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文学论文

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文学论文（共1篇）

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文学论文 篇1

我国传统目录学往往于“集部”之“总集”类下立“方外”一目，以容纳旨在收录僧人、道士文学作品之总集。当然，在僧、道之外，此类总集也可能含有若干居士、信徒及其他相关人士的文学作品。

就现有史料来看，专收方外文学作品的总集出现于唐代，代表为释法钦辑《唐僧诗》?。此后，编纂方外文学总集的活动络绎不绝。而在清代这个我国古代文学、文化的总结期与集大成期，随着整个文学创作风气的空前普泛、文献编纂活动的空前活跃，方外文学总集的编纂活动也是水涨船高，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可谓清代文学、文化史上的一个饶有意味的现象。

长期以来，对于我国古代方外文化的研究，多集中于思想、历史、宗教等领域。而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切入考察者，虽然迄今为止收获的成果也已经相当可观，但一则较之思想、历史、宗教等领域的研究实绩与“人气”，毕竟有所逊色; 再者，有关方外文学的研究，目前也还仍有不少薄弱环节甚至空白需要加强与填补。譬如作为方外作家作品之渊薮的方外文学总集，便是一个至今都缺乏关注的领域。至于其中为数最多的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由于清代文学、特别是诗文研究长期以来所处的相对冷落的境地，更是问津者寥寥，和其自身的价值非常不匹配。本文拟立足于清代方外文学总集，对其基本面貌与主要特征作一初步梳理，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注意。

一

先说专门着眼于采收僧人文学作品者。自唐释法钦辑《唐僧诗》以来，此类总集代有所出，主要有宋陈充辑《九僧诗集》、李龏辑《唐僧弘秀集》、陈起辑《圣宋高僧诗选》，元陈世隆辑《宋僧诗选补》，明毛晋辑《唐三高僧诗》与《明僧弘秀集》、释普文辑《古今禅藻集》等，可谓形成了一个总集序列与编纂传统。清人继承了这个传统，编有更多着眼于收录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较之前代，大致有以下两大显著特征:首先，部分此类总集被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从而拥有了独特的思想内容。清代僧人群体的一大突出特点，便是在清初产生了大量遗民僧人。这批遗民怀念故国，却又受到清廷薙发令的残酷压迫，于是只能“弃儒而逃入禅学”[1]5，由此形成一个特殊群体。相应地，集中收录该群体作品的总集，也随之产生，典型代表为徐作霖、黄蠡等辑《海云禅藻集》。

此集所收诸作者均与明末清初岭南著名僧人释函罡有关。函罡( 1608 ～ 1685 年) ，字丽中，别字天然，号丹霞老人，俗姓曾，名起莘，字宅师，广东番禺人。明崇祯六年( 1633 年) 举人，十三年( 1640 年) 于庐山归宗寺出家，拜华首道独为师，十五年( 1642 年) 应陈子壮等的延请，开法广州诃林( 光孝寺) 。明亡后，一度避乱于西樵山，又入番禺雷峰隆兴寺( 后改名海云寺) ，旋移庐山栖贤寺，历主华首、海幢、丹霞诸刹法席，后终老于海云寺。释函罡在清初僧人、士人圈内享有盛誉，这不仅因为他佛法精湛，同时也在于其强烈的入世精神与遗民意识。他曾作诗悼念为明室殉节者，如陈子壮、霍子衡等，又接受抗清失败的南明官员袁彭年、何运亮等的请求，为其赐法名，并收之为俗家弟子，保护他们免遭清廷迫害。由此，一个带有强烈遗民色彩的僧人、居士群体便逐渐在他周围形成。近人陈伯陶《胜朝粤东遗民录》载: “( 函罡) 已居雷峰，所立规矩整肃森严，于是粤之学士大夫洁身行遁转相汲引，咸皈依为弟子。函罡虽处方外，仍以忠孝廉节垂示，以故从之游者每于死生去就多受其益。”[2]40冼玉清《广东释道著作考》也说: “明亡后，天然和尚单锡于番禺员冈乡之雷峰海云寺，粤之士夫，凛于民族大义不甘降清，转相汲引，多皈依天然为弟子。”[3]689而《海云禅藻集》所收诸作者，正是该群体的主要代表。关于这一点，清中叶人汪永觉《重刻海云禅藻序》即明确指出:吾粤士夫夙尚气节。明社既屋，义师飚起，喋血断脰而弗顾者，踵相接。而天然老人识烛几先，盛年披缁，开法于番禺雷峰之麓海云寺。沧桑后，文人才士以及仳离故宦，多皈依受具。其迹与起义诸人殊，而矢节靡它，其心则一也。明代摧抑士气之酷，为亘古所无，乃士气激而益奋，未尝有所腹诽，皭然不渝，其素也如是。夫陶靖节生当晋季，刘宋受禅，何啻典午? 其咏鲁二儒云: “易世随时，迷变则愚。介介若人，特为贞夫。”写诚微恉，婉隐可喻。海云诸子，傥有靖节之流风欤? 所不能不出于披薙者，其苦心亦可哀也已……嗣得《海云禅藻》一书，凡所采录，坿著里贯行义，攷岭南明遗老轶事，以此书为最详。

