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贫困女性（精选5篇）
农村贫困女性 篇1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 贫困是指个人或家庭依靠劳动所得和其他合法收入不能维持其基本的生存需求。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持续进行, 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但其收入水平也拉开了差距, 尤其出现了一些相对贫困人口。从性别和社会的视角来看, 其中农村女性贫困化问题尤其突出。
一、日益严重的农村女性贫困现象和动因
﹙一﹚生活水平低下。不付酬的家务劳动及低效的农业生产使得农村女性的收入水平低于农村男性, 低于社会人均收入, 甚至跌至贫困线以下。在其消费结构中, 恩格尔系数很高, 住茅草房、穿过时衣服、没有文化娱乐消费, 甚至有些妇女食不果腹。还有最重要的是, 在农村女童严重失学。
﹙二﹚政治影响力低。强势群体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 使得公共政策的制定有利于自己的利益需求, 或者至少不影响自己的既得利益。农村贫困妇女群体由于较少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远离社会权力中心, 甚至有些人根本就不懂公共权力和政治影响力为何物, 加之社会、文化舆论对其的忽视, 甚至蔑视, 农村贫困妇女政治权力极度贫乏, 影响力极低。
﹙三﹚心理压力大。农村贫困妇女由于经济上的低收入性和政治上的低影响力, 使得他们的心理焦虑度更高于一般社会群体: 对生活前途悲观、失望, 常有后顾之忧, 衣食之忧, 最容易产生不满、苦闷、焦虑、急躁情绪, 并且难以或不会自我调节。这些都造成了农村贫困妇女群体心理压力极大。
﹙四﹚人格尊严缺乏。我国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经济收入很低, 有些人根本就没有收入。经济上的这种高度依赖性往往会使其失去应有的人格与尊严。对她们的歧视与排斥已经得到社会习惯、制度甚至法律的容忍、认可和纵容。因此, 不可避免, 她们的人格尊严严重缺乏。
从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相互折射、相互制约的发展特征上, 从动因上可以做出如下分析:从宏观上看, 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存在是由主客观诸多原因综合作用的结果, 而从微观上看, 抛去其最本源的经济因素, 导致其贫困最直接、最具体的因素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1.政治权利不足。据考察, 社会权利的贫困就是指一批特定的群体或个人, 无法享受社会和法律公认的足够数量和质量的政治、工作、教育、健康、名誉、休闲、被赡养、以及平等的性别权利, 而且由于他们应该享有的社会权利被削弱或剥夺而导致相对或绝对的经济贫困。当前, 我国社会城乡“二元”分制, 男女“二元”分制,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 尤其缺乏女性性别意识保障, 因而, 政治权利不足是现阶段我国农村女性陷于贫困的一个重要因素。
2.社会资本不足。 贫困不仅源自缺乏、剥夺和排斥, 而且深受特定社会文化、习俗的影响, 在中国尤其如此。中国是社会关系十分通达的社会, 任何个人摄取社会资源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社会关系所构建的社会网络的质量。所以, 除经济因素以外, 造成农村妇女贫穷的原因还有其社会关系网络低下所获得的权力、教育、培训和生产资源的机会有限性的原因, 也就是说其社会资本严重不足。
3.自身能力不足。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出, 只有能力才能保证机会的平等, 没有能力, 机会的平等是一句空话, 也就是说“真正的机会平等必须通过能力的平等”才能实现。农村女性贫困人口的文化程度大都在初中以下, 没有技术专长, 大多为家庭妇女, 年龄偏大, 还有相当一部分因病残致贫。很显然, 能力不足是导致其贫困的主要根源之一。
4.主体意识不足。我国现今不少农村女性在思维方式上具有严重的封闭性和一维性, 而且其内心深处仍保留着许多传统女性安于现状、相夫教子的心理特点, 这就是主体意识不足。在其生活中和劳动中就表现为缺少自信心、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这样就会错失发展时机、循环往复, 以致陷于贫穷。
二、农村女性贫困群体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制约影响
21世纪以来, 我国社会发展处于关键时期, 农村女性贫困问题如不能得到有效缓解和控制, 不仅影响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而且还会影响到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的形成。
﹙一﹚农村女性贫困群体的存在, 严重地影响了民族素质整体的提升。女性肩负着人类自身生产、哺育和教育下一代的重任, 是个体接触社会的起点。在农村尤其如此。可以说高素质的母亲是高素质的民族赖以产生和成长的基础, 国民的命运与其说是掌握在人类的手中, 从某种意义上倒不如说是掌握在女性手中。由此, 农村贫困女性是决定中华民族素质提升的一大重要参考系数, 对此我们要给予高度的重视。
﹙二﹚农村女性贫困群体的存在, 影响了我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所体现的最基本的社会意义就是强调满足贫困人口的基本需要, 它既包括人们对多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需要, 又包括逐步提高生存与生活质量, 从而使社会发展达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然而, 我国农村贫困女性群体的存在及其生活的贫困化, 对维系家庭和社会稳定, 推动社会人文和谐的环境形成, 都起到了极大的制约作用。这一问题的存在, 不仅背离了科学发展观, 而且更会严重影响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三﹚农村女性贫困群体的存在, 背离了我国社会发展以人为本的公正原则。罗尔斯认为,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在一个公正的社会里, 平等的公民自由是确定不移的, 由正义所保障的权利决不受制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权衡。现代意义上的公正, 就是保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被公平合理地对待, 都有机会发挥人的自身潜能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而, 长期游离于主流社会和社会进步的循环之外的农村贫困女性弱势群体的存在和由此导致出现的种种问题, 首要的就是违背了社会公正的基本原则。
三、对策探讨
