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教育（精选11篇）
清代教育 篇1
一、清代的绘画背景
1. 概况
清代的绘画受五代、宋、元、明画风的影响, 山水、花鸟、人物画各有成就, 形成不同画派, 尤以元四家和董其昌的影响最大。四王的仿古山水长期占据正统派的地位;清初四僧和中期的扬州画派则强调张扬个性, 力图革新;髠残、石涛、边寿民、居廉等画家更重在师法自然, 用功写生;康、乾时代, 西洋传教士画家郎世宁等人融合中西绘画技法有过出色的作品。
2. 清代绘画
在同时期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因素的影响下, 呈现出特定的时代风貌。它承接元、明以来的趋势发展, 士大夫文人画日益占据画坛主流, 在明代后期形成的诸画派, 到此时更是分支繁衍。清代历朝皇帝, 大多爱好绘画艺术, 倡导社会风气, 使更多的人热心投入画家的行列。全清有史可稽的画家, 多至近六千人, 可谓繁盛。总的看来, 以山水画、花鸟画比较发达, 成绩较好, 人物画次之。其发展大致可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
二、清代宫廷绘画
清代前期, 宫廷美术一度非常兴盛, 涌现了一大批具有高超技艺的画家, 而且由于西方美术的影响, 也萌生了一些新的特质。清雍正前并无画院机构的设置。雍正时设有“画作”, 隶属内务府。康熙时, 宫廷机构中设有画院机构——如意馆 (清制画史供御无官秩, 设如意馆于启吉祥宫南, 即清内务府造办处所在, 紫禁城西华门武英殿以北, 原明仁智殿旧址, 为明代宫廷画家集中作画的场所) , 院画家初类工匠, 地位不高 (康、雍时称为“南匠”, 因大都来自于南方, 至乾隆九年下旨改名称为“画画人”) , 至清代中期宫廷画家渐多, 地位亦有所改善。而且出现了“词臣供奉”, 甚至不少人因献画而被吸收入宫, 进而授与官职。于是, 宫廷山水花鸟画愈益趋同于娄东、虞山、常州各派, 出现了宫廷绘画文人化的倾向, 但陈陈相因, 缺乏生气, 已呈衰落趋势。至于人物肖像画, 则因奉命配合统一边防的战争和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创作了若干具有历史认识价值的作品。然而艺术性普遍不高, 大多人物与布景分别由不同画家完成, 绘景取法“四王”, 画人师法宋人兼受西洋影响。著名作品有徐扬《南巡图》《姑苏繁华图》《平定回部献俘图》, 姚文瀚《紫光阁赐宴图》, 金廷标《塞宴四事图》等。西法影响在康熙年间焦秉贞、冷枚的《耕织图》等作品中已可看到, 随后因若干西方画家供职宫廷, 更出现了中西画法融合的某些外籍画家作品。
清代宫庭画家如前代一样, 也往往有父子 (冷枚、冷鉴) 、师徒 (焦秉贞、冷枚;张宗苍与方琮、王炳) 、兄弟 (余省、余稚;王幼学、儒学;丁观鹏、观鹤) , 同时供奉内廷的现象。另一部分则为传教士画家, 如意大利画家郎士宁, 康熙五十四年 (1715) , 他二十七岁时来华, 于康熙末年进入内廷。他的作品以西洋画法为基础, 注重结构与透视, 又适当地融合了中国画的技法, 很受皇帝赞赏。擅画人物故事、肖像、动物、花木、山水, 尤以画鸟著名。曾创作许多以当时重要事件为题材的纪实绘画, 具有重要历史价值。也曾参加过圆明园、长春园等西洋风格建筑物的设计与施工。
三、如意馆美术教育
1. 画院处、如意馆美术教育
画院处和如意馆是清代内廷画院的主要机构1。在皇家图书资料中, 清代画院内廷供奉画家称为“画院供奉”“画院供奉候选”。通常则称“画画人”。“画画人”分一二三等, 都属“画院供奉”。画画人之下, 有“画画柏唐阿”“学手柏唐阿”“徒弟”等学徒、练习生。由此构成画院内的等级。乾隆六年规定画画人一等月银十一两, 二等九两, 三等七两, 略高于五品官俸饷。画画人一般不授外官, 亦无品级顶戴, 但也有例外, 如陈枚官内务府员外郎授从五品。
除画院画画人外, 不少身有官秩的士大夫画家如翰林王原祁、御史朱伦瀚等, 亦时常奉诏入内廷供奉作画。
清代画院在名称、建制、职称等方面都与宋、明有别, 其机构设置和制度既不很单纯, 也不严密, 但在有清两百余年历史上, 进入内廷画院的画家, 人数甚众, 其美术教育机制例与前代相仿。同时, 西洋画家如郎士宁等人在清室得宠, 直接关系西洋绘画教育在中国的引入和发展, 成为中国早期西洋美术教育的重要部分, 也是清代画院美术教育机制中最具代表性的内容。
2. 西洋画法传入中国及影响
明万历年间, 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进贡明神宗的方物中, 有图画《天主像》《天主母像》, 这是近代西洋绘画开始传入中国的较早记录。明崇祯二年 (1629年) , 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 (Francesco Sambiaso 1582年-1649年) 撰写了一篇向中国人讲解西洋绘画技法的著作, 名为《画答》, 但影响不大。西洋绘画在中国开始逐步受到重视, 是在清代康熙以后, 并与郎世宁在内廷受清帝尤其是乾隆皇帝的赏识器重, 有直接关系。
郎世宁, 意大利米兰人, 天主教传教士画家, 于康熙五十四年 (1715年) 抵北京进谒康熙皇帝, 此后留在内廷供奉作画, 长达五十一年, 直至病逝。乾隆时授奉宸苑使, 赏三品顶戴, 赠侍郎。郎世宁来华前接受过西洋绘画的严格训练, 是最早来华、技艺最高、且最受清帝重用的供奉内廷西洋画家。由于特殊的身份和地位, 郎世宁不仅在内廷直接教授、培养了约二十名弟子, 而且在长期的美术活动中, 对清代宫廷美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郎世宁不仅留下了近百件院画作品, 而且主持参与了清代宫廷一些建筑和工艺设计工作。据《清档》以及传教士钱德明 (Joseph Amyot) 1754年10月17日书简等资料可知, 郎世宁主持或参与了长春园西洋水法楼及花园的设计, 主持了长春园谐奇趣西洋楼平立面的建筑设计, 以及新建西洋式花园地盘设计。
明末清初, 西洋透视法由西洋传教士传入中国。《清档》称雍正元年有班达里沙等六人从郎世宁学习“线法画”。清初有淮关监督年希尧, 得到郎世宁的指导和协助, 编纂了《视学》一书, 介绍西洋透视学原理和方法, 刊行于雍正年间, 对西洋透视学在中国绘画、设计、工程制图等领域的引入和传授, 有开拓意义。
参考文献
[1]张长虹.《中国古代美术史纲》.上海大学出版社, 2007.
[2]彭亚、张道森.《中国美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4.
[3]邱振亮.《中国美术史》.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7.
简说清代家具故事木雕的教育作用 篇2
摘 要：回看古人，仅以木雕为例，大到建筑小到家具，无一例外不以雕刻艺术来潜移默化地影响生活，教育人心。而今人家中的设施更多的是强调舒适，教育更多的则是家长、媒体、学校。如果孩子年幼或家庭环境不乐观，那么家长与学校都是不起作用的，而电视媒体鱼龙混杂，孩童的启蒙教育堪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效仿古人发挥家具故事木雕的教育作用。本文就清代家具故事木雕的教育作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清代家具；木雕；故事性；家庭教育
古人自出生就耳闻严格的家规族训，眼观极富教育性的堂屋祖庭，其家具上的故事性木雕更是给深闺大院的孩子们提供了如连环画似的乐趣，并在其中学习先贤的处事原则。古往今来，中国的建筑家具里主要是以木头为主，木在古人心中象征着生命的延续，并且更具人情味。《春秋繁露》有言：“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1]《白虎通义》中也有记载：“五行，木之为言触也。阳气动跃，触地而出也。”[2]可见木对于古人是何等的重要，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意义非凡。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们物质生活得到了保障，精神生活的需求就显著提高，再加之西方玻璃技术的引进，玻璃窗逐步运用到家庭建筑之中，采光效果得到改善，建筑与家具上的雕刻也随之增加，繁缛之风盛行，圆雕、浮雕、透雕，人物、花鸟、山水、杂项，应运而生。
这其间尤以人物故事情节的雕刻最为典型，更具教育意义。其故事内容无所不包，大致可分为历史典故、戏曲故事、吉祥文化等。这些内容形式伴随着家具的历史性（历史的延续性，家风礼制的传承）、装饰性、實用性，大多数的民间故事性木雕都是在礼制规范的前提下，注重装饰性，捎带实用性亦或者没有实用性地刻画故事情节，传播历史文化。这里仅举几例加以证明，在历史典故方面，常见的架子床或是佛龛正中有“百忍图”，如果未提“百忍堂”三字，有时也称“九世同堂”，这个典故出自《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郓州寿张人张公艺，九代同居，至唐代高宗有事泰山，路过郓州，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高宗为之流涕，赐以缣帛。张公艺被世人称为“张百忍”，自此“百忍图”故事广为流传，张姓人也自此以“百忍堂”为堂号。[3]这个故事场景虽然雕刻普遍模式化，人物多以端坐直立为主，没有戏剧化的大动作，在装饰层面略显薄弱，但礼制上却是合乎规范，所以上文也提到是在礼制规范的前提下装饰，但这则故事意在告知人们对人对事要有耐心，要小心谨慎地去处理每一件事，顺境时，化情智为理智，逆境时，化苦厄为忍耐。当孩子日常生活中一遍又一遍地看到这样的场景，心中不免会明了人生不再争利而在谦逊。又如“孟母教子”故事出自《烈女传》，由于故事流传广，家具木雕中多见，甚至瓷器、书画都有描绘，讲述孟母为了给儿子寻找一个有利于成长的环境，不辞辛苦，搬家三次。走过荒凉的坟地，走过嘈杂的市场，最后走到了清静的学校边，故事也走进了中国人的史书中。孩子在其中认识到的是一个图像化的孟母教子的故事，相对言传图像实在是太容易深入人心，孩子也明白了向古圣先贤学习修身进学之道。
戏曲类故事应当说是民间家具雕刻中运用范围最广的，也是最喜闻乐见的，原因很简单，传统音乐永远没有流行音乐的听众多，科教节目永远没有娱乐节目的观众多一样，戏曲在古代就是最流行的声音，最时尚的媒体，从小到大耳濡目染的就是这阵阵曲目，自然也会对其中的人物故事了如指掌，应用到家具中更是最直接的欣赏。戏曲的故事实在太多，如“文王访姜尚”“萧何追韩信”“空城计”“西厢记”等。其中“文王访贤（文王访姜尚）”讲述了吕尚年纪很大，还常去渭水之滨垂钓。一天，文王将出外狩猎，占卜得到：“捕获的不是龙、不是虎，也不是罴，而是独霸天下的辅臣。”于是，文王西出狩猎，果然遇吕尚于小溪之上。两人谈论之后，文王大喜，说：“我的祖先曾经预言说：‘将来会有圣人到达周邦，帮助周国振兴。难道说的就是您吗？我的祖先太公盼望您已经很久了。”于是称吕尚为“太公望”，立为周之国师。这是圣祖贤臣的楷模，从侧面也教育后世子孙应当谦虚，不耻下问，不骄不躁，这对孩子功成名就后依然能低调行事起到了长远的意义，即使名门望族也要以礼待人。这则故事多用于柜门或床栏之上，精致一些的是在供盒上，它把明初的平面雕发展成多层次镂空雕，图案精密，善用虚实对比，形成空间和距离的多层次感觉，人物脸部一般采取深浮雕，远视效果更加逼真，仰视饱满丰盈，既有装饰性又有故事性。
最后是吉祥文化类的雕刻，它虽然本意多是祈求吉祥，但同样具有极强的启蒙教育作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有极强的宣传性和鼓动性，类似于我们现在的政治宣传语，高考壮行词，祈愿护身符，如“状元荣归”“渔樵耕读”“五子登科”“百子图”“福禄寿”等，如“渔樵耕读”描绘了渔夫、樵夫、农夫和书生，是农耕社会四个比较重要的职业，很多也是官宦用来表示退隐之后生活的象征，也代表了民间的基本生活方式，在古家具中也常常以渔樵耕读为雕刻图案寓意象征着读书人耕读传家，商人行业兴隆。林林总总都是在告知下一代需要去完成的使命，本来鼓噪的指令，运用到家具中不仅起到警示作用，还有祈愿的作用。在询问过一些70岁以上的老人之后，便可得知在一些人心中，躺在雕有“状元荣归”的床上睡觉，心中就觉得一定会得到神明保佑学业有成。躺在雕有“百子图”的床上睡觉，就会儿孙满堂延绵子嗣。
这些神奇的寓意，运用到家具中，中国人可谓是别出心裁，把每天需要对自己和子孙说的话，祈求的言整合在家具上，这种方式在西方的其他古国中，多以陵墓建筑用具为主，往往是起记录作用的，活人的家庭装饰还是以几何纹样更为著名，这在很大程度也说明了中国历史的延续不单是史书的记载、口头的传授，它深入到了人民的内部，渗透进了生活的方方面面，教育着那些懵懂的孩子，提醒着那些涉世的成人，无所不包这才是真正的家庭教育，不但有孩子也有成人。家具上的故事性木雕是属于中国的，至少在可查的清代，故事性木雕是独树一帜的，它是孩童的启蒙书，是成人的警示帖，在家庭教育中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顺逆第六十）[M].
