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变革

经济变革（共12篇）

经济变革 篇1

1 经济资本的应用促进了银行经营管理的转变

1.1技术方法的创新为量化风险管理创造了条件

金融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对客户发放一笔贷款时,客户能否履约要在合同到期时才知道,银行根据这类客户整体上的还本付息情况,将可以预见到的平均损失作为风险溢价附加到贷款定价中,并在内部提取相应的贷款拨备。如果实际发生损失,首先通过拨备吸收消化,由于银行只能转嫁平均损失而不是全部损失,拨备不够的部分只有通过资本抵补,资本不足则濒临破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银行经营管理者而言,平均损失可以通过专业经验大致估计,而实际损失与预先估计的平均损失到底会相差多少,似乎是“不可捉摸的”,因此其会困惑于为什么即使拨备充实,也不一定能避免破产,对资本是否过多或过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

近几十年来,银行风险管理技术方法最具革命性的突破是,运用数理统计知识,将风险带来的损失拟合出概率分布曲线,并且按概率大小将其划分为预期损失(即平均损失)、非预期损失和极端损失。尽管由于损失事件的发生有不确定性,但银行可以通过有关损失分布的信息,计算在特定时间范围内、一定置信水平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值,该最大损失与预期损失之间的差额就是非预期损失。

统计学上的非预期损失将不确定的风险损失量化为一个确定值。尽管风险成因表现为多源性,除客户违约外,还有押品价值下降、利率和汇率等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等,但风险最终表现结果具有惟一性,即体现为银行资产价值的变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不同类别的风险都可以建立相同的衡量标准,并进行比较和汇总。

作为防范银行破产的最后一道屏障,资本越多,意味着银行破产的概率就越低。但是,要做到100%确保银行不会破产,理论上要求银行资金来源全部由资本金构成,这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既不符合商业逻辑,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银行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或目标设定需要拥有的最恰当的资本数额,经济资本就是银行为了将破产概率降低到某一特定水平,而应该拥有的实际可用资本数量。

1.2追求风险收益平衡是经济资本产生的内生驱力

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银行经营活动具有其特殊性。一般企业销售产品以后,即完成了价值的实现,但是银行销售了产品特别是发放贷款后,价值实现的过程通常才刚刚开始。在这一过程中,银行要承担客户违约、市场变化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因此,在银行业务发展、绩效考核时必须把承担的风险充分考虑进去。简单地说,同样赚到1个亿的利润,承担100个亿的风险敞口和承担50个亿的风险敞口,意义大不一样。

随着外部市场动荡、银行竞争加剧、经营多元化和金融创新,不同业务单元面临的风险因素更加复杂,银行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标准统一、具有可比性且能够量化的风险回报衡量方法,从而更公平地对比每个业务单元的经济收益。经济资本是银行对业务经营活动过程中实际承担风险大小的量化结果。对应用于抵御风险的资本需求,是银行在面临风险收益平衡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素。资本用于抵御风险,必然不得挪为他用,而资本的占用是有回报要求的。因此,只有收益高于经济资本成本,才能真正为股东创造价值。

经济资本的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为评估其业务经营的盈利能力,创先提出了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的概念,并利用经济资本来度量风险。起初是用于交易组合和个体业务单元,此后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为许多大银行所接纳采用。目前,一些先进的金融集团已经实现了在整个集团的层面计算和应用经济资本。

1.3 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理念是经济资本应用的外在推力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其业务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自身的脆弱性。鉴于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发生金融风险后对经济稳定的巨大冲击,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都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标准。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开始拟定一套按照风险情况衡量银行资本充足性的办法,银行只有满足了最低资本要求才能获得执照,在银行存续期内持有的资本也有最低水平的要求,这可以看作是资本监管的雏形。

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开始,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理念逐步清晰。从风险量化的角度看,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具有共同的目的和性质,监管资本要求可以看作是经济资本的一个特例,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中的各种高级计量方法,就是源于银行内部经济资本的实践。经济资本是新协议第一支柱下内部评级体系高级应用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二支柱考察银行全面风险识别、计量和管理能力的“窗口”,更是传导资本约束压力,促进资本集约化经营的有效工具。

为了满足普适性要求,监管资本要求的计算相对简单,其风险敏感性远不如银行根据自身特点和数据计算得到的经济资本,难以直接用于银行内部经营决策。对不具备应用复杂模型的银行来说,也可以直接应用监管资本计算方法来计量经济资本。但是,考虑到监管资本方法的局限性,有实力的银行往往会应用更为高级的风险计量方法。

1.4 经济资本的深度应用使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拓展,投资者、管理层越来越希望了解银行经营的总体风险有多大,风险存在于哪里,哪个风险影响最大。虽然资产总额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风险规模,但是相同规模的资产,风险大小并不一定相同。而且,银行往往同时面临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不同的风险类型,必须寻求有效的工具,实现对风险轮廓和风险分布的科学量化管理。经济资本使各类风险的计量有了统一语言,是风险有效识别、计量和排序能力的飞跃。经济资本的出现和应用,大大增强了商业银行驾驭风险的能力,实现了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统一,并将风险管理与价值创造有机结合。

经济资本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引领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和价值增加。国际活跃银行将经济资本管理工具广泛运用于风险管理以及业务经营的各个领域,如风险偏好制定、资源配置、客户选择、风险定价、绩效评估等,为平衡收益、风险和资本提供了统一、科学、直观的标准和依据。经济资本的应用,促进了银行从简单粗放的规模驱动到资本约束下的集约化经营模式的转变,从被动的、事后的风险控制向事前的、主动的风险选择和风险安排的转变,从僵化的规模计划配置向灵活的资本配置方式的转变,从关注数量(账面利润)到关注质量(风险调整后收益)的绩效评估方式的转变,从以单项交易为主的管理为主向资产组合管理的转变。

2 认识和把握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存在的误区

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应用经济资本工具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但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1误以为不良贷款才是风险

不确定性是风险的主要来源,是银行业务经营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不良贷款与风险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良贷款是已经变成现实的损失,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只能说明过去的情况,对未来的指导意义相对有限。比如,同样不良率的两家银行,一家银行信贷资产主要集中在高波动行业,那么其潜在风险就要高得多,因为未来更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损失。因此,关键要看风险的构成,即资产组合的情况。不同的区域分布、客户结构、产品类型,都会显著影响银行的总体风险。还有一种情况是,客户没有违约,但信用等级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风险,也属于经济资本计量的范畴。

2.2片面追求当期财务利润,忽视风险和资本占用

银行业务的风险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特别是信贷交易的跨时性,即当期信贷质量必须在整个偿还期结束后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一些经营者热衷于对个别年度利润的评价,不太容易正视风险,有时甚至不愿放弃隐含过高风险的市场机会。账面利润的核算属于交易导向,而非价值导向。按照责权发生制得出的账面利润并不是银行实实在在可用于分配或再投资的资金,它仅仅是反映在账簿上的一个数字。如果以此作为考核的标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风险头寸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迅速积累,利润虚增。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应当是风险回报最大化。因此,在开展业务时,必须要同时考虑其实际承担的风险大小,还要考虑资本承受能力。具体地说,在整体把握上,风险总量不能超过银行实际可用资本数量,有多少资本做多大的事情;在具体管理上,开展任何业务都要以实现风险回报最大化为目标,在“精打细算”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2.3过度关注单笔业务的“盈亏”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过度关注单笔业务或单个产品“盈亏”的问题,而忽略了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经营管理要求。单笔业务收益无法覆盖成本的情况,并不是评判客户甚至决定客户选择的标准,客户的综合风险回报高低才是银行能否确定资源配置的关键。因此,应该通过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提高客户的综合收益贡献,利用经济资本工具优化服务方案设计,有效降低客户业务风险,促进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2.4以监管资本要求作为评判经济资本的标准

在风险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应用不同的资本充足率目标参数将会计算出不同的监管资本要求。因此,监管资本总量和经济资本之间,并不能作简单的横向比较。监管部门十分重视经济资本在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中的应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内部评级结果和风险参数估计值应作为商业银行构建经济资本计量模型的重要基础和输入参数的重要来源。这一要求,其本质是为了促进风险量化结果在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经济资本是银行利用自身内部数据,通过科学规范的方法,对业务经营活动实际承担风险大小的客观估计。与监管资本相比,经济资本的风险敏感性更强,能够充分反映客户和产品的风险特点、风险缓释措施的作用以及组合结构的影响。作为内部管理工具,经济资本比监管资本更具优势。因此,简单以监管资本要求作为评判经济资本的标准,既不利于准确反映风险,也不利于实践应用。

3 充分发挥经济资本管理作用需要的条件

3.1全员的资本约束意识

培养各级员工正确的资本约束意识,全面理解“资本是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弥补损失终究要靠财务资源,也就是银行实际可用资本。银行一切经营行为都应在资本约束下进行,应用经济资本和RAROC等工具支持决策,目标是实现风险可控下的回报最大化;监管机构用监管资本对各家银行提出统一的最低要求,目的则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3.2完善的风险管理治理架构

