工具是怎样的?对法经济学研究是否具有借鉴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在社会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 以“效率”为核心的法经济学研究进路是否具有分析的正当性基础?这些问题都是我国法经济法研究所面临的较为根本的基础性理论问题。毕竟, 作为法学与经济学的交叉学科, 法经济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从一个特定的视角出发, 通过对各种现实的复杂问题的观察和分析, 获得更加全面的认识, 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对经济和法律制度的改善, 从而最终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与和谐。然而, 一个潜在的危险始终存在, 那就是, 如果一开始, 我们的分析工具和理论方法就不完备, 甚至是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那么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各种研究也就不具有任何价值了。

本文第一部分是对法经济学赖以存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分析, 简要介绍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内部分歧, 以及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兴起和“经济学帝国”的瓦解。第二部分是对我国当代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分析和反思,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法经济学研究基础的拓展和中国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更新。最后是对中国法经济学研究过程中的支援意识和本土化问题进行的初步阐释, 以及对全文的简单总结。

二、基础的动摇与瓦解

众所周知, 法经济学的存在和发展是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之上的, 从本质上来看, 法经济学也是经济学帝国主义扩张的产物, 法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与经济学的发展和进步息息相关。当代西方法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大都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中的诸多分析工具和方法如经济人假设、一般均衡理论、效率核心原则等在法学研究中加以应用的产物。但也正是因此, 人们往往忽略了在经济学内部, 围绕新古典经济学所产生的分歧与冲突, 而这种分歧与冲突的存在与扩大化, 必将最终影响到当前法经济学研究的正当性和实践意义。

当前的西方经济学界, 新古典经济学依然居于主流的支配地位,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流经济学的一统江山和经济学界的铁板一块。事实上, 近年来, 以“华盛顿共识”为集中和典型表现的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 西方经济学界趋于分裂的趋势正逐渐明显。

一方面, 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内部的批评性声音不断涌现。围绕其理论硬核, 新古典经济学阐述并建立了一整套辅助性假说, 从而构架起保护硬核的防护带。这些保护性假说大体而言分为三类:一是主体面临的特定环境约束, 如既定制度、文化和技术条件的假定等;二是主体拥有的关于环境的信息, 如信息完全、市场完备、没有不确定性等;三是特定的相互作用的方式, 通常要求主体间通过价格信号发生联系等。但近年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 这些假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修正, 甚至是否定。首先, 是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内, 信息经济学对完全信息假设的挑战。信息经济学抛弃了完全信息假设, 引入了不完全信息、花费成本的信息和不对称信息等更为丰富的概念, 认为在不完全信息下, 竞争性经济几乎都是缺乏效率的, 并且经济行为本身会产生外部效应, 从而推翻了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 并为政府干预提供了理论基础。如此一来, 人们不得不重新审视“看不见的手”的假说。其次, 博弈论在近来的经济学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它专门研究理性个体之间的相互冲突和合作, 并针对处于各种信息结构中的相关个体间的互动关系, 提供了一套完整的分析方法, 这就在实质上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相互作用方式的假设。此外, 早在19世纪, 贝特朗和古诺就通过对寡头独占市场的研究, 初步质疑了主流经济学关于经济主体相互作用的方式, 20世纪30年代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提出了垄断竞争理论, 从而进一步打破了新古典经济学对理想型完全竞争的迷信。最后, “源于科斯对企业和社会成本问题研究的新制度经济学, 通过引入不完全信息和交易成本以及产权制度的约束, 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既定制度环境的约束假定。”尽管新制度经济学扩展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的研究领域, 强调私有产权的效率, 并因此被看做是主流经济学的复兴与发展, 但是, 通过仔细考察该学说的逻辑结构可以发现, 新制度经济学通过对制度安排的强调而在事实上实现了对自由竞争效率的否定, 以及对资源配置核心的价格机制的替代。

尽管新古典经济学受到了来自自身框架内的各种质疑和批评, 但对新古典经济学而言, 更具颠覆性的挑战则源于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异军突起。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发展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 异端经济学才重新确立了自己的学术阵地, 先后成立了三个重要协会:演化经济学协会、社会经济学会和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此后, 异端经济学的发展迅猛异常, 并在学界和学生群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站在异端经济学旗帜下的各种经济学说、流派纷纷涌现, 异彩纷呈, 它们不断地相互交流、借鉴、吸收和交锋, 极大地促进了异端经济学的发展进步, 并构成了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强有力挑战;同时, 在学习经济学的学生中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 并引发了经济学界主流与异端的分裂。

