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亳州的教育体制

清代亳州的教育体制（共8篇）

清代亳州的教育体制 篇1

贵州的书院教育在清代高速发展。遵义是贵州文教较发达的地区, 遵义的书院教育在这一时期也迅速发展, 围绕教学、藏书、供祀三大活动, 在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教育对象扩大化、促进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对清代遵义的书院教育进行研究, 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清代遵义书院教育发展概况

清朝初期对书院教育加以严格限制, 政府曾经下令不准创办书院, 所以这一时期书院发展缓慢。康熙年间开始, 政府对书院教育的禁令才开始放松。雍正十一年, 皇帝谕令督抚在省会设立书院, 政府禁令一开, 使得清代的书院在雍正后期开始高速发展,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顶峰。作为贵州文教相对发达的地区, 遵义的书院也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

整个清代, 遵义共有书院28所, 这些书院在今遵义所辖的各县市都有分布。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轨迹, 可以划分为初创期 (康熙年间) 、全面发展期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 和低落转型期 (咸丰嘉庆同治光绪) 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康熙年间 (初创期) , 这一时期遵义的书院教育刚刚兴起, 共创立了2所书院:启秀书院和培英书院, 这两所书院的规模都较小, 管理不够完善, 影响也比较小。第二阶段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全面发展期) , 这一阶段遵义共创立了18所书院:古凤书院、洋川书院、龙泉书院、怀阳书院、双城书院、湘川书院、他山书院、鼎山书院、培基书院、儒溪书院、新添书院、淳化书院、罗峰书院、三台书院、养正书院、鸣凤书院、萃华书院、湄水书院, 不仅书院数量增加, 分布范围更广, 而且书院在教学、管理等方面也趋于成熟, 书院的影响扩大。第三阶段是咸丰嘉庆同治光绪年间 (低落转型期) , 这一阶段遵义共创建8所书院:安溪书院、修文书院、松江书院、柳湖书院、培元书院、味经书院、小书院、太白书院, 这一时期, 受国内局势的影响, 遵义书院发展缓慢并最终改制, 书院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主要活动

1. 清代遵义书院的教学活动。

书院的教学内容。清代的遵义书院已经成为科举应考的重要场所, 所以教学内容也主要是科举考试的一些基本内容。乾隆元年上谕中指出“仿分年读书之法, 予之程课, 使贯通乎经史”[1], 而后, 乾隆十年又规定, 山长在书院教育中, 要根据学生的资质进行教学。资质一般的, 要先教授八股文, 学有余力的再学习四书五经, 资质优异的, 除八股文以外, 还要学习经学、史学、治术诸书。每月的考课, 以八股为主, 或论或策或表或判, 有山庄根据自己的教学具体安排。因此, 清代遵义的书院, 教学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四书五经。

书院的考课。清代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官学, 承担起了应对科举考试的重要任务, 因此清代遵义书院真正的集体讲授已经很少, 而主要以考课为主, 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从地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 书院里的学生, 平日通常都是自学为主, 定期进行考课。很多书院都有自己的考课制度, 一般是每月考课两次, 一年十六次, 根据考课的成绩可以领取一定的奖资。如遵义府古凤书院规定:“每月初二、十六分别举行官课和堂课, 根据考课成绩取前十名给予五百至一百文不等的奖励;每次考课, 要求作文一篇, 诗一首, 外加策论一道, 有抄袭舞弊者, 概不录用。”[2]可以说, 考课是清代遵义书院最主要的教学活动。

2. 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

藏书是书院重要的活动之一。有关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情况, 各类资料的记载不多, 但根据相关内容, 我们可以推知一些情况。如乾隆年间, 古凤书院建有藏书室, 由此推知, 该书院应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嘉庆时, 周际华在湘川书院讲学时题诗:“书多苦日短, 衣破觉风尖。”[2]湘川书院当时已经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不少书院还有书籍管理制度, 如鼎山书院就有专门的制度规定了书籍的管理、借阅、书籍管理人员的报酬等, 可以看出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已经逐渐规范。但总体而言, 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比较落后, 很多书院不仅藏书数量少, 而且由于管理不善等多种原因, 书籍毁坏严重, 如湘川书院“咸丰间杨逆为灾, 书院并书籍皆成一炬”[2], 本来就少的藏书再加上损毁严重, 真正能用于教学的书籍就更少了。

3. 清代遵义书院的供祀活动。

供祀活动是书院一个重要的内容, 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清代遵义的书院通过供祀活动, 主要是为生徒树立道德典范, 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 体现崇贤尊师的优良传统。清代遵义的书院, 在供祀对象上各不相同,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祭祀本乡本土的文化先贤。主要是供奉与本乡本土有关的、德行高尚的贤士大夫。清代贵州书院的供祀的文化先贤中, 尹道真是最常见的一个, “黔省城向建书院, 皆崇祀先生 (尹道真) ”[2], 以表现对这位文化前贤的崇敬, 为生徒树立榜样, 因此, 遵义的很多书院都供祀尹道真, 如湘川书院, 古凤书院等。二是祭祀学派宗师或先贤。祭祀学派先贤的目的, 是为了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 表明本学派的学术渊源。清代遵义书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 孔子自然是书院祭祀的对象之一, 如鼎山书院就有每月初一参拜孔子的相关规定。“黔中王派”嫡传弟子及再传弟子创办的书院, 大多祭祀王阳明, 实质上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渊源。三是对祭祀创建书院有功的人, 即把书院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为书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作为祭祀的对象, 如湘川书院供奉创建者刘诏升神位。书院的这一供祀行为, 既是出于纪念的目的, 同时也是告诉书院学生不辜负前辈兴学育才的心意, 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三、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影响

1. 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

清代, 官学逐渐困顿, 单靠官学很难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要, 遵义书院的发展, 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乾隆元年上谕称:“书院之制, 所以导进人材, 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庶人材成就, 足备朝廷任使, 不负教育之意”[3], 由此可见, 清政府已经把书院看做一个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希望通过书院这种“古侯国之学”来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清代, 政府大力发展书院教育, 通过规范山长聘选、生徒管理、教学内容等使书院教育逐渐官学化, 清代遵义的书院, 在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成为培养应试之人的重要场所, 是人才输送的一个重要渠道。

2. 推动了遵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 推动了遵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莫与俦主讲遵义湘川书院, “其所造就的学术人物, 如莫友芝于音韵、目录、版本, 郑珍于三礼、说文解字, 萧光远于周易, 莫庭芝于训诂, 均各有专精, 成为名儒”[4]。道光、咸丰年间, 郑珍和莫友芝先后在遵义湘川、启秀书院讲学, 造就的文化人才有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黎庶焘、黎庶蕃、黎庶蕾、黎庶昌、黎兆祺等, 还有知名作家和学者赵廷璜、郑淑昭、郑知同、胡长新、姚濬昌、王藻章等, 对遵义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风气的形成。清代遵义书院培养的人才, 涉及文化教育的各方面, 这些人薪火嬗传, 使得遵义学术氛围之浓, 在全省居于前列。

3. 促使教育对象更加广泛。

清代, 遵义社会经济极不发达, 人民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很少。尽管改土归流以后政府大力兴学育才, 但受教育者仍然十分有限, 尤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接受教育更是难上加难。清代遵义书院教育大发展, 先后创建了28所书院, 这些书院广泛分布在今天遵义所辖各县市, 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 由于遵义很多书院都设有膏火产业, 前来肄业的生徒都有一定比例的膏火, 还能根据平时的考课成绩领取一定的奖资, 这对于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接受教育,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如莫与俦在遵义讲学期间, 各县生员纷纷前来求教, 由于求学者众多, 校舍两次拓宽。

4. 推动了遵义各县市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

遵义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遵义广泛分布着仡佬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历来文教事业比较落后, 受教育的机会有限。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 已经延伸到了遵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如正安州 (今遵义正安县) 雍正十一年建古凤书院, 仁怀直隶厅 (今赤水市) 嘉庆十三年创立养正书院, 思南府务川县 (今遵义务川县) 道光年间建淳华、罗峰书院, 石阡府龙泉县 (今遵义凤冈县) 乾隆二十二年建龙泉书院, 平越直隶州 (今余庆县、湄潭县) 在乾隆道光年间建他山、湄水书院。这些书院的建立, 使遵义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 学习到先进的文化知识。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发展, 对推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摘要：清代, 遵义的书院教育围绕教学、藏书、供祀三大活动展开, 在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教育对象扩大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代,遵义,书院

参考文献

[1]清实录高宗实录 (卷20) [M].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7.

