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农村经济——以《江村经济》为例

浅析中国农村经济——以《江村经济》为例（精选7篇）

浅析中国农村经济——以《江村经济》为例 篇1

浅析中国农村经济

——以《江村经济》为例

摘要：当时间走到了20世纪30年代，位于世界东方的中国农村经济已经走过了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但其以家庭为单位的生产方式从未得到真正的改变、也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尽管1840年的“鸦片战争”轰开了中国已经关闭以久的国门，可在一定程度上，无论从生产方式还是从生产工具或者是劳作水平上看，中国农村经济依然处于简单操作的“原始作业时代”，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而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学家费孝通先生，通过以一个位于太湖边上名为开玄弓的小小的村庄为研究对象，用自己实地的田野调查的形式得出的结果来分析这个村庄所发生的一切，这种以小见大的微型研究的方式，进而再对中国农村经济是如何受外来冲击及其有着怎么的影响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所以研究中国农村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农村经济、费孝通、《江村经济》、开玄弓、微型研究

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经济的发展以位于大都市上海及其附近为典型的代表，这点是毋庸置疑的，同时也是准确可信的。而靠近上海的开玄弓村，更是深受其影响，不管是从受外来冲击来寻求自变，还是从本身其社会经济发展去看，这个小小的村庄是当时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为其一个部分和子系统。《江村经济》的横空出世令国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经济实际状况，而且也使国外看到了中国农村经济是怎样受整个世界市场的影响。此书是由享有世界声誉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所著，为费老根据其家乡江苏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1936年的调查材料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也是其在学生年代的成名之作。在此书中，费老以生动手法、简朴通俗的语言，在平淡之中又不乏深刻地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位于太湖边的传统中国农村在社会变迁时的全貌，正如费老所言“这是一本描述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是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它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坏境的关系，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筒大多数中国农村一样，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本书将说明这个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与问题。”。读此书，可以看到作为社区的中国乡村经济在社会变迁时其相关因素是如何反应的。

费老这本书被英国著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誉为“人类学实地调研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里程碑”，是符合当时国际学术界发展趋势的，费老在《江村经济·附录二<留英记>》所言“从人类学本身来说，当时正在酝酿一个趋势，要扩大它的范围，从简单与落后的部落突入所谓的‘文明社区’，就是要用深入和亲密的观察方法来研究农村、市镇，甚至都市的生活。”，这种创新，为人类学研究打开

了新局面，同时也为社区研究做出了积极的探索。费老以一个小小的开弦弓村为对象，并深入田野以期获得第一手调查资料的研究方法，被人们称为“微型研究”，这种研究方法当时具有开创性，取得了非常的效果；但也引起了学术界的质疑，他们认为这种从个别社区甚至可以说这个社区是非常小的入手，进而来得出整个大社区基本情况的方法是否科学。尽管这种微型研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正如费老所言“以江村来说，他果然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是许多中国的农村由于所处条件的相同，在结构和所具有的文化方式上和江村是基本相同的，所以江村固然不是中国全部农村的‘典型’，但不失为许多中国农村所共同的‘类型’和‘模型’，是我进一步摆脱了利奇的责难。我认为有可能用微型社会学的方法去收集中国各地农村的‘类型’和‘模型’，而达到接近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全面认识。”，相信每一个读过《江村经济》的人，都可发现，费老笔下所描述的村庄是那么多熟悉、是那么的相似，所以不得不佩服费老的开创性，以足可见其在人类学与社会学上具有地位。

