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经济法律

清代的经济法律（共7篇）

清代的经济法律 篇1

摘要：笔者从法律视角, 阐述了清代报灾与勘灾的法律规定、应急性赈灾的法律措施、具体赈灾的法律规制、灾后重建的法律保障、赈灾腐败的法律治理, 以及清代赈灾法律制度所具有的历史实践意义。

关键词：清代,赈灾制度,法律视角

我国幅员辽阔, 地广物博, 各种自然灾害频发。在广大人民同自然灾害进行斗争的同时, 我国古代朝廷也采取了种种赈灾措施, 这些逐渐法制化的制度体系, 古时称之为“荒政”。《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作为清代的主要法律, 其中记载了较为详尽的清代荒政体系。从这些法律典籍, 我们运用法律视角, 看到了清代较为完善的赈灾法律制度, 以及由此带来的较好的赈灾效果。

一、报灾与勘灾的法律规定

灾情发生后, 及时的报灾是第一步。然而地方官员出于标榜政绩等自身利益考量, 可能会隐匿灾情, 使灾民得不到救助。同时, 基于当时通讯设施落后, 管理环节也比较繁杂, 这样灾情上报也往往不及时, 导致灾民得不到及时救助。

为了解决这种灾情不报和报灾不及时的现象, 《大清律例》明确规定了救灾时限, 即在每年阴历六月或九月底以前, 地方政府必须将夏灾或秋灾的情况向中央政府报告。当然, 根据具体情况不同, 《大清律例》也出台了一些人性化措施, 例如给予了甘肃延长一个半

也不能随意就和老婆离婚, 女子更不能随便离婚再嫁。不过在宋朝, 现实情况和主流传统不相符。当时, 女性离婚再婚的还是很常见的。足以说明, 宋朝社会对于离婚还是比较宽容的。宋朝这种情况还体现在, 男女双方还能够协商离婚并且在法律上受保护。因为在封建社会, 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无单个个体独立的社会地位, 因此, 常说的男女结婚和离婚全部都是以男女各自的家庭以及家族的形式而出现的。不过宽容的夫妻离婚道德社会环境不是绝对的, 况且这并没给女性很多的离婚自由权利。

反而, 宋朝时给丈夫去妻平添了一个新的借口:以“强势”而去妻。在宋朝, 因为现实生活中强势女性很多, 已经严重地干扰了家庭夫妻的和谐, 更对封建社会那男尊女卑的思想观念形成巨大冲击, 因此, 司马光在其著作中提到:女性太过于强悍, 不遵守封建道德传统, 不放弃是不行的。若一个男人有强势的老婆, 那么家庭什么时候会安宁?此时, 因为时代的局限性, 司马光还没有那种女人也可以和强势的丈夫离婚的想法。尽管很多学者提出的“七出”和“义绝”等观点, 不过这些思想不可能会杜绝实际生活中的居高不下的离婚趋势。现实生活中, 男人常常因为狎妓、移情别恋、钱财而去妻。当然也有不敢违抗长辈之命而去妻的, 比如世人皆知的陆游和妻子离婚的事例。无论出于什么原因, 离婚是被人耻笑的。宋朝较为宽松的离婚道德氛围基本上是因为社会发展的历史惯性作用。在宋朝的前代人们对离婚的态度就是不那么保守。

2. 继承了唐朝风俗习惯, 离婚再婚变得容易。

我国封建社会一直以来就是积极倡导从一而终的伦理道德思想, 不过到了宋朝人们不再认为再婚是丢脸的事情。例如, 著名文人范仲淹的母亲后来改嫁, 月的时限优待, 主要是基于甘肃地域偏远, 气候变化较大, 灾害频发。另外, 《大清律例》对灾情不报和报灾不及时的官吏也制定了比较严厉的惩处措施, 如顺治十七年, 皇帝专发谕旨, 对州县官吏逾期、逾限迟报者, 根据时间长短, 分别给予扣罚俸禄、降职调离、革职查办等。对于灾情隐瞒不报者, 处罚更为严厉, “革职, 永不叙用”[1]596。这些法律措施对清代官吏的震慑作用是比较大的, 也为及时救灾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 灾情发生后, 政府必须派人到受灾现场进行勘察, 即勘灾。勘灾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评估物质的实际损失情况, 二是评定灾民的经济状况, 将灾民分为“极贫”、“次贫”等类型, 为随后制定实施不同类型的救灾对策提供依据。清代的勘灾主要包括两个层次:一是州县官亲自勘察, 以便掌握真实情况, 在某些特殊情况下, 州县官也可派人核查, 但其必须采取相应措施以确保核查结果的真实性;二是吏部接到灾情报告后, 有时根据实际需要也会到灾情现场勘察, 只不过由于我国地域广阔, 中央政府级别的勘察一般都省略了, 但

其儿媳后来改嫁给范仲淹的学生。就在范仲淹当宰相的时候他还创办了义庄就资助女人死了丈夫改嫁的费用。尽管理学家全力鼓吹“宁可饿死, 也不能失节”的贞洁思想观念, 可在那时并不占主流思想。数据显示, “宋朝以前各个朝代所记录的贞洁女性, 也就186人。到了宋朝是303人, 元朝时是741人, 而明朝高达36719人, 清朝有12294人。”就是极力推崇理学的程颐自己在女性的再婚问题上也不是墨守成规。程颐对父亲积极操办外甥女再婚的事情, 他不但不阻拦, 反而大加称颂。程颐还允许其侄媳改嫁再婚。

伴随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家族结构的变化以及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获得大幅度提高, 以前的伦理道德思想受到强有力挑战。因此在此种情况之下, 社会上就会出现自我调控。而理学的出现就是一种调控手段。理学理论所强调的忠贞就是在新形势下对原有的男主女辅的伦理道德秩序的一种自觉维护, 也是对已经发生变化的道德理论的回应。在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理学出现的社会根源。不过, 全新的伦理道德理论由出现到在社会之中占据核心地位需要很漫长的时间。宋朝是产生理学的朝代, 同时还是理学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过渡时期。所以, 宋朝人们的婚姻伦理道德生活也表现出很强的过渡性特征。在婚姻方面注重金钱、中举之人、注重人品行、夫妻之间出现的强势女人以及学者提出“丈夫重义妻子温顺”、还有宽松的离婚和再婚的社会氛围, 这些都是传承前朝的伦理道德生活以及为以后明朝和清朝的伦理道德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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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到一些特大灾情, 吏部必须亲自到现场勘察。

在勘灾的实际操作中, 具体、细节的工作主要由基层的保甲、胥吏执行。基于自身利益的需求或各种利益诱惑, 保甲、胥吏经常会出现徇私行为。为此, 《大清律例》给予了明确规制, 针对工作差错造成的勘灾失实, 一般要实行杖笞之刑。如果其中涉及受贿, 即以枉法从重论处, 刑罚相当严重。笔者认为, 这主要是由于勘灾涉及政府钱财实际支付的多寡, 也关系到灾民的实际救济利益, 非常时期必须用重典来规范。

二、应急性赈灾的法律措施

灾情发生后, 在及时上报的同时, 基于中间信息传递以及政府启动相应赈灾措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 但“救荒之道, 以速为贵”, 灾情不等人, 灾民的生活安置更是迫在眉睫。为此, 清代中央政府给予了地方政府一定程度上的应急处置权限, 便于及时采取相应的因应急措施, 将灾害损失降到最低点, 保障灾民的基本生活。《大清律例》中“天下有司凡遇岁饥, 先发仓廪赈贷, 然后具奏, 请旨宽恤”就是应急性赈灾的指导思想。

应急性赈灾的措施主要体现在灾民的衣、食、住等方面, 通过给灾民提供可以避难的场所、有饭吃、有衣穿, 满足非常时期灾民的最基本生存需求。

三、具体赈灾的法律规制

《大清会典》就具体赈灾措施总结出了十二种方式, 分别是备侵、除孽、救荒、发赈、减粜、出贷、蠲赋、缓征、通常、劝输、兴工筑、集流亡[2]44。简单来说, 清代在具体赈灾时主要有以下几种措施。

