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变革(共12篇)
思维变革 篇1
人的思维, 可以触摸, 可以看见吗?见到我这样的提问, 你会不会说我是异想天开呢?但是, 思维的可视化其实早已被提出。有专家提出:思维可视化 (Thinking visualization) 是指运用一系列图示技术把本来不可视的思维 (思考方法和思考路径) 呈现出来, 使其清晰可见的过程。被可视化的“思维”更有利于理解和记忆, 因此可以有效提高信息加工及信息传递的效能。
实现“思维可视化”的技术主要包括两类:图示技术 (思维导图、模型图、流程图、概念图等) 及生成图示的软件技术 (Mindmanager、mindmapper、Free Mind、Sharemind、XMIND、Linux、Mindv、imindmap等) 。随着“思维可视化”技术的发展, 其在各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越来越深入。比如, 在商业领域出现的“可视化思考”会议;在教育领域出现的“思维可视化教学”;在科研领域出现的“思维可视化研究”等。
中国华南师范大学教育技术研究所、广州市电化教育馆和日本关西大学信息技术综合应用研究中心合作开展的“应用可视化思维工具, 促进学生思维能力发展”实验研究 (Project for Enhancing Thinking Ability, 简称PETA) , 经过近一年的实验,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让学生思维清晰可见, 各种学习能力不断提升, 真正实现了思维的可视化。为此, 本期专题, 我们邀请来主持此项目的专家、参与实验的学校的领导、参与教师, 请他们谈谈切身体会, 让我们真实感受可视化思维工具为教学带来的变革。
思维变革 篇2
摘要:高校具有机械性特点的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已经不适应时代进步和教育发展的要求,适应性思维范式将成为新时期高校教学管理的指导思维。教学管理适应性思维范式是一种强调适当分权、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的变动采取灵活应变态度的一种思维方式。它对我国高校当前和今后的教学管理改革有暑许多重要的启示。
关键词:行政型教学管理;机械思维范式;适应思维范式;教学管理改革
一、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弊端主要体现为机械性特征
培养人才是高校的基本职能,教学是培养人才的主要途径,服务于教学活动的教学管理是高校管理的核心。教学管理是为实现教育目标,根据―定的原则、程序和方法,对教学活动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的过程。教学管理的实质,就是设计和保持一种良好的教学环境,使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高效率地达到既定的教学目标。
我国高校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是在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行政型教学管理模式。行政型教学管理模式是利用行政方法进行教学管理的一种模式,它强调按照权威性的行政法规和既定的规范程序实行教学管理。这种管理模式具有集中统一、有章可循的特点,可以避免各行其是、任意行事,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起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它在具体的管理过程中也逐渐产生了一些缺点和弊端。有的学者把当前教学管理存在的问题概括为“三多三少”:行政权力的管理多、学术权力的管理少;共性管理多、个性管理少;低层次的管理多,高层次的管理少。其中,低层次的管理即主要只是满足于教师在“教”,学生在“学”,满足于教学不出问题。而高层次的管理则是要真正把提高教学质量作为中心任务来完成,不仅注重教师在“教”,学生在“学”,而且更注重“教”和“学”的实际效果。
行政型教学管理弊端,归根结底就是“机械性”三个字。我们可以借用教育组织决策机械思维范式来分析这一特点。孟繁华教授认为,教育组织决策的机械性思维范式就是将重点放在对人类知识的起预示作用的因果关系上,对周围的事物全神贯注,实施“有效”决策,这种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从牛顿的经典科学中获得的。机械决策思维范式特征可以概括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决策主体方面。决策者高度集权;在组织机构上遵循金字塔的等级制度;学校追求表面化、数字上的效益,较少考虑社会责任。第二部分涉及方法系统。采取完全程序性的、线形的、一元性的方法进行思考;信息的采集来自内部;指导控制的手段应用权威等。第三部分涉及决策对象。决策对象永远是被动的,或者说是控制型的,其工作表现为服从、僵化、埋头苦干和各行其是。
利用机械性思维范式来分析行政型教学管理的弊端,我们把它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
1.决策和计划的封闭性。行政型教学管理强调行政管理者的权威性,往往根据上级指示,依据权力意志作出教学决策,制订教学计划、教学改革措施和教学评估标准,编排、指挥教学人员,忽视专家、学生和其他有关人士的参与。决策的民主参与程度不高,透明度低,有时甚至具有一定的“暗箱操作”特点。不仅如此,在决策和计划后,缺乏完善配套的宣传、咨询、反馈、监督和评价机制,从而呈现为一个封闭状态。
2.计划内容的高度统一性。在高校,多年来我们按照行政命令和国家计划,实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课程设置、统一的教学大纲、统一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和统一的考试形式。这种模式有其合理性,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曾经起过非常大的作用。但计划内容的高度统一容易导致课程结构呆板、选择空间狭窄、教学内容陈旧,与培养具有创见、讲求个性的现代高素质创造性人才的要求并不相符合。
3.计划执行的强制性。行政型教学管理实行从上到下的直线式管理,强调权威与服从,上、下级之间,管理者和师生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缺乏平等交流和协商,缺少对管理对象特点、要求的分析和把握,按任务实施管理控制的成份多,按针对性原则开展引导服务的.少。学校教学管理职能部门和各级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往往成为支配教学运行的核心和主体,处于教学第一线的师生处于被动和服从的地位。
4.评价分析的形式化。行政型教学管理中,计划的制定及其实施效果的评价都是以决策者为中心,被管理者的评价往往只是作为一般信息的收集工作,而不是作为改进工作和参与决策的重要手段。目前被管理者(学生)的教学评价主要是期中教学评估。但是,由于评价指标体系欠科学、信息收集不全面,定性方法用得多、定量分析用得少,以及评价结果落实不到位等原因,评价很大程度上流于形式。此外,有的学校将教师和课程的综合评价简单化为单纯对教师的评价,缺乏对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评价。而对教学计划的学年评价和整体评价就更少。
二、教学管理的思维范式转变成为时代必然
强制性的教学管理只能维持规范化条件下的常规运行,面对外界环境和管理系统要素的变化而出现的问题和新情况的适应性比较差,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协调和控制。时代进步和教育发展呼唤教学管理的思维范式转变,即从机械性思维范式转变为适应性思维范式。
1.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现代科学基础
孟繁华教授在《教育管理决策新论》一书中认为,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是以现代科学为方法论基础的。20世纪初以来,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为标志,现代科学诞生和发展起来。随后二、三十年间,以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以及后来的耗散结构、协同学和混沌理论为标志的大量交叉学科发展了起来。这样,历史上曾经起过主导作用的,以主观规定性和线形方式传播知识的管理方法,已经不再具有完整意义的适应性,管理方法趋向多元化成为时代的潮流。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发现绝对严格的因果依赖性,只能以可能性加以预测和判断。科学家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原则上不能精确认知的世界,概率和统计方法的广泛采用就是基于这种现实。这就是所谓的统计决定论。在管理决策领域,与过去的机械决定论一统天下的情况不一样,统计决定论成为研究者应该遵守的方法论。以统计决定论所体现的科学认识和人们的价值认识这两条轨迹的融合,为我们提供了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高校教学管理也是一种重要的组织决策,同样需要遵守科学认识和价值认识融合的原则,也就是需要以适应性思维范式为指导。
2.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时代条件
21世纪是人类走向知识经济,走向开放和全球化的世纪。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时代特征莫过于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这一转变所引发的社会震动是巨大的。经济领域资源配置机制的根本转变也对教育、政治、文化乃至人们日常的思想和行为方式产生了相对深刻的影响。在高等教育领域,原来大一统的教育教学管理也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国家和社会对用人标准的变化、学生和家长求学需要的提升、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教育收费办法
的调整等,都使高校教师、学生和教学管理者处在一个不断变动的环境中。同时,教学管理系统内部人员、知识、财力、信息等要素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之中。原来注重维持规范化条件下常规运行的强制性教学管理,难以顺利适应外界环境和管理系统要素的变化。某种程度上,一成不变的机械性教学管理已经成为教学改革深化的重大阻碍。
3.适应性思维范式提出的教育背景
近几年来,在我国高教界进行了两项非常重大的改革:一是管理体制改革;二是高校扩招。目前,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取得重大成果,高校的合并组建等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内部管理尤其是教学管理问题将成为今后一段时间里高校工作的核心内容。教务处谓之“高校第一处”,教学管理也似乎可谓“高校第一管”。然而,无论教学管理问题如何千头万绪,核心都是管理者的管理思维方式。是依然固守行政型教学管理以及相应的机械性思维范式,还是审时度势,大胆转变观念,更新思维方式,以适应变动的教学管理环境和内部要素关系,关系到新一轮教学管理改革的成功与否。特别是自以来,高校扩大招生,成为众多院校的热门话题和发展机遇。它所产生的积极影响自不待言,但遇到的困难也不少。从表层看来,问题主要是师资力量缺乏,教学生活设施不够,图书资料紧张等。中观来看,主要的问题是课程设置、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等面临着重大的调整。而微观上讲,这些表层和中观的问题背后,核心的问题是管理思维和管理观念问题。能够适应环境、突破常规、扬弃传统的思维方式将使得人们有动力、有胆略、有方向去解决上述的许多问题。