从这本书中主要看到了微型研究下的几个方面：一是，乡村经济的发展说到底是农业的发展，而农业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土地。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在中国变现的尤为明显。正如书中所言“这村有2/3以上的农户主要从事农业。一年中有8个月用来种地。农民的食物依赖自己田地的产品。”这可以足够说明土地的重要性。在江村许多农民只有田面使用权，而无田地所有权，这种不平等性当时不仅体现在此村，在更大的中国随处可见，正如书中“他们有属于的劳动力，但没有足够的土地”。他们成为佃户或承租者，要交租本无可厚非，但一方面硬要他们以货币形式交，同时农产品的市场价又被人为的压低，这种剪刀差，迫使本来就不好的中国乡村经济雪上加霜，更加萧条。当下，中国政府积极加快“三农”建设，以更好的中国农村发展，但是许多地方的农村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中国乡村经济依然处于很不利的环境；二是，土地的经营离不开人，而人口的多少直接关系着土地的承受力。费老所调查的开弦弓村，可以发现人口与土地的紧张关系，人口众多而土地资源稀缺，尽管延续“香火”在一定程度上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费老自己所言“尽管村中的人认识到后代的重要性，但现实还存在必须限制人口的因素。儿童的劳动能对家庭经济做出贡献，这是事实，但必须要有足够的劳动对象来利用这些劳动力，由于拥有土地的面积有限，能养多少蚕也有限度，家中多余的成员，成了沉重的负担。”在一定供需平衡下，人口无节制的增多，有可能会出现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直接导致就业机会减少。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可能会增加一些就业机会，但考虑到科技创新等因素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很好的促进就业机会的增加，相反还有可能的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与更大的环境压力；三是，在开弦弓村中，有一个与其他地方没有的优势，其本身有着极好的区位因素—地处上海的辐射范围之内，还有一直以来是中国蚕丝业的重要的生产基地。但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国门被迫打开后，国外的机器大生产的廉价丝织品大量涌入，而国内传统家庭作业式丝织业根本无竞争力，对国内的蚕丝业可谓是毁灭性的冲击，这是中国不断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并逐渐成为其原料附属地和商品倾销地的必然结果。这导致国内养蚕业萎靡不振和丝价大跌，带来了深远的影响，而位于太湖边的开弦弓村也不例外，正如书中所言“蚕丝业的衰落深深地影响了农村人民的生活”。面对这种情形，人们必须寻求自我突破，进行变革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具有专业性质的机构便出现了—江苏女子蚕业学校，在其的带领下，积极探索由传统的单个家庭作业转变为联合起来，共担风险，降低成本，增加收入，尽管困难重重，但他们在政府和

其他机构的努力下或多或少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这是非常值得可看之处，正如为此书作序的马林诺夫斯基所言“我个人认为或许有关蚕丝业的这一章是本书最成功的一章。它向我们介绍了家庭企业如何有计划地变革成为合作工厂，以适应现代形势的需要”。

费孝通先生为功能主义学派代表着马林诺夫斯基的门生，深受其影响，将功能论、系统论等思想富有见地的运用于此番研究之中。费老把开玄弓村的整个社会生活看成统一的一个整体，全面细致的考察了其经济生活与其他社会经济结构的相互关系、相互联系，并无时无刻不体现着需要系统论、功能论的“需要便存在”观点。如，“文化是物质设备和各种知识的综合体。人使用设备和知识以便生存。为了一定的目的人要改变文化。一个人如果要扔掉某一件工具，又去获得一件新的，他这样做是因为他相信新的工具对他更加适用。”又如，“对文化的某一方面进行变革，自然会引起其他诸方面的变化。这样的过程一旦开始，便会继续下去，直到整个系统完全重新开始为止。”这些无不体现着费老对中国农村经济的深入、全面、细致和丰富的思考。

停笔深思，现在距费老调查并写成这本书已过73年了，中国乡村的情况依然未改变多少。固然，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极大的提高、综合国力极大地提高，但是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地区差距非常明显以及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再加上农业生产力的相对落后，就是连农民外出务工的一些基本权益有时也得不到保障等这些仍是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尤其是中国乡村经济的发展后劲与活力不足，显得非常令人担忧。尽管政府针对“三农”问题，提出了许多有效的措施，比如：新农村建设和科学发展观，足见政府下的决心，但对于庞大的乡村地区来说，这是一条漫长曲折的道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实现。

看了此书深深的感受到中国农村经济真实存在的差距，外来冲击使原本按照传统方式劳作了几千年的、固步自封的中国农民不断以新的姿态和信心去打破陈规陋习，用科学与技术不断开启新的未来

看了这本之前就很想看的名著，看了费老为研究中国乡村经济奔波于田野之中，感受颇多，加深了对中国社会更深层次的认识，对国家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的殷切期望，并真正体会社会学研究的乐趣！

备注：此文所有引用均来自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版

08社会学：郑成汉

浅析中国农村经济——以《江村经济》为例 篇2

1 本书的研究内容

全书可大致划分为五个部分 (见图1) 。第一部分是前言, 对全书内容进行概括性总括。作者用一句话揭示了全书的主旨, 即“旨在说明这一经济体系与特定地理环境的关系, 以及与这个社区的社会结构的关系”。第二部分是调查区域概况, 从地理状况、经济、人际关系等方面概括了调查地区的情况, 并阐述了选择该调查区域的原因。第三部分是第三章到第十六章, 分别从家庭关系、邻里关系、生活生产方式等几个方面描述了该村人民的生产生活状况。第四部分是1957年重访江村;第五部分是1981年三访江村。这个村庄正经历着一个巨大的变迁过程。因此, 本书将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的动力和问题。