从研究立场和方法等基础层面来看, 异端经济学更是直接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 动摇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现有框架。首先, 异端经济学家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经济人”的核心假设和一般均衡的基本分析框架, 倡导从真实世界中的人出发, 提出了“社会人”、“制度人”等假设, 并且他们大都赞同非均衡和演化的分析框架。相较于主流经济学家而言, 异端经济学家更加注重制度、习惯、规则和惯例对主体的影响, 并据此认为经济主体的个人偏好是可以改变的。同时, 在异端经济学家看来, “均衡”不符合经济变迁过程的历时演化和不断变迁的特点, 因而不具有任何经济现实的解释力。其次, 西方异端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个人主义的分析方法和在研究路径上对数学形式化建模的盲目迷信与过度依赖, 倡导方法论的有机主义, 认为数学形式化建模在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比较的和制度的, 历史的、比较的、经验的和解释学的方法应当在经济学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后, 异端经济学反对新古典经济学把经济学看作是一门客观的、实证的、价值中立的硬科学, 认为经济学研究不可避免的是价值渗透和价值依赖的, 规范和实证无法分离。因此, 必须研究主体行为和经济表象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因素, 而经济学家也应当诚实地说明自己的价值取向。总体而言, 尽管异端经济学内部存在某些技术性纷争, 相对完善和统一的分析理论与工具还没有成熟, 但当代西方异端经济学的发展却极具活力, 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产生着越来越大的瓦解作用。

以上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所遭遇的内外部挑战进行了大略的说明, 而这些挑战的存在预示了当代西方经济学的分裂, 并隐含着“经济学帝国”进一步瓦解的潜在可能。如果认可上述事实及隐含其后的发展逻辑, 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主要依赖于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方法和理论而存在和发展的当代法经济学的科学性、正当性和实践指导价值。毕竟, 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而言, 基础的稳固和方法的尽善尽美是至关重要, 甚至是决定性的。

三、视野局限、基础拓展和范式更新

当代中国的经济学源于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引进, 因此, 尽管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和质疑, 新古典经济学在我国依然居于主流地位。而近年来, 在我国快速发展的法经济学, 最初就源于我国经济学家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支撑的西方主流法经济学的引进, 尽管此后法学界也参与了法经济学的进一步引介, 并努力开拓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本土空间, 但中国法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依然具有相当的局限。这种局限表现在诸多方面:一是在思维方式上的绝对化和机械化, 将政府与市场、公法与私法的关系理解为绝对对立或是相互替代, 从而阻碍了对真实世界中的社会经济和法律现实的观察与理解;二是研究对象的模糊性使得法经济学自身很难成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理论体系, 从而难以实现更高层次的框架构筑与理论整合;三是价值标准的单一性, 单一的理性选择视角在注重效率的同时却忽略了法律的其他价值目标, 如正义、公平、秩序等;三是假设前提的非现实性, 法经济学研究中的完全理性假设是静态的, 无法解释法律规则变迁的原因;四是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 脱离了人类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限制了对人们行为的解释空间;五是应用范围的有限性, 马克思·韦伯曾把社会行为分为工具理性行为、价值理性行为、情感行动和传统行为, 法经济学只能应用于前两种行为, 而无法对后两种行为做出分析和解释。

造成上述局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从客观原因来看, 首先是在世界范围内, 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依然占据主流地位, 受其影响, 尽管西方法经济学的发展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 但依然是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工具为主要存在基础。我国法经济学源自西方, 这就不可避免的受到当代西方法经济学发展的历史逻辑的影响, 从而打上了鲜明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框架的印记。同时, 由于最初将西方法经济学引入我国的经济学者主要秉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 这就使得此后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 存在对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的“路径依赖”, 进而无法开拓出中国法经济学发展的他种想象。当然, 中国法经济学者自身的某些问题, 如相当部分的研究者没有受过专业化的学术训练、研究者自身的外语水平和语种局限、缺乏研究的自主意识和本土意识等,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当然, 总体而言, 这种研究视野的局限在我国法经济学发展的过程中, 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同时, 以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法经济学研究本身, 也并非完全一无是处, 其对某些领域如侵权行为、交通事故等的研究的确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价值。但这些都是局部的, 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

中国集体经济·2011·34 (12月) 12经济发展的丰富实践, 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也应该是视野宽广、目光宏阔的。这有利于中国法经济学的独立自主和成熟, 有利于中国法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和法治实践的有机结合与相互促进。