1. 赈济。

主要措施包括:一是先赈, 即前文提及的应急性赈灾;二是大赈, 指灾情上报中央政府后, 由中央层面组织进行的全面性救济措施, 这是一种最主要的赈济方式, 根据灾民的经济状况, 即勘灾确定的不同灾民类型, 按照轻重缓急原则, 分批次进行赈济。赈济的载体以粮食为主, 对于“仓谷不敷”地区, 也可以银钱代替。政府根据灾情的影响程度, 确定一定的赈济期限, 一般按月发放, 保证灾民生活的有序接续;三是展赈, 是由皇帝专发谕旨进行的一种补充性赈济措施。这种非法定、临时性的赈济措施, 主要适用于受灾严重的地区, 在地方官吏的申报和恳请下, 皇帝下旨进行专项赈济, 更多地体现出了清代统治者体恤民情、皇恩浩荡的象征意义;四是摘赈, 主要用于老人、孤儿、寡妇、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特殊赈济。据不完全统计, 顺治元年至道光十九年的近二百年间, 清代共进行了11314州县次的赈灾, 每次每州县花费钱物折合平均约39432两, 总计高达4.5亿两, 赈灾花费之巨是之前朝代所没有过的[3]63。

2. 蠲缓。

赈济主要运用的是直接供给制度, 而蠲缓则是通过减免灾民税费, 间接地赈济灾民。自古以来, 皇粮国税是每个社会公众的应尽义务。但发生灾情后, 政府采取蠲缓措施, 使“民力得以宽纾”, 相当于给了灾民休养生息的机会, 有利于灾民尽快地恢复重建。蠲, 是指全部或部分免除;缓, 是指推迟或延缓。尽管这两种方式在运用上有所区别, 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综合运用, 但其目的是一致的。为了保证蠲缓措施的实际效果, 《大清律例》进一步扩大了蠲缓的范围, 即不仅包括“税”, 还包括各种名目繁多的“费”。同时基于蠲缓指令下达有一定的滞后性, 《大清律例》明确要求地方政府必须退回灾难发生后已对灾民征收过的税费, 土地租种者 (即佃户) 也同等享受这一蠲缓政策。蠲缓政策是清代赈灾制度的特色之一, 具有很好的实践效果和意义。

3. 安缉灾民。

灾情发生后, 很多灾民被迫背井离乡, 成了流民。对这个特困群体, 清代政府是相当重视的, 因为灾民的问题处理不好, 很可能会演变成社会动荡, 小的聚集为寇, 大的甚至会暴发农民起义, 威胁政权。清代前朝类似的例子并不鲜见。为此, 清政府通过法律规制, 主要采取了以下安辑灾民的方式:一是积极救济灾民, 动用政府、社会及民间力量, 给灾民以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 防止灾民变成流民;二是有针对性地引导移民, 这主要是由于过重的灾情导致灾民不适宜在原来土地上继续生存时, 政府往往会出台相关优惠或扶持措施, 引导灾民到边远或人烟稀少地区定居、繁衍;三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将灾民“资送”回原籍, 当灾情过后, 对于流落四处的灾民, 政府在资助其一定口粮和路费的基础上, 逐渐将灾民遣返, 这样既有利于本地区的稳定, 也有利于灾区的恢复重建。

四、赈灾腐败的法律治理

《大清律例》、《大清会典》等法律典籍, 之所以将赈灾制度加以严格规制, 其目的就是提高赈灾的效率和实际效果, 达到赈济灾民、安定社会的作用。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 由于赈灾过程中牵涉到诸多的经济利益关系, 也不乏一些以身试法的不法分子, 或匿报瞒报, 或徇私舞弊, 或损公肥私, 或贪污受贿, 但这些赈灾腐败案件一经暴露, 一般都会得到法律的严惩。因为, 在赈灾这种关系到国家长治久安的大是大非面前, 统治者一般会以“民”为重, 以江山社禝为重。清朝乾隆年间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捐监冒赈案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此案事隔几年后东窗事发, 乾隆皇帝非常震怒, 下令处斩了赈灾腐败者, 相关人等也得到彻底追究和处置, 这充分体现出了清代赈灾“重典治世”的法律思想。

五、清代赈灾法律制度的历史实践意义

任何一个法律制度, 执行是其生命力, 并且只有在执行中才能显现出其独特的、可贵的价值。清代赈灾法律制度, 作为我国古代荒政的集大成者, 其法律体系建设无可非议, 包括其立法体例、规制内容、司法理念等, 都得到了诸多法史学家的赞誉和好评。

应该说, 清代赈灾法律制度在整个清代历史上, 执行效力和效果都比较好, 特别是在清代前期得到了很好地贯彻执行, 对当时的灾民赈济、灾后重建等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在清代后期, 由于当时统治者没有根据形势发展对赈灾法律制度进行相应的修订, 过于注重赈灾法律制度的形式而忽视了赈灾的实质, 如过于注重报灾和勘灾的时限要求, 而对报灾和勘灾的实际质量没有控制, 再加上清末政府国力衰退、财政紧张、吏治败坏、法纪不施等社会因素, 从而影响并削弱了赈灾的最终效果。

从法律视角来审视清代赈灾制度, 不难看出, 一是当时的赈灾制度非常严密, 涵盖了赈灾的全过程, 几无疏漏;二是相应的法律处罚也非常严苛, 这体现出了非常时期“重典治世”的法治理念, 保证了赈灾措施能够切实得到贯彻执行, 以及良好的实践效果。笔者认为, 经过法律规制的清代赈灾制度, 被众多法史学家定性为“中国古代荒政的集大成”, 是当之无愧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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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清代苗疆地区的法律概况 篇2

一、大清例律中苗疆地区的立法

清朝对于苗疆地区的立法较为特殊,它并没有制定出诸如《蒙古律例》、《回疆则例》等针对特定区域的专门法规,而是在《大清律例》中对相关条例进行修订和编纂。条例是清朝法律的重要形式之一,针对苗疆地区治理的条例多数是以皇帝对苗疆的谕旨和地方官员对苗疆的奏议为依据制定。条例内容囊括民事法律规范、刑事法律规范以及行政法律规范,其中又以刑事法律规范所占比重最大。鉴于苗疆地区地形险恶、动乱不息的具体情况,清政府认为,统一适用《大清律例》,更便于进行直接的立法调整,因而没有必要再单独制定适用苗疆地区的单行法规。

二、清代苗疆地区施行的国家法分析

清代对苗疆地区施行的国家法在《大清律例》当中多有着具体规定,《大清律例》先后共攥入了有关苗疆条例三十六条,主要包含土司制度的管理规定、苗民之间及苗民犯人这三方面的规定。

(一)苗律关于土司制度的管理规定

清代采取的是土司继承制度,即在条例中规定:假如土司去世时尚无子嗣,则允许他的兄弟继承。①如无子嗣、兄弟,则允许其妻子或女婿其中一人继承。如果土官病死,该地区督抚须及时查明继承人,限六个月内准备题承袭。在准备题承袭前,必须让应继承的人照任事官例用印管理事务。为保证土官的世袭权力地位,条例规定凡抢仇杀而非法继承的,发射极边烟瘴地区充军。不仅如此,清代对土司制度的执行也有着非常严格的规定,如凡是苗民犯抢劫罪,若是管教苗民的土司约束不严,就交由交部议处,如果超过一百人,土司府州革职,枷号一个月,且不允许用钱折罪。②同时,条例还对土司的处罚与奖励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对土司进行严格的监督和控制,不仅能使土司制度落实到位,同时便于政府进行权力控制和管理。

