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经济贫困

农村经济贫困（共11篇）

农村经济贫困 篇1

按照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笔者从2008年初挂职易县县委常委, 负责贫困村的扶贫开发工作。一年多来, 多次深入到具体分包的西陵镇三尖峪村和梁格庄北岭东两个省级贫困村进行调研帮扶, 倾听基层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解决实际问题。首先对两个村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先后召开了县乡干部座谈会、村两委干部、老党员座谈会、村民代表和低保户座谈会, 走访慰问困难群众40多户, 倾听民意;其次为了解基层群众生存发展情况, 先后考察了荒山治理、水窖建设、道路修整、水利设施、种养殖业发展等情况。通过实地考察, 摸清了村情, 分析了贫困原因, 找到了发展优势, 帮助制定了农村三年发展规划。目前为两个村协调到位资金60万元, 建成水窖70个、山场嫁接枣树300亩、硬化入村干道2, 000米, 整理路基1, 500米、建桥四座。笔者认为推动贫困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实现“四个转变”。

一、坚持开发式扶贫, 实现由“输血”到“造血”的转变。

贫困地区群众要想摆脱贫困, 必须牢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在必要的帮助和扶持下, 以市场为导向, 调整经济结构, 开发当地资源, 发展商品生产, 改善生产条件, 走出一条符合实际的、有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通过发展生产力, 提高贫困农户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能力, 这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根本出路。

贫困地区一般自然条件较差, 实现脱贫致富必须与当地实际相结合, 应继续把发展种养业作为扶贫开发的重点。因地制宜发展种养业, 是贫困地区增加收入、脱贫致富最有效、最可靠的途径。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 易县的三尖峪村、北岭东村, 通过帮扶, 大力发展林果、甘薯种植和牛、蜂等种养业致富项目, 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借鉴这两个村的成功做法, 加快经济发展, 就要集中力量帮助贫困群众发展有特色、有市场的种养业项目。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要以增加贫困人口的收入为中心, 依靠科技进步, 着力优化品种、提高质量、增加效益;要以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为原则, 加强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 实现可持续发展;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选准产品和项目, 搞好信息、技术、销售服务, 确保增产增收。

二、整合各方面力量, 实现由“单打独奏”到“合力攻坚”转变。

随着国家对农业的重视, 向农村安排的资金和项目越来越多, 但由于贫困村处于相对弱势, 获得资金和项目的机会相对较少。因此, 资金不足、力量分散是目前扶贫工作存在的重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 必须制定具体的政策, 动员不同渠道的资金, 调动不同方面的积极性, 统筹农业、林业、交通、水利等各方面的资金和项目, 重点向贫困地区倾斜优惠, 进一步明确各相关部门用于贫困村的项目资金比例, 也要在奖补政策上予以优惠。如现行的农村一事一议奖补政策, 可加大对贫困村的奖补比例。首先要充分发挥扶贫开发领导小组的协调作用;其次要有一个好的规划, 明确目标才能集中力量;最后要坚持“渠道不乱, 用途不变, 各负其责, 各记其功”, 扶贫资金起到引导和粘合的作用, 充分肯定各部门的贡献, 保证原有资金渠道不乱。这样, 才能充分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 集中力量, 合力帮扶。

三、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实现由“要我干”到“我要干”转变。

广大贫困地区的农民群众既是帮扶工作的受益者,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力军。因此, 加快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要充分发挥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自强不息、不等不靠、苦干实干, 主要依靠自身的力量改变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尊重农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鼓励他们为脱贫致富献计献策, 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发挥其主体作用。善于总结推广群众的成功经验和做法, 不断创新工作方式方法。比如:对山上建水窖、嫁接枣树、硬化入户道路等, 采取以奖代补办法, 谁干就按一定比例给予资金奖励, 以激发群众搞项目的积极性, 这一办法收效明显。在调研中去的三尖峪村, 投入奖补资金仅10万元, 就完成了嫁接尖枣、建水窑、硬化村街道路等60万元的项目。这样的做法值得推广。

四、加强基层组织建设, 实现由“给钱给物”到“培育干部”转变。

农民群众常说:“给钱给物, 不如给个好干部”。农村基层党组织是我们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扶贫开发的各项政策措施都要靠基层党组织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去落实。贫困乡村条件差、工作难度大, 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尤为重要。要以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教育活动为动力, 搞好贫困乡村基层组织建设, 真正使基层党组织在发展经济、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过程中发挥战斗堡垒作用。要以基层组织建设为核心, 加强基层政权建设。建立“村党支部行使领导权、村民代表大会行使决策权、村民委员会行使执行权、村民监督委员会行使监督权”的民主管理方式。完善制度, 遵守程序, 群众参与, 加快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基层政权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带领农民群众实现脱贫致富。具体工作中要靠制度管人, 靠制度办事, 一切村级事务在公开透明下运行, 让群众明明白白, 干部才能有威信, 换届工作才顺利, 基层政权才稳固。调研中了解到西陵镇三尖峪村村支书、村主任多年连选连任, 而且是等额选举。选举前村两委班子虽多次动员上报候选人, 但始终没人参与竞选, 因为这个村一切工作按制度公平公正推动, 村级财务年年公开, 干部没有假公济私, 群众得到了实惠, 自然受到群众拥护。

农村经济贫困 篇2

我是广西省浦北县安石镇的一名农家子弟.今年考上山东某大学!但是由于家庭经济贫困,必须申请助学贷款才能继续学习!

我家中有父母双亲和一哥一姐五口人.爷爷于XX年无钱医治病逝.父亲今年65岁了还要四处做苦力养家,母亲因常年劳累身体经常不好.哥哥和姐姐都是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哥哥一直在佛山做喷漆工作,也没赚到几个钱.姐姐去年结婚,家庭并不富裕.由于读书看病我们家已经向别人借了3万块.哥哥今年27岁了,本是嫁娶的时候,但是家里一无所有,他迟迟不敢提起!我不想用太多的语言来形容家庭的惨状,我也不是在博取刀哥或是谁的的同情.我自己认为我是一个很坚强的人,我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比我困难的人不计其数!但是,我在申请贫困生建档时遇到的事情使我很疑惑也很无奈,久久不能释怀!

去年学校开始贫困生建档,（前几天）我和父亲满怀希望地拿着档案表到镇民政办申请证明.我们从早上7点就开始央求那个所谓的主任在档案表上盖章,但是他却只是像复读机一样重复:某某领导指示必须要计生证才能办理这一手续!一直到了下午他还是这一句话!我父亲就差没有给他下跪拉.看着我父亲那无助的神情,看着他那满头的白发,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儿子,我于心何忍?

我不明白贫困和计生有什么关系.但是后来听说办计生证就要交超生费,要交两千多!两千多…………

（暂不公布网友真实信息）

小韩

农村经济贫困 篇3

【关键词】精准扶贫；贫困村；经济发展

作为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的重要机制，精准扶贫要求对不同的贫困村和贫困户，运用“三合”对扶贫对象给予精准识别、帮扶和管理的扶贫方式。精准扶贫的重点为“外扶激活内源”，以提高技能经验和扩大信息知识以及改善基础设施条件为切入点，将贫困户与贫困村的内在发展潜力激活出来，减少贫困人口数量，实现大部分贫困户早日脱贫的目标。

一、农村实行精准扶贫的难点

对未来农村减贫来说，精准扶贫意义重大。现阶段，农村的精准扶贫重点表现在精准识别、精准扶持和精准考核三个地方。就精准识别来说，国家已出文进行规定，贫困家庭和人口的标准为年收入低于2736元。据相关数据表明，我国年收入低于2736元的人员总计8249万人，而这就是日后精准扶贫项目中的重点对象。

从精准识别层面来说，最困难的问题就是怎么将农户的收入进行一个精准的统计。一般来说，精准识别都是由专业机构进行认定的，但是对于基层政府来说，进行统计缺乏足够的资金。在缺少对家庭收入准备的识别之下，基层政府对贫困家庭建档立卡和人口识别的工作一般都是在规定名额的控制下，根据基层民主的评议模式进行识别。这些名额都是通过调查数据完成统计的，在名额数量上允许一定的幅度，这样的方式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识别出现偏差。

从精准扶持层面来说，目前还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即传统的扶贫项目对于贫困人口的精准性不够，贫困人口无法在有效的扶贫中得到益处。现阶段扶贫开发的重点工作应该是对贫困地区的基础设施进行建设，做好基础设施建设还可以为较为富裕的农户提供更多的利益。另外，还有一部分较好的项目因为贫困户无法担负配套资金的共同参与，在一定程度上超出贫困户的承受能力范围而失败。除此之外，产业扶持的政策在能力、观念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很难做到贫困户的全覆盖。同时，在一些金融扶贫项目中，出现了扶贫基金与扶贫项目打包的情况，灵活性不够。大部分扶贫项目在一些规定上较为合理，但是因为贫困户在素养、能力上的差异，导致多方面出现瓶颈。