也因此, 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应当更加关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整体发展状况和演变趋势, 关注作为西方异端经济学之综合的演化经济学的发展动态。在娴熟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研究中国法律问题的同时, 注重引入和运用异端经济学的研究进路、方法和工具, 来分析我国的法律现象, 解决我国的法律问题。我国法经济学者自身的经济学视野, 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未来空间。同时, 我国的法经济学者应当努力提高自身的研究能力和水平, 加强学科内部和各学科之间的交流, 在研究的过程中既要遵循相关的学科逻辑与方法, 又要有勇气在必要时打破学科之间的分工和限制, 从而提升法经济学研究的整体质量。当然, 对克服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视野局限和实现法经济学研究基础的拓展而言, 最根本的依然是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经济与法治发展实践。从本质上来看, 法经济学研究是保守的, 它不是力图彻底否定和推翻现存的根本体制, 如根本性的宪政体制和经济制度, 而是在现存体制的基础上, 实现对社会经济系统的完善和法律规则的改进。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必须立足于我国的基本国情, 如作为经济发展阶段上的后发国家、对社会主义制度的秉持、公有制经济的主导地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政府推动、中国各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整个民族深层心理结构的深刻影响, 人口众多与资源匮乏的尖锐矛盾等, 这些都构成了我国法经济学研究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和逻辑约束, 脱离或者是违背这些基本约束的研究, 在学术意义和实践价值上都将大打折扣。这就需要我们的法经济学研究更加注重我国的经济建设实践和法治实践, 更加注重对这些实践的理论总结和抽象, 也只有如此, 我国的法经济学发展才会拥有不竭的动力和广阔的发展空间, 从而真正展现出法经济学研究的学术魅力和实践指导价值。

当然, 就学科发展与理论演进的宏观层面来说, 我国法经济学研究视野的拓展、研究基础的稳固与扩大, 不能囿于某些研究方法的运用、某些分析工具的引进, 以及某一研究视角的转换, 这些都永远是局部的、暂时的, 因此也是有限的, 对

30中国集体经济·2011·34 (12月) 于整个学科的理论构建与整合而言, 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相反, 它需要研究范式的更新, 也只有全面更新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才能从根本上推进法经济学的发展。而所谓“范式”是库恩于1980年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 主要用于某研究领域内研究者所共同遵循的学术规范, 解决在该领域内研究什么和用什么方法研究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表述就是“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综合体, 其内容表现为对科学研究中各种信念、认知成果、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升华, 是一种理论模型、框架、一种思维方式和理论现实的思想体系以及科学共同体的共识。”

就西方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发展过程而言, 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范式的确立形成阶段, 19世纪古典主义的经济学家和法学家, 以及19世纪末20世纪前期旧制度经济学家, 对经济和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给予了较为全面、深入和持久的关注与研究, 这种关注和研究的长期积淀最终导致了20世纪60年代奠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科斯定理的产生, 以及以此为标志的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初步确立;随后, 在卡拉布雷西、波斯纳等一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的努力下, 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范围、对象等范式要素得到了进一步的明确和巩固, 这是法经济学范式发展的第二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 作为新古典经济学挑战者的异端经济学趋于成熟, 并出现了相应的代表性综合———演化经济学, 从此, 法经济学范式的发展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即范式的动摇和质疑期, 这也是当前西方法经济学所处的阶段。

无疑地, 当下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总体上而言遵循的是西方主流法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无论是研究方法、分析工具, 还是研究对象和范围设定, 都带有鲜明的新古典经济学色彩。但如前所述, 作为法经济学研究范式之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作为挑战者、甚至是替代者的新的研究范式———新政治经济学, 也已经在我国经济学界出现。在此背景下, 对法经济学研究中的“经济学”进行扩大解释, 使之不仅包括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 而且容纳各种异端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和分析工具, 从而扩大法经济学研究得以展开所依赖的经济学基础, 并据此实现法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自我更新就显得极为必要。同时, 作为一个发后国家, 在短短的三十年里, 我国就取得经济与法治建设的巨大成就, 当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与法治建设实践, 也在呼唤着能够对我国的具体实践做出合理解释, 并能够为我国未来的经济与法治建设实践提供理论指导的中国特色法经济学研究范式。从法经济学发展所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来看, 我们面临着一个可以从容选择的十字路口, 从法经济学发展所赖以存在的实践基础来看, 我们拥有着极为丰富的有待开垦的实践资源, 因此, 对当代中国的法经济学者而言, 通过研究范式的自我更新而实现对理论和实践资源的有机整合, 进而推动我国法经济学的蓬勃发展, 既是一个挑战, 更是一个历史使命。