[2]班固.白虎通义（卷三五行）[M].
[3]旧唐书·孝友传·张公艺[M].
清代法律教育活动及其作用探析 篇3
一、清代法律群体组成和教育特点
清代能够对大清律例了解使用之人,仅以官府衙门中官吏和参与法律事物的幕友、为民间诉讼代笔的状师为主。虽然都接触法律,但地位差距较大,受到的待遇和法律教育途径也各不相同[2]74。清代官吏多出于科举,书生通过十年寒窗苦读获取功名。在科举考试中,虽然有以大清律例为题的考目,但考生须用四书五经来解析考题,进行历史博引以道德情操来诠释,并非考察考生法律应用和分析能力,这也使得清朝法律与道德之间有很多牵连“,情理法”现象严重。学子在求学过程中也会接触一些法律知识,多是以提升自身道德修为为主,获取真正法律知识教育内容很少。在中国古代各级政府机构都是由当地最大官员掌管行政立法,没有特定的分支机构,这也注定当地父母官每日处理相当繁多的公务。由于涉及社会生活内容太多,很多问题在官员求学过程中根本没有涉猎学习到,无法全盘掌握所有事务解决途径,这就不得不聘用有相当能力的人来协助办公,这些人被称为幕友。幕友名额不限,完全取决于官员事务需要和官员个人经济能力。这些幕友多数为科举失败的学子,有着较高的文化根基。在科举落第后已经无法成为正式官方人员,为了生存靠自己的才学在官府谋生成为官员幕友。官府内主要分为钱谷、刑名、征比、账房、教读几类幕友,这些幕友都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有很好的职业能力掌握。这些职业技能都是这些人在投奔官府后刻苦培训所得,他们的出现,为官员解决了大量工作,只在重大决策上由官员来定夺。刑名就是这些幕友中专职管理法律的幕友,在他们工作范围内受理民间诉讼和各种纠纷,对各种诉讼供词结合大清法律进行分析评判并参与整个司法程序。这些刑名都要掌握与事件相关的法律条文,并在不断实践接触中提升业务水平。这些幕友长期驻守官府内,为官方人员服务,其地位比官府内人员要低,但由于其日常工作环境和与官员直接接触,使得他们的身份地位十分特殊,一些深得县令、知州信任的幕友,已经在社会和官府内拥有相当大的权利和地位。幕友职位要想获得官员赏识认可并非易事,往往需要有名望之人引荐,这就要靠落榜书生在成为幕友之前拜访有名望的幕友为师,这样可以学习幕友需要掌握的职业技能,同时能够获得接触、认识官员的机会。这种求学形式,也是中国的传统拜师学艺模式,体现了清朝幕友职业技能获取的特点。在官府中的刑名幕友,除了师父多年工作经验需要牢记之外,还要熟记大清律例,在不断实践中充实自己。
在封建社会,真正为官府承认的民间律师根本不存在,为民写诉状之人被统治阶级污蔑为“讼棍”“状骗”,其人被说成搬弄是非、招摇撞骗之流。这些为百姓提供法律服务之人称为“状师”,是清朝社会地位最低的法律工作者。正是由于被官府藐视,但又为普通大众解决些诉状等急需问题,官方对其一直采取抑制排挤态度。这使得状师处于既要为大众解决法律难题,又要遭受官府压榨的尴尬处境。在这种背景下,状师的传承一般保密不能公开,其工作内容主要以代写诉状、指点当事人打官司时需要注意的一些技巧为主。相对于官府中的刑名,状师对法律的理解和受教育程度要逊色得多。
二、清代法律教育存在的诸多问题因素
1.专职法律人员不足。清代教育的偏颇,造成法律知识普及率极低,尽管官员能够接受一些法律教育,并在为官当政后通过后天接触学习和工作历练,进一步了解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但这种法律知识的提高相当有限。由于清廷官员大多身兼行政司法数职于一身,每日处理政务繁多复杂,没有过多精力研究法律。在处理司法官司之时,很多处理结果都要将伦理道德纳入其中,这种结合道德伦理的司法审判,成为多数官员对案件最终判决的标准。为应对大量司法案件,清朝官员都会雇佣刑名幕友为自己处理大部分法律文件,使官员能抽身处理其他公务,只有对案件结局进行最终定夺。从专业角度讲,清朝官员的法律水平并不高于幕友刑名,而刑名的法律知识来自师传生受的单线学习,不会出现大批学徒学习法律的现象,这也造成清朝法律知识传播上的局限性。如果说幕友和官员是寄生关系,那么状师和平民就是相互依存的关系。状师是为平民进行法律维护,从客观上就产生了与官方的对立,虽然状师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但就因其有反抗性质,必然会招致官府对状师进行压制,这样的情形无疑增添了状师这种职业生存的艰难。
2.法律教育参差不齐、标准不统一。清代法律沿袭传统守旧模式,法律教育意识淡薄,这种现象也是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对平民一种精神束缚所致,在限制民主自由前提下,政府并不希望推行全民法律教育,法律的制定和执行标准地域间差距较大,也造成法律执行的不同。由于清朝科举制选出的官员直接成为当地司法行政官员,在没有经过专业法律培训下的走马上任,并不能体现官员所具有的法律能力。相对于官员的法律知识,幕友对法律的教育掌握较多,这是一种学徒式教学,法律效果完全取决于幕友师傅对法律的理解掌握。幕友的法律学习还是秉承传统私塾教学模式,在教学方法和能力上并没有创新。状师的法律培训更是低下,近乎是一种“地下党”式培养过程。多数状师是以自学为主,兼顾老状师的指点。这类状师一般文笔较好,能够熟练流利地书写诉讼请求,基本满足普通大众的法律需求。
3.法律教育的滞后、法律思想不兼容。科举制选出的政府官员从上任伊始就成为统治阶级代言人,掌握当地行政、司法,由于法律知识长期被排斥在科举考试之外,考生往往只关注一些表面东西,并不对一些法律框架下的内容真正了解熟悉。再之是清政府坚持采用儒家思想统治,以传统的儒家德行标准衡量很多法律依据,对法家的思想和做法相当排斥。在统治者看来,法家思想过于教条有违天伦不可取。这也是清朝法律教育不完善之处。
三、清代法律教育的改变
清朝法律教育的改变发生在清中后期,此时西方势力东进和清朝的衰败,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西方先进的文明制度,让有识之士清楚地认识到清朝制度的落后,学习西方制度拯救国家的意识进一步加强。这种思想改变也带动了清朝当局开始重视法律教育问题。中外法律纠纷也是促动清朝法律教育改变因素之一。自从两次鸦片战争落败后,除了巨额战争赔款外,沿海港口的强制开放和法律条文的不完善,使清朝与西方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很多条约以法律形式偏袒西方利益,清廷明知条约不合理,但苦于没有法律依据,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情形极大刺激了清廷统治阶级,使他们第一次真正开始重视培养法律专业人才。1862年奕忻奏请创办北京同文馆到1894年开办的烟台海军学堂,仅仅三十年内,就开办了以学习西方语言科技的新式学堂二十四所,专攻外语和西洋法律,同时清廷也适应时代需求,增添了很多与时俱进的法律条文。在这些懂得中西方语言、法律的学生努力下,清廷涉外事务逐渐改变了被动处境,缓解了外交、商贸法律问题带来的压力。
法律教育的革新。清廷洋务派开设同文馆等新式学堂,在讲授西方文化语言的同时,也教授西方法律。在1895年又将大清律例等中国法律加入教学,成为中西合璧学堂。这种学堂一直被朝廷把持,为官府垄断,法学教育内容为政府所定,为防止法律教学偏离官府制定范围,一直禁止私人机构传授法律,这样的命令一直到清政府垮台为止。新学堂最大的变化是开始将现代教育融入教学,这就包括政法学堂的建立。政法学堂是清政府第一次将法律作为主要学科,对政府急需法律人才进行培训的机构。在政法学堂中一般分为速成和专科两类学制,速成学制一年半,能够为官方培训急需的法律人才。速成班主要学习传统法律沿革,刑法、宪法大意,大清工商律、民邢诉讼、国际法、监狱法等十四门科,通过三次考试及格就可毕业获取相关证书。而专门学科预科三年、正科三年共六年学制。课程设置也比速成制多,学员更要熟知英语等外文。在预科阶段三年,学员主要掌握外语和西方法律,一律采用外教授课,语言关不通过将留级或退学。在正科三年中,主要学习大清律例、宪法、民法、国际公法、西方政治学、财政、外交通商等三十余科,考试要求极严格,两次不合格者勒令退学。在清廷开设法律专科学校同时,传统科举制终于增加了法律内容,传统出题范围的八股史论,也改为实政与五道关联,正经时策为主,选题中都有涉及法律题目出现。晚清政府对法律人才培养除了在国内开办法律教育机构外,还主动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学习西方法律制度,从1872年开始,留学生数量逐年增多,到1910年左右,每年都会有上千学子海外求学[3]14。海外归来的留学生将西方法律哲学和教育制度带回国内,促进了清朝法律教育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摘要：清代法律教育一直游离于社会教育边缘,没有被纳入教育范畴,致使广大民众无法了解和接受法律教育。清末,随着清朝实力的衰败和洋人的入侵,清廷对法律教育解禁,在学习吸收西方法律基础上,推动了清朝法律教育进步与革新。
清代的入学典礼 篇4
清代地方志中所记载的官学“送学礼”，是中国历代典籍文献中最早记载的入学典礼。“送学礼”所体现的尊师重道、爱生崇礼的特性，颇值得今人关注。
一
送学礼是清代地方官为官学新生举行的入学典礼。清代学校以府、州、县为基本单位，各建立一所学校，称为“儒学”。在本省学政主持的每三年一次的岁试和科试中，各儒学可以按既定名额，各招收一次新生。在新生入学时，往往会举行送学礼。乾隆《洛阳县志》卷6《礼乐志》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这一典礼的基本程序：“每学政岁科试新生红案到学之后，知县晓示各生送学日期。至期，各生诣县署，集寅宾馆。知县公服升堂，各生由东角门进至檐下，行庭参礼。毕，各生西面立，学书北面立，唱名。门斗东面立，为各生簪花。酌酒三巡。毕，各生面北三揖。具鼓乐，由中门出。知县亲送至文庙殿阶下，率行三跪九叩头礼。毕，诣明伦堂，知县、教官行交拜礼。诸生拜师，两拜；谢知县，两拜。入座，行酒数巡，肃揖而退。” 清代送学礼有三个各地共有的核心环节，一是地方官发帖邀集新生，为其簪挂花红，二是地方官率领新生到孔庙大成殿，向孔子圣像行三跪九叩首的谒庙礼，三是地方官率领新生到儒学明伦堂，向教官行谒师礼。从130余种地方志的记载看，各地送学礼的称谓并不完全一致，除了“送学礼”这一最为常见的称谓，还有“送学仪”“送入学礼”“新生入庠礼”“起送新生”“入学”“新生入学”“入学仪”“入学仪节”“入泮”“文武入泮”“迎学礼”乃至“上学”等多种称谓。
中国自古便是礼仪之邦，学礼是各类学校教化学子的重要途径。清代各地的儒学主要有释奠、朔望行香、乡饮酒礼和射礼四种学礼，在京城国子监则还有皇帝亲临视学、临雍讲学和新进士释褐等。作为一种地方儒学的开学典礼，清代送学礼当是仿照国子监典礼加以改造而举行的。如据光绪《霍山县志》卷5《学校志》记载，安徽霍山县“入学仪”的相关环节中，“行谒庙礼视朔日释菜仪”“见学师视国学师弟子相见仪”。“视”是比照、参照的意思。光绪《代州志》卷5《学校志》也记载，山西代州（今忻州市代县）举行送学礼时，“文武新生谒庙视朔望行香礼，见学师视国子监见师礼。其余仪节州县不同，各从其俗”。不过，清代各类典章制度文献如《钦定大清会典》《钦定学政全书》《钦定大清通礼》中均未记载送学礼。1756年编纂的《钦定大清通礼》卷44《宾礼》在叙述“直省学校师弟子相见”礼仪时，只附带说明“入泮谒见礼亦如之”。所谓“入泮”，系指新生入学。“入泮谒见礼”当是指送学礼。不过，通过对比我们发现，地方志所载送学礼，新生拜见教官多是行“四拜礼”，且“学官拱受两拜，答揖两拜”，而在《钦定大清通礼》中，则是学生“北面三揖”，教官“立受”，不需要回拜新生。
二
由于清代朝廷并未制定通行全国的统一仪节，故各地在举行送学礼时“各从其俗”，形态各异。
一是演剧和酒宴。首先，据地方志记载，只有少数地方有演剧环节，如浙江建德县在新生向教官行礼之后，官师、新生入席宴饮、观剧：“酒三巡，梨园搬演《加官》《魁星》。”安徽广德直隶州（今广德县）在送学礼结束后，“陈设酒馔丹墀下”，并安排“优人奏曲”。其次，大多数地方都举行官师、新生共同参加的酒宴，但也有少数地方不举行宴会。如与建德县同属严州府的分水县（今属浙江桐庐县），新生在明伦堂分别向教官、知县行礼，之后便是“知县回署，诸生由龙门归”。江苏东台县（今江苏东台市）也不安排酒宴、鼓乐，这与当地在举行送别乡试考生的宾兴礼时会在明伦堂和县堂安排“酒果”和“酒肴鼓乐”有较大的反差。有些地方则举行只有地方官和教官参加的宴会。如直隶顺天府东安县（今廊坊市安次区）在新生拜谒完教官后，有“诸生退，儒学延印官宴明伦堂”的环节。