从精准考核层面来说，因为精准识别还存在较多问题，连锁反应，精准考核也会因为对贫困户的考核不到位，具体效果不突出，用收入标准进行精准考核肯定会影响精准贫困的效果，这个问题是目前精准考核存在的最大困境。

二、怎样做好农村的精准扶贫

1.完善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一是要有全局性与针对性的规划。在进行产业扶贫开发过程中不能只选择见效快、取得经营成效较快的地方，同时以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待不具备产业开发条件的贫困村。针对部分劳动力与优势产业开发资源缺乏的贫困村在发展经济时应展开统筹规划，积极探索致富之道。二是要将区域间“一产接二产连三产”的整体规划工作落到实处，全局规划包括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空间布局以及旅游精品路线设计在内的多个方面，促进产业之间融合互动与资源整合的提高。三是在经济规划过程中，发挥引导作用，加强生产合作社、生产基地之间的交流合作，构建资源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四是对以解决就业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机制进行完善。在经济发展规划中，要对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加工业重点发展，优先解决农民就业问题，让农民有一个稳定的收入来源。除此之外，还要继续将提升贫困村剩余劳动力综合素质与转移就业工作落到实处。

2.完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第一，探索完善土地制度改革，内容包括有利于促进贫困村产业开发的农村土地流转、租赁与抵押等方面。第二，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管理机制，以市场化促进农业建设用地、宅基地以及集体土地等的流转使用。第三，对农民通过集体用地、宅基地获得资产性收益的土地制度改革展开积极探索与完善。第四，探索完善包括宅基地基本制度、可行的农民限制房屋回收利用与多占宅基地整改制度。

3.完善政府配套服务体系

首先，政府应检验目前精准扶贫政策体系的协调性与实效性，对精准扶贫的顶层制度建设予以不断完善。其次，政府在贫困农村经济发展的财政投入上应加大力度。再次，继续加强相关配套服务，内容涉及移民搬迁、保障扶贫、教育扶贫以及医疗扶贫等。最后，政府应加大对诸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农村金融保险体系构建等与扶贫工作紧密相关的制度机制予以完善。

三、结语

现阶段，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便是“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这对实现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条件。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在扶贫开发工作上不断加强，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即体制扶贫、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扶贫攻坚、扶贫新开发与扶贫成效巩固。顺利实施的“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农村扶贫纲要”，更让我国的扶贫开发工作迈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断下降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与贫困发生率，提升了农村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也基本解决了农村居民生存与温饱问题。新背景下，精准扶贫政策的大力开展不但可极大地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对小康社会的建成来说也是必经之路。

参考文献：

[1]黄承伟，覃志敏.我国农村贫困治理体系演进与精准扶贫[J].开发研究，2015，02：56-59.

农村经济贫困 篇4

关键词：贫困,能力贫困,反贫困

在经过20多年的反贫实践后,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 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即使依据世界银行制定的标准测算, 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也在按相同的速度下降。然而在如此瞩目的成就面前, 我国的反贫实践仍然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 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大部分发生在中东部地区, 而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西部地区, 则呈现不容乐观的态势, 具体表现为贫困标准低, 脱贫人口基础不牢固, 返贫现象突出;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减缓;贫困农户收人水平低。这些问题说明, 我国农村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 农村贫困地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我发展问题, 农村社会仍然没有完全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消除农村贫困依然是农村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课题。

1 贫困的概念与测量

1.1 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概念, 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 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贫困概念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狭义的经济视角逐渐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从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在不断倾注对人的关注。

贫困的概念经由布思、朗特里提出后经汤森等人扩展, 对贫困的认识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比较形成的, 从绝对层次变为对相对贫困的考量。汤森认为“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贫困的。”世界银行将贫困概括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社会公认的, 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 使贫困从缺乏资源扩展为缺乏获得资源的机会, 后来又相继加入获得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等因素, 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化。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能力贫困”, 强调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 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和不足。阿马蒂亚·森秉承并发展了这一概念, 他认为“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从“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这个层面看, 后来的权利贫困论实质也是对能力贫困论的拓展, 二者并无质的区别。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 常常引用多于创新, 可以说是对国外研究的一种概括或援用。如学者林闽钢将贫困定义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 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 这是对贫困的一种狭义理解。后来又有人将贫困看作是因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 主要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可以看到后一种关于贫困的概念较强调权利之于贫困的意义, 因而更接近目前使用较多的贫困内涵, 但是鉴于我国的贫困状况, 在反贫实践中主要是在绝对意义上使用贫困的概念, 即生活未达到某一基本标准。

对贫困的认识经由“缺乏吃穿”的基本生理需求到人类“自由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自我实现的演变路径, 反映了人们对贫困的评价不再限于工具性层面, 而是更多地从价值层面认识人类的社会基本福利, 用森的话说, “获得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是贫困与否的合理解释, 因为“能力剥夺是本质上的剥夺, 而低收入仅仅是工具性的剥夺;收入只是反应可行能力的一个要素, 因而能力剥夺的影响远远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收入对可行能力的影响是偶然性的。”

1.2 贫困的测量

贫困的度量体系应该包括判定贫困的衡量标准和基于衡量标准构造的用于度量社会贫困程度的一系列贫困指数, 其中贫困线是核心内容。传统确定贫困线的标准多样, 其共同特征是用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一定货币或物质的数量来界定, 国际上通用的确定贫困线标准有基本需求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人类贫困指标等。“可行能力”贫困的度量指标又是怎样的, 森认为确定“最低可承受的基本能力”有助于消除贫困的策略选择, 但是关于“怎样度量可行能力贫困”他并没有明确, 而是仅在方法论上对衡量能力贫困的方法的可能研究途径做出了一定概括, 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实用方法作为基础性原则的应用形式, 它们分别是直接法、补充法和间接法。他指出, 在力图应用可行能力视角时, 要非常注意采用实用的方法, 以便在实际评价和政策分析中使用可以获得的资料。

2 农村的能力贫困状况

在农村的反贫实践中, 应该对农村的能力贫困给予充分的重视和高度关注, 从提高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行能力的角度来实践反贫战略。有人认为鉴于“能力贫困”的度量体系还没有建立,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的“能力贫困”加以理解:首先它是一个集合性概念, 反映的是个体综合能力的欠缺情况;二是它涵盖广泛, 包括基本生产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参与决策能力、合理利用资源能力等诸多方面;三是它受地缘因素以及市场配置资源趋利性的影响而表现出的“缺乏性”, 缺乏“手段”、“能力”和“机会”。另外, 由于外力介入不足或失误, 没有诱发出农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农村社会仍处于自我演变的惯性状态。农村“能力贫困”就是在农村社区中, 由于社会发育层次低下的影响, 贫困人口在社会性资源的分配上处于手段、能力和机会的匮乏的劣势状态, 难以通过与外部环境的有效互动获得自我发展。我国农村能力贫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普遍存在的知识贫困

胡鞍钢教授指出知识贫困这种新型贫困愈来愈严重制约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知识贫困包括教育水平低下, 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缺乏或途径的缺乏, 还包括无法获得本应享有的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机会与选择权。

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与引进知识能力的缺乏。这一方面的贫困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年限短, 据统计资料显示, 贫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5年, 其中文盲半文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6%;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7个百分点;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为劳动力总量的5.3%。特别要注意的是, 贫困农村的基础教育表现为单一的应试性、城市性和离农性教育, 教育“产品”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低。农村职业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逐步走向滑坡, 大多数职业技术学校的起点低, 基础薄弱, 长期投人不足, 教学质量并不能满足农村发展需要。受教育状况直接影响了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积累, 他们中的很多或不懂科技种田, 或外出打工无门, 或从事技术含量低报酬低的体力劳动, 因而表现出来就是货币收入低。另一方面, 贫困地区知识资源严重不足, 知识发展能力低下, 交流知识的能力也很弱。贫困地区人口没有机会和能力利用报纸、图书、电视、电话、互联网等手段获取知识与交流信息, 而这些作为衡量交流知识能力的指标, 西部地区拥有率不及东部地区的50%, 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更有普及性。总的来说, 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人均综合知识发展水平仅为前者的35%, 获取知识的能力仅为前者的14%, 交流知识的能力仅为前者的31%, 这些数据具体到贫困农村则情况更糟糕。

2.2 健康生存能力的贫困

健康是个体生存和参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良好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发展的手段, 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投人要素, 更是发展的目标, 提高个体健康生存的能力, 还可以提高目前和未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贫困农村人口健康生存能力非常弱, 一方面是农村人口缺乏健康生存的自然资源, 主要体现为贫困人口, 特别是受地理自然条件限制的地区的人口, 难以获得充分的食物, 当然别提有营养的食物, 难以获得适宜的饮用水和生产用水。这些自然资源的缺乏直接威胁了人们的健康生存。另一方面是缺乏获得健康生存的公共资源。一是农村贫困人口缺乏必要的有社会供给的最低生活保障, 由于普遍认为农村人口有土地作为保障, 因而长期以来, 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偏向城市地区, 而在农村一直没有建立起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而是以救急型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地区扶助很少一部分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 这必然不能保障贫困人口健康生存的能力。二是农村贫困人口缺乏必要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 时至今日农村并不存在一个医疗保险体系。农村不但没有类似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补贴, 相反普遍存在着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返贫的各种问题。农村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 居民就医十分不方便, 医疗费用大幅上升又给他们看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另外, 贫困地区传染病和地方病预防控制能力非常薄弱, 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情况下, 农村贫困人口想要保障基本的健康生存已然成为问题, 严重影响地区及家庭的脱贫进程。

