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共8篇）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1

对市场经济下社会道德观念嬗变的思考

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与之相联系的道德观念也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对计划经济及其道德观念的反思,使人们认识到任何一种道德观念形态的存在都必然受到社会大文化背景,尤其是现实经济基础的制约.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其整个社会道德观念是对个人自主性的排斥和对个人绝对服从“集体”与国家的强调.市场经济体制,必然促进社会道德观念的变革,推动基本利益关系和基本行为准则的调整,重塑社会成员的`集体观念、社会责任感和道德意识,建立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规范,并以此推动整个社会道德体系的建立.

作 者：苏海元 陈协世 作者单位：鄂州大学,计划财务处,湖北,鄂州,436000刊 名：鄂州大学学报英文刊名：JOURNAL OF EZHOU UNIVERSITY年，卷(期)：9(1)分类号：B82-053关键词：社会道德观念 市场经济体制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2

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在20世纪后期获得了快速发展, 早期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多将区域整体作为研究对象, 较宏观的观察诸如区域结构、区域增长模型、区域政策等问题。随着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 逐步拓展到了微观层次, 深入分析企业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但很少从微观视角来研究农村区域的经济发展问题, 特别是极少关注农户及农民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然而在我国农区, 农户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主体, 尤其是在中西部农区, 工商业十分薄弱, 生产经营组织以家庭为单位, 农户成为区域内最重要、最基本的生产单元, 农户的生产、经营、消费行为成为农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观念决定行为, 行为决定着农户家庭的各项经济活动, 因此农民观念是影响农区经济发展的关键。

河南省是中国农业大省, 乡村人口数占全国的8.6%, 为全国第一。但其农区经济发展水平普遍偏低, 特别是其东南部农区, 工业化、城镇化水平低, 农村人口多。河南省东南部地区包括商丘、周口、驻马店、信阳4个地级市, 乡村人口占全省乡村人口的40.3%, 耕地面积占河南省耕地面积的41.0%, 人均生产总值仅为5365元, 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该地区地处黄淮平原, 土地肥沃, 气候适宜, 农业资源丰富, 是全省乃至全国重要的农副产品生产基地, 地理位置优越, 交通条件便利。虽然具有农业资源条件较好等优势, 但是该部分农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

本文试图通过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 了解当前河南省东南部农区的农民观念, 以及该地农民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数据的获取及调查农区的基本情况

1、调查区选取

在该区域村庄样本的选择上主要考虑以下几方面原则:一是兼顾不同经济水平, 二是兼顾不同的地理环境, 三是兼顾不同农业类型。并依据整体调查与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调研村庄的选取, 抽样调查主要依据抽样技术中的多阶段抽样、不等概抽样与整群抽样相结合的方法, 选取了河南省东南部农区的3个村庄, 即周口市鹿邑县辛集镇董楼村、驻马店新蔡县十里铺乡宋圈村、信阳市潢川县白店乡陈湾村, 作为调查区域。

2、调查区域概况

董楼村地形以平原为主, 交通便利, 耕地面积1740亩, 以种植小麦、大豆、玉米为主, 全村没有专业种植和养殖户。宋圈村地形以平原为主, 交通便利, 临近106国道, 耕地面积4644亩, 种植农作物种类较丰富, 主要是小麦、大豆、玉米, 部分种植棉花、芝麻、花生、蔬菜, 全村共有专业种植和养殖户8户, 规模均较小。

陈湾村地形以丘陵为主, 农户居住较为分散, 少部分地区交通不便, 共有水田2001亩、旱地600亩, 水田主要种植水稻和油菜, 旱地主要种植大豆和红薯, 及少量芝麻, 全村共有专业养殖户5户。经实地调查, 这3个被调查村庄附近均没有工商业企业。

3、数据描述及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对农村农户的实地调查, 对以上3个村庄每村随机调查了大致60个农户, 共计获得了177份有效问卷, 占3个村庄总农户的12%。调查数据直接取自农户及各村村长, 调查采用访谈式, 依据事先印制好的问卷进行访谈。调查问卷经过编码处理, 在SPSS系统中形成了177家农户的相关数据库, 库中数据经过内部协调性检验, 个别地方作了核实修改, 成为本研究的依据。

4、农户基本情况

调查的177个样本农户的基本状况反映了其欠发达经济社会特征, 3个村庄周围都没有工商企业, 说明3个村的工商业经济发达水平也很低, 因此所调查的3个村整体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 属于欠发达农区。户均毛收入的75.1%来自非农活动, 即外地打工和兼业活动。

三、农民的观念

由于农户的生产、经营、消费行为是农区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而农户的行为主要是由作为一家之主的户主所决定, 因此了解农户户主的观念, 更能反映出农民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1、自主发展观念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竞争型经济, 要想在竞争中站稳脚跟并不断发展, 就需要不断的发展自我, 以适应外部的竞争环境。农民自主发展观念的强弱, 直接关系到其寻求发展机会愿望的高低, 也是带动整个农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从调查的整体情况上来看, 农民保守、落后的思想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改变, 自主发展观念匮乏, 进取心不足, 安于现状。由于户主是一户农民家庭的主心骨, 决定了每户农户家庭的发展方向, 通过对董楼村、宋圈村、陈湾村3个村的调研情况分析, 发现农户户主业余和农闲时间, 串门聊天、看电视、打麻将 (打牌) 的比较多, 占比达到77.6%, 认为自己无事可做的户主达到了5%, 表明户主心思不放在如何致富和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上。然而, 利用闲暇时间学习技术知识的户主只有2%, 表明户主们自主发展的愿望不强。户主在农村一般是一家之主, 农户作为农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单位, 户主的观念对全家经济的发展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调查数据表明户主们的自主发展观念十分薄弱。

通过对农民希望通过什么方法和希望学习什么技术来提高自家的经济实力的调查, 也反应出农民追求自主发展的观念。调查结果显示有50%以上的农户户主没有想过需要什么技术来提高自身的能力, 对学习技术愿望不强;对今后如何提高自家的经济实力的观念, 近50%的农户户主对提高家庭经济实力没有新的想法, 主要还是依靠种地、打工、依靠下一代等, 还有近25%的农户户主根本没有想过要如何去提高收入, 说明农民安于现状的观念比较强。虽然众所周知城乡经济收入差距严重, 且被调查地区农户的经济水平偏低, 但是80%以上的农户户主都对自己的生活现状表示基本满意和满意, 农民小富即安的观念也比较浓厚。对农民生活满意度的分析结果表明, 一方面虽然农民生活水平普遍比城市居民的低了许多, 但是对生活现状比较满意, 整个乡村社会生活比较和谐;另一方面, 也揭示了农民普遍存在进取心不强、自主发展观念不强的问题, 这些思想使得农民过于满足现状, 不利于激发农民的开拓和创新精神, 缺乏提高自我家庭经济实力的动力, 从而导致该地区整体社会经济发展不活跃。

