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共8篇）

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篇1

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提出的挑战

4月28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数据显示：以2010年11月1日零时为标准时点，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共13.397亿。

国家统计局今年2月28日发布的《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初步预计，年末全国总人口134100万人。”（即13.41亿人）可以看出，第六次人口普查人口总数与统计公报的数据基本吻合。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张为民在发布会上说：“这个涉及人口普查数据质量的问题，我可以向大家说一句。这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质量是比较高的，或者说这是一次高质量的人口普查。”本文假定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是真实、准确的，下面对这些数据进行初步的分析。

首先是性别结构。男性人口占51.27%，女性人口占48.73%，这是总人口的性别比。一般来说，女人比男人长寿，因此，在65岁以上的老人中，女性多于男性，但这无助于缓解性别比失衡问题，显然，要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娶六七十岁的老太婆为妻是不现实的事情。因此，更重要的性别比数据是出生人口的性别比，这个数据与中国将来出现的光棍问题密切相关。

《数据公报（第1号）》没有给出这个数据，但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发布会上说：“我们这次普查根据初步汇总的情况，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以女孩为100的话）是118.06，这个数据比2000年人口普查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提高了1.2个百分点。但是这个数据比2005年人口抽样调查的118.59下降了0.53，比2009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的119.45下降了1.39。”在国际上，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水平是102-107，显然，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仍然远远高于正常值。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中国出生人口的性别比一直偏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其次是年龄结构。0-14岁人口占16.60%；60岁及以上人口占13.2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的比重下降6.29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2.93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可以看出，老人所占比例越来越高，少儿所占比例越来越低。在人口学上，有一种人口金字塔图，以图形来呈现人口年龄和性别的分布情形，以年龄为纵轴，以人口数为横轴，按左侧为男、右侧为女绘制图形，其形状如金字塔。金字塔底部代表低年龄组人口，金字塔上部代表高年龄组人口。中国的老龄化和少子化同时发展，表现在人口金字塔图上，就是“头重脚轻”：金字塔的顶部越来越大，而底部越来越小，呈现出“倒金字塔”形。

第三是城乡人口结构。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49.68%，居住在乡村的人口占50.32%。也就是说，城乡人口基本上各占一半。现在我国的生育政策是有城乡差别的：城市居民实行“一孩”政策（夫妻均为独生子女的可生二胎），农村居民实行“一孩半”政策，即如果第一胎是男孩则不能生第二胎，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则可生第二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现在我国很多地方都在逐步推行城乡一元化的户籍改革。笔者认为，不但户籍改革要实行城乡一元化，而且生育政策也应实行城乡一元化。

最后是民族结构。汉族人口占91.51%，各少数民族人口占8.49%。笔者对这组数据感到迷惑不解，因为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汉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0.56%，各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9.44%。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比较宽松，生育率普遍高于汉族，按理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应该是越来越高才对（例如：1982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3.3％，少数民族占6.7％；199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96%，少数民族占8.04％；200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汉族占总人口的91.59%，少数民族占8.41%）。

但为什么从2005年至2010年，少数民族人口比例反而下降了呢？有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有一些少数民族公民与汉族公民结婚后，生下的孩子选报汉族。

骑虎难下的人口政策

2011年7月11日，在第22个“世界人口日”，有两条新闻形成鲜明对比：一是常住人口达1.043亿的中国第一人口大省广东正在向国家提出“单独可生二胎”试点的申请；二是在 “2011年7·11世界人口日纪念大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李斌说，我国将坚持和完善现行生育政策，切实稳定低生育水平。

广东之所以提出这样的政策调整，因为广东在面临严重的低生育率少子化问题，必然导致未来的重老龄化和经济社会发展危机，广东提出这样的申请是为广东的长远未来着想。据2010年人口普查统计，广东省0-14岁人口比例只有16.89%，与全国16.60%相当。按照国际标准，0-14岁人口比例低于18%即是属于十分危险的“严重少子化”。广东像全国一样，已经进入严重少子化时代，这就意味着包括广东在内的未来中国年轻人口将急剧减少，随之面临重老龄化危机和人口的崩溃式减少。中国人口形势已经非常严峻，人口政策调整迫在眉睫，绝对不可以再推迟再犹豫了。

按照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上海社会科学院教授梁中堂估计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在1.3到1.5之间，美籍华裔科学家易富贤估计在1.4左右或以下，北大学者李建新、郭志刚等亦认为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1.5。按照国际标准，总和生育率在1.5以下被称为“超低生育率”，是最危险的低生育率水平。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人口中心研究员、社会学系助理教授蔡泳忧心忡忡的表示：“我国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已达二十年之久，现在已经下滑到了1.5以下，再不调整政策，极有可能掉入‘低生育水平的陷阱’。到时候即使政府鼓励生育，生育水平也上不去，眼前活生生的例子就是日本、韩国、新加坡和台湾地区。”

面对这样的形势，如果计生委放开口子，放开二胎，再接着放开生育，那整个计划生育部门和计生委主任李斌就要失业了。如果不放开，面对人口普查数据反映的严峻低生育率形势，面对正在进行的民工荒、年轻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如果计生委为了部门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就会成为千夫所指和历史唾骂的对象。显然，计生委在坚持过去的人口政策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只有靠宣传中国人口多、负担重、生育率反弹等人口恐怖理论来维持部门利益了。

比如2000年人口普查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查显示也只有1.33，计生委却一直宣称近十几年来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8。前国家计生委主任张维庆在2005年时说：“按照目前的总和生育率1.8预测，我国总人口将于2010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13.7亿、14.6亿”。这意味着2006年到2010年这五年需要增加0.6244亿人口（13.7－13.0756=0.6244），每年需要增加1249万。但统计公报显示2006-2010年每年增长分别只有692万、681万、673万、672万、626万人，仅为预期的一半。这说明中国的生育率根本不是稳定在1.8，而是远低于1.8。虽然计生委的“宣称”、“宣传”一再被现实否定和被反对者揭露批评，但为了维持人口政策的“合法性”不得不继续如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由于中华生育文化极不耐现代经济社会模式和思潮的冲击，加之中国对民生的投入低下和高物价高房价等因素，中国必然走向超低生育率水平，计划生育必然要结束，计生委这个部门迟早要退出历史舞台。但“请神容易送神难”，哪个部门愿意被取消？当这个“神”不愿意走的时候，当这个“神”千方百计要挽留自己的时候，中国人口政策必然僵持难下，人口政策调整的时机也一再错失，中国的未来和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也越来越危险。

其实，计生委没有必要这样死坚持过去，鼓励生育也有计生委的饭碗嘛！要养活计划生育这个部门的人，中国要么计划生育，要么鼓励生育让他们“转行”，否则就没有这些人的活干，也就没有他们的饭碗了。如果鼓励生育，性别比失衡问题就会立即开始缓解，由超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经济、社会、民族、国家危机也有一定的缓解，计生委既保住了饭碗又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未来干了好事实事，利国利民也利己，是“三赢”的好选择。但是，计划生育部门已经宣传了几十年的人口多的不好和少生孩子的好处，让他们突然转而宣传多生孩子的好，这不是自己否定自己、自己打自己过去的颜面嘛？再者说来，由于几十年来全方位的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从小学生到国家领导人都已经认为人口少好、少生孩子好，要转变思想也很艰巨。如果渐变，计划生育部门必然有一段时间失业，所以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不能选择渐变，最好是突变，直接由计划生育过渡到鼓励生育，中间尽量不要有间隔。这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很难做到，或者说在他们看来根本做不到，所以只有尽量坚持不变。但形势逼人，不变又不行，这就难了。

中国人口政策不变，对计划生育部门来说“难”；如果渐变，就要由渐进失业变成正式失业；如果突变，可以平稳的保住饭碗，但计划生育部门做不到或根本没有这份力挽狂澜的爱国心和爱国勇气。如此以来，中国人口政策就骑虎难下了。人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人口是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实力和竞争力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带来社会经济民族国家发展能力、实力和竞争力的大衰落。超低生育率是十分危险的，但现在中国人口政策已经骑虎难下了，这才是现在中国最要命的危险。

