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共12篇）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1

法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现代社会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同时它也是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学说的核心内容。韦伯是最早提出法律与经济增长有联系的学者之一。他认为,理性的制度在技术上优越、有效率,因此对经济增长起支持作用。今天,随着政府机构、国际组织以及非营利部门对需要加强发展中国家的法制的鼓吹,法律和发展的关系问题再一次成为制定发展政策首要关注的焦点,法律制度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再度占有主导地位。从而给出命题: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对经济的发展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有关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结果

在未忽视其他因素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前提下,韦伯把欧洲的发展归结为两个因素:文化价值和欧洲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韦伯看来,欧洲的法律制度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市场参与者需要的可预见性和确定性,为他们获得收益提供了保障,因为欧洲的法律制度是一种有逻辑的、形式的、理性的制度体系。主流的现代理论家,如罗斯托,将某些国家的欠发达归结于他们传统的经济、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习俗与价值观。

新古典增长理论曾预测,由于技术进步和发达国家的资本收益递减,贫穷国家将比富裕国家增长的更快。但这一预测并未能实现,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斯把这种结果归结为制度的缺陷,包括缺乏法制、有保障的产权和制约执行机构任意性的政治体制。他认为,可执行的产权和公平的竞争规则在削弱国家剥夺能力的同时,可以确保私人企业家和大多数有效率的企业获得其劳动收益。相反,当产权或政策环境以频繁变动和高度行政任意性为特征时,经济活动的主体就不太可能对技术或政府政策的变动做出有效率的调整。

二、法律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实证分析

1997年世界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一个国家如果具有稳定的政府、可预知的法律变动方式、有保障的产权以及强有力的司法体系,就会比缺乏这些制度的国家取得更大的投资和增长。”

皮斯托和韦伦斯对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中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法律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发现,1960年到1995年期间,除了马来西亚,其余五个经济体的发展趋势是更加以市场为主导(与国家配置相左)和更加以法律为依据(而不是恣意行为)。

实现了经济增长的那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利益的法律保护方面一般都做得很好。对1993年到1995年期间的102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自由的一项问卷调查发现,得分最高的20个国家和地区中,亚洲占了7个。当然,亚洲国家并非都实现了快速的增长。从1965年到1995年,只有6个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和中国,实现了持续的超过5%的增长。除了中国,其余6个经济体的法律制度都较好的满足了基本法治的要求,特别是在商务活动方面。反过来看,增长表现最差的国家是这个地区法律制度最薄弱的国家。

20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俄罗斯国内大规模开办商品交易所,但这些交易所并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究其根本原因在于商品交易所的制度设计阻碍了合同的履行。因为它使得不诚实的交易者难以被辨认出来,抑制了交易的重复进行,并且其解决纠纷的措施不得力。在俄罗斯的商品交易所里,交易者大都进行着一次博弈。由于对交易者的诚信没有记录,他们只追求眼前利润的最大化,而不顾及自己的名誉.这导致在俄罗斯商品交易所内签订的所有合同大约有30%没有履行。这种法制的不健全最终导致俄罗斯的商品交易所走向衰落。

根据亚洲国家和俄罗斯经济的成败来看,可以认为,满足基本法治的最低要求的法律体系是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三、中国法律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两条主线:一是经济改革,一是法制建设。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后,经济改革逐渐转向市场经济的方向,法制建设则开始被灌注以法制的内容。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制的关系,也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思考和讨论。

1978年时中国连界定市场体制的基本法律都没有,或者至少没有一部满足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商法存在但反映中央计划经济的需要。随着中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这些早期的法律不是被废除,便是被修订。在开放政策初期,外国投资者的确因为我国缺乏可运作的法律体系、管理外国投资的法律含混而不完备和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而遭遇困境。1978年到1992年间,在华的外国投资额相当小。外资大规模进入是在1992年以后,尽管法律体制在1992年远未完善,至今还是投资者担心的问题,但中国在为投资者提供一种至少某种程度的可预期性框架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

但法律体制中的问题仍不容小视。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大量的关系主义、地方保护主义、腐败等一系列问题。在六个实现了经济增长持续超过5%的国家和地区中,只有中国的法律制度不能较好的满足基本法治的要求。或许因为尽管存在法治风险,但中国巨大的市场本身就使得投资决策具有合理性。也或许是因为极其高比例的海外华人投资抵消了法治和可执行的产权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据统计,在中国地方保护主义、司法不力、腐败及类似情况等可质疑的或不合法的原因造成的不可执行率在17%到29%之间。而理性的投资者几乎很少只根据相对低的强制执行率来决定是否在中国投资。

但是,其他亚洲国家与地区的经验趋于确证,中国仅仅或高度依赖关系规则和市场的潜力将无法支撑长期的增长。在亚洲的那些实现了持续增长的国家和地区中,大多数都从符合基本法治标准的法律体系中得益。

更加系统的经验研究表明,按人均计算,中国获得的来自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投资低于“平均”投资接受国的水平。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增长率放慢,外国直接投资下降。投资者越了解中国,他们对法治缺失的深刻影响体会得越准确。这就更进一步证明了,法治的不健全将影响中国的长期发展。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法律制度的完善显然并不是导致长期持续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是,如果中国要保持长期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一种符合基本法治要求的法律体系的建立是绝对有必要的。中国几乎不可能例外于法制是长期经济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这个一般性原则。经济改革和发展加强了对法治的需求,而法律改革和法治则有助于经济发展,二者是相互推动,互相促进的。

四、中国在法治方面需要做出的努力

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而市场经济的有效运作依赖于一系列的制度因素。在发展中国家中,这些制度条件往往不完全具备,甚至完全不具备,而权力对竞争的干预却随处可见。自由和公正的交换得不到切实的法律保证,因此而产生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面对这种局面,中国要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并使得这种经济体制得到良好的发展,从而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就要做出正确的选择。既不能实行抑制竞争、维护少数人既得利益的权贵资本主义,也不能从市场取向转型的道路上后退,加强政府干预和摒弃对外开放,而是努力去建立一个法制的市场经济。

法制的市场经济制度应该能够保证生产性资产的控制权不会集中到少数人手中,防止这些人依靠其政治影响力来实现他们的经济目的。为此,必须建立公平和透明的市场规则体系,确保所有人的自由参与;要坚持开放,强化竞争,约束偏向于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政治干预;建立必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不但为社会贫困阶层提供帮助,而且努力帮助他们发挥有适应能力的人力资本;通过有效途径使公众真正了解其利益所在,使他们能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做出正确的符合其根本利益的选择,并真正参与到这一过程中来。

我国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是现有经济法制法规不够健全,或立法不够细化,从而使可操作性不强。此外,由于不断进行的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会调整不同社会阶层和利益集团的分配关系,而改革资源又常常掌握在政府手中,因此如果相关经济立法不健全,执法不严明,就可能为政府官员的腐败创造条件和机会。所以,我国在改革过程中大力加强立法,特别是经济领域的立法工作十分重要,急需借鉴国外立法的经验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尽快建立健全各项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律体系,用法律和规章制度的约束取代或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

在加强法制建设的过程中,要把握好几个重要的“度”:即国家权力干预市场的度;市场培育发展过程中,市场主体贫与富的度;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均衡的度;法治不能影响社会稳定的度。要最大限度保证社会经济稳定发展的前提下,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法制体系,从而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2

201306061081 山东大学艺术学院

李荣乐

众所周知,法家崇尚“以法治国”,重视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的作用。那么,对于中国今天的法制现代化事业来说,古代法家思想是否仍是有价值的传统文化资源?本文首先探讨法家思想在哪些方面具有进步的、积极的意义,与我们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然后再看法家思想传统在哪些方面存在缺陷或局限,以致它必须接受改造,才能在现代生活中继续发挥其生命力。

1、法家思想简介

法家在先秦诸子中是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派,对法学也最有研究。他们对法的起源、本质、作用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乃至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

1.1 反对礼制

法家重视法律,而反对儒家的“礼”。他们认为,应当按照新兴地主阶级的意志来立法,也只有按照新兴地主阶级意志所立的法才能称为“法”,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在法律面前与贵族平等的思想。

1.2 “好利恶害”的人性论

法家认为人都有“好利恶害”或者“就利避害”的本性。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①”韩非进一步把“好利恶害”的人性发展为自私自利的“自为心”②。

1.3 “不法古,不循今”的历史观

法家反对保守的复古思想,主张锐意改革。他们认为人类历史是向前发展的,一切的法律和制度都要随历史的发展而相应变化,既不能复古倒退,也不能固步自封。

1.4 “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

商鞅、慎到、申不害三人分别提倡重法、重势、重术,各有特点。法是指健全法制,势指的是君主的权势,要独掌军政大权,术是指的驾御群臣、掌握政权、推行法令的策略和手段。

1.5 对法律作用的高度重视

按照法家说法,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物的所有权。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立战功,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

在这里,想从另一个角度谈谈法律的作用,即法律作为治国方略的形式意义。法家强调法具有一种普遍的制约作用,它要约束的不仅仅是臣民,甚至包括了君主本人。其强调法律的成文化,使法律运作有高度的可预测性,认为这样有利于防止徇私。这些都表明了法家强调以国家暴力为后盾的法律的作用。法家主张“法”、“术”、“势”结合的治国方略,但其“法”、“术”、“势”没有任何终极价值内涵,只是治理国家的手段而已。其始终强调治国的关键是“法”,而不是“人”,这些都充分说明法家对以“法” 治国的推崇。

2、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2.1 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

2.2 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2.3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

2.4 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2.5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法家思想的正面积极影响

法家的阶级基础是新兴地主阶级,它是伴随着新兴地主阶级形成而后产生的,也是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它对我国奴隶制的转化和封建大一统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后世法治的发展也有着深远的影响。法家重视法的客观性

二千多年前的法家思想家已经认识到,法是用以规范和衡量人们的行为的客观的、公正的准则,并因此把法比拟为度量衡。《管子》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法家强调法的强制性

法家非常强调“法”和“刑”的结合。他们认识到,使法有别于道德或“礼”等行为规范的最重要特征,便是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其后其后盾的,违法的后果,便是国家施予刑罚。《韩非子》说:“法者,宪令着于官府,赏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 法家重视法的稳定性和统一性

法律既然是向人们传递关于行为规范的信息的媒介,如果不同的法律条文的要求是互相矛盾的,或是朝令夕改的,人们便会无所适从,法律的目标便不能实现。法家对此有充分的认识,故特别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法家注重法的权威性

法家思想的其中一个关键性的特征,是它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管子》说:“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之谓大治。” 法家强调法的普遍性

法家的核心主张之一是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务求家喻户晓,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是有重大进步意义的。法家认为,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且应严格地贯彻执行,其运作应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不应被官员恣意运用。

