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精选12篇)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篇1
我国目前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 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集体经济”是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的简称, 是生产资料归部分劳动者共同所有的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前, 我国实行了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 农村从土改后短暂的土地私有制, 经过生产合作社, 逐步向社会主义改造, 实行了土地等生产资料归由集体经济所有的人民公社体制。由此看来, 无论在改革前或者改革后, 发展和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都是我国党和政府的目标。
一、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改革中的障碍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的职能不清
虽然《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是“经济组织”, 它的职能是“经营”;村委会的职能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它的职能是管理本村的公共事务, 办理本村的公益事业, 并为本村村民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从宪法的角度看来,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的职能的分隔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实际中, 由于我国现行的农村体制是从计划经济时代人民公社体制演变而来, 虽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被废除, 但农村经济组织中的结构并没有什么显著的改变。在农村中, 村内一般只设置村委会, 没有其他的具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虽然在近些年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改革也出现了一些诸如集体资产管理委员会以及股份合作社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但组织的管理人员一般都是村委会中的管理人员兼任或者由村支书代理, 那么这样一来, 村内的集体经济组织就与村委会在职能上关系不清, 还会出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隶属于村委会的局面[1]。这样, 人民公社时政社合一的局面并没有得到改变, 村委会既扮演了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 又代表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既有农村人民的自治职能, 又有集体经济的经营职能。
(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法人地位无法确定
从我国目前所行的法律框架来看,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实行法人治理机构在短时间内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首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能被视为《民法通则》中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机关法人、社会团体”四类法人类型。其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不能登记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 因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非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这两者内部中的成员结构以及成员资格也不一样[2]。另外, 虽然部分地区根据发展要求制定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证书”制度, 但其缺乏法律依据, 运行起来较为困难, 也缺乏相应的配套制度, 制度内部缺乏规范的设立程序, 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法人与村委会或者其他农村社区组织的关系, 缺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利益分配机制, 并且也缺乏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法人的明确定位。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法人地位无法明确确定。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完善措施
(一) 明确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权关系
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权关系的不明确, 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农村集体的发展, 也制约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完善。因此, 在完善农村集体经济制度时, 首先就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农村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的职权关系。在这个方面, 虽然《宪法》中已经明确了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以及各自的职能, 但在实际运行中, 村委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并没有做到政社分离, 此时就应该针对这种现象制定具体的法律制度, 明确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与村委会的职能分离。但在分离两者职能之前, 首先就应该在农村地区建立完善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而不是单纯由村委会代理, 并且在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后, 组织中的人员也不应该与村委会中的人员有过多地交集, 从而造成两个机构中人员的过分叠加, 导致人员双向职权的出现, 从而影响其职能的正常发挥[3]。另外,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人员资格的审查也应在法律法规或者其他相关制度中进行明确的规定。
(二) 构建新的法人类型
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确立为相关的法人地位,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但就目前阶段而言,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并不属于现存《民法通则》中的四类法人类型, 因此, 构建新的法人类型, 应当成为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以及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重中之重。法人制度是一项民事法律制度, 是由民事法律所进行规定的事项, 因此, 在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新型法人地位时, 首先, 可以通过修改《民法通则》中法人分类的局部内容, 增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相关内容, 其次, 可以在《民法典》的修订过程中, 逐步增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另外, 还可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出台相关的立法解释, 确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 此种方法也是目前阶段最具可行性的措施[4]。
(三) 建立具体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和法律
除了应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委会的职权关系以及增添新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之外, 还应该针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建立和完善具体的法律法规。例如, 可以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运行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法律上的明确规定, 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人地位及经营实体的性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职权和职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设立条件及设立程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与其成员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组织机构、集体财产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财务管理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的利益分配等[5]。除此之外,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法律中还应该明确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其他相关事项, 以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正常运行以及保证其经济经营职能的正常发挥。
(四) 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
在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方面, 还应该完善与其制度运行相关的其他配套制度, 如可以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进行完善, 对村委会的各项职能在明确规定的基础上, 还应对其进行明确限制, 避免村委会人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人员的相互交叉和叠加, 使村委会的职能与其“基层自治组织”的性质真正结合起来;可以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 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条例》的“实施办法”, 将相关的制度和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此外, 还可以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税收优惠以及财政扶持政策进行完善, 各部门应该在各自的职权职责范围内提供相关的政策支持。
三、结束语
近些年来,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呈现逐渐弱化和边缘化的趋势, 严重阻碍了我国农村地区经济的发展以及农村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因此, 应尽快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推进相关法律制度的立法进程, 加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相关配套制度的政策扶持力度, 为推进我国农村地区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1]蒋传宓.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的完善[J].农业经济, 2012:6-8.
[2]关锐捷, 黎阳, 郑有贵.新时期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实践与探索[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3:28-34+84.
[3]《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课题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研究[J].调研世界, 2015:16-19.
[4]李洪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与功能发挥的理论思考[J].农村经营管理, 2014:19-25.
[5]黄延信, 余葵, 师高康, 王刚, 黎阳, 胡顺平, 王安琪.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若干问题的思考[J].农业经济问题, 2014, 04:8-14.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篇2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意见》(中发【2016】37号)发布之后,各地村集体确权、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积极推进,累积多年的“农转非”居民的村福利、选举权等财产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农村矛盾集中表现出来。
最突出的问题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各区县、镇、村出台的意见、通知,可谓是五花八门,大多数的区县根据中央“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指导意见,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文件妥善的解决了资格确权和村内福利待遇问题,提升了党和政府“关心群众、为民所想”的形象。
在此阐述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一些观点和意见,供相关领导参考。因上学“农转非”,现统一变为居民户口人员,应被认定“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理由如下:
一、法律、法规及政策范畴: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社会主义公有制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第四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
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创造劳动就业条件,加强劳动保护,改善劳动条件,并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提高劳动报酬和福利待遇。劳动是一切有劳动能力的公民的光荣职责。国有企业和城乡集体经济组织的劳动者都应当以国家主人翁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
第四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解释说明】任何一个公民都有受教育和劳动的权利,作为农民子弟更渴望通过教育获得知识来武装自己,应鼓励“知识改变命运”,鄙视“上学无用”论。求学上进不仅是每个人应当追求的,更是国家、集体所应鼓励的。劳动是公民的权利,是最基本的生存权的保障,通过努力求学获得工作机会从而保障自己的生存,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每个公民应当持有的正常的价值观。“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何错之有?!国家宪法尚且保护的基本权利,其它组织和部门无权剥夺,更不能以此剥削、侵害公民的正当权益,“上过学,转过户口就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观点违反宪法,及法律,不具有任何参考价值。通过求学就业的农民子弟原始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且从未丧失。2、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规定将由公安部、国家发改委、教育部、民政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土资源部、住建部、农业部、卫生计生委和法制办等十一部门按照职能分工,制定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配套政策,并明确提出:现阶段,不得以退出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作为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解释说明】户籍改革是大势所趋并实施落地,国务院也明确指出农民进城落户不丧失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三权),举重以明轻,大中专毕业生只是因为求学户口曾经转为“非农业”,现天津户籍改革已经实施,全市户籍统一为“居民户口”,况且大多数学生毕业后户口仍迁回原籍(原村委会),因此农民子弟求学就业后,其在村集体的所有权益并不丧失。3、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第四条:(10)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按照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程序规范、群众认可的原则,统筹考虑户籍关系、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对集体积累的贡献等因素,协调平衡各方利益,做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确认工作,解决成员边界不清的问题。改革试点中,要探索在群众民主协商基础上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具体程序、标准和管理办法,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登记备案机制。成员身份的确认既要得到多数人认可,又要防止多数人侵犯少数人权益,切实保护妇女合法权益。提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家庭今后的新增人口,通过分享家庭内拥有的集体资产权益的办法,按章程获得集体资产份额和集体成员身份。