除此之外, 所调查的农区农民习惯于传统的生产和生活轨迹, 在农业生产方式上, 仍然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状态, 农产品的出售比重只占56%, 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比较低, 且局限于传统农作物的种植, 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到90%以上。在种植何种作物的决定上, 48%的农户是因为传统习惯和模仿别人;21%的农户认为是田地的特性;20%的农户是因为省工和投入少;只有11%的农户是因为市场需求而决定种植何种农作物。虽然也存在养殖业, 但是都没形成规模。相比之下, 那些农业经济发达的农区, 多数情况下, 农业结构得到了优化, 积极发展了经济作物的种植和专业化的养殖, 形成了专业合作社, 从事合作生产经营活动, 实现规模经营, 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极大提高。

2、投资观念

经济学界对于投资的研究由来已久, 但直到20世纪后期才有完整体系的投资理论, 投资理论经历了从收入决定理论和加速器原理、经济增长理论和金融投资理论等的演进。从本质上说, 农民投资观念以及投资决策与厂商投资行为相一致, 都是为了获取更大利益, 但是受到中国传统小农思想和经济条件的约束, 投资观念比较淡薄, 除了传统农业生产必要的投资外, 非农投资行为非常少。

从调查结果分析, 近10年来有非农项目投资的农户仅为18.6%, 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谋生的方式多为到城里务工, 自我投资创业的观念不强。在投资方面表现出更多的怕承担风险和依赖的思想。有55%以上农户户主没有投资致富的愿望, 并选择等待和观望同村人投资致富之后再做决定, 规避投资风险的观念严重, 这必然导致丧失大量投资致富的机会。这些周围没有工商企业和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的欠发达农区, 由于尚未受到市场经济竞争思想的冲击, 仍保留着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思想, 农民内心深处仍存在着对政府的依赖思想, 提及如何致富, 更希望政府能够在项目、资金、技术等方面给予扶持, 使他们既能致富、又不需要投资或承担风险。在如果获得资金积累后, 仅有40%左右的农户户主愿意再投资赚钱, 表明农户继续提高经济收入的愿望不强。在这种害怕承担风险和具有依赖性的投资观念的影响下, 农户提高经济收入的速度必然十分缓慢, 转变思想观念是促进农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3、社会交往观念

行为个体通过正式合约和非正式联系而结成的关系便形成关系网络。农户的关系网络主要是由非正式联系构成, 农户的社会交往便是这种非正式联系, 这些联系组成了农户关系网络。而农户同何人联系, 主要是由其观念决定的。在我国农村地区, 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主要是以农户家庭为单位来进行, 因此本文的农民社会交往研究也以农户为对象。

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的异质性越大, 通过弱关系摄取社会资源的机率越高;人们的社会资源越丰富, 行动的结果越理想;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社会资源, 并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 而是通过个人的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来获取。网络对参与关系的行为个体甚至整个区域产生重要的影响, 它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也可以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

人们在非正式关系中所产生的信任、凝聚力、互惠、忠诚等社会资本, 促使关系网络的产生。行为主体在关系网络中相互激励、争相学习与模仿, 既竞争又联合, 使区域整体实力不断提升。农户社会交往关系网络的构成状况, 表明了农户的开放程度, 以及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 获取社会资源的能力越强, 其自身经济发展的现实能力与潜在能力就越强。通过网络关系的内在作用机制, 能影响和带动网络内其他社会成员的发展, 从而影响到整个农区经济的发展。

受利益、生活、生产、娱乐等内在驱动, 农户在交往过程中形成关系网络。农户网络关系的广度与深度并不是自发形成的, 而是由农户对外交往的观念所决定。农户交往的主体主要受到亲缘、血缘等观念的影响。

农户在生产、生活过程中与他人发生各种交往, 这些交往主要包括生产上、生活上、务工上的互相帮助等。农户以获取帮助或给予帮助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对农户及整个农区的发展作用较大, 因此本文在调研农户社会交往关系时, 着重调查了农户获取帮助的社会关系。根据所调查区域的现状, 农户在获取帮助的对象类型主要有兄弟姐妹、儿女、父母、近亲、朋友、邻居等。

通过对调查结果分析, 被调查农户的交往范围50%左右都在本村内, 和外界的交往较少, 而且获取帮助的对象95%左右都是亲戚和邻居, 非亲缘和地缘所形成的朋友关系只占到5%。说明农户的交往网络十分狭窄, 获取社会资源的途径比较少, 除了亲戚和邻居之外, 从朋友中获得帮助的也很少。然而在农户居住区位比较固定的情况下, 其邻居的变动性也十分小, 而且由血缘关系而形成的亲戚关系也是不可变动的, 这些表明农户关系网络的拓展性很弱, 农户的开放性不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开放是必然的, 固步自封是导致落后的根源。欠发达地区农户的社会交往关系网薄弱, 导致了获取发展的机会相应较少, 经济实力提升较慢。

四、农民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由于农民观念作为一种思想体系, 很难将其用相应的数字表达, 指标体系的建立十分困难, 因此只能部分的测量农民观念对其收入的影响情况。又因为投资量的多少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的影响, 本文将农民投资观念中包含的农户近10年来有无非农业投资项目, 是否打算贷款, 认为所需要的技术作为自变量, 将农户毛收入作为因变量, 进行了回归分析, 以确定农民投资观念与农户毛收入的相关性。运用SPSS统计软件对样本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通过检验, 模型有统计学意义。通过对模型回归结果 (表1) 分析可知, 如果有非农投资项目和有贷款打算, 农户的收入水平相应的较高, 它们和收入水平成正相关关系, 表明非农投资是农户提高收入的重要途径之一。有贷款投资想法的农户, 对提高收入的愿望更强, 并敢于冒险, 这些人比较活跃的致富思想, 思想观念影响行为, 因此他们的收入也普遍较高。然而, 收入水平和所需技术呈现出负相关, 表明收入水平高的农户较多的认为自身已经掌握了相关的技术, 对学习技术的愿望较低;而收入低的农户, 更渴望获得技术, 以此作为提高收入的途径。

(注:非农投资项目:0=无投资, 1=有投资;打算贷款否:0=不打算, 1=打算;所需技术:0=没想过, 1=农业技术, 2=非农技术。系数指回归系数, T值为相应系数的T检验值。)

研究区域的不发达, 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区域内农户收入普遍较低, 农户经济状况的改善也会直接促使区域经济的发展。根据以上分析和在农户访问中所得到的信息, 农民观念存在着许多不利于该农区发展的因素。例如, 农民的自主发展观念不强, 投资观念淡薄、规避风险的意识较强, 如果有了钱过分强调改善家庭生活状况, 而不着力于投资赚钱等等。

农民观念中也存在有利于区域发展的一方面, 例如, 这些区域的农民虽然长期生活在这种低收入的情况下, 但是他们对生活状况并不抱怨, 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比较高, 这就为经济发展创造了和谐稳定的前提条件。

五、结论与启示

与其他研究区域发展方法相比, 从微观方面, 农户户主观念的角度分析农区发展, 具有如下特点:一是农户是农区最基本的生产经营单元, 从农户角度分析农区经济发展问题, 使对区域发展问题的分析细化, 更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二是研究尺度相对较小, 能够从更加微观的角度把握农区经济发展问题;三是在探索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时, 可从首先改变农民观念入手, 比单纯强调宏观调控和政府组织行为更有效。农区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是农民, 转变农民消极的观念是推进农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加快我国农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转变农民现有的不利于经济发展的观念, 因势利导, 努力探索有利于农民观念调整的新途径和新方法, 才能创造有利于农民致富、农区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调动农民的进取心、增强农民风险投资意识, 鼓励农民积极对外交往, 从本质上促进农民发展自我经济实力的积极性, 进而推动整个农区经济的发展。在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完善的今天, 农民观念如果不及早更新转变, 就不会有农区经济的大发展。

