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经济变革(精选12篇)
农业经济变革 篇1
1 经济资本的应用促进了银行经营管理的转变
1.1技术方法的创新为量化风险管理创造了条件
金融交易活动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例如,在对客户发放一笔贷款时,客户能否履约要在合同到期时才知道,银行根据这类客户整体上的还本付息情况,将可以预见到的平均损失作为风险溢价附加到贷款定价中,并在内部提取相应的贷款拨备。如果实际发生损失,首先通过拨备吸收消化,由于银行只能转嫁平均损失而不是全部损失,拨备不够的部分只有通过资本抵补,资本不足则濒临破产。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对银行经营管理者而言,平均损失可以通过专业经验大致估计,而实际损失与预先估计的平均损失到底会相差多少,似乎是“不可捉摸的”,因此其会困惑于为什么即使拨备充实,也不一定能避免破产,对资本是否过多或过少也没有足够的信心。
近几十年来,银行风险管理技术方法最具革命性的突破是,运用数理统计知识,将风险带来的损失拟合出概率分布曲线,并且按概率大小将其划分为预期损失(即平均损失)、非预期损失和极端损失。尽管由于损失事件的发生有不确定性,但银行可以通过有关损失分布的信息,计算在特定时间范围内、一定置信水平下,可能出现的最大损失值,该最大损失与预期损失之间的差额就是非预期损失。
统计学上的非预期损失将不确定的风险损失量化为一个确定值。尽管风险成因表现为多源性,除客户违约外,还有押品价值下降、利率和汇率等市场价格的不利变动等,但风险最终表现结果具有惟一性,即体现为银行资产价值的变化。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不同类别的风险都可以建立相同的衡量标准,并进行比较和汇总。
作为防范银行破产的最后一道屏障,资本越多,意味着银行破产的概率就越低。但是,要做到100%确保银行不会破产,理论上要求银行资金来源全部由资本金构成,这意味着要付出昂贵的成本,既不符合商业逻辑,也是不现实的。因此,银行要根据自己的风险偏好或目标设定需要拥有的最恰当的资本数额,经济资本就是银行为了将破产概率降低到某一特定水平,而应该拥有的实际可用资本数量。
1.2追求风险收益平衡是经济资本产生的内生驱力
与一般工商企业相比,银行经营活动具有其特殊性。一般企业销售产品以后,即完成了价值的实现,但是银行销售了产品特别是发放贷款后,价值实现的过程通常才刚刚开始。在这一过程中,银行要承担客户违约、市场变化等方方面面的风险。因此,在银行业务发展、绩效考核时必须把承担的风险充分考虑进去。简单地说,同样赚到1个亿的利润,承担100个亿的风险敞口和承担50个亿的风险敞口,意义大不一样。
随着外部市场动荡、银行竞争加剧、经营多元化和金融创新,不同业务单元面临的风险因素更加复杂,银行迫切需要找到一个标准统一、具有可比性且能够量化的风险回报衡量方法,从而更公平地对比每个业务单元的经济收益。经济资本是银行对业务经营活动过程中实际承担风险大小的量化结果。对应用于抵御风险的资本需求,是银行在面临风险收益平衡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关键要素。资本用于抵御风险,必然不得挪为他用,而资本的占用是有回报要求的。因此,只有收益高于经济资本成本,才能真正为股东创造价值。
经济资本的最早出现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信孚银行(Bankers Trust)为评估其业务经营的盈利能力,创先提出了风险调整后的资本回报率(risk adjust-ed return on capital,RAROC)的概念,并利用经济资本来度量风险。起初是用于交易组合和个体业务单元,此后不断得到完善和发展并为许多大银行所接纳采用。目前,一些先进的金融集团已经实现了在整个集团的层面计算和应用经济资本。
1.3 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理念是经济资本应用的外在推力
商业银行作为经营风险的企业,其业务性质的特殊性决定了自身的脆弱性。鉴于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发生金融风险后对经济稳定的巨大冲击,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都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监管标准。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就开始拟定一套按照风险情况衡量银行资本充足性的办法,银行只有满足了最低资本要求才能获得执照,在银行存续期内持有的资本也有最低水平的要求,这可以看作是资本监管的雏形。
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BASEL I)开始,以资本监管为核心的监管理念逐步清晰。从风险量化的角度看,经济资本与监管资本具有共同的目的和性质,监管资本要求可以看作是经济资本的一个特例,2004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BASEL II)中的各种高级计量方法,就是源于银行内部经济资本的实践。经济资本是新协议第一支柱下内部评级体系高级应用的重要内容,也是第二支柱考察银行全面风险识别、计量和管理能力的“窗口”,更是传导资本约束压力,促进资本集约化经营的有效工具。
为了满足普适性要求,监管资本要求的计算相对简单,其风险敏感性远不如银行根据自身特点和数据计算得到的经济资本,难以直接用于银行内部经营决策。对不具备应用复杂模型的银行来说,也可以直接应用监管资本计算方法来计量经济资本。但是,考虑到监管资本方法的局限性,有实力的银行往往会应用更为高级的风险计量方法。
1.4 经济资本的深度应用使银行业的经营管理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随着银行资产规模的扩大和经营范围的拓展,投资者、管理层越来越希望了解银行经营的总体风险有多大,风险存在于哪里,哪个风险影响最大。虽然资产总额的大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风险规模,但是相同规模的资产,风险大小并不一定相同。而且,银行往往同时面临诸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等不同的风险类型,必须寻求有效的工具,实现对风险轮廓和风险分布的科学量化管理。经济资本使各类风险的计量有了统一语言,是风险有效识别、计量和排序能力的飞跃。经济资本的出现和应用,大大增强了商业银行驾驭风险的能力,实现了资本管理和风险管理的统一,并将风险管理与价值创造有机结合。
经济资本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引领银行经营模式的转变,实现长期稳定发展和价值增加。国际活跃银行将经济资本管理工具广泛运用于风险管理以及业务经营的各个领域,如风险偏好制定、资源配置、客户选择、风险定价、绩效评估等,为平衡收益、风险和资本提供了统一、科学、直观的标准和依据。经济资本的应用,促进了银行从简单粗放的规模驱动到资本约束下的集约化经营模式的转变,从被动的、事后的风险控制向事前的、主动的风险选择和风险安排的转变,从僵化的规模计划配置向灵活的资本配置方式的转变,从关注数量(账面利润)到关注质量(风险调整后收益)的绩效评估方式的转变,从以单项交易为主的管理为主向资产组合管理的转变。
2 认识和把握经济资本管理方面存在的误区
近年来,国内商业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应用经济资本工具方面也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但仍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1误以为不良贷款才是风险
不确定性是风险的主要来源,是银行业务经营必须高度关注的问题。不良贷款与风险是两个不同范畴的概念,不良贷款是已经变成现实的损失,不良贷款和不良率只能说明过去的情况,对未来的指导意义相对有限。比如,同样不良率的两家银行,一家银行信贷资产主要集中在高波动行业,那么其潜在风险就要高得多,因为未来更有可能会出现大面积的损失。因此,关键要看风险的构成,即资产组合的情况。不同的区域分布、客户结构、产品类型,都会显著影响银行的总体风险。还有一种情况是,客户没有违约,但信用等级发生变化,这种不确定性也是风险,也属于经济资本计量的范畴。
2.2片面追求当期财务利润,忽视风险和资本占用
银行业务的风险具有隐蔽性、滞后性和长期性,特别是信贷交易的跨时性,即当期信贷质量必须在整个偿还期结束后才能得到最终的检验。一些经营者热衷于对个别年度利润的评价,不太容易正视风险,有时甚至不愿放弃隐含过高风险的市场机会。账面利润的核算属于交易导向,而非价值导向。按照责权发生制得出的账面利润并不是银行实实在在可用于分配或再投资的资金,它仅仅是反映在账簿上的一个数字。如果以此作为考核的标准,那么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风险头寸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张迅速积累,利润虚增。银行经营管理的目标应当是风险回报最大化。因此,在开展业务时,必须要同时考虑其实际承担的风险大小,还要考虑资本承受能力。具体地说,在整体把握上,风险总量不能超过银行实际可用资本数量,有多少资本做多大的事情;在具体管理上,开展任何业务都要以实现风险回报最大化为目标,在“精打细算”的基础上进行决策。
2.3过度关注单笔业务的“盈亏”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会出现过度关注单笔业务或单个产品“盈亏”的问题,而忽略了以客户为中心的银行经营管理要求。单笔业务收益无法覆盖成本的情况,并不是评判客户甚至决定客户选择的标准,客户的综合风险回报高低才是银行能否确定资源配置的关键。因此,应该通过提供更好的金融服务,提高客户的综合收益贡献,利用经济资本工具优化服务方案设计,有效降低客户业务风险,促进风险和收益的平衡。
2.4以监管资本要求作为评判经济资本的标准
在风险总量一定的情况下,应用不同的资本充足率目标参数将会计算出不同的监管资本要求。因此,监管资本总量和经济资本之间,并不能作简单的横向比较。监管部门十分重视经济资本在商业银行内部管理中的应用。根据《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内部评级结果和风险参数估计值应作为商业银行构建经济资本计量模型的重要基础和输入参数的重要来源。这一要求,其本质是为了促进风险量化结果在银行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提升风险管理能力。经济资本是银行利用自身内部数据,通过科学规范的方法,对业务经营活动实际承担风险大小的客观估计。与监管资本相比,经济资本的风险敏感性更强,能够充分反映客户和产品的风险特点、风险缓释措施的作用以及组合结构的影响。作为内部管理工具,经济资本比监管资本更具优势。因此,简单以监管资本要求作为评判经济资本的标准,既不利于准确反映风险,也不利于实践应用。
3 充分发挥经济资本管理作用需要的条件
3.1全员的资本约束意识
培养各级员工正确的资本约束意识,全面理解“资本是抵御风险的最后屏障”:弥补损失终究要靠财务资源,也就是银行实际可用资本。银行一切经营行为都应在资本约束下进行,应用经济资本和RAROC等工具支持决策,目标是实现风险可控下的回报最大化;监管机构用监管资本对各家银行提出统一的最低要求,目的则是降低系统性风险,维护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
3.2完善的风险管理治理架构
风险管理架构既是现代银行公司治理的重要内容,更是银行以经济资本为核心,经营风险、创造价值的组织载体。完善的风险管理治理架构,一是要专业化,能对各类风险进行有效识别、计量和管理;二是有效制衡,通过内生的“自我约束”机制传导外部资本约束;三是能从不同角度形成创造价值的管理合力。
3.3准确传导风险偏好的政策制度体系
风险管理政策制度体系包括政策、制度、操作规程、底线和标准等,这是经济资本管理理念得到贯彻执行的脉络。政策主要对银行要承担的各类风险,以及这些风险的识别、评估、应对和监控的原则、方法、程序,相应的风险限额体系,风险报告等做出总体安排;制度是对各类风险管理的主要环节制定具体要求,对各类风险敞口和产品头寸做出详细界定等;操作规程结合不同区域、业务和产品的实际情况,形成详细的业务流程手册;底线和标准则是银行对可接受的风险的最低阈值。
3.4攻克经济资本计量技术难点
虽然经济资本计量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反映银行业务经营过程中实际承担的风险的大小,但是由于银行本身风险特征和管理重点的不同,以及受模型方法和数据积累等客观原因的约束,在实际计量经济资本时,覆盖的风险敞口是有差异的。从国际银行业的实践来看,各家银行主要针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计量经济资本,对于银行账户利率风险、集中度风险、战略风险和声誉风险等其他类型的风险,则各有侧重。
从经济资本的计量方法来看,各类风险对应不同的模型方法。例如,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时,可以采用结构化模型、评级迁徙模型以及精算模型等;计量市场风险经济资本时主要基于Va R值结果;计量操作风险经济资本时,可以采用损失分布法和情境分析法等。随着风险计量和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资本计量模型和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和完善,但是目前仍有一些技术上的难题需要解决。
(1)期限和迁移风险
经济资本要客观反映银行整体组合风险的大小,其前提是银行必须能够对个体风险进行准确的估计。例如,只有在获得违约概率(PD)和违约损失率(LGD)等反映个体风险情况的关键风险变量之后,银行才有可能对信用风险计量经济资本。一般来说,期限越长的信贷业务风险越大,如果仅利用一年跨度的PD等参数计量经济资本,那么客户等级下迁、贷款价值下降等风险将无法得到有效反映,其结果是低估了银行实际承担的风险。针对上述问题,新资本协议监管公式中增加了期限调整因子,但是银行在计量经济资本时,是引入等级迁移矩阵等风险因素,还是采用类似监管公式的期限调整因子,仍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且,对于国内银行来说,如何在历史数据积累不足、经济环境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合理估计迁移矩阵和期限调整因子,更是一个需要深入分析的课题。
(2)相关性的度量
经济资本是对银行资产组合风险总量的度量,虽然银行的资产组合是由单个风险资产组成的,但是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并非是单个资产个体风险的简单加总。相关性是决定资产组合风险分散程度的关键指标,直接影响到整个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大小。从信用风险管理的角度来看,资产相关系数将单个风险资产的风险贡献与资产组合的风险总量联系在一起,在计量信用风险经济资本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历史数据积累较少、公开数据较为缺乏、资本市场数据与上市公司实际情况偏差较大的环境下,能够做到准确估计资产相关性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3)风险加总的方法
除了资产相关性之外,不同风险类型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例如,同时与银行续做衍生交易的信贷客户,在市场环境出现不利变化时,遭受较大损失的客户很可能无法按时偿还银行贷款,所以银行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敞口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甚至转换的可能。因此,在计量银行的总体经济资本时,必须考虑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利用Coupla函数等方法,对不同风险类型进行加总。但是,估计不同风险类型之间的联系,要比估计资产相关性的难度大得多。
(4)置信水平的选择
经济资本的大小与银行在计量非预期损失时设定的置信水平密切相关,而选择什么样的置信水平,则源于银行的风险偏好和资本实力。理论上,银行的经济资本要小于或等于实际可用资本。相对保守或追求稳健发展的银行,应该选择更高的置信水平,这意味着在风险轮廓相同的情况下,需要更多的经济资本。但是,经济资本与实际可用资本的适合或最优比例应该是多少?是否为追求较高的债信评级,节约债务融资成本,而将置信水平提高到银行能够承受的极限?另一方面,如果以经济资本作为资源配置和绩效考核的手段,提高置信水平,势必增加业务经营的资本成本,抬高客户准入的门槛。因此,置信水平的选择也是平衡业务发展和资本约束的关键。
4 国内银行推行经济资本管理需要高度重视的基础性工作
面对复杂的经济金融形势,银行对于面临的风险态势和未来走向,有不同的分析判断,需要审慎抉择。各级经营者和管理者要运用好经济资本这类“共同的语言”进行讨论、判断和决策。推进和强化经济资本管理等于牵住了银行风险管理的“牛鼻子”。然而,建立和完善以平衡风险、收益和资本为目标的风险管理机制是任重道远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长期来看,银行的竞争力差距表现在经营风险的能力,特别是基于经济资本的风险选择和风险安排的能力。这方面的经验无法复制,是不断自我积累的过程和结果,需要完成许多基础性工作。
4.1制定统一、明晰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战略
根据实际可用资本确定经济资本总量约束、三大风险经济资本总量配比和经济资本回报要求等指标,将风险战略要求通过定量化的形式表述出来,便于准确理解和贯彻执行。
