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四川的书院（精选7篇）
清代四川的书院 篇1
河北书院的发展在地域分布上呈逐渐扩大的态势, 如宋元时期是点状分布, 明代扩展到片状, 清代逐渐全面普及。清代是河北书院发展的一个重要繁荣时期, 具有典型的繁荣期分布特征, 完全呈现出面状的分布状况。与明代相比, 清代河北书院的发展不像明代那样充满波折,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也远不如前, 但它在逐渐官学化的同时, 以牺牲个性为代价, 获得了它的继续存在和发展, 书院数量大为增加, 分布区域扩大到河北各个地区。
一、全省书院地域分布概况
清代是河北书院发展的重要时期, 由于官方倡导, 河北地区的书院数量大量涌现, 书院分布地域也不断扩大, 长期处于空白的承德也有5所建置。172所书院覆盖了河北的各个城市, 在河北地区全面普及开来。现将清代书院的区域分布情况列于表1 (以现在行政区域划分名称为例) 。
根据表1的统计, 清代河北省各个城市的书院数量总体上都有了大幅提升。清代河北173所书院分布在11个市, 平均每个市15.73所。在这个平均值之上的地级市包括保定、石家庄、邢台和邯郸4市, 并且这四个城市的书院数量都达到20所以上。大体可以把河北的各个地级市书院的发展划分为以下三个层次:第一层次, 书院分布数量高于平均值且高于20所的保定、石家庄、邢台和邯郸4市, 属于书院发达地区。第二层次, 书院分布数量与平均值相差较少的张家口、衡水和略高于平均值的沧州3市, 属于书院一般发展地区。第三层次, 书院分布数量较少的唐山、秦皇岛、廊坊和承德4市, 属于书院欠发达地区。这个层次划分反映了清代河北书院同样存在地区发展不一、分布不均衡的特征。
为了更明确地看出清代河北各地书院发展的差异, 同样列出清代河北地区书院地理密度分布表 (见表2) 。
从表2中可以看出, 除张家口、承德、唐山外, 其他城市每万平方公里所分布书院数量均在平均值之上, 反映了清代河北书院的分布与明代相比更加均衡, 书院发展普及开来。但是依然存在很大差别, 这主要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根据上表, 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每万平方公里分布书院15所以上的石家庄、衡水、邢台和邯郸4个市, 书院分布十分稠密, 属于书院发达地区;每万平方公里分布书院在10—15所之间的秦皇岛、沧州、廊坊、保定4市, 书院分布较稠密, 属于书院一般发展地区;而每万平方公里分布书院10所以下的承德、张家口、唐山3市, 书院分布较为稀疏, 属于书院落后地区。这一数值较准确地反映出清代河北各地区书院分布的差异及发展情况。
备注:本表面积数据来源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各省各地区主要数据公报。
总体来看, 清代河北省书院的地域分布逐渐扩大到各个城市, 与明代相比较为均衡一些, 基本呈面状分布, 说明清代河北书院有很大发展, 逐渐在全省普及开来, 但是地区分布依然不平衡, 集中分布于中南部地区, 北部地区分布相对较少, 书院发展依然落后。
二、各市内部分布特点
现在河北省各市所辖县级行政区划共有136个, 在清代有书院建置的有98个, 占136个县级行政区划的72.06%, 具体情况列于表3。
各市有书院建置的县的数量占该市总的县级行政区划数量的百分比越高, 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该市的书院发展情况较好。除了张家口和承德, 另外9个城市的县级行政区划的书院覆盖率都高于60%, 石家庄竟高达100%, 各个县市都有书院建置。与明代相比, 县级行政区划书院平均覆盖率由44.12%增长到72.60%, 同比增长近30个百分点, 并且可以明显看出, 除了张家口和承德, 其他城市均是书院发展良好的地区。这种情况反映了河北书院在清代普遍发展, 呈现出较为繁荣的景象。但是, 从各个有书院建置的县的地域分布情况进行深层次上的分析, 依然可见地域分布不平衡的基本特征。以下分别对各市的地域分布情况进行详述。