风险管理架构既是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更是银行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经营风险、创造价值的组织载体。完善的风险管理治理架构,一是要专业化,能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和管理;二是有效制衡,通过内生的“自我约束”机制传导外部资本约束;三是能从不同角度形成创造价值的管理合力。

3.3准确传导风险偏好的政策制度体系

风险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包括政策、制度、操作规程、底线和标准等,这是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得到贯彻执行的脉络。政策主要对银行要承担的各类风险,以及这些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和监控的原则、方法、程序,相应的风险限额体系,风险报告等做出总体安排;制度是对各类风险管理的主要环节制定具体要求,对各类风险敞口和产品头寸做出详细界定等;操作规程结合不同区域、业务和产品的实际情况,形成详细的业务流程手册;底线和标准则是银行对可接受的风险的最低阈值。

3.4攻克经济资本计量技术难点

虽然经济资本计量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反映银行业务经营过程中实际承担的风险的大小,但是由于银行本身风险特征和管理重点的不同,以及受模型方法和数据积累等客观原因的约束,在实际计量经济资本时,覆盖的风险敞口是有差异的。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来看,各家银行主要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计量经济资本,对于银行账户利率风险、集中度风险、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等其他类型的风险,则各有侧重。

从经济资本的计量方法来看,各类风险对应不同的模型方法。例如,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时,可以采用结构化模型、评级迁徙模型以及精算模型等;计量市场风险经济资本时主要基于Va R值结果;计量操作风险经济资本时,可以采用损失分布法和情境分析法等。随着风险计量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资本计量模型和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但是目前仍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需要解决。

(1)期限和迁移风险

经济资本要客观反映银行整体组合风险的大小,其前提是银行必须能够对个体风险进行准确的估计。例如,只有在获得违约概率(PD)和违约损失率(LGD)等反映个体风险情况的关键风险变量之后,银行才有可能对信用风险计量经济资本。一般来说,期限越长的信贷业务风险越大,如果仅利用一年跨度的PD等参数计量经济资本,那么客户等级下迁、贷款价值下降等风险将无法得到有效反映,其结果是低估了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针对上述问题,新资本协议监管公式中增加了期限调整因子,但是银行在计量经济资本时,是引入等级迁移矩阵等风险因素,还是采用类似监管公式的期限调整因子,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且,对于国内银行来说,如何在历史数据积累不足、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合理估计迁移矩阵和期限调整因子,更是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的课题。

(2)相关性的度量

经济资本是对银行资产组合风险总量的度量,虽然银行的资产组合是由单个风险资产组成的,但是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并非是单个资产个体风险的简单加总。相关性是决定资产组合风险分散程度的关键指标,直接影响到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大小。从信用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资产相关系数将单个风险资产的风险贡献与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联系在一起,在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数据积累较少、公开数据较为缺乏、资本市场数据与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偏差较大的环境下,能够做到准确估计资产相关性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风险加总的方法

除了资产相关性之外,不同风险类型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同时与银行续做衍生交易的信贷客户,在市场环境出现不利变化时,遭受较大损失的客户很可能无法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所以银行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敞口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甚至转换的可能。因此,在计量银行的总体经济资本时,必须考虑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利用Coupla函数等方法,对不同风险类型进行加总。但是,估计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联系,要比估计资产相关性的难度大得多。

(4)置信水平的选择

经济资本的大小与银行在计量非预期损失时设定的置信水平密切相关,而选择什么样的置信水平,则源于银行的风险偏好和资本实力。理论上,银行的经济资本要小于或等于实际可用资本。相对保守或追求稳健发展的银行,应该选择更高的置信水平,这意味着在风险轮廓相同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是,经济资本与实际可用资本的适合或最优比例应该是多少?是否为追求较高的债信评级,节约债务融资成本,而将置信水平提高到银行能够承受的极限?另一方面,如果以经济资本作为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的手段,提高置信水平,势必增加业务经营的资本成本,抬高客户准入的门槛。因此,置信水平的选择也是平衡业务发展和资本约束的关键。

4 国内银行推行经济资本管理需要高度重视的基础性工作

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银行对于面临的风险态势和未来走向,有不同的分析判断,需要审慎抉择。各级经营者和管理者要运用好经济资本这类“共同的语言”进行讨论、判断和决策。推进和强化经济资本管理等于牵住了银行风险管理的“牛鼻子”。然而,建立和完善以平衡风险、收益和资本为目标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任重道远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长期来看,银行的竞争力差距表现在经营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基于经济资本的风险选择和风险安排的能力。这方面的经验无法复制,是不断自我积累的过程和结果,需要完成许多基础性工作。

4.1制定统一、明晰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战略

根据实际可用资本确定经济资本总量约束、三大风险经济资本总量配比和经济资本回报要求等指标,将风险战略要求通过定量化的形式表述出来,便于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

4.2 以经济资本为杠杆,引导业务决策,提高信贷资产组合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运用经济资本、RAROC等风险计量工具,进行风险排序,优化客户和项目选择、资产组合结构的整体布局;在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明确RAROC等指标要求,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对风险排序做出动态调整,形成科学、敏锐的风险响应机制;完善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的绩效管理,促进各级机构和各业务条线主动调整资产组合结构。

4.3设置基于经济资本的行业风险限额,控制集中度风险,提高组合回报

对资产组合设置风险限额(包括单一债务人的风险限额和行业限额等),控制组合风险集中度,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设置行业限额要考虑资产组合相关性和风险水平,根据战略选择和风险偏好设定自身在某一行业所能承担的最大风险。对重点发展行业给予充分拓展空间;对受内外部经济影响较大、风险较高的行业予以限额限制。

4.4倡导精细化的风险定价,树立价格底线意识

根据预期损失和经济资本占用等情况,计算目标价格,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在满足客户综合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获取更高的收益;树立价格底线意识,对于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水平较低的情况,有效避免以牺牲盈利目标为代价的盲目行为。

4.5开展经济资本计量方法和应用研究

相比国际银行同业,国内银行业在经济资本计量和应用等领域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内银行业要基于自身实际,努力提升建模数据质量,结合所处外部经济和市场环境特点,积极引进吸收先进计量方法,以实践和管理需要为重点,逐步解决前述经济资本计量技术难点,不断提升经济资本计量和应用的水平。

4.6加强数据积累和信息质量管理

实际应用中,经济资本是所有风险相关信息的最终产出。结果能够准确反映风险,有赖于相关系统、各类基础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虽然某些信息的缺失甚至错误不会影响业务流程,但是很可能会对经济资本计量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持续做好数据和信息管控工作,才能保证经济资本计量结果的科学准确。

摘要：经济资本作为风险计量的核心技术,广泛应用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为经营决策和管理评价提供了科学的标准和依据。本文从经济资本的基本理念出发,阐明经济资本的出现与深度应用对银行经营管理转变的促进,指出当前国内银行在经济资本实践方面仍存在的误区,以及深化经济资本管理应用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经济资本,风险计量,商业银行

经济变革 篇2

——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王 威 中交天航滨海环保浚航工程有限公司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更像是一本历史书，一旦翻开，你会不由自主投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跟随着历史的脉络，一起喜怒哀乐，无法自拔：分分合合之间，改革者的睿智会让你深深折服；统治者的贪婪和残暴会使你感到愤怒；民众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和集权压迫之下的无耐会使你心生怜悯；明清开始的闭关锁国让你感受到痛惜；列强炮火轰开国门那一刻你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革命先烈们为民族独立作出的惨痛牺牲会使你肃然起敬；建国初期走过的弯路会让你感受到迷茫；当然，改革开放后的全新探索将你拉回现实，重拾信心…

关于历史

有人说，“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其实我更愿意相信“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一部全面深化改革的文明史。”,追寻历史，会使你更加看清历史的脉络，照亮前行的路。

“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十次重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又大多围绕着经济展开的，改革的动力往往来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四大利益阶层的利益的分配和博弈。为了缓解矛盾、加强集权，统治阶层尝试着各种改革，改革得当时，使得政权在短时间内得以加固，民众也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改革失利时，民众便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政权也因此被颠覆。如此循环，便陷入了一个分分合合的怪圈。

“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时代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决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封建社会有着明显的阶层界限，“君”、“臣”、“民”等级分明，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统治阶层会想法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温和的时候采用的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的方式，厉害时便成了赤裸裸的“愚民”,使百姓不敢怒、不敢言。朝代在变，经济形态也有先秦时期的贵族经济，演变为以贵族为主的贵族经济，最终定型为士绅经济，但是这些经济形态的本质始终是官商经济，也就是说广大的民众一直处于被动的、严重受剥削的现状。

关于现在“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再次陷入“合合分分”怪圈的担忧，国外甚至出现了“中国崩溃论”的声音。

我想这种疑虑和担心是不恰当的，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虽未有大的改变，但是执政的理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种宗旨实际上是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它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集中在了广大民众身上。但是这种改革需要突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固有利益既得者的利益，改革的阻力和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们的改革，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在此期间，“旧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逐渐消失，丧失作用，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短时间内又难以建立，从而形成了‘价值真空’、‘规范丧失’等无序现象。”这也使得我们价值观念、文化出现了一些冲突，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食品安全、空气污染、诚信危机等等。制度上监管的缺失，出现了许多官员贪污受贿的案件，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我们确实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很快开始整治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面貌。改革的举措和力度让人振奋，共产党员从自身做起、从中央做起，全国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刻查找存在的问题。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活动，就是要重新立规矩、树立文明和谐的新风向。“要将权利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开展了全面的反腐败斗争，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许多重要国家行政人员的落马让我们看到了利益集团的根深蒂固和危害性，“石油帮”、“秘书帮”包括军队里查处的腐败案件显得触目惊心，但同时也看到了改革的决心，坚定了对国家改革举措的信心。