四、支援意识与本土化

总体而言, 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还处于刚刚起步的初级阶段, 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争论, 如自身的学科定位、存在价值、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的厘定、可能的实践指导价值等, 所有这些都需要深入细致的研究和长期的学术积淀。但如上所述, 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也正处于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期”, 正确和科学地选择相应的研究进路, 并以此为基础实现研究范式的自我更新, 完全可以实现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跨越式发展, 并开拓出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中国空间。无论是当前西方异端经济学的范式综合, 还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内部分歧;无论是我国经济学界新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出现, 还是借助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法经济学研究所带来的实证性、科学性和权威性, 我们都应当抱持一种学术的宽容, 据此树立起明确的支援意识。因为法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领域内一个细小的分枝, 而当代“社会科学的发展呈现出高度分化与高度整合相互交织的趋势。一方面, 学科、专业的分工越来越细密, 新兴学科不断涌现;另一方面, 学科、专业的相互渗透不断加深”, 法经济学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就是这一趋势的典型例证。在此趋势下, 研究方法的选择就至关重要。而究竟选择何种研究方法, 又是由一定的价值立场和所拟研究解决的实际问题所决定的, 并且该种研究方法的实践指导价值如何, 又有赖于最终的实践检验。如此一来, 时刻关注经济学自身的发展状况和趋势, 充分掌握经济学理论内部的各种观点分歧和方法论争, 保持清醒的对经济学各理论方法与分析进路的援引, 以支持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不断改进和研究范式的自我更新, 就成了逻辑与现实的必然。

当然, 在我国的法经济学研究中树立支援意识的目的不仅仅在于实现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创新, 更在于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真正本土化, 这种本土化应当始终围绕着中国的经济与法治实践, 并始终保持着对实践中各种“中国问题”的敏感。具体而言, 这种本土化一方面有赖于我国经济学研究的更加自主、更加面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经济实践;另一方面也有赖于研究者对国外无论是主流经济学还是异端经济学最新研究方法和理论成果的吸纳与借鉴;同时, 这种本土化也需要研究者始终密切关注我国的现代法治实践, 深入分析法律规则变迁与社会经济变革的交互作用, 并充分把握这种变迁与互动背后的路径依赖、人文关怀和文化约束, 以及保持对这种变化与互动的演变趋势的敏感。

大体来说, 我们认为在当代中国法经济学的跨越式发展过程中, 应当坚持如下基本原则, 来指导中国法经济学支援意识的确立和法经济学本土化的实践。

第一, 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无论是毛泽东思想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断发展的成果。而从本源来看, 以马克思的不朽名著《资本论》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直接影响了国际共产主义工人运动, 更对前苏联和新中国的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具有重大影响, 并因此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发展的进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在当代中国法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 不应当被作为一种历史的陈迹而被遗忘, 相反, 它应当被视为我国经济学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的历史和经济条件下, 被纳入到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视野中去。事实上, 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蔓延和深层演变, 人们已经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深刻论述, 某些国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也已经体现出了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特色。这就不得不提醒我们,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依然是我们开展法经济学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视角。从方法上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注重综合分析、辩证分析, 善于从事物相互联系、不断运动和演变的层面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这种方法对于法经济学研究的基础而言, 是极为重要的。它有利于打破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个人主义、主观主义的局限, 进而推动我国法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有利于摆脱西方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上的机械化和绝对化倾向, 实现对真实世界中经济和法律现象本质的真切把握, 从而增强我国法经济学的实践指导价值。从内容上来看,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强调对劳动者阶层利益的保护, 强调实质的平等、公平和正义, 这就有利于弥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单纯注重效率的价值标准单一的弊端。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引入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中去, 有利于防止我国法经济学研究偏离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从研究起点来看,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从“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现实的人出发, 坚持经济学研究中逻辑性和现实性的统一, 这有利于解决西方新古典经济学因假设前提的非现实性引发的种种理论虚幻, 增强我国法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品格。就学说史的变迁而言,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对当代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勃兴也具有内在的推动作用。二者某种程度的契合, 有利于拓宽法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基础, 有利于法经济学研究的进步。简言之, 我国法经济学研究支援意识的树立和本土化的实践, 需要继承和发扬传统,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充实和巩固当代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基础。

第二, 我国法经济学的研究应当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 始终立足当代中国的经济法治实践, 从而避免目前以西方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法经济学研究存在的对象模糊和研究范围有限的问题。法经济学研究的最终目的, 是通过运用经济学知识对各种现实的经济法律现象进行分析, 进而找到制定和完善法律制度的方法, 以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法治进程, 实现社会和谐。由此看来, 法经济学的研究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的特点, 这就要求我们的法经济学研究必须从当代中国的法治实践和经济实践出发, 始终直面各种经济法律问题, 以各种经济法律问题的最终有效解决作为根本的研究归宿。当前, 我国的法律经济实践中, 存在着大量亟待解决的复杂问题, 这些都是当前国民经济中存在的焦点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当代中国的法经济学应当是大有可为的, 但不可忽视的是, 法经济学的大有可为必须建立在对现实问题的现实分析的基础之上, 必须打破各种经济学理论, 尤其是对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理论的各种迷思和膜拜, 积极以问题的有效解决作为展开法经济学分析与研究的最终归宿。如此, 才能有效拓宽看待法经济学研究基础的视野, 避开研究过程中的机械化和教条化, 才能真正实现法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同时, 基于这样一种原则, 应当积极鼓励和吸引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学者, 参与到当代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队伍中来, 打破法经济学研究过程中潜在的学术门户成见, 推动我国法经济学的发展和繁荣。