二是典礼对象。各地地方志一般都记载送学礼是为所有文武新生举行的入学典礼，不过，浙江余杭县的送学礼则最早只面向文生，后来才推及武生：“前此止以隆文也，近奉文武并用之。”而在相邻的安徽省，晚嘉庆《余杭县志》（1808年刊）80多年成书的光绪《泗虹合志》（1888年刊）和光绪《五河县志》（1894年刊）也有完全相同的记载。
三是重游泮水。清代乡试、会试结束后，60年前中举或中进士者被邀请参加鹿鸣宴、恩荣宴，称为“重宴鹿鸣”和“重宴恩荣”。而60年前考中生员者受邀参加送学礼，则称为“重游泮水”或“重游泮宫”。如江苏宝山县（今上海宝山区）自乾隆年间以来共有16人被邀请重游泮宫，其中道光庚戌年（1850）有文生金元赓、胡有基和武生张耀宗三人，他们都是在乾隆庚戌年（1790）考取入学的。这种“重游”“重宴”活动，既体现了朝廷和地方社会对年老长者的礼重，同时也是对早达学子的勉励。
此外，个别州县还在其他环节进行了别具特色的设计。如江苏高邮州是在“文游台”为新生簪挂花红。“文游台”本为高邮东岳庙，北宋时因苏轼曾与孙觉、秦观“载酒论文于此”，遂成当地名胜。清代高邮知州在此地举行送学礼，自然是希望新生借此追怀先贤，志存高远，成就伟业。
三
尽管清代朝廷未将送学礼详细刊载于典章制度文献之中，但是由于清代“科举必由学校”，在童试中脱颖而出考中生员，是科举入仕的基本起点，因而地方社会对举行送学礼更为积极。
清代送学礼之所以名为“送学”，是因为它是由地方官将新生送至学校拜见老师，因而举行送学礼的经费理当由地方政府承担。然而，由于康熙初年裁减了送学礼的经费预算，导致地方政府无力举行送学礼，因而新生家长不得不出面承担举办送学礼的费用。据道光《（浙江）建德县志》记载，学政录取名单公布后，新生家长们要推举“齿爵俱尊者”，由其选定日期，约请知县出面主持送学礼。典礼当日，新生家长需预先在明伦堂安排酒宴和戏剧。县官、学官离场时，新生家长均需恭送。典礼结束后，新生家长还要“至县禀谢”。
清代新生在入学之前需向学师缴纳束脩等费。由于清代教官不像地方官一样有养廉银待遇，每年俸禄不到50两，生活极为贫困，故而数额不菲的束脩、印金等便成为教官的重要收入来源。如光绪《（广东）香山县志》便记载，文武新生拜谒教官，除需缴纳“贽仪”，还要“另取银两曰印金，以新进之贫富定其多少；富者或至数百数十两，即贫者亦十两以外”。这些费用不仅影响了师生关系的纯洁性，而且更成为贫困学生的沉重负担。如四川东乡县（今宣汉县）便出现了“贫士相戒不应考”“至贫士入学不敢见其父兄，见必责打之”的奇怪场景。山东平度州（今平度市）则因学官“勒索苛虐”，新生“起与为难，入学署滋闹”，地方官派人抓捕，最后竟酿成了几名新生“毙于狱”的惨剧。为了纾解学师收入微薄的困窘，减少新生入学压力，清代各地士绅纷纷捐资捐产，建立公益基金组织，并公举管理首事，议定管理章程，代新生向学师缴纳印卷、束脩费，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采芹会、乐泮堂、肄雅堂、印金局、学田局、宾兴会等。如江西泰和县采芹会，是全县乡绅公捐钱款“万缗”，存典生息，代缴“文武新进修金”；乡绅黄绳祖也捐产取息，“为邑文武新进入学束脩、印卷资”。广东香山县印金局，是邑绅黄栋梁等“为文武新生致送教官册金、贽仪”而合力捐设的，共购置田产1000余亩，每年可收租银3700余两。浙江诸暨县岁贡生徐渐逵等“劝捐集资为公款，以三年所入之息，足抵两试束脩之资”，前后合计捐田2200多亩，并于府城建造肄雅堂，既作管理机构，又是崇祀建筑，“设捐户神主”，对捐资者表示崇敬，供后人凭吊。清光绪初年，张之洞担任四川学政，因见学官向新生索要束脩，有失师生体统，“乃下《学田说》于郡县”，要求四川地方官员倡导乡绅捐资，设置学田，其管理机构一般称为“学田局”。
科举宾兴公益基金的勃兴，是清代科举社会异于此前历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教育公益文化发展的重要表现。各地的宾兴公益基金，有些职能较为单一，专为新生入学阶段的考费、规费而设，如江西奉新县广华堂、广东香山县印金局、贵州绥阳县黉田局、四川各县学田局等；有些则职能较为齐备，除资助童试相关费用，还全面资助生员乡试、举人会试或优拔贡朝考等一切与科举考试有关的费用，如江西南昌县考棚公局、湖南湘潭县宾兴堂、广西北流县宾兴馆等。这些宾兴公益基金组织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生入学和考生赴考的压力，提升了清代教育与考试的起点公平。
四
清代送学礼早已不再举行，但它对于当代教育显然还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首先，送学礼是中国古代礼重人才传统的集中体现。新生在正式入学之前只是一介白丁，在送学礼过程中，他们先是被地方官以礼相邀，在县衙大堂换上青镶蓝袍银雀顶的“公服”，接受官方的簪花、披红、酌酒。在此之前，新生见地方官、教官都要行“庭参礼”，而穿上公服后便只需行“四拜礼”，且官师均需“拱立答礼”，“受两拜，免两拜”，表明他们已经实现了由平民向绅士的转变，正式踏上了科举入仕的青云之路。在当代社会，我们虽然不完全认同“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教育理念，但却应该继承和发扬清代送学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政府部门可以借鉴送学礼的形式，通过出席或主持相关学校的入学典礼，向社会大众传递尊重知识、礼重人才的信息，从而扭转社会风气，促进文教发展。
其次，送学礼是中国古代尊师重道传统的集中体现。在送学礼中，儒学教官被置于相当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当地方官率领新生来到明伦堂后，先要与教官分庭抗礼，“学官在东，县官在西，行四拜礼。毕，复让县官在东，学官在西，还四拜礼”，体现出教官具有与地方官对等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入学新生是由本地父母官亲自送入学校、引见并拜谒教官的。当新生参加完至圣先师的释菜仪式，来到明伦堂一起向教官行四拜礼时，教官会是何等的欣慰！而在当代学校里，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中小学校，师生礼仪显然不再那么受重视，青年学子的礼仪养成缺乏应有的制度安排。如果能够参照清代送学礼，在学校入学典礼过程中安排师生行礼的环节，则庶几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潜移默化之功效。
再次，近代以来的清王朝在西方列强的凌迫下逐步走向衰亡。然而，在帝国落日的余晖中，清代地方社会公益人群的身影却令人动容。为了教官的师道尊严和新生的青云梦想，地方乡绅慷慨解囊，筹设公益基金，议定垂久章程，试图尽其所能，维护世道人心；其结果虽然并非时人所能逆料，其初衷却应该得到后世的尊重与褒扬。当代教育也还存在各种不如意处，急需改进改革之弊窦甚多，但这却不应该成为公益力量退缩不前、弃之不顾的理由。传统社会的公益精神与公益传统，理应在当代社会得到发扬光大。以宾兴为代表的中国公益文化的民族传统，理应成为当代中国公益文化自信的固有基因。
清代皇帝的兵器 篇5
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一月，年仅27岁的土尔扈特首领渥巴锡率部众三万多户、约十七万人开始了行程万余里回归祖国的伟大壮举。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冲破沙俄数万军队的围追堵截，付出了巨大牺牲，终于在 1771年夏天回到祖国。乾隆皇帝闻讯异常高兴，对土尔扈特部的义举给予了高度赞扬，并对土尔扈特人民的生产、生活进行了周到细致的安排，使之安居乐业。
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多次接见并宴请渥巴锡等人。渥巴锡遂将祖传腰刀进献给乾隆皇帝。该腰刀现藏于故宫。土尔扈特腰刀，刀柄头银质圆形，柄中部一面嵌红珊瑚一颗，一面为一银质圆环；刀鞘由鲨鱼皮和牛皮相间制成，中有银线相隔，呈螺旋状，鞘上缀白色皮条一块，上书满、蒙、汉三种文字，字迹已不清楚，然“渥巴锡进”几字仍依稀可辨。
琉球刀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琉球国恭进黑漆鞘腰刀一口，刀长99厘米，刀鞘髹黑漆，刀柄铁质，外缠黄色绦带，护手部黑漆处髹金黄色樱花及凤纹。
遏必隆腰刀
遏必隆腰刀，鞘长94厘米，刀长60厘米，刀鞘木质外蒙绿鲨鱼皮，紫呢刀套，上刻“咸丰”印一方，并“神锋握胜”四字。此刀最早的持有者为康熙初年辅政四大臣之一的遏必隆，刀因人而得名。遏必隆死后，刀人宫中。
乾隆十二年(1747年)，第一次金川之战爆发，遏必隆之孙、时任保和殿大学士、吏部尚书等要职的讷亲以经略大臣的身份率兵出征。兵败，乾隆怒夺其职，派大学士傅恒取而代之，并赐遏必隆
刀。乾隆十四年(1749年)，乾隆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在军前用遏必隆刀将讷亲正法，然后携此刀出征平定金川。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咸丰帝派大学士赛尚阿为钦差大臣率军出征。行前，特赐遏必隆刀，以壮军威。然而遏必隆刀并未给战局带来转机，不久，赛尚阿也因指挥不利被夺职。
乾隆天宇三号“孔纯"刀
乾隆天字三号“孔纯”刀，通长94厘米，青玉柄12．5厘米，重不足1千克。此种腰刀，主要为乾隆皇帝收藏和赏玩。清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皇帝谕令内务府造办处设计制作御用刀、剑各三十把，此为其一。此刀护手为铁镀金镂空如意圆盘，内有四条可活动的奔龙；青玉柄，木质蒙金桃皮鞘。其设计独特，造型庄重，纹饰美观，制作精细，不仅继承了我国古代刀、剑的传统式样和做法，而且也反映了清代内务府造办处制作冷兵器最高技术水平。
乾隆地字一号“出云”剑
乾隆地字一號“出云”剑，长100厘米，最宽处9厘米。鞘木质，外蒙红鲨鱼皮，首尾饰件及中部剑箍均为铁镀金，镂雕吉祥图案。剑柄木质，缠黄丝绦，剑革及柄头亦为铁绥金。剑身钢质，刃底部镶嵌金、银、铜三丝组成的图案。一面为隶书“地字一号”及剑铭“出云”；另一面为隶书“乾隆年制”及与本剑剑铭含意相吻合的图像。从乾隆十三年门748年)始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讫，清官造办处共造御用刀、剑各30把，此为“地”字号剑中的第一 巴。
皇帝御用弓
清代，骑射被看作是满族的长技，弓为军事及狩猎的必备之物，是最重要的武器之一。皇帝御用弓，长145厘米，最宽处25厘米。弓木质，胎面贴以牛角，再以筋胶加固，外贴金桃皮，饰以黄色菱形花纹。弓为双曲度弓形，弓梢处置牛角质垫弦，弓中部镶暖木一块，以便于手握。弓弦以牛筋制成，外缠丝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皇帝北狩围猎时曾携此弓在依绵豁罗围场射中—虎。
齐梅针箭
箭为清代军事及狩猎的必备之物，是重要的武器之一。清代箭的种类名目繁多。齐梅针箭，长93．5厘米，箭镞铁质，头部平，镞狭长，端横平，箭杆杨木质，杆首饰黑桃皮，箭羽以雕羽为之，栝染朱。此种箭为清代皇帝围猎时所使用。
皇太极盔甲
皇太极盔甲，上衣长70厘米，胸宽40雁米，袖长70厘米，下裳长64厘米。胄，通高27厘米，直径21．5厘米，共重约12．25千克。此甲为蓝色缎面，由上衣、下裳、左右袖、左右护腋、前遮缝、左遮缝组成，穿时由钮扣及带子连缀成一整体，前胸、后背绣五彩云龙各一条，内敷铁叶 186块。护腋、前遮缝、左遮缝均彩绣火珠，四周饰以轮、螺、伞、盖、花、罐、鱼、肠等吉祥物。袖外连缀弧形窄铁叶若干片。下裳分左右，从上而下缀铁叶五重，每重38片，左右共计380片，每重铁叶间以镀金锏钉利彩绣八宝图案相隔。胄为铁质，顶盘，前后梁、护额等均饰铁蹬金云龙；护项、护耳、护颈面均为蓝缎，上绣火焰。鹿皮里，青缎缘，内俱敷铁叶，共计35块。
康熙明黄缎绣平金龙云纹大阅甲
康熙明黄缎绣平金龙云纹大阅甲，专供康熙皇帝检阅八旗军队时穿用。上衣长75．5厘米，下摆宽75．5厘米，两袖通长158厘米，下裳长7１厘米，上宽48厘米，下宽57．5厘米。甲为上衣下裳式，外布金帽钉，衣内用蓝绸里，敷一层薄丝绵。上衣分左、右护肩，左、右袖。前铛，侧铛；下裳分左、右铛。全身皆用黑绒镶边。穿时各部分由金钮扣袢联缀成一整体。
