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共12篇）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 篇1
纵观我国农村经济改革30年的历程, 呈现出一个基本走向, 就是“体外”改革与“体内”变革相结合。所谓“体内”与“体外”, 是指我国《宪法》总纲规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个基本体制而言, 这个体制自身的演进, 就称其为“体内”变革, 除此以外的农村经济其他各项改革, 均称为“体外”改革。本文拟在改革开放继续深入和家庭承包经营体制长期稳定的前提条件下, 着重探讨“体内”变革与“体外”改革的内在关系及其相结合的一般过程。
“包干到户” (即家庭承包经营) 是中国农民冲破人民公社旧体制的历史性的新事物。 (1) 它被确立为农村集体经济的基本制度以后, 还具有新事物的意义吗?作者认为, 有。因为, 它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活力, 表现出吸收新思想, 采纳新科技, 孕育新因素, 产生新事物的功能本色。所以, 它能够担当起巩固和发展农村基本经营体制的历史使命, 成为引发和推动农村经济深入改革的源头。实践证明, 凡是牵动农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改革举措, 都是开始于“体内”变革萌发的新事物, 尔后见诸于农民群众的实践行动;各地方作调查研究、总结经验, 再由中央统筹全局作出鼓励扶持新事物的决策, 制定“体外”改革的配套政策和措施;有的进入立法程序, 上升为全民共同遵守的国法准则;最终达到推动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的目标。在“体外”改革不断深入的条件下, “体内”变革也在继续深化, 再孕育另一个新的因素, 产生另一个新的事物, 又推动一轮更深层次的循环运行。如此往复, 这就是“体内”变革与“体外”改革内在关系运行的一般反映。作者理解, 这也是中央要求坚持的科学决策程序在农村经济改革中的具体化。后面几个“体外”改革与“体内”变革内在关系案例示意框图 (见图1-4) , 给以实证:
在改革实践中, “体外”改革与“体内”变革是怎样结合的呢?先从剖析“体外”改革与“体内”变革的区别入手, 来认识问题存在的客观性。“体内” 的社会属性即集体公有制经济的基本制度, 是农村经济基础的主体, 就是集体经济所有者和经营者的农户劳动者;同时它还是农业生产力的载体, 就是土地和农业生产资料。这个主体和载体的结构定式, 就是农村土地承包到户的经营制度, 成为我国《宪法》规定的农村经济的基本体制, 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农村的经济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根本任务, 就是要巩固和发展这个经济基础, 从而推动农业生产力的现代化。显然, 在这个基本体制的框架内, 农户劳动者是生产经营决策的主人。在农业生产过程中, 采用什么先进技术、使用什么新的管理方式, 选用什么新的营销手段, 通过什么有利的融资渠道, 等等, 都是由土地承包者农户自主决定的。在这个意义上说, “体内”变革是一种自组织行为。所谓自组织行为, (2) 就是由经营者决策主体, 在追逐一定利益的驱使下, 自发、自主、自动选择或调节、改变生产项目、经济结构和经营方式的过程。这样的过程, 在经济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客观系统, 表现为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许多真正意义的创新事物, 也都是在这样的系统中产生出来的。比如, 首先由农民自发实行的“包干到户”责任制, 随后他们又自发形成的专业户、专业村, 兴办乡镇企业, 进城打工, 离土又离乡,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直到大户经营方式的普遍出现, 这就是一个自组织的行为过程。从发展的观点看, 这个过程是受经济主体的内在力量推动而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不可阻挡的必然趋势。就这个过程而言, 为什么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非要选择“包干到户”的责任制呢?因为当时比“大锅饭”能多产粮食, 吃饱肚子;为什么搞专业户呢?因为亩均收益比“小而全”生产方式高;为什么搞乡镇企业呢?因为工商业的投资利润率要比农业高得多;为什么要选择大户经营方式呢?因为适度规模的雇工经营方式要比原来“小农”经营方式的资产积累率高。可见,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农民的选择是理性的行为, 是体现着农业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变革。
“体外”是相对于“体内”而存在的社会组织系统。“体外”的社会属性, 是农村上层建筑的主体, 是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中央和地方财政及其制定的政策等;同时它还是农村流通中介组织的载体, 就是多种成分的科技、金融、供销、流通事业和企业单位以及各种名义的生产、经济服务组织。这个主体和载体的结构定式, 是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实施的方针政策指导、管理和引导下, 涉农单位和组织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服务, 也就是为巩固和发展农村经济基础、推动农业生产力发展服务。可见, “体外”这个组织系统的社会功能主要是为“体内”那个组织系统服务的。“体外”系统的那些经营活动只有与“体内”系统的经营活动相结合, 才能获得实际的效果和形成现实的生产力。例如一个优良农作物品或一项小额金融贷款, 如果不被农户接受购买, 不在他的生产经营过程中使用, 那就不会发生一点实际效果, 这是普通的生活常识。在我国条件下, “体外”系统是出于什么经营决策动机, 依靠什么内在力量, 与“体内”系统有效地结合起来的呢?作为一个独立法人的企业单位, 经营决策同样要受到利润最大化的支配:其中政府设置的事业单位, 也要受到追求部门和小本位利益的驱使;那些各种名目的经济服务组织, 也存在着谋求自身发展的利益追逐, 这也是一种内在的动力。但是, 它们同时又受到国家支农、惠农、哺农政策和财政纪律的规范、限制和约束, 实际上就是它们的决策, 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界的特定干涉。问题的关键, 是这个特定干涉的方向。总的方向是规范、限制和约束它们在涉农经营中获取利益的警戒线:只准获得一定的额度, 不准获取更多的额度。这条警戒线是由我国宏观调控方针决定的即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很显然, “体外”系统的决策过程存在着利益取向上的矛盾, 有时处于能够多盈利、又不能多盈利的碰撞之中。这就是受到外界强加的特定干涉发挥效力的结果。所以, “体外” 改革这种被组织行为, 在农村改革发展的道路上或多或少的要经历一段艰难和曲折。
最后, 讨论“体外”改革与“体内”变革相结合的问题。如前所述, 两者结合的既定前提, 是要体现“体外”系统为“体内”系统服务的社会功能。在实践中怎样才能得到体现呢?那就是“体外”改革必须根据“体内”变革的需求, 去谋划、设计自身改革的方向和重点。下面, 就作者有过亲身体会的两项改革加以说明。关于改革初期的农村金融改革, 曾经走过一段弯路。1985年1月1日中央颁布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大政策》 (即第4个1号文件) 中指出, 要特别注意扶持农村出现的养殖专业户、专业村, 并明确规定“放活农村金融政策”, “适当发展民间信用”。当时作者还专题解说过这个问题。 (3) 民间信用主要指民间的自由信贷。为什么要强调适当发展它呢?因为它已经和正在农村发挥着积极的融资作用。农村调整产业结构, 促进专业化, 急需大量的资金支持。国家银行和信用社刚刚开始改革, 在还不适应发展形势的情况下, 作为正规金融机构补充——民间信用, 愈显得不可缺少。当时山西省许多地方的专业户和专业村, 就是靠民间小额 (少则几百元, 多则几千元) 融资发展起来的。据调查测算, 太谷、阳城等县通过各种形式的民间信用融资总额已占到农村资金总额的30%以上。各地发展专业户急需的短缺资金, 几乎百分之百是通过民间信用解决的。可以说, 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 出现了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当然, 民间信用是非正规的一种金融, 本身存在不规范的缺陷, 发展中也会产生消极现象。所谓要适当发展, 就是要在发展中对它实行疏导的方针, 支持它发挥作用, 引导它逐渐规范。问题恰恰就发生在这里。1986年夏收季节, 作者正在晋南某县进行考察研究如何帮助规范民间信用的问题。在县城亲眼看到金融主管单位的公务人员, 驾驶大卡车, 拉起取缔私人钱庄、禁止非法集资和反对高利贷的横幅标语, 到街上示威宣传。猛然感到, “急风暴雨”来临了。果然, 以清理整顿为名, 查封了所谓的私人钱庄, 包括村集体办的和合伙办的资金互助会等民间信用组织, 也都被停止活动, 它们销声匿迹了 (实际上转到地下活动了) 。这难道不是重蹈过去曾经走过的一段弯路吗!?