摘要：本文通过对河南省3个村庄177家农户户主进行相关调查研究, 着力分析了该地区农民的自主发展观念、投资观念和社会交往观念以及这些观念对农区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 所调查农区农民的自主发展观念不强、投资观念淡薄、社会交往网络狭小, 而由于这些观念的存在, 阻碍了农区经济的发展。农区经济发展的根本推动力量是农民, 转变农民消极的观念是推进农区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因素。

关键词：农民观念,河南农区,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谭崇台: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M].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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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林南:构建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J].国外社会学, 2002 (6) .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3

关键词:国防教育工作;古田会议精神;党的领导

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2589(2009)28—0030—03

1929年12月,中国工农红军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史称古田会议。这是人民军队建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古田会议决议规定了“思想上建党、政治上建军”的基本原则,指出:由于一部分同志政治水平低,因此“不认识军队中政治领导的作用”,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以马克思主义和党的正确路线教育广大党员,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使党的组织确实能担负党的政治任务。

在新世纪, “国防教育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是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素质的重要途径。”[1] 我们认为,国防教育要承担起这一光荣使命,就必须坚持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制度,继承发扬古田会议精神,确保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牢牢掌握国防教育的方向。

一、古田会议是确立党的领导地位、重塑思想政治工作地位的重要会议

古田会议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形成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朱德、陈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结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具体情况,灵活地、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初步回答了在党员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情况下,如何从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着手,保持党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性质的问题;初步回答了在农村进行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如何将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

1.田会议开辟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成功道路

古田会议前,“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2] 决议认为,要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首先必须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因为“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缺乏一致的坚决的斗争,缺乏对党员作正确路线的教育,也是使这些不正确思想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原因”[2],只有通过对广大党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无产阶级思想教育,不断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克服各种错误思想,把党员教育和锻炼成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才能完成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从而找到了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的根本规律,为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开辟了一条成功的道路。

2.古田会议强调从政治上建军,第一次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确立了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设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2] 这就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

为了保证红军能正确地执行其政治任务。决议案把思想政治工作和政治工作机关摆在了突出的重要地位,特别是把对官兵的政治训练摆在重要的位置,认为“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问题”,并规定了进行党内教育的十种材料和十八种方法,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系列重要原则。提出:要从教育上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认清红军和白军的根本区别。要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特别要加紧对俘虏成分的教育。要由地方政权机关选派有斗争经验的工农分子,加入红军,从组织上削弱以至去掉单纯军事观点的根源。同时,党要对于军事工作要有积极的注意和讨论。要编制红军法规,使每一个同志都明白红军的任务,明白军事工作系统和政治工作系统的关系,明白红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这在政治工作史上是一个重要创举。对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仍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3.古田会议正确定位了军队与党的关系,解决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

军队听谁指挥,枪杆子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这是军队建设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在古田会议前,年轻的党没有从理论上弄清楚党与军队的关系,对军队领导权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有时甚至片面地强调民主观念,使极端民主化的思想泛滥成灾。甚至出现否定前委领导的现象。

决议案从红军性质的出发,阐明了党同军队的关系,严厉批评了这种否认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指出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造成革命的失败。这种思想是和无产阶级的斗争任务根本不相容的。克服这种思想就必须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强调“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党的各级机关解决问题,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2]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地位。

二、 继承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坚持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

1999年6月21日,胡锦涛同志在参观古田会议纪念馆后指出:“古田会议是我们党和军队建设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特别是古田会议强调要重视加强思想政治建设,这个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3] 古田会议强调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要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这对新世纪的国防教育工作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国防教育就是从思想上建设国防和巩固国防,从思想上增强民族凝聚力、提高全民族素质的重要工作。国防教育要在形式上振奋人心,内容上深入人心,思想上赢得人心,就必须坚持继承和发扬古田会议精神,坚持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正确领导。

1.坚持党对国防教育的领导是加强国防教育工作的必然要求

国防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是维护国家政权稳定的基石。这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权建设理论的一个重要思想。古今中外国家兴衰和政权存亡的事实雄辩地证明,没有一个强大而巩固的国防,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就没有保障,国家政权就可能被颠覆,已经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丧失。国防教育所产生的强大精神力量,是增强国防实力的重要途径,是进行国防建设的思想保证,是建设和巩固国防的基础。

国防教育作为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有力保证,发挥了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样,在新世纪新阶段,维护国家的安全和主权,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努力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政治局面,构建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必须始终不渝地大力开展国防教育。

当前的国际国内局势相对稳定,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长期的和平环境,容易使人们滋生和平麻痹思想;物质利益观念的增强,容易冲淡人们的国防义务观念, 这些现实思想倾向以及由此引发的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必然会损害到国防建设大业,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安危和民族的兴衰。因此,各级党政机关应把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作为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从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高度加强对国防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党对国防教育工作领导的客观必然性和极端重要性。

2.坚持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是保持国防教育工作正确方向的根本措施

江泽民指出:“加强军队建设,最根本的是要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使我军始终保持无产阶级性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普及和加强国防教育是各级党委坚持党管军队、党管武装的重要内容。坚持党对国防教育工作领导,始终是开展国防教育的首要问题。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提出,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全民国防观念,形成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机制。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加强国防教育,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形成全党全国关心国防、支持国防、建设国防的浓厚氛围。这些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国防教育是关系国防安全和发展战略的大问题,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全面加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多年来,正是因为我国国防教育工作始终不渝地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以党的目标为目标、以党的意志为意志,才得以健康深入地开展。

当前,国际政治斗争形势复杂多变,国家和国防建设正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发展时期,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的任务异常艰巨紧迫。形势愈复杂,任务愈艰巨,科学理论武装就愈重要。只有坚持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自觉地按照党的政治主张、思想路线和组织原则来建设国防,才能保证国防教育工作的正确方向。

3.坚持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是推动国防教育深入开展的重要保证

国家的生存与发展,历来与国防息息相关。深入普及的全民国防教育,不仅能激发全民的爱国热情,而且能提高全民素质,在精神上可以转化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在经济上可以转化为巨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在军事上可以转化为大无畏的战斗精神和强大的战斗力,在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中有利于更好地推动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国防教育是一项全民性、群众性的社会系统工程,涉及到军地双方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项事关国家和民族根本利益,带战略性思想的系统工程,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来共同做好。中国共产党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掌握着国家各种政治资源、舆论阵地和教育主渠道,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与人民群众形成了血肉相联的亲密联系,有着崇高的威望和强大的号召力,只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妥善地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和矛盾冲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卓有成效地开展国防教育。

三、加强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必须强化意识、健全机构、落实制度

党对国防教育的重视程度,是影响国防教育成效的关键因素。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发挥政党和政府在国防教育中的主导作用,并不断完善教育功能,强调国防教育是“社会的第一勤务”。我国已近三十年没有任何战事,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将处在和平建设的环境中,为了确保全民的国防意识,必须充分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1.提高认识,强化领导意识