三、适应性思维范式的特征及对教学管理改革的几点启示
教育组织决策的适应性思维范式强调尽量把握事件发展的统计因果关系,对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的“多”尽可能用概率来描述。联系到教学管理的特性,针对行政型教学管理的弊端,我们把教学管理的适应性思维定义为:一种强调适当分权、对外部环境和内部要素的变动采取灵活应变态度的思维方式。它的基本特征如下:第一,决策计划的开放性。决策者适当分权,如扩大二级学院的决策和管理权,教师和学生有权参与决策、计划和管理等。第二,计划内容的多样性。在宏观层面的统一标准指导下,各校的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教学大纲、教材和教学方法应该根据具体情况有所创造和个性化。学分制便是这种多样性的典型。第三,计划执行的弹性化。允许在计划执行中根据信息反馈、中期评价等,进行及时妥善的局部调整,如课程组织、课程难度、教学要求等,以缩短教学计划的修改周期。第四,评价分析的科学性。评价分析教学效果应采取科学的标准、规范的程序、负责的处理,在师生得以实质性参与的基础上进行。
适应性思维范式对高校教学管理改革至少有如下启示:
1.下放管理权限,提高二级学院的管理权力
目前,我国高校教学决策机构上,仍然是按照等级制设计决策的来源和分配。一般管理层次由上而下:校长→主管教学副校长→教务处(教务科、教研科、教改科等)→二级学院(系)。工作基本上是自上而下地下达指令和自下而上请示汇报的。校长享有一般教学事务的最后决定权,教务处是作为协助和落实校长决策的职能部门存在的,这两级机构有相当大的决策和管理权力。相反,二级学院(系)的权力相对较小。应对这种集权式的体制作出改革,转变校长和教务处的职能,增强其宏观的规划和指导职能,将一部分管理权力下放到二级学院,允许二级学院在具体的工作实际中创造性地开展教学管理工作。
2.引进现代管理方法,增强决策和管理的科学性
与传统行政型教学管理相应的机械性思维同时又是一种经验性思维,管理者注重的往往是传统的延续、历史的类比、经验的积累、单向的回忆,以及主观的判断和想象等,缺乏对现代新兴管理方式的运用。适应性思维则是要求本着一种开放的态度,适应形势的发展和要求,在教学和管理中引进系统科学、控制论、信息论、决策科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和管理方法。同时,运用网络化手段,借鉴国际上成功的经验,建立决策信息系统、智囊系统、决断系统、监控系统等完善的决策体制,使决策和管理增强科学性和规范性,减少盲目性和经验性。
3.师生参与管理,建立教学管三方制衡机制
当前,高校教学管理存在明显的权力失衡,特别体现在管理者和管理对象之间。适应性思维指导下的新型教学管理尊重管理对象的主体性。教师和学生,拥有充分的决策、监督等参与权力。管理者从过去的“大包大揽”转变为加强引导和服务,大力倡导师生参与管理。这并非削弱管理者的权力,而是建立教师、学生和管理人员三者之间权力制衡关系,以促进教学管理更加良性和高效运行。应当注意的是,教、学、管三方的权力制衡具有目的共同、手段互助、交往平等等特征。学生要多一些谦虚、理智和建设性,管理者和教师要多一些理解、宽容和支持合作。
4.推行弹性学制,营造创新性人才成长的有利环境
弹性学制有利于克服目前高校教学管理中存在的教学计划统得过多,培养模式单一,学时偏多,专业面窄等弊端,可以适应学生的不同情况和学习要求来安排教学,在保持必要的统一性的前提下,突出教学的个性化要求,有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弹性学制是高校教学管理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既增加了学生学习的动力,同时也为教师提供了较好的激励、竞争机制。当然,弹性学制的实施要考虑国情、校情,一些高校先行的试点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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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孙宗禹.跨世纪的探索――’2000湖南省高校教学管理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集[C].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谋求思维变革接轨现代产业 篇3
6月20—21日,由中国烹饪协会主办的2010(第四届)中国餐饮产业发展大会暨中国餐饮业供应与采购博览会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大会以“谋求思维变革、接轨现代产业”为主题,来自政府主管部门的领导、业界的权威专家学者和餐饮行业的成功企业家代表等40多位嘉宾共同聚焦“城市转型与餐饮产业发展”,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地研究和探讨了中国餐饮业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趋势。相互交流、探讨合作,共谋发展大计,共同搭建中国餐饮产业链的高端合作平台。
作为中国餐饮业最具增长潜力经济群体的高规格年度聚会,本届大会关注点聚焦在正经历着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的中小餐饮企业,围绕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普遍面临的资金、人才、管理、品牌等方面的困惑,以分论坛的形式组织召开信息化大会,战略定位、品牌营销、低碳餐饮论坛,精确管理、餐饮业人才解决之道论坛,搭建企业沟通交流的平台,进而推动中小餐饮企业充满活力的蓬勃发展,使之成为城市经济转型时期的动力引擎。
这一系列论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紧紧围绕大会“谋求思维变革、接轨现代产业”的主题,邀请了来自信息产业、精确管理、品牌营销、人力资源管理、食品加工和餐饮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知名企业家介绍研究成果,共同探讨在国家经济转型时期,推进我国餐饮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改革策略和创新思路,打起了一个中国餐饮产业链沟通与交流的平台,为今后进一步加深了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王泽彦)
科技发展促进思维方式变革 篇4
一、科技发展为思维方式变革提供了条件
科技发展表现为主体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 而实践主体的思维方式深受科技发展影响。在经典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著作中, 思维方式也叫思维习惯、思维偏好、思维模式等, 作为思维活动习惯模式的思维方式是指“一定时代人们的理性认识方式, 是指一定结构、方法和程序的思维诸要素结合起来的相对稳定的思维运行样式。”[1]思维方式与实践活动紧密联系, 其中科技实践活动促进了思维方式深刻变革, 为思维方式变革提供现实思想动力和物质条件。
科学思想冲破了宗教神学思维方式。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发表标志着自然科学诞生, 是自然科学向宗教神学思维方式讨伐的檄文。历经艰难的地动说, 其创立者哥白尼指出地球是一个行星 (天体) , 指出亚里士多德的天地双重世界观念是错误的, 为建立统一力学扫清了思想障碍。正如德国诗人歌德说:“哥白尼地动说撼动人类意识之深, 自古无一种创见、无一种发明, 可与之比。······自古以来没有这样天翻地覆地把人类的意识倒转过来。因为若是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 那么无数古人相信的事物将成为一场空了。谁还会相信伊甸的乐园, 赞美诗的歌颂, 宗教的故事呢?”[2]科学思想是科技的先导, 科学思想首先冲破旧的宗教神学思维方式藩篱。
技术实践的发展为思维方式变革提供了雄辩、有力的证明工具。科技发展为思维方式主体提供手段、工具, 借助于科技工具拓展思维空间, 扩大了主体视野, 明辨出事物真伪。诸如伽利略发明了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他通过观察发现月亮也同地球一样, 有高低不平的山谷, 这雄辩地说明天体并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完美无缺的, 也动摇了千百年来宗教观点, 因此教会说望远镜是“魔鬼的发明”。由此可见科技发展有力地证明了旧的思维方式伪善之面, 还事实本来面目。
二、科技发展引发旧的思维方式变革
四大发明源于中国, 是五千年文明古国早期科技积淀的凸显。指南针为航海提供了有利条件, 使远航者不再盲目, 视野扩大, 原有狭小思维定式逐渐消去, 远航探险者带着创造性思维想象新大陆的广袤, 以及东方的神奇、富贵。火药的威力较之原来思维方式难以想象, 拓展了人类力量, 提高了人类实践效能。造纸术成为传播思维方式的技术手段, 对传播文化思想的作用不可估量。印刷术方便了思维主体对思维对象的认识, 随之也增加了思维主体。四大发明传入欧洲是欧洲产生近代科学的动力之一。指南针使航海事业如虎添翼, 促使全球一体化;火药既摧毁了欧洲城堡的封建割据, 也打开了世界开放的大门。造纸术极大地降低了文化传播成本, 对文化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印刷术使知识不再为少数人所垄断, 而真正成为全人类的财富。如果把中国的四大发明看做科技发展的“源”, 那么三次科技革命可以看做科技发展的“流”。
第一次科技革命 (工业革命或产业革命) , 发生在18世纪
60年代至19世纪上半期。以牛顿经典力学的理论广泛应用为先导, 以纺织技术的改进为开端, 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 以机器技术为主导技术, 主要运用范围有机器加工、蒸汽动力, 随之产生了金属冶炼业、机器制造业、交通运输业。第一次科技革命是科技发展真正意义上的肇始, 影响深远, 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 使资本主义制度得以巩固与广泛建立;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 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对立阶级, 世界格局发生变化, 东方从属于西方。经过第一次科技革命, 主体思维方式主体目光转向西方英国, 思维方式对象以英国为中心。第一次科技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 以雄辩的事实向世人做了精彩的证明, 从而影响了当时主体思维定式, 思维主体一时间认为当时的资本主义制度是优越的。牛顿的经典力学成为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理论基础, 经典力学理论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人们思想, 而且建构了后来的机械论思维方式, 即牛顿力学催生的机械论思维方式打破并颠覆宗教神学的陈腐思想观念, 坚定了人们科技理性信仰。牛顿时代是科学知识的的第一次大综合时代, 该时代的人们长期以来认为牛顿的经典力学可以解释世界一切, 并认为其是改造世界的最佳思维工具。