关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决策和立法, 错过了一段最佳的时机。这项被誉为我国农业经营体制重大创新的事物, 为什么从1987年中央肯定了它, 到2006年通过国家的立法, (4) 经过了长达近20年的历程呢?实际上它的孕育产生过程, 早在农村改革初期就开始了。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家庭经营多样化, 农村的各类专业户和重点户迅速发展起来, 从而促进了专业性特色农业的发展, 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新趋势。 (5) 在这个趋势中, 专业化农民最迫切的需求:是要掌握新的生产技术和销售自己的产品, 也就是要学会跨过商品市场流通渠道的两道门槛。怎样才能又快又便宜地学会这个本领呢?在国家科技和流通部门改革的初始阶段, 专业大户和农民技术能手的示范和带动, 成为专业农民缴纳学费最少的一座“学堂”, 即交易成本最低的一种市场中介服务行为。随着专业大户经营绩效的稳定增长, “一户带十户, 十户带一村, 一村带一片”的扩散效应愈加显著, 原型的民间合作服务组织也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 (6) 山西最早出现的是太谷县1985年成立的一个“西瓜研究会”, 就是依托西瓜专业大户牵头创办, 以切磋、交流种植技术和市场销售信息为活动内容的民间组织。这类原型组织的活动有三条明确的界限:一是农民进入市场的流通中介服务的宗旨;二是农民互助的非盈利性质;三是农民自办、自管、自受益的原则。显而易见, 这正是加强调查研究, 总结交流农民专业协会新型经济组织经验的适当时机。可惜的是, 这个时机被错过了。中央出台了一项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文件, (7) 在没有认真总结新事物的经验并扶持它成长起来的情况下, 就把它和原有的集体经济笼统作为基础, 把农民自办服务定为补充;这样过早的按所有制性质排序的政策定位, 造成的结果是, 混淆了对旧体制改革与对新事物支持的政策界限, 势必在实践中强化旧事物的“残余”, 弱化新事物的生机, 容易发生“穿新鞋走旧路”的问题。作者就是在这个政策背景下, 于1991年秋天在山西省定襄县进行了“借鉴日本农协经验, 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实验研究。从一开始, 就是以原有社区服务组织为依托, 加以改造、完善和提高的实验思路。比如, 依托县水局牵头组建水产协会;依托县种子公司组建制种和小杂粮协会;依托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建绿色食品协会;依托西关村组织组建熟肉食品加工协会, 等等。 (8) 坚持这个思路一直进行到1994年底, 于1995年山西省政府发出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民服务协会试点工作的通知”, 又把定襄县确定为6个试点县之一, 仍由作者负责主持。这次试点又根据中央4号文件精神 (9) 再进行调整, 修订组织章程, 去体现“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性质。但是, 由于行为和思维的惯性, 原本残留的“官办”色彩已经变成了它自身的特点, 也是所谓亚型民间合作组织带有的一般特点。通过上述个案的分析, 能够从决策时机的把握上引申出关于改革时效的观点即:过早的或过晚的时效都不佳, 只有适时的时效是最佳。由此可见,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这个新事物, 如果抓住决策和立法的适当时机, 就能获得更佳的改革时效。
总之, “体外”改革与“体内”变革是这样结合的:前者一定要适应后者的需求, 当两者实现相适应的条件下, 才能达到以“体外”改革保障“体内”变革, 推动先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总体目标。但是, 由于一个“体外”改革被组织系统要适应另一个 (“体内”变革) 自组织系统, 前者势必要受到外界强加的特定的干扰, 使前者适应后者的时机选择, 极为重要。抓住适当时机, 就获得了最佳的改革时效;反之, 错过了这个时机, 也就减低了甚至失去了最佳的改革时效。农村经济改革的难点和重点, 往往也就是表现在这些地方。这条实践经验, 能否给出一个规律性的认识即“体外”改革一定要适应“体内”变革的需求, 是我国农村经济改革的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呢?!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 篇2
班级：05811101 姓名：李建国 学号：1120111449
在这本书中，作者从两千多年前的管仲变法开始分析，一直分析到现今的改革开放。通过对中国历届政府的经济改革分析，他得到了一些结论。他认为我国的经济制度实际上早已实现轮回，无论哪次改革，实际上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这四大利益集团互相争斗、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所以，最近三十多年的经济大崛起，与其说是“人类行为的意外后果”，倒不如说是两千多年来经济变革史的一次合理性演进。另外，中国经济制度上的“结构性缺陷”，是一个“建设性结果”，它与维持了千年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有密不可分的重大关系。通过阅读本书，对以下几个问题也有了一些更深层次的理解。
1.经济制度的改革
由习主席领导的新一届中央领导班子，在上任时就明确提出要对我国的经济制度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对于我国目前的经济改革，作者提出我们目前所进行的经济制度的改革，很可能是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以“统一文化”为边界，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体制之间寻找平衡点的非西方式改革。对于以自由市场化为导向，我国在历代的经济变革中，若要实现经济大繁荣，往往是让经济自由发展，让市场来作为经济的主心骨。对于“统一文化”为边界，当经济自由发展时，往往会出现地方强，中央弱的局势，这样就会出现地方起义等等不利于“统一”的不和谐因素。所以，要以“统一文化”为边界。这样，有了导向，有了边界，我们就可以在民主法治与中央集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使得经济利益最大化。
2.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改革
或许是受分税制的影响，中央财政以及全国一百多家央企的获益能力越来越强，而地方财政的主要收入则严重依赖于土地收入。而随着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和各种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地方财政进一步吃紧（这或许对我国只增不降的房价做出了一定贡献）。中央与地方的矛盾日益激烈。因此，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扩大地方财政的良性收入成为中央与地方之间改革的首要任务。总而言之，只有中央与地方重新切分“蛋糕”,才有可能做大“蛋糕”。
3.国有经济专营的问题
国有经济在我国处于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它的存在一直是饱受争议的。一些激进人士认为，我国应将所有的国有经济全部都私营化，他们的观点或许有一些道理，因为若将国有经济私营化，可以使全民都参与到国有经济占有的顶层经济
邻域中，削弱国有经济在一些传统行业的垄断地位，使全民都获得很大的利益。但若将其全部私营化，这必将”弱中央，强地方”，其或许会突破”统一文化“的边界，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另外，对于国有经济的存在问题，早在汉朝就有一次盐铁会议来讨论这个问题。在这次会议中，国有专营的支持者桑弘羊提出的”桑弘羊之问”至今都没有一个很合理的解决办法。他当时提出的”桑弘羊之问”是如果不执行国营化政策，战争的开支从哪里出？国家的财政收入从哪里得？地方割据的景象如何化解？因此，国有经济并不是要怎么消灭，而是要怎么改革，怎样改革才能使国民受到的利益最大化。若想让国有经济充分发挥其职能，使其利益最大化，让其充分进入市场，让市场作为其导向或许是最有效的手段。若要让市场在国企中发挥充分的作用，或许在国企中让政、党、企分开是一种有效的办法。其次就是国营企业的利益在分配问题，可以将国营企业所获得的利益进行中央与地方的重新分配，也可以将其一部分注入社保基金池，这样可以使的更多的国民从国营企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4.新兴势力------互联网
对于互联网这个新兴的势力来讲，虽然它起源于美国，但是它对中国的影响可能远大于美国。由于其发展迅速且国有经济在这个领域几乎毫无作为，且在这个领域尚未形成垄断，所以它的各个阶层的利益均可由参与者进行瓜分。所以在这个新兴势力上获得的利益或许远大于被国有经济垄断某些传统行业。
融入数字经济大变革 篇3
一如蒸汽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发展历程，以数字技术引领的数字化正在深刻影响整个商业世界。这场数字化转型主要由消费市场推动。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深入发展，消费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从产品的设计、生产直到销售全过程），表现形式是分享、塑造、资助、生产和共有。
数字技术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人们获取、使用和共享信息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致使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发生变化，最后新商业模式应运而生。
从市场变化看，数字化重组了市场资源要素。因为数字化降低了市场准入门槛，让企业跨界经营成为可能。过去两三年里，许多借助数字技术兴起的企业开始颠覆一些传统行业。比如Uber和滴滴打车占领出租车市场。数字化还降低了企业经营成本，尤其是研发成本和营销成本，凭借数字化手段，许多新颖营销方式不断涌现，让企业品牌知名度迅速提高。
数字化另一重要影响是，企业能及时洞察消费者需求。通过运用大数据、移动互联等技术，企业能够在较短时间内获取大量消费者的相关需求，方便企业在研发、生产、营销等方面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
数字化对中国企业而言既是挑战又是机遇。中国没有经历西方国家那种从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到信息化的演进过程，而是同步并联式发展。可以说，在向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国企业与西方企业处于相同的位置。
构建新颖客户关系。早在1973年，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曾在书中写道，“满足客户的需求是每一个企业的使命和宗旨。”这本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道理，但很多企业（尤其是一些大型企业）深陷于内部的流程问题和权力斗争，而忽视了这一点。
很明显，这场融合了Web、社交媒体、移动商务和云计算的数字化风暴正在引发商务领域的巨变，而且在与企业博弈的过程中，客户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占据了主导地位，重新为王。现在，企业要“当心了”。
传统的CRM系统已经无法满足业务需求。因此，受制于这些旧系统的企业越来越处于劣势地位。要想重新获得主动权，企业必须采用21世纪的客户互动模式。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实时了解客户需求，在多种渠道上提供个性化的客户体验，并不断优化。只有以数字经济为核心，利用强大的分析功能来追踪客户的行为和想法，企业才能实现实时的端到端客户互动。
这一领域的领先企业连同其合作伙伴都在为所有员工（不仅是一线员工）提供客户互动工具和相关洞察，帮助提高销售效率，交付卓越的客户服务。这些企业明白，所有员工都需实现互联并获得相关支持，从而重点关注客户需求，提供卓越的客户体验。
很多研究显示，企业可以凭借产品功能和定价赢得客户，却往往输在客户服务上。但这只是一种人为的区分。事实是，在企业提升客户满意度的过程中，功能、定价和服务都是不容忽视的焦点。这也充分体现了彼得·德鲁克关于企业使命的观点。所以，企业要想成功转型，就必须抓住重点。企业必须全面整合研发、市场营销、销售和服务等流程，才能交付无缝的端到端客户体验。最佳绩效企业已经开始进行业务转型，并在这方面处于领导地位。它们采用极具创新力的方式，通过互联网让所有产品和服务实现互联，进而为客户交付更高价值。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客户占据着明显的优势地位。因此，企业要想构建有效的以客户为中心的体验，这绝非易事。因为企业不仅要集成世界一流的技术，还得改变原有的组织结构和流程。更重要的是，企业还必须双管齐下。企业还需要权衡人才和技术这两方面的投资，这样，才能确保原有的业务模式不会阻碍整个企业开展实时、有效的客户互动。
企业需围绕客户亲密度重新进行定位，而这又要求企业CEO和所有C级高管全身心投入，并发挥领导才能。也就是说，不只是销售、服务和营销高管，所有高管都须同心协力，提高客户关注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推动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实现长足发展。
现在是大胆创新的最佳良机，因为身边的一切都在改变。随着消费者掌握主动权及C2B时代全面开启，CRM的概念已今非昔比。客户正在通过数字设备和社交网络实现紧密互联，所以企业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了解如何提高客户满意度和留住客户。这也就难怪麦肯锡在2014年的一项全球研究中发现，所有数字化优先事项中，客户互动在重要性和开支方面都居首位。
领先企业已经在开展所有工作的过程中，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并采用真正的全渠道手段，在不同渠道提供一致的客户体验。例如，作为中国最大的乘用车销售商，广汇汽车服务股份公司已经采用SAP的客户互动与商务解决方案来支持其业务转型，从而利用以客户为中心的售后和租赁服务，实现线上创新。联想集团作为总部位于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通过SAP hybris电子商务平台，优化了端到端业务，提升了用户体验。同时，联想还通过在HANA数据中心上托管的复杂目录管理系统，构建了E2E解决方案，从而推广其HANA业务。此外，联想还采用了SAP SCM，并实施了与SAP ECC实时整合的规划流程。
掘金大数据。随着数字技术的普及，几乎每家企业都面临着海量数据，如何从这些数据中淘到真金成为考验一家企业是否具有数字化能力的标志。虽然许多企业采集的客户信息越来越多，但它们却并不善于利用这些信息。一般来说，企业98%的数据都是暗数据（暗数据是指那些需要资金来存储、保护和管理，却没有得到高效利用，不能提升商业价值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这些数据还分散在多个数据库中。这就使企业难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客户视图。所以，当客户开始接触那些真正关注客户服务，了解并能满足客户需求的企业时，这些缺乏完整视图的企业将毫无竞争力可言。
卓越的客户服务就像黏合剂，能拉近企业与客户的距离。为此，我们需要一场数据变革，支持企业实时访问具有相关性、基于情境的信息，而不是只满足于获得原始数据。利用恰当的系统，企业将能够准确洞察客户需求，甚至了解客户的客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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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数据变革对企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只有准确把握数据变革，才能在竞争中赢得强大的优势。幸运的是，企业可以着手进行数据变革。几个月前，我在一篇文章中详细介绍了SAP新推出的SAPS/4HANA的颠覆性功能。从本质上来说，该套件支持企业整合数据、克服数据带来的感官负载，并实现实时管理。该套件还将ERP系统从一款记录系统转型成了创新系统，能帮我们洞察现在并筹划未来。请注意，该套件并不是传统数据仓库和商务分析的更新，而是一款更强大的新应用套件。该套件的关键优势在于速度，因为SAP S/4HANA能够实时交付信息，确保用户能随时利用信息。毕竟，我们不可能为了生成报告等待3天时间，哪怕是3个小时也不行。
另一个可喜的现象是，中国政府力推的“互联网+”战略为中国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契机，企业将有机会搭乘顺风车，率先抵达数据变革的最前线。为了支持“互联网+”行动计划，中国电信公司宣布每年至少投资800亿元人民币（约合129亿美元）来打造“互联网+”产业生态圈。
打造数字化价值链。数字经济为企业创造了许多新的业务机会，而且这些机会涉及价值链的方方面面。但是，企业要想抓住那些机会，就必须快速、灵活地利用数据，因为数据是推动数字化业务运营和创造增值业务成果的动力。如今的现状是，价值链由过时的系统、脱节的流程和分散的信息提供支持，毫无疑问，这会让企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而且，企业将无法在覆盖多个业务领域的端到端流程中，及时制定决策。而流程本身的脱节更会进一步延误决策。