由于几十年来从小学到大学、从乡村到城市的单方人口观点宣传教育，您的许多人口思想认识也许还停留在计生宣传和感性认识上，为求得真理，以理性的思维看待人口与民族国家经济社会及个人的重大关系，请细读下列文章，期待您能醒悟人口问题、认识到中国的低生育率危机。

中国穷是因为人口多吗？

中国人怪中国人口多，并把他当作中国贫困的根源，当作发展的负担，难道人口少了就更富裕了，人口少了就发展更快了？如果说人口多，中国人口密度世界排名第72位，排在中国前面的既有日本、新加坡、英国、德国、瑞士、荷兰、比利时等富国，也有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孟加拉国等穷国，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人口多就穷。在人口密度小的国家中，即有加拿大、澳大利亚这样的富国，也有蒙古、玻利维亚、巴布新几内亚、马达加斯加、博茨瓦纳、刚果等人口稀少自然资源丰富的穷国，没有证据证明人口少就富。过去我们看到东亚四小龙发展快，我们就以为人口少就容易发展、人口绝对数量大就不利于发展。但现在人口最多的中国和印度发展最快，我们还能坚持认为人口少更容易发展吗？说人口少容易发展岂不等于说中国34省分34国发展更快？显然不是，而是统一人口多发展更快，这也是欧盟一体化和世界其他地区一体化发展的原因。即便是东亚四小龙发展快的时候，世界其他小国还有几个发展快的？没有充分的理由证明人口少发展快，倒是人口多了市场大有利于经济发展。中国穷并不是因为人口的多或少，而是中国和平稳定的进入现代发展的时间太短了，尽管现在很快，但历史留下的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太长了。日本在明治维新前和我们基本一样，但国家制度改变后就迅速富强起来。欧美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现在经济发展的时间远远比我们长。东亚四小龙比我们富，是因为他们在我们改革开放前远远比我们发展的快。改革开放后，我们人口更多了，但发展是更快了。印度在1991年也学中国迈向市场经济体制，虽然也人口更多了，但发展也更快了。所以中国穷不能说是因为中国人口多。

所谓发达国家，是社会经济法律制度先进。这个先进的程度，取决于国家的制度、发展道路、发展时间、发展速度和由教育文化社会等所培养出的国民素质。美国人口是加拿大的十倍，加拿大人均资源约是美国的十倍，人口多并没有制约美国发达，反而美国比加拿大还富裕一些。一个国家社会经济发达的程度，与资源的多少无关。日本绝大多数资源依赖进口，这并没有阻碍日本成为发达国家。所谓经济发达，也就是生产力水平高。生产力的提高，其根本是科学技术的发展。科技是人研发的，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人口多自然有利于科技的发展。一方面，人口多，科研人员多，知识技术创造的天才也多，有力促进了科研的进行；另一方面，人口多，市场大，知识技术创新的利润大，市场推动力强；再一方面，人口多，支撑科研的财力就更雄厚，工业生产体系更庞大，可以提供更强大的物力财力支持。因而人口多实际上是非常有利于走向发达国家的，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中的人口第一大国——美国一直是发达国家发展和世界发展强劲推动力的根本原因。如果美国只有卢森堡那么多人口，能有力的带动发达国家和全世界发展吗？如果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只有100万，我可以确定无疑的告诉国人，他们今天的发达就根本不存在，因为没有那么多人口所创新的新科技，他们今天的发达是不可能的。而中国，人口多的优势由于缺乏社会经济条件和国家教育投入低等因素还不能立即、全部的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但这可以通过一步一步的发展转化出来。美国在二百年前的时候，日本在一百年前的时候，人均科研工作者比例有现在的中国高吗？显然没有。发展是一步一步的，人口优势迟早会随着发展而转化为人力资本优势，进而人口多最终会强劲的推动中国的发展，可惜多数国人竟然不懂得这个简单的历史发展道理。

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人口政策。

正常的新生男婴与女婴的比例是103～105：100，中国的这个比例在1990年是112：100，1995年是116：100，2000年是118：100，2007年和2008年又分别达到120.22：100和120.56：100。中国只有计划生育比较宽松的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和二胎试点地区性别比例正常，这表明中国的性别比失衡的确是因为一胎政策和强制计划生育。由于生育数量限制与公民要男孩的愿望相矛盾，于是许多父母便进行胎儿性别鉴定，结果造成：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随胎数次序快速递增，且“超生”代价沉重的人群所生孩子性别比失衡更严重。比如说，海南省在第五次普查中发现，“生产、运输设备操作及有关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2.1（以女孩为100），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18.3、119.4、233.3；“农林牧渔水利人员”的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34.9，其中一孩、二孩、三孩的性别比分别是101.9、164.6、190.4；“办事人员及有关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170，“专业技术人员”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21.7，“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党群组织负责人”的婴儿出生性别比是250！也许有人还认为存在瞒报女孩，所以认为性别比失衡没有数据显示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如果瞒报，更可能是瞒报男孩，因为瞒报的基本是“超生”孩子，即“二胎”或“三胎”，而“二胎”或“三胎”相比于“一胎”性别比失衡极其严重。并且，一些地方政府和计划生育部门存在修改儿童性别比的利益倾向。所以，中国儿童性别比失衡程度更可能比数据显示的还要严重。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推算，到2020年前后，中国将有11276万25～35岁的男青年，而对应的适益婚配的20～30岁的女青年只有7206万，男比女高出4000多万。而从2001年到2010年这10年，每年新出生男婴又比女婴多出130多万——则对应每天至少有3500女胎儿被杀。强制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每持续一天，相应每天就会增加约3500多个光棍。未来中国将面临五六千万的庞大光棍潮，四五男人中将有一个找不到老婆。失调的性别比将大大加剧买卖婚姻、拐卖妇女、卖淫嫖娼、强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其他难以预知的行为，将极大地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中国计划生育不是造福世界

随着中国超低生育率的持续，随着中国年轻劳动力的疯狂减少和中国即将开始退休潮，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后续动力的不足，中国经济的动力即将面临大枯竭。这就意味着，现在世界经济发动机即将失去一台。世界经济发动机的失去，绝不是世界的福音。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一个世界大经济引擎的失去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想一想自2007年自美国点燃的全球经济危机吧，经济大国一旦出现经济危机，全世界人民都要倒霉。如果中国经济出现问题，全世界人民都会遭罪，尤其是东亚(如日本、韩国）、东南亚、非洲等受深受中国经济带动和影响的国家，中国计划生育也是他们的灾难。

随着中国低生育率的持续，中国未来支持世界发展的经济能力和人力资本能力必将大幅削弱，这是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巨大损失。中国人均对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力度不变，中国人口越多对世界发展的支持能力越强；如果中国生育率提高，则未来发展能力提高，中国越发展对世界的支持力越强；中国老龄化水平越低，中国对世界的发展支持能力则越强。反之，一切皆相反。

不少中国人怪人口多消耗国家财富多，他们不知，政府（也即国家）哪里来的财富，还不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正是中国人口多消费多，这样才能支持世界发展。我们都知道多出口有利于经济发展和就业，中国消费多了，自然有利于世界各国的出口和就业，这难道不是对世界的大贡献吗？现在中国是美国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这不是对美国经济与就业的贡献吗？所以，世界人，尤其是把中国当做威胁者的一些美国人，中国计划生育不是您们的福音。中国计划生育，必然减少孩子和年轻人口的消费，同时增加母亲的劳动供给，就会减少美国对中国的出口和挤压美国人的就业，这对其他国家来说也是一样的。这是世界的福音吗？特别是，随着中国最有消费活力的年轻人口的急剧减少和中国老龄化的急速发展，中国消费需求能力即将大衰竭，这对世界的消费需求将大幅相对减少；随着劳动力、内需和年轻人口的减少，中国投资需求也要减少，这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品需求也将大幅减少。

