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革

制度变革（精选12篇）

制度变革 篇1

一、五刑制度由古至今的发展

中国五刑制度所谓的“五刑”并不是仅仅指固定的五种刑罚, “五刑”在中国古代的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定义, 而中国古代“五刑”主要分为奴隶制五刑和封建制五刑两大类。

具体来说, 中国自夏代就开始有了刑罚, 直到商代, “五刑”才发展为如今我们所谓的奴隶制“五刑”, 也叫肉刑。墨、劓、、宫、大辟五刑在商代时也都有记载。经过西汉文帝时期废除肉刑的改革, 封建五刑制初步形成, 以后历经魏晋南北朝的长期演变, 最终在隋律和唐律中确立。由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是中国古代刑制史上的伟大进步。唐以后, 虽然摧残人肢体的酷刑逐渐复活, 但封建五刑制度一直没有太大变化, 直至清末的刑制改革被最终废除。

二、奴隶制五刑

五刑是由五行相克而产生的。“火能变金色, 故墨以变其肉;金能克木, 故以去其骨节;木能克土, 故劓以去其鼻;土能塞水, 故宫以断其淫;水能灭火, 故大辟以绝其生命。” (《逸周书逸文》)

奴隶制五刑作为中国奴隶时代具有代表性的刑法, 始于夏, 发达于商、周, 影响及至三国两晋南北朝, 延续了数千年之久。

1、墨刑

墨刑又叫做黥刑, 先割破人的面部, 然后涂墨, 伤好后留下深色的伤疤作为受刑人的标志。这种墨刑既是刻人肌肤的身体刑, 又是使受刑人蒙受耻辱、使之区别于常人的一种耻辱刑。汉文帝废除肉刑后, 经过魏晋隋唐, 都没有此刑, 但五代和宋又恢复, 辽金元明清都有刺面刑, 但有的轻罪则刺胳膊。到清末光绪末期, 彻底废除。

2、劓刑

劓刑, 就是割去受刑人的鼻子。鼻子是人的重要器官, 而且与人的尊严密切相关, 因此劓刑较墨刑为重。在早期古代民族, 毁掉人体重要器官是最为经常地一种处罚方法, 后来演变成一种固定的刑罚方法。

3、腓刑

刑, 也作刖刑, 是指砍去受刑人手或足的重刑。砍足曰, 砍手曰刖。另外, 与砍去手足相类似的还有砍去膝盖骨的膑

刑。砍去受刑人手足也是早期各个古代民族经常使用的处罚方法。早在中国的夏、商时代, 此类刑罚便作为最主要的常用刑之一。

4、宫刑

宫刑是破坏受刑人生殖器官的残酷刑罚。对男性为去势, 对女性为幽闭。幽闭具体的做法就是槌击妇人胸腹, 使子宫脱垂。这里的幽闭, 其实说的就是针对女性的宫刑, 在古代不太先进的医学条件下, 这种刑罚确实残酷非常, 受刑的女子往往死于非命。这种宫刑剥夺了受刑人“传宗接代”的能力, 在中国古代社会被视为是最大的耻辱和不幸, 因而是五刑中除死刑以外最为残酷和最重的刑罚。

5、大辟

大辟, 是死刑的统称。在夏、商、周三代, 死刑尚不规范, 方法多种多样, 而且极端残酷。特别是在商代末期的纣王时, 除常见的斩、戮等死刑方法外, 还出现了炮烙、醢、脯等酷刑。炮烙, 是在铜柱上涂油, 下加炭火烤热, 令有罪者行走其上, 最终坠入炭火中烧死。醢刑, 是将受刑人捣成肉酱, 又称菹刑。脯刑, 是将受刑人杀死并晒成肉干。

三、封建制五刑

进入封建社会后, 奴隶制肉刑开始逐渐被废除, 从汉初的文景帝废除肉刑开始, 以自由刑为主的封建五刑产生了, 封建五刑分别为笞、杖、徒、流、死, 最初在隋《开皇律》中作为刑罚体系得以体现, 随后由唐朝律疏 (《武德律》《永徽律》 (唐律疏议) ) 进一步完善, 标志着中国刑罚制度的重大进步。

1、笞刑

笞刑, “笞者, 击也, 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惩, 法须惩戒, 故加捶打以耻之。” (《唐律疏议》) 原来的刑具用小荆条拧成, 到了清朝则用竹板做成, 一般打臀部, 即用法定规格的荆条责打犯人的臀或腿, 自十至五十分为五等, 每等加十, 用于惩罚轻微或过失的犯罪行为。

2、杖刑

杖, 用粗荆条拧成, 到隋朝时定为法定刑, 分五等, 每等加十, 稍重于笞刑。击打部位是背、臀和腿。宋、明、清和隋唐相同, 到清朝末年法律改革时废除。

3、徒刑

徒, 唐代徒刑是自由刑于奴役刑的结合使用。《唐律疏议》的《名例》篇解释说:“徒者, 奴也, 盖奴辱之。”即让犯人戴枷或束钳, 剥夺其自由, 强制服劳役。这种剥夺罪犯人身自由, 并强制服役施以耻辱的刑罚显然比杖刑要重。徒刑分五等:一年, 一年半, 两年, 两年半, 三年。

4、流刑

唐代流刑是仅次于死刑的惩罚手段, 是将犯人流放到边远地区, 并强制其戴枷或束钳服苦役。隋的流刑分三等:一千里, 一千五百里, 二千里, 分别劳役二年、二年半和三年。唐朝则分别为二千里, 二千五百里, 五千里, 但劳役时间减少, 都是一年。

5、死刑

死刑, 即剥夺犯人生命的刑罚, 是五刑中最重的一种, 分为斩、绞两等, 绞因得以保全遗体而稍轻于斩。隋唐之后, 死刑一般是两种:绞和斩。清代法定刑仍为绞和斩, 但各分为斩立决、绞立决和绞见后、斩监侯。

四、现代五刑

1、管制

对犯罪人不予关押, 但限制其一定自由, 由公安机关执行和群众监督改造的刑罚方法。判处管制的犯罪人仍然留在原工作单位或居住地工作或劳动, 在劳动中应当同工同酬。期限为3个月以上2年以下, 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3年。

2、拘役

短期剥夺犯罪人自由, 就近实行劳动的刑罚方法。拘役的期限为1个月以上6个月以下, 数罪并罚时不得超过1年。

3、有期徒刑

在一定期限内剥夺犯罪人的人身自由, 并监禁于一定场所进行劳动改造的刑罚。期限为6个月以上, 15年以下。数罪并罚的可以延长到25年。

4、无期徒刑

剥夺犯罪人终身自由, 并强制劳动改造的刑罚方法。无期徒刑的刑期从判决宣判之日起计算, 判决宣判前先行羁押的日期不能折抵刑期, 无期徒刑减为有期徒刑后, 执行有期徒刑, 先行羁押的日期也不予折抵刑期。

5、死刑

剥夺犯罪人生命的刑罚方法。死刑分为立即执行和缓期二年执行, 被判缓期二年执行的犯罪人如果在二年考验期内有故意犯罪的行为或以前隐匿的犯罪行为被发现, 则执行死刑, 否则减为无期徒刑, 如有重大立功表现, 则减为有期徒刑20年。

作为中国古代刑法制度的核心, 五刑制度包含的具体刑种繁多, 执行方式各异, 可谓是穷极一时。至汉朝, 由于儒家思想的支配, “德主刑辅, 礼治结合”, 五刑制度的残忍野蛮程度有所收敛, 人道主义、人文关怀精神不断得到体现、整体上逐渐向着文明化方向发展。它的发生发展都是合乎规律的历史运动的必然结果。当然, 刑罚制度发展至今, 亦存在许多不够完善之处。现在, 随着社会的进步, 经济全球化带动了世界大融合, 严厉的刑罚制度已经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的刑法修正案的也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 这些都说明了五刑制度逐渐摆脱了野蛮残酷的外衣, 开始向更具有人性化的刑罚制度变革。

摘要：刑罚作为古代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发展与变化, 实质上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发展与进步的浓缩。

关键词：奴隶制五刑,封建制五刑,现代五刑

参考文献

[1]魏燕芳.论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J].晋中学院学报, 2004 (2) .[1]魏燕芳.论奴隶制五刑向封建制五刑的过渡[J].晋中学院学报, 2004 (2) .

[2]薛青.封建五刑沿革初探[J].闽江学院学报, 2006 (1) .[2]薛青.封建五刑沿革初探[J].闽江学院学报, 2006 (1) .