思想认识是行动的前提。这种思想认识在当前的工作中就直接体现为想不想领导,想怎样领导。

我们认为,各级党委首先要从国家和军队建设战略全局的高度,把国防教育工作摆在党委工作的重要位置,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棋盘”中统筹谋划,把国防教育的成效作为评定党委工作得失的重要依据,并建立国防教育的奖惩机制。其次,应将国防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切实保障国防教育经费的支出到位。再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积极探索国防教育部门与新闻媒体、各类学校、驻地部队、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加强联系的新途径、新方法,加大宣传力度,扩展宣传范围,增强宣传的效果。

领导认识提高了,群众的认识才可能更快地提高,才能避免宣传动员部门唱独角戏的尴尬局面。

2.建立健全国防教育的组织领导机构

国防教育是全民性的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国防教育的组织管理机构。

我国的国防教育由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统一组织领导。党和国家主要负责制定国防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总体规划,确立国防教育的主要内容,完善国防教育的体系,协调各职能机构的关系,改进国防教育的方法,研究解决国防教育中带有方向性、原则性的问题,保证国防教育能够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各省委、省政府也成立了专门的国防教育委员会,明确任务,分工负责。并在县以上单位普遍建立全民国防教育办公室和办事机构。

从形式上看,国防教育机构都已经建立,但多数国防教育机构都是依附在其它部门开展工作。尽管从事国防教育的同志非常尽心尽责,但也难免也本职工作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因为不是编制内机构,没有正常经费预算,多采取一事一报的原则,客观上既增加了经费保障工作的难度,也增加了工作的不确定性,难以形成有效的长期规划。因此,我们认为,国防教育机构在依附其它部门开展工作的时候,应明确专门负责人员,切出专门经费。形成日常工作有专人负责,常年经费有正常保障,日常活动能经费自理,专项活动才专项呈报的正常秩序。

3.认真落实党对国防教育领导的工作制度

古田会议不仅要求广大党员在思想上明确党的政治任务,而且提出要以法规来加强政治工作的地位,保证政治任务的执行。

在新世纪的国防教育工作中,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落实国防教育,需要一定的制度来保证,否则国防教育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文件上,难以落到实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关于国防教育的立法明显加强。1982年通过和2004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国防教育作了原则的规定;2001年又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都有接受国防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各省也普遍实行了党委、政府“议军会”制度,各职能部门协商联合制度、领导干部授课制度、检查监督制度、考核奖励制度,并把国防教育作为考核领导干部业绩的一个方面,同时还制定和修订了一系列的国防教育的地方性法规和国防教育细则,明确了各层次的教育内容和责任。使国防教育逐步走上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依法施教的轨道。

然而要做好这一切,关键还在于制度能不能真正落到实处。在于上级监督能否落实到位。正如古田会议决议中所说的,关键还是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能否做一致的坚决的斗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第2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R],2001-04-28.

[2]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5-89.

[3]王廷连.从“三代”中央领导人评价“古田会议”中感悟到的[EB/OL].人民网—理论频道,http://theory.people.com.cn/BIG5/141669/1007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4

英国文学对20世纪中国文学观念建立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林纾的小说社会功能观，鲁迅的文学社会人格功能观，创造社作家的文学抒情观，新月派诗人的诗歌艺术观，朱光潜的文学批评观，九叶诗人的现代主义诗歌观等等，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英国文学的核心质素。其中处于现代文学转型期的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的文学观念的建立受英国文学影响是具有代表性的。

20世纪中国小说最初接受英国小说影响有两种途径：其一是直接阅读英语文学作品，正如叶圣陶在《〈叶圣陶选集〉自序》中说：“如果不读英文，不接触那些用英文写的文学作品，我决不会写什么小说。”1与叶圣陶写作经历一样的还有老舍，老舍也因为要学英文，就从狄更斯小说读起，他从狄更斯的小说中悟出，原来小说还可以这样写，他说：“我决定不取中国小说的形式”，“况且呢，我刚读了Nicholas Nickleby(《尼古拉斯·尼柯尔贝》)和Pickwich Papers(《匹克威克外传》)等杂乱无章的作品，更足以使我大胆放野;写就好，管它什么。”2事实上老舍正是在狄更斯直接影响下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其二是通过林译小说接触英国小说。林译小说对西方小说形式的输入影响简直太大了。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说：“林纾的翻译所起‘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公认的事实。”钱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说：“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哈葛德、迭更司、欧文、司各德、斯威佛特的作品反复不厌地阅览。

林纾的西方文学传播之功无人可比，正所谓“有了林纾，中国人才知道有外国小说。”实际上，林纾为国人带来的外国小说，除了作品之外，还有小说观念。真正移植西方文学观念的，林纾是第一人，这些观念主要反映在林译小说的序言中，前后他共写有72篇译文序跋，并且主要是针对于英译小说的。这些文字就性质而言虽只是有感而发，并不系统，但却多有真知卓见，成为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转型之初的重要表征。归结起来，林纾的观念建树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关于小说的社会功用。他认为小说具有改良社会、促进社会变革的政教之功。他说：“西方小说之荒眇无稽，至《葛利费》极矣。然其言小人国大人国的风土，亦必言其政治之得失，用讽其祖国，此得谓无关系之书乎?”(《红礁画浆录·译余剩语》)文学讽教之说，中国传统文学早已有之，但他将文学与祖国关连起来，一变将小说视为闲情逸致。同时，在他的感悟中，文学与政教既关联又是具有独立性的。他在《吟边燕语·序》中说：“盖政教两事，与文章无属，政权既美，宜泽以文章;文章徒美，无益于政教”。文学应具有文学的独立性，但文学家不应没有文学家的`责任感，他在狄更斯的诸多小说中充分感受到了这一点，他说：“狄更斯极力抉摘下等社会之积弊，作为小说，俾政府知而改之。……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者，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狄更斯其人，如能举社会中积弊者为小说，固告当事，或庶几也”。(《贼史·序》)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发展的主脉之一，就是文学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种主脉的源头不能不追溯到林纾那里。

第二，关于文学写实手法。林纾充分肯定狄更斯小说刻画下层社会市民生活的写实小说的文学价值。他在《孝女耐儿传·序》中，一再肯定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高明手法”，“刻画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怪，物物皆涵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谓”。在《块肉余生述·序》中，他认为“迭更斯此书，种种描幕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道以传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

第三，关于小说的叙事方法。他盛赞《洪罕女郎传》的情节丰富性：“大抵西人之为小说，多半叙其风俗，后杂入以实事”(《洪罕女郎传·跋语》)又赞赏狄更斯小说的精巧结构方法：“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无因。手写此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著笔，已近拾皆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行踪，得是事之来源”。(《块肉余生述·序》)他还佩服狄更斯的写法，他说：“此书不难在叙家常之事，难在俗中有雅，拙而能韵，令人挹之不尽。”(《块肉余生述·识语》)林纾的这些见解虽还只是片语感悟，但这种有感而发的根由主要来自哈葛德的作品，尤其较多的是狄更斯的作品，应该说狄更斯代表19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最高成就，林纾的评说从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到审美趣味都有归纳，“以彼新理、助我行文”。事实上，经林纾的翻译及其序跋的言说狄更斯的小说对五四文学有更多的影响，比如平民文学观念、写实主义手法、章节小说的体例，谐谑幽默的笔调、细致的心理刻画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