第二次科技革命也叫电力革命, 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至19世纪末, 及20世纪初。以法拉弟———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建立为前导, 以发电机的发明为开端, 以电力的发明及广泛应用为标志, 产生了电力工业、汽车制造业、造船业, 影响的深度和广度超过第一次科技革命, 使生产力迅猛发展, 导致垄断资本主义形成, 国家机构开始和垄断组织结合。人们有了更先进的生产工具, 思维方式趋向客观世界。此次科技革命产生先进的科技成果, 拓展了思维方式的深度和广度, 促使近代的机械思维方式向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产生与发展所形成的思维方式过度演变。
第三次科技革命也叫新的科技革命, 发生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至今。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理论基础, 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航天工程、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为主要标志, 随之而产生相应的新兴产业部门, 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空前发展, 引起了世界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结构的变化, 促使人们思维方式指向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在这个时代人们更应创新思维方式, “科技主导了人类世界的面貌和变化。”[3]此次科技革命时代, 人们适应科技发展新要求, 思维方式得到了真正拓展。
三、科技负载引发对原思维方式反思
科技张力无限扩大。人类在健康、医疗等方面需要做器官移植, 而人体器官匹配又极其有限, 这样只能依靠科技手段, 通过克隆技术, 培植所需人体器官, 此项科技发展到此已经游离在伦理警戒线上, 已经克隆了“多利’羊, 再发展一步就会跃进雷池, 可能克隆人类自身, 那将会造成人伦秩序失序, 正常的思维定式将会打破, 传统思维方式会被颠覆, 科技负载凸显。世界人口众多, 有限生存资源濒临枯竭, 人类充分运用科技手段尽力寻找新的资源, 而对新资源的安全性仍在追问, 现今国人对转基因食品心存疑虑, 科技发展了, 食品来源量大增, 每天吃高科技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对人体有没有害?这些疑问仍得不到确切、放心的答案, 于是带着心有余悸的思维方式对待高科技食品。现在世界处于信息时代, 计算机人工智能化, 例如世界象棋冠军与计算机对垒象棋赛, 结果人造的计算机胜, 这用传统的思维方式难以想象, 这无疑是一次对传统思维方式撼动。
主体思维方式偏向。思维方式主体原本对科技成果持有益于人类的正向态度, 在运用科技成果过程中, 发生了主体思维定式偏离。如火药原来是中国古代炼丹术的副产品, 后来被运用到军事中, 成为战争武器;诺贝尔研制炸药是为了提高工程功效, 不是为了敌斗, 后来炸药成为杀伤力极大的武器。这就出现了科技成果运用错位, 主体思维方式转向, 偏离“正轨”。诺贝尔奖是对科技发明者的正向肯定、鼓励, 其中也包含着对科技负载的深婉反思。
人类对科技负载控制力不从心。科技发展具有历史性特征, 思维方式相应具有时代性。正如恩格斯所说:“每个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 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在不同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 并因而具有不同的内容。”[4]科技发展与思维方式都带有时代性烙印, 同时也具有历史局限性, 思维方式主体自然带有预测滞后性, 就拿核技术为例, 经历俄罗斯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泄漏, 以及日本的福岛核电站核辐射, 人们开始深入对核技术、核能进行广泛讨论、反思, 现今对核电站安全性产生疑问。现实中核电站发生了核事故, 人类显得惊慌与无助, 充分显示出人类对科技负载预测滞后, 对科技成果驾驭突显出力不从心。
四、辩证地对待科技发展与理性地运用思维方式相统一
人类对科技发展的双重效应要辨证对待。人类要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思想引领科技发展, 不能狂热地持科技乐观主义, 尤其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中, 人类业已取得一定成果, 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夺取更大成果, 然而, 恩格斯及时向人们发出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 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 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 ······因此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 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 绝不是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 ———相反地, 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5]当然, 人类也不能持科技悲观主义, 不能像一些思想家那样对科学技术的作用心生消极态度, 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后果持悲观态度和看法。要充分运用理性思维方式及矛盾统一的思想, 取其二者中利于人类的积极因素、思维方法, 造福于人类。
用科学的思维方式指导人类自身的科技实践活动。我们要用开放、科学的思维方式充分运用中西方思维方式长处, 把整体的、和谐的思维方式与逻辑的、非逻辑的思维方式有机的结合起来, 完善我们智慧的头脑思维方式建构, 科学地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我们既要看到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丰硕大礼包, 从而人类生活水平和生存质量得以提高, 又要注意充分发挥思维方式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反思科技发展给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 产生的负面效应。人类不能对科技发展的张力无限狂热, 而应保持头脑理性, 运用理性思维方式洞察事物本身利弊, 从而趋利避害。
总之, 科技是把“双刃剑”, 科技发展带来“双重效应”, 按照马克思否定辩证法的观点, 事物发展的动力源泉也在事物内在的否定性上, 其中肯定和否定都促进了事物发展。用辩证的科技发展观来正向引领思维方式积极变革, 同时对科技负载进行反思, 又推动了旧的思维方式加速嬗变, 从而能促进科技发展与思维方式变革, 助推人类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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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值得关注的5大营销思维变革 篇5
以电子邮件为起点的Email+
在营销生态系统,电子邮件是一种成熟的数字渠道。随着科技进步,电子邮件也已经变得更加先进,远远超出“传统”的范畴。如果企业还在关注于邮件渠道能够带来多少收入,如何利用邮件营销,可能已经远远不够。在当今世界,邮件营销已经不再是封闭单独的一个渠道,而是一个开放性的生态系统,联结无处不在的客户端。你如果还没有意识到这点,那么可能意味着未来不可预计的损失。以Email+为起点的邮件营销生态系统,因技术革新以及更多的社交媒体和移动应用程序需要通过电子邮件登录而诞生,它的自然ID属性以及在数据搜集分析管理上的成熟运作,使它成为跨多个渠道的粘合剂润滑液。
自动化营销降低人力成本
为了营销活动成功,市场营销人员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去创建、交互和优化活动,以满足特定的业务目标。尽管许多功能在不断实现更为自动化,但许多企业依然还在采用原始人工方法及过时的工具。如你的团队需要花费无数个小时手工完成整理大量数据、创建报告等任务;人工筛选加工来自不同系统和程序的电子表格数据等,浪费了宝贵的资源――人力,且增加了人为错误的可能性。聪明的市场营销人员,就像公司和老板希望的那样,不是埋头在商业价值低的乏味工作中,而是善于利用今天的新技术和营销格局,使用新的软件和工具来替代低价值低效率的工作,使用智能化自动化的技术软件工具来挖掘更大的营销潜力,把时间专注在战略、移动等关键领域。
智能化营销平台
当然,Email+为市场营销者快速开展整合营销渠道提供了一个捷径。但是并不止于这种方式,有些营销人员在邮件渠道上并无特殊积累,而在业务和客户营销上确有更多的需求,营销渠道也更加分散和复杂。如Webpower经常会接到来自客户的咨询:怎么把流行DSP广告与营销自动化结合?如何通过电子邮件地址,以邮件和广告触及用户?如何预先设置好流程,根据用户行为完全针对性自动化触发后续营销活动?尽管这些要求看似近乎苛刻和过分,但是营销界从来不缺技术产品革新,如果愿意尝试,这些需求依然可以被很好满足。目前市场上开发的先进智能化营销平台,以多渠道数据共享、大数据分析及智能化为基础,已可以在用户主流的触网场合,如邮件、SMS短彩信、程序化广告、微信、APP等,进行全网内容自动推送。市场营销者不但要具备密切关注行业最新技术和产品更新的敏锐眼光,还需要有勇于尝试新兴技术及工具的勇气,并有效衡量和评估其对业务的价值。
APP推送消息和站内信息
Localytics的数据表明,,中国地区,APP用户保留率从27%下降到18%,37%的用户只使用一个APP一次。中国正在经历智能手机的快速普及和4G网络的改进,APP数量爆发式增长,但是同样面临高卸载率和活跃度差问题。对此,营销人员一直在努力通过采用如电子邮件、应用程序消息通知等工具来优化APP和个性化营销,采取一些优化用户体验的关键策略,以期让所有下载用户成为活跃用户,和激活非活跃用户。让用户选择允许推送通知确实是有效的手段,一般来说,几乎50%的用户选择允许应用程序推送通知。但同样也面临难题,据一项调查显示,52%的受访者表示推送消息的干扰令人恼怒。营销人员要学会找到更聪明的方法来说服用户选择接收推送消息。如通过先让用户主动体验应用程序一段时间,然后要求他们接收推送消息,包括后续提供与用户兴趣和需求信息匹配的交互内容,通常新用户下载APP的前30天内是最关键的时期,关系到用户的长期互动和保留。
另外,APP站内消息作为引导用户了解用户应用程序最有价值部分的完美工具,也是市场营销者需要重点耕耘的领地。相关数据显示,发送站内消息的应用程序获得高出27%的用户启动,一旦用户看到这些消息,他们更有可能频繁的经常光顾APP。但营销人员还是需要改变以往的思维,不要总发送移动广告、垃圾弹出窗口,更多采取事件触发等内容技巧。就像电子邮件一样,如果APP推送消息和站内信息做得好,将可以创造更大的价值和用户保留。
数据有效性和完整性
竞合:变革时代的战略新思维 篇6
何谓“竞合”
“竞合(co-opetition)”,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内勒巴夫(B. J. Nalebuff)和布兰登勃格(A. M. Brandenburger)在专著《竞合》(co-opetition)中提出的概念。顾名思义,其刻画的是一种企业之间“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状况。尽管从名称上看,“竞合”同“竞争”仅一字之差,但它对于整个战略思维的影响则是革命性的。
在传统的企业战略研究中,“竞争”通常被视为基本的出发点:市场就是这么大的一块蛋糕,你多吃一口,就意味着我要少吃一口。正是基于这种竞争的理念,传统战略的主要内容就是教导企业如何使用“竞争战略”、寻求“竞争优势”,以战胜对手、赢得市场。