﹙一﹚实施男女平等基本战略保障机制。 我国农村女性生活质量的提高, 不仅有赖于社会政治体制、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 还有赖于性别观念的转变。借鉴世界其他国家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做法, 要实施男女平等基本战略保障机制:一是实施性别法律保障机制。随着形势的发展, 我们还要不断完善有关男女平等的法律体系, 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和针对性, 当前, 最重要的任务是, 政府应尽快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反歧视行动”法。反歧视行动的基本理念不仅是建立一个张扬社会公正、落实社会权利人人平等的社会, 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针对女性的“不公平”的关怀和分享机制。二是实施政策性别保障机制。要加快建立有性别意识的覆盖范围广泛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同时进一步加强针对农村贫困女性的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互助。在教育、健康、就业等方面对农村贫困女性各级政府要给予适当倾斜。各级妇联组织更要有针对地开展工作。三是实施性别参与机制。一方面, 建立健全民主机制, 使农村贫困妇女能够不断向决策机构反映自己的意见和需求, 争取自身平等的权利。另一方面给农村贫困妇女赋权, 使妇女拥有并知晓自己的权利, 利用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创造的平等机会, 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全面参与经济社会发展, 为国家发展和个人进步谋求平等地位。
﹙二﹚提升农村女性自身整体素质。只有在互动的前提下, 充分调动双方的积极性、主动性, 才能做到扶真贫、真扶贫, 也才能最终实现我国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应大力实施“造血”式扶贫, 即合理配置稀缺的扶贫资源, 增加教育、卫生健康、技术培训等方面投入, 来提升贫困地区的女性人力资本, 赋予其自我发展能力。一是提高心理素质。农村女性的“自我边缘化”是其发展进程中的最大障碍。农村女性贫困是社会制度与文化历史的沉积, 政府要营造良好社会重围, 为农村女性主体意识的提高进行培育。使其克服原有的自卑、小富即安和依赖心理, 认清社会发展形势, 积极主动地生活。因此, 引导农村女性抛弃传统的性别观念是使妇女摆脱贫困的关键。二是提高文化素质。教育水平与总体贫困发生率高度相关。加大教育培训力度。要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农业科技、推广、教育培训资源, 大规模、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地开展农村妇女科技培训。在继续强化农业岗位培训的同时, 重点加强技能培训, 掌握一技之长。三是提高身体素质。总之, 农村贫困女性通过素质的提高增强获取工作的能力、抢抓机遇的能力和驾驭生活的能力, 最终转化为脱贫致富能力。
﹙三﹚突出济贫事业的“人本”原则。还有, 农村女性的贫困, 不能单纯地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层面来看, 还应该从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的角度来思考。缺乏人文关怀的扶贫投入, 其扶贫对象有被藐视感和被施舍感, 其社会效益和人文效益只能是事倍功半, 并无助于社会矛盾的调和。所以, 在治理贫困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物质的扶贫, 更重要的是人本的关怀和感情的投资。因为, 只有人的感情、人的心理动力机制得到抚慰和激活, 人的贫困才能从本源上得到抑制, 社会的变化和发展才能产生。
总之, 农村女性贫困是一个历史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 它有其孕育、生长乃至蔓延的土壤, 但依靠政府运作、社会支持, 特别是女性自身素质的提升, 农村女性一定可以走出传统思维的桎梏, 摆脱生存困境与社会边缘化的窘境。
摘要：在我国,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国民间的收入水平也拉开了差距, 其中农村女性贫困化问题尤其突出。本文针对此问题分析了特征和动因, 提出了以下应对的策略和办法:实施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保障机制;提升农村女性素质, 增强就业能力;突出济贫事业的“人本”原则。
关键词：农村贫困女性,成因,对策
参考文献
[1]王成新等.城市贫困与对策分析[J].中国城市化, 2003, (11) .
[2]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3]瓦伦丁.M.莫格哈登.贫困女性化[A].马元曦译.社会性别与发展译文集[C].北京:三联书店, 2000.
[4]Amartya K.Sen (阿玛蒂亚.森) .Inequality Reexam-ined.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农村贫困女性 篇2
一、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基于性别平等意识，我国农村女性面临着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低，对文化资本占有少，不良文化泛滥、生活方式单调落后，思想意识落后，平等意识和参政意识单薄，文化投入和文化消费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列小等文化贫困的现状，基于这些现状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性别歧视导致农村女性的教育资源被相对剥夺
性别歧视制约农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力。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直被中国妇女奉为信条，不能像男子一样接受规范的教育，妇女的教育在农村多数情况下处于被遗忘的状态。性别歧视制约农村女性对文化资源的享用。男人作为绝对的主体而存在，而女人作为绝对的客体和他者而存在，相对于男人处于边缘化的处境和地位。性别歧视制约农村女性再深造的可能性。长期以来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等观念在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重视对男性的深度培养与智力的开发，严重阻碍了女性潜能的开发和女性人才培养。
（二）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主体意识薄弱
从早期社会分工的层面上来看，社会分工所产生的价值判断认为“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文化上、道德上和经济上得到回报，相反，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①”。这种“男优女劣”的价值观念形成以后，又反过来影响后来社会角色的界定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渐渐的统治与服从、控制与被压迫的模式在两性之间逐渐形成，男性处于主体地位，女性被物化，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一切都以男性的标准和目光、按男性的需要和满足而定。同时女性自身也逐渐滋生了处处迎合男性需求的心理态势。
（三）传统落后意识形态影响下男权规训根深蒂固