4.2 以经济资本为杠杆,引导业务决策,提高信贷资产组合结构调整的主动性和前瞻性
运用经济资本、RAROC等风险计量工具,进行风险排序,优化客户和项目选择、资产组合结构的整体布局;在信贷政策执行过程中,明确RAROC等指标要求,并根据风险状况的变化,对风险排序做出动态调整,形成科学、敏锐的风险响应机制;完善以风险调整后收益为核心的绩效管理,促进各级机构和各业务条线主动调整资产组合结构。
4.3设置基于经济资本的行业风险限额,控制集中度风险,提高组合回报
对资产组合设置风险限额(包括单一债务人的风险限额和行业限额等),控制组合风险集中度,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设置行业限额要考虑资产组合相关性和风险水平,根据战略选择和风险偏好设定自身在某一行业所能承担的最大风险。对重点发展行业给予充分拓展空间;对受内外部经济影响较大、风险较高的行业予以限额限制。
4.4倡导精细化的风险定价,树立价格底线意识
根据预期损失和经济资本占用等情况,计算目标价格,通过精细化的管理,在满足客户综合金融服务需求的同时,获取更高的收益;树立价格底线意识,对于市场竞争激烈、价格水平较低的情况,有效避免以牺牲盈利目标为代价的盲目行为。
4.5开展经济资本计量方法和应用研究
相比国际银行同业,国内银行业在经济资本计量和应用等领域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国内银行业要基于自身实际,努力提升建模数据质量,结合所处外部经济和市场环境特点,积极引进吸收先进计量方法,以实践和管理需要为重点,逐步解决前述经济资本计量技术难点,不断提升经济资本计量和应用的水平。
4.6加强数据积累和信息质量管理
实际应用中,经济资本是所有风险相关信息的最终产出。结果能够准确反映风险,有赖于相关系统、各类基础数据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虽然某些信息的缺失甚至错误不会影响业务流程,但是很可能会对经济资本计量结果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只有持续做好数据和信息管控工作,才能保证经济资本计量结果的科学准确。
摘要:经济资本作为风险计量的核心技术,广泛应用于商业银行经营管理的各个层面,为经营决策和管理评价提供了科学的标准和依据。本文从经济资本的基本理念出发,阐明经济资本的出现与深度应用对银行经营管理转变的促进,指出当前国内银行在经济资本实践方面仍存在的误区,以及深化经济资本管理应用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基础性工作。
关键词:经济资本,风险计量,商业银行
农业经济变革 篇2
关键词: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特点与趋势;循序渐进
当前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模式急需转型和变革,农业经济转型的主要方向是推进农业经济管理的科学发展,惟其如此,才能够解决当前农业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新时期农业经济发展肩负着管理模式变革的历史使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社会的转型是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变迁的过程,就农业经济转型的本质而言,农业经济转型包含管理方式的变革、调节机制的更新,还蕴含着制度变迁与社会变革。在传统农业走向现代农业关键时期,农业生产经营由粗放型逐渐走向集约式,生产方式的变化必将会引起管理模式的变革。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升,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手段与方法,对推进农业现代化转型具有重要意义。
一、当代农业经济转型的特点
社会主义转型时期,工农生产结构的性质由农业发展促进工业发展转向工业反哺农业,随着城乡差距的逐渐拉大,为平衡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距,国家需要加强对农业经济的宏观调控以推动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1]城乡二元结构下,虽然城市化建设水平不断提高,但城乡之间在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距。为了实现城市反哺农业,推动农业经济的转型升级是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平衡城乡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的重要手段。我国农业发展现由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变,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来看,转型期间的变化和特点有:现代化农业建设步伐正在加快,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劳动生产率提高、农业内部结构和生产方式在不断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从未来我国农业发展的趋势看,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土地流转加速向规模化经营转变,科技投入的产出比将会有所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生态农业将成为农业发展的又一个增长点,农业生产组织将向专业化靠拢。
(一)农业现代化进程正在提速
国家历来对农业非常重视,几乎近些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多是关于三农问题而提出了,特别是中央对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和指导意见。农业现代化建设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重要内容和核心指标,特别是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能否现实农业现代化建设直接关乎9亿农民的切身福利和小康水平。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在变革转型的关键期,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总目标没有改变,因此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进程被赋予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时代烙印,理应成为当代农业经济转型的一大特点。
(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逐年下降
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特别二三产业的大幅度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份额在逐年下降,但农业的基础地位却不能被我们所忽视。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大大提高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现代科技的应用对二三产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虽然农业也在可以应用方面进行了改进,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却很有限,伴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和国际贸易的不断增长,我国的、电子产品、家电产业、汽车制造、装备制造业、船舶制造、远洋贸易、食品加工等产业发展迅速,为国家经济增长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反观农业由于一直牺牲农业来推动二三产业的发展,农业对经济贡献的增长速度一直增长缓慢。从目前看,随着国家政策调整,不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最终达到合理区间,从未来的经济发展态势看,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越来越小,说明我国的经济形势发展越来越好,但农业的基础地位仍需得到重视。
(三)劳动就业结构有了根本性变化
随着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速,农业科技化、机械化、精细化作用越来越明显,需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越来越少,农村出现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型,随着国家对二元制的户籍制度的打破,有利于人口流动,这也从一个侧面推动了农村人口外移。特别是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从就业、服务、子女升学、医疗等方面对城市中的农村人进行政策鼓励和倾斜。让原来农业人口有了到城市生活的更好愿景。随着农村的内在推力和国家政策的吸引力,劳动力就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随着国家城镇化推进速度加快,劳动力就业结构还会呈现出新的特点,这对农业经济转型与管理模式会起到根本性的作用。
二、当代农业经济转型的趋势
(一)土地流转加速,规模化经营将成为未来趋势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政策的不断调整,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农业现代化建设不断提速,为了更加有效的实现土地资源合理配置,提高土地产出效率,土地规模化经营势在必行。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有效流转,实现土地集中连片进行和管理将成为未来土地经营的主要形式。
(二)科技投入的产出比将会有所提升
现代农业的一大标志就是科技投入不断增加,随着科技投入的增加单位土地产出比例将会达到很大提升,在种子、化肥、农药、大型机械、滴灌喷灌等新技术手段的使用,将极大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未来随着互联网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形成“互联网+农业”新兴经济形态,势必会进一步推动农业经济转型并成为未来的一大发展趋势。
(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将进一步完善
随着国家对农业改革的不断重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必将得到重视和支持,特别是在代耕代收、烘干储藏等服务体系建设上将会进一步完善。不断加强和推广基层农业技术,提高农技人员福利待遇,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公益性服务,对农作物保险和粮食补贴等政策加大推行力度,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和风险,提高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质量,创新服务方式将成为未来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的重点,随着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不断完善,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的变革也将得到强化和支持。
(四)生态农业将成为农业发展新亮点
国家强,必须农民富,农民富就必须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和管理模式,国内外实践证明生态农业将成为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以传统农业为载体,通过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和现代管理手段的运用,不断推进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生态价值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农业的发展,通过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的不断融合,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成果的结合,进而形成资源的合理利用,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走经济、社会、生态三者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农业经济转型之路。[2]以及传统农业的有效经验建立起来的,能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现代化高效农业。它要求把发展粮食与多种经济作物生产,发展大田种植与林、牧、副、渔业,发展大农业与第二、三产业结合起来,利用传统农业精华和现代科技成果,通过人工设计生态工程、协调发展与环境之间、资源利用与保护之间的矛盾,形成生态上与经济上两个良性循环,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的统一。
三、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的必要性
(一)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建设现代农业的必然要求
现代农业是基于生产资料配置更加合理,管理方法更加科学的基础上的社会化农业生产方式,相对于传统农业来讲,现代农业从种子的优选、化肥和农药的科学配比使用、农业生产过程现代化机械手段的运用以及产品的营销渠道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与原来传统农业作为农民一种谋生手段相比,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内涵,特别是在生态农业建设方面,现代农业正在向着观赏、休闲为主的休闲农业和旅游农业转化,从提供农产品的主要功能逐渐增加生活休闲、生态保护、旅游教育等功能,为人们提供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需求。现代农业的转变必然要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随之发生变化,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通过对农业类型、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的选择后,逐步探索了四种现代农业建设和运作模式,作为当代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变革的重要代表。一是东部沿海为代表的外创型农业管理模式,通过政策扶持和龙头企业带动逐步形成了特色蔬菜、优质花卉和名优农副产品及水产品的资金技术密集型农业生产管理模式,通过外销出口,带动地区经济转型和农民增收。二是龙头企业带动农业管理模式,通过采取“公司+基地+农户”产业化生产方式,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理公平的转移,打造现代农业生产基地,推行农业科技成果和产业开发,创新农业经营管理模式。三是建立农业科技园管理运行模式,由政府指导企业和农户参与,以企业化方式进行运作,加大对高新技术和设备的引进使用,对新品种和新技术进行实验,逐步形成开发基地和生产基地,继而推动现代农业综合开发的管理模式。四是依托山地自然资源,立体化、层次化的对当地农业进行重新开发,通过印记新技术和品种不断丰富山区农业产业种类和农业生产方式,待成熟后进行大面推广,从而增加农民收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以上四种是现代农业管理模式的变革的具体体现,未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应用和“互联网+”对农业变革的推动,农业管理模式还将呈现出新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推动生产力的进步,一旦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变革就会出现。历史证明每当我国农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农业经济就会出现新的特点,农业管理模式也会出现新的变化。随着我国农业的发展,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农业的发展规模必将由原来的分散经营模式逐步向规模化经营转变,农业合作社这一新的农业组织形式必将随着农业改革的深入,充分发挥农业方式新模式的带动示范作用,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上也会发生新的变化。这些农业发展的新变化必然会带来农业经济管理模式革命性的变革。反过来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新变革,在国家政策指导和引领下,也将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对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一条发展的新道路。因此,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有其变革的必要性。