制度变革 篇2

从3月1日开始，外地公事员被选调到深圳任职，将实施聘用制打点，执行社会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相团结的养老保障制度，其选调措施和前提也将更为果真和严酷――克日出台的《深圳市市外公事员转任暂行划定》对此作出了划定。

据相识，今朝面向应届结业生和社会职员果真招考，如故是深圳增补公事员的首要渠道。而部门单元在必要增补少量具有必然构造事变履历的职员时，颠末市级公事员主管部分赞成后，也可以从市外切合必然前提且具有公事员身份的职员中举办选调。按照《深圳市市外公事员转任暂行划定》，市外公事员转任本市后实施聘用制打点，须按划定与用人构造签署聘用条约，并按本市有关划定执行社会养老保险和职业年金相团结的养老保障制度。

《深圳市市外公事员转任暂行划定》对异地公事员的选调措施制定了详细类型：市外公事员转任本市处级职务的，应满意“在市外构造接受同级可能以上率领职务”、“45周岁以下”、“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可能学士以上学位”等五项根基资格前提。市外公事员转任本市综合打点类科级以下职务可能其他职类职务的，应满意“35周岁以下”、“具有整日制平凡高档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及学士以上学位”等四项根基资格前提。而市外公事员转任本市法律员的人，他们的出发点职级由学素来抉择。

制度变革大于融资意义 篇3

“新三板”扩容正式开启和“新三板”发行、交易、信息披露、转板、退板等相关制度建设的跟进，将标志着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势头依旧不减。在相继推出中小板、创业板、股指期货、融资融券之后，“新三板”扩容将带来诸多资本市场制度变革契机。

恪于中国经济高成长速度，各类创新型企业的培育数量和中国资本市场的特别性，以“新三板”为扩容契机的中国资本市场创新与制度变革，应远远不止于建设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这样简单，它还应该承担更多的为创业板、主板市场提供制度建设先行先试的功能。

非上市企業融资变革

“新三板”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基础──场外交易市场发展而来。

目前，试点的中关村股份报价转让系统建立了一个新型的企业股权转让通道，使高新区内的非上市高技术企业可以更加有效地吸收风险资本，拓宽融资渠道。截至目前，区内挂牌企业已经到达76家，一大批企业通过该系统已经实现了股份转让或者私募融资。世纪瑞尔等多家挂牌企业更是通过IPO的方式在创业板上市。

新的转让系统极大地提高了公司股权的流动性，拓宽了轻资产、高科技公司原本闭塞的融资渠道，为风险资本找到了进行价值挖掘的空间。中介机构力争勤勉尽责，为企业后续服务做铺垫，整体融资秩序进入良性循环。

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成功使得各地争相加入“新三板”扩大试点的争夺。按照“注册制”发行标准，武汉东湖高新区已经遴选出海创电子等8家首批挂牌的“新三板”企业；苏州高新区成立“新三板”试点工作服务小组，协调解决园区企业股改过程中遇到的各类实际问题；青岛市为提高辖区内高新技术企业参与新三板挂牌时的积极性，除了在挂牌费用方面给补贴和现金奖励之外，还将在企业用地、政策性资金和财税方面予以支持。

各国家高新区所在城市励兵秣马，为争取试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并产生激烈竞争，力争抢跑“新三板”。地方政府和社会力量向“新三板”倾斜，将有效舒缓中国普遍存在的创业型科技类企业融资难问题，帮助企业走过婴儿期，这有助于培育真正的科技型、创新型企业。

通过“新三板”试点，允许更多资本市场力量进入非上市科技型企业，不但可以有效避免其中一些如携程、百度、优酷、当当网一样创业初期少盈利或者不盈利的优质公司远走海外，甚至胎死腹中，在向上转板的过程中还可以有效提升中国公司的“科技含量”，避免目前许多创业板公司重资产、伪科技的窘境。

有效制度先行先试

比如通过先行在“新三板”上运行的“注册制发行”和“做市商制度”，为创业板和主板最终引入，提供制度实验土壤。这样可以使得中国股市上市规则尽快与国际接轨，避免寻租和非法利益空间的产生。

通过推动真正的高新技术、创新、创意型企业进入“新三板”，为创业板市场提供真正的“创新”参照系和“成长性”标杆，将其打造为中国真正的纳斯达克，而非传统产业“退而求其次”的上市途径。

以“新三板”扩容启航后拟推行的“注册制”发行为例，根据现在已经披露的操作方案，本轮扩容操作将沿袭“中关村代办股份报价转让系统”所实行的备案制做法，由地方政府对拟挂牌企业进行资格审查，由主办保荐机构进行尽职调查和推荐，中国证券业协会实施自律性管理。

再经由中国证监会等相关部门备案后企业即可发行，企业在“新三板”挂牌之后到转板创业板实施IPO期间，将由主办券商全程保荐，这就将是未来“新三板”发行上的“注册制”。

这种制度如果能够在“新三板”上实验成功，若“注册制”的实行并没有导致财务造假盛行，公司治理混乱等灾难性后果发生，或者经过治理后相关问题保持在可控范围内，这套相关制度就可以在创业板等更高层次资本市场加以推广和运用，以代替现行容易引发制度寻租的新股发行“核准制”。

事实上，从“新三板”、创业板，再到主板，各层次资本市场制度之间的传承和互为镜鉴是极为必然的制度逻辑。许多在创业板、中小板、主板等更高层次资本市场因为国内各种主观原因不能直接适用制度，在国际成熟市场已经广泛采用，这些都可以在“新三板”实行成功后再向上推广。

我们不需要政府对公司信用的背书，而需要公司和中介机构对自身言行负责，以及胆敢以身试法、违背诺言后的严厉惩处。

就中国资本市场的制度创新而言，我们需要“新三板”这样的“制度内试验田”。如果能够发挥好这个功能，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都将会有莫大的收获。

制度变革 篇4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许多学者都探究、讨论过。基于不同的视角,各个学者给出的制度的解释也不尽相同。凡勃伦认为,制度实质就是人对社会关系和生活环境的一种本能的思维或心理反应。诺斯则从人自利性的角度分析,认为制度是人为了防止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而缔结的契约。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分析制度这一概念,其实我们都可以说制度揭示的是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们进行社会实践的产物。所以马克思认为,制度源于人生产活动中结成的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制度的不同。制度的产生和发展都是客观的,随着历史车轮的向前推进新制度必然取代旧制度。

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永远处于最优状态。随着时间、空间的转变,制度也必然的发生变化。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主体是影响制度变化的重要因素,其决定着新制度的性质。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历史进步以及新制度产生的力量。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推动了制度的变迁。当然,制度在受内因推动向前进步时,也必然受到其所处的外部环境的制约。所以,制度的变迁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制度变迁的方式也是多样的,有时呈现出逐渐推进的渐进式变化,也有时表现为突发的激进型改变。但无论哪种形式都是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二、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

我国集体林权制度的改革大致经历了五个时期,在制度变迁的每个时期相应的集体林权法律制度也会随之变化。在1949—1952年的土地改革时期,国家逐渐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了与当时的土地政策相适应,我国于1950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农民按照法律规定分得了林地,并形成了“四权”统一的林地个人所有制。

从1953年开始中央倡导发展农业合作社并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合作社的决议》,所以当时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一般以户为单位,自愿组合成林业生产互助组。但山林所有权基本稳定不变,直至1956年《高级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的颁布。其中明确规定,入社的农民必须把私有的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农民土地的处分权基本被剥夺。人民公社拥有了林地的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山林由个人所有过渡到集体所有。

虽说1961年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并且国务院在1963年发布了《森林保护条例》,196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加强山林保护管理、制止破坏山林树木的通知》,但面对这种所有制度转变,相关配套的法律并没有起到保护森林的作用,以致随后林业发展建设受到重创。林权无法受到法律的保护导致各地哄抢山林,随意砍伐林木的现象层出不穷,使我国林业资源遭受了巨大的损失。

为了改变林业发展面临的困境,1981—1991年的10年间我国开始逐渐将原本属于集体所有的林权制度转为集体、个人混合所有,并于1981年颁布了《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个决定中确定了林业“三定”政策,农民对部分林地拥有了经营权。但得到林地经营权的农民并未对政策建立起足够的信心,急于将分到手的林地变为私有,于是对林地上的林木进行了大规模的砍伐。为了遏制这种现象,中央出台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

党的十四大召开后,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为林权的市场化运行提供了政策保障。为顺应这个趋势1998年我国对森林法进行了修正,修正后的森林法为深化林权改革,建立林权林地流转制度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全国各地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通过“确权到户”获得了属于自身的林权,这进一步促进了集体林权自由转让。

通常制度的变迁模式有两种分别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通常是由政府引入实施的自上而下的变化。而诱致性则是一个人或一群人自发的从下而上的变化。从我国集体林权法律制度的变迁历程中可以看出,每一阶段的变化均是以政府为主的强制性变迁。改革的整体脉络就是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参加到改革过程中。而且在每次林权的变化过程中农民都是由政府主导,其行为只能受制于政府的导向。

稳定的林权制度能够为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提供一个稳定的收益预期,从而对其产生激励机制。而回顾我国的林权改革过程林权的所有者处于一种反复的、变化的状态。从农民所有到集体所有然后又回到农民所有。制度的频繁变化使得原本就不够清晰的林权变得更加模糊。农民的林权总是处于变化的过程中,缺少稳定性导致其缺乏从事林业生产的积极性。农民不愿意也不敢冒险将精力和资金投入到长期的林业生产中,于是只能谋取短期的既得利益。而短期的经营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森林资源,不利于森林整体功能的实现。