2.3 自我发展的能力低下

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主要表现在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少这个问题上, 而社会资本存量低下又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表现: (1) 社会组织体系缺位。贫困地区除了血缘关系和社区居民的自然组合外, 没有真正有效的社会组合形式。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甚至放弃本应承担的职能, 社区性的经济联系与组织很少, 超社区的行业性经济组织罕见。由于这类组织的缺乏, 贫困农村在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配置等方面很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 社区居民人际关系简单。集体经济解体和社会组织体系缺位进一步强化了一门一户独善其身的生产、生活格局。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仍以情感为主要纽带, 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相互利用和合作甚少, 竞争的成分不高。而且贫困农村人口通婚圈狭小, 人们利用血缘及亲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延伸半径较小, 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 (3) 较低的人口素质制约了社会资本层次的提升。贫困地区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观念、行为、意识及精神面貌等人格要素的变迁缓慢, 在与外界的交往过程中, 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难以提高社会交往的层次。而且贫困农村缺乏对外的经济联系, 基本上不存在主动的城乡物资文化交流。

2.4 面临风险时的高度脆弱性

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 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阿玛蒂亚·森说“自然界的不稳定性是我们的危险、我们的脆弱性”。其实, 人类的脆弱性不仅源于自然界的不稳定性, 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个体的因素都造成了人类的脆弱性。脆弱性常与贫困相伴生, 农村贫困的背后实际上就隐藏着个体或家庭脆弱性程度高、无法应对各种冲击的深层原因。

我国目前农村人口脆弱性较高, 既是指我国农村人口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 也指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 从风险结果中恢复的能力较低。首先农村人口面临较为艰难的自然条件。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 农业生态条件在很多地区正在恶化。据民政部统计, 1998~2002年我国因气象灾害而有2.54亿hm2农作物受灾, 以2002年为例, 全国有2.3亿人次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受灾, 因灾死亡2840人, 倒塌房屋175.7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总计1717.4亿元。受灾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如谷物减少造成口粮减少, 经济作物受灾直接导致农民现金收入的下降, 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不能达到基本水平, 整体的福利水平严重下降。其次, 疾病成为农村人口面临的一个新的重要风险。疾病带来的风险不仅仅限制了贫困人口健康生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 他们不仅要面对疾病, 更要面对在贫困面前的无能为力, “因病返贫”现象在贫困人口中十分普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风险之一。据调查分析, 全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占农村贫困户的比例已经达到约35%左右, 每年大约有1305万农村人口面临因生病而倾家荡产的危险。

生态危机、公共事件、价格波动等风险也无刻不在挑战农村人口承受风险的能力。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在面对上述风险时还不具备足够的应对能力, 从风险造成的困境中较快地恢复过来的能力也非常低, 因而常常重新陷入贫困;而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依然在贫困线附近徘徊, 不能真正摆脱贫困,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农民的脆弱性仍然较高。

3 针对能力贫困的反贫措施

随着对贫困的深入认识, 开发贫困人口的能力对消除贫困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但无论是宏观决策者还是各级职能部门, 在反贫实践中都过分强调物质投入, 而忽视了对贫困人口的能力提升, 采取的扶贫方式未能充分考虑贫困人口自身的因素, 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在实践中则忽视了对贫困人口主动反贫能力的发动、组织和培养。这样必然难以造就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张力, 其最终后果便是脱贫速度减缓, 脱贫效果不稳定, 返贫现象频发, 贫困农村的脱贫日益显示出刚性特征。鉴于此, 农村能力贫困问题便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综合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应该充分把握“能力贫困”实质, 具体有以下措施:

(1) 强化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知识贫困的状况, 首先应特别重视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 实施教育反贫困的战略。概括地说就是多种教育模式共同革新和调整, 实现“普九”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协调发展,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农民工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的协调发展, 以满足西部农村脱贫的基本需求和多样化需求。

(2)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针对贫困人口健康生存能力低下的状况, 向农村地区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 包括最低的生活保障, 如清洁用水、直接的食品帮助;最基本的合作医疗保健项目。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消除贫困的内在基础条件, 也是实现可行能力脱贫的基本标志。特别是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防止贫困人口陷入因病返贫和因贫失医的恶性循环, 力保反贫成果不被疾病摧毁。增加公共卫生财政支出, 建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提升贫困农村人口的疾病预防和控制能力。

(3) 培育贫困农民自己的社会组织, 提高目标群众的参与度。目前我国反贫困的工作中, 政府始终在以家长的姿态操办一切, 而贫困主体的反贫积极性并未被调动起来。可行能力的反贫困更是一种相信贫困主体能依靠自己劳动脱贫的实践, 因而建立有效的贫困农民组织, 更有利于他们参与反贫困活动, 一方面可以增加他们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 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主意识。农民间相互支持相互监督, 合理有效地使用资源, 维护贫困农民权益的最重要手段。

新疆农村贫困发生制约因素解构 篇5

关键词：贫困；制约因素；新疆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DOI 编码：10.3969/j.issn.1006-6500.2015.08.021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使得经济增长与减贫效应之间的研究成为政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关于消减贫困的研究中，多数学者的研究结果都可以概括为“经济增长-收入差距-贫困变动”三角的分析框架，换句话说，就是把不同时点上的贫困状况变动分解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两个影响因素，并讨论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变动对于贫困变动所具有的不同效应。在新疆，减贫、扶贫、助贫工作，一直都被政府列为改善民生生活的重要内容。面对新疆农村突出复杂的特点，如何更好地缓解基层农村居民贫困发生率，从根本上解决新疆农村贫困问题，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各级政府不得不面对的巨大考验，也给政府的减贫、扶贫、助贫的工作方式给予启发。

1 文献回顾

经济的增长和收入的初始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在World Bank[1]的研究认为，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主体收入来自农业收入，区域农业发展的不平衡又影响各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换句话说，农业发展越迅速，贫困发生率就越小。玛依拉·米吉提（2010）在其研究中也提出，新疆经济的增长对缓解农村贫困的具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初次收入分配的恶化，又会抵消经济增长的减贫效用。在经济增长的减贫研究中，尤其针对三产业的结构与减贫贡献的研究中，有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刘修岩等[2]关于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的研究中，认为不同的产业对农村减贫的作用是不同的。他认为第一产业对农村减贫的作用大于第二、三产业，第二、三产业的减贫效应差异不显著。在CSIS[3]、万广华[4]、章元等[5]等学者的研究，都有类似的研究结论。在对新疆的研究中，任婷[6]采用Shapley值法则来分析新疆三大产业贡献程度的路径依赖的问题，研究认为新疆第一产业的减贫效应最大，其次是第三产业，第二产业的减贫效应最小。黄国勇[7]在研究新疆农业增长与农村减贫之间关系时，也有相似结论。基于对学者们研究成果的学习，笔者在不区分新疆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来源前提下，选取人口素质、交通设施、劳动力素质、对外贸易、政府财政支出、城镇化等变量，构建研究新疆农村经济增长与农村贫困发生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2 模型构建及变量选择

2.1 模型设置

根据文献，笔者建立如下经济增长和贫困发生的基本模型：

（1）

其中，Pit表示第i个样本县在t年份中的贫困发生率，而表示第i个样本县在t年份中的经济增长率，具体用样本县的人均GDP增长率表示，αi表示没有观察到与特定样本有关的因素，εit表示各估计误差，β系数表示经济发展对农村贫困率影响的参数估计系数。

为了估计农村经济增长产业构成变化对贫困率的影响，把农村经济增长分解成不同产业构成的增长，即：

（2）

式（2）中，P、S、T表示第一、二、三大产业结构。从对贫困发生产生不同的作用，Ravallion和Datt（1996）研究表明在特定的时期和区域内，产业结构对贫困影响的大小还取决于产业间规模大小的相对衡量。根据Ravallion和Datt的研究方法引进产业规模大小的因素，把产业初期值引入到模型（2）中：

（3）

同时，令，这里K=P， S， T，那么式（3）就变成：

（4）

把上式（4）带入到式（1）中，建立产业结构变化时经济增长和贫困发生之间发生作用的模型：

（5）

对农村贫困发生起作用除了经济增长中产业结构变化内生变量外，笔者引进一系列外生控制变量X，最终建立如下模型：

（6）

2.2 数据来源及说明

笔者选择新疆17个边境重点贫困县市作为研究样本，数据来源新疆发展与改革委员会“以工代赈”横向课题2013年调研数据，主要研究新疆边境农村贫困县贫困的成因以及扶贫模式的创新，其余数据来自2007—2013年《新疆统计年鉴》《新疆调查年鉴》县市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以及自治区政府扶贫办。使用扩展模型式（6）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选择固定效应等5种模型对新疆17个边境重点贫困县数据来进行参数估计。