不可否认,这种竞争哲学基础上的战略理论为企业发展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不过,在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环境剧变的今天,这种战略思维已变得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的现实。在当今的商业社会,企业间的竞争变得愈发激烈、消费者需求变得日益多样化,内外市场环境也在发生重大变化。在这种条件下,企业单凭个体的力量,即使能在与同行的竞争中侥幸胜出,也很难从市场长久获利。想要持久立于不败之地,除了要继续培养企业的竞争优势,还必须懂得和上下游企业、替代品提供商、潜在进入者,甚至同行对手展开合作。现实的变化,催生了理论的创新,而“竞合”理论就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下产生的。
同传统的战略思维相比,“竞合”战略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将战略关注的重心由“争”转向了“合”。不同于建筑在竞争哲学之上的战略理论,“竞合”理论并不先验地假设市场“蛋糕”是固定不变的。相反,这一理论认为“蛋糕”本身是可变的。如果企业可以同其竞争对手和利益相关者之间展开良好的合作,就可以通过协同效应、规模效应、创新效应等渠道做大“蛋糕”。在此基础上,各方之间可以获得利益的共同改善。
第二个特点是将战略的假设从“静”转向了“动”。传统的企业战略秉承的是一种静态的观念,其关注的问题主要是怎样让企业在给定的博弈下获得优势。而“竞合”则是一种动态的战略观,它主张通过改变博弈来实现各方的共赢。在“竞合”观点下,几乎市场博弈的一切——参与者(Player)、附加值(Added-Value)、规则(Rules)、策略(Tactics)、范围(Scope)都是可变的。通过这种变革博弈的“PARTS战略”,“竞合”的参与者们可以在改进社会的总福利的同时,实现自我利益的增进。
竞合视角下的各方关系
处理同利益相关者和竞争对手的关系是企业战略问题的重点之一。在竞争哲学下,企业和其他市场参与人的关系就是一个“争”字。它们需要做的就是通过提升竞争优势、构筑竞争壁垒、加强讨价还价能力等手段,来得到更多的价值分割。因此,整一张企业的价值网,所有节点都是企业的对手,所有连线都是企业的战场(见图1)。
但在“竞合”的思路下,企业和市场中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关系就从这种单纯的“争”更多地转向了“合”。在这种观点下,价值网的每一个节点都是潜在的合作者,每一条连线都存在着合作的机会(见图2)。
与上下游企业的竞合
根据传统的战略观念,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对产品在整个价值链上产生的价值进行分割。因此,企业要想获取更高的利润,就势必要尽可能压低上游报价,而抬高对下游的报价。而在“竞合”观念下,上下游企业之间除了讨价还价的竞争之外,还拥有巨大的合作空间。通过合作分工,上下游企业不仅可以共同减少因讨价还价而产生的资源浪费,而且通过让整个产业链上的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更加合理化,还可以让整条产业链的竞争力获得提升,让社会的总财富获得增进。
我们可以用上汽集团同上下游的竞合事例来对此进行说明。虽然上汽是我国产销第一的汽车公司,但由于其过去的战略重心主要放在附加值较低的制造环节,因此长久起来其盈利状况并不理想。面对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上汽为实现稳定盈利,就必须按照“微笑曲线”定律,将重心向产业链的上下游,向研发和配套服务要效益。
从上游看,上汽集团顺应市场化的需求,花费大力气进行了汽车轻量化技术的研发。在这个过程中,上汽很好地和利用了与其供货商之间的合作关系。例如,作为上汽主要供货商之一的宝钢集团在汽车高强钢领域具有独特的研发和制造优势,而这一技术正是实现汽车轻量化的关键。为了充分利用宝钢的这一技术优势,上汽与其建立了“汽车用钢联合实验室”,携手为新车型研制低成本、高强度、轻量化的专用钢材。这一联合研发的尝试改变了上汽和宝钢之间的传统产销关系,使其演变成了一种更为深刻的“竞合”关系。
从下游看,上汽集团为了更好地控制相关的销售和服务环节,也积极开展了与相关企业的合作。2005年,上汽就与壳牌联合成立了一家汽车服务型公司“安吉-捷飞络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为汽车提供预防保养服务;而在2007年,上汽又联合通用创办了“上海安吉安星信息服务有限公司”,为所销售的汽车各类安全信息服务。
通过与上下游企业之间广泛开展竞合,上汽实现了由纯生产者向研发者、服务者的转换,在增进社会福利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利润的突破。
与替代者的竞合
在传统的战略分析中,替代者往往被视为是企业竞争压力的重要来源。但在“竞合”视角下,这种观点就并不一定正确。由于替代者之间依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因此只要企业能够和替代者进行彼此协调,进行优势互补,就完全可以创造更大价值,实现双赢结局。
举例来说,网络书店一般被认为是实体书店的替代者,因此其迅猛发展会对后者造成巨大的威胁。但在具体分析之下,就不难发现两类书店上存在着不小的差别:一方面,网络书店在品种、价格和物流成本方面,都具有先天的优势。另一方面,传统的实体书店则可以实现网络书店无法比拟的用户体验。消费者在书店不仅可以直接享受阅读的愉悦,而且可以参加各类与图书相关的各类活动(如读书会、签售会等)。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差异,网络书店和实体书店这对替代者之间就有机会实现竞合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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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目前国内已经有了一些类似的成功案例,例如国内最大的儿童主题书店“青少年阅读体验大世界”就于2012年和全国最大的中文图书网店“当当网”签署了合作协议。根据双方协议, 而“当当网”则将其少儿频道畅销图书交由“大世界”负责包销;而“大世界”则为“当当”提供与读者相互交流的平台,为其开展各类推广活动提供便利。通过这一“竞合”活动,“大世界”和“当当”都各得其所,赢得了利益。
与潜在进入者的竞合
根据传统的战略理论,在位企业对于潜在的进入者,应当高筑壁垒,将其拒之门外。但这样的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一方面在位企业虽然花费了巨大的经费构筑壁垒,但却最终不能阻挡进入者的闯入;而另一方面,进入者虽然闯入了市场,但也是花费巨大。而根据“竞合”的观点,故事的发展可能并不必如此。在位企业完全可以主动与潜在对手合作,与其成为盟友,利用其优势,与自己一起开拓和分享市场。
我们可以用新浪和谷歌的战略合作来说明这一点。新浪是我国的“四大门户网站”之一,凭借其悠久的历史和全面的服务,新浪一直在中国占有庞大的用户群。但在2007年前后,新浪的成长则遭遇到了一些烦恼:虽然新浪在当时的门户网站中处于领先地位,但却面临着潜在进入者的巨大威胁,这个潜在的进入者就是正在蓬勃兴起的专业搜索引擎。事实上,早期门户网站就是在搜索引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此后,由于更加突出了网站的内容建设,因此几乎所有门户网站都忽视了对搜索技术的发展。而与此同时,随着专业搜索引擎的不断发展,其搜索范围已经从早期的新闻,逐步扩大到了图片、软件、书籍、文献,甚至网络商务等,其性质越来越类似于门户网站。从这个角度看,搜索网站的步步进逼迟早会威胁到新浪作为门户网站的地位。
面对这种情况,新浪并没有按照传统战略理论预言的那样,构筑进入壁垒,而是选择了主动和作为潜在进入者的搜索引擎合作。当时,中国市场上最具实力的搜索引擎主要是谷歌和百度,而由于当时百度的发展重心已经转向了电子商务,因此最有可能发展成门户网站的就只有谷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浪和谷歌达成了战略合作,将网页搜索业务外包给了谷歌。通过这一合作,一方面新浪就从谷歌那里获得了更为专业的搜索服务,这使得它可以为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体验;而另一方面,谷歌利用新浪庞大的客户群,也可以更好地树立起在中国的知名度。虽然这次合作随着谷歌退出中国最终无疾而终,但在当时的角度看,它毫无疑问是实现了两者共赢的。
与同行的竞合
常言道,“同行是冤家”。在传统的战略思维中,企业和同行的关系是最水火不容的。为了实现利润,企业需要做的就是尽可能培养自己的竞争优势,将对手挤出市场。但在“竞合”的框架下,这种视同行为冤家的思路就未必正确。事实上,即使是在同行之间,依然具有十分广阔的合作空间:例如,它们可以共同开发市场、共同研发技术,或者一起对付共同的竞争对手等。
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三星和夏普的竞合。同为电子行业巨头的三星和夏普,可谓是“仇深似海”:从上世纪70年代三星开始涉足黑白电视机市场起,夏普就是其重要的竞争对手。此后,从传统彩电市场、LCD显示屏市场,直到最近的OLED显示屏市场,三星和夏普都是针锋相对。而在日前三星同苹果的纠纷中,夏普对苹果的支持也一直让三星极为头疼。
不过,当夏普公司因财务问题陷入困境之时,其宿敌三星竟然十分大度地宣布出资1.1亿收购夏普3%的股份,以帮助其渡过财务困境。
那么,为什么当夏普因财务问题深陷困境时,三星非但不落井下石,而且毅然向“宿敌”伸出援助之手呢?答案很简单,因为这样做会给三星带来诸多利益:
首先,同夏普的合作可以帮助三星实现LCD面板的稳定供应。目前,三星正试图将电视事业的重点从传统的LCD转向更为高级的OLED,因此必须相应地压缩LCD的生产线。不过,由于OLED技术目前仍不成熟,因此在未来一段时期内LCD仍将是平板电视市场的盈利主力。为了在缩减本公司LCD面板产量的同时不影响彩电市场的生产,寻找一个可靠的LCD面板供应商将是很好的选择。从这一点上考虑,拥有成熟LCD生产技术的夏普自然是三星最理想的选择。
其次,改善与其之间的关系,可能有助于三星获取关键技术。在三星对OLED的研发过程中,有一项关键的技术——“氧化物薄膜电晶体(Oxide TFT)”一直难以取得突破。这一技术上的障碍使三星无法实现OLED平板的大型化,这严重限制了其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尤其是在去年,LG公司成功研发了55英寸OLED电视后,三星更是倍感压力。因此,如果可以通过注资等方式,逐步实现与夏普的联盟,三星就能直接利用夏普的TFT技术,从而赢得在大型OLED平板电视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最后,与夏普的联合,还有助于瓦解苹果联盟,从而帮助三星在和苹果的竞争中占据上风。众所周知,夏普一直是苹果联盟中的关键成员。尤其是在苹果决定“去三星化”、减少对三星的供货依赖后,夏普已成为苹果最重要的供应商,其提供的平板占据了苹果使用量的1/3左右。在这样的背景下,三星和夏普的联合就将是对苹果的致命一击。
综合以上原因,此次三星的注资,决不仅仅是对夏普有利,而且从三星的长期战略发展看,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善用竞合,赢得优势
“竞合”观念的引入,全面重塑了传统战略分析的框架。传统的战略思想奉行静态的、“争”的理念,主张企业家们通过各种手段去赢得“竞争优势”;而“竞合”理论则通过一种动态的、“合”的理念,告诉企业家们除了“竞争优势”之外,还有一种更为重要的“合作优势”。
对于未来的企业家而言,在商海之中的活动将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搏杀,更重要的是,他们必须学会合作。只有对市场中的各方进行充分研究,从中找出可以合作的对象、制定切实可行的竞合策略,才能更好地在市场之中赢得先机、立于不败。
思维变革 篇7