但在林权改革的整体进程中,林业三定政策还是为现在进行的林权改革搭建了基础框架。在自留山的经营中,保持林权性质不变的前提下,林木归个人所有。此时,林农就对林木享有了占有、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而股份制合作经营则为林业生产带来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方面的投入。农户以及其他经营主体可以凭借自身拥有的资源按份入股,并且按股分红。这为拥有林地却无法经营的农民提供了一条便捷的道路。林权的交易流转也充分盘活了林业经营。在林地所有权不变的情况下,林地的承包权、经营权、收益权分离,分属于不同的主体。通过这些权利的快速流转,可以盘活林业资源、扩大林业生产规模、增加农民收入,最终使林业得到长足的发展。

三、目前集体林权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策略

制度若要达到最优的状态就必须要考虑制度间的依存性。既要考虑单一制度中不同功能的相互依存性,也要注意整体制度结构中不同制度间的相互依存性。有效的制度变迁一定是所有的因素和制度全部合理的归于一个框架内,且充分考虑了配套制度与主要制度的功能协调和逻辑统一,以发挥整体的最优功能。基于此理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也是一个整体改革,若要达到目标也需要内部各个因素的协调统一。但目前我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中仍存在很多没有相应法律依据的环节,需要通过健全法律制度来配合整体的改革。

首先林权主体在确权后仍不明确。农民通过确权这一过程获得了抽象化的林权,但同时却对拥有的资产无法进行经营和保护,由此也不会关心林地的生产和发展。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个人和集体拥有的都是部分的林权,这就导致林权的流转存在难度。流转过程涉及到的程序和主体过多,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使流转主体丧失信心。从而使新的林业生产主体无法进入林业生产活动中,造成资金、技术、人员等生产要素的缺失。现有税收法律制度规定的税费过重,也是降低农民受益和从事林业生产积极性的主要因素。由于林业产品收益率低,投资者就不愿意将资金投入生产周期长且风险较大的林业,长此以往势必会阻碍林权的流转。

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对拉动林业生产积极性有着重要的影响。森林具有生态、经济和社会等多种效益。这些效益决定着林业经营具有利他性和外部性。也就是说,林业主体拥有的各种权利在行使时会受到社会因素的约束和国家的干预,经营主体不可能依据自己的意愿实现利益最大化。其中林木的采伐限额管理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这一制度的产生有其合理、必然的原因,但事实证明其已经不适应现有的林业生产。现阶段,林农收入的多元化结构决定了其不再只依靠砍伐林木获得经济收入。而且林农也清楚林木只有在最佳采伐期时进行采伐,才能实现经济收益的最大化。所以放宽对林木采伐的限制,完善森林采伐限额管理制度就迫在眉切。

应该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种类来分别进行管理。对于商品林地采伐就可以根据农民的意愿随申随批。对已经成熟或过熟的人工用材林可以优先采伐。根据市场的变化来随时调整年度采伐量。对商品林放松采伐管控的同时却要加强生态公益林的采伐管理。特别对生态极为脆弱的地区要实行禁伐。但对林地环境较好的公益林可以准许有计划的采伐,但要以促进森林生态功能和自我补偿能力为目的。

另一需要关注并完善的法律制度就是林业税费制度。由于诸多方面的原因,使从事林业生产的农民背负了过重的税费负担。除正常的税费负担之外,一些巧立名目的费用也被强加在了林农身上。林业税费有其合理的存在原因。因森林具有的外部性特点,国家才对林木的采伐实施采伐管理制度。而林业税费也正是对因采伐而丧失的森林外部性的补偿。于是林业税费制度和采伐管理制度形成了互补。但林权改革最终的目的就是使农民的收入能够提高,所以必须将不合理的税费去除。

所以,要规范整理林业税目,取消对林农不合理的税费。除国家规定的涉林税费之外,各地自行设立的一律取消,继续稳步推进对林业税收的减免政策的实施。对现有的林业机构进行改革和调整,以降低林业的运行成本,提高效率,提高林业单位为林业生产经营提供服务的能力和效率。

人是推进改革的主要力量,所以,最后还应从人员入手,提高林地管理者的法制意识和对林业法律法规认知程度,减少地方政府对林地管控的行政干预,避免为了地方引进招商项目而对林地的破坏。健全征占用林地管理制度,建立林地征用预审制度,使林业部门参与到工程建设用林地计划的编制和审批活动中。在立法和执法上不断完善林地的保护与管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索尔斯坦·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关于制度的经济研究队[M].上海:商务印书馆,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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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忠潮,童静.我国林权制度变迁中的可持续性研究[J].农村经济与利技,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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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贾治邦.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给我们的几点启示[J].林业经济,2006,(6).

我对中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篇5

一我国现行农地制度的缺陷及带来的问题

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作为一场“诱致性制度变迁”，由于诱致性制度变迁是由在原有制度安排下无法实现新的获利机会而引起，所以一般而言，诱致性制度变迁具有变革费用低，制度效率高的优势。然而诱致性制度变革的成功实施的前提条件是大多数的同意，即“无异议”，而如果新的变革将触及到某些群体或阶层的利益，特别是权力阶层的利益，则相关的制度变革就难以自发实现。所以诱致性制度变革在变革深度上难以深入，往往进行到触及相关者的利益的那一点就受到强烈抵制。为了不引起相关者的反对，诱致性制度变革的结果往往是一个新旧制度妥协、不彻底的产物，这构成了诱致性制度变迁的根本局限。所以我国目前的农地制度很明显带着计划经济体系下特征，现行农村双重共经营体制的制度安排是在人民公社生产制度的基础上转变而来，其经济主体是社区性集体经济组织，而集体经济组织现在很多地方已经不存在了，这就造成农地所有权主体不清。这就在给经济的运行带来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这几年比较火爆的土地流转。尽管中央一再强调稳定土地家庭承包制，但现在土地归集体所有，土地发包者是村民委员会，基层干部仗着土地所有者代表的身份和行政权力，在利益驱动下，往往花样翻新，以“两田制”、“反租倒包”等方式，硬性进行调整。其借口主要有三：一是以结构调整为名，将承包地随意调整搞连片开发；二是以规模经营为名，将承包地人为集中到大户手中；三是以农业产业化为名，将承包地长时期、大面积转租给企业经营。承包地的合理流转是完善土地承包制的重要内容，农民作为土地流转和结构调整的主体，理应自己来当家。但不少地方为了追求政绩，树立形象工程，行政撮合，强迫流转，暗箱操作，从中渔利，严重损害了农民的权益,根本不考虑未来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造成诸多隐患。这方面“蓝田风暴”已给了我们深刻的警示。

二是“圈地运动”。这一轮“圈地运动”范围之广，圈地之多，超过以往任何时候，而且方兴未艾。现在谁都想打土地的主意，谁都可借“开发”之名征用农村集体土地，以地谋财，用地越多，政府手头越活，个人发得越快。近年来，不少地方城镇建设扩张无度，开发区、大学城遍地开花，城市不分大小，相互攀比建大广场、大市场、大马路；从县到乡，不顾条件争设各类开发区或工业园区，竞相压低地价招商引资，有钱有权的部门，抢着圈大院、盖大楼、建“中心”；开发商到处圈地盖豪华别墅，有的港台商人以投资为名、行圈地之实，甚至一个项目就占用上千亩好地，等等。这种“圈地”听任发展下去，后患无穷。特别是对农民来说，一直默默为国家作贡献，过去是为国家工业化贡献“剪刀差”，现在是为城市化贡献土地。从城市建设到各项基础设施，无不以牺牲土地、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用地都是低价征用，都以行政手段划拨。明明土地已价比黄金，而向农民征用时，却以稻谷、麦子价格来折算补偿。如高速公路，修建时是政府行为，低价征用土地，但修好后就转化为企业行为，有的成为上市公司。给农民每亩耕地的补偿金仅几千元，而公司老总的年薪达几十万元。土地是资源，征地后变成资产，上市后变成资本，价值呈几何级数上升，而失地“下岗”农民却生路无着。据了解，从1999年实施新的《土地管理法》以来，沿海地区“失地农民”已有上百万人。这些人多数是原来比较富裕的郊区农民，现在却大多成了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的边缘群体。对越来越值钱的土地，在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级差地租，农民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反而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成了农村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一根导火索，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土地一动，农民就闹”的严重局面。不论是农民承包地流转的越俎代庖，还是耕地的乱占滥用，根子都在土地产权不到位,耕地保护缺乏真正的主体。农民本是耕地保护的主体，但由于土地是集体的，实质上在集体所有制下，“谁”真正拥有土地，实际上是不明晰的。农民集体所有实质上是一种所有权主体缺位的所有制。而且由谁行使所有权主体职能、所有权主体和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关系在法律上缺乏明确的规定，正是这种法规上的缺陷，造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包括村镇干部可以颐指气使，以土地所有者和管理者自居，根本不将集体农民和农民个人放在眼里。对集体土地想怎样处理，就怎样处理。农民个人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这使农民缺乏稳定的心理预期，缺乏维护自己土地权利的自信。这就是造成以上局面的最根本的原因。因此，对现行农村土地改革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责任。

二我国农地制度变革的主张

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重大变革 篇6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 1004—0463（2007）10（B）—0036—02

1902年清政府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时为农历壬寅年，故称“壬寅学制”，这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首次建立的学校教育系统，但并未施行。1903年清政府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时为农历癸卯年，故又称“癸卯学制”，这是对壬寅学制的重新修订，其体系、内容比壬寅学制更为详细、完备。同时也突出了其指导思想——中体西用。学制明确规定了其立学宗旨为“无论何等学堂，均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俾学生心术壹归于纯正，而后以西学瀹其智识，练其技能，务期他日成材，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