其他的一些改革举措对经济的作用也是立竿见影，土地改革、政府权利的下放、商业改革包括取消一些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了许多职业资格证书无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激活了社会的活力。

关于未来

“中国梦”让我们对于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预示着全面深化改革大幕的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重要的是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和根本任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和总方向。我们要“文化自信”,就是要我们总结和传承传统文化，凝练历史精髓，主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洲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亮相国际舞台，体现了大国的自信和担当。

我们已经勾勒出宏伟的蓝图，但是改革前进的道路必定有许多“新常态”,我们会有新的机遇，也会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我们必须以“三严三实”为指导，用“严”和“实”的态度和行动推进改革事业。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书评 篇3

关键词：经济；改革；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864X（2016）08-0005-02

吴晓波，我国著名财经作家，“蓝狮子”财经图书出版人，上海交通大学、暨南大学EMBA课程教授，2009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中国青年领袖”。吴先生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通过梳理历代的经济制度变革，来对比当前中国的经济情况，是这本书的一大创新点。

吴先生贯通此书的两个观察和分析的工具是“四大利益集团博弈法”和“四大基本制度分析法”。吴先生认为发生于历史以及当下的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博弈、妥协的结果，这一点，我比较认同。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共分为12讲，从“管仲改革”到改革开放后的今天，按照历史的脉络，以变革来分析当时的经济问题。在导论部分吴先生对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提出疑问，“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到底是“中国的大势”，还是“天下的大势”？吴先生认为中国人最害怕、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分裂”，统一是一个宿命般的、带有终极意义的中国文化，这一点和其他他国家有很大区别，因此，研究中国历史不能照搬西方国家的研究方法。吴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制度创新，大多围绕着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国有专营制度。经过数千年的发展，这四大制度中的很多制度都发生了变化，但是“大一统”、实行威权治理的基本理念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第一讲的“管仲变法”，讲到了管仲把“士农工商”四民并列，而且管仲还发现振兴商品经济是增强国力的最佳途径，从财政、税收、价格三方面入手来实现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理。管仲创造了盐铁专营制度，他的经济思想中还有鼓励消费，甚至是奢侈消费；他的治国思想是“以商止战”，他主要是利用了国际贸易中的供求关系来进行和平称霸。管仲可以说是一位尊重市场规律的国家干预者，他治理齐国所形成的经济制度是中国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雏形。

第二讲的商鞅变法，商鞅推行的“重农抑商”制度从商品经济的角度出发，这一经济变革，与管仲变法对却属于一种倒退。他提出郡县制度、军功爵制度、土地私有制度，这些让他成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的创始人。

第三讲的“汉武帝变法”是本书的重点，从文景之治到贾谊和晁错的“增强中央、削弱地方”的主张，再到桑弘羊操盘的煮盐、冶铁等的国营化，“均输平准”以及货币、财政等核心经济问题，进行了史上第一次整体的体制改革。汉武帝所颁布的诸多措施都为后世所效仿。桑弘羊经济思想的最大贡献就是强调工商富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把工商业看成是“富国之本”的人，这跟管仲相比具有很大的进步性。而桑弘羊的国营化政策却遭到群儒的反对，桑弘羊提出的“桑弘羊之问”：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这些这也是治国者必须面对的实际问题。

第四讲的王莽变法，涉及了财政、货币和土地等方面，他的变法也是对汉武帝变法的一种效仿，但王莽的政策推出太密集，计划色彩甚至更加浓厚。在土地上王莽推行土地国有化的政策，并宣布不准卖买奴隶，很多史学家都对于王莽禁止买卖奴隶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人道主义的举措，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是王莽为打击世族门阀而限制土地兼并与限制人口的措施。他的变法既得罪了世族和有产者，又没有无产者的支持，国家又没有增加收入，这次经济变革最终是以掉脑袋而告终。

第五讲的世民治国，讲述了大唐王朝的经济变革，科举制从制度上切断了世族繁衍的根源。当时商品经济极为发达，对于商品交易征税全免，造就了商品流通的空前繁荣，培养了国民的贸易精神，也使得政府收入完全依赖于农业税和专营收入。李世民还进行部门精简，实行“兵在藩镇”，让地方财政出钱养驻军，节省了中央政府的财政支出，“小政府”就产生了。“小政府”开创了盛极一时的“贞观之治”。然而，节度使制度的弊端也日益凸显，分权的膨胀导致“枝强干弱”，最终以“安史之乱”告终。

第六讲的王安石变法，讲的是北宋的经济变革，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把兵权收归中央，化解了地方政权对中央的威胁。北宋后期的“王安石变法”，是一次整体配套体制改革，变法的实施使国库收入增加，可弊端也很快凸显出来，自由工商业者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伴随着1085年宋神宗的驾崩，哲宗的即位，新法被废除。

第七讲的“明清停滞”试图回答为什么中国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会陷入“高水平停滞”这一陷阱中，明清两朝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一次胆怯的被动行为，还是国人自信的主动决策，“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优势如何形成的这些问题。

第八讲的“洋务运动”，中国以东亚病夫的形象出现在国际潮流中，但我们依旧积极的变革。“中学西用”的变革理念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嫁接到中国的封建政体上，虽起到了一定效果，但以北洋水师的惨败而告终。晚清的洋务运动虽然与日本的明治维新几乎同一时间进行，却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国家结局。

第九讲的“两个民国”，时间长达38年，1911年到1927年的北洋民国和1927年到1949年的国民党民国。从孙中山和袁世凯起，中央就失去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北洋政府时期，金融业的民营化、企业家集团还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市场，出现了军阀自治、商人自治、建设模范城市和实验公社，这一次是大自由、大混战的试验；国民党政府时期，主张发展国营经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外宣示经济主权，对内强调中央政府的干预职能，表现出一个集权型政权的基本特征，从瓦解企业家的组织体系，国债绑架，控制证券市场，利用经济危机，收编民营企业并、银行国有化等政策，通过七年的系统性整肃，政治、经济、军事的集权效应呈现。其中1935年的银行国营化政策导致国营事业效率低下，工业萧条造成失业人口大量增加，城市罢工事件猛增。国民党在政策连续失误的情形下，在土地改革上无所作为，输给了共产党。国民党在战后的五年里，在敌产国营化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私营企业家的支持，在货币改革中失去了城市居民的支持，在土地改革中失去了农民的支持。这两次民国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在这一时期已经陷入了进退维艰的状态。

第十讲、第十一讲和第十二讲是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变革史，1949年的20多年的时间，进行的是一场以消灭私人资本主义为目标的计划经济大试验，它曾取得过辉煌的成就，然而最终将中国拖进了一个停滞混乱的泥潭。1978年的改革开放至2003年，国有经济得到发展，民营集团控制的许多产品倾销海外。2008年的金融危机下，我国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竞争关系始终无法得到合理的调整，最终导致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不合理，从而导致经济成长的畸形。吴先生总结了现在的经济形势：城市化、外贸和房地产出现疲软，通货膨胀压力巨大，地方政府债台高筑。与此同时，国家层面的“公平危机”或许更为严重，尽管我国的GDP总量为强国，可是在我国的富人却爆发了移民国外的潮流，穷人会问一句“国家富贵，与我何干”？这是当下我国亟待解决的社会改革问题。

在本书的“结语”部分，吴先生写到了“回归历史基本面”，他认为尽管古往今来的政治层面有很多种意识形态，但是在经济策略上却始终围绕财政、货币、产业、土地这些词，这是一个以大一统为主题的大国游戏，背后涌动的是四大集团的利益分配和贫富均衡。吴先生认为，“统一文化”是一切自由化改革的边界，在中国历史上，除了中央集权是保证国家统一的唯一制度。吴先生提出，在今后的改革中，需要通过税制改革等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切分“蛋糕”，才有可能在未来把蛋糕做大；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减税政策、减轻企业高税，加大对医疗、教育和社保的投入，才是实现均富的基本途径。现阶段我国的改革主要是国有经济体系未来如何发展；“全民企业全民共享”，将大部分国企资本注入社保，转化为全民福利；改变央企税收在中央和地方的分配模式，同时将与地方的资金定向投入到社会保障和公共设施的建设上去。土地改革的主题可以分为几个层面的任务：在对企业减税的情况下实施房产税，让地方政府能够从土地中持续收益而不再依赖一次性拍卖金；将土地拍卖所得金注入社会保障体系；以农用山林为突破口，逐步进行土地所有制改革试验。