从上面论述的法家思想传统的正面价值中可以看出法家是极其重视法律的。他们大力提倡法的权威性和拘束力,强调人民、官员、甚至国君都应该守法和依法办事;倡导法应公布、清晰、易明,从而主张法应成文化和公诸于世;强调法的操作的可预见性,主张“信赏必罚”;重视法的强制性,力主“法”和“刑”相结合;注重法的客观性,认为它是公平、正直的客观准则;强调法的统一性和稳定性,反对法律频频变更等等,这些都是与我国当前急需建设的现代法治有相通的地方的,尤其是都强调法律在政治和社会中应高度规范化的运行。但从实质上看,法家思想与现代法治理念是不同的,现代法治是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理性、文明、秩序、效益与合法性的完美结合。所以,在我国,要建立现代法治,有必要对法家思想进行现代反思。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实法律；法律情景剧；法律素养

法律课程是学生在校学习的一门公共必修课，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提高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让学生在知法、懂法的基础上，学会运用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的职高学生活泼好动，喜欢自我表现，因而他们对法律知识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传统枯燥的法律课堂的学习大大打击了同学们学习法律的兴趣。由于同学们的法律基础薄弱，文字理解能力差，造成了对法律学习的困难。为了提起同学们学习的兴趣，提高同学们的法律素养，我们在法律课堂中引入法律情景剧，定能起到很好的教学效果。

法律情景剧是在课堂教学中，通过教师的指引，由学生确定一个有关法律的主题，撰写成剧本，选好演员，并用手机进行拍摄，电脑软件进行剪辑，最后播放并讨论的形式。法律情景剧不仅丰富了教学的形式，也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对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有着积极的作用。法律情景剧在具体实践中，主要由4个环节构成，它们分别是“撰写情景——表演、拍摄情景——剪辑情景——探究情景”。下面就由笔者就如何在法律课堂实践法律情景剧做简单介绍。

一、具体设计与实施方案

法律情景剧的实施在法律课程的教学中深受学生的欢迎，但也是一项非常耗时、耗精力的工作，需要老师和学生一起共同完成。课堂的法律情景剧的运用是一门艺术，若使这一教学方式真正成为提高学生法律素养影响的有效载体，而不是流于形式，老师就要精心设计、有效引入、适时指导，使每个学生树立积极参与的意识，保持高涨的情绪，才能更好地实现法律情景剧所应达到的功能和效果。

1.撰写情景

法律情景剧任务的布置应在开学初就进行，采用小组分组的形式，先选择一个主题，然后围绕这个主题编写剧本。

（1）小组分组。老师在开学初的时候就将全班同学以宿舍为单位分为四组，并选出每组的小组长，负责统筹全部工作，后面小组长再对本小组成员进行内部分工：撰写剧本、导演、演员、拍摄、后期剪辑、后勤工作等，最后成果包括剧本和十分钟左右的微视频。这样，在整个学期当中，每个同学都是一部生动法律剧的导演者、表演者、制作者。

（2）选题。法律情景剧选题要求是①要能切合课程教学的内容，有明确的主题和目标；②要有典型性，选题的恰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情景剧效果；③贴近生活，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④老师可以通过指导学生阅读有关书籍资料选题，还可以让他们从日常发生的时事、新闻中寻找选题。例如在笔者的课堂中其中一个小组的选题是：在欺凌中的反抗。这是发生在校园中的情景剧，案情内容是：柏霆于某天下午放学后，途径惠州城市职业学院明德书院门口，遇见他的同班同学（即被害人马涛），事发当时，只因马涛取笑柏霆自闭，柏霆就用拳头向马涛的头狂打五六拳，导致马涛眼部受损，柏霆是构成故意伤害罪还是正当防卫？该作品剧情环环相扣，引人入胜。由于这一个选题直接取于生活，主题鲜明，紧密结合实际，完成的情景剧使大家在观赏时也觉得非常亲切，针对性强，容易引起共鸣，产生积极的效果。

2.表演、拍摄情景

撰写好剧本后，便根据剧本的情节和本小组同学们的特点，确定演员，一般采取志愿为原则。拍摄的工具是我们最为常用的手机。为了有更好的拍摄效果，老师应该在课堂上教同学们如何用手机进行拍摄。例如拍摄的时候，应该采用横方式；固定镜头的近景和远景的距离应该怎样设计；影片转场一般利用景物转换，如何从上到下或从下到上进行转换等。在整个法律情景剧中，利用到的场景是非常之多的，有利用宿舍的、操场的、饭堂的、家里的等，因为手机拍摄方便，同学们很容易能够取景，也让我们的同学们随时就可以投入到剧情的拍摄当中。

3.剪辑情景

当剧情拍摄完后，后期剪辑的同学们就开始工作了，但是对于剪辑完全不懂的同学们如何完成这项任务呢？这时候就得要求教师先学会，然后在课堂上教同学们。笔者刚开始也是不懂的，足足花了一天时间学习。剪辑视频一般采用Vegas这软件，为了让同学们熟练运用这个软件，光光在课堂上讲一遍是不够的，还要分小组上到讲台上实操，并把软件拷好，装到同学们的电脑上。同学们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经过讲解和实操后，大部分同学都掌握了如何剪辑，最后还利用这个软件做出了很多特效如模仿电视剧制作幕后花絮，不得不说这个过程给同学们提供太多学以致用的平台，不但通过拍摄全身心投入到剧情当中，让自己真切感受到法律的重要性，还学会运用剪辑软件，提升其他技能的学习。

4.探究情景

在规定的时间完成任务后，就到最后展示、探究情景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首先由每个小组派代表上台向大家介绍大概的案情故事，接着播放微视频，最后由同学们讨论并给予评分。评分标准为总分100分，其中（1）情景剧是否具有法律教育性占20分 （2）情景剧故事是否完整占10分（3）情景剧是否剪辑流畅占10分（4）情景剧是否添加文字占5分（5）情景剧是否具有吸引力占15分 （6）情景剧演员表演是否合格占20分（7）情景剧是否具有创新性占10分（8）做到了与其他组不一样的特别事情占10分。在播放情景剧的时候，由于是同学们自己参演、自己拍摄、自己剪辑，没有一个同学们不认真观看的，还不时发出笑声。

法律情景剧播完了，但是教学活动并没有结束。老师还应组织同学们在课堂上进行分享、讨论、发表各自的想法，并给予及时点评，深化同学们对情景剧的理解以达到心理的共鸣。法律情景剧把教育的痕迹淡化了，而教育的目标也就潜移默化地渗透进去了。

二、法律情景剧对学生法律素养的影响

1.法律情景剧，提高了学生的法律素养

当学期结束，每个小组为自己的劳动成果加上分后，笔者觉得法律情景剧是成功的。职业教育就是要培育各种各类专门人才，满足社会的不同需要。而在依法治国的大环境下，如何培养学生的法律素养显得尤为重要。法律素养是职业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法律素养是指一个人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一是指法律知识，二是法律意识、法律观念，三是法律信仰。法律情景剧不同于一般娱乐性的小品表演、音乐表演，它实际是法律实践的环节，对学生的法律素养有着较高要求。

首先学生在拍摄前，必须对剧本进行认真研究，选取什么样的题材都有进行仔细地研究和分析，将剧本里的故事、人物和情节进行深入探索，再借助合适的造型设计、千锤百炼的台词技巧、精心编排的场景以及与其他人物之间的真切交流才可能在荧幕上准确地展示、塑造人物形象，最后接受观众的考验。这一整个时期的教学中鼓励学生去主动思考、大胆参与，使每个学生都有充分参与和展示才华的机会，从而激发学生的法律意识，强化学生的法律素养，并从中学习法律知识。因此，法律情景剧就是老师和学生将法律以形象、生动的形式再创造的一种集法律和表演于一体的高参与性的活动。

其次，不容置疑，任何一个情景剧，没有一定的理解是难以成功的，这其中包括深入理解作品的主题、主要内容，明晰剧情的背景和剧中人物的生活环境，把握人物的性格特点及相应的动作、表情、语言等，这就要求学生必须仔细撰写、研读剧本作品，在撰写、研读的过程中揣摩、理解、把握作品的立意，吸收其所要反应的法律问题、道德准则，再去最大限度的贴合剧中的人物形象。因此，法律情景剧除了要了解法律的基本知识、基本理论，更重要的是感应剧中的法律情感。

法律话剧实际是学生创作新剧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扩展学生的法律视野，还可以培养学生以现代法制观念反观作品的内涵，不但提升了学生的综合素养，奠定了法律教育的基础，最重要提升了学生的法律素养。

2.法律情景剧，激发了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和动机

通过一个学期的教学实践表明，想要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学生必须具备主动的学习态度和学习的责任感。法律情景剧是以学生为主体，老师只是扮演者组织者和指导者的角色，并且情景剧生动、形象、互动性、参与性强的特点正是培养学生兴趣的制胜法宝。它通过短小精悍的故事情节、简短的剧幕，反映了学生对现实法律问题的理解和思考，其特点在于直观、有趣、渗透性强，比单纯的说理见效快，符合当代学生的心理特点，更易于被学生所接受。因而法律情景剧有利于培养同学们自主学习的能力，并让学生体会到学习法律的趣味性和实用性。

3.法律情景剧，提高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法律情景剧的完成不能仅靠一个人的力量，它需要一个团队的力量，这个团队里，有人当组长，统筹全部工作，锻炼了他的组织、表达、协调能力；有人负责撰写剧本，锻炼了他的写作能力、语言组织能力；有人负责当演员，锻炼了他的表演、表达能力；有人负责剪辑视频，锻炼了他制作视频的能力，最重要的还培养了同学们团队合作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思想上得到了交流与沟通，在沟通中去克服困难共同解决问题，从而增进了合作，在合作中他们懂得去倾听别人的意见，学会去尊重他人。

4.法律情景剧，提升了法律课教育教学的效果

一位哲人说过，个体的精神世界的建构与超越，绝非来自外在的强迫与压力，而是来自内在的认同与觉醒。如果老师仅仅在课堂上空说法律的理论，它必然像悬壶般空泛地凌驾于生活实际之上，因此我们应该让理论立足、渗透社会实际。将法律情景剧引入法律课堂，让大家积极主动地参与、思考，通过学生的自编自演，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法律问题用情景剧的形式表现出来，潜移默化，形成轻松、愉快、合作、和谐的良好课堂氛围，避免了枯燥的灌输式教育，有利于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活跃学生的思维，能极大地提升课堂的教育教学效果。实践表明，学生积极主动地参与教学活动，远远胜过老师的苦苦说教。

总之，在法律教学中引入法律情景剧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在通过自编、自导、自演、自作中张扬个性，施展才华；还可以消除学生对枯燥法律条文的误解，激发学生学习法律的兴趣，提升课程的吸引力，提高学生的法律素养；同时也丰富了课堂的教学形式，创新了教学手段。

参考文献：

[1]蒋燕红.历史情景剧引入课堂的实施策略[J].考试周刊，2009（9）：201.