2 本书的研究方法

本书采用整村调查分析、历史比较分析和空间经济分析等多种理论和统计分析方法, 虽出版了半个多世纪, 但对现行研究仍具有借鉴价值。

2.1 整村调查方法

本书作者在1936年对江村 (江苏省吴江县庙港乡开弦弓村) 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 详尽地调查了村里的土地、人口、经济等内容。整村调查方法不仅有助于分析江村的农民生活变化, 也有助于分析类似于江村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在当今的农业经济分析方法中, 在以问卷式的抽样调查为主流分析方法中, 定点观测的整村调查方法仍值得借鉴。

2.2 历史比较分析方法

本书对江村的三次调查体现了鲜明的历史时代印记 (如表1所示) 。由于时代背景、政治背景、经济环境和社会生活等环境的影响, 中国人民的社会经济方式和社会经济活动存在较大差异, 通过三个时间段的历史比较, 客观分析江村40余年的农村生活变化。特别是由于建国以前的统计资料匮乏, 本文对江村的农村经济调查为我们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的对比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参考。

2.3 空间经济分析方法

本书较早地利用了空间经济的分析方法与工具, 例如长江下游流域图、开弦弓周围的环境、村庄详图, 这些分析工具至今仍然实用。

3 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的认识

本文将对本书涉及到的几个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包括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与增长目标变迁、土地要素制度的历史变迁和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等三个分析主题。

3.1 中国农业经济结构与增长目标变迁

3.1.1 书中三个时间阶段的农业发展问题。

中国传统经济结构下, 农业是第一产业, “占总户数约76%的人家以农业为主要职业”, 江村在1936年的农村经济主要包括狭义的农业 (种植业:“本章所指的农业, 是从它的狭义说的, 指的是使用土地来种植人民想要的作物”) 、蚕丝业、养羊与贩卖 (畜牧业) 三类, 其中, 种植业是农业经济的主体, 而水稻是种植业的第一大作物 (“据估计, 开弦弓90%以上的土地都用于种植水稻;一年中, 用于种稻的时间约占6个月;人们靠种稻挣得一半以上的收入”) , 因此本文以水稻为例来分析农业发展问题。

注:前三个阶段江村的相关指标数据根据《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的数据整理得;现阶段江村的相关指标根据《江苏统计年鉴》2012年对江苏省吴江市的统计整理得。

1936年作者第一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正处于外敌入侵的背景下, 中国农村的主要问题是粮食安全的问题。如本书所说:“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 简单地说, 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1957年作者第二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建国以后经济恢复发展, 1981年作者第三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中国处于改革开放之后, 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1.2 同期我国农业生产结构的历史变迁。

根据书中所述的三个阶段, 建国以来中国农业产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 (如图2所示) , 狭义农业 (种植业) 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 从1952年的85.9%下降到2011年的51.6%降低了30多个百分点;同期畜牧业的份额从11.3%增加到31.7%, 增加了20个百分点;渔业产值从1.3%增加到9.3%, 增加8个百分比。

3.1.3 同期我国粮食产量历史变迁。

由于统计原因, 我国建国以前的粮食生产数据难以获取, 上图描述了建国以来的我国粮食产量变化状况, 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如图3所示) :

一是1949~1978年的徘徊增长阶段: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1318万t增加到28271.5万t, 增长了1.5倍;二是1979~1998年的快速增长阶段:改革开放后,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大促进了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发挥, 我国粮食总产量从1979年的33211.5万t增加到1998年的51229.3万t, 经济政策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三是1999~2003年的持续减产阶段:1998年后, 国家逐步放开粮食市场, 鼓励生产结构调整, 导致这一时期粮食种植面积快速下滑, 粮食产量从1998年的51229.3万t降至2003年的43069.4万t, 降幅为15.9%;四是2004年以来的恢复增长阶段:2004年后国家开始采取“多予少取”的农村政策, 全面取消农业税, 采取保护耕地、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稻谷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扶持粮食生产的政策, 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 我国农业生产进入恢复发展的新阶段。

3.1.4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发展目标。

胡霞 (2011) 认为中国农业成长阶段包括以粮食问题为主题的农业成长阶段和以农民收入为核心的农业调整阶段两个阶段;并认为从农业的发展来说, 增产不再是中国农业的主要问题, 取而代之的是增加农民收入的问题;粮食供需格局、全民恩格尔系数变化及农业政策调整等种种迹象表明, 当今农业的主题已发生变化, 中国农业已经进入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的农业调整阶段。近年来, 我国粮食连续九年增产, 总产连续四年稳定在0.5万亿㎏以上, 粮食库存相对丰裕。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的总体思路和目标任务, 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 把促进农民持续较快增收作为中心目标。将粮食安全与农民增收同时作为农业发展的政策目标, 体现了新时期农业政策的重大调整方向。