在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中，充斥着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男性角色是独立的、主导的和主动的，而女性角色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被动的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主进步的思想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我国废除了一些封建守旧的思想，包括男尊女卑的落后思想。但是在我国的农村，任然存在着培育这些思想的沃土，“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夫从子”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妇女。这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难以在短时期内完全根除的守旧思想，在农村妇女们的骨子里早已形成了对这些思想的认同和接纳，都自觉的积极遵守这些规矩，而女性的权力和自主性就这样一点点地丧失殆尽。
（四）文化基础设施匮乏使得农村女性文化消费不足
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文化建设资金的供给相对薄弱，导致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女性被排斥在享受文化资源最边缘的位置。一方面，农村女性在如此窘困的文化资源中感受不到文化的吸引力，没有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培育，也没有文化专业的人才对农村女性的指引，让农村女性找不到渴求文化的动力和学习文化的方向，处于文化迷茫的状态。另一方面，从农村女童说起，如果某个贫困家庭有两个孩子，并且是一男一女的情况下，往往男孩被送去学校读书的可能性会大于女孩，女孩会承担起家庭照顾者的角色而放弃读书的权力，就这样随着社会角色的变化，女孩由辍学女童变成了家庭妇女，而随之变化的还有社会对她们的认知，文化贫困的标签被牢牢的赋予给了她们。
（五）农业劳动女性化制约了女性发展
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浩浩汤汤的打工流拥向城市时，同样也把照顾小孩和抚养老人的难题留给了农村，压在了农村女性的身上。迫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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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教育机制对于提升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作用
针对目前农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现状，需要全面发挥教育机制的作用提升农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教育机制对于受教育程度提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是提高教育的层次机制，不断提升教育水平。逐级逐层的扎实学习文化知识，扩大接受义务教育的受众面，全力的发展更高层次的教育，让有能力者接受高等教育。其次是丰富教育的形式机制，开展适合农村女性的教育内容。教育的形式应该是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不同的针对性，在教育的普遍性中突出特殊性，教育形式的特殊性可以专门针对农村女性的文化教育，开展有益于农村女性接受的文化教育内容和方式，促进教育活动在农村女性中的开展。最后是教育的功能机制，在教育的功能机制作用下可以最大限度的挖掘农村女性的潜能，拓宽女性视野，完善农村女性的社会功能，使其朝着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机制在促进农村女性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设计的组织和决策机制有利于引导农村女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可以在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层面提供有利的引导，指引农村女性文化朝着大众化、先进化的方向发展。文化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培育农村女性文化的增长点，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更好的激发农村女性发展文化事业的兴趣和投身文化事业发展的热情。文化交流和文化产品流通的体制机制有利于拓宽农村女性文化产业的产业链，保障农村女性文化产品流通渠道和销售渠道的畅通，只有保障了文化产业的销路才能激发农村女性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才能保障农村女性文化产业的效益和功能的发挥。
（三）社会制度与政策的运行机制对于促进农村女性发展的作用
社会制度与政策的运行机制直接关系到农村女性的发展程度和利益维护问题。良好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的运行机制可以在制度层面上充分保障农村女性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将男女平等在农村的各项社会事业当中真正的落到实处。同时，有效的政策运行机制，可以调节男性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的方面，在出现问题时及时做出灵活的应对和调节。促使女性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支持。
（四）社会保障机制对于维护农村女性权益的作用
农村女性由于生理因素和社会角色的定位不同往往被标签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使其得到健康的运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维护农村女性的权益。然而，农村女性的保障问题往往都停留在了家庭的层面，由于社会网络的狭窄、家庭分工的不平等以及自身技能缺陷等因素的影响，只能依靠传统的家庭保障，社会保障不突出。因此，在我国农村需要建立积极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维护女性的权益。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不仅可以为农村女性提供物质保障，还能在精神上给予救助，使其摆脱贫困的束缚，更好的发展自身权益。
（五）自我发展机制对于培育农村女性自我发展能力的作用
农村女性的自我发展能力弱既是文化贫困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造成文化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使得农村女性摆脱文化贫困的困境就不能忽视贫困主体的能动作用，自我发展机制的建立便可以通过完善农村女性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创造女性自我发展空间，壮大女性自我发展的自信心使其农村女性的主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更好的为自我能力的发挥创造条件。