(二)苗律关于苗民的规定

清代对苗民的管理分生苗和熟苗区别对待,汉化程度低的称之为生苗,反之,汉化程度高的则为熟苗,朝廷允许生苗在保留当地传统习俗的基础上进行相应调整,而熟苗则实行官方法律。此外,清代还制定了一系列条例对苗民进行管制。雍正五年,平定贵州长寨等地苗民反抗后,鄂尔泰疏奏《经略苗疆事宜》十条,经兵部议复,雍正帝准行。主要内容为安抚长寨等地苗民的善后措施,对于土地、户籍、兵器、营汛、教化等,亦做出规定。如要求苗民地亩分别订立地契文书,由官府发给印信,以便世代继承;苗民缴出一切军器,严惩私造军器者,苗民出入,只许佩戴数寸小刀;苗民犯劫杀重案,由文武官员会同审究,不准袒庇徇私。这是苗疆地区法理治理较早的地方法规,对此后苗疆立法有着深远影响。清代对于苗民的各类行为都有着很严格的规定,主要包括禁止苗民出入边境劫杀抢掠、禁止苗民自己制造兵器或携带刀枪行走、勒令苗民纳粮当差、责令苗民改过自新四个方面。不仅如此,清朝对苗民给予了一些轻徭薄赋的政策优惠,乾隆初年皇帝一再下达“永不加赋”诏令,苗疆地区的府、县根据中央的政策,纷纷订立了本地轻徭薄赋的法规。

(三)苗律处理苗族与内地人民关系的规定

清朝在处理苗族与内地人民之间的关系时,在条例中规定,禁止内地人民无故擅入苗疆,苗人亦不准擅入内地人民境地;禁止内地人民私通苗人,互相买卖借贷、诓骗财物,引惹边衅,或潜入苗寨教诱为乱。清代对苗民与内地人民的来往、商业活动交易等方面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但同时也制定了一些保护苗民的条款,如增加了苗民与内地人民的结亲条款,防止内地人民欺压苗族,侵占苗族土地。从法律层面对苗民与内地人民关系进行规定,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发展。

三、清代苗疆地区法律治理的特点

(一)因时而变

因时而变是清代苗疆地区法律治理的重要特点,由于前期治理缺乏一定的经验,加之苗疆少数民族相对于汉族要难于治理,因此,清代为了控制苗疆地区,提出了改土归流的办法,一并出台了一系列的民事、刑事、行政法律法规,《大清律例》中为苗疆修改设立的条例就达30多条,总体来说,清朝在治理苗疆的过程中,苗疆地区的法规都随着时间推移和局势变转而不断变化。

(二)因俗制宜

因俗制宜是清代苗疆地区法律治理的核心要点,清朝根据苗疆地区少数民族汉化程度的不同对生苗和熟苗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规定。在一般情况下,清朝对生苗采取因俗制宜,但在涉及到国家安全管理时,还是进行了限制,如禁止苗民佩戴刀具出入、私藏武器。虽然对于生苗的处理不同于官方法律,但清朝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和行政管理措施,将苗民逐渐汉化,以实现大一统目标。

摘要：清代对苗疆地区法律治理方面的相关制度虽然不够完善,但在总体上促进了整个苗疆地区的发展与进步,对我国现行少数民族地区的法律规定与治理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本文通过分析《大清律例》中针对苗疆地区实施的主要条款,以期为探索清代治理少数民族地区的相关制度提供一定的思考。

关键词：清代,苗疆,大清例律,因俗制宜

注释

1<大清律例>卷二十四,条例[M].天津:古籍出版社,1993.

我国清代枷号的法律实践 篇3

关键词：清代,枷号,法律实践

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要求它的调整工具——法律,无论在调整方式还是在调整范围上,都要作相应的变革[1]。清入关后,统治者为了维护新政权的良性运转,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统治秩序,允许暂行明律。这在当时是非常可取的办法,对于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的情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这毕竟是权宜之计,作为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政权,如何保障自己民族的既得利益,如何在以少数统治大多数的不利情势下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成为清政府实现稳定统治后追求的重要法律目标之一。

一、清代枷号的立法意图

雍正曾说过“朕常饬八旗大臣。八旗为本朝根本”[2]。旗人是清朝实现稳固政权统治的根本力量,为保障清政府的统治,需借助法律的手段维护旗人的利益,故清前期旗人在法律上具有特殊的地位。但为了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性,旗人犯罪也须受到处罚。对旗人来说,枷号刑便是应运而生的优待刑种之一。

虽然清代法律中关于旗人处以枷号刑的规定多以条例的形式出现,鲜少有清律对枷号刑作出具体规定,但最为关键的一条给予旗人特殊法律地位的犯罪免发遣律则是以法律的形式载入律典。犯罪免发遣律先后经顺治十三年及顺治十八年两次议定,后于雍正三年正式以“以现行例,旗下人犯徒流等罪准折枷号,与军官犯罪免徒流之意相符,因另立犯罪免发遣律。名列于军籍有犯之前,以旗下犯罪折枷号之例载入,作为正律”[3]。根据“例可变律不可废”的立法原则,该律得以成为优待旗人刑罚的法律基础留存下来。表面上看,犯罪免发遣律的提出是因为旗人早期的犯罪处理方法单一、轻微———仅有鞭责,起不到惩戒犯罪的作用,实际上该律的立法本意是为了解决保持旗人在旗数量及入伍当差的问题,究其根本原因还是清政府认为只有旗人才是其维护政权的保障力量。这既是清政府运用法律手段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尝试,也是清朝统治者对于旗人特殊身份地位的肯定,笼络人心的手段。

二、清代枷号的立法实践

枷号刑于清代始为常法,但其在五刑之外,所以没有单独立法对其进行规范,除了犯罪免发遣律之外,枷号刑的相关规定大多散见于各种例中。

1. 清代枷号条例的制定。

清代枷号条例的制定,主要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1)皇帝通过直接下旨将谕旨制定为条例。顺治十三年“刑部议奏更定律例四事。一、旗下人犯充军流徒罪者、止行鞭责、以致奸宄无所创惩。今后犯军罪者、枷号三月,犯流罪者、枷号两月,犯徒罪者、枷号一月,仍照数鞭责……得旨、所奏四款、有裨锄奸去恶,著即遵行,永著为例。”[4]枷号由此成为了旗人犯罪免发遣的具体处罚方式。(2)将各部议覆、议准的处理意见,择其优者制定为条例。康熙九年刑部查律载,抄扎入官人口、隐瞒不报者、计口以隐漏丁口论。若照律处分,则罪而致隐瞒者众,因此,刑部酌议“嗣后凡隐瞒反叛抄扎入官人口者、不分男妇大小、五口以上、照依隐匿财物至五百两例、杖一百、流徙宁古塔。四口以下、杖徒如旗下有犯此等之罪、例应枷号发落。遵为定例。从之。”[5](3)通过修例将其他例并入枷号条例中。早期为惩处旗下逃亡奴仆而制定的《督捕则例》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脱离法制现实,在乾隆以后,便将《督捕则例》废除,将有关条款经过修改附入刑律。如:徒流迁徙地方所附例文中关于“在配在途脱逃,并不服拘管者,获日在配所用重枷枷号三个月,杖一百,折责发落,毋庸即行正法”[6]的规定以前就见于《督捕则例》中。

在有清一代,枷号条例的数量已经无法具体统计,因为枷号刑使用的特殊性,其适用往往是替代其他刑罚适用,又或是与其他刑罚并加适用,所以我们无法确知,到底枷号条例确切的数量是多少。我们只能通过统计某一时间段内的枷号条例,对其进行研究,从某一个角度来探讨清代的枷号条例。为此,本文以《大清律例》及《读例存疑》为例,对其中记载的枷号条例进行简单统计及对比,探究枷号条例在清法律实践中所起的作用。《大清律例》所载条例的截止时间为乾隆五年,《读例存疑》所载条例的截止时间为同治九年。

在记载了清代重要法律规定的两书中,枷号条例共计260多条,占到了1800多条例的将近15%,这体现了统治者对枷号条例的重视性。从《大清律例》到《读例存疑》,枷号条例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时间,但其数量基本是稳定的,仅仅只增加了七条,增减变化并不剧烈,这说明枷号条例在法律实践中起到了重要的调整作用。