3.2 土地要素制度的历史变迁

土地要素制度的变革对社会经济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印记。

3.2.1 书中对中国的土地制度变迁的描述。

土地产权是土地制度的核心问题。书中中国的土地制度正好经历了两次最为重要的变迁:

一是1951年的土地改革:1936年作者第一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旧社会土地私有制下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 大量农民沦为佃农。正如格迪斯教授所描述的, 1949年的解放改变了政治权力的性质, 1951年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土地私有制;土地改革后,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 积极性空前高涨;1936年开弦弓村的粮食亩产量是150kg, 1952年格迪斯教授的数字是250kg, 增加了66%;到1955年已达亩产280kg。

二是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作者第三次调查江村的时候, 土地包产到户,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分户与解放前的私有制有截然不同的区别, 充分调动了农民的自主性和生产积极性, 粮食单产大幅度增加。

3.2.2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

1998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的权属界定为所有权和使用权, 明确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法律同时提出了“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承包经营, 土地承包经营权期限为三十年”。同一块土地承载了三种权属, 如图4所示。

3.2.3 中国现行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经济的影响。

作为一项制度创新, 家庭联产责任制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农业增长中存在的全部问题, 双层经营体制也并不标志着农业生产制度创新的终结。在过去的30年中, 以农户为单位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所带来的土地经营规模小、种植效益偏低等问题不能适应国家增产和农民增收的要求, 造成“分有余而统不足”, “稳定有余而创新不足”的格局, 基本经营制度需要实现战略性转变, 创新农地流转政策, 发挥规模经营优势。

3.3 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

3.3.1 书中对妇女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的相关描述。

20世纪30年代女性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低下, 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女性的经济负担导致大量溺女婴:从经济观点来看, 女儿的婚姻对女方父母是不利的, 父母为抚养她成人花了不少钱, 所收下的聘礼要作为嫁妆陪嫁, 此外还要加上一份至少和聘礼相等的嫁妆在内;同时表现为大量溺死女婴, 从而造成人口的男女性别比例失调的现象。在这种观念下, 1936年江村的两性比例如下:如果以16岁为结婚的最低年龄, 128个婚龄男子仍是单身汉, 占总数的25%;超过16岁的未婚妇女只有29名, 占8%;25岁以上的妇女没有一个是未婚的, 但却有43个25岁以上的男单身汉。

二是女性在男性家族中的地位较低:作为家中的儿媳妇, 其社会地位取决于两个:一是从事蚕丝生产的能力;二是传宗接代的能力 (她如果能生一个孩子, 特别是一个男孩, 她的地位可以得到提高;如果一个妇女不能生育, 就会受到遗弃) 。女性地位低下还表现为离婚权利的男女不平等, “家庭纠纷经常发生于婆媳之间, 如果纠纷闹得忍无可忍, 儿媳妇就可能被休弃;媳妇无权提出离婚, 她惟一可以采取的有效行动是放弃家庭, 甚至是自杀”。除此之外, “小媳妇”制度的存在 (即童养媳) 也体现了女性地位的低下。

三是财产的继承权:女儿没有财产的继承权, 同样, 赡养义务也相对较小。父系传代及从父居婚姻影响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杀害女婴就更为经常。可见, 女性的社会地位在财产继承权的表达上是明显低下的。

3.3.2 当今女性地位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 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大幅度提高, 知识经济和技术进步使“劳动力”有了新的内涵, 女性能够有机会与男性较为公平地参与竞争, 我们期待更多的女性劳动力能如愿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

综上, 本文通过对费孝通先生所著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进行学习, 分析了书中所涉及到的若干重要的社会经济问题, 对从事农村社会经济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参考文献

[1]费孝通.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1.

[2]胡霞.中国农业成长阶段论—成长过程、前沿问题及国际比较[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1.

[3]廖西元, 申红芳, 王志刚.中国特色农业规模经营“三步走”战略—从“生产环节流转”到“经营权流转”再到“承包权流转”[J].农业经济问题, 2011 (12) :15-22.

[4]国家统计局.2012中国统计年鉴[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2.