法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 本质上是经济学帝国主义对传统法学入侵的产物, 法经济学研究的展开和成就的取得, 对经济学的发展变化具有天然的依赖和敏感。本文对当代主流法经济学赖以存在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所遭遇的挑战进行了分析, 并据此认为中国法经济学的发展需要研究视野的扩大和研究基础的拓展, 进而主张中国法经济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自我更新, 以最终实现中国法经济学研究的成熟与本土化。尽管如此, “在法经济学这一新的领域里, 人们将面临艰巨的任务。经济制度和法律的关系极为复杂。法律的变化对经济制度的运行和经济政策具体表现产生的许多效应, 我们还一无所知。……在我们面前, 是那遥远、艰难而又值得试探的旅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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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9

所谓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其表示的是家庭经营为基础条件, 不涉及到任何产权问题, 其民有民营、自主、自愿, 并且由民众自己担负盈亏。当前农村所实施的为基本经济制度, 这种制度所选择的是统分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结合。但是, 在改革开放之后, 这种双层经营中的“统”相关机制还存在缺陷, 怎样才能够统筹农户, 使用什么方法来开展经营活动, 是保证相关问题得到解决的基础。所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促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不受影响的基础上进行联合, 这就给之前的经营体制增加更多的内容, 属于创新的表达。实施科学有效的农民专业合作经济体制能够进一步保证实现健康发展, 政府对于合作组织发展的帮助就是利用政策、法规所形成相应的框架。

二、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中的国际经验借鉴

从世界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分析, 对合作组织支持往往从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开始。早在上世纪20年代, 美国国会就颁布了相关法律来承认农业生产者自愿为了达到共同协议所结成的相关组织, 并且为其提供了相应的豁免权。1926年所颁布的合作销售法则为合作社发展提供相应的豁免权;到了1937年农业营销学定法则批准了农民可以在合作组织的协调下集中进行行动, 从而强化了行业本身的自律性, 例如奶业合作社则能够结合生产者的实际使用状况来对牛奶价格加以统一, 通过研究、仓储、促销来对产品进行规范, 保证其能够更好地进入到市场中。

三、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的阶段性成果及完善思路

1. 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上世纪50年代中共中央所发表的农业生产合作相关文件开始, 就标志着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立法已经超过60年的发展历程。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 政府有关部门就是开始颁布相关法律法规。而且2007年也颁布了合作社法等, 这种法律进一步明确了法人所具有的主体地位, 进一步要求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需要遵循基本原则, 标志着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进入了新的阶段, 取得了历史性的成果。

2. 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配套法律。

总的来说, 当前的立法基本上实现了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有法可依的问题, 但在实行过程中, 相关的配套法律非常不完善, 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受到了影响。一是其他相关专门法规没有涉及或者较少涉及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界定民事主体《民法通则》没有关于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专门规范, 与农村经济密切联系的《乡镇企业法》、《农村土地承包法》较少涉及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从而在执行中往往发生法律冲突。二是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律贯彻不到位, 合作组织仍难以做到规范化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在2007年7月1日正式施行后, 已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都面临着依法登记的问题, 按照法律的规范, 对这些已有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规范完善已迫在眉睫, 但由于原有登记机关的不同, 此项梳理工作没有统一的法律指导。为此, 需要针对当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蓬勃发展对立法工作的新要求, 对有关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法律法规进行统一梳理, 形成系统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律体系, 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 奠定长远发展的坚实基础。

3. 农民合作组织创新的过程中政府必须依法行政和还权于民。

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10

1 我国循环经济发展中的法律制度建设状况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近些年来取得许多成就, 保障了循环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审议通过, 标志着我国循环经济法制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和指标, 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 制定循环经济技术和产品名录, 建立再生产品标识制度, 建立完善循环经济统计评价制度。”

(1) 发展规划制度与总量调控法律制度的建设。

我国地方政府根据区域功能区划、资源赋存条件和环境状况对于重点行业和企业开展节能、减排和综合利用活动。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 完善了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制度建设, 推动循环经济发展。《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建设用地和用水总量控制指标。这就在一定程度上调整优化了区域产业结构, 遏制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 促进了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改造和结构调整。

(2) 评价指标体系的法律制度建设。

我国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能够反映我国基本国情的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并纳入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 对资源产出、消耗、综合利用和废物排放规定了循环经济评价指标。对循环经济发展状况进行总体定量判断提供了依据, 这些法律制度建设为各地、各行业制定和实施循环经济发展规划提供了法律依据。

