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共10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篇1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收, 因征地款分配而引发的纠纷也日渐增多, 严重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如若处理不当将会对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解决此类纠纷的核心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不仅对城市化进程有着巨大影响, 也牵涉这农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利益纠纷, 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引发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安全。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现状

当前,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该怎么认定, 认定标准是什么, 由谁来认定, 意见多种多样。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尚无明确的规定, 司法解释也未对其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并且还出现了不同法律不同意思的情况, 从而导致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识出现了差别, 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

1. 通过村委会认定

村民委员会有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 又有村民自治、协助行政的职能。就我国目前来说, 相应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覆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此情况下, 农村集体基础成员资格由村民委员会进行认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不属于村民自治的内容, 而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务。所以, 由村民委员会来认定农村集体基础组织成员资格有一定的越俎代庖的嫌疑。只等弄粗集体经济组织相关制度趋于完善, 村委会对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权力终须还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 通过法院认定

通过人民法院认定, 即司法认定, 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法院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认定。司法认定具有其不完善之处, 具有事后性、被动性, 即只有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其资格被剥夺, 并采取法律行动, 以寻求司法救济, 法院才可以对其资格认定进行审查。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否属于“村民自治”, 这一说法也曾引起了理论和实践届的思考和讨论。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认定不仅仅是有法律依据的, 而且是对权力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认定具有滞后性和事后性, 不应将通过司法程序确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作为经常性的方式, 而应将其作为一个补充方法, 维护权益最后的屏障。

3. 通过立法认定

截止当前, 我国还未制定全国性的、相对明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也没有其他相关的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何认定做出明确规定。只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行统一立法, 对成员资格的认定做出原则式或列举式的规范, 才能真正达到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 规制不法行为的效果。

(二)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存在问题

1. 由村民委员会认定的缺陷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在这里, 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 判断收益应该归谁所享有, 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其次, 收益应该怎么分配, 分配多少, 除非政府对支付金额有指导性意见, 但在规定的数额外, 村民委员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笔者认为, 由村民委员会认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是不合适的。据前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分析, 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组是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集体组织, 对于其成员资格认定, 应由其自主确定。

2. 以户籍制度为依据认定的缺陷

目前, 认定成员资格标准, 以户籍为基础, 严格确定, 这是不利于保护广大成员的利益的。目前, 在某些地方对于成员资格的定人, 基于户籍制度, 同时对收益做出其他的限定条件, 这个标准是相当苛刻的。不能只考虑户口应迁而未迁的, 不得享受这样收益, 比如外嫁女;还要从严把握迁入人员, 只要没有一直居住在村中, 就应该视为挂靠户;二婚或者多婚者, 其配偶户籍均迁往该村, 则只能认定当前配偶有享受村集体收益的权力等等。诸如此类的分配方案大同小异, 剥夺了一些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人的资格, 其中有很多地方市违反法律规定的。且与我国的土地制度背道而驰。

3.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从判例来看,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判决, 大多数都没有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明确的解释说明, 且不同地区判决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外嫁女、空挂户、退伍军人、外出上学群体等, 他们有的被剥夺了分配权, 有的保留了其分配权益, 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判决, 法院都没有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定性或者明确。《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 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 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 应予支持。”是大多数法院判决时的依据。就算法院的判决在事实上支持了当事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但其态度依然是犹豫不决, 不敢明确表态。这种做法, 实际上是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维权设置了障碍。且由于法院的判决不可借鉴性, 也照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困境和原因分析

村民会议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市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 也是解决此类争议的基本途径。而实际情况是,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产生后, 不管市从村民自治还是行政或者司法维权路都异常困难。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

(一) 村民自治的局限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产生, 争议之处正是集中于, 村小组会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是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村民自治方式。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的社会风气逐渐开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简单, 但是在农村中传统观念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血缘、姻亲以及长久传承下来的家族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关系的主体, 相对于法律, 这种关系更加具有优先权。

尽管9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做出规定,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但现实状况是, 在许多农村在中却有另外规定。“民主”成为了剥夺、“外嫁女”“入赘男”等群体的合法利益的工具。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户籍不在本村, 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公民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交予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这对于杜绝“民主”对小众集体的权益损害, 是没有根本性作用的。

(二) 司法救济的困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出现,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群体寻求司法救济, 但往往纠结果并不理想。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后, 那时就有法院受理过一些设计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认定的案件, 主要体现为宅基地分配、土地承包及安置补偿费用等纠纷, 大多数法院并作出了判决。但是, 由于那时的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独立的法人, 所以没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导致即使判决纠纷当事人胜诉, 也很难执行到位。

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做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 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表面上看, 条款似乎为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 但依照此条款, 纠纷当事人却必须拥有“村民身份”, 试问如若具备“村民身份”, 何来纠纷之有呢?村民身份的概念在该法中也没有明确。

(三) 行政介入的不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在第一条第二款做出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要求取得该权利的, 应当向集体经济组织和指导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 而不能作为民事诉讼提出”, 这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来解决。但村民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机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并不能纳入行政救济的范围。且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认定属于村民自治, 行政命令等强制解决方式市基层政府不能用的;而就算政府出面调解纠纷, 即便达成合意, 村委会也可以反悔不履行。

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特意强化了政府的指导地位。但是, “责令改正”“指导、支持、帮助”等权力对村并没有明显的制约作用;且内容、方法与方式也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村民“自治”并没有在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对策与思路

(一)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过长期发展, 根据当时国情推出的一种独有的经济组织形式, 但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很多问题和不适用暴露出来。当前来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实际的职能和地位, 组织方式还很薄弱, 其运转维持只能依靠农村的行政机构或自治组织。因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机构,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运行的管理、决策、监督, 自主经营, 自主决策, 才能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前发展

更应该重视的是, 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重要性。目前, 我国没有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及其成员资格、成员权力作出规定, 有的只是零散的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而且, 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相似, 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照成了严重阻碍, 同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力也难以保障。因此, 根据当前国庆, 结合农村实际情况, 制定一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是解决此类纠纷最紧迫、最有效的方法

(二) 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主体

1. 从严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由村民自治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虽然具有不确定性, 但成员资格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相关人员的利益分配, 也直接影响其他村民的利益, 因此也是合理的。由该组织内成员通过村民自治的机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大会) 决定成员资格, 这是尊重既有的成员权利的重要体现, 也是限制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少数群体利益损害的手段。

2.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仲裁机构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通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来解决因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但申请仲裁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一规定将申请仲裁的事项限制于“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本文认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成员资格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不能将其泾渭分明, 司法机关作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裁决权, 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条件。

3. 发挥乡镇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作用

乡镇人民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是基层行政机构, 他们直接对农村负责, 接触群众最多, 了解农村情况也最实际, 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都是靠他们最终贯彻实施的。因此, 将其乡镇府和农业主管部门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确认机关, 是政府发挥职能的体现。

4. 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纠纷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其法定职责进行裁决。人民法院裁决的存在使侵害少部分特殊群体的利益的几率变得更加渺小, 且他们收到侵害后的合法权益也有了救济渠道。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在第一条二款做出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很多人认为该项条款导致人民法院对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缺乏主管的权力。其实该项法条依然保留村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重要前提条件, 即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界定权利。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必须明确

立法上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 必须在立法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作出相应的规定,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本文以为, 如下规定可供立法时参考:1.可以给予户籍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由于工作或其他需要, 迁出原集体经济组织, 在原经济组织内不享有成员权, 同在经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接纳入户的;2.可以给予成员资格的, 需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的农民, 婚后落户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