癸卯学制的内容庞杂，大体上有以下各章程：小、中、大学堂章程，初、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中、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译学馆、进士馆章程，各学堂奖励、考试章程及管理通则，任用教员章程及学务纲要等等。其中学务纲要带有总括性质，实际上是学制的总纲。这些章程规定了各类学校的立学宗旨、性质、任务、入学条件、课程设置、修业年限及它们之间的衔接关系。

各级各类学堂的设置及层次如右示意图：

根据此图，我们可将整个学校教育概括为：三段七级教育模式，纵横两个学校教育体系。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共三级，包括蒙养院、初等小学堂和高等小学堂；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一级，即中学堂；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共三级，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和通儒院。这是纵向(直系)教育体系。横向(旁系)教育体系则包括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分为初级师范学堂(中等教育性质)和优级师范学堂(高等教育性质)两级。实业教育分为三级：一为初等教育性质的，有初等实业学堂、实业补习普通学堂和艺徒学堂；二为中等教育性质的，主要是中等实业学堂；三为高等教育性质的，有高等实业学堂和实业教员讲习所。此外，属于高等教育的还有译学馆、进士馆和仕学馆。

这个学制在重视普通学校教育的同时，也重视师范教育和实业教育，并将其与普通学校教育相分离，自成两大独立系统，从而确立了中国近代学制的基本模式，其对以后学制的组织形式有很大的影响。如1912年的“壬子”学制、1913年的“癸丑”学制都是在参照此学制的基础上制定的。

制定新学制，正处于清政府甘当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儿皇帝”时期，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作为清政府教育“新政”措施所制定的癸卯学制必然会深深打上浓厚的时代烙痕，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许多弊端，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

第一，学制年限太长。儿童从3岁入蒙养院到通儒院毕业，整个教育年限长达30年，这极不利于普及教育，也不利于人才的培养。

第二，在教育内容方面，各级各类学堂特别注重经学的传授与旧礼教的陶冶。读经在各级各类学堂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其目的在于维护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

第三，学制与科举制度相结合，保留有封建科举奖励出身的余毒。章程规定各级各类学堂毕业生都可以获得科举功名并授予官职，同时学生还存在着追求功名利禄的封建心理，使学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

第四，学制加强了对师生思想的控制。学制规定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妄谈刊布报章”，对教员“如有明倡异说，干犯国宪及与名教纲常相违背者，查有实据，轻则斥退，重则革办”。这样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广大师生参加社会活动和发表进步言论的自由。

第五，女子教育在学制中无地位。中国传统的封建伦理纲常名教对妇女的束缚和摧残是骇人听闻、史无前例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观念决定了妇女在受教育方面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学制规定将女子教育包括在家庭教育之中，不特设学校。直到1907年，学部颁布了《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才成为女子教育取得合法地位的开端，从此，女子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才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六，学制中的许多规定，往往是一纸空文，根本无从落实。如直隶省的许多农村小学以旧书院或庙宇为校舍，设备极为简陋，教师多是秀才、举人，教学内容仍以灌输封建纲常伦理道德为主，许多西学课程或时停时开，或有名无实，教学水平差，学校近代化程度不高。当时教育最发达的直隶省都是如此，那么全国其他省份就不言而喻了。

最后，学制所奉行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指导思想，从实质上说，在于变器不变道，是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统治。因而以此思想为指导的癸卯学制实际上是一种资本主义形式与封建主义精神的复合体。正如鲁迅所揭露的：“学了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本领要新，思想要旧”，但一个人怎么能“早上打拱，晚上握手，上午‘声光电化’，下午‘子曰诗云’呢?”“要进步，要想太平，总得连根的拔去了‘二重思想’就好。”

癸卯学制作为清末“新政”的产物，是清朝统治阶级根据自身治国方略的需要而制定的，其目的固然是为了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弊端虽存，但这个学制的建立，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打破了封建教育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全新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大地上，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第一，癸卯学制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为完备，并以法令形式颁行的学制，它使全国分散的学堂统一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形式上终结了中国传统的封建教育制度，使中国教育开始走上一个新的发展轨道。学制的制定是二十世纪初乃至中国近代八十年史中的一件大事，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教育革新的伟大的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第二，癸卯学制的制定与颁行，加快了科举制度的废除，大大推动了教育行政系统的建立。1905年，清政府正式宣布废除科举制，随后下令成立学部，各省设立提学司，各厅州县设劝学所，这样就确立了全国统一的教育行政系统。

第三，癸卯学制的制定与颁行，促进了中国近代学校教育事业的发展。根据清政府的统计，1903年中国有新学堂769所，1905年达8277所，增加了10倍之多，到1909年，猛增至53033所，在校学生数也大幅度增长。

第四，癸卯学制的制定与颁行，使学习“西学”有了一定的合法地位，这有利于传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按照规定，学校在开设经学课程的同时，还开设一定数量的西学课程，新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被引入课堂，开阔了学生的眼界，使他们摆脱了愚昧，冲破了旧思想的束缚，更新了观念，开通了风气，知识分子不再完全沉浸在抽象空洞的义理之学中，他们逐渐从务虚转向务实，从书房走向社会，摆在他们面前的不再是一条仕途，而是有着多种职业可供选择。学制中非常重视外语学习和实业考察，清政府还设立译书馆，翻译、介绍并出版西方学说的书籍，这就加速了西方学术思想的传播，加强了中西文化的交流，使民主和科学逐步深入人心。

大学学术制度变革原则刍议 篇7

一、经济理性与意识形态相结合

学术制度虽然是关于学术的制度,但同样要遵循制度变革的基本经济规律,那就是在制度变革中具有经济理性,即只有当预期的净收益大于预期的成本时,制度变革才有可能发生。制度对人类社会具有重要的经济功能,如制度有利于克服外部性,可以帮助克服市场失灵,帮助人们规避经济风险等。制度变革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制度的经济功能。但是,经济功能并不是制度的唯一功能,制度还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行动团体的经济计算并不是制度变迁的唯一动力,价值观、道德规范的权衡也是制度变革的重要动力。制度的经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是相互补充的,“意识形态努力使个人和团体行为理性化。”[1]如果人们对现有制度持支持和认可态度,那么即使个人可以从制度变迁中获利也不会去改变现有制度;如果对现有制度不满,怀疑它的公正性和合法性,即使个人在制度变迁中可能遭受损失也会参与制度变迁。这说明意识形态对制度的维持和变迁有很大的影响。

大学学术制度由于其学术特性的缘故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功能,如对科学的“无私利性”的追求。但学术活动在经济学意义上也是一种经济活动,经济学中的“学术人”也是“经济人”,而“经济人”是要追求个人私利的。这二者不是矛盾了吗?其实不然,大学教师为了全人类的幸福而无私地追求真理,但他们在转让自己的专利时也会讨价还价;他们在取得学术荣誉时,也会抱怨自己的工资待遇太低,但我们并未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可以说,“学术人”既是“经济人”,也是“道德人”。在大学学术制度的变革中只有记住这一点,只有将学术制度的经济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结合起来,才可能最终实现制度变革的目的。

二、目的性与规律性相统一

大学学术制度的目的有很多层次,如对国家而言是为提升国家的整体科学技术水平和在国际上的学术竞争力服务,为解决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服务;对大学而言是为学校的学术声誉、学术质量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服务;对某一学科的学术“行会”来说是为了提升本专业或学科的知识增量,开拓新的学术领域,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提高本专业或学科的学术地位和声誉;对大学教师而言是为了锻炼自己的学术素养和能力,提高自己的学术水平和社会地位,增进自己的学术自由等等。这些目的从社会活动的性质来看,又可以分为学术本身的目的、经济的目的、政治的目的、意识形态的目的等。

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我们都不能忘记大学学术制度的最根本和原初的目的。笔者认为,这个目的是“人的全面和谐的发展”。这里的“人”包括学生、教师、管理人员,社会的其他人员,甚至政府官员等。“全面和谐发展”是人的发展既要全面,又要和谐。如既促进人的抽象思维,也促进人的形象思维;既发展人的工具理性,也发展人的目的理性;既磨炼人的科学精神,也塑造人的人文精神;既重视学理,也重视应用,等等。这个根本目的又表现为人类的一些普遍价值追求,如自由与秩序,公平与效率,以及其他的价值追求,如诚信、安全、和平和繁荣等。这些目的也应是统一与和谐的,它们最终也是为“人的全面和谐发展”这一根本目的服务的。

同时,目的与规律相统一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实现大学学术活动的目的也要遵循一定的规律。正如大学学术制度的目的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大学学术制度的规律也具有不同的层次和性质。这些规律主要有:学术规律、经济规律、政治规律、道德规律等。在这些规律或法则中,学术法则、利益法则、道德法则是最基本的三条。大学学术制度变革既要为实现以上的各种目的服务,又要遵循以上的各种规律,应把这二者结合起来。最根本的一点可以总结为:大学学术制度变革应该为“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服务,同时应该遵循基本的学术法则、利益法则和道德法则。