所以, 谈起校长的专业发展, 不能不提思维方式的发展;谈起学校变革, 也不能不提思维方式的变革。
“整体式综合思维”、“关系式思维”和“过程式思维”等, 是当今校长在日常管理中最需要的“好”的思维方式, 它们各自的相对面则是校长最需要转变的“不好”的思维方式。
一、从点状式分析思维到整体式综合思维
1. 点状式分析思维
在发生学的意义上, 点状式分析思维在人类早期认识阶段就出现并使用了。这是一种比较幼稚和初级的思维, 同时也是一种下意识的非理性思维。这种思维最显著的特点是就事论事的点对点的思维, 不能发现不同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 做到由此及彼;更不会进行逻辑推理, 做到举一反三。
从具体形态上看, 点状式分析思维方式是一种片面的思维方式, 只看到了外表的点点面面, 而没有深入追究、探求它的起源和本质。在学校文化改革实践中, 叶澜教授指出, 有的校长习惯于将“特点”当成“特色”。学校有球队获得了某级别的冠军, 学校就成为体育特色学校;学校有文艺团队获得文艺演出的某某奖, 学校就因此成为艺术特色学校;学校组织了一场声势规模都很大的教研活动, 学校就是具有教研特色的学校。在叶澜教授看来, 特色是点的弥漫和渗透, 特点如果不弥漫和渗透在学校改革的各个领域, 就只能是“点”而不是“色”。但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 仍然有不少学校管理者热衷于“点”的放大和炫耀。
2. 整体式综合思维
整体式综合思维是一种强调整体而非仅仅是各个部分的思维方式, 这种整体式综合思维要求校长首先设法把学校变革中的每一个方面和每一个细节, 都放置到整体的社会生态与教育生态关系的现实背景之下, 放置到历史和当下共同构成的教育改革的时空背景下, 给予其定位和属性的诊断分析。
整体综合式思维的出现, 打破了已往教育改革中已成传统的点状式思维与割裂式思维, 它反对将学校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割裂开来, 不再孤立地看待学校教育改革, 不再只考虑课堂当中和校园里发生的事情, 或只着眼于改变课程本身, 而是力求将学校教育改革中的每一种活动和每一次哪怕是细小的改革, 都放在整个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考虑。
这种从整体来观照或透析细节及细节间的联系, 以及将细节整体化的思考方式, 对学校变革和校长专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首先, 它意味着校长能够在各项具体的改革工作中, 认识到具体工作与整体的关系、具体工作与背景的关系。
其次, 它意味着校长要在整体与部分的联系中, 认识相互之间的关系。整体是通过精神、制度、文化等多种方式, 整体地影响部分的, 两者之间处于积极的对话状态。
最后, 在整体综合式思维的指导下, 校长还需要意识到“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等新思路, 尊重整体的独特性和部分的独特性。
二、从割裂式思维、二元对立思维到关系式思维
1. 割裂式思维及二元对立思维
割裂式思维是学校管理中最常见的思维方式, 它将本来具有内在关联的要素, 割裂成两个互不相干的要素。例如:将成事与成人彼此割裂, 是常见的现象。
与割裂思维相连的是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它将原本充满线性与非线性、确定性与随机性、偶然性与必然性、简单性与复杂性的混沌世界进行拆零式分析, 将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包含的复杂世界分解为动与静、快与慢、虚与实、阳与阴、高与低、大与小、多与少、生与死等互不相容的两极, 然后加以非此即彼的一元处理, 割裂了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在一定程度上, 二元对立思维是由割裂式思维方式而来, 是将割裂后的不同要素或不同维度对立起来, 形成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杜威很早就对这一思维方式进行过深度批判, 但其在今日学校管理中依然十分盛行, 具体表现在社会与个体、教师与学生、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西方教育与中国教育、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以及基础与创新、效率与公平、理性与非理性、主观与客观等多种关系中。
例如:就教师与学生的关系而言, 在20世纪90年代, 曾经一度讨论很热烈的话题是:在教育教学中到底应该是“以教师为主体”, 还是以“学生为主体”。不少人认为, 传统教学是以教师为主体的, 结果带来的是“教师中心”, 教学改革应该从打破这一观点入手, 转而提倡以学生为主体, 即教学以“学生为中心”, 这实际上就是将教师与学生, 将教与学对立起来, 形成“要么是教师中心, 要么是学生中心.的非此即彼的关系。
又如:就新课程改革提出的多种具有相对性的概念而言, 某些理解者和实施者容易陷入如下二元对立之中:一是将新旧课程与教学范式完全对立起来, 如“新三中心”与“老三中心”, 用新课程及其教学的观念、内容、方法, 否定旧课程及其教学的观念、内容、方法;二是将知识获得结果与知识获得过程对立起来, 以为新课程强调知识获得过程, 结果本身就变得不重要了;三是将探究性学习与接受性学习对立起来, 以为新课程主张探究性学习, 接受性学习就完全失去意义了;四是将学生的主动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对立起来, 以为新课程强调学生的自主学习, 教师的主导作用就应该被悬置, 等等。在这种对立中, 新课程被简单化、形式化、标签化。
2. 关系式思维
要解决割裂式思维、二元对立式思维及其背后的实体式思维带来的各种弊端, 运用关系式思维是一种可能的选择。这种思维方式不再把任何客观的事物仅仅当做没有自身结构的、孤立抽象的实体 (实物个体、粒子、孤立的质点等) , 而是从内外部结构、联系、系统等关系状态来深入把握它的存在形态, 从结构上动态地理解存在, 理解对象, 从运动、相互作用、联系和关系, 即“存在方式”的意义上来进一步把握丰富、深刻、动态的现实。
例如:在关系式思维的视野下, 师生关系是一种本原的存在, 师生“身份”的差异决定了师生关系;师生关系决定了师生身份的差异。一旦这种关系解除, 则双方的师或生的“身份”便不复存在;同样, 师生身份的差异失去, 则师生关系同时丧失。如离开了学生的“学”, 教师的“教”则不复为教, 反之亦然。
三、从结果式思维到过程式思维
1. 结果式思维
顾名思义, 结果式思维关注的是事情的结果, 是以结果为起点和终点的思考方式, 结果的状态成为这种思维方式衡量一切的指标和参照系。在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过程中, 结果式思维也有诸多具体表现。例如:校长在推进学校改革、形成学校特色的过程中, 注意力多放在形成什么样的特色、获得什么样的品牌成果上, 很少考虑如何使特色和品牌形成、其中的过程到底对学校改革与发展有何价值。所谓“锦标主义”、“形式主义”就是这类情形的典型表达。
2. 过程式思维
与结果式思维相对的是过程式思维。“过程”是它的参照系和思考支点。过程式思维假设“过程对于改革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因此, 它将过程看做教育改革的本质特性, 倾向于在思考改革的时候, 不仅要思考改革什么, 还要思考如何使改革发生。由此, 它颠覆了传统的实体式本质主义思维, 颠覆了教育改革一蹴而就的结果式思维方式。
主导过程性思维的是这样一种预设:学校变革是一个充满了不确定性的过程。在教育改革之路上找不到完全可以信赖并且始终不变的改革方案, 学校变革之路充满的不确定性总是促使方案的重组或重建。
过程性思维在学校管理中的具体运用, 首先要求校长充分重视“过程”对于师生的发展价值, 进而强化过程性设计和过程性评价, 让人的发展始终置于过程的浸润之中。
互联网思维下的学校变革 篇8
潮流已将我们裹挟, 与其被动应对, 不如主动出击。拥抱互联网, 融入互联网, 用互联网思维变革学校。基于这几年对互联网的感受、思考与学习, 我谈两点实践体会。
一、用户思维———变革的逻辑起点
何为用户思维?每个人都有送礼的经历, 想想买礼品时怎么决策?送给谁?他喜欢吗?他需要吗?企业在这方面是最敏感的:海尔“人单合一”就是用户思维的典范。“人”即员工, “单”即用户———根据用户的需求来设计个性化的冰箱!学校的用户是谁?就是学生!
2015 年“六一”节前, 我们向全校学生发放问卷, 给出多种过节方式让他们选择, 结果“捉泥鳅比赛”呼声最高。
在空旷的塑胶运动场上搭建水池, 准备工作难度相当大, 但我们硬是拖来30 吨沙子, 垒出8 个大水池, 买了200斤泥鳅。孩子们都说:这是上学后最开心的一个“六一”!
我们“投其所好”, 学生可以通过校长信箱提供喜欢的书目, 学校买来放进开放阅览架。老师需要的教学用书、参考书也通过这种方式采购。各项比赛要颁发给学生的奖品都可以私人定制!这是我们在“用户思维”理念指导下的初步变革。
我们继续思考, 很多传统的方式都要变。
过去我们对学生进行文明行为养成教育, 常喜欢描述、要求、规定, 效果很不理想。读图、刷屏是现代人的阅读方式, 就如蒙台梭利讲的:“我看见了, 我就会了”。
我们尝试具有移动互联网特色的“点赞”形式, 在学生中开展“你文明, 我点赞!”活动, 只要学生见到老师主动问好, 老师就掏出智能手机拍照并发在学校的QQ群中, 学校“电视台”把它制作成视频, 在操场上的大屏幕滚动播放被“点赞”学生的照片, 孩子的行为因此改变很多。
受这件事的启发, 我们把每周的升旗仪式做成国旗下的课堂, 把课堂的内容拍成视频, 学校因此为“电视台”配备了两名视频制作专人, 开发视频教材, 建成资源库。这些视频教材中的例子基本来自我们的学生。
今天, 课程改革为何步履艰难, 原因也一样, 我们提供的课程是学生所需吗?我们的课堂形式是学生喜爱的吗?
2014 年3 月, 一个崭新的概念———“核心素养”, 首次出现在国家级文件中。今天, 这个概念体系正在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深化的方向。
关于核心素养, 我最欣赏台湾教育界的一句话:“不要给学生背不动的书包, 要给学生带得走的东西。”知识、分数是带不走的, 能带走的就是方法、能力、智慧。这些素养会永远伴随学生, 在伴随的过程中还会再生。
我校是寄宿制小学, 家长把孩子交给我们, 我们的责任就是既当老师, 又当父母。因此我们增开了“生活课程”并做了大量的探索。
我们分年级设立培养目标, 编成教学计划, 开发教材, 逐一训练。如果以功利世俗的眼光来看, 这与提高学生的成绩、分数毫无关系, 但审视我们的办学目标, 最终还是为了孩子的社会化。注重这类课程对教育工作者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也恰恰是目前教育最缺失的部分。如果我们放大学习概念, 就会发现这些知识与能力对一个人的未来是多么重要。
课程是学校的产品, 那么一款好的产品要具备什么特点?乔布斯说, 好产品要戳中痛点。痛点就是问题, 戳中痛点就是能解决问题。
二、平台思维———每位教师成为发动机
互联网时代, 人人都是自媒体, 80后、90 后为主的职场, 那种“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的理论, 已经让位于动车理论, 每节车箱都有一个发动机, 整体速度才会提上来!平台是互联网时代的驱动力!对学校来讲, 不应该只有校长是发动机, 每个教师都要成为发动机。
2012 年, 我到某省的一所学校考察, 学校展示了社团丰富多彩的活动, 令人眼花, 然后当我对一间厨艺教室发生兴趣, 返身再去看时, 学生正在打扫“战场”, 我问:“下课了”?学生道:“没有, 老师说你们走了就可以撤了。”
课改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 我不禁要问:是真的吗?“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口号只有内化为教育工作者的言行才是一种文化行为。
无论校长的课程梦想多么完美, 必须靠教师一步一步地将梦想变成真实。只有当每一个教师有都了改革的意识, 课改才真正有希望。我们的做法是:把学校办成教师的平台!