浅析中国农村经济——以《江村经济》为例 篇3

【关键词】高职高专英语 分级教学 问题与改进

英语分级教学在我国已经实施多年，许多小学、中学，甚至大学以“因材施教”为理论依据，纷纷开展英语分级教学。分级的方案和方法也是包罗万象，其中，最为人们熟知的是“二分法”和“三分法”。但是，针对高职高专学生特点提出的分级方法和研究较少，本文以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剖析了高职高专学生分级的必要和具体实施方案，并提出相关意见及建议。

惠州经济职业级是一所民办高校，学生来源主要集中在第三批次的B类，近几年来，最低录取分数线降到220分左右。就单科英语而言，以2012级新生为例，广东高考英语满分为150分，90分为及格分数，录取学生中非英语专业学生高考英语及格率仅为2.86%，平均分为50.48，其中最高分是135，最低分是9；2013级非英语专业新生高考英语及格率为2.82%，平均分为47.99，其中最高分是116，最低分是8。从这两年的数据可以看出，学生英语水平参差不齐，差距非常大。如果学生按照自然班级上课，教师较难把握教学进度。另外，根据《高职高专教育英语课程教学基本要求》，完成《基本要求》规定的教学任务后，将采用“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国家级试题库”的命题进行检测，检测分A、B两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在校期间，将统一参加全国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A、B级考试。

根据数据显示，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2010级大一新生过级率为40.65%，2011级大一新生过级率为44.26%。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备战英语等级考试，将英语差距较大的学生分开教学是很有必要的。因此，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从2012年新生开始实施分级教学，公共英语全体教师积极响应，不断探索高职高专英语分级教学新思路。

一、英语分级分模块教学实施方案

以2012级新生为例，分班的依据是入学高考成绩。按照A班和B班比例为1∶2的原则，具体的分班方案如下：按照一定的人数比例和文理搭配的原则，将大一新生分成三个模块；其次，在每个模块中按照学生考试成绩，依次排序，前三分之一编入A班，后三分之二编入B班。编入A班的同学在第一学期末将统一参加英语B级考试，按照通过与否第二学期再次将考过与未考过的分开授课。而B班则两个学期都保持不变。

英语教师在授课过程中，A班学生以培训英语听、说、读、写、译等能力为目的，并加入B级考试辅导；B班同学则以提高英语兴趣和基础为主要目的，从最基础的英语知识入手，循序渐进，在学生原有的英语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二、英语分级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一）教材选择不够合理，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学习英语的要求

2012级学生统一使用《新编实用英语》，这本教材对于B班同学来说比较难，因此，许多B班同学反映课本的听力听不懂，课文看不懂，没办法独立完成课后练习题

（二）英语班级教学管理比较混乱

由于分班的时候只考虑到模块的平衡，并未考虑到学生管理、教学评价和教师互相听课等因素，导致分班后一个英语教学班里出现各种专业班的学生。老师在考勤和管理学生上比较吃力，难以保证出勤率。

（三）给编入B班的学生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

由于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进入A班，大部分学生则被编入B班，同学之间的互相比较使得他们觉得自己被贴了“标签”或者被老师放弃。这种想法使得有些同学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心理，对英语彻底失去了信心。

三、对英语分级教学的改进

针对上述问题，在2013级新生分班过程中，惠州经济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做出了一些调整和改进，不断摸索适合高职高专的学生使用的英语分级教学方法。

首先，在学院领导支持下，大学英语教师正在编写适合本校学生使用的校本教材，预计在2014级新生中投入使用。

另外，在2013级新生分班做了一下调整：将A、B班的比例调整为1∶1，按照相同的分数线，将行政班一分为二，依据模块、文理搭配等因素，组合新的英语教学班。这样分出来的英语班里对应的行政班一般只有2或者3个，便于学生管理。另外，将之前的三个模块变成四个模块，实现了教师之间的互相听课。

最后，关注学生心理。由于分班比例的调整，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A班学习。而在日常教学中，老师们也非常关注B班同学的心理变化。给学生强调分班的目的在于更好地帮助他们提高英语水平，而不是差别对待。在教法上，老师也各出奇招，使得在提高B班学生英语兴趣的同时，也在他们原有的英语水平上更上一层楼。

英语分级教学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不断修正的教学过程，影响了教学管理的方方面面。由于高职高专学生普遍英语底子不好，学习态度或者学习方法不对，给英语分级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只有师生总动员，把老师的教和学生的学配合在一起，才有可能真正发挥分级教学的优势，把高职高专英语教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参考文献】

[1]张葵.大学英语分级教学中的问题与反思[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9（5）.