全书凡四卷，卷一收释今无、释今摩等七人之诗一百十五首，卷二收释今湛、释古卷等二十九人之诗二百三十首，卷三收释今锡、释古电等二十五人之诗三百九十六首，卷四收袁彭年、何运亮等六十七人之诗二百六十三首。前三卷所收皆释函罡之出家弟子及再传弟子，包括“今”字辈僧人四十二位、“古”字辈僧人十八位; 第四卷则收录函罡之在家弟子及其他相关人士。

与《海云禅藻集》情况类似者，还有释弘修辑《诗遁》。此集今或已佚，不过根据清初人魏禧《〈诗遁〉序》的相关记述，仍然可以测知其性质。

该序称释弘修“本乎儒而逃于禅者……采方外与隐者之诗，选而辑之，名曰《诗遁》……今之为诗，愤世詈俗，多哀怨激楚之音”[5]479，这些遁世逃禅者也不例外，而“夷考其行，则与世俗人无几异者”[5]479。由此联系着清初社会历史背景与诗歌创作特点来看，可知这部《诗遁》所收方外与隐者之诗，“总体上属于清初遗民诗的范畴。”[6]334思想内容而外，此类总集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集中收录某一个地区或寺院内之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成批涌现。譬如: 佚名辑《滇释诗稿》，收录云南僧人诗作; 佚名辑《闽僧诗钞》，收录福建僧人诗作; 李邺嗣辑《甬上高僧诗》、董濂辑《四明宋僧诗》与《四明元僧诗》，均收录浙江宁波僧人诗作; 罗坤、王祖泽、袁浩辑《台岳英华》与林明经辑《台山梵响》?，均收录浙江台州僧人诗作; 佚名辑《慎江禅藻》?，收录浙江温州僧人作品; 何家琪辑《洛阳四僧诗钞》，收录河南洛阳四位僧人释知水、释月舟、释少摩、释圣楷之诗作，并附收释圣鉴、释圣彦二僧之诗作; 释震华辑《兴化方外诗征》，收录江苏兴化僧人诗作; 王豫辑《京江三上人诗选》，收录江苏镇江三位僧人释悟霈、释达瑛、释巨超之诗作，故以“京江”为名; 陈任旸辑《焦山六上人诗》所收释巨超、释了禅、释觉镫、释觉诠、释圣教、释大须六位僧人，也都曾在镇江焦山一带的寺庙出家，故有“焦山六上人”之称号; 吴允嘉辑《西湖宋六僧诗》与丁丙辑《南屏诗僧》分别收录在杭州西湖与南屏山一带活动的僧人诗作; 黄容辑《惠云寺三僧诗存》，则收录浙江桐乡惠云寺三位僧人释夜川、释观澍、释悟拈之诗作;

前及《海云禅藻集》所收作者，同样大致以番禺海云寺为中心。

这些收录某一地区或寺院之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的大量涌现，是此前极其罕见、甚至从未有过的一种现象。此种现象与趋势之所以出现，从根本上讲，在于清代文学创作风气空前广泛，各类型文人群体的规模普遍扩展，而方外作家、尤其是僧侣作家的数量也在这个过程中水涨船高，并且在某些地区集中，由此，为着眼于某一地区或寺院的僧人文学总集的大量孕育创造了良好的温床。另外，清代地域文学高度发达，地域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纽带，将大批文人联系起来，其力量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此前一贯支配着文坛走向的思潮、时尚等传统元素。关于这一点，今人蒋寅先生指出:“文学史发展到明清时代，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地域性特别显豁起来，对地域文学传统的意识也清晰地凸显出来。理论上表现为对乡贤代表的地域文学传统的理解和尊崇，创作上体现为对乡里先辈作家的接受和模仿，在批评上则呈现为对地域文学特征的自觉意识和强调。”[7]166这种理论、创作、批评三位一体的浓重的地域文学意识，为着眼于地域的总集、诗话、人物传、艺文志等类型著作在清代的大批涌现，提供了思想背景与动力。