[2]周恭寿.续遵义府志[M].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 2000.

[3]陈谷嘉.中国书院史资料[M].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4]贵州省地方志编撰委员会.贵州省教育志[M].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

简说清代家具故事木雕的教育作用 篇2

摘 要：回看古人，仅以木雕为例，大到建筑小到家具，无一例外不以雕刻艺术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生活，教育人心。而今人家中的设施更多的是强调舒适，教育更多的则是家长、媒体、学校。如果孩子年幼或家庭环境不乐观，那么家长与学校都是不起作用的，而电视媒体鱼龙混杂，孩童的启蒙教育堪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效仿古人发挥家具故事木雕的教育作用。本文就清代家具故事木雕的教育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清代家具；木雕；故事性；家庭教育

古人自出生就耳闻严格的家规族训，眼观极富教育性的堂屋祖庭，其家具上的故事性木雕更是给深闺大院的孩子们提供了如连环画似的乐趣，并在其中学习先贤的处事原则。古往今来，中国的建筑家具里主要是以木头为主，木在古人心中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并且更具人情味。《春秋繁露》有言：“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1]《白虎通义》中也有记载：“五行，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触地而出也。”[2]可见木对于古人是何等的重要，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意义非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显著提高，再加之西方玻璃技术的引进，玻璃窗逐步运用到家庭建筑之中，采光效果得到改善，建筑与家具上的雕刻也随之增加，繁缛之风盛行，圆雕、浮雕、透雕，人物、花鸟、山水、杂项，应运而生。

这其间尤以人物故事情节的雕刻最为典型，更具教育意义。其故事内容无所不包，大致可分为历史典故、戏曲故事、吉祥文化等。这些内容形式伴随着家具的历史性（历史的延续性，家风礼制的传承）、装饰性、實用性，大多数的民间故事性木雕都是在礼制规范的前提下，注重装饰性，捎带实用性亦或者没有实用性地刻画故事情节，传播历史文化。这里仅举几例加以证明，在历史典故方面，常见的架子床或是佛龛正中有“百忍图”，如果未提“百忍堂”三字，有时也称“九世同堂”，这个典故出自《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至唐代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张公艺被世人称为“张百忍”，自此“百忍图”故事广为流传，张姓人也自此以“百忍堂”为堂号。[3]这个故事场景虽然雕刻普遍模式化，人物多以端坐直立为主，没有戏剧化的大动作，在装饰层面略显薄弱，但礼制上却是合乎规范，所以上文也提到是在礼制规范的前提下装饰，但这则故事意在告知人们对人对事要有耐心，要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每一件事，顺境时，化情智为理智，逆境时，化苦厄为忍耐。当孩子日常生活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这样的场景，心中不免会明了人生不再争利而在谦逊。又如“孟母教子”故事出自《烈女传》，由于故事流传广，家具木雕中多见，甚至瓷器、书画都有描绘，讲述孟母为了给儿子寻找一个有利于成长的环境，不辞辛苦，搬家三次。走过荒凉的坟地，走过嘈杂的市场，最后走到了清静的学校边，故事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史书中。孩子在其中认识到的是一个图像化的孟母教子的故事，相对言传图像实在是太容易深入人心，孩子也明白了向古圣先贤学习修身进学之道。

戏曲类故事应当说是民间家具雕刻中运用范围最广的，也是最喜闻乐见的，原因很简单，传统音乐永远没有流行音乐的听众多，科教节目永远没有娱乐节目的观众多一样，戏曲在古代就是最流行的声音，最时尚的媒体，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就是这阵阵曲目，自然也会对其中的人物故事了如指掌，应用到家具中更是最直接的欣赏。戏曲的故事实在太多，如“文王访姜尚”“萧何追韩信”“空城计”“西厢记”等。其中“文王访贤（文王访姜尚）”讲述了吕尚年纪很大，还常去渭水之滨垂钓。一天，文王将出外狩猎，占卜得到：“捕获的不是龙、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独霸天下的辅臣。”于是，文王西出狩猎，果然遇吕尚于小溪之上。两人谈论之后，文王大喜，说：“我的祖先曾经预言说：‘将来会有圣人到达周邦，帮助周国振兴。难道说的就是您吗？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称吕尚为“太公望”，立为周之国师。这是圣祖贤臣的楷模，从侧面也教育后世子孙应当谦虚，不耻下问，不骄不躁，这对孩子功成名就后依然能低调行事起到了长远的意义，即使名门望族也要以礼待人。这则故事多用于柜门或床栏之上，精致一些的是在供盒上，它把明初的平面雕发展成多层次镂空雕，图案精密，善用虚实对比，形成空间和距离的多层次感觉，人物脸部一般采取深浮雕，远视效果更加逼真，仰视饱满丰盈，既有装饰性又有故事性。

最后是吉祥文化类的雕刻，它虽然本意多是祈求吉祥，但同样具有极强的启蒙教育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极强的宣传性和鼓动性，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宣传语，高考壮行词，祈愿护身符，如“状元荣归”“渔樵耕读”“五子登科”“百子图”“福禄寿”等，如“渔樵耕读”描绘了渔夫、樵夫、农夫和书生，是农耕社会四个比较重要的职业，很多也是官宦用来表示退隐之后生活的象征，也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在古家具中也常常以渔樵耕读为雕刻图案寓意象征着读书人耕读传家，商人行业兴隆。林林总总都是在告知下一代需要去完成的使命，本来鼓噪的指令，运用到家具中不仅起到警示作用，还有祈愿的作用。在询问过一些70岁以上的老人之后，便可得知在一些人心中，躺在雕有“状元荣归”的床上睡觉，心中就觉得一定会得到神明保佑学业有成。躺在雕有“百子图”的床上睡觉，就会儿孙满堂延绵子嗣。

这些神奇的寓意，运用到家具中，中国人可谓是别出心裁，把每天需要对自己和子孙说的话，祈求的言整合在家具上，这种方式在西方的其他古国中，多以陵墓建筑用具为主，往往是起记录作用的，活人的家庭装饰还是以几何纹样更为著名，这在很大程度也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延续不单是史书的记载、口头的传授，它深入到了人民的内部，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着那些懵懂的孩子，提醒着那些涉世的成人，无所不包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育，不但有孩子也有成人。家具上的故事性木雕是属于中国的，至少在可查的清代，故事性木雕是独树一帜的，它是孩童的启蒙书，是成人的警示帖，在家庭教育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顺逆第六十）[M].

[2]班固.白虎通义（卷三五行）[M].

[3]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M].