(三)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贯彻实施国家政策的有效途径
国家农业政策有效实施需要具体农业发展模式的支撑和具体实践,通过实践验证国家政策的实施是否真的能为农民增收,盘活农村经济,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在实践中发现新的问题,反馈到国家层面,有助于国家制定更加切实可行的农业政策。因此,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在贯彻国家政策的实践者和践行者,也是政策通信兵和信息站。从近年来我国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看,通过建立农村土地流转平台,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推动合作社建设,加强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建设。这些卓有成效的变革创新为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不但推动了农村土地流转,加快农业机械化、科技化水平,增加农民收入做出了巨大贡献。可见,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变革是贯彻实施国家政策的有效途径。
四、我国农业经济转型与管理模式变革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在肯定我国农业经济发展取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农业经济管理水平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无论是我国农业经济转型的现实,还是现阶段农业发展的实际都要求我们在管理模式上进行变革与创新。我国提倡走中国特色的农业发展道路,这是基于我国的特殊国情提出的。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多,再加上资源分布的不平衡,这些因素成为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限制因素。为推进我国农业经济的转型升级,在管理模式上的变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要明确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的方向,科学变革管理方式应注意以下问题:
(一)以人为本,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利益
农业经济转型时期,旧的传统农业管理模式必将退出历史的舞台。新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推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原则,最大限度的维护农民的利益。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三农问题一直是困扰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问题,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坚持以维护农民利益为前提。农业的规模化生产和机械化生产迫切要求建立新的管理模式,然而新的管理模式要想有效实施,必须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农民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发挥好农民在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是当前管理模式转型的关键。要做到以人文本可考虑两个方面:一方面,管理模式的设定不能损害农民的利益,这是前提;另一方面,现代管理模式的实现离不开农业经济管理人才,因此还应积极培育相关人才,发挥人才在农业经济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就农民自身而言,应帮助农民树立科学管理意识,指导农业经济的科学生产,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经济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就专业人才而言,应加强对农业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为农业管理模式转变提供助力。
(二)循序渐进,合理有序的推进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变革
我国现实的国情决定,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的变革应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农业人口众多、地区生产差异大、资源分布不平衡等,农业生产经营中面临诸多问题。虽然近年来我国农村合作社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体规模偏小。虽然土地流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总体上看,流转规模还需扩大。如何在土地经营和管理中得到农民的支持,如何解决传统思想与现代农业发展之间的矛盾,如何做到提高质量也提高速度等等,以上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我国在推进农业经济转型和管理模式变革的过程中需从整体布局,按步骤推进,创新农业管理模式实现农业经济管理科学发展。
(三)因地制宜,鼓励引导创新型农业经济管理模式
我国各地气候均有差异,因地制宜是农业发展的准则,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也应不尽相同,突出各地方的特色。同时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农业经济管理模式的变革应坚持在总体上把握方向,在具体实施上突出地方特色。例如,我国东北地区土地肥沃,农业资源丰富,因此在农业生产时便于使用机械化生产,因而要不断提高机械化水平,实施统一规范化的管理;我国南方地区人口比较密集,自然资源较为缺乏,因而应重点开发新资源。总之,农业经济转型与管理方式的变革是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和趋势的,是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的。同时,农业经济转型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应不断探索和创新科学管理方式,以使用转型期间农业发展的需要,为缩小城乡差距,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努力。
参考文献:
[1]孙明琦.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农业企业经济管理[J].中国证券期货,(8):28-30.
经济衰退引导社会变革 篇3
当我们回顾2008年至2009年的衰退时,它将被视为具有重要的经济影响;它将让我们“正本清源”,在下一轮过剩前,纠正过去的支出过剩。这是一场经济“斋戒”。上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的衰退也起到了类似的作用。衰退就是糟糕透顶的事情发生之时;就是我们立足的根基塌陷之时。
处于衰退时——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人们关注的是资金、金融和经济。媒体上充斥着各种图片和数据,“10亿”成为一个常见的数字。短期而言,吸引注意力的是资金,但长期而言,衰退将像影响我们的钱包那样,影响我们的日常工作。尽管衰退的经济影响可能巨大,但长期而言,它对工作和工作习惯的影响可能是正面的。
1981年至1982年的衰退预示着“终身工作”想法的终结。工作和职业绝不是一回事。上世纪80年代的衰退过后,人们的箴言变成了“自由职业者”。员工和雇主之间的关系从“子女与家长”变成了“成人与成人”的关系;弹性工作越来越被视为一个可行的选择,只有那些受到蛊惑的人才会认为他们有一份终身工作。这越来越被视为一种规范,它让一些人陷入了绝望,同时给其他人带来了解放的感觉。
1990年至1991年的衰退加速了这些变化,同时增加了一个更为重要的维度:全球化。通过把工作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印度和东欧等新兴国家的劳动力市场,成本下降了。接下来的10年,低成本工作加速流向发展中国家,融入了信息技术(IT)和研究等行业人才的全球化。
那么,目前的衰退将给未来10年的工作造成何种影响呢?当然,我们事后很容易发现这些趋势,但当你处于经济低迷之中时,就比较难以做到。但我们有足够的线索进行推测。
首先,虽然人们目前关注的重点仍是提振金融和经济,但最终我们将开始质疑目前的领导和决策标准。现在占主导地位的“命令和控制”式领导风格,让雷曼兄弟的理查德·富尔德(Richard Fuld)等首席执行官可以单方面做出有关整个公司的决定。这种风格将日益受到详细审查。如果群众是真正明智的,我们为何要相信一小部分人的决定和知识?我预测,未来几年,越来越多的人们会意识到,把决策和领导权分配给更广泛的不同人群将产生更佳决策。这将对领导人的选择和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其次,过去的衰退往往加速了那些在衰退之前不太受欢迎的行为和程序的发展。例如,在上世纪90年代的衰退之前,外包被视为一个过于复杂且困难的选择。只有在付出衰退所必须的代价后,外包才开始受到推动,最终变成一种标准,并在后来得到扩大和深化,变成如今的样子。群件技术也是如此,当时人们对它理解不深,人们说,他们更愿意面对面交流。但现在,去年那些会坐飞机去参加会议的人们已大幅削减了差旅预算。他们不得不使用视频会议和网络播放。一旦成本削减计划放松,一些人将回到机场。然而,其他人则会彻底改变自己的习惯,开始建设虚拟工作社区。
最后,2008年至2009年的衰退将深刻改变人们看待职业的方式。此前的每次衰退都对人们的认知产生了一些影响。上世纪90年代的衰退放慢了人们涌向科技和初创企业的步伐。当前的危机很可能对银行业产生同样的影响——银行业一直是吸引人才的一块巨大磁石。此次衰退的一个好处是,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可能不会把事业目标仅仅放在投行。
經济衰退是旧秩序毁灭的时刻,所有的假设都会受到质疑,新鲜的行为和想法将获得蓬勃发展的空间。目前看来,这并不太令人兴奋,但长期而言,这是一种对改革的巨大刺激。
经济新常态催生会计变革 篇4
1 经济新常态的特征
1.1 第二产业结构转型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阶段,证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稳定的、可持续性发展的阶段,经济增长的速度也由原先的高速增长转变为现阶段的中高速增长。我国经济发展的产业结构也不断地进行转型和优化,社会经济模式也进行着转变。相关经济数据表明,我国2014年第二产业增长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6.2%。在现在环境承载力越来越差的环境下,一些第二产业的企业意识到资源型的企业不能仅依靠不可再生的资源来发展,这样的产业发展在现行社会的经济下,已经是过去时,以靠近原产地、拥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获得丰厚报酬也是不可能的了,必须对传统产业进行优化和升级,加大创新力度,把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向“知识、人才密集型”转化。
1.2 创新是发展主流路径
近些年来,各行各业不断地在提“创新”一词。如今,创新已成为社会的共识,只有创新,才能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创新是国家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的综合体现,也是促进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最强动力。各行各业的发展也离不开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理念创新,都可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使企业的经济健康、稳健,从而产生质的飞跃。
1.3 消费方式多样化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国民的消费水平日益提高。前几年,大多数人民的高消费属于一种模仿性的消费模式,人们经常去购买类似的商品。但是在现阶段,商品种类不断增加,极大地满足了人民的多样化消费需求,各种各样的消费方式已成为不同时代人的主流,而且消费模式也更加理性化。同时,政府也需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鼓励企业通过创新来生产更多的商品来满足人们的不同需求,但也要保证消费者本身的健康利益,采取正确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费者消费,从而推动我国经济的发展。
2 经济新常态下的会计变革探究
2.1 坚持以人为本,提高财务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
各行各业,无论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还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而进行的改革与转型,都需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不断地提高员工的素质,才能促进企业健康稳定的发展。会计的变革和转型并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已,其代表着会计与新经济环境相适应,属于一种新型的会计理念。传统会计领域的操作,多是以资金、存货及设备等物质资源为中心,人的因素在会计行为中被忽略。在经济新常态下,人才与知识成为了最为重要的资源。财务会计人员需坚持“知识第一”的会计发展理念,不断掌握先进的会计理论知识与会计实践方法,从而为经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情况提供支持。
2.2 整合资源,打造实时共享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
由于会计业务具有多样性,导致同一企业中有着不同的会计管理系统。在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数据冲突的现象,给会计业务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为了提高企业的效益,要对信息系统进行重组,实现平台的统一性。整合信息资源,构建财务信息审批、分析与监督的平台,提高会计系统资源的共享性。在企业之中应实施业务闭环运行模式,财务会计人员依托统一信息平台,综合应用标准成本、预算控制、利润分析、绩效评价等管理工具,对企业资金安排与资源配置进行多维度分析,对企业经济活动进行有效分析,并及时给予反馈与纠正,为企业经济活动控制提供支撑。
2.3 实施职责分离,强化系统内部制约监督作用
在经济新常态形势下,企业除了面临外部严峻形势外,内部也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通过对内部系统的优化控制,可以减少企业所面临的风险。在企业内部实施职责分离原则,通过对会计业务信息系统的控制,在会计信息系统中设置操作和监管两个职位进行相互牵制,对进行的每一项经济业务都做备份,会计人员的每一笔账务处理所产生的数据信息都会实时传输到监管岗位的计算机中,监管人员可以实现实时监管。通过落实会计信息系统内的职责分离原则,来强化系统内的制约监督,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做到不相容职责相分离,保证各个岗位既相互制约又明确分工。
3 结语
在经济新常态的形势下,会计业务通过转型,可以更好地适应时代的发展。企业应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对会计从业人员进行培训,提高相关人员的整体素质水平,对会计信息系统进行整合,构建统一的平台,构建实时共享的信息资源配置机制,加强系统内部的监督作用,以实现会计转型,发挥会计在经济新常态下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徐丽.经济转型期会计职能转型的对策研究[J].商业会计,2012(12).