诸如《滇释诗稿》、《闽僧诗钞》等僧人作品总集，正是清代高度繁盛的地域文学总集编纂氛围烘托下的产物，是整个清代地域文学总集的一个别具一格的小类型。它们的集中出现，显示出清代僧人文学总集乃至整个方外文学总集的编纂朝深化、细化方向发展的趋势。

至于其他着眼于收录僧人文学作品的总集，主要还有董耒辑《南雅》、张青辑《国朝释家众香集》、释行徹辑《国朝方外诗征》、释名一辑《国朝禅林诗品》、释了慰辑《莲花世界诗》、释穹公辑《灯传集》、释焕然辑《碧云存稿汇钞》、陈鹍辑《岩栖梅菴诗合刻》，以及释道正、释道济合撰《春空唱和诗》等。与前及《海云禅藻集》、《滇释诗稿》等合计，可知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至少在 26 种以上，数量较之前代，大为增加。由于数量的大幅增加，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的内部形态也开始趋于复杂。就收录作品的时段而言，既有前代僧人总集，如《四明宋僧诗》、《四明元僧诗》、《甬上高僧诗》分别专收宋、元、明代僧人诗歌，也有通代僧人总集，如《灯传集》收录明代僧人释弘本、释宗显，以及清代僧人释中英的作品，更有专收清代本朝僧人作品者，如《国朝释家众香集》、《国朝方外诗征》、《国朝禅林诗品》等冠以“国朝”字样者即是。就编纂形式而言，既有一批像《海云禅藻集》这样的综合选本，也不乏《京江三上人诗选》、《焦山六上人诗》、《碧云存稿汇钞》、《岩栖梅菴诗合刻》之类的丛刻总集。至于类型方面，则如前所言，以专收某一地区或寺院之僧人作品之总集最为大宗，其次为《国朝方外诗征》式的全国性选本; 并且还兼有少量带有唱和色彩者，其中最显豁的便是《春空唱和诗》，另外，曹锡辰辑《金陵方外五家诗》作为一部僧人、道士合选总集，也体现出一定的唱和因素，具体详见下文。概言之，清人编选僧人文学总集不论外在数量，还是内部形态，均逾迈前代，攀上了一个新台阶。这同样堪称清代僧人文学总集乃至整个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一大突出特征。

二

再说专收道士文学作品的总集。综观我国历代文学史，道士的文学活动，总体上不如僧人那么兴盛与引人瞩目。相应地，专收道士文学作品的总集也十分罕见。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著录《洞天集》五卷，提要曰: “汉王贞范集道家、神仙、隐逸诗篇。汉乾佑中也。”[8]443这部五代后汉乾佑年间人王贞范编纂的《洞天集》，可能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具有道士因子的文学总集，唯今已散佚。不过，从“道家、神仙、隐逸诗篇”的词句推测，它恐怕并不是一部专收道士诗歌的总集，而同时也包含了若干神仙、隐逸题材的诗歌，至其作者，则未必尽为道士。

笔者管见所及，确切可知的专门的道士文学作品总集应始见于清代。虽则其数量不多，但仍然标志着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编纂开拓出了一片新领域，可谓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编纂所取得的新成就。兹将笔者目前所见的三种清代道士文学作品总集分别介绍如下:一是佚名辑《骊珠集》。此集是清代较早产生的专收道士文学作品的总集，有浙江图书馆藏康熙俨思堂刻本。全书首载《骊珠集序》，署“峨嵋山碧云洞天灵璧子题”，主要论述诗文创作的体裁与功能问题，是为全书总序。正文凡八卷，其中卷一至卷六主要收各体文章，唯卷五有部分《证道接引诸诗歌》。后二卷为《骊珠集诗》，首载《骊珠集诗序》，末署“时康熙元年六月朔，东鲁樵隐天随子题于竹林深处”，集中论述唐宋诗歌的特点与差别，并对当时诗坛的弊病提出批评，正文凡分上、下两部分，主要收诗，卷末又含少量“诗馀”。全书所有作者均无姓氏、小传，而仅用别称。扉页题“水云诸子著”，编者则各处均无题识?。