这本书以历史事件为出发点，来分析和经济制度变革，是写作的一大亮点。按照历史的顺序把重要时期的经济情况进行了分析，分析了每个朝代经济变革失败的原因，并阐述了现阶段国家的经济发展趋势以及未来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国的经济处于飞速发展中，但是由于缺乏对外来文化的批判吸收，导致盲目的崇拜、拜金等热潮，并引发了很多不健康的经济因素。因此，才有了现在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战略调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反思，以历史为借鉴，结合实际，实现全面小康，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路子。这本书也让读者从一个新的视角来思考这个国家的问题，对于国家当前的经济症状有了更多清晰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本书提供了一种新的分析提炼的方法，也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的论文写作以及个人学习情况等问题的分析，查找影响自己学习的因素，以便于个人全方面的提高。此书内容丰富，观点独特，值得一读。

参考文献：

[1]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

[2]吴敬琏：《中国未来30年》[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

[3]吴晓波：《激荡三十年》[M]，浙江人民出版社，2008

经济新常态催生会计变革 篇4

1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1.1 第二产业结构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证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由原先的高速增长转变为现阶段的中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也不断地进行转型和优化,社会经济模式也进行着转变。相关经济数据表明,我国2014年第二产业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2%。在现在环境承载力越来越差的环境下,一些第二产业的企业意识到资源型的企业不能仅依靠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发展,这样的产业发展在现行社会的经济下,已经是过去时,以靠近原产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获得丰厚报酬也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和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把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人才密集型”转化。

1.2 创新是发展主流路径

近些年来,各行各业不断地在提“创新”一词。如今,创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只有创新,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是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强动力。各行各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理念创新,都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使企业的经济健康、稳健,从而产生质的飞跃。

1.3 消费方式多样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前几年,大多数人民的高消费属于一种模仿性的消费模式,人们经常去购买类似的商品。但是在现阶段,商品种类不断增加,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已成为不同时代人的主流,而且消费模式也更加理性化。同时,政府也需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鼓励企业通过创新来生产更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但也要保证消费者本身的健康利益,采取正确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者消费,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2 经济新常态下的会计变革探究

2.1 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各行各业,无论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还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与转型,都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地提高员工的素质,才能促进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会计的变革和转型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其代表着会计与新经济环境相适应,属于一种新型的会计理念。传统会计领域的操作,多是以资金、存货及设备等物质资源为中心,人的因素在会计行为中被忽略。在经济新常态下,人才与知识成为了最为重要的资源。财务会计人员需坚持“知识第一”的会计发展理念,不断掌握先进的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方法,从而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支持。

2.2 整合资源,打造实时共享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

由于会计业务具有多样性,导致同一企业中有着不同的会计管理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数据冲突的现象,给会计业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益,要对信息系统进行重组,实现平台的统一性。整合信息资源,构建财务信息审批、分析与监督的平台,提高会计系统资源的共享性。在企业之中应实施业务闭环运行模式,财务会计人员依托统一信息平台,综合应用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利润分析、绩效评价等管理工具,对企业资金安排与资源配置进行多维度分析,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分析,并及时给予反馈与纠正,为企业经济活动控制提供支撑。

2.3 实施职责分离,强化系统内部制约监督作用

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企业除了面临外部严峻形势外,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通过对内部系统的优化控制,可以减少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在企业内部实施职责分离原则,通过对会计业务信息系统的控制,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设置操作和监管两个职位进行相互牵制,对进行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做备份,会计人员的每一笔账务处理所产生的数据信息都会实时传输到监管岗位的计算机中,监管人员可以实现实时监管。通过落实会计信息系统内的职责分离原则,来强化系统内的制约监督,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做到不相容职责相分离,保证各个岗位既相互制约又明确分工。

3 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会计业务通过转型,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企业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构建统一的平台,构建实时共享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加强系统内部的监督作用,以实现会计转型,发挥会计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丽.经济转型期会计职能转型的对策研究[J].商业会计,2012(12).

[2]李莹.新经济时代会计转型面临的挑战与抉择[J].商,2013(20).

知识经济与企业文化变革 篇5

知识经济与企业文化变革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经营管理实践中形成的,以企业整体价值观为核心的行为规范的总和.企业文化形成于企业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并随着企业环境的变化而随之发展变化.企业文化对于一个企业的成长来说,看起来不是最直接的因素,但却是最持久的决定因素.纵观世界成功的企业,如美国通用电气公司、日本松下电器公司等,其长盛不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即优质的`产品、精明的销售和深厚的文化底蕴.而且优质的产品、精明的服务往往产生于深厚的文化底蕴.

作 者：高厚礼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管理学院刊 名：经济论坛英文刊名：ECONOMIC TRIBUNE年，卷(期)：“”(24)分类号：关键词：

网络经济时代的管理变革 篇6

关键词：网络经济；管理；变革

2012年3月24日，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隆重召开。大会的中心议题是“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变革”。国务院国资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企业联合会史无前例地把互联网作为会议的主旋律，无异于吹响了各行各业与互联网联合起来的总动员令，发出了21世纪中国企业做大做强做活的最强音。这次会议标志着我国管理学家和企业家们已经逐渐意识到了互联网给企业管理带来的影响，并积极制定策略把这种“压力”化为“动力”，积极改进管理理念和决策，以最佳的状态迎接互联网带来的机遇和调整。

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叫做网络经济。网络经济是指建立在国民经济信息化基础之上，各类企业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整合各式各样的信息资源，并依托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网络进行动态的商务活动，研发、制造、销售和管理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它建立在信息流、物流和资金流的基础之上，依靠网络实现经济。网络经济改变了企业的传统经营模式、经营理念。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教授曾经说过：“经营管理的核心问题是经营，经营的核心问题是决策，决策的核心问题是创新。所以，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的管理理念和管理行为必须顺应时势做出恰当的创新和改变，如此才能确保企业的正常经营。现在我们就来看看网络经济条件下对企业管理理念究竟带来怎样的影响，企业又该如何应对呢？

首先，管理理念方面。对于管理者来说，他们的的条信念即传统的管理理念如约束管理、层级化、控制、守旧等，会严重阻碍了他们所管理的组织朝着更加灵活、更具创新力、更鼓舞人心和更加崇高的方向发展。特别是在在新的网络经济形态下，企业管理者的上述管理理念必须进行纠正。管理者们应当利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优势，有效地整合各项资源，给予员工较大的自主性，让他们能够利用更先进的信息技术高效率地工作，同时，也应当摒弃传统层级化的管理，多放权，把注意力集中于战略决策等问题，使整个组织充满活力和竞争力。

其次，组织结构方面。传统的企业组织结构形式可以分为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直线职能参谋制、事业部制、矩阵制等几种形式。它们都是按职能的不同划分部门所形成的垂直型组织结构形式。而近些年来，信息网络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很大程度上改变企业的内外部环境条件，这些变化要求企业的组织结构形式要适当地进行调整，才能使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能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那么企业的组织结构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才能在信息网络技术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呢？其答案就是改变传统直线或职能式的组织结构，尽可能使其简单化和扁平化。在网络经济时代，由于信息网络的高效性，许多用于上传下达的中间层次可以去掉，许多需要动态收集和加工的信息均被信息系统在瞬间得以完成。于是企业的组织结构必须尽可能简单化，只需要企业的核心功能模块就能使企业运转。而且扁平化的组织结构能够提高管理效率，减少管理失误，降低管理费用，扩大管理幅度，可以使企业在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遇到挑战时灵活应对。

再次，生产组织方式方面。过去，传统的生产方式是单个企业包揽生产的全过程，产品价值链是在一个企业不同车间內部完成。而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不断革新，一种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正被越来越多地应用并获得推广。这种组织方式以国际品牌为龙头，通过原厂委托制造的方式把生产过程分包给下游厂商。如中国知名企业格兰仕公司。跨国公司将其在海外的生产线搬到格兰仕，格兰仕为其生产产品。在这一过程中，格兰仕既扩大了生产规模，还节省了生产线的投资，也更充分发挥出了规模效应。所以，网络化生产组织方式可以打破时间、空间壁垒，为品牌公司及生产厂商达到“双赢”的效果。

最后，经营方式方面。要以虚拟经营代替实体经营。虚拟经营，就是指企业在组织上突破有形的界限，虽有生产、行销、设计、财务等功能，但企业内部没有完整的执行这些功能的组织，仅保留企业中最关键的功能，如知识、技术等，而将其他的功能虚拟化，这样一来就可以在企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借助外力对自身劣势进行整合弥补，从而将企业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最关键的功能上去，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最大效率地发挥优势，最大限度地提高竞争力。在网络经济下，虚拟企业逐渐成为市场中的主体，这种企业形式对企业的技术开发、资源的优化组合、市场拓展、共同筹资、机构经济、专业化生产、多元化经营、企业成本的降低等方面都是十分有利的。如苏宁易购、京东商城、淘宝网、当当网、卓越网之类的大型网上商城，其产品、报价、促销信息等都透明展现在消费者面前。顾客只要在电脑桌前轻点鼠标即可实现购买行为。这种低成本、高效率、减环节、更便捷、降库存、个性化的经营方式必然会成为网络经济时代企业经营方式的主流。

综上所述，在网络经济时代，企业应当适应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在管理理念、组织结构、生产组织方式和经营方式等方面进行一系列的调整和创新，才能够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更好的发展。（作者单位：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汤志芳；知识经济时代中小企业发展战略研究[J]；经济师；2002年05期