受林译小说影响比较有代表的作家很多，鲁迅、郭沫若、茅盾等文学巨将都曾是林译小说的热心读者。鲁迅还在南京读书即爱读林译小说，一直坚持到日本，每本必读，并且说：“使得我们佩服的，其实还是那部司各得的《撒喀逊劫后英雄略》，原本既是名著，译文相当用力，而且说撒克逊遗民和诺尔曼人对抗的情形。那时看了含有暗示的意味，所以特别的被看重了。”郭沫若在其自传中回忆说：“林琴南译的小说在当时是很流行的，那也是我们嗜好的一种读物。我最初读的是Haggard的《迦茵小传》。那女主人公的迦茵是怎样的引起了我深厚的同情，诱出了大量的眼泪哟。”郭沫若说：“林译小说中对于我后来的文学倾向有决定的影响的，是scott的《Ivanhoe》，他译成《撒喀逊劫后英雄略》。……我受scott的影响很深，这差不多是我的一个秘密。”4沈从文在《从文自传》和《芷江县的熊公馆》中两次重申林译狄更斯小说《冰雪姻缘》《滑稽外史》《贼史》对他的影响：“我欢喜这种书……他不像别的书，尽说道理，他只记下一些活现象……作者却有本领把道理包含在现象中。我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5沈从文的主要成就在小说，而其小说的突出成就在其故事的可读性和鲜明的地方色彩，而这种写底层人物的突出个性创作特色的确是与英国文学中狄更斯与哈代的影响分不开。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5

中国传统文化就其内容来说，包括儒家的仁政王道，道家的清静无为，以退为进，法家的循名就实，信赏必罚，这三者是构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三味一体的基本要素，渗透与民族的性格和心理中。但是在中国封建时代的统治者在推行文化政策的时候，一般都是打着儒家的旗号，而实际上确实以儒为主，兼取道法，或儒道“互补”，或外儒内法，或儒道法兼收并蓄，然而以官学的形态，授受于痒序，流布于民间的，却基本是儒家的思想文化。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线贯穿的精神主宰。因此要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不特别注意儒家的思想。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礼”，“中庸”。“仁”主要是社会政治伦理学说。即谓仁爱，仁义，仁政等；“礼”即礼仪，礼节，礼教，是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的伦理规范，也不乏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信条，这些规范一方面可以成为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积极力量，另一方面则发展成为形式主义的繁文缛节和极端苛刻的纲常名教；“中庸”是一种思想方法，讲究“不偏不倚”，“执两用中”，“适量用度”，其基本精神是通过折中调节手段，达到消融矛盾，避免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

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深蒂固，惯性极强，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言行举止还是道德心理，无论是为人处世还是审美观念都深深的烙上了痕迹，在不同的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在以市场经济为主的今天，对于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一份宝贵的资源，但是中国传统文化并不能原封不动地搬进现代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而要经过辨证综合，实现创造性转换，因为就象任何事物一样，有利就有弊，中国传统文化对企业文化的塑造也同样是如此。所以我们要本着扬弃精神，分清其利弊，以取其精华弃其糟粕，以古为今用。

-一，对企业文化的塑造有利影响方面

1、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

儒家文化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文化思想，其实质是伦理文化，道义文化，只要以“仁、义、礼、智、信”等价值观念来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利害冲突。因此，在企业文化的价值取向方面，占统治地位的必然也是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孔子说“君子明得大义，小人只懂财利”（《论语·礼仁》）。汉代大儒董仲舒也说“要重视道谊，不谋利益，不计功利”（《汉书·董仲舒传》）。把“德本才末”的基本价值取向进一步落实到行动上，儒家反复告诫人们“摆正”义和利的关系，要使个人的行为与仁义、道德、道义相符。而不计较功利或物质利益。这种重“义”轻“利”的企业价值观对我们企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2、“诚信为本”、“薄利多销”的企业理念。

贱买贵卖，获取利润是商人的基本目标或经营手法。中国古代商人不乏有唯利是图的奸商，但是廉贾也不少。“诚”是儒家伦理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德目，也是中国交换伦理德重要典范。宋儒周敦颐在《通书》中写道：“诚者，圣人之本”；“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诚”可以赢来商业信誉，引来更多的顾客。司马迁说“贪贾三之，廉贾五之”。他们的经营方针是“诚信为本”、“薄利多销”即通过树立“诚信无欺”的经营信誉赢得顾客。以“薄利多销”来增加利润。“诚信为本”的企业理念也可以被视为中国传统企业道德的核心。

2、价实、货真、量足、守义的企业伦理道德。

传统的企业理念体现在企业道德行为上就是“价实”、“货真”、“量足”、“守义”，这既是企业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是企业的行为准则；价实，是说的商品价格，历代把“口不二价”作为经营者的美德；货真这是说商品质量。《礼记·王制》云：“布帛精细，不中数，幅广狭不中量，不粥于市”。就是说经营者必须对消费者负责，保证商品质量；量足，是说商品计量，这里不仅是说商品绝对数量的足量，还指计量单位的统一；守义，是谈经商作风，也是

一种企业风尚。中国传统道德观是“见利思义”、“义然后取”、“信义不欺，一诺千金”。企业文化浸润了传统文化思想。

3、富好行德，周济贫民，捐赠国家的企业传统行为。

商业社会中的商品交换行为不应当是无序的，必须有一整套商业伦理原则和规范进行制约。我国商业伦理产生最早，其中最重要的规范就是“勤”、“俭”、“察”。《尚书·大鬲漠》曰：“克勤于邦，克俭于家”。顾炎武在《肇城志》曾经说道：“新都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察”即精明，也是商人、商业企业必须具备的企业文化素质，故有“贾以察尽财”之说，商人必须以聪明智慧而赢得财富。中国古代商人经商致富后，大都能周济贫困农民，处理好自己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史记·货殖列传》曾经记载，西汉商人卜式曾捐款二十万，赈济徙民。明代倭寇入侵，在抗倭斗争中，商人颇多尽力。《倭寇考略》记载：“商人文士有资者，捐金助饷以备倭，如陆镌，上海人，捐金十万助倭饷”。我国古代商业企业优良传统正是通过商人的行为而表现出来。乐施于民成为商人的美德。正确处理国家、社会与个人的利益关系是商人的道德行为准则。正是这种传统美德为我国后来的企业树立了榜样，也使我们看到传统企业文化的价值。

4、体现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观念文化起主要作用。

这一点在中国近现代体现尤为强烈。近代中国的经济及历史现状，决定着强烈的民族爱国意识是中国近代和现代企业文化的主导意识。爱国民族意识主要表现在“实业救国论”、“主人翁精神”，近代民族资本家荣氏兄弟、新中国成立后鞍钢的孟泰、大庆油田的王进喜等就是典型代表。在中国传统企业文化中，不是制度文化起主导作用，而是观念文化即意识形态起主导作用。民族资本家兴办企业其经营往往不单纯为了经济目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如荣氏兄弟、张元济等把“实业救国”作为其兴办企业的最高目标。二，对企业文化的塑造影响不利方面