1. 用好校内平台, 人人都是CEO
互联网时代的人更加注重自我, 寻求参与感和存在感, 所以必须给足相应的舞台, 才能最大地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
从2010 年起, 我们把学校的所有工作变成一个个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不同级别的项目, 由教师认领这些项目, 变成“项目经理”。成为“项目经理”感觉就不一样了, 过去听领导调排, 自己没有发言权, 工作只追求完成。现在自己是领导, 决定这件事怎么干, 干完后还要秀给大家看, 大家点赞情况怎样。
运动会结束后, 学校微信群热闹非凡, 总裁判长在感谢大家, 这是个80 后, 是这个项目的CEO, 运动会如此成功, 他要怎么感谢全体教师?微信群里发红包, 大家抢红包!金额虽不多, 那抢得人气王的感觉就是好, 代表运气!校领导们也参与抢红包。同事之间的感谢也是发红包, 有点对点的感谢, 有拼手气红包。这事在以前你想都不敢想, 然而它符合当代人的心理, 是搞好工作的润滑济。
2. 搭建外部平台, 放大教师价值
仅仅在校内当CEO, 还是有厌倦的时候, 我们把平台再向外延伸, 把教师向外推, 让他们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体验成功的快乐, 远离职业倦怠, 同时实现价值的最大化。主要三种途径:
(1) 组建区域成长共同体。我们联合学校周边的六所小学结成专业成长共同体, 每个学科每月举办一次业务活动, 邀请盟校老师参加。盟校老师也会邀请我们的老师到他们学校去听评课、上示范课、搞业务讲座、担任赛事评委, 这些原本我们以为没什么的事, 老师们却很看重, 他们会为一次下乡送教而专程去大百货商店买件新衣服。因为他们是80、90 后, 是个吃一餐饭都要在朋友圈晒菜的新人类。
(2) 组成学科团外出讲学。我们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观察型评课”向外校推广, 于是经常有学校邀请我校的评课团队集体前往指导, 老师们做好这一研究的积极性更高了。
我校的对外接待任务多, 过去是校长一个人接待, 现在只要有客人来, 校长只作向导, 所有学校的介绍由各部门主任、组长负责, 他们每人都准备了一份材料且年年更新, 我们叫保留节目。讲的次数多了, 很受客人好评, 于是被邀请到其他学校作专题讲课。如家校合作、可视化育人、食育课程等。
(3) 到联盟学校兼课挂职。刘光辉老师被盟校邀请担任葫芦丝教学, 自从他到盟校兼课, 粉丝大增, 孩子们管他叫刘爸爸, 每次上完课车要走了, 孩子们都围上去依依不舍, 那架势绝不输给刘德华!刘老师来自农村, 穿着打扮不太注重, 现在每天西装革履, 还打着领带, “不一样啊, 人家现在是名星了”!大家见了开玩笑说。
3. 寻找更高平台, 内需驱动成长
“刘爸爸”的故事对青年老师的触动是很大的。他们把眼光投向更宽广的空间。2014 年寒假, 语文教研组长游丹找到校长室, 谈了她对语文课堂教学改革的想法, 他们想参与全国“主题阅读”研究项目, 我们想:这太好了, 我要你做不如你要做, 这种课改才会真正落地。
于是他们主动去追随“主题阅读”教学的专家, 在全国性的培训中多次主动请缨上示范课, 赢得了专家的认可, 吸纳加入了全国性的研究团队, 与专家签订了师徒培养合同。
我们还组织教师参与教材编写工作, 以此来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获得成功与成就感。
思维变革 篇9
关键词:互联网+,企业管理,管理变革
当今, 互联网已经渗透到了各行各业, “互联网+”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自从“互联网+”行动计划提出以来, 市场闻风而动, 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出现。在人类科技的发展史中, 也从来没有哪一项技术能像互联网一样, 对人类影响如此之大。目前, 互联网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 互联网人的企业经营思维模式也颠覆了人们的传统观念。伴随着互联网而来的“互联网+”战略, 就是利用已经构建的互联网平台,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平台, 利用信息通信技术, 把互联网和包括传统行业在内的各行各业结合起来, 创造出一种新的业态。互联网对于各个行业的冲击还在迅猛发展之中, 这值得我们企业管理者深思。
一、利用“互联网+”, 深入理解用户需求
互联网的兴起之初是机与机之间的连接, 这一方式的多年发展已经开始向人机交互、人与人之间的连接转化, 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崛起, 人与人之间的连接网络得到迅猛发展。人们之间面对的现实世界开始与虚拟世界产生了密切的联系, 这样一种方式的到来, 彻底颠覆人们的思维模式, 也正在颠覆我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甚至生存方式。虚拟与现实的结合, 将发挥巨大作用, 把人人互联虚拟世界带到一个现实的大千世界之中, 对于企业来讲这将是巨大的机会, 这种连接方式的转变将彻底改变企业的经营思路, 也将颠覆传统的对于企业的管理模式, 只要企业能够理解互联网的思维模式并抓住这一机会, 将极大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对于传统企业而言, 其管理者已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固定的、标准化经营理念与管理方式。面对“互联网+”的二次浪潮的迅猛来袭, 这种长期形成的企业管理模式要进行突破, 重新构建企业的竞争优势, 打造符合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企业特点。在互联网时代, 企业管理者要树立协同、开放、融合、共赢的新型经营理念。通过“互联网+”, 深入了解用户需求、理解需要, 重视用户体验, 关注深入到千家万户的每一个个体消费者的需求, 迎合每一名消费者的要求, 满足个性化习惯, 为消费者创造价值。通过“互联网+”, 使企业与自己的每一个员工、企业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包括企业的供应商甚至竞争者等各个相关方成为利益链的整体, 实现商业生态系统的有效协同和共赢发展。
理解客户需求, 首先要求企业了解客户需要什么, 其次要满足顾客需求、为客户创造价值, 尤其要关注客户的消费能力、消费行为等, 所有这些可以通过互联网、大数据平台而实现。在理解客户需求基础上重视产品开发, 充分体验出用户所求, 进而主动适应客户需求。在互联网时代, 可以邀请客户参与到产品的价值链创造中, 以追求长期的顾客满意、客户关系。这样企业也将最终赢得客户、赢得市场。
二、实施“互联网+”,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企业在竞争中, 能否突出重围, 异军突起, 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 这一切取决于企业是否具有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互联网对于企业的影响就在于它改变了企业竞争的“市场”元素, 包括时间、空间、交易方式等, 地域垄断被彻底打破, 商业信息变成了可以被使用的数据, 商业信息流动的速度、深度和广度都前所未有地得到提升, 这使参与其中的企业必须跟上这个市场的步伐, 适应互联网时代的市场发展节奏。互联网与大数据的结合, 使这种变化变得更势不可挡。利用互联网可以收集人们的消费习惯、消费能力、消费趋势, 从而做出消费预测与消费判断, 这将促使企业竞争态势发展质的变化。能迅速理解互联网、拥有互联网、充分利用互联网的企业将在竞争脱颖而出, 占领战略高地, 赢得用户, 提升企业竞争优势。
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 必须意识到随着“互联网+”步伐的加快及技术的日新月异, 企业面对的市场环境将发生巨大变化, 企业的竞争对手也许不只是往日的同行, 可能会随时杀出一个陌生的竞争对手, 也可能一夜之间行业将出现转折。互联网时代出现的任何“搅局者”, 可能都将企业的发展产生影响, 都将加剧企业经营环境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面对复杂的、随时可能出现新业态的发展环境, 管理者需要从企业发展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重点等要素充分利用互联网思维进行重新审视。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提升改造传统企业, 对于企业的整体架构、业务流程、营销策略、客户关系、供应链等环境进行整体调整部署, 提升企业运营管理效率, 在管理模式、客户关怀、营销手段、竞争策略等方面有所突破, 重新构建适合互联网时代的新型企业核心竞争力。
互联网时代的企业是一个新的生态环境, 其生态的基本特点就是企业运营的任何出发点要具有共创共享、共赢的特征。在传统企业的运行环境中, 企业发展的动力是追求规模效益, 重视一体化经营。而在“互联网+”时代, 企业竞争则更多地表现为整体价值竞争, 实现共赢局面, 所有企业的竞争将围绕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实现展开。在互联网时代, 企业通过互联网收集来的各种信息, 包括顾客消费习惯、行为特点等大数据, 将这些数据加以分析、归类、处理, 从而形成重要资源, 使企业对于市场的任何变化, 能快速而准确的进行预判、响应, 提前部署, 使企业真正强身状体, 全面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结束语
随着互联网、特别是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与应用的逐渐深入, 借助互联网平台, 利用互联网来进行企业管理, 提升企业对于瞬息万变的市场的及时反应速度, 必将成为企业不得不面对的重要课题。对于互联网、大数据的深刻理解与利用, 重新构造企业核心竞争力, 将成为"互联网+"时代企业管理升级变革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田利华.互联网+时代高校后勤管理"123"转型战略研究[J].管理观察, 2016, (10) :101-103.
思维变革 篇10
(一) 对法学理论进行研究
法律研究的基础就是对法律理论进行研究, 这也是对法律进行明确定义的工具。只有对法律理论研究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才可以是研究者找到探究的具体方法和目的, 但是在研究过程中要始终遵守法律理论的相关的要求。对法学的理论思想有一个熟悉的掌握, 才可以找到事物变化的规律, 推进我国法学研究的相关工作的正常进行。法律的研究和实践其实是有很多的不同, 有很大的差别, 而法律理论就是反应了法律的规律以及产生的影响在没有具体的实践的情况下。对于法学研究的基础就是法学理论, 可以转变法学研究者的思维方式, 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对法学的特征进行更加全面的了解。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总结, 应对我国法学理论研究的思维方式的具体要求, 揭示出在不同环境下, 法律的执行效率的不同。
(二) 对法学工程进行研究
在法学工程的研究过程中, 要以人民的日常生活为出发点, 目的就是为了实现法律的实用价值和社会的需求, 对思维方式也要进行明显的改善, 提高其对实际生活的效应, 利用大量的社会材料, 明确分析出法律执行的效率。这种转变的思维方式正好符合时代的变化, 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实践经验, 对法律的研究就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有效搭档。这样一来, 使我国法律与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的更加密切, 对人们在社会生产中产生过你的价值进行充分的分析, 构建一种良好的法律氛围。结合我国的科学发展观以及社会发展的各种因素, 对法学的内容进行不断的探索, 研究法学内容的目的就是为了为我国和谐社会的构建增添一份力量, 也是实现我国法制社会的要求, 这种法律工程的建设是通过具体的法律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 并不是依靠具体的法律来直接执行。
(三) 法学研究及其思维方式的变革的意义
对法学进行不断的研究使我国具体的法律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日益密切起来, 对人们的日常行为进行全面的规范, 促进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 对思维方式激进行变革, 可以使法学的研究的领域更加宽阔, 使我国法律保持在一个不断健全的状态中, 可以使我国法律不再受某一种现象的局限, 对社会发展进行全面具体的分析, 对法律的重要性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对法学的研究提高了法律的实践作用, 完善法律的关键就是将实践和理论进行不断的结合, 使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充分的利用法律, 这样一来, 我国法律的使用效果也进一步得到了提高。
(四) 推动法学理论的进步
我国对于法律理论的研究虽然很全面,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还是不能将实践的功能进行很好的运用。法律研究者通过自己不断的社会实践, 将法学研究的力度进行不断的加大, 逐步实现对法学理论基础的研究目的促进我国法学理论的进步。对研究法学的方法和其它法律的研究是不同的, 需要不断转变思想方式, 使理论基础在法学的研究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 并且不断与社会实践进行结合, 积极的运用理论的基础。对纯化价值的立场进行充分的分析在法学理论的研究过程中是十分重要的, 可以使法律和道理实现并存, 加大我国法学研究的实践性。提高法学理论的进步是当前最重要的, 在这一过程中将研究的目标需要不断的进行明确, 法学研究者对法学理论的基础知识进行合理的运用, 以社会实际作为切入点, 促进我国法律事业不断向上发展。
(五) 推进我国法学学术研究和评价的形成
对我国的研究要始终以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为基础, 对法学存在的形式和运用的方法进行全面的分析, 提高我国建立法学学术的研究和法学学术评价的形成速度, 可以使我国拥有更加严明的法律制度。法学研究有各种各样的类型, 所以其思维方式也要随之具有多样的形式, 不断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 而法学的研究过程可以促进我国学术研究和评价形成。
二、结语
近年来我国法学研究的成果是十分成功的, 在另一个角度对我国社会发展的现状进行有效的反映, 在人民群众之间树立了极大的威望。法律的建设是需要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来逐渐将其完善的, 我国人口众多, 这为我国构建法治社会的目的增添了很大的难度, 对法学进行研究为我国健全法律提供了经验。将法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转变, 可以对法律运用的方式进行更透彻的分析, 这可以帮助我国法律法制进行更好的改善。
摘要:法学主要研究法学理论和科研成果, 本文主要探讨我国法学逐渐完善的过程以及在改善过程中的相关的理论知识, 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 对我国法学执行的实际的情况进行指导。法学所研究的思维过程以发露和价值为主要内容, 对法律的庄严效果很重视, 在不断的研究和探索过程中对法律的框架进行构建, 使我国的法律体系可以逐渐健全。我国的社会结构不断发展, 需要更加严格的法律来约束人们的日常生活, 通过对我国法学的研究, 转变研究思想, 将研究的成果进行不断的完善。
关键词:法学研究,思维方式,变革
参考文献
[1]史春涛.当代大学生法律思维方式及其培育途径研究[D].长春工业大学, 2014.