【解释说明】 “尊重历史、兼顾现实、统筹考虑”,农村出来的大中专毕业生是农民的子弟,血缘血亲及裙带关系不可分割,不能改变。现实毕业生仍与父母共同居住,大多仍生活在本村,以村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很多农村受经济大潮的冲击已非传统意义的农村,土地变卖开发、出租出售,很多都已变为城中村,不再沿用土地承包制,年轻人大多外出打工或自谋职业。所谓集体积累应为80年代前,各村按县、乡制定辖区划分的土地资源,而90年代后各村资产主要表现为土地开发,出租出售等原始积累的变价,很多村不再招收社员,在社人员也不再缴纳统筹费用。因此,本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大中专毕业生的组织成员权应给予确认。
4、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四)界定组织成员。村工作小组按照改革方案确定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界定办法,逐一核实本村截至改革基准日的人员情况,并对符合组织成员条件的人员进行初步认定。初步认定的组织成员名单要对全体村民公示,听取异议并商议修订。修订后公示无异议的,经村“两委”联席会议确认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确定组织成员范围后,推选成员代表。
2016年11月24日天津市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指导办法(试行)第六条 开展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要综合考量户籍登记、土地承包、居住生活以及对村集体履行义务等因素。第七条 开展成员资格认定工作应履行以下基本程序:
(一)成立组织(二)制定方案(三)宣传动员(四)调查摸底(五)初步认定(六)公示修正(七)指导监督(八)结果公布(九)编制名册 第八条 认定工作小组应全面收集成员资格认定过程中的有关会议记录、实施方案、公示材料、成员名册和相关证明材料等重要资料,整理成册后上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存档备查。
第九条 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请公证处对成员资格认定工作及其形成的成果文件进行公正并出具公证书。
第十条 有关人员对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工作程序或结果不认可的,可以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异议,并要求调解。
【解释说明】按天津市指导办法,认定成员资格的户籍登记、土地承包、居住生活及对集体履行的义务,原农转非子弟完全符合认定标准:结合本村情况:现户籍均为天津市居民户口、本村早已无耕地更没有土地承包政策、与父母同吃同住、村土地大多出售或出租,原农业户籍人员每月领取补贴,村集体的财产逐渐减少。综上可知因求学就业农转非人员的组织资格应予确认。
另:不管是天津市的指导意见还是指导办法,都是天津市政府各部门研判,因地制宜制定的精准政策,对本次改革身份确认工作具有绝对的权威指导意义,其流程严密、科学,也充分体现了民主、公证,然而一些乡镇并未实施或根本未按指导意见和办法实施,仍擅自用土办法土政策搞一言堂,搞形式的民主,在此特提示相关部门对成员身份确认的程序及流程严格监督,确保改革公开透明,民主科学。
5、《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确认问题的意见》津高法民一字〔2007〕3号 第二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1)出生时,父母双方或一方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且本人依法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的(包括婚生和非婚生,计划生育和非计划生育的人员)
(2)基于婚姻关系或者收养关系,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
(3)因国家建设或其他政策性原因,将户口迁入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生产、生活的;
第三条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丧失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1)死亡的;
(2)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3)取得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
【解释说明】本条无疑是天津市推进农村产权改革,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重要法理依据。资格认定的原则可分为三点①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②是否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长期生产、生活③是否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土地为基本生活保障。以上三个原则并非并列关系,也非选择关系,而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判断和分析。原农转非的大中专毕业生,皆因出生而原始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婚后其配偶户口迁入集体经济组织的,亦应被认定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关于成员资格丧失的认定也很明确,即死亡、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国家公务员序列或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
在此重点说明第三点,首先该意见指出资格丧失需取得非农业户口且纳入公务员序列,这是具体明确的。而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是模糊的,从来没有明确的界定标准,那么作为自然人人身权利的丧失,作为公权力的政府各级部门及组织应给予明示,即由相关组织提供农转非人员“已纳入城市居民社会保障体系”的具体界定标准及凭证。其次2017年1月1日起天津市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性质区分,统一登记为“天津市居民户口”。从而剥离了附加在户口上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最终实现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具体体现在农村产权制度、城乡教育一体化、劳动就业保障、公共服务财力保障,以及城乡居民统一医疗卫生服务、养老保险、社会救助保障、住房保障等制度。最终消灭非农业等户口性质原因产生的待遇差距,还原户籍本来的社会管理功能。而原农转非的大中专毕业生随户籍制度的改革自然获得对等条件,从而不再受资格丧失第三条的制约。
综上结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及《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立我市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的通知》,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只有两个条件符合:即死亡或取得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显然未转入其他集体经济组织的在世原农转非大中专毕业生原始取得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且从未丧失。
6、《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第二十七条 村民会议可以制定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决定违反前款规定的,由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解释说明】村民自治章程系对村集体资产及经营管理的内部规定,仅适用于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公共事务管理,并且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不在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范畴内,应依据宪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界定。村民自治中的一人一票的民主决策只适用于选举、公共事务管理,比如选举村主任、村务管理等,而不适用于针对个人基本权益的决定,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认。涉及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尤其针对本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集体财产由共同共有变为按份共有,显然未曾农转非的人员不希望原农转非人员被确认资格,这关系到每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农村各项福利、待遇都绕不开集体成员资格的问题,一旦成员资格权利遇到争议,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如以村民自治为由不施以救济,必然扩大矛盾,影响和谐。并且这次确权将是终身的、唯一的、确定的,“人少多分,人多少分”已成为各村镇大多数人的“意识形态”,如采取村民表决无疑将是一边倒的结果,也不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因此对成员身份的确定,相关利害关系人均应回避,无权发表意见,更不应遵循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而应遵循法治原则。
二、历史、现状及法理分析:
集体企业投资入股权“三改一化”可使原农业人口享受村集体组织待遇的同时又享有城市居民的各项待遇,作为对等的权利义务,原农转非大中专毕业生已经响应国家政策,促进了城镇化的推进,但实际上却是什么待遇也没有享受的“两头空”,现在户籍统一了,“三改一化”所涉及的“集体企业投资入股权也应统一”。
从目前司法界观点及有关判例看,农民集体成员资格的认定采取了从宽原则,以保障农民生存权为基本前提。1995年,大中专毕业生不再享受“包分配”的政策,此后直至2003年,国家政策要求大中专生必须将户口迁至学校,对于农村学生而言,可以说是强制性的“农转非”。而在此期间农村大多已不招收社员不予安排工作,城郊交合部及城中村也已无地可种,更谈不上土地承包,为了生存广大农村子弟只有继续求学一条路可走。天津市津南区双港镇高雪案,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做出2015二中民四终字第342号终审判决,认定高雪自出生而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虽将户口转为非农业但高雪仍然在村居住生活,依靠土地作为基本生活保障,户口管理属于国家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不是认定公民身份的唯一依据,所以高雪虽然户口改为非农业,并不丧失其属于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此可见从法律范畴及司法实践可以论证,因上学而农转非的农民子弟仍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观点集成(第三版2559页),农村集体成员有两个特征:一,平等性,即不分加入集体时间长短,不分出生先后,不分贡献大小,不分有无财产投入等,其成员资格一律平等。
二、地域性和身份性,一般来说,农村集体成员往往就是当地村民,他们所生子女,自出生后自动取得成员资格。而成员资格的丧失必须符合明确的法律规定,在中央提出农村“五个振兴”战略后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丧失认定应慎之又慎,能不取消的就不取消,在共同富裕奔小康的路上一个都不能落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与其组织之间的关系无非有三种,即准行政管理关系、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而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是属于准行政管理关系范畴;是否享集体经济组织财产收益的用益权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属于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范畴。其中,准行政管理关系是属于形式方面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是属于实质方面的。而实质方面的内容则是确认形式方面的基础和依据,形式方面是实质方面客观反映,二者之间是辨证统一的关系。因此,要正确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要首先分析成员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实质关系。实质关系体现在两方面:地域性和身份性,一般来说,农村集体成员往往就是当地村民,他们所生子女,自出生后自动取得成员资格。此外,也有的成员是通过婚姻或收养迁入本集体取得成员资格。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我国《土地承包法》中的概念。根据行政法规的规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虽然没有行政权,但是可依据行政委托,代替乡、镇政府行使部分行政权,如收缴社会统筹等。体现的权利义务关系主要是成员与组织之间的一种经济关系,而农村集体组织成员与该组织之间还存在其他关系。随着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土地(确切地说是耕地)之间的依赖关系越来越模糊了。一些大中城市乡结合部的农村,不仅不存在可耕地,甚至连农用地也不存在了,这些促使我们必须重新确定成员资格的外延。
这就要坚持两个原则。一是历史性原则:即尊重农村集体组织形成、发展的历史;尊重以家族沿袭为表现形式长期固定生产、生活的民间习惯为主,本人或其直系血亲、拟制血亲、姻亲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存在权利义务关系为辅。二是发展的原则:改革是大势所趋,过程务必科学稳定,避免产生新的社会矛盾,改革需要人才不能把人才挡在门外,“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
2018年中央1号文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若要乡村振兴,必先振兴乡村人才,知识经济,信息时代,没有人才如何振兴?农村上学“农转非”人员受教育时间较长,更有秩序观和规则意识,知识和技术水平,总体上高于未受过中高等教育的人员,上学“农转非”人员在村内又有各种亲情为纽带,是纯粹的血脉相承。面对新时代的农村发展和振兴战略,会大大激发集体经济组织的活力,担负着让老一代了解新时代、集体内同一代跟上新时代、言传身教影响下一代的重要使命,促进村集体组织的进步、文明与和谐。因此血亲血缘不可分割,不能划分为两个集体,没有这种裙带血缘关系做纽带,引进再高级的人才也无法全身心的投入到“家乡”农村改革的建设大潮中。
我市东丽区、津南区、北辰区、静海区、大港区、滨海新区等,都先后出台相关文件或政策使原农村非农业人员享受到了与原农业人口同等的权利和待遇,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城市怎能有不同标准?!大是大非面前不容懈怠儿戏,应以庄严的国家法律捍卫政府的权威与公信力,这是每一位国家工作人员的职责和本分。
2016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布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农村产权改革的大幕即将拉开,施行数年的集体财产共同共有即将改为按份共有,2017年1月1日天津市实施户籍改革制度,从而户籍性质均变更为居民户口,西青区确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确认基准日为2018年2月28日,标准为基准日前健在的户籍在纪庄子的全体居民,由此可见原农转非大中专毕业生应被确认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综上: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确认是本次改革的重中之重,应坚决杜绝形式主义,杜绝懒政庸政,不调查研究妄自发言,搞一刀切的官僚作风。应主动及时下到基层街镇,到老百姓的身边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合理意见、建议,尤其听取特殊人群的建议及诉求。全面合理的制度政策来源于全面的了解和科学合理的分析,坚决杜绝“闭门造车”、“办公室政策”的出现。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国家战略,宗旨及原则容不得半点偏差,改革初期更不允许个人打小算盘,个别人搅混水,该公开的不公开遮遮掩掩,阻挠农村振兴计划的顺利实施。
习主席指出乡村振兴,人才是基石。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说到底,关键在人。“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要积极培养本土人才,鼓励外出能人返乡创业,鼓励大学生村官扎根基层,为乡村振兴提供人才保障。”吸引各类人才返乡创业,激活农村的创新活力。要注重建立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流得动”的长效机制,让大学生“愿下来,又留得住”。“要推动乡村人才振兴,把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要位置,强化乡村振兴人才支撑,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打造一支强大的乡村振兴人才队伍,在乡村形成人才、土地、资金、产业汇聚的良性循环。”结合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上学农转非人员及家属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并未丧失应予以确认。
改革既是摒弃旧的观念和落后的制度,以崭新的视角迎接新的时代,历史车轮不能倒转,改革的大潮不可阻挡,当前我国经济改革处在重大转折时期,目前的社会和谐稳定来之不易,希望我们上下一致,同心协力,在习主席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的指导下,以最大的热情和魄力为振兴农村、振兴农业、振兴伟大的祖国履行自己的光荣职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必将获得重大成功,我们必将获得最终的胜利。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篇3
[关键词]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独立法律地位
[DOI] 10.13939/j.cnki.zgsc.2015.08.