石家庄的县级行政区划每个都有书院分布, 总体上分布均衡。有两个县分布3所书院, 三个县分布2所书院, 其余各县均分布1所。可见, 清代石家庄书院分布十分均衡, 已经全面普及。
张家口有书院建置的县级行政区划比明代相比发生变化, 即以前的涿鹿清代没有书院分布, 有书院分布的新增万全县、蔚县两县。可见, 清代张家口的书院地域分布与明代并无差别, 书院还是主要集中于中南部, 北部依然是空白地区。所以, 清代张家口市的书院分布依旧不均衡的。而其有书院建置的县所占比例仅为46.51%, 虽然有所发展, 但落后于其他地区。
在上表中, 秦皇岛有书院建置的县所占比例及分布依旧, 因此清代秦皇岛市的书院分布仍不均衡, 书院发展情况一般。
唐山有书院建置的县增加到5个, 在唐山东西南北各部分均有分布, 说明清代唐山书院分布有所扩大, 书院发展较快。
廊坊有书院建置的县增加到7个, 所占比例增加到87.50%, 与前代相比有很大发展。这些县市基本涵盖了廊坊大部分地区, 书院的地理分布趋于平衡, 书院发展较快。
保定有书院建置的县级行政区增加了11所, 所占比例增加到86.36%。这些县涵盖了保定的大多数地区, 分布比较均衡, 说明保定市的书院发展很快, 发展水平较高。
沧州有书院建置的县增加了3个, 分别是位于沧州东部的盐山、北部的青县和西部的肃宁, 使得清代沧州书院分布进一步扩大, 趋于平衡, 但与其他地区相比书院发展水平不高。
衡水有书院建置的县所占比例为70%, 增加两个县, 分布更加均匀, 说明衡水市清代书院的分布也更均衡, 书院发展程度较高。
邢台有书院建置的县增加到12个, 所占比例在总数的70%以上, 而且涵盖了邢台市的大部分地区, 分布十分均匀。因此, 清代邢台地区的书院进一步发展, 分布更加均衡。
邯郸有书院建置的县共10个, 占66.67%, 是唯一一个下降的地区。这说明清代邯郸地区书院规模有所缩小, 虽然分布也较均衡, 但发展水平一般。但是书院数量很多, 综合分析, 清代邯郸书院发展程度依然较高。
总之, 从各个地级市内部来看, 可以分成三个等级:书院分布均衡的石家庄、保定、廊坊, 发展水平很高;分布较均衡的衡水、邢台、邯郸、沧州、唐山, 发展水平较高;书院分布不均的张家口、秦皇岛, 发展水平较低。这一划分结果较准确地反映了清代各市内部书院发展的情况, 即内部不均衡的特征减弱, 地区差别缩小, 反映了清代河北书院获得普遍发展。
三、时间分布特点
白新良先生认为:“清代书院以其自身发展情况大致可分为四个历史时期, 书院渐次恢复和发展的顺康时期, 书院急剧发展的雍乾时期, 书院逐渐衰落的嘉、道、咸时期和短暂恢复并最后废止的同光时期。”根据搜集的文献资料, 清代河北共有书院172所, 其中6所具体创建年代不详, 另外166所书院的创建时间分布列于表4。
从数字发展规律上来看, 我们会发现, 这与白新良先生等有关学者总结的清代全国书院的整体发展趋势基本一致。从顺治初到雍正中期, 河北书院渐次恢复, 乾隆年间达到最高峰, 嘉庆以后开始衰落, 在书院发展的最后时期出现短暂复兴, 但是随着清政府的衰落, 曲折发展的书院终于结束了千年发展的历程。
从表中可以得出, 清代河北书院的发展情况与全国一致, 各个朝代创建数量差别仍然较大, 分布不均。
综上所述, 清代河北书院的地域分布逐渐扩大, 分布不均的特征一直存在, 但逐渐减弱。河北书院在清代取得较大发展, 地域分布由点及面, 在各个地区逐渐普及, 反映了清代河北书院的进步。
摘要：书院是中国历史上一种独特的教育组织形式, 同时也是传统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河北省素有“燕赵”之称, 历史悠久, 人才辈出, 文教事业也一直处于较为发达的水平。河北书院经过唐宋元明几朝的发展, 于清代进入鼎盛时期, 成为当时最普遍的教育机构, 且分布区域扩大到河北各个地区。
关键词：清代,河北,书院,地域分布
参考文献
[1]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M].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1995:122.