《江村经济》读书心得 篇4

周五的下午，阳光明媚，寂静的图书馆里只听得轻轻的书页摩擦声。收拾起一周以来忙碌的心情，放松身心，坐在满目都是盎然春意的窗边，翻开书本，执起笔，我写下了这篇读书心得。

《江村经济》这本书是老师介绍给我们的，据说不错（当然在看完之后，我觉得确实不错）。它是费孝通先生的一篇博士论文。作为论文，由于受其自身体裁的限制，学术性的内容会多一些，因而便显得枯燥。其实，在一开始，我对它并没有什么兴趣，但在读过两三章之后，发现它真的很不错。《江村经济》将一个大范围的社会研究，通过研究一个小村庄折射出来，将作者自身经历融入书中，不仅增加了文章的可信度，更是提高了文章的可读性。而我，在认真阅读后，也收获了一些东西，产生一些看法。

前言

《江村经济》是一本关于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体系的书。它描写了长江流域一个名叫开弦弓村的村庄的经济等问题和该村庄的历史发展变化。在书中，费孝通先生针对这个村的发展作了深刻分析，使我对中国农村的现状有了更深一步的了解。并且，从中我更是深深体会到了作者的赤诚的爱国心和他对于社会学的热衷。

地理环境

费思博士等认为：在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现阶段，把一个村子作为单位最为合适。而费孝通先生也正是出于实际的考虑，将自己的调查范围限定在一个小的社会单位——村庄内进行。费先生选择的调查

地点叫开弦弓村，它坐落于长江三角洲上的太湖东南岸。该地区受夏季季风的影响，夏季高温多雨，冬季干爽，“一年四季，大部分时间的气候条件都有利于农业生产，生产季节约持续300天”。而且，“该地区位于长江和大运河这两条水路干线的交叉点上，这两条水路把这个地区与中国西部和北部的广大疆土联结起来”。自然环境的优越和交通的便利是这个地区在当时中国经济上取得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

在这个村庄中，土地是维系人们生产与生活的主要物质条件。人们可以根据当地人所占土地的自然条件大致推论出村里人的职业。而恰好，该村中的外来户全部从事着特殊职业，当然，他们没有土地。

另外，有着交通优势的开弦弓村并不仅仅发展农业，它的工业尤其是蚕丝业，在当地乡村工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在近些年先进技术发展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该地区的传统蚕丝业逐渐衰落。

从这个篇章中，我了解到，一个地区的发展离不开自然条件，但更不能脱离整个社会或者世界。开弦弓村由于受传统的小农经济的影响，在整个村庄的规划中，并没有一个可以将人们集中起来进行公共活动的专用场所。不过，在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革和经济的发展，该村庄的内部联系紧密起来，一些公共机构的建立正是社区生活变化的体现。

社会背景

在传统的中国社会中，“家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概念。它在长期的中国历史中扮演着保证亲族延续和家庭成员之间相互依存的纽带的角色。“家族”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家”的亲属关系的扩展。而

“家”的规模大小是有两股对立的力量的平衡而取决的。一股要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另一股要分散的力量。这两种力量导致的亲属关系的扩展恰恰是通过姻亲关系来实现的。在这个村庄里，婚姻是一个非常正式而又严格的问题。这里的人们的婚姻之事严格按照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因而这里不存在求婚的说法。子女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父母定下了婚事，婚姻自由是不存在的。而且这里的人们习惯上讲究“亲上加亲”，因而表亲间联姻现象很是普遍。因为婚姻在这里的主要作用就是绵续家世及促进家族的发展。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婚姻双方的地位并不平等。人们对于妇女的要求有很多，而且过分重视“香火”问题。这更是造成了“小媳妇”现象的存在。

当然在家族、婚姻问题中，财产继承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而在一个村庄中，财产不仅仅局限于家产，还有村产、扩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和“无专属的财产”。这些财产的继承主要以集体占有和私人占有的形式存在。在拥有财产的群体中，家是一个基本群体，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群体。一个农村家庭中，传递的主要财产是土地，主要对象是该家庭中的直系男子。若没有直系男子，则由家庭或家族中的长辈来立继。当然继承者还有赡养老人的义务。由此我们可看出，传统的中国从承担责任和发展家族考虑，给予了男子很高的地位和权利，这是一个存在已久的社会问题。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思想的解放，妇女的独立性越来越强，这些问题已得到了显著的解决。

另外除了亲属关系的联结，还有一个基本的社会纽带就是地域性的纽带。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些人在一起组成了户，他们共同居住、吃饭和劳动。而其它形式的联合群体也多如此存在。

经济生活

开弦弓村的村民的日常生活中，文化为满足人们的需要，提供了各种手段来获得消费物资，但同时也规定并限制了人们的要求。文化对于村民的消费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村里的房屋都设计有堂屋。堂屋是住房中占地最大的，一般用来做劳作的场所，例如养蚕，缫丝、打谷等等。它也是人们接待客人或存放农具、农产品以及供置祖先牌位的地方。

在村庄中，除了生产，人们的主要活动是聚会、出会和一些宗教、祭祀活动。

这些细节体现了这个村庄以农业生产为主，但也有一些副业等的发展。而在一代代传承与发展中，村民们保留了许多习俗文化。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该地经济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