上衣左、右襟各以金线绣一条正而升龙，龙身用红、绿线勾边，火焰云用金线勾边。云纹的颜色各异，以绿色、墨色为主，四合如意云纹则用粉、粉红、红、月白、蓝色等，灵芝云纹用粉、红色等。上衣背面居，绣一条正面升龙，下摆绣有平水、寿山、海珠、杂宝、珊瑚等纹饰，配以绿、浅绿、蓝、深蓝、月白等颜色，云、水都以金线勾边。左、右护肩绣金龙各9条，并在中间镶嵌一颗红宝石和一颗东珠。左、右护腋、前铛、侧销各绣一条爪面升龙及平水、寿山、如意云等纹饰，中间钉金线以护肘。
下裳共绣行龙16条，上下行龙间用金线采用钉金针法盘结，共5道。相对的龙首间绣火珠、骨饰云、四合如意云等纹饰。下摆绣平水、寿山、如意云等纹饰。
乾隆大阅甲胄
乾隆大阅甲胄，专供乾隆皇帝检阅八旗军队时穿用。上衣长76厘米，下摆宽74厘米，袖长 87．5厘米；下裳长70厘米，下摆宽57厘米，，胄通高31．5厘米，直径 21厘米。清官旧藏。
甲分上衣、下裳、护肩、护腋、衲、裆等。此甲为明黄缎绣五彩朵云、金龙纹，下为海水江崖图案，月白绸里。甲面有规则的金帽钉。衣正中悬钢质护心镜，镜四周饰援金云龙纹。两袖用金丝条编织，袖门月白缎绣金龙。裳分左右，腰以布相连，裳而以金叶片、金帽钓、彩绣龙戏珠纹相间排列。
胄，牛皮胎髹黑漆，顶镂空金龙宝盖嵌珍珠，前后梁艘金云龙纹并饰以珍珠，梁中饰金刚石媵蛇。胄体有镀金梵文三重计44字，间金璎络纹，据《清内务府档案》载，胄镌梵文意为“心咒诅念观世菩萨”。胄上植缨，缨顶端金累丝升龙托大东珠，缨管饰金蟠龙纹，四周垂大红片金、黑貂缨24条。
清代法学教育及其影响研究 篇6
一、清代官方法律教育
长期以来,总是将清代法律教育的落后归结为统治阶级的不重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大清律例》中明确设有“讲读律令”的条文。应当注意的是,《大清律例》是一部以刑法为核心的封建法典,这意味着清代的法律教育是依靠刑罚来保障的,其严厉度实际上远远超过当代。据此条文规定:所有官员必须熟读大清律例,并且由上级官员负责考核。未能通过考核者,官罚俸一月,吏杖四十[1]27。从总体上而言,康乾时期各级官员在执行“讲读律令”方面做得比较好。清后期,由于吏治腐败,官员忙于中饱私囊,根本无暇顾及法律学习。从性质上而言“,讲读律令”只是一种内部考核,并不是系统性的法律教育。同时,在清代的教育体系中法律并不是一个独立的部门。但是,这并不表示清代的统治者不重视法律教育。雍正七年,雍正帝发布谕令,命令各级学校开展法律教育活动,并且每月举行一次考试,法律成绩优异者可以获得保送太学的资格。雍正十三年,雍正帝又谕令,命令各级制定“讲习律例”的考核之法[1]27。据规定,如果出现学生成绩不佳的情况,将追求教官的法律责任。此外,乾隆二年,乾隆帝在雍正帝法律教育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在太学开设“明经”与“治事”二科。其中“治事”科就包括法律方面的内容。由此可见,清朝统治者并不是不重视法律。
那么清代法律教育落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来分析这一问题:首先,从清代的考试制度来看。清代奉行科举制,考试内容一般为四书五经,其中不包括法律。此外,在汉武帝以来,提倡所谓的“春秋决狱”。即便涉及法律问题,也主要集中在伦理讨论的层面,不需要引用到具体的法条,因此没有考生会主动去关注法律。其次,清代没有大规模的社会性法律活动。不同于西方近代社会,当时的中国是以刑法为本位的国家。因此,法律活动主要集中在国家和个人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交往,往往采用习惯法,或是个人契约来完成,这些约定俗成的法,大部分都未能上升到国家层面,因此也不会引起太多的关注[2]34。同时,刑法法律是具有高度稳定性的,一般不会涉及大的变动和修改,一般的文官自学便可以完成,的确没有必要将法律作为一个单独的教育部门。再者,清代法律职业化程度不高。西方自罗马时代起,便出现了职业法律工作者,这是西方法律教育发达的基础。的确清代社会中存在着幕友及讼师这样的法律工作者,但是他们的职业化程度不是很高。幕友是靠依附官员而获得生存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法律工作者。而讼师则由于社会低下,且主要是依靠自学来获得法律知识的,因此这一群体对于发展大规模法律教育的影响不是很大。
二、清代的法律工作者
在上述原因中,法律职业的不发达是法律教育不发达的根源。因此,系统性地考察清代的职业法律活动,对于重新理解清代法律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清代法律工作者主要分为幕友和讼师。在清代,司法和行政是合二为一的。官员既是执法者、又是司法者。但是,对于多数官员而言根本不具备司法的能力。同时,根据清代的法律,一旦发生错判,官员将受到极为严厉的刑罚。因此对于不熟悉律例的官员而言,就必须要找一个精通法律的幕友来为其保驾护航。幕友,又被称为刑名幕友,其一般由官员私人聘请,负责协助官员处理各类司法问题。同时,也会教授官员一些必要的法律知识。清代州县官员总数大体上在2万人左右。据此推算,清代的幕友群体的数量平均保持在2万人左右。而同时期,英国职业律师的数量大体上在5万人左右,如果算上其他类型的法律工作者,例如警察、法官、公证员等,那么英国职业法律工作者至少有10万人。此外,当时中国的人口数约为英国的10倍之多。但是,对于当时的中国社会而言,2万名幕友已经足够应付整个国家的法律事务了,的确没有必要去发展法律教育,培养更多的法律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幕友一般是由私家培养的。例如编撰《大清律例辑注》的沈之奇、《大清律例集注续编》的万枫江等,都曾是名噪一时的幕友,并且广收门徒。幕友之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间法律活动,但是对于法律教育而言,并没有太大的促进作用[2]34。
讼师是清代时期另一个十分重要的法律职业。和现代律师不同,讼师的法律职业化程度很低,往往依靠自学,没有系统化的法律教育,社会地位很低,且没有基本的人身法律保障。此外,部分从业者缺乏基本的职业道德,上下其手,颠倒黑白,从而让这一群体的社会形象极差。因此,清前期讼师群体的规模非常小,远远不及幕友。鸦片战争后,广州地区由于和外国人接触频繁,当地人法律意识开始增强,对于诉讼的需求开始增加,对于讼师的需求也有所增加。但是,从总体上而言,有清一代的讼师,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并没有能够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律师,其对于法律教育几乎没有促进作用。因此,正是因为没有大规模的社会性法律活动,才造成了传统社会中法律教育的缺失。法律教育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教育,其必然是要以职业活动为基础的,没有职业活动,也就没有法律理论的发展,更谈不上法律教育。因此,对于清代法律教育的落后,必须从法律职业这个角度出发,才能够得出较为正确的结论。
三、清代法律教育的影响
从总体上而言,清代的法律教育是建立在一个高度封闭的法律制度之上的。清代前期,由于社会的封闭性保持得较好,因此法律教育的弊端并没有显现出来。而到了清中晚期,由于西方列强的倾入,,清朝的法律教育完全跟不上当时的形势,其弊端也就凸显了出来。清代法律教育的弊端集中体现在清政府官员普遍缺乏一种国际性的法律思维。鸦片战争时期,无论是林则徐,或是琦善都是极度缺乏国际法律知识的人,在处理鸦片贸易问题上,可以说是毫无经验的。林则徐初到广州,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收集英国情报。正如古语所言:“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林则徐从一开始就打算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希望的是把英国从中国赶出去,或是迫使英国放弃鸦片贸易[3]42。而英国方面,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发动战争。当时的英国实施的议会制,发动一场对华战争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对于这种情况,林则徐是不了解的,也不可能理解。因此,在处理鸦片贸易问题上,林则徐一直采取极为强硬的态度,并且一直在用英国人看似十分极端的手段来解决问题,由此将矛盾升级到政治层面。
鸦片战争失败后,由于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清政府只能够被动地接受英国方面的不平等条约,无力用法律武器来捍卫本国的合法权益。同时,在战败问题上,清政府也没有清醒的认识。魏源曾有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可见,在当时所谓的开明知识分子来看,,失败完全是由于军事技术的落后,并没有将问题归结为清政府体制的落后,尤其是法律制度的落后。因此,即便在洋务运动鼎盛的40年间,清政府的法律制度几乎没有和国际接轨。由此,让清政府在殖民主义的深渊中越陷越深。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清政府始终试图将西方国家纳入到自己的法律框架之中,而从未想过融入国际法律框架之中,这可以说是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而洋务运动最终走向失败的根源所在。此外,从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维新变法的确不啻为挽救清王朝的良方。但是,清政府已经失去了变法的最佳时期。当时是清政府已处在彻底崩溃的边缘,根本没有能力推行新政。不过,新政时期所创办的新式法律教育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从总体上而言,由于对西方法律的认识处在一个十分肤浅的层面上,因此清末的法律教育并没有产生大的作用。
清末法学教育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大学堂”附设的“法政分科”,二是具有独立性质的“法政学堂”。截至宣统元年,全国范围内拥有法政学堂47所,学生1万多人,在教育体制内占到了三分之一,可以说是有清以来规模最大的法律教育活动。清末法学教育不是一种职业法律教育,不是一种面向社会的法律教育,它主要是为政府提供服务的[4]55。同时,其主要教授的都是外国法律,对于本国法律制度的建设以及国内法律人才的培养收效甚微。
综上所述,法律教育发达与否,并不是政府可以主导的。但政府在法律教育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作用。同时,法律教育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视的。作为现代社会的基础,法律是调整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权利义务的基本手段,解决争端的最佳途径。加强法律教育,树立正确的法治观念,才能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摘要：有清一代,法律教育极为不发达。法律教育的落后直接影响到传统法律制度的发展。鸦片战争时期,由于法制的落后,让清政府无力采用法律武器来捍卫国家主权,并且在外交过程中处于极为严重的劣势。
关键词：清代,法学教育,国际法,刑法,民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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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崔明石.清代官员断案的基准与“技术手段”[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0(1).
[3]徐忠明.困境与出路:回望清代律学研究[J].学术研究,2010(9).