1．“义”“利”分离的企业价值观

在义利关系上，儒家文化片面肯定重义轻利的思想。孔子是“罕言利”的，孟子则公开宣布“何必言利”，至于秦汉以后的新儒学所倡导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记其功”，“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更是这一思想的典型口号。既然功利和人欲被看作是恶的，应该抛弃的东西。那么力量的培养，知识的追求也就必然被忽视。从企业文化建设来看，这种文化效果流行的结果，造成企业员工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性格，偏重向内心寻觅“天理”，“良知”，而鄙视向外界探索客观世界，以至阻塞了探索知识，进行企业扩张的雄心和锐气，所以导致企业容易小富即安，没有长远目标，难以做大做强。

2．在致思趋向上，重视“形而上”的研究，而忽视“形而下”的探求，造成“重道轻艺”的不良倾向。

在儒家主导的文化氛围中，形成了一个极其有害的观念：崇尚“义理”，鄙薄“技艺”，即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人们历来重视“学道”。“谋道”，认为道的研究可以著之竹帛，传诸天下，而“形名度数之学”则不可登大雅之堂。这种观念又进一步助长了国人偏狭的价值观念，即“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这种观念用于企业文化建设中，容易导致企业只是空谈道德，没有实质的技术追求，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现代社会，忽视技术创新是致命的，必须避免这种狭隘的传统文化。

3．在思维方式上，强调“尊经”，“征圣”，“法古”，而忽视个性的培植，创造性的发挥和多样性的追求，造成死板僵化的文化格局。

人们信奉的格言是“述而不作，言而好古”，“祖宗之法不可嬗变”。书以经典为尊，言论以圣人为贵，经验以古人为信，这种情形表现在科学著作上形成了人们总是热衷于推出各种注本，而不是致力于总结经验，撰写新编。虽然这样也能够在前人的基础上补缀若干新的知识，但总的来看绝对不能超越前人规定的范围，很难使学术得到突破性进展。这种陈陈

相因的思维定势，必然妨碍自由争鸣风尚的普及，也必然会泯灭人们的个性和创造精神，到头来成为阻滞学术文化进步的羁绊。对于企业文化建设来说，如果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必然会导致企业员工创新不足，因循守旧，没有个性，最终导致企业没有活力，没有开拓精神，企业的发展就显得委靡了。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6

一、积极创新党委领导体制，进一步提高领导班子决策水平

一是四套班子会议议事、常委会议决策的制度。市委强调，在日常工作中，四

套班子会议是最高层次的议事平台，在全委会闭会期间，常委会是最高决策机构。常委会决定重大事项之前，召开四套班子会议进行商议和讨论，集思广益。常委会决策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进行。今年初，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从××现阶段的实际出发，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和奋斗目标，并围绕实现赶超目标，确定了六项赶超措施。这些目标、重点、措施，就是市委常委会根据四套班子的集体意见作出的决策。

二是“一个决策中心，几套班子落实”的制度。坚持党委作决策，各套班子抓落实。党委的决策一旦作出，各套班子就要在思想上合心、工作上合力、行动文秘杂烩网上合拍，不分一线二线、不分台前台后，真正干事业一条心，抓工作一个调，谋发展一盘棋。我们强调党委的核心地位，是强调以党委领导班子集体为核心，发挥常委会的核心领导作用，党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但总揽不包揽、协调不替代。核心党委的决策靠高效政府去落实，高效政府要把党委的主张变为政府的政令，全力执行，高效办事，确保政令畅通。

三是先说好再干的制度。市委提出，凡是重大工作，都要广泛征求意见，在几套班子中充分酝酿，达成共识。每一个重要决策作出以前，都让班子成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不同意见进行对比，集思广益，通过票决等方式确定多数人比较认可的方案。对最终形成的决策，要求在落实中做到一个步调，无论是决策中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必须无条件服从，确保每一个决策事项在推进落实中无杂音、零障碍、快速度。

二、重点解决群众关注的突出问题，大力优化经济社会发展环境

以提高机关效能为切入点，大力整顿干部作风。针对一些县区和单位存在的少数领导干部不思进取、不守规矩、行政不作为等问题，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www.础上，市委出台了《关于规范领导干部从政行为提高工作效能的若干规定》，进一步规范领导干部的从政行为，大力提高工作效能。认真组织县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工作，科学界定优秀干部和不称职干部，严格奖惩，做到干好干坏不一样。组织力量对干部工作圈以及8小时以外的生活圈、娱乐圈进行了暗访，对干部上班迟到早退，工作时间脱岗串岗、上网玩乐、打牌“带彩”等现象进行严肃处理。

以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为突破口，大力整治经济发展环境。市委出台了《关于集中整治市场秩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见》，重点整治一些行业存在的欺行霸市、垄断经营等带有“霸”性质的行为。依法依规查处一批案件，处理一批违法犯罪的人和事。

三、切实改进地方党委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构建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长效机制

在学习实践活动中，市委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积极创新工作运行机制，在改进领导经济工作的方式方法中破解发展难题，在边学边改的实践中积累制度成果。

一是创新市四套班子成员重点工作分工负责机制。针对当前经济工作中出现一些难协调、难推进、难突破的问题，安排市四套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具体经济工作，合力共为抓好经济工作任务的落实。为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由市委一位副书记担任市整治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进一步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由另一位市委副书记主抓开放型经济；为打好全市国有企业改革攻坚战，成立由市委副书记任组长、常委及副市长任副组长的市国企改制工作领导小组，对国有企业改革实行整体运作、统筹改制。

二是创新重大项目推进机制。实行项目建设“六个一”的推进机制，即对每一个城建项目实行一个领导、一个责任人、一套工作班子、一个实施方案、一支好的施工队伍。一名领导，就是由一名班子成员对项目负总责，从征地拆迁到项目建成全过程负责。主要任务是负责征地拆迁，搞好项目周边环境，亲自组织施工，对合同、施工队伍、工程质量等关键环节把关，对难题要亲自破解。

三是创新工作成果倒逼机制。以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项目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查倒逼落实。市里成立项目建设督查小组，由市部门负责人任组长，对全市项目建设的推进工作进行督查，准确掌握重点工程建设情况，实行全程督查，确保每一项重点工作按照时间节点顺利推进。

四是创新奖惩机制。制定县域经济发展、招商引资、工业

上台阶三个奖励办法，市财政拿出1000万奖金，分别奖励。对县（市、区）和市直部门，工作没起色的不提拔干部，任务不落实的追究领导责任，班子不团结的进行组织处理。

四、以服务项目建设为目标，注重在经济工作中提高干部的能力

市委将学习实践活动与经济建设紧密结合，把理论学习与具体实践紧密结合。

一是注重培养和

选拔懂经济的干部。市委坚持“为业谋才，不为人谋官”，始终站在实现××赶超发展的高度去选人用人。注重选用实践经验丰富、操作能力强、善于破解难题的干部，特别注重在项目建设中检验和识别干部的能力，努力把各级干部引向发展一线、招商一线、项目一线。继去年底公开选拔了3名正县级和3名副县级领导干部之后，今年上半年又面向全市，从500多名符合条件的报名人员中公开选拔了20名熟悉工业经济、熟悉企业管理、熟悉金融工作的副县级干部。