[2]陈玉芝；新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理念[J]；中国新技术新产品；2010年02期

[3]梁娟；论网络经济时代下企业管理变革[J]；电子信息；2008年01期

[4]马翠侠；对新经济下企业管理发展趋势的思考[J]；中国科技信息；2010年13期

清末法制变革的经济背景研究 篇7

一、清末法制变革的背景

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以自然经济为主要形式, 自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在农业方面以农民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 在工商业方面是包括盐、铁、茶等重要产品的官营买卖为主。186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通过武力的形式输出中国, 中国从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国逐渐变成贸易逆差国。

《马关条约》签定后, 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情况下,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加速解体, 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小商品批发商、销售商, 他们逐渐成为了晚清商业资本的主干部分。在各大通商口岸, 小商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并与民族工业资本家联手, 开始组建了商会, 维护和发展自身各项权利[2]36。庚子一役, 造成了清朝财政的彻底崩溃, 赔款共计9.8亿两, 而满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白银82035400两, 而最重要的财源盐税和关税已经作为了赔偿担保, 达到了“问诸国而国已无币可拨, 问诸官而官无币可筹, 问诸民而民无力之可顾”的地步[3]58。而仅靠搜刮民财, 一是民穷财尽己无油水;二是民不堪命酿成事变, 因而希望靠大兴工商实业来解决财政危机, 因为“能筹集巨资, 承办一切者, 惟赖于商”[4]69。传统的封建统治者已经不得不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寻求帮助。清晚期, 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此时, 发展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少数派的观点, 而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定认同, 同时迎合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士绅阶层的普遍要求。

这场由经济改革开始, 最终成为法制改革的现代化运动, 实际是满清王朝最后一次改良自救运动, 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改革,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政府的认可, 而同时, 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颁布有效减轻了传统地主阶级的压力, 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首次成为合法的生产方式, 清廷的经济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壮大。但清末法制变革虽然初有成效, 但清廷依然强调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秩序, 同时存在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困扰、领事裁判制度的各类问题与压力, 一系列与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联系的因素并未彻底解决, 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法制变革的成果, 因此法制变革并未能改变清朝积贫积弱的经济政治格局。清朝的统治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

二、清末法制变革的发蒙

所谓清末变法, 主要指的是20世纪初叶,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为了维护自身封建统治, 以废除外国在华领事权力为目的, 被迫推行的政治法律变革活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发布“变法上谕”, 表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 无一成罔,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 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并提出, “考酌中西政治, 实施新政。”[5]89中国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传统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以及法律思想, 由此进入了急剧变化的时期。

从总体上来看, 清末变法是在国内外压力的情况下, 被迫推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重大法律变革, 其中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压力尤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 以中国的法律落后以及刑罚残酷为名, 不断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力, 并经常以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落后为借口, 对清廷施加压力, 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在主持变法修律活动的沈家本则在《奏请变通现行律例内重法数端折》中表示:“盖西国从前刑法, 较中国尤为残酷, 数百十年来, 经律学家几经讨论, 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 故中国之重法, 西人没誉为不仁, 其旅居中国者, 皆借口于此, 不受中国法之拘束。”[6]79因此“折冲樽俎, 模范列强”, 迎合和满足西方列强的政治需要, 就成为变法修律的一个直接目标。但对于清朝政府而言, “变法”与“修律”, 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措施, 其根本目的是借“变法”之名, 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 缓和各种矛盾, 进而挽救自己的统治。因此, 清政府一方面提出“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 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 并表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 同时又为变法修律设置了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也就是坚持封建正统法律所坚持的“三纲五常”观念及其所体现的儒家纲常伦理等级制度。基于满足列强需要, 废除领事裁判权与维护专制统治的考虑, 清朝政府在变法修律过程中提出以通过建立法律体系促进国家富强为基本目标, 并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考互证”作为修订法律的基本方法。但在实际上, 修订法律的重心仍然落在维护“三纲五常”等伦常观念及相应的伦理秩序上。

经济法规方面, 甲午战争后, 特别是19世纪末后, 清朝政府的经济以及统治危机愈益严重, 国库经济空虚, 促使清朝统治者对其工商业政策相应做出变革, 于1903年4月宣布组建商部等机构。同年9月, 商部正式设立, 将铁路权利收回国家, 由大臣载振任尚书, 伍廷芳任右侍郎, 之后又聘用资产阶级代表张謇为顾问。为了统筹全国工商业的发展, 商部还设立了许多中央专业机构, 其中有商律馆、商标局、公司注册局、工艺局等。商部成立后, 先后颁行了《商律》、《公司律》, 等一系列工商业法规和保护奖励条文,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厂发展资本主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真正从法律上推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清末法律理念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法律文明, 制度优势一直将中华民族的法律优越感提升在“天朝上国”的位置, 中国的法律体系影响着中国周围邻国, 形成一个以中国法律为基础的包括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中华法系。即使到了19世纪晚期, 中国的朝野依然坚持认为中国是亚洲的文明的中心甚至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这一优越感是清末众多改革失败的思想原因[7]。但是, 随着西方的船舰利炮和商品输出, 中国国门被迫打开, 被迫开始了由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的大转变[8]。于是, 古老的中国法律体系以及思想开始逐步迎接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尖锐挑战, 并且在接受挑战的过程中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早在19世纪中期, 魏源便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 均可变通。”[9]因此, 法律应因时而变, 在其鸿篇巨制《海国图志》中, 魏源系统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法律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深远持久的影响, 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以及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可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 民族资本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不断增加, 同时, 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在不断提升, 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构, 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改革的前奏是思想的解放, 清末政治理论家汪康年于1896年, 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 他在《时务报》中共发表了14篇论说, 这些论说, 全面地提出了他对中国现状、改革的长远规划和近期作为的看法, 在这些著作中包括了如何实行改良来改善原有的政治体制, 从而实现制度的革新。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次提出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学习对象的法律思想社论, 这种观念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 从地方大吏到普通士大夫, 都赞誉报纸, 上以当执政之晨钟, 下以扩士君子之闻见[10]23。

根据美国法学家波尔曼对法律革命的理解, 革命的法律方面, 在于他在根本上改变了旧的法律制度的本质和结构, 确立了新的法律正义标准极其运作机制, 从而给新的社会生活系统提供有效的规范与制度支持[11]44。而从这个角度看, 发生在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 虽然吸收了西方法律的部分内容, 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法制变革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晚清政皇室的统治, 因此不能认为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革命。

摘要：唐代以来, 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发展成熟, 中华法系正式形成。而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中国传统法律遭遇空前危机和挑战, 在清末变法的过程中, 中华法系的主体, 即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古法。

知识经济时代的领导方式变革 篇8

领导方式, 是指在特定环境中领导者所采用的作用于被领导者的行为方式。每一个领导在对待下级和部属时, 都拥有不同的态度和行为, 对这些态度和行为进行抽象, 就可以总结出不同的类型和模式。

传统的企业管理常常是“管理过度”而“领导不足”。知识经济时代的企业管理要求传统企业转型的同时, 领导方式也要随之转变。要把各行其事的众多部门整合为一体, 既保持员工个人和团体的高效率, 又重整对外关系和创造新机遇。Yukl和Lepsinger (2006) 认为, 任何一个领导者都不可能拥有解决组织所有难题所需要的全部知识和技术, 因此包容其他拥有相关知识和不同观点的人是组织的根本要求。知识经济引起的这种组织人力资源结构的变化同样也要求领导方式应该发生相应的变革。

二、影响领导方式的因素

1、领导者自身的素质。

领导者的价值取向、领导者的领导能力即调控和驾权的能力、领导者对下属的信任程度、领导者对领导方式的偏好、以及领导者的安全感, 都影响着领导方式的选择。

2、企业工作任务的状况。

具体包括:决策目标的明确程度、工作任务的确定程度、任务的难易程度即结构状况、技术要求、奉献程度等、任务的重要程度、完成任务的急迫程度、可供选择方法的状况等。

3、企业员工的行为。

企业员工的行为受到个人因素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心理状态;能力水平;工作态度;对任务目标的理解和熟悉程度;是否有习惯性的被领导方式。其中, 最重要的是员工的心理状态。他们对于上级和自己应该怎样做都有自己的想法, 领导者对影响员工行为的因素理解得越深刻, 就愈能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使下属更有效的工作。员工是否主动要求有比较多的独立性、是否准备好承担决策的责任、是否比较能够接受独立性、以及是否充分具备解决问题或完成任务所必需的知识和经验等因素, 使领导者考虑着是否让职员享有较大的自主权和自由度。

4、企业环境状况。

同独立的个人一样, 组织也有自己的价值准则和传统, 它们同样会影响到组织成员的行为。包括企业内部环境状况和外部环境状况。内部环境指组织内各个单位的规模、地理位置和对于组织内外安全性的要求、组织层次、组织文化。外部环境大体可分为正常时期、非常时期、和转变时期。

三、知识经济时代领导方式的变革

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传统企业在领导方式上转型, 实行决策知识化、民主化, 要求每个员工都有参与领导的机会, 要求企业最高的领导者是集中领导, 集中员工智慧, 以身作则, 组织员工扩展自身的创造力。