清代“改土归流”中的藏族教育 篇3

关键词：清代,“改土归流”,藏族教育

清末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的入侵, 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均受到巨大冲击。在和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打交道的过程中, 中国的一部分文化人从军事、外交一系列的失败中逐渐认识到:中国要富强, 关键在人才, 人才之兴盛, 关键在兴办教育。于是出现了洋务派、维新派兴办新式教育的高潮。在这种兴学潮流的影响下, 一些边务大臣也在川藏、青藏、甘藏等民族杂居地区兴办学校教育, 使吐蕃时的“附学”、宋朝时的“蕃学”这种不同于藏传佛教经院教育的教育形式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

一、清王朝在边藏地区推行学校教育的目的

19世纪后期, 英俄势力采取多种方式向藏区渗透。尤其是英国, 在把印度变成殖民地的同时, 企图以此为跳板, 进一步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当时他们以“印度政府”的名义和西藏地方政权打交道, 尽量否定西藏地方与清王朝的宗主关系。为达此目的, 他们撇开清王朝与西藏地方政府“直接交涉”。在遭到清政府和西藏僧俗的抵抗以后, 英政府于1888年、1903年两次武装侵略西藏。战争中藏族人民奋起反抗, 在第二次抗英斗争中, 由于种种原因, 英政府取得了军事胜利, 在兵临拉萨的情况下强迫西藏政府签订了《拉萨条约》。英国赤裸裸的武装侵略, 严重威胁着祖国西南边疆的安全, 为此, 清政府决定整顿藏务, 以加强对藏族地区的统治。

清王朝整顿藏务的主要措施就是在川藏、滇藏交界的藏族居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改土归流”就是一些边务大臣在藏族居住地区兴办学校教育、发展地方实业、训练地方武装, 以便把藏区的行政纳入到全国行政的运行机制之中。光绪三十年清帝给军机大臣的圣谕就说明清王朝在藏务经营上表现了一种极为迫切的心情, 其中措施深受清末“新政”的影响。到了光绪三十三年 (1907) , 四川总督、云南总督、川滇边务大臣会筹经营川边藏区的方案, 拟定了“实有互相牵制、不容稍事迟回”的兴学、练兵、通商、屯垦、开矿、设官等六条措施, 其中把兴办教育作为“收拾边地人心的第一要务”。

清政府在边藏地区兴办学校教育的目的, 近人刘绍禹在《康藏前锋》上发表文章认为:“西康物产丰富, 幅员辽阔, 何为英帝国主义所囫囵, ……若再苟延残喘, 得过且过之, 则西陲康藏, 将不为我所有, 清廷有见于此, 特派赵 (赵尔巽) 等大员入康, 大兴政教, 于是政容一新, 学馆林立, 不数年间成绩卓著。此清廷见英人意图康藏, 复感康藏之空虚, 易被英人囫囵计, 乃兴起政治教育, 以坚康藏民心, 而为英人诱惑。”通过教育, 发展实业, 以达到巩固边防的目的, 这是很有见地的举措。

二、川边兴学的措施

1. 设立学务机构。

清政府在边藏地区实施“改土归流”, 也就是在行政机构上改革历史遗留下来的土司制度, 设置道府州县, 委派流官治理。宣统三年, 四川总督赵尔巽奏:“德格、春科, 高日三土司改土归流, 应建置道、府、州、县, 以资治理。拟请于登科设知府一人, 名曰登科府, 龚垭设知州一员, 名曰德化州, 杂渠卡设知县一员, 名曰石渠县;白玉设知州一员, 名曰白玉州, 洞普设知县一名, 名曰同普县, 并于登科府设分巡兼兵备道一员, 名曰边北道, 统辖各府、州、县。所设各员, 均请作为边疆要缺。”奏章被清政府批准执行, 随着边藏地区新的政权建制产生, 专管教育的行政机构也随之设立。

2. 设置各种学堂, 根据藏区实际编写教材。

边藏兴学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影响下产生的, 所以兴学的主要特点就是兴办各种学校。边务当局兴办的学校类型有初等学堂、师范学校、实业学校等。边务当局根据不同类型学校教学的需要, 结合藏族学生基础差的特点, 为边政建设编写各类教材。

3. 奖惩结合的措施。

清政府在藏区兴办学校教育, 这是藏区亘古未有的事业, 在川藏地区藏族僧俗中引起了极大震动。最初人们不知道学校为何场所, 按照传统习惯, 政府向民间征调人夫, 均视为“差役”。因此, 一些藏族群众视入学为畏途, 把送儿童入学视“学差”, 同时, 再加上一些寺庙、头人、土司暗中反对, 所以, 川边兴学之初, 生源是一个极大的问题。为此, 边务当局采取强制措施, 规定:“夷民子女无论贫富, 六七岁即须送入学堂, 有不入学者, 罪其父兄。并罚银五两至五十两, 按其家资科罪。既入学堂除犯规革除不计外, 其余必须卒业, 得有凭照方准离学, 不得任意中辍, 致隳学业。”边务当局在强迫适龄儿童入学以外, 在学校的设置上也采取了一些强迫性措施。强迫百户以上的村庄创办官话学堂一所, 不足百户者, 联合办官话学堂。清王朝在经济和文化都比较落后的地区强行推行近代学校教育, 势必引起一些不良的后果, 川边的一些藏族群众“疑惧之情, 形于辞色, 始而恳免, 继求展现, 直视入学校较支差为更苦, 甚有泣下者”。甚至有些藏族群众“每一语设学, 即环跪告哀”。一些人迫于形势, 只好虚以应付, 雇人应读。由于没有做好群众的思想工作, 宣统元年发生了稻城委员张中亮强迫藏族群众送子弟入学并锁押巨浪村头人的案件, 接着又发生了劝学委员周培源在三岩撒东村强迫藏族群众送子弟入学并击伤藏族群众一案。边务大臣赵尔丰对这两起案件做了妥善处理, 并以此为契机教诲边务人员注意推行教育的方法, 他认为提倡兴学要“循循善诱”, 使藏族群众切身体会到入学的好处, 逐渐推开, 以收到影响众人的效果。“……使入学子女如沐春风, 为日既久, 风化渐开, 则观感欣羡, 方有向隅之叹。”

边务当局在川边推行学校教育的过程中, 逐渐认识到在民族地区兴办教育, 除采取硬性措施外, 还必须采取奖劝的办法。学务局总办吴嘉谟在劝学过程中, 对入学学生“给以衣服, 优以礼貌, 联以情谊”, 以鼓励其求学。对考试优秀的学生, 免其家庭差役一年, 毕业时若考取前三名, 除给予重奖以外, 又可免其父兄三年差役;对于毕业生如有志愿上进者, 准予升入高一级学堂继续深造, 对愿意从业者, 介绍到军政机关录用。赵尔丰在视察各地时, 每到一处, 对学习优秀的学生均优于奖励, 有时还亲赴学校出题考试, 对优异者予以褒奖。

边务当局通过种种措施推行学校教育, 使一些藏族群众尝到了接受教育的甜头。“见学校未征学费, 不费一钱, 而子弟能识汉语, 有事可与汉官直接说话, 又见给予冠履衣服, 加以礼貌, 于是疑虑渐释, 复经劝学员等同带翻译赴各地多方开导, 始觉欣悦信从, 愿将子弟送学。”逐渐形成藏族群众“以求学为荣”的风气。故此, 边务当局满怀信心的估计, “若此鼓励, 未及数年, 全康二十余县, 学校林立”。

三、川边兴学对当时教育的影响

1. 兴办民族教育时注意到了民族文化问题而取得了“华夷同风”的效果。

查尔斯·赫梅尔在《今日的教育为了明日的世界》一文中认为:“每一种形式的发展都必须从文化出发并从文化方面找到它的最终意义。”也就是说, 文化不仅构成教育的出发点, 而且还贯穿于教育的整个过程, 并成为教育的目的。藏族群众是生长于藏族文化之中的, 从藏族文化中汲取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以及习俗。清边务当局在兴办藏族教育时, 把教育溶于整个藏文化之中, 教育本身得到了发展的源泉。边务当局在川边推行学校教育, 是用汉藏文化的这一共同价值观去看待这一问题的, 所以在办教育的过程中时时体现着这种文化上的共同价值取向。当边务局把自己的教育观念通过藏文化作为媒介潜移默化地输送给了藏族群众, 尤其是要求学生学汉语、说汉话、穿汉服、行汉礼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地化解了来自文化方面的阻力。教育只有与文化契合, 得到文化的认同, 才能彼此相依, 协调发展。川边兴学的历史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以此为经验, 当清政府在边地尤其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兴办学校教育时, 皆借鉴了川边兴学的教育模式, 取得了成效, 影响甚大。