[2]吴洪成, 刘园园.河北书院史[M].河北大学出版社, 2011.
[3]刘园园.清代河北书院研究[D].河北大学, 2012.
清代开封书院教育探析 篇2
关键词清代开封书院教育
中图分类号:G40文献标识码:A
清代开封乃河南省会置所,拥有众多的书院文化教育机构,其中以大梁书院、彝山书院、明道书院等最为著名。这些书院的资金来源、管理模式以及教学方式等比较先进,颇具特色,并对清代开封的文化教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 清代开封书院的资金来源
清代开封的书院大都由官府创建,由士绅个人创办的很少。这些书院,除彝山书院归开封府管外,其余均由河南省管辖,官学化很明显。但是这些官办书院的经费来源则是多渠道的。
1.1 政府拨款
据《清会典》记载:每年拨给“河南大梁书院二千九百七十三两”银子作为办院经费。“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由地方官拨给公款经理。”①雍正十一年(1733),总督王士俊、市政史习承祖对大梁书院又加重修,“改建为省城书院,赐帑金”。②《彝山书院经费章程》载:清道光十年(1830),“议十五属捐款每年共银五百一十八两,由各属经解府库”;③道光二十五年(1845)“开封府十五属每年应解经费银五百一十八两”,“书院每年裱糊一次及天棚铺垫、岁修房间,由祥符县捐发”。④《明道书院续章程》载:“书院归开封府兼管,所有奏明每岁由大梁书院节省饭银项下,拨给经费银六百两,即由开封府按季向粮道署支领。”⑤可见,官府拨款是书院资金的重要来源,书院官学化的特征比较明显。
1.2 个人捐款
个人捐款也是书院资金的重要来源。同治十一年(1872),巡抚李鹤年捐给彝山书院“银5000两,为学生膏火费;又捐银1000两,增修山长居宅”。⑥《明道书院续章程》规定:“大学士、尚书每任捐银一千两,总宪、侍郎每任捐银五百两,卿寺、御史、给事中捐银二百两,翰林、郎中、员外主事每任捐银一百两。督抚每任捐银一千两,学政每任捐银五百两,藩司捐银八百两……以上各款,到任限六个月内送院,如迟,由提调专差走取,此示。”还规定:“凡由书院肄业诸生出仕者,通知续捐,以备扩充添修及后来之用。”⑦可见明道书院扩大了资金来源,捐款者主要是在任官员,且从某种程度上讲这种捐款具有强制性,它保证了经费来源的稳定。
1.3 学田租款
书院的学田和本金利息也是书院的经费来源之一。清初的大梁书院拥有学田17顷,游梁书院拥有学田5顷。《冯泌改建游梁书院碑记》云:“知县张淑载又拨给河滩地亩五顷以供公费……又查给河岸马家庄地方成字二区地四顷十三亩,成字三区余地八十六亩,将所应入谷麦分为十股,三股为修葺祠宇之费,府学教授存贮关县备用七股,给奉祀生为岁时朔望焚香供祭诸费及奉祀生养瞻之资。”⑧道光十年(1830)《彝山书院经费章程》中写道:“议发当生息本银二千两,不加闰,每年应得息二百八十八两,由各属催商,按季批解府库。”⑨道光二十五年(1845)重定彝山书院经费云:“当商量缴息银五百五十两,又二十四年发当本银一千六百两,缴息银二百九十二两,三共银一千二百六十两”。⑩通过官府拨款、个人捐款和学田租款,开封书院能够获得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这有利于书院各项活动的正常开展。
2 清代开封书院的管理
从管理模式上来看,清代开封书院作为与中国古代官办教育并行的教育系统,有自己的特点。
2.1 招生范围扩大,取消阶层和地域限制