中国的老龄化，最为大国，就是世界的老龄化。老人手中的货币，需要有劳动人口把它变成现实的购买力。没有劳动人口，老人手中的一切资产成废弃物，老人手中的货币都成废纸。如果劳动人口少，老人手中的财富必然相对或绝对缩水。中国劳动人口减少，中国老龄化严重了，就会降低世界各国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中国经济带动世界经济景气，然后就能提高世界应对老龄化的能力；中国产品和劳务出口到老龄化国家，就能提高他们的养老水平；中国购买他们的资产和知识技术产品，就能提高他们的财富价值；中国购买他们的国债，就能帮助他们消化财政赤字。而计划生育恰恰相反，让这些好处大幅缩水，转而去跟他们在世界上竞争养老资源，这是他们的福音吗？

世界的发展，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其核心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其核心是知识技术的发展。而人，尤其是人力资本，是推动世界知识技术发展原动力。人口多，科研人员多；人口多，支持科研的财力和物力雄厚；人口多，推动科研的市场动力巨大——人口多，人力资本雄厚，就是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对世界科技发展的最大贡献，就是对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大贡献。所以，人口多，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也许有人说，人口多不一定能转变为人力资本雄厚。但这些人忘了，国家在发展，教育在进步，人口多必然也最终会转变为人力资本雄厚。虽然人口多未必立即对世界有大贡献，但未来必然有相应的大贡献。没有妈妈生出的孩子，哪有国家培养的大学生？人口是人力资本的源泉和蓄水池，没有人口，人力资本就成无源之水。现在计划生育，必然大削弱未来中国人力资本的实力，因为大削弱世界科技发展和经济进步的能力，进而大幅削弱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的能力和速度，这是对世界的大贡献吗？

也许有人说，中国人口少了，二氧化碳排放量少了，该是对世界的贡献吧？一些科学家已经证明，全球变暖主要是太阳黑子活动造成的，二氧化碳增加影响很小而且有技术可以解决。地球有寒期和暖期，这不是人类活动所能决定的，二氧化碳导致全球变暖是个骗局。在距今8000～2500年前，中国华北地区大部为亚热带气候，约在北纬40°11′，与北京处于同一纬度上，就有大象活动，而现在仅有中国云南南部有。可想而知，那时候地球是多么热，难道那是因为二氧化碳排放多了？中国人口多，可以为全球变暖提高更多的财力与科技支持，这反而会更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多了，就会增加对世界资源的消耗，比如说石油。即使中国没有一个人，世界上的石油能多使用多少年？作为发展核裂变能的主要原料之一的铀，世界上已探明的铀储量约490万吨，钍储量约275万吨，大约可用2400～2800年。不用等2000年后，也许人类100年后就看不起核裂变的铀了。因为还有核聚变。核聚变安全、清洁，聚变产生的放射性比裂变小的多。而且，按目前世界能源消费的水平，地球上可供原子核聚变的氘和氚，能供人类使用上千亿年。而地球寿命大约还有50亿年，还需要中国减少人口来节约世界能源吗？世界所有资源，不是可以循环使用就是可以再生或随科技发展有替代品，而且人类可以开发的范围越来越广，比如深海、月球、其他行星，根本不需要减少人口来节约资源。反而，人口多，经济科技力量雄厚，可以更多更快更好更廉价的开发新资源，让人类实际可以使用的资源更多。比如核聚变，如果中国依靠人口多带来的巨大科研能力与财力支持，帮助世界率先研究好核聚变利用，世界可以一劳永逸的解决能源问题。再如开发月球或其他新资源，中国人口越多，就有更强的科研实力和经济实力去开发，同时中国巨大的人口可以轻易消化开发新资源的巨额固定成本，让世界人民使用到更多更廉价更好的资源。这岂不是更好的贡献？

以现在的人口和经济发展速度，世界是看好中国和印度，认为未来世界将形成美国、中国、印度三大超级大国三足鼎立。三足鼎立，一定比两足鼎力安全、稳定、繁荣。过去美国与苏联形成两极世界，世界不得安宁。如果形成中国、美国、印度三足鼎立的世界，将给世界的民主、平等、安全、稳定、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现在美国一直想削弱中国而支持印度，比如诱导中国进行自我削弱的计划生育和一胎政策。其实，美国若继续引导中国继续计划生育很傻，因为这将导致中国极大衰落和亚洲与世界失衡。现在印度每年新出生人口数量已经是中国的两倍，而且与中国相比——印度孩子越来越多，这就决定在中国大衰落的同时而印度过于强盛。随着印度的发展，印度一定想控制印度洋并谋求南亚霸权，接着谋求亚洲霸权和控制中东、中亚、非洲、大洋洲和东南亚等，这将和美国发生巨大利益冲突。如果现在中国开始支持中国转变人口政策，到时候还可以联手中国制衡印度，否则，美国将失去未来一个最重要最用力的盟友——因为从人口看，印度才是美国真正的竞争者和令美国恐怖的对象。保住中国的人口实力，美国和中国可以制衡印度，印度和中国可以制衡美国，亚洲和东半球有中国制衡印度，这样才有亚洲和全世界的民主、平等、和平与繁荣，这是全世界的福音，这对亚洲对东半球对全世界都有好处。若未来世界失去中国这一极，就是未来亚洲未来东半球和全世界的巨大损失，甚至是灾难。所以，中国改变人口政策和尽可能的鼓励生育以挽救中国超低生育率危机，是世界民主、平等、和平与繁荣的要求。

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方儒家文明，是世界的三大文明。三大文明三足鼎立，共存共生，相互促进发展，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福音，也是人类各个文明平等、民主、繁荣与和平共处的福音。如果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有冲突的话，“以和为贵”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把两者和平联接起来，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和平共处。人口是文明的载体，人口的大衰落必然导致文明的大衰落。按照1.3的生育率推算，到2300年，加上巨大比例的老龄人口，中国的总人口数量仅为2800万！发达国家人口维持人口世代更替需要2.1的总和生育率，像中国这样的国家需要2.3以上，而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最高理论生育率仅仅是1.38。即使按照中国国家计生委的说法，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最高理论生育率是1.46。中国纵然达到1.46的最高计划生育理论生育率，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这怎么保证儒家文明的继续存在、三大文明的三足鼎立、人类文明的健康强劲发展和人类各文明的平等、民主、繁荣与和平共处？如果儒家文明大衰落，如果失去儒家文明对世界文明体系的支持，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也许将陷入持久的冲突而难以自拔，所以儒家文明的衰落很可能导致人类文明陷入持久的冲突与灾难！

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篇2

一、人民币汇率水平的走势分析

1、升值预期过高的原因主要是货币性因素

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后, 人民币汇率是不是按照国际投机者的预期, 持续不断地上涨, 如果不是, 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如此之高, 基本原因是什么?人民币确实存在小幅升值的压力, 但并没有外界舆论和预期的那么大, 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民币遭遇如此大的升值压力?我们的基本结论:在人民币升值问题上, 有实体经济因素, 但货币性因素远远大于实体经济性因素。

2、市场升值预期信号在减弱

人民币汇率改革正朝着浮动迈出了关键的、可喜的一步, 客观上相对稳定了市场的预期。此外中美利差保持了一定的差距, 美元短期内将较为稳定, 中国利用外资的增幅在减缓, 一定程度上会缓解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3、实际大幅升值的压力不大

(1) 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在不断释放人民币升值压力

汇率机制改革前后, 中国人民银行 (外汇管理局) 出台了大量的政策。从目前看, 这一系列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其效应尚未完全发挥, 而且在外汇管制和外汇市场建设方面, 我国还存在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各种长期被压抑的用汇需求还可进一步释放, 因此完全有可能在继续实行资本管制的整体框架下, 进一步增加外汇资金需求, 不断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

(2) 中美利差在一个时期内仍将保持一定的差距

中国目前对银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外汇政策的“胶着”, 使货币市场利率一直走低, 可以说是处于历史的低位水平。另一方面, 近几年来实体经济的高速增长, 部分行业产能过剩压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问题, 企业利润增长幅度减弱, 物价上升速度减缓, 出现了对整体经济增长速度下滑的担心。金融危机之后, 美国为了刺激经济也采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因此, 中美利差趋于保持一定的差距。

