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与传统观念变革

知识经济与传统观念变革（共8篇）

知识经济与传统观念变革 篇1

知识经济与传统观念变革

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的经济基础,生产方式一旦发生变化必然引起建立在其基础上的社会意识、上层建筑的.变化.其变化往往最初表现为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转变.知识经济对人类生产方式的影响是深刻而广泛的,必将折射为人类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的巨大转变.而对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在内的传统观念的沉思和探索正是哲学对时代精神精华把握之已任.

作 者：张正明 作者单位：学术交流杂志社,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刊 名：北方论丛 PKU英文刊名：THE NORTHERN FORUM年，卷(期)：“”(4)分类号：B804.4关键词：知识经济 生产方式 观念转变

知识经济与传统观念变革 篇2

一、由“以图书馆为中心”向“为以用户为中心”转变

在图书馆和用户的关系方面,传统图书馆是以图书馆为中心,图书馆查找和利用文献,接受图书馆员的各种服务是用户利用文献的主要方式;而数字图书馆完全以用户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是指按照用户需要来组织资源和服务,包括提供联结相关资源和服务的能力。

以用户为中心还意味着需要按照用户的期望和要求来设计方案,其设计的根本目标和评价标准是能否提高用户信息利用能力和效率。在国外数字化图书馆建设中,美国康奈尔大学设计数字图书馆时,对用户需要进行调查的事例具有代表性。

1993年,美国康奈尔大学的A·Mann图书馆在向数字图书馆方向转变时,图书馆进行了较大规模的用户调研,用户的建议归纳如下:希望该馆进一步扩大数字信息资源的内容,如增加更多的资源;尽可能多地提供全文资料,包括重要期刊和参考工具书的全文,应该包括图片和图表,提供视频、音频、图像和多媒体资料;使该馆的网络应该为更多人服务,如对地理位置分散的用户服务;探索创新性的传递选择,如卫星传输,通过计算机网络将数字图书馆向公众开放;提高学生用户的使用水平,如让所有学生都参加数字图书馆信息资源使用与存取的课程和培训;提高课堂教学对资源的使用,如通过网络传递教学辅助材料、试卷、与课程有关的软件和数据库以及多媒体等;增加新的界面特色,如根据用户的要求和偏好,在保证信息安全的情况下保留用户个人化的数据库使用目录文档;支持多种平台,使跨数据库检索更加容易并能同时存取多个数据库,使数据传输更加简便,确保系统能指引“未连接”的资源,诸如印本资料和尚未网络化的资源等;增加文献传递特色与功能,如提供内部文献传递服务、提供可能的馆际互借位置、连接商业性文献传递服务机构以及提供按需扫描等;加强对用户的帮助,如教会更多的用户使用数字图书馆系统,提供联机交互帮助,用户界面应在资源选择上提供“智能”帮助,参考咨询馆员应能提供指导,允许用户通过类似公告板的设备互相帮助等。用户对数字图书馆的要求,一方面反映了用户对数字图书馆功能和服务的希望;另一方面也表明数字图书馆如果要获得成功并让用户满意,就必须以用户为中心来合理配置各种资源、人力和技术要素。

二、由“以文献为中心”向为“以信息为中心”转变

传统图书馆以印刷文献作为主要的物质基础。作为记录人类文明与文化的重要载体的书刊文献在图书馆中的存在将是长期的,特别是古籍文献,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但是在信息社会,一方面,数字信息资源不断增加,另一方面,为了提高馆藏文献的利用率,传统图书馆的部分馆藏印刷文献也面临着数字化转换问题。在数字图书馆时代,数字信息的数量将会超过印刷文献,数字图书馆的“馆藏”主要是数字信息资源。

数字图书馆是以信息为中心,这里的信息是指“全信息”,即不仅是书目信息,还包括全文信息、图像、视频音频等多媒体信息。由于计算机网络的扩展、存贮技术和信息压缩技术的进步、信息检索技术的发展,数字信息越来越多,学者和专业人员迫切希望从图书馆获得最新信息和最有用的信息,因此要求图书馆提供联机目录、期刊论文目次页、索引、文摘、电子参考工具书、百科全书、书刊的全文数字信息资源以及声音、图像、动画、三维图形等等。数字化图书馆的核心任务就是满足用户需求,所以必然要以信息为中心。

传统图书馆以文献为中心的观念首先体现为图书馆组织结构的“文献化”;其次体现为图书馆服务的“文献化”,对文献的描述和服务都停留在文献这一物理单元层次和实体上,难以灵活开展多形式的信息服务以充分满足用户需要,更无法充分展示图书馆的能力和智力内涵。从以文献为中心到以信息为中心的转变,是发展数字图书馆的必然要求,而且对信息的理解要更加全面,要认识到信息载体、信息类型、信息来源和信息传递方式等方面的多样化。

三、由“以拥有馆藏为中心”向“以提供信息存取为中心”转变

传统图书馆的核心要素是通过购买、交换、接受捐赠等方式获得书刊文献,从而拥有馆藏文献实体。从强调拥有馆藏到注重信息存取能力的转变,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图书馆在提供信息服务时,不需要必须拥有某种形式的文献载体,因为网络可以向用户提供外部的各种数字信息资源,更需要的是信息的使用权,即图书馆的存取能力或提供的可存取性要比实际拥有重要。二是馆藏拥有是衡量传统图书馆的服务质量最重要的指标,图书馆只有实际地拥有文献实体,才能提供用户借阅和复制。在数字图书馆时代,相对于馆藏实际拥有量来说,对其他图书馆和外部信息资源的存取能力变得越来越重要。

数字图书馆的重要特征是广泛的可存取性。与传统图书馆“拥有馆藏”相比,数字图书更倾向于选择“存取信息”,并作为其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数字图书馆这一特征也正是知识管理的体现,即数字图书馆尽可能节省用户的时间并帮助用户准确地查找到合适的资源和使用途径,为用户提供选择性存取,同时关注数字信息资源存取的效果和效率。

参考文献

[1].高洁.阎蓓.传统图书馆在数字图书馆冲击下的生存与变革[J].津图学刊,2002.4

应对出版变革,转换传统观念 篇3

出版业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内容阅读方式转变、媒体融合、个性化的数字出版服务。这些都体现在数字内容服务正在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数字内容服务是基于内容的碎片化、颗粒化组织内容的。出版行业拥有大量的内容资源、丰厚的知识储备以及多年积累的出版资源,这些内容资源通过数字化、片断化后,可为数字内容服务提供单一片断内容,也可以提供由多个数字内容片段组合起来的内容。数字内容服务是数字出版的基本要求,数字技术应用是帮助传统出版单位顺利开展数字出版业务的支撑系统,是助推出版单位实现从传统出版模式到数字出版模式跨越升级的技术保障。

出版内容资源的优化整合、互联共享,将大大提高出版物的创新力和质量,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给读者,或者消费者提供高效、个性化、多样化的服务。国外利用新技术和传统出版结合发展数字出版已成为数字出版发展的保障,例如:美国的出版集团无一例外均高度重视数字技术的应用,对网络化生存保持着高度的敏感,积极地推进着数字出版进程,鼓励出版企业与信息技术企业合作,达到双方共赢的效果。当前在国内,不少出版社也都在纷纷探讨出版社全新的业务流程,运用信息技术将内容产品数字化,应用网络技术将传播渠道網络化,以此开展新业务延伸出版产业链,实现出版资源优化整合、创造、转化、更新和增值,应对新时代的技术冲击。

但是,目前国内大多数出版单位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出版资源的数字出版形态,没有开发出适合互联网时代需求的数字出版产品,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数字出版产品销售渠道,没有在数字出版领域实现赢利。对于电子书、数据库、在线教育、按需印刷、手机出版等不同的数字出版形态,其赢利模式差异很大。一些国外成熟的模式在我国未必一定可行,国外没有的模式在我国也未必不能成功。关键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理念,需要转变什么样的观念。

作为从事传统科技出版的老编辑,面对新兴的数字出版浪潮,笔者认为以下两点是尤为重要且必须解决的。

首先要进行传统选题策划观念的转变

就科技出版而言,从建国初期,传统选题策划经历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中期,自然科学图书基本上是前苏联的舶来品,包括技术标准、教科书及相关工具书等等;第二个阶段是六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前,科技出版业基本处于瘫痪状态,图书技术内容少得可怜,许多内容是“空洞的政治语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随着改革开放,各家出版社引进了一大批欧美国家的科技图书,确实为我国的科技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随着国内各项科学技术的逐步成熟,也组织了一些有代表性的国内专家编写的著作;进入21世纪后,在“科技大发展、文化大繁荣”的方针指引下,图书出版的品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极大地满足和丰富了广大读者的知识需求。