二是注重在经济建设的主战场中衡量干部实绩。考察干部重点了解其在招商引资、项目建设、园区建设等经济建设一线的表现，本领大小看项目，能力大小看招商，功劳大小看税收。衡量干部的实绩，县区干部主要看项目的落户、财政的增长、民生的改善、城乡面貌的变化，部门干部主要看办事效率、招商贡献、工作进位。同时，综合考虑起点、潜绩、全面成绩以及是否留下包袱。专门出台考评奖励办法，对开放型经济工作中表现突出的有功人员给予重奖。在全面推行市直机关科级干部竞争上岗的基础上，实行机关科长半年一考核、年终一评比制度，建立百家企业评科长、千名服务对象评科室、万名干部评“十佳服务典型”等评比激励机制，引导机关科室和科长在服务企业、服务经济工作中建功立业。

湘西苗族的审美观念对银饰的影响 篇7

原始思维的残存与停留

银饰艺术中很多复合造型纹样的处理手法都是别具一格的, 银饰中常能见到分解、变形、重组、夸张等大胆的艺术手法, 从而使得银饰的纹样具有了一种特别抽象和原始的意味, 这是因为在湘西苗族人的审美思维和理性判断中, 日常生活和经验与巫术性幻化及想象的经验常常是可以混为一体的, 所以原始的“万物有灵”观念常常衍化在日常生活及银饰的造型题材中, 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和审美特性, 逻辑结构的存在, 苗族银饰中的某些纹样又常常带有一些神秘的色彩, 如银饰图案中的形象常常被抽取出来事物的某一特征, 或用一动物、一羽毛、一枝叶、一角、一葫芦等来象征该物象或某个情节, 或以纯粹的曲线来表现一种形象, 这在文化人类学上叫做“遗痕律”。表现了主体对外物直觉的审美体验和主观判断。 (1) 它给银饰艺术蒙上了一层唯美而浪漫的原始色彩, 表现了湘西苗族人对物质世界和自然对象的征服主题。

苗族人原始的思维形式左右着原始巫教、原始图腾的产生与衍化, 苗族人灵魂、鬼、神的观念思维内核和以招灵引魂为基本内容的巫教操作系统又促成了苗族社会敏锐的形式美感。即对图腾的情感与祭神的形式之间建立起来的确定不移的审美关系。所以苗族银饰的很多形状都以人造的“形式”实现主观愿望。银饰艺术在这种观念的感召下不断成熟发展, 不仅成为巫术礼仪中的必备装饰, 而且也是吊唁丧葬中为亡者超度的法器, 苗族人这种原始思维的激情和欲望通过银饰的审美外化得到了极度的张扬。

同样产生于原始思维的湘西苗族神话故事囊括了神、人、鬼、日月星辰、花草虫鱼等各个方面, 它们生动的再现了苗族人民的生活现实, 用于银饰创作之后突出地表现了银饰作为避邪、祛病、消灾及美好生活的承载和象征, 银饰艺术在这种思维的启发体现了苗族人认识自然的强烈愿望, 这些神话和带有神话遗迹的银饰物品又展示了苗族人民纯真本性的审美特征, 同时体现在银饰上反映客观世界的外在联系又丰富和发展了银饰的制作内容, 随着时间的积淀形成具有审美价值的替代。

荆楚文化的承袭与影响

湘西苗族的银饰艺术无论其外观还是内在, 从某种程度上来看都带有荆楚文化的遗韵, 是荆楚文化中审美意识及文化内涵的折射。楚文化具有崇巫好祀和自我发展的特征, 有特定的文化形态和审美趣味并较多地保持了远古时期的原始遗风, 一方面表现出审美文化的灵动炽热, 神奇瑰丽富于幻想的特征, 另一方面又闪露出古代朴素的伦理自然观念和个性发展倾向。跟理性发达等级森严的中原文化窘然不同, 明、清时代人们的衣着首饰都是有一定等级规则的, 任何人不得逾越。可是同样生活在明、清时代的苗族人民, 在银饰的佩戴上却无等级区分。不论你是寨老, 理老, 土司、鼓藏头还是普通百姓, 人人都可穿着佩戴一样的银饰。比如苗族姑娘出嫁时的盛装头饰, 它就并非贵妇人的专有, 姑娘出嫁时都可佩戴而且也必须佩戴银冠饰, 如果没有, 可以去向亲朋借用, 人们都乐于相借。这也体现了古代苗族社会传承下来的原始平等的民族精神。

从文化中流露出来的古老、神秘、离奇及浓厚的楚风色彩和格调, 同样也影响着银饰艺术的式样与审美取向。银饰艺术中的楚巫文化显现是苗族银饰艺术的重要题材, 湘西苗族银饰器物上图案的各种动物形象之丰富, 形态之奇异始终弥漫着时空一体, 人神并在的抽象化色彩;无论是银项圈、手镯、身前身后饰及头饰的形制都具有着器物神性的繁缛富丽的精工雕琢, 这与苗族银饰繁杂的佩戴形式又是相吻合的, 表现了苗族人对祭祀之心, 崇拜之理, 念祖之情的虔诚与肃穆, 银饰的这种融各种崇拜于一体和唯我自发的意向表达以及与多元而古老的审美思维模式相结合, 表达了浓烈的楚裔族系的审美文化内涵。荆楚文化的“万物有灵”、“物我同一”的古代朴素自然观又使得湘西苗族人能够容纳科学与神性两者的合理共存, 对于这些思想文化的审美意识使得苗族将世间的一草一木、一虫一兽纷纷打制在银饰上加以铭记和膜拜, 对于世间的善魂好鬼则刻在银饰上以示崇敬, 而对于恶魂劣鬼则用项圈、手镯和满身银饰加以避之, 在这种神性与理性共同交织的思维影响之下, 银饰的美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美的形式规律, 而是生活理想、价值观念、善恶标准、审美情趣等在创造中抽象的“灌注”与融合。

华夏审美的意会与传达

华夏文明中的美感认识以强烈的主观性 (情感性) 为重要特征, 强调审美活动是主体的自由活动, 即主体对外物直觉的审美体验和主观判断。这种以主体判断为审美体验的意会思维不仅影响了中华民族的整体审美意识, 而且也影响了苗族银饰艺术的表现手法, 它通过原始艺术所形成的传统, 把这些手法传承到了创作思维及理念中, 使银饰艺术形成具有与中原艺术共同的创作风格和程式, 即审美意象不追求外部形成的真, 但追求情感表达的真实和审美欣赏中个人情感体会的真实。所以银饰艺术中的大部分意象图案都是以“意”为主, 以“象”为辅;“象”随心变, “象”随意动。 (3) 这与华夏审美传达中的象征艺术观念又是一脉相承的。湘西苗族银饰的意会思维在传达方法上又多用象征、比喻、暗喻等方式来传达苗族人民的美感体验, 这种表现方法多来自于东方审美所共有的意会传达思维, 银饰艺术吸收借鉴其它民族艺术所共同认可的构图形式将抽象的动植物及不同季节开放的花, 不同时空的各类事物拼凑在一起, 以传达某一固定的旨意, 表达某种吉祥、幸福的含义。这种以“以己度人”的认知方式, 特别讲究艺术表现上的象征性, 这种特点在湘西苗族人的审美思维中大量存在和体现, 故作为湘西苗族人审美物象代表的银饰艺术也因此而呈现出主观意会性传达特征, 从而具有朦胧而含蓄的美。