2. 兴办民族教育取得了服务民族地区经济的效果。

经济与教育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 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物质基础, 而教育反过来又为经济服务。清末川边藏区兴学, 是清王朝在川边实施“改土归流”中的一项举措, 而不是川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社会自身的需要, 而是一种“嵌入性”教育, 学校教育的发展主要靠清政府的投入而维持。清政府本身由于财力匮乏, 投入有限, 这就必然影响川边兴学的规模、速度与质量。然而, 边务当局在兴学的过程中, 意识到经济制约教育这一基本规律, 在办学中不刻意追求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 这就减轻了藏族群众的负担, 符合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 不求速达, 从而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与此同时, 边务当局在当时经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 积极推行学校教育, 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精神和行为是令人敬佩的。另外, 边务当局还根据实际需要, 兴办了一些实业教育, 使教育直接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 为当地藏族群众的子弟谋求出路。这些都是相当宝贵的经验, 成为日后清政府在新疆、广西、云贵等少数民族地区开辟边地教育所取用的一条富有成效的经验, 亦影响甚大, 乃至我们今天民族教育工作者也是应该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巴登尼玛.文明的困惑藏族教育之路[M].四川民族出版社, 2000.

[2]耿金声.西藏教育研究[M].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清代如意馆绘画教育 篇4

1. 概况

清代的绘画受五代、宋、元、明画风的影响, 山水、花鸟、人物画各有成就, 形成不同画派, 尤以元四家和董其昌的影响最大。四王的仿古山水长期占据正统派的地位;清初四僧和中期的扬州画派则强调张扬个性, 力图革新;髠残、石涛、边寿民、居廉等画家更重在师法自然, 用功写生;康、乾时代, 西洋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等人融合中西绘画技法有过出色的作品。

2. 清代绘画

在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下, 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它承接元、明以来的趋势发展, 士大夫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 在明代后期形成的诸画派, 到此时更是分支繁衍。清代历朝皇帝, 大多爱好绘画艺术, 倡导社会风气, 使更多的人热心投入画家的行列。全清有史可稽的画家, 多至近六千人, 可谓繁盛。总的看来, 以山水画、花鸟画比较发达, 成绩较好, 人物画次之。其发展大致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二、清代宫廷绘画

清代前期, 宫廷美术一度非常兴盛, 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高超技艺的画家, 而且由于西方美术的影响, 也萌生了一些新的特质。清雍正前并无画院机构的设置。雍正时设有“画作”, 隶属内务府。康熙时, 宫廷机构中设有画院机构——如意馆 (清制画史供御无官秩, 设如意馆于启吉祥宫南, 即清内务府造办处所在, 紫禁城西华门武英殿以北, 原明仁智殿旧址, 为明代宫廷画家集中作画的场所) , 院画家初类工匠, 地位不高 (康、雍时称为“南匠”, 因大都来自于南方, 至乾隆九年下旨改名称为“画画人”) , 至清代中期宫廷画家渐多, 地位亦有所改善。而且出现了“词臣供奉”, 甚至不少人因献画而被吸收入宫, 进而授与官职。于是, 宫廷山水花鸟画愈益趋同于娄东、虞山、常州各派, 出现了宫廷绘画文人化的倾向, 但陈陈相因, 缺乏生气, 已呈衰落趋势。至于人物肖像画, 则因奉命配合统一边防的战争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创作了若干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的作品。然而艺术性普遍不高, 大多人物与布景分别由不同画家完成, 绘景取法“四王”, 画人师法宋人兼受西洋影响。著名作品有徐扬《南巡图》《姑苏繁华图》《平定回部献俘图》, 姚文瀚《紫光阁赐宴图》, 金廷标《塞宴四事图》等。西法影响在康熙年间焦秉贞、冷枚的《耕织图》等作品中已可看到, 随后因若干西方画家供职宫廷, 更出现了中西画法融合的某些外籍画家作品。

清代宫庭画家如前代一样, 也往往有父子 (冷枚、冷鉴) 、师徒 (焦秉贞、冷枚;张宗苍与方琮、王炳) 、兄弟 (余省、余稚;王幼学、儒学;丁观鹏、观鹤) , 同时供奉内廷的现象。另一部分则为传教士画家, 如意大利画家郎士宁, 康熙五十四年 (1715) , 他二十七岁时来华, 于康熙末年进入内廷。他的作品以西洋画法为基础, 注重结构与透视, 又适当地融合了中国画的技法, 很受皇帝赞赏。擅画人物故事、肖像、动物、花木、山水, 尤以画鸟著名。曾创作许多以当时重要事件为题材的纪实绘画, 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也曾参加过圆明园、长春园等西洋风格建筑物的设计与施工。

三、如意馆美术教育

1. 画院处、如意馆美术教育

画院处和如意馆是清代内廷画院的主要机构1。在皇家图书资料中, 清代画院内廷供奉画家称为“画院供奉”“画院供奉候选”。通常则称“画画人”。“画画人”分一二三等, 都属“画院供奉”。画画人之下, 有“画画柏唐阿”“学手柏唐阿”“徒弟”等学徒、练习生。由此构成画院内的等级。乾隆六年规定画画人一等月银十一两, 二等九两, 三等七两, 略高于五品官俸饷。画画人一般不授外官, 亦无品级顶戴, 但也有例外, 如陈枚官内务府员外郎授从五品。

除画院画画人外, 不少身有官秩的士大夫画家如翰林王原祁、御史朱伦瀚等, 亦时常奉诏入内廷供奉作画。

清代画院在名称、建制、职称等方面都与宋、明有别, 其机构设置和制度既不很单纯, 也不严密, 但在有清两百余年历史上, 进入内廷画院的画家, 人数甚众, 其美术教育机制例与前代相仿。同时, 西洋画家如郎士宁等人在清室得宠, 直接关系西洋绘画教育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 成为中国早期西洋美术教育的重要部分, 也是清代画院美术教育机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

2. 西洋画法传入中国及影响

明万历年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贡明神宗的方物中, 有图画《天主像》《天主母像》, 这是近代西洋绘画开始传入中国的较早记录。明崇祯二年 (1629年) , 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 (Francesco Sambiaso 1582年-1649年) 撰写了一篇向中国人讲解西洋绘画技法的著作, 名为《画答》, 但影响不大。西洋绘画在中国开始逐步受到重视, 是在清代康熙以后, 并与郎世宁在内廷受清帝尤其是乾隆皇帝的赏识器重, 有直接关系。

郎世宁, 意大利米兰人, 天主教传教士画家, 于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 抵北京进谒康熙皇帝, 此后留在内廷供奉作画, 长达五十一年, 直至病逝。乾隆时授奉宸苑使, 赏三品顶戴, 赠侍郎。郎世宁来华前接受过西洋绘画的严格训练, 是最早来华、技艺最高、且最受清帝重用的供奉内廷西洋画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郎世宁不仅在内廷直接教授、培养了约二十名弟子, 而且在长期的美术活动中, 对清代宫廷美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郎世宁不仅留下了近百件院画作品, 而且主持参与了清代宫廷一些建筑和工艺设计工作。据《清档》以及传教士钱德明 (Joseph Amyot) 1754年10月17日书简等资料可知, 郎世宁主持或参与了长春园西洋水法楼及花园的设计, 主持了长春园谐奇趣西洋楼平立面的建筑设计, 以及新建西洋式花园地盘设计。

明末清初, 西洋透视法由西洋传教士传入中国。《清档》称雍正元年有班达里沙等六人从郎世宁学习“线法画”。清初有淮关监督年希尧, 得到郎世宁的指导和协助, 编纂了《视学》一书, 介绍西洋透视学原理和方法, 刊行于雍正年间, 对西洋透视学在中国绘画、设计、工程制图等领域的引入和传授, 有开拓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长虹.《中国古代美术史纲》.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2]彭亚、张道森.《中国美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清代亳州的教育体制 篇5