(3) 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的渐进性

在人民币资本项目未完全开放的限度内, 监管资本跨境流动还有相当的空间和较为成熟的政策经验。鉴于金融危机的教训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复杂性问题, 相信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项下完全可兑换的进程, 将会持有一个谨慎、渐进、连续的态度, 绝对不像市场预期的那么快, 更不可能按照国际游资预测的轨迹走。中国将会采取严格的资本流入管制, 并视发展状况出台新的政策, 尤其是对短期流动性资本的管制。随着中央银行干预外汇市场经验的逐步积累, 必然会加大投资者的投资成本, 增加国际游资对人民币直接冲击的难度。

二、中国汇率的国际环境分析

中国政府目前的政策相对较为谨慎, 但中国绝对不能单一来解决当今全球经济、贸易的失衡问题。全球经济贸易失衡的主要原因, 是美国经济的失衡, 是美国多年经济政策的结果。由此评价美联储格林斯潘的政策和遗产, 对世界而言, 是福还是祸?需进一步认真研究。因为要解决目前世界经济失衡带来的全球汇率波动, 首先需要美国以大国负责的姿态来对待全球经济失衡, 主动对多年积累的已扭曲的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同时, 鉴于美国经济“硬着陆”会对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风险, 针对此结果, 最后无奈的选择, 只能是各国加强合作, 分别调整自身的经济结构, 才能逐步改善国际货币体系。

1、当前世界贸易格局是国际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

理论上贸易格局的变化与汇率的变动密不可分, 但全球近18年的贸易格局变化不是由汇率因素起决定作用的。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 世界贸易结构出现三大特点。一是跨国资本流动直接带动了东亚各国包括中国的国际贸易。二是当前世界的资本流动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进行, 跨国公司引导了国际贸易的流向。三是世界三大区域的贸易差额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美国对其他两个区域的贸易从“一顺一逆” (对欧盟顺差, 对东亚逆差) 变成“双逆差”。

2、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在逐步弱化

由于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变化和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弊端,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

(1) 汇率波动基本已由金融性交易主导

全球跨国货币交易量已远远超过全球贸易量, 跨境外汇日均交易量已达世界全年贸易额的10%左右。由于全球资产泡沫此起彼伏, 金融性交易经常脱离实体经济。汇率信息中存在噪音, 不仅不能自发调节贸易差额, 有时甚至背道而驰。即使汇率波动的方向与幅度较恰当, 其效应的显现往往还需相当时间。因此, 平衡贸易差额已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汇率的市场化调节。

(2) 部分汇率风险已被跨国公司内部化

当跨国公司成为国际贸易主体后, 汇率成了跨国公司的内部核算价格, 主要调节内部的利益分配, 并不严重影响整体利益。中美贸易尤其是中国对美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美资跨国公司的内部贸易。

(3) 汇率波动基本不影响产品最终售价

一方面, 产品最终售价中非贸易占比不断提高, 对汇率的敏感性下降。另一方面, 汇率大幅高频波动, 使国际贸易承受不必要的汇率风险。为保持市场份额, 出口厂商更倾向于自我消化汇率风险, 而不是转嫁风险, 汇率对需求的影响已经弱化。

(4) 贸易不平衡格局具有长期的内在稳定性

汇率对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力在下降, 经济周期的影响力也出现下降, 全球贸易基本格局具有一定的内在稳定性。1996-2009年, 不但世界各国的汇率发生了较大波动, 各国经济也发生了较大的调整, 但国际贸易基本格局并未发生显著变化。

3、世界货币体系失衡再次显现

美元本位货币体系的脆弱性:特里芬难题与汇率风险。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 美元的本位货币地位遭到削弱, 但仍占各国外汇储备的60%以上, 国际外汇交易的40%、国际贸易结算的50%以上。美元仍面临着“特里芬难题”, 即作为国际货币要求的货币坚挺与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要求的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矛盾。美元发行不受约束, 导致世界资产泡沫与金融危机不断。更重要的是, 国际储备货币的发行不再有黄金约束, 世界货币的发行往往服务于一国国内的经济需求。

4、美国近期政策的走势分析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具有相当的重要性, 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 世界各国需求不足, 靠出口美国维持。目前在全球经济又一次失衡的状态下, 美国政府完全可能沿用过去的政策思维和政策手段, 解决美国的困境。历史上,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来, 美元已经历了三次大的贬值和升值, 正是这种大起大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特里芬难题。强势美元往往与巨额贸易赤字相关联, 同时引起货币的超额供给;弱势美元往往与贸易赤字改善相连, 同时导致货币的超额紧缩。

三、国际货币体系失衡下的中国汇率政策

解决世界经济的失衡既不能完全依靠美国的调整, 也不能盯着中国的汇率。在上述世纪性难题背景下如何思考中国的汇率政策取向?尽管2001-2009年, 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逐渐在上升, 但同期美国与日、韩、中国台湾的贸易逆差占美国总贸易逆差的比重下降了一定的比例。而且, 虽然美国与东亚、东南亚的贸易逆差额上升, 但比重却在下降。可见, 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全局性的, 而不是地区性的。

近期, 中美应在加强磋商的基础上, 分别出台一些措施缓解美元贬值 (人民币升值) 压力, 从国际的视野进行自身经济结构的调整, 同时, 中美两国特别是美国应该而且有能力, 主动创造有利的舆论氛围。美国应逐步实行紧缩政策, 减少财政赤字, 提高市场利率, 以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美国目前有能力通过缓慢的结构调整解决美国经济的不平衡问题, 关键是要有这方面的意识和大国的责任。中方决策者应清醒认识, 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近期G20会议美方对中国金融服务业开放的要求, 虽然有利于提高中国金融服务业的效率, 但这仍不是解决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本性措施。第一, 进一步加快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 继续减轻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考虑中国结构调整尚需较长时间, 在继续主动保持人民币略有升值压力的状态下, 近期应该:进一步放开企业持有外汇比例的限制, 推行企业意愿结汇制, 逐步放宽银行结售汇头寸的限制, 提高金融机构在外汇市场上资金运用的自主性, 应不失时机地推进外汇市场的进一步改革, 发展外汇衍生品市场, 主动引导、培育市场主体管理汇率风险的能力, 继续完善人民币汇率调控机制。公开市场操作既可采取现货交易, 也可采取远期、掉期等方式。第二, 进一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监测和管理。无论是从金融危机教训看, 还是从保证当前我国汇率机制改革成功的角度看, 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我国仍必须保持一定程度的资本管制。要进一步改善外汇统计、监测工作, 真正做到心中有数。必要时可采取跨境资本交易税和无息存款准备金要求, 以加强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同时, 为了保持中国经济在较长时期内既稳定增长又不至于产生资产泡沫, 必须尽快出台有关加强海外房地产资金流入的管理办法, 进一步细化对于流动性资本跨境移动的管理。第三, 坚持引进外资的质量, 加大“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引入外资要有战略性安排, 应重视技术与管理的引进, 促进国内产业优化升级。因此, 首先要加快改善国内融资体系和放开境内各种市场化融资工具的限制, 让企业的资金需求尽可能在境内得到满足。其次要宣传和方便企业, 充分利用国内资金, 减少人民币资产与外币资产替换后的收益代价。重新审视中央与地方引进外资的各项优惠政策, 实现平等“国民待遇”, 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和效益, 加快调整原先控制企业“走出去”的外汇管制政策。最后是统筹制定企业“走出去”战略, 支持企业进行资源战略储备, 并以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市场策略与海外经济取得互利共赢的局面。第四, 要确立放慢海外上市节奏, 积极发展本土资本市场的战略安排。中国优秀大型企业大量海外上市, 不是中国金融发展的长期战略。当前, 我国要加快发展和健全我国包括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在内的资本市场, 积极鼓励中小企业、民营企业、风险投资企业海外上市 (当然仍不排除在境内改善对其的相应融资环境) , 对于国有大银行上市筹资中, 面对是否“贱卖”的争论, 最好的办法是尽快发展境内私人股权基金作为第三方, 与境外投资者竞争入股, 包括筹集外汇资金入股, 在支持、调控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过程中, 对房地产信托基金, 相关部门不能视而不见, 要提高工作效率, 尽快实现“与其放任不管, 不如发展中国的信托基金”。第五, 进一步运用好货币对冲操作手段。第六, 增加双边贸易协定, 提高亚洲区内货币的结算功能。第七, 更重要的是应该积极落实并长期坚持内需主导战略。

摘要：中国汇率升值预期过高的基本原因是货币性的, 而实际上实体经济层面升值压力并不大, 人民币将会在双向波动、小幅升值过程中保持相对稳定, 并在适当时机适度扩大浮动区间。当前, 汇率对世界贸易基本格局的影响已经弱化, 不能依赖汇率自发调整贸易失衡。中国应强化内需主导战略, 与亚洲国家一起在经济和货币上, 逐步摆脱对美国的过度依赖。

关键词：人民币汇率,世界贸易格局,国际货币体系

参考文献

[1]罗纳德.麦金农:美元本位下的汇率——东亚高储蓄两难[M].中国金融出版社, 2008.