清代京师同文馆外语教育概览 篇7
自执掌中国政权以来, 满清政府一向以天朝大国自居, 然而, 鸦片战争的无奈落败与《南京条约》的耻辱签署, 使满清政府在面对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 日益深感屡次与帝国主义各国列强交涉时由于语言不通、文字隔阂对国家主权利益所造成的极大伤害。比如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之时, 按照当时惯例, 朝廷大员出于身份和安全考虑, 不与西人直接进行接触, 而英国人坚持要与信守诺言的朝廷高级官员谈判, 这就使得缺乏那些掌握西方语言文化知识幕僚支持的朝廷高级官员在对英谈判时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只能在炮火威胁下草草签署了根本尚未予以充分思考和讨论的《南京条约》条款, 极大损害了中国领土、海关等政治和经济方面主权利益。之后, 中国与西方列强签订的《望厦条约》 (1844) 、《黄埔条约》 (1844) 、《天津条约》 (1858) 、《瑷珲条约》 (1858) 、《北京条约》 (1860) 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进一步损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利益。在这些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过程中, 尽管其中主要是由于西方强大的军事力量和血腥的残暴武力所造成的, 但也与当时满清政府缺乏卓越、足够的对外交往人才互有一定关联[1]32。当时, 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外交条款规定:中外交涉条约均用英文书写, 只在三年内可附用中文。并且还规定:自今以后, 遇有文词辩论之处, 总以英文为正义。
面对如此境况, 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人主张积极学习西方, 兴办“洋务”和“西学”。左宗棠是清末重臣, 他之所以对世界大势有进一步的了解并坚定向西方学习的决心和勇气, 概得利于阅读过魏源的《海国图志》, 其云:“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 物形无遁, 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曾国藩也是晚清时期一个开眼看世界的有识之士, 虽崇奉程朱理学, 但他也讲究“经世致用”之学, 对于魏源编著的《圣武记》、徐继畲介绍西方各国的《瀛环志略》等书籍尤为推崇, 这种经世致用的思想构成了他兴办洋务学堂的思想基础。因此, 为了巩固统治政权, 满清政府听从了左宗棠、曾国藩等这些有识之士的建议, 同意在北京开办一所学习“西文”和“西艺”的洋务学堂, 采用班级集中授课形式, 培养专业性的外语翻译人才。这样, 同治元年 (1862) , 满清政府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同文馆, 开创了中国官办机构培养外语专门人才的历史先河。当然, 满清政府起初举办京师同文馆的目的较为单纯, 目的主要在于培养满族翻译人才, 以便在与外国人交涉外交事务时“不受人欺蒙”, 显示出极强的“急用现学”的特点。
二、教育内容
咸丰十年 (1861) , 恭亲王奕訢奏请开办京师同文馆, 以培养外语翻译、洋务人才为目的。次年, 也就是同治元年 (1862) 6月正式开课, 直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京师同文馆设管理大臣、专管大臣、提调、帮提调及总教习、副教习等职。作为中国清末第一所官办外语专门学校, 京师同文馆附设印书处、翻译处, 曾先后编译、出版自然科学及国际法、经济学书籍, 此外还设有化学实验室、博物馆、天文台等。在外语教育方面, 京师同文馆初设英文馆, 最早招收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10人, 后来逐步扩大到招收汉族学生, 以及30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各官, 入学学生逐年增多。之后, 随着对外交往的日渐需要, 京师同文馆又增设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日文馆等。为了保证和提高学生的外语教育水平, 京师同文馆自设立之初就聘任了许多知识渊博的外籍教习承担馆务工作, 在40年的办学过程中共聘请过54名各国教习, 包括包尔腾、傅兰雅、欧礼斐、马士等, 也聘任了包括李善兰、徐寿等在内的中国教习。其中, 同治八年 (1869) , 在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受聘担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之后, 他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教学作出过一些革新, 学制改为五年和八年两种。关于京师同文馆的发展宗旨, 丁韪良曾云:“有希望革新这古老的帝国的是新教育, 新教育的肇端是同文馆”;“同文馆是新教育潮流的‘最初的源泉’。”比如在丁韪良的主持下, 同治十一年 (1872) , 京师同文馆拟订了详尽、规范的八年课程计划, 其中第一年到第三年为基础学习阶段, 主要完成“认字、写字, 讲解浅书 (第一年) ”;“练习句法、翻译条子 (第二年) ”;“讲读各国地理及史略、翻译选编 (第三年) ”等学习内容。第四年到第八年为专业学习阶段, 主要完成“讲求数理启蒙及代数学、翻译公文 (第四年) ”;“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 练习译书 (第五年) ”;“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 练习译书 (第六年) ”;“讲求化学、天文、验算、万国公法, 练习译书 (第七年) ”;“讲求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 练习译书 (第八年) ”等学习内容。由此可以看出, 京师同文馆最初几年比较偏重纯粹的外语教学内容, 后几年则在保证外语水准的基础上逐步增加了科技学科的学习内容。京师同文馆制定有严格的考试制度, 分为月课、季考、岁考三种。同时, 每三年还要举行大考一次, 凡列入优等者则升官阶, 凡列入次等者则记优留馆, 而对于劣等者则予以除名[2]57。由于京师同文馆具有统一的课程设置和管理章程, 而且基本不学习中国传统的“四书五经”之类的古典科目, 因此其被人们视为中国近代新式学校的发端。这也使得凡从京师同文馆毕业的学生, 在日后都大半担任了政府译员、外交官员、洋务机构官员以及学堂教习等职务, 显示出一定的特别性。
三、艰辛历程
在思想保守、落后封闭的晚清时期, 倡导学习西方语言文化和传播科技知识的京师同文馆的办学历程并非是一帆风顺, 事实上其自开办之初, 便在晚清京城保守的士大夫中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同治皇帝的师傅倭仁曾讥讽同文馆道:“违背祖制、有丧国体”, 当时的京城前门大街上还贴出了如下对联:“诡计本多端, 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 诱佳弟子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 斯文将丧”;“孔门弟子, 鬼谷先生”, 对京师同文馆的办学极尽嘲讽之能事。此外, 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外语教育内容, 保守派还以俚语笑骂其是“胡胡闹闹, 叫人都从了天主教”, 至于大臣呈上奏折反对设立京师同文馆者更是不可胜数, 以至于朝廷选派负责该项机构的官员时竟然发现无人愿意前去赴任。
由于存在严重的世俗偏见, 在招收外语学员时, 京师同文馆面临的是“投考者寥寥”的尴尬状态, 最后无奈只好一再放宽要求, 规定凡满汉举人、生员、五品以下京外官员皆可投考, 甚至无正途出身的也予以招收, 生源质量自然良莠不齐。比如在丁韪良担任总教习的一次录取时, 全国共有98人投考, 而实际参加考试的只有72名, 最后录取了30名。当时, 总教习丁韪良称这批学生为“老青年”, 但到底有多老, 起初连他本人也毫无任何概念。某日, 当丁韪良看到一个学生带着一个孩子, 他便问对方道:“这是令郎吗?”对方微微一笑, 答道:“是我小孙子。”之后, 经过深入细致的了解, 丁韪良这才意识到, 京师同文馆的学生几乎全部已婚, 其中还有两对是父子关系。实际上, 京师同文馆当时招收的学生大多仕途落魄, 功名坎坷, 且为有科举功名者所“不屑和唾弃”, 甚至被科举之士斥之为“名教罪人”或“士林败类”, 而对于这些接受外语教育的学生而言, 自己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以至于“许多人连公开承认他们是同文馆学生的勇气都没有”。
但是, 尽管历经风风雨雨, 京师同文馆顺应了时代的发展潮流, 为中国培养了最早一批通晓英语语言、熟知西方文化的有用之材, 许多毕业生之后活跃在清末民初的政治、外交、教育领域, 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比如首届英文生张德彝, 他曾侍奉光绪帝阅读英文, 并在四十余年中多次出洋考察, 还先后担任过驻英国参赞, 出使英、意、比国大臣;又如同文馆毕业生沈铎, 亦曾担任过总理衙门的英文翻译官;还如同文馆毕业生汪凤藻翻译了我国近代第一本英文文法书《英文举隅》[3]53。此外, 京师同文馆亦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起步的标志。紧随其后, 广州、福建、上海等沿海地区纷纷开设近代新式学校, 逐渐成为中国近代教育的重要典范。光绪二十七年 (1902) , 当近代学制颁布之后, 京师同文馆并入京师大学堂, 改名京师译学馆, 并于次年开学, 仍为外国语言文字专门学校, 这也是后来北京大学的前身。
参考文献
[1]薛伟强.近代第一批不平等条约签订的原因[J].历史学习, 2005 (11) .
[2]陆茂清.同文馆逸事[J].新一代, 2011 (5) .
清代蒙学教育教材及其特点研究 篇8
一、清代蒙学概述
蒙学, 即中国古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 属初等教育和私学范畴, 其招收对象为8—15岁的儿童, 教学多分两级, 一是学习、识字、作文, 二是以《论语》、《孝经》等教材为主进行转经学习。我国蒙学始于奴隶制社会, 历经秦、汉、唐、宋, 逐渐发展完善, 成为官学、书院、科举的必要准备。蒙学教材, 即“小学”或蒙学阶段所用的教材, 俗语称“小儿书”、“蒙学书”。中国古代蒙学教材多以封建伦常道德和思想意识培养为主要目的, 它一般会通过文字、自然知识、生活知识、历史常识学习, 让学生掌握文字工具和阅读技巧, 为更高层次的学习做好准备。
中国古代蒙学教育, 从夏、商、周至清代, 历经漫长的发展历程, 已经极其完备和成熟。清代蒙学教育机构形式较多, 包括村塾、私塾、村学等;蒙学教育对象主要由乡村农民和城市中等平民子弟组成, 其年龄大多不超过15岁;从出资兴办的主体来看, 有乡绅、地主、商人捐资创办的, 有地方民众集资兴办的, 也有地方政府出面创办的;教学程序已相当完备, 包含认字、阅读、书法、作文等诸多内容;从管理上来看, 清代蒙学教育较前代更为严格, 教师体罚学生的现象较为常见;蒙学教育选取的教材并不是一成不变, 但是很多情况下沿用了前代的《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材, 同时还运用了清代新编的《声律启蒙》教材等。清代蒙学教育所用教材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其完备与成熟特性, 例如清代蒙学所用的《三字经》、《百家姓》等教材, 多为识字之用, 在前代早有应用。其中, 《三字经》以做增长见闻之用, 《百家姓》以便日用, 《千字文》可明义理。而学童稍微识字后, 就会选择“四书五经”等更高一等的儒家经典来学习。
二、清代蒙学教材特点分析
对前代蒙学教材的大幅度合理继承。纵观清代蒙学教材的使用和编订, 可以发现, 清代蒙学教材在编写和选用上有着严格的标准与原则, 对前代蒙学教材的合理继承是其主要特色。前代蒙学教材在清代蒙学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 清代沿用的前代综合性蒙学教材有《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杂字”教材。《三字经》, 南宋王应麟编著, 成书于梁武帝时期, 全书由单字按照前后条理连贯而成, 由教学之要、幼学之序、读书次第、勤学典范、为学效果五部分组成, 讲述的是修身持己、为人处世的道理。全书集伦理道德和历史知识融为一体, 文中三字组成一句, 非常押韵, 便于幼童朗读和背诵, 因此, 至此之后《三字经》便成为蒙学教育的重要教材之一。《百家姓》成书于北宋时期, 全书以整齐押韵的形式介绍了四百多个中国姓氏, 四言一句, 朗朗上口, 因为其在识字和知识普及方面的作用而受到重视, 是当时幼童了解姓氏的重要教材。《千字文》由南朝梁代周兴嗣所著, 全文虽一千字但是涵盖了天文、地理、历史、生活、农业、饮食、读书等多方面的内容, 四字一句, 句句押韵, 诗味浓郁, 因便于理解和背诵而成为清代蒙学常用教材之一。清代, 这类前代蒙学教材之所以使用广泛, 是因为它们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
清代王相在《三字经训诂》中给《三字经》很高的评价, 文中写道:“《三字经》以课家塾, 言简而义长, 词明理清晰, 淹贯三才, 出入经史, 实在是蒙生求学问津的好帮手, 大学的先导啊。”编辑和注释过多部启蒙书籍的清代学者王相对《三字经》更是倍加赞赏, 由此可见《三字经》在蒙学教育教材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另外, 在《百家姓考略》序文中王相对《百家姓》的教学价值做了全面概述:“《百家姓》出《兔园集》, 乃宋初钱塘老儒所做, 传播至今, 童蒙诵习, 封为经典。”至于《千字文》在蒙学教材中的作用, 清朝将领、道光十八年进士何桂珍在《进呈训蒙千字文序》中指出:“周氏千言之作, 为学童三复之资, 念童稚之始基, 叙圣贤之要旨, 蓄惟期于多识。”由此可见, 前代蒙学经典教材在清代受到了普遍重视, 为其进一步的应用和流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重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
在中国古代, 重视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是当时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客观要求, 这种要求自学校教育在周代出现之后, 得到了影响贯彻执行, 深入民心。清代蒙学教育的基本职能是养正、教化, 这也是历代蒙学教育的基本职能, 究其原因, 教育者无非是想在儿童心智未开之际, 通过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 给学童灌输以封建价值观, 让其具有良民、孝子、贤孙的忠厚思想。所以, 在蒙学教育中, 无论是儒家经典, 还是释典游艺之作, 道德教化的功能始终不容忽视。
清代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的蒙学教材较多, 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吕德胜的《小儿语》、吕祖谦的《少仪外传》、朱熹的《童蒙须知》等, 其中最为优秀且广为流传的则是李毓秀所著的《弟子规》一书, 全书以“弟子规, 圣人训”开头, 是对《论语·学而》中孔子“弟子孝悌”言论的通俗解释, 该书通篇以三字韵语的文学表现形式, 从儒家伦理中孝悌仁爱角度对儿童应该遵守的行为进行了规范, 全文浅显易懂、韵味十足, 在思想上与封建伦理走得很近, 一经问世就成为与《三字经》、《千字文》等传统蒙学教材地位同等重要的蒙学教材, 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以至于当时社会上有“弟子规盛, 三字经废”的说法。除以上蒙学教材外, 社会伦理道德教育较为注重借助其他学校教育来进行。例如, 清政府明确规定, 要求各地方应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召集学生宣读《圣谕广训》、《卧碑文》、《圣谕》等以达到教学民俗的目的, 如不认真执行则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四、在教学内容上对历史、知识的重视
中国教育对历史教育的重视, 有着悠久的传统, 因为历史是国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在王朝的兴亡方面具有很强的借鉴价值, 因此古代有“灭人之国, 必先去其史”的说法。唐朝之前的历代王朝中将识字当做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 编制的教材紧紧围绕识字这一目的, 因此内容较为单一, 至唐代历史启蒙教材《咏史诗》、《蒙求》出现之后, 启蒙教学开始突破单纯识字的藩篱, 将历史知识大范围用于蒙学教育。清代之前, 影响较大的历史类蒙学教材当属唐代李翰的《蒙求》, 后人在此书的基础上注释、增辑、续作、改编, 又衍生出诸多以“蒙求”为名的读物, 如《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等等。清代著名的历史类蒙学教材以杨臣诤的《龙文鞭影》较为有名, 该书在李翰《蒙求》的基础上编写而成, 文中介绍了诸多历史典故和自然知识。龙文, 是传说中的西域骏马, 这种马见鞭疾驰, 古人多用此比喻光阴易逝, 在这里意喻孩童应珍惜时光刻苦学习。该书是以自然知识、历史典故为内容的蒙学课本, 其内容不但注重取材的趣味性, 而且还比较注重阅读的韵律性, 即内容非常押韵, 比较容易诵读, 自编制成功之后便轰动一时, 成为与“三、千、百”一样广受欢迎的蒙学教材。清代, 《龙文鞭影》更是被奉为启蒙教学宝典, 在民间书房多次刻印, 出现了众多版本。
清代,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商业的繁荣, 人们对知识的总结和学习都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蒙学教材内容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 有关伦理、历史、社会、自然等一类的教材出现了很多, 例如邹圣胜增补编著的《幼学琼林》是当时比较出色的知识类蒙学教材, 该书融合了很多《蒙求》内容, 内容广泛/包罗万象, 涵盖了历史、人物、生老病死、自然知识、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全书用骈体文、对偶句写成, 容易诵读, 便于记忆, 适合儿童学习。清代诸多名人都能熟背《幼学琼林》, 可见此书的影响程度。
五、蒙学教材与科举取士的密切联系
自隋唐之后, 科举取士就成为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方式。清代, 科举考试的向心力作用也越来越强大, 蒙学教育也与科举考试联系密切, 承担着科举考试蒙养任务。清代统治者认为:“以科举得士子之心, 去民之乱, 是治理天下的良策”。为此, 他们大力提倡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人才, 并主张在社会教育中大力渗透科举考试的理念。由政府主办的官学, 在教育教学中, 毫不犹豫执行了统治者的这一理念, 封建私学, 尤其是蒙童教育也与官学一起承担了这一任务。由于启蒙教育不在政府官学范畴之内, 所以参加科举考试的士人在幼童时期, 通常在私学中接受蒙学教育。
纵观清代蒙学教育教材使用情况, 可以发现, 清代蒙学教育继承大于创新, 其成熟与完备性可见一斑, 而且清代所用的蒙学教材别具一格, 具备多样性特点, 这与封建教育的经学思维模式有着直接的关系, 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摘要：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始于夏、商、周时期, 至清代已发展得相当成熟与完备, 当时蒙学教育最为突出的特点体现在教材的完备与多样化方面。文章以此为依据, 对清代蒙学教育教材发展状况展开了研究。
关键词：清代前期蒙学教育,教育教材,特点
参考文献
[1]周慧梅.试析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J].寻根, 2007 (2) .