首先,书院打破了官办学校多向上层贵族子弟开放的藩篱,民间“……子弟之能读书者,必加意优恤”,豘这就使下层人民子弟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其次,书院在招生上打破了只限本地生徒的限制。“道光五年(1825),巡抚程祖洛迁建,课全省举贡生童,八年(1828),童生月课移彝山书院。”豙招生阶层、地域限制上的取消使得书院的人数大增,规模也相当可观。彝山书院“生徒年终县试者少则20多人,多则30-40人”,豛“每值漕试之期,多士云集,斋舍不能容”。豜“课全省举贡生意”的大梁书院书院“光绪末年肄业诸生二百名”。豝明道书院规定:除自有膏火者外,得两人介绍,皆可入院。“遂至肄业者常数百人,庠舍至不能容,因辟名抚祠,皆为学生住宿之室”。豞文化重心的下移,有利于教育的普及,有利于河南特别是开封广大市民文化素质的提高。
2.2 管理严格,注重真才实学
虽然招生在阶层和地域上的限制取消,但书院仍有严格规定。道光二十二年(1842),彝山书院重定章程明确规定:“开印后,监院禀请本府发给各州县示谕。祥府童生,取同考五人在结,外州县童生各带本处科岁考原保廪生结为凭,方准在书院肄业。”“未过本州县考者,不准在书院肄业”。同时还“派斋长专司稽查假冒……倘若录取后,有人指出某人系冒名者,将互结之人一并扣除,斋长失察,罚一月薪水。”豟明道书院更是要求“凡肄业举贡生员,均由学政采访学行,酌量调取,宁缺毋滥”。豠这些规定都较有力的保证了招生上以及毕业时的客观公正。此外,书院还对生徒的日常行为、思想品行甚至请假都作了全面细致的规定,这些规定对培养品学兼优的人才极有帮助。
2.3 教学组织规范,管理队伍完善
清代书院在管理上日臻完善,书院管理人员一般由院长(也称为山长)、主持(也称为主讲)、监院、斋长、司书吏等组成。院长是书院的学术带头人兼行政首脑,主讲是传道授业解惑者,但一般情况下院长往往就是主讲。他们必须有较高的学识和较好的德行,由地方官礼聘或由地方公众聘任。清末山东进士丁守仁、中牟翰林仓景愉、祥符翰林顾琳、顾璜都曾任大梁书院院长。监院是仅次于院长的职事,实际上往往处于行政首脑的地位,他是官方在书院的代表;斋长多由优秀生徒担任,管理学生工作并领取服务津贴。清代开封书院形成了以院长为总负责,以监院为监督,保证了书院的正常运行和发展。
道光八年(1828),彝山书院对本院人员的薪水作出明确的规定:“院长脩金二百两,膳金八十两,三节礼共银十八两。临院薪水银三十五两,童生内正课十名,每名一月一两五钱,童生副课二十名,每名每月五钱。每月府官课一次,奖银二两,每月县官课一次,奖赏二两。”豣清代开封书院的管理日益规范,这对书院的正常运作,生徒的公平竞争、积极投身学习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3 清代开封书院的教学特点
3.1 因材施教,教研结合
历代书院均是大批文人学士聚集的地方,其创始人或主讲人大多是地方著名学者、仕途失意的归隐者或学问渊博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退休官员,因此在教学中和办学理念中与官学中有着明显的区别。书院讲究实用,因材施教,注重人才培养,学术思想更自由,允许不同学派的人来书院讲学,强调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主讲者一边讲学教授生徒,一边进行学术研究、著书立说,教研相彰,研究成果就是讲学的内容,充分发挥了师生的特长,为学术创新、生徒成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书院由于主讲者的思想不同,其学风也各异。清代著名学者张沐、耿介等曾任大梁书院主讲,大梁书院先是热衷宋明理学,到清中叶,逐渐扭转学风,注重汉学、考据、金石之学,书院藏书也开始偏重于汉学、金石。明道书院规定“学文先忌分别门户,诸生各有师承,学术不必悉合”,“心术能正取古人之长,略古人之短,求其是,皆属学文。”豤书院讲学亦不拘一格,凡有志于学者,均可来院求学,在院生徒少则几十人,多则几百上千。张沐、耿介在大梁书院讲学时,“两河之士,蠢然归之,为所成就”。豥