[2]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3]C.弗雷德.伯格斯坦:美国与世界经济——未来十年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M].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6.

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篇3

摘 要 本文以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能源产业的发展为背景，运用经济学分析方法，重点讨论日趋严重的人口因素对中国能源需求的影响问题，文章以适度人口理论为基石，从人口增长同能源需求之间的关系入手，先从人口规模角度，再从我国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以及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这三个方面进一步讨论了人口问题对中国能源需求的影响并得出结论，针对这些方面所产生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最后给出全文的结论以及研究展望

关键词 人口 能源需求 利用率 边际替代率

一、现阶段我国人口因素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结构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虽然我国存在一定的老龄化问题，但是与之相比更为突出的问题是我国目前新生人口过多。至2008年中国人口负担系数为46%，其中14岁以下的少儿负担系数为35%，而65岁以上的老年负担系数为20%。由此可见，我国的人口老龄化与新生人口过多对我国的能源需求是有很大影响，特别是新生人口过多，更是对我国的能源需求乃至我国的能源产业发展都有极大的负面作用。

（二）我国人口质量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根据我国总体反正规划，2020中国的发展将进入全面小康社会。届时的人均GDP将达到2万元。我国人均GDP的增长会使我国人均能源占有量增加，但是人均可消费能源的增加与人均能源需求之间还有一定差距。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确定了控制人口增长，提高人口质量的人口政策，但我国劳动力资源的人口素质还是处于低水平，尽管低素质的劳动力资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对能源的需求，但是在劳动力资源素质普遍低的条件下，能源的利用率会大打折扣。这样一来，我国能源的消费问题就无法在短期内得到有效地解决，从而使能源的供给能力不能弥补随之带来的能源需求的增加，又进一步恶化了人口与能源的关系。

（三）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对能源需求的影响

我国资源分布不平衡，资源之间很不匹配，资源分布与生产力分布不协调。我国资源配置状况不良，不得不南粮北调，北煤南运，南水北调，西电东送，这是我国运输能力全面紧张，资本产出率较高的主要原因。据统计。2008年资源性产品运货量占铁路运货量的85%，平均运距约700公里，其中运煤就占了41%，平均运距达519公里。加上我国劳动力资源空间分布多在农村，能源运输不便，能源的利用率较低，更大程度的造成了能源的浪费，使能源供给越加紧张，必然导致能源需求无法满足的问题。

二、关于我国人口问题以及能源产业的政策建议

虽然本文讨论的是人口因素对我国能源需求的影响，但是为解决现阶段能源需求出现的问题，下文会从人口因素和能源因素两个方面提出相关的建议，进而对解决本文所发现的相关问题提出对策。

（一）继续严格的国家人口政策

中国有限的资源总量，加之资源利用过程中的无效利用和破坏严重，伴随着人口剧增的压力，必然带来资源供给的危机。这不仅影响和制约了当代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也将危机子孙后代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积极保护和充分有效的利用自然资源，以缓解中国人口的增长、能源危机的问题，从而实现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二）充分和有效的利用能源，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由于人口的迅猛增长以及人类过度利用自然资源已经导致了地球上许多能源的衰竭，许多资源的人均占有量大幅度下降，要摆脱能源危机，解决人口与能源的矛盾，最重要的是寻找和遵守同地球上的有限资源有关的“外部极限”；寻找和克服人类对自身和自然界认识与行为控制上适应外部世界极限的“内部极限”约束。也就是说，人类在认识自然和自身的发展中，对不可再生资源的开采速率不得超过科学技术发现替代资源的发展速度，通过控制人口生产和改进物质生产方式，来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改造环境，来合理的进行人口地域分布与资源的合理消费分配，从而达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还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走出一条投入少、消耗低、产出多、质量优、污染轻、生态好的高社会经济效益的路子。

（三）努力增强国民的人口发展现代意识

作为财富的制造者和资源环境的消费者，人的意识和行为决定国家持续发展的基本走向。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发展的成败和能源供给的安全取决于全体国民现代化发展意识的强弱。显然，提高国民人口发展和能源利用的现代意识，关键在教育。为此，除了不断加强基础教育外，多方式、多途径和多种类的公共教育体系建设同样至关重要。

三、结论

能源与人口是制约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两大瓶颈因素，具有特殊重要的影响，我们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

影響能源需求的因素是很多的，随着环境的变化，一些影响因素由主要转为次要，而另一些影响因素由次要转为主要。本文通过分析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关于能源需求的影响因素还应进行如下研究：

一是科技进步对能源需求的影响。如果以高科技发展的观点来看资源保证，那么关键在于这些技术何时达到商用阶段。用富有资源在经济生产中替代短缺资源。新能源技术有太阳能技术，生物能技术。地热能技术，潮汐能技术等。

二是能源的价格交叉弹性系数。由于不同能源之间存在着替代和互补的关系，一种能源价格的变动不仅影响其本身的需求，而且也会影响其他能源需求。所以我们在考虑人口对能源需求影响的时候也要考虑到能源之间的相互影响。

参考文献：

[1]徐新华.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化学工业出版社.2004.

[2]张雷.矿产资源开发与国家工业化.中国软科学.商业出版社.2003.

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篇4

2国防建设与创新发展;

形势与政策论文——中国周边形势浅析

中国在外交上一向坚持五项基本原则，和平相处，提倡可持续发展，注重各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形势并不容乐观，我们应该做好应对复杂关系形势的准备。

那么下面就让我们简单分析中国周边目前的形势。

首先是日本。

近几年日本在对外政策上加快谋求政治大国或“正常国家”的步伐，日本实施海外军事干预意志和能力的增强将成为东亚地区的潜在威胁和中日冲突的隐患。

其次是美国。

中国和美国的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可以抑制或延缓但无法从根本上消除美国对我国的威胁。

之后是朝鲜半岛。

半岛相关国家的利益和政策目标大相径庭，半岛局势的发展仍存在较大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半岛局势的紧张将破坏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将影响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们必须积极关注之。

最后是俄罗斯。

北亚政治格局是比较稳定的，而且具有一定的持续性。但是，复兴后强大的俄罗斯对中国安全的影响将是中国周边国家无法无拟的。

论中国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融合 篇5

[摘要] 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竞争政策与包含有知识产权制度和战略的科技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存在融合空间。本文通过对二者进行评述指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策支撑，二者之间没有根本性的冲突，更多地是存在相互推动和促进关系，应当有意识地发现两大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的结合点，构建政策工具的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转型，共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关键词] 竞争政策 科技政策 反垄断法 科技进步法 国家竞争力

导言

二十一世纪以来，科技政策在中国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中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1]，必须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基点和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国民经济和

[2]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与此相平行，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于2007年颁布并于次年实施以来，竞争政策开始正式进入国家经济政策领域。《反垄断法》的出台引起了反垄断与知识产权之间关系的讨论，不仅在理念层面涉及到保护竞争与激励创新之间的关系，而且在制度层面涉及反垄断法对于知识产权的适用规则，推动了相关领域的认识。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知识产权的制度与战略实际上是作为科技政策的一部分进入历史的，至今仍在科技政策的基本架构之内。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把以《反垄断法》为中心的竞争政策与包含有知识产权制度和战略的科技政策作为叙事的对象，考察二者的理念内核，梳理二者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法定化目标，进而在理念交互和目标协同的基础上在规则层面分析二者的耦合，提出构建政策工具的组合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设想。