[2]孔丽云.在经典话剧教学中提高表演专业学生的德育水平[J].邢台学院学报 2015（1）.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4

关键词：自由贸易协定,国际经济法律制度,影响分析

根据当前情况来看, 越来越多国家之间乐于进行经济往来、区域贸易安排, 但是与这种自由贸易协定相对应的法律体系却不健全, 其与多边法律体系相互共同存在, 起到不同程度补充的作用, 但是区域贸易数量逐渐增多, 自由贸易协定法律体系逐渐占主导地位, 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影响日趋明显。深入研究, 积极促进正面影响、降低负面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1 自由贸易协定基本概述及特征

1.1 自由贸易协定的基本含义

所谓自由贸易协定主要是指各国进行经济往来、自由贸易安排过程中, 为了改变现有的两者之间的贸易阻碍或贸易壁垒等, 为了促进两国或者多国之间的商品流通、经济自由、贸易往来等而签订的协定。自由贸易协定可以被定义为法律的一种, 其与自由贸易安排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 一般国家之间经济往来密切、自由贸易安排数量较多与之相应的协定自然增加, 久而久之形成了自由贸易安排法律, 同时形成的法律又反作用于自由贸易安排情况, 对各国经济利益予以维护、对各国自由贸易安排予以约束, 合理安排不同国家在协定中应遵守的义务及获得的经济利益。从分类方面来讲, 自由贸易协定方式主要包括经济、关税同盟;优惠贸易安排;共同市场和自由贸易区等。

1.2 自由贸易协定的特征

自由贸易协定特征表现在不同方面: (1) 自由贸易协定主体定位。从上述含义阐述中能够明确自由贸易安排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往来, 就于此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主体必定是国际认可的、国家或者国际组织即可, 必须要具备国际法律效益。各国家的个体领导者并不能够作为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主体。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一般是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 经济全球化不断凸显,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安排也逐渐增多, 贸易往来更全面、更多样。 (2)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促成统一行动。通常情况下两国之间或者多国之间可以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协定内容明确标注各国之间需要承担的责任义务及获得的经济利益等, 其具有比较明显的约束性。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国家保留好协议法律文本文件, 在自由贸易安排过程中双方出现分歧或一方违反协定内容等行为均要受到检查, 不能够按照自由贸易协定法律文件固定履行自身义务的国家必定受到协定签订成员的制裁。 (3) 内容丰富。从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情况来看, 同发展程度国家及地理位置临近国家之间自由贸易协定签订的比较频繁, 为了促进双方共同发展签订协议以此改变贸易壁垒。但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各国之间为了谋求发展及经济利益, 开始跨地区、跨发展程度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签订。同时自由贸易协定内容也日渐丰富起来, 其涉及的范围扩展至国家的知识产权协定、环境标准协定、基础的货物贸易协定、竞争政策协定和服务贸易协定等多方面。全球各国经济往来更加密切, 经济发展速度越来越快。

2 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影响

2.1 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负面影响

首先, 对第三国的负面影响。一般情况而言, 自由贸易协定能够表现出明显的排他性。自由贸易协定最常见的即为区域自由贸易安排, 通常相邻地区的两个国家或者该地区的多个国家之间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不属于地区范围内的国家想要参与其中, 共同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是不可以的, 如东盟成员拒绝印度的加入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与此同时, 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之间为了谋求共同发展机会多会制定优惠政策条件放宽与其他成员国, 这些优惠政策仅对内不对外, 即协议成员国以外的国家不能够享受到成员国出台的优惠政策。以上两方面内容为排他性的主要表现形式。通常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会实行机体贸易保护, 会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关税税率, 反倾销对策明显或者对于服务或者货物的配额上予以限制, 影响其他国与其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这可以被定义为贸易政策趋严, 对WTO组织的大部分第三国造成贸易出口困境、贸易经济利益降低, 协定外其他第三国的经济发展及国际地位的竞争力。

其次, 发达国家权力扩张。目前, 自由贸易协定基础越来越多, 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均参与到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活动中, 已经从传统同发展程度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发展成多元化、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但是这一转变进一步增加了发达国家权力扩张情况, 一般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签订过程中, 其更具发言权及解释权, 在条例主张上会更加苛刻。自由贸易协定缔结的各成员国均会首先从自身的经济利益、未来发展趋势、发展动向及实际发展情况等多方面出发, 均希望在自由贸易协定缔结中为自身谋求更大的经济效益, 所以, 更具有发言权的发达国家更能够限制外来产品的进入, 实现经济利益最大的同时有效保护了自己国家的产品利益。发达国家权力扩张会严重影响WTO经济组织的平衡, 不能够保证国际上各国之间公平进行经济贸易往来, 破坏世界多边自由贸易。与此同时, 由于发达国家权力扩张明显, 其所掌握的发言权更多, 自由贸易协定对其的约束作用也不明显。如果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缔结, 发达国家仅从自身发展水平及经济需求方面考虑出发, 提过过于严苛、不公的条例要求, 极有可能导致落后国家承受较大经济压力, 以导致其经济崩溃甚至出现国内政权动荡等, 这种情况不但不能够促进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的发展甚至会出现国家经济纠纷、影响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 阻碍发展。

最后, 违背WTO法律制度。WTO属于多边贸易体制, 与自由贸易协定的区域贸易体制之间存在一定差异性。前者涉及的缔结成员国较多, 不同区域国家均可以参加到WTO组织中, 同时不同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也较大, 主要为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国家, 在进行多边贸易安排过程中不同国家均需要在谈判中谋求更大的发言权及经济利益, 协调起来难度较大, 要想顾及到每一成员国的经济利益情况需要协调谈判很久, 同时谈判结果还不一定能够达到每一成员国的满意。但是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体制的建立, 逐渐受到不同国家的追捧, 主要是这一经济体制下的成员国大多数地区临近、经济文化比较相近, 同时普遍缔结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实力相当, 同时自由贸易协定缔结最少可以两个国家即可, 这就奠定了成员方数量少的基础, 在进行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过程中更易于调节, 更有利于保证不同成员国之间的经济利益。除此之外, 根据当前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来看, 良好的区域经济活动能够促进国家的经济发展, 为国家谋求跟大的国际发言权及解释权, 同时还能提升国家在国际经济的竞争能力及国际地位, 就于此越来越多国家积极参与到自由贸易协定区域贸易活动中, 与之相对应的WTO组织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一定冷落, 容易影响其法律制度的建立及组织贸易经济的活力。另外, 在近年来自由贸易协定缔结中发现有很多签订的协议条例完全违背了WTO组织相关规定内容, 其协定要求权力及义务远远超过了多边主义, 这是严重违背WTO法律的表现。

2.2 自由贸易协定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正面影响

首先, 促进多边体制成员结构的改变。从上述阐述内容中能够明确, 自由贸易协定具有比较明显的排他性和地域性, 这些特征可以看做是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负面影响也可以合理把握运用将其作为国际经济法律制度的正面影响。自由贸易协定多为同一地区的不同国家或者不同地区的同类经济发展水平国家, 这类国家通常具有统一的经济利益追求及市场发展背景, 通过自由贸易协定可以将其设定为一个团体, 在WTO世贸组织的谈判中作为团体单位成员的身份争取相应的发言权及解释权, 这能够有效改变多边体制成员结构, 自由贸易协定多国成员作为团体与超级大国、发达国家共同抗衡, 能够对其以往一国独大的局面予以控制和调整, 从而最大程度保证多变贸易谈判结果的公平性, 也能够为自己未来经济发展谋求更多有利条件。另外, 目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及不同地区国家之前也可以进行自由贸易协定缔结, 在缔结和谈判过程中维护自己国家的经济利益, 这就出现世界各国之间错中复杂的经济贸易关系, 多种多样的自由贸易安排, 保证自由贸易协定的任何权利及义务的制定均符合WTO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范围内, 在一定程度上来讲自由贸易协定就能够从不同方面制衡多边体制成员结构, 促进WTO组织结构中的不同成员国相互制约、相互影响、共同发展, 提高国际经济与贸易发展水平。

目前, 自由贸易协定中最突出、普遍的缔结关系即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一类的自由贸易协定缔结能够有效促进双方共同发展, 实现共赢的局面。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能够以更低门槛的形式进入到发展中国家, 占据一定的市场地位、获取到相应的市场份额及经济利益, 但是相反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鼓励自己本国内比较有竞争实力的产业投身于发达国家中, 能够为自己谋求跟广阔的发展机遇及市场空间, 能够保证本国资源配置更优化、更科学, 同时还有可能实现发达国家产业转移, 从而最终实现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升级, 提高竞争实力。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 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比较还有很大差距, 但是我国最突出竞争优势即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可以与发达国家性自由贸易协定中发挥自身优势, 促进我国经济水平有效提升。

其次, 弥补WTO体制法律不足。虽然国际经济WTO世贸组织已经建立有不同类型、地区国家参与到其中, 但是其相关内容法律仍存自一定缺失情况, 处于完全空白的状态。这也是由于WTO组织中国家数量众多、各国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及背景文化差异较大造成的, 对各国的经济往来及自由贸易安排仅应用WTO体制的贸易法律予以约束和维持, 其困难性较大。难以满足各地区、各国的经济需求, 同时也不能够保证各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合理有效经济合作往来。就于此, 自由贸易协定的出现应成为必然趋势, 从而形成了两种贸易合作形式, 其一是传统的全球经济贸易合作, 与之相对应的第二中即为地区经济贸易合作。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较少, 其在沟通、谈判过程中相对比较容易, 能够针对新议题的不同方面问题达成统一意见, 这是WTO体制法律所不具备的,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作为WTO体制法律空白的弥补突破口, 保证WTO体制法律的全面系统性, 促进其更加完善。

最后, 加快WTO有关贸易自由化的谈判进程。上述阐述内容不止一次的提到自由贸易协定成员国少, 谈判条件更容易突破, 谈判共容易达成统一共识, 从另一层面来讲这也是加快WTO有关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的关键点。另外, 从自由贸易协定中能够看出其设定的相关规定条例和涉及的范围更加广泛, 更能够合理量化不同成员国之间的责任义务及经济利益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为WTO体系的构成提供了经验, 有利于WTO多边贸易关系的完整性。WTO可以参考自由贸易协定中的有利信息, 在自身体制建设中未涉及到领域适当提出新课题, 有利于WTO贸易自由化谈判相关规则的设定, 能够促进谈判进程加快。虽然自由贸易协定中更多的是相邻地区国家之间的缔结或者是同一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缔结, 但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落后国家要想在国际经济中进一步长久发展均不能够仅仅依赖自由贸易协定, 仅可以将其作为WTO多边贸易体制的补充, 保证自身是在自由贸易协定中发展的同时低能够逐渐向多边贸易体制靠拢, 真正融入到国际经济发展体制中, 以提高自身国际地位。