3. 可以给予其成员资格,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或收养的子女, 户籍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

(四) 城乡一体社会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完善

我国部分省市及相关部门为探索符合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并进行了相关试点, 已出台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性的文件, 我国社会保障机制正在初步形成并逐步完善, 从农村开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计划生育保险和医疗保健制度等看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些保障措施仍是片面的、单一的, 大都是以一定社区范围的村民为保障对象的福利制度, 主要是依据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来决定着福利的多少, 并没有形成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给农民带来了福利。

后现代化的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产生是紧密相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 只有在明确的主体下, 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 在严密的司法救济下, 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下, 新情况和新问题才能逐步解决, 村民自治才能更加科学有效, 期望最终消除此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纠纷, 平衡农村社会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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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篇2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近年来，我国涉及农村土地征收补偿费分配纠纷的案件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由于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缺乏相应的法律依据和裁判标准，同类案件在不同法院出现了不同的判决结果。为了妥善审理此类案件，统一司法尺度，切实维护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经全市各级法院民事审判人员共同研究，在总结审判经验的基础上，对以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供我市各级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时予以参考。

一、判断标准

第一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般是指依法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农业户口，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生产、生活的人。

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上述条件，但确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人，也应认定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解释说明】本条是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在这一问题上，不宜采取单一的户籍标准，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是否为农业户口且落户在本集体经济组织；

2、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

3、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

上述三个条件中，前两个是成员资格的主要表现形式，第三个是本质特征。当表现形式不统一或者不具备主要表现形式时，应当从本质特征出发进行判断。因为土地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具有基本生存保障的功能，如同城市居民享有的社会保障体系。因此，“是否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应是界定成员资格的核心标准。但需要说明的是：

一、以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强调的是承包土地的资格，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实际取得了承包地；

二、“基本生活保障”不应理解为日常的、现时的生活来源

二、取得与丧失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1）出生时，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本人依法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包括婚生和非婚生，计划生育和非计划生育的人员）

（2）基于婚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

（3）因国家建设或其他政策性原因，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

（4）其他将户口依法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接纳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

【解释说明】本条是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的一般性规定，即同时满足户籍、生产生活地和基本生活保障三个条件的情形。取得方式主要分为原始取得和加入取得。原始取得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出生。应当注意，成员资格涉及公民的基本民事权利，不能因父母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而剥夺。在成员资格的认定上，对于计划生育和非计划生育、婚生和非婚生的出生人口，只要符合本条规定的条件，应当平等对待。加入取得主要包括基于婚姻、收养关系而取得，政策性迁入取得和协商取得。其中，协商取得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在我国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认定做出明确的规定之前，该种方式应当予以保留。但协商方式仅适用于成员资格的取得，而且应当符合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1）死亡的；

（2）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3）取得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

【解释说明】本条是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事关农民的基本生存保障问题，因此，对于成员资格丧失的确认应当从严把握，审慎处理。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未取得其他社会保障之前，不应简单地认定其丧失原成员资格。特别是对那些虽已取得小城镇户口或形式上实现了农转非，但并未纳入城市居民或城镇企业职工社会保障体系的人员，仍应确认其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此外，应确立成员资格的唯一性原则，避免出现“两头空”或“两头占”的现象。任何人不能同时在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拥有成员资格，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则当然丧失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三、特殊情形

第四条 基于婚姻关系的几种情形

(1)婚姻关系发生在不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其中一方虽未迁移户口，但已实际进入对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应当认定其具有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2)婚姻关系发生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人员之间，持农业户口的一方仍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3)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已婚人员，在离婚或丧偶后，将户口迁回原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本人回原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或者婚后仍在原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离婚或丧偶后，本人回原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应认定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户口留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应认定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解释说明】本条是对基于婚姻关系出现的几种特殊情形下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确认的规定。第一类是“农嫁（娶）农”情形。现实中又以嫁农女的成员资格问题最为突出。通常是某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男性成员结婚，并已到男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但由于种种原因户口没有迁入男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女方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原集体经济组织的生产生活，即生活基础已经不在原集体经济组织，则应当认定其具有男方所在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

第二类是“农嫁（娶）非”情形。比较典型的是“嫁城女”成员资格的认定。由于我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农村妇女与城镇居民结婚后，其户籍并不能当然转为城镇非农业户口，不能享有城镇居民享有的医疗、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不论是否仍在原集体经济组织生活，其最终生活保障仍然是农村土地，对于此类人员，不能认定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

第三类是离婚丧偶情形。此类人员在离婚或丧偶前，已经基于婚姻关系发生了成员资格的变动，取得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即取得了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的生活保障。因此，只有对于户籍地和生产生活地均回到原集体经济组织的离婚或丧偶人员(包括婚后户籍一直未迁出原集体经济组织，离婚或丧偶后本人又回到原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情形)，才能认定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重新取得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当然，对于离婚或丧偶后再婚的，应参考本意见前三条，以及本条第（1）（2）项的规定确认成员资格。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农村妇女的成员资格确认问题更显突出，但不能因此忽视男子的平等权利，因此本条所列情形对于男女均应适用。

第五条 已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下列人员，不因户口迁出而丧失成员资格：

（1）高等院校、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学生（研究生在学的除外）；

（2）现服役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

（3）服刑期的劳改、劳教人员

【解释说明】本条是关于因法律或政策原因户口被动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特定人员成员资格确认的问题。本条所列三类人员在上学、服兵役、服刑期间，虽然户籍和居所暂时脱离本集体经济组织，但其仍然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其成员资格应与保留。

农村入学的大中专学生在校就读期间，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农村土地仍然是其生活和求学的主要依赖，否认此类人员在学期间的成员资格，无疑会增加其家庭负担，不利于人才的培养和教育事业的发展。至于在校攻读硕士学历以上的研究生，因其已经基本具备独立获得经济来源的能力，其成员资格一般不再予以保留。

农村入伍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根据国家法律和政策规定复员后应回农村安置，政府不负责安排工作和解决城市户口。这些人员仍需以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保留其服役期间的成员资格，对于巩固国防事业，维护国家安全意义重大。两劳人员服刑期间，虽然户口已迁出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但户口迁入地并不负担其基本生活保障，其生活基础仍依附于本集体经济组织，保留此类人员的成员资格，有利于促进其积极接受改造，重新回归社会。

第六条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外出经商、务工等原因，脱离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生产、生活，但未迁出户口的，应认定其不丧失成员资格。

【解释说明】本条是关于外出经商、务工人员成员资格确认的规定。此类人员在外出经商、务工前已经取得了本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此后虽然长期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活和从事农业生产，甚至也不以农业收入为其日常和现时的生活来源，但在其尚未取得城镇户籍，没有被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之前，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对其仍具有生活的最终保障职能。因此，对于此类人员的成员资格不能轻易予以否定，而应结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丧失的标准进行判断。

第七条 基于本意见第二条之外的原因或事由，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但不以本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的人，应认定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解释说明】本条主要是针对“挂户”、退休（养）回乡人员成员资格认定问题的规定。所谓“挂户”一般是指有关人员出于利益驱动或其他特殊目的（如方便上班、子女就学、经商等）将本人或全家户口挂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但并不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空挂户)，或者仅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寄住（寄挂户）的一种现象。此类人员虽然将户口迁入，但其基本生活保障并不依赖于本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故应认定其不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退休（养）回乡人员虽然将户口迁回本集体经济组织并在此生产、生活，但与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其在原单位享有退休金及各项福利待遇，仍被涵盖在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之内，而并不以集体经济组织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故该类人员也应认定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篇3