复杂性是整个价值链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随着企业向数字经济转型，并采用物联网、社交媒体，及其他外部的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流，整个价值链将变得更加复杂。而要解决这个问题，企业需在内部构建一个灵活的数字化核心平台。这样，企业就能够对财务、供应链、研发和制造等核心业务流程执行平台迁移，并实时整合业务流程和商务分析，从而实现更智慧、更快速和更简单的运营。
借助先进的内存计算技术，企业终于能够摆脱批处理模式下的业务运营，也无需再构建复杂的流程来突破传统技术的限制。事实上，数字化核心能帮助企业化繁为简，并释放数字化业务的全部潜能。
借助由数字化核心平台驱动的数字化价值链，企业将有机会提升业务价值和优化客户体验。该平台能够支持企业在所有业务领域实时制定决策，有效执行数字化价值链的重要一环。这样企业就能专注于战略性优先工作，而非花时间维持系统的正常运营。浙江格凌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空气流体设备制造商，从事压缩机和真空泵的生产制造。借助SAP S/4HANA，格凌能够对生产流程和数据进行标准化，实现系统集成和全面自动化，从而在提升供应链速度的同时极大降低成本。
我在与很多客户CEO交流时发现，他们一直在探寻一种有效的途径，以提高创新能力，实现数字化转型，并构建全新的业务模式。企业应该明白，向数字化转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任重而道远，但必须立即行动，在专业技术和服务的帮助下，逐渐打造数字化能力，尽快融入数字化时代。
作者为SAP大中华区总裁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的变革 篇4
一、计划经济体制时期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受马克思恩格斯的经济理论以及苏联经济模式的影响下,在中国开展了以计划为主体的计划经济模式。“计划经济实际上是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极端化的模式。各级政府部门的经济计划深入经济运行的程度,取决于政府对国民经济的控制手段和力量。”[1]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直接占有了几乎全部重要的社会资源或财产,从而也控制了几乎全部的社会机会。国家既是政权机构,又是财产所有权的拥有者。人民的劳动所得,通过政府对社会的宏观把握平均分配到每个人手里,人人参与劳动,人人就会有所得。表面上看,这样的经济体制相对来说比较公平、合理。但是由于长期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使人们的思维模式趋于定势,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下,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忽略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市场的作用并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影响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
直到1982年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总结以往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决定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会议指出:“现在我国经济管理体制的一个严重缺点是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领导地大胆下放,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营管理自主权。”[2]这是党中央在认识到计划经济存在的问题后首次提出让更多的经营者拥有自主权,同时会议也提出了价值规律的重要性,指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注意把思想政治工作和经济手段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干部和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2]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明确指出:“我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有计划的生产和流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主体。同时,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由市场来调节。”[3]自此,党中央已经认识到了市场调节作用的重要性。但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的影响较深,还看不到计划经济的体制性弊病,只是将市场作为必要的、有益的补充。
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时期
十二届三中全会后,人们发现,“体制外”的非国有经济沿着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化取向”推进,取得了巨大成功。这说明党中央在将权利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所有权有目的性地下放给私有企业,促进了私有企业的市场活力,推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同时国有经济也暴露出了严重问题,与私有经济相比,国有经济相对缺乏活力,发展相对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依据前一阶段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理论。1982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提出了商品经济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决定》中提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要求依循价值规律的作用,突破计划经济时期的传统、滞后的观念,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逐渐取代传统的计划经济时期,这标志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时期正式到来,也表示党中央认识到了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不可或缺的作用。这一观点的提出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由原来简单、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变为在市场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商品经济,这是我国经济模式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等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的出现,党中央认识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存在的弊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经济运行机制。这是在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实践经验之上提出了市场的作用不可忽视,说明党中央在这次会议之后,更多人开始关注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时期
随着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作用也日益凸显。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同时也要看到市场有其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面,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4]1993年党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中提出了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作用,并将市场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规律,描绘了市场经济的蓝图。这也说明,党中央通过前一阶段的实践经验,又一次认识到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已经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正逐渐显现。以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此正式建立,这标志着我国正式进入市场经济时代。
2002年召开的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的重要任务,这也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总方向和依据。党的十六大提出的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思想,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任务和具体部署。指出要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并健全国家宏观调控。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5]并利用宏观调控的导向作用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这说明党中央从计划经济时期到现在的市场经济时期,逐步认识到市场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的作用并把它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但同时也存在自发性和盲目性,必须寻求有计划有战略的思想部署来弥补其缺陷。因此,在2010年10月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报告中主要强调了宏观调控的作用,进一步指出要把短期利益与长期发展的政策在宏观调控的作用下合理分配。
参考文献
[1]武力.中国计划经济的重新审视与评价[J].当代中国史研究,20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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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
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共） 篇5
——读《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有感
王 威 中交天航滨海环保浚航工程有限公司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更像是一本历史书，一旦翻开，你会不由自主投身于历史的长河中，跟随着历史的脉络，一起喜怒哀乐，无法自拔：分分合合之间，改革者的睿智会让你深深折服；统治者的贪婪和残暴会使你感到愤怒；民众对安定生活的向往和集权压迫之下的无耐会使你心生怜悯；明清开始的闭关锁国让你感受到痛惜；列强炮火轰开国门那一刻你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革命先烈们为民族独立作出的惨痛牺牲会使你肃然起敬；建国初期走过的弯路会让你感受到迷茫；当然，改革开放后的全新探索将你拉回现实，重拾信心…
关于历史
有人说，“中国人从来认为今不如古，前人比今人聪明”,其实我更愿意相信“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改革史、一部全面深化改革的文明史。”,追寻历史，会使你更加看清历史的脉络，照亮前行的路。
“经济结构决定上层建筑”,两千多年以来，中国经历了数十次重大的变革，而这些变革又大多围绕着经济展开的，改革的动力往往来源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无产阶层、有产阶层四大利益阶层的利益的分配和博弈。为了缓解矛盾、加强集权，统治阶层尝试着各种改革，改革得当时，使得政权在短时间内得以加固，民众也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机会；改革失利时，民众便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政权也因此被颠覆。如此循环，便陷入了一个分分合合的怪圈。
“关于政治经济、经济发展、经济时代问题，都要理解决策者背后的思维模式和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一群人对环境的解释，以及对该环境如何调理出秩序，所提出对决策背后一套共有的思想模式。”封建社会有着明显的阶层界限，“君”、“臣”、“民”等级分明，出于这样的意识形态，统治阶层会想法设法巩固自己的地位，温和的时候采用的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的方式，厉害时便成了赤裸裸的“愚民”,使百姓不敢怒、不敢言。朝代在变，经济形态也有先秦时期的贵族经济，演变为以贵族为主的贵族经济，最终定型为士绅经济，但是这些经济形态的本质始终是官商经济，也就是说广大的民众一直处于被动的、严重受剥削的现状。
关于现在“由于中华民族对国家统一的天然、终极性诉求，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保持着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因此，有人提出了中国会不会再次陷入“合合分分”怪圈的担忧，国外甚至出现了“中国崩溃论”的声音。
我想这种疑虑和担心是不恰当的，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总结历史的原因。中国的政治体制虽未有大的改变，但是执政的理念却有着本质的区别。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种宗旨实际上是最大、最彻底的一次改革，它将出发点和落脚点都集中在了广大民众身上。但是这种改革需要突破千百年来形成的意识形态和固有利益既得者的利益，改革的阻力和路途的艰辛可想而知。
我们的改革，意味着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转型，在此期间，“旧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逐渐消失，丧失作用，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规范体系在短时间内又难以建立，从而形成了‘价值真空’、‘规范丧失’等无序现象。”这也使得我们价值观念、文化出现了一些冲突，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弊病：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食品安全、空气污染、诚信危机等等。制度上监管的缺失，出现了许多官员贪污受贿的案件，导致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我们确实存在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习近平等新一届领导很快开始整治这些问题，让我们看到了全新的面貌。改革的举措和力度让人振奋，共产党员从自身做起、从中央做起，全国范围内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深刻查找存在的问题。中央“八项规定”和反“四风”活动，就是要重新立规矩、树立文明和谐的新风向。“要将权利放进制度的笼子里”,开展了全面的反腐败斗争，一系列重大腐败案件的查处，许多重要国家行政人员的落马让我们看到了利益集团的根深蒂固和危害性，“石油帮”、“秘书帮”包括军队里查处的腐败案件显得触目惊心，但同时也看到了改革的决心，坚定了对国家改革举措的信心。
其他的一些改革举措对经济的作用也是立竿见影，土地改革、政府权利的下放、商业改革包括取消一些行政许可事项、取消了许多职业资格证书无不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激活了社会的活力。
关于未来