1 案情介绍
A村是一个自然村,B村是一个比A村大一点的自然村,两村相距约五公里。在人民公社时期,A生产队是B生产大队下的第三生产队,但是A生产队独立核算。1980年,C县政府为A生产队颁发了林权证,同时也为B生产大队颁发了林权证。改革开放以后,B生产大队改制为B村民委员会,而A生产队却没有同时改制为A村民小组。但A生产队的所有成员的户口变为B村,参加B村委会的相关活动。2004年,C县政府依B村民委员会的申请,将原属于A生产队名下的林地,登记在B村民委员会名下,原A生产队的成员不服,就以C县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本案就表面上是一个行政案件,但从本质上来看,就涉及村委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关系,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法律地位。
2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历史演变过程
本文所讲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指这样一种组织,即由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建制经过改造、改革、改组形成的三级合作经济组织。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农业合作社运动之前,我国农村实行的是“耕者有其田”制度,农民按人头平均分配土地,农民是其分得土地的所有人。之后,农村实行合作化运动,农村经济先后经历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1958年成立了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是在高级社的基础之上,通过高级社的联合组成的劳动群众集体组织。这种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就是社员将自家的生产工具、土地等生产资料加入而形成的。人民公社还把基层政权的机构即乡人民委员会和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机构合二为一,统称为人民公社。在人民公社内部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模式。实行政社合一的结果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政权组织的一个附属机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权和经营自主权得不到保障。1978年农村改革以后,农村逐渐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打破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统一经营模式。1983年国家要求政社分社,重新建立乡人民政府和新的人民公社。一直到1985年,相关的政权机构乡人民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组建起来了。与此同时相应的集体经济组织却没有建立。需要说明的是乡人民政府、村委会、村民小组由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转变过来,其人员和机构基本上没有变化。
3 现行法律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规定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规范农集体经济组织体的组织法,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规定散见于其他法律法规。具体来说,《宪法》第八条、《物权法》第一百二十四条,《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三条、第八条,《土地管理法》第十条、第三十七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七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农业法》第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七十一条、第七十二条、第七十三条都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了规定。这些条款的规定集中在以下几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行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作为发包方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发包其所有的土地,管理经营其所有的土地。
从现行法律中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1)农村集体的财产管理的主体多元化。在《物权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土地管理法》《农业法》等法律中规定,村民委员会或村民小组可以替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2)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存在职能上的重叠。现在农村中出现的一些问题都与这些有关,比如,在当前农村出现的村委会主任侵吞村集体财产,贪污征地补偿款等问题,就是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中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管理本村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和其他财产为由。以村委会的名义处分了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产了。这也就出现了本文开头案例中的情况。
4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独立的法律地位
村委会是一种准政权组织,我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村民委员会应当是事业单位的法人地位。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应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组织村民实现村民自治。为其成员提供一整套运作机制实现村民利益。二是协助行政职能,具有公共管理职能。协助乡人民政府开展工作,维护社会治安。尽管目前法律中规定了村民委员会具有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但是这方面是职能容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管理职能相重叠,建议将来修订《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时将该部分职能剥离,使其成为单纯的社团组织。
虽然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是,村民委员会的职能强化,而农村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职能弱化,甚至没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架构,但不能否定农村集体的存在。因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定位于类似于公司性质或合作社性质的法人单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应当有独立的组织机构,需要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范围、组织形式、组织机构、议事规则、责任财产范围和责任形式等内容。这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一个农村集体组织是否存在,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职能,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财产的所有权地位,可以区分村民委员会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同职能,相互协作。
5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定规则及对案例的分析
从以上的介绍来看,由于我国目前法律的缺失,导致一个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存在的认定不是那么简单、容易。但从历史的角度看,我国农村在20世纪就普遍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只不过当时的名称是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及人民公社。当时农村集体经组织的财产是社员自愿捐赠的生产工具及土地。后来人民公社解散后,政权性质的乡政府、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建立起来,经济性质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机构没有建立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否定农村集体的存在,只是这个经济组织还没有组建起来。
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否存在,在实质内容上看,就是要看成这个“集体经济组织”是否有财产,尤其是土地资源。其次看是否有成员。只要有土地,有成员,就说明存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换句话,就是存在权利主体即全体成员,该组织具有权利能力,具有享有权利和履行义务的资格。从形式上看,一个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具备以下几个要素,名称、住所、组织机构、财产,章程,应当进行登记。名称,是指一个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区别于其他经济组织的标识。住所,是指该集体经济组织的机构所在地。组织机构,是指该集体经济组织的办事机构,处理组织内外部事务,负责具体运营集体资产。章程是一个经济组织内部的最高规范。财产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言。最后,应当登记,经过登记之后,该集体经济组织就可以刻公章,对外从事活动了。
回到前面案例,1980年,C县政府为A生产队颁发了林权证,就表明A生产队当时是林地的权利主体。A生产队是一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政社分立后,B村委会虽然吸收了原A生产队的成员加入村委会,但在原A生产队全体成员对其名下的林地处分,加入B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前,但这并不代表原A生产队的林地就归属于B集体经济组织。因此,A集体经济组织虽然其架构残缺,实质上还存是,可以是权利的主体,原A生产队的成员,可以不服就以C县政府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该具体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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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篇4
1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内涵
现代产权制度是以产权为核心的财产所有权及其派生出的一种经济权利制度, 是一种所有权和收益权高度统一的制度。现代产权制度具有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4个基本要素。归属清晰表明了其排斥非产权主体对收益侵占的权利;权责明确表明了其通过明确产权主体的权责, 保护自身收益及他人收益的权利;保护严格表明了其维护产权交易秩序, 维护产权主体合法收益的权利;流转顺畅表明了其以收益为中心产权的分解与转让的权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现代产权制度有着丰富的改革发展内涵。
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农村集体经济要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就必须建立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产权制度[1,2,3]。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提出要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并且指出产权是经济所有制的核心内容, 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要求。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是关于资产权利和资产使用权利归属的基本经济制度, 包含了资产产权的主体、界定、构建、保护、交易等一系列的制度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也是农民拥有集体经济财产收益的根本制度, 直接关系到农民的切身经济利益, 是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制度。农村集体经济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 对于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影响, 能够激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新发展的动力, 推进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对社会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资源配置、均衡效率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能够促使社会经济活动有序运行, 促进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社会和谐。
2 产权制度效益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提出, 制度创新的目标就是建立产权清晰、权责分明、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实质就是改革原有的集体经济产权关系, 用高效率的制度取代低效率的制度以获得更多的经济效益;其深层次的原因是原有的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产权制度上不够完善, 农民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交换与流转的资产产权。弱势的农民群体在集体经济组织中没有得到相应的收益, 在资产收益上不能维护自身利益。农业生产难以实现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 农业产出出现了瓶颈, 阻碍了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因此, 建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是发展农业生产力、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推进农业生产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九星村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效益的典范。该村通过改革原有集体经济产权而构建现代产权制度后, 从原来一个全村劳力年均收入不足3 000元的贫困村庄一跃而成为上海市356个亿元村之首。村级年收入达7.0亿元以上, 向国家上缴税收逾2.0亿元。村民除了在市场工作的收入外, 还有入股分红及各种福利补贴, 真正实现了“村强民富”。该村以“大市场”、“大流通”兴村富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入2007年为5.2亿元, 2008年为5.6亿元, 2009年为6.2亿元, 2010年达到7.0亿元。10多年来, 村级经济始终保持2位数增长, 每年发放村民劳动报酬、福利、股东红利等1.1亿元, 连续多年被上海市统计局列为沪郊特色亿元村第1名。经济工作、日常管理、思想教育、文化体育、党建工作全面发展。改制12年间已培育出500多位千万富翁, 涌现出4 000多位创业老板, 还享有“中国十大名村”、“华东最大市场村”等众多桂冠, 演绎着当今新农村运动中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效益的时代样板。
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构建现代产权制度的对策
3.1 以明晰产权为核心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
明晰产权是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的核心工作。一是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产权, 通过明晰产权, 按照“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资金和资源的产权进行界定, 合理设置股权, 实事求是地确定农民各自在集体经济中所占股份。二是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由原来的封闭性向流动性、开放性方向发展, 努力构建完善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4,5,6]。例如, 上海市闵行区在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过程中, 首先对农村集体经济存量资产进行改制, 将全部或部分存量资产进行资产量化折股, 组建新的经济实体。其次在对农村集体经济存量资产改制的基础上, 根据实际情况在有条件的地方, 由村民出资入股, 组建新的经济实体。此外, 对存量改制尚不具备条件的地方, 由镇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共同出资组建新的经济实体。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 共量化集体资产近20.0亿元, 注册资本10.0亿元;3万多农民成为股东, 入股农民人均持股3.2万元。据统计, 2010年底前改制的23个村集体净资产总额达20.6亿元, 较改制前增值1倍以上;累计股金分红4.5亿元, 人均分红1.8万元。通过明晰产权, 构建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