[2]陈昉.论马克斯·韦伯的法学理论及其两面性[D].吉林大学, 2011.
[3]张守夫.哲学视域中法的语言和思维层次[D].吉林大学, 2006.
思维变革 篇11
关键词:计算思维;管理模式创新;课程交叉;教学切入点
一、“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教学主流趋势
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与创新能力,是国家创新战略对计算机基础教学提出的重大要求。以此为契机,2010年,西安交通大学等9所高校推出《九校联盟(C9)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联合声明》[1,2],其核心议题是呼唤教育的转型。2011年,陈国良院士撰文《计算思维与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指出计算机基础教学中“狭义工具论”的危害,阐述了计算思维和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重要性[3]。
2012年,教育部启动了“以计算思维为切入点的大学计算机课程改革项目”[4],专为一门课程的改革而设置了研究课题,足见“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存在的问题亟待解决。2013年5月,教育部高等学校大学计算机课程教学指导委员会在深圳发布了《计算思维教学改革宣言》,主旨有“必要性:为什么要推进以计算思维为切入点的教学改革;紧迫性:为什么要强调计算思维培养是当前教学改革的重点;系统性:如何进行计算思维教学改革;操作性:在什么范围和程度上进行教学改革。”
石家庄铁道大学于2013年5月在广泛调研、研讨后,统一思想,果断对现有“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实施全方位变革。并以所承担的“河北省二级学院综合改革试点项目”为契机,确定了以“计算思维”为导向,以提升学生思维创新能力、强化教师业务素质和教学理念为改革目标,从系统层面和操作层面,就课程实施办法、教师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具体细节,进行大胆的探索与尝试。
二、“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调查分析
1.授课对象的知识技能
目前,“大学计算机基础”授课对象是1995年前后出生的一代,他们生活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绝大多数学生都有智能电子产品(如手机、IPad等),上网成为他们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2013年秋季,在承担“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课程的授课期间,通过问卷调查方法,收集了“90后”的学生对这门课程的一些看法。从问卷中选择两个代表性问题:“你会使用哪些软件,喜欢哪类游戏”,“谈谈QQ、微博、微信对自己生活和学习的影响”。关于“你会使用哪些软件,喜欢哪类游戏”问题,学生的回答引起了承担“大学计算机基础”课教师们的反思与自省;针对第二个问题“谈谈QQ、微博、微信对自己生活和学习的影响”,学生们的回复令我们很多老师不得不思考“自己与信息时代同步的能力是否有待加强”。
上述调查结果,反映了我校40%~60%学生的计算机技能情况。任课教师应当认识到:首先,授课对象(“90后”学生)的计算机技能已经发生本质的飞跃。他们基本掌握了传统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体系所涉及的相关概念,对计算机新技术的了解高于现有传统课程中的知识训练点。其次,智能手机的普及,使得学生们在信息获取、应用等方面的能力迅速提升。通过自学,他们能够驾驭服务于个人学习和生活的各种社交、游戏、娱乐类工具软件。最后,有一部分学生已经初步掌握代码编写、平面设计、动画制作、影音编辑等技巧。学生们的这些能力已远远超出了传统“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实验内容。
2.课程内容及教师能力与学生需要的差距
“大学计算机基础”是按照教指委提出的“1+X”课程方案,在学生入学第一学期开设的通识课。近几年,省内很多高校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工作都存在以下问题。
(1)课堂教学内容缺乏对计算机知识阐述的系统性和连通性,忽视了对学生使用计算机解决领域问题的思维方法与能力的培养。
(2)实验上机内容过分地强调常用文档软件的操作技能训练,与学生在中学所学知识大面积重合,影响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3)课程考核内容与河北省计算机等级考试绑定,学校把等级考试通过率作为任课教师的业绩考核方式。这种以证代考模式,使得课程教学内容长期被认证考试束缚,无法及时吸取计算机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和新理念。
(4)现有“大学计算机基础”任课教师,由于长期从事基础课、通识课的教学工作,绝大多数教师既不承担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也不承担科研课题,导致他们对计算机科学技术在专业领域的发展缺乏跟踪。在知识、技能、教学模式、思维理念方面与“90后”学生的知识诉求逐步脱节,从而严重影响到学生创新思维能力的培养。
三、突出计算思维与创新能力的课程“变革”endprint
1.课程内容的调整
以“计算思维”为导向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弱化对计算机操作技能的训练,突出对计算科学的全方位展示,让学生对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知识和用途有相对完整的认识和了解,以便他们在今后自己专业中进行应用。本文以2013年开始设立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计算思维导论”为例,介绍课程内容调整情况。
(1)压缩学时。原有“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总计48学时,其中理论占24学时、上机占24学时。课程内容调整后,总学时为32,其中理论仍保持24学时,上机压缩为8学时。
(2)课程内容。调整后的课程内容由“计算思维基础知识、计算理论与计算模型、算法基础、程序设计语言、计算机硬件基础、计算机软件基础、计算文化与计算机职业道德”七部分组成。课程考核用学生平时成绩加上大作业成绩方法。
(3)教材选择。在24学时之内,如何讲清楚上述课程内容,需要教师根据学生能力,对教材二次分解和开发。不能面面俱到,而是要善于总结,能够驾驭教材的核心内容,能够根据授课对象的基础,对教材再次解释与展开,同时应该具有自己的执教特色。2013年市场上以“计算思维”为导向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材主要有:陈国良主编的《计算思维导论》[5],战德臣主编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计算思维导论》[6]。通过认真比较,最后选择陈国良院士的《计算思维导论》为课本。
2.师资能力的提升
从教学工作的源头——师资水平着手,加强师资建设,优化教学团队,提升教师自身能力与教学理念。以课程管理和教学运行方式的不断改革、优化,保障和推动思维创新。只有教师的知识学精学透,对“计算思维”的理解到位,才能处理好非计算机专业的“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培养什么人、如何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采用了下述做法:
(1)管理模式创新。为了加强基础课教师与专业课教师的融合、交流,对现有师资与课程条块化分割管理模式实施改革创新。调整教学系室结构,倡导从事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教师进入专业系室,逐步融入专业教学,拓展自身知识结构、教育理念、思维方式、业务水平。通过管理模式的变革与创新,为教师创造换角色、换视角、换位思考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在课程调整之后,驾驭教材、分解知识点的能力得到提升。逐步运用“计算思维”方式考虑课程内容的传授与讲解,使“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的改革真正让学生受益。
(2)各类课程交叉。鼓励长期担任专业课的教师,特别是专业系室主任主讲“大学计算机基础”通识课。这些具有广阔的计算机专业知识背景的专业教师,根据自身对计算机科学领域的研究,对“计算思维”的解读更接地气。他们的授课得到非计算机专业学生的高度好评,使更多的学生受益,也提升了我校“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的整体教学水平,增加了师资的“实用效益”。编入专业系室的基础课程任课教师,在承担一到两门专业课程的同时,参与专业实训、毕业设计等工作,拓展他们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从而以专业反哺基础教学。
(3)定期教学研讨。做好每个教学阶段的经验总结,注重资深教师、标兵、名师们治学思想和育人理念的传承与弘扬,教学研讨活动全年不断线。
上述做法,不但提升了所有教师授课能力,而且增进了教师们彼此的理解,使他们逐渐成长为多面手。同时,消除了各专业之间,以及专业课与基础课之间的门户之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运转,教师的专业知识体系更加丰富,承担基础课程时游刃有余,而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
3.教学手段的革新
相对于黑板、粉笔、讲义这些传统的教学工具,像IPad、智能手机等我们身边常用的信息化工具,是否也能引入到我们的教学中呢?答案是肯定的。生活的信息化水平提升了,教学手段是否也跟着丰富些,很大程度取决于教师是否有变革的意识。
“大学计算机基础”曾是最早使用多媒体授课技术的课程之一。在突出“计算思维”与模式创新的教学改革中,我们鼓励采用“云资源+移动教学终端”技术架构教学。通过实验云平台与移动教学终端配合,任课教师随时随地可与学生进行交流互动,可以将各种形式的材料上传到云平台实现共享。授课不再受制于教室、办公室、计算机的位置,拓展了“教与学”和师生互动的空间与时间。
4.教学切入点的选择
在以“计算思维”为导向的“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中,应当注重学生思维方式的训练。结合教学内容将计算思维融入学生的生活,选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作为描述和求解对象,作为“计算思维”教学为切入点,作为学生的思维方式条理化、解决问题方法科学化的训练实例。这有助于让学生充分理解计算科学的应用价值。
授课对象所学专业不同,其前期基础及对知识的理解能力各不相同,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需注意教学技巧。以2013年秋季我承担的土木专业、外语专业学生混合班为例,给学生布置的作业不能拘泥于教学内容,特别是数学运算。用我们身边熟悉的案例,要求学生写出其处理算法的流程。其优势在于:选择学生身边熟悉的事物,便于他们把司空见惯的事情,用“计算思维”的方法梳理出脉络,明晰自己的解题思路,消除他们对计算机理论的距离感、陌生感和畏惧感。
我给出2013年秋季学期“大学计算机基础”教学过程中的两则案例,都取材于日常生活中,学生以此为内容撰写的作业,体现了他们对计算思维的理解,供读者分享。
作业一,铁大品尝美食流程图,如下图所示。
铁大品尝美食流程图
作业二,应用穷举法求解旅游过程中所需时间最少问题。旅游出发地:河北石家庄;目的地:湖南岳阳;路经城市:哈尔滨、北京、成都、西安(4个目标城市,每个城市停留1天);乘车方式:火车(乘车时间按照所能选择的最快抵达目的城市的乘车时间计算)。
根据实际情况可知共有四种不同的旅游路程:① 石家庄-哈尔滨-西安-成都-北京-岳阳;② 石家庄-成都-西安-哈尔滨-北京-岳阳;③ 石家庄-哈尔滨-北京-成都-西安-岳阳;④ 石家庄-成都-北京-哈尔滨-西安-岳阳。
应用穷举法求解,即将四种情况分别列出后,计算各种情况所需时间,从而根据调查得到四种情况所需时间:路线①用时8.19天,路线②用时7.66天,路线③用时7.08天,路线④用时8.17天。于是得出结论,旅游路线③用时最短。
参考文献:
[1] 何钦铭,陆汉权,冯博琴. 计算机基础教学的核心任务是计算思维能力的培养——“九校联盟(C9)计算机基础教学发展战略联合声明”解读[J]. 中国大学教学,2010(9).