“中国梦”让我们对于未来有了全新的认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预示着全面深化改革大幕的开启。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的提出，不仅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更重要的是阐明了改革的性质和根本任务，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抓手和总方向。我们要“文化自信”,就是要我们总结和传承传统文化，凝练历史精髓，主动探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亚洲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亮相国际舞台，体现了大国的自信和担当。
我们已经勾勒出宏伟的蓝图，但是改革前进的道路必定有许多“新常态”,我们会有新的机遇，也会面临新的难题和挑战。我们必须以“三严三实”为指导，用“严”和“实”的态度和行动推进改革事业。
全球经济增长新变革到来 篇6
而在八年前，希腊在“让奥运回家”口号的鼓动下，雅典奥运会预算为46亿欧元，而事后超支24亿欧元，达到70亿欧元，即总投入约占到2004年希腊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给原就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财政增加了91亿美元的财政缺口，加重了其债务负担，成为了现在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之一。
现今，伦敦奥运会已结束，但英国国内仍受信贷紧缩、欧债危机影响，预计英国未来经济增长仍将十分缓慢，可见英国想靠奥运会重新提振国内经济的美好愿景也无法实现。
阴云散不开的欧洲
不仅仅是奥运会，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2012欧洲足球锦标赛，也被世人笑称为“欧债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四个在债务危机当中被戏称为“笨猪四国”的足球队，全部进入了最后的决赛阶段，欧债危机的步步惊心，无疑给这场比赛增添了更多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德国的一家生物药品公司称，打算停止向希腊供应药品，原因是希腊欠账太多，更有德国媒体声称：德国队与希腊队的比赛结果将决定新的救助条款。而希腊媒体的火力更猛，“默克尔，你们的债务人杀进四分之一决赛啦!”“放马过来吧!总理，你永远别想把希腊扔出欧元区！”种种言论充斥着希腊的报纸和网络。
毫无疑问，本届欧洲杯在球场外经济表现差劲的国家，在球场上却是春风得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四个身陷“债务泥潭”的国家足球队，占据了欧洲杯八强一半的名额。可惜足球场上的胜利，却无法让他们国家的经济在债务危机中赢得转机。
为了应对欧债危机，目前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已经接受了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的纾困资金，但前提条件是通过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来减少借债。为了抵消财政紧缩带来的衰退影响，欧洲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以促进对私人部门的贷款。
据统计，欧元区5月份失业率已达11.1%，为欧元诞生以来最高;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4.6%，为欧洲最高。与此同时西班牙又在7月宣布了一项总额为65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新的紧缩措施将导致其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与更高的失业率。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实施了两轮与该地区银行达成的回购协议，总额达到1万亿欧元。其目的本来是为了缓解这些银行在去年11月份遭遇的流动性危机，但欧洲央行的举措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影响——在外国投资者撤出之际，这些银行成为本国政府债券的主要购买者。7月5日欧洲央行将支付给银行的存款利率下调至零，旨在鼓励银行增加贷款，但银行似乎并不认同，各个银行大多按兵不动。这是因为欧洲的银行用欧洲央行提供的新流动性购买主权债务，而不是为私营部门提供贷款，这种做法与美国银行的超额储备高达1.6万亿美元来应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做法如出一辙。
显然，2009年以来，欧洲央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扮演了全球经济的主导角色，但它们既没有能结束债务危机，也没能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美国大选前的谜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的日子似乎也不太好过，新一届的总统大选，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却是财政、能源以及医疗政策领域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现在，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自己明年的实际税率将是多少，因而他们也无法提前进行财务规划，如果将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放在经济模型框架下考察你会得出，企业流动资产比率以及居民储蓄率都将上升的结论，而这一结果将抑制支出增长，从而直接关系到GDP。美国家庭总负债与总收入总比重已从2007年的泡沫峰值134%下降至近114%，在过去五年中前所未有地跌去了20个百分点达到九年最低。此次财富缩水的影响对于美国就等同于一场八级“财富地震”，正如地震之后通常伴有余震一样，财富缩水的余震效应正是近三年来衰退过后的复苏阶段美国面临的最大障碍。“余震期”的美国在未来很多年都将很难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意味着，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模式将发生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产生巨大的通货紧缩效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公开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债券收益率以及预期回报率压制在一个超低水平。
世界知名经济机构都对未来一两年的全球经济走势做出了预测，预测显示，未来一两年经济发展速度将更加缓慢。如瑞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就预测了全球经济将在2012年增长3.4%，联合国发布的报告预测也显示，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计从半年前的3.6%下调到2.6%，发达经济体将陷入泥潭，新兴经济体也无法独善其身。各种数据均说明了，全球经济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边上“蹒跚前行”。世界各大经济机构之所以产生如此悲观的预测，其根据是未来一两年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将更加艰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去杠杆化和国家财政紧缩，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将在艰难复苏。
美国主导地位不会动摇
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参与引导能力不断提高，欧洲以及美国也积极参与到应对经济危机、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调工作中，这就推动了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长期累积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利益分配不公，受金融危机的持续作用和影响，在加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路径上出现新的变革，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但并不意味着目前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以及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作用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他们拥有先进技术、丰富的资金资源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且有着极强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世界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还将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促使当代相互依赖型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国家不得不对发展中国家做出重大让步，这也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现有版图、格局和秩序，并有可能为未来一段时期奠定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农村经济体制变革 篇7
为了实现特定的制度变迁目标, 必须采取相应制度变迁途径和方式。要了解这些内容, 还必须进一步了解制度变迁的不同类型。袁庆明对从制度变迁过程本身进行了分类, 他将制度变迁分为单项制度变迁和整体制度变迁、渐进式制度变迁和突进式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等三种形式。而这些不同类型的制度变迁过程可以相互组合, 从而形成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和模式。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它的变迁过程也必然符合这一制度变迁的一般规律, 可以根据我国和我国农村的具体条件, 来选择对我们最优的制度变迁模式。
一、制度变迁路径的类型
对于不同制度变迁方式的组合运用可以得到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主要有:
第一个类型是强制性、渐进式、单项的制度变迁路径。这个路径强调, 首先要发挥政府的强制性力量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其次是政府为主导的制度变迁应该是渐进的过程, 因此必然要求是一个由局部到整体、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这确实符合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实际上是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础上, 推进土地产权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流转, 从而实现土地资源的合理流动, 提高农村经济效率。因此, 它是在坚持一个大的制度框架的同时, 对该制度框架内具体次级制度的完善, 也正因如此, 由于先从局部的次级制度完善开始, 对整个制度来讲, 也必须是渐进性完善和变化的。只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政府才能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
第二个类型是强制性、激烈的、整体性制度变迁路径。这个制度变迁路径, 首先仍然要求政府在制度变迁中发挥主导作用, 其次是要求政府这个主体的强制力量运用的比较突出, 在较短的时间实现某一制度的整体移植、改造或者变迁, 因此这个过程中各种矛盾的表现和解决必然是激烈的。对某个制度安排来说, 一般以整个制度体系的毁灭、创造或移植为特征, 这样的制度变迁路径可以实现某种制度短期的创建, 制度变迁的直接成本相对要低的多。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政府主导作用的发挥是必需的, 但政府作用的发挥是不是应该采取迅速激烈的手段, 则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第三种制度变迁路径是诱致性、渐进式、单项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路径, 首先, 要求充分发挥经济体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制度变迁依据的经济原则即利益最大化原则;其次, 由于不同的经济主体对制度变迁是分散决策的, 因此一项制度变迁的实现必然要能够给大多数经济主体带来利益;再次, 由于单个经济主体力量的弱小, 而不同经济主体为达到某项制度变迁的谈判需要时间, 因此制度变迁必然是缓慢的;最后, 要求经济主体不会采取激烈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目标, 因此制度变迁必然是从局部到整体、从量变到质变的一个长期过程。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由于我国传统把经济问题政治倾向严重, 严重压抑了经济主体特别是农民按经济原则来推进制度变迁的积极性, 因此需要大力提倡。
第四种制度变迁是诱致性、激烈式、整体性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路径往往是一个社会变革的最后选择, 因为当经济主体不能够通过经济手段按经济原则获得应得的利益时, 他们就必然采取政治和暴力的手段来强制性实现制度变迁, 当然这种变迁仍然是以利益最大化为最初起因的, 比如农民战争等。当然, 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这种制度变迁路径显然不可能发生, 因为农民的利益还远没有只有靠农民采取暴力手段才能得到保证的情况。
二、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模式选择的指导原则
1、必然充分重视农民等经济主体的作用。
系统考察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 可以说建国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都是利益诱致的结果。换言之, 建国后农村土地制度变迁的过程是农民不断追求潜在利润的过程, 每一次土地制度的创新都是在旧制度无法取得潜在利润时发生的。土地改革, 农民土地所有, 形成对农民的激励机制, 农民积极性提高, 但这种农民私人土地所有制却导致了规模效益的无法实现, 导致社会分工所带来的利润无法实现, 也导致了土地、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优化配置所带来的绩效无法实现。所有这些潜在利润推动合作化、人民公社制度安排的出现。但在这两种土地制度安排下, 无论是国家、集体抑或是农民都未能实现各自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相反,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赋予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 激励机制所带来的经济绩效重新找到, 监督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基于这些,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取代人民公社制度。同样, 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造成的许多潜在利润无法得到更好地实现, 进一步的改革必然就会出现。
2、充分发挥政府在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中的主导作用。
经济个体分散决策为主导的制度变迁过程, 有着其自身的不足与缺陷。首先, 就是个体理性的问题, 由于个人受制于个体的经验、学识水平的限制, 其理性水平与集体相比总是更加有限;其次是不同个体的经济利益是不相同的, 因此对涉及多个经济主体的制度变迁, 不同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是难免的, 因此就需要他们之间的谈判, 并且只有获得大多数主体的同意或一致同意才有可能实现, 有时候因为谈判和讨价还价成本过高, 某些高效率的制度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最后, 个体力量一般弱小, 不足于对付某些大型的制度变革。因此, 充分发挥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成为必然的一种选择。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特别是我国农村人口和农村地区占了我国人口和国土的大部分, 对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个体分散决策推动其变迁的成本有可能更加高昂, 这就特别需要政府合理发挥其强制力量的作用, 积极地推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革和发展, 因此政府的主导型作用将是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