[2]谈儒强.中国传统蒙学教育方法的现代意蕴[J].淮南师范学院学报, 2006 (2) .
清代学者冯桂芬的外语教育思想 篇9
冯桂芬 (1809—1874) , 在1840年他31岁时考中进士, 也是在这一年英国开启了武力打开我国的大门的侵略历史。我国开始从封建主义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历史的变迁深深地刺到冯桂芬的心, 在他的著作及言论中表述了对这种历史巨变的看法, 从更深的层次来剖析这个社会。从他早期的著作《校邠庐抗议》一书中, 可以看出他较为进步的历史观和他变革的决心。
自从冯桂芬在1861颁布《校邠庐抗议》一书开始, 就提倡西学, 在经济、文化、政治、教育等方面提出与我国当时实际相适应的改革思想, 看成是我国近代史思想变革的路程碑, 从给后人带来深远的影响[1]。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呼吁自强之道不可以须臾缓, 认为中国之所以受欺凌即在于缺少西方所具有的长处, 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采西学, 制洋器, 发展军事工业以及其他事业。对清朝统治也有不满, 要求革新内政, 并且重视农业生产, 倡议在生产中采用机器, 以节省人力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建议改革科举考试内容, 给予掌握西方技艺者科举待遇。这些主张对洋务派曾产生很大影响, 对维新派也有所启迪。
二、冯桂芬的外语教育思想提出的背景
1. 传统教育体制日益衰败。
由于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和长期以来受封建腐朽教育思想的影响, 晚清时代的传统教育也已经全面衰败, 并不能适应当时旧中国社会教育发展的要求。因为, 西方列强为了掠夺财富用武力打开中国的国门, 使得传统的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奴役文化的冲击, 导致旧中国的教育体制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2]。主要体现在: (1) 官学的有名无实, 教育事业如同虚设。晚清的官学教育形式上地方州学、府学、县学以及私塾等, 中央有国子监、宗学、旗学、觉罗学等, 但实际上这些学校名存实亡, 虽有学校之名, 而大异乎古先圣王教育贤才之意, 当时举国教育体制几乎衰败。冯桂芬根据当时时势, 并从国家、民族存亡的层面去思考, 提出其教育改革理念, 尖锐地批评当时学校的教师和学生, 指出他们无所事事的弊端, “今天下惟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才之意”, 并提出了兴办新式学堂的教育思想。 (2) 学术研究和教育内容的太过于空洞, 没实质作用, 与当时社会的发展脱节。受儒家思想的影响, 支配晚清教育和学术研究的是“义理”和“考据”。然而, 在西方加强侵略的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下, 这种教学内容和学术研究严重脱节, 不能为社会服务, 将读书人导入了死胡同, 日益显示出其陈腐和无用, 亟需新的教育模式来替代。面对当时严峻的教育环境, 冯桂芬先从教学内容开始变革, 从而培养经世致用的新式人才。
2. 培养新式人才已成为时代需要。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才, 为社会培育满足不同行业的有用之才, 进而推动社会的发展。冯桂芬的教育改革思想中高度重视人才, 提出教育应造就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这才是教育的关键。冯桂芬认为当时由大清统治的中国之所以“受制于小夷”,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人不如夷”, 冯桂芬提出了新的人才观, 提倡要做到“人无弃才”[3]。在屡遭失败的惨痛中冯桂芬认为,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国人对西方诸国之无知, 要改变这种状况, 必须培养会西方语言, 懂西方社会发展模式的高水平翻译人才, 从而才能将西方有用的东西学会并服务于本国。然而, 在中国与世界合作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 清政府仍然不屑培养这方面的人才, 还以为自己高高在上。但是, 冯桂芬始终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 不但从外交领域, 还深入分析落后的根源并从教育领域看到与西方的差距, 最终意识到了新式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3. 冯桂芬对中西文明的认识。
随着社会危机的不断恶化, 冯桂芬意识到清代中国不仅仅是军事力量对比西方列强落后, 乃至各行各业都与西方列强有一定的差距, 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 就只有承认自己的落后, 并要虚心学习他们的先进技术, 才能不断壮大自己, 这就使冯桂芬的思想带上了一层鲜明的时代色彩。在中西文明比较方面, 冯桂芬深入洞察社会, 敢于从客观的角度承认“人无弃材不如夷, 地无遗利不如夷, 军民不隔不如夷, 名实必符不如夷”[4]。从中可看出, 与其说是个封建士大夫的悲愤, 还不如说是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在实现面前的冷静思考。因此, 为了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面貌, 冯桂芬认从教育领域开始提出采西学理念, 着手改变传统的教学内容, 将无用的课程内容都改成西方先进技术知识, 并在通商口岸建立新式学堂, 进一步产生了采西学的教育变革思想与实践。
三、冯桂芬的外语教育思想的内容
教育的变革发展不仅仅是教育发展的一种形式, 还能够反映出社会发展的结果, 与社会发展息息相关, 也是社会前进的推动力。冯桂芬从教育模式改革入手, 通过教育改革来挽救国家的命运。例如, 在其外语教育思想体系中就能够体现出来, 将改革内容详细地列出来, 主要有提高教师地位、人才培养模式、采西学、教育体制以及改革科举等一系列内容。
1. 变革教学内容。
作为李鸿章的幕僚, 冯桂芬全身心投入到当时教育改革实践中在上海协助其开展洋务运动期间, 就曾将《上海设立同文馆议》的建议向李鸿章请示。同时, 李鸿章也欣然采纳他的建言, 并命令冯桂芬全程负责上海同文馆的建设与规划。上海同文馆建立之初, 冯桂芬拟定了《上海初次议设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同文馆试办章程十二条》, 规定了学馆的整体发展规模与规划, 例如, 教学方针、办学宗旨和教学方法, 并都融入了冯桂芬的教育思想。在《十二条》中, 冯桂芬从当时社会的发展情况出发, 为新式学堂拟定了教师教会学生学到内容与科目, 并把教学内容分成了三类。其中, 第一类是经学、史学、词章等, 与传统的国学比较相关;第二类是算学, 主要是先进技术;第三类是西文, 便于学习西方技术和加深对西方的了解。冯桂芬充分认识到算学的重要性, 因为算学是其他学科的基础, 也是充分认识其他西方先进技术的根本, 只有学好算学才能切实地提高对西方技术的认识, 指出“一切西学皆从算学出, 西人十岁外无人不学者”[5]。冯桂芬提出在新式学堂中“聘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的意见, 将外语教育提上重要议程。因为, 语言文字是交流学习的符号, 是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桥梁。将专业技能的培养作为新式学堂教学的重点, 并要求从“翻译公所”到“同文馆”, 都将语言文字学习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例如, 上海同文馆的第一位英语教师就是由冯桂芬亲自聘来, 并对学生的学习进行严格管理, 定期考察与评定学生的学习情况。由此可见, 突出强调西文成为同文馆的教学重点, 符合冯桂芬采西学的理念, 这也是以往传统学校教育无法超越的一个时代变化。
2. 创办新式学堂。
晚清第一次正式向朝廷提出建立外语学习主张的是1859年翰林院编修郭嵩焘向咸丰皇帝进谏, 向咸丰皇帝阐明了外国语对中国学习西方先进技术的重要性, 并提出了设立外国语言文字的意见, 强调了西学的紧迫性。第二年, 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的《采西学议》中, 提出在上海、广东设立翻译公所的建议, 并系统地设想翻译公所如何设立。冯桂芬强调士人博学的重要性, 明确读书应兼通古今纵横, 实际是为其“采西学”主张奠定了历史的基础[6]。冯桂芬放下了“天朝上国”的自傲思想, 从当时社会现实出发, 清楚地认识到旧中国与西方的差距, 从“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正”出发, 时刻重视对教育改革, 从教育中找突破口, 以达到向西学的目的。在冯桂芬看来, 采西学应是一个系统的、长期的工程, 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必须创办新式学堂, 培养能够满足当时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由此可见, 学习西方的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对于外语教育模式的改革必须放在重要地方, 因为外语学习是最为易行的、基础的, 只有学好外语才能更好地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在《上海设立同文馆议》中, 冯桂芬客观地分析我国与西方列强的国力差距, 还全面地阐述了与西方沟通交流、学习西方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并强调当时中国在中西交往起中介作用“通事”的存在及依赖“通事”办理对外事务的危害性, “往往影响附会, 失其本指, 几何不以小嫌酿大衅”[7]。此外, 冯桂芬认为, 应该进一步推广京师同文馆, 并将其作为中国的开放的门户, 给予高度的重视, 提出“推广同文馆之法, 令上海、广州仿照办理, 各为一馆”, 并将学习外国语言当成“采西学”的先决条件, 同时又提议创办新式学堂, 为今后采西学改革思想得以实现奠定了基础。
四、冯桂芬外语教育思想的评价
冯桂芬深厚的知识积淀、丰富的人生阅历、对国际形势的正确把握以及对本国与列强之间差距的深入认识, 造就了其全面、系统的改革思想与主张, 对于当时我国的外语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冯桂芬是思想层面高、视野开阔的思想家、教育家, 举凡国家的重大问题他都注意思考, 并会详细分析其原由, 进而提出了一系列改良方案, 对我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从教育的外部关系看, 教育就是为了给社会培养各行各业的高素质人才, 教育体制必须与国家的前提与发展相一致。由此可见, 教育的变革与发展必须摒弃传统、守旧、愚昧的观念, 并将会受到社会各方面因素的制约, 对它们起到一定的反作用, 教育思想体系的提出必然是与当时的经济、政治发展相联系, 引领教育领域的变革。正是因为他看到了外交事务的急迫性和重要性, 对国情认识深刻、全面, 从而使得冯桂芬成为当时较早提出重视培养翻译人才的想法。在列强采用武力手段推开封闭清朝的大门后, 清朝社会各界受到强烈冲击, 自上而下的“天朝上国”之梦被粉碎, 冯桂芬当时采西学教育变革思想, 虽然当时还带有相当的含糊性, 但可以说是一种极为新鲜的观念, 是努力挽救时局的一种尝试与变更, 有其进步性与远瞻性。
综上所述, 冯桂芬的外语教育思想在中国近代教育改革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深刻地影响当时教育体制的发展。他充分认识到当时国家所处的境遇, 敢于对传统教育思想进行批判, 促使中国社会逐步开放, 并使当时清朝官员充分认识到旧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差距, 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社会与教的发展。他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 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教育革新理念, 主张在坚守“中国之伦常名教”这一“原本”的前提下, 采西学、制洋器、设特科、立翻译公所, 学习西方语言及先进的科学技术。冯桂芬采外语教育变革思想和实践, 目的是为了培养适应时代变化的“经世致用”的新式人才, 成为洋务运动教育改革的理论纲领, 深刻地影响到今后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发展。对于推动国家从此由衰转盛、由弱转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并奠定了冯桂芬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
参考文献
[1]顾明远.教育:传统与变革[M].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4年.