3 结束语

国际经济体制的改变必然导致自由贸易协定出现, 其对国际经济法律制度会产生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和正面影响, 要合理调整负面影响、发挥正面影响的作用有利于完善国际经济法律体制, 促进国际经济高效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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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5

在西方传统中，人们习惯称西方文化为“基督教文化”，这是因为西方文化有着三大源头；

1。以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文明，后来发展为科学传统； 2。古希伯来文明和犹太教从对上帝的敬畏，引发出宗教原罪思想；

3。古罗马法制文明，发展为近代法制观念。而这三大文明都汇总于基督教，并以宗教信仰的形式在西方构筑起庞大的文化体系。

从历史发展来看,古希腊没有法律渊源的概念，因为当时的民主立法和民主司法不需要司法方法。只有在罗马法时代，法学发展到了较为精细的程度，“法律渊源”才在司法中得到应用。

古罗马人最大的贡献是“立法”。在贵族和贫民之间的激烈的矛盾和斗争过程中，产生了第一部成文法律《十二铜表法》，虽然此法律依旧维护的是贵族和上层阶级的利益，在那个时期却是文明的一大进步。

为了确保帝国境内各民族都能和平共处,罗马人制定出许多“公平且合理”的法律，以赋予公民权利，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对帝国法律大全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编纂，完成了《查士丁尼民法大全》即《民法大全》，其基本精神是自然法概念、所有权概念、契约精神，对西方近代政治思想人权观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也为后来的西方法律制度提供了蓝本，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完备的法律文献，罗马法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对后世立法影响深远。

汉语“法律渊源”来源于英文sourceoflaw，其拉丁文源头是fonsjuris。罗马法中的fonsjuris包括了两层意思：第一个层面的意思是,法律渊源概括出了古罗马法中哪些规范可以作为法官的裁判规范；第二个层面的意思是,法律渊源既是对国家制定法作为法官纠纷解决依据的肯定,也是对国家制定法以外的规范能够作为法官纠纷解决依据的认可。在西欧中世纪时期,没有足够的学术文献表明当时有比较发达的法律渊源理论,但是却有着丰富的法律渊源实践。西欧中世纪时期的法律渊源实践是伴随着西方法律体系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糅合了民众的需求、法官的智慧和立法的力量。

从法律思想层面看，教会对知识的垄断使之不自觉的成为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的传递者，教会法也成为从古希腊、古罗马法律思想到后世资产阶级法律思想，尤其是古典自然法学派之间的纽带和桥梁。教会法因为受到过古希腊哲学和罗马法的影响，特别是吸收了罗马法的一些原则和制度，并且在日耳曼王国时期，由于教会法地位很高，许多僧侣同时又是法学家，他们在各王国的行政、司法和立法中发挥着作用，对日耳曼法产生了影响，同时也使罗马法得以保留。而在12至15世纪罗马法复兴的过程中，正是教会法学家的努力，为罗马法的传播和罗马法学家的培养做出了贡献，同时促进了思想的解放，人文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近代西方思想文化开始逐步成型。

在这里最值一提的是阿奎那，他将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巧妙结合。既承认人的理性，又将其归功于上帝的赋予，认为自然法是人对上帝智慧的理解和参与，这就使自然法披着神的外衣在人间发挥作用，并成为后世资产阶级法律思想提出的重要思路，以格老秀斯、霍布斯、洛克、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为代表的古典自然法学派开创了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伟大时代。

中国是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文明古国，曾产生了灿烂的法律文化，中国古代法源远流长，称得上世界上最古老、最持久的法制之一。大多数时期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儒家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对于“法治”没有特别明显的造诣，但是古代中国也有过著名的儒家和法家关于法治和人治的争鸣，然而儒法关于法只是态度问题，而非理解问题，即都将法理解为统治社会的工具，与此相反，罗马法看成为全社会的调节器，一种确定权利义务的尺度和保障权利的手段。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6

关键词：资本制度；出资；虚报；虚假抽逃

一、公司资本制度的变革

公司资本制度是有关公司资本的法律制度。狭义的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公司资本的形成、维持、退出等方面的安排；广义的公司资本制度是指围绕股东的股权投资形成的有关公司资本运作的一些列概念网，规则群与制度链的配套体系。

我国有关于公司资本制度的规定经历过三次较大的修改：①1993年《公司法》的制定改变了1979年《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实施以来形成的内资企业适用注册资金制，外资企业适用注册资本制的双规局面，统一适用法定注册资本制，而且是严格的法定资本制，企业注册的门槛非常高。②2005年对《公司法》进行了修改：一方面降低了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另一方面该变注册资本的一次缴纳制度，实行分期缴纳的制度。对于2005年《公司法》在资本制度方面的修改，有学者作出了如下评价：新公司法实现了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从资本维持到公司资产维持的立法理念的转变。即由迷信资本信用转向崇尚资产信用，由侧重交易安全转向注重交易效率。③2013年12月18日，再一次对《公司法》进行了涉及三个方面的修改：第一、将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资本实缴登记制另有规定的外；第二，放宽了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资本实缴登记制另有规定的外；第三，简化登记事项和登记文件。

认缴登记制是英美国家及香港地区通行的公司注册规则，其含义为登记机关只登记公司认缴的注册资本总额，不再对实收资本进行审查和登记。即取消了登记主管机关的验资程序，出资验审由公司和股东负责，将资本的真实寄希望于行为人的诚信意识，自觉自律以及相互间的监督制约。

三次公司资本制度的修改，体现了公司立法理念的转变。实现了有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的转变。对于这种转变，公司法学者做出了如下解释：“资本作为一项资金，只存在于公司成立之际，公司一旦营业，现实中的资本已变形成资产，资本已无实际存在。实际上，公司资产才是对公司发生实际影响的物质基础。公司的经营活动要立足于此。相对于静态的资本而言，公司资产才能真实生动的反映公司信用状况”。因此，法律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相对于公司注册资本时的资本状况而言，应更侧重于公司运行过程中资产状况的规制，只有这样才能更有效的保护股东、债权人等的利益。

二、公司资本制度改革对刑法的影响

公司资本制度的每一次修改均带来（或应该带来）刑法的相应变动。在刑法与公司法的相互关系中，刑法的最后性和附属性表露无遗。随着公司资本制度的改革，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走向成为了大家热议的问题；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1.除罪化的主张

此种观点主张对于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作非罪化的处理；但是，在有关抽逃出资罪的处理上又有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抽逃出资罪与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是不同的，前侵害的是公司运行阶段的资本制度，后两者是公司设立阶段-的资本制度，因此，抽逃出资仍有存在的意义，但应该将抽逃出资罪改为抽逃公司资产罪并增设欺诈增资罪；一种认为对于抽逃出资罪也罪除罪化处理；并新增欺诈增资、违规增资罪。

上述主张的理由如下：①当前我国公司法在公司资本制度方面的立法理念已由迷信资本信用转变为崇尚资产信用，由政府干预经济转向政府引导市场主体自主经营。刑法中，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均规定在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中，其侵害的法益是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这样看来，上述三个行为实际上是在政府干预、监控经济发展理念的知道下建立起来的；背离了当前公司资本制度改革中体现出来的尊重经济发展规律、充分发挥商事主体的自治权以及转变政府职能的发展趋势。而且，我国《公司法》经过2005年和2013年的修改，其立法理念已经发生重大变化；97《刑法》仍是以93年《公司法》为基础的，相对于《公司法》严重滞后。②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的理论基础与现实需要不复存在。将实缴登记资本制度改为认缴登记制，取消验资的改革，使得行为人不会再选择虚报注册资本或虚假出资的行为，因为这样做是有害而无利的；导致虚报注册资本罪与虚假出资罪陷入虚置的状态。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的取消使得上述行为违法性不足，缺乏入罪条件。

2.限制适用范围

高铭暄教授认为，刑法关于资本犯罪的修订，不能简单的予以废除，而是需要在与新公司法相关规定协调的基础上，充分考虑某些特殊情况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虚报注册资本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不仅保护对资本制度的管理秩序，也保护公民经济生活安全和自由。认缴登记制的确立以及最低注册资本制度的取消必然会导致虚报注册资本以及虚假出资行为的减少，但是，涉及到一些特殊行业，如2014年出台的国务院《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明确了27类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特殊行业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仍有存在的必要。

三、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的完善

笔者认为，这三类犯罪的存在确实与现行《公司法》的理念存在冲突；而且2013年的修改更是加深了这种矛盾；但是，在我们还应该看到的是本次修改公司法的决定中有“除法律规定、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决定对公司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的规定；因此，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罪仍有存在的必要，只是限制使用范围，只适用27类特殊行业中。但是对于抽逃出资罪应该改为抽逃公司资产罪。因为，“出资”概念在股东完成出资义务之前有意义，一旦完成了出资义务出资便成为公司资产，“出资”已变成“股权”而不复存在，股东不可能在抽逃“出资”，其抽逃的只能是公司资产；所以，“出资”这一概念的使用不仅带来公司法理论上的困惑，也给司法实践中行为的认定带来很多困难。所以应该将抽逃出资罪改为抽逃公司资产罪。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7

关键词：会计记录文字,可以,必须,措辞

作为一名经济法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本人自毕业后进入高职院校任教并担任法律课专任教师, 虽然没有从事公、检、法的工作, 但毕竟没有荒废自己所学专业, 所以时常感到欣慰。本着教书育人的宗旨, 本人尽快完成了从学生到教师的角色转变, 为了增加自己的知识储备, 阅读了大量专业书籍, 在这个过程中的确充实了自己, 获益匪浅。于此同时, 在9年多的一线教学实践过程中, 也发现了一些我国立法方面的小瑕疵, 诸如法律条文中的措辞不够严谨, 会误导阅读条款的受众。本文中笔者将举一实例具体说明该问题, 希望能够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同时希望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以期能够有机会和同行进行交流与探讨。