2.3 变量选择

笔者选取的变量有人口素质变量（RKSZ），根据新疆农村的多民族聚居的现状分析，采取民族人口比重来衡量；交通设施变量（JTSS），根据样本县地理位置分析，用每平方公里的公路里程比重来衡量；劳动力素质变量（RLZB），依据新疆农村劳动力素质情况分析，采用参加技能培训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变量更加能衡量劳动力素质的实际水平；对外贸易变量（DWMY），对外贸易对农村贫困的作用，综合考虑采用样本地区贸易总值与GDP的比值进行模型估计；政府财政支出变量（ZFZC），从新疆农村反贫困工作的经验分析，采用样本地区财政支出与当地GDP的比值，分析该变量对农村贫困减少的影响；城镇化变量（CZSP），从该变量以样本地区非农产业人口的比重，分析该变量对农村居民贫困减少的影响作用。

3 实证结果与分析

3.1 模型估计结果

模型一，是新疆农村贫困县贫困发生率与三大产业增长率之间联系和作用的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回归分析；模型二，是控制新疆农村贫困县自身发展特质变量的参数估计；模型三，是在模型二的基础上，控制对外贸易变量后，分析产业结构变化与自身特征、外部经济联系间作用对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模型四，是控制外生变量财政支出比重，分析其对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模型五，是控制城镇化水平变量，分析其对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参数回归结果见表1。

3.2 结果分析

从表1可以看出，在模型一的回归结果中，第一、三产业增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减少有正向的显著影响，而第二产业的增长具有负向影响。在模型二中，考虑到农村和农民自身特质后，第二产业增长对新疆农村贫困的减少有负向显著影响，第一、三产业增长率以及人口素质、劳动力技能培训因素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在模型三中，考虑对外贸易因素后，从估计参数看，与模型二的结果相比变化不显著。在模型四中，考察政府财政支出变量后，政府财政支出比重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他结果与模型三相比变化不显著。在模型五中，农村城镇化变量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作用影响显著。与模型四相比，第一产业增长率参数估计值下降，但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影响显著；第二产业增长变化率对农村的减贫效应不显著；第三产业增长率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人口素质变量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负向影响，人口素质变量在模型一中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技能的提高对农村贫困减少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变量呈负向不显著影响，这可能是样本都是新疆边境贫困县市，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造成。

4 结 论

从实证结果分析，第一产业增长率变化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较为显著；第二产业增长率变化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负向不显著，这一结论可能与样本区域的经济发展有一定的联系，工业发展对其他产业的渗透可能舒缓第二产业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作用；第三产业增长率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正向显著。

从社会、经济政策效应分析，农村自身特征因素中人口素质变化、劳动力生产技能的提高，对外贸易变量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的影响，从模型的参数估计上看，虽参数估计值逐渐增大，但整体表现出正向不显著；政府财政支出变量、城镇化变量在模型参数估计分析中，对减少新疆农村贫困发生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村交通基础设施变量，在模型参数估计中呈负向较显著影响[8-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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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贫困 篇6

关键词：农村贫困问题,反贫困,扶贫开发

一、贵州省农村贫困现状

农村贫困问题一直是困扰贵州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从1986年贵州省就开始了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据贵州省扶贫办的有关资料显示,在1986～1993年间贵州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1500万减少到1000万,在1994～2000年间,贵州省48个国家级贫困县先后越过温饱线。近年来,在农村扶贫工作方面,贵州大力实施“整乡推进”扶贫工程,整合资金进行产业化扶贫,并对农村贫困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组织转移培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2000年至2008年贵州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从313.46万人减少到2008年的197.45万人,低收入人口从557.8万人减少到356.7万人,2009年又减少贫困人口约50万人。2001年至2008年,50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由255.87亿元增加到502.29亿元,年均增长8.8%,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254元增加到2414元,年均增长8.53%,超过全省平均水平[1]。

扶贫开发改善了贵州农村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生产生活条件,但是目前贵州仍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全省88个县(市、区)中83个有扶贫开发任务,其中,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50个;扶贫贫困乡镇934个,占乡镇总数的64.5%,按照新的标准,2008年核定的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达585.38万人,占全国贫困人口的14.6%,占全省农村人口的17.4%。全省农民人均纯收入2797元,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58.8%[2]。农民整体收入水平低、贫困发生率较高。

二、当前贵州农村反贫困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地理环境恶劣,脱贫难度大

贵州省山地和丘陵占全省土地面积的92.5%。农业生产条件差,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低,是全国四大生态脆弱带中自然条件最差、脱贫难度最大的地区,目前贵州剩余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生态环境较差的地区。全省喀斯特出露面积占71%,石漠化区域已达3.59万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20.39%[3]。比如黔西南州喀斯特岩溶地貌发育典型,石漠化面积754.4万亩,占国土面积的29.9%,潜在石漠化面积317.1万亩,占国土面积的12.6%,是贵州省石漠化最为集中连片的地区之一[4]。这些地区扶贫成本高,脱贫难度大。

(二)自然灾害频繁,返贫率高

贵州省属高原季风湿润气候,自然灾害频繁,有时多灾并发,因灾返贫问题十分突出,正常年景返贫率在15%左右,遇到较大自然灾害年,返贫率在20%以上。

(三)扶贫资金投入不足,资金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贵州省总体经济落后,尽管扶贫开发投入每年增加,全省扶贫资金缺口较大[1]。

在已有资金的使用中存在部分效率低下的问题。贵州省审计厅2008年对全省83个有扶贫任务的县(市、区)2006年至2007年扶贫资金投入、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审计结果表明,贵州省2006年至2007年在83个县(市、区)共投入扶贫资金42.19亿元,这些资金的投入对贵州省扶贫开发工作起到了重要作用。但在扶贫资金投入、分配、管理和使用中仍然存在挤占挪用、滞留截留、虚报套取扶贫资金、私设“小金库”和账外账等问题,全省83个县(市、区)挤占挪用扶贫资金2201.44万元;擅自改变项目实施计划2335.99万元;滞留、截留扶贫资金36315.48万元;私存私放、私设“小金库”1341.67万元[5]。

(四)教育水平落后,且存在教育致贫现象。

贵州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文盲、半文盲比重高,农民科技素质低。2005年,在贵州农村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38%;小学文化程度占32.14%。由于受教育水平低,多数地方耕作方式仍较落后,农业适用技术推广难度大,农业生产科技含量难以提高。在农村,许多贫困农民的唯一选择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但是高昂的学费易使农民陷入贫困。

(五)扶贫对象目标瞄准机制不健全

我国对扶贫对象的划分存在着缺陷。现有的统计方法不能准确地识别贫困人口。我国对贫困人口的扶持主要以划定的扶贫开发重点县为对象。但贫困县的划定标准是农民人均纯收入,由于农民人均纯收入的不均等,造成对贫困户的目标确定易发生偏离。比如,贵州农村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贫困县,但是实际上在贫困县中有部分是非贫困人口,这些非贫困人口也被划在贫困人口的范围内,他们有分享并与贫困人口争夺资源的可能性;非贫困县也有部分贫困人口,但他们难以享受到国家扶贫资金援助和各种优惠政策,扶贫资金投入易偏离目标群体[7]。

三、贵州省农村反贫困的现实选择建议

(一)加强农村环境治理、改善贫困地区基础设施

在贵州的贫困地区,农民的生存主要是依赖当地的自然资源。贫困人口为解决生存问题往往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导致生态环境退化,形成贫困与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各地应根据当地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进行综合治理,将脱贫与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实施退耕还林,发展生态农业。加强农村环境治理,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有利于加强贫困地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降低贫困地区的贫困发生率及返贫率。

(二)加大资源整合力度,构建“大扶贫”格局

从2007年开始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在全国贫困地区实施了“县为单位、整合资金、整村推进、连片开发”试点工作。该扶贫模式将扶贫开发与“县域战略”结合起来,旨在以县为单位进行统筹,构建一个整合资源力量的工作平台,形成一种高效运转的工作机制,统筹各部门力量,重点突破,协作推进。这一模式改变了过去资金零星分散、项目点多面广,促进产业化发展与区域经济效融合。

(三)科学定位发展方向,突出产业化扶贫重点

加快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是促进和增强贫困地区自我发展能力的根本途径。贫困地区要分析当地农业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比较优势,规划发展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项目。在起步阶段,政府部门要发挥好引导、服务、管理的职能。立足当地资源优势,面向市场需求,帮助贫困乡村、贫困农户按照市场需求和发展,找准比较优势,合理开发当地资源,梯度培育村级特色产业,把扶持发展乡村特色产业经济作为瞄准贫困农户的重要举措。