3.2 确立农民市场利益主体地位, 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
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 首先要肯定农民的市场利益主体地位, 充分尊重农民的需求, 明晰农民对集体经济资产的占有权、处置权、使用权和收益权, 维护农民的利益。
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过程中, 如何明晰产权归属, 确立农民市场利益主体地位, 促进农民增收直接影响着改制的成效, 中国农村许多地区在改革创新中取得了实效。例如, 上海市闵行区在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时, 在量化资产的基础上确立农民的市场利益主体地位, 明确其所拥有的股份与产权, 增加了农民财产性收入。据统计, 至2010年底, 改制后的23个村集体净资产总额增加到21.9亿元, 上交税收增加到4.6亿元, 农民分红总额增加到1.5亿元, 年均分红率达到15%。通过建立农民长效增收机制, 逐步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现代产权制度。又如, 北京市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 把村集体资产量化给每位成员, 实行按份共有、按股分红。截至2011年底, 已有301.8万农民成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东, 占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总人口的94.8%。2011年在已经完成产权制度改革的3 635个村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中, 有620个村实现了股份分红, 是2010年的2.1倍。按股分红村比例达到17.1%, 比2009年提高5.1个百分点。初步统计股份分红总金额20.6亿元, 比2009年增加5.9亿元, 增长40.1%。2011年北京市以按股分红方式享受了集体收益分配的农民逾58万人, 人均分红收入3 525元。再如, 云南省建水县通过改革产权, 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村集体资产总额从原来的850.73万元增长至1 015.06万元, 增长率为19.3%;改制村的经营总收益从原来的33.67万元增长至45.73万元, 增长率为35.8%。通过改制明晰了产权归属, 量化了股份, 使全体村民认识到个人在集体资产中占有的份额, 了解到集体的资产逐年增值, 相应的个人股份也在增值。增强了农民的主人翁意识, 确立了农民的市场利益主体地位。
3.3 建立与农村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
2011年, 在我国13.33亿人口中, 城镇居住人口占49.68%;农村居住人口占50.32%;耕地面积为1.33亿hm2, 人均耕地面积约0.10 hm2。人均土地面积在世界上190多个国家中排110位以后, 耕地面积排在126位以后, 草地面积排在76位以后, 森林面积排在107位以后。目前, 中国已经有664个市县的人均耕地在联合国确定的人均耕地533.34m2的警戒线以下。全国的耕地面积已经下降到1.2亿hm2。
中国农村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 农业生产资源日益减少, 农业生产占GDP比重不断下降, 城镇居民增加, 农民生活消费水平较高。在农村城镇化发展的推动下, 农村集体经济的资产和农民收益都出现较大变动。农民在土地补偿费、集体资产收益分配、资产经营及结构调整等利益问题上, 迫切要求明确自己的权益, 改革传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明晰的产权制度。因此, 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 是农村城镇化快速发展形势下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迫切需要, 也是推动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举措。要引导农民积极支持集体经济发展, 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与农民社会保障、就业安置、教育培训、增收、农村公益事业建设和帮扶弱势群体等相结合;与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相结合;与农村综合改造相结合;与“三农”发展相结合。通过建立与农村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产权制度来增加农民收入, 促进农业生产、增进社会和谐。
4 结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关系表现的是人与物质分配之间的关系, 实质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现代产权制度的建立健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 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的不完善也必然会制约农村经济的发展。构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现代产权制度是一项完善中国农村经济体制的必要和重要工作。要以明晰产权、确立产权归属为核心, 保护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成员合法权益[7,8,9]。建立健全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以促进农民增收, 推进农村经济发展, 增进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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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篇5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它是为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改造,在自然乡村范围内,由农民自愿联合,将其各自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较大型农具、耕畜)投入集体所有,由集体组织农业生产经营,农民进行集体劳动,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既不同于企业法人,又不同于社会团体,也不同于行政机关,自有其独特的政治性质和法律性质。它在历史演进中,经历了三个主要时期,即合作化时期(从初级社到高级社);
人民公社时期(生产队、生产大队、公社三级所有,生产队为基础);经济合作社时期(农村改革撤销人民公社、设立乡村建制后原来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相应地变更为乡、村和村民小组,为适应生产队的经济职能,又更名为经济合作社,村民小组和经济合作社两个名称同时存在)。
合作化时期,农民对社会主义改造成的热情比较高,自愿入社,生产积极,合作社对经营管理的自主性也比较强。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集体经济比较正常。人民公社时期,实行政社合一,强调一大二公,搞一平二调,严重地侵害了农民的利益,伤害了农民的积极性。虽强化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行政化管理,却脱离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和发展规律,严重地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搞得农村经济几近崩溃
。经济合作社时期,普遍实行了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机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应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活了农村经济。但也造成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能力和集体经济的弱化。这些变化,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都尚未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属性。分析起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性质特征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
首先,它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制为基础,其以土地为中心的主要生产资料为组织内的农民集体所有,并以宪法和法律直接予以确认。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广大农村的经济基础和组织保证。其次,它适应中国农村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然发展规律,也就是说能够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和维护最广大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是民事法律主体的其他组织。它依法律和政策规定而建立,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拥有独立的财产和自主进行生产经营的能力,并能在一定的财产范围内(土地所有权除外)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符合民事主体的资格条件,因此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它与法人相似,但在设立程序和条件、终止条件、生产经营方式和目的、财产(主要是土地)处分、管理职能等方面却又不同于法人。故其作为民事主体,有别于自然人和法人,只能把它作为其他组织对待。
三是重合于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按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基层社会的自治组织虽然是村民委员会和其下设的村民小组,但在当前的农村基层组织中,大多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合作社)与村民小组或村民委员会是同一机构,即两枚印章一套机构。二者决策机制相似,实践中职能相互重叠,特别是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管理与服务,二者无法截然分开,具有“政社合一性”。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篇6
其次要弄清楚清产核资的范围是: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经营性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资源性资产。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拥有的现金和银行存款等货币资金;集体经济组织投资兴建的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水利、交通、文化、教育等基础公益设施以及农业资产、无形资产、在建工程、长期投资、短期投资、材料物资、应收款项等资产;属于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园地、草地、四荒地、水面、宅基地等资源。具体工作内容包括三个方面:
一、清查核实集体“三资”
以会计核算资料为基础,先账内、后账外逐项进行清查核实,全面清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集体所有的资金、资产和资源,摸清集体“三资”的存量、结构、分布和运用效益等情况,进行账实、账证、账账核对,确定盘盈盘亏情况。
二、界定权属,建立台账
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的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三资”的所有权归属关系进行确认。在全面清查核实和权属界定后,按类别建立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台账,及时反映增减变动情况。
三、建立健全“三资”管理制度
针对清产核资工作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薄弱环节,建立健全有关规章制度,完善集体资产经营和管理方式,推行集体资产资源经营与处置招投标制度,规范资产、资源的流转程序,强化财务公开和审计监督,全面实行“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以规范“三资”管理、防止资产流失和资源浪费,确保资产保值增值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在资产清查过程中同时要注意以下五方面:
1.账务清理
按照有关会计制度核算要求,确保各项收支业务、资产、负债完整准确入账,保证账账相符、账证相符,编制清产核资基准日的各类会计报表及明细表。
2.“三资”清查
逐项清理所有货币资金、应收及预付账款、对外投资、存货、固定资产和账外资产、资源,做好有关抵押、担保等事项的清理。同时梳理资产、资源的承包租赁协议、合同,整理债权债务发生的有关书面证明资料。
在清查盘点过程中,要充分依靠干部和群众,重点对固定资产和资源性资产进行清查盘点。对固定资产要以账面数为基础,账内账外相结合,逐笔逐项盘点;对资源性资产,以保存的历史资料为基础,采取实地查看与重新测量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盘点。对清查中遇到的问题,要按照尊重历史与民主决策的原则,集体研究处理。对有物有账的固定资产,按原值登记;对有物无账的固定资产或价值不清的其他资产,由集体经济组织讨论确定评估价值,也可聘请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确认价值;对报废、有账无物的不实资产,由经联社(居委会)清产核资实施小组拟定处理意见,经公示群众无异议后,列为报废和盘亏资产;对权属不清、存在争议的资产、资源,由经联社(居委会)清产核资实施小组拟定处理意见,经公示群众认可的权属暂时予以登记,同时上报上级清产核资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处理,待权属明了后,再作调整。
3.核实
重点核实“三资”数额、权属、台账与实物、处置与管理等情况,做到数额无误、产权明确、现状清楚。
4.公开公示
经社区事务监督委员会、社监会核实并予以确认后,经联社(居委会)清产核资实施小组应及时将资产核实的初步结果在村务公开栏中公示,公示时间不得少于10天,并保存好相应的影像资料。
5.结果确认
公示期满无异议或异议问题已予解决的,按照有关规定,召开社员(居民)会议或社员(居民)代表会议,对集体“三资”清理结果进行确认。
再次是资产资源登记阶段。在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产权属的基础上,会计委托代理中心要依据市批复的清产核资结果,分类设立各经联社(居委会)“三资”管理台账,主要内容包括:资产资源的名称、类别、数量、计量单位、使用状况、所处位置、保管人等。实行承包、租赁经营的,还应当登记承包、租赁单位(人员)名称,承包、租赁期限,承包费或租赁金及收交情况等。土地承包合同单独建立农村土地承包台账。
最后,完善制度阶段。针对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存在的问题,研究制定具体的政策措施,建立健全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制度,实现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民主化。
定期清查制度。定期进行资产清查,重点清查核实集体经济组织所有的各种资源以及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做到账实、账款相符。
资产资源评估制度。集体经济组织以招标投标方式承包、租赁、出让集体资产,以参股、联营、合作方式经营集体资产资源,集体经济组织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合并或者分设等,应当进行资产资源评估。
资产资源经营制度。集体经济组织资产资源实行承包、租赁或出让经营的,要实行公开协商和招标投标。加强合同履行的监督检查,公开合同履行情况。集体经济组织以参股、联营或合作制经营的,要定期对集体资产的使用、维护和收益进行检查,确保集体资产的安全和保值增值。
“三资”委托代理服务制度。在清产核资的基础上,全面推行“三资”委托代理服务制度。建立“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将集体经济组织的“三资”全部纳入委托代理服务中心统一管理、建账核算。不断完善委托代理服务工作机制,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切实维护农村社会和谐稳定,尽快更好的使资产优势转变为资本优势,让广大农民获得更多的资产性收益,真正享受到经济发展的“大餐”。
参考文献: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篇7
一、如何厘清农民个体成员权和集体所有权的关系
所有权是民法权利体系中一种独立的物权形态, 是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享有的具有排他性的占有、使用、受益和处分的权利。农民集体所有权是以集体为主体单位所享有的排他性物权, 就其主体性而言, 集体是由众多成员组成, 成员是集体的人格要素。但与传统民法中由社员组成的团体法人不同, 在农民集体这种形态下, 农民作为成员与集体财产, 特别是集体土地, 有着更为直接、密切的联系。这集中表现在集体所有权之上所构建的农民成员的用益物权体系, 这一权利体系通过身份制度将集体利益限定并分配于成员之间, 使成员直接占有、使用并受益集体财产。