但是,近几年,随着出版业走入市场化,出版社之间的竞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大家为了市场占有率,以及主观愿望上的利益最大化,不遗余力地策划大量的同质化、水平不高的图书,特别是由于出版社的白热化竞争,使得一些不负责任的图书流入市场,最终坑害读者。应该说,图书产品的大量积压,单本品种印数的急剧下降,与图书的质量和内容有着直接的关系。加之数字化革命的迅猛发展,未来几年,传统出版物相当一批产品可能会被逼入“死局”。

因此,为了适应出版形态的革命,传统出版社的编辑首先应该在选题策划上进行观念的转变。在目前形势下,具体说来,可以分成两步走:第一,对于相对稳定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术,可以按传统的选题策划和组稿方式继续传统出版。第二,对于关联性很强的选题,如市政基础设施的管理和优化,具体说来,比如城市雨洪管理、市政管网管理以及城市交通流量管理等,很难或者说几乎不可能得出一组非常准确、权威的控制数据来指导若干年的城市设计与规划,这些数据都是动态的,也可以称之为“与时俱进”。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而数学模型是建立在全动态数据之上的。这就给出版工作者在数字出版上一个很好的机遇。理由很简单,因为数据的收集者(这里指相关的研究院、所),最终需要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供客户使用从中获得效益,而任何一个院所的研究都有自身的局限性,这就需要出版者进行有机的组合并优化。数字出版就是这种组合优化的最佳途径。可以这样讲: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上,就是一个大的中间商,他的作用就是一个中枢,把零散的信息整理打包,最终有偿服务需求者。

所以,编辑在策划数字出版选题时,首先要有总的、全局性的、可持续性的整体概念,比如“城市市政管网运营与管理”这个选题,编辑的策划点已经不是传统的某个权威单位或个人,而是一个大的群体集成,这里包括大专院校、科研和设计单位、气象、地质部门等等,这些部门提供大量的信息碎片,包括图、文、遥测遥感数据甚至是GPS或GIS数据,所有这些数据都是全动态的,策划编辑的任务就是把所有这些信息充分整合优化,建立一个大的信息交互平台,打成各种不同的数字图书包,有偿提供给客户。如美国交通运输研究委员会联合基特尔森联合公司和栢诚美国基础设施子公司以美国公共交通合作研究计划(TCRP)之《公共交通通行能力和服务质量手册》就是数字出版的成功案例。TCRP很短时间就以报告的形式更新一次,有偿供大家使用。可以设想,随着数字化技术的飞跃,在不远的将来,无论是管理人员、政策制定人员、设计人员还是施工、运营人员,都将是数字化出版的著作权人和直接用户。

数字出版物营销观念的转变

与传统出版物不同,数字化出版的营销,首先强调的是服务、服务、再服务。对于数字出版,编辑的选题策划与出版物营销是密不可分的,应该说,营销贯穿于策划的始终。上面讲过,在数字出版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是著作权人或直接用户,所以,编辑,这个数字出版的特殊角色,首先要明白数字出版物与传统出版物的一个显著区别:传统出版物由于受到篇幅的限制,单个选题信息量有限,但选题题目可以多数量开发;而数字出版的单个选题信息量可以无限大,相对地,选题数量可以大幅减少。单就数字出版而言,一个选题的巨大信息量,在出版变革的初期,可能会吸引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可能给出版社带来一定的效益。这也是时下国内外一些出版商热炒“打包数字化”的根本诱因。但是,剖开来看,这些产品卖的是设备而不是服务。长此下去,必然会将出版产业边缘化,使出版社非常被动。这种危机,必须在策划和营销中予以充分的重视。

在营销方面,之所以提出服务再服务的理念,这也是数字产品的特征决定的。数字产品有更新迅速的独有优势,应该就此优势构建可持续的服务平台,为出版社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大的选题方向确定之后,要将服务平台细分成若干个领域(子平台),在子平台上纵向做足功夫,在注意保护版权和出版社相关利益的前提下,不断创新,以保证出版社的不断发展。

总之,在数字出版产业中,只有出版社在产业链中是真正的书商。出版并不是将已经成型的作品付印再销售出去那么简单。出版工作由编辑、制作和营销构成,其中选题策划工作是前提。图书出版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的精神活动过程,编辑的创造性作用,从选题策划开始,贯穿于图书出版的全过程,就像麦卡锡所说“编辑不断提出问题,作者也一一回答,直到双方都觉得已经创作出一本好书为止。”由此可见,图书能否适合市场需要成为畅销书或精品,能否推广加强数字图书的营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书的内容,而出版社和编辑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只有编辑才能准确地分析市场需求和读者的阅读嗜好。在这一点上,无论是电子书的制造商还是网络的运营商都是做不到的。

知识经济与传统观念变革 篇4

作者：赵晓峰

摘要：本文试图通过引入“大私”的分析观念，将乡土社会里的宗族或自然村赋之以“大私”的属性，以此重构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研究发现，宗族、自然村是农民认同的一个重 要的“自己人单位”。受此影响，传统农民的行为逻辑是“以群为重，以己为轻”的群我主义，以农民认同的“大私”单位为界限，其内遵循个体利益服从群体利益的整体主义行为逻辑，其 外则遵循截然相反的特殊主义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在此基础上，重新审视“崇公抑私”等公与私的价值性术语的实践效能就会有新的发现。

关键词：公私观念

传统农民

特殊主义

群我主义

差序格局

一、问题的提出

探讨中国人公私观念的属性，一个理想的起点即是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的分析概念：

“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当他牺牲国 家为他小团体谋利益，争权力时，他也是为了公，为了小团体的公。在差序格局里，公与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1]

从中可以发现，在传统中国社会，受儒家学说的影响，中国人的公私观念从理论上来讲有四个显著特征：一是多层次性，在天下之“大公”与个人之“小私”之间有若干个类如家、族、党、国的中间地带的圈、层；二是规定性，“私”是人的本能，“私”先定而“公”后随；三是伸缩性，在中间地带的圈、层上，公与私都是相对的，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可以根据自身 需要给出完全相反的判断；四是价值性，中国人为了任一圈层的“公”的利益，不会牺牲内圈层的私利，却会言之凿凿地牺牲外圈层的公利。

公与私的价值性，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长期存在的悖论现象：一方面是“崇公抑私”等褒公贬私的思想观点盛行于世，另一方面是追求私欲而无公德的现象充斥在民众生活实践的各个角落。然而，公与私问题在价值性和实践性之间存在着的认识论上的张力，可能更多是由公与私界限的笼统、模糊，由“公”的向内扩张性和“私”的向外扩张性叠加带来的，也就是说是由公与私 的伸缩性引发的认知上的悖论，而不是一个普遍的实践中的悖论。因为由公与私的多层次性所决定，一旦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被打破，公与私的另外两个特征也就必然需要重新认识[①]。

笔者认为，认知上的公私悖论现象的产生更多是由于脱离了实践的场域，抽离了时空，过于期待能够在高度抽象化、形式化的层面上寻找到一个普遍性的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的认识论范式造 成的。一旦，将农民公私观念的讨论放到村庄这个特定的场域中，放到对农民日常行为逻辑的考察中，就可以发现，在“以己为中心”的家庭之外的若干层级上可能存在着一个结构性的“大 私”。因为在“多层次”的公与私中有一个“事先规定”的农民认同的结构性的“大私”的存在，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和价值性特征就有了重构的可能性。

为此，本文将把公与私的讨论安放到村庄里，从公与私的层次性、规则性两个层面着手，试图建构理解传统社会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深化理解农民的公私观及由其型构的地方社会 秩序的内在逻辑。

二、中国农民“私”观念的起点及其行为逻辑

家庭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这是学界的共识。金耀基认为在传统的中国社会，由于家的过度发达，压制了个人的独立性，使中国没有能够产生类如西方的“个人主义”[2]，由个体组 成的家庭构成划分群己、人我界限的基点。贺雪峰还进一步提出与认同有关的文化边界而不是自然边界构成人我、群己界限的边界。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中，团体和个人是对立的两端。而在 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庭是最基本的权利与行动单位，构成群己界限的边界，中国传统社会里的家庭与西方的个人一样，构成了一个基本的“私”的单位。[3]

费孝通认为在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中，个人的行为取向是以己为中心的，“这并不是个人主义，而是自我主义”。费孝通说中国人不是个人主义者的判断已经得到了学界普遍的认同[4]，但是 说中国人是自我主义者却与他自己关于中国社会是“礼治社会”的判断相冲突，引发了后辈学人的质疑。[5]个人主义建立在宪法和权利观念之上，是权利本位的，而传统中国是伦理本位的，没有产生个人观念和权利观念，更多是依照义务的原则与他人进行交往的，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他人的伦理义务。[6]