[2]李莹.新经济时代会计转型面临的挑战与抉择[J].商,2013(20).
《历代经济变革得失》读后感 篇5
吴晓波先生的《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是我今年的枕边书。我是在读完作者所著的《激荡三十年》《跌荡一百年》后买的这本书。书中的所引用论据性材料虽绝大部分来自都是上面几本书,但本书旨趣颇有不同。
读了该书,我最大的感受一是坚定了是制度而不是行为决定了一个组织的效率的判断。
该书的导论中提出了研究中国的两个研究工具。这两个研究工具其中之一是作者认为所有中国问题,都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四大利益集团相互斗争、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改革其实就是制度变迁,是利益—无论政治利益还是经济利益的重新分配的过程。改革的方向与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的博弈过程和结果相关。二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是郡县制度、尊儒制度、科举制度和国有专营制度。这四个制度对应于企业治理来说略约相当于总部对分公司(区域公司)的授权及分工、公司的价值观及企业文化、人才选拔及任用制度、产权及经营权制度。
该书从第一讲到第十二讲边叙边议,评述了从先秦到新中国改革开放至二十一世纪初的经济改革的内在原因、路径和得失。跨越2700多年的经济改革历史也从侧面证实诺斯关于制度决定经济绩效的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实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
简而言之,经济体制改革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使资源配置接近拍累托最优。任何一个组织中与效率相悖的现象出现,终极原因在于制度的缺陷而不是个人或者小团队的行为。个人行为从本质上是制度决定的。一个组织中个人或者小团队行为的错位与混乱,本身反映了制度的缺陷。
第二个感悟是经济强大不足以强国,振兴经济的同时必须同时强军。该书的第一讲说的是管仲变法。公元前八世纪,西周中央政权已形同虚设,各诸侯国纷纷崛起,整个社会处于变革期。在齐桓公的支持下,管仲开始变法,特别是通过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发展齐国经济。管仲的经济经济改革措施及思想概括言之为五点:
1、“四民分业,士农工商”,通过专业分工,提高社会生产力。
2、放活微观,管制宏观。微观层面:对内刺激商品经济发展,对外降低关税。齐国是诸国中税率最低的自由贸易区。宏观层面:从财政、税收和价格着手加强政府管控。
3、资源国有,承包经营。政府严格控制盐铁等资源所有权,经营权交给商人,征收30%的增值税。
4、鼓励消费。管仲鼓励消费甚至奢侈消费以拉动生产和经济发展。他在歉收年成雇佣赤贫者进行宫殿修建以促进就业,是有记录以来第一个采用政府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促进就业和救贫济困的政治家。
5、以商止战。管仲通过国际贸易之间的供求关系,控制领国的粮食等关键资源,消弱邻国实力达到和平目的。他通过贸易战以和平的手段、非常低的代价制服了鲁国、梁国、莒国和莱国。
总而言之,他的经济理念是既尊重市场、同时毫不手软地进行国家干预,可谓先秦时期的凯恩斯主义。
管仲通过经济改革,使齐国国力强盛。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但齐国的不扩军、不兼并的以商止战的非军事主义思想使得齐国的第一强国的地位在管仲和齐桓公相继去世后很快被楚、秦等军事强国替代。公元前221年,在秦国“远交近攻”分化瓦解的战略攻势下,初为春秋五霸之首、继为战国七雄之冠,立国长达845年的齐国灭亡了。
全球经济增长新变革到来 篇6
而在八年前,希腊在“让奥运回家”口号的鼓动下,雅典奥运会预算为46亿欧元,而事后超支24亿欧元,达到70亿欧元,即总投入约占到2004年希腊全国财政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这给原就处于紧张状态的国家财政增加了91亿美元的财政缺口,加重了其债务负担,成为了现在欧债危机的直接导火线之一。
现今,伦敦奥运会已结束,但英国国内仍受信贷紧缩、欧债危机影响,预计英国未来经济增长仍将十分缓慢,可见英国想靠奥运会重新提振国内经济的美好愿景也无法实现。
阴云散不开的欧洲
不仅仅是奥运会,在前不久刚刚结束的2012欧洲足球锦标赛,也被世人笑称为“欧债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这四个在债务危机当中被戏称为“笨猪四国”的足球队,全部进入了最后的决赛阶段,欧债危机的步步惊心,无疑给这场比赛增添了更多的话题。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德国的一家生物药品公司称,打算停止向希腊供应药品,原因是希腊欠账太多,更有德国媒体声称:德国队与希腊队的比赛结果将决定新的救助条款。而希腊媒体的火力更猛,“默克尔,你们的债务人杀进四分之一决赛啦!”“放马过来吧!总理,你永远别想把希腊扔出欧元区!”种种言论充斥着希腊的报纸和网络。
毫无疑问,本届欧洲杯在球场外经济表现差劲的国家,在球场上却是春风得意。希腊、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四个身陷“债务泥潭”的国家足球队,占据了欧洲杯八强一半的名额。可惜足球场上的胜利,却无法让他们国家的经济在债务危机中赢得转机。
为了应对欧债危机,目前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已经接受了欧盟、欧洲央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三驾马车”)的纾困资金,但前提条件是通过削减开支和增加税收来减少借债。为了抵消财政紧缩带来的衰退影响,欧洲央行已反复放松货币政策,以促进对私人部门的贷款。
据统计,欧元区5月份失业率已达11.1%,为欧元诞生以来最高;西班牙失业率高达24.6%,为欧洲最高。与此同时西班牙又在7月宣布了一项总额为650亿欧元的财政紧缩计划,新的紧缩措施将导致其经济的进一步衰退与更高的失业率。
在货币政策方面,欧洲央行实施了两轮与该地区银行达成的回购协议,总额达到1万亿欧元。其目的本来是为了缓解这些银行在去年11月份遭遇的流动性危机,但欧洲央行的举措带来了出乎意料的影响——在外国投资者撤出之际,这些银行成为本国政府债券的主要购买者。7月5日欧洲央行将支付给银行的存款利率下调至零,旨在鼓励银行增加贷款,但银行似乎并不认同,各个银行大多按兵不动。这是因为欧洲的银行用欧洲央行提供的新流动性购买主权债务,而不是为私营部门提供贷款,这种做法与美国银行的超额储备高达1.6万亿美元来应对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做法如出一辙。
显然,2009年以来,欧洲央行、各国政府以及国际金融机构扮演了全球经济的主导角色,但它们既没有能结束债务危机,也没能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美国大选前的谜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的日子似乎也不太好过,新一届的总统大选,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却是财政、能源以及医疗政策领域都存在巨大不确定性。现在,没有一个美国人知道自己明年的实际税率将是多少,因而他们也无法提前进行财务规划,如果将不确定性上升的影响放在经济模型框架下考察你会得出,企业流动资产比率以及居民储蓄率都将上升的结论,而这一结果将抑制支出增长,从而直接关系到GDP。美国家庭总负债与总收入总比重已从2007年的泡沫峰值134%下降至近114%,在过去五年中前所未有地跌去了20个百分点达到九年最低。此次财富缩水的影响对于美国就等同于一场八级“财富地震”,正如地震之后通常伴有余震一样,财富缩水的余震效应正是近三年来衰退过后的复苏阶段美国面临的最大障碍。“余震期”的美国在未来很多年都将很难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这意味着,消费者行为以及消费模式将发生深刻而持久的变化。这种变化将产生巨大的通货紧缩效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公开资本市场上的利率、债券收益率以及预期回报率压制在一个超低水平。
世界知名经济机构都对未来一两年的全球经济走势做出了预测,预测显示,未来一两年经济发展速度将更加缓慢。如瑞信发布的最新报告中就预测了全球经济将在2012年增长3.4%,联合国发布的报告预测也显示,2012年世界经济增速的预计从半年前的3.6%下调到2.6%,发达经济体将陷入泥潭,新兴经济体也无法独善其身。各种数据均说明了,全球经济正在“二次衰退”的悬崖边上“蹒跚前行”。世界各大经济机构之所以产生如此悲观的预测,其根据是未来一两年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将更加艰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去杠杆化和国家财政紧缩,因此发达国家的经济将在艰难复苏。
美国主导地位不会动摇
伴随经济实力的增强,新兴经济体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参与引导能力不断提高,欧洲以及美国也积极参与到应对经济危机、全球治理、气候变化、恐怖主义等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协调工作中,这就推动了全球经济向着更加公平公正的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
长期累积的全球经济失衡和利益分配不公,受金融危机的持续作用和影响,在加速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格局和发展路径上出现新的变革,世界经济格局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速普遍放缓,但并不意味着目前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地位以及对现行国际经济政治秩序的主导作用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他们拥有先进技术、丰富的资金资源和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且有着极强的自我修复和调整能力,世界经济格局的根本性变化还将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发展促使当代相互依赖型经济条件下的发达国家不得不对发展中国家做出重大让步,这也将逐渐改变世界经济现有版图、格局和秩序,并有可能为未来一段时期奠定新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
清末法制变革的经济背景研究 篇7
一、清末法制变革的背景
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以自然经济为主要形式, 自然经济的主要特点是在农业方面以农民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 在工商业方面是包括盐、铁、茶等重要产品的官营买卖为主。1860年鸦片战争开始以后,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优势通过武力的形式输出中国, 中国从世界第一贸易顺差国逐渐变成贸易逆差国。
《马关条约》签定后, 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对中国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的情况下, 中国农村自然经济加速解体, 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各地陆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小商品批发商、销售商, 他们逐渐成为了晚清商业资本的主干部分。在各大通商口岸, 小商人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 并与民族工业资本家联手, 开始组建了商会, 维护和发展自身各项权利[2]36。庚子一役, 造成了清朝财政的彻底崩溃, 赔款共计9.8亿两, 而满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是白银82035400两, 而最重要的财源盐税和关税已经作为了赔偿担保, 达到了“问诸国而国已无币可拨, 问诸官而官无币可筹, 问诸民而民无力之可顾”的地步[3]58。而仅靠搜刮民财, 一是民穷财尽己无油水;二是民不堪命酿成事变, 因而希望靠大兴工商实业来解决财政危机, 因为“能筹集巨资, 承办一切者, 惟赖于商”[4]69。传统的封建统治者已经不得不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寻求帮助。清晚期, 积极发展资本主义已成为广泛的社会认同, 此时, 发展资本主义已不再是少数派的观点, 而已成为统治阶级的一定认同, 同时迎合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和士绅阶层的普遍要求。
这场由经济改革开始, 最终成为法制改革的现代化运动, 实际是满清王朝最后一次改良自救运动, 作为挽救统治危机的改革, 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政府的认可, 而同时, 一系列经济政策的颁布有效减轻了传统地主阶级的压力, 与此同时,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首次成为合法的生产方式, 清廷的经济措施极大地推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壮大。但清末法制变革虽然初有成效, 但清廷依然强调其封建统治的政治经济秩序, 同时存在与列强的不平等条约困扰、领事裁判制度的各类问题与压力, 一系列与资本主义发展有重要联系的因素并未彻底解决, 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法制变革的成果, 因此法制变革并未能改变清朝积贫积弱的经济政治格局。清朝的统治危机并没有彻底解决。