在地理环境中，作者曾提到，由于人们所占土地不同，人们所从事的职业也有许多种。主要可以归为四类：农业、专门职业、渔业和无业。但不管如何划分，这些职业的类别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且它们的划分也不是绝对的。从这些职业所从事的人中，我们可以分析出，大部分的人使用土地从事农业生产，但他们不仅仅只从事农业生产，还有其他的如蚕丝业的乡村工业生产。还有部分因成年男子死亡，只有寡妇和儿童等的家庭，不靠自身劳动过日子，而是依靠出租土地生活。

在从事农业生产中，天气条件很是重要。人们根据传统的节气表

和一些进步的生产技术来安排农业生产。而土地的占有促使了雇农和小土地出租的产生与发展。这种生产方式也有效地利用了劳动力和土地资源，有利于当地经济的发展。

除去农业生产，蚕丝业是这个村里的居民的第二主要收入来源，这也是太湖一带农民的特点。前面说过，蚕丝业在后来有所衰退，也正是如此，当地人们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在改革中，促使变革的主要力量是世界经济的衰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当地一些技术人才的积极参与。另外政府的重视和帮助也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在改革中也有许多问题，比如技术革新进退维谷。费孝通先生也提出了他对于乡村经济发展的建议：通过引进科学的生产技术和组织以合作为原则的新工业，来复兴乡村经济。

在整部书的最后，费孝通先生着重讲述了中国的土地问题。他指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程度。而农民的主要开支又在土地的使用上。我们应认识到，仅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关键应在于增加农民的收入，而不是紧缩农民的开支。因而费孝通先生再三重申，恢复农村企业才是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的根本的措施。

江村经济读书笔记 篇5

因为从小生活在城市，从来没有接触过农村，所以一直到现在对于农村的印象还停留在想象中以及平时在高铁上所看见的窗外的风景，其他的便很模糊了，但是这本书把农村的样貌向我娓娓道来。正如序言中马林诺夫斯基教授引用的一句E·丹尼森·罗斯爵士看完本书的话所说的：“我们曾经有过统计报告、经济研究和地方色彩浓厚的小说——但我未曾发现有一本书能够回答好奇的陌生人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江村经济》就是这么一本书，“随着本书的描述，读者本身将自然地被带入故事发生的地点：那可爱的河流，纵横的开弦弓村。他将看到村庄的河流、桥梁、庙宇、稻田和桑树的分布图，此外，清晰的照片更有助于了解这个村庄。他将欣赏到具体资料、数据和明晰的描述三者之间很协调的关系。对农村生活、农民生活资料、村民的典型职业的描述以及完美的节气农历和土地占有的准确定义等都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深入的确实的资料，这在任何有关的中国文献中都是十分罕见的。”(序)

它不仅在其专业性方面给人以知识和启蒙，而且书中所体现的人文精神和道德准则以及社会责任能够给读者以无限的使命感。

虽然费孝通先生只对研究对象——太湖南岸的开弦弓村做了两个月的实地调查研究，但本书无愧于老马的盛誉，它开创了研究中国社会——尤其是乡土社会的一个先河，并通过从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理路——农工混合的乡土经济——出发，去探讨这样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现代转化的可行道路。这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传统的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有着原创性的意义。

《江村经济》读后感 篇6

初闻此书之名，总觉得这是一篇关于乡村经济发展的实地考察报告，但是在自己耐着性子的阅读之下，突然发现本书所要说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简单。

《江村经济》虽说以“经济”为题，但是其内容却含涵盖了中国农民的消费、生产、分配和交易等方面，其根据对中国东部、太湖东南岸开弦弓村的实地考察写成的，本书旨在说明本地域的经济体系与本地与特殊的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这个地区的小型的社会结构关系。和中国大部分农村一样，在经济逐渐发展的时代，这个小乡村也经历着巨大的变化，费老这本书主要就是通过实地的考察来说明这个正在变化着的乡村经济以及其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看到的关于《江村经济》的介绍中知道，这本着作是费老的博士论文，于是，着重去分析了一下本书的基本框架，第一章前言，在前言中，费老主要阐述了本书调查的重要性。第二章是调查地域，主要是对选择“江村”这个概念的界定、描述和介绍和选择这个地域的理由。第三章至十五章，主要是详细介绍“江村”内部的各种和乡村发展密切相关的内容，包括家的内涵、“江村”的财产和继承以及亲属关系的拓展、户与村落、“江村”的生活、职业分化、农民的劳作日程、“江村”的农业、土地占有、蚕丝业、养羊与贩卖、贸易和资金，最后作者在最后一章做了自己的总结，他指出在这个村里，当时经济萧条的直接原因是家庭手工业的衰落，而且仅实行土地改革、减收地租、平均地权并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但是这些改革也是乡村发展必要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书的最后，费老希望“未来的一代”可以通过此书，正视时代的问题，创造一个崭新的中国。