作为高职高专院校的教师, 培养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动手能力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对于会计专业的学生来说, 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是他们从事会计职业的“门槛”, 是他们进入会计行业的“敲门砖”, 而会计从业资格证书的考试科目为: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会计基础、初级会计电算化 (或者珠算五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于1985年1月21日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自1985年5月1日起实施,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修正, 1999年10月31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 自2000年7月1日起实施。可以说经过修改的《会计法》已经完善了很多, 诸如增加了对会计记录文字的规定、取消了对记账本位币只能使用人民币的规定等, 使得新法较之以前各方面都更为严谨, 经修订后实施的会计法是我国会计法律制度中层次最高的法律规范, 是制定其他会计法规的依据, 也是指导会计工作的最高准则。《会计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会计记录的文字应当使用中文。在民族自治地方, 会计记录可以同时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民族文字。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国企业和其他外国组织的会计记录可以同时使用一种外国文字”。作为一名长期从事一线教学的教师, 笔者认为该条款当中的“应当”一词的使用, 就是《会计法》当中的一个小瑕疵, 确切的说“应当”这个词用的并不准确。每每讲到这一章节, 每一届的学生都会提问“老师, 法律条款明明写的是应当, 可为什么会计记录文字不可以不使用中文呢?”。学生的质疑并没有错误, 而且对于绝大部分非法律专业从业者来说, 法律条款当中既然规定了“应当使用中文”就是可以使用中文也可以不使用中文的意思。汉语言文化博大精深, “应当”, 顾名思义, 就是不必须的意思, 强调的是一种应然性而绝非必然性, 换句通俗易懂的话就是“可以或者可以不”, 照此解释, 我国会计记录文字可以使用中文, 也可以不使用中文, 我想这是任何一个从事会计工作或者学过会计基础知识的人都会耻笑的解释, 但从语意上讲, 上述解释并没有任何错误。之所以会受到耻笑, 原因很简单, 在我国的会计实践中, 会计记录文字必须使用中文, 这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在法条当中使用“应当”一词就会给受众以误导, 会让受众误以为会计记录文字可以使用中文, 也可以不使用中文, 我想这一定不是立法者的初衷。下面从两方面阐述理由。

1 从汉语言文学角度比较“应当”和“必须”的异同

现代汉语词汇中, 一个词的含义通常包括三个方面:词汇含义、语法含义和语境含义。“应当”在最新版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同应该”, 而“应该”的解释是表示理所当然。稍有语文常识的人都会知道, “应当”的语法含义为助动词, 起连接主语和谓语的作用。“应当”的语境含义较为平和, 比较中性, 感情色彩较为平实, 祈使中隐含说理意味, 语气较为缓和。“必须”的意思为事理和情理上必要, 一定要。“必须”的语法含义属于副词, 用以修饰和限制形容词和动词, 其语境含义感情色彩较浓, 语气较重, 通常表示强调和加重语气。显然在一句话当中, 使用“应当”和“必须”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 当然在法律条款当中也不例外。

2 从法律角度比较“应当”和“必须”的异同

虽然两个词都表示义务性法律规范, 但程度还是不同的。“应当”表示通常如此, 但有例外, 是有条件的义务, 是一种原则性的规定或一般要求, 因此允许在执行中有一定的灵活性, 通常情况下允许例外和特殊情况存在, 因此带有规范词“应当”的法律规范虽是义务性规范, 但是是有条件的弱义务。“必须”表示一律如此绝无例外, 是无条件的义务, 不论主体的意愿如何, 客观上必然要求主体去实施某种行为、实现某种结果, 因而带有规范词“必须”的法律规范是无条件义务性法律规范。

当然, 对于长期从事司法实践的人来说, 可能很容易区分法律条款当中的“应当”强调的到底是应然性还是必然性, 但是我们的法律条文并不只是颁布给少数法律从业者使用的, 其受众大部分还是一般的普通老百姓。这些普通的受众没有深厚的法律基础知识, 更没有丰富的司法实践经验, 对于他们来说只能依靠对词汇的惯常解释来理解法律条款, 因此希望我们的立法者在立法或修法的过程当中能尽可能考虑到普通民众对于法律术语的认知程度, 在对法律条款的措辞方面尽可能的做到严谨, 让绝大部分普通老百姓都能读懂法律条款的确切含义, 这样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因为对法律术语的“无知”造成的违法行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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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S].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8

一、元朝的法律制度

1.元朝律法的形成过程。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之后, 为了便于管理, 颁行了“大札撒”, 也就是将自己的谕旨作为了律法。这用于统治蒙古游牧社会颇有成效, 但在窝阔台灭金入主中原后, 这部简单的律法已经漏洞百出, 不尽人意了。于是窝阔台就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以金朝的《泰和律》作为律法来治理辖区。忽必烈即位后改国号为元。待元灭宋之后, 为了强化元朝的统治地位, 禁用金《泰和律》, 并于至元八年, 即1271年11月颁行了新立条律, 从官吏、赋税、盗窃等方面作出了规定。但这只是权宜之计, 为更具体, 更明确, 至元二十八年, 即1291年5月颁布《至元新格》, 刻版印发, 各司遵此为律。但该律法仅是一般性质的要求, 缺乏精细周密的条文律例, 在实际操作中, 往往令许多官吏无法可依, 左右为难。于是要求更新完善法典的奏议不断上报到朝廷。大德三年, 即1299年三月, 元成宗令重修律法, 次年编成《大德律令》, 但不知因何原因, 该律法并未颁布实施。武宗、仁宗时期, 也多次提出要修订法典, 但因朝臣意见不一, 终不了了之。直到英宗即位以后, 主张法治的大臣们再次提出修纂律令得到首肯, 至治三年, 即1323年2月编纂出《大元通制》并颁行天下。这是元朝最完整、成熟的一部法典。

2.元朝律法的特征。元朝的律法基本上是参照《唐律》而制定的, 如《唐律》中的五刑、十恶和八议, 元律法完全采用了。有些只是换了下称呼而已, 如《唐律》中的“刺史、县令”, 在元律法中就变成了“路府州县”。元朝的律法包含了蒙古因素, 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族的等级差别。“大札撒”的许多条例写进了律法:如军队的编制, 婚姻的各从本俗等。元律法对民族等级进行了区分, 体现了蒙古民族至上主义。如蒙古人与色目人犯了法, 当由断事官礼鲁忽赤进行审断;汉人与南人犯了法, 就由当地官吏直接审断。再如蒙古人若杀死汉人, 出点埋葬费就可免罪;若汉人杀死蒙古人, 则立即处死。元朝的律法呈现出“二元性”:在内容上, 是蒙古法与《唐律》的融合;在操作上, 是蒙古“国俗”与“汉法”的共存。元律法体现出民族等级观念, 彰显出蒙古族的优越地位。

二、元朝的宗教政策

1.元朝宗教政策形成原因。元朝统治时期, 道教、佛教、基督教与伊斯兰教相互并存, 没有因为民族间的战争被泯灭或压制, 而是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与壮大, 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源于成吉思汗颁布的“大札撒”并得到其继承者们的一贯执行。成吉思汗重创金国后, 占领了中国东部与华北, 对山东虎视眈眈。金、宋也不愿丢弃, 三方角逐于鲁。时全真教领袖丘处机, 德高望重, 手下信徒数以万计, 是一股潜在的强大政治力量。于是丘处机成为三方拉拢对象, 成吉思汗也于1219年出征西辽时差人携金牌礼请丘处机, 求问长生之道。丘处机谒见成吉思汗, 颇受礼遇, 其恩宠无以复加。丘处机告知治国之道, 长生之术, 欣然而归。感激成吉思汗之优待, 丘处机亲赴山东, 安抚人民, 遣其徒手持金牌, 遣返被俘为奴之人, 人人交口称赞, 社会矛盾消除, 蒙古在华北的统治得到巩固。这应该是成吉思汗最想看到的结果吧。成吉思汗攻下乃蛮部后, 太阳汗的儿子屈出律逃到西辽, 1218年, 成吉思汗派哲别为先锋征伐西辽, 特意嘱咐要遵从“大札撒”之“对于各种宗教, 不舍此取彼, 不尊此抑彼, 一视同仁, 不分彼此”的规定, 要善待信教徒。屈出律到西辽后, 娶了西辽皇帝古儿汗的女儿为妻, 然后密谋篡位, 独揽了西辽军政大权。屈出律原是景教徒, 攻占和阗后, 他竟然强迫当地伊斯兰教徒改信景教, 拒不服从的就施以刑罚或杀害, 由此激起了公愤。哲别兵临城下, 对城内百姓宣读了成吉思汗的“大札撒”令, 得到当地人民热烈的拥护和欢迎, 他们里应外合, 将屈出律全军消灭了。成吉思汗尊敬伊斯兰教的结果是, 毫不费力地铲除了对手, 更难得的是, 后来大批穆斯林加入到蒙古军团, 为成吉思汗及其后代们的军事扩张立下了赫赫战功。佛教的一个分支是喇嘛教, 主要存在于吐蕃地区。842年, 吐蕃赞普达磨被刺杀, 随后数百年间, 吐蕃就被大小寺院的法王所领导。为了纳降吐蕃, 就必须说服当时的佛教领袖, 表现出对佛教的礼敬。于是, 1219年成吉思汗手下大将木华黎攻陷岚谷后, 恭恭敬敬地送当地佛教名僧海云谒见成吉思汗, 受到隆重接待。窝阔台时期, 对吐蕃名僧也是尊敬有加。宗教是征服人心的重要武器。成吉思汗深知其中道理, 于是从自身做起, 并告知后代要尊重各教, 善待并重用各教领袖, 借助各教领袖的权威对自己的教徒进行有效的管理, 使其听从蒙古的统治。这该是元朝宗教政策形成的最根本, 最直接的原因吧。

2.元朝宗教政策的内容。对宗教兼蓄并容, 加以保护, 目的为了巩固蒙古的统治, 所以, 加强对宗教的管理, 是十分必要的。首先是设立相应管理机构, 加强对宗教的管理。成吉思汗时期, 道教势力最为庞大, 于是成吉思汗就亲自下诏给丘处机, 要其挟道教之众, 管理天下各教, 不使与朝廷作对, 各得所安。蒙哥汗时期, 因为吐蕃与南宋的佛教势力较大, 便使佛道分开, 分别由李志常掌管道教, 海云禅师掌管佛教, 后来又加封吐蕃名僧那摩为国师, 授玉印, 接替海云执事。忽必烈时期又设帝师一职, 成为元朝宗教人士所受礼遇的最高规格。忽必烈帝师八思巴掌管天下佛教及吐蕃事务, 其后为吐蕃归降立下不朽之功勋。佛教主要由宣政院主管。除了佛教外, 其他宗教也有自己的主管部门。道教归集贤院管理, 基督教由崇福司管辖, 回回掌教哈的司专管伊斯兰教。各教领袖都是朝廷大员, 有恩赐的特权, 替朝廷管理各教教徒, 顺从蒙古的统治。其次是对宗教减免赋税。最先享受优待的是道教。1223年, 成吉思汗亲自下诏免除道教的赋税和差发。其大意是:丘处机名下的所有道观、教徒, 只要登记在案的, 都免一切赋税。至元世祖忽必烈, 再次颁下圣旨:诸教皆豁免一切赋税, 寺观、道观等宗教场所之财产当地政府要给予保护。还有就是任用宗教教徒为官, 对各派宗教领袖大加封赐。佛教中为官最为显赫者就是帝师八思巴, 被册封为大宝法王, 赐玉印, 官阶一品;中原名僧子聪, 世祖元时官至太保, 正二品。各宗教团体皆有所属, 互不争斗, 对各民族的融合以及以后社会对宗教的管理造成深远的影响。