二、清末法制变革的发蒙
所谓清末变法, 主要指的是20世纪初叶, 清政府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 为了维护自身封建统治, 以废除外国在华领事权力为目的, 被迫推行的政治法律变革活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廷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 发布“变法上谕”, 表示“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 无一成罔, 盖不易者三纲五常, 昭然如日星之照世”并提出, “考酌中西政治, 实施新政。”[5]89中国数千年来代代相传的传统法律制度、司法制度以及法律思想, 由此进入了急剧变化的时期。
从总体上来看, 清末变法是在国内外压力的情况下, 被迫推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重大法律变革, 其中帝国主义的军事、政治压力尤为突出。鸦片战争以后, 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 以中国的法律落后以及刑罚残酷为名, 不断攫取在华领事裁判权力, 并经常以经济法律、刑事法律落后为借口, 对清廷施加压力, 谋取更多的政治经济权利。在主持变法修律活动的沈家本则在《奏请变通现行律例内重法数端折》中表示:“盖西国从前刑法, 较中国尤为残酷, 数百十年来, 经律学家几经讨论, 逐渐改而从轻。政治日臻完善, 故中国之重法, 西人没誉为不仁, 其旅居中国者, 皆借口于此, 不受中国法之拘束。”[6]79因此“折冲樽俎, 模范列强”, 迎合和满足西方列强的政治需要, 就成为变法修律的一个直接目标。但对于清朝政府而言, “变法”与“修律”, 均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政治措施, 其根本目的是借“变法”之名, 压制国内的反对势力, 缓和各种矛盾, 进而挽救自己的统治。因此, 清政府一方面提出“折中世界大同各国之良规, 兼采近世最新之学说”, 并表示“我法之不善者当去之”, 同时又为变法修律设置了不能逾越的一条底线:“不戾乎中国数千年相传之礼教民情”。也就是坚持封建正统法律所坚持的“三纲五常”观念及其所体现的儒家纲常伦理等级制度。基于满足列强需要, 废除领事裁判权与维护专制统治的考虑, 清朝政府在变法修律过程中提出以通过建立法律体系促进国家富强为基本目标, 并以“中国法律与各国参考互证”作为修订法律的基本方法。但在实际上, 修订法律的重心仍然落在维护“三纲五常”等伦常观念及相应的伦理秩序上。
经济法规方面, 甲午战争后, 特别是19世纪末后, 清朝政府的经济以及统治危机愈益严重, 国库经济空虚, 促使清朝统治者对其工商业政策相应做出变革, 于1903年4月宣布组建商部等机构。同年9月, 商部正式设立, 将铁路权利收回国家, 由大臣载振任尚书, 伍廷芳任右侍郎, 之后又聘用资产阶级代表张謇为顾问。为了统筹全国工商业的发展, 商部还设立了许多中央专业机构, 其中有商律馆、商标局、公司注册局、工艺局等。商部成立后, 先后颁行了《商律》、《公司律》, 等一系列工商业法规和保护奖励条文, 鼓励民间资本投资建厂发展资本主义。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真正从法律上推行资本主义的发展。
三、清末法律理念的发展
中国在历史上有着灿烂的法律文明, 制度优势一直将中华民族的法律优越感提升在“天朝上国”的位置, 中国的法律体系影响着中国周围邻国, 形成一个以中国法律为基础的包括日本、朝鲜等东亚国家的中华法系。即使到了19世纪晚期, 中国的朝野依然坚持认为中国是亚洲的文明的中心甚至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这一优越感是清末众多改革失败的思想原因[7]。但是, 随着西方的船舰利炮和商品输出, 中国国门被迫打开, 被迫开始了由朝贡制度向条约制度的大转变[8]。于是, 古老的中国法律体系以及思想开始逐步迎接西方先进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的尖锐挑战, 并且在接受挑战的过程中进入了新的历史篇章。
早在19世纪中期, 魏源便强调:“天下无数百年不变之法, 无穷极不变之法, 均可变通。”[9]因此, 法律应因时而变, 在其鸿篇巨制《海国图志》中, 魏源系统介绍美国的三权分立法律制度,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中国深远持久的影响, 西方现代法律制度以及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举步维艰。可是随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的加深, 民族资本资产阶级的经济势力不断增加, 同时, 他们的政治力量也在不断提升, 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结构, 而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改革的前奏是思想的解放, 清末政治理论家汪康年于1896年, 在上海创办了《时务报》, 他在《时务报》中共发表了14篇论说, 这些论说, 全面地提出了他对中国现状、改革的长远规划和近期作为的看法, 在这些著作中包括了如何实行改良来改善原有的政治体制, 从而实现制度的革新。这是中国近代新闻史上第一次提出以西方法律模式为学习对象的法律思想社论, 这种观念一经出版便引起了轰动, 从地方大吏到普通士大夫, 都赞誉报纸, 上以当执政之晨钟, 下以扩士君子之闻见[10]23。
根据美国法学家波尔曼对法律革命的理解, 革命的法律方面, 在于他在根本上改变了旧的法律制度的本质和结构, 确立了新的法律正义标准极其运作机制, 从而给新的社会生活系统提供有效的规范与制度支持[11]44。而从这个角度看, 发生在清末的政治改革运动, 虽然吸收了西方法律的部分内容, 并取得了一些进展, 但是法制变革的主要目的是维护晚清政皇室的统治, 因此不能认为其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法律革命。
摘要:唐代以来, 中华法系的基本精神、基本制度发展成熟, 中华法系正式形成。而中国进入近代社会以后, 中国传统法律遭遇空前危机和挑战, 在清末变法的过程中, 中华法系的主体, 即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古法。
农业经济变革 篇8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科学技术水平的日益进步, 现如今, 我国对于农业技术的创新越来越重视, 而时代的变化, 也为农业技术的创新带来了更加丰富的可能。就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农村的农业组织形式主要分为两种, 一种是家庭联产承包形式, 一种是“龙头实体+农户”的形式, 作为有着较长发展历史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于我国农业的发展起到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也将我国农村的农业基础基本稳定下来, 但是,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存在的问题还有很多, 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民日常生产中的许多问题, 但是例如大农户与小农户之间的矛盾, 以及农业技术创新等问题都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龙头实体+农户”的农业产业的组织形式应运而生, 极大的促进了我国农业产业化的发展。
在这种农业技术的组织形式当中, 龙头实体与农户之间实际上是互相独立存在的个体, 互相之间并没有起到预期中的作用关系, 龙头实体并没有将农业创新技术提供给农户, 进而农户也没有利用农业创新技术加大龙头实体的生产效率。在未来的变革中, 必须要将农业技术创新摆到重要的位置上, 让龙头实体与农户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联系, 互相支持, 互相进步, 而不仅仅只是单纯的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
2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了几十年的历史, 在2006年, 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对农民的基本责任和各种待遇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作为长期以来农村农业生产所依存的基本形式, 农户与农户之间进行自愿联合, 使得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到目前为止, 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涉足的农业生产领域在不断增加, 队伍更是在不断的壮大。
虽然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被广大的农民群众所接受和喜爱, 但是, 由于我国的农业专业合作社建设还不够完善, 导致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本身对于我国的农业技术创新起不到理想的作用。要是想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上入手, 进行我国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 就要完善现有的组织机构, 建立起一个分工明确, 管理严肃的社员大会, 使组织内的生产在严格的监督和程序中进行。不仅如此, 还有尽可能的提高农民的素质, 让农民接触新技术, 改变传统的农业观念, 让农民能够成为农业创新的动力, 将农业生产的队伍能力不断进行提升, 进而获得理想的农业生产效果。
3 农业企业组织形式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开展, 农业企业在我国的农业生产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 在“农、林、牧、副、渔”等农业要素的生产与经营当中活跃着。就我国目前存在的农业企业的状态来看, 大多数的农业企业规模不大, 产品包含的技术含量低, 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企业有着较大的差距, 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而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本。在于目前农业企业内部管理不善, 员工纪律松散, 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也不多, 无法为农业企业的创新进行有效的推进作用。
农业企业组织形式可以说是我国农业组织形式变革的重要推动力量, 要想更好地建设农业企业组织形式, 发挥出农业企业组织形式的强大力量, 就要跟进时代的发展, 不断的观察市场的走向, 根据市场的变化和实际需求, 进行项目的制定以及创新, 保持高收益, 风险, 进行最有效的农业技术创新。
不仅如此, 农业企业组织形式还要不断的加强组织内部的管理, 吸收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员。农业企业可以定期对企业内部的员工进行技术培训, 引导员工按照发展的眼光进行工业, 兢兢业业, 不断根据市场的需求调整技术上的观念, 同时, 也要积极的招聘相关高校的技术人才, 丰富企业内部的人才资源。
4 股份制农业企业
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出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也是新时期背景之下, 最能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以及农业组织形式变革的一种企业形式, 不仅适合于城市改革, 在农村的改革中也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力。股份制农业企业可以很好的解决“龙头实体+农户”中存在的大农户和小农户之间的矛盾, 将龙头实体与农户之间的雇佣关系进行转变, 让农户成为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农业工人, 这样更加有利于农民本身进行农业技术上的创新。并且, 股份制农业企业由于在组织形式上更加贴近时代的发展, 在农业生产技术创新上也有着相当的优势, 股份制农业企业可以直接将农业技术创新的供给主体的位置留给企业本身, 在企业内部进行一整个创新的环节, 从效率和成本上都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优化, 满足了农业生产创新的实际要求, 提高了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 促进了农业技术创新的速度。
与此同时, 股份制农业企业的内部应当建立起一个科学有效的管理体系, 在体系之中建立各种部门进行互相的制约工作, 优化企业整体结构, 在内部营造出纪律严明, 积极向上的企业氛围, 激励员工进行农业技术创新, 在外部, 不断的提高企业本身的竞争力, 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保持着持久发展的势头。
5 结论