三、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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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平等的教育机制重塑农村新的性别平等文化观
新的性别平等理念不仅仅是指女性同男性有同等的地位，还应该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政策等在内的所有方面的平等，是在充分肯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赋予女性的平等。因此，要构建平等的教育机制，在受教育权利和教育的过程中充分保障农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减小农村女性入学的年龄，延长受教育的阶段，积极努力避免辍学现象。
农村工作的计划、安排部署以及工作的开展中都应该将新的性别平等的观念充分考虑进去。将新的性别平等观念做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考虑农村妇女的意愿，维护农村妇女的权益，为农村妇女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二）建设全面的文化机制加大对农村女性文化产业投入
建立有效的“县乡共管”的农村公共文化管理机制，加大中央、省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农村文化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体规划中，制定目标管理责任制，所需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将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落实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保障措施，以保障农村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并形成长效机制。
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必须尊重农村的发展现状和文化个性，把农村的民主建设与调动农民在本土创业的积极性有机结合，利用农村土地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低于城市的优势，加强文化技能的培训，鼓励劳动密集型和环境和谐型的文化产业下到农村。同时，用心培育植根于农村的文化产业，应该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拓展消费领域；支持免费开放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推动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加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支持推进农村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发展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有区域特色的工艺美术流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区域等，使其能够获得市场机制下的金融和政策扶持，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问题。
（三）发展合理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的运行机制向农村女性倾斜
在社会制度的建设方面：要建立能够充分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社会制度，建立有利于农村妇女发展的社会制度，建立有利于提高农村妇女地位的社会制度。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方面：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要在保障男女平等权力的基础上考虑向农村妇女给予一定的优惠和补贴。落实社会救助法规与政策，重点加强对农村妇女的救助制度建设，保障农村妇女在政治、教育、文化、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落实。政策的实施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农村妇女的利益和权力，尽可能的为农村女性提供方便。政策的评估者在评估政策落实的实际效果时更要加强对农村女性的关注，完善不利于农村女性发展的政策，修改和废除与农村女性的发展不相适宜的政策。
（四）培育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的社会扶助体系
解决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就要运用社会支持理论，结合社会支持中的正式的支持和非正式的支持构建社会扶助体系消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具体的措施如下：第一，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构建社会扶助体系。在城市组建文化下乡帮扶队，队员由城市高校学生中的志愿者构成，定期走进农村，向广大的农村妇女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第二，为农村妇女开展劳动技能培训班。以夜校、电大等形式为农村女性充电。第三，支持和扩充女性的公共角色，尤其是女性作为生产者、创收者、管理者、教育者、决策者等的角色。
（五）开创积极的自我发展机制唤起农村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
农村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已经被深深埋藏了起来，很需要有某种力量能够将它激发出来，而这种力量就来自增能赋权。首先，要让农村女性重新认识自我，认识到自己是有能力的，认识到性别平等应该是全方面的平等，自己应该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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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 http:/// 的社会地位、平等的政治参与、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其次，要在承认农村女性有能力的基础上授予其权力，激发农村女性身上所有的能力，重塑自我，让妇女参与发展计划和项目的规划、管理和实施，提高女性对社会发展的参与程度。
农村贫困女性 篇3
在中国公益圈，84岁的王行娟就像一颗耀目的“白珍珠”：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位发白如雪的老人身着白色套裙、举止优雅。言语间，她思维清晰敏锐，语言准确精练。
王行娟老人投身女性公益26年，被称为“我国女性公益第一人”。她一手创办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打造了“红枫妇女热线”和“方舟家庭中心”等许多著名公益品牌。王行娟钟爱红枫这个名字——当花叶凋零，唯有红叶站在枝头，霜重色愈浓。
奋斗是为了离开黑暗的家