2. 枷号条例的执行。

枷号之所以能从一种刑具发展、演变成为独立于“五刑”之外的一种闰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特殊的执行方式。在大量的清代枷号条例中,其主要规定的内容除了定罪量刑的适用以外,就是枷号刑的具体执行。(1)执行枷号的地点。康熙二十九年以前,枷号旗下人犯就地处罚,置放本旗门上,自该年以后,将枷号人犯各旗互相转放,由城门尉、城门校、千总、领催、披甲人等,详验加封收受,发门之后,刑部派满汉官员调旗巡查[7]。起初,为达到使罪犯感觉到耻辱、使观者畏惧法律惩罚、加强法律宣扬的目的,枷号刑由各旗转发执行。但这样的执行方式时间长、程序多,增加了刑罚的成本。后为照顾枷号旗犯,可以在各门示众处设立房屋以为住宿之地,被称为“门监”。至于民人枷号的场所则无具体规定,为了起到罚一儆百的效果多以该犯犯罪地点为执行地点。(2)执行枷号的时间。枷号执行的时间通常以日、月为基本的单位时间,处罚时按照律例规定处以几日、几月的时间来实际执行。《大清律例》中就规定:凡触犯祖父母、父母发遣之犯,遇赦,查询伊祖父母、父母愿令回家,如恩赦,准其免罪者,即准释放。若祇准减等者,仍行减徒,其所减徒罪,照亲老留养之例,枷号一个月,满日释放,毋庸充配。倘释回后再有触犯,复经祖父母、父母呈送,民人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旗人枷号两个月仍发黑龙江当差。这是以月为等,逐级递加执行时间的例文规定,也有以五日为等,逐级递加的执行时间的相关规定。(3)执行枷号的方式。在法律实践中,枷号刑本身是一种附加刑,后期为了体现旗人在法律上的优越性,旗人犯徒流军罪普遍适用折枷后,它又上升为一种主刑。因此枷号刑的执行,有犯笞杖罪加枷的,有先执行笞杖刑,而后再加枷号,后又出现先行枷号,枷满后再行决杖;犯军、流、徒罪再附加枷号的,有在当地执行枷号,待枷满之日再行发遣的,也有至配所再行枷号的,均是照当时所定律例规定而行。

三、清代枷号的立法意义

对一项刑罚制度演变过程的探究,我们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其实践过程中的变化去了解变化背后的动因。清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其本身以“异民族”身份入主中原,以少数去统治多数的特点成为贯穿清朝法制变化发展的最大影响因素。清初统治者在规定刑事政策上注重维护满洲贵族的特权,反映了民族统治的某些色彩,但同时还必须指出,清初统治者孜孜以求的目标,是清朝的长久统治,对满洲贵族特权的规定,必须服务于统治阶级全面治吏的根本要求,一切特权只具有相对意义[8]。清代法制的一个大致发展方向在清代枷号的演变过程中得以呈现。与前朝历代枷号相比较而言,清代枷号可视为是少数民族统治者在刑罚体系上的一个集中体现,从最初的针对旗人替换适用的优待刑演变为后期不分“旗”、“民”一体适用的普通刑罚,枷号的变化反映出清朝统治者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力图通过法律手段实现有效调整社会关系的意图。我们可以看到,为了实现长期统治下去的目的,解决法律实践中不断加深的旗、民矛盾,自清中叶起,清朝就在努力寻找将法律归于划一的途径。为此清朝统治者也进行过大量的尝试,最终枷号刑“不分旗民,一体适用”可视为是这项努力的法律成果之一。但囿于自身所处封建时代的局限性,清朝旗、民在法律上的地位一直未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平等,直至清末沈家本在修订《大清新刑律》(草案)时,才取消了旗人的特权,在法律制定上实现了旗、民法律适用上的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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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林乾.清代旗、民法律关系的调整—以“犯罪免发遣律”为核心[J].清史研究,2004(2).

清代慎刑的法律思想探源 篇4

在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法律文化气息厚重的国度, 如果不了解法律发展的历史渊源, 就无法把握当代法治的进程。通过挖掘传统法律中慎刑的价值理念及法律实践, 我们发现中国古代“慎刑”理念与现行中国刑法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例如, 现行刑法中的死刑复核、缓刑、自首、立功、复审、再审、存疑不诉等各种刑罚及刑事审判制度, 都是对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的重要传承和再现, 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一定的实践借鉴意义, 对中国现行刑事立法、司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一、继承“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

众所周知, 有鉴于殷商灭亡的沉痛历史教训, 周公 (姬旦) 审时度势, 提出了“明德慎罚”的法律思想。可见, 从“慎刑”思想承继史看, 中国古代“慎刑”法律思想的源头是西周时期将教化与刑罚结合起来的“明德慎罚”思想, 这对清代慎刑的法律思想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明德”, 就是提倡德教, 崇尚德治;“慎罚”, 就是对刑罚采取宽缓与审慎的态度, 强调德主刑辅、先德后罚。统治者应该实行德政, 崇尚德教, 教民保民, 敬天孝祖, 尊敬长老, 任用贤能, 不欺侮老弱无靠者, 谨慎地使用刑罚, 严惩应受严惩之人。

在中国古代的夏商时期, 统治者几乎都一致极力宣扬“天命”, 笃信上天, 迷信“神权”, 专事鬼神, 希望借此来维护他们的奴隶主阶级的统治秩序。因此, 夏商统治者不重德教, 比较崇尚暴力, 专讲刑杀, 导致其王朝的最终灭亡。在全面反思殷商覆亡的历史原因之后, 以殷之残暴为鉴, 周公 (文王之子, 武王之弟) 充分认识到, 天命并非永恒不变, 只有“德者”方可享有“天命”。重新诠释天命神权, 提出“以德配天”的法律思想主张。“德”是天命转移的根本条件, 夏商失德而周替。周公反复强调, “保民”思想是“以德配天”思想中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 要拥有天命就要“保惠于庶民”, “用康保民”, “怀保小民”。这开启了中国古代传承几千年的“民本”思想, 也正是清代慎刑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

周公所提出的“明德慎罚”思想, 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将“民”当作“人”看待, 重教化, 后世儒家的“先教后刑”思想最早可上溯至周公这种以教育感化代替刑罚的思想;“明德”是根本、前提, “罚”是“明德”的一个体现、补充, 但不滥用刑罚, 须罚当其罪, 不杀无辜, 杀其当杀;不乱加干涉治狱之事, 治狱之事由牧夫处理, 不随意代替官员发布教令[1]183。

可见, 同其他封建王朝的慎刑思想一样, 清代“慎刑慎杀”的法律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 两者间确实存在不少相通之处。譬如, 在吸取前朝政治腐败、民怨沸腾、法纪废弛、国力衰微并最终覆亡的历史教训基础上, 周公提出了“明德慎罚”思想, 取代了夏商“代天刑罚”的思想。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曾阐述了“重教化”与“明法度”应并重的思想。为确保皇权不受侵犯, 对那些触犯统治者根本利益及君权的行为, 都规定了最严酷的刑罚, 主张严惩不赦。

“以德配天”、“明德慎罚”思想是对夏商神权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神权法和宗法思想占统治地位是这一时期法律思想的基本特点。封建社会末期, 清代的神权思想已大为减弱, 远不能与“人”的力量相抗衡, 未能完全摆脱神权观念的羁绊。明末清初, 启蒙思想产生, “君权神授”修改为“君权民授”, 倡导“民权”、“民主”。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是一种新的思想, 具有开拓性, 是社会统治的新思想武器。至清代, 清王朝在建立其统治秩序时, “慎刑”思想早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刑罚思想中举足轻重的内容, 为建立并维护其统治秩序, 必须接受中原正统法律文化中既存的重要法律思想。

二、对儒家“仁爱”思想之引申

自西汉大一统时期施行“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以来, “儒家”学说就成为了统治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来的正统思想。很显然, 儒家道德规范与精神原则也会被直接或间接纳入法律条文之中, 实现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在周公的“中罚”思想基础上, 孔子提倡刑罚适中, “慎刑恤罚”、“宽减刑罚”、奖赏不越界与刑罚不乱行等都是儒家的“仁”在法律思想上的重要表现。