三、宗教政策对元朝法律实施的影响

1.宗教政策形成元律法的教俗有别。元朝的宗教政策致使元律法失去了公平、公正, 具体表现为教俗有别。蒙古民族普遍信仰宗教, 元朝的统治者也看到了宗教的利用价值, 即可以麻痹人民的思想意志, 有利于巩固元朝的统治地位;同时借助于宗教信仰, 蒙古统治者可以更好地与其他少数民族结成政治联盟, 强化蒙古族的政治影响力。所以在有利于朝廷统治的前提下, 元朝执行了宽松自由的宗教政策, 在律法上也予以优待, 做到了教俗有别。我们以元朝最为尊崇的佛教为例, 来看一下元律法对宗教的偏袒:元朝在中央设有宣政院作为管理全国佛教徒的行政机构, 帝师八思巴主持宣政院日常事务, 作为朝廷的一品大员, 八思巴还有其他特殊权力, 就是对于僧俗案件的审判可以对具体负责的中央司法机关进行干涉。以此类推, 地方上的一些高级僧侣也有权干涉地方司法机关对案件的审判。元律法《大元通制》中记载有对僧道犯法之人的处理办法:各地僧侣犯错, 只要够不上奸盗、诈伪、致伤人命等重大刑事案件, 地方官员不得对僧侣提出诉讼, 更无权审理, 当由僧侣寺院主持僧归问、处置。即使犯下大罪, 地方官员也只可审明案情, 无权裁决, 将审理结果报于宣政院裁定。如果是僧侣与平民发生了纠纷, 须由地方官员知会僧侣寺院主持僧一并审理, 其目的就是保护僧侣不受普通法律制裁, 结果就形成了宗教、司法、世俗三权共重的局面, 使僧侣的人身权利超脱于司法之外, 享受到游历于司法边缘而不被刑罚的特权。对于冒犯僧侣的平民, 元律法却制定了残酷的刑罚加以惩处:殴打僧侣的人, 要砍掉双手;辱骂僧侣的人, 要割掉舌头。

2.宗教政策对元朝法律实施的影响。教俗有别, 破坏了法律的公正严明, 使法律的尊严严重受损。元朝官吏大部分由蒙古贵族和高级宗教领袖担任, 元律法将他们置为特权对象, 袒护包庇。他们依仗特权去贪赃枉法, 一旦犯罪又轻易逃避惩罚。用这种本身即存在着严重缺陷的法律制度来调整社会秩序, 社会反而更加动荡不安。元朝法律制度造成的消极社会后果就是激起了广大受压迫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 加速了元朝走向灭亡的命运。时至今日, 国家政策对元朝法律的误导所造成的不良社会后果仍应当引以为戒。

参考文献

[1]杨华双.从法律制度看元朝民族宗教政策[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 (5)

[2]周爽.元代国家宗教政策初探[D].辽宁师范大学, 2011.

法律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篇9

关键词：法律英语,法律文化,语言习惯,法系,行文,词法,句法

法律英语 (Legal English) 是专业英语 (ESP) 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 其应用性、功能性在中外法律交流中居于重要地位。英语国家称法律英语为Legal Language或Language of the Law, 即法律语言, 指表述法律科学概念以及诉讼或非诉讼法律事务时所用的语种或某一语种的部分用语。法律英语在语言特点上具有专业性、术语统一传承性、语法结构复杂性、文体正式性、意义精确性等特点。

1 翻译法律英语应遵循的原则

法律英语在翻译的过程中, 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准确性原则。

对法律英语进行翻译应当表达清楚具体, 并尽量摆脱汉语思维习惯的影响, 注意两种语言在表达上存在的差异, 避免因使用错误的词语而使翻译失去准确性。

2) 精炼性原则。

即用少量的词语传达大量的信息 (Givinga lot of information in fewer words) 。但需要明确, 精炼性原则必须从属于准确性原则。在不能精确忠实于原文的情况下, 必须牺牲精炼性, 不惜以复杂的词句表达准确的意义。

3) 语言规范性原则。

法律用语是每个国家正式程度最高的语言, 是其所管辖下的所有地区中通用的语言。在法律文书的起草和翻译中有许多禁止, 如慎用被动语态、外来词、缩略词等。翻译时要使用官方认可的规范化语言或书面语进行, 避免使用方言和俚语, 尤其是现行法律中已有界定的词语。

2 中外法律文化的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准确性、规范性的影响

2.1 法律体系差异的影响

西方国家法律体系主要划分为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两大类。大陆法系注重法典的编纂, 成文法典为其主要法律渊源, 以法国和德国为代表。英美法系注重判例, 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目前世界上大约有26个国家属英美法系, 除英美两国, 其余主要是英联邦国家。大约有70个国家属大陆法系, 主要分布在欧洲大陆及受其影响的其他一些国家。我国特殊的历史与文化传统形成了我国自身特色鲜明的法律体系。法系的不同导致了法律渊源、法典编纂、法条适用及司法程序等许多方面的不同, 一定程度上造成中英文互译时存在语言上的障碍。英、美同属于一个法系, 这虽然意味着他们有很多共同的法律特征, 例如, 法律渊源、法典编纂、法条适用及司法程序等。但是, 英、美两国之间具体法律体制也存在差异, 这又使得两国在司法机关的设置、名称及职能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 法律英语翻译过程中, 首先要考虑法系的主要区别, 同时要把握具体法律体制的差异对法律词汇翻译的影响。

2.2 司法制度差异的影响

司法制度差异对法律英语翻译的影响, 可以以“verdict”一词的翻译为例加以阐述。英美法系诉讼制度中陪审团制度 (Jury) 最富盛名。刑事案件的裁定由陪审团做出。法官只是庭审的组织者和裁定的宣读者, 很难左右案件的最终判决。我国虽然原则性的制定了陪审员介入诉讼的相关立法, 但尚未确立陪审团制度。因此, 我国大陆法域中不存在“verdict”一词的相应语境。根据Oxford Dictionary of Law和Black’s Law Dictionary, “Verdict”一词首先指陪审团依据案件事实的认定或判决 (jury’s finding) 。在没有陪审员的裁判 (a non-jury trial) 时, 指法官对某一案件的粗略判定 (Black’s Law Dictionary) 以及验尸官的调查结果 (Oxford Dictionary of Law) 。而我国, 裁判的最终做出主要取决于审理法官的判断, 因此, 中文的“判决”翻译为judgment更为合理。

2.3 法律制度差异的影响

大陆法系有公法和私法之分, 而英美法系没有。英美法系有专门的侵权法, 而大陆法系没有。例如, 英国财产法律制度中有tenancy in common和joint tenancy两词。《英汉法律词典》将其分别翻译为“共有租赁”和“共同租借权”。但如果了解其财产制度和独特的信托制度, 可以发现这种翻译容易引起误解。两者区别在于, tenancy in common指的是共有人对共有财产享有可加确定的份额, 共有人死亡后, 其份额可转至其合法继承者手中。joint tenancy指的是合有财产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当其中一合有人死亡后, 其权利转移给生存的其他合有人, 而不是其继承者, 直至该权利转到最后的生存者为止。因此, tenancy in common译为“共有租赁”, joint tenancy译为“合有租赁”似乎更为合适。再如“highest penalty”, 翻译成中文意思为“极刑”。但如果了解美国的刑罚制度, 就会发现这样翻译会引起歧义。因为在中国, “极刑”的意义即为“死刑” (death penalty) 。但是在美国大部分州都已经取消了“死刑”, 所以在美国“极刑”并不是“死刑”的意思, 因此, 翻译成“最高刑罚”更为准确。

3 中英文法律文书运用上各自语言习惯对法律英语翻译准确性、规范性的影响

中国人在法律语言的行文上往往直截了当、言简意赅。而英美人法律语言用词精确、语法复杂、注重逻辑层次感。因此, 在法律英语翻译中, 要特别注意法律英语词汇和句法对翻译的影响。

3.1 词法上的影响

法律英语词汇的选择要求准确性高。法律语言是各种语言中最为正式的一种, 其正式性首先表现在专业性的法律术语上。它们具有特定的内涵、适应对象和范围。

在汉译英过程中, 要尽量寻找法律英文中现有的专业术语与之对应, 而不能随意运用非专业的词汇。例如:不可抗力在日常生活中可以翻译成irresistible force, inevitable force等等, 但在法律英语中, 其术语为“force majeure”, 其英文解释是“a clause in construction of contracts to protect the parties in the event that a part of the contract cannot be performed due to causes which are beyond the control of the parties and can no be avoided by the exercise of the due care.”其释义正好与我国民法规定的“不可抗力”一致。因此在法律文书写作和翻译中, 要用“force majeure”。同样, “罚金”要用“fine”, 而不用mone-tary、financial penalty等。

在英译汉过程中, 要注意英语词汇在法律英语中的特殊意义和在日常英语中的区别。英语语言在发展过程中, 词义的演变十分复杂。法律英语词汇自然而然地从多义的普通英语词汇中分离出来。有些词语具有特色很强的法律英语词义, 明显独立于普通英语, 有些词语在普通英语中具有某种含义, 而在法律英语中则具有另一种含义, 也就是说, 有些词语对法律工作者和对普通读者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下列常用词语是人们所熟知的一些单词或词组, 然而在法律语言中他们却具有完全不同于普通语言的独特的含义。例如, “consideration”通常指“考虑”“体贴”, 而在法律英语中的含义是“对价”“约因”。“present”一词在法律中的含义是“这个法律文件”, 当表示提交一份法律文件时, “presents”通常出现在短语“know al men by these presents”中, “by these presents”的意思是“通过这份法律文件”。可见, 法律英语词汇的词义是在英语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逐步从英语多义词中分离出来的, 这类词汇需要一定语境或上下文才能确定词义。