(四)广泛利用社会资源,做好社会扶贫工作

改革开放以来,一些率先富裕起来的企业和个人,纷纷向贵州省贫困地区农村捐款办学校,对改善贵州省贫困地区教育落后面貌发挥了巨大作用。实践证明,社会力量是建设贵州新农村建设和农村扶贫的重要力量,2008年,大连、青岛、深圳、宁波四个对口帮扶城市共向贵州省捐赠资金18134.3万元,政府部门应继续做好与帮扶城市扶贫单位的协调服务工作,加强彼此间的经贸、产业发展、劳务输出和人才培训等方面的帮扶与协作。继续积极发动社会各界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众捐款捐物,鼓励城市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捐资或进行扶贫项目开发。

(五)开发与救助相结合,加快和完善贵州农村低保制度

实行开发与救助,将是今后我国完善扶贫战略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政府部门应认真研究贵州省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和特征,加强扶贫开发与农村低保两项制度的有效衔接,建立健全扶贫对象识别机制和动态监测机制。以贫困村为基本单元、贫困户为对象,对农村贫困人口实行登记管理,做到动态监测、微机管理。真正让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做到应保尽保,确保各项政策措施、资金项目落实到贫困群众身上,使扶贫开发目标更准确,力量更集中,效果更明显。

(六)创建农村教育的新体系,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

农村教育应适应农村生产的发展,利于农业科技推广,因此在课程设置上要针对农村的经济发展特点,开设一些农村实用技术课程,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能提高农技操作能力。应探索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新体系,充分利用农业院校、农业广播学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各类学校及培训机构现有的设备、师资等资源,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术教育,加快提高贵州农村劳动力素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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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叶韬:在全省扶贫开发系统纪检监察工作会议上的讲话[N],贵州扶贫信息网,2010年1月19日。

[3]贵州省政府办公厅:贵州年鉴2008.贵州年鉴社[M],贵阳:贵州年鉴社,2008 (10):238-239页。

[4]黔西南日报,重旱之忧[N],2010.4.14。

[5]张如飞:贵州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关于2008年度贵州省省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D],贵州省审计厅网站,2009年7月27日。

[6]洪影秋:贵州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与农民脱贫致富研究[J],贵州工业大学学报,2006(6):21-22。

[7]聂华林,张贡生:中国西部三农问题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12):214,219-220页。

农村贫困女性的经济学分析 篇7

一、日益严重的农村女性贫困现象和动因

﹙一﹚生活水平低下。不付酬的家务劳动及低效的农业生产使得农村女性的收入水平低于农村男性, 低于社会人均收入, 甚至跌至贫困线以下。在其消费结构中, 恩格尔系数很高, 住茅草房、穿过时衣服、没有文化娱乐消费, 甚至有些妇女食不果腹。还有最重要的是, 在农村女童严重失学。

﹙二﹚政治影响力低。强势群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需求, 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农村贫困妇女群体由于较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远离社会权力中心, 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懂公共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为何物, 加之社会、文化舆论对其的忽视, 甚至蔑视, 农村贫困妇女政治权力极度贫乏, 影响力极低。

﹙三﹚心理压力大。农村贫困妇女由于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政治上的低影响力, 使得他们的心理焦虑度更高于一般社会群体: 对生活前途悲观、失望, 常有后顾之忧, 衣食之忧, 最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 并且难以或不会自我调节。这些都造成了农村贫困妇女群体心理压力极大。

﹙四﹚人格尊严缺乏。我国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经济收入很低, 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收入。经济上的这种高度依赖性往往会使其失去应有的人格与尊严。对她们的歧视与排斥已经得到社会习惯、制度甚至法律的容忍、认可和纵容。因此, 不可避免, 她们的人格尊严严重缺乏。

从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相互折射、相互制约的发展特征上, 从动因上可以做出如下分析:从宏观上看, 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存在是由主客观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从微观上看, 抛去其最本源的经济因素, 导致其贫困最直接、最具体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政治权利不足。据考察, 社会权利的贫困就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 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政治、工作、教育、健康、名誉、休闲、被赡养、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 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或剥夺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当前, 我国社会城乡“二元”分制, 男女“二元”分制,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尤其缺乏女性性别意识保障, 因而, 政治权利不足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女性陷于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不足。 贫困不仅源自缺乏、剥夺和排斥, 而且深受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 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是社会关系十分通达的社会, 任何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关系所构建的社会网络的质量。所以, 除经济因素以外, 造成农村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其社会关系网络低下所获得的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性的原因, 也就是说其社会资本严重不足。

3.自身能力不足。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 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 没有能力, 机会的平等是一句空话, 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农村女性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 没有技术专长, 大多为家庭妇女, 年龄偏大, 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病残致贫。很显然, 能力不足是导致其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

4.主体意识不足。我国现今不少农村女性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严重的封闭性和一维性, 而且其内心深处仍保留着许多传统女性安于现状、相夫教子的心理特点, 这就是主体意识不足。在其生活中和劳动中就表现为缺少自信心、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样就会错失发展时机、循环往复, 以致陷于贫穷。

二、农村女性贫困群体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影响

21世纪以来, 我国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 农村女性贫困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 不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还会影响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形成。

﹙一﹚农村女性贫困群体的存在, 严重地影响了民族素质整体的提升。女性肩负着人类自身生产、哺育和教育下一代的重任, 是个体接触社会的起点。在农村尤其如此。可以说高素质的母亲是高素质的民族赖以产生和成长的基础, 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人类的手中, 从某种意义上倒不如说是掌握在女性手中。由此, 农村贫困女性是决定中华民族素质提升的一大重要参考系数, 对此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农村女性贫困群体的存在, 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意义就是强调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 它既包括人们对多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又包括逐步提高生存与生活质量, 从而使社会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然而, 我国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存在及其生活的贫困化, 对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 推动社会人文和谐的环境形成, 都起到了极大的制约作用。这一问题的存在, 不仅背离了科学发展观, 而且更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女性贫困群体的存在, 背离了我国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公正原则。罗尔斯认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 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 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现代意义上的公正, 就是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被公平合理地对待, 都有机会发挥人的自身潜能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 长期游离于主流社会和社会进步的循环之外的农村贫困女性弱势群体的存在和由此导致出现的种种问题, 首要的就是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三、对策探讨

﹙一﹚实施男女平等基本战略保障机制。 我国农村女性生活质量的提高, 不仅有赖于社会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 还有赖于性别观念的转变。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做法, 要实施男女平等基本战略保障机制:一是实施性别法律保障机制。随着形势的发展, 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有关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 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当前, 最重要的任务是, 政府应尽快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歧视行动”法。反歧视行动的基本理念不仅是建立一个张扬社会公正、落实社会权利人人平等的社会, 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针对女性的“不公平”的关怀和分享机制。二是实施政策性别保障机制。要加快建立有性别意识的覆盖范围广泛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进一步加强针对农村贫困女性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互助。在教育、健康、就业等方面对农村贫困女性各级政府要给予适当倾斜。各级妇联组织更要有针对地开展工作。三是实施性别参与机制。一方面, 建立健全民主机制, 使农村贫困妇女能够不断向决策机构反映自己的意见和需求, 争取自身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给农村贫困妇女赋权, 使妇女拥有并知晓自己的权利, 利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创造的平等机会,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为国家发展和个人进步谋求平等地位。

﹙二﹚提升农村女性自身整体素质。只有在互动的前提下, 充分调动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 才能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也才能最终实现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应大力实施“造血”式扶贫, 即合理配置稀缺的扶贫资源, 增加教育、卫生健康、技术培训等方面投入, 来提升贫困地区的女性人力资本, 赋予其自我发展能力。一是提高心理素质。农村女性的“自我边缘化”是其发展进程中的最大障碍。农村女性贫困是社会制度与文化历史的沉积, 政府要营造良好社会重围, 为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的提高进行培育。使其克服原有的自卑、小富即安和依赖心理, 认清社会发展形势, 积极主动地生活。因此, 引导农村女性抛弃传统的性别观念是使妇女摆脱贫困的关键。二是提高文化素质。教育水平与总体贫困发生率高度相关。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农业科技、推广、教育培训资源, 大规模、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展农村妇女科技培训。在继续强化农业岗位培训的同时, 重点加强技能培训, 掌握一技之长。三是提高身体素质。总之, 农村贫困女性通过素质的提高增强获取工作的能力、抢抓机遇的能力和驾驭生活的能力, 最终转化为脱贫致富能力。

﹙三﹚突出济贫事业的“人本”原则。还有, 农村女性的贫困, 不能单纯地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 还应该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角度来思考。缺乏人文关怀的扶贫投入, 其扶贫对象有被藐视感和被施舍感, 其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 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调和。所以, 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物质的扶贫, 更重要的是人本的关怀和感情的投资。因为, 只有人的感情、人的心理动力机制得到抚慰和激活, 人的贫困才能从本源上得到抑制, 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才能产生。