案例：年近40岁的易柳英与其子陈世东，原住湖南省株洲县南阳桥乡某村。2001年，易柳英携子改嫁到渌口镇湾塘村某组，遂将户籍迁到该组，开始承包责任田，交纳农业税费。享受该组2002年至2004年分配的集体收益。2005年初，在按人口分配县工业园管委会支付的土地征用费、青苗补偿费、土地使用权租金等集体收益时，该组以易柳英母子是“外来户”为名。将他们排除出收入分配名单。2006年初。易柳英母子与该村民小组及湾塘村委会多次协商未果，遂将村民小组及村委会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村民小组以易柳英母子系“外来户”的名义拒绝给其分配集体收益的行为，侵犯了易柳英母子的合法权益，理应承担全部责任。在收益分配中，湾塘村委会没有参与收益分配过程，不应承担过错责任。法院最后判令被告渌口镇湾塘村某村民小组分给原告易柳英、陈世东母子征地补偿费、青苗补偿费等3527元。

点评：近年来，由土地补偿费引发的涉诉信访在整个涉农信访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类纠纷往往涉及农民的根本利益，具有矛盾激烈、难以化解的特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二十四务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子支持。”土地补偿费系对集体土地所有权丧失的补偿，其分配主体应当是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所有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本案中，易柳英母子将户籍迁到某村民小组，依法承包责任田、履行交纳农业税费等相关义务后，已取得了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应与该村民小组其他成员享有同等权利，应平等地参与收益分配过程，故法院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篇4

一、土地仲裁承包机构认定模式

有学者认为, 应当由土地承包仲裁机构来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然而, 实践中, 无法找到某个挂了牌的“农村土地承包的仲裁机构”, 更没有相关的法律对其性质和效力加以明确以及对其权限、组成及运行机制的加以规定。即便当前有一套完整的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仲裁体系, 那么该仲裁是否属于行政裁决, 当事人不服仲裁决定之时, 是否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二条之规定: “当事人对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不服的, 可以在收到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由该规定可以看出, 该仲裁裁决不应当属于行政行为。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法院对此类案件又可能不予受理, 继而导致出现当事人状告无门的窘境。因此, 由仲裁机构作为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主体并不可取。

二、有关行政机关认定模式

当前由有关行政机关认定模式中的认定主体主要有县政府、镇政府、农业主管部门、计划生育主管部门等行政机关。由于各地的农村风俗习惯各不相同, 行政执法力量的有限性决定了行政执法部门难以对各村的风土人情都了解得面面俱到, 故由相关的行政机关来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会造成政策无法落实到位, 无法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 也不利于农民基本权益的保障。因此, 由有关行政机关来认定成员资格的做法在实践中不易操作。

三、村委会通过“村规民约”方式认定模式

通过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来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 这种做法在实践中是最为普遍也是最为合理的做法。但是, 由于管理机制的不完善, 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 所以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的地方, 往往容易出现一些私权利滥用的情形。例如一些在当地有影响力的村干部或者财力雄厚的乡绅, 会利用村民自治来剥夺其他的人权利, 以实现自己更大的利益, 这样便容易形成“多数人的暴政”, 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根据我国《村委会组织法》第二十七条, 第二款规定:“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由此可见, 村民自治要在符合我国当前现行的宪法、法律法规前提下的自治, 不是无限制的自治, 不可滥用权力侵害私权。司法实践中当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时, 人民法院应依法认定其相关内容无效。

四、司法机关认定模式

司法机关认定, 也就是人民法院认定, 是指由法院通过司法途径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予以认定。司法认定具有滞后性和被动性, 只有在成员资格遭到否定, 或者成员利益遭到侵害时, 当事人诉诸法院才能启动。笔者认为, 司法机关认定与村民委员会通过“村规民约”的方式进行认定并不矛盾。第一, 是否是直接认定存差异, “村规民约”认定模式是基于《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成员身份进行认定, 属于直接认定。而人民法院认定模式, 往往是对已经具有成员身份的村民认为其自身资格遭到“村规民约”的剥夺, 诉求到法院要求法院维护其合法的权益, 属于间接认定。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十条之规定, 可以得出人民法院通过对“村规民约”或分配方案的审查于法有据, 但是由于司法认定的滞后性和被动性, 不应由司法机关直接作为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主体, 它应理应成为间接的认定主体。

鉴于当前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立法缺失, 结合我国目前的实际国情, 笔者认为, 村民委员会村民自治组织享有自治权, 由自治组织通过“村规民约”的认定模式来认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较为合理, 人民法院不应当轻易否定。可采取“村规民约”认定模式与司法机关认定模式相结合的方式来认定, 即以“村规民约”的方式认定为主, 司法机关认定模式为辅。由村民委员会作为直接的认定主体, 而人民法院的作为间接的认定主体。人民法院对“村规民约”既要尊重, 不可轻易否定它的效力, 又不可放任不管, 而应该进行必要的干预。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认定不仅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集体经济收入分配权、土地承包权, 而且关系到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由于当前法律的缺失, 农村集体经济成员资格的认定主体不明确, 存在重复认定, 甚至互相否定的情形, 本文从当前实践中常见的四种认定模式进行分析, 提出通过“村规民约”认定模式的合理性, 而人民法院应当成为间接认定主体。希望本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主体问题有所裨益, 进而促进农村和谐发展。

关键词：成员资格,认定主体,村规民约

参考文献

[1]王卫国.中国土地权利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

农村集体经济成员权 篇5

最近代理了一起村民因征地拆迁状告村委会的案件，该案中村民袁某自1972年因结婚将农业户口迁入某村，参加农业生产，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后一直承包村里土地为生，2000年袁某因本地撤县建区增加非农业人口，根据自愿原则袁某办理了就地农转非手续，但袁某仍在本村生产生活，仍然承包本村土地为生，承包期限至2029年。2006年底该村所在街道开始以村为单位整体撤村建居，袁某土地被征用，住宅也将拆迁，但村委会、街道以袁某非农业户口为由，拒绝承认其集体组织成员资格并分配征地拆迁补偿、拒绝为其办理相应社会保障。村民袁某至今无任何社会保障，遂以确认成员资格平等分配补偿、办理相应社会保障为由提起诉讼。村委会一审中承认了以上事实，但辩称此事与其无关，是街道一手操办。一审法院受理案件后对确认集体成员资格没有分歧，但对于作为集体成员是否与其他成员一样平等获得补偿，是否有权获得因征地拆迁产生的生活保障金和当地政府为农村老年发放的生活补贴，以及以上问题是否属于法院受案范围存在分歧。本文试就以上问题发表以下看法：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有权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和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他权益提起民事诉讼。

（一）诉讼有法可依。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第十五条和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收回土地，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补偿。《最高人民法院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对农村土地承包纠纷的受案范围作了规定，其中第（四）项“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列入了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从以上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来看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和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他权益纠纷应当属于人民法院的受理民事案件范围。最高人民法院辛正郁法官在解读《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讲到：“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与作为集体土地管理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之间的„土地补偿费分配‟，牵涉的无非是人数众多但各自独立的私权。由此引发的争议是私权益碰撞所致。当事人之间虽然具有外在的某种不平等性，究其实质仍属于平等的民事主体。农民集体所有的集体土地所有形式决定了这种纠纷必然由私法调整。相关争议，人民法院应当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否则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再无救济途径。”