银饰艺术的兼收并蓄使得苗族的这一传统装饰工艺处处都闪现着理性与智慧的光芒, 这种来自于金属雕琢、焊接的民间艺术美在苗族社会里世代相传, 生生不息, 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心坎里, 乃至形成集体的无意识 (潜意识) , 当它包容的各种文化内涵的形式一旦被唤起, 就会常常互相激荡, 立刻形成包罗万象的艺术海洋, 在思想性格上哺育和塑造着对美有着不懈追求的苗族人民。

摘要：生活在湘西地区的苗族人民由于地望的特征, 荆楚文化的遗风以及东方审美意识的共同熏陶与影响才创造出了具有神秘、古朴而多样的银饰形式, 所以它的形成与发展并不是一蹴而蹴的, 而是中华大地上一支独特的艺术奇葩, 是华夏文明与荆楚文化的结晶, 同时也是苗族人们生存环境与世态民情的真实写照。

关键词：湘西苗族,银饰艺术,审美观念,影响

参考文献

[1]陈素娥.诗性的湘西——湘西审美文化阐释[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2]吴永章, 田敏.苗族瑶族与长江文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7.

[3]张应和.湘西民族风情[M].长沙:岳麓书社, 1999.

领导观念对经济的影响 篇8

具有鲜明时代性的历史新课标新教材，在吸纳新的学术成果和新的史学观念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新课标历史教科书体现的时代性，是与历史学的学科特性密切相关的。进入新时期特别是近20多年以来，我国的史学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批批具有双重史学背景和史学体系的研究人员成为学术中坚，国外新的史学理论和新的研究成果不断被引进，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历史研究的思维和方法；同时，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的手段大幅度更新，研究手段日益现代化，开始了从传统手工业作坊式研究向现代化模式研究的过渡。总之，“当代中国史学正是在全面反思与新的探索中实现了自身的升级与发展。”中国史学研究的繁荣，促使了当代史学多元化与多样化发展格局的形成。

新课标历史教科书是我国当代史学发展和繁荣的缩影。以高校学者为主体的新教科书编者，跟踪史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力求与同时期的史学研究的整体水平同步，所编新课标教科书一定程度上成为反映学术成果、体现学术进展的载体，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性。除了明显体现了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和现代化理论等新的史学范式外，还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方法，如淡化了五种社会形态理论，审慎地用文明史观、全球史观和现代化理论透视中外历史，对革命和改革的关系和评价，做了更合理的阐释；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评价；正本清源，以往一些被隐蔽的历史真相和被颠倒的历史事实恢复了历史原貌。

但是受各种主客观条件限制，不少担任新课程教学的教师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史学观念滞后、知识陈旧等问题。他们对史学界的学术进展反应迟钝，对教科书中的新观点、新提法研究甚少，这与新课标教科书所体现的史学进展形成了巨大反差。

新课标和新课标教科书，渗透了文明史观的理念，并依此对历史知识进行了筛选，从而确定了新课程体系。不少教师面对模块专题体例下时序紊乱的现状，不能用文明史观整合教材，形成新的知识体系。对《考试大纲》运用文明史观所构建的新体系内涵理解不深，认识不清。尽管新教科书已经淡化了社会形态理论，但是不少教师仍用传统的五种社会形态理论来把握中外历史的线索和阶段特征，还花费着大量时间补充、分析着社会形态的变化和社会转型的表现。

在具体史实和重大事件的阐释中，一些教师受困于“传统语境”和“革命语境”的制约，仍恪守着片面化、教条化的观点。阶级分析的方法仍是评定人物和历史事件的主要标准，不能依据新的史学观点和新的理念，与时俱进、科学、客观地评价历史事件，致使历史人物脸谱化、历史事件格式化。如对李鸿章的评价，有的教师就没有认定他在中国现代化中的地位和作用，而是仍按革命史范式将其定位于卖国贼和刽子手。尽管教科书中绝少提及社会形态的语汇，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封建统治阶级”等过时的称谓仍充斥于课堂和教辅书中。但是最新史学研究就体现出价值认识的多元化，对其有了客观的评价。

新课程实施中忽视史学观念的做法已经成为制约新课程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正如黄牧航教授所言：“如果不转变史学观念，所谓转变课程观充其量是使教师成为一个更优秀的资料收集者，而所谓转变教学观也很有可能就是运用更有效的方式把原来的一些陈旧错误的观念加以强化。”这种负面影响已在新课程教学和高考复习中显现，长此以往，势必会使推行新课程的初衷落空。

我们可以反思一下新课程实施以来的实际情况，在各种形式的新课程培训活动中，史学观念的培训一直是被忽视和冷落的。以历史教学论和课程论专家为主的培训团队和推进团队，不论是在培训实践还是理论撰述中，都是集中于课程理念和教学理论方面，而很少涉及史学观念和史学理论。以中学骨干教师和教研员为主体的培训团队，由于自身史学理论素养的先天不足，指导内容更是侧重于具体的教学案例和教学方法，鲜有涉及史学观念的。从出版的林林总总的新课程论著看，多数也是论述新课程理念和教学观念的。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多教师一直处于“教教材”的状态，很少突破历史教科书的叙述。同时，不少教师把唯物史观视作唯一的史学理论，忽视了新史学觀念的吸纳。即便少数教师重视新的史学观念的学习，也多是从应对高考的角度，以临时抱佛脚的心态，仅是只言片语的接触一下史学理论知识，缺乏系统全面的掌握。新课程培训中对史学观念的忽视，致使教师集中学习史学理论的机会丧失，失去了及时充电的良机，史学观念薄弱的现状未能得以改变。

能否更新史学观念，吸纳新的学术成果，提升史学理论素养，已成为影响新课程进展的迫在眉睫的问题。要解决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界普遍存在的落伍现象，需要新课程推进部门和教师自身的共同努力。

各类新课程的培训，要重视史学观念和史学理论的学习，应把史学观念培训纳入新课程的培训体系，改变史学观念培训的偏废问题。教研部门可组织相应的专题研讨活动，通过聘请高校学者举办专题讲座等形式，借助高校学者的学术优势，拓宽向中学教师普及史学理论的渠道，帮助教师转变史学观念，了解史学研究动态。出版部门也应组织专人，出版发行符合新课标和中学历史教学实际、有针对性的读物，介绍相关的史学理论知识和学术动态。学校应把学习和研讨史学理论，纳入校本教研的内容，通过校本研究这一形式，加强史学理论的学习。要更新史学观念，及时了解史学研究动态，更重要的是依靠教师自身的努力和不断的学习。我们应勇敢地面对新课程推行中的又一次挑战，更新史学观念，正确把握新课程中的学术观点，推进新课程健康、全面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