我们知道,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 即“爱人”, 强调尊重人、关心人、将人当人看待, 主张统治者应重视人的生命, 反对严刑峻法, 为政以仁, 德主刑辅, 必须减轻刑罚, 废除苛法酷刑, 鄙弃残害人生命和肢体的严刑峻法。因此, 后世统治者包括清代统治者都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 将“施行仁政”作为标榜自己王朝盛世的主要标志。据史料记载, 早在清入关之前, 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明确, 治国理政之道乃应以教化为本, 应大兴仁让之风, 使得残暴者变得淳厚, 使得强梁者变得和顺。清代明君康熙大帝也主张, “力行教化”、“尚德缓刑”乃为王朝至治之极轨[2]125。

受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 清朝统治者在法制思想上主张以刑弼教, 慎刑慎杀。譬如, 在康熙时期, 他认为人命关系重大, 各有司方不得徇私枉法, 对案件的审理要及时审慎, 用刑应恪守既有的定制, 刑罚应当适当宽宕, 案件的审理要精祥慎重, 只要有一线可生之路, 即令缓决, 商所司部门再行研究审理。

三、对道家“天道”思想之涵摄

中国古代法律思想文化常常表现出来的一种现象就是, 作为其实施行为的原则, 愿意引进“天”或者与“天”有关的某些运行规律, 其在法律制度上则主要表现为“因灾恤刑”、“刑狱时令”、“则天立法”等。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大命题, 中国古代不同的流派对“天道”均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在殷商及西周时期, “天”是直接主宰世间万物的至上神, 被人们奉为至高无上的“玉皇大帝”。依据儒家思想, 天与人同道合德, “天”除具有自然的属性之外, “天道”是人类道德伦理的最高境界, “天”还应具有道德伦理、社会政治的社会属性;而在先秦的道家理论看来, “天”与人类有目的的活动是相对立的, 不包含任何人格意义的自然之天。

在清代法律中, “则天立法”、“刑罚威狱”是指天秩有礼, 天讨有罪, 要依照天地之象确立刑罚, 制定法律;温慈惠和, 以效天之生殖长育, 以类天之震耀杀戮也。清代法律思想强调, 以天为本, 顺应天理而制定法律。中国古代法律规定, 为使对罪犯执行“天罚”合乎天意, 在一定的季节内不准断狱行刑。因此, 清代也存在刑狱时令制度, 是指审案断狱、执行刑罚, 要受到一定时间限制的制度。据清律, 在每年的正月、六月、夏至以前五日及冬至以前十日, 各地的司法机关均应停止死刑的执行;在每年的元旦、正月、六月、十月、端午、中秋、重阳等等, 各地的司法机关不得受理诉讼案件, 均应停止刑事审判。这是因为最重要的是要符合与“天道”相应的阴阳五行观[3]212。

我们都知道, 在中国古代人看来, 作为宇宙间亘古不变的自然秩序 (规律) , 万物生长的季节乃春夏, 肃杀季节为秋冬。世间的所有人与事物 (包括人类的行为) , 均不应违背这一自然“天道”。中国古代的天道观认为, 天人之间存在密切的交流, 天道与人道互相作用与影响。为维护天道的正常秩序, 清代统治者们一方面改善服刑条件, 对关押的囚犯给予宽免刑罚等悯恤处理;另一方面尽力防止出现冤案, 审查司法机关审案断狱是否出现冤狱。但凡在遇到较严重的天灾之时, 为平息“天道”之怒, 清代的统治者们也常常会采取减刑、大赦、录囚等措施。

摘要：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慎刑”思想自然应是其人文关怀的重要体现。清代慎刑的价值观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传承和准确定位, 也是对传统法律观念的进一步改造和升华。

关键词：清代,慎刑,法律思想

参考文献

[1]崔永东.中国法律思想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2]武树臣.儒家法律传统[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3.

清代法律教育活动及其作用探析 篇5

一、清代法律群体组成和教育特点

清代能够对大清律例了解使用之人,仅以官府衙门中官吏和参与法律事物的幕友、为民间诉讼代笔的状师为主。虽然都接触法律,但地位差距较大,受到的待遇和法律教育途径也各不相同[2]74。清代官吏多出于科举,书生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获取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虽然有以大清律例为题的考目,但考生须用四书五经来解析考题,进行历史博引以道德情操来诠释,并非考察考生法律应用和分析能力,这也使得清朝法律与道德之间有很多牵连“,情理法”现象严重。学子在求学过程中也会接触一些法律知识,多是以提升自身道德修为为主,获取真正法律知识教育内容很少。在中国古代各级政府机构都是由当地最大官员掌管行政立法,没有特定的分支机构,这也注定当地父母官每日处理相当繁多的公务。由于涉及社会生活内容太多,很多问题在官员求学过程中根本没有涉猎学习到,无法全盘掌握所有事务解决途径,这就不得不聘用有相当能力的人来协助办公,这些人被称为幕友。幕友名额不限,完全取决于官员事务需要和官员个人经济能力。这些幕友多数为科举失败的学子,有着较高的文化根基。在科举落第后已经无法成为正式官方人员,为了生存靠自己的才学在官府谋生成为官员幕友。官府内主要分为钱谷、刑名、征比、账房、教读几类幕友,这些幕友都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很好的职业能力掌握。这些职业技能都是这些人在投奔官府后刻苦培训所得,他们的出现,为官员解决了大量工作,只在重大决策上由官员来定夺。刑名就是这些幕友中专职管理法律的幕友,在他们工作范围内受理民间诉讼和各种纠纷,对各种诉讼供词结合大清法律进行分析评判并参与整个司法程序。这些刑名都要掌握与事件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在不断实践接触中提升业务水平。这些幕友长期驻守官府内,为官方人员服务,其地位比官府内人员要低,但由于其日常工作环境和与官员直接接触,使得他们的身份地位十分特殊,一些深得县令、知州信任的幕友,已经在社会和官府内拥有相当大的权利和地位。幕友职位要想获得官员赏识认可并非易事,往往需要有名望之人引荐,这就要靠落榜书生在成为幕友之前拜访有名望的幕友为师,这样可以学习幕友需要掌握的职业技能,同时能够获得接触、认识官员的机会。这种求学形式,也是中国的传统拜师学艺模式,体现了清朝幕友职业技能获取的特点。在官府中的刑名幕友,除了师父多年工作经验需要牢记之外,还要熟记大清律例,在不断实践中充实自己。

在封建社会,真正为官府承认的民间律师根本不存在,为民写诉状之人被统治阶级污蔑为“讼棍”“状骗”,其人被说成搬弄是非、招摇撞骗之流。这些为百姓提供法律服务之人称为“状师”,是清朝社会地位最低的法律工作者。正是由于被官府藐视,但又为普通大众解决些诉状等急需问题,官方对其一直采取抑制排挤态度。这使得状师处于既要为大众解决法律难题,又要遭受官府压榨的尴尬处境。在这种背景下,状师的传承一般保密不能公开,其工作内容主要以代写诉状、指点当事人打官司时需要注意的一些技巧为主。相对于官府中的刑名,状师对法律的理解和受教育程度要逊色得多。

二、清代法律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因素

1.专职法律人员不足。清代教育的偏颇,造成法律知识普及率极低,尽管官员能够接受一些法律教育,并在为官当政后通过后天接触学习和工作历练,进一步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但这种法律知识的提高相当有限。由于清廷官员大多身兼行政司法数职于一身,每日处理政务繁多复杂,没有过多精力研究法律。在处理司法官司之时,很多处理结果都要将伦理道德纳入其中,这种结合道德伦理的司法审判,成为多数官员对案件最终判决的标准。为应对大量司法案件,清朝官员都会雇佣刑名幕友为自己处理大部分法律文件,使官员能抽身处理其他公务,只有对案件结局进行最终定夺。从专业角度讲,清朝官员的法律水平并不高于幕友刑名,而刑名的法律知识来自师传生受的单线学习,不会出现大批学徒学习法律的现象,这也造成清朝法律知识传播上的局限性。如果说幕友和官员是寄生关系,那么状师和平民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状师是为平民进行法律维护,从客观上就产生了与官方的对立,虽然状师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但就因其有反抗性质,必然会招致官府对状师进行压制,这样的情形无疑增添了状师这种职业生存的艰难。