按照自我主义的逻辑，在“己、家、族„„”由内向外推的序列谱上，一个中国人可以依据自身的需要为了某一个圈层的私利而牺牲之外所有圈层的更大的“公”的利益，而不会为了这个特 定圈层的“公”的公利而放弃其内任何一个圈层的私利，比如说中国人可以为了族的利益而牺牲国之公利，而不会为了族的利益甘愿去牺牲一己一家之私利。这显然与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具有 不相符的一面，如果将自我主义逻辑的讨论放到村庄这个特定场域中则更加明显，一旦单个村民可以为了一己一家之私利而牺牲一族一村之公利，村落社会的秩序就无以形成，村庄也就不能 成为村庄了。

由此，中国农民的行为逻辑不是个人主义的，也不是自我主义的，更不是杨朱学说所渲染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为我主义，从表面上看更像是梁漱溟阐述的遵循伦理本位原则的“互以 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不过，从中国人的实践行为逻辑来看，“以对方为重，以自己为轻”的利他主义是有边界的，更适用于家人和熟人之间，适用于熟人社会亲密社群内部的人际交往行 为。所以，在廉如鉴、张玲泉看来，“‘自我主义’有低度社会化之嫌，‘互以对方为重’则有过度社会化之嫌”[7]，都不能概括中国人行为逻辑的特点。鉴于此，笔者认为传统中国农民的 行为逻辑是群我主义的，“以‘群’为重，以自己为轻”。因为有“群”的存在，就有“群”的规范，就有“群”内所有人都认同的地方性知识，有了一己一家必须遵循的规矩。群我主义相 对于自我主义和“互以对方为重”的利他主义来说，关键是存在着一个相对清晰的边界，站在这个边界上向内看，为了这个群体的共同利益，既可以牺牲边界之内一己一家之私利，也可以牺 牲边界之外的一国乃至天下的公利；在边界之内，人际交往的逻辑是“以对方为重，以自己为轻”，而到了边界之外则完全可以采取截然相反的陌生化的人际交往逻辑。

三、农民“私”观念的拓展：“自己人”及其行为逻辑

虽然中国人长期以来都对累世同居的大家庭推崇备至，但是大家庭并没有成为人们的普遍选择。[8]家庭的规模限制了单个家庭提供水利、安全等公共品的能力，当传统国家也无力为分散的小 农家庭提供种类繁多的公共品的时候，就需要在单个家庭的基础之上构建诸多家庭联合供给公共品的合作机制，因此也就需要一个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能够承担这一功能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 位。

孙中山认为：“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是一盘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而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大，往往因为 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价性命。”“至于说到对国家，从没有一次极大牺牲精神去做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至，还没有扩张到国族。” [9]

杨国枢则更进一步将中国人这种家族重于个人的倾向称之为家族集体主义，“在家族主义的取向下，„„个人不得不屈从或融入家族，其个性或独特性自然不受重视”。[10]对此，林语堂认 为“他们（中国人）系心于各自的家庭而不知有社会，此种只顾效忠家族的心理实则为扩大的自私心理”。[11]

“扩大的私心”是家族集体主义意识的来源，是“自己人”认同的社会文化心理基础。杨宜音提出中国人是通过先赋性关系和交往性关系来建立“我们”概念的心理联系，“关系化”是形成 “自己人”意识的重要机制，而“类别化”则是判别与区分内外群体心理联系的重要机制。[12]以此来看，以自然村落为中心的地方社会无疑是形成农民“自己人”观念的最佳场域。在这里，依血缘而来的先赋性关系和依地缘优先性而来的面对面的交往性关系是可以充分地发挥作用的，宗族是最有利于建立“自己人”认同的先天性组织载体。宗族与宗族之间则会因为“类别化 ”机制的发酵而形成内外群体的区分。但是在自然村落里，高频度的面对面的交往关系也有可能弥补先赋性关系不足的缺陷，使杂姓村落也有可能成为以自然村为认同边界的“自己人”群体，而对于那些没有或很少有互动交往关系的外宗族、外村落来说，自然也就成了陌生的“外人”群体。

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再来看“差序格局”的农民公私观。“差序格局”的伸缩性特征，在村庄视域中更形象的描绘来自于王铭铭。王铭铭在福建溪村考察时发现，全家族作为独立的整体与异 族或村外人对照，被称为“自家人”，即“私”的一部分；对于聚落房支和个别农户而言，则转化为“公”的单位。聚落房支于家族而言，称为“私房”，是“私”的单位；而对于亚房和家 户却被称为“公”的单位。亚房对于家族、异族、聚落房支而言，都成为“私”一级的单位；但对于家户和个人，成为“公家”，也与它们一同称为“家人”。家和个人的分别极小，家即自 己，自己即家。[13]

在费孝通和王铭铭看来，建立在家以上的“家、亚房、聚落房支、家族—村落、村外”四级公与私的认同较多的呈现出均质化特征，没有显著的差异。但是，贺雪峰对农民行动单位的研究无 疑打破了这种认识。他提出，在超越家庭之上的差序四级中，往往有一级构成超出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农民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且因为这一级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存在，而压抑了其它各级 的认同水平和行动能力。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宗族、自然村就是凸显的超越农民单个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14]

相比于费和王的论述，贺雪峰提出的双层认同与行动单位的观点可能更切合于乡土社会的实际情况。从学界已有的研究来看，以解放前的华北农村为研究对象，日本学者平野认为中国的村落 具有共同体层面的意义。[15]暂且搁置中国农村是否是一个共同体的讨论，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传统乡土社会中，宗族、自然村确实有可能是农民“自己人”心理认同的一个重要单位，是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农民认同与行动单位。因为有了“自己人”的认同，它对内就能够在不破坏群体团结的基础上遏制介于家庭与宗族之间的诸如亚房、聚落房支的“私”的利益单位的挑 战，使宗族“对内虽然从来难有一致的时候，对外却从来没有不一致的时候”的集体行动逻辑成为可能，从而使宗族、自然村成为村民日常生产生活中最为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公”的单位。宗族、自然村的“公”相对于个人、家庭来说是“公”，而相对于“国家”之“大公”来说，又退回到“私”的领域当中，实则是农民认同的“大私”。

接着，我们再来看“大私”的规范性。乡土社会是一个依靠礼治形成秩序的社会。[16]礼治就是以地方性共识、以公共规则为内在秩序机制的习惯法、民间法来治理。由于其极度强调“公共 性”，对个人而言，“礼治秩序”所蕴涵的就是整体主义的价值取向，是不能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行为逻辑。整体不是单个的我，是由诸多的“小我”聚集而成的“大我”。整体主义强调 的是以“小我”为中心向往外推的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机制具有“公共性”，“自我”必须“克己”以按照地方性共识、公共规则来约束自己的行动。这也是传统中国农民“群我主义”行 为逻辑的根源所在，而其群就是“自己人”群体，即宗族、自然村。

然而，农民行为逻辑的整体主义一旦超越了宗族、自然村等“自己人”的范围，自外向内、自上向下看则会发现其很快就回归到特殊主义行为逻辑中去了。说到底，礼是规范熟人社会里人与 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的，并不能推广到宗族、村落以外的陌生人社会。与规范礼治社会秩序的人情、面子等习惯法、民间法相比，“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国家法才具有普遍性。法是靠权力和暴 力来推行的，礼则是靠教化来习得的，在“民不告，官不究”的传统社会里，法和礼以宗族、自然村为界限是可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

所以，许烺光才会认为：“中国人决非一盘散沙，尤其在亲属关系和地方组织中，中国人彼此在一起的力量比粘土还紧。至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性格，只有在主要亲属以外的团体关系中才会 出现”。[②]以宗族为界，宗族内为“粘土”，宗族外为“沙”的论断无疑是对“自己人”内外整体主义逻辑和特殊主义逻辑分属转换机制的最形象的说明。

超越家庭之上的“自己人”、“大私”的存在，一方面较好地解决了农民正常的生产、生活所必需的公共品供给问题，为村落社会提供了基本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却也阻隔了国家与农民之 间直接关联机制的建立，致使传统中国的农民只知道有宗族而不知道有国家，只愿意为宗族做义务本位的付出，而不愿意为国家做轻摇赋税、有限兵役等之外的更多付出，以致在农民的心里 出现了“有宗族而无国族”的认同窘况。正因此，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前辈先贤才会说中国农民一盘散沙，也更能体会到这里的“一盘散沙”实则更多指的是以宗族等阻隔农民建立起对国家认 同的“自己人”、“大私”为单位的粒粒“沙子”的“散”，而不仅仅或者说主要不是个人层面的“散”。

四、村庄视域中农民的行为逻辑：“小私”和“大私”何以“通了家”