3.2 句法上的影响

法律英语大量使用状语从句和定语从句, 常常使用并列结构、复合句或并列复合结构, 从而使长句比比皆是, 意思晦涩难懂。但结构严谨、逻辑性强的长句保证了法律文书的严谨性和逻辑性。其特点是:

1) 大量使用If条件状语从句;

2) 大量使用定语从句;

3) 大量使用情态动词shall;

4) 大量使用被动语态。例如:If the party who leaves the deposit defaults, he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demand the return o the deposit;if the party who accepts the deposit default, he shal repay the deposit in double.翻译为:“如果给付定金一方不履行责任的, 无权要求返还定金;如果接受定金一方不履行责任的, 应当双倍返还定金。”这里, “If the party who leaves the deposit”、“if the party who accepts the deposit”为两个条件状语从句;每个状语从句中各包含了一个定语从句“who leaves the deposit”、“who accepts the deposit”;使用了两个shall表明了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使用了一个被动语态“he shall not be entitled to demand the return of the deposit”。此外, 为了保证法律条文的严谨精确, 有时会故意放弃言简意赅和通俗易懂。例如, 原文:为了调整海上运输关系, 船舶关系, 维护当事人各方的合法权益, 促进海上运输和经济贸易的发展, 制定本法。译文:This code is enacted with a view to regulating the relations arising from maritime transport and those pertaining to ships, to securing and pro-testing the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the parties concerned, and to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aritime transport, economy and trade.类似的法律条款都很长, 并带有各种复杂的附加修饰成分, 并列结构等句子成分;有时句子结构极为复杂, 晦涩难懂, 然而却能保证法律条文内容的完整性、准确性和填密性。可见, 在翻译法律英语文书时, 一定要仔细分析句子的结构层次, 才能准确翻译其含义。

4 结束语

清代法律制度对当时政治的影响 篇10

关键词：诉讼,法律,政治

法律制度不仅仅是法律的制度与规范的总和, 就其产生与影响而言, 它还是整个社会规范与制度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经济、政治对法律的影响, 学者多有研究, 而法律对同为上层建筑的政治的影响, 学界尚缺乏系统研究, 以清代法律制度对当时政治的影响为蓝本的研究几近空白。本文拟以诉讼制度为考察中心, 对清代法律制度对当时政治的影响问题进行探讨, 以深化对诉讼制度问题的了解, 窥视清代法律制度, 进而揭示清代法律制度对当时政治的影响。

一、从诉讼制度看清代的法律制度

考察清代诉讼制度, 尤其是其审级建置、程序设计和监督体系, 能够窥视清代法律制度的深刻理念, 复原清代法律制度的图景。

1. 审级设置。

清代的司法机关是清代诉讼制度最重要的执行机构, 包括普通机关和特别机关两部分。在普通机关系列中, 其审级设置分为中央与地方两大层级。在中央一级, 亦即专门司法机关的最高一级, 是刑部, 号称刑名总汇。在司法审判过程中, 刑部的职责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 复核各省徒罪以上案件。徒罪案件, 无关人命的, 督抚批结后按季汇咨刑部查核;有关人命的徒罪案件, 督抚审结后需专案咨部核复, 年终汇题奏闻, 遣军流罪案件亦同。有关死罪案件, 则依案情的轻重, 或者以题本专案奏闻, 或者以奏折专案奏闻。其二, 审理京师徒罪以上案件。其三, 会同复核各省秋审及朝审案件。”[1]就理论上而言, 因为刑部最终是归皇帝掌管, 所以刑部在司法审判过程中, 原则上是由皇帝最终核准, 但众所周知, 皇帝大权独揽, 国事繁忙, 因此, 作为行使权力的个人, 皇帝绝无可能就每个案子一一审核, 因此, 刑部实质上就处于司法机关中的最高层, 其判拟一般就代表了皇帝的意见, 具有最高效力。在地方一级, 分别是作为地方基层组织的州和县, 处于州县之上的是府, 府之上则是臬司。

地方基层的“知州掌一州治理”, 知县“掌一县治理, 决讼断辟, 劝农赈贫, 讨猾除奸, 兴养立教”[2]。地方的诉讼以州县为第一审, 第一审审毕后, 根据诉讼案情的轻重依次向上转至相应的审级审判。一般而言, 地方审理的诉讼主要是民事和轻微的刑事诉讼, 对于民事和轻微的刑事诉讼, 地方拥有全权, 法律效力于其审理完毕即开始。在府一级, 长官知府“掌总领属县, 宣布条教, 兴利除害, 决讼检奸”[2]。作为地方层级第二审的府, 职责主要是复核州县上报的刑案, 复审州县上解的案犯, 最后上报上一级的臬司。如果发现第一审的判定不当, 须得为驳诘, 而对于案情重大的, 要求把案件发回重审。臬司是地方层级最高的审判机构, 是全省的刑名总汇。臬司的职责主要包括:“一、复核寻常徒罪案件后转督抚复核。二、有关人命徒罪案件及军流案件于复审后转督抚复审。三、死罪案件复审后转督抚复审。虽然臬司的审判通常也就代表省级的意见, 但督抚是地方的最高审级代表。”[3]

由上可知, 清代地方层级的司法机关, 虽然有根据司法职能而设置的特点, 但同时又与地方的行政区划有较高程度的重合度。

2. 诉讼程序设计。

清代诉讼程序可以说是繁复博杂, 除了按层级进行的依法逐级审转这个正常程序外, 还有进行特别救济的特别程序。概而言之, 有以下几类。 (1) 会审。会审分三司全审和“九卿会审”, 是清代学习明朝的一个审判制度, 三司全审是指中央机关中的三大部门 (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 对于重大的案件进行集体的审理。如果有特别重大的案件, 由六部会同大理寺、都察院和通政司组成会审, 则称为“九卿会审”。三司会审与“九卿会审”, 其诉讼程序设置的最重要目的都是向社会传达追求公平正义这样一种司法信念, 因此其集体会审的都是在社会上有重大影响的案件。 (2) 秋审与朝审。秋审顾名思义是在秋季进行复审的制度, 一般而言, 秋审复审的都是经各地方层级最高的省拟处监候为死刑的案件。参加秋审的成员包括“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各部、院、寺和科道官员”。朝审则是带有鲜明的地域色彩, 针对的是京师地区的死刑案件复审, 可以说是京师地区的秋审, 其程序与秋审并无不同。 (3) 京控。清律规定, 为体现皇恩浩荡, 对任何的审判不公, 皆可向上一级呈控, 最高可到京呈控, 但禁止越级上诉。这一法律制度内涵的逻辑是上一级比下一级要公平正义。具体受理京控的部门包括登闻鼓厅、都察院和五城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

3. 监督体系。

为确保司法顺利运转及对当事人进行多种途径的救济, 清代设置了较为系统的监督体系。就宏观而论, 清代中央司法机关的“三法司”即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各有分工, 分别主管审判、监察与复核。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 三法司皆有一定的司法审判权及监察权, 从而构成了职能相互交错, 互相制约及监察的监督体系。

二、清代诉讼制度折射出清代法律制度的理念

清代诉讼制度所折射出来的是清代法律制度的深刻理念, 梳理其理念, 主要有二。

1. 社会秩序掌控。

以现代法律制度原理去观照, 清代诉讼制度中的审级设置, 其目的实质上并非为了强调程序的分级与制约, 更不是为了保障当事人的相关权益, 而是私法秩序维持说和纠纷解决说的反映, 体现了政权在诉讼过程中的管理性特征, 根本目的是为了确保整个社会秩序能够在掌控中, 尽管在客观上, 这一审级设置在某种意义上表现出对当事人权益的关注及力求实体公正。

2. 建构皇权公平正义、人命关天的幻象。

清代诉讼制度中, 无论是秋审朝审还是京控程序, 通过最后把关式的程序设计, 尽管对各级司法机关都有一定的震慑作用, 防止各级司法机关草菅人命, 但秋审和朝审制度一日审毕的细节设计却说明了这一制度的局限性, 它既不可能防止冤假错案的产生, 又不可能防止司法腐败蔓延, 更不可能实现审判的公平正义。因此, 这一制度的最根本目的在于建构皇权公平正义、人命关天的幻象, 给处于遭遇司法不公的当事人予以迷幻药。

三、清代法律制度对当时政治的影响

关于法, 特拉西玛库曾说过:“每一种统治者都制定对自己有利的法律, 平民政府制定民主法律, 独裁政府制定独裁法律, 以此类推。他们制定了法律明告大家:凡是对政府有利的对百姓就是正义的, 谁不遵守, 他就有违法之罪, 又有不义之名。”特拉西玛库对于法的理解形象地描绘出了法律制度与政治之间的部分关系。因此, 所谓法, 其实质不过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 它是由国家制定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体系, 它通过规定人们在相互关系中的权利和义务, 确认、保护和发展对统治阶级有利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 是统治阶级实现阶级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工具。制度是用以调整个体之间、个体与组织之间以及组织与组织之间关系的规范体系, 其中法律是最高形式的制度规范。但特拉西玛库没有说出法律与政治的另一部分关系, 即当法律制定出来并开始实施后, 它对政治会有反作用, 这个反作用就是通过一整套规范体系调节、制约和形塑人的行为以维护统治秩序。据此而言, 对统治秩序最大的威胁来自于偶发的个体行为, 因此, 要保持政治统治长存不衰的最佳途径就是用严格的法律制度或规约去约束人的行动。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通过制定法律制度去约束人的行动以求得统治的稳定, 对统治者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理论上的诱惑, 更是现实之需。

就此而言, 清代法律制度不过是清代统治者意志的反映, 在司法行政合一的专制时代, 法律即政治, 统治者制定法律制度的出发点是巩固与维持统治和秩序, 这一立场意识决定了民众权益的保障只能是退居其次。在审级设置上, 它显示出了强烈的社会危害性排序等级处理倾向。在程序设计中设置各种特别的程序, 其目的主要是满足社会对公平正义的需求, 建构皇权与人命关天的幻象。在监督体系中, 通过多维的监督体系建立相互制约的制衡机制, 既确保自上而下权力的通畅, 保障专制权力的统治需求。

以现代法理思想观照清代法律制度对到时政治的影响, 当时以地方行政区划有较高程度重合度的地方行政首脑负责制的法律制度设置, 以多主体共同参与而产生的相互制约制度, 利于维护司法的公正性, 维持专制的统治等。但是, 皇帝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 其理想和立场都是维护自己权倾天下的地位, 对于任何有可能削弱自身权力的制度设计, 他是绝无可能去实行的。即使最有变法意图的光绪帝, 其出发点不过还是为巩固皇权统治, 而最终亦被顽固的皇权保守派慈禧所打压。因此, 法律制度的设计与制定注定了只能是自上而下、由上任命, 同时也层层向上负责的政治体系。这样的政治体系对统治稳定有自然的倾向, 几乎在如何情况下, 统治安全都是最优位的选择。这种司法氛围下, 官员的司法心态日益功利化, 法律工具主义的法律观盛行。

究其根源, 清代法律制度存在两个根本性缺陷:首先, 法律制度仅仅属于一种对上负责与自上而下的监督的法律制度, 监督体系中没有预留任何的自下而上的监督因素;其次, 作为一种行政监督机制, 其内部又缺乏权责明确的划分。清代的法律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曾起着维系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 但这两个缺陷导致清朝无法突破其法律制度的框架桎梏, 为政治改革提供动力支持, 最终成为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因此可以得出结论, 建立民主的监督制度和合理的分权制度, 是从根本上解决清代法律问题的出路。

参考文献

[1]那思陆.清代中央司法审判制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赵尔巽.清史稿[M].中华书局, 1976.