王行娟出生在广东佛山文教村，在家中5男4女9个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王家在当地颇有名声，因为全家9个孩子都是大学生。而对王行娟来说，读大学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
“我的父亲有两房夫人，母亲生儿育女，勤奋劳作，因为长期做紫砂壶，连指纹都磨没了，但在家里，却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一直生活在抑郁中。”最终，母亲积压的情绪转化为打孩子。“她不打上边的姐姐和哥哥，弟弟妹妹又都小，我就成了她的出气筒。”
在王行娟幼小的心里，“为了离开这个黑暗的家”，奋斗成了唯一的出路。大她8岁的姐姐考取了南京金陵大学，这给了王行娟信心。1948年，她高中毕业后也考取了金陵大学中文系。
多年后，回忆起那时的生活点滴，王行娟感叹：“童年爱的缺失，有可能导致成长的障碍，也有可能从中领悟到爱的教育的重要，从而成为爱的传播者。而我，就是后者。”
“我关注女性问题是从研究青春期少女开始的。”1984年，王行娟和老朋友楼静波合写了《少女必读》。当时市场上没有专门的女性读物，书一出版，在不少城市，读者排队购买。1985年，《婚姻与家庭》杂志创刊，王行娟应邀担任副主编，正是这段经历，将她的注意力引导至关注中国妇女的命运上来。
1988年，对于王行娟来说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年。那年，“下岗”一词诞生，同时诞生的还有“下岗女工”。有下岗女工找到了杂志社，问她：“我们的出路在哪？”她无法回答。同时，妇女参政问题也受到关注，差额选举实施后，被“差”掉的往往是女性。也是那一年，王行娟退休了，她觉得自己有时间，也有兴趣来研究妇女问题。早春二月，她邀请了12个妇女精英到家里，想成立一个研究妇女问题的组织。
大家讨论了一整天，中午王行娟招待大家吃炸酱面。所以，这次会也有了一个有意思的叫法：炸酱面会议。会后，她牵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妇女研究组织“民间妇女研究所”，即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的前身。
1992年，中国第一条妇女咨询热线“红枫妇女热线”开通。22年来，共接线近13万个。
“我理解你”4个字的力量
在红枫妇女热线服务的全是志愿者，所有人上线时只报编号不报姓名。王行娟编号是001，这个编号现在依然会上线。一次，王行娟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的女子讲起了自己的故事：她跟丈夫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谈了几年恋爱才结婚。但结婚两年来，两人的生活一团糟，为一点儿小事大吵。最近带大她的外婆去世了，一想起外婆她就会忍不住痛哭，可是她的丈夫却丝毫不理解，看到她哭就会不耐烦地说：“谁家没有外婆，谁家外婆没有去世的时候，哪有像你这样没完没了哭的？！”
当这个女子忧伤地讲完这些故事后，王行娟说：“我理解你，我理解你对外婆有很深的感情。”听到这句话，这个女子一下子哭了：“老师，你真是太好了，我就希望有人能理解我。”王行娟一讲到这个事就会感慨：“仅仅是‘我理解你’4个字就有这么大的力量！妇女热线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能深入女性的心灵，抚慰她们的创伤。”
1998年，王行娟又成立了方舟家庭中心，为单亲家庭提供心理和社会服务。一位年过五旬的单亲妈妈上了几次辅导课后，变得开朗了，还特意买一件红色的外衣。她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穿红衣服——我觉得只有这个颜色，才能体现出我现在的心情。”
现在，王行娟她们做得最多的工作是针对流动家庭的“每日家教3个10分钟”。“从农村来的打工父母最关心子女的教育，以及他们日后能否融入城市。这个问题也关系到能否实现社会的共建和共享。2007年，我们创建了这个模型，这就是爱的交流10分钟、学习做人10分钟、学习知识10分钟。这个家教模型已逐步在全国推广。”
针对留守妇女和儿童，她坦承：“我们热线接到的农村电话只占7%。下一步，我们要更关注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看看怎么把这个模型优化，能够为留守家庭的教育做些事。”
为别人带去幸福，是王行娟的心愿。当记者问及她的家庭生活时，她有点伤感地说：“我的丈夫已过世了。”短暂平静之后，她脸上露出一丝笑容，“我的女儿和儿子都有幸福的家庭。我是一个生活简单的人，我爱我的家人，他们也爱我。我要做的事情很多，总感觉时间不够用，每天都排得满满的，我要写作、读书、种花、看足球比赛。”
从不看相亲节目
环球人物杂志：您怎么看如今女性的社会生存状态？她们面临的压力和从前有什么不同？
王行娟：总的来说，随着社会发展，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也在不断改善和提高。但是由于存在性别歧视，以及制度的缺陷，女性贫困化的现象仍然突出。农村的留守妇女、城市的单亲母亲已形成新的城乡贫困阶层。根据我们的调查，有的地区低保户中，失业、下岗的单亲家庭占一半。单亲子女还成为未成年犯罪的高危人群，甚至有学校歧视单亲子女，拒绝这些孩子入学。单亲家庭成员普遍面临心理问题和情绪困扰，影响到单亲子女人格的健康成长。这是当今出现的新问题。
环球人物杂志：从咨询的情况看，让女性最困扰的问题有哪些？
王行娟：在热线来电中，婚姻家庭问题始终是咨询的热点。婚姻问题中，以夫妻矛盾最为突出，而丈夫有外遇又是造成夫妻冲突最主要的原因。从数据中，我们看到女性最关心、最纠结的问题，就是婚姻家庭的稳定。这也反映出在妇女的深层意识中，很多人仍然把婚姻家庭作为人生的归宿。妇女即使失去工作，只要还有家，就有安身立命之地；一旦婚姻解体，家拆散了，就无立足之地了。因此保住婚姻家庭是她们生命中的头等大事，她们的无助感、不安全感集中反映在这个问题上。
环球人物杂志：目前离婚率高企也是一個引人关注的问题，而且女性提出离婚的比例越来越高。在您看来，这是不是女性独立意识增强的表现？
王行娟：的确，现代女性自主意识增强，不愿意凑合着过日子。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另一种情况，这就是一些女性离婚是丈夫逼迫下的无奈行为。有的丈夫移情后又不愿意担“陈世美”的罪名，强迫妻子提出离婚，以推卸责任。
环球人物杂志：谈到婚姻问题，相亲节目现在很火，您会看吗？
女性贫困人口社会救助研究 篇4
一、女性贫困人口的贫困现状
(一) 女性贫困人口的经济状况更脆弱
这主要表现在就业过程中女性就业难和就业领域狭窄问题。目前, 在几乎所有职业中, 具有较高的技术、责任、地位和收入的岗位上, 存在着女性所占比例远远少于男性并且不断下降的趋势。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老年女性人口的经济状况。当女性进入老年后, 由于劳动能力随着年龄增高不断下降, 许多人离开了劳动力市场, 这导致她们的经济状况持续恶化。据中国老龄协会课题组利用“城乡调查”数据以各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计算结果显示, 无论城市还是乡村, 老年女性的贫困比例远超过男性。这也间接表明, 女性贫困人口在收入水平、物质生活水平方面比男性贫困人口更低, 联合国曾经有一个估计, 女性干了世界上67%的活儿, 但只得到了全世界10%的收入。在中国, 女性贫困人口的收入更多地依赖于家庭与社会的支持, 与男性贫困人口相比更缺乏独立性。如果失去家庭支持或者没有足够的社会支持的话, 女性贫困人口的生活将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二) 女性贫困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更低