二是萧应櫆辑《方壶合编》。此集是一部明清道士诗歌总集，笔者所见为浙江图书馆藏道光十一年( 1831 年) 刻本。全书首载编者萧应櫆《序》，末署“道光庚寅( 十年，1830 年) 上巳日，同里雨芗居士萧应櫆序于小瀛洲仙馆”; 其后又载《方壶合编姓氏》与《校订同人姓氏》，分别罗列全书所收作者之名号、著作与所收诗歌数量，以及参与该书编纂校订工作者之名号，包括郑伯壎、李应占、郁文灿、张谦、赵莲、刘中理、徐芾、朱沂共八人，多为浙江海盐道士。正文凡上、下两卷，上卷收明代道士徐月汀、吴允修等八人之诗作一百十六首，下卷收清代道士吴人逸、夏时等二十四人之诗作一百四十三首。

三是张谦辑《道家诗纪》。此集有上海图书馆藏清抄本，《藏外道书》第三十四册与《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第五十八至六十册皆据以影印，是目前所知规模最大的古代道士诗歌总集?。

原题四十卷，今存二十二卷; 其中第一至十一卷，以及第十七至二十三卷已佚。存世部分中，第十二至十五卷收唐人诗歌，包括魏征、王绩等五十三人; 第十六卷收五代人诗，包括李梦符、黄损等十一人。第二十四至二十九卷收元人诗歌，包括张志纯、张可大等七十人。第三十至三十四卷收明人诗歌，包括张正常、张友霖等八十九人。第三十五至四十卷收清人诗歌，包括颜受、郭长彬等一百零五人。单就人数而论，确实相当可观。不过，和许多其他类型清人总集一样，此集所收作者的地域分布也存在非常明显的不平衡状况。即就清代部分而言，一百余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是江苏、浙江人，或在江、浙一带的道观中修行。如卷三十六所收贝本恒为河南淮阳人，但“自 幼 入 道 天 目山”[9]524; 卷三十七所收钱凝烟为江西人，但“居上海水仙宫为道士”[9]542。至与江浙无关者，则只有寥寥数人，如四川青城山道士董白，四川成都武侯祠道士徐本衷、黄合初，湖北钟祥元佑宫道士梁清格、金清，山东诸城道士隋鸿，江西新建道士陶光斗等; 并且即便在江、浙两省内部，也更多集中于嘉兴、杭州、苏州三府。这种情形之所以出现，一方面是清代江浙地区文化昌盛、领先全国的必然结果与反映; 另一方面，恐怕也和编者张谦为浙江海盐道士，就近取材较便有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道家诗纪》所收作者并非皆为道士，一小部分俗世人士由于和道教、道士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从而也被囊括于内。如卷三十五中的杨通幽，本非道士，但却因“其议论皆出人意表，或以为悟道者”[9]501，时人遂“呼之为痴道士云”[9]501。

另外，张仲炘、杨承禧纂《湖北通志·艺文志》又著录佚名辑《汉阳三道人诗稿》十卷，收入清代湖北汉阳三位道士彭炳南、吴佃、冯国瑞之诗作。此集今未知存否，但作为目前所知唯一一种郡邑性质的清代道士总集，仍然有其值得称道之处。

要之，上述数种道士文学作品总集各有其自身特色，为这个长期以来相对冷落而乏善可陈的领域增添了一抹亮色，也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编纂写下了引人瞩目的一笔。

附带着眼于收录僧人或道士作品的文学总集之外，清人还编有少量僧、道合选的文学总集。例如清中叶人曹锡辰辑《金陵方外五家诗》。此集今存亡不明，姚文枬纂《( 民国) 上海县续志》卷二十六有著录，并载其成书过程云: “浮屠行荦、真音、超越，道士周鸣仙、王至淳皆以诗自豪。( 曹)锡辰 客 金 陵，日 与 唱 和，归 而 择 其 尤 雅 者 存之。”[10]21a可知凡收清乾隆年间三位僧人、两位道?朱则杰、黄丽勤《两种稀见清诗总集考辨》一文提出可“暂时将两篇序言的作者‘灵璧子’、‘天随子’一起定为此集的编者”。

?少数作者名下收词，分别为卷三十七所含余一淳《好事近·入大涤山》“一片石玲珑”、魏瓠《贺新郎·游仙》“缥缈凌云峤”、王至淳《满江红·祝随园先生八十寿》“山雨新晴”等。

第 1 期 夏 勇 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概貌与特征23士所作诗歌，并且均是与编者曹锡辰互为唱和的产物。

三

虽然清代方外文学总集颇有可观之处，但却至今仍游离于很多研究者的视野之外。此种局面，既和清代文学、尤其是诗文研究所处的较为低阶的发展层次有关，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清代方外文学总集自身的另一大特征所造成的，即: 它们普遍流布不广，较难为研究者所接触。