虽然在集体所有权中, 集体与成员密不可分, 并较一般的团体法人和成员之间的有着更为紧密的联系, 但二者仍然是两种独立的权利, 不可混为一谈。从主体利益来看, 集体有着相对独立于成员的集体利益。虽然集体利益最终会转化为成员利益, 但集体利益不必然与每个成员利益相一致。成员是众多有着不同利益诉求、行为意识和识别能力的农民, 其个体利益具有分散化和差异性特点, 这必然使成员权在表现形式上更具体、多元。但集体利益则是概括、统一的共同利益, 其是着眼于成员整体, 而非某一成员个体。以土地征收为例, 如果被征收的仅是集体的部分成员承包的土地, 在征地补偿款的众多分配模式上就易产生集体和个体成员利益不一致的冲突, 这一冲突的真正原因正是集体利益和成员利益的相异性。从经济学角度上看, 成员作为个体的理性人、经济人, 总是追求利益的最大化, 但其利益追求须以集体利益为界。因此, 成员权制度的构建固然应以农民个体权利为出发点, 但必须在集体所有权的框架内展开。同时, 集体一旦有了相对独立的利益诉求和组织机构, 也可能摆脱成员或被其他主体不当控制而恣意妄为, 此时成员权制度又反过来成为一种制约力量, 约束集体的行为, 使其能够始终以成员整体利益为宗旨。
二、如何确立成员的主体形态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体形态的取舍, 是成员权制度构建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在现行的法律制度下, 农民集体是以“户”为成员单位进行集体利益的分配。在传统民法中, “户”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形态, 民事主体一般以自然人和法人为其常态。将“户”作为民事主体的一种类型, 源于我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七条的规定, 该条规定将“农村承包经营户”视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并对其合法权益予以法律保护。
将“农户”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在传统的小农经济中, 农业生产以家庭为单位, 这种生产方式又与财产的家庭占有形式相契合, 形成了生产方式与财产占有方式相统一的社会结构, 家庭即“户”作为最基础的主体形态也就具备了其合理性。在我国农业集体化时期, “户”的经营单位被打破, 生产单位整合为统一的集体组织, 而劳动单位则分散成原子化的个体。劳动计量以工分为准, 劳动报酬亦以其为基础分配。这一时期, 集体成员是以个体形态出现的, 区分劳动力禀赋的是性别、年龄及其劳动时间, 而不再是家庭。但在集体化失败之后, 以家庭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形式被认为是解放劳动力, 提高劳动效率, 并与当时农业生产状况相适应的经营模式, 家庭又重新被确定为基本的生产单位。而为适应这种生产方式, 也便于“统分结合”中成员权益的分配, 故而有必要在法律上明确“农户”的主体地位并予以相应的法律保障。
但“户”并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术语, 也非明确的主体形态。“户”本身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立户和分户的标准和界限如何确定, 在实践操作中并没有统一的标准, 法律上更是难以规制。不少村集体多以风俗习惯来判断, 也有的通过户籍登记来判断, 一旦涉及集体利益分配或家庭财产继承时, 极易引发纠纷。同时, 虽然在“增人不增地、减人不见地”的土地政策下, 以户为成员单位尚可以维持一定的分配稳定性, 但新增成员的权益如何保障则成为问题。因为集体的财产权益已经按“户”予以了分配, 故“户”中新增人口只能在家庭内部重新划分利益份额, 这实际上是将集体的一部分保障职能转移给了家庭, 这无疑加重了家庭成员的负担, 并在“户”与“户”之间引发新的不公。此外, 在行使成员的表决权时, 如何确定“户”的表决权权重也不好公平的量化。
相较之下, 建立以自然人为单位的成员主体更为合理。首先, 自然人作为民事主体, 其概念确定, 其身份易于识别, 即使要对特定成员的身份利益予以限定或给予特殊福利 (如未成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人) 也易于操作;其次, 将成员权赋予自然人也可以更好的保障每个个体的权益, 使集体的公平性、保障性得以体现;再次, 通过自然人成员与集体的直接联系状态, 也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 变家庭保障为集体保障, 体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优越性。同时, 这也是壮大集体经济的一个有力理由。
三、如何确定成员的身份
在以往身份较为固定的农村社区, 集体成员的边界是比较清晰的:成员以特定地域为界, 以共同生活劳作为轴, 以自然繁衍为基础, 构成了单一的农村社区, 加之农业集体化时期所固化的活动领域, 也就不存在资格认定问题。但随着农村人口的多向流动及频繁穿插, 成员身份的稳定状态受到冲击, 虽然集体的地域边界仍很清晰, 但固有成员和各种社区新成员在利益享有上的差异使得农村社区在成员结构上形成一种差序状态。同时, 随着集体内部身份分配利益增重, 新成员的增加意味着减少原有成员的利益份额, 故在存在既有成员排斥新成员加入的动因的情况下, 成员间利益分配的紧张态势, 必然会使成员资格认定问题日趋尖锐和突出。
对此, 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一是能否将成员资格认定问题作为集体组织的一个内部事务, 完全交由集体自治决断;二是如果通过国家立法的方式对集体认定成员身份的标准进行一定的干预, 又应以何种限度为宜。
对于第一个问题, 首先要反思的是现行的以“户籍”作为成员资格认定标准的村社习惯 (全国十二省的受访农户中, 97%的受访者选择其所在的村将“有村集体所在地户籍的村民及其子女”视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即以“户籍”作为成员资格确定的依据) 。而以这一事实因素作为认定标准亦有一定的历史成因。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在国家集体化时期通过行政强制力保障完成的, 随后将“户籍”与一定的“地域”和“共同劳动”的成员义务相结合, 成为固化成员身份的事实要素。故从这一组织生产之时, 成员的意思表示因素就被湮没, 成员资格的取得即以户籍事实为表征。这样一种制度, 实质上是社会保障职能大于经济职能———完成对区域内的成员以社会保障是以“户籍”为标准的重要原因。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 “共同劳动”被分散经营所取代, 农民流动性的加强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 唯有“户籍”仍作为区分保障对象与否的标准, 这与其说是集体经济组织自身的特征, 不如说是国家政策的要求使然。但随着集体经济组织经济职能的加强、参与市场诉求的提高, 其私法主体的性质亦在逐步还原。在这种背景下, 成员意志的重要性开始凸显。这从课题组的调研数据可以看出, 选择“依据其他条件, 经成员大会决议接纳为成员的”作为成员资格取得标准的占受访者的65.7%, 可见, 成员意思在确认新成员资格时开始发挥了作用。除户籍标准之外, “依据其他条件, 经成员大会决议接纳为成员的”是户籍标准之外被大多数村民所认可的又一标准, 所占比例为61.1%, 这说明成员大会在重大事项上的决定作用, 也间接标明村民对体现其意志的自治制度的认可。
对于第二个问题, 需要追问村民自治的界限在哪里, 是否能将确定标准的事项完全交给村民自治?现阶段是否完全将决定权完全交给成员自治尚有疑虑, 集体固有成员本身就属于利益中人, 完全由集体对成员资格进行认定, 很难保证制定标准的公正合理。但集体毕竟是一个独立的民事主体, 完全排除其自治能力, 无异于剥夺了其意思表达的权力, 这也与私法自治的理念不符。因此, 采取国家强制规定与村民自治相结合的方式较为妥当, 在“成员大会决议”和事实因素之间应有一个平衡:赋予村集体在一般情况下可根据本村实际通过成员大会接受或排除某一个人成员身份的权利, 但以需要特殊保护的个体利益为限, 以“法律明确规定或者依社会习惯和公平正义原则应当接纳为集体成员的, 集体不得拒绝;除此之外的集体成员的加入, 由集体自治决定”。后者则需要将普适性的公平正义观点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 以限制集体意思自治的范围。
四、如何区分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中的成员权
农村中有多种社会组织, 大都以活动性质和社会功能的不同予以划分。其中为农村社区提供经济服务, 行使经济职能的组织被称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社区的经济职能是农村发展、农民的一项重要职能, 它包括组织农业生产、提供配套服务、经营管理土地及其他资产等等。经济职能的行使与农民利息及农村发展息息相关, 是创造社会财富、壮大集体财产、提供农民安身立命之本的源泉。从法律性质上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也是私法属性较为纯粹的法律组织。
在这两类组织中, 都存在组织成员行使的权利范畴问题。在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职能清晰、分工明确、各自独立的情况下, 不存在成员权的混同问题。但现实中,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形态上多依附于村委会, 缺乏独立性 (这两类组织在现实中主要有三种关系:一是各自独立;二是领导者重合, 但组织机构相对独立;三是人员完全重合, 没有独立的经济组织) 。这不仅表现在形式上缺少独立的组织形态, 更重要的是从功能实质上看, 缺乏具有独立的、不受其他组织干预的意思能力和组织机构。机构和职能的混同直接导致了两种不同性质的成员权在现实中无法有效区分。对农民而言, 其在行使成员权时究竟是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还是村民自治组织成员, 自己恐怕无法认清。而作为各类组织的领导、管理者也无法有效的组织成员参与泾渭分明的不同集体活动, 形成各异的集体行动。
从农村实践来看, 公权力对集体利益的侵害确实是借助乡村治理的触角深入到农村集体经济的方方面面, 但不能因为自治组织行使的是公共管理职能就断言其易于成为公权力的代理人, 而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就不易受侵害。从现行的法律文本和农村政策来看, 公权力进入乡村治理的空间本就缺乏法律和政策依据, 只是一种制度惯性使然, 是人民公社解解体后, 政治权利不愿退出乡村治理的舞台, 依旧发挥其影响力的结果。因此, 即使存在另一套人员组成的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 如果不能使政治权力退出到一定领域外, 官办的集体仍不能摆脱被干预的命运。
从这一点来看, 建立独立的集体经济组织, 使之成为匹配私法自治理念、保持独立人格的民事主体, 其宣示意义及战略意义更为重要, 它意味着通过私法制度、私法权利的构建向公权力的遗患彻底宣战。换言之, 要使公权力退出这一舞台必须要依靠建立农村社会中的私法制度, 而没有纳入私法范畴, 本身即先天不足的村民自治制度显然无法完成这一使命。而前者一直以来就是对抗公权力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本文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陈小君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投标课题“我国农村集体经济有效实现的法律制度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项目批准号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篇8
1 可考虑增设“坏账清理”科目
根据现行会计制度, 每年年终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对短期投资、应收账款、存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在建工程等资产进行全面检查, 对于已发生损失但尚未批准核销的各项资产, 应在资产负债表补充资料中予以披露。这些资产包括: (1) 确实无法收回的应收款项; (2) 无法收回的短期投资和长期投资; (3) 盘亏、毁损或报废的存货; (4) 死亡毁损的农业资产; (5) 盘亏或毁损的固定资产; (6) 毁损或报废的在建工程。事实上这些工作相当多的行政村没有操作, 而农村会计服务中心一方面不清楚各行政村的具体情况, 由此可以更为真实地反映待处理流动资产损失、待处理长期投资损失, 使资产负债表结构更为合理, 更能真实反映资产运作状况。
2 取消“内部往来”科目
“内部往来”总账科目, 用于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经济往来业务和应付及暂收款项。从多年的实践看, 我认为弊端较多, 建议财政部在修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时取消“内部往来”总账科目。作为过渡, 分别将其核算内容调整到“应收款”和“应付款”总账科目中, 在“应收款”总账科目中分设“应收所属单位”和“应收内部个人”二级科目;在“应付款”总账科目中分设“应付所属单位”和“应付内部个人”二级科目。这样, 既可以体现出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属单位、农户与其他单位、个人的内外区别, 减少村财会人员编制会计报表和统计村集体经济组织债权债务的工作量, 又解决了实际工作中的许多难题。待条件成熟时, 取消上述新增的二级科目, 其核算内容直接归并到“应收款”和“应付款”总账科目中。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应收未收及暂付款项, 通过“应收款“账户进行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发生的各种应付未付及暂收款项, 通过“应付款”账户进行核算。
从会计科目设置的需要看应予调整。按照规定, 会计科目设置应能科学地反映会计对象, 全面核算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运动静态和动态情况;会计科目设置应服从于会计报表使用者对外提供信息的要求。但从实际操作层面看, 将“内部往来”科目设置为资产类和负债类双重账户, 当借方发生额大于贷方发生额时, 属于资产类账户;当贷方发生额大于借方发生额时, 属于负债类账户;而“内部往来”账户的余额只能反映一定时期所属单位和农户明细科目借贷方的差额, 没能真正体现出一定时期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所属单位和农户所发生的应收未收、暂付款项、应付未付及暂收款项全貌。同时, 在填制科目余额表、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时, 不能依据“内部往来”总账账户直接取数, 而是需要将所属单位和农户明细账的借方余额、贷方余额单独统计、汇总, 分别填报。这有悖于会计科目设置原则。
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农村经济管理实践看需要调整。自农村税费改革以来, 化解村级债务工作提到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要议事日程, 各地普遍采取激励、奖励等办法, 帮助村集体经济组织化解村级债务。为把这项工作做好, 业务部门对村集体经济组织债务进行了普查摸底, 帮助村制订了化解村级债务计划, 还经常下去巡回指导, 进行检查验收, 并兑现奖惩。在工作中, 最大的工作量是村级债务的核实。
3 增设二级科目
现行会计制度对管理费用、应付福利费科目下设的二级科目只列举极少几个科目, 已不能适应现阶段农村财务核算要求。按照规定, 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经营管理部门和财政部门可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汇总的前提下, 根据需要增设、减少或合并某些会计科目, 但目前该项工作明显滞后。如果各核算单位根据具体情况和核算要求自行增设二级科目, 一是缺少了严肃性和规范性, 二是也不利于乡镇与乡镇之间、县与县之间, 乃至省与省之间核算的统一性。由于缺乏统一规定, 会计在账户处理时会分设在不同的科目, 违背了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为此, 湖北省房县财政局在各乡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多年的提议下, 2013年初步拟定了管理费用的二级科目为村主职干部报酬、办公费用、会议费、书报费用、差旅费用、固定资产折旧、固定资产维修、宣传教育、副职干部误工补贴、招待费用、培训费用、考察费用、水电费、邮电通讯费、审计费、其他管理费用。对于应付福利费拟定了二级科目为文化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险、困难户五保户补助、烈军属补助、老干部补助、老人补助、环境卫生支出、村道修建、水电维修、征兵费用、民兵训练、公益水费支出、公益电费支出、治安消防费、其他福利费用。这样有利于财务会计准确把握经济业务核算要求, 也有利于乡镇之间的财务管理要求。
4 规范“专项应付款”科目
现行会计制度在附注中提到有接受国家拨入的具有专门用途的拨款, 可增设“专项应付款”科目, 该科目核算政府机构专门拨付的专项建设资金。当收到上级划拨专项建设资金时, “借:银行存款, 贷:专项应付款”。当支付工程款项时, “借:在建工程, 贷:银行存款”。待工程竣工验收时, 根据不同情况, 作出不同的账户处理。同时, “借:专项应付款, 贷:公积公益金”。这里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由于支付工程款项时, 并没有通过“专项应付款”科目, 而是通过“银行存款”科目核算。如果遇到一个上百万元或近千万元的建设项目, 有的需要跨年度施工, 其资产负债表上所体现的“专项应付款”余额也许在百万元或近千万元, 从资产负债表上反映外债近千万元。而事实上, 工程款项是随着工程进度和施工合同双方所协定的付款方式、付款时间支付工程款项。这就造成了资产负债表与实际情况不实, 影响了资产负债表填报的质量。因此, 建议相关部门进一步规范“专项应付款”项目, 使其反映的内容更接近实际, 更易为人所理解。
摘要:《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已运行九年, 在实际运行中已不能满足现实村级组织核算需要, 亟待完善。对此, 浅谈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看法, 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更加符合村集体经济发展需求, 促进村集体经济规范健康发展。
关键词:修改完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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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财政部基层财政干部培训教材编审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经济组织“三资”管理[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69-73.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债管理 篇9