3、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必然是渐进性的。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必然坚持的, 任何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范围内的改革, 其实质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样, 以家庭联产承包为基础的、家庭分散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相结合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我国在农村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革只能是在这个框架内的变革, 只能是对这个框架的完善与发展。因此, 这决定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只能是在坚持整体性制度不变前提下的单项制度变革, 也必然是局部的, 因此整个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也必然是渐进的。综上所述,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只能走政府主导的、充分发挥农民等经济主体作用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路径。
三、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的模式选择
正如对制度变迁目标的分析一样, 制度变迁的目标并不是制度变迁主体事前设定的目标, 而是事后的分类, 那么不同的制度变迁路径我们能够在事前选择吗?从以上制度变迁不同路径的分类成因来看, 那些分类不过也是一种事后分类, 是人们对已经发生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变迁的不同特征加以总结的结果, 但对于人们能否在制度变迁实际发生前, 理性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制度变迁路径, 这恐怕很难说清楚。
从政府角度来讲, 政府由于有暴力机关和国家强制力量作保证, 政府如果想在制度变迁中发挥自己的作用或在多大程度上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发挥作用, 让制度变迁是在一夜之间变迁还是让其自我慢慢演变, 政府确实可以选择。从农民角度来讲, 农民已经将自己手上的权力委托给了政府, 而自己的终极暴力权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 一般不会采取, 而且如果采取了, 其行为的方向又与政府不一致, 或者自身暴力不够强大, 那么农民其实并没有什么选择权。
对于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来讲, 同样涉及到两类制度变迁主体, 一类是以经济原则和经济力量行事的经济主体, 如农民、企业等;另一类是以政治性原则和政治手段行事的政治主体, 如中央和地方政府。二者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也有冲突的地方, 但在整个利益上是一致的, 所以只要政府政策得当, 是可以选择适合我国的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路径的。
四、结语
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方式和路径是本文的中心任务。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笔者专门研究了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路径和模式问题, 初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是解决我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的关键, 是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核心。中国的现代化有赖于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 在影响农民现代化的诸多体制因素中, 土地制度是最重要的因素。在稳定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基础上, 允许土地承包经营权合理流转, 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也是党在农村的一项重要政策。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农户在承包期内可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完善土地流转办法, 逐步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这是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政策创新。其次, 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地仍然无法突破封闭凝滞的局面。一方面有些农民即使抛荒也不放弃承包权, 有些想放弃承包权却找不到买主;另一方面有些善于种地、想多种地的农民又无法承包到更多的土地。同时, 还有很多农民被迫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 没有在土地经营权有偿转让上享有自由权。土地流转出现这种两难局面, 是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不完备造成的。最后, 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民自发创造的、不规范的制度安排, 后来由于地方政府的作用, 才使其逐渐规范起来。但它仍是“一种尚未完全成熟和定型的制度和组织体系, 其本身还存在着一种重大的制度和组织缺陷, 隐含着一些重大而长期的基本矛盾”。最终, 由中央政府借助社会科学界的力量推动土地制度创新的发展, 提出了“永佃制”, 其制度化水平远远高于土地承包制, 为土地使用权和经营主体提供了长期化和稳固化的制度基础和法律形式。在此基础上, 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必然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第二, 影响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因素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形式是极其复杂的。首先, 从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历程我们可以看出, 农村土地流转领域内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的发展, 农村土地产权权能的分解与重组, 以及由此决定的农村土地产权权能执行主体的数量和规模, 是决定农村产权制度内容体系的重要因素。其次, 政府和农民对于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 对农村土地产权和专业化与分工水平等众多问题和经济现象及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即理性水平也是重要因素。再次, 农村土地产权的分解重组与政府和人民理性水平的变化导致了政府和人民利益结构的变化, 从而对政府和农民的行为产生了激励, 从而最终推动农村产权制度的改革。最后, 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结构是核心变量, 其他变量通过影响政府和农民的利益结构, 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而影响农村产权制度的变迁。而这个利益结构最主要的构成就是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收益与成本, 即制度改革的净收益。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过程政治力量和非政治力量的对比变化情况, 是决定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重要因素。政治力量主要是指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等政治主体, 非政治力量主要是指农村中按经济原则即收益成本原则行事的经济主体。它们的力量对比、相互作用的形式和渠道等对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有重要影响。
第三,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原则和标准是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效率。“任何制度都是适应人的需要而创立起来的, 因而总是具有某种功能, 能给人们带来效应与收益。同时, 制度的形成又离不开人们的设计、组织和维护, 因而需要费用和成本。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表现为效率, 这说明任何制度安排必然存在高效与低效、有效与无效的问题” (袁庆明, 2001) 。事实上, 任何制度的变迁过程, 都可以理解为一个高效率制度安排对低效率制度安排的边际替代的一个过程。在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中, 只有当一个新的次级制度安排效率高于旧的次制度安排效率时, 这个新次级制度安排的建立才有可能实现。制度变迁主体必然选择相同收益下成本最小和相同成本下收益最大的制度安排, 不满足这个条件的制度安排肯定不能进入主体选择范围。尽管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变迁除了取决于制度变迁的效率之外, 还存在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路径依赖、制度结构等, 但是制度变迁的效率仍然是制度变迁的首要因素。
第四,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只能走政府主导的、充分发挥农民等经济主体作用的、强制性与诱致性相结合的、渐进式的制度变迁路径。其中, 最主要的特征表现在政府主导和渐进性上面。政府主导主要表现在由政府设置制度变迁的基本路线和准则、实施制度供给、限制微观主体的制度创新活动和促进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发生。而渐进性则主要表现在从增量改革逐渐向存量改革过渡、从局部改革逐渐到整体性推进和先易后难的变迁进程。由于我国农村和农业经济领域中非政治主体的经济实力、决策愿望、决策能力的不断提高,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的公共选择性, 即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力量将会越来越大。
摘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村土地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流动, 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 但同时大规模违规占用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如何合理、科学地配置农村土地资源, 引导农村土地高效有序地流动, 就需要有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因此, 在现阶段研究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革路径选择, 进而寻找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变迁最优模式, 从而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对于发展农村经济、发展农业、构建和谐社会都有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经济新常态催生会计变革 篇8
1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1.1 第二产业结构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证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由原先的高速增长转变为现阶段的中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也不断地进行转型和优化,社会经济模式也进行着转变。相关经济数据表明,我国2014年第二产业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2%。在现在环境承载力越来越差的环境下,一些第二产业的企业意识到资源型的企业不能仅依靠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发展,这样的产业发展在现行社会的经济下,已经是过去时,以靠近原产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获得丰厚报酬也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和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把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人才密集型”转化。
1.2 创新是发展主流路径
近些年来,各行各业不断地在提“创新”一词。如今,创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只有创新,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是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强动力。各行各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理念创新,都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使企业的经济健康、稳健,从而产生质的飞跃。
1.3 消费方式多样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前几年,大多数人民的高消费属于一种模仿性的消费模式,人们经常去购买类似的商品。但是在现阶段,商品种类不断增加,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已成为不同时代人的主流,而且消费模式也更加理性化。同时,政府也需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鼓励企业通过创新来生产更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但也要保证消费者本身的健康利益,采取正确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者消费,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2 经济新常态下的会计变革探究
2.1 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各行各业,无论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还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与转型,都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地提高员工的素质,才能促进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会计的变革和转型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其代表着会计与新经济环境相适应,属于一种新型的会计理念。传统会计领域的操作,多是以资金、存货及设备等物质资源为中心,人的因素在会计行为中被忽略。在经济新常态下,人才与知识成为了最为重要的资源。财务会计人员需坚持“知识第一”的会计发展理念,不断掌握先进的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方法,从而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支持。