(3) 责任延伸制度、监督管理制度等法律法规建设。

我国《循环经济促进法》规定了以生产者为主的责任延伸制度, 界定了各个经济主体的回收、利用责任。《清洁生产促进法》中规定了对重点企业的清洁生产审核制度、企业监管制度。我国推进了重点行业、企业、工程的节能降耗。严格限制了高耗能、高耗水、高污染和浪费资源的产业及工业园区的盲目发展。

《循环经济促进法》对产业市场准入制定了规范性的规定。如鼓励、限制和淘汰的技术、工艺、设备、材料等。并通过国家产业政策规定, 引导了产业投资和发展方向, 发挥了国家调控产业结构的重要手段, 提高了能源和资源利用效率、保护了产业发展环境。

2 我国在发展循环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

(1) 缺乏与循环经济模式相适应的经济体制和政策体系。由各地的行政手段来规范循环经济建设, 辐射范围小, 持续效果不稳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体系不健全, 存在着有法不依, 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严重。

(2) 一些企业规模较小, 实现循环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益比较困难。不利于循环经济发展所需的技术开发和推广。发展循环经济经验较少。企业参与意识不强。部分企业缺乏对发展循环经济迫切性和重要性的认识, 部分企业在生产中片面追求局部和近期经济利益, 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紧迫感、责任感和能动性。

(3) 发展循环经济的公众的参与程度不够。已出台的相关法律制度也未对环境保护或循环经济中“公众参与”的行为明确化、制度化, 造成公众参与循环经济的行为不确定, 参与程度较低。

(4) 我国发展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建设立法不够完善, 配套法规建设滞后;执法存在障碍, 部门责任缺失;司法不到位, 亟待公益诉讼;一些法律制度缺乏可操作性;立法不健全, 一些领域存在空白;循环经济体系不尽完善。

3 我国健全和完善循环经济的法律制度的对策措施

(1) 国家要在《宪法》上规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容, 保证循环经济法律法规和制度以国家根本大法作为依据。宪法要规定循环经济的法律目的、原则和调整对象等内容;同时, 要加强循环经济专项法律法规的立法工作, 完善现行相关法律的规定。

(2) 国家要从实际出发修改完善《清洁生产法》、《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等相关法律, 规定生产、流通、消费和处置等重要内容。针对具体情况, 制定各种专项法律, 各地还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需要, 制定地方性的专项法律法规保证循环经济的良性发展。将经济、社会、环境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循环经济的立法的主要目的, 指导整个循环经济发展。

(3) 环境监管部门要加强各个部门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加强环境监管行政执法。同时, 要在制度上加强规范:统一管理、调配和考核, 要求监管队伍要走向按规范执法、按程序执法, 严格执法的轨道。

(4) 在循环经济立法过程中, 要明确环境主体的范围, 完善循环经济法律责任。加大处罚的方式和力度, 改变过去重批评、不严惩的做法。在环境损害中要缩小免责事由的范围, 充分体现环境保护法律在循环经济中的作用。

(5) 循环经济立法内容要结合地方资源特色。如:黑龙江省是资源大省, 资源产出率、利用率、再生资源回收率都比较低, 而污染程度却不低, 循环经济立法应从解决资源环境的实际问题出发。加强地方立法, 制定具有地方特色的循环经济法规。黑龙江省近年来已经出台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与循环经济相关的政策法规, 对经济活动的全过程都要分别立法或做出规定等, 规范资源合理利用, 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和污染, 要结合黑龙江省的特点, 要突出重点, 在治理鸡西、七台河、双鸭山、鹤岗等矿业城市的矿山污染、煤化工产业污染方面进行立法, 还要从全省各大中城市废弃物的管理入手进行立法, 同时要加强法律规范和执法监督力度。

参考文献

[1]解振华.中国循环经济年鉴[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9.

[2]王洪飞.以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为视角——浅析我国循环经济立法[J].商业经济, 2010 (5) :125-126.

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11

关键词：经济法制；法律成本；法律资源

一、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近些年，我国的经济立法发展速度非常快，在此过程中还存在众多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第一，在经济法律中，其需求和供给出现了失衡的情况。首先，民商法不论是在体系化还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都不能使社会的需求得到满足，经常表现出供给不足的情况，除此之外，经济行政法在行使过程中出现了使用过剩的情况，已经不能停留在只发机关、司法、立法的范畴之中。第二，在实施经济法律后，所达到的效果并不能与立法预期的效果相互吻合，经济立法在行使过程中主要是对指导思想在经济上进行诱导，在此过程中经常出现市场的自发调节能力差，造成经济法律结构中出现比例失衡的情况。除此之外，在强制规范达不到一定的效果时，還普遍存在有法不依、法不责众的情况。