三、核心制度与配套制度相配合

制度安排是为实现一定的目的服务的,但制度安排在实现制度目的时可能是有效率的,也可能是无效率的。同时,每一项制度安排都内在地联结着其他制度安排,共同“嵌在”制度结构中,某项制度安排的效率还取决于其他制度安排与它们之间的联结的完善程度[2]。一项制度安排的变迁,有可能引致其他制度安排乃至制度结构的效率发生变化。但是,各项制度安排的这种引致作用并不完全相同,其中必有一项或一组制度安排的引致作用最为重要,可以称之为核心制度;其余的制度安排的引致作用相对较弱,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核心制度的控制,可以称为配套制度。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实现制度目的的作用和控制、影响其他制度安排的程度虽然不一样,但在整个制度结构中都是不可或缺的;制度结构的变迁应该是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共同推进、相互配合的制度变迁。如果只有某项制度安排的变迁,而不注意其他相关制度的变迁,则制度变迁能否实现目的,实现目的的效率是很成问题的。

大学学术制度的变革也是一样,只有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配合才能很好地实现制度变革的目的。例如,在大学教师配置制度的结构中,如果说教师职务合同聘任制度是一项核心制度的话,则相关的教师人事代理制度、社会医疗保险制度、薪酬制度、奖惩制度,以及国家对教师和大学的人事自主权的相关保障制度都是配套制度。要改革传统的大学教师聘用制度,就必须同时改革传统的大学教师管理制度、户籍制度、工资制度,以及国家的相关人事制度。在现实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知名大学所发起的具有首创精神的某项学术制度的变革,其效果总是不尽如人意,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不注意或没能对相关的配套制度进行变革。在制度变革中注意核心制度和配套制度相互配合,近于我们常说的加强制度环境建设,即制度变革要统筹兼顾,不能有所偏颇,否则只会事倍功半。

四、稳定与变革相协调

稳定和变革是大学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特征,也是大学制度的两个相关特征。20世纪60、70年代,美国杰出教育家赫斯伯格(Hteodore M.Hesburgh)曾经说:“大学是所有社会机构中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同时,它又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能促进社会变革的机构。”[3]国外著名的大学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甚至保守性,同时具有适应新的需求和方向的调节能力,这是一种独特的结合。在美国,这种状况不是政府进行周密规划的结果,是大学自然发展所形成的“自发秩序”。国家没有关于高等教育的总体规划,大学享有相当大的自治权,研究型大学享有的自治权就更大。因此改革是多样和自发的。“大学极力抵制根本的变革,然而它们能够相当容易地增加新的专业并适应不断变化的职能。大规模的制度改革是相当罕见的,但在周边的变化是很大的。”[4]变革的基本模式是简单地给现有的大学、院系、学科增加新的职能,通过这种自然增加来实现变革。这样,就不必严重打乱或改变现有秩序而实现改进,适应环境,而且可以用较低的成本适应新的需求。可见,大学制度的变革所引发的变动最好尊重大学原有的稳定,这样变革所遇到的阻力最小,变革成功的可能性也最大。对于大学改革的领导者而言,大学制度的变革实际上就是要保持大学的动态平衡,这正如阿什比所言,“一所健全的大学总是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种平衡不断地受到来自教职员的力量与热情的干扰,而大学行政的回转仪就要不断地予以调整。”[5]

大学学术制度的变革也必须是尊重和保持稳定性的变革。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没有运用彻底颠覆原有体制结构的“休克疗法”,而是进行由外围到核心、保持稳定的“软着陆”式变革,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我国大学学术制度也不能采取“革命式”的“休克疗法”,而应在尊重原有权力和利益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稳定的渐进式变革。即使是由政府推行的强制性制度变革,也应注意保持稳定性。

五、变革与开放并行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改革”总是与“开放”联系在一起,二者几乎总是并行的,常被合称为“改革开放”。任何组织的制度在变革的同时应该加强开放性。在知识经济和学科日益交叉融合的“大科学”时代,大学学术活动必须走出象牙塔,走向社会,走向国际,保持适当的开放性。大学学术制度在变革的同时也应当保持开放的姿态。大学应该成为具有自由、多样化、开放精神的大“社区”[6];大学应该成为具有开放性和合作精神的“柔性大学”(Flexi-university)[7]。大学学术应该打破学科界限,树立合作与开放的观念。大学学术和大学学术制度变革的开放性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

首先,在大学层次上,研究应当向教学开放。“大学独特的结构使它适合承担的角色是在研究中进行教学或在教学中进行研究;或者换句话说就是进行那种和教室和讲座不分离的研究。”[8]大学与其他研究机构的区别在于它既进行学术研究,也培养人才,而且这二者是内在统一的。其中,研究型大学虽然以科学研究为主要任务,但教学的职能仍然很重要。研究型大学中的教学除了本科生教学,还有分量很重的研究生教学。研究型大学中的教学与科研结合主要是指本科高年级和研究生层次的教学以科研为基础进行,研究与人才培养相互依赖、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二者结合是优化资源配置,发展科技、教育的最佳途径。“高质量的研究生教育毫无置疑地与研究联系在一起”[9],科研对教学的开放和统一应当成为变革大学学术制度的一条重要原则。

其次,在国家或社会的层面,大学学术应当向社会或市场开放。在现代社会,大学学术虽然有着自身的发展逻辑,对政治干预和社会控制具有天然的排斥倾向,但在科技发展的社会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大学学术不可能再呆在“象牙塔”中,相反,“大学须深涉世事”(University must indeed be in the Thick of Things)[8];大学学术要有“为科学而科学”的品格,要与社会保持适当的距离,但大学学术不能完全自外于社会,保持距离并不意味着隔绝,大学学术不能对社会事务和社会发展漠不关心。在遵循学术逻辑的前提下,大学学术对社会的合作与开放完全可以增进大学学术的自由。增进大学学术对社会或市场的开放性,政府应当承担应有的责任。政府应该通过目标设定、设定绩效标准、投标合同、对结果的评估等“从远处掌舵”[11],为大学学术创建一个宽松的制度环境。应当建立一个良性的大学学术市场竞争机制。应当大力推进产学研结合,努力构建一个“学术—工业—政府”紧密结合的“三重螺旋”(Triple Helix)[11]或“大学—工业—政府—社会”紧密结合的“四重螺旋”[13]。

最后,在国际层面上,大学学术应该向国际社会开放。学术交流是学术界的生命线[11]。大学学术应该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国际性。可以通过加强大学教师的国际交流,开展国际学术合作,发展和利用好各种学术国际化的载体和平台,增强大学学术向国际学术界和国际社会的开放。但是,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一样,目前的国际学术秩序是一个西方世界占据绝对优势的极度不均衡的学术秩序。我们在向西方世界进行学术的开放、交流和学习的过程中,不能盲目崇洋,避免被“学术殖民”。但是,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置身于世界知识系统之外。”[4]我们应该认识到,大学学术的国际化是我们必须作出的选择,开放和合作是我们必须采取的姿态。我们应该在保持主体性、独立性的前提下融入国际知识网络,向国外学习,但同时要争取改变不利于自身的国际学术秩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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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A].科斯,等(刘守英,等译).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383.

[3][美]伯顿·R·克拉克(王承绪,等译).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M].杭州:杭州大学出版社,1994.203.

[4][15][美]菲利普·G·阿特巴赫(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室,译).比较高等教育:知识、大学与发展[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93.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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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David Famham.Managing Academic Staff in Changing University System:International Trends and Comparisons[M].Suffolk:St Edmundsbury Press Ltd,1999,p343.

[8][10]Robert A.Nisbet.The Degradation of Academic Dogma[M]. New Jersey:Transaction Publisher,1997,p178.p188.

[9][美]杰恩,等(柳御林,等译)研发组织管理:用好天才团队[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331.

[11][12][14]Tony Becher and Paul R.Trowler.Academic Tribes and Territories:Intellectual Enquiry and the Culture of Disciplines [M].Buchingham:Edmundsbury Press,2001,p11.8.104.