浅析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 篇7

【关键词】市场经济地位；WTO；反倾销；中国经济

虽然在15年前的入世谈判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第15条相关条款明确规定，世贸组织成员应于2016年12月11日终止在对华反倾销调查中使用“替代国”做法，即中国将自动获得所谓“市场经济”地位。然而，随着日期临近，国际社会就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的争议日趋激烈。2016年5月，欧洲议会高票通过了一项决议，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近期，美国方面也宣称无法在12月WTO会议上自动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一些保守派智库研究也认为，中国国有经济占整个工业产出的比重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近八成下降到2011年的约四分之一，国家对制造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2006年的20%强下降到2012年的11%，出口产业国有成分比例从1995年的近七成下降到2014年的约一成，民营成分在上述领域所占比重直线上升，很多占比已经过半。

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开放度相当高，在某些领域甚至比发达国家还开放。比如，在各国都重点保护的农产品领域，加入WTO后，中国开放市场，很快从农产品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打着保护本国农民利益的旗号，长期对农产品进口采取几近闭关的政策，比如设置重重障碍限制大米进口。欧盟的农产品进口情况类似。此外，在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物流、在线理财服务等诸多领域，中国在市场准入方面均不逊于发达经济体。

二、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被拒原因

加入WTO以来，中国曾开展外交攻势，争取和要求贸易伙伴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待遇。但这种努力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作为中国重要贸易伙伴的美国、欧盟等成员一直不予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这些成员恰恰是对中国发起反倾销调查最多的。

1.欧洲决策动因。当前，欧盟不少国家经济不景气、社会矛盾突出，如果承认了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会使中国企业在反倾销应诉中更容易為自己辩护，也将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对中国企业征收反倾销税的水平，将打击当地行业市场，这是许多欧盟成员国决策的直接原因。

2.美国决策动因。在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美国的态度始终强硬。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国，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正在挑战美国在国际社会的主导地位，中国与美国在经济贸易上也一直存在利益摩擦，这加剧了美国对中国快速崛起的担心，再加上美国出于复杂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战略因素等多方面考虑，导致美国不愿意过早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更热衷于将“非市场经济地位”作为对中国施行贸易保护的重要砝码，遏止中国经济增长的步伐。

三、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影响

被别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给中国经济的正常发展带来了一系列影响：

一是对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困扰和伤害，也使我国具有比较优势企业的出口遭到众多国家的围堵，通过对出口企业征收反倾销关税，使得我国出口产品的成本大幅度上升，企业的利润大幅减少，大大挫伤了我国出企业的生产积极性，恶化了中国外贸企业出口面临的国际环境，成为中国外贸由大额顺差开始走向逆差的重要原因。

二是欧美国家能以我国不属于市场经济国家为由，在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出于本国贸易保护主义的需要，在中国出口不景气的情况下向中国发起更多反倾销调查，导致中国出口雪上加霜，进而国家的财政收入也随之减少，对我国的发展造成诸多不利影响，削弱了我国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

四、中国的策略选择

1.政府方面。一是加强中国与欧美等国经贸沟通交流，有效发挥高层领导人会晤等现有双边机制的作用，并加强就该问题的双边外交谈判和磋商对话，帮助双方在‘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问题上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力争与欧美等国尽早就此达成谅解备忘录；二是以获得“市场经济地位”为契机，促进国内改革。在传统要素红利和“三驾马车”动力减弱的新常态下，我们可以借助供给侧改革从劳动、资本、技术等多角度发力提升出口企业竞争力，尽量不给贸易保护者任何借口；三是从WTO精神和目标出发，争取中国正当权益。在必要时，利用WTO争端解决机制，以解决中国在反倾销调查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

2.企业方面。从企业角度看，有必要继续提高规则意识和水平。中国企业自身还是应该积极举证，主动证明其生产、制造和销售活动符合市场经济条件，加强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加强对于出口行业竞争秩序管理。此外，中国企业必须加大培育自主品牌的力度，走品牌之路，摆脱商品附加值低下的局面，同时加大对科学技术的投入，建立并完善技术创新体系，改造传统工艺，摆脱企业技术水平落后、产品质量低下的问题，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完成从简单的加工生产型向创新型的跨越，促进产业结构从粗放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升级，使一些缺乏竞争力的行业和企业尽快实现转型或退出市场，进而实现国内经济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徐惠喜.拒绝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是私利作祟[N].经济日报，2016-5-25；

[2]陆燕.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辨析[J].贸易与经济，20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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