一、西洋画法传入的历史背景

清朝康熙、雍正、乾隆年间是清代社会最安定繁荣时期, 而美术绘画上也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杰出的画家陈枚, 唐岱, 王原祁, 冷枚, 张宗苍等, 他们的画风流派多种多样, 人物, 花鸟, 山水等各有擅长, 对后来的学者有着启示和影响。这一时期除了我们一直在进步的美术理论教育, 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还有了新的变化。突出表现为西洋画法美术理论的传入并产生的绘画教育的深远影响。

清代社会风气相对开化, 与西方国家在经济, 文化等方面有了频繁的交往, 西方文化中天文、历法、数学、建筑等科学知识和技能, 都与我国传统文化存在差异性, 无论是宫廷帝王、民间的群众、文人雅士都产生了好奇与兴趣。很多传教士来到我国宣传西方文化, 同时西方的绘画技术也逐渐传入我国, 其中一些高水平的西洋画艺传教士也得到中国高层阶级的认可, 甚是成为宫廷的御用画家, 形成了一定的影响。

二、西洋画法传授的代表画家

1、郎世宁

郎世宁意大利人, 清康熙年间作为传教士来到中国, 随即入宫进入如意馆 (2) , 成为宫廷画家, 在中国从事绘画50多年。在西洋画法的传授中有着很大的贡献。代表作有《聚瑞图》, 《嵩献英芝图》, 《百骏图》, 《弘历及后妃像》等。

郎世宁来到中国后仔细研习了中国画的绘画技巧, 他画的中国画流畅地道的墨线, 一丝不苟的层层晕染, 外加无法效仿的颜色运用, 中西合璧形成精细逼真的效果。他的作品有严谨扎实的写实功底, 注重明暗效果的绘画特色, 有浓厚的欧洲绘画风格和情调。他擅于采纳中国绘画技巧而又保持西方艺术的基本特点, 融中国工笔绘法和西洋画三维要领为一体, 从而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堪称郎世宁新体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的汇通。

《百骏图》是郎世宁的代表作之一, 此画描绘了姿态各异的骏马百匹放牧游息的场面。马匹们或卧或立, 或嬉戏, 或觅食, 自由舒闲, 聚散不一。既有西洋画法中前实后虚前大后小的写景方法, 使画面有空旷深渊的景界, 又有松针, 树皮, 草叶的墨线勾勒, 石块突破的皴擦等含有中国传统手法。中国传统绘画技术加入西洋光影透视法及西画颜料, 以显示中西趣味兼容并蓄的画面。

2、艾启蒙

艾启蒙生于现在捷克波希米亚洲, 乾隆年间也是作为传教士来中国, 从郎世宁学画。擅长人物、走兽、翎毛, 对当时宫廷绘画有一定的影响。艾启蒙的绘画与郎世宁一样, 将西洋绘画技法融入到中国工笔绘画。代表作有《十骏犬图》, 《八骏图》, 《百鹿图》等。

《八骏图》为其写实性代表作品。他运用中国的毛笔、纸绢和色彩, 以细密的短线, 按照素描的画法描绘马匹的外形、皮毛的皱褶和皮毛下凸起的血管、筋腱, 利用色泽的深浅表现马匹的凹凸肌肉, 以欧洲的绘画方法注重于马匹的解剖结构、体积感和皮毛的质感, 使得笔下的马匹形象造型准确、比例恰当、凹凸立体, 有别于中国古代画家采用延绵遒劲的线条来勾勒物象轮廓的方法, 与传统中国绘画中的马匹形象迥然有别。

3、王致诚

王致诚是法兰西人, 乾隆年间同是作为传教士来中国, 后入宫廷作画。擅长油画人物, 动物肖像。代表作有《阿尔楚尔之战》, 《十骏图》等。

《十骏图》马匹形象基本上是用西洋绘画技法塑造的, 注重解剖结构, 造型准确。用精细短小的线条来表现马的大小形状、形态的立体感和皮毛的质感, 每匹马的毛色和体形的特点, 都有微妙的区别, 表现逼真。背景的画法用干湿笔皴染, 纯属中国传统的方式。

三、西洋画法的影响

这些画家他们带来的西方绘画技术有焦点透视, 光影效果。将几何, 物理, 透视, 光影原理应用于中国画中, 把画中人物景物放在一个真实的空间里, 在平面的画幅上真实地表现出自然界立体状貌。使绘画具有明暗分明、逼真写实的独特风格。这些西洋画师坚持西洋绘画的透视原则, 力求细腻逼真的写实效果, 接受了中国绘画的审美情趣和特有韵味, 采用中国笔墨颜料和纸绢作画。“中西合璧”的新体画风的形成对中国古代绘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当然也有画家学者对于西方的绘画技法有很多质疑和反对, 清代邹一桂在《小山画谱》中:“西洋善勾股法, 故其绘画于阴阳远近, 不差锱黍……但笔法全无, 虽工亦匠, 故不入画品。”清人松年在《颐园论画》中:“愚谓洋法不但不必学, 亦不能学, 只可不学为愈。”可见有些文人画者对西画的排斥。“师古”和“创新”的思想, 各有论述和争议, 但是无论怎样, 西洋画法的传入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 使我们看到了西方绘画中不同的一面, 结合中国传统的绘画经验, 创造出不同与传统的美术佳作, 画风和技法影响后来的美术学者, 直至今天我们的现代美术教育中西洋绘画技巧已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有着重要的地位, 这都是古代美术教育给我们留下的宝贵经验。

参考文献

[1]李福顺:《中国美术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

[2]凌继尧:《美学十五讲》, 北京大学出版社。

[3]李厚泽:《美得历程》, 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

清代亳州的教育体制 篇6

一、余潜士平生

余潜士于嘉庆五年奉其伯父之命到福州拜师学习三年。而在19岁那年, 余潜士又偶得一本《近思录》, 遂对书中内容产生极其浓厚的兴趣, 乃至爱不释手。为了潜心研读、排除一切干扰, 他毅然放弃了科考, 返回高盖山石洞中独住三年, 且其间余潜士又大量地钻研了程颢、程颐、朱熹、张载等人的学说, 并时时以他们的思想校正自己的言行。其当时, 陈惕园也在精研朱熹学说的相关研究, 余潜士又虚心拜陈惕园为师, 以进一步提高自己在学术研究上的水平。

余潜士的一些思想也不同程度地受到其母亲黄氏的影响, 其母平生行人和善、最恶议论他人长短。因此, 在邻里乡间对其的评价也非常高。她的生活极为节俭, 粗衣陋食。但若有邻里、亲属上门求助, 她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给予他们帮助, 从未吝啬。余潜士对母亲由始至终都怀有深深的敬意与无限的眷恋。既使在成名后更对其母亲倍加尽孝, 有一年的端午节, 余潜士突闻母亲生病, 遂连夜坐船从福州赶回, 却没想到大雨使溪水暴涨, 船无法通行。余潜士则下船步行, 当其日夜兼程赶回家中时已是满脚血泡;在看到母亲身体已无大恙之时, 疲惫不堪的余潜士高兴万分, 对身体上的痛苦却丝毫不曾在意。因此, 余潜士事母至孝之事, 一时被传为佳话。