近代中国监狱制度变革略论 篇8

把监狱视为对人进行侮辱的场所, 希望通过实施肉体惩罚和监禁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 因此监狱是极其严酷和黑暗的。随着清末变法, 近代狱政的变革得以开展。

一、清末监狱制度的变革

随着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各国的入侵, 清朝司法制度的半殖民化,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能撤去资本主义强加的领事裁判权, “首以改良监狱为张本”[1]。清朝狱制开始改革, 清朝狱制改良的指导思想是“中体西用”, 即“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 就是以维护封建皇位、君权以及封建纲常伦理为根本, 同时采用西方科学技术和制度经验为其所用。

主要的改良主张在于两个方面:

1.建造新式监狱。通过分析欧美及日本等国的监狱建筑, 提出要改良中国的监狱首先得学习西牢的构造之法, 并且须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 在全国范围内兴建新式监狱, 以示狱制文明。

2.监狱的宗旨在于感化人。以西方近代感化主义学说作为监狱的宗旨, 通过对西方监狱制度运作的系统分析, 总结出:监狱必须始终以“感化”罪犯为归宿, 只有对罪犯实施感化, 才能收到“无妄费、无怨囚、无旷职、事半功倍之效。”[2]

在新思想的推动下, 法部要求, 监狱改造应满足以下基本需要:第一, 监房工场、教室、病房等监狱建筑必须有利于监犯人的健康, 符合卫生标准;第二, 必须有利于对在监犯人进行教育感化;第三, 专门设置工场和生活区, 便于组织罪犯劳动;第四, 有利于监管防范。

清末新监的筹建, 先在湖北、盛京等地率先试办, 再在全国范围推广。1903年, 清政府议复各省通设罪犯习艺所奏折, 各省相继成立。主要是针对原有的军、流、徒及发遣各犯既无差役工艺可供, 无看管之地, 工食之资往往“不思守法, 纷纷脱逃”[3]的实弊而设立。由法部管辖。

清末狱制改革, 虽然有一些封建监狱的陋弊依然存在, 但毕竟开创了近代狱政建设的新篇章, 也为以后国民政府的狱制建设提供了基础。

二、民国前期监狱制度建设

民国时期的南京临时政府、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 也比较重视监狱的改良和建设。

(一) 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南京临时政府把整顿狱所、改良狱政、改进监狱管理作为一项要务。当时在司法部内设监狱司, 掌管全国狱政。1912年2月4日, 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另各省司法筹备处、地方检察厅速遵监狱改良办法筹划推行文》, 要求各省都督, 要求开展各级审判厅、检察厅及监狱建设情形。3月16日, 司法部又以训令形式将此文再次下发, 足见临时政府对改良旧式监狱之重视[4]。

1912年3月2日,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中指出“:国家之所以惩创罪人者, 非快私人报复之私亦非以示惩创, 使后来相戒, 盖非此不足以保持国家之生存, 而成人之道均平也。”反对报复主义、惩罚主义、威吓主义, “人权神圣, 岂容弁髦;刑期无刑, 古有明训。”[5]据此精神, 3月30日, 《司法部批筹办南京监狱改良进行总会发起人孔繁藻等请立案呈》和《司法部咨江苏都督提江宁模范监狱旧存款项文》指出“:监狱关系人民生命至为重要”[6]。体现了南京临时政府在构筑新型司法制度时对于监狱建设的重视。

(二) 北洋政府时期

民国北洋政府继续清末和民初开展的监狱改良运动。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许世英于1912年8月一就职, 变通电全国各省派员调查各县监狱的实际情况, 并提出了司法计划书, 对新监的筹建做出了全面的规划。

许世英在计划书中提出:“二十二行省次第举行, 亦当分为五年, 本年先开办北京监狱, 树全国之先声。二年以后, 筹办各省会及各商阜监狱, 除以设着益求完善外, 须设已决监六十余所。四年以后, 则筹办各县之未建设者, 然一县一监, 势难办到, 拟选各县交通适中之地, 合数县设监狱一所, 教易集事。计全国一千七百余县, 以六七县共设一监狱核算, 当有四百二十余所。……扣至七年七月一律告成 (合计五年之内可办成监狱三百余所) ”[7]。但该计划提出以后, 在1913年, 司法部又因“财政艰窘, 法院、监狱之设从权展缓”。

但尽管如此, 北洋政府时期的监狱建设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据1919年3月的《京外改良各监狱报告录要》称, 截至1918年 (民国七年) “综计监狱之已经改革着共十三处”[8]。而根据《调查法权委员会报告书》之调查统计, 截至1926年, 我国新式监狱建设约有72个。

此外, 在监狱立法方面, 北洋政府在1913年12月颁行了《中华民国监狱规则》, 这是民国时期监狱制度的基本法规。此外, 北洋政府还制定出了有关狱制的其他法规, 如《监狱处分规则》、《出狱人保护事业奖励规则》、《司法部管守所暂行规则》、《监狱作业规则》等。

三、近代中国监狱制度变革的评价

由于时剧的混乱, 政权的频繁更迭, 近代中国监狱制度的变革进展缓慢, 并且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但毕竟开始引进了西方的的进步的理念, 注重对犯人的人权的尊重, 并且建造了一批新式监狱, 同时设计了一定的制度保障。从而开启了监狱近代化之路, 也标志着中国的监狱制度建设开始从传统走向现代。

参考文献

[1][2]法部奏派五国监狱改良会徐谦等回国报告书.

[3]刑部议复护理晋抚赵奏请各省设罪犯习艺所.

[4][7]薛梅卿等.清末民初改良监狱专辑.中国监狱学会印行, 1997, (7) .

[5]孙中山全集 (第2卷) .人民出版社, 1982.157.

[6]南京临时政府公报, 第43号.

制度变革 篇9

1.现代教育观念的变革,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儿童与教育”的关系问题。观念变革时期, 教育家开始重新审视儿童发展与教育的关系, 形成了对儿童和教育的新认识。认为儿童不仅与成人有差异, 儿童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无论是在语言表达、阅读速度, 或在回答问题上等, 儿童之间都有很大的不同, 在教育中采用统一的内容、方法、进度, 要求所有的儿童是不合适的。在这个基础上, 有教育家提出“儿童中心”的观念, 认为教育应该使学校适应儿童, 而不是使儿童适应学校, 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围绕儿童进行。教育家也对学校形成了新的观念:认为学校与社会发展联系密切, 学校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心, 学校要使儿童、课程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学校是一个各种知识、文化的净化器和不同等级、阶层的平衡器, 要使每个到学校学习的孩子能够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在这些新观念的影响和冲击下, 传统的等级教育观念、歧视性教育理念逐步被废弃, 适应儿童的教学内容、活动课程、个性化学习等观念逐步被接受。

2.现代教育技术的变革,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技术为知识服务与为学生服务”的关系问题。从教育技术的发展来看, 早期的“班级授课制”主要是基于知识学习的考虑。进入20世纪以后, 教育技术发生重大变革, 从技术为知识传授服务转向技术为学生发展服务。如在教学技术或手段上, 传统的灌输式教学逐步由活动教学、设计教学、小组教学、单元教学、讨论教学所取代;学习方式也由传统的必修制向选修制、学分制、走班制等转变;课程设置也由传统的学科课程向活动课程、综合课程、AP课程转变;学校机构也由传统的统一学校向选择性学校、特许学校、公立学校市场化转变。教育技术的变革,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观念的变革。

3.现代教育制度的创新, 核心是如何处理好“制度约束儿童与保护儿童”的关系问题。传统的教育制度是一种限制和约束儿童的制度, 如早期的“双轨制”和“多轨制”, 把儿童分成不同的类型, 设置固定的通道。即使在实行单轨学制的美国, 早期学校制度也是从无年级制到8-4学制的。进入现代社会以后, 约束儿童的教育制度开始发生变革, 逐渐形成一种保护儿童的制度, 使儿童有多样性的发展通道, 特别是“综合制”的出现和6-3-3学制、6-2-4学制以及多种学制的出现, 为儿童发展提供了多样性的渠道。教育制度不仅要保护儿童, 也要约束儿童。这种约束是建立在现代儿童观念、教育观念和教育技术手段的基础上的, 约束也是一定程度的保护, 而且保护的内容更为细致和人性化。

浅析我国公司资本制度变革的影响 篇10

一、我国公司信用基础的转变

资合公司的信用基础通常体现在公司本身的财产状况、支付能力及既往的商业信誉。公司的信用基础究竟在于公司的资本还是公司的资产, 是法律与市场主体都存在争议的问题。随着公司资本最低限额的债权担保功能逐步的弱化, 我国《公司法》经历了由公司资产信用到资本信用的转变。在旧法实施时期, 股东实际缴纳的资本数额被视为公司的信用能力, 法律规定的最低资本额度即公司的对外履约资本。学界普遍认为, 法定资本的“资本担保”功能被立法者强制规定在公司章程中, 然而, 公司对外的举债大多数发生在公司的运行和解散等过程当中, 要保障债权人债权的顺利实现, 债权人对公司资信的判断绝不是基于公司章程规定的静态资本额, 而是公司资产以及资产和负债的比例关系。

新《公司法》的修改涉及12个条文, 都与公司资本制度息息相关。此次修法改变了保守的立法理念, 取消了最低注册资本额、资本实缴制以及公司成立初期的验资程序, 由实缴制过渡到完全认缴制。这就意味着, 我国在法律层面破除了“资本信用的神话”。没有了最低资本额的限制, 成立公司所需要的资本成为了股东可随意设立的未知数 (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另有规定除外) , 待公司章程订立, 资本数额才最终确定, 以部分“一元公司”为例, 公司注册资本已然不能代表公司的偿债能力。审视一个公司的财产状况, 要综合其资本、资产、商业信誉等多个方面, 资产信用取代资本信用是引导市场主体趋于理性的转变, 也是敦促企业注重诚信的无形之手。

二、公司章程自治的加强

公司章程自治就是公司自治, 它强调的是股东依据自己的意思订立公司章程, 依据公司章程表达意志的自由, 公司章程自治是私法自治在公司法上的体现, 但对于长期欠缺私权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 公司章程自治似乎是一种奢谈。受计划经济的影响, 1993年的《公司法》规定了严格的法定资本制。