总之, 农村女性贫困是一个历史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它有其孕育、生长乃至蔓延的土壤, 但依靠政府运作、社会支持, 特别是女性自身素质的提升, 农村女性一定可以走出传统思维的桎梏, 摆脱生存困境与社会边缘化的窘境。

摘要：在我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民间的收入水平也拉开了差距, 其中农村女性贫困化问题尤其突出。本文针对此问题分析了特征和动因, 提出了以下应对的策略和办法:实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保障机制;提升农村女性素质, 增强就业能力;突出济贫事业的“人本”原则。

关键词：农村贫困女性,成因,对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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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经济贫困 篇8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数据来源

所有数据主要由榆树市新农合管理办公室提供,具体包括全市非城区3个乡镇农业人口数资料、人均收入资料、参合资料、参与各乡镇卫生院门诊、住院和慢性病农民的基础资料、总费用和补偿费用资料、县级医院住院资料和外诊患者资料。同时选择乡镇的贫困户名单。

1.2 统计方法

常规数据运用Excel表进行整理,采用SAS 8.02软件进行数据统计分析。计量资料用M(QL,QU)进行描述,假设检验采用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构成比进行描述,假设检验采用χ2检验。

2 结果

2.1 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参合情况

由表1可见,农村贫困人口的参合率为99.89%,而非贫困人口参合率为95.80%,贫困人口参合率比非贫困人口高约4个百分点。

2.2 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门诊、住院和慢性病利用情况

由表2可见,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门诊就诊率、住院率不同,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贫困人口门诊就诊率低于非贫困人口,住院率高于非贫困人口;而慢性病就诊率两组基本相当,经检验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

2.3 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门诊、住院和慢性病人数情况

如表3所示,得出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门诊、慢性病就诊的人数在参合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不同,其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住院人数在参合人口中所占比例差异没有统计学意义。贫困参合农民的门诊及慢性病就诊的人数所占比例均比非贫困人口低,住院的人数所占比例与非贫困人口基本相当。

2.4 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门诊、住院和慢性病次均费用情况

由表4可见,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门诊的次均费用及次均补偿金额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为非贫困组高于贫困组;两组住院次均费用差异无统计学意义,但次均补偿费用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贫困组高于非贫困组;在慢性病方面贫困组和非贫困组次均费用和次均补偿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两组费用基本相当。

元

2.5 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中住院患者住院天数情况

由表5可见,农村贫困患者住院天数以4~7天组人群所占比例最高,为27.55%,7~14天组次之,为24.24%;非贫困患者住院天数也是以4~7天组人群所占比例最高,为27.40%,但以1天组次之,为25.06%;两组均是以21天及以上人群所占比例最低,分别为3.18%、1.05%。且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中住院患者住院天数各组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贫困患者住院天数在7天以下的占了66.75%,小于非贫困患者的73.04%;而贫困患者住院天数在7天及以上各组人群所占比例均高于非贫困人口患者。

2.6 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中住院患者住院费用分布情况

由表6可见,农村贫困患者和非贫困患者住院费用均是以0~500元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27.68%、28.99%,贫困患者住院费用以2 000~5 000元所占比例次之,为20.53%,非贫困患者住院费用以500~1 000元所占比例次之,为21.17%;两组均是以20 000元及以上所占比例最低,分别占1.46%、1.54%。且两组在各层分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贫困患者住院费用在0~500元、501~1 000元和20 000元及以上三组所占比例略低于非贫困患者,其余各组贫困患者所占比例均高于非贫困患者。

2.7 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住院患者在三个级别医院分布情况

由表7可以看出,农村贫困组和非贫困组在三个级别医院住院患者住院人次均是以乡镇卫生院所占比例最高,分别为48.87%、44.28%;市级医院次之,分别为37.75%、39.32%;外诊医院最低,分别为13.38%、16.40%。两组在三个等级医院就诊人次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贫困组乡镇卫生院构成比明显高于非贫困组,市级医院和外诊医院人次构成比非贫困组明显高于贫困组。

注:χ2=44.56,P<0.000 12。

注:χ2=1.864 0,P=0.867 6。

注:χ2=7.685 3,P=0.021 4。

3 讨论

贫困与疾病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因疾病而带来的经济负担也成为造成贫困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之一。国家对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吉林省也将卫生扶贫纳入扶贫计划,我们对榆树市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新农合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

3.1 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参加新农合情况及利用情况

由于吉林省对贫困人口加大扶持力度,对农村贫困户、五保户和优抚对象给予一定的医疗费用补助,这样使得贫困人口的参合率接近100.00%。由表1和表2结果可见,就诊人次、贫困人口的门诊就诊率明显低于非贫困人口;贫困人口慢性病的就诊率和非贫困人口基本相当。从就诊人数上来看,贫困人口门诊就诊人数和慢性病就诊人数所占比例低于非贫困人口。由于贫困人口经济困难,虽然政府给予一定照顾,基本都能参加新农合,但患小病和慢性病的患者为了省钱往往不能及时就诊,只有病情发展到一定程度才去就诊。从而导致贫困人口门诊和慢性病人数明显低于非贫困人口。

3.2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门诊、慢性病医疗费用和补偿情况及住院天数情况

从表3结果可见,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医疗费用和补偿费用方面来看,两组在门诊和慢性病方面的补偿比例基本相当,而住院次均补偿费用贫困组高于非贫困组。得出上述结果可能因为门诊方面基本都是目录内用药,而报销时均是以一定的报销标准来报销,使得两组人群门诊的补偿比例基本相当。但在慢性病就诊方面,由于慢性疾病的特点,基本治疗和用药大体类似,再加上补偿比例固定,一般目录内用药较多,使得两组慢性病补偿比例基本相当。门诊次均费用和次均补偿情况非贫困人口高于贫困人口,是否贫困对实际补偿比例影响不大。正是这个原因,虽然贫困组高段住院天数人数所占比例相对较高,但高段费用人数所占比例两组却大体相同。

3.3 农村贫困和非贫困参合人口在三个级别医疗卫生单位分布情况

两组在三个等级医院就诊人次构成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贫困组在乡镇卫生院构成比明显高于非贫困组,市级医院和外诊医院人次构成比非贫困组明显高于贫困组。

3.4 关于参加新农合农村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卫生服务利用的建议

准确界定医疗救助对象,保障农村贫困人口应享有的医疗救助。应科学合理设计补偿方案、取消补偿病种的限制、加大救助力度与补偿水平。在制定相关贫困人口医疗救助政策时,应向高龄、丧偶类人群倾斜,加大对这部人群的补偿力度,简化医疗救助设计方案。探索贫困边缘人口的救助,探索门诊衔接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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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本强,张祥东.新农合运行中的问题及对策研究[J].时代经,2008,6(7):57-58.

农村经济贫困 篇9

一、农村贫困地区人力资本质量与存量双低的表现

1. 受教育程度低

2006年9月1日我国开始实行新的《义务教育法》，其核心和灵魂就是要推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均衡发展，保证每个人都能上得起学;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做政府工作报告时也指出，2007年要在全国农村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继续对农村贫困家庭学生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要完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不断提高保障水平。2007年全国财政安排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235亿元，比2006年增加395亿元。“十一五”时期中央财政将投入100亿元，实施农村初中学校改造计划，地方政府也要相应增加这方面的投入。虽然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但是我国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依然不容乐观，尤其是义务教育问题，表现在区域发展程度极不平衡，农村地区公民受教育机会明显低于城镇地区，经济欠发达地区公民受教育机会低于经济发达地区，不同民族地区受教育程度也有差异，女童失学率明显高于男童。

2.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普遍

贫困人口健康观念落后, 缺乏基本的健康知识, 自我保健意识和健康风险意识不强, 对疾病缺乏预防意识和措施，导致其发病较非贫困人口频繁, 而就诊率和住院治疗率均较低。据统计, 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发病后, 该治疗而未治疗的比例为30%, 该住院而未住院的为33.5%, 65%的病人因经济原因而耽误了最佳治疗时期。

3. 医疗保障严重滞后

医疗卫生保障支出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方面。然而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由于医疗保健服务网络稀少、缺医少药等原因, 地方病、传染病不断蔓延, 贫困人口身体健康素质极差。主要原因是一方面根植于不卫生的生活习惯和卫生科普工作的落后, 另一方面也与较贫困地区区位边远、医疗卫生机构稀少、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设备陈旧落后密切相关。

4. 农村富余劳动力正常流动困难重重

人口迁移对于提高农村地区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有着重要的作用。由于农村地区与发达地区收入差距的拉大和由经济不发达所带来的就业机会较少，使得农村地区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劳动者往发达地区迁移具有很大的动力，他们通过到发达地区或城市就业，参与到现代经济活动过程中去，工作能力和特别的技能受到训练和提高;由于异地就业一般会带来收入的增加，使他们的家庭能够慢慢摆脱贫困和落后。但是我国现在实行的是城乡有别的二元户口登记制度，与此相关的劳动保障、计划生育、教育等经济社会政策在城乡之间也都存在巨大差距。