2.法律教育参差不齐、标准不统一。清代法律沿袭传统守旧模式,法律教育意识淡薄,这种现象也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平民一种精神束缚所致,在限制民主自由前提下,政府并不希望推行全民法律教育,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标准地域间差距较大,也造成法律执行的不同。由于清朝科举制选出的官员直接成为当地司法行政官员,在没有经过专业法律培训下的走马上任,并不能体现官员所具有的法律能力。相对于官员的法律知识,幕友对法律的教育掌握较多,这是一种学徒式教学,法律效果完全取决于幕友师傅对法律的理解掌握。幕友的法律学习还是秉承传统私塾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和能力上并没有创新。状师的法律培训更是低下,近乎是一种“地下党”式培养过程。多数状师是以自学为主,兼顾老状师的指点。这类状师一般文笔较好,能够熟练流利地书写诉讼请求,基本满足普通大众的法律需求。

3.法律教育的滞后、法律思想不兼容。科举制选出的政府官员从上任伊始就成为统治阶级代言人,掌握当地行政、司法,由于法律知识长期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考生往往只关注一些表面东西,并不对一些法律框架下的内容真正了解熟悉。再之是清政府坚持采用儒家思想统治,以传统的儒家德行标准衡量很多法律依据,对法家的思想和做法相当排斥。在统治者看来,法家思想过于教条有违天伦不可取。这也是清朝法律教育不完善之处。

三、清代法律教育的改变

清朝法律教育的改变发生在清中后期,此时西方势力东进和清朝的衰败,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先进的文明制度,让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清朝制度的落后,学习西方制度拯救国家的意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思想改变也带动了清朝当局开始重视法律教育问题。中外法律纠纷也是促动清朝法律教育改变因素之一。自从两次鸦片战争落败后,除了巨额战争赔款外,沿海港口的强制开放和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使清朝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很多条约以法律形式偏袒西方利益,清廷明知条约不合理,但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情形极大刺激了清廷统治阶级,使他们第一次真正开始重视培养法律专业人才。1862年奕忻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到1894年开办的烟台海军学堂,仅仅三十年内,就开办了以学习西方语言科技的新式学堂二十四所,专攻外语和西洋法律,同时清廷也适应时代需求,增添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法律条文。在这些懂得中西方语言、法律的学生努力下,清廷涉外事务逐渐改变了被动处境,缓解了外交、商贸法律问题带来的压力。

法律教育的革新。清廷洋务派开设同文馆等新式学堂,在讲授西方文化语言的同时,也教授西方法律。在1895年又将大清律例等中国法律加入教学,成为中西合璧学堂。这种学堂一直被朝廷把持,为官府垄断,法学教育内容为政府所定,为防止法律教学偏离官府制定范围,一直禁止私人机构传授法律,这样的命令一直到清政府垮台为止。新学堂最大的变化是开始将现代教育融入教学,这就包括政法学堂的建立。政法学堂是清政府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主要学科,对政府急需法律人才进行培训的机构。在政法学堂中一般分为速成和专科两类学制,速成学制一年半,能够为官方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班主要学习传统法律沿革,刑法、宪法大意,大清工商律、民邢诉讼、国际法、监狱法等十四门科,通过三次考试及格就可毕业获取相关证书。而专门学科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共六年学制。课程设置也比速成制多,学员更要熟知英语等外文。在预科阶段三年,学员主要掌握外语和西方法律,一律采用外教授课,语言关不通过将留级或退学。在正科三年中,主要学习大清律例、宪法、民法、国际公法、西方政治学、财政、外交通商等三十余科,考试要求极严格,两次不合格者勒令退学。在清廷开设法律专科学校同时,传统科举制终于增加了法律内容,传统出题范围的八股史论,也改为实政与五道关联,正经时策为主,选题中都有涉及法律题目出现。晚清政府对法律人才培养除了在国内开办法律教育机构外,还主动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从1872年开始,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多,到1910年左右,每年都会有上千学子海外求学[3]14。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将西方法律哲学和教育制度带回国内,促进了清朝法律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清代法律教育一直游离于社会教育边缘,没有被纳入教育范畴,致使广大民众无法了解和接受法律教育。清末,随着清朝实力的衰败和洋人的入侵,清廷对法律教育解禁,在学习吸收西方法律基础上,推动了清朝法律教育进步与革新。

清代的经济法律 篇6

一、对婚姻终结原因的比较分析

从整个清代来看, 婚姻终结原因有以下四个方面:一、自然终结。包括配偶一方死亡和拟作死亡两种。二、礼法规范。礼法规范是我国封建社会对离婚条件的最早和最完整的规定。“七出”、“三不去”、义绝之制构成法定的离婚原因。三、生存需求。清代因生活所迫而导致离婚的情况非常普遍。生存问题作为离婚原因, 既是历代离婚理由的沿袭, 也是清代离婚理由的特征。四、性情志向。道不同, 不相为谋。在清代, 因此而导致离婚, 虽屈指可数但已可见端倪。志向的差异成为离婚的原因, 标志着清代婚姻观念的进步, 民众由关注国家、宗族理念向注重个体理念倾斜, 法律已默认当事人离婚的自由, 这标志着法律的适时度。

《拿破仑法典》中规定的婚姻终结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一、通奸。第229条规定“夫得以妻通奸为理由, 诉请离婚。”第230条规定“妻亦得以夫通奸且于夫妻共同居所实行姘度的理由, 诉请离婚” (1) 。妻的通奸行为, 只要妻与第三人发生性关系, 就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夫的通奸行为, 如果不具备第二个条件, 即把姘妇留在夫妻的住宅里, 妻是不可以诉请离婚且夫是不受罚的。此条表现出夫妻的不平等。男女两性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 是他们社会地位的反映, 是由一定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经济所决定的。当时的法国, 男性在生产中起主要作用, 妇女在社会地位上是低于男性的。二、依照第231条, 暴行、虐待、侮辱可成为婚姻终结的原因。三、受到名誉刑。对家庭名誉的严重玷污可成为婚姻终结的原因。

二、对婚姻终结程序的比较分析

在清代, 一般男性一纸休书即可离婚, 离婚权仅由夫享有。

《拿破仑法典》关于离婚的规定有以下几个亮点:一、夫或妻均享有离婚权。二、夫妻得自由协商财产处分方式。、诉讼进行中, 虽妻得迁离夫的住所, 但夫须给付抚养定期金。

可以看出, 在清代夫权占主导地位, 统治者对人们的约束比较强。这与中华文化传统是分不开的, 清代法律的文化基础是建立在符合封建统治的倡导“夫为妻纲”的儒家上的。中国传统法律的继承不因王朝的更迭而终止, 清代法律遵循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婚姻传统, 中国传统法学是礼法结合, 而礼教对人的约束严格, 从而使清代统治者对离婚的约束力很强。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孕育了《拿破仑法典》, 由此自然法思想融入法典之中。因此, 《拿破仑法典》在离婚终结程序的规定上, 不仅超越了以往, 也超越了同一时期的清代法律, 使自由平等原则在法典中得以充分体现, 虽受法国传统夫权的影响, 法典中依旧有着男尊女卑的痕迹, 但在婚姻终结程序中, 依然体现出对妻人身权及财产权的保护。由于中法文化的不同, 中法法律产生的背景不同, 使得在婚姻终结程序的规定上, 清代法律体现出坚守传统, 《拿破仑法典》则代表着新思想, 体现出其进步性。