二、经济法律的成本

（一）经济法律的立法成本

一般情况下，经济法律成本指的就是在进行经济立法过程中，在财力、物力、时间方面的支出，其中包含了从调查一直到法律文本制作其中所有活动的支出费用。由于立法的机制存在一定的差异，在整个国家中经济立法的成本已经成为了社会各界，包括机关、社会全体以及个人都要支付的一项费用。制法成本的费用主要由机关支付，而社会和个人主要支付的是一些没有得到正式规范的成本。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项问题：第一，由于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改革过程中，在改革法律过程中，一般是将国家立法机关作为实施的核心，然后强制性的对法律条文进行改革和更新，近些年立法的活动项目越来越多，这就造成我国使用在法律中的费用也在不断增加，耗费在我国财政支出中的费用相当大。一些政府部门为了能够参与并且起草与本部门相关的法律条文，甚至不惜花费大量的调研费用。第二，在创立一些并不正式的经济法律规范时，经常出现将一些日常的业务与法律创设条件融为一体的情况，受到这种情况的影响，最终就造成了费用支出过大的情况，例如：一些企业和行政部门在定力企业标准或者设立企业规章制度时就会采用此类方法，最终造成费用消耗过大的情况。

（二）经济法律的实施成本

一般情况下，我们将法律实施过程中的经济投入称为是经济法律实施的成本。这方面的投入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的投入：第一，国家机关的投入，这部分投入一般主要应用一些教育以及宣传活动中，通过这种实施方式，使人们旧的法律意识得到改善，从而更充分的了解新的法律规范。第二，个人以及社会公众的投入，这部分经费的来源方式一般是在审理案件时，当事人所要支付的劳务费用，审判结束后违反法律规定一方所承担的赔偿金。经常被提到的守法成本一般是指社会公众在进行经济法律活动时所支出的费用，例如：企业对企业中的产品进行抽检，需要提取样品到相关部门进行检测，这部分的支出就属于是守法成本。

三、影响经济法律成本的因素

（一）经济立法成本

与经济法律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需要调整的社会关系与调整的方法存在一定的差异，所以产品的稳定性和其机制也会发生很大的改变，在这种环境下就会导致经济立法成本发生差异的情况。在我国定力民商法时一般会经过这些步骤：先由个别意思对合同的条款进行抉择，然后将这项条款呈现给大多数人看，用来寻求大多数人的意见，然后订立相关的合同，最终根据立法的惯例制定出准确的法律条文。这种由非正式逐渐向着正式演变的过程将其自发性和市场需求的内在性充分的反映出来，这就使民商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与此同时，经济法的科学性和客观性因素使地方和部门的利益出现冲突情况，所以造成我国经济立法出现机会成本过高的情况。

（二）消费者偏好与经济法律实施成本

公众消费法律的过程与经济法律实施的过程是相互同步的，在消费者进行一般商品消费时，对商品拥有一定的偏好，对法律的偏好也是如此。法律的偏好情况会影响人们自觉的使用法律。在一般情况下，民商法的宗旨就是使市场主体的交易情况得到促进，它的规律与追求个人偏好时将利益最大化的方法相一致。由于经济法则存在差异，造成社会短期利益、集体、局部利益都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为了使市场主体能够得到最大化的利益，在市场中会出现将自身的损失转嫁于他人的情况。所以在市场中需要有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专门对市场交易的合法性进行监督和检查，通过这种方式使实施的费用得到增加。

四、降低经济法律成本的措施

（一）设定科学的经济法律政策

第一，将民商法作为指导基础。在经济法律运行过程中，首先要投入一定的成本，将这些资金用于经济法自身管理中，从而使经济法的整个体系得到规范，在立法过程中，应当将民商法作为立法的基本指导思想，民商法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自民商法颁布以来，它已经拥有了一个良好的实施环境，将给经济法带来一定的有利因素，从而使其形成一个良性的发展趋势。

第二，应当将有较高交易费用的领域作为其突破口，在一些经济领域中，由于其交易的费用相对比较高，所以它对法律的有着非常强烈的需求，将其作为开展工作的突破口，就能使运行的成本得到降低。一般情况下，如果想要使市场交易得到正常的运行，那么就应当不断的完善债权制、物权制等。通过目前市场的现实情况不难发现，义务和权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不平等性，在市场主体中，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危机问题，这些问题使市场经济受到了阻碍，并且使市场的功能不能得到正常的发挥，所以，民法会将合同法和物权法放于优先地位。

（二）经济法律的多元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使我国人民实现了经济的民主性，在市场经济中所运用道德法律形式和调节机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法律的功能有着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受到市场经济的影响，经济法律是多非常元化的。

五、结束语：

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法在立法数量上有了很大的增长，与改革开放以前的立法数量相比有了质的提升。在我国范围内大力推行经济法律，不仅能使我国社会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可以做到有法可依，而且能够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更大的发展。而在经济法律立法过程中法律成本还存在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关注，所以，作为我国立法部门，应当不断探索和研究我国经济法制建设与法律成本之间的关系，有针对性的找出这些问题后，通过设立经济法规、增强法律多元化等手段，解决我国经济法制建设过程中法律成本的问题。（作者单位：平安银行上海黄浦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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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经济学发展研究 篇12