我国是农业大国, 农业的发展是我国社会经济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 跟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农业技术创新, 进行农业组织形式变化是新时期我国农业生产领域所要不断探索的课题。虽然现如今我国的农业生产形式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但是相信只要企业与农民共同努力, 就一定可以建设理想中的农业组织形式, 让我国的农业生产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摘要: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 我国在农业技术的创新方面还存在着许许多多的问题, 我国政府主导整个农业技术创新体系的状态让我过的农业创新与时代不能很好的相融合, 造成整个创新工作效率很低的情况。就如何更好地进行农业创新, 开展农业组织形式的变革进行简要的探讨, 旨在更好的建设我国的农业生产体系, 为我国经济建设的腾飞, 贡献出一份微薄的力量。
关键词:农业技术,创新,农业组织形式,发展策略
参考文献
[1] (英) 鲁·特·彭南特—雷亚.克莱夫·克鲁克.西方经济学评价[M].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 2013, (3) :52-53
新经济下企业管理的变革 篇9
关键词:新经济,学习型组织,组织结构,无形资产,经济一体化,跨文化管理
新经济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 以信息产业为主要动力, 以高科技产业的迅猛发展为龙头, 以知识创新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方式。相对传统的追求分工细密化、资本深化和规模经济而言, 新经济转变为追求创新驱动型的经济增长。在全球新经济的大背景下, 外部社会环境的重大变革, 将给企业经营管理带来一系列影响, 促使企业管理模式将在管理方法、组织结构、资产管理、经营战略和文化管理等方面产生全面而深刻的变革。
1企业管理方法的创新———构建学习型组织
在新经济下, 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与经济发展, 特别是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的普及, 加速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使企业经营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在管理领域, 表明知识已经成为企业竞争力的源泉, 知识对于企业来说, 就是资源和财富、就是速度和效益。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差距, 归根结底就是知识的差距。所以, 掌握当代知识的制高点, 已成为现代企业生存发展的关键, 企业只有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 由单纯盈利性的经济组织改造成为经营知识生产、传播、分配和有效使用的学习型组织, 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自我积累、自我发展、自负盈亏的现代经济组织, 这就是彼得·圣洁提出的学习型组织。这种组织应当具备五个基本特征:实现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加强团体学习和进行系统思考:
1.1组织的学习要不断进取, 集中精力, 培养耐心, 并客观地观察现实。作为擅长“自我超越”组织成员, 以实现自我最高理想为目标, 他们对于生命态度, 使他们在从事所热爱的事业时, 全身心投入, 通过终生学习, 不断创造和超越自我, 而组织个别成员学习的意愿和能力构成了组织整体的学习意愿和能力;
1.2对个人来说, “心智模式”反映了思维的定向性, 本人不易觉察, 但会对行为产生影响。企业决策中对有关方案的取舍, 常常也受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的影响。要改善心智模式, 就是要加强自我反思, 使深藏于内心世界的图象浮于表面, 然后严加审视, 还要培养一种有学习效果的、兼顾质疑与有效表达自己想法的交谈能力, 并且要以开放的心灵容纳他人的思想;
1.3“共同愿景”指的是组织全体衷心共有的目标、价值观与使命, 它能够将组织全体凝聚在一起, 使大家努力学习、追求卓越。一般组织缺乏将个人愿景整合为共同愿景的修炼, 因此, 需要在组织中发掘共有“未来景象”的技术, 使组织成员从被动地遵从转变为主动而真诚地奉献和投入;
1.4一个实现了“团体学习”的组织, 应该能够产生这样的效果:团体的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 团体在行动中具备更好的整体协作的能力。在现代组织中, 学习的基础是团体而非个人, 通过团体的学习, 团体整体的成果产出水平和个别成员的成长速度相得益彰;
1.5组织要提倡“系统思考”, 主要是因为世间的一切事件之间都是息息相关的, 但通常无法清晰地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只有对整体而不任何单独部分进行综合考察, 才能够了解事件的系统。
作为一种管理方法, 学习型组织的构建是要培育一个“知识转移”而不是“知识创造”的组织, 它应该是一个具有开创、获取和转移知识的技能, 并且能够通过改善自身行为去洞察和应对新知识的组织。即组织中的成员在过去经验的学习和他人经验的学习过程中, 以互动的方式有效的转移至组织中其他成员。许多企业每天都在产生新的知识, 这种新知识或许是一位优秀的研究人员所具备的开发新专利的潜力, 或许是某位中层管理人员对于市场趋势的直觉而触发新产品的构想, 或许是现场作业人员凭借其多年的经验而提出的新的工艺制造流程, 但是如何能将个人属于较不易表达的隐含知识转化成为正式且系统化的显性知识, 从而使得企业能够获取有价值的组织知识, 是企业能否成功的关键。
2企业组织结构的渐变———扁平型组织结构取代传统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
组织结构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帮助管理当局进行管理, 以有利于组织宗旨和目标的实现。组织结构对企业效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也是企业管理创新的主要内容。组织结构是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 企业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及企业的经营目的, 是决定企业组织结构的根本条件。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 生产方式和消费需求变动相对缓慢, 产品和市场具有较高的同质性, 市场格局与竞争态势也相对稳定, 提高效率往往成为企业经营的核心, 因此, 在企业组织设置时, 主要以是否有利于大机器生产和流水线的效用为先决条件, 通过建立大型组织, 以充分获取规模经济效益。强调以管理幅度作为管理层次划分的依据, 管理部门对应相应管理职能, 各部门的人流、物流和资本运作的预算管理是控制的重点。在企业规模不断扩张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一种自上而下、层级分明、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其优点是决策高度统一、分工细致明确、信息集中度高, 但容易产生官僚主义而导致决策脱离市场实际, 部门本位主义导致管理效率低下, 完整的业务流程被分解导致整合功能薄弱, 信息容量有限、传递速度慢且易被扭曲导致对外部环境变化反映迟钝。在新经济时代, 经济和科技快速发展, 市场需求不断变化, 竞争态势日趋激烈, 经营机遇稍纵即逝, 在这种背景下, 企业在组织结构设计时, 不仅要考虑如何更好地利用知识创新和知识资本带来的优势, 使企业的整体优势得到发挥, 而且要能够适应市场变化的节奏, 增强企业的应变能力和竞争实力, 因此, 以传统分工理论为基础的金字塔型的组织结构形式, 已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现代经济环境下管理高效率的要求, 用网络化、扁平型、柔性的组织结构取而代之, 通过管理层次和管理职能部门的减少以及综合性管理部门的地位提高, 能够大大提高组织效率和应变能力, 这也是新知识时代企业组织结构发展的必然趋势。
3企业财产管理重心转移———无形资产管理地位凸现
新经济的产生过程, 实质上就是以自然资源为基础的工业经济时代向以知识资源为基础的知识经济时代的人类社会发展过程, 通过知识资源的占有和配置来逐渐取代自然资源的占有和配置, 达到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 将引发企业管理理念的重大变革和企业资产管理模式的重大调整。在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 企业占有自然资源的多寡与优劣、资本与设备等有形资产的投入对其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在货币资本和物质资本作为企业发展的主要依托和基础的情况下, 企业资产增值最大化必然要通过对有形资产价值的取得、使用以及收回的管理过程来实现, 因此, 企业采取有形资产的价值管理的管理模式势在必然。而知识经济时代是以知识的生产、使用和分配为基础的, 知识成为一种独特而又无限的战略性资源, 是与物力资源、财力资源并重的企业发展的必备生产要素, 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导资源。企业的生存与发展不再单纯决定于有形资产的投入, 在相当程度上与其所拥有的知识资源等无形资产的多寡和利用密切相关。在知识经济的社会,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来看, 无形资本的积累与更新比有形资本的积累和投入更为关键, 与此相应, 无形资产的知识管理模式将取代有形资产的价值管理模式。
4企业战略的调整———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跨国经营战略
高新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的迅猛发展, 带来了运输和通讯成本大幅度降低, 市场突破了国界限制、经济资源在国际间频繁流动, 推动了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的迅猛发展和各国经济相互渗透融合, 国际间产业的转移和生产要素的流动加快, 为企业从事跨国生产经营活动提供了可能。因此, 在当代高科技迅猛发展条件下, 经济全球化已成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 它不但有利于经济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实现优化配置, 提高了整体资源的配置效率和各自的经济效益, 增加了社会福利, 而且在促进各国之间的经贸联系, 推动新知识和高新科技的交流和运用等方面, 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也为各国各地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新经济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 同时, 在新经济中最活跃的、在创造和传播知识方面不遗余力的大型跨国企业自始至终充当着经济全球化的主力军, 是经济全球化的微观基础。现代跨国公司是具有全球性经营动机和一体化的经营战略, 在多个国家拥有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实体, 并将这些实体置于统一的全球性经营计划之上的大型企业。企业在跨国经营过程中, 随着经营范围的扩大和经营活动内容的增加, 在组织形式、经营方式、管理体制等方面都会有所改变和革新, 跨国经营不仅在产品或服务由国内市场走向国际市场, 还在于企业的经营范围和管理水平, 都摆脱国内市场的束缚而跨越国界, 在全球化经营战略的指导下, 在全球范围内寻求优势资源和实现最佳要素组合。
5企业文化的整合———跨文化管理
在新经济发展过程中, 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也在不断加速, 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将自己的资本、技术、管理经验等方面的优势, 与东道国各方面的独特资源相结合, 利用跨文化优势, 实现全球范围的优势互补。然而, 各国都有着根深蒂固的文化背景, 跨文化冲突对跨国经营的影响是客观存在的, 主要原因在于:不同民族在责任感、个性与人性方面的冲突, 导致了跨文化沟通的困难;不同民族的不同思维模式, 是跨文化沟通中的产生冲突的另一个原因;不同的民族的不同的行为模式, 往往带来很大的冲突;对文化意义符号系统的的不同理解, 也是导致产生冲突的重要原因, 此外, 还有政治文化的不同导向及不同的宗教信仰等等。企业能否跨越文化障碍以及企业跨文化管理水平的高低, 直接影响到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效果。
为了避免文化冲突的诸多不利影响, 既要促进企业内部的跨文化理解, 构建高效率的、有凝聚力的经营领导集体和提高企业的核心管理技能, 又要有意识地建立各种跨文化组织和渠道, 实现跨文化融合;既要通过文化重构提炼出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整合出一个具有良好包容性的企业文化, 又要遵循当地的文化特点进行人员甄选, 充分吸纳东道国的文化精神, 减少文化摩擦, 这样, 就可以为跨文化管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跨文化管理中, 管理者要改变传统的单元文化的管理观念, 将管理重心转向多元文化的把握和文化差异的认识上, 克服多元文化和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 充分挖掘文化协同的潜能和优势, 促进跨国经营企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美]彼得.圣吉著, 张成林译.第五项修炼[M].北京:中信出版社, 2009 (10) .
[2]刘海潮.学习行组织理论的管理观念创新与实践挑战[J].《企业经济》, 2002 (11) .
[3]邵泽斌.国内学习型组织研究综述[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 2007 (3) .