三、对婚姻终结法律后果的比较分析

(一) 身份方面的法律效力

在清代, 婚姻终止后, 夫妻双方的身份关系消灭, 双方因原身份而产生的权利义务消灭, 双方可再婚。对于妻子, 则其住所迁至本家, 姓氏由夫姓改为婚前之姓, 服制恢复如初, 不再降等, 脱离夫家, 回归本宗。父母子女间的自然血亲关系, 不发生改变。

在法国, 婚姻终止后, 双方婚姻关系即告消灭, 终止前因婚姻而发生的后果仍须保留。双方的相互抚养及忠贞之义务均告消灭, 可再婚。但《拿破仑法典》对再婚作了如下限制:一、不得重行结合。二、宣告离婚的, 离婚之妻须于宣告离婚十个月后, 方可再婚。三、协议离婚的, 夫妻双方须于宣告离婚三年后, 始得再婚。四、因通奸而离婚的, 有罪的配偶不得与相奸者结婚。父母婚姻的终结, 不影响父母子女间的自然血亲和权利义务关系。

(二) 财产归属方面的效力

在清代, 家庭财产属于同居亲属共有, 其使用和处分权属于家长, 妻子则无相关的权利, 所有也就谈不上分割财产的问题。一般来讲, 妇女仅可得到其带至夫家的妆奋。总之, 清代在财产的分配上以保护男方为主, 女方在此是不享有权利的。

在法国, 则与清代女方在财产分配上无权利不同, 夫妻财产的分配受离婚诉讼胜负的影响。除协议离婚外, 离婚败诉一方, 丧失他方依夫妻财产契约或于结婚后给予的利益, 由胜诉方享有他方所给予的利益。若夫妻未相互给予利益或约定给予的利益不足以保证胜诉一方生活时, 法院得以不超过他方收入三分之一的金额作为抚养定期金给予胜诉的一方。由此可见, 在法国, 妇女虽仍处于附属地位, 但相对于清代妇女来讲, 其社会地位较高;相对于法国大革命之前, 其社会地位在提升。

摘要：婚姻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有其观念、原则及社会背景, 不同的文化造就不同的婚姻终结制度, 中法文化是两种不同的文化, 必然造就了不同的婚姻终结制度。本文拟以清代法律与《拿破仑法典》作比较, 分析中法近代关于婚姻终结制度的异同。

关键词：清代法律,拿破仑法典,婚姻终结

参考文献

[1]张晓蓓.清代婚姻制度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 2003.

清代的经济法律 篇7

一、游牧经济的衰落是游牧文化衰亡的必然结果

新疆天山以北草原辽阔,许多地方曾是水草丰美的牧场。历史上乌孙、匈奴、鲜卑、柔然、高车、突厥、回鹘、蒙古等许多民族曾在此游牧驰骋。在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前,天山以北的广大地区是准噶尔人的游牧之地,畜牧业是准噶尔汗国最主要的经济部门,准噶尔游牧民的生活所需几乎全部依赖靠畜牧业的产出。《西域图志》在论述准噶尔人的风俗时说道“:择丰草绿縟处所,驻牙而游牧焉。各有分地,问富强,数牲畜多寡以对。饥食其肉,渴饮其酪,寒衣其皮,驱驰资其用,无一不取给于牲畜。储粮峙粀之计,所弗屑也。”从巴图尔珲台吉统一厄鲁特四部起,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和发展,至18世纪上半期策妄阿拉布坦及噶尔丹策零父子统治时期,准噶尔汗国的游牧经济出现繁荣景象。椿园在其《西域闻见录》中指出,伊犁、乌鲁木齐、雅儿、珠勒都斯、玛纳斯、巴彦岱等地“,草肥、水甘”,牲畜易于蕃息,“马、驼、牛、羊遍满山谷。”

然而这种繁荣局面并未维持太久,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贵族内部即发生了争夺权力的内乱,不少准噶尔头人带领属民降附清朝。清朝乘机出兵新疆,历时两年,将准噶尔彻底平定。在平定准噶尔的过程当中,由于战争的杀戮和疾疫流行,准噶尔人口锐减。人口是经济活动中最主要的因素,随着准噶尔人口的大批丧亡,天山以北的游牧经济自然也就迅速衰落下去,甚至出现“数千里间无瓦剌一毡帐”的荒凉景象。

清朝在统一新疆之后,在开展屯垦活动的同时,清朝也着意在准噶尔旧地经营畜牧业,陆续在巴里坤、伊犁、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等地开办了一些官营牧厂,让厄鲁特营、察哈尔营等蒙古族官兵牧养马、驼、牛、羊等牲畜。官牧厂是为了适应新疆驻防和屯垦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牧厂孳生的马匹骆驼牛羊等牲畜主要用来补拨八旗和绿营官兵的营马、台站卡伦递送转运的脚力,供给屯田所用耕畜以及官兵口食等。

新疆的官营牧厂在乾隆、嘉庆年间得到较大发展,每年孳生大量牲畜,保证了驻防和屯田等方面的需要,但与准噶尔汗国时期“马、驼、牛、羊遍满山谷”的景象相比,已不能同日而语。咸丰以后,新疆的官营牧厂大部分荒废,甚至出现“官厂荡然无存”的状况。新疆建省后,清廷也曾一度着手恢复新疆原有的官营牧厂,但其规模已远不及以前,巴里坤、伊犁二地马厂“马匹不过万匹左右”的史实说明这种恢复努力的有限性,同时也表明新疆游牧经济已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除了官牧厂外,统一之后的新疆尚有土尔扈特蒙古、哈萨克、布鲁特等民族在新疆境内的局部地方从事游牧活动。虽然有某种迹象表明这些民族经营的畜牧经济在某些阶段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但其在新疆整体经济中似乎并不十分重要,从全局来看,它们对于新疆游牧经济整体走向衰落的趋势并未产生太大的影响。总之,随着清代新疆游牧经济的日益衰落,以游牧经济为基础的游牧文化也必然走向衰落。

二、屯垦经济的扩张是新疆文化变迁的经济基础

北疆地区在准噶尔汗国时期也在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及乌鲁木齐一带零星地经营一些农业,但在其经济部门中并不重要,处于从属地位。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初,由于卫拉特蒙古人口损失殆尽,以致耕牧俱废。清朝在统一新疆之后,为了驻防需要和改变天山以北人烟稀少的状况,即在天山北路展开大规模的移民屯垦活动。开垦的土地沿着天山北麓平原延伸,由东向西,渐次展开,重点区域为巴里坤、乌鲁木齐、伊犁等地。由于清廷及新疆地方官员筹划得当、措施合理、组织有序,在乾隆年间很快掀起一股移民天山北路的热潮,屯垦活动开展得顺利而迅速,并且成效显著。

经过清廷的不懈努力和广大移民的辛勤垦拓,北疆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农耕土地大片出现,村墟联络,人烟相望。乾隆三十五年,陕甘总督明山在其奏折里描述了他在巴里坤所看到的喜人变化:“南北山近水地亩,商民认户承垦,俱已开垦成熟,按例升科,又值连岁年谷顺成,阡陌广辟,堡舍日增,……非特昔时蔓草荒榛俱变为膏腴美产,而城中人烟稠密,商贾辐辏,闾阎气象一新。”[1]经济面貌的变化带来文化面貌的改变,文献记载“:自平定西陲以来,关外耕屯日辟,商旅往来,生聚濨繁,其诱民并知蒸蒸向化,弦诵相闻,渐成乐土。”[2]被贬官到新疆的纪昀也在其诗文中记载了这种在文化上的改变“:古来声教不及者,今已为耕凿弦诵之乡,歌舞游冶之地。”上述言论都表明天山北路的文化发生了重大变迁,而这种变迁是以天山北路屯垦农业的扩张作为基础,是清朝政府在天山北路进行农业开发的结果。

南疆地区是传统的绿洲农业区。乾嘉时期,新疆农业开发的重点在北疆地区,对南疆基本上没有进行大规模的移民开发。道光时期,随着南疆形势的变化,清廷开始重视对这一地区的屯垦开发。道光二十四五年(1844—1845)之交,在林则徐的主持下,南疆各城重新掀起了全面兴垦的热潮,这个热潮一直持续到咸丰初年。