村庄社会性质是理解单个农民群我主义行为逻辑和“自己人”整体主义行为逻辑是如何交汇融通以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的关键。谈起乡村社区的社会性质，仍不得不提费孝通“熟人社会”的 理论模型。“这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17]熟悉而非陌生构成传统农村社区的底色。然而，仅仅是“熟悉”远远不足以理解传统村落的性质，“熟悉”并不足以使世 代延续的宗族性村落得以长存，由“熟悉”而生发出的“信息透明度”和“信息成本”问题难以构成理解传统农民行为逻辑的根本原因。那么，在熟人社会里，由“熟悉”到“信任”、“规 矩”等秩序生产机制，其背后到底是什么呢？陈柏峰认为是“亲密”，支撑机制则是人情。[18]但是，仅从“亲密”出发来理解乡土社会的本质，理解宗族共同体是如何可能的显然还不够。归根到底，“亲密”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感情、感觉，“人情”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交流的一种方式和规则，从微观的个体到中观的宗族、村落存在着“惊险的一跳”。换句话说，个人和 社会、“小私”与“大私”在哪里“通了家”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解决。

费孝通说：“在一个熟悉的社会中，我们会得到从心所欲而不逾规矩的自由。这和法律所保障的自由不同。规矩不是法律，规矩是‘习’出来的礼俗。从俗即是从心” [19]这里的“习”字很 关键，正是一个“习”字建立起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密切关联。“习”就是人的社会化，其本质是建立起个人对规矩、对社会、对地方性共识的“认同”。在一个长期实行自治性管理的社区 中，熟人社会的秩序生成关键靠农民在不断“习”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认同”。“认同”就是将宗族、村落在长达数百年的人类历史上所沉淀下来的地方性共识“内化”为个人的行为规范，其本质是一个“私化”的过程，将宗族、村落“私化”为个人，使之成为农民超越单个家庭之上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

群己界限的划分是“习”的主要任务，建立起以“自己人”为界限的“认同”是“习”的关键内容，宗族、自然村内部是“自己人认同”，之外则是“陌生人认同”，以宗族、村落等“自己 人”群体为界限，规矩、法律成为人们内外有别的行为依据。因此，乡土社会之所以能够积众人之“小私”成社会之“大私”，使宗族、村落成为自治的共同体，关键还在一个“习”字，在 “认同”二字，没有“自己人认同”和“自己人行动逻辑”，宗族、自然村落的秩序就无以生成。

那么，农民“认同”的是什么，“小私”和“大私”凭借什么“通了家”呢？杨宜音认为：“自己人结构虽然带有先赋性的特征，但是最为核心的还在于结构边界具有的心理动力特性。隐藏 在‘自己人圈子’背后，是一个具有自主性的‘自我’，它掌握了人对环境的适应和创造，打通了‘我’与‘我们’的边界”。[20]以自我为中心，个人可以通过先赋性关系自动成为一个“ 自己人圈子”的成员，也可以通过后天的交往性关系融入这个圈子从而成为“自己人”。在这个结构性“自己人圈子”中，内核是依血缘关系而来的宗族，非宗族的人必须通过通婚、过继等 各种拟血缘的手段或者是通过交往才能被接纳为“自己人”。在传统村落社会里，“自己人”的信任建构是在“祖祖辈辈而来，子子孙孙而去”的熟人社会的场域中完成的，得益于先天的血 缘性关系和后天的交往性关系的叠加效应。但是不管是在南方单姓主导型的宗族性村落，还是在北方多姓杂居的村落，“关系”都是打通“我”与“我们”，“小私”与“大私”之间隔阂的 重要的实践机制。

黄光国在研究中国人的行为逻辑时分析到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三种不同的关系形式，并分别有不同的适用法则：一是情感性关系。在传统社会里，以家庭为单位，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就属于这 个类别。它的社会交易和资源分配法则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需求法则”；二是工具性关系。它是个人与家庭以外的其他人建立的以获得物质利益为目标的关系，适用的是“公平法 则”；三是混合性关系。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等不同的角色关系，适用的是“人情法则”。在黄光国看来，混合性关系是个人最可能以人情和面子来影响 他人的人际关系范畴。[21]

黄光国的分析比较契合梁漱溟的判断，中国传统社会是伦理本位的社会，伦理本位的实质是关系本位。而关系的建立往往要依赖人情、面子等社会交往机制。黄光国对中国人行为逻辑的研究 超越了村庄，旨在提出一个普遍性的解释模式，更重视的是以人情、面子为权力游戏规则的混合性关系的分析，难以清晰地揭示出传统中国农民在村庄里的行为逻辑。

将黄光国的研究成果用之于村庄则会发现，情感性关系在传统社会里不仅适用于一己之家，而且还通行于“自己人圈子”，但其所讲的需求法则就不一定适用于以宗族等为存在形式的“自己 人圈子”。也就是说，黄光国的情感性关系既适用于传统社会的家庭，也在一定限度内适用于宗族。并且，混合性关系同样也适用于宗族、自然村落这样的“大私”单位。因此，在家庭之外，宗族、自然村落之内，人情和面子都是重要的关系资源。人情是以礼物的互惠等形式建立起来的，面子也是通过不同地位的人们之间的“馈赠与接受”的互惠关系建立起来的。

由“伦理本位→关系本位→人情、面子”倒推过去，就是费孝通的“伦理路线”。费孝通认为孔儒学说一统天下之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政治路线就和伦理路线就分野了，学者们的职责是去 维持伦理路线。[22]在“皇权不下县”的传统社会里，乡村社会的日常治理主要不是依赖国家法的治理，而是依赖人情、面子等关系资源的治理。伦理路线的治理依托的主体是将义务本位的 价值取向内化到日常行为中的个人，也就是遵循群我主义行为逻辑的个人。因为人情和面子都蕴藏着人际交往的规范，个人通过社会化的过程习得了这些规范，也就会认同这些规范，将之作 为日常行为的标准，从而这些规范也就成了地方性知识，具有了“公共性”。正是在这里，“小私”和“大私”之间“通了家”。

当然，为了维持“大私”社群内部的秩序仅仅依靠这些软的规范还不够，毕竟它们所针对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交往关系，因此还需要一些必不可少的硬的规范，这就是族规家法、村规 民约。族规家法、村规民约虽然也有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倡导性、预防性规定，但其主要的功效应该是防止和打击越轨者对“大私”秩序机制的挑战和破坏，使“大私”社区的秩序得以保持 稳定。在清朝末年，在满清政府的支持下，宗族组织甚至可以将不法族人处死。[23]因为有血淋淋的事实和相关故事的传承，在一个缺乏流动性的社会里，农民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必然对之耳 熟能详，从而将族规家法、村规民约在无意识中就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

正是人情、面子、族规家法、村规民约等“自己人圈子”里的公共性规范，为个人“正心、修身”提供了“习”的知识性资源，使“小私”和“大私”可以凭借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逐步建立 起的“自己人认同”意识而“通了家”。

五、农民的国家观：“大公”与普遍主义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革的时期，也是公与私问题得以萌芽、成长、成型的第一个关键期。在中国走向大一统帝国的过程中，“立公灭私”成为先哲们尊崇的社会主流的意识形态，并最终导致了封建君主专制王权的建立。但那个时候的国家是君主一人、一家、一族之国家，代表国家的法律实则是一人、一家、一族之法律，统治者将私家的法律凌驾于一国之上用之于 规范社会。

到宋明两朝的时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公”的意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开始直接代表“善”或世界的根本原理——如义、正、天理等，出现了高度抽象化的现象。明清之际，“公”的大 致含义虽然仍是普遍，全体，但其新特点在于承认了“私”的正当性，甚至认为理想的“公”，就是全天下的“私”都得到合理实现的境界。[24]进入近代以来，“在较抽象的层次‘公’代 表一种符合多数人利益的超越理想，亦即是正道或正义；在一个具体的层面，‘公’代表近代国族主义下人们对新群体的想象与认同”，人们逐步经历了一个“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的现 代性转变。[25]

“公”的抽象含义的变迁一般都是先在知识精英分子那里酝酿成熟，逐步走进民间，通过意识形态教育的渗透影响农民的观念和生活的。现代意义上国家的观念是从清末新政开始逐步形成的，到民国年间随着国家政权建设的展开，以国家名义出现的普遍主义的法律、制度、政策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农民的生活实践，成为农民在村庄生活中可以借用的外界资源，国家的话语 日益成为农民（主要是精英分子）生活话语的一部分。[26]