关键词：经济发展,民间借贷,法律规制,利率规制,主体规制

民间借贷发展有利有弊, 在经济发展方面, 它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的不断繁荣与发展, 同时, 它又不利于社会发展的安定, 在没有法律约束的条件下容易使债主与债务人产生冲突, 迫使社会中一些安全因素发生。在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状况下, 民间借贷具有其发展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我国民间借贷在历史发展时期就已经不断得到发展并逐渐成熟起来, 民间借贷方式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但是, 新时期我国的民间借贷具备更加新颖的特点, 具备其更重要的作用。当前我国民间借贷不等同于历史发展时期的民间借贷, 其发展有初步的雏形发展方式逐步成熟化, 到今天已近接近于受制于法律的约束, 不少民间借贷在法律规制的范围之内进行和不断发展。

一、现阶段我国民间借贷新概述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迅速向前发展, 经济的步伐促进了一些民间融资方式的产生, 催生了一系列民间借贷的问题。我国东部沿海不少企业靠民间借贷来实现企业的融资, 但是在融资过程中存在不同程度的危及和催生许多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为了实现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 如何实现民间借贷法律体系的完整构建, 实现民间借贷双方利益的有效维护, 促进民间借贷活动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作贡献, 是我国当前法律体系所需要完善的一部分内容。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一条的规定, 公民之间的借贷纠纷, 公民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公民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 应作为借贷案件受理。从理论方面来看, 民间借贷的界定存在多种方式, 在资金转让方式上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无偿资金转让属一般的民事行为。但是在具有融资性质的有偿资金转让, 则属于商事行为。但是, 银行等金融机构因受到专门的法律约束, 故而不属于民事和商事这两种行为。

二、当前我国民间借贷市场的发展现状

1、我国民间借贷进入高级阶段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多种民间融资形式。尤其是在我国浙江温州等地, 民间借贷与中小企业创办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十分重要的经济融资联系。我国现阶段, 民间借贷已步入发展的高级阶段, 主要表现在交易方式的连续性、有组织性、集中性与专业化特征方面。

2、我国民间借贷相关立法存在冲突

时至今天, 我国法律体系中还没有制定出规范的具有专门的、系统性的法律法规来严格约束民间借贷活动。关于民间融资的法律制度分散见于在《民法通则》、《刑法》、《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中, 《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法规中以及《贷款通则》等规章中。但是未给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区分合法民间借贷与非法民间借贷的判断标准, 且各项法律规定中存在矛盾。例如《民法通则》第90条, “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合同法》第210条,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 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但是有些法律却对符合《民法通则》、《合同法》的民间借贷行为严格限制甚至否定。如《贷款通则》第61条明令禁止非金融企业从事借贷行为。由此看出, 现行的法律法规无法实现对民间借贷这一活动的有效约束。民间借贷和现行的法律法规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冲突。

三、现阶段我国民间借贷的法律规制分析

1、我国民间借贷的主体规制

民间借贷在我国法律上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即, “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企业之间”。但在现实发展实践中, 受到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的影响, 在民间借贷方式成立的形势下, 如果出现纠纷问题, 只能以基本的民间借贷纠纷处理方式来解决。

2、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规制

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社会蓝皮书表明, 民间借贷最突出的问题, 相当规模的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 而是流于“钱生钱”的投机性投资中。传统民间借贷行为的主要资金, 来源于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当前, 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发生显著变化, 正如温州借贷市场所表现出的特点, 自然人、企业法人、商业银行等都加入到民间借贷资金的来源之中。

3、民间借贷的利率规制

在我国目前已经建立的法律法规当中, 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超出此限度的, 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第7条“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 以及第8条“借贷双方对有无约定利率发生争议, 又不能证明的, 可参照银行同类贷款利率计息。借贷双方对约定的利率发生争议, 又不能证明的, 可参照本意见第6条规定计息。”这三条都涉及了对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

对利率的限制关系到借贷双方的利益, 对于最高利率的制定要求有很高的技术性, 不仅要考虑到对借款人利益的保护, 同时也不能扼杀了贷款人的正当利益。所以, 在民间借贷方式上应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实现民间借贷方式上借贷上方利益均衡的良性发展, 从而有效地贡献于社会建设之中。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民间借贷要以法律的规定范围之内实现市场化健康发展, 在法律范围内实现良好的社会融资方式, 实现自然人之间, 自然人与企业及经济发展活动组织之间的健康合作的民间借贷方式。只有这样, 才能实现快速的稳定的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 才能实现民间借贷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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