经济危机与美国高等教育变革 篇10
一、1873年恐慌(The Panic of 1873)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
内战的结束标志着美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奴隶制的废除使以农业为主的南方和以工业为主的北方地区都摆脱了束缚,美国经济进入蓬勃发展时期。工农业的发展需要新的技术和技术工人,强调教育的实用性,提高应用科学知识以促进工农业的发展成为新的高等教育理念。因此,进入大学不再是有闲阶层的特权,学生来源多样化在内战后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学生的多样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大学教育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来自英国大学的经验越来越不适应美国这样的新型工业国家,高等教育变革迫在眉睫。
(一)1873年经济危机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契机
内战后由于北方铁路热潮而产生的经济过度扩展使美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危机时期。1873年9月首发在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经济的长期衰退,美国经济因此遭受重创。但是,此次危机对欧洲的影响更大,英国被认为是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它失去了大部分引领欧洲经济发展的大工业。德国、法国以及奥地利等国的经济也陷入了困境,而1870~1871年德法战争更加恶化了两国的经济形势。经济危机和战争挫伤了欧洲的经济发展潜力,经济发展重心向“北美”转移,年轻的美国逐渐成为新的世界工业中心,在这一过程中,“新的教育秩序成为了这一成就的核心所在”。[1]因此,1873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重要分水岭,美国高等教育的影响由此逐渐超越欧洲。
(二)1873年经济危机与哈佛、耶鲁运动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布鲁贝克教授认为,自殖民地时期以降,交替支配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主要有两种,即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和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观,但二者并非绝然分离,而是常常相互交织,在同一时期或对同一问题同时发挥作用。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高等教育开始了变革,要求更新、更实用、更高层次教育的呼声在几乎所有老式学院的校友间响起并发展成压倒所有保守派的一场运动,这一时期的“青年耶鲁运动”就是典型代表。这一运动由耶鲁的校友们发起,他们认为古典的、英国式的自由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社会的发展,因此要求学校能够摆脱浓厚的宗教气氛,从繁杂的宗教仪式中解脱出来,并要求学院形成校友的部分控制、更自由的精神和更广的选课范围。[2]
不仅如此,这一时期哈佛学院的毕业生也团结起来缓解学校的贫困状况并要求新的变革,旧式的经典教育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要求提高和加强入学要求,扩充课程和发展选修课,将法学、医学和工程学的职业训练提高到研究生水平等运动推动了哈佛大学的改革。东部地区的高等学府抛弃了教会的领导,西部地区的学校则扩大了学习范围,树立了大学新的社会使命,教育不断地被推向更高的标准。入学标准在1872~1873学年及1876~1877学年急剧提高,学校采用了学生事务管理负责制和明智的纪律处理手段,并开设了很多新课程——自然科学、音乐、美术史、高级西班牙语、政治经济学、物理、古典语言学和国际法都涵盖其中,[3]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开始盛行。
二、1929年“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与新世界高等教育中心的生成
一战后,美国经济开始复苏并逐渐趋于繁荣,创造了资本主义经济史上的奇迹。尽管这一繁荣造就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但这一繁荣本身却潜伏着深刻的矛盾和危机。1929年初,美国股市大幅下跌引发了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场持续到1933年的“大萧条”对美国乃至世界的经济、文化与政治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大萧条”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冲击
美国高等教育在20世纪20年代经历了如同经济一样的黄金发展时期,捐赠基金在数量上得到了巨大的增长,各大学都建造了宏伟的校园建筑。而“大萧条”的到来则让昔日的辉煌不在,尽管石油大王爱德华·S·哈克尼斯在经济崩溃前夕所提供的资金使得哈佛和耶鲁大学得以启动大规模的建设计划,使之成功度过最黑暗的萧条岁月,然而其他大学则没有那么幸运。“大萧条”使大学缺乏足够的资金增加建筑和教职员工的数量。随着捐赠的减少、投资红利的萎缩和税收支持的下降,基本建设费用在1929~1930学年至1933~1934学年之间下降了大约86%。同时实验室和图书馆的拨款也有所减少,教授的数量虽然没什么变化,但薪水却下降了。大量年轻的硕士和博士连同初出茅庐的医生、律师、药剂师、工程师和建筑师,开始加入到失业大军之中。在1933年,失业队伍中包括大约20万拥有资格证书的教师。四处碰壁后,这些人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去从事卖保险或真空吸尘器等工作。[4]
(二)“大萧条”与美国高等教育的变革
“大萧条”使人们更少去关注传统,从而为变革提供了良好的机遇。因此说,这场灾难部分地促进了教育的变革,一些古老大学的传统开始动摇,教学单元、必修课程、考试、学分制,甚至成绩等级和学位这样古老的条例都面临着挑战,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传统得到了强调,新的关注点被吸引到了20世纪20年代中期创办的像本宁顿学院和沙拉·劳斯学院这样一些非传统大学上来。[4]
这一时期传统大学开始了现代化的转变。以哈佛大学为例,从1933年科南特任校长开始,哈佛逐渐从一个“闲人雅客型”大学转变成一所“精英化”大学:根据学术水平挑选教师,根据智力水平录取学生,并创造了一种以国家和国际学术名望作为判别标准的校园文化——这一进程被教育评论家称为“美国现代史上伟大的成功事件之一”。1936年9月,哈佛大学迎来了她300年校庆,校庆出席者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科学家和文人。因此,它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庆祝活动,而是由几十位世界著名学者参与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思想盛宴,它是“美国大学之母的300年华诞”,也是“有史以来最卓著的一次知名学者的聚会”。它使得两条真理得到彰显:“第一,在探求知识的征途中,世界是整体,人们是兄弟;第二,就学者、科学家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大学和学院事业的繁荣来看,美国时代已经开始。”[7]哈佛300年校庆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一方面,它展现了哈佛大学以至美国大学的自由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它表明欧洲在研究机构、知识领袖以及追求学术自由上都输给了美国,新大陆取代旧大陆成为世界知识生产与创新的中心。
三、2008经济危机与美国高等教育的未来走向
(一)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大学的影响
2008年经济危机对美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它对大学的经费、入学率以及科学研究等都造成了冲击。当然,今天的社会与“大萧条”时代相比,已有很大的不同,即便在经济衰退、预算下降的情况下,高等教育仍会是国家优先考虑的资助对象而不会受到毁灭性的打击,但当前的经济危机也正悄然改变着美国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
首先,州对高等教育资助的能力下降。2009年在美国55个州中,有31个州预算不足,州和市政当局被迫削减劳动力和支出,其中包括对高等教育机构的投资,导致一些公立大学经费不足,从而影响了大学的教育与科研活动。[8]
其次,经济衰退为人们重返学校提供了动力,但经济的拮据也影响了学生的负担能力。最近美国大学联合会的研究表明,过去五年的数据显示出高等教育的反周期性的特征。在经济下滑的时期,通常会产生两种现象:一是大学入学率比经济增长时有显著的增加;二是州收入的减少使其面临削减支出的压力。预算削减使公立学校的学生可能得到的资助机会变得更少,因而一些私立的网上学校变得更加具有吸引力。
再次,经济危机对学生的影响最为明显。经济危机使一些联邦的学生贷款项目面临着资金短缺的局面,不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而大学奖金学数目和机会也减少了。与此同时,美国大学学费的逐年上涨也加重了学生和家庭的负担,在四年制的公立大学里,大学平均费用在2000~2001学年到2008~2009学年期间,增幅超过了26%(见下图)。60%的学生毕业后都有债务在身,学生个人的债务总量超过2万美元。面对这一庞大的数目,很多即将入学的学生认为他们无法负担大学费用,很多在校的大学生也无法继续学业,不得不延期或搁置自己的大学学习计划。在大学入学方面,也存在明显的阶层差异,占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高社会经济地位人群中,94%的高中学生能够接受高等教育,而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群中,比例只有54%。[9]
最后,大学本科入学率降低。由于资助机会的减少,寻找资助或贷款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很多学生不得不中断或推迟自己的求学计划,以免加重他们自身和家庭的负担。2008年12月23~28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进行了全国第43届“美国新生”年度调查,此次对全美340所本科学院和大学的24.058万名首次入学的全职学生进行的访问,很好地反映了在2008年首次进入四年制学院和大学的140万全职新生的态度。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缺少资助,越来越多的新生开始寻找兼职工作、经济资助或放弃进入他们梦想的大学。43%的学生认为,经济资助对他们选择大学而言是非常重要的,这一比例是此项调查实施36年来最高的一年,而2007年这一数据则为39.7%。这项调查还发现,49%的学生表示他们需要一份工作以支付大学费用,而2007年这一比例为47%。[10]
(二)大学使命、联邦责任与高等教育未来
在危机时代,变革不仅是永恒的主题,也是摆脱危机的重要策略。大学通过培养人才和进行科学创新而在国家经济复苏和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大学在危机时代应该更强调其社会责任和使命,而将营利置于次要地位。当然,大学不仅在重振国家经济繁荣中扮演积极的角色,在协调社会的矛盾、缓解因危机而对人的心理产生的压力方面也起着重要作用。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大学确实充当着世俗教会的角色。
在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联邦政府也总是远见卓识地通过提高教育水平和机会来保证美国的未来。面对自“大萧条”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联邦需要更加关注对基础研究和教育的资助,而美国联邦政府和领导人也正在践行着以往的传统。在2009年通过的《美国2009经济复苏与再投资法》(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2009)中,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投资超过了900亿美元,其中150.6亿用于佩尔助学金,将其最高标准从4,731美元提高到5,350美元。[11]佩尔助学金在2009-2010学年的数额上限为4,860美元,在2006~2007学年,佩尔助学金的最高数额为4,050美元,2007~2008年,最高数额为4,310美元,而2008~2009年(2008年7月到2009年6月)的最高数额则为4,731美元。该奖学金的最高数额每年因该项目得到资助的多少而会有所差异,其目标是到2012年,最高数额达到每学年5,400美元。[12]从目前经济复兴法案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来看,实现这一目标并非难事。
尽管新的经济复兴计划给予高等教育足够的关注,但在经济不景气时代,联邦政府在提高大学入学率,保证处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孩子能够负担得起高等教育的费用,保证美国的科学研究和创新继续引领世界等方面需要作出更多的努力。
参考文献
[1]劳伦斯·克雷明.美国教育史(第二卷)[M].洪成文等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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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狄克逊·韦克特.大萧条时代:1929-1941[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186,185,183,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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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Higher Education Investment Act[EB/OL].http://president. asu.edu/files/Higher%20Education%20Investment%20Act% 20NYT%20Ad%20121608.pdf,2009-03-01.
[9]A New Era of Responsibility Renewing America' s Promise [EB/OL].http://www.whitehouse.gov/omb/assets/fy2010_ era/A_New Era of Responsibility2.pdf,2009-03-03.
[10]The American Freshman:National Norms for Fall 2008 [EB/OL].http://www.gseis.ucla.edu/heri/pr-display.php? prQry=28,2009-03-05
[11]American Recovery and Reinvestment Act of 2009 [EB/OL].http:.//en.wikipedia.org/wiki/American_Recovery_ and_Reinvestment Act of 2009#Education,2009-03- 02.
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模式变革 篇11
2013年,全球经济发展似乎又到了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中国和欧美的发展模式,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站在政府的视角,应以怎样的姿态去应对?