二、如何加大农村贫困地区的人力资本投资

各级政府和个人要树立人力资本投资的观念。以西奥多·W.舒尔茨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 (Human Investment Theory) 认为, 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在社会生产中的大规模应用, 使得人口的质量重于数量, 人力资本重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地地道道的源头活水”。一方面应加强广大贫困地区干部对教育培训重要性的认识, 在具体工作中贯彻教育兴乡、科技兴镇的思想;另一方面引导农民及其子女, 使之认识到人力资本投资是他们脱贫致富的根本途径，必须学习知识、提高自身思想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

调整教育结构，逐步建立以基础教育为基础，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成人文化技术教育为辅助的贫困地区教育结构。针对现阶段我国贫困地区劳动者文化素质低的情况，农村教育的重点应首先发展基础教育。基础教育给农民带来的知识效应和非知识效应都很高，其社会收益率高达24%～28%，越是低收入地区，基础教育投资的社会收益率越明显。2006年4月26日，国务院发布了《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确立了“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管理体制，逐步将农村义务教育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各级人民政府按照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要求，进一步加大了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实施了国家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农村贫困家庭中小学生“两免一补”政策等，农村义务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生产技能。深化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建立行业、企业、学校共同参与的机制，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办好各类农民学校、农业职中和各种农技短训班, 以面向实际, 为农民服务为宗旨, 把学校办成为农民服务的培训中心, 办成农业技术的试验、咨询和推广中心, 积极发挥科技兴农的示范作用。

改善贫困地区医疗卫生条件，实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高农民健康水平。首先，要通过各种活动对贫困地区的农民进行健康和卫生知识的教育、宣传，使他们认识到不良的卫生习惯和卫生条件是造成贫困的原因之一，医疗、保健投资能使健康状况改善，从而改变陋习，更新观念，注重良好的卫生环境的形成和习惯的培养。其次，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的投资，改善医疗设施。从我国的现状来看，改善贫困地区的医疗、卫生状况不能完全依靠国家，要走国家、集体、个人三者相结合的道路，这样才能较快提高贫困地区农民的健康水平，促进人力资本的积累。最后，要逐步形成并完善农村医疗保障机制，对贫困家庭应建立重大疾病政府补贴制度。

建立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效机制。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的反贫困理论集中体现在他的《教育经济价值》和《改造传统农业》两本著作中。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的传统经济理论已无法解释今天的事实，对于现代经济来说，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远比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更为重要。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积累的重点应该从物质资本转移到人力资本。在现阶段要采取多种形式，对贫困地区的农民进行教育和培训，采取多种方式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基本服务，以此为基础建立促进贫困地区发展的长效机制。着力推进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和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科学种养技术水平和转移就业能力，培养造就新型农民。

取消户籍制度，允许农民自由迁移，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现行的户籍制度实际上是将城乡隔离开来，对农民实行歧视性政策。农民不能在城市居住，不能与城市居民在相同的职业岗位上竞争，在城市做工的农民子女不能在城市的学校接受教育等，这一切显然限制和剥夺了农民的发展机会。户籍制度严重损害和侵占了农民的利益。因为户籍制度，农民作为外来人员，与雇主的谈判地位完全不对等。结果，一些工厂业主恶意压低劳动力价格，以各种名义克扣农民工工资，迫使农民工超强度工作。户籍制度使农民正常的社会权利在城市得不到保障。农民只能干脏、累、危险等城市居民不愿干的工作，进城就业需要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并经常被政府以种种借口强制清退。因此，只有取消户籍制度，允许农民自由迁移，这样城乡间在各个方面才能真正地实现平等。另外，还要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劳动就业中介组织，逐步形成包括就业信息、咨询、职业介绍、培训在内的社会化的就业服务体系，帮助劳动力对转移成本、收益、风险做出正确的判断，以减少因盲目流动而遭受的损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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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洁.论新世纪人力资本投资对我国农业扶贫的战略作用[J].新疆财经, 2002, 2:61-63.

美国农村贫困问题简析及启示 篇10

美国农村是美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为美其他地区提供大部分的食物和能源，也是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主要基地。尽管农村在美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很多生活在农村的美国人却并未享受到美经济发展的成果，依然生活在贫困中，美国农村的贫困问题成为美经济乃至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

一、美国农村贫困状况及主要特点

2013年，美国农村有620万贫困人口，其中包括150万儿童。按美国官方贫困标准衡量，2013年美国16.2%的农村人口属于贫困人群，14.3%的城市人口属于贫困人群。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农村地区大学毕业生比例低于城市地区，仅为20.5%，而城市地区为34.1%；农村地区的平均收入也远低于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成年人，年收入比城市工作人口低7300美元，农村地区的年均家庭收入为42881美元，城市家庭则为54042美元；农村地区单亲家庭比例也较城市地区高。

总体上，美国农村贫困呈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贫困代际相传。农村地区的贫困大多都是代际相传，这就意味着如果这一代陷入贫困，那么以后的子孙也有很大可能继续贫困。农村很多地区都在很长的时间里保持着较高的贫困率。特别是美国农村有301个地区的贫困率都超过了20%，且30多年来都维持在这一水平。

二是呈现马太效应。越是贫困地区的人群，受教育的程度越低，找工作的难度也很大，人均收入也非常低，从而导致他们难以脱贫。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贫困地区的人群难以摆脱贫困的厄运。

三是经济增长与减贫的关系变弱。在美国，经济增长一直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减贫措施之一，但从20世纪80年代起，经济增长和减贫的关系逐渐变弱。劳动力市场对减贫的直接影响增加。农村地区在经济复苏期间，工作机会缺乏，经历了更为疲弱的就业增长。

四是儿童贫困问题突出。贫困地区3岁儿童听到的单词要比富裕地区的同龄人少3000万个，而且很难获得良好的医疗服务和心理辅导。更重要的是，农村儿童的贫困问题尤为突出，农村儿童的贫困率高达23%，高于农村地区平均16.2%的贫困率。

二、美国应对农村贫困问题的政策

（一）积极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2012年美政府力推宽带建设，推出“点燃美国”（US Ignite）计划，旨在利用比当前网速快100倍的宽带网络，更好促进美国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以及农村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使农村地区居民享受到更好的包括医疗、教育等在内的公共服务。比如，利用这些网络超高速的特性，农村地区的家庭在当地就可通过远程医疗获得知名专家的诊断。美还通过“建设美国投资计划”、制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评价新指标等措施吸引更多私人资本投入农村道路、桥梁及水务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二）为农村创造更多发展机会

为充分调动各方资源，不断改善和提升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村地区发展，美推出“美国乡村制造”（Made in Rural America）倡议，帮助农村地区的企业和农场吸引投资，进一步扩大农产品出口，同时为农村地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设立1.5亿美元专项投资基金，用于支持农村中小企业发展；设立“i6乡村挑战”，提高农村企业创新能力；成立国家创新团队支持美国“乡村制造”出口；通过引进来和走出去，为农村企业拓展商机。此外，美还格外重视扶持农村中小企业的发展。从2009年起，美农业部和小企业管理局通过“农村发展中介再贷款项目”和“小额贷款项目”，提供了1.9万笔贷款和援助，支持超过6万家农村地区的小企业发展实业，填补了农村地区企业发展的资金缺口。2013—2014年农业部和小企业管理局总计投入1.75亿美元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额信贷。小企业管理局还将通过“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支持农村小企业融资、扩大规模、实现现代化。到2016年，该项计划的投资规模将达20亿美元。此外，小企业管理局还将采取PPP模式，以政府资金与私人资金2∶1的比例投资农村中小企业。美农业部和小企业管理局预计将在未来五年内总计投资3.5亿美元用于农村建设。

（三）构建社会保障安全网

为农村贫困地区构建涉及医疗、教育、就业等在内的社会安全网，是帮助这些地区脱贫的举措之一。医疗方面，进一步加强农村地区医疗保障。2012年，美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支持农村医院、诊所和私人医生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减少对农村地区医疗服务机构的管制；此外，还将改革医疗保险支付手段。教育方面，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教育投资；白宫农村委员会将与教育部合作为农村地区学生提供在线学习课堂；联邦通信委员会还将在未来两年投资20亿美元用于建设公立学校宽带网络，为2000万学生提供宽带和无线网络服务；私营企业也投资超过20亿美元为学校提供尖端技术，打破农村地区的教育隔离状态。就业方面，政府竭力提供就业信息促进农村地区就业。美农业部与劳工部进行合作，为农村地区的劳动力提供更加全面的就业信息；劳工部为全国2800个农业部站点提供择业和就业培训信息，以便减少农村地区人员寻找工作的成本。