（二）诉讼有例可循。

厦门市人民法院《陈清棕诉亭洋村一组、亭洋村征地补偿款分配纠纷案》（见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5年卷案例）判决给予陈清棕与其他村民均等的经济补偿。最高院在该案例裁判摘要中指出：“依据土地管理法第十四条和土地承包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承包土地的农民到小城镇落户后，其土地经营权可以保留或依法流转；该土地如果被征用，承包土地的农民有权获得征地补偿款。从该案例可以看出即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迁出本村转为非农业，但其不是迁往设区市，而是小城镇，其在原集体经济组织承包土地如果被征用，仍应获得同等补偿。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在林俊强等诉土地补偿费及其他收益分配纠纷案（2006湛中法民一中字第413号）中，湛江中院判令石头村村委会支付因征地而产生的工资补助。在“外嫁女”享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一案中（载于中外民商裁判网），成都中院判决既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利，又判令支付补偿费。通过这些案例说明对于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和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他权益纠纷案件，全国已经有不少法院受理并判决保护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在化解矛盾和构建和谐社会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三）走出法律理解的误区。

实践中有的同志认为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和因征地拆迁而产生的他权益纠纷案件法院不能受理，这些问题属于村民自治范畴，或属于《最高人民法院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的“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实际上该款所述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仅指“用于

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该数额属于村民自治范畴。正如最高人民法院辛正郁法官在解读《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中所讲：“经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讨论决定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属于村民自治范畴。将其别除于民事诉讼范围，符合技术事项例外的原则。打个比方，村里得了100万的补偿安置款，村里决定拿出50万还是60万给大家分，这属于村民自治的范畴，法院不干预。但是决定了用于分配数额后，在集体成员之间是平等分还是差额分就不是村民自治问题了。对于集体成员的分配不是技术事项，不应别除于民事诉讼范围。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否应当平等的享有因征地拆迁而获得的补偿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当平等的享有因征地拆迁而获得的补偿。

惠及全体成员的土地补偿费分配权是基于成员身份而来，只能是均等的，这是成员权项下自益权平等性的必然要求。而这种“平等性”的确保，是对基本人权的维护（载于辛正郁解读《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二）集体成员的平等权不属于村民自治范畴。

成员利益是成员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如果一个成员在集体组织内要求平等取得征地拆迁所得和集体财产还要几个村民代表来决定，决定给谁不给谁，给谁多少，那么可能会出现村民代表肆意剥夺和践踏村民利益、激化矛盾的情况。就以本文开头所提案件为例，在此案之前法院已经判决了几十个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案子，但对于所在地区的基层组织而言没有产生任何法律影响。法院没有赋予成员资格以具体含义，也没有可执行的内容，能否分配补偿和成员之间是否等额要等村民代表决定，这使农民成员权项下权益仍无法得到保障，法院判决犹如一张白纸。由此可以看出，农村基层组织公平、公正、公开依法处理和平衡农民利益的能力还有待提高；法院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分配征地拆迁补偿行为的导向和干预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对于关系到农民基本生存的问题，交由村民代表决定是不实际的。因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人权问题。正如辛正郁所讲，成员权项下征地拆迁补偿的分配权只能是平等的。这种平等权不是几个村民代表通过决议可以剥夺的，如果这样无疑要把农民往绝路上推。人民法院对于农村基层组织具体分配行为的适度干预，符合法律和最高院的司法精神，有利于和谐稳定的社会局面。

三、人民法院在确认原告集体成员资格的同时是否可以同时判决支付补偿和因补偿而产生的他权益

（一）一个案件多项诉讼请求和法律关系同时审理符合诉讼经济的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吴兆祥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中讲到：“多数案件中当事人争议的法律关系是一个，但也存在一个案件中同时存在多个法律关系的可能。在民事审判实践中，为了方便当事人诉讼，提高诉讼效率，减少当事人诉讼成本，也会将当事人之间相关联的争议一并处理，这种做法也造成了案件中同时存在多个法律关系的可能。”所以，既确认村民资格又有支付补偿和他权益符合民事诉讼的有关规定和精神。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篇6

农村集体经济市场法人构建问题

就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基本情况来看，从市场主体构成形式上梳理出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四种模式：一是传统的企业法人模式。集中体现在发达地区，依托土地大规模征收流转，传统的股份合作社向工商业转变，获得登记注册成立股份制公司。二是类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模式。当前部分农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依据相关政策意见效仿股份制公司管理运营，但并不作工商登记。三是“双轨制”模式。通过对社区股份合作社和其所属的企事业单位实施分别登记，下属企事业单位具有法人资格，以满足集体经济组织的特殊需求。四是“都江堰”模式。由政府颁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证书》，承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一种有别于企业、社会团体、事业机关等法人的全新法人地位。

尽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法人主体，其地位基本得到认可，但就市场行为而言，其仍然面临几个方面的问题：

——产权完善存在困难。就产权主体而言，首先，法律明确规定，村委会是村民自治的社团组织，不具有市场法人资格。其次，无论是从法律解读还是现实情况而言，村委会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不完全重合。此外，受教育水平和市场信息所限制，传统的村民小组的经济功能和组织能力十分薄弱，很难具备自主经营的能力。因此，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实际上处于虚位。就对产权权能认识而言，现实情况中，相当部分农民及村组干部认为集体土地就是村级所有，甚至是村委会所有，或者农民家庭所有，权利意识十分模糊。因此，对农村集体产权权能的边界及范围辨别处于模糊状态。

——村民小组条件薄弱。从全国大多数农村地区来看，村民小组突出体现力量单薄、人才匮乏、组织分散的特点。同时，以成都为例，相较全国其他地区，成都平原聚居程度较高，经过多年的“拆院并院”、土地整理、集中居住以后，村民小组边界不清、居住混杂，产权分割困难，这就决定了村民小组难以在市场经济中承担主体角色。

——乡镇组织缺少支撑。自1982年《宪法》修订之后，规定将原来“政经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改为政社分设体制，设立乡人民政府和乡农业合作经济联合组织，但在实际实施过程中，后者一直没有建立，因此，乡级集体经济组织实际上属于名存实亡。另一方面，目前许多地方都实行县辖镇（或街道）的行政结构，而镇和街道的非农业人口数量和工商经济的比重不断增大，其成员的外延远远超越了原人民公社（合作社）的范围，管理主体上也是以我国基层一级的人民政府为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不存在。

构建农村市场主体基本逻辑

就必须要将明确农村集体经济产权主体和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作为切入点，全面厘清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的基本逻辑。

——主体关系辨析是前提。以四川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为例，经学术界、法律界和行政机关人员的共同研讨，基本达成共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市的实施主体与所有权主体并不具有严格同体性。实施主体可以是任何具备经营权能和交易资质的市场法人主体，集体资产所有权人可以委托任何合法主体按照市场交易规则进行入市流转交易，无论是资产股份合作社还是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等，都可以作为入市代表，都应该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履行登记注册程序和交易委托程序。但作为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参与市场竞争的代表形式，研究认为，这种模式的基本目标应是努力促进各类市场主体成为接受农村集体经济授权、独立自主的法人主体，终极目标是实现农村政企分开、代表农村经济活力、发展现代农业的创收主体。因此，在现行法律未作出直接规定前提下，将农村集体经济所有权主体和入市主体界定为“委托——代理”关系当属最优选择。