2.2 整合资源,打造实时共享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
由于会计业务具有多样性,导致同一企业中有着不同的会计管理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数据冲突的现象,给会计业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益,要对信息系统进行重组,实现平台的统一性。整合信息资源,构建财务信息审批、分析与监督的平台,提高会计系统资源的共享性。在企业之中应实施业务闭环运行模式,财务会计人员依托统一信息平台,综合应用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利润分析、绩效评价等管理工具,对企业资金安排与资源配置进行多维度分析,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分析,并及时给予反馈与纠正,为企业经济活动控制提供支撑。
2.3 实施职责分离,强化系统内部制约监督作用
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企业除了面临外部严峻形势外,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通过对内部系统的优化控制,可以减少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在企业内部实施职责分离原则,通过对会计业务信息系统的控制,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设置操作和监管两个职位进行相互牵制,对进行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做备份,会计人员的每一笔账务处理所产生的数据信息都会实时传输到监管岗位的计算机中,监管人员可以实现实时监管。通过落实会计信息系统内的职责分离原则,来强化系统内的制约监督,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做到不相容职责相分离,保证各个岗位既相互制约又明确分工。
3 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会计业务通过转型,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企业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构建统一的平台,构建实时共享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加强系统内部的监督作用,以实现会计转型,发挥会计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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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体制变革 篇9
农村公共产品是指农村社区内满足农民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及服务。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是指关于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供给主体及供给渠道等方面的设置及安排。 (1) 建国以来, 我国行政体制、财政体制、农村政策以及农村治理结构均发生了一系列的改革与变化, 并由此带来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变迁。
(一) 集体化时期。
20世纪50年代以来, 我国农村地区实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 人民公社既是我国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 也是农村社会的基层政权。在这一阶段, 我国实行“以农补工”的工业化路线, 国家对农村公共产品的投入极为有限。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大多采取“社办公助”, 即以社队自力更生为主、国家支援为辅的方式来实现。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通过统一安排农民投工、投劳, 给农民评工记分的方式完成了农田水利建设, 取得显著成绩。同时, 农村地区普遍建立了针对“五保户”、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制度, 以赤脚医生为基干的农村三级 (大队赤脚医生、公社卫生院、县级人民医院) 医疗保障制度, 普及了农村义务教育等。 (2) 集体化时期, 人民公社凭借对人、财、物的绝对支配权和管理权, 依靠大规模的政治动员和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实现了农村公共产品的基本供给, 弥补国家对农村投入的缺失问题。
(二) 1978年至税费改革前。
改革开放以来, 农村土地开始实行承包责任制, 农村集体组织也逐渐虚化。1985年, 人民公社制度因无法激励农民个体的生产积极性, 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我国基层重新恢复了乡、镇人民政府的建制。这一阶段, 由于我国原有的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锁定”效应, 国家对于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仍然十分有限。基层政府主要通过“三提五统”及各种摊派集资等制度外途径, 来筹集绝大部分的农村公共产品建设资金。这种制度外的筹资机制具有很大的随意性, 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督, 常常演变成为乱收费行为, 加重了农民负担。
(三) 后农村税费改革时期。
为减轻农民负担, 2000年, 我国首先在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 之后又在其他省份逐步推开, 并于2003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农村税费改革逐渐取消了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 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 改革了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 但与此同时, 也导致基层财政收入锐减, 致使财政普遍困难, 根本无力为农民提供公共产品, 农村教育、交通、水利、卫生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严重乏力。
(四) 新农村建设时期。
2005年10月11日, 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中提出了“新农村建设”。新农村建设对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提出新的要求, 2006年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 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 要求达到“三个高于”, 即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 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 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2006年, 我国取消农业税, 终结了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 为了弥补取消农业税给基层财政带来的压力, 中央政府加大了对农村公共事业和公共品供给的转移支付力度。在这一阶段, “新农村建设”的提出, 表明我国开始进入反哺农村和农业的阶段, 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作用逐渐增强。
二、我国目前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面临的困境
(一)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划分不清。
目前, 我国的行政层级较多, 为五级行政体制, 事权和财权的划分存在难度。分税制改革主要对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之间财权和事权进行了划分, 而省级以下各级地方政府之间事权的划分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 财政责任也比较模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责任的分担涉及政府间利益的划分, 上下级政府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 必然会进行有利于自己的策略选择。在这一博弈过程中, 上级政府在分担比例的确定上具有行政指令上的优势, 往往倾向于将农村事务推给下级政府, 层层推诿, 最终导致“话语权”较少的基层政府承担了许多本应该由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与此同时, 财权却呈现逐渐向上级集中的趋向, 政府层级越高, 财权就越多, 财力也就越强;反之, 政府层级越低, 财权就越少, 财力也越弱。这种“事权下放、财权集中”的取向导致了基层政府的财政压力日益严峻。在农业税取消前, 乡镇政府主要通过工商税、农业税和乡统筹等制度外的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来维持对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在农村税费改革以及取消农业税之后, 处于行政体系末端的乡镇政府制度外筹集财政资金的渠道基本被堵死, 乡镇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 而且乡镇政府的行政规模又在不断的膨胀, 行政人员的工资费用急剧增加, 财政支出不断扩大, 导致许多乡镇政府处在勉强维持运转的状态, 乡镇政府的债务问题也慢慢浮出水面。在这种情况下, 基层乡镇政府对于农村事务往往有心无力, 农村区域内公共产品供需紧张的矛盾日渐突出。
(二) 支农资金的转移支付制度不完善。
我国“财政漏斗”现象的存在导致支农资金损耗严重。支农资金要经过省, 再经过市, 然后经过县, 最后到达乡镇财政, 部分再由乡镇财政拨付给村级组织。由于分配链过长, 财政资金在拨付过程中时常遭遇体制漏斗, 被挤占、侵占的现象时有发生, 有的用于平衡预算, 有的用于弥补行政经费, 还有些用于建房买车等, 而真正用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资金有限, 转移支付的效果大打折扣。同时, 我国的专项转移资金存在多头管理、多渠道分配的问题, 导致项目点多面广、资金分散, 相当一部分存在交叉重复。一些善于“包装”的项目往往可以从不同口径的部门得到专项资金, 造成专项资金分配的重合性和低效性。此外, 中央和省级政府在拨付专项资金时, 一般要求地方政府筹集相应的配套资金。富裕地区一般依靠其较强的财力, 从中央获得较多的转移支付款;而贫困地区由于财力有限, 通常无法提供配套资金, 有的地方就会采取借债、寻租或欺骗的方式争取专项资金, 而有的地方则根本无法获得所需要的拨款援助。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在获得专项补助中出现的“马太效应”, 与转移支付的均等化目标大相径庭。
(三) “供给主导型”决策体制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
农民是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者, 从理论上来讲, 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应该以满足农民偏好为取向。在现实中, 国家未能建立有效的识别机制来回应农民的需求。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往往来自于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 其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和供给程序多数由乡镇及乡镇以上政府部门以政策规定的形式下达。在“晋升锦标赛制度”的作用之下, 基层政府作为理性的经济人, 更加热衷于提供凸显政绩的公共产品, 偏好短期的、见效快、显化的硬性公共产品, 例如各种小康工程、达标设施、标志景观等;而对于一些长期性、战略性、无形的软性公共产品, 如环境保护、文化教育、卫生等, 则缺乏足够的动力。从另一方面来看, 在新农村建设中, 农民的利益诉求日益多元化, 而农民需求表达渠道又相对单一, 这些都使得农民的利益诉求不能有效地到达决策中心。新农村建设在现实中也走了不少弯路, 比如不少地方忽视农村特点, 照搬城镇住宅小区的设计, 导致农村建设风格千篇一律;或是强征土地;亦或是眼睛盯着农民手中的宅基地, 以‘建设新农村’之名强制农民“上楼”等等。农民在缺乏诉求表达途径的情况下, 采取暴力抗议、越级上访事件等制度外的非理性的途径进行表达, 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 “一事一议”的村级自筹制度效力有限。
“一事一议”是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两工”和“村提留”后的一项村级公共产品自主决策制度, 村委会根据本村发展的需要, 组织村民进行民主协商, 解决村庄范围内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植树造林、修建村级道路等村内集体生产公益事业建设的筹资筹劳问题。作为民主决策制度, “一事一议”在村内的实施效果与村民自治状况有很强的相关性。村民自治运行得比较好的地方, 村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热情和信念也相对较高, 村内公共产品供给决策也能获得比较高的认同。但是, 这项制度在实际运作中的制度运行并不通畅, 主要原因有:首先, 大量村民外出务工、经商, 村委会很难召集起村民会议集体讨论村庄事务, 会议经常达不到规定人数的要求。其次, “一事一议”在实际运行中很难做到全体一致, 而对于那些通过多数原则达成的决议, 往往会遇到难以执行的问题, 所筹资金难以全额到位。再次, 《“一事一议”暂行办法》和《“一事一议”实施细则》规定了“一事一议”的筹资范围以及15元的筹资上限, 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为了防止乱摊派, 但在实际运作中, 不少村干部错误地认为只要是村民会议通过的事, 都可以当做“一事一议”, 往往超出政策规定的议事范围和筹资筹劳标准。
三、完善新农村建设时期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的对策建议
目前, 我国总体上已经基本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的条件, 因此, 在新农村建设中应努力建立城乡统筹发展的公共服务供给制度, 实行城乡基本公共产品与服务均等化, 促进城乡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一) 明确各级政府责任, 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体系。
首先, 必须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分工和职责。农村基础教育、农业基础科学研究、农村公共卫生保健、农村环境保护、大江大河治理等外溢性极强的农村公共产品, 应当由多级财政共同承担, 尤其是中央、省级财政应担负主要的责任;对于电力设施和小流域防洪防涝设施建设、农业科技成果推广、农村医疗、农村社会保障、成人教育、水利设施等, 应当以县、乡两级政府提供为主, 中央、省、市级政府适当补助。其次, 建立城乡统筹的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城乡居民享有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务权, 新农村建设不能脱离城市来谈农村如何建设, 而更应该将新农村建设放置到城乡统筹的视野中进行规划, 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的公共产品供给体制。在国家财力有限的情况下, 可分阶段、分区域地逐步解决城乡统筹的问题。从实施策略看, 应合理安排供给的优先秩序, 优先解决农村基本公共产品和农民需求最迫切的公共产品供给, 之后再不断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公共服务领域的范围, 逐步提高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在现阶段, 应着重加大在基础教育、农村公共卫生保健、农村社会保障、农村环境保护等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城乡统筹。