余潜士为了能在宋五子学说上研究有所突破, 他又千方百计地搜寻有关书籍。但因早年家境过于清贫而无力购书, 他只能在闲暇时候跑去书肆, 在大量的古籍中苦苦寻觅, 如若找到可用资料, 余潜士就会如获至宝地加以抄录;如若他听到谁家有与五子相关的书籍, 他则会不辞辛劳地前往借阅。当余潜士在创办教馆开始授徒有了固定收入后, 余潜士则将自己的大部分收入作为书籍收藏之用。他节衣缩食, 尽量减少生活开支, 却把大部分收入用于购买自己心爱的书籍。在经过余潜士的不懈努力, 他不但拥有了千余册藏书, 也成为了当地书籍收藏最丰富的人。由于余潜士博览群书, 学识渊博, 慕名前往求教者与日俱增, 大家也都能从他那里得到满意的解释。建宁人张亨甫一向自负, 一般人不放在眼里, 唯对余潜士却是心悦诚服, 态度十分谦恭。有一次城里的读书人参加“观风试”, 一看题目, 大家都茫然不知所措, 虽然询问了一些饱学的老先生, 却也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其出处的。而余潜士却找出朱熹的《大学·序》给大家看, 在场的所有读书人都对余潜士佩服不已。

康熙皇帝在平定叛乱, 收复台湾之后, 急欲使福建社会早日复苏, 重现昔日“海滨邹鲁”之景象, 一改清初不允许地方官员擅自创办书院, 于1707年特命理学家、福建巡抚张伯行创办了鳌峰书院。康熙帝不但御赐藏书和库银, 而且亲笔为鳌峰书院题写“三山养秀”匾额, 并对鳌峰书院特别重视, 因此鳌峰书院很快崭露头角, 并且迅速跻身于清代一流大书院之列, 逐渐成为了福建诸多学士的摇篮, 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 这其中也包括有伟大的政治家、民族英雄林则徐, 而余潜士也恰恰是鳌峰书院的佼佼者。余潜士于嘉庆十二年 (1807) 以优异成绩入读鳌峰书院, 在学期间, 由于他对朱熹学说具有独到的见解, 从而引起了总督汪稼门的极大关注。他对余潜士的才学非常赏识, 并专门取来余潜士的《读小学二律》悬挂于鳌峰书院的鉴亭之内, 并强调学生中如有能熟读《小学》而且能写出评论文章的, 将在考评中列为上等[1]48。这样一来, 福建的学子们逐渐开始对《小学》进行学习和研究。这也促使《小学》的新翻注纂都纷纷出版, 甚至出现了“榕城纸贵”的盛况。而对宋理学的传播, 余潜士所作出的贡献则是后人所无法比拟的。清代学者陈宗英称余潜士为“闽道学宗师”。

余潜士潜心苦学数十年终于修成一代宗师, 而他的高洁品格、博览群书也同样为世人所称道。道光元年 (1821) 诏举孝廉方正之时, 众人则推余潜士;道光五年 (1825) , 山长陈寿祺将余潜士列为拔贡第一。而余潜士则被沈鼎新作了如下评价:余生性至孝, 奉《小学》若神明, 自乡之士大夫与官其土者, 交口称其贤。

在余潜士成名之后, 与陈应魁、林绍苍合称“永泰三博士”, 同时, 又与梁月山、何道甫、张繁露、丁汝恭等交往甚密。每当这些学士到余潜士家中做客时, 余潜士的母亲以及二伯父余元畅都非常高兴, 并热情款待, 以便于余潜士与他们进行更多的交流。余潜士和这些挚友经常聚会切磋学问, 在提高文化素养的同时, 也锻造了自己美好的品格。他在鳌峰书院教书时, 府官见他博学远见, 特意赠送他一幅唐伯虎画, 嘱他转送京中一大官, 即可得功名, 可余潜士却不屑以此求取自己的前程, 而希望凭借自己的才学去博取功名, 这也表现出了余潜士的“处淤泥而不染”的洁身自好的高尚品格。

余潜士一生著书颇丰, 有《困学迩言》、《教学编》、《居官臆测》、《古草北游》、《养蒙故事》、《姑苗稿》、《自鸣集》等, 并流传于后世。

二、余潜士的德育思想

余潜士的德育思想其目的在于“明人伦”, 以“小学者, 学其事;大学者, 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余潜士认为德育教育应以青少年的德育教育为重要, 以“先入为主”为手段, 余潜士认为, 当青年少一旦受到了不良的德育影响, 当再以伦理道德思想进行教育时, 往往就会遇到抵触, 所产生的教育结果往往也不佳[2]23。因此, 余潜士在给学生进行德育教育之时, 往往侧重于伦理道德的教育, 避免出现“怀利去义”的追逐名利的不良思想。于是余潜士主张, 德育必须从幼年抓起, 并侧于家庭的德育教育。

余潜士以儒家教育思想为其德育教育的核心, 并主张将德行教育放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他认为, 德行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具有着重大意义, 是修身、治人、治国之根本。并对忠君、孝亲、治家、守节等内容作为德育教育的标准以及行为规范。这也完全符合了朱熹的“修身大法, 小学备矣”之德育思想[3]66。同时, 余潜士还将道德教育要通过结合智育一起进行, 在进行道德思想灌输的同时, 还要将更多的知识也一起传递给受教育对象。另外, 余潜士也十分重视自我修养, 他强调道德教育的高度自觉性。不但德育教育是从日常的小事和身边事做起, 更表现在忠勇的君臣伦理以及孝亲等方面。

同时, 余潜士也同样以严格的德育思想要求自己。余潜士的儿子名光尹, 自幼天资聪慧。6岁开始读书, 熟读孝经、论语、孟子等, 余潜士对儿子更是十分钟爱, “使是儿能长成, 吾宗之兴不将有可望耶!”这也是余潜士对儿子寄予的厚望, 但是, 不幸的是在儿子7岁时因病夭折。当同乡之人报信至福州给余潜士之时, 只对他说“家中急事, 速归”。当余潜士匆匆随乡人回家的途中, 乡人才告知其实情, 而余潜士则强忍心中的伤痛说“儿子既死, 不能再生, 我还是回书院教书要紧。”说罢, 余潜士毅然掉头返回福州。余潜士的这种举动恰恰也说明了他对身份授业解惑者的品德修养与责任感的真实体现。

三、余潜士对清代德育教育的贡献与影响

余潜士继承并发扬了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思想, 不但深刻地理解了宋五子的德育教育理念以及精神宗旨, 同时, 还系统地进行了整理和总结。这不但对清代原有的道德教育给予了进一步的系统化, 还提出了德育教育必须要进一步传承中国历代传统的美德与价值观念, 重新将“仁、义、礼、智、信”提到了德育教育中的重要位置, 并进一步将朱熹的“知”和“行”进行了“思”、“辨”, 使得清代在“知行合一”得到了全面的传播与发展[4]30。并将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进行了一个辩证的融合。余潜士主张“知”“行”彼此不可分离, 只能共进退;更是人们在道德活动过程中, 从意念到动机的实践过程。

余潜士的德育教育思想, 对清代的德育教育影响也较为深远。他改变了清代在德育教育过程中过于侧重科举、轻德育的科举制度, 以“明人伦”、“小学者, 学其事;大学者, 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的思想, 把对清代青少年的德育教育提到了重要位置, 并以“先入为主”为手段进一步加强了清代教育中对人的道德品质教育与评价, 逐渐规避了当时的“怀利去义”、追逐名利的不良思想, 为清代德育教育开辟了一个新途径[5]12。余潜士以儒家教育思想为其德育教育的核心, 他认为, 德行对每一个人来讲都具有着重大意义, 是修身、治人、治国之根本。同时, 他还将道德教育要通过结合智育一起进行, 在进行道德思想灌输的同时, 还要将更多的知识也一起传递给受教育对象, 从而全面改变了清代的德育教育观, 其教育思想也较前人更具现实意义。

摘要：余潜士, 清代著名的理学家、教育家、思想家, 其深得道光、咸丰两位皇帝的赏识。其教书育人30多年, 桃李遍布八闽及台湾。咸丰皇帝还特赐进士出身, 授文林郎。本文就余潜士对清代德育教育的贡献与影响进行浅显的阐述。

关键词：余潜士,清朝,教育家,德育教育

参考文献

[1]王凯旋.论明代社学与学校教育[J].广西师范学院学报, 2005 (4) .