——组织形式创新是途径。一是依托工商业市场主体。通过进一步拓展完善城市工商业市场主体的经营服务内容，将农村集体经济纳入到其服务对象之中，引入土地经营与交易等。二是支持成立集体资产管理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建成立企业公司，但要坚持经济组织成员和企业股东的绝对重合性，同时参照工商登记管理办法和城市工商业市场主体运营模式进行经营管理。三是创新股份联合制公司。为规避股份制公司对股东成员的限制，可探索创新股份联合制，按照村组集体经济组织持有集体股的形式，让集体经济组织以股东身份联合成立股份制公司。

——法制体系健全是保障。首先，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引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生变革，出现了诸多新的情况和问题亟待结局，法律法规的同步推进自然成为必要；其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本身存在主体虚位和权能模糊的问题，这对于发展集体经济而言存在较大的制度困境，需要从国家法律的途径进行界定厘清；此外，就我国法律体系本身而言，在改革过程中也存在自相矛盾的情况，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界定是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和规范政策框架的机会。正是基于内外共需的基本前提，法制体系的健全显得至关重要。

农村集体经济市场主体认定建议

结合上述有关问题和逻辑梳理，对当前我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集体经济市场主体认定办法提出以下建议。

——在稳定和完善农村集体所有制前提下创新产权实现形式。主要是通过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形式，避免了产权性质的改变和产权进一步虚化，同时要结合实际，针对不同权能的实现，例如产权流转交易和抵押融资等，选择性创造有利条件，让客观条件约束成为制度约束的有效补充，通过双向约束实现农村产权的规范化。

——彻底实现农村集体组织“政经分离”，加快创新集体经济入市主体构建。要严格参照国家基本上位法相关规定，以市场化为导向，以坚持民主为准绳，以发展经济为目标，划清农村自治管理与经济行为边界，扫清制度障碍。在此基础上，结合市场发展需求，创新集体经济市场主体实现形式。

——加快完善法律法规修订。当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在诸多方面都已经进入到修法边线，改革深化和现实需求都对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提出了迫切要求，尤其要尽快建立集体经济组织市场主体地位确立实现登记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才能够为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法制保障。

——加强农村集体经济市场主体的能力建设。充分整合市场资源，以现代经营管理为目标，倡导“合作学习”“引进学习”等模式，结合理论设计和实践经验，建立专门的技术支撑体系和完备市场风险管控机制。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重点是围绕金融创新，合理引导城市资本和先进要素下乡，在盘活农村资源市场的同时，健全农村金融市场，提升农村集体经济软实力。

在市场导向和试点创新的共同推动下，通过对多种创新创建农村集体经济市场主体和入市办法的实践总结与理论分析，在明确主体认定必要性和理清主体关系基本逻辑前提下，认为通过主体分开和授权委托相结合的办法是较为合理有效的做法。但是，模式创新仅对发展集体经济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事实上仍然没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对此，要在综合考察改革试点过程中具体情况的基础上，加快制定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市场法人主体认定的法律法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平等合法的身份进入市场经济体系，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均衡发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篇7

一种观点认为, 购房者应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一户一宅”条件的限制, 购房者只有符合宅基地审批条件的, 合同才有效。另一种观点认为无需受此条件限制, 只要是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进行的房屋买卖行为, 就应认定买卖合同有效。

支持第一种观点的学者认为, 由于农村宅基地与国有土地相比, 其福利性、对象特定性明显, 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能取得本集体宅基地, 即使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宅基地的取得也应符合一定条件。因此, 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 取决于买受人是否符合申请宅基地的条件, 即受“一户一宅”条件的限制, 若不符合“一户一宅”则买卖合同无效。但同时这部分学者也认为应当放宽对“户”的理解, 不能一刀切地以户籍为准, 要充分考虑买受人是否已经有成年子女。他们认为《土地管理法》关于“一户一宅”的规定应当属于强制性效力性规定, 如果不符合“一户一宅”的规定, 就不应该认定为有效。在合同效力与物权效力区分的观点之下, 合同也因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笔者认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不应受到“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限制, 即使不符合“一户一宅”的条件进行的房屋买卖, 其买卖合同仍然是有效的。

虽然《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了:“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 其宅基地的面积不得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但仔细研读便可发现, 这并非对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禁止性规定, 而只是物权变动的登记条件。对“一户一宅”的规定, 应是对申请宅基地的限制, 而对于通过购买房屋而取得宅基地的, 则不应受“一宅一户”的限制。也就是说, 对于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买卖农村房屋的情况, 并不适用此款。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 再申请宅基地的, 不予批准。”我国现行《房屋登记办法》也规定:“申请村民住房所有权转移登记的, 应当提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转移的证明材料”。以上是对出卖、出租房屋后又申请宅基地的禁止规定以及对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转移登记的规定。由以上两条规定可以看出, 农村村民对住房进行出卖和出租的行为是为法律所允许的, 法律并不禁止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农村房屋转让, 只是该转让需要经过集体经济组织同意, 且不允许出卖后再申请宅基地。

笔者认为, 法律之所以允许农村房屋转让, 是因为即使在转让后该房屋所在地的宅基地仍然属于集体经济组织, 不仅不会损害集体经济组织的利益, 反而房屋的转让会有利于利益的双赢, 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再者, 集体经济组织内的农村房屋本质上是房屋所有者的合法私有私产, 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 权利人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处分私有财产, 这是我国《物权法》赋予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 该法第十五条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无权、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 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 不影响合同的效力。”作为同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 双方间签订的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正是上述条款中的“变更、转让不动产合同”, 是双方在遵循自愿原则的前提下签订的、是当事人真实的意思表示, 合同双方主体均为该经济组织内部成员, 且不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该合同理应当认定为有效。

另外, 《安徽省高院关于审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也对如何此类问题的解决进作了指导:“非同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但买受人在一审法院辩论终结前取得出卖人所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符合其他购买条件的, 可以认定合同有效。”由此可见, 安徽省高院也对合同无效的认定持谨慎态度, 认为应当认定合同有效。

综上, 笔者认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内部成员之间农村房屋买卖合同效力不应受符合宅基地申请“一户一宅”条件的限制, 只要是同一集体经济组织内部的成员在平等自愿且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 即使不符合“一户一宅”条件, 其房屋买卖合同也应认定为有效合同。这不仅符合法治精神, 同时也有利于实现“物尽其用”的功能, 维护良好稳定的社会秩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篇8

关键词：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在我国传统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 能够取得集体土地使用、收益权的必须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农民对集体土地无应有部分, 也无权请求分割。这种土地制度具有严格的身份性, 缺乏必要的进入与退出机制, 使农民永远只能是农民。土地归农民集体所有, 而农民又无应有的“份额”权利, 导致“人人有份, 人人无份”, “谁都负责, 谁都不负责”的状况, 对土地利用缺乏必要的监督与制衡。从对事物的支配来看, 要防止滥用权力, 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而对于集体土地的关键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不明确, 核心问题是如何消除农村土地的身份性, 以实现农村土地资源利用上的从身份到契约的重大转变。而农村土地市场化主要就是对农民土地权利的市场化, 归根到底也就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市场化问题。然而, 目前有关法律法规关于农民成员权的规定还很不明确, 难以实现农民土地权利市场化的目的。那么, 农民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究竟拥有那些权利?这些权利相互间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权利对农民的身份有何影响?经过探索分析, 笔者认为, 这些问题本质上也就是农村土地制度产权不清的问题。