经历2005年和2013年两次大规模的修改后, 《公司法》明显体现了我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济政策。公司资本制度变迁与行政审批程序的删繁就简, 给与了股东更多的自治权限。取消最低资本额度、公司设立采完全认缴制, 使股东可在公司章程中自主决定公司的设立资本, 对于缴纳的时间也由章程约定。出资形式方面, 不再限定货币资本的比例, 意味着除法律、行政法规及国务院另有规定外, 公司设立向所有的市场主体开放, 充分鼓励高新技术创业。公司章程自治的加强, 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主导作用, 也将政府定位在界定产权、保护产权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守夜人”的角色。

三、股东出资瑕疵问题在刑法领域的适用

《公司法》将资本实缴制改为认缴制, 股东出资只需在公司章程中认足即可, 不需真正缴纳, 因此对于刑法仍然保留公司资本方面的刑罚罪名产生了众多争议。尽管这些罪名一直以来都饱受质疑, 更有学者认为其打击创业热情, 不符合当今经济发展的趋势。但若深究, 刑法保留上述条文仍有法律意义。

以往股东出资瑕疵问题在刑法领域涉及虚报注册资本罪、虚假出资罪和抽逃出资罪三项罪名。虽然取消了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和实缴资本的制度, 但公司章程仍可自由约定资本数额, 股东认缴公司资本后仍需对资本进行缴纳。认缴制的实施, 给了股东更多的自由与选择空间, 但并不意味着免除了股东的出资义务和出资责任。公司资本认而不缴的机制与公司资本真实的要求不存在冲突。目前我国商事征信平台才刚刚投入运行, 信用体系不完善, 商业欺诈行为比比皆是, 要改善资本诚信的薄弱意识, 改善资本违法行为紧靠民法方面的规制尚不能起到威慑作用。

四、结语

《公司法》的修订关涉社会经济生活的诸多方面。本次修法亦呼应中共十八大以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决策要求。随着工商行政登记事项的简化, 公司的设立与运营都向着“市场主导”迈进了一步。但不可否认的是, 我国《公司法》仍存在规范完善的空间。例如现行《公司法》条纹设计过于原则化, 像股东权、知情权、董事监事的诚信勤勉义务都规定的比较模糊, 导致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适用。再如现今电子商务迅猛发展, 《公司法》对于公司的电子化、信息化的演变也要加以关注、完善。

参考文献

[1]赵旭东.从资本信用到资产信用[J].法学研究, 2003 (05) :108-109.

[2]雷兴虎, 薛波.《公司法》修订评析.新疆社科论坛, 2014 (04) :42-44.

[3]袁志明.公司章程自治研究.2007年西南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7-10.

土地“农转非”急需制度变革 篇11

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步入新的高潮, 农用土地的非农化过程出现了全面加速的发展趋势。在此背景下, 如何合理调整土地管理体制和政策, 既有效保护十分宝贵的耕地资源, 又充分满足经济高速增长对土地的客观需求，已经现实地成为一个亟待认真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

农用地非农化推动经济的发展

从农用地非农化的途径来看，目前我国主要有两种（图1）：一是国家首先征用农村集体所有的农地，然后再以划拨或出让的形式把农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二是在不改变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情况下将农地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也就是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土地一级市场进行流转。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土地非农化的规模日益扩大，并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这是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当前，城镇化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

国家统计局2009年的资料显示，197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为3645.2亿元，到2007年增长到246619亿元，剔除物价上涨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6%；在国民经济结构中，农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28.2%下降到2007年的11.7%，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从1978年的71.8%上升到2007年的88.3%。同样地，在此期间，中国城市（指地级以上城市）从193个增加到286个，镇的数目从2173个增加到18890个，城镇人口从1.7亿增加到5.94亿，城镇化率已从1978年的17.92%上升到2007年的44.9%。很显然，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城镇化的加速以及城镇中第二、第三产业的成长是一个互相促进的关系。基于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还将加速。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到202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将达到60%，从而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是大量农地向非农部门转移。

据不完全统计，中国自1978年到2007年底，已累计有600万公顷优质耕地被转变为非农用地，平均每年就有20余万公顷农地非农化，而且农地非农化的趋势还在加剧。根据《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的推算，2008—2030年间，中国城镇化导致的非农化农地增量还将超过250万公顷。

农地非农化的五种“病症”

然而，在农用地非农化趋势加快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的问题，急需认真加以应对。

首先，便是征地范围过宽。我国未对“公共利益”作出明确界定和可操作的标准。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征地不明，因而公共利益成为职能部门和地方主要行政领导自由裁切的权力，大量的非公共利益用地被以“公共利益”用地的名义征用，“土地征用”概念失去了其法律意义。

其次，征地补偿标准过低。土地补偿是征地问题的核心。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以市场价格为基础进行补偿的，有的还考虑土地未来价格进行补偿。我国的征地补偿标准是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制定的，是非市场化的价格。按照《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补偿费用标准不管是低限还是高限，都不足以使被征地农民保持原有的收入水平，不足以弥补农民因失去土地而带来的经济损失。

除了标准过低外，现有征地补偿方法在实施中的一些问题还导致了失地农民利益缺乏保障，主要表现在：

地方政府失灵导致实际补偿金额低于应得金额。在征地过程中，多数地方政府出于快速发展经济和城市化的考虑，往往将补偿金额大量用于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仅仅留给农民极低的实际补偿金额。调查显示，目前征用农地的土地收益分配格局为:政府占60%~70%，村级组织占25%~30%，农民仅占5%~10%。

补偿方式简单导致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低于城市居民。在农地征用过程中，多数农民失去了作为生存保障的土地，却又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这使得失地农民成为既有别于一般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的边缘群体，失地又失业，同时缺乏与城市居民平等的就业、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面临着极大的社会风险，由此也引发农村群体事件的加剧。

此外，征地过多也导致耕地大量减少和粮食风险加大。近几年来，国家每年征收的农地中有三分之二是耕地。照此种趋势发展下去，尽管每年可以开垦一部分新的耕地，但优质耕地将会大量减少；如果开垦的土地不能抵补征收的土地，耕地总量就会减少。

征地过多还助长了投资过热和宏观经济失调。当前我国的投资过热和经济过热，除了体制上、主观上的原因以外，廉价土地和资金的过量供给是两个重要的物质条件。事实上，近几年来各级地方政府的“圈地运动”对投资过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病因在于制度软肋

探究这一系列问题产生的根源，实际上还是来自于制度层面：从土地所有制到现行的管理制度以及征地补偿制度，都有值得探讨的地方。

土地制度方面，目前的农村集体所有制的“集体”概念模糊，产权主体不明确。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场合，村民委员会和乡镇政府便成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代表和化身，集体所有权转移到村民委员会或者乡镇政府手中，农民拥有的仅仅是承包地的使用权和集体范围内的转让权。

我国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所存在的土地所有权主体的虚置和模糊缺陷，直接导致责权利的边界不清，以致农民所拥有的实质性的土地产权不被尊重和承认，影响了农民对土地使用权、处分权和收益权的有效运用，进而导致农民经营土地权利的丧失。各级政府在对土地的处置上拥有决定的话语权，而农民个体始终处于被动弱势的地位，对土地被征用及其丧失的土地所有权所蕴涵的利益等缺乏必要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索取权等，也难以说清楚在土地征用中农民权利到底受到多大损害。

而在土地管理制度方面，在现行的体制下，各级地方政府既是国土资源（包括集体土地）的宏观管理者，又是国有土地所有权的实际行使者。管理者和所有者职能的重叠安排使地方政府具有了政治利益最大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双重目标，而这两种目标在短期内又体现出相互促进的特质。在这种双重目标的驱动下，政府行为有可能出现偏差，造成土地不合理的利用和浪费。

在征地补偿制度方面，现行制度带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给地方政府留下了很大的操作空间，导致地方政府在征地补偿时随意性太大。一些地方政府为获取更多的土地收益，或为增加外商投资吸引力，窄化土地补偿范围，压低征地补偿标准，导致农民失地后收入下降。

改革土地制度成当务之急

由此可知，要解决目前农地非农化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必须从制度上对症下药。

首当其冲的便是土地产权制度。中国农业技术经济研究会副会长孔祥智认为，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了国家拥有对土地比较完备的产权(如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置权)，尤其是国家能够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为国家所有。但另一个产权主体——集体却没有完整的土地产权。因此，应赋予集体完整的产权，在法律上对集体土地的合理流转和转让给予充分的肯定和保护。对于农村工业用地，尤其是当供地方与用地方为同一个主体时，政府只应对其进行监督管理，而不应进行过多的干涉。

笔者认为，可以效仿美国等国家，设置所谓的“农地发展权”制度，完善我国农地产权制度。

农地发展权就是改变农地农业用途的权利，其交易包括土地发展权的购买和土地发展权的转让。美国各级政府或者是各级政府中的某个部门以一定的价格从农民手中购买农地的发展权，这个价格通常为所购买土地的市场价格的一半左右；在购买土地发展权的基础上，美国各级政府将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农地保护纳入其城市规划的考虑之中，从而相对减少对农地的占用，达到保护耕地的目的。另外，农民在出售土地发展权后，还可以取得低税或退税等的额外补偿。

其次，必须建立和完善我国土地非农化相关制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创新土地征用制度。通过立法的方式严格控制征地范围，对于按照法律程序征收的土地要合理确定对被征地农民的补偿标准并妥善安置失地农民，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