一、竞争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一直以来，竞争政策和科技政策的内涵与外延在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自该两大政策生成以来，其理念也处于流变之中。因此，界定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范围，廓清现代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理念，是探讨二者交互的起点。

1.竞争政策之一般

在经济学界，广义的竞争政策，指一切有利于竞争的政策，包括反垄断政策、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政策、放松规制、政府削减对企业的补贴、减少不利于外国产品和外国生产

者的政策等；[3]而狭义的竞争政策，指“一整套确保市场竞争不因受限制而减少经济福利的政策和法律。”[4]在法学界，有学者认为，竞争政策是政府制定并实施的促进和保护竞争的策略选择，竞争法是竞争政策的主要表现形式，是规范和限制私人反竞争行为的法律规范的总称；[5]也有学者认为，竞争政策一般是指市场经济国家为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而实施的一项基本经济政策，其核心目标是通过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相关市场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增进消费者福利。[6] 随着竞争政策的发展，其理念几经变迁，一般认为，现代反托拉斯或竞争政策的一般性目标是保护竞争或经济自由以达到消费者福利的最大化。

2.中国竞争政策形成及其动因

中国竞争政策的形成，镶嵌在以《反垄断法》的颁布为里程碑的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进程之中，多种内部力量进行推动是主要原因：第一，确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经历了从计划向市场的转型。“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要求中国废除旧的适应计划经济的法律框架，建立一个鼓励竞争的新框架，而建立和维持竞争机制是这种框架不可或缺的支撑。第二，控制过度的政府权力。中国经济体制中行政垄断问题具有广泛性和结构性，其最终的解决方法依赖于经济和政治的改革，而现实可行的实用主义做法，就是在《反垄断法》的框架内采取一些技术性的限制来抑制政府权力。第三，保护国家安全。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的融合进一步加速，许多人认为中国的企业可能丧失他们目前拥有的优势。制造国家安全言论的人将《反垄断法》视为保护国家利益和相关中国企业的极佳工具。第四，缩小社会收入差距。中国经济在飞速增长，收入差距已成为一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而“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传统思想在中国根深蒂固，多数人要求公平分配因经济增长产生的利益分额。为建立“和谐社会”，政府需要缩小财富差距，而国民的普遍认识是：为缩小差距，垄断必须被消灭，由此极大地推动了《反垄断法》的出台。[7]第五，提升国家竞争力的动因。国家竞争力包括国家创造财富的能力，也包括在社会形态及文化传统上的软实力。一国在体制和制度上的创新将使其具备强劲的竞争力，并不断发展，最终现实综合国力的全面提升。

[8]笔者认为，国家竞争力与上述因素一同构成了反垄断法出台的推动力量，也构成了中国竞争政策框架制定的国家目标。在中国，竞争政策这一术语由《反垄断法》的第九条第一次正式提出，官方解读为：国家通过制定和实施竞争政策，起到保护和促进市场竞争，确保竞争机制在市场中发挥作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9]

二、科技政策在中国的发展

1.科技政策之一般

1963年OECD在《科学和政府的政策》（Science and the Policy of Government）报告中第一次明确阐述了科学政策的含义，它把科学政策分成两个成分：“为政策的科学（Science for Policy）”和“为科学的政策（Policy for Science）”。70年代，OECD的布鲁克斯报告中又单独提出了“技术政策”这一概念。之后，文献中的科技政策有时用“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有时用“Science Policy”。[10]而根据UNESCO的定义，科技政策（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STP）是指一个政府在科技发展中的主导性国家或地区为强化其科技潜力，以达成其综合开发之目标和提高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度及执行方向的总和。[11]有学者认为，STP 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的时期，为了实现其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对科技活动的任务、目标、投资等进行指导、管理和调控而采取的方针、措施和规则体系。[12]还有学者将科技政策定义为，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以及利用科学技术为国家目标服务而采取的集中性和协调性的措施，是科学技术与国家发展的有机结合。[10]随着科技政策的发展，其理念几经变迁，九十年代以来各国科技政策的中心内容是：创新——科学技术发展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做贡献；建设能够促进创新的国家创新系统。[10]

2.中国科技政策的形成及其动因

中国科技政策的形成，考查其演变过程，多种内部力量进行推动是主要原因：第一，军工国防的要求。我国自建国初至改革开放这一时期，科技发展战略的重心在于发展军事工业，加强国防建设。第二，解放生产力发展经济的要求。1978 年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同志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观点，提出“科技现代化是四个现代化的关键”，为科技面向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基础。1985年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发表了题为《改革科技体制是为了解放生产力》的讲话，明确指出：“经济体制，科技体制，这两方面的改革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新的经济体制，应该是有利于技术进步的体制。新的科技体制，应该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体制。”[13]1988 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战略的理论基础。第三，提高综合国力的要求。1995 年，国务院在第三次科技大会上明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十五大报告中进一步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重心在于依靠科学技术，发展我国经济的同时，更注重社会的全面发展，注重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12]第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要求。1999年，全国技术创新工作大会发布《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2006年，全国科技大会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以下简称《纲要》），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奋斗目标，明确指出“必须把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贯彻到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贯彻到各个产业、行业和地区，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在中国，1993年颁布并于2007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堪称科学技术领域的基本法。该法于第二条规定了我国当前的科技政策指导方针为：“国家坚持科学发展观，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行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的科学技术工作指导方针，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

三、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与规则耦合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经过自身的发展和演进，各自形成了相对成熟的当代政策体系。二者在理念上虽存在差别，但亦存在交集：即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促进。只不过，在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场域上，科技政策着眼于“预竞争领域”的科技活动，而竞争政策则着眼于“市场竞争领域”的竞争活动。二者的融合，将比单一政策项下的政策调节更能推动共同理念的实现。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中国竞争政策和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和规则耦合。

1.中国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协同

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理念存在交集构成了二者融合的基础，而其实施则需要分析特定国家的政策语境，并实现具体政策语境下的目标协同。

第一，竞争政策的法定化目标。竞争政策是反垄断法制定的依据，反垄断法是竞争政策的表现形式。[9]作为竞争政策的载体，《反垄断法》制定和实施的目的有“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维护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对西方反垄断法律发达国家的反垄断法立法目的做出梳理，占主流者应有三项：保护竞争而不是保护竞争者、经济运行效率的促进和消费者福利最大化。《反垄断法》的各项目的实际上也可以化约为这三大目的。

第二，科技政策的法定化目标。作为科技政策的载体，《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一条规定了立法目的，“为了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促进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据此，科技政策的实施目标可以归纳为，“促进科技进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第三，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协同目标。在西方主要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竞争导致繁荣

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从我国竞争政策的法定化目标来看，也希望通过对公平竞争的维护，最终“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相应地，在世界范围内，为了加强科学技术和创新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挥的贡献，各国采取政策措施大力加强国家创新系统的建设和有效运行。从我国科技政策法定化目标来看，对科技进步和成果转化的促进，最终是为了“推动科学技术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再结合上文所分析的科技政策形成的动因来考虑，两大政策及其法定化的目标，最终所指向的应该是“国家竞争力的提升”。而以提升国家竞争力这一根本目标为归依，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目标在根本上是可达成一致协同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讨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规则上的耦合，以及如何促使这种耦合更加有效地促进二者协同目标的实现。

2.中国《反垄断法》与《科技进步法》中的规则耦合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分别以《反垄断法》和《科技进步法》为载体，二者的法定化目标存在协调的空间，而规则的耦合则是构建政策融合机制的法律基础。