历史上将女性的社会角色更多地局限于家庭, 社会对女性的预期就是“十月怀胎”、“哺育婴儿”、“操持家务”、“照顾老人”, 就是说, 长期被局限于家庭事务, 社会交往活动极少, 这又造成女性社会地位较于男性低下的现实, 进而形成了教育资源分配长期向男性倾斜的状况。并且国家缺乏对女性接受扫盲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投资、可行方案及连贯性, 这都加重了女性受教育水平长期低于男性的现实。比如, 在农村, 经济困难的农民往往将教育投资倾向男孩, 致使12~18岁大龄女童失学和辍学现象尤为严重。这种情况延续到女性步入老年, 就使得受教育程度低成为老年贫困女性的特征之一。女性贫困人口受教育少, 又导致她们文化素养差, 没有专业特长, 一些城市女性年轻时做临时工, 主要靠自己简单的重体力劳动谋生, 没有固定职业, 没有固定服务单位。年轻时收入低下, 又与社会保障无缘, 家底薄, 没有自我积累的养老保障, 年老之后只能是更加贫困。
(三) 女性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不好
根据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得到的数据, 城乡0岁女婴死亡率远高于男婴, 然而在人口学等相关学科中, 正常状态下女性具有先天的生存优势, 就是说应当死亡率低于男性, 并且这个结论通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多年来大量数据分析早已证明, 即没有性别歧视的正常情况下, 女婴死亡率应显著低于男婴。此外, 女性感染艾滋病、性病比例持续上升, 流动女性、非正规就业和城市无业女性享有的健康福利非常有限, 对女童和成年女性疾病治疗的及时度和花费的费用远远低于男性。
二、女性贫困人口的救助对策
(一) 提高对女性贫困人口生活救助的水平
鉴于女性贫困人口在生活中的物质贫困程度多严重于男性贫困人口的现实, 政府、社会等救助主体应该给予生活救助层面的倾斜, 以保障女性贫困人口获得救助过程中, 实现救助水平的平等性。在贫困程度有明显差异的状况下, 相同的救助水平只能带来不同的救助结果。因此不同救助主体在对贫困人口施以救助时, 必须充分考虑到贫困的具体程度, 否则会造成事实上的救助不平等。从世界范围看, 一些非政府组织会专门设计针对贫困女性的救助项目, 这亦是考虑到了贫困女性化的实际状况。
(二) 加强对贫困女性的教育救助
教育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途径, 当下盛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型社会政策, 其主要的社会保障支出都注重用于教育投资, 这种教育能增强人们的就业能力, 最终提供人们反贫困的能力。实践中可以考虑针对女童的基础教育救助和针对成年女性的技能培训两个层面。政府应设立女童教育专项基金, 以保障女孩的受教育权利。同时针对妇女设定以技能培训为中心的非正规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这可以考虑充分发挥社区教育的优势, 既可增加妇女接受新科技培训的机会, 又可以降低其学习成本。总之教育救助是为了给妇女和女童提供补偿教育, 提高他们的当下或将来的生存技能, 增加他们自主脱贫的能力。
(三) 建立针对女性贫困人口的医疗救助
这方面考虑主要是政府应制定多种措施, 提高贫困妇女健康水平。首先应该加大对针对女性的卫生资源投入, 加强计划生育和妇幼保健队伍的能力建设;其次, 广泛调动非政府组织和民间力量, 吸收妇女参与卫生决策和监督过程, 保证卫生投入和政策有效发挥作用;再次, 广开国际和国内各种资源渠道, 在贫困地区和弱势妇女中广泛开展性别赋权和健康促进项目, 增强妇女的经济能力、保健能力和健康意识;最后, 要着意关注女婴死亡率高于男婴的不正常现象, 给予适时救助。
摘要：从世界范围来看, 贫困及贫困女性化是共同面临的严峻问题。现实中女性与男性相比, 更容易陷入贫困, 贫困的程度也更深重, 主要表现为经济上更脆弱、受教育程度更低及健康水平更糟糕, 针对女性贫困的具体表现从社会救助层面提出解决对策, 这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贫困,女性贫困,贫困女性化,社会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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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贫困女性 篇5
关键词：贫困,能力贫困,反贫困
在经过20多年的反贫实践后, 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2.5亿减少到2003年底的2900万, 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由30.7%下降为3%左右。即使依据世界银行制定的标准测算, 中国的贫困发生率也在按相同的速度下降。然而在如此瞩目的成就面前, 我国的反贫实践仍然存在一些需要重视的问题, 绝对贫困人口减少大部分发生在中东部地区, 而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贫困结构最复杂的西部地区, 则呈现不容乐观的态势, 具体表现为贫困标准低, 脱贫人口基础不牢固, 返贫现象突出;贫困发生率下降速度减缓;贫困农户收人水平低。这些问题说明, 我国农村的贫困形势依然严峻, 农村贫困地区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自我发展问题, 农村社会仍然没有完全走上良性的发展轨道, 消除农村贫困依然是农村未来发展道路上的重要课题。
1 贫困的概念与测量
1.1 贫困的概念
贫困是一个带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地域性的概念, 中外学者一直力图给贫困下一个与时代的社会经济背景相适应的定义, 但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得到普遍认可的界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贫困的内涵和界定的标准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 贫困概念的演进经历了一个由狭义的经济视角逐渐转变为广义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多元视角的过程。从这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 人类对贫困问题的认识在不断倾注对人的关注。
贫困的概念经由布思、朗特里提出后经汤森等人扩展, 对贫困的认识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比较形成的, 从绝对层次变为对相对贫困的考量。汤森认为“缺乏获得各种食物、参加社会活动和最起码的生活和社交条件的资源的个人、家庭和群体就是贫困的。”世界银行将贫困概括为“没有足够的资源去获取社会公认的, 一般都能享受到的饮食、生活条件、舒适和参加某些活动的机会”, 使贫困从缺乏资源扩展为缺乏获得资源的机会, 后来又相继加入获得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面临风险时的脆弱性以及不能表达自身需求和影响力等因素, 对贫困的认识不断深化。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能力贫困”, 强调贫困不仅仅是缺少收入, 更重要的是基本生存与发展能力的匮乏和不足。阿马蒂亚·森秉承并发展了这一概念, 他认为“个人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 贫困必须被视为基本可行能力的被剥夺, 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从“有实质性的自由去选择”这个层面看, 后来的权利贫困论实质也是对能力贫困论的拓展, 二者并无质的区别。