1 建立健全内部负债管理制度, 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筹资行为
1.1 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筹资的基本原则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集体企业、生产公益事业负债筹资要遵循下列基本原则:一是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的原则;二是量力而行、群众收益的原则;三是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既照顾村集体、村民的当前利益, 又要兼顾村集体、村民的长远利益, 充分考虑村集体、村民的负担承受能力。
1.2 严格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筹资的审批程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负债筹资, 必须依法按程序办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债筹资事项要根据实际需要和群众要求提出, 并编制项目预算草案, 提交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村民会议应有本村18周岁以上村民半数参加, 或者有本村2/3以上村民代表参加, 所做决定应经到会半数以上村民通过, 负债筹资项目决定通过后, 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将负债筹资决定报乡镇经管部门审核, 乡镇人民政府批准, 并报县级经管部门备案[1]。经批准的负债筹资事项及预算草案, 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及时向群众张榜公布, 积极争取群众的参与和支持, 保障工作顺利开展。
1.3 严格负债筹资的管理与使用
(1) 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加强筹资事项的管理、严格按预算办事, 精打细算, 勤俭节约, 充分利用好所筹资金, 严禁挪作他用。一是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筹集的资金实行乡管村用, 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 乡镇经管部门实施监督管理。二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照预算确定的开支项目、数额和规定用途, 提出拨款或报销申请, 经乡镇经管部门审核后, 从专户中拨款或报销。
(2) 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采取切实措施, 建立负债资金偿还保障制度, 必要时可设置专户, 确保按期偿还债务, 防止增加新的不良债务。
1.4 健全民主监督管理制度[2]
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建立健全规范的民主理财小组, 定期将负债筹集资金的使用情况提交村民主理财小组审议, 并张榜公布, 重大开支事项要及时公开, 接受群众监督。村集体经济组织每年年终要根据投资项目的执行情况, 编制年度决算, 经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通过, 报乡镇经管部门审核后, 在村内张榜公布, 并报乡镇政府备案。
1.5 落实责任追究制度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组织实施的负债筹资活动是一项非常严肃的事情, 事关村集体和村民的切身利益, 必须认真对待, 出现问题要严肃查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违反规定擅自借款发生的债务, 要按谁借款谁负责偿还的原则处理。对不按规定程序, 盲目大量举债, 加重集体经济负担, 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 要依法追究有关当事人的责任。
2 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管理
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 农村生产力得到了极大解放, 农村集体经济有了长足发展, 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同时,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了满足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要, 也进行了一些必要的举债, 进行负债经营, 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有的不顾农村经济实际状况, 超过自身承受能力, 盲目向单位、个人举债, 营造所谓的“政绩”或借 (贷) 款交纳各种规费, 大量用于非生产性开支, 甚至挥霍浪费, 使村级不良债务大量增加, 债务包袱沉重, 加重了村集体经济负担, 损害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利益, 引起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如任其蔓延, 不仅会拖垮村集体经济组织, 加重农民负担, 而且会扰乱农村经济秩序, 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的巩固。因此, 必须采取果断措施, 切实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债管理工作, 这不仅是防范和化解农村金融风险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保持农村稳定的重要措施, 对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管理水平、建立健全集体资产的运营机制、促进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3 积极妥善处理好已形成的不良债务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管理中, 对确实已形成的不良债务, 要在彻底搞好清查的基础上, 积极稳妥地进行处理, 逐步化解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债务风险。
3.1 分类处理, 化解债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不良债务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村企不分, 权责不明, 盲目兴办企业举债;有的是搞“达标”, 讲“政绩”, 迫使村集体经济组织举债;有的是借集体之名大量举债, 而给村集体经济组织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等。因此, 对化解已形成的不良债务也不能搞一刀切, 应在认真查清底子的基础上, 分类处理, 采取多种渠道逐步解决:一是收欠还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充分利用已有的债权, 积极通过法律手段和借助行政手段催收单位和个人所欠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款项, 用收回的欠款偿还债务。二是核销减债, 对债权单位已撤消或债权人主动放弃追债要求、已无法落实债权人等的债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按有关程序, 经查实核准, 予以核销, 以减少债务。三是拍卖还债, 主要是原以村集体名义为企业贷款或直接兴办的企业关停破产的, 要积极做好企业资产的善后处理工作, 通过转让、拍卖等, 用以抵债还帐。四是划转债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公益性事业及其他事物性工作要与集体企业分离, 原以村集体名义借 (贷) 款形成之债务, 要划转企业, 由企业负责偿还, 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解脱债务。五是增收还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充分利用好集体各种资产和资源, 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发展门路, 培养新的经济增长点, 通过管好用好集体的资产、财务, 开发农业资源, 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 增加集体收益[3], 以发展促进不良债务的化解。六是节支还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通过减少村干部职数、严格控制各项费用的开支, 特别要严格控制非生产性开支, 力争少花钱、多办事, 增强还债能力[4]。
3.2 依法办事, 维护群众利益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偿还债务时要依靠自身的经济力量偿还债务, 严禁向农民转嫁、摊派债务和借还款之名向农民收费, 变相增加农民负担。对农民欠缴村集体款项, 要坚决取消不合理的项目, 不准再催缴;对合理的项目, 应帮助群众发展生产, 制订计划, 逐步催缴, 防止因工作方法简单生硬而激化矛盾。村集体经济组织要坚决杜绝新增用于达标升级活动、完成摊派任务、发放干部工资和上缴税费的贷款项目, 自觉维护集体和农民的切身利益。
4 大力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筹资的监督管理
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负债管理工作, 不仅需要建立健全和完善一系列内部管理制度和措施, 同时还需要加强对其的审计监督, 以促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负债管理工作规范化。县级计划、财政、检察、审计、农业、乡镇企业部门和金融部门对村级提出的新建和村改项目、贷款申请和其他融资计划, 要严格审核。对不顾农村实际经济状况和承受能力的贷款项目, 要坚决制止和拒绝。乡镇经管部门要加强村级负债的专项审计和村干部的离任审计, 加强对集体负债项目开支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的监督检查, 发现问题及时查处。
同时, 政府部门要规范政府行为, 严格执行各项税收政策, 不能强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借款缴纳各种税费, 更不能以“奖励”、“回扣”等手段借 (贷) 款代缴。对于政府及部门扶持村集体经济组织兴办生产、建设性项目, 不得强迫村和农民提供配套资金, 给村集体和农民增加新的负担。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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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 篇10
近年来,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征收, 因征地款分配而引发的纠纷也日渐增多, 严重影响了农村的和谐稳定。如若处理不当将会对农村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而解决此类纠纷的核心就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问题。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不仅对城市化进程有着巨大影响, 也牵涉这农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由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往往伴随着巨大的利益纠纷, 因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引发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城市化进程中农村的社会稳定与安全。
(一)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现状
当前, 对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应该怎么认定, 认定标准是什么, 由谁来认定, 意见多种多样。这主要是由于我国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尚无明确的规定, 司法解释也未对其有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并且还出现了不同法律不同意思的情况, 从而导致了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认识出现了差别, 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也有不同的理解和不同的看法。
1. 通过村委会认定
村民委员会有经营、管理集体资产的职能, 又有村民自治、协助行政的职能。就我国目前来说, 相应的规章制度并没有覆盖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此情况下, 农村集体基础成员资格由村民委员会进行认定是具有现实意义的。但如果从法律角度来看,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不属于村民自治的内容, 而应该是集体经济组织的事务。所以, 由村民委员会来认定农村集体基础组织成员资格有一定的越俎代庖的嫌疑。只等弄粗集体经济组织相关制度趋于完善, 村委会对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认定的权力终须还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2. 通过法院认定
通过人民法院认定, 即司法认定, 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由法院通过司法途径进行认定。司法认定具有其不完善之处, 具有事后性、被动性, 即只有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其资格被剥夺, 并采取法律行动, 以寻求司法救济, 法院才可以对其资格认定进行审查。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是否属于“村民自治”, 这一说法也曾引起了理论和实践届的思考和讨论。人民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认定不仅仅是有法律依据的, 而且是对权力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司法认定具有滞后性和事后性, 不应将通过司法程序确定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资格作为经常性的方式, 而应将其作为一个补充方法, 维护权益最后的屏障。
3. 通过立法认定
截止当前, 我国还未制定全国性的、相对明确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也没有其他相关的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如何认定做出明确规定。只有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进行统一立法, 对成员资格的认定做出原则式或列举式的规范, 才能真正达到维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 规制不法行为的效果。
(二) 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中存在问题
1. 由村民委员会认定的缺陷
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 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 由村民委员会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在这里, 一般包括两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 判断收益应该归谁所享有, 涉及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问题;其次, 收益应该怎么分配, 分配多少, 除非政府对支付金额有指导性意见, 但在规定的数额外, 村民委员会拥有更大的自主权。笔者认为, 由村民委员会认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是不合适的。据前文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分析, 村民委员会是群众性自治组织, 农村集体经济组是具有自我管理功能的集体组织, 对于其成员资格认定, 应由其自主确定。
2. 以户籍制度为依据认定的缺陷
目前, 认定成员资格标准, 以户籍为基础, 严格确定, 这是不利于保护广大成员的利益的。目前, 在某些地方对于成员资格的定人, 基于户籍制度, 同时对收益做出其他的限定条件, 这个标准是相当苛刻的。不能只考虑户口应迁而未迁的, 不得享受这样收益, 比如外嫁女;还要从严把握迁入人员, 只要没有一直居住在村中, 就应该视为挂靠户;二婚或者多婚者, 其配偶户籍均迁往该村, 则只能认定当前配偶有享受村集体收益的权力等等。诸如此类的分配方案大同小异, 剥夺了一些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人的资格, 其中有很多地方市违反法律规定的。且与我国的土地制度背道而驰。
3. 法律制度的不完善
从判例来看,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判决, 大多数都没有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明确的解释说明, 且不同地区判决也呈现多样化的特点。比如外嫁女、空挂户、退伍军人、外出上学群体等, 他们有的被剥夺了分配权, 有的保留了其分配权益, 但是无论是怎样的判决, 法院都没有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作出定性或者明确。《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三条:“承包地被依法征收, 放弃统一安置的家庭承包方, 请求发包方给付已经收到的安置补助费的, 应予支持。”是大多数法院判决时的依据。就算法院的判决在事实上支持了当事人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资格, 但其态度依然是犹豫不决, 不敢明确表态。这种做法, 实际上是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维权设置了障碍。且由于法院的判决不可借鉴性, 也照成了很大程度上的司法资源的浪费。