六、结语

结合上文所述，我们可以初步构建一个理解传统中国农民公私观念的理想图式，如下表：

由于传统中国农民是终老于乡的，宗族、自然村不仅是农民日常的一个生产、生活、娱乐单位，而且还是农民人生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实践场，是农民魂牵梦绕可以安置灵魂的地方。而高高在 上的国家，远离了农民的生活，超越了农民的想象，不能承载普通大众对人生意义的终极追问，不能为农民提供宗教般的信仰来源。所有这些，农民都是在宗族和自然村里得以实现的，传宗 接代的生育观念和光宗耀祖、叶落归根的桑梓之情也是在这里久经酝酿生成的地方文化和地方传统。因此，为国争光、报效国家等将人生价值直接指向国家的观念是在现代国家建构过程中才 出现的，并且更多还只是社会中的精英群体才会有的实践行动。所以，在传统社会里，宗族和自然村阻断了国家和个体的有效对接，使“有宗族而无国族”的农民政治社会认同模式成为可能。[③]

进一步地讲，在传统社会里，崇公抑私的重点在宗族层面，“抑”的是宗族之“大私”的力量，以防备其发展成威胁国家之“大公”利益的力量，至于个人和家庭等微观主体的力量往往并不 是“抑”的重点。“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杨朱学说关注的重点也不是个体、家庭层面的“小己”，而是宗族层面的“大己”。在宗族内部，为了“大私”整体的利益，个人是不能过于彰 显“小私”利益的。而到了宗族的外部，“小私”就有着极大的冲动为“大私”谋取能够“光宗耀祖”的利益，以致“诛九族”常常成为皇帝处罚臣子的最严厉的刑法。如此一来，公与私的 价值性术语才有更强的实践解释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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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王铭铭。溪村家族[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4:74.[15]李国庆。关于中国村落共同体的论战[J].社会学研究，2005，（6）。

[18]陈柏峰。乡村江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33.[21]黄光国。面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22]费孝通。中国绅士[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8.[23]李文治、江太新。中国宗法宗族制和族田义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81.[24]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J].公共性与公民观。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25]黄克武。从追求正道到认同国族[J].国学论衡，2004，（3）。

[26]李怀印。华北村治[J].北京：中华书局，2008.-

[①] 笔者认为这也是建构理解农民公私观念理想图式的关键点所在。本研究即着力于从公与私的伸缩性特征出发，寻求理论创新的起点。

[②]转引自：翟学伟。中国人行动的逻辑[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61-262。

[③]正是基于此认识，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孙中山认为要以宗族为基础，一级一级的改造、联合，直到成就一个国族（见《孙中山全集》第9卷）。与之相反，毛泽东则将族权看作是“束缚 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之一，必须要推翻祠堂族长的族权以解放农民（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

观念转变是一切变革的根本1 篇5

--学习徐总讲话心得体会

通过徐总高瞻远瞩高屋建瓴公司的讲话，让我们深刻认识到二次创业理念和四年发展战略的重要性，并且在这样的科学发展理念下，我们看到了公司发展的美好蓝图。徐总提出倡导 “二次创业”理念，发动“制度和成本”两场革命，为公司的发展战略制定了战略构想和施政方针。

发展了几十年的企业，为何还要进行二次创业呢？众所周知，由于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市场萧条、资金链几近断裂，企业的生产经营陷入困顿，为扭转这样的不利局面，从公司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二次创业”的理念，将激起企业干部员工的斗志，心态归零，重新开始。

同时也定下了四年发展目标即“一年改变面貌、两年大见成效，三年重振雄风，四年再创辉煌”。明确“和谐红日、创新红日、优势红日”三个方向，实现“一年改变面貌、两年大见成效、三年重振雄风，四年再创辉煌”四年发展目标，坚持“实事求是；民主集中；逐级负责；公开透明；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五项原则，红日阿康的决策机制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各负其责、职能清晰、责任明确的决策机制，将大大提高公司的决策效率，促进了公司各方面的发展，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

通过实施“制度、成本、技术”这三场革命，力争打造一个“和谐、优势、创新”的新红日。市场尊重趋势和规律，产品体现特色与创新，交往体现真诚和信用，合作体现互利双赢，服务体现效率与细节。未来无论是产品的研发还是政策制定都要紧紧的从市场实际出发，尊重市场规律，适应市场环境。

在过去的第一季度里，凭借复合肥整体配套优势，凝心聚力的队伍优势，忠诚互信的厂商优势，逆境中实施二次创业的红日阿康紧抓市场机遇，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有的是力量、有的是智慧，有的是勇气。”

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已经崛起的红日阿康，会为赢取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尊严而战。尽管面临着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和挑战，但依靠广大干部员工的责任心、实事求是的技改研发态度和管理决策，红日阿康会毫不迟疑地向着既定目标大步前进。现在，我对公司的发展前景更有信心。未来的日子我们同舟共济，再创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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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经济与传统观念变革 篇6

目前，无论国外企业界，还是国内企业界都掀起了企业瘦身运动热潮，组织扁平化的呼声甚高。但由于传统体制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企业都还在沿袭金字塔式的组织结构。我们在给企业做管理咨询的过程中发现一些企业的组织结构极不合理。横向看：企业某些部门的管理有交叉现象。比如，两个副总分管同一个处室；部门分工的逻辑也不够清晰，比如机动处负责原料采购计划；纵向看：设置重复，架床叠屋，下边已有的，上边照设不误，比如设备管理；该放下去的，却留在了上面。在这样的组织架构下，责权不清，效率低下是很正常的。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面临的竞争环境日趋激烈，如何快速地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成为企业制胜的关键。于是扁平化组织的理论开始出现，一些先知先觉的企业开始脱下结构上厚重的衣装，减少管理层次、实行单职制、建立企业的数字化管理系统、开展业务流程的重组，全面进行了组织的变革与扁平化改造。

在传统的层级式组织中，每位经理人管理的部属人数，即管理跨度一般为6人—8人。因而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其金字塔就会越搭越高，机构越来越臃肿。同时，经理人员难以掌握下属的工作情况，每个员工只对上级负责，只考虑部门利益，缺乏横向沟通，缺乏系统思考，导致效率低下，更无从考虑提高客户满意度。

社会经济环境的不断变化，使得多层组织的革新不可避免，组织扁平化将成为企业获得新生的必然选择。信息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传统组织的重构，首先是缩减以至取消中间管理层，现代信息技术使操作执行层与决策层直接沟通。其次信息化将使高层管理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企业引入信息系统之后，以信息传递和监督下层为主要任务的中层管理机构功能将逐渐减少，相应地企业高层管理的控制能力将会大大加强，CIO的出现成为必然。因为信息技术的应用使上下级之间的沟通与联系更为方便，减少了决策的执行和反馈环节，减少信息在各个环节上的停留时间成为可能。第三，改进了组织绩效。信息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使得一个组织要完成与过去同样的工作量所需要的人员大为减少，从而组织更加精干高效。企业信息化对于员工来说，通过企业内部的信息网络使决策者同企业各级员工进行广泛的交流，也可以使员工直接同高层决策者进行沟通。使员工参与感、责任感增强，从而调动员工的积极性。第四，扁平化的网络组织能对市场环境变化作出快速反应，通过社会化协作和契约关系，组织的边界不断地被扩大，在建立起组织要素与外部环境要素互动关系的基础上，向顾客提供优价的产品或服务。

企业信息化促进了组织变革，而组织的重构也使得企业信息化能够顺利推进，企业信息化建设的过程应该是对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的先优化、后固化的过程。从技术上说，任何手工操作流程都可以在计算机网络上实现。但是如果模拟的是不合理的组织结构和业务流程，那么，即使ERP系统实施成功了，管理上也是个大败笔，因为你把不合理的东西给法律化、固定化了。因此我们咨询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探明企业在多大程度上具备实施ERP的条件。对已具备条件的环节，进行组织重构和业务流程再设计；对尚不具备条件的环节，提出条件要求，同时与企业的其他生产、经营环节一道，设计出整体解决方案。文／于建华

知识经济与传统观念变革 篇7

1、从大规模生产到大规模定制

在农业经济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距离非常近，甚至是合一的，他可以制作出非常合乎使用者要求的东西。到了工业经济时代，专业化的生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降低了单位成本，形成了规模经济。分工越来越细，环节愈来愈多，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越来越远，消费者的需求常常由于过长的生产销售链而不为生产者所知。从生产观念、产品观念、推销观念到市场营销观念的演进，我们可以看到工业社会为克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分离而作出的努力。但由于科技手段的限制，这种分离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缓和，却无法完全消除。