[2] 朱亚宗. 论计算思维——计算思维的科学定位、基本原理及创新路径[J]. 计算机科学,2009(4).
[3] 陈国良,董荣胜. 计算思维与大学计算机基础教育[J]. 中国大学教学,2011(1).
[4] 李廉. 计算思维——概念与挑战[J]. 中国大学教学,2012(1).
[5] 陈国良. 计算思维导论[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6] 战德臣. 大学计算机——计算思维导论[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3.
思维变革 篇12
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发展观作为理论支撑,不同社会发展观的变迁是在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后才真正完成的。汤一介曾经指出:“现代化不能局限于科学技术层面,更重要的是应该有文化深层的现代化相配合,其中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以及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反思等。”[1]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的时代和社会实践、科技迅猛发展的事实,要求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作为社会活动的主体都必须高度重视哲学思维方式的作用。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化不仅应当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还应当是哲学思维方式的现代化。而“思维方式的变革既是社会现代化的原因,又是社会现代化的结果。”[2]
哲学思维方式是按照一定的结构、方法和程序将构成思维过程的诸要素结合起来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思维运演样式。[3]在社会发展视域,则是指人们观察、思考和把握社会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本观点与方式、方法,包括人们认识社会发展和思考社会问题的各种原则、步骤、方法、标准、逻辑形式以及各种倾向与习惯,也包括由各种基本概念、范畴和原理所反映出来的理论框架。哲学思维方式在引领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其他思维方式所无法比拟的重要作用,它是在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从对社会的整体把握的视角上与社会发展问题发生关联,是考察社会、形成社会发展观的最为基本的思想范式;它要涉及社会发展的总体理念、社会发展与人的关系、社会发展的多样差异性和多样协调性的辩证统一、人与社会和自然的辩证关系等问题,因而具有更加普遍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发展观是人们关于社会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也就是关于国家的现代化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4]社会发展观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通过不断总结发展的经验教训,总结经济社会发展的规律而逐步形成和变革的。它的发展、变革既受制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受制于哲学思维水平与哲学思维方式的状况。不同社会发展观的形成和演进要依据一定的哲学思维方式,其变革也是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在社会发展问题上的体现。社会发展观所能够达到的理论高度,反映着提出者哲学思维方式的性质和哲学思维水平的高低;社会发展观在理论上的创新,从根本上说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与创新。
鉴于社会发展观在社会发展领域处于世界观和指导思想的层面,因此形成它所采用的哲学思维方式就显得更为重要。科学的哲学思维方式要为科学的社会发展观服务,在方法论的层面上促使社会发展观的形成、发展和向科学方向的演进。
二、当代社会发展观的变迁与其哲学思维方式的关联性
1.当代西方的社会发展观及其哲学思维方式
一是经济增长论。它片面地将发展等同于经济增长,特别是GDP的增长,即“发展=经济”。这种传统的发展理念与近代哲学思维方式相联系,属于还原论思维,其基本特征是主客二元对立,重还原、机械的线性的思维。[5]传统哲学思维方式的最大问题在于两极二分及思维指向的单一性,极易导致当代社会发展的非持续性,它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却带来贫富差距扩大、环境污染严重等大量社会问题。
二是强调社会变革的发展观。它克服经济增长论的不足,主张经济的增长、经济结构的优化与社会结构的良性变迁并重,要实现社会结构要素(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和谐发展,发展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统一。其不足之处在于没有考虑到自然条件和资源环境对于发展的约束和制约作用,对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重视不够。
三是增长极限论。它考虑到自然环境的承受能力和资源的有限性,主张“发展=经济+自然”,经济要有限增长,人类应当从人与自然和谐的视角看待发展,要注意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这种发展观是人们反思工业化进程中的不良后果以后提出的,但在过度悲观中忽视了人的能动性和科技的作用。
四是综合发展观。它主张“发展=经济+自然+社会+人”,发展是经济社会各个方面综合协调发展的系统工程,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作为中心和检验标准。这种发展观强调经济与政治、人与自然的协调,将发展主题调整为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组织与经济的合作,“把发展看作是以民族、历史、文化、环境、资源等内在条件为基础,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科技水平、文化观念、社会转型、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各种因素在内的综合发展过程。”[4]它采用纯抽象的思维方式,在形式上体现社会发展全面性的同时却把人抽象化,割断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尚未考虑到发展的可持续性。
五是可持续发展的发展观。它采用纯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用非线性的思维来思考社会的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发展,要注重社会发展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应当是“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复合系统的长期持续发展。[7]从线性到非线性是可持续发展观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但还没有超出物本主义发展观,尚有主观性。可持续发展观在西方和中国得到人们共识,其原因在于人们意识到了主体—客体二元分立的思维方式所引发的全球性问题和折射出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缺陷。
六是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它是20世纪90年代提出的注重人的发展程度的发展观,强调“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改善和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6]阿玛蒂亚·森提出发展的核心是个人实质自由的扩展。它确立了人在社会发展中的动力主体、价值主体的地位,使人成为社会发展的责任主体,从而实现了发展目标或发展中心的转移,是对原有发展观的突破和变革。
当代西方社会发展观的上述演变,可以看作是他们在社会实践基础上不断反思、适时转变哲学思维方式的成果。
2.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观及其哲学思维方式
第一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意识开始形成,我们党就提出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规律问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奠定了良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也为科学的哲学思维方式的生成创造了社会氛围。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所面临的社会发展任务从对敌斗争转向社会建设,社会发展任务的改换需要实现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主要不是“破”与“斗争”,而是“立”与“建设”。由此,毛泽东发出不发展就会被开除球籍的警告,社会主义社会总体发展目标的构想和实现“四化”的目标以及分两步走的战略步骤得以提出。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论十大关系》和“八大”都是对社会主义条件下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发展,对实践起到了积极作用,所运用的哲学思维方式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还来不及顾及发展的全面性,社会发展内容还涉及不足。
第二个时期:大跃进及“文革”时期。在生产力落后、社会实践范围相对狭窄、国家处于封闭的条件下,指导思想上的偏误使得人们的哲学思维方式孤立、单维、封闭和保守。当年对中国经济建设基本情况和经济发展规律认识不足,急于求成地进行“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部分沿用革命年代的思路来解决社会建设中遇到的问题,对于哲学思维方式要否变革认识并不深刻,由此社会实践的结果不佳。“文革”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本身就是哲学思维方式单向化、偏执化,缺乏整体考虑问题的结果。正是哲学思维方式上单一性和极端性等缺失与偏误,导致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偏误,其思想根源在于“坚执二元对立的矛盾思维方式”下的阶级斗争的哲学。[8]结果是经济建设面临崩溃的边缘,社会发展呈现滞后和混乱的态势。
第三个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粉碎“四人帮”以后,社会的发展实践提出了变革哲学思维方式,以深化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问题认识的要求。当时的国情使得我们不仅要考虑经济建设问题,更要考虑社会整体的全面发展和推进问题。党的社会发展观就是要解决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问题。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社会发展的勾划和认识,社会发展观演进的深层次的根据,仍然是基于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具体说来,有这样三个阶段的社会发展观:
第一阶段: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及其哲学思维方式。 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是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一事关民族兴衰存亡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9]其内容非常丰富,是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诸方面的协调发展和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进步的发展体系,对发展的目标、机遇、道路、路线、动力、战略、途径、规律、协调等诸多内容都有详尽表述。他在社会发展观方面所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具体表现为:一是变革教条主义的思维方式为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并使实事求是与创新相结合构成其哲学思维方式的基础和精神实质。据此提出社会发展要确立协同发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统一思维,摆脱纯而又纯的单一的发展模式,建设含有多种成分的社会主义,强调发展是硬道理,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自己的发展。二是否定了仅仅以生产关系变革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来解决社会发展问题的思维模式,以人民为本作为其哲学思维方式的核心,注重从生产力的高度促进社会的发展。三是突破形式主义的哲学思维方式,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鉴定社会发展的成效。四是突破了两极对立和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摆正了计划和市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确立了不同社会开放兼容和双赢共生的思维方式,要求在中国与世界的有机联系中发展自己。邓小平的哲学思维方式内涵着社会发展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相互统一的观念。他的社会发展观对社会发展的勾划,一是能够运用辩证思维方式思考我们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二是能够把矛盾思维和系统思维相互结合。既发展了毛泽东“一分为二”的矛盾思维方式,注重用矛盾同一性的思维方式来发展社会主义;又运用系统的思维方式来规划社会发展的蓝图,把中国社会的发展视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提出了要素优先论和要素协调论。[10]可见邓小平所持的哲学思维方式对其社会发展观影响深远。
第二阶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发展观及其哲学思维方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完成了哲学思维方式的又一次历史性转变,传承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思维方式和辩证思维实践性、批判性与整体性的特征,摆脱先验抽象原则的束缚,确立了尊重现实生活的哲学思维方式,突出人的主体地位,把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活动作为思考、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的切入点,从社会的现实矛盾出发来把握社会发展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社会发展观突出表现为:坚持社会发展的生产力标准,社会发展依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要促进区域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强调社会发展的全面性和整体性目标: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重申社会发展的综合尺度,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明确社会发展的目的,通过生产力的发展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
第三阶段:科学发展观的确立。应对改革发展中出现的诸多矛盾,需要哲学思维方式的彻底变革,在发展的指导思想上进行积极探索和反思的结果就是科学发展观的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关于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本质、规律、方式、目的等问题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是对发展内涵、发展要义、发展本质等问题认识的深化和创新。它深刻总结了我国长期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和西方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扬弃了西方社会发展观及其哲学思维方式上成功与失误的成果,吸收了国际社会关于“发展”内涵的成果,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发展实践进行了理论概括和总结。既是对传统发展观的突破,又是发展观的发展。它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的深化和发展,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发展观。
三、社会发展观变革的实质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
从认识论上看,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不断解决主观与客观矛盾的过程。对发展理念的理论创新在根本上就是哲学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当代西方社会发展观的演进凸显了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作用,它所运用和蕴涵的哲学思维方式也确实具有不断改进的意味。
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其实质同样首先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它反思并纠正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体现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思维方式上所实现的革命性变革。从发展观实现的哲学思维方式转变来认识科学发展观及其哲学思维方式基础,对于我们认识社会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也只有从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的角度,才能够深刻理解、正确把握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
摘要:社会发展需要一定的社会发展观作为理论支撑,不同社会发展观的变迁是在哲学思维方式变革后才真正完成的。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依据现实国情和社会的发展诉求,提出和形成了解决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问题的社会发展观。科学发展观作为发展理念的深刻变革,其实质同样首先是哲学思维方式的变革问题。
关键词:社会发展观,哲学思维方式,变革,科学发展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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