[2]田晓红, 高春平.明代的学校制度及其警示[J].沧桑, 2000 (5) .

[3]高春平.明代教育监察制度述略[J].晋阳学刊, 1997 (5) .

[4]毕诚.明代的教育制度[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 1985 (4) .

清代法律教育活动及其作用探析 篇7

一、清代法律群体组成和教育特点

清代能够对大清律例了解使用之人,仅以官府衙门中官吏和参与法律事物的幕友、为民间诉讼代笔的状师为主。虽然都接触法律,但地位差距较大,受到的待遇和法律教育途径也各不相同[2]74。清代官吏多出于科举,书生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获取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虽然有以大清律例为题的考目,但考生须用四书五经来解析考题,进行历史博引以道德情操来诠释,并非考察考生法律应用和分析能力,这也使得清朝法律与道德之间有很多牵连“,情理法”现象严重。学子在求学过程中也会接触一些法律知识,多是以提升自身道德修为为主,获取真正法律知识教育内容很少。在中国古代各级政府机构都是由当地最大官员掌管行政立法,没有特定的分支机构,这也注定当地父母官每日处理相当繁多的公务。由于涉及社会生活内容太多,很多问题在官员求学过程中根本没有涉猎学习到,无法全盘掌握所有事务解决途径,这就不得不聘用有相当能力的人来协助办公,这些人被称为幕友。幕友名额不限,完全取决于官员事务需要和官员个人经济能力。这些幕友多数为科举失败的学子,有着较高的文化根基。在科举落第后已经无法成为正式官方人员,为了生存靠自己的才学在官府谋生成为官员幕友。官府内主要分为钱谷、刑名、征比、账房、教读几类幕友,这些幕友都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很好的职业能力掌握。这些职业技能都是这些人在投奔官府后刻苦培训所得,他们的出现,为官员解决了大量工作,只在重大决策上由官员来定夺。刑名就是这些幕友中专职管理法律的幕友,在他们工作范围内受理民间诉讼和各种纠纷,对各种诉讼供词结合大清法律进行分析评判并参与整个司法程序。这些刑名都要掌握与事件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在不断实践接触中提升业务水平。这些幕友长期驻守官府内,为官方人员服务,其地位比官府内人员要低,但由于其日常工作环境和与官员直接接触,使得他们的身份地位十分特殊,一些深得县令、知州信任的幕友,已经在社会和官府内拥有相当大的权利和地位。幕友职位要想获得官员赏识认可并非易事,往往需要有名望之人引荐,这就要靠落榜书生在成为幕友之前拜访有名望的幕友为师,这样可以学习幕友需要掌握的职业技能,同时能够获得接触、认识官员的机会。这种求学形式,也是中国的传统拜师学艺模式,体现了清朝幕友职业技能获取的特点。在官府中的刑名幕友,除了师父多年工作经验需要牢记之外,还要熟记大清律例,在不断实践中充实自己。

在封建社会,真正为官府承认的民间律师根本不存在,为民写诉状之人被统治阶级污蔑为“讼棍”“状骗”,其人被说成搬弄是非、招摇撞骗之流。这些为百姓提供法律服务之人称为“状师”,是清朝社会地位最低的法律工作者。正是由于被官府藐视,但又为普通大众解决些诉状等急需问题,官方对其一直采取抑制排挤态度。这使得状师处于既要为大众解决法律难题,又要遭受官府压榨的尴尬处境。在这种背景下,状师的传承一般保密不能公开,其工作内容主要以代写诉状、指点当事人打官司时需要注意的一些技巧为主。相对于官府中的刑名,状师对法律的理解和受教育程度要逊色得多。

二、清代法律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因素

1.专职法律人员不足。清代教育的偏颇,造成法律知识普及率极低,尽管官员能够接受一些法律教育,并在为官当政后通过后天接触学习和工作历练,进一步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但这种法律知识的提高相当有限。由于清廷官员大多身兼行政司法数职于一身,每日处理政务繁多复杂,没有过多精力研究法律。在处理司法官司之时,很多处理结果都要将伦理道德纳入其中,这种结合道德伦理的司法审判,成为多数官员对案件最终判决的标准。为应对大量司法案件,清朝官员都会雇佣刑名幕友为自己处理大部分法律文件,使官员能抽身处理其他公务,只有对案件结局进行最终定夺。从专业角度讲,清朝官员的法律水平并不高于幕友刑名,而刑名的法律知识来自师传生受的单线学习,不会出现大批学徒学习法律的现象,这也造成清朝法律知识传播上的局限性。如果说幕友和官员是寄生关系,那么状师和平民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状师是为平民进行法律维护,从客观上就产生了与官方的对立,虽然状师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但就因其有反抗性质,必然会招致官府对状师进行压制,这样的情形无疑增添了状师这种职业生存的艰难。

2.法律教育参差不齐、标准不统一。清代法律沿袭传统守旧模式,法律教育意识淡薄,这种现象也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平民一种精神束缚所致,在限制民主自由前提下,政府并不希望推行全民法律教育,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标准地域间差距较大,也造成法律执行的不同。由于清朝科举制选出的官员直接成为当地司法行政官员,在没有经过专业法律培训下的走马上任,并不能体现官员所具有的法律能力。相对于官员的法律知识,幕友对法律的教育掌握较多,这是一种学徒式教学,法律效果完全取决于幕友师傅对法律的理解掌握。幕友的法律学习还是秉承传统私塾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和能力上并没有创新。状师的法律培训更是低下,近乎是一种“地下党”式培养过程。多数状师是以自学为主,兼顾老状师的指点。这类状师一般文笔较好,能够熟练流利地书写诉讼请求,基本满足普通大众的法律需求。

3.法律教育的滞后、法律思想不兼容。科举制选出的政府官员从上任伊始就成为统治阶级代言人,掌握当地行政、司法,由于法律知识长期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考生往往只关注一些表面东西,并不对一些法律框架下的内容真正了解熟悉。再之是清政府坚持采用儒家思想统治,以传统的儒家德行标准衡量很多法律依据,对法家的思想和做法相当排斥。在统治者看来,法家思想过于教条有违天伦不可取。这也是清朝法律教育不完善之处。

三、清代法律教育的改变

清朝法律教育的改变发生在清中后期,此时西方势力东进和清朝的衰败,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先进的文明制度,让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清朝制度的落后,学习西方制度拯救国家的意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思想改变也带动了清朝当局开始重视法律教育问题。中外法律纠纷也是促动清朝法律教育改变因素之一。自从两次鸦片战争落败后,除了巨额战争赔款外,沿海港口的强制开放和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使清朝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很多条约以法律形式偏袒西方利益,清廷明知条约不合理,但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情形极大刺激了清廷统治阶级,使他们第一次真正开始重视培养法律专业人才。1862年奕忻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到1894年开办的烟台海军学堂,仅仅三十年内,就开办了以学习西方语言科技的新式学堂二十四所,专攻外语和西洋法律,同时清廷也适应时代需求,增添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法律条文。在这些懂得中西方语言、法律的学生努力下,清廷涉外事务逐渐改变了被动处境,缓解了外交、商贸法律问题带来的压力。