在网络经济时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大规模生产方式产生了革命性的冲击，数字化网络改变了一对多的关系和生产者的统治地位，使用者重新加入到生产中。通过因特网提供的企业与顾客即时双向的交流通道，全球各地的顾客可以随时了解一个企业的产品或业务，获得基于信息的服务，提出反馈意见，发出订单乃至根据自己的需求参与产品的设计。这样，企业的产品虽然可能由于顾客的个性化定制而各不相同，但由于网络的作用而仍然享有大批量生产的规模经济。生产者和消费者因为工业革命而离异，现在却由于网络时代的大规模定制而破镜重圆。融合了农业经济时代和工业经济时代生产制作的优点，大规模定制使得网络经济时代的产品藉着信息技术，使生产者把商品和服务的生产链的末端交到消费者手中，不仅享有更低的成本，而且无比贴近顾客需求。正如亨利。福特首倡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并成为其代表一样，戴尔是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的先驱者和典型。

2.从产品经济到服务经济

工业经济向网络经济转变，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表现为经济重心由制造业向服务业转换。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使得它的产出和就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使服务业逐渐取得了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经合组织成员国净增的6500万个工作岗位中，95％都是由服务业提供的。网络经济是信息占主导地位的服务型经济。网络经济时代的服务性工作，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服务性工作不同，后者仅限于生产辅助性服务（如交通设施、银行等）和个人服务（如商业零售、家政服务等），而前者共包含4个层面：个人性服务；商业服务；交通运输、通信公用事业等方面的服务；信息、教育、卫生、研究和政府部门的服务。这些部门的中心任务是创造、处理和分配信息。其中前3个层面在工业社会也有涉及，但对社会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正是第4个层面服务的增加。

网络经济时代，企业之间的竞争将从产品质量和成本方面的竞争转到服务质量上。IBM公司表示，该公司不是在从事电脑制造，而是在提供满足顾客需求的服务。比尔。盖茨认为，今后微软80％的利润将来自产品销售后的各种升级换代和维修咨询等服务，只有20％的利润来自产品销售本身。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发展迅猛，日益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目前的经营额已超过全球贸易总额的1/5.而从服务贸易内部的构成来看，保险、银行和通信等业务增长尤快，超过了传统占首要地位的旅游和运输，在世界服务贸易出口额占了46％。

3、从实体经营到虚拟经营

虚拟化经营也是一种通过专业化生产提高效率的行为，虚拟化这一崭新的企业组织和经营方式，正在为世界经济提供一个全新的、倍增了的拓展空间。网络经济从两个方面引发了虚拟化经营的出现。首先，国际互联网给虚拟化经营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得企业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为取得竞争中的最大优势，可以仅保留最为关键的功能，而将其他功能通过各种方式如联合、委托、外包等，借助外部的资源力量进行整合来实现。其次，市场情况和竞争方式的新特点，形成了对虚拟化经营的内在需求。瞬息万变的市场和以服务取胜的竞争条件，要求企业必须具备灵敏的反应能力和富有弹性的动态组织结构，即需要建立虚拟企业。虚拟企业有如下优势：有利于技术开发，有利于拓展市场，有利于共同筹资，有利于精简机构，有利于专业化生产，有利于多元化经营，有利于组建企业集团。4.从互相竞争到双赢合作

工业经济向网络经济转变过程中，企业从竞争到合作，从“零利”到“双赢”，合作成为企业经营战略的基本思路。方式多种多样：兼并、收购、上下游整合、合资、技术转让以及各种各样形式的战略联盟；对象也各色各样：客户、供应商、甚至竞争对手。以合作代替竞争作为企业经营的新思路，源于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商品不同于工业经济时代物质商品的特性：首先，信息商品具有可重复使用性，信息商品的使用并不像物质商品的使用那样会被消耗掉。其次，信息商品具有不完全排他性。所有物质商品都具有排他性，但你拥有一种信息，不排除他人同时拥有此信息。另外，网络技术为企业实施该战略提供了良好的信息交流条件。通过因特网，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可以应用EDI等信息系统实现彼此的资料互换、信息共享，联合进行产品开发、生产、营销，以及售后服务。

营销渠道是促使产品或服务顺利的被使用或消费的一整套相互依存的组织，在网络经济条件下，面对企业经营模式的转变，企业营销渠道出现了新的变革趋势。

1、营销渠道的结构性优势日趋突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营销渠道扮演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一个对目标市场全方位覆盖、全渠道控制的营销渠道是绝大多数产品取得成功的先决因素。而随着现代零售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厂商的营销渠道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早期，商品处于供不应求状态，生产商由于能为社会提供稀缺的商品而在渠道内处于支配地位。但是，市场格局的变化使营销渠道系统内权力由生产商转向零售商，零售商逐渐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首先，市场供求发展为有效供给大于有效需求的买方市场，消费者成为稀缺资源，由于零售商处于渠道的最前沿，最能够接近和直接影响目标市场顾客，因而成为产品流向市场的“守门人”。其次，零售商通过扩张、兼并、连锁经营、特许经营等方式急剧扩张规模，零售商的集中程度大大提高。如 ；1996年美国“R”玩具公司销售的产品占美国玩具市场的20％。零售商实力的日益壮大增强了他们与供应商讨价还价的结构性优势，使厂商在整个价值链系统中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再次，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加强，地区之间销售渠道的差别正日趋减少。超级市场、连锁商店和直复营销等形式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普遍存在。许多巨型零售机构把自己的销售网络扩大到世界各地。零售商业的国际化发展，反过来进一步带动了生产商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但伴随而来的是，生产商的国际化也更加依赖渠道网络的国际化。

2.渠道组成结构向扁平化方向转变。传统的销售渠道结构呈金字塔式，存在着许多不可克服的缺点：一是厂家难以有效地控制销售渠道；二是多层结构有碍于效率的提高，且臃肿的渠道不利于形成产品的价格竞争优势；三是单项式、多层次的流通使得信息不能准确、及时反馈；四是厂家的销售政策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落实。因而，许多企业正将销售渠道改为扁平化的结构，即销售渠道越来越短、销售网点则越来越多。

渠道扁平化作为一种销售模式，简化了销售过程，缩减了销售成本，使企业有较大的利润空间。但扁平化并非是简单地减少哪一具体销售环节，而是要对原有的供应链进行优化，剔除供应链中没有增值的环节，使供应链向价值链转变。供应链管理最优化将是未来厂商、分销商、电子商务营运商经营成功的关键之一。要做到营销网、物流网、信息网、客户服务网、互联网五网合一。借助互联网，把产品销售、物流控制、信息沟通、客户管理及意见反馈有机结合起来，使传统分销模式向电子分销模式转化，利用电子商务来解决传统渠道的低效率运作，以求以最短的供应链、最快的反应链、最低的成本来进行运作。

3、营销渠道终端的个性化。针对消费者的产品定制不仅可以减少中间环节，没有产品积压，而且个性化的产品价格缺乏弹性，所以可以为企业带来较大的利润。如伊莱克斯冰箱，可以按照消费者的偏好换门板，正是凭着这种“以人为本”的理念，在进入中国市场的短短几个月中，市场占有率已进入同类家电行业的前五名。福特汽车一直以来都是作为工业化时代大规模、低成本的无差异营销的案例，但是在1999年9月，福特开始发起网上计划，消费者只需轻点鼠标，就可以选择适合于自己的零部件、车型、可信赖的分销商和保险服务等，瞬间就可以完成个性化的定购。相反，看不见消费者差异的企业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将难以生存。

4.新型营销渠道的拓展与延伸。网络经济推动了渠道的变革，因特网开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网络空间，在这个由数以万计的计算机主机和光纤、电话线连接起来的虚拟空间中，人们可以进行测览商品、订货、付款、交货、广告、市场调查等一系列的商务活动。这种新型渠道的突出优势在于其便捷性和透明度。供求双方同时在网上进行交易，节省了中间环节的成本，供求信息能够及时获得沟通，对双方都具有较大吸引力。

5.注重渠道成员的客户关系管理。由于争取一个新顾客的成本要大大高于保持老顾客的成本，所以建立同顾客之间的联系，并管理这些事关顾客和公司利益的关系就显的尤为重要。关系营销的中心就是顾客品牌的忠诚。据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顾客的忠诚度提高5％，企业的利润就增加25％。经济全球化时代，网络的运用更加普遍，通过开发数据库软件，可以建立起目标客户群的档案。针对具体目标客户的特点进行“一对一”营销。如亚马逊的网上书店，就是以低成本建立了庞大的客户数据库，利用顾客以前购物的信息，巧妙的提醒顾客去浏览可能会引发兴趣的其他书籍等。今天的营销方法不再是强加信息给顾客，而是试图吸引消费者的兴趣，获得他们的许可，然后同他们开展产品的对话：帮助他们了解更多的关于产品的信息，通过实行一种“许可营销”来培养顾客的忠诚度。

在网络经济环境下，传统的营销渠道模式和管理方式已经不适合全球一体化、需求多样化、消费个性化的市场了。因此，对中国企业的营销渠道进行适当的改进，必将更加有利于企业转变经营方式，实现“走出去”战略目标。