(二) 逐渐推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 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减少新农村建设资金转移支付环节, 走出传统的五级管理模式, 实行中央到省、省到县、县到村三级转移模式。其中, 尤其是要完善省级以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 在理顺省与市、县支出在农村产品供给责任的基础上, 逐渐推行“省直管县”财政改革, 在省与市、县之间建立财政资金直接往来关系, 各项转移支付由省直接核定并补助到市、县, 专项拨款补助由各市、县直接向省级财政等有关部门申请, 由省级财政部门直接下达市、县;与农村事务相对应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规范的方式直接下划到县乡, 缩短转移支付的路径, 减少政府间资金划拨的成本。同时, 建议除少数重大项目外, 取消地方配套资金要求, 减轻地方财政负担, 避免因资金配套要求导致的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之间的“马太效应”。为激励地方的积极性, 提高转移资金的使用效率, 可以导入转移支付的绩效预算和绩效审计制度, 并将绩效评估结果与下年度的预算支出进行挂钩, 对资金使用形成良性的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 还要提高新农村建设资金转移支付管理的透明度, 明确转移资金分配的规则, 要充分发挥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检查作用, 积极引入社会监督与问责机制, 对新农村建设转移支付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监督, 使长期以来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暗箱博弈, 变成在一定规则制约下的透明博弈。
(三) 吸引民间力量, 实现农村公共产品的多元合作供给。
长期以来, 在政府供给能力不足、其他供给渠道又没有形成的情况下, 为了确保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 向农民摊派各种费用, 导致农民负担加重, 制约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尤其在农村税费改革后, 由政府作为单一主体的公共产品供给模式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 因此, 必须优化供给结构, 实现由政府单一主体向政府和多元主体供给的转变, 政府和市场、第三部门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进行良性互动和协同合作。供给主体的多元化可以直接减轻基层财政压力, 也能减少农民对公共产品的成本负担。1.引入民间资金。首先, 政府应降低“门槛”, 放松进入管制, 扩大准入范围, 制定科学的市场准入制度, 允许民间资金自主流入农村公共产品领域。其次, 政府可采取补助、贴息、以奖代拨等多种支出方式, 发挥财政资金的宏观调控及导向作用, 积极引导民间资金进入农村公共产品领域。再次, 在民间资金进入农村公共产品领域的过程中, 政府也应加强监管, 尤其是对市场化提供的公共产品的质量、收费价格、收费年限等方面进行合理规制, 防止出现公共产品市场化供给中损害农民公共福利的现象。2.发挥第三部门的作用。第三部门贴近民众, 能够更加深刻地农民的真正需求以及更为有效的供给方式, 因此, 政府应该积极鼓励和支持第三部门在公共产品供给中充分发挥作用。一是大力培育和发展农业产业协会, 提高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程度, 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二是积极鼓励面向农村的公益组织的发展, 在农村贫困人口、老人、儿童或者残疾人口等弱势群体的救济和福利、农村环境保护、农村医疗、农村教育、农村文化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
(四) 拓宽农民诉求表达的渠道, 完善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机制。
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制度建设中要注重农民参与机制的设计。不同层次的决策中, 农民参与的方式是不相同的, 应该根据公共产品的性质和分类建立相应的农民参与的制度和机制。结合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 积极发挥村委会的民主功能和作用, 引入协商民主的治理模式如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决策咨询会等利益表达制度, 使农民能充分表达自己的需求偏好。在坚持民主、合法、实效原则的基础上, 把“一事一议”有关规则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 并规范地加以执行, 如“一事一议”议事范围、议事规则、筹资筹劳的程序、上限标准、分摊方式、村民不按期或拒不交纳筹资的处罚措施、“一事一议”财务管理、开支审批及财务公开制度、村民代表的选举制度、村民代表联系户制度、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都应明确规定和执行。对于村级以上的公共产品, 则应通过培育农民合作组织、农业协会、农村社区组织等中介组织来整合农民的利益诉求, 成为政府与农民、市场与农民之间协商对话的中介和桥梁。
四、结论
农村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对于促进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 建设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下走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的困境, 突破农村发展的瓶颈, 在制度上要区分公共产品的层次, 进一步明确各级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体制上要统筹发展,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在资金的筹集上, 要拓宽渠道, 吸收社会资本;在决策机制上, 要疏通农民的表达渠道。
摘要：增加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提高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水平是是开展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建国以来,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经历不同阶段的历史变迁。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农村发展的忽视, 导致城乡公共产品供给结构失衡以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效率低下。在新一轮的农村建设中, 亟需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合理的制度安排, 优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机制, 使农民真正享受到其本应享受到的与经济发展同步的社会福利。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
参考文献
[1]冯素坤, 张亲培.中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制度变迁的财政逻辑及其启示[J].河南社会科学, 2011, (2) .
[2]闫惠惠, 王礼力.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与农户投资问题研究.社会科学家[J].2011, (3) .
农村物流将现革命性变革 篇10
当前, 农村发展遇到一个阶段性瓶颈, 即在三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 各种资金、政策都在关注和鼓励农业生产, 包括良种补贴、农机补贴、水利设施补贴等, 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随着各种鼓励政策的逐步到位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政策、资金对生产的拉动效应已经非常有限。当前农村的主要问题已经不再是生产问题, 而是开始转向流通问题。农村流通问题如果得不到根本性解决, 农产品的生产规模与滞销规模成正比的现象将陷入长期恶性循环, 商流与物流渠道处处受阻受损, 农村经济问题就将无法获得实质性突破。近年来不断出现的农产品“卖难”问题就是证明。
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 最重要的是建立顺畅、便捷、高效、稳健的流通体系。反过来说, 流通体系不顺畅, 农产品“卖难”的困境将越来越严竣。在改革开放之前, 社会产品短缺, 供不应求是普遍现象, 农产品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 国家不得不把工作重心放在促进生产方面, 久而久之, 就形成了“重生产、轻流通”的惯性思维。但时至今日, 农产品市场开始全面由卖方市场转为买方市场, 没有顺畅的流通体系, 从收购、分捡、运输、保管、包装、运输、仓储、分销、零售等各个环节, 都处于残缺或不健全状态, 整体物流水平也还停在肩挑手扛的阶段, 大量的蔬菜水果只能积压在田间地头或者贱卖。周期性的农产品滞销对农业发展和农民致富都构成严重的冲击。
当然, 随着农产品“卖难”现象逐渐严重, 国家开始逐步引导流通体系尤其是物流体系的建设, 但是目前还处于起步阶段, 引导建设的力度不够、战略思路不够清晰、方法也不够准确。目前, 国家在实施“万村千乡工程”、“农产品冷链物流工程”, 但是这些只是补贴一个环节, 并没有打通整个流通渠道。以《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规划》为例, 大力发展冷链, 当然可以保证农产品质量、延长流通时间, 但这只是一种技术手段, 从根本上解决“卖难”的方法还是打通整个农产品流通体系。
农村流通体系的建设, 就像疏通河道。河道上面有诸多堵点、有若干堤坝, 只有用合理的手段将其疏通, 才能保证整个流域的安全, 如果有一个点不畅通, 整个流域都潜在一定危险。除了相应的信息建设、流通组织扶持, 国家应该大力扶持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全国一盘棋”, 在全国范围内合理布局农产品批发市场、冷库、配送中心、运输设备、拣选设备等方面的建设。而且, 这些农村物流设施的公共性太强, 回报期非常长, 投资应以国家为主。
这一点,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有具体体现, “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随着农村主要问题从生产转向流通, “基础设施投资”也将由水利、农机具、公路等转向物流基础设施。《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布局农村经济发展, 表明解决日益严重的农产品卖难问题是今后工作的重中之重, 这可能给整个农业物流带来革命性变化。
假如我是人大代表
历史变革中的农村养老模式变化 篇11
关键词：农村；养老模式；社会保障
中图分类号： F323.8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1069（2016）11-72-2
0 引言
我国目前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逐步由传统封闭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开放的工业社会迈进，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多数家庭由三代同堂的传统大家庭演变为核心家庭，少子女或独生子女成为家庭常态模式。家庭结构的转变也意味着传统的家庭养老面临着社会转型带来的人口老龄化、未富先老等挑战，因此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等新型社会养老保障机制也在不断完善与改进。在承载了中国约75%的老年人口的农村，如何有效缓解历史变革下传统家庭养老保障所面临的冲击，显得尤为重要。
1 家庭养老——我国农村的主要养老模式
家庭养老是一种包含三代或三代以上成员的“扩大家庭”的功能，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传统的家庭养老，是指以血缘为纽带，由家族成员对上一辈老人提供衣、食、住、行、医直至死亡送葬等一系列社会服务的行为。[1]“百善孝为先”尊老敬老历来是中华民族传承和弘扬的传统美德，已经深深融入我国特有的精神文化之中，也体现在我国的养老文化特征中。
随着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的进入，影响我国传统家庭养老的外部环境虽然发生极大变化，对于农村家庭养老的延续不利，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家庭在养老保障上作用的发挥，但是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养老不仅是我国传统社会十分依赖的养老模式，也依然是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养老的重要方式之一。
1.1 家庭养老是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和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中国农村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研究”课题组张晓山等人对江苏、广东、吉林、河北、甘肃等省的1400余个农户的问卷调查和访谈调查显示，家庭养老是目前农村养老的主要方式，也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核心和基础。[2]家庭养老成本较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老人的精神需求，另外，农村的养老保险社会化程度不高，保障体系尚需不断完善。因此农村家庭养老适应了我国的国情和民情，并且将长期占据重要地位。
1.2 农村家庭的内部经济交换是实现家庭养老的经济基础
在目前的农村社会，父母均无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往往花费其毕生储蓄用于子女的抚养、教育和婚嫁，甚至还要为子女们照顾下一代。在晚年没有养老保障金和足够的储备积蓄，他们的老年生活完全寄托在子女身上，子女理应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与责任。因此，从家庭内部的经济交换来看，子女在父母身上享有被扶养和获得经济支持的权利，就要同时承担起赡养老人的义务，是一种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社会现象。
1.3 传统道德观念和舆论影响为家庭养老提供保障
改革开放之后，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和价值观念不断冲击我们的文化传统和理念，但是孝道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在相对封闭的农村社会，尊老敬老的传统文化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农村中社会地位和声望的重要决定因素。因此绝大多数人都能自觉地尊敬和赡养老人，即使会存在个别不孝敬父母的子女，在农村这样的熟人社会，迫于邻里之间舆论的压力也会尽量改正和约束自己的行为。
2 新型社区逐渐取代传统村落，农村养老体系有待完善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不断建设，新型的社区建设将逐渐取代传统村落，对农村养老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有更高的要求。
2.1 农村社会养老制度处于发展初期，措施带有一定的过渡性
我国农村老年人养老保障体系及良性运行机制并没有真正形成。[3]目前农村社会养老制度主要有五保户供养制度、优抚对象中部分农村老人的优待抚恤制度、农民退休养老制度、养老储蓄或商业养老保险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等形式。但是在制度实施中依然存在明显不足，推行社会养老保险计划实质上是一种自我储蓄养老式的“社会”保险计划，它的受益者必须首先是交费者。在农村，大多数贫困老人无力支付该费用，实际上形成“保富不保穷”的政策效果。同时，由于处于试点时期，覆盖面低，且受到农民经济状况的限制，只有小部分人参与进来。
2.2 应与社会养老相结合，建设全面的农村养老体系
把城乡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和新型社会救助体系、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真正建立健全起来，河北省唐山市探索总结出整合医疗资源的医养结合模式、依托村民中心的日托式养老模式、新建社区配备养老设施的养生社区模式、利用专业养老机构延伸服务到社区（村） 的连锁经营模式、农村互助养老等五种模式。安徽省合肥市结合新农村建设，健全养老服务设施，形成村级养老服务活动中心，为农村老人提供较完善的养老服务场所和精神家园。[4]