一、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属性问题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是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的基础上, 经过互助组、初级社和高级社等合作化阶段以及1958年的人民公社化, 再经过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改革逐步形成的。目前, 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称谓有多种, 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集体等, 我国的《物权法》和《土地管理法》等法规也明确把农村土地规定为“农民集体”所有, 根据有关解释, 如1994年国家土地管理局地籍管理司在对农民集体土地确权有关问题的答复中就指出, “农民集体”是指乡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内两个以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包括由原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延续下来的经济组织。由此可以认为, “农民集体”就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需要说明的是, 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其拥有的一定地域范围同时又是一个行政管理社区, 其中所涉及的管理单位即村民委员会, 尽管在法律上属于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但实际上也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乡镇及村企业等非农业经济体普遍存在, 正如学者所言, 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制度的改革, 农村居民户籍与其集体成员资格的取得也有不相一致的地方。[2]居住于某个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区域并拥有相 应户籍的人, 他如果并不从事农业生产, 与农业生产也没有任何其他联系, 而只是在某个乡镇村企业从事非农业工作, 那么, 他就不属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而笔者所探讨的成员权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 其存 在的基础是土地集体所有制, 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村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等概念则同时可以兼有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含义, 范围上要大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关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12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发包;已经分别属于村内两个以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所有的, 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发包。”这里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显然就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村民委员会”尽管在法律上属于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却具有一定的行政管理职能, 当然也具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执行机关的性质。[3]实践中,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也是一个较为独立的民事法律主体。[4]而且法律既然承认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作为农村土地承包合同的发包当事人, 也就必须承认其具有相应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然而,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具有的民事权利主体资格与公司、合伙人显然不同, 当然也不同于一般的共有关系, 由此有人认为, “集体财产是一种特殊的共同共有”, [5]也有人认为, “要使集体所有权准确地反映集体公有的现实内容, 除了总有, 再无其它合适的理论与制度。”[6]值得关注的是, 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体, 该组织应属于民事法律上“其他组织”的范畴, 而且属于经济组织, 农民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之间体现的主要是一种经济利益关系, 这种关系必将通过法律调整而变为法律关系, 包含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内容, 其中的权利就是农民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成员权的应有含义。

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体内容

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内在需要,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应该有一个市场化的进入与退出机制。目前, 以户籍为标准决定村民是否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是农民集体成员权制度的一项主要内容。[7]这完全是计划经济的残余所致, 户籍体现的是行政区划要求, 反映的是行政管理需要, 根据户籍确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 本质上就是以行政手段决定其取得与丧失, 不可避免地会损害农民及其集体的经济利益。此外, 目前许多地方还相继出台了以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性质划分、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 由此, 以户籍确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和丧失将会失去依据。笔者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标志只能是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成员权,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变动的主要原因也只能是引起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变动的民事法律行为。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与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属于经济关系, 其成员权应该主要属于财产权利, 正如公司成员权就是股东对公司财产拥有的股权、合伙的成员权就是合伙人对合伙财产拥有的份额权等财产权利性质一样。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主要就是土地, 虽然可能还有其他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 但是与土地的农业生产价值相比, 这些其他财产完全可以认为是依附于土地的从物,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主要就是其成员对集体土地所拥有的权利。但是, 能不能把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确定为其成员对集体土地拥有的份额权呢?或者如有关学者所主张的把它确定为股权呢?[8]这里的“份额权”和“股权”在本质上都具有所有权的性质, 无论采用何种形式都将与土地公有制理论产生冲突, 因为按照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理论, 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主体只能是“农民集体”, 农民个人对集体的土地, 只能享有“集体”的所有权, 而没有个人的份额所有权。可见, 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具有严格的不可分割性。

关于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具体内容, 我国现有法规并不乏相关规定, 如《农村土地承包法》第5条就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土地承包权;《物权法》第63条第2款规定了受侵害的集体成员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有关决定的撤销权。但是这些规定, 不仅立法目的不明确, 更缺乏不同权利之间内在关系的比较规定, 权利主次关系也不清楚。有人认为, 集体组织中的成员权应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①监督和参与对集体财产民主管理的权利。②有权根据章程选举集体财产的管理机构和负责人,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干预。③有权依据法律规定分得宅基地建造房屋。④有权请求分取收益。⑤在集体财产遭受侵害的情况下, 有权推选代表人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维护集体财产, 返还财产并赔偿损失。[5]该观点较全面地反映了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现实情况,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乡规民约的规定。当然, 对不同成员权之间的主次关系也有必要予以进一步揭示。同时, 根据有关规定, 土地承包经营权将具有长期稳定性, 这说明土地本身已经被物权化, 具有绝对性, 在权利性质上请求分取收益权已经难以涵盖, 而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一样也应该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因此,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主要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即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监督管理权和分取收益权, 其中的监督管理权包含了选举权或者推选权。

三、不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相互关系

不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之间并不是平行型权利关系, 而是存在着主与次或者基本与派生的权利关系问题。笔者认为, 土地承包经营权在所有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中属于最基本的成员权, 它不仅应当能够独立确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 而且可以进一步派生出其他成员权, 即是说, 其他成员权都属于基本成员权的派生权利。

1.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成员权地位问题

确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成员权, 并能够独立决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 这完全符合现有的立法精神。一方面, 根据我国《物权法》第126条规定, 土地承包期届满, 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继续承包。对农村承包地的不断调整, 反映的是社会公平需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 反映的是农业经济的效率需要。随着农村社会保障水平的不断提高, 农民对土地保障作用的依赖程度将会不断下降, 稳定土地承包关系也将逐步成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首要问题。有人认为, 确定承包经营期限的目的是使土地承包经营关系保持相对的稳定, 并不是要对承包经营权进行时间上的限制。[10]这至少可以预见今后的农村承包地不会再有大的调整。另一方面, 在1994年国家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期延长到30年时, 有人就认为这标志着集体的土地产权制度逐渐地发生了变化, 其中土地的使用权完成了由集体向农户的转变。[11]目前, 农村土地基本上都已经承包到具体农户, 尽管客观上可能还存在少数特殊情况, 但这些特殊情况可以作为历史问题进行特殊处理。总之, 在农村土地已经承包到位而又不再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而言, 最有意义的是是否拥有承包地, 以户籍确定成员身份已经越发显得没有实际意义。

从制度层面看, 无论如何, 规则来自社会背景, 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规则像潮水一样随着这些力量而起伏, 服从人们看不到的力量的牵引。[12]法律应该以承包经营权代替户籍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标志。谁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谁就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并且成员身份不受承包土地数量多少的影响。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将自己承包的土地完全让与他人承包, 其对土地的“集体”所有权应被认为已经用尽, 成员身份应该被认为是一并让与了他人;如果仅仅是部分将自己承包的土地让予他人承包, 则成员身份仍然存在, 但是这个“部分”取得承包地的人仍然可以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相反, 在承包经营权可以转让的情况下, 如果继续坚持以户籍决定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身份, 长此下去, 必将会出现大量的实际承包土地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却不能参与农业生产的集体民主管理, 而不承包土地且并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反而可能继续作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并有权参与农业生产的集体民主管理, 这在法理上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回顾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其基本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将土地承包到户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物权化;二是逐步实现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市场流转。现在, 土地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主要财产, 其他财产与土地农业生产价值相比具有从属性, 而在土地集体所有制条件下, 农民对土地无应有的份额权利, 承包经营权才是农民对土地的最高权利表达形式, 肯定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基本成员权地位就是实现我国农业经济社会从身份到契约的必然选择。