1、由权力强制型向人格魅力型转变。

权力强制型的领导方式是依据法定权力来实现的, 只要处在领导者的位置上, 就拥有相应的职权。这时被领导者对领导者的服从主要源于他至高无上的职权, 而与他个人的品行、能力无关。

在知识经济时代, 现代民主领导体制日益完备, 对领导者法定权力约束极严, 同时, 被领导者民主意识在觉醒, 不再简单的敬畏职权, 他们更乐于追随那些人格高尚、能力出众的领导者。领导者要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非权力性影响力, 以卓越的品质和非凡的领导力去感召和吸引被领导者, 以得到他们自觉自愿的追随, 从而提高领导效能。

2、由控制管理型向激励引导型转变。

在传统的金字塔的组织结构中, 领导者多采用独断型的领导方式。独断型领导者以大权独揽的方式对下级进行领导, 将决策权高度集中在自己的手中, 下属完全处于被动地位。

而随着职工素质的提高, 他们的独立性增强, 他们对工作有自己的想法, 喜欢自己解决问题, 这时, 独立自主的工作使他们感到了自我价值的满足, 工作不再仅仅是他们谋生的手段, 而“是在组织内由工作中活出生命的意义”。在这样的背景下, 以控制为主要特点的刚性管理方法将越来越不管用, 而代之以激励引导为主要特点的柔性领导方式会更受欢迎。

3、由个人英雄型向团队合作型转变。

习惯中一直把组织的目标和希望都寄托在某个能力出众的领导者身上, 而领导者本人也不自觉地按这种模式来塑造自己, 他们渴望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阅历, 能运筹帷幄, 把握全局, 善于解决使部下为难的任何问题, 永远掌握真理。但随着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 科学技术与生产关系的进一步结合, 管理活动日趋复杂, 单靠领导者个人的经验和技能去领导已不太可能, 领导者必须要注重团队的作用, 充分发挥组织成员中每个人的潜能, 学会欣赏别人, 学会与人合作, 学会与懂得授权。

参考文献

[1].黄世虎.现代企业领导方式的选择.理论与改革, 2001/3

经济变革 篇9

1、经济制度将如何影响西藏经济的发展

与技术进步不同（主要作用在于降低生产成本），先进的制度安排可以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制度对于西藏经济增长的影响通过以下方式来进行的：

1.1 影响要素投入质量和要素投入的效率

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和制度安排是提高要素投入质量和要素效率的关键，是西藏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之一。要素投入的数量和组合状况以及要素的使用效率，可以推动生产的可能性边界的变化，引致西藏经济增长的变化。一般的，投入要素的数量和组合状况 (即资本、劳动、土地所占比重或份额大小) ，取决于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中各种资源的供给状况和各要素的相对价格状况，西藏的劳动力资源特别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力相对匮乏，但劳动力相对价格却较低，使得劳动力的投入难以从质量上保证；同时，西藏的资本相对欠缺，这需要我们的资本投资需要更加注重实效，不要盲目投资，避免出现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半拉子工程和超概算项目等不正常现象；防止忽视企业技术改造投资；防止由于投资不合理导致产业结构和布局的不合理等现象发生。但是我们通过研究发现西藏人力资源的弹性系数远远大于资本[2]，而固定资本的投入速率却一直保持高增长，这充分说明了资本投入的低效率。这需要给定一定的制度安排，可以改善要素的供给状况和要素间的相对价格，提高要素投入和组合效率。否则会造成要素投入资源的浪费和要素组合的低效不经济。

1.2 影响技术进步与技术创新

经济学研究发现，生产函数Y=F (A (t) , K, L, R) =A (t) f (K, L, R) 。即生产函数由两部分相乘，一部分是资本（K）、人力 (L) 、自然资源 (R) 等投入要素，剩余部分是除资本与人力以外的其它要素——主要是技术进步 (A (t) ) 所带来的。

由于西藏经济发展与要素投入具有较强的联系，但经济发展实践证明要素（包括资本和劳动）的边际产出呈现递减状态，单纯依靠要素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增长将是不可持续的[4]。而技术进步可以提高FTP（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使经济增长不受要素边际产出递减的限制，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技术创新取决于新知识的积累，知识存量决定了技术发明的方向，除非知识存量不断扩张，技术创新才不会停止，否则也会产生收益递减现象，因此就需要一定制度安排来保证新知识的产生和知识存量不断扩大。由于科学研究存在巨大风险，使得技术创新成果也存在是否实现商业价值的风险、技术投资收益难以估价等因素，这些都需要一定的制度安排来保障技术创新。以西藏传统强项产业藏毯为例，其竞争优势已经逐渐被具有较强技术创新能力的尼泊尔、国内的青海省所取得。因此西藏的技术创新进程需要依靠一套复杂的制度安排，其中不仅包括诱致创新的制度，而且包括确定产权和契约关系，或分担外部性风险 (如环境污染、技术失败、失业和安全性风险) 的制度等等，可以说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是否发生取决于制度的安排。

1.3 影响城乡融合的程度

西藏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国内其他省市的发展一样，都呈现出二元经济的特征。但是，西藏地区的城市经济并不发达，模仿内地通过城市经济的飞速发展，通过城市经济来带动农村经济的模式——即“抽肥补瘦法”在西藏地区是存在较大难度的。但现在西藏地区缩小城乡差距的主要办法正是采用了利用中央或地方财政实现抽肥补瘦的财政调节法，而这种方法之所以能够实现，完全依靠的是行政命令而不是资源的自然流动。

资源对于经济的发展有时并不一定能取到决定性的作用，但如果能从制度上保障建立统一的城乡市场（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实现经济要素的流动，降低城乡统一市场的交易成本，实现城乡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对接来推动经济增长却是可行的。

2、经济制度变革对西藏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

自1952年以来，西藏制度经过了几次较为重大的经济制度变革，包括1951年和平解放、1959年的民主改革、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共中央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

我们将产出的增长用三种因素来解释：即劳动量变量、资本量变量和制度变量（包括产业政策、技术进步等）。

本文以1978年的改革开放和中共中央四次西藏工作座谈会（1980年3月、1984年2月、1994年7月和2001年6月）为分界点，来分析西藏自治区经济制度改革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根据表1的分析结果，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1）从整体上看，西藏的经济制度对经济的发展具有较大的正效用。

(2) 1980～1984: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1980年3月召开的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对此阶段的经济发展发挥了初步的作用。

(3) 1984～2001：改革开放政策的制度效应在此阶段已经逐渐全部发挥，1980年3月与1984年2月召开的西藏工作座谈会确立了西藏经济发展的方针，经济体制逐渐走向正轨，1994年制度效用达到历年来的最大值。1994年7月第三次西藏工作会议确立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制度对于经济的贡献依然保持正的效应。

(4) 2001～2004：制度在此阶段的作用下降，主要可能有以下一些原因：第一，西藏目前的经济体制的确已经不适应当前西藏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如关于如何有效利用资源、如何正确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城乡新型关系如何确定、如何加速发展政府的服务性职能等；第二，随着西藏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经济增长的绝对量增长较快，但相对量有所下降；第三，青藏铁路、新机场建设等大型固定资产投资使得市场化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减弱。

3、对策与建议

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同样，经济发展也可以促进制度变革。一旦经济质量上去了，就会导致基层对制度变革的引致需求，这时进行制度变革所产生的效率、效果以及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将会大大增加。

(1）、通过拓宽经济的增长路径提高制度的正效应。近年来西藏的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固定资产投资的拉动。由于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是政府行为，市场配置资源要素的功能得不到发挥。因此，政府应注意保证经济增长的多元化路径，特别应当把经济工作的重心向第三产业的发展转移。

(2）、通过技术创新提高制度的正效应。为了配合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政府应倡导特色产品的技术创新，比如藏毯、藏药等。

(3）、通过推进统一的城乡市场建设提高制度的正效应。西藏地区城市的规模偏小，但是拉萨、八一的城市辐射能力还是比较强。通过推进这些城市建立统一的城乡交易市场，不仅可以推动经济的多元化发展，还可以促进城乡文明共享。

参考文献

[1]卢现详.西方新制度经济学.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3.6

[2]王燕境, 杜青龙.要素贡献与西藏经济跨越式发展的相关性研究[j].西藏大学学报.2008 (3)

[3]西藏自治区统计局.西藏统计年鉴 (2001～2005)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5.05

[4]经济增长课题组.高投资、宏观成本与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济研究[J].2005 (10)

经济危机与美国高等教育变革 篇10

一、1873年恐慌(The Panic of 1873)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

内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奴隶制的废除使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和以工业为主的北方地区都摆脱了束缚,美国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工农业的发展需要新的技术和技术工人,强调教育的实用性,提高应用科学知识以促进工农业的发展成为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因此,进入大学不再是有闲阶层的特权,学生来源多样化在内战后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学生的多样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大学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来自英国大学的经验越来越不适应美国这样的新型工业国家,高等教育变革迫在眉睫。