现有的农地征用补偿机制也需要进一步完善，包括农民土地“权益性收入”机制、土地补偿和利益分享机制、失地农民安置运作机制、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机制、保障公平的法律制度机制等都应被纳入进来。

此外，还需要严格农地非农化听证制度。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农地非农化中，各征地单位修改征用土地基准地价的、修改征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修改对被征地农民补偿标准和后续的安置方案的，应当告知当事人，或者说被征地人具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即被征地人要求听证的，相关主管部门或征地部门应当组织听证，为地方政府践行执政为民、依法行政，以公共服务为取向，加速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提供较为完善的实体和程序保障。

制度变革 篇12

为了实现特定的制度变迁目标, 必须采取相应制度变迁途径和方式。要了解这些内容, 还必须进一步了解制度变迁的不同类型。袁庆明对从制度变迁过程本身进行了分类, 他将制度变迁分为单项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渐进式制度变迁和突进式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等三种形式。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相互组合, 从而形成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和模式。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它的变迁过程也必然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 可以根据我国和我国农村的具体条件, 来选择对我们最优的制度变迁模式。

一、制度变迁路径的类型

对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组合运用可以得到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主要有:

第一个类型是强制性、渐进式、单项的制度变迁路径。这个路径强调,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强制性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其次是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应该是渐进的过程, 因此必然要求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确实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推进土地产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转, 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 提高农村经济效率。因此, 它是在坚持一个大的制度框架的同时, 对该制度框架内具体次级制度的完善, 也正因如此, 由于先从局部的次级制度完善开始, 对整个制度来讲, 也必须是渐进性完善和变化的。只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政府才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第二个类型是强制性、激烈的、整体性制度变迁路径。这个制度变迁路径, 首先仍然要求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求政府这个主体的强制力量运用的比较突出, 在较短的时间实现某一制度的整体移植、改造或者变迁, 因此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和解决必然是激烈的。对某个制度安排来说, 一般以整个制度体系的毁灭、创造或移植为特征, 这样的制度变迁路径可以实现某种制度短期的创建, 制度变迁的直接成本相对要低的多。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必需的, 但政府作用的发挥是不是应该采取迅速激烈的手段, 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种制度变迁路径是诱致性、渐进式、单项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路径, 首先, 要求充分发挥经济体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制度变迁依据的经济原则即利益最大化原则;其次, 由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制度变迁是分散决策的, 因此一项制度变迁的实现必然要能够给大多数经济主体带来利益;再次, 由于单个经济主体力量的弱小, 而不同经济主体为达到某项制度变迁的谈判需要时间, 因此制度变迁必然是缓慢的;最后, 要求经济主体不会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制度变迁必然是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长期过程。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由于我国传统把经济问题政治倾向严重, 严重压抑了经济主体特别是农民按经济原则来推进制度变迁的积极性, 因此需要大力提倡。

第四种制度变迁是诱致性、激烈式、整体性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路径往往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最后选择, 因为当经济主体不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按经济原则获得应得的利益时, 他们就必然采取政治和暴力的手段来强制性实现制度变迁, 当然这种变迁仍然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最初起因的, 比如农民战争等。当然, 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这种制度变迁路径显然不可能发生, 因为农民的利益还远没有只有靠农民采取暴力手段才能得到保证的情况。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模式选择的指导原则

1、必然充分重视农民等经济主体的作用。

系统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可以说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都是利益诱致的结果。换言之, 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农民不断追求潜在利润的过程, 每一次土地制度的创新都是在旧制度无法取得潜在利润时发生的。土地改革, 农民土地所有, 形成对农民的激励机制, 农民积极性提高, 但这种农民私人土地所有制却导致了规模效益的无法实现, 导致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利润无法实现, 也导致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所带来的绩效无法实现。所有这些潜在利润推动合作化、人民公社制度安排的出现。但在这两种土地制度安排下, 无论是国家、集体抑或是农民都未能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相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 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经济绩效重新找到, 监督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基于这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同样, 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造成的许多潜在利润无法得到更好地实现, 进一步的改革必然就会出现。

2、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中的主导作用。

经济个体分散决策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 有着其自身的不足与缺陷。首先, 就是个体理性的问题, 由于个人受制于个体的经验、学识水平的限制, 其理性水平与集体相比总是更加有限;其次是不同个体的经济利益是不相同的, 因此对涉及多个经济主体的制度变迁, 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难免的, 因此就需要他们之间的谈判, 并且只有获得大多数主体的同意或一致同意才有可能实现, 有时候因为谈判和讨价还价成本过高, 某些高效率的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最后, 个体力量一般弱小, 不足于对付某些大型的制度变革。因此, 充分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成为必然的一种选择。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特别是我国农村人口和农村地区占了我国人口和国土的大部分,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个体分散决策推动其变迁的成本有可能更加高昂, 这就特别需要政府合理发挥其强制力量的作用, 积极地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因此政府的主导型作用将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3、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必然是渐进性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必然坚持的, 任何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范围内的改革, 其实质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样,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革只能是在这个框架内的变革, 只能是对这个框架的完善与发展。因此, 这决定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只能是在坚持整体性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单项制度变革, 也必然是局部的, 因此整个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也必然是渐进的。综上所述,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只能走政府主导的、充分发挥农民等经济主体作用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路径。

三、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正如对制度变迁目标的分析一样, 制度变迁的目标并不是制度变迁主体事前设定的目标, 而是事后的分类, 那么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我们能够在事前选择吗?从以上制度变迁不同路径的分类成因来看, 那些分类不过也是一种事后分类, 是人们对已经发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的不同特征加以总结的结果, 但对于人们能否在制度变迁实际发生前, 理性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制度变迁路径, 这恐怕很难说清楚。

从政府角度来讲, 政府由于有暴力机关和国家强制力量作保证, 政府如果想在制度变迁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或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让制度变迁是在一夜之间变迁还是让其自我慢慢演变, 政府确实可以选择。从农民角度来讲, 农民已经将自己手上的权力委托给了政府, 而自己的终极暴力权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 一般不会采取, 而且如果采取了, 其行为的方向又与政府不一致, 或者自身暴力不够强大, 那么农民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权。

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同样涉及到两类制度变迁主体, 一类是以经济原则和经济力量行事的经济主体, 如农民、企业等;另一类是以政治性原则和政治手段行事的政治主体, 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二者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冲突的地方, 但在整个利益上是一致的, 所以只要政府政策得当, 是可以选择适合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路径的。

四、结语

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方式和路径是本文的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笔者专门研究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路径和模式问题, 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是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键, 是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在影响农民现代化的诸多体制因素中, 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 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完善土地流转办法, 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这是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政策创新。其次,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仍然无法突破封闭凝滞的局面。一方面有些农民即使抛荒也不放弃承包权, 有些想放弃承包权却找不到买主;另一方面有些善于种地、想多种地的农民又无法承包到更多的土地。同时, 还有很多农民被迫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没有在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上享有自由权。土地流转出现这种两难局面, 是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完备造成的。最后, 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 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 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 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 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最终, 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 提出了“永佃制”, 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 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在此基础上,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二, 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因素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是极其复杂的。首先, 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出, 农村土地流转领域内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 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的分解与重组, 以及由此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执行主体的数量和规模, 是决定农村产权制度内容体系的重要因素。其次, 政府和农民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对农村土地产权和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等众多问题和经济现象及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即理性水平也是重要因素。再次, 农村土地产权的分解重组与政府和人民理性水平的变化导致了政府和人民利益结构的变化, 从而对政府和农民的行为产生了激励, 从而最终推动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最后, 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结构是核心变量, 其他变量通过影响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结构, 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而影响农村产权制度的变迁。而这个利益结构最主要的构成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收益与成本, 即制度改革的净收益。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过程政治力量和非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情况, 是决定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重要因素。政治力量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等政治主体, 非政治力量主要是指农村中按经济原则即收益成本原则行事的经济主体。它们的力量对比、相互作用的形式和渠道等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有重要影响。

第三,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原则和标准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效率。“任何制度都是适应人的需要而创立起来的, 因而总是具有某种功能, 能给人们带来效应与收益。同时, 制度的形成又离不开人们的设计、组织和维护, 因而需要费用和成本。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表现为效率, 这说明任何制度安排必然存在高效与低效、有效与无效的问题” (袁庆明, 2001) 。事实上, 任何制度的变迁过程, 都可以理解为一个高效率制度安排对低效率制度安排的边际替代的一个过程。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中, 只有当一个新的次级制度安排效率高于旧的次制度安排效率时, 这个新次级制度安排的建立才有可能实现。制度变迁主体必然选择相同收益下成本最小和相同成本下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 不满足这个条件的制度安排肯定不能进入主体选择范围。尽管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迁除了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效率之外, 还存在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路径依赖、制度结构等, 但是制度变迁的效率仍然是制度变迁的首要因素。

第四,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只能走政府主导的、充分发挥农民等经济主体作用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路径。其中, 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政府主导和渐进性上面。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线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由于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领域中非政治主体的经济实力、决策愿望、决策能力的不断提高,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公共选择性, 即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村土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流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同时大规模违规占用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合理、科学地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引导农村土地高效有序地流动, 就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因此, 在现阶段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路径选择, 进而寻找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最优模式, 从而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构建和谐社会都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