浅议儒家思想对中国法律的影响 篇11

关键词：儒家思想；法律；法治

一、中国法律儒家化的历程

儒家思想定义：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人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简言之，礼治，即贵贱、长幼、尊卑各自有序，维护等级制度；德治，以道德感化人；人治，以人为本位来治理国家，即，有人治，无法治。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形成了礼法合一的特色，影响深远。在西周时期，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开始阶段。西周的法律思想是“以德配天，明德慎罚”，强调德治和礼治；而到了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这是中国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阶段。这一时期，儒家思想开始渗透到立法领域，掀起了引经注律的高潮；在隋唐时期。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过程，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古代礼律关系密切，而司马氏以东汉末年之儒学大族创造晋室，统制中国，其所制定之刑律尤为儒家化；隋唐后到明清时期，这是儒家化的高峰时期，儒家伦理的建立与形成对于中国宗法家族的形成和义务本位的伦理社会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二、儒家思想与法律的关系

儒家思想究其根本就是道德规范。从本质上来说，礼与法是相分的，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道德和法律有着明显的不同。首先，两者的产生和发展不一样；其次，作用的方式不一样。法律是依靠国家强制力量，道德则是依靠社会舆论、风俗习惯起作用；最后，作用的范围不同。由此可见，儒家伦理法律化，改变了道德起作用的方式，夸大了道德的力量；法律道德化现象，扩大了法律的作用范围，从而缩小了法律的威力，最终使二者之间的界限模糊化。

三、儒家伦理思想对传统立法司法的影响

儒家思想经过不断的改造和发展更加适应社会和政治的需要，自西周以后，开始不断的对法律各个领域产生影响，成为立法司法中的重要因素。在立法方面，中国历史上统治者的立法目的都非常明确，在于维护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当时法律不是用来保护私有财产的。在司法反面，一方面，因为对现实的关注使司法技术发达。如在西周就形成的对故意过失的区分，疑罪从轻的原则，其后的证据搜集检验制度、法医技术等，都说明中国古代司法技术的发达。另一方面，对人的关注还导致司法中温情主义的出现。

四、儒家思想对当今立法司法的借鉴意义

儒家思想的核心，在于礼治，德治，人治。即以礼治国，以德治国，以人治国。儒家思想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可能不像封建社会时与法律结合紧密，但今日的法律里也有很多制度体现着儒家思想。

我认为儒家思想对于法律与法治的发展与制定有其众多的优点，当然也存在弊端。

1.儒家伦理的德治思想

德治思想贯穿整个儒家学说。中国法律文化有别于西方的法律一大特色就是无处不在的一种道德的弥漫。实施上就是实质正义与形势正义的不同。中国人民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大多数人规制自己时遵循合乎道德，守德大于守法。为了实现法治社会，缺少不了法律，法律的遵守，实施，完善又是法治的根本，其中“德治”的思想是一个重要因素。

2.儒家伦理的人治思想

人治和法治，就是依人治国和依法治国。儒家思想中的人治与当代提倡的法治在治国策略上是相悖的，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要求是“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一个是强调权大于法，一个强调法大于权。但是在法律的制定和运用方面这两者就没有如此相悖了。因为儒家思想中人治中的人是有道德的人，所谓贤人政治。中国当代的立法司法中，并没有用“人治”思想来治理国家，而把这种贤人政治吸取其中精华，去其糟粕，在法律制定和运行中进行了很好的运用。

3.儒家伦理的礼治思想

礼治强调宗法伦理观念，宣扬"性善论"。概言之，儒家的礼治思想就是：人生来就是不平的，人在社会上的贵贱和在家族中的亲疏、尊卑、长幼的差异是天生的、是生来就注定的，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必须符合他们的身份和政治、社会地位，不得有丝毫的僭越。不同身份的人有着不同的“礼”，不同的行为规范。人人要徇礼守法，遵循固有的社会地位和相应的社会规范，便可维持理想的社会秩序，国家就可以长治久安。

五、结语

儒家思想是古代学者留给当今最重要的精神财富之一。人民喜欢用道德来评判事物的是与非，喜欢对于某些事情用是否合乎道理来决定。当某种伦理道德在多数人民心中达到共识，且人民自我无力规范的时候，这时这种道德理念就需要强化为规范，这种规范就是法律。从而法律成为人民维护信仰的终极手段。所以，从儒家思想与法律的历史互动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如何在法律层面对中国史产生影响的，亦可以看出它是如何在制度的层影响中国历史的。儒家思想的法律化，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潮流，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参考文献：

[1]宋林希.略论中国传统法律思想[M].文史博览（理论）.200705

[2]陈新宇.中华法系法律儒家化的法理分析[J].科教文汇（上旬刊）.200712

[3]夏静.简论中国法律的儒家化及其影响[J].淮阴工学院学报.200702

[4]樊鸣.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J].法制与社会.200704

[5]韦宇洁.亲亲相隐原则及其现代意义[J].法制与社会.200705

[6]李芬.西周法律思想和制度综述[J].南昌高专学报.200303

作者简介：

许祥鑫（1988～），男，汉族，福建南安人，工作单位南安市人民法院刑二庭，研究方向：法学基础理论。

宗教信仰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篇12

关键词：宗教,信仰,法律,制度,影响

一、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立法原则

(一) 立法要和和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相适应

这一原则也就是要在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权利对统治阶级的统治有有利作用, 对社会的稳定及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的时候, 统治阶级对这一权利所采取的措施就是保护;反之, 统治阶级对这一权利所采取的措施就是限制。很多国家的新政权在刚刚建立的时候, 为了对就政权的残余势力进行镇压, 就会把对自己不利的宗教予以取缔, 代之以对自己有有利作用的宗教, 之后, 一旦新政权得到了巩固的时候, 又会对各种已经存在的宗教以及教派采取宽容的态度, 从而来是社会秩序得到稳定。

(二) 立法要符合自由的相对性

自由是不可能有绝对的, 在各个国家的宗教信仰自有法律条文当中, 总是能够看见这样那样的一些限制性条款, 这一原则是把正义作为准则, 把他人的权利作为限制, 把自然作为原则以及把法律作为保障。

(三) 立法要做到权利和义务的统一

法律权利指的就是国家通过立法规定, 来对人们能够自主进行一些行为以及不能够进行一些行为做出限制和认可, 也就是说, 没有无义务的权利, 反之也不应该有无权利的义务。

(四) 立法要符合国情和历史传统

从世界上一些国家对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不难看出, 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主张都是要把不同的宗教情况以及历史传统进行考虑, 都是对国家的实际情况进行考虑, 如果宗教在某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会起到阻碍作用, 那么, 就会对它进行抑制, 尤其是对于那些政教合一的国家, 更应该这样。

二、国家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法律保护和限制

(一) 法律保护的规定

在涉及信教自由和不信教自由的时候, 绝大多数国家都是从正面对公民享有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了规定。对于不同的宗教来讲, 他们在政教合一以及国教的国家地位的确立既是平等的又是不平等的, 首先, 地位的不平等是国教只有一个, 对于其他的宗教来讲, 它们的地位和国教相比较起来, 地位相差甚远;而说他们之间是平等的是有些国家有这样的规定, 也就是一切宗教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反过来, 在不是政教合一或者是没有把国教的国家地位进行确立的国家来讲, 不同的宗教的地位使基本上平等的, 这样说是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国情、每一个国家的宗教历史传统都是不一样的, 一些国家在对实际情况进行充分考虑的基础上, 会对个别的宗教进行限制和禁止。

在信教者以及不信教者这两者之间的地位的平等问题上, 出了有个别的国家之外, 世界其他的国家都规定了他们都有平等的地位及权利, 可以说, 两者和公民法律地位的平等是差不多的。

(二) 法律限制的规定

世界各国对关宗教信仰自由的限制性的规定是各不相同的, 但总的来讲, 主要内容有对某一种宗教的禁止性规定, 对新建教会的禁止性规定, 有关特殊主体在宗教信仰方面的一些特殊规定, 对宗教、教会以及信教者的一些言行的新执行规定, 以及对信教者不能够享有特殊权利等等这些方面的内容。

对于对某种宗教予以禁止的这些规定, 它主要是针对那些被国家的统治者认为是对宗教派别之间的和谐有破坏作用的, 并且对社会的稳定有不利作用的宗教或者是派别, 或者是一些带有邪恶性的宗教。

虽然, 在每一个国家都会有对公民信教自由以及不信教自由的相关规定, 但是有一些国家会对某些特殊的民事主体以及公民进行一些特殊的规定, 就比如一些国家会对未成年人的宗教信仰加以限制等等, 在这些国家的宪法中, 体现出了对宗教信仰的主体可以进行一些特殊的规定, 但是对宗教信仰者来讲, 不能够享有特权。

对于对宗教、教会以及信教者的言行的限制来讲, 在各个国家的宪法以及法律中都是比比皆是的, 对于这一系列的规定来讲, 它是自由的并不是绝对性的原则的一个具体体现。

三、结语

总之, 宗教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朵奇葩, 正常的宗教信仰自由是现代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所在, 而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 它在宗教信仰自由领域应该要把自身所应该具有的价值予以充分体现出来, 对于一个国家来讲, 把宗教信仰自由纳入到社会法治化的进程当中, 将会有利于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但是对于我国来讲, 在宗教信仰自由这一方面的法律和法规还很欠缺, 需要进一步的完善, 一些不法分子或者是邪教组织的扰乱社会的现象仍然层出不穷, 所以, 我国应该要借鉴世界各国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先进立法经验, 来对我国的相关法律和法规加以完善, 从而使我国的宗教工作得以走向正常轨道, 进一步使得我国的宗教工作能够切实保护好公民的信仰自由。

参考文献

[1]吴向军, 宗教与法的关系论纲[D], 中共中央党校, 200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