近年来，清代文学史料的刊布工作有了很大进展，尤其是“四库类”系列等大中型丛书的陆续编纂和影印出版，为研究者提供了最基本的资料。

但纵观这诸多丛书，清代方外文学总集基本还是空白，仅《藏外道书》与《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收入《道家诗纪》。至于经过今人标点者，同样也是凤毛麟角。目前只有《海云禅藻集》，由西泠印社于 年 11 月推出了中山大学古籍所黄国声先生的整理本。不过该书的流布范围甚为狭窄，连西泠印社所在地杭州，包括浙江省图书馆、浙江大学图书馆等主要图书馆，亦均无藏本;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笔者曾咨询西泠印社是否可提供样书一阅，却被告知样书已无处寻觅。缘乎此，欲深入考察、利用清代方外类总集，唯有大面积检索、阅览各地图书馆所藏古籍，但由于清代文献庋藏既乱又散的现状，则这项工作实际上又是难上加难。

正因为清代方外文学总集的流布范围较窄，受关注程度欠佳，所以长期下来便积累了若干含混错漏之处。如钱仲联先生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清代卷》之“张谦”条，称张谦尝“辑历朝道家诗为《方壶合编》”[11]418。这段文字应抄自徐用仪纂《( 光绪) 海盐县志》卷十九张谦小传。核之《方壶合编》与《道家诗纪》原书，可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方壶合编》卷首萧应櫆《序》云:己丑( 道光九年，1829 年) 岁结夏海陬，与南北山道人昕夕倡和。栖真观赵淩洲、显佑宫张云槎、徐海客出其先师吟稿及侪辈逝者诸诗，自前明至近代，汇而辑之，得三十二人焉……诸道友恐合编之复逸也，今春谋付剞劂，嘱余选定，以区区阐幽之怀，各系小传，俾其后弟子知先师之梗概，与诗教并垂，他日輶轩有采，方壶道侣不致泯没而无闻。

可见该书先由浙江海盐栖真观与显佑宫道士赵莲( 淩洲其字) 、张谦( 云槎其字) 、徐芾( 海客其字) 等搜采资料，于道光九年( 1829 年) 前后辑成初稿，包括明清三十二位道士之诗作。道光十年( 1830 年) 春，赵莲等又托萧应櫆为筛选篇目，遂成定本，并于翌年付梓。

因此，虽然《方壶合编》的编纂出版同样凝聚着张谦的心血，但严格说来，毕竟还算不上他的代表作。观该书卷首只是将他纳入《校订同人姓氏》，与郑伯壎、李应占等七人同列，即可见出一斑。况且所谓“历朝道家诗”的提法，与该书的收诗时段也并不相符，倒是用来指称《道家诗纪》更加合适。据《道家诗纪》卷三十六刘暻小传载:“( 刘暻) 病后诸藁悉付于火，《方壶合编》仅载烬馀三首。”[9]527查《方壶合编》卷下之刘暻名下，分别为《灌木园怀先少彝公读书处》、《游韬光寺》、《晓泊甪里堰遇雪》，与《道家诗纪》所收相同。由此可知，《道家诗纪》的成书时间应后于《方壶合编》。可能当《方壶合编》编刻完成后，张谦对其文献搜采范围尚不满足，乃着手纂辑《道家诗纪》。他一方面着意辑录《方壶合编》未及采入的诗人诗作，另一方面又将收诗时段上延至唐前，对历代道士诗歌进行了一次较全面系统的清理。不过，从今存《道家诗纪》残稿本勾画涂改痕迹比比皆是，甚至元明清诸卷的部分卷次都尚未最终确定的情况来看，该书可能没有形成最后的定本并付梓，而仅以钞稿本的形式传世。当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对这两种流布本就甚为稀少的道士总集的记忆难免出现偏差，所以也就出现了“辑历朝道家诗为《方壶合编》”。这样，将二者混为一谈的说法。

总之，清代是方外文学总集编纂的最繁荣时期。它的数量较之前代，有了大幅增长，并承载了较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拥有较独特的思想内容。

同时还涌现出一批专收某一地域、寺院内之方外作家作品的总集，以及道士总集，可谓开拓了新领域，取得了新成就。只是这份方外作家作品的资料渊薮、方外文学文化的宝贵遗产，目前的流布范围普遍甚为狭窄，且存在若干错漏含糊之处，需要研究者给予更多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