2.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外的其他成员权的派生权利地位问题

关于宅基地使用权, 今天的农村已经不是从前的农村, 既有农业经济, 也有非农业经济, 特别是在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 必然存在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从业人员。当然, 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基本生活包括居住需要等应当得到保护。然而, 宅基地使用权只能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派生权利, 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当然应该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非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可以有条件地享有宅基地使用权, 但是, 显然他们不能因此而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监督管理权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应有的权利, 例如, 根据我国《农业法》第73条第1款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为发展生产或者兴办公益事业, 需要向其成员 (村民) 筹资筹劳的, 应当经成员 (村民) 会议或者成员 (村民) 代表会议过半数通过后, 方可进行;第2款规定,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对涉及农民利益的重要事项, 应当向农民公开, 并定期公布财务账目, 接受农民的监督。但是, 监督管理权是基于维护基本成员权而产生的, 只能属于派生性权利。至于分取收益权, 目前农业集体经济组织可供成员分取的利益是非常有限的, 与土地承包经营权所包含的利益相比, 分取收益权带给农民的利益应该属于附随利益, 分取收益权应该属于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派生权利。

四、家庭承包方式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影响

根据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原始承包权是按照每户的人口数量不同以户为基本承包单位获得的。以家庭为基本承包单位有其自然的内在要求, 它有利于保持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 符合农业最低限度的合作生产要求。但由于土地承包期比较长, 承包期届满又大多是继续承包, 而不同家庭人口变化客观上存在差异, 所以目前不同家庭成员所实际拥有的承包地就会有差异, 但是在户内成员之间, 土地承包经营权显然应该是均等的。此外, 笔者虽然探讨的是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权问题, 但是成员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不仅有权利, 也应包括义务, 如劳务义务、税费义务和监督管理义务等。从义务角度看, 对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不仅要有民事行为能力要求, 而且还必须达到相应的农业生产所必须的经营管理能力高度, 否则就不能承包土地, 就不能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可是, 由于法律强调的是家庭承包, 义务主体只能是家庭, 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也完全可以成为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肯定承包经营权为基本成员权, 要成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新成员就必须取得承包地, 因此, 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取得应主要通过两条路径:一是通过发包、转让、赠与和继承等民事法律行为来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二是依据户口政策来成为某个农户的家庭成员, 通过家庭共同承包来取得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成员主要以户口簿为依据, 他人能否成为一个农户的家庭成员, 主要应依据血缘、习惯和国家政策等因素确定。总之, 在肯定土地承包经营权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基本成员权的情况下, 表面上户籍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似乎没有什么意义, 但实际上它仍然可以通过家庭这一社会细胞对其产生影响。

关于婚嫁女问题。婚嫁到其他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 如其户口迁入到新家庭, 成为新家庭的成员, 从而就可以分享到新家庭的土地家庭承包经营权, 并成为嫁入地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 而嫁出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成员身份则自动丧失, 其所在家庭可以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如其户口没有迁入到新家庭, 则承包经营权和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不发生变化。离婚的, 在婚前其户口迁入到新家庭的情况下, 如果其选择在嫁入地继续生活, 嫁入地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有义务保护其土地权利, 嫁入家庭有义务分给其必要的承包地;如果其选择回到嫁出地生活, 则必须有家庭 (通常是娘家) 接收, 并据此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而重新成为嫁出地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但是, 一个人不可能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家庭户口, 两者只能选其一。婚嫁到城市的, 只要其户口仍然保留在嫁出地家庭, 原则上其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成员身份可以保留, 其权利义务可以由其他家庭成员代为行使, 否则, 其承包地归其家庭的其他成员享有。

关于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或者设区的市落户的问题。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第26条规定, 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 可根据承包方的意愿, 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承包方全家迁入设区的市, 转为非农业户口的, 则必须将承包地交回发包方, 或者由发包方收回。笔者认为, 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既享有权利, 也负有义务, 权利可以自由处分, 但是义务却是必须履行的, 如果举家全部迁走, 不管是小城镇还是设区的市等, 都足以表明其无法履行对集体经济组织的义务, 难以满足农业生产的基本管理需要, 都应该将承包地交回或者转让给符合条件的人, 或者由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向符合条件的人拍卖, 或者以基准价由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收回。可以说, 这是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种特别限制, 但是不能无偿收回, 必须符合等价有偿原则。对家庭部分成员到小城镇或者设区的市落户的, 只要这部分人员不再是家庭成员, 原则上就不应该再拥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其相应的成员身份, 但是, 可以要求其他家庭成员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另外, 根据国家政策, 如服兵役、上大学等, 需要时有关人员有权选择回原农业集体经济组织, 原农业集体经济组织也有义务保护他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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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孙忠宪.中国物权法:原理释义和立法解读[M].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2008.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篇9

征地补偿是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 依法对农民集体所有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 并按照被征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目前我国的征地补偿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补偿费以及青苗补偿费。

之所以要进行补偿是由我国现行的土地所有制度所决定的。目前我国处于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二元结构。具体于农村又可概括为“集体所有、个人利用”的模式。因此基于该制度所确定的以土地用途为标准的补偿制度存在着先天的不足。

二、区分经济和行政的土地补偿新标准

现在的征地行为兼具经济性和行政强制性两重属性, 补偿也应划分为出于经济行为的补偿和出于行政行为的补偿两部分。征地改变了农民原有的状态, 为使农民作出接受、适应该改变的决策, 需要进行补偿。经济行为的补偿应是被征地农民的机会成本, 通过这笔补偿能使农民处于不低于目前生活水平的水平。行政行为的补偿应契合行政目的, 即使得这部分农民的收入水平与结构和迁入城镇的收入水平相契合。

( 一) 经济性补偿可藉由保护村民成员权来实现。《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 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目前我国农村土地权利已逐步物权化, 下一步的方向应是集体所有权的完全物权化, 这在客观上为村民成员权的实现与应用奠定了理论基础。

用来解释法人成员权利的成员权被我国创造性地应用于农村集体中, 由共益权和自益权构成的成员权可分别从征地程序和补偿取得这两方面来应用。

1. 共益权保证了征地程序的正义。共益权指集体成员为集体利益而参与集体事务的权利, 主要包括集体事务的决定权、监督权和代为诉讼权。如果对重大事项做了决议或其他法律行为而未经集体成员决定, 该行为无效。重大事项就包括了征地行为。这从源头上对村委会的权利进行了限制, 防止公权力在征地方式、补偿分配等核心问题上的滥用进而损害其他当事人的利益。监督权不仅赋予普通村民对公权力督查之权利, 而且确保村民对村中事务的知情权, 确保村民对集体财产的处分收益之行为的及时了解与是否介入。代位诉讼是指允许成员以保护集体利益的缘由向法院提起诉讼, 该权利发生于法益受损时, 是保障村民的救济权利。共益权主要从程序上保证村民维护作为集体成员的利益不受侵害。