我国学者在贫困概念的研究方面, 常常引用多于创新, 可以说是对国外研究的一种概括或援用。如学者林闽钢将贫困定义为经济、社会、文化落后的总称, 是由低收入造成的基本物质、基本服务相对缺乏或绝对缺乏以及缺少发展机会和手段的一种状况, 这是对贫困的一种狭义理解。后来又有人将贫困看作是因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生存危机和生活困境, 主要是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获得生活资料和参与经济和社会活动的权利。可以看到后一种关于贫困的概念较强调权利之于贫困的意义, 因而更接近目前使用较多的贫困内涵, 但是鉴于我国的贫困状况, 在反贫实践中主要是在绝对意义上使用贫困的概念, 即生活未达到某一基本标准。
对贫困的认识经由“缺乏吃穿”的基本生理需求到人类“自由选择他认为有价值的生活”的自我实现的演变路径, 反映了人们对贫困的评价不再限于工具性层面, 而是更多地从价值层面认识人类的社会基本福利, 用森的话说, “获得更多的自由去享受我们有理由珍视的生活的能力”是贫困与否的合理解释, 因为“能力剥夺是本质上的剥夺, 而低收入仅仅是工具性的剥夺;收入只是反应可行能力的一个要素, 因而能力剥夺的影响远远比收入低下的影响更重要;收入对可行能力的影响是偶然性的。”
1.2 贫困的测量
贫困的度量体系应该包括判定贫困的衡量标准和基于衡量标准构造的用于度量社会贫困程度的一系列贫困指数, 其中贫困线是核心内容。传统确定贫困线的标准多样, 其共同特征是用能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一定货币或物质的数量来界定, 国际上通用的确定贫困线标准有基本需求法、恩格尔系数法、生活形态法、人类贫困指标等。“可行能力”贫困的度量指标又是怎样的, 森认为确定“最低可承受的基本能力”有助于消除贫困的策略选择, 但是关于“怎样度量可行能力贫困”他并没有明确, 而是仅在方法论上对衡量能力贫困的方法的可能研究途径做出了一定概括, 提供了三种不同的实用方法作为基础性原则的应用形式, 它们分别是直接法、补充法和间接法。他指出, 在力图应用可行能力视角时, 要非常注意采用实用的方法, 以便在实际评价和政策分析中使用可以获得的资料。
2 农村的能力贫困状况
在农村的反贫实践中, 应该对农村的能力贫困给予充分的重视和高度关注, 从提高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可行能力的角度来实践反贫战略。有人认为鉴于“能力贫困”的度量体系还没有建立,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农村的“能力贫困”加以理解:首先它是一个集合性概念, 反映的是个体综合能力的欠缺情况;二是它涵盖广泛, 包括基本生产能力、获取知识能力、参与决策能力、合理利用资源能力等诸多方面;三是它受地缘因素以及市场配置资源趋利性的影响而表现出的“缺乏性”, 缺乏“手段”、“能力”和“机会”。另外, 由于外力介入不足或失误, 没有诱发出农村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 农村社会仍处于自我演变的惯性状态。农村“能力贫困”就是在农村社区中, 由于社会发育层次低下的影响, 贫困人口在社会性资源的分配上处于手段、能力和机会的匮乏的劣势状态, 难以通过与外部环境的有效互动获得自我发展。我国农村能力贫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普遍存在的知识贫困
胡鞍钢教授指出知识贫困这种新型贫困愈来愈严重制约到社会的进步与发展。知识贫困包括教育水平低下, 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能力的缺乏或途径的缺乏, 还包括无法获得本应享有的获取、吸收和交流知识的途径、机会与选择权。
获取知识能力的贫困主要指生产知识与引进知识能力的缺乏。这一方面的贫困表现在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普遍很低、年限短, 据统计资料显示, 贫困劳动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5年, 其中文盲半文盲率比全国平均水平高9.6%;初中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9.7个百分点;而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仅为劳动力总量的5.3%。特别要注意的是, 贫困农村的基础教育表现为单一的应试性、城市性和离农性教育, 教育“产品”对社会发展的贡献率低。农村职业教育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也逐步走向滑坡, 大多数职业技术学校的起点低, 基础薄弱, 长期投人不足, 教学质量并不能满足农村发展需要。受教育状况直接影响了贫困地区农户的人力资本积累, 他们中的很多或不懂科技种田, 或外出打工无门, 或从事技术含量低报酬低的体力劳动, 因而表现出来就是货币收入低。另一方面, 贫困地区知识资源严重不足, 知识发展能力低下, 交流知识的能力也很弱。贫困地区人口没有机会和能力利用报纸、图书、电视、电话、互联网等手段获取知识与交流信息, 而这些作为衡量交流知识能力的指标, 西部地区拥有率不及东部地区的50%, 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更有普及性。总的来说, 与东部地区相比, 西部人均综合知识发展水平仅为前者的35%, 获取知识的能力仅为前者的14%, 交流知识的能力仅为前者的31%, 这些数据具体到贫困农村则情况更糟糕。
2.2 健康生存能力的贫困
健康是个体生存和参与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良好的健康状况不仅是发展的手段, 也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投人要素, 更是发展的目标, 提高个体健康生存的能力, 还可以提高目前和未来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贫困农村人口健康生存能力非常弱, 一方面是农村人口缺乏健康生存的自然资源, 主要体现为贫困人口, 特别是受地理自然条件限制的地区的人口, 难以获得充分的食物, 当然别提有营养的食物, 难以获得适宜的饮用水和生产用水。这些自然资源的缺乏直接威胁了人们的健康生存。另一方面是缺乏获得健康生存的公共资源。一是农村贫困人口缺乏必要的有社会供给的最低生活保障, 由于普遍认为农村人口有土地作为保障, 因而长期以来, 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偏向城市地区, 而在农村一直没有建立起保障最低生活水平的社会保障制度, 而是以救急型的社会救助制度在农村地区扶助很少一部分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口, 这必然不能保障贫困人口健康生存的能力。二是农村贫困人口缺乏必要的公共医疗卫生资源, 时至今日农村并不存在一个医疗保险体系。农村不但没有类似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国家补贴, 相反普遍存在着看病难、看不起病甚至因病返贫的各种问题。农村贫困地区医疗卫生资源严重不足, 居民就医十分不方便, 医疗费用大幅上升又给他们看病造成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另外, 贫困地区传染病和地方病预防控制能力非常薄弱, 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医疗保障制度的情况下, 农村贫困人口想要保障基本的健康生存已然成为问题, 严重影响地区及家庭的脱贫进程。