（四）NRI和希望区倡议

美政府先后推出邻里复兴计划（Neighborhood Revitalization Initiative，NRI）和希望区（Promise Zones）计划帮助贫困地区。NRI计划向100个严重贫困的地区投入3.5亿美元资金以支持这些地区发展经济。基于NRI计划，美又提出希望区计划，旨在帮助贫困率高于20%的城市、农村地区脱贫。入选希望区的贫困地区，可以享受一系列优惠政策，包括可以优先申请联邦政府的扶贫项目、优先获得联邦政府各部门的技术援助和相应的减免政策，如税收减免，内容包括直接减免当地企业的税负，或者是鼓励企业雇用希望区的居民，或将他们的生产基地建立在希望区，等等。

三、几点思考

（一）应进一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的经济体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仍有一些农村地区比较贫困，未能充分分享30多年来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红利。为促进中国农村地区进一步发展，应进一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解决农村地区出行难、饮水难、用电难、通讯难等问题，特别是要解决农村地区的“最后一公里”难题，逐步改善农村贫困地区的生活生态环境。在此基础上，参照美国的一些做法，升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利用现代化高科技手段，通过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使农村贫困地区也可享受到与城市地区相同的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

（二）借鉴美国经验，在减贫过程中使用PPP模式

美国在帮助农村贫困地区脱贫的过程中，大量使用PPP模式，政府与社会资本形成合力，政府部门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到各种扶贫项目中，为这些项目提供较为充分的资金保障。在我国进一步推广PPP模式的大背景下，也可借鉴美国经验，在扶贫过程中广泛调动社会资本参与扶贫开发的积极性，通过税收优惠、费用减免等相关激励机制撬动更多的资源、吸引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同时，也要积极开辟扶贫项目新的资金渠道，多渠道增加扶贫开发资金。

（三）“输血”与“造血”双管齐下

美国在帮助农村贫困地区脱贫的过程中，资金投入力度较大，保障措施较有力，但十分注意把握提供保障的度，避免扶贫对象对这些保障形成习惯性依赖，而丧失了工作的积极性。这一点在扶贫过程中尤为重要，因此扶贫、减贫过程不仅应当“输血”，更应“造血”。一方面，充分调动扶贫对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帮助其通过自力更生、辛勤工作脱贫；另一方面，加大智力扶贫的力度，对一些处于贫困的人群进行职业培训，帮助他们学习并掌握某些工作技能，为他们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高这些贫困群体的创收能力。此外，在扶贫过程中，既要有一些“短平快”项目，同时也要设计一些惠及长远的项目，多渠道帮助贫困地区脱贫。

农村金融贫困成因及影响 篇11

1 从金融需求来看

农村金融需求主体是农户和农村企业, 农户和农村企业缺乏因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从而导致农村金融需求不旺。一是贫困农户的金融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而被强制性揭止。贫困农户是一种特殊的金融需求主体, 其简单再生产和基本生活资金均较短缺, 往往从客观上产生金融需求, 但作为金融机构的贷款对象, 其贷款风险较大, 因此常常被排斥在正规金融组织的贷款供给范围之外, 这部分金融需求往往被强制性的揭止。二是已基本解决生活温饱问题的农户, 他们具有一定的信用能力, 一般较为讲求信誉, 但因其力量单薄, 所产生的金融需求十分有限, 金融机构对他们的贷款仅仅限于小额贷款。尽管如此, 因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不足, 难以最大限度地满足这部分农户的资金需求, 从而抑制了部分金融需求, 限制了他们金融需求发展的欲望, 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金融需求冲动。三是乡村企业是立足于当地资源而由乡村投资发展起来的, 这类企业生产技术简单, 抵抗风险的能力较低, 其发展能力十分有限。因市场不确定性较大, 乡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所面临的风险也较大, 因此, 其产生的合理的金融需求也常常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的特征决定了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的先天不足。中国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多产生于维持基本生存的必要, 这种需求并非建立在还本付息的基础之上。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与非固定化导致农村消费性金融的脆弱性, 现代金融所产生的消费信贷常常以居民的预期收入为信用保证, 而中国农村农民的预期收入则具有不确定性, 削弱了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的基础, 造成农村消费性金融需求的非正常化。农村农民的固定资产 (如房产) 非流动性, 难以作为贷款抵押物, 即使用作贷款抵押也只能是形式而已。

2 从金融供给的来看

对经济效益的追求使得金融机构纷纷奉行城市化发展战略, 实施金融投资的城市化、金融决策权力的城市化、金融业务的城市化, 收缩农村金融贫困地区金融机构与农村金融业务, 使得农村金融供应相对萎缩, 农村经济缺乏必要的金融支持, 农村资金供求矛盾日益突出。

2.1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对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撤退与放弃。

一方面,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三大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纷纷向中心城市收缩, 金融贫困地区支行被大幅度削减与撤并, 就连与农村经济有着密切的天然联系的中国农业银行也在不断的削减其在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所设置的分支机构与营业网点。另一方面, 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都将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业务集中于吸收存款, 对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信贷投入却越来越少, 农村贷款业务日趋下降, 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沦为金融资源的输出地。

2.2 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对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零投资现象。

我国新型的股份制商业银行步入了空前大发展阶段, 机构的数量在增多, 经营业务的深度与广度在深化, 对经济的渗透力在加大, 对中国金融的贡献在增加。然而, 自创建以来就与农村金融保持距离, 它们既不在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设置分支机构, 也不为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任何形式的金融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讲, 新型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产生与发展加剧了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金融贫困化。

2.3 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对农村经济服务对象、服务范围、服务深度的淡化。

农业发展银行由最初的为农业经济发展服务, 转变为主要办理粮、棉、油等主要农副产品的国家专项储备贷款、收购贷款和调销贷款;办理粮食企业的建仓贷款等。而且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在具体的经营活动中除了国家硬性规定的必须办理的农业贷款项目外, 其他农业贷款采取的是消极的逃避策略。从这个角度分析, 国家对中国农业发展银行给予的经营自主权越大, 其放弃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的倾向越明显。

2.4 农村信用社力量单薄, 难以负重。

商业银行收缩农村金融机构, 采取“多存少贷”的撤出农村金融的政策后, 使得农村信用社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农村信用社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支持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了。信用社与中国农业银行脱钩后, 其职能定位为“为三农服务”, 是农村金融的主要机构。事实上, 由于商业银行对农村金融的放弃, 农村信用社几乎是独立承担国家的支农任务, 对于力量单薄的农村信用社而言, 无论是其对金融资源的占有与运用, 还是其经营决策与管理水平, 或者其员工素质等方面, 都不能为农村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由此可以看出, 无论从金融需求和金融供给来看, 都导致农村金融贫困化。而路磊 (1998) 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得出结论:金融市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农村金融的贫困对农村经济发展同样表现为负效应。

3 农村金融贫困对农村经济的影响

3.1 农村金融贫困影响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金融贫困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多年来农村经济与农村金融发展历程表明:农村金融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与此相伴随中国农村经济也得到快速的发展。农村金融相对萎缩, 信贷资金大幅削减时期, 农村经济增长幅度也回落, 农村经济发展速度降低甚至出现负增长。农村金融贫困对农村经济的发展阻碍作用体现为:

3.1.1 金融是经济的延伸与必要补充, 金融的产生与发展有利于促进经济的发展。

一方面金融提供了有效的资金融通渠道, 为产业资本的集中与资源配置的优化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金融的市场化融资为强化企业管理, 提高生产单位的经济效益创造了压力与动力。而金融深度发展所产生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出现则既可以防范价格风险, 又能够确保产业资本运行的稳定性。金融贫困使农村经济长期以来未能借用金融的力量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

3.1.2 金融贫困导致中国农村经济成本的居高不下。

从一定的角度分析, 金融的产生起源于人们对金融交易成本的节约, 因此高效能的金融可以极大地降低农村经济的成本, 包括融资成本、金融交易成本、或寻租成本。而金融贫困导致的金融供应短缺则使得农村经济不能分享现代金融创造的低成本效应。

3.1.3 金融贫困影响了农业经济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与优化。

金融对经济的作用较突出的表现为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资源的引导作用。金融资源的合理安排, 可以优化实体经济的资源配置, 从而促进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与产品的升级换代。金融贫困致使金融的这一对农业经济的作用无用武之地。

3.2 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加剧了农村经济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金融贫困导致中国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性的扩大。容易获得金融支持的地区先行, 先发优势更明显。而金融贫困地区的后发劣势更为突出。随着金融向经济渗透的深化, 这种不平衡的程度更加明显与突出。金融贫困加剧了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的不平衡。金融贫困阻碍了中国农村金融贫困地区经济的发展, 会导致该地区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的滞后, 从而加剧中国农村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与发展的不平衡。

金融贫困加深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平衡。农村金融贫困地区金融供应的稀缺与萎缩使得该地区新型农村的发展受到限制。以传统经营方式从事传统的低效益的农业生产势必加大该金融贫困地区与其他较发达农业经济地区的差距。加深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不平衡。

摘要：农村金融贫困是指中国农村金融资源处于极度匮乏或遭剥夺的状态。农村金融需求抑制和农村金融供给缺失导致农村金融不能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无法推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和均衡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金融,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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