3 现代社会组织逐渐替代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形成新的农村社会保障途径
随着我国面临未富先老，人口红利即将消失，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的局面，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已经难以满足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需求。在“小政府、大社会”治理模式的引导下，作为多元治理主体之一的社会组织发展迅速，在参与社会养老服务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将逐渐替代传统社会中的宗教组织，在构建社会养老服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弥补作用，形成社会保障的新途径。
3.1 现代社会组织的出现与发展将推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不断完善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老年人对于养老服务的质量和内容要求也逐步提高和增多。现代社会组织具有民间性和自愿性便可以弥补家庭养老模式的不足，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吸纳社会各方资源，并充分运用到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当中，针对小范围老年人通过灵活的方式提供个性化的服务可以满足日益多样化的农村养老需求。同时社会组织广泛的宣传和示范带头作用可以推动全社会积极关注农村养老服务问题，从而唤起更多社会人士的爱心，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农村社会养老服务活动中来。[5]
3.2 现代社会组织自身存在不足，发挥的作用有限
目前我国的非政府组织和非营利组织仍然处于起步阶段，由于自身能力建设不够完善，缺乏相应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使其在参与社会养老服务中面临诸多困境。自愿性和志愿性的特征易导致“志愿失灵”现象的产生，资金条件匮乏造成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有序参与基础不足，陷入入不敷出的尴尬境地。同时社会组织参与农村社会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较低，社会组织工作人员构成较为复杂且流动性大，缺乏长期从事志愿性服务的高素质人才，这不仅影响了社会组织提供服务的质量和水平，也降低了社会组织工作的效率。且由于缺乏足够的养老服务理论素养培训，加之许多志愿服务人员自身能力和学历不高，在服务过程中部分工作人员常常出现服务意识淡薄、服务态度较差或服务技术不够到位等问题，引发部分公众对社会组织的专业化水平提出质疑。
3.3 政府应采取有效措施助力农村养老服务型社会组织发展
政府应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加强宏观调控手段的运用，通过行政手段降低社会组织进入门槛的同时加强对现有社会组织的监管，并在财政、信贷及税收方面给予足够的优惠政策，贯彻积极的财政制度对社会组织进行资金扶持，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或者购买社会组织服务的方式，向其注入公共财政，缓解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资金不足的困境。利用法律手段建立相应的社会养老保障法律和制度，做好规范和保障社会组织参与养老服务行为的根本举措，避免公共资源浪费。
参 考 文 献
[1] 何芸，李建权.家庭结构变迁对养老模式的影响[J].社会工作（学术版），2007（1）.
[2] 闻雷.农村养老保障：视不同群体采取多种形式仁[EB/OL].中国社会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中心，2005-09-21.
[3] 林闽钢.我国农村养老实现方式的探讨[J].中国农村经济，2003.3.
[4] 李泉，杨同卫，陈晓阳.论家庭结构变化对农村传统养老模式的影响[J].东岳论丛，2014.5.
清末法制变革的经济背景研究 篇12
一、清末法制变革的背景
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以自然经济为主要形式, 自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在农业方面以农民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 在工商业方面是包括盐、铁、茶等重要产品的官营买卖为主。186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通过武力的形式输出中国, 中国从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国逐渐变成贸易逆差国。
《马关条约》签定后, 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情况下,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加速解体, 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小商品批发商、销售商, 他们逐渐成为了晚清商业资本的主干部分。在各大通商口岸, 小商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并与民族工业资本家联手, 开始组建了商会, 维护和发展自身各项权利[2]36。庚子一役, 造成了清朝财政的彻底崩溃, 赔款共计9.8亿两, 而满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白银82035400两, 而最重要的财源盐税和关税已经作为了赔偿担保, 达到了“问诸国而国已无币可拨, 问诸官而官无币可筹, 问诸民而民无力之可顾”的地步[3]58。而仅靠搜刮民财, 一是民穷财尽己无油水;二是民不堪命酿成事变, 因而希望靠大兴工商实业来解决财政危机, 因为“能筹集巨资, 承办一切者, 惟赖于商”[4]69。传统的封建统治者已经不得不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寻求帮助。清晚期, 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此时, 发展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少数派的观点, 而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定认同, 同时迎合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士绅阶层的普遍要求。
这场由经济改革开始, 最终成为法制改革的现代化运动, 实际是满清王朝最后一次改良自救运动, 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改革,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政府的认可, 而同时, 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颁布有效减轻了传统地主阶级的压力, 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首次成为合法的生产方式, 清廷的经济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壮大。但清末法制变革虽然初有成效, 但清廷依然强调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秩序, 同时存在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困扰、领事裁判制度的各类问题与压力, 一系列与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联系的因素并未彻底解决, 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法制变革的成果, 因此法制变革并未能改变清朝积贫积弱的经济政治格局。清朝的统治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
二、清末法制变革的发蒙
所谓清末变法, 主要指的是20世纪初叶,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为了维护自身封建统治, 以废除外国在华领事权力为目的, 被迫推行的政治法律变革活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发布“变法上谕”, 表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 无一成罔,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 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并提出, “考酌中西政治, 实施新政。”[5]89中国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传统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以及法律思想, 由此进入了急剧变化的时期。
从总体上来看, 清末变法是在国内外压力的情况下, 被迫推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重大法律变革, 其中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压力尤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 以中国的法律落后以及刑罚残酷为名, 不断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力, 并经常以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落后为借口, 对清廷施加压力, 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在主持变法修律活动的沈家本则在《奏请变通现行律例内重法数端折》中表示:“盖西国从前刑法, 较中国尤为残酷, 数百十年来, 经律学家几经讨论, 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 故中国之重法, 西人没誉为不仁, 其旅居中国者, 皆借口于此, 不受中国法之拘束。”[6]79因此“折冲樽俎, 模范列强”, 迎合和满足西方列强的政治需要, 就成为变法修律的一个直接目标。但对于清朝政府而言, “变法”与“修律”, 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措施, 其根本目的是借“变法”之名, 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 缓和各种矛盾, 进而挽救自己的统治。因此, 清政府一方面提出“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 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 并表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 同时又为变法修律设置了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也就是坚持封建正统法律所坚持的“三纲五常”观念及其所体现的儒家纲常伦理等级制度。基于满足列强需要, 废除领事裁判权与维护专制统治的考虑, 清朝政府在变法修律过程中提出以通过建立法律体系促进国家富强为基本目标, 并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考互证”作为修订法律的基本方法。但在实际上, 修订法律的重心仍然落在维护“三纲五常”等伦常观念及相应的伦理秩序上。
经济法规方面, 甲午战争后, 特别是19世纪末后, 清朝政府的经济以及统治危机愈益严重, 国库经济空虚, 促使清朝统治者对其工商业政策相应做出变革, 于1903年4月宣布组建商部等机构。同年9月, 商部正式设立, 将铁路权利收回国家, 由大臣载振任尚书, 伍廷芳任右侍郎, 之后又聘用资产阶级代表张謇为顾问。为了统筹全国工商业的发展, 商部还设立了许多中央专业机构, 其中有商律馆、商标局、公司注册局、工艺局等。商部成立后, 先后颁行了《商律》、《公司律》, 等一系列工商业法规和保护奖励条文,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厂发展资本主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真正从法律上推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清末法律理念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法律文明, 制度优势一直将中华民族的法律优越感提升在“天朝上国”的位置, 中国的法律体系影响着中国周围邻国, 形成一个以中国法律为基础的包括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中华法系。即使到了19世纪晚期, 中国的朝野依然坚持认为中国是亚洲的文明的中心甚至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这一优越感是清末众多改革失败的思想原因[7]。但是, 随着西方的船舰利炮和商品输出, 中国国门被迫打开, 被迫开始了由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的大转变[8]。于是, 古老的中国法律体系以及思想开始逐步迎接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尖锐挑战, 并且在接受挑战的过程中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早在19世纪中期, 魏源便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 均可变通。”[9]因此, 法律应因时而变, 在其鸿篇巨制《海国图志》中, 魏源系统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法律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深远持久的影响, 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以及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可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 民族资本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不断增加, 同时, 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在不断提升, 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构, 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改革的前奏是思想的解放, 清末政治理论家汪康年于1896年, 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 他在《时务报》中共发表了14篇论说, 这些论说, 全面地提出了他对中国现状、改革的长远规划和近期作为的看法, 在这些著作中包括了如何实行改良来改善原有的政治体制, 从而实现制度的革新。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次提出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学习对象的法律思想社论, 这种观念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 从地方大吏到普通士大夫, 都赞誉报纸, 上以当执政之晨钟, 下以扩士君子之闻见[10]23。
根据美国法学家波尔曼对法律革命的理解, 革命的法律方面, 在于他在根本上改变了旧的法律制度的本质和结构, 确立了新的法律正义标准极其运作机制, 从而给新的社会生活系统提供有效的规范与制度支持[11]44。而从这个角度看, 发生在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 虽然吸收了西方法律的部分内容, 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法制变革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晚清政皇室的统治, 因此不能认为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革命。
摘要：唐代以来, 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发展成熟, 中华法系正式形成。而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中国传统法律遭遇空前危机和挑战, 在清末变法的过程中, 中华法系的主体, 即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