法律教育的革新。清廷洋务派开设同文馆等新式学堂,在讲授西方文化语言的同时,也教授西方法律。在1895年又将大清律例等中国法律加入教学,成为中西合璧学堂。这种学堂一直被朝廷把持,为官府垄断,法学教育内容为政府所定,为防止法律教学偏离官府制定范围,一直禁止私人机构传授法律,这样的命令一直到清政府垮台为止。新学堂最大的变化是开始将现代教育融入教学,这就包括政法学堂的建立。政法学堂是清政府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主要学科,对政府急需法律人才进行培训的机构。在政法学堂中一般分为速成和专科两类学制,速成学制一年半,能够为官方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班主要学习传统法律沿革,刑法、宪法大意,大清工商律、民邢诉讼、国际法、监狱法等十四门科,通过三次考试及格就可毕业获取相关证书。而专门学科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共六年学制。课程设置也比速成制多,学员更要熟知英语等外文。在预科阶段三年,学员主要掌握外语和西方法律,一律采用外教授课,语言关不通过将留级或退学。在正科三年中,主要学习大清律例、宪法、民法、国际公法、西方政治学、财政、外交通商等三十余科,考试要求极严格,两次不合格者勒令退学。在清廷开设法律专科学校同时,传统科举制终于增加了法律内容,传统出题范围的八股史论,也改为实政与五道关联,正经时策为主,选题中都有涉及法律题目出现。晚清政府对法律人才培养除了在国内开办法律教育机构外,还主动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从1872年开始,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多,到1910年左右,每年都会有上千学子海外求学[3]14。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将西方法律哲学和教育制度带回国内,促进了清朝法律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清代法律教育一直游离于社会教育边缘,没有被纳入教育范畴,致使广大民众无法了解和接受法律教育。清末,随着清朝实力的衰败和洋人的入侵,清廷对法律教育解禁,在学习吸收西方法律基础上,推动了清朝法律教育进步与革新。

清代京师同文馆外语教育概览 篇8

自执掌中国政权以来, 满清政府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 然而, 鸦片战争的无奈落败与《南京条约》的耻辱签署, 使满清政府在面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日益深感屡次与帝国主义各国列强交涉时由于语言不通、文字隔阂对国家主权利益所造成的极大伤害。比如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 按照当时惯例, 朝廷大员出于身份和安全考虑, 不与西人直接进行接触, 而英国人坚持要与信守诺言的朝廷高级官员谈判, 这就使得缺乏那些掌握西方语言文化知识幕僚支持的朝廷高级官员在对英谈判时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只能在炮火威胁下草草签署了根本尚未予以充分思考和讨论的《南京条约》条款, 极大损害了中国领土、海关等政治和经济方面主权利益。之后, 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望厦条约》 (1844) 、《黄埔条约》 (1844) 、《天津条约》 (1858) 、《瑷珲条约》 (1858) 、《北京条约》 (1860)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 尽管其中主要是由于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血腥的残暴武力所造成的, 但也与当时满清政府缺乏卓越、足够的对外交往人才互有一定关联[1]32。当时, 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外交条款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均用英文书写, 只在三年内可附用中文。并且还规定:自今以后, 遇有文词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为正义。

面对如此境况, 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主张积极学习西方, 兴办“洋务”和“西学”。左宗棠是清末重臣, 他之所以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 概得利于阅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 其云:“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 物形无遁, 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曾国藩也是晚清时期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 虽崇奉程朱理学, 但他也讲究“经世致用”之学, 对于魏源编著的《圣武记》、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等书籍尤为推崇, 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构成了他兴办洋务学堂的思想基础。因此, 为了巩固统治政权, 满清政府听从了左宗棠、曾国藩等这些有识之士的建议, 同意在北京开办一所学习“西文”和“西艺”的洋务学堂, 采用班级集中授课形式, 培养专业性的外语翻译人才。这样, 同治元年 (1862) , 满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 开创了中国官办机构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历史先河。当然, 满清政府起初举办京师同文馆的目的较为单纯, 目的主要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才, 以便在与外国人交涉外交事务时“不受人欺蒙”, 显示出极强的“急用现学”的特点。

二、教育内容

咸丰十年 (1861) , 恭亲王奕訢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 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次年, 也就是同治元年 (1862) 6月正式开课, 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作为中国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 京师同文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 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 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在外语教育方面, 京师同文馆初设英文馆, 最早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10人, 后来逐步扩大到招收汉族学生, 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 入学学生逐年增多。之后, 随着对外交往的日渐需要, 京师同文馆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等。为了保证和提高学生的外语教育水平, 京师同文馆自设立之初就聘任了许多知识渊博的外籍教习承担馆务工作, 在40年的办学过程中共聘请过54名各国教习, 包括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 也聘任了包括李善兰、徐寿等在内的中国教习。其中, 同治八年 (1869) , 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后, 他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教学作出过一些革新, 学制改为五年和八年两种。关于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宗旨, 丁韪良曾云:“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 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比如在丁韪良的主持下, 同治十一年 (1872) , 京师同文馆拟订了详尽、规范的八年课程计划, 其中第一年到第三年为基础学习阶段, 主要完成“认字、写字, 讲解浅书 (第一年) ”;“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第二年) ”;“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 (第三年) ”等学习内容。第四年到第八年为专业学习阶段, 主要完成“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四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练习译书 (第五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 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 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 练习译书 (第八年) ”等学习内容。由此可以看出, 京师同文馆最初几年比较偏重纯粹的外语教学内容, 后几年则在保证外语水准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了科技学科的学习内容。京师同文馆制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 分为月课、季考、岁考三种。同时, 每三年还要举行大考一次, 凡列入优等者则升官阶, 凡列入次等者则记优留馆, 而对于劣等者则予以除名[2]57。由于京师同文馆具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 而且基本不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科目, 因此其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这也使得凡从京师同文馆毕业的学生, 在日后都大半担任了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以及学堂教习等职务, 显示出一定的特别性。

三、艰辛历程

在思想保守、落后封闭的晚清时期, 倡导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和传播科技知识的京师同文馆的办学历程并非是一帆风顺, 事实上其自开办之初, 便在晚清京城保守的士大夫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曾讥讽同文馆道:“违背祖制、有丧国体”, 当时的京城前门大街上还贴出了如下对联:“诡计本多端, 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 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孔门弟子, 鬼谷先生”, 对京师同文馆的办学极尽嘲讽之能事。此外, 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内容, 保守派还以俚语笑骂其是“胡胡闹闹, 叫人都从了天主教”, 至于大臣呈上奏折反对设立京师同文馆者更是不可胜数, 以至于朝廷选派负责该项机构的官员时竟然发现无人愿意前去赴任。

由于存在严重的世俗偏见, 在招收外语学员时, 京师同文馆面临的是“投考者寥寥”的尴尬状态, 最后无奈只好一再放宽要求, 规定凡满汉举人、生员、五品以下京外官员皆可投考, 甚至无正途出身的也予以招收, 生源质量自然良莠不齐。比如在丁韪良担任总教习的一次录取时, 全国共有98人投考, 而实际参加考试的只有72名, 最后录取了30名。当时, 总教习丁韪良称这批学生为“老青年”, 但到底有多老, 起初连他本人也毫无任何概念。某日, 当丁韪良看到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 他便问对方道:“这是令郎吗?”对方微微一笑, 答道:“是我小孙子。”之后, 经过深入细致的了解, 丁韪良这才意识到,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几乎全部已婚, 其中还有两对是父子关系。实际上, 京师同文馆当时招收的学生大多仕途落魄, 功名坎坷, 且为有科举功名者所“不屑和唾弃”, 甚至被科举之士斥之为“名教罪人”或“士林败类”, 而对于这些接受外语教育的学生而言, 自己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以至于“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 尽管历经风风雨雨, 京师同文馆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通晓英语语言、熟知西方文化的有用之材, 许多毕业生之后活跃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外交、教育领域,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比如首届英文生张德彝, 他曾侍奉光绪帝阅读英文, 并在四十余年中多次出洋考察, 还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参赞, 出使英、意、比国大臣;又如同文馆毕业生沈铎, 亦曾担任过总理衙门的英文翻译官;还如同文馆毕业生汪凤藻翻译了我国近代第一本英文文法书《英文举隅》[3]53。此外, 京师同文馆亦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标志。紧随其后, 广州、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纷纷开设近代新式学校, 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典范。光绪二十七年 (1902) , 当近代学制颁布之后, 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改名京师译学馆, 并于次年开学, 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这也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

参考文献

[1]薛伟强.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原因[J].历史学习, 2005 (11) .

[2]陆茂清.同文馆逸事[J].新一代, 2011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