(一)1873年经济危机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契机

内战后由于北方铁路热潮而产生的经济过度扩展使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1873年9月首发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的长期衰退,美国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但是,此次危机对欧洲的影响更大,英国被认为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它失去了大部分引领欧洲经济发展的大工业。德国、法国以及奥地利等国的经济也陷入了困境,而1870～1871年德法战争更加恶化了两国的经济形势。经济危机和战争挫伤了欧洲的经济发展潜力,经济发展重心向“北美”转移,年轻的美国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工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教育秩序成为了这一成就的核心所在”。[1]因此,1873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分水岭,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由此逐渐超越欧洲。

(二)1873年经济危机与哈佛、耶鲁运动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布鲁贝克教授认为,自殖民地时期以降,交替支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主要有两种,即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但二者并非绝然分离,而是常常相互交织,在同一时期或对同一问题同时发挥作用。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变革,要求更新、更实用、更高层次教育的呼声在几乎所有老式学院的校友间响起并发展成压倒所有保守派的一场运动,这一时期的“青年耶鲁运动”就是典型代表。这一运动由耶鲁的校友们发起,他们认为古典的、英国式的自由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求学校能够摆脱浓厚的宗教气氛,从繁杂的宗教仪式中解脱出来,并要求学院形成校友的部分控制、更自由的精神和更广的选课范围。[2]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哈佛学院的毕业生也团结起来缓解学校的贫困状况并要求新的变革,旧式的经典教育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要求提高和加强入学要求,扩充课程和发展选修课,将法学、医学和工程学的职业训练提高到研究生水平等运动推动了哈佛大学的改革。东部地区的高等学府抛弃了教会的领导,西部地区的学校则扩大了学习范围,树立了大学新的社会使命,教育不断地被推向更高的标准。入学标准在1872～1873学年及1876～1877学年急剧提高,学校采用了学生事务管理负责制和明智的纪律处理手段,并开设了很多新课程——自然科学、音乐、美术史、高级西班牙语、政治经济学、物理、古典语言学和国际法都涵盖其中,[3]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开始盛行。

二、1929年“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与新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生成

一战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渐趋于繁荣,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这一繁荣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这一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1929年初,美国股市大幅下跌引发了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持续到1933年的“大萧条”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与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大萧条”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冲击

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如同经济一样的黄金发展时期,捐赠基金在数量上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各大学都建造了宏伟的校园建筑。而“大萧条”的到来则让昔日的辉煌不在,尽管石油大王爱德华·S·哈克尼斯在经济崩溃前夕所提供的资金使得哈佛和耶鲁大学得以启动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使之成功度过最黑暗的萧条岁月,然而其他大学则没有那么幸运。“大萧条”使大学缺乏足够的资金增加建筑和教职员工的数量。随着捐赠的减少、投资红利的萎缩和税收支持的下降,基本建设费用在1929～1930学年至1933～1934学年之间下降了大约86%。同时实验室和图书馆的拨款也有所减少,教授的数量虽然没什么变化,但薪水却下降了。大量年轻的硕士和博士连同初出茅庐的医生、律师、药剂师、工程师和建筑师,开始加入到失业大军之中。在1933年,失业队伍中包括大约20万拥有资格证书的教师。四处碰壁后,这些人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去从事卖保险或真空吸尘器等工作。[4]

(二)“大萧条”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

“大萧条”使人们更少去关注传统,从而为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此说,这场灾难部分地促进了教育的变革,一些古老大学的传统开始动摇,教学单元、必修课程、考试、学分制,甚至成绩等级和学位这样古老的条例都面临着挑战,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传统得到了强调,新的关注点被吸引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办的像本宁顿学院和沙拉·劳斯学院这样一些非传统大学上来。[4]

这一时期传统大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变。以哈佛大学为例,从1933年科南特任校长开始,哈佛逐渐从一个“闲人雅客型”大学转变成一所“精英化”大学:根据学术水平挑选教师,根据智力水平录取学生,并创造了一种以国家和国际学术名望作为判别标准的校园文化——这一进程被教育评论家称为“美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成功事件之一”。1936年9月,哈佛大学迎来了她300年校庆,校庆出席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科学家和文人。因此,它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庆祝活动,而是由几十位世界著名学者参与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盛宴,它是“美国大学之母的300年华诞”,也是“有史以来最卓著的一次知名学者的聚会”。它使得两条真理得到彰显:“第一,在探求知识的征途中,世界是整体,人们是兄弟;第二,就学者、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大学和学院事业的繁荣来看,美国时代已经开始。”[7]哈佛300年校庆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一方面,它展现了哈佛大学以至美国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它表明欧洲在研究机构、知识领袖以及追求学术自由上都输给了美国,新大陆取代旧大陆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中心。

三、2008经济危机与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

(一)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大学的影响

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对大学的经费、入学率以及科学研究等都造成了冲击。当然,今天的社会与“大萧条”时代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在经济衰退、预算下降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仍会是国家优先考虑的资助对象而不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当前的经济危机也正悄然改变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

首先,州对高等教育资助的能力下降。2009年在美国55个州中,有31个州预算不足,州和市政当局被迫削减劳动力和支出,其中包括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投资,导致一些公立大学经费不足,从而影响了大学的教育与科研活动。[8]

其次,经济衰退为人们重返学校提供了动力,但经济的拮据也影响了学生的负担能力。最近美国大学联合会的研究表明,过去五年的数据显示出高等教育的反周期性的特征。在经济下滑的时期,通常会产生两种现象:一是大学入学率比经济增长时有显著的增加;二是州收入的减少使其面临削减支出的压力。预算削减使公立学校的学生可能得到的资助机会变得更少,因而一些私立的网上学校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再次,经济危机对学生的影响最为明显。经济危机使一些联邦的学生贷款项目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局面,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而大学奖金学数目和机会也减少了。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学费的逐年上涨也加重了学生和家庭的负担,在四年制的公立大学里,大学平均费用在2000～2001学年到2008～2009学年期间,增幅超过了26%(见下图)。60%的学生毕业后都有债务在身,学生个人的债务总量超过2万美元。面对这一庞大的数目,很多即将入学的学生认为他们无法负担大学费用,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也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延期或搁置自己的大学学习计划。在大学入学方面,也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占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94%的高中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群中,比例只有54%。[9]

最后,大学本科入学率降低。由于资助机会的减少,寻找资助或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很多学生不得不中断或推迟自己的求学计划,以免加重他们自身和家庭的负担。2008年12月23～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全国第43届“美国新生”年度调查,此次对全美340所本科学院和大学的24.058万名首次入学的全职学生进行的访问,很好地反映了在2008年首次进入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140万全职新生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缺少资助,越来越多的新生开始寻找兼职工作、经济资助或放弃进入他们梦想的大学。43%的学生认为,经济资助对他们选择大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比例是此项调查实施36年来最高的一年,而2007年这一数据则为39.7%。这项调查还发现,49%的学生表示他们需要一份工作以支付大学费用,而2007年这一比例为47%。[10]

(二)大学使命、联邦责任与高等教育未来

在危机时代,变革不仅是永恒的主题,也是摆脱危机的重要策略。大学通过培养人才和进行科学创新而在国家经济复苏和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大学在危机时代应该更强调其社会责任和使命,而将营利置于次要地位。当然,大学不仅在重振国家经济繁荣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协调社会的矛盾、缓解因危机而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压力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学确实充当着世俗教会的角色。

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联邦政府也总是远见卓识地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机会来保证美国的未来。面对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联邦需要更加关注对基础研究和教育的资助,而美国联邦政府和领导人也正在践行着以往的传统。在2009年通过的《美国2009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2009)中,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超过了900亿美元,其中150.6亿用于佩尔助学金,将其最高标准从4,731美元提高到5,350美元。[11]佩尔助学金在2009-2010学年的数额上限为4,860美元,在2006～2007学年,佩尔助学金的最高数额为4,050美元,2007～2008年,最高数额为4,310美元,而2008～2009年(2008年7月到2009年6月)的最高数额则为4,731美元。该奖学金的最高数额每年因该项目得到资助的多少而会有所差异,其目标是到2012年,最高数额达到每学年5,400美元。[12]从目前经济复兴法案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难事。

尽管新的经济复兴计划给予高等教育足够的关注,但在经济不景气时代,联邦政府在提高大学入学率,保证处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孩子能够负担得起高等教育的费用,保证美国的科学研究和创新继续引领世界等方面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劳伦斯·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卷)[M].洪成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61.

[2]Yong Yale[EB/OL].http://query.nytimes.com/mem/archivefree/ pdf?_r=1&res=9506E0D713EEE34BC04851DFB1668 38A669FDE,2009-03-03.

[3]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EB/OL]. http://en.neworldedu.org/html/2008/5/19534/,2009-02-28.

[4][6]狄克逊·韦克特.大萧条时代:1929-1941[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86,185,183,184.

[7]哈佛300周年校庆故事[EB/OL].http://big5.ce.cn/gate/ big5/edu.ce.cn/foreign/xy/200805/13/t20080513_15445333. shtml,2009-03-01.

[8]Higher Education Investment Act[EB/OL].http://president. asu.edu/files/Higher%20Education%20Investment%20Act% 20NYT%20Ad%20121608.pdf,2009-03-01.