3月19日,《支点》记者应邀出席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家中国峰会。围绕“中国与世界经济的模式变革”这一话题,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艾文·E·罗斯(Alvin E.Roth),美国塔夫茨大学教授阿玛尔·毕海德(Amar Bhide),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世界银行前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等国内外知名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解决方案。
艾文·E·罗斯: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厚度
我所研究的市场设计领域,是以博弈论工具来改进和修补那些运转不佳、支离破碎的市场体系,这对中国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一个完整的市场体系,首先必须要有一些规章制度和体系,而后由政府决定市场中哪些行为合法或违规,由市场参与者决定市场该如何运作。而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参与者的决定,都必须建立在市场设计之上。
像学校招生,可以采取递延接受方式,将冷门专业作为首选,学生被招进学校的几率就会更大。
市场上的很多东西是法律无法控制的,这可以叫作“交易需求”。比如我生活所在的加利福尼亚州,同性恋结婚等原来是不允许的,最近几年放开了。
总而言之,只有确保市场有足够的厚度,确保市场设计安全,保证社会公正,然后才能推动市场更好地运作。这一过程中,政府也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使市场有序而自由地运作。
阿玛尔·毕海德:创新有利于制度优化
欧债危机主要是由于政府管理不善导致。
3年前,很多人认为必须马上切断对希腊的援助。但当时的舆论忽略了一点,正是欧洲人在涉及到制度变革时比较保守,缺乏创新力,使得欧债危机逐步蔓延开来,成为困扰世界经济复苏的一大难题。
在我看来,创新是解决制度优化、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实际上,欧洲很多上市公司都是表现良好的创新型企业,目前政府层面需要制定更多的制度来鼓励创新文化。
许多国家意识到了创新的重要性,都有自己的创新政策。特别是一些欧洲国家在向美国学习,推动类似微软、谷歌等公司的创建,这是令人鼓舞的现象。
实际上,不管置身于什么样的文化熏陶,如果政府足够重视创新,就自然而然会创造出有弹性的制度环境来鼓励创新。相信下一个十年,在一系列创新政策的驱动下,中国乃至全球经济都会呈现良好的发展态势。
成思危: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危害
要想保持经济健康增长,就要注意保持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的适当比例。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有两个潜在危害:一是虚拟经济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利润,使得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二是货币超发对实体经济造成的最大负面影响就是通货膨胀。
近十几年来,美国的金融、房地产等快速发展,而实体经济的比重迅速降低。虚拟经济不经过交换、生产、流通等过程,直接“以钱生钱”——这些钱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借来的。当实体经济产生的利润高于它借钱的利率,当然没有问题,一旦产生不了足够的利润,就必然会造成问题。
从中国现状看,由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金融行业要加强国际竞争力,所以虚拟经济还会有发展,但要防止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作用。虚拟经济相当于经济中的软件,实体经济相当于经济中的硬件,硬件没有软件是无法运行的,但是软件离开了硬件就一文不值。所以,要在扎扎实实做好实体经济的同时,适度发展虚拟经济。
林毅夫:产业政策应符合潜在比较优势
在产业升级成为各国经济发展共识的背景下,如何选择和实施适合国情的产业发展政策成为决定产业升级成功与否的关键。政府制定产业振兴计划时,必须针对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因势利导。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会选择表面上看起来很先进的现代化产业去促进经济发展。事实上,现代化产业往往是资本很密集,技术也非常密集。但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里,不仅资本短缺,而且人力资本也有限。失败的典型案例就是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的“超英赶美”,一度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而汽车这类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与当时中国的生产要素结构是完全不相符的。
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的时候,应当学习那些要素禀赋相似、人均收入差异不大、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这些国家十年前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会因为资本积累、工资上升等而逐渐失去比较优势,但这些产业却可以成为中国的朝阳产业。
政府在产业扶持方面同样有学问。发展的产业不一样,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政策导向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要发展农业的话,水利非常重要;如果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话,能源供应、港口基础设施等则摆在了重要位置。
对先行发展的企业,政府应提供一定补偿,这种补偿主要指利用税收优惠、法律制度、基础设施建设等来完善外部经营环境,而不是单纯补偿企业的自身能力。
周其仁:城镇化要合理配置资源
中国城镇化率从不到19%上升到了51%,30年间平均每年有一个百分点以上的增长。但从绝对水平看,51%也就是美国上世纪20年代、日本50年代中期的水平。从这个数据来看,中国城镇化还有很大潜力。
城镇化在本质上是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函数。正因为自由及其权利保障的发展,才显示积聚效果,才有城市文明,才有城市形态的物理外观。但是对于追赶型的后发国家的城镇化而言,很容易倒因为果,把城镇化的物理外观当作根本,以为“占农地”、“盖大楼”、“上项目”等就是城镇化。至于自由及其权利的发育,反而被放到了一边。
在中国,城镇化一开始都是政府主导,包括规划、划地、拿地、筹资、批项目等。苏联计划时代的城镇化也是如此,修了好多城市,但布局太主观,与人口和经济积聚的实际去向背道而驰,结果不少城市严重缺乏活力。别人有高楼、我也修高楼,别人有地铁、我也修地铁,这绝对不是有活力的城镇化。
此前有媒体报道提过“鬼城”现象,这和房地产泡沫有关系。但也不仅仅是房地产,一些地方的很多领域都有“鬼城”的影子,基础设施过分追求宏大,却没有一点人气,空空如也。很多仿鸟巢的建筑、音乐厅、大学城、体育馆,你靠近看一看,没有活动,没有流量。
尽管中国劳动力流动非常自由,但一些城市相应的权利、福利分配也跟不上。怎样避免重蹈“重外观、轻制度”的覆辙,怎样减弱行政主导城镇化的色彩,增加城镇化进程中的民办元素和市场元素,都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支点》记者蒋李整理)
农业经济变革 篇12
刚刚闭幕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 提出了我国“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建议。“十二五”时期 (二O一一年至二O一五年) , 将是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 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考量我国“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国内外环境, 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世情、国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 也面对诸多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挑战。科学制定“十二五”规划, 对于继续抓住和用好我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促进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必须抓紧在这发展的战略机遇期里, 进行经济的再一次战略性变革。
1 中国经济发展的几次战略性变革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 中国经济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也可以说是四次战略性变革。
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 1978年12月到1 9 8 4年9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届三中全会, 经济上“摸着石头过河”。1980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 陈云讲话称:“我们要改革, 但是步子要稳。……随时总结经验, 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 (《陈云文选》第3卷第279页)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一说完全赞同。并提出要“要坚决地试, 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 体现了大胆解放思想、积极稳妥地推进改革, 大力发展经济的战略性思维, 这也是中国经济第一次战略性变革的号角。在此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 我们率先在农村发起改革, 实行家庭承包经营, 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支持和促进乡镇企业发展, 允许农民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建立村民自治制度。自下而上的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奠定了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坚实基础。
第二阶段是经济改革全面展开阶段。从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1992年1月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1984年10月20日,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实现了我们党经济理论上的重大突破, 重点是国企改革。
第三阶段是制度创新阶段。从1992年2月到2003年10月, 小平同志南巡视察到十六届三中全会。
第四阶段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从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至今, 完善市场经济、推展改革空间和贯彻科学发展观。
今天的“十二五”规划是依据当前的国内外形势而出台的。从国内看, 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 人均国民收入稳步增加, 经济结构转型加快, 市场需求潜力巨大, 资金供给充裕, 科技和教育整体水平提升, 劳动力素质改善, 基础设施日益完善, 体制活力显著增强, 政府宏观调控和应对复杂局面能力明显提高, 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健全, 社会大局保持稳定, 我们完全有条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综合国力再上新台阶。当然, 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 我国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 主要是, 经济增长的资源环境约束强化, 投资和消费关系失衡, 收入分配差距较大, 科技创新能力不强, 产业结构不合理,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城乡区域发展不协调, 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社会矛盾明显增多, 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依然较多。
闭幕不久的中共中央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此次规划建议与以往多次规划比, 它更好地体现了以人为本, 进一步弱化经济增长指标, 从GDP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转变为以人类发展HDI为核心的指标体系, 标志着一次新的战略性变革开始了。
2 建议中“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精髓
2.1 以科学发展为主题, 这是时代的要求, 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
我国是发展中大国, 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中国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 就是坚持科学发展, 注重以人为本, 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注重统筹兼顾, 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2 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 是推动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 必须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 提高发展的全面性、协调性、可持续性, 坚持在发展中促转变、在转变中谋发展, 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应坚持做好下面几项工作。
首先, 坚持把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构建扩大内需长效机制, 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统筹城乡发展, 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促进区域良性互动、协调发展。第二, 坚持把科技进步和创新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支撑。推动发展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 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三, 坚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 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 国富还要民富, 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第四,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 走可持续发展之路。第五, 继续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 与国际社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以宽阔的胸怀与世界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3 中国经济全新的战略性变革
历史走到今天, 应该说转了个大弯:我们从近乎盲目地追求GDP指标, 坚定地转变到以人类发展HDI为核心的指标体系。这个体系的改变, 标志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 将彻底从以物为本的低级阶段, 转为以人为本的高级阶段。这次“漂亮而华丽的转身”, 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战略意义。之所以说具有战略性意义, 我们可以做以下论述。
3.1 前瞻性
我们说, “十二五”规划不但具有战略性意义, 而且它具有前瞻性, 它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重大部署紧密衔接, 与到二O二O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紧密衔接。这是一个实事求是、高瞻远瞩、承前启后的规划。
3.2 切实而确有高度的目标
“十二五”规划建议制定的目标是, 既切实可行又有一定高度的。它完全没有空洞的口号, 条条都是与国家根本性改革和民生紧密相连的。首先, 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居民消费率上升;服务业比重和城镇化水平提高;城乡区域发展协调性增强;经济增长的科技含量提高;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大幅下降;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第二, 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 低收入者输入明显增加;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贫困人口显著减少。第三, 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全民受教育程度稳步提升, 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和健康素质不断提高。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更加健全, 人民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管理制度趋于完善, 社会更加和谐稳定。第四, 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财税金融、要素价格、垄断行业等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明显进展, 政府职能加快转变, 政府公信力和行政效率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不断拓展, 互利共赢开放格局进一步形成。
也就是说, 我们的目标是, 经过全国人民共同努力奋斗, 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实质性进展, 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抵御风险能力显著提高, 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明显改善,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更加牢固。
3.3 观念全新的变革
尽管我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 但是可以毫不隐讳地说, 我们的经济发展是不健康的, 整个经济框架是不稳定的, 就像四个轮子的车子, 只有三个轮子在跑。这使得在金融等多个重要领域都蕴藏着巨大风险, 国家经济的安全时时受到威胁。或者说, 我们的经济是尽不起这样那样危机打击的。再一个重大事失误是, 绝大多数百姓, 并没有从经济增长国力增强中获得足够的好处。人民群众的许多基本保障被完全或部分忽视。而少数垄断行业员工, 社会富裕阶层, 合理和不合理地占有太多的社会财富。据称, 中国20%的富裕人口占有80%的财富。可见不合理的贫富差距有多大, 而且还在日益扩大。这样的社会分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 加之对政府有效监督的缺位及公信力的缺失, 使国家的稳定受到挑战。因此, 我们可以说, 这次变革不同于往, 它的着眼点是新的, 它的观念是全新的。
4“十二五”经济战略性变革运行的要点
“十二五”经济战略性变革运行的好坏是变革成败的关键。下面就运行的几个公众特别关注的要点, 分述如下。
4.1 坚持扩大内需, 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长期以来, 我国经济基本是依靠不断追加的巨额投资和由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制造的工业品出口。世界金融危机以来, 尽管我国采取积极应对措施侥幸度过了难关。但是经济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随着国内制造业用工成本的节节攀升, 随着出口形势的日益严峻, 依靠投资和出口支撑国民经济持续发展显然是行不通的。要想保持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必须坚决地采取各种措施扩大内需。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 应该提高到战略高度。必须充分挖掘我国内需的巨大潜力, 着力破解制约扩大内需的体制机制障碍, 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
4.2 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一个长时期内持久的战略重点, 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 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要积极推进城镇化, 大力发展服务业和中小企业, 增加就业创业机会。要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着力提高城乡中低收入居民收入, 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要增加政府支出用于改善民生和社会事业比重, 扩大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 逐步完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形成良好的居民消费预期。此外, 要加强市场流通体系建设, 发展新型消费业态, 拓展新兴服务消费, 完善鼓励消费的政策, 改善消费环境, 保护消费者权益, 积极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要合理引导消费行为, 发展节能环保型消费品, 倡导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文明、节约、绿色、低碳消费模式。
4.3 调整优化投资结构
投资结构的优化, 是为了发挥投资对扩大内需的作用, 保持投资合理增长, 提高投资质量和效益, 有效拉动经济增长。“十二五”前期要确保国家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建和续建项目顺利完成并发挥效益。发挥产业政策作用, 引导投资进一步向民生和社会事业、农业农村、科技创新、生态环保、资源节约等领域倾斜。引导投资更多投向中西部地区。把扩大投资和增加就业、改善民生有机结合起来, 创造最终需求。
4.4 推进农业现代化, 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村。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 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必须统筹城乡发展, 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方针, 加大强农惠农力度, 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 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农民职业技能和创收能力, 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优化种养结构、提高效益, 完善农产品市场体系和价格形成机制, 健全农业补贴等支持保护制度, 增加农民生产经营收入。引导农产品加工业在产区布局,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 壮大县域经济, 促进农民转移就业, 增加工资性收入。只有亿万农民收入增加了, 消费踊跃了, 他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就会大大超过城镇居民。我们扩大内需的目标, 才能得以实现;中国的经济平稳持续增长, 才真正有了保障。
4.5 发展现代产业体系, 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 必须适应市场需求变化, 根据科技进步新趋势, 发挥我国产业在全球经济中的比较优势。一要发展结构优化、技术先进、清洁安全、附加值高、吸纳就业能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二要改造提升制造业。制造业发展重点是优化结构, 改善品种质量, 增强产业配套能力, 淘汰落后产能。我国自主创新能力薄弱, 这是老生常谈。所以必须下大力气, 支持企业技术改造, 增强新产品开发能力和品牌创建能力。合理引导企业兼并重组, 提高产业集中度, 发展拥有国际知名品牌和核心竞争力的大中型企业。三要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加强政策支持和规划引导, 强化核心关键技术研发, 突破重点领域, 积极有序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新能源、生物、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加强财税金融政策支持, 推动高技术产业做强做大。
4.6 调整收入分配关系
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创造条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健全扩大就业增加劳动收入的发展环境和制度条件, 促进机会公平。逐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保障职工工资正常增长和支付。规范分配秩序, 加强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 有效调节过高收入, 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完善公务员工资制度, 深化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4.7 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是我国社会稳定的前提;是公平公正的人性化要求。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多层次、可持续方针, 加快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扩大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逐步提高保障标准。发展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发挥商业保险补充性作用, 实现城乡社会救助全覆盖。
5 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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