第一，依科技发达国家的经验，科技政策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政府直接对研究开发工作的支持。例如，政府对基础研究、国防高技术研究、空间研究、对大学教育和科研工作的资助，以及国际科技交流合作等。第二类是政府通过放宽政策或制定新的法规条例，刺激私人企业对研究开发的投资，为技术创新创造有利的大环境等。例如，政府的采购政策、贸易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税收政策、反垄断政策、促进技术转让的政策等。[14]而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相比，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政策手段的不同。竞争政策是直接的规制调节，而不是间接的参数调节。[15]相较而言，科技政策的政策手段更为多样化，可以起到更大的调节作用。分析二者在规则上的耦合，首先应根据各自特性明确融合的定位：科技政策应主要起到调节引导的作用，而竞争政策则应起到支撑促进的作用。

第二，在美国这样具有反垄断法和竞争政策传统的国家，竞争政策的历史比科技政策更为久远，因此也必然成为科技政策的关联政策，而通过豁免等方式实现的竞争政策的宽松化也使得科技政策有一个良好的法律环境。在中国，长期以来科技政策体现在基本架构上，主要是科技投入、税收激励、金融支持、政府采购、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创造保护知识产权、人才队伍建设、教育与科普、科技创新基地与平台和加强统筹协调。直至《反垄断法》的颁布，竞争政策的理念与基本框架才正式确立。因此，与传统的反垄断法制国家相比，中国的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交互实际上是一个反向的过程。然而，中国《反垄断法》充分吸收了现代反垄断法制的理念和规则，其中明确提供了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相对接的插槽，使二者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上可以实现对接。

第三，在《反垄断法》中，相关的规定可以分为促进型规定和保障型规定两种。以此分类观之，科技竞争与竞争政策的规则耦合如下。

在创新促进型规定方面，《科技进步法》第三十条提出国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企业同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第三十二条进一步规定国家鼓励企业开展的活动。相应地，《反垄断法》第十五条规定的经营者能够证明所达成的协议不构成垄断协议，主要包括了为改进技术、研究开发新产品的和为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进效率，统一产品规格、标准或者实行专业化分工的情形。此外，该法在对经营者集中审查的“考虑因素”中，明确规定了“经营者集中对市场进入、技术进步的影响”这一因素。据此，科技政策和竞争政策对创新促进的指向显然是一致的。

在创新保障型规定方面，《科技进步法》第七条原则性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建立和完善知识产权制度，营造尊重知识产权的社会环境，依法保护知识产权，激励自主创新。《反垄断法》第五十五条原则性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经营者滥用知识产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适用本法。”而目前正在起草之中《关于知识产权领域反垄断法执法的指南》将予以

细化规定。将该议题提升到政策层面来考量，将有益于在指南的制定与实施中更好地体现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的融合，在保障静态效率的同时促进动态效率。

易言之，《反垄断法》一方面通过企业联营的反垄断适用豁免和经营者集中效果权衡中的技术进步影响考虑来促进创新，一方面通过对知识产权的反垄断法规制来在防止知识产权的滥用并在此基础上保障创新，与《科技进步法》相匹配，构成了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在规则面上的耦合。

结语

竞争政策是中国国家经济发展政策体系的全新板块，其在《反垄断法》中的提出和确立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竞争政策与包括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科技政策在内的各种传统政策的互动是国家竞争力提升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议题。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以来，随着科技政策在国家经济发展规划的政策组合中的地位逐渐上升，竞争政策亦应顺应这种趋势进行合理规划。我们认为，竞争政策与科技政策作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政策支撑，二者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促进的关系，在确立两大政策在理念、目标和规则上的结合点的基础上，应当从规则层面着眼，在保护竞争的同时从“创新促进型规定”和“创新保障型规定”两个方面构建完善政策融合的法律机制，促使两大政策形成合力共同促进国家竞争力的稳定可持续增长。

参考文献：

[1] http://news.xinhuanet.com/misc/2006-03/16/content_4309517_1.htm（2010/3/31）

[2]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1-03/16/c_121193916_2.htm（2011/3/31）

中国的人口（2） 篇6

重 点

难 点

1、 中国人口分布特点及原因 2、中国人口过快增长及其带来的问题。

教 具《人国人口的增长》挂图教 法充分利用教具、幻灯片、教材插图。教 学 过 程步 骤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时 间一 二复习： 1、 我国人口数量 2、 我国人口分布特点 (导入)我国人口不仅数量大，而且人口增长也快，为给我国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人口增长过快及带来的问题： 1、我国人口的突出特点 (1) 人口基数大 (2) 人口增长快 2、 放后人口增长快的主要原因 (1)医疗条件逐步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平均寿命延长，死亡率下降 (2)出生率较高xx年12、95亿占世界21% 东南多、西北少

学生自读课本内容，总结目前我国人口的特点

我国人口增长的三个阶段

5 30步 骤教 师 活 动 学 生 活 动时间三 四3、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增长快带来的负担

实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 1、人口数量的增长要同经济的发展和资源、环境的承载量相适应 2、我国的人口政策：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 具体要求：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总结： 由于我国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才及时地扭转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虽然计划生育的成绩是明显的，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巨大的，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每年净增长的人口仍在千亏以上，所以，实行计划生育工作丝毫不能放松。俗话说“人多力量大”，那为什么我国还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思考： 为什么我国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篇7

(一) 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 传统意义上是指提高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所带来的收益, “人口红利”阶段, 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 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 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 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 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 家庭孩子数量减少, 使得家庭负担较低, 同时促进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引起GDP的高速增长, 因此, 人口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 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也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少, 老年人口逐渐增多, 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 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 已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 冲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39亿, 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 占总人口的8.87%。这表明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左右, 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 这一现象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2014年3月28日中央启动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研, 能够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大约只有1 500万—2 000万人, 且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各方面因数的影响, 这两千万人也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孩”, 所以, 这个群体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 “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坏事。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3.2亿人口, 能生产十五六万亿美元GDP (国内生产总值) , 中国13.5亿人, 却只生产8万多亿元GDP, 只有美国的一半, 这正是中国多年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制造, 但背后却是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污染排放和微薄的利润。这都是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 不注重技术提高和创新的结果。中国要发展, 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只有转靠“劳动力素质”来升上生产链的中高端, 也就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比“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人才红利”被充分利用所产生的收益往往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它会促进中国经济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从“量”的优势转变成“质量并存”的优势。

二、人才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 人才红利的概述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 人才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从而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三、“人口红利”如何向“人才红利”转变

(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 转变消费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中国有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 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充分依赖于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 从而拉动不了经济的增长。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缩小收入差距, 才能转变消费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同时, 缩小收入差距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 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转变产业结构,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目前有上百万家代工企业, 它们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代工有代工的好处, 代工也有代工的缺点。代工能迅速获得竞争力强的产品, 但代工没有定价权, 利润低、依赖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授权企业找代工的目的就是帮他们降低成本、减少风险, 他们追求成本的最小化, 因此增产不增收已经成为中国代工企业痛苦的生存方式。中国为此还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代价。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 在不同的产业领域, 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中国制造赢粒糖, 跨国公司赚间厂。”中国代工企业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目前, 中国企业有很多, 如“三星”、“格兰仕”、“安踏”、“特步”、“匹克”等, 都已经转型成功。这些企业都是紧紧抓住了中国的消费市场, 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阵地, 并将自己的品牌又成功输出到了国际市场。所以说, 企业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 大力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产业、高新技术行业, 把发展的轨道真正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 注重人才的培养

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准备将低端的生产线迁出中国, 却准备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 600余家。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但相对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因此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优势。

1. 加大科教投入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力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 目前社会上紧缺的是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 他们既要懂理论, 又要能动手。现在的一些大学高等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很多大学生拿到了较高文凭, 但动手能力不行;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投入力度不够, 培养模式滞后, 缺乏自己的特色。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还停留在比赛、竞赛等层面上, 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

(1) 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高校要从改变人才培养方式入手, 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要立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业意识的灌输, 重点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2) 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

要促进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 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 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 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鼓励中外合作。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 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完善资助政策, 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2. 引进海外人才是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力量

中国拥有许多优秀的海外人才, 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业。同时, 各省 (区、市) 也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参与地方建设。但在引进人才的同时, 中国还必须建立一套国际化的人才选拔、激励、评估制度, 这样, 当海外人才入籍中国后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能, 中国也才真正能从人才战略中得到较为丰厚的回报。