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困境和原因分析
村民会议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内容,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市村民会议讨论决定的, 也是解决此类争议的基本途径。而实际情况是,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产生后, 不管市从村民自治还是行政或者司法维权路都异常困难。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对于这一问题依然没有很好的解决。
(一) 村民自治的局限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产生, 争议之处正是集中于, 村小组会议、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是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村民自治方式。虽然随着城市化进程农村的社会风气逐渐开放,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趋于简单, 但是在农村中传统观念依然占据着统治地位, 血缘、姻亲以及长久传承下来的家族关系仍然是农村社会关系的主体, 相对于法律, 这种关系更加具有优先权。
尽管98年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二十条第二款中做出规定, “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 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但现实状况是, 在许多农村在中却有另外规定。“民主”成为了剥夺、“外嫁女”“入赘男”等群体的合法利益的工具。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户籍不在本村, 在本村居住一年以上的公民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交予村民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这对于杜绝“民主”对小众集体的权益损害, 是没有根本性作用的。
(二) 司法救济的困难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出现, 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的群体寻求司法救济, 但往往纠结果并不理想。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后, 那时就有法院受理过一些设计农村集体组织成员认定的案件, 主要体现为宅基地分配、土地承包及安置补偿费用等纠纷, 大多数法院并作出了判决。但是, 由于那时的村民委员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是独立的法人, 所以没有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导致即使判决纠纷当事人胜诉, 也很难执行到位。
2010年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在第三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村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成员做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 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人民法院予以撤销, 责任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表面上看, 条款似乎为解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提供了司法救济途径, 但依照此条款, 纠纷当事人却必须拥有“村民身份”, 试问如若具备“村民身份”, 何来纠纷之有呢?村民身份的概念在该法中也没有明确。
(三) 行政介入的不力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在第一条第二款做出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而要求取得该权利的, 应当向集体经济组织和指导该集体经济组织的相关行政机关提出, 而不能作为民事诉讼提出”, 这就是说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还可以通过行政程序来解决。但村民自治组织不是一级行政机关,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并不能纳入行政救济的范围。且由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认定属于村民自治, 行政命令等强制解决方式市基层政府不能用的;而就算政府出面调解纠纷, 即便达成合意, 村委会也可以反悔不履行。
新修订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特意强化了政府的指导地位。但是, “责令改正”“指导、支持、帮助”等权力对村并没有明显的制约作用;且内容、方法与方式也没有明确规定;导致村民“自治”并没有在政府的“领导”和“指导”下进行。
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对策与思路
(一)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是经过长期发展, 根据当时国情推出的一种独有的经济组织形式, 但在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 很多问题和不适用暴露出来。当前来说,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并没有实际的职能和地位, 组织方式还很薄弱, 其运转维持只能依靠农村的行政机构或自治组织。因此,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建立健全内部机构, 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正常运行的管理、决策、监督, 自主经营, 自主决策, 才能保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向前发展
更应该重视的是, 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重要性。目前, 我国没有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及其成员资格、成员权力作出规定, 有的只是零散的见于其他法律法规中。而且, 村委会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相似, 对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照成了严重阻碍, 同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权力也难以保障。因此, 根据当前国庆, 结合农村实际情况, 制定一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是解决此类纠纷最紧迫、最有效的方法
(二) 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主体资格认定的法律主体
1. 从严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由村民自治认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虽然具有不确定性, 但成员资格的确定直接关系到相关人员的利益分配, 也直接影响其他村民的利益, 因此也是合理的。由该组织内成员通过村民自治的机构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社员大会) 决定成员资格, 这是尊重既有的成员权利的重要体现, 也是限制其他利益相关者对少数群体利益损害的手段。
2. 建立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仲裁机构
我国《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 通过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来解决因土地承包经营产生的纠纷。但申请仲裁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者获得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农村土地承包法》这一规定将申请仲裁的事项限制于“土地承包经营纠纷”。本文认为,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与成员资格是问题的两个方面, 不能将其泾渭分明, 司法机关作为农村土地承包仲裁机构, 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裁决权, 是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条件。
3. 发挥乡镇政府或农业主管部门作用
乡镇人民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是基层行政机构, 他们直接对农村负责, 接触群众最多, 了解农村情况也最实际, 党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都是靠他们最终贯彻实施的。因此, 将其乡镇府和农业主管部门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的确认机关, 是政府发挥职能的体现。
4. 人民法院给予司法救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纠纷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其法定职责进行裁决。人民法院裁决的存在使侵害少部分特殊群体的利益的几率变得更加渺小, 且他们收到侵害后的合法权益也有了救济渠道。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在第一条二款做出规定:“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因未实际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提起民事诉讼的, 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解决。”很多人认为该项条款导致人民法院对未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纠纷缺乏主管的权力。其实该项法条依然保留村民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重要前提条件, 即法院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的界定权利。
(三)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必须明确
立法上没有明确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 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困难的最重要的原因。所以, 必须在立法上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作出相应的规定, 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
本文以为, 如下规定可供立法时参考:1.可以给予户籍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 由于工作或其他需要, 迁出原集体经济组织, 在原经济组织内不享有成员权, 同在经新集体经济组织同意接纳入户的;2.可以给予成员资格的, 需与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结婚的农民, 婚后落户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
3. 可以给予其成员资格,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生或收养的子女, 户籍在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的, 实行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时起。
(四) 城乡一体社会保障机制需要建立完善
我国部分省市及相关部门为探索符合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机制并进行了相关试点, 已出台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性的文件, 我国社会保障机制正在初步形成并逐步完善, 从农村开始推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计划生育保险和医疗保健制度等看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这些保障措施仍是片面的、单一的, 大都是以一定社区范围的村民为保障对象的福利制度, 主要是依据当地经济发展程度的高低来决定着福利的多少, 并没有形成一体化的社会保障制度。但这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实行在很大程度上给农民带来了福利。
后现代化的中国所处的特殊历史阶段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认定纠纷的产生是紧密相连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认定, 只有在明确的主体下, 在村民自治的过程中, 在严密的司法救济下, 在完善的社会保障下, 新情况和新问题才能逐步解决, 村民自治才能更加科学有效, 期望最终消除此问题带来的一系列纠纷, 平衡农村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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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篇11
摘要:“三农”是政府十分重视及社会各界密切关注的根本性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当前农村集体财务管理是农民群众关注的热点和难点,也是引发干群矛盾的焦点,强化农村审计监督工作是当前农村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之一。
关键词:审计;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对策
中图分类号:F302.6
文献标识码:A
DOI编号:10.14025/j.cnki.jlny.2015.16.027
1审计与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的关系
1.1国家审计与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的关系
国家审计又称政府审计,是由国家审计机关依照法定权限所实施的审计监督。它主要是对使用财政资金和国有资产的单位财政财务收支的真实、合法和效益进行审计监督,同时它也是依法指导监督其他类型审计的主体。也就是说,国家审计不仅可以直接通过审计监督,切实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管理,而且可以指导监督开展农村审计等其他类型审计工作,全方位地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确保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资金财产规范管理和有效使用,促进农村合作经济健康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管理部门也应主动接受国家审计机关的指导监督,配合国家审计机关和其他审计组织开展农村审计工作,并以此为突破口搞好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工作。
1.2农村审计与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的关系
农村审计是农村审计部门及其人员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村合作企业和基层农村事业单位的财务收支和经济效益开展的审计监督。其目的是通过农村审计监督,检查农村合作经济有关组织单位财务收支及其成果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正确性,确保资金财产使用的合规有效性,揭露违反财经纪律和贪污盗窃、侵吞挪用集体财产和损失浪费等违法现象,保护国家、集体和农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壮大,是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离不开农村审计,笔者认为应以农村审计为主要手段来切实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因为在现有农村合作经济管理过程中,农村审计是最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管理监督方式。
1.3内部审计与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的关系
内部审计也称单位部门审计,是由本单位部门内部专职的审计组织,对本系统和本单位所实施的审计。其主要目的是查错防弊,改善经营管理,以提高管理素质、工作效率和经济效益。有条件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要配置内部审计机构及其内部审计人员,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农村合作经济管理部门应予以支持指导,因为它不仅是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内部管理的组成部分,而且可以通过内部审计监督,进一步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管理,促进农村合作经济的规范发展。
1.4社会审计与农村合作经济管理的关系