[2]张勇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 (上编) [M].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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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花卉绘画赏析 篇10
《竹石图》画两竿修竹，一竿由石伸向左上方，另一竿由石向左弯曲向下，各自独立，形态不同。墨竹用笔道劲有力，疏爽飞动；有微风吹拂，修竹徐徐摇曳，直竿挺立；弯曲的竹竿长叶被风略略吹向右边，但是本能的弹力，在向左上方用力反弹。竹后有一山石，用中峰勾勒，再淡墨皴擦涂绘，把山石的纹路与凹凸阴阳面表现出来，瘦硬秀拔，神韵其迩。竹用浓墨，对比强烈，各具特征。竹中的浓墨也分重浓与轻浓，前面的竹叶施重浓，隐后的竹叶施轻浓，具有层次立体感。笔墨浓淡相互映衬，干湿并兼，妙趣横生。自古以来，文人贤士就喜爱把竹子作为绘画吟诗的题材，此竹画也属此题材。在画面的右上角有作者的长题：“潇洒襟怀不染尘，低昂意态独伤神。而今世事嫌高格，竹也低头囿让人。庚辰（1760年）春日为应芥舟二兄正之。石农洪范”。下钤“洪范之印”、“石农”两方印章。其题画诗对长竹的坚韧挺拔、潇洒而不同于世俗的性格进行诵赞，独有低头的竹子使人伤感，但是当今世事不同，竹子也低头让人，要有忍性。此图随意挥笔，缓急、顿挫布满画面，用笔有力，极富弹性。竹子与风搏斗，表现出竹子坚贞不屈的精神，这是画家不屈服于贪官污吏与邪恶势力的表现。画竹既描绘现实中的竹子形态，也表达了画家的内心世界。画家所画物在似与不似之间，以妙取胜，要把竹子画好，就不能仅从外形“惟肖”着眼，画竹如能表现出其性格、精神与情操，才是一幅好画。
洪范（生卒年不祥），字石农，安徽休宁人，清雍乾时期。官至衮沂曹道，初官同州为唐白居易宦游地，郡有白楼，故其书画角署印“白楼过客”。博雅工诗，书法画笔俱磊落超隽。山水学黄公望，苍浑见骨。墨竹师苏轼潇洒欲飞，也善绘花鸟。
纸本纵159厘米横59厘米
《墨笔花卉图》画面由花卉、枝干与山石组成，全用水墨绘画。在花石之间生出的枝干高大，茁壮有力，苍劲挺拔，疏密得宜，穿插有致，在鲜花的陪衬下干与枝表现出一种不畏严寒、抱守高节的气概。所画的山石造型奇崛有致，古拙有棱，刚健有力，简洁清雅。正如李清照所说：“言山之美者，俱有‘透、漏、瘦’三字。”在这幅画里山石为衬景，用勾、染、皴、点表现出山石的特点，有层次脉络，没有固定的形，实质上“透、漏、瘦”就有一定的形，可用“简、淡、拙、健”来概括。简是简洁，概括了画的特征；淡是清淡雅逸；拙是自然无造作之弊，健是刚健，富有力量感，有骨气。画中花卉仅有两三朵，画出了它的形与神，还有枝干的质与势，叶的韵与姿，花的艳与丽，柔而秀劲，雅而不俗，颇富生机。下面的坡地上布满小草，使画面增加了活力。构图奇巧，形态别致，从中可以窥见画家的情致。作者把有生命的、无生命的放在一处，浑然成一体，使得整个画面清雅丰茂。图的右上面有画家题款：“壬寅（1772年）清明后一日写于听松阁。上元弟子陈书”。下钤两方印各有两字“陈书”。左下角有姚元之跋：“南楼老人，笔墨倾心已久，然本不能得亦不多见。道兄乙未邹君雅存寄以寿，余如获至宝。因记”。在画的诗堂上有钱泳、姚元之题跋，对此画给予赞赏与获得此画的喜悦。陈书的绘画与明陈淳笔法相似，专精水墨花卉，在水墨花卉绘画中有一定影响。
陈书（1660—1736年），字南楼，号上元弟子，晚号南楼老人，秀水（今浙江嘉兴）人。善花鸟、草虫，笔力老健，风神简古，其用笔类陈道复而遵逸过之，也擅长山水、人物，间绘观音、关羽像，因贫以卖画为生。著作有《复庵吟稿》。
水墨纸本纵102厘米横30厘米
《墨笔梅花图》中梅花为盆中栽培的盆景图。花盆较高，以粗笔画盆，粗细不等，一笔而就，而后用笔层层涂抹。盆中一枝老干梅樹盘旋而上，斜枝横生，同样是盘绕曲折，复作偃蹇之态。浓淡墨加焦点，蟠寒天娇，脱略纵姿。白描淡墨勾花，浓墨点蕊子，其中以圆圈表示蓓蕾初放，花开重瓣。其枝干曲屈，新枝短梢于朴拙中追求一种秀雅的风韵。以书入画，凝重浑厚，墨色清淡秀润，花朵紧密如珠似玉，给人一种纯雅脱俗、暗香袭人的感觉。画之左侧作两段长题。上云：“夏景奇峰变态多，尧天丝缦谱讴歌。而今要识调羹手，雅趁祥氛薄似罗。一轮绚彩鹊无哗，万本交柯处士家。欲笑三竿人未起，南枝辜负看新花。丁未（1787年）重九晴，口世事戏仿吴仲圭（吴镇）笔意，以不免为蓝坡贤世口大雅一晒，口口竹田里老叟粲口张延济并识”。下有方印章“张粲”。下云：“画梅愈愈精神，一段风流墨外新。依约江南山谷里，轻烟微雨得天真。墨花要作孤山种，八百年前处士梅。雪霁月明庭院静，引他干载鹤归来”。下钤印章、款识均是对梅花的颂赞。当时文人雅士常用梅花的性格比喻清高、廉洁。梅的特性象征不老不衰，还以梅花为五瓣，藉其表示五福，即福、禄、寿、喜、财。《墨笔梅花图》有明显的艺术性，章法结构较为奇致，盆栽的梅花仅为一多半，另一半被遮挡，显现“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恰到好处。法度谨严，惜墨如金，笔法顿挫凝重，出笔轻，收笔缓。主干曲折如佝偻的老翁，饱受风霜，而质坚强；斜枝轻盈，活泼烂漫，坚细道劲。枝干淡墨皴擦，浑厚苍老。花朵小而繁，花头圆而饱满，神情韵绝，天真稚气。一般人们把梅花迎寒冷而开视为意志坚强，把梅花看作是真善美的象征，受人们喜爱，寓意深刻。
张延济（1768—1848年），原名汝林，字顺安，号淑未，晚号眉寿老人，浙江嘉兴人，又号海岳庵门下弟子。文物收藏家，善书法，精行楷，常画梅花，颇多古趣。著作有《清仪阁题跋》《清仪阁印谱及诗钞》《眉寿堂集》《桂馨堂集》等。
纸本纵104厘米横51厘米
《富贵吉祥图》布局简略，仅以花瓶插的牡丹与方形盆栽水仙、灵芝构成，寓意富贵与吉祥。水墨为主，设色浅淡，以粗笔写意法为之。花瓶为橄榄形，花盆为低矮长方形，均是传统的哥窑瓷器。一高一矮，一方一圆，形成鲜明的对比。其运笔拙重，不尚规矩。瓶与盆用浓笔勾绘，笔墨由浓而淡，腕力强中有劲，富于变化，再用浅淡笔画出哥窑瓷冰裂纹，瓶施淡红彩，盆施淡绿彩。瓶口所插的牡丹，勾花点叶，花朵仰面盛开，花瓣层层，花枝与叶结构严谨而舒展。用淡墨勾花瓣，正面叶为浓墨，反面叶为淡墨，墨中加绿，淡黑叶子绿色浓，又以浓墨勾叶脉，墨色变化，生意盎然。牡丹在我国被称为花中之王，牡丹插入瓶内的摆饰，寓意“富贵平安”；牡丹与水仙，意为“神仙富贵”；灵芝与水仙寓意“芝仙长寿”。水仙、灵芝勾勒设色，变化多，灵芝在水仙旁以陪衬，显出灵气，均为吉祥之物。在图的左上角有作者的款题与钤盖的两方印。画史上对姚元之的评价很高，可与恽寿平、华新罗争胜，善白描，所作果品花卉别有风致。《富贵吉祥图》所绘之物为室内陈设品，简单而寓意深刻，与绘室外的花卉不同，构思需有匠心，盆与瓶的显明对比新颖别致，脱去俗套。折枝牡丹施以浅淡得宜的色彩，不求艳丽，而在笔墨上下功夫，同样显出了它的富贵荣华。水仙、灵芝形态真实，放逸潇洒，又天真烂漫，雅气可掬，自然界充满活力的生机便跃然纸上，反映出作者高超的绘画水平。
姚元之（1773—1852年），字伯昂，号荐青，又号竹叶亭生，晚号五不翁，安徽桐城人。嘉庆十年（1805年）进士，官左都御史，精隶书，善行草，绘画白描人物，尤精花卉，风格尤新。画罗汉像受到当时名人的好评，间作果品，亦别有风致，可与恽寿平、华争胜。作品有《乔松图》《花果图》《蔬香图卷》。著作有《竹叶亭纪诗稿》。
纵91厘米横45.5厘米
《墨笔梅花图》梅花斜枝向上，奇古朴茂，新生枝条茂盛，纵横交错，枝头花朵繁密，或含苞待放，或怒放盛开；姿态各异，花朵烂漫，清刚挺秀，暗放清香。右上边是作者墨笔款题，行草有致，与梅花和谐相对。表现出画家孤傲不群、清高自得的气节。图中斜上的粗干为主枝，潇洒劲健，干笔湿墨融合，运笔迅疾，墨略呈淡；杆上的细枝树梢柔秀，用笔锋芒不露，墨色较浓。老枝粗干与细梢嫩枝有明显对比，粗枝饱经风霜，多老鳞古节，而新枝劲挺而从容，嫩梢长短不一，层叠有序，其上的花朵，如晶粒宝珠。若是晴空万里，梅花四枝展开，似一淡妆淑女，翩翩起舞。此画是作者的代表作品。
张祥河（1785—1862年），原名公，字元卿，号诗，一号鹤在，又号法华山人，娄县（今上海松江）人，张照重孙，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进士，官工部尚书，谥温和。写意花草宗徐渭、陈道复，山水私淑文徵明，晚年又涉石涛一派。画梅亦工，著作有《四铜鼓斋论画集刻》《小重山房集》《诗诗录》。
以上介绍的是清代较为著名的善于花卉绘画的文人画家，他们的绘画均有功力，其特征所用笔墨不多，但却突出了“秀”与“雅”。当时的文人画很盛行，其主要特征是文人画注重意趣性灵，并且论述绘画的文章也很多，如谢肇说：“今人画以意趣为宗”，高濂谓：“佘所论画以天趣、人趣、物趣取之……求神似于形之外，取生意于形似之中”。文人画风格是当时画家所追求的艺术效果。
清代花鸟画与梅竹画较为兴盛，它是在继承明代绘画的基础上发展的，按其发展演变与特征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初至嘉庆时期；二是道光至同治时期；三是清末光绪、宣统时期。清代花鸟画风格多样，五彩缤纷，清初以军寿平為代表的“没骨花卉”盛行，形成“常州画派”，使花卉画得到很大发展。乾嘉时期崛起“扬州画派”擅长写意花卉，画梅竹尤其出色，例如郑燮、李鲜、罗聘、李方膺等均善松、竹、梅等，有清雅之致风格的，也有行笔粗犷奔放的。花鸟画著名的还有华，在恽寿平“没骨花卉”的基础上取各家之长，绘画设色清丽，行笔自然，格调以清劲为主，明朗清新，秀逸洗练，极富真率的情趣。清中期以后，“海派”画家中有不少擅长花鸟画，张熊（子祥）就是其中一位，绘画形神兼备，雅俗共赏，深受人们的欢迎。“海上画派”到清末，出现了很多名画家，有任熊、任熏、任颐、任预四家，虚谷、蒲华、吴昌硕、赵之谦等，有工笔也有写意，面目不同，各有特色。居巢、居廉是“岭南画派”的代表，绘画别具特征，居巢长于写意，淡逸清丽，用笔带有恽寿平的遗风，居廉则工笔写意兼能，用“撞水”“撞粉”手法表现花鸟、花叶、瓜果的阴阳浓淡变化，达到精妙之效果。综上所述，从遗留下来的作品也能见到清代花鸟、竹、梅绘画的成就。
清代出版了一些关于画论的书籍，从中可使我们准确地理解古代的绘画艺术。例如《过云庐画论》《颐园论画》《墨林今话》《画史汇传》等，精辟深刻地论述了古代绘画画法，并进行了解释与评论。如在论述画梅与画竹时，指出应把画梅竹提高到气质风度与品德修养上，方能画好梅竹，表现梅竹的神韵。这些还可以帮助我们对画家的作品全面深刻地理解，并看到当时绘画的风格与特征。