经过各族人民的辛勤开垦,南疆的社会面貌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许多原来寂寥的地带涌现出新兴的绿洲村落。清人金安清看到南疆“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为百余年入版图来未有之盛。”[3]南疆经济社会面貌的改变同样带来文化方面的变迁,各族人民在共同开发南疆的过程中,加强了族际文化之间的交流,最突出的表现是在语言方面的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在当地汉语词汇中,有不少来自维吾尔语的借词,如巴扎尔、皮牙子、围浪等,清人王树枏诗中“彻田公守望,汉语杂胡戎”正是这种体现。同时,当地维吾尔人当中有不少能讲汉语,如林则徐路过哈密时在其日记中写道“: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4]427上述现象的出现显然也是以清代南疆屯垦农业的扩张作为基础,是清朝政府在天山南路进行农业开发的结果。

三、商业经济的活跃是新疆文化变迁的因素之一

清朝统一新疆之后,新疆与边境地区之间的商贸活动立即开展起来。边境贸易的对象是哈萨克、布鲁特等游牧民族,贸易的内容是以内地所产的丝绸布帛及南疆所产的土布换取哈萨克、布鲁特人的马匹、牛羊、骆驼等畜产品。贸易的地点最初设在乌鲁木齐,后来移至伊犁、塔尔巴哈台等地。嘉庆初年流放伊犁的洪亮吉在中歌咏伊犁地区的边贸盛况时写道“:谁跨明驼天半回,传呼布鲁特人来。牛羊十万鞭驱至,三日城西路不开。”[5]129随着北疆屯垦农业的不断发展,各地商业也迅速兴旺起来。如文绶在其奏折中称赞巴里坤“城关内外,烟户铺面比栉而居,商贾毕集,晋民尤多”。

南疆各城向来就有与中亚各地贸易的传统。新疆统一以后,清朝虽然对内地商人到南疆经商做了种种限制,但内地商人前往经商者亦复不少。南疆内外贸易的商品与北疆大体相同,不过南疆输出之棉花、干果、玉石等为南疆所独有。乾嘉年间,叶尔羌、喀什等南疆各城内外贸易均呈现出一片兴旺的景象。椿园在《西域闻见录》中记载有南疆与内地及周边贸易交往情况。叶尔羌“中国商贾,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而外藩之人如安集延、退摆特(拉达克,今列城)、郭酣(霍罕)、克什米尔等处,皆来贸易。巴扎尔街长十里,每当会期,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尤不可枚举”。

同治回乱及阿古柏入侵,新疆百余年来的建设成就几乎毁于一旦,不过由于清政府在收复新疆后采取的一系列振兴经济的措施,尤其是新疆建省和清末新政的实行,新疆经济很快得到恢复,而商业贸易也随之兴盛起来。当时除了新疆内部的集市贸易呈现出繁荣景象外,跟内地贸易的发展也比较迅速,内地商人赴新疆经商的人很多,出现了以相同籍贯结成的所谓“八大商帮”。另外,跟俄、英等西方先进工业国家的贸易从无到有,增长很快。

清代新疆商业贸易的发展对新疆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商业贸易带来了服装和饮食文化方面的变迁。商业贸易的目的首先是为了满足人们物质方面的需求。在清代物质条件相对单一和匮乏的边疆地区,衣食成了商品交易的主要物品。清代新疆棉花的种植主要在南疆地区,因此棉布也多产于南疆,而北疆移民所需的衣料所需之布帛,只能从市场上购买。棉布的交易多少改变了北疆地区人民冬夏只穿羊皮衣服的情况。吃鱼一般是南方人的饮食习惯,但是清代新疆有些地方也产鱼,并且在市场上出售。纪昀诗中写到“:昌吉新鱼贯柳条,笭箵入市乱相招。芦芽细点银丝脍,人到松陵十四桥。”[6]94昌吉所产鱼及鱼的做法,甚至让人感觉到了南方的吴江一样。

其次,清代新疆的商业贸易活动丰富了人们的娱乐文化生活。在生活单调、信息封闭的草原牧区,牧民们把商人的到来当做他们生活中的大事,因为他们可以从商人那里看到或听到他们生活以外的新奇物品或新鲜事。俄国驻中国西部总领事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在他的著作中写到“:这些送货商人深受草原人们的欢迎。由于草原的生活单调,以及牧民们的好奇心,因此送货商人一来就成了活跃他们生活的大事。牧民们即使并不要买什么东西,也愿意来观览观览货品。这本身对他们也是最大的享乐。”[7]182清代新疆各地城乡流行的贸易的场所———巴扎,既是人们从事贸易的场所,同时也是人们获取信息、娱乐游玩的场所。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描写他在巴扎尔见到的现象时说道“:对东方人,特别是萨尔特人来说,巴扎是个俱乐部,在这里他们可以打听各种新闻,会见朋友和熟人,并且成为他们的一种娱乐,这种娱乐虽不那么丰富多彩,但对他们的要求来说,也算够了。”[7]78在汉人聚居、商业发达的城市,各个商会举办的迎神活动更是丰富了人们的娱乐文化生活。再次,新疆与西方的贸易往来带来了西方文化的元素。

新疆跟俄国、英国等西方列强的贸易始于19 世纪中期,但是直到19 世纪80 年代以后,新疆跟西方之间的贸易才开始快速增长。随着跟西方国家之间贸易的快速增长,新疆的社会文化面貌也发生了显著变化。英国驻喀什领事的夫人凯瑟琳?玛嘎特尼在她的著作中写到“:但是我到这里不久,这座城市就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一队队商队,从俄国和印度运来了衣料、日用品,各种器具,家具,家庭用小摆设,糖,面粉。富有的商人们开始修建具有欧洲风格的房子,开始使用桌椅;即使一般的人也穿起了俄国纺织的俗气的大花细布做的衣服,这些布料底子上都印满了粉红色的大朵玫瑰花,看上去令人很不舒服。”[8]60西方工业国家向新疆市场倾销商品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它触及到当时新疆各个阶层的人们,即使普通人也不例外。随着双方贸易量的不断增加,它给新疆带来了西方先进文化的因子。

近代以前的新疆,农业和畜牧业一直是社会最主要的两个经济部门,这两种经济成分的此消彼长往往带来区域文化的改变。在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前,新疆的经济形势大体上是“南农北牧”的格局。清朝平定准噶尔之后,新疆的经济形势发生了重要变化,即天山以北的游牧经济整体衰落,而屯垦农业开始迅速发展,进而取代原有的游牧经济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形式;南疆地区原有的绿洲农业则继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另外,清代新疆商业贸易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在不同阶段内容有所不同。清代新疆经济上的这些重大变化,必然对原有的文化产生重要影响,从而带来清代新疆文化的变迁。

摘要：随着清朝政府统一新疆以及对新疆的经营和开发,清代新疆文化发生了重要变迁。除政治和地理环境因素等影响之外,清代新疆文化的变迁与清代新疆经济的发展变化密切相关,其中游牧经济的衰落、屯垦农业的勃兴、商业贸易的发展等经济因素对新疆文化发展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清代新疆,文化变迁,经济因素,屯垦经济

参考文献

[1]朱批屯垦,乾隆三十五年九月五日明山奏.

[2]清嘉庆朝官修.清高宗实录.中华书局影印,1986.卷926,乾隆三十八年二月癸亥.

[3]缪荃孙.续碑传集[M].卷二十四.林文忠公传.

[4]中山大学历史系.林则徐集?日记[M].中华书局,1962.

[5]洪亮吉.伊犁纪事诗[M].历代西域诗抄[A].新疆人民出版,2001.

[6]纪昀.乌鲁木齐杂诗[M].历代西域诗抄[A].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

[7]尼·维·鲍戈亚夫连斯基《长城外的中国西部地区》[M],商务印书馆,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