社会审计又称民间审计,主要是依法接受委托提供确认企事业单位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审计服务。社会审计及其注册会计师已为农村企业验资、评估等审计提供了大量的中介服务,今后应继续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在扶持农村审计的发展方面,提供更多的咨询、培训和指导服务,为加强农村合作经济管理、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而农村合作经济要健康持续发展,也要靠包括社会审计等中介机构组织的监督管理服务,包括农村审计的农村合作经济管理工作就应借助和依靠社会审计这一特殊的中介组织力量,弥补自身不足,才能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2采取应对措施强化农村审计监督
2.1加快农村审计立法进程袁依法保障农村审计工作环境
应抓紧制定实施农村审计法律,并出台相应配套政策规定,进一步明确农村审计的地位、职责权限和监督范围、方式、程序、内容等,特别是应明确农村审计机构人员的执法主体地位,界定农村审计机构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及相关单位的法律关系,规定违规违法行为的要素标志和法律责任,为深入开展农村审计提供良好的法制环境。
2.2理顺农村审计管理体制袁着重抓好农村审计队伍建设
有关单位应合并组建农村经济管理与审计监督部门,统一管理协调和审计监督以及农村经济经营管理指导服务,依法赋予农村经济审计监督职权,同时要下大力气抓好农村审计队伍建设,采取多种形式狠抓业务培训学习,严格考核管理,全面提高农村审计人员的综合素质和审计水平,切实加大农村审计监督力度。
2.3完善农村审计规章制度袁建立健全农村审计监督机制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工作管理、调查研究、培训学习和考核奖惩等内部管理制度,真正形成“制度管人”的约束机制,确保农村审计机构队伍建设和审计工作再上新台阶;二是要建立健全包括审计复核制度、审计考核制度、审计责任追究制度等内容的审计质量管理制度,确定相应的审计质量控制标准,以审计责任追究为核心,完善以审计复核、审计考核和审计责任追究为主体的审计质量控制制度体系,实行包括审计方案、审计证据、审计底稿、审计报告等审计工作各环节的审计全过程质量控制。同时还要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健全审计廉政制度,规范审计人员依法行政、廉洁审计的行为,构建农村审计监督的廉政体系和长效机制。
2.4深入农村审计调查研究袁丰富发展农村审计指导理论
当前农村审计理论仍处于较低水平,不能很好地指导具体的农村审计实际工作。因此,要全面推行农村审计监督制度,必须组织农村审计专家学者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认真总结推广先进经验,不断充实丰富和发展创新农村审计理论,才能更好地指导规范农村审计工作的开展。
2.5研究农村审计方式方法袁注重推动农村审计创新
现阶段农村审计鉴于起步晚和人员素质等因素,基本上沿用老一套的账项基础审计模式,并且多数采用落后繁琐的按会计核算顺序的详查方法。这样虽然审计风险小,但效率低下,重点不突出,审计重要性差,不但会造成工作量加大而且审计质量反而降低的结果。笔者认为,今后一段时期应加强对农村审计方法的研究,借鉴国内外各种审计类型的先进方法,注重创新农村审计方式,并在提高农村审计人员素质的基础上,着力推广采用农村审计新技术新方法,争取农村审计在短期内能由账项基础审计模式向风险审计模式转变,由查错纠弊的财务收支审计向改善经营管理的管理效益审计推进,更深层次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服务。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形式比较 篇12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正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一极。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曼彻斯特大会通过的《关于合作社界定的声明》中指出, 合作社是“自愿联合起来的人们通过联合所有与民主控制的企业来满足他们共同的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需求与抱负的自治联合体”。这个定义得到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合作组织的承认, 合作社逐渐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目前, 国际合作社联盟拥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250多个会员组织, 所代表的合作社达75万个, 社员总数达7亿6千万人。从国外来看, 越是农业发达的国家合作社的参与度越高。美国每个农户平均参加2.6个合作社;法国、荷兰90%以上的农民都参加了合作社;丹麦98%的农民都是合作社的社员;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农民也达到90%;巴西、智利80%左右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印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等亚洲国家入社农民也占30%~60%;在非洲一些国家, 如肯尼亚、坦桑尼亚、毛里求斯、乌干达等, 入社农民也占10%~30%。
由于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特点不同, 以及历史传统差异, 在发展形式和特征方面形成了自己的特点。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协”, 从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购置、农业技术的指导与推广、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 直到信贷、保险、医疗, 几乎涉及从农业生产到农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法国农民有农业设备使用合作社、农产品加工合作社、农业技术合作社, 以及信息咨询合作社、农产品运销合作社等;德国农民有各种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购销合作社、信贷合作社等;丹麦的农民合作社则无所不包, 合作乳品厂、肉制品合作社、饲料供应合作社、肥料合作社、育种合作社、机械化服务合作社、农用物资供应综合合作社、合作面包房、合作发电厂、合作消费社等;印度政府制定的许多积极的惠农政策措施的实施都有赖于印度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印度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从结构上看是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体系, 主要包括信贷、生产和销售三个系统的合作社;美国农业生产完全按照企业化方式运行, 相关人员均属雇佣关系, 为保证合作社股本金的稳定性, 要求社员支付较高的首期投资, 而且成员资格封闭, 主要发展产品具有高附加值的加工业, 从而提高社员的收入。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长期发展过程中, 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在发展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 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二、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演变、发展现状
我国合作社的萌芽应该追溯到“钱庄”, 但钱庄始终没有演变成定义上的“合作社”。合作经济的概念在清末民初时期开始被引入中国, 通过学校教育和书刊等媒体开始传播, 在部分农村地区付诸实践, 如中国华洋义赈救灾会。新中国成立后, 积极推进各种合作事业, 并建立起了多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如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村信用社。从整体上看, 一方面, 作为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利用农民在较低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互助合作的积极性, 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另一方面, 由于国家和政府对农民缺乏充分引导和教育, 因此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从组织到运行、管理都严重违背了合作社的基本原则。尤其是农业生产合作组织的人民公社基本否定了农民的财产权和经营自主权, 农民没有自有的生产资料, 在生产决策、经营管理、产品分配等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发言权。因此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
20世纪80年代以来, 在农村经营体制创新和农业产业化的实践中, 真正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开始在一些地区出现和发展, 即“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其“新”是相对于我国50年代至60年代建立与发展的传统农村合作社而言的。它的主要特征是:1.为解决分散、小规模的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形成的一定规模的共同面对市场的专业生产群体。2.由于自发形成, 没有一个较为稳定并固定的发展模式, 组织管理上没有自己的章程, 权利、义务不明晰, 会员的流动性较大。3.以改善生产手段、提高生产水平为目的, 活动内容以技术合作为主。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最初是在农村经济较为发达的山东等沿海地区发展起来, 现在欠发达地区, 如安徽、陕西、山西、宁夏、青海等地的合作事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当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超过1万个的省份有山东、河北、广东、四川等省, 发展较好的地区还有浙江、北京郊区、江苏等地。农村合作经济已经涉及我国农业生产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 成为农村工作的重要内容, 成为农业经济甚至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统计显示, 仅2007年7月1日至年底, 全国工商机关就登记注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人26397户, 成员共计35万户, 成员出资总额共计159亿元。这一时期, 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多以社团法人为主, 类型多样, 组织形式相对紧密, 产权关系逐渐明晰, 农村各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出现了吸纳农户比例高、合作要素活跃等新特征, 活动内容逐渐拓宽到技术合作, 及供销、加工、资金乃至信息等方面的合作。
但是, 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无论是组织规模、业务内容、经济实力, 还是服务功能、合作程度、社会地位等, 同发达国家的农业合作社相比, 都还有很大的差距。从整体上看, 经过改革开放后30年的发展, 我国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仍处于初步发展的阶段, 规模仍然比较小, 规范发展的时间还比较短, 总体上看还是个新生事物, 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比较多。
三、影响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因素
(一) 合作经济主体不到位
1. 农民缺乏合作意识, 顾虑多, 参与热情不高。
我国农民以农耕为基础的封闭、守旧、安于现状的小农意识, 在一定程度上“把家庭经济的发展局限在家庭成员的努力劳作上, 合作往往是暂时的, 不情愿的选择”。我国农民大多数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 更谈不上高等教育, 没有接触过现代企业管理理论, 当然也极少有管理合作经济的经验。
2. 政府领导思想认识滞后, 不能正确地引导合作经济的发展。
如对合作经济组织概念认识不清, 重视不够;对政府在建立与发展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过程中的角色定位认识不清。有的地方夸大政府作用, 不顾本地实际情况和农民意愿, 搞“一刀切”、“拉郎配”;有的则片面强调农民合作的自发性, 坐视农村合作经济的发展而不规范、不引导。还有人担心农业合作社的发展会形成压力集团, 脱离经济组织的轨道, 给政府找麻烦, 与政府唱“对台戏”。
(二) 理论研究缺位
合作经济理论研究起步晚, 难度大。由于制度的影响, 建国以后我国的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为主, 而对西方合作理论的系统研究则是改革以来的事情, 目前尚未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合作经济理论体系。因此, 合作经济理论的研究尚在探索阶段。
(三) 内部运行机制不健全
健全的、完善的内在机制是组织存在和有效运行的重要前提和制度保证。我国的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在内在机制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如组织规范化程度较低、民主管理机制的贯彻不彻底、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自我发展机制不完善等等。
(四) 外部制度环境缺失
外部制度环境以及由外部因素导致的政府行为的干预, 是影响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1. 法律制度。
国家对合作社的支持采取法律的形式, 具有极大的明确性和强制性, 为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西方各国政府先后通过立法以及一系列修正案来保证合作社合法地位和权益的实现。由于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未能涵盖现存的数十万农村社区合作经济组织, 其调整范围还不够广泛, 以及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融资的制度安排的缺乏, 因而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
2. 政策支持。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土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发育受到来自各种政策的制约, 因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客观上不利于各类合作组织独立自主地发育成长。在城市和工业导向的金融制度下, 农村合作经济的建立与发展很难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 导致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面临资金短缺问题。
3. 行政干预。
在我国, 农村合作组织从一开始就与各级政府部门衍生出十分复杂的关系, 合作组织主动寻求政府的支持, 依托于各种部门甚至直接由政府来组织建立, 保证组织的正常运行。由于农业、民政、工商、科协等各部门都参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管理, 每个部门都可以对合作经济组织进行管理, 每个部门都有审批权, 互相之间缺乏协调, 造成对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管理混乱、行政干预过多。
四、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方向
(一) 实现规范化经营, 健全内部运行机制
我们应按照“先发展后规范、边发展边规范”的要求, 抓好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建设和管理。合作组织一旦建立起来, 要使其逐步走向规范。重点抓好四个方面:一是规范政府行为。要规范政府对合作组织工作的指导和引导行为, 强化农民在合作组织中的主体地位, 政府绝不能随意干预甚至包办。二是规范合作组织建设。如规范农村专业合作组织资格的取得、登记、章程制定、财务管理和监督制度等。三是规范合作组织管理。要严格会员入会条件, 加强会员管理, 增强会员诚信意识, 重大问题要经过集体研究决定, 同时要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 引进有管理经验的专家参与组织建设。四是规范利益分配机制。合作组织在发展壮大以后, 应逐步使合作组织与农户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 建立起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 以增强农村专业合作组织实力, 提高抗御各种风险的能力, 真正办成“民办、民管、民受益”的新型合作经济组织。
(二) 实现规模化经营, 增强其服务带动效应
一方面, 从纵向发展看, 不断完善“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经营模式, 扩大企业规模, 增强经济实力, 提高其带动能力, 要按照“农村经济能人牵头建立一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支持一批、龙头企业带动一批、农技服务中心领办一批”的办法, 适时推动各类合作组织的发展, 充分发挥农村经济合作组织为农民提供营销、技术、信息、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延长产业链和提升增加农产品附加值, 促进农业产品品牌化经营的服务效应。另一方面, 从横向发展看, 将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运行方式扩展到农村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 如消费服务、社区治理、社会发展、提高农民政治地位等各个方面, 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发挥重要作用。
(三) 完善外部环境, 实现合作经济的区域合作、国际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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