清代黎氏家庭教育与贵州沙滩文人 篇11
一、礼法传家, 崇文重学
明朝万历年间, 黎氏先祖黎朝邦从四川迁入遵义乐安江畔的沙滩, 以耕读为业, 以诗文传家。朝邦长子怀仁“教子孙, 家法秩然”, 曾立下“在家不可一日不以礼法率弟子, 在国不可一日不以忠贞告同僚, 在乡不可不以正直表愚俗, 在官不可一日不守清、慎、勤三字”的家训[1]1047。黎怀仁子民忻, 明末任广西河池州同知, 因明亡隐居于家, 立下“三代不应清朝科举”的家规。但尚儒重教的良好家风延续不断。过了三代后, 民忻曾孙黎安理 (字履泰, 号静圃, 1751—1819) , 29岁考中了举人, 先后任永从县儒学训导、山东长山县知县等职。安理为官清正, 勤于治学, 著有《锄经堂诗文集》等。他还“对儿孙辈课督很严, 教导有方”[2]5。在其细心教育和影响下, 其子黎恂、黎恺, 孙子兆勋、兆熙, 外孙郑珍等, 学业有成, 皆闻名于清末黔中文坛。
黎恂 (字雪楼, 1785—1863) 文才超过其父, 29岁便考中进士, 在浙江、四川任过知县、同知等职。1819年, 黎恂在桐乡知县任职五年, 因父卒返乡奔丧。跟他一起回到沙滩的, 还有他用万两养廉银购置的古籍秘本。黎恂在沙滩居宅, 辟一居室名为“锄经堂”, 以陈列古籍, 供族亲弟子攻读。他还亲自在黎氏家塾执教, 一时从学如流。沙滩重学崇教的文风蔚然兴起。
黎氏家族尚儒重教的良好家风, 也使沙滩及周边地区习俗淳朴, 文风浓郁。郑珍 (字子尹, 1806—1864) 原住在遵义县西乡 (今鸭溪乡) 天旺里, 此地“里氛极恶, 博道饰骰”[3]47。为给孩子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 郑珍母亲决定带领全家搬迁到娘家附近的尧湾居住。郑母是黎安理的第三女, 从小受到家风影响, 嫁到郑家后, 用身边生活实例教育孩子, 曾言“我一时不作劳, 即觉此身无安顿处。想真好学人, 亦必舍书即觉心无安顿处, 同是一个道理”[4]45。郑珍能成为名儒, 在很大程度受其母亲教谕分不开的。事实也是如此, 郑母迁家至沙滩的决定, 使郑珍得以在沙滩禹门寺黎家私塾从舅舅黎恂读书, 又得以遍览舅家藏书数千卷, “德业”取得很大进步。正是黎氏家族崇文重教的家风, 使晚清的沙滩地区涌现出大量文人骚客和名家大儒, 从而被浙江大学誉为贵州文化的“沙滩时期”[5]131。
二、正确引导, 教育有方
黎家非常重视孩子的启蒙教育, 孩子年满3岁, 祖、父辈就开始对他们进行引导教育。孩子进入私塾后, 黎家仍非常重视家庭教育在孩子成长中的作用。黎恂家教甚严, 次子黎兆熙幼时记忆力差, 父教经文, 反复讲述亦不理解, 更不能成诵, 常遭鞭打。黎恺为找到正确的教育方法, 特著《教余教子录》。此书虽逸, 但从黎庶昌兄弟刻苦读书的场景来看, 勤奋学习应是其中重要内容。黎庶昌在《仲兄椒园墓志铭》[6]15中写道: (仲兄) 与庶昌并案读、属文, 必尽夜分。每至月落山寒, 窗纸映黄金色, 竹露滴沥有声, 吟哦未已。
黎庶昌 (1837—1897) 6岁时, 其父黎恺 (1788—1842, 工诗词, 与兄黎恂并称“黎氏双璧”) 便已去世。没有父亲督学, 兄弟间竟能自相督率, 挑灯夜读到深夜, 可见黎氏严格的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
郑珍《母教录》第二则载:珍幼自馆归, 母命种陌豆。有余力, 母曰:“盍读书?”以无读处对。母曰:“书何处不可读?或树下或檐角皆可。必须明窗净几, 又无一事开得口、用得心, 汝无此福, 真读书亦不如此。”[4]2郑母从小受到父亲耕读勤学思想的影响, 养成了勤劳惜时的习惯。她对郑珍提出劳动之余, 随处随时都要真读书的要求, 是黎氏家风传承的重要表现, 对今天的家庭教育也有借鉴之处。
三、因材施教, 学以致用
黎家教育孩子的目的与古代其他家族一样, 都是为了教会孩子应对科举。用典与对仗是科举文章的重要写作方法。黎恂为使孩子了解诗歌和迅速掌握写诗技巧, 特意对传统《千家诗》进行选辑和重新注释, 使之易于为孩子所记诵和仿写。郑珍言:“ (舅) 既已诗法授珍辈内外昆弟, 而二三幼者, 课暇辄拈此令诵之。……思即是粗选, 诱之入高明宏达之途者, 用意最为切至。”[7]80在黎恂的指导下, 孩子很小便会写诗。如黎恂长子黎兆勋9岁便会作诗;黎庶昌随伯父读书, 受伯父激赏, 赋诗属文, 已犁然可诵;黎氏族人至今仍喜欢吟诗作词, 与黎恂慎选教材、传教诗法的务实教育理念密切相关。
黎氏不仅重视基础教育, 对孩子的兴趣爱好也给予尊重, 努力做到因材施教, 学以致用。黎家祖上专《易》学, 黎安理继承家学, 研究《易》学, 兼涉猎其他经典, 著有《论语口义》、《梦余笔谈》等。黎恂则偏离家学, 对史学、诗学、宋学用功最深, 著有《四书纂义》、《蛉石斋诗钞》、《蛉石斋文集》、《北上纪程》等。尤其是他的诗歌, 被评价为“以前贵州诗人, 未能或之先也。”[8]6黎恂长子兆勋 (字伯庸) 喜钻研诗艺, 工于诗词。外甥郑珍倾心于宋诗, 承继苏轼、黄庭坚豪迈、俊奇之诗风, 远学杜甫、韩愈忧国忧民、指陈时弊之情怀, 形成奇奥渊懿而又平易隽宏的艺术风格。梁启超认为:“咸同以后, 竞宗宋诗, 只益生硬, 更无余味, 其稍可观者, 反在生长僻壤之黎简、郑珍辈。”[6]
黎庶昌在伯父、诸兄及郑珍、莫友芝的熏陶与指导下, 诗艺大进。但他认为济世载道的文章, 更能经世致用, 他曾云“本朝人喜言考据。然其学在今日实已枝搜节解, 几无剩义可寻。鹜而不已, 诚不免于破碎害道之讥。惟独文章一事, 余意以为尚留未尽之境以待后人。而因文见道之说, 仆尤笃信不惑。”[6]16出于以文章经国的初衷, 黎庶昌一改黎家重诗词传统, 专攻古文。由于中国古籍浩瀚博大, 要遍览通读, 达到“因文见道”目的谈何容易。黎庶昌在《答赵仲莹书》中写道:然书籍浩博, 毕世不能殚其业。若不循持要领而泛泛以求, 则恐舍本逐末, 遗精得粗……余谓有可读与“经”等者, 于子则取老、庄、荀、周、程、张、朱;于史则取司马、班氏;于集则取《文选》、韩、欧阳。合此十余家之书, 穷原竟委, 熟读而深思, 长吟而咏叹。久之, 必有如杜元凯所谓“江海之浸, 膏泽之润, 焕然冰释, 怡然理顺”者。[6]16
显然, 黎庶昌的兴趣点与父辈、兄长兴趣爱好并不相同, 他喜欢古代散文, 努力学习他们的文法精髓, 并在现实生活中以此种文体托物言志、纵论时事, 从而为他写出震撼激切的《上穆宗皇帝书》及优美紧凑的《西洋杂志》, 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
四、鼓励交际, 游学成材
贵州地处西南边陲, 经济落后, 教育文化水平与京师、东部地区相比, 差距也比较大。为弥补区域条件的不足, 黎氏家族鼓励子弟外出交游, 充分利用进京赶考或外出求职机会, 结识本地见不到的硕儒大家和官宦名士, 以博取名声和铺好仕途条件。
黎氏子弟与亲戚朋友间关系非常融洽, 不仅在物质上能够做到互相帮助, 而且在学习上也能相互学习和激励。黎恂长子黎兆勋与郑珍、莫友芝年龄相仿, 三人曾在一起同窗共读, 又经常在一起交流诗艺, 交往甚密, 情同手足。莫友芝本居住于遵义府学, 为便于与郑、黎交往, 在沙滩附近的青田山营建房舍, 以此为修学养身之地。此后, 郑、莫、黎三人或座谈于莫友芝青田山庐中, 或吟诗于郑珍望山堂美景处, 或欢宴于黎兆勋檬村边的江中小舟。莫友芝曾作诗抒写了三人交往时的场景:
望山又何好?十步一流泉。洗耳在枕上, 鸣琴在座边。
郘亭与檬村, 日日来不厌。湖光与山色, 处处深杯泛。
我歌桃湖深, 湖鸟相和鸣。我歌望山幽, 山云停不行。
三位少年不知愁滋味, 放舟览胜, 偕游唱和, 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后来他们在学术上相互配合, 留下数部不朽名著, 如郑珍与莫友芝修成的《遵义府志》, 被梁启超称为天下第一府志;莫友芝与黎兆勋辑成《黔诗纪略》, 为黔中文化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黎庶昌年龄比从兄兆勋及表哥郑珍小三十余岁, 但能勤学多问, 与兄长相处融洽, 切磋学艺。他常常去郑氏望山堂向郑珍请教诗法与古文, 以及《说文解字》等小学。莫友芝非常欣赏黎庶昌的聪明才智, 从各方面对他进行帮助, 还把小妹许配给他。
黎家除引导子弟亲戚间相互学习外, 还鼓励他们利用各种外出机会, 结交有识之士。郑珍8岁时, 在父亲郑文清带领下, 与表兄黎兆勋一起前往山东长山县探望祖父黎安理。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外面世界, 不仅开阔了视野, 而且对他日后成长也产生了重要影响。郑母曾对准备远行的郑珍说:“汝贫人子而幼, 众人非不得已, 必顾惜汝也。汝于贤者, 常亲之, 事事尽诚实焉。于不贤者, 亦常亲之, 事事勿沾惹焉。如此则贤者乐教汝, 不贤者未从笞骂汝, 汝虽远我, 不汝虑也。”[4]3郑母与人为善的教导, 使郑珍处世稳重, 得到爱才惜才的平翰 (遵义知府) 、程春海 (湖南学政) 等指教和赏识。
黎庶昌少年得志, 但命运多艰。他18岁便考中秀才, 并成为廪贡生。但此后贵州境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 省级乡试科考被取消, 时间长达15年。遇此情况, 黎庶昌一介书生, 因科考入仕之路被断掉, 而不能立业。黎庶昌只好去贵州西部投奔威宁知州顾崑扬, 谋求生活。在威宁, 黎庶昌受到贵西兵备道道员承龄的赏识, 并成为忘年交。后来, 黎庶昌决定北上京城应顺天府乡试, 以博取功名, 得到员承龄捐款相助。黎庶昌前往京城, 也得到兄长们的支持。长兄黎庶焘用“伟儒志四海, 乡曲焉可程。正如太行马, 矫首孙阳鸣”的诗句激励他, 并对他北上应试充满了期待。分别时, 黎庶焘写诗道:“勿为重离别, 努力事清名”, 让他不要受家中事情牵挂[2]18。兄长的这种支持, 不仅仅是一种精神的鼓励, 更是在物质上担负起家的责任, 使离家的知识分子在功成名就的期待中能自由前行。黎庶昌后来虽未中应天府举人, 但他抓住清政府下诏求言的机会, 写了一封《上穆宗皇帝书》, 令清朝政府对黔北廪生刮目相看, 加恩擢用。庶昌从此走上仕途, 成为晚清著名的外交家与散文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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