结语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 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最好的方式就是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这样, 才会改变“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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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的人口政策 篇8

关键词：刘易斯拐点；二元经济；民工荒；人口问题；人口红利；计划生育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2）17-0117-02

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判断

近年来中国的“民工荒”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一些理论认为中国已经迎来刘易斯拐点，但实际上“民工荒”现象并非由于刘易斯拐点已至，而是由现阶段中国特有的原因所致。

1.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

刘易斯1954年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模型，指出通过资本积累，农业部门可向城市工业部门不断供应剩余劳动力。随着剩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不断扩张并被动提高工资，同时农业部门生产率提高，最终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具有相同的边际生产率。此时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达到一种平衡状态，人口流动由市场决定。刘易斯拐点是发生这一变化的临界点，自此二元经济结构消失。

首先，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远未完全转移，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剩余劳动力。这一点与刘易斯拐点的农业部门剩余劳动力被完全转移的理论相悖。

其次，现阶段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反而城市与农村的收入差距在近十年呈现出显著的拉大化趋势。尤其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及沿海发达城市，发展速度远超农村。这也与达到刘易斯拐点后二元经济结构一元化的论点相悖。

刘易斯拐点的现实含义是，城乡差距消失，劳动力由丰富资源成为稀缺资源，市场决定人口流动方向，人们可以自由选择生活在城市或是农村。这种状态是市场机制的结果，这是经过了刘易斯拐点的真正状态。

反观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并未消失，“民工荒”的原因并非农村剩余劳动力枯竭，刘易斯拐点在中国远未到来。“民工荒”有着更加复杂和深刻的原因。

2.“民工荒”的真正原因

（1）中国的户籍制度对城乡人口流动形成障碍

中国特有农业与非农业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城乡人口的自由流动。由于刘易斯拐点是农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分配达到平衡状态的临界点，此时农村和城市居民可自由进行双向移民选择，而户籍制度限制了自由移民的实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持有农业户口成为在城市正式部门就业的一大障碍，农业户口的持有人多数只能在城市非正式部门就业。因此只要存在农业户籍制度，刘易斯拐点就很难真正到来。

（2）城乡贫富差异不断拉大，城市生活成本过高，农民工被迫选择返回乡村

据调查，目前中国的农民工选择进入城市的第一目的不是在城市“移民或定居”，而是“打工挣钱”，其挣钱的主要目的依次为“回老家盖房子”、“结婚”、“供孩子上学”、“回家养老”。农民工到城市的目的可以充分证明多数农民工没有能力与机会选择在城市“移民或定居”，随着其“打工挣钱”目的的达成和城市生活成本的提高，加之户籍制度的限制，农民工最终不得不选择返乡。

（3）受到计划生育的影响，中国的人口红利正在逐渐失去优势

在实行计划生育之后，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得到了显著控制。农村可向城市输送的剩余劳动力也减少了。高龄农民工返乡后，没有足够的低龄农民工填补空缺。随着人口出生率的不断下降，“民工荒”现象将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阵痛”，而是一个长期的人口问题。

（4）中国的地理和文化因素加大了人口流动的难度

中国地域广阔，发达城市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交通成本相比欧洲、日本等国家高得多。而且由于春节等传统节日，造成了中国农民工往返城乡的时间高度集中，更加剧了人口流动成本。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各民族、各地区之间在方言、习惯、饮食等方面均存在着较大的文化差异，农民工在由于不适应城市文化会出现缺乏归属感和被歧视的心理状态，将促进其返乡决策。

二、新的人口问题及衍生问题

三十年前，中国面临了人口高速增长的难题。通过实行计划生育制度，人口高速增长的态势得到显著控制。而之前爆发式增长的人口则成为了一种红利，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促进作用。但是，在计划生育实施三十年后，中国又面临了新的人口问题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其他主要问题。

1.人口红利下降，人工成本上升

人口红利曾为中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了中国人口红利的下降，也是导致“民工荒”的真正原因之一。中国的人工成本持续提高，“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廉价劳动力正在失去竞争力，不少国际加工产业已经将中国的代工厂转移到泰国、越南、印尼等其他低人工成本的国家和地区。由于工资成本的上升，中国的出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2.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

中国人口出生率在实行计划生育制度后得到有效控制，但同时也导致了当前中国人口出现老龄化趋势。在计划生育制度下的众多家庭呈现出“4—2—1”的人口结构，即4个老人（夫妻双方父母），2个成年人（夫妻双方）和1个孩子。继续实行计划生育，必然会加剧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家庭和社会都呈现“倒三角”的形态，这对劳动力供应、经济发展、综合国力都将产生不利影响。

3.养老负担加重

在未来十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口将集中进入退休阶段，这对中国的养老体系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由于计划生育比较有效地控制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人口出生率，青壮年人口的养老负担将大幅增加，而中国的养老体系尚不够完善，社会养老将成为国家的重要问题之一。

4.年轻人压力增加，幸福感降低

由于人口结构趋于老龄化，年轻人的工作压力增加、生活节奏加快、社会责任加重，这将影响到年轻人的生活和心理健康状况，使其幸福感降低。

5.产业结构无法形成良性过渡

中国通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已经在产业升级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资源密集型和非熟练劳动密集型的产业逐渐向熟练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变，在IT、汽车制造等行业均出现了并购世界知名品牌的案例。然而，中国的绝大部分产业尚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阶段，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人口红利消失，由密集劳动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将会停滞。目前“民工荒”所带来的工人成本上升已经导致加工产业大规模从中国撤离，转移到其他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而中国目前的产业现状距离知识密集型还有较大的差距，在产业经济增长点上无法形成良性的过渡。

6.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

房地产的发展是近几年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房地产市场目前已经出现泡沫。在未来十至二十年，中国老年人拥有的房产将逐渐转移给（只是使用权转移而不一定是产权转移）他们的后代，“4—2—1”的人口结构特点将导致未来年轻人手中的房产出现积压，购房刚性需求大幅减弱。如果房价仍持续上涨，房地产市场泡沫将终会破裂。

三、新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案

面临人口红利下降、老龄化的新人口问题及相应的衍生问题，需要中国以全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针对这些问题，可能的解决方案包括以下几点。

1.逐渐放宽计划生育政策，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

中国在上一个阶段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目前已经出现人口红利下降和老龄化等问题，就需要以新的视角来面对和解决新的问题。逐步放开计划生育政策，例如逐步放宽生二胎政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口红利下降带来的损失，缓解老龄化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劳动力供应。这对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保持经济稳定发展、保持国家综合国力、化解房地产市场风险都具有积极意义。

2.逐渐取消农业户籍制度，促进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

取消农业、非农业的二元户籍制度，才能彻底消除城市就业岗位对于农业户口持有人的限制和歧视，实现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目前中国农村尚有超过1亿的剩余劳动力，取消农业户籍制度后，可以更好地促进农村向城市转移剩余劳动力，促进中国真正迎来刘易斯拐点。

3.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建立中西部地区发展极

目前中国一线城市发展程度已与国际接轨，但二、三线城市和农村的发展尚比较落后。由于一线城市收入水平高，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但同时由于户籍制度限制，外来人口很难定居一线城市，加之一线城市生活成本过高，最终多数外来人口被迫选择返乡。

加大二、三线城市建设力度，可以大大降低农民工的迁移成本，同时由于二、三线城市的生活成本较低，可间接降低农民工的人工成本，刺激工业发展。在此基础上，在中国中西部地区逐渐形成新的发展极，吸引资金，可在一线城市与农村之间形成一个过渡区域，既可以缓解一线城市人口压力，又可以带动二、三线城市发展，提高生产效率。

4.加大教育与科研力度，提高人口素质

加大教育和科研力度，进一步完善义务教育，进一步提高科学研究水准，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只有拥有核心技术，才能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促进我国产业升级。同时，普及教育有利于提高人口综合素质，促进社会文化发展。但是在加大教育的同时，要有策略地进行重点教育方向的引导，防止教育深化。如果仅仅是一味普及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反而可能导致知识失业，使“民工荒”情况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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