2.3 自我发展的能力低下
贫困人口自我发展能力低下主要表现在拥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少这个问题上, 而社会资本存量低下又通过以下几方面来表现: (1) 社会组织体系缺位。贫困地区除了血缘关系和社区居民的自然组合外, 没有真正有效的社会组合形式。村民自治组织弱化甚至放弃本应承担的职能, 社区性的经济联系与组织很少, 超社区的行业性经济组织罕见。由于这类组织的缺乏, 贫困农村在经济结构调整、劳动力配置等方面很难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2) 社区居民人际关系简单。集体经济解体和社会组织体系缺位进一步强化了一门一户独善其身的生产、生活格局。人与人的结合方式仍以情感为主要纽带, 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相互利用和合作甚少, 竞争的成分不高。而且贫困农村人口通婚圈狭小, 人们利用血缘及亲缘关系建立的社会网络延伸半径较小, 人们的活动范围受到限制。 (3) 较低的人口素质制约了社会资本层次的提升。贫困地区人们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 观念、行为、意识及精神面貌等人格要素的变迁缓慢, 在与外界的交往过程中, 往往处于被动的地位, 难以提高社会交往的层次。而且贫困农村缺乏对外的经济联系, 基本上不存在主动的城乡物资文化交流。
2.4 面临风险时的高度脆弱性
脆弱性是指个人或家庭面临某些风险的可能, 并且由于遭遇风险而导致财富损失或生活质量下降到某一社会公认的水平之下的可能。阿玛蒂亚·森说“自然界的不稳定性是我们的危险、我们的脆弱性”。其实, 人类的脆弱性不仅源于自然界的不稳定性, 政治、经济、社会、甚至个体的因素都造成了人类的脆弱性。脆弱性常与贫困相伴生, 农村贫困的背后实际上就隐藏着个体或家庭脆弱性程度高、无法应对各种冲击的深层原因。
我国目前农村人口脆弱性较高, 既是指我国农村人口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 也指他们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弱, 从风险结果中恢复的能力较低。首先农村人口面临较为艰难的自然条件。我国是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 农业生态条件在很多地区正在恶化。据民政部统计, 1998~2002年我国因气象灾害而有2.54亿hm2农作物受灾, 以2002年为例, 全国有2.3亿人次受自然灾害影响而受灾, 因灾死亡2840人, 倒塌房屋175.7万间, 直接经济损失总计1717.4亿元。受灾会引起一系列连锁反应, 如谷物减少造成口粮减少, 经济作物受灾直接导致农民现金收入的下降, 生活质量下降甚至不能达到基本水平, 整体的福利水平严重下降。其次, 疾病成为农村人口面临的一个新的重要风险。疾病带来的风险不仅仅限制了贫困人口健康生存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他们的脆弱性, 他们不仅要面对疾病, 更要面对在贫困面前的无能为力, “因病返贫”现象在贫困人口中十分普遍,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已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风险之一。据调查分析, 全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农户占农村贫困户的比例已经达到约35%左右, 每年大约有1305万农村人口面临因生病而倾家荡产的危险。
生态危机、公共事件、价格波动等风险也无刻不在挑战农村人口承受风险的能力。绝大部分农村人口在面对上述风险时还不具备足够的应对能力, 从风险造成的困境中较快地恢复过来的能力也非常低, 因而常常重新陷入贫困;而相当数量的农村人口依然在贫困线附近徘徊, 不能真正摆脱贫困,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也是农民的脆弱性仍然较高。
3 针对能力贫困的反贫措施
随着对贫困的深入认识, 开发贫困人口的能力对消除贫困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大。但无论是宏观决策者还是各级职能部门, 在反贫实践中都过分强调物质投入, 而忽视了对贫困人口的能力提升, 采取的扶贫方式未能充分考虑贫困人口自身的因素, 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及其在社会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在实践中则忽视了对贫困人口主动反贫能力的发动、组织和培养。这样必然难以造就贫困地区发展的内在张力, 其最终后果便是脱贫速度减缓, 脱贫效果不稳定, 返贫现象频发, 贫困农村的脱贫日益显示出刚性特征。鉴于此, 农村能力贫困问题便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综合解决农村的贫困问题应该充分把握“能力贫困”实质, 具体有以下措施:
(1) 强化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的发展。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知识贫困的状况, 首先应特别重视这些地区的教育发展, 实施教育反贫困的战略。概括地说就是多种教育模式共同革新和调整, 实现“普九”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协调发展, 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协调发展, 农民工职业培训和农业技术培训的协调发展, 以满足西部农村脱贫的基本需求和多样化需求。
(2) 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 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针对贫困人口健康生存能力低下的状况, 向农村地区提供最基本的社会公共服务, 包括最低的生活保障, 如清洁用水、直接的食品帮助;最基本的合作医疗保健项目。良好的身体素质是消除贫困的内在基础条件, 也是实现可行能力脱贫的基本标志。特别是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 防止贫困人口陷入因病返贫和因贫失医的恶性循环, 力保反贫成果不被疾病摧毁。增加公共卫生财政支出, 建设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提升贫困农村人口的疾病预防和控制能力。
(3) 培育贫困农民自己的社会组织, 提高目标群众的参与度。目前我国反贫困的工作中, 政府始终在以家长的姿态操办一切, 而贫困主体的反贫积极性并未被调动起来。可行能力的反贫困更是一种相信贫困主体能依靠自己劳动脱贫的实践, 因而建立有效的贫困农民组织, 更有利于他们参与反贫困活动, 一方面可以增加他们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本, 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强他们的自主意识。农民间相互支持相互监督, 合理有效地使用资源, 维护贫困农民权益的最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