1、政府的信息网络建设。政府要加强信息网络的建设，改进贸易实务的运作方式，使电子商务进入贸易的各个流通环节。首先，可以运用电子数据交换的方式改进通关流程，进

出口企业与海关计算机联网，通过网络数据的传输进行申报、审核、复核、下达指令等，加快通关速度，降低贸易成本。其次，通过电子数据交换改进物流系统，使运输、仓储信息、交通联合起来，实现运输革命。最后，使电子方式进入国际贸易的支付环节，从而单证的审核、付款、交付都可以通过网络银行得以实现，使跨国经营企业的营销渠填更加快捷、流畅。

2.企业的供应链再造。供应链再造是企业经营的一个重要环节。企业会出现一种由不同层次的供应商组成的供应等级结构，供应范围不仅涉及原料，而且涉及零部件甚至整个生产系统。一方面企业要精心挑选供应商，通过收购、战略联盟、合资等方式与供应商形成紧密的关系，使供应链变得合理；另一方面企业可以只控制核心能力，而将非核心能力的业务虚拟化，外包给专门的供应商，即对其业务流程和服务进行区域和全球的整合。21世纪，已经进入了快速反应的供应链阶段，通过电子商务手段与合伙者形成物流、信息流的无缝连接，通过对供应商的培训整合他们的能力，以达到对消费者需求的准确、快速反应。如戴尔公司通过互联网与几百个供应商相连，每隔两个小时经因特网向仓库发出部件需要通知，从定单的下达到电脑部件的个性化组装，再到消费者收到电脑往往在一周之内。因此国内企业可以适当的参照他们的运作方式，与供应商建立稳固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于一些标准化的大件出口商品，可以实行根据顾客的不同要求定制化的生产方式。

3、建立扁平化的渠道结构。渠道扁平化作为潮流，是市场规则使然，最大限度地减少供应链环节，降低成本，提升利润，同时给渠道合作伙伴盈利空间，是当代企业渠道建设和发展的方向。IBM公司面对经销商的直销计划和电子化支持的渠道策略就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也使得IBM渠道更加扁平化。分销渠道扁平化，缩短供应链，降低成本，这应是今后我国企业分销渠道建设的共同追求。

4.与合作伙伴建立良好的关系。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商业竞争朝着国际化的方向发展，只有与当地的合作企业建立起长期可依赖的关系，采取“双赢”战略，才能借助合作伙伴的渠道赢得市场地位。日本的三菱集团与德国奔驰公司在汽车、宇航、集成电路等方面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从而得以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建立之前就进入欧洲。作为回报，三菱集团帮助奔驰公司在日本建立起了销售网，双方各有所取。与当地企业合作，不仅要考虑自己的市场占有，更要为对方提供广阔的赢利空间。如可口可乐在中国建立的合资企业只提供可乐原液，除此一不投资，二不出人，三不分利，但却对当地可乐企业的建设、生产和销售、宣传广告和职工福利等提供一切的支援和扶持，从而使可口可乐公司的利益深深根植于当地企业的利益之中。

5.建立有效的客户关系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GRM），源于“以客户为中心”的商业模式，是一种旨在改善企业与客户之间关系的管理机制。它实施于企业的市场、销售、技术支持等与客户有关的工作部门。目标在于通过提供快速、周到、优质的服务来吸引和保持更多的客户，通过优化面对客户的工作流程以减少获取客户和保留客户的成本，它关系到企业在未来怎样与客户和与潜在客户进行交流和互动。它可以帮助企业充分利用以客户为主的外部商业关系资源，扩展新的市场和业务渠道，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企业的赢利能力。

6.数据库营销。数据库营销指企业通过搜集和积累供应商、消费者的大量信息，经过处理后分析供应商、消费者的行为，给产品以精确定位，制订有效的营销计划。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整个营销渠道的整合都可以使用因特网，从而建立起与供应商、经销商和消费者的密切联系。企业除了可以利用它加强同当地供应商的直接交流，建立快速反应供应链外，还可以建立网站，通过电子邮件加强消费者、经销商的直接交流和产品信息反馈，通过数据库建立目标客户的档案资料，灵活运用不同的直复营销手段进行客户关系管理。

强化党性观念弘扬优良传统 篇8

共产党员的党性锻炼，说到底是树立和坚持正确的立场、世界观的问题。要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需要经过长期的磨练，要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群众实践中，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一生自觉地经受考验.应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把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运用到党的各项活动中去，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自觉地加强党性的锻炼和修养，不断加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改造，深刻认识正确把握“三个代表”的科学内涵，忠诚实践身体力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解决好理想信念和思想作风建设方面存在的多出问题，进一步增强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坚定性，牢固树立实践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来武装自己，努力使自己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

党性修养是通过自我学习、自我教诲、自我锻炼、自我改造而达到共产党员党性的某种程度。或者可以理解为是用共产党员的党性改变自我的过程，是党员的本质改造，具有与时俱进的特性。

党性是一个政党固有的本性，是阶层性最高和最会合的表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层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它所固有的明显区别于其他政党的特性，构成了我们党的党性。党性修养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修养、组织规律修养、思想作风修养、文化知识修养、领导艺术修养和治理能力修养等等。

加强党性修养是共产党员按照党性要求进行的自我改造、自我约束、自我教育、自我培养、自我提高、自我完善的过程。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作风建设特别是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作出了全面部署，强调指出，要弘扬党的优良作风，大兴密切联系群众之风，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大兴艰苦奋斗之风，大兴批评和自我批评之风，以坚强的党性保证党的作风建设。在目前我们开展的第三批深 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面对省委提出的“转型发展、安全发展、和谐发展”、的任务和要求，我们必须紧密联系思想、工作和作风实际，认真学习领会《决定》精神，深刻理解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的重要意义、基本要求和工作重点，以坚强的党性和良好的作风推动科学发展。

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有坚强的党性和优良的作风作保证

领导干部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骨干力量和关键所在，如果没有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科学发展就难以深入推进。当前，我们要按照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抓紧抓好，以坚强的党性和优良的作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切实推进科学发展。要不断教育和引导领导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培养优良作风的要求转化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自觉行动，妥善解决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过程中遇到的实际问题，靠坚强的党性和优良的作风保证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要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作为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的一项重要工作，把解决党员领导干部党性党风党纪方面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作为整改落实的重要内容，明确整改落实时限、目标、责任和要求，推动突出问题的解决，巩固学习实践活动成果。要紧紧围绕保障和促进科学发展来增强党性、改进作风，及时发现和纠正领导干部中存在的党性不强、作风不正、执纪不严问题，切实转变领导干部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思想观念。要从科学发展的丰富实践中探索和总结加强党性修养、养成良好作风的好做法、好经验，广泛宣传、大力推广。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水平和能力。

二、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要把加强党性修养扎实体现在观念上、品行上、事业上、作风上去贯彻落实

领导干部作风问题，说到底是党性问题，党性纯则作风端正，党性不纯则作风不正。一个人的观念包括理想信念、宗旨观念、组织观念、纪律观念等方面。党性强，则观念强。一个讲党性的领导干部，必定顾大局、识大体、讲团结、讲奉献，绝对不会阳奉阴违，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私欲膨胀。在当前，尤其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坚持不懈地加强党性修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按照科学 发展观的要求，树立正确的事业观、工作观、政绩观，脚踏实地、埋头苦干，扑下身子，沉下心来，多干对发展有利的事情，多干对群众有益的事情，多干起长效作用的事情。在品行上，对领导干部而言，党性决定品行，品行体现党性。我们党的干部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就是党性。德高之人，品行高洁，追求的是高尚的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行为准则；无德之人，品行低劣，常被一己私利障眼，不择手段，投机钻营。我们的党员干部绝大多数是党性坚强、品德高尚的人，但也有一些人品道德差的人。政治上不坚定，用人上不公道，作风上不民主，处事上不正派，组织上不守纪，工作上不务实，这既是人品官德差的反映，也是不讲党性的表现。只有重视小节，留意小处，以严格的党性要求自己，以肩负的重任鞭策自己，牢记“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古训，才能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在事业上，一个把党和人民的事业不挂在心上、不抓在手上的人还谈什么党性？在当前严峻经济形势面前，能否经受住考验，开动脑筋，迎难而上，变挑战为机遇，闯出一片新天地，这是对一个领导干部党性强弱的最实际的检验。一个党性强的干部，必定会有紧迫感，要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把有限的资金和资源用在刀刃上，用在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上，以坚强的党性和优良的作风带领广大党员和群众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共克时限。一个讲党性的领导干部，必定求真务实，扑下身子实干；雷厉风行，高效率快干；争创一流，高标准大干；开动脑筋，用心思巧干；知难而进，破难题苦干，绝不会干徒有虚名的事情、没有实效的工程、劳民伤财的政绩。领导干部只有加强党性修养，树立和弘扬良好作风，才能踏实做事、低调做人，勤勉敬业、实心干事。