自益权指集体成员为实现自己在集体所有权上的利益而行驶的权利。包括对集体财产的享用权和从集体财产上取得个人权利或者财产的权利, 征地补偿特指第二种权利。此处的集体财产不应包括因公力投资而使土地增值的部分。自益权的实现应以村民处于原生活水平为限。

2. 行政补偿依托于土地发展权而实现, 目的是使失地农民的整体收入水平结构与城镇收入水平结构相一致。

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 指通过基于人力、资本、技术等全要素投资引致的土地利用的纵深扩展或用途变更而使原所有权人获得更大发展增益的权利。农村集体作为农村土地的所有权人, 当然应该获得该部分利益的一部分或者全部。

土地发展权通常通过对土地增益的货币补偿来实现。土地增益可分为自力增益与公力增益。前者指土地所有权人改善土地物理化学地质形状、改善基础设施、增加附属物所带来的土地增益。这部分增益由土地所有权人当然所有, 本文将其归于自益权中。后者指非以土地所有权人直接投资投劳而获得的增值, 通常由于社会性投资产生了外部性后果。这部分增益由社会资本推动, 理应由社会共享。土地的所有权人作为社会的一份子也应获得该部分增益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此处的土地发展权特指因公力而引致的增益。

就我国实际而言, 土地开发由国家控制, 政府通过土地用途管制、征地补偿、国有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交易等行政制度首先以国家名义占有土地发展增益, 农业用地转为非农业用地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国家土地征用。即我国目前由外力导致的土地增益是由行政力量所推动的, 其补偿也应对该行为带有行政性的补偿。政府征地的目的是推进城镇化建设、使农业人口转为城市人口。故行政性补偿应使得征地农民的征地后收入水平可以和迁入的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相一致。同时为了使农民尽快适应城镇生活, 理应为其提供必要的职业培训以及社会保障。这些共同构成了征地的行政补偿部分。

三、新补偿方式适用的注意事项

( 一) 出让权与受让权区域相分离。美国将土地分为出让区与受让区, 土地发展权的增益由受让区分配给出让区, 即出让区通过出让土地发展的权利从受让区获得补偿。该划分方式适合我国对耕地等特殊用途土地专属保护的实际。

( 二) 救济制度完善。新标准的核心在于由按土地用途补偿转为按权利补偿, 所以完善我国侵权损害尤其是这两项权利受损的救济制度甚为必要。

摘要：目前我国的征地过程主要是由行政力量主导推进的, 逐渐转向符合经济规律、符合法律规定的征地过程是一定的。现行的按土地用途来进行补偿的标准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均, 转为以成员权和土地发展权为理论基础的按经济补偿与行政补偿进行补偿的征地补偿新标准可以规避这一问题。

关键词：征地补偿,成员权,土地发展权,经济补偿,行政补偿

参考文献

[1]王利明, 周友军.论我国土地权利制度的完善[J].中国法学, 2012 (1) :45-54.

建设好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篇10

1、建设农民增收长效机制的重要载体。到2006年元月底，全县建有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14个，其中专业协会9个，行业协会5个，人会农户达700余户，企业达60个。主要包括：反季节香菇协会、杂交水稻制种协会、蜂业协会、水电协会、养猪协会、花卉苗木协会、中药材产销服务社、金银花协会、木竹协会等。这些组织的创建，对促进铜鼓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2、提高农业组织化，逐步实现产业化。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把分散的农户，按照产业类别合作原则，联合起来组建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对外统一购进和销售，对内统一技术指导和管理，生产车间在农户。通过专业合作组织，农户找到了应对大市场的载体，提高了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产业化规模逐步得到发展。

3、依托特色农业，实行产销互动，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在发犀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上，铜鼓根据实际，依托本地特色优势产业，组建专业合作社、协会，发展生产、销售产品。如：众发合作社、双红合作社等反季节香菇协会，用冷藏车将反季节香菇运销南昌、湖南、广东、上海、福建等地市场，仅2005年就组织销售香菇1万余吨，创收4400余万元，既提高了农产品市场占有率，又增加了农民收入。

4、适合当前农村责任制实际，作为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的载体。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不仅解决了政府包揽不了、单个农户又不好办的事；也完善了农村科技、社会服务体系中的关键环节。大段镇隘口村是铜鼓县一个杂交水稻制种较为集中的村，全村共有300亩制种基地，协会成立以前(2004年)，由于稻种在扬花季节时碰上下雨天气，气温下降，加上不懂技术，导致40多亩颗粒无收，其余的也大大减产。协会成立后，经常请来专家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不仅保证了制种的科技化、标准化，而且大大提高了科技含量。

二、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组织化程度低，服务职能初浅。目前，大部分专业合作组织的服务仅限于一般性的技术指导、低水平信息引导，未能提升服务内容，讲客观问题多，轻办会宗旨，没有形成专业化生产的分工与合作。有的专业协会成立时还开个会，成立后基本没有开展活动，或只收点会费，开个年会，没有真正开展工作，名存实亡。农户生产独立，管理分散，产品自销，让农户感觉协会有与没有一个样，即使加入了协会也积极性不高，协会凝聚力不强。

2、管理不规范，合作机制脆弱。铜鼓的各种合作经济组织大部分都属于“官办”性质，是由政府主导建立起来的。如木竹协会的秘书长是由林业局林政股长兼任，水电协会的秘书长是由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兼任，菇业协会的秘书长是由原绿色办(现农业局)的工作人员担任，这就决定了合作经济组织与会员之间必然存在一层隔阂，协会好象是各个单位的下属组织，在他们看来，协会的任务不是服务农户、企业，而是一种指导甚至是领导关系，或者要么干脆什么事都不管，什么事都不做。

3、搭建平台不够，信息流通不畅。专业合作经济组织需要新品种、技术、资金、市场等方面的信息引导、服务；但支持全县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信息、技术、市场流通三大平台很不健全。

4、经费投入不足，内部运作艰难。铜鼓各种合作组织除水竹协会、水电协会能收取部分会费外，其他协会则几乎没有任何经费。经费的紧缺，导致了协会运转的举步维艰。协会缺乏经济支撑，运转艰难，形同虚设；管理人员缺少报酬，责权利不统一，人浮于事；协会与会员缺乏正常的利益机制；经营运作不规范，多为松散型组织。

三、完善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两点建议

1、在服务上下功夫，紧密协会与会员的连接。一是要实现业务指导功能。任何一个行业，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不仅需要雄厚的资金实力、优秀的员工队伍，还需要先进的理念，需要业务指导。如行业的宏观规划、产品设计、市场营销、售后服务等。只有实现了业务指导；会员才会感到协会有用；愿意接受协会的指导。二是要实现专业服务功能。企业、农户限于自身力量和视野，不可能拿出很大精力来协调诸如专利申请、许可证报批、新产品检验等工作，行业协会可以充分发挥自己联系面广和专业人才集中的优势，帮助他们办理一些“难缠”的事情，真正做到为企业、农户发展排忧解难。只有实现了专业服务，会员才会觉得离不开协会，才会自觉支持协会开展工作。三是要实现综合协调功能。行业协会要通过自身的努力，发挥综合协调功能，为企业、农户的发展营造一个宽松的内外部环境，诸如协调与政府及主管部门的关系、协调解决劳资纠纷、依法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等等。只有实现了综合协调功能，会员才会觉得协会才是真正可信的“娘家人”，他们也才愿意出资、出力，而协会的发展也将会因而获得取之不尽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