[9]A New Era of Responsibility Renewing America' s Promise [EB/OL].http://www.whitehouse.gov/omb/assets/fy2010_ era/A_New Era of Responsibility2.pdf,2009-03-03.

[10]The American Freshman:National Norms for Fall 2008 [EB/OL].http://www.gseis.ucla.edu/heri/pr-display.php? prQry=28,2009-03-05

[11]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Recovery_ and_Reinvestment Act of 2009#Education,2009-03- 02.

网络经济下生产的变革分析 篇11

[关键词] 网络经济信息技术生产变革

网络经济时代的到来，以1992年美国克林顿政府倡导建设国家信息高速公路为开端。从1993年起，全球范围内掀起了建设信息高速公路的热潮，它的发展势头之迅猛超出了所有预言家的想象。面对网络经济发展的这一波澜壮阔的场面，从实践和理论角度对网络经济尤其是网络经济对生产变革的影响，展开深入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一、网络经济的概念及特征

网络经济是指建立在由电子计算机网络、现代通讯网络所形成的信息网络基础上的一切经济活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各种后果而形成的整体。在网络经济中，信息的生产与应用占据中心地位。网络经济的主导产业是信息技术、信息服务、电子商务和高科技产业。

就目前的状况来看，网络经济具有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1.网络经济是整个社会经济系统网络化连结而形成的經济

所有的经济主体以及经济领域以外的社会活动的主体都已经或者将被互联网连结在一起。使企业和社会经济管理中间层次减少，协调作用加强，行业相互渗透。

2.网络经济是一种虚拟经济

这里所说的虚拟经济是指在信息网络构筑的虚拟空间中进行的经济活动。经济的虚拟性源于网络的虚拟性。转移到网上去经营的经济都是虚拟经济，它是与网外物理空间中的现实经济相并存、相促进的。

3.网络经济是一种速度性经济

现代信息网络可用光速传输信息。网络经济以接近于实时的速度收集、处理和应用大量的信息，需按快速流动的信息来进行。经济节奏大大加快，一步落后就会步步落后。产品老化在加快，创新周期在缩短，竞争越来越成为一种时间的竞争。

4.网络经济是一种创新性经济

网络经济源于高技术和互联网，但又超越高技术和互联网。网络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技术创新的同时还需有制度创新、组织创新、观念创新的配合。而创新来自创造性。

5.网络经济是一种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

网络经济下，信息和知识作用的加强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新的动力。并且，信息资源的共享并引起的其他几乎全部资源的共享，能够充分利用知识和信息资源，使物资资源消耗减少，污染减少，这些特征使网络经济具有长远的发展前景，符合我们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二、网络经济所引起的生产变革分析

1.社会经济资源基础和技术条件的变革

在网络经济影响下的现代社会，虽然土地资源和各种物质资料在经济生活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社会经济系统的资源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新的经济资源被发掘了出来，包括人的劳动和知识，以及由人的劳动和知识创造的各种技术和文化，其中特别重要的就是信息资源。信息资源大体上有两种基本形态。一种是由各种生产要素派生出来的，反映各种生产要素的状态和运动的信息，即物质流、能量流、资金流、人员流、技术和知识流等在网络上变成了信息流，在网络上整合这些信息，运用于协调生产或者组织商品流通，或者运用于社会经济的宏观调控。另一种信息资源是独立的信息资源，它是信息生产者运用信息技术直接创造出来的，以独特的形式投入生产并形成产品，成为生产者直接可以利用和消费者可以直接消费的产品。如游戏软件就是这样的信息产品。

2.劳动者的变革

(1)劳动者本身的作用和地位的变革。体力劳动者的作用和地位下降，脑力劳动者的作用和地位上升。而且，脑力劳动者也逐步从繁琐的脑力劳动，比如信息收集，信息整理归类和大量重复计算中解放出来，而更多地从事策划、设计、决策等活动；新型的从事信息分析和知识生产的劳动者在不断增加。并且出现了许多新的工种，使劳动分工的结构也发生了改变。出现了一些纯粹处理信息的工作和行业，比如编写软件，制作网页，等等。

(2)劳动参与者的改变。劳动的参与者不再是固定不变的被雇佣者，而可以是世界各地的专家，也可以是产品的顾客，甚至可以是完全不知名的网友。许多网络产品，都可以在网上先放出免费的测试版，世界各地的使用者在使用了测试版之后可以提出各种意见，供生产者参考。

3.劳动工具的变革

传统的机械化工具体系进步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工具体系。数字化使得各种生产过程更精密，更科学，更容易管理、统计、指导和调控。而智能化可以让机器更科学地生产，让机器自动、自主的生产。由于工具的进步，人类生产从直接参与体力劳动，逐渐发展到不直接参与体力劳动。并且，由于生产工具的高度发达，目前已有很多劳动已经是人类无法直接参与的，其中除去一些高危险的科学实验，比如火山口探测，核辐射检测，等等，一些安全的常用产品的生产也已经是人类无法直接参与的了，比如计算机芯片的制造。

4.劳动对象的扩大

劳动对象从传统的土地、物品，等等，扩大到了数据，信息，知识等领域，虽然信息等劳动对象早已出现，但直到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才成为一些专业劳动的对象，并且需要更加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不再是任何劳动者都能轻易参与的。比如编写软件这样的工作，需要专业的编程知识才能制作出复杂和实用的软件。

5.劳动组织和管理方式的变革

劳动组织和管理方式正在向网络化、智能化方式演变。ERP（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等信息系统管理软件和技术的出现以及大量使用，使企业可以直接依靠信息技术管理生产，调整经营模式；网络通信手段改变了生产的组织模式，网络和电话会议可以连通世界各个角落，并且每天都在举行。有些使用计算机控制的车间可以只有1个～2个技术人员就可以保障机器的正常运行，生产大量产品。

6.产业和产品结构的变化

信息技术向所有行业的渗透，以及信息产业本身的产生和扩大改变了产业和产品结构。

(1)信息技术向所有行业渗透。不管是多么古老的行业如农业，还是多么先进的高新技术产业，都用电子计算机网络把自己武装了起来，这在某种意义上使他们变成了现代产业，或也成为了信息产业。信息技术产业一般可以分为信息收集、加工和传输提供各种物质手段的信息网络和计算机硬件产业；为信息处理和应用提供各种软件以及提供消费品的软件业；涉及广阔范围的信息服务业，如新闻媒体、咨询、电信网络服务等。

(2)信息技术大大推进了服务业的发展。首先是信息技术产业本身的服务功能不断扩大和延伸，既包括信息技术产业中的软件服务产业的发展，如计算机程序设计服务、软件批发与零售业、计算机数据处理、信息反馈、管理、租赁、维修与保养等，也包括通讯服务产业，如电话与电报、无线电与电视广播等。其次是传统服务业的提升，特别是打破了传统服务业的地域限制，导致了新兴服务业的产生。

7.生产体系的变革

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和普及，最终使生产体系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传统的生产体系逐渐瓦解，创造了许多新的生产体系，如柔性生产体系、准时生产体系、精益生产体系等。

三、结束语

网络经济下的生产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无论是整个经济系统的资源基础，还是现代生产力要素的结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乃至整个生产系统。网络经济的革命向人们揭示了现代社会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形式和方向，也向人们展示了奇迹般的发展前景。可以肯定，在本世纪，网络经济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流形态。面对网络经济的浪潮，我们错过一段时间可以原谅，但可怕的是错过一个时代。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变革 篇12

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以及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在中国开展了以计划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极端化的模式。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计划深入经济运行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手段和力量。”[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直接占有了几乎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或财产,从而也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社会机会。国家既是政权机构,又是财产所有权的拥有者。人民的劳动所得,通过政府对社会的宏观把握平均分配到每个人手里,人人参与劳动,人人就会有所得。表面上看,这样的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合理。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的思维模式趋于定势,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忽略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市场的作用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直到1982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2]这是党中央在认识到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后首次提出让更多的经营者拥有自主权,同时会议也提出了价值规律的重要性,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2]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3]自此,党中央已经认识到了市场调节作用的重要性。但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还看不到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弊病,只是将市场作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时期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发现,“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沿着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化取向”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党中央在将权利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所有权有目的性地下放给私有企业,促进了私有企业的市场活力,推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国有经济也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与私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相对缺乏活力,发展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依据前一阶段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理论。198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了商品经济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决定》中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依循价值规律的作用,突破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滞后的观念,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这标志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正式到来,也表示党中央认识到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由原来简单、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国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党中央认识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存在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经济运行机制。这是在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实践经验之上提出了市场的作用不可忽视,说明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之后,更多人开始关注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也日益凸显。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4]1993年党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并将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规律,描绘了市场经济的蓝图。这也说明,党中央通过前一阶段的实践经验,又一次认识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经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渐显现。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此正式建立,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这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方向和依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指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健全国家宏观调控。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5]并利用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这说明党中央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逐步认识到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作用并把它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同时也存在自发性和盲目性,必须寻求有计划有战略的思想部署来弥补其缺陷。因此,在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主要强调了宏观调控的作用,进一步指出要把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政策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1]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4).

[2]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6-7.

[3]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22.

[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