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必须要以优良作风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是最大的能力。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目的就是要提高领导干部的履职能力。要把加强领导干部党性修养和作风养成作为提高领导干部履职能力的一个着力点。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准确把握经济形势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深刻认识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一切决策、确定的一切目标、制定的一切措施，都要符合客观规律，决不能脱离实际。要把树立正确政绩观作为重要内容，纳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通过增强党性、转变作风、推进落实，使我们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从而把 全部精力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上，努力创造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政绩。着力提升素质能力。干事业仅有满腔热情是不够的，必须具有相适应的本领。如果脑袋空空、能力平平，只会纸上谈兵、夸夸其谈，什么实际问题也解决不了。面对新的局面，领导干部要自觉加强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坚持在学习中提高，把学习作为一种政治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思想境界，自觉地学，刻苦地学，持之以恒地学，努力学习科学理论，学习一切必备的新知识，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坚持在实践中磨练，把科学理念与具体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经受磨练、积累经验、提高能力，完善工作推进制度。弘扬优良作风、推进工作落实，必须以完善的制度作保障，健全推进工作落实的长效机制。严格实行工作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对每项工作都要分解细化，做到定目标、定任务、定时限、定标准、定责任，对工作的每个环节都盯紧咬死，掌握实际情况，搞好具体指导，推动工作落实。确保政令畅通，确保问题解决，确保任务落实。当前，尤其要坚决刹住在有些干部中存在的“躁气”、“惰气”、“俗气”三种不良习气，促使党员同志把精力和功夫集中到抓落实上，不喊哗众取宠的空口号，不做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集中精力干事业、抓落实，一心一意谋发展、求实效。

四、加强党性修养的具体方法

（一）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产党员要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中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推动社会全面进步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必须坚持不懈地学习、学习、再学习。学习能力是一个人提高修养、完善自我的重要能力，学习既是党员干部自身发展的需要，又是适应党的建设的需要，更是人民群众对党员的迫切要求，因此，我们应该养成勤于学习、善于思考、勇于创造的良好习惯。

一是要提高理论素质。无论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都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党的理论建设也是与时俱进，这些理论是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下来的先进经验，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先进理论，应大战旗鼓的加以学习。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特别是要着重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规范言行。通过学习，不仅可以进一步坚定共产主义的信仰，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能帮助自己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在学习的过程中，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切实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结合个人思想的实际，学会运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二是要学习科学管理。通过学习，掌握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促使自己静下心来思考和领悟，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实践来印证理论的正确性。同时在学习的过程中，学习很多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方法。我认为，学习科学管理，就是要学习好的管理理念、管理方法、用人机制，有效地激励被管理者和积极性和创造性，帮助他们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科学管理，就是要变管理为领导，用共同的愿景来培养大家的归属感，强调服务和贡献的理念，同时为被管理者作出良好的示范；科学管理，就是要为被管理者提供更多的机会和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合理分配资金和资源，放手让被管理者施展拳脚，给与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三是要多方涉猎各种知识。时代的发展变化对党员修养提出了新的要求，新时期的共产党员，不仅要学习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管理方法，而且要学习法制知识，强化民主法制观念，成为一名学法、懂法、守法的党员干部，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要学习专业知识，不仅应该研究把握新时期我党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而且应该了解当代党员的思想特点、奋斗目标和价值追求，始终保持昂扬锐气、蓬勃朝气，坚持立足岗位、无私奉献、创新实干，努力塑造党员的良好形象；要学习文化、艺术等方面的知识，培养自己广泛的兴趣爱好，不断扩大党性修养的内涵，主动适应新时期社会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成长为一个有较高素养、较高水平的领导者。

（二）锤炼自身的思想品德。一个人有了理想，还一定要有情操，缺少情操，再崇高、再伟大的理想也是不能达到的。道德是一个人灵魂的力量，作为共产党员应该通过加强修养，陶冶情操，提高素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一是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能决定一个人的思想品质和道德修养，而一个人的人品，往往是衡量一个人的首要方面。要将个人的价值追求和集体价值的实现相结合，当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始终以集体利益为重，以集体利益的实现为首要目标。要时刻牢记权力是人民赋予，始终葆有一颗为民服务的赤忱之心，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用正确的权力观和政绩观指导实践。

二是要与人为善、和谐共处。要始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深入群众、关注民生、倾听民意，始终做人民利益的维护者；要始终怀有对人民群众敬畏之情和感恩之心，按照党政所想、青年所需、共青团可为的观念，思考和谋划共青团工作，把代表和维护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要始终怀有一颗善良之心，怀着一种博爱的精神来认识这个世界，始终看到和学习他人的长处，懂得真诚、宽容和理解，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

三是要做履行社会公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的模范。作为共产党员，要模范地履行“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要模范地遵守“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奉献社会”的职业道德，和“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时刻注重品德的修炼，将之作为人生最宝贵的财富，小心呵护、细心收藏、时时观照、时时鞭策，用人格的魅力赢得大家的尊重与认可。

四是要加强党内生活锻炼。党员在严格的党内生活中加强党性修养，要积极主动地参加党内生活，切实履行好自己的职责；要积极主动地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情况，向党组织讲真心话，自觉地接受党组织的指导和帮助；要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党内生活中同各种不良倾向作斗争。

（三）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实践。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从新世纪新阶段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科学认识当代中国发展变化、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进程中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实践的必然产物。共产党员应全面准确地认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 6 意义，才能更好地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

一是要不断加深对科学发展观的理解。党的十六大提出，要紧紧抓住本世纪头20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实现这一全面发展的目标，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出了更高更全面的新要求。面对新形势新任务，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着眼于新的实践，创造性地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立足于统筹兼顾，实现又快又好的发展，既借鉴了世界各国发展经验教训、吸收人类文明进步新成果，又符合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和发展要求，是我们党妥善应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关键时期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正确选择。科学发展观是我们党在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应用而生的，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必将有力地推动实践的发展。

二是要在实践中落实科学发展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人们的道德品质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的，也只有在实践活动和社会交往中才能表现出来。共产党员加强修养，需要从书本上吸取理论和知识的营养，更需要到实践中去经受锻炼。当前，中国改革发展的任务还很艰巨，小康社会的建设发展还很不平衡，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重而道远。作为党员应在实践中坚持科学发展观，用发展的眼光看世界，要不断增强政治敏感性，按照党赋予共青团的历史责任，做好共青团的各项工作，巩固党的青年群众基础；要按照周恩来提出的“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要用创新的思路谋划工作，既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央、区委、团市委的工作方向和重大决策，又要创新共青团的组织设置方式、团的活动内容和工作方式，敢于开拓、勇于负责、与时俱进、大胆创新，善于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同具体情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四）提高拒腐防变的能力。针对当前形势任务和党员队伍的政治思想作风现状，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不仅仅是要坚定共产党员的共产主义信仰问题，更 重要的是党员如何密切联系群众，为民服务，廉洁奉公，遵纪守法，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腐朽生活方式的侵蚀。现在，人民群众最关注的问题，就是个别党员的腐败问题，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对权力缺乏有力的监督，加上个人法制意识的淡薄，党性的扭曲与缺失，导致走上违法犯罪的不归路。如何提高党员的拒腐防变的能力，是当前党组织比较重视的问题。

一是要慎独自律。我认为党员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下，不仅不能放松对自己的要求，还要更加注意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非常小心地按照道德规范去做，而不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要坚持自己的原则，在外界不良信息侵蚀的情况下，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随时警醒、告诫自己，不做有损国家和集体利益的事，不说有损党员形象的话，对违反党的原则的思想、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以及各种腐朽思想文化的影响警钟长鸣；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要经常对照党章、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所规定的标准，剖析自己的言行，对自己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就能够不断进步。修养是一个同自己头脑中的消极思想和意识作斗争、不断超越和改造“旧我”的过程，要加强修养的自觉性，主动约束和控制自己的言行，不断克服自身这样那样的不足，逐步实现更好的修养目标。

二是要坚持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也是我们党最重要的组织纪律和政治纪律。要认真贯彻、正确执行“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集中集体的智慧，保证党的决策的正确和有效实施，增强党的纪律和战斗力，使我们的事业顺利前进。首先是要高度重视发展党内民主，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党章规定的党员民主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监督等民主权利得到正确而充分的行使，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其次要拓宽党内民主渠道，加强党员对党内事务的知情、了解和参与，重要文件党内先传达，重大问题党内先讨论，重大决策的实施党内先动员，同时，重视听取大家的意见，把来自群众、来自基层、来自实践的经验集中起来，集思广益，改进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