3.2 传播西学,开启民风
书院作为开封的主要教育基地,对开封城市的社会风气具有引导作用。同治以后,书院藏书开始变化,由传统的经史百家之书为主,变为传统经典与反映洋务、新学、时务、西学的书本并存。由于书院藏书利用率高,可以让更多的人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在近代学堂开设之前,书院实际上扮演了传播西学的角色,这是开封书院最明显的办学特点。
清代遵义的书院教育研究 篇3
一、清代遵义书院教育发展概况
清朝初期对书院教育加以严格限制, 政府曾经下令不准创办书院, 所以这一时期书院发展缓慢。康熙年间开始, 政府对书院教育的禁令才开始放松。雍正十一年, 皇帝谕令督抚在省会设立书院, 政府禁令一开, 使得清代的书院在雍正后期开始高速发展,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达到顶峰。作为贵州文教相对发达的地区, 遵义的书院也在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发展起来。
整个清代, 遵义共有书院28所, 这些书院在今遵义所辖的各县市都有分布。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轨迹, 可以划分为初创期 (康熙年间) 、全面发展期 (雍正乾隆嘉庆道光) 和低落转型期 (咸丰嘉庆同治光绪) 三个阶段。其中第一个阶段是康熙年间 (初创期) , 这一时期遵义的书院教育刚刚兴起, 共创立了2所书院:启秀书院和培英书院, 这两所书院的规模都较小, 管理不够完善, 影响也比较小。第二阶段是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 (全面发展期) , 这一阶段遵义共创立了18所书院:古凤书院、洋川书院、龙泉书院、怀阳书院、双城书院、湘川书院、他山书院、鼎山书院、培基书院、儒溪书院、新添书院、淳化书院、罗峰书院、三台书院、养正书院、鸣凤书院、萃华书院、湄水书院, 不仅书院数量增加, 分布范围更广, 而且书院在教学、管理等方面也趋于成熟, 书院的影响扩大。第三阶段是咸丰嘉庆同治光绪年间 (低落转型期) , 这一阶段遵义共创建8所书院:安溪书院、修文书院、松江书院、柳湖书院、培元书院、味经书院、小书院、太白书院, 这一时期, 受国内局势的影响, 遵义书院发展缓慢并最终改制, 书院教育退出了历史舞台。
二、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主要活动
1. 清代遵义书院的教学活动。
书院的教学内容。清代的遵义书院已经成为科举应考的重要场所, 所以教学内容也主要是科举考试的一些基本内容。乾隆元年上谕中指出“仿分年读书之法, 予之程课, 使贯通乎经史”[1], 而后, 乾隆十年又规定, 山长在书院教育中, 要根据学生的资质进行教学。资质一般的, 要先教授八股文, 学有余力的再学习四书五经, 资质优异的, 除八股文以外, 还要学习经学、史学、治术诸书。每月的考课, 以八股为主, 或论或策或表或判, 有山庄根据自己的教学具体安排。因此, 清代遵义的书院, 教学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和四书五经。
书院的考课。清代书院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官学, 承担起了应对科举考试的重要任务, 因此清代遵义书院真正的集体讲授已经很少, 而主要以考课为主, 为科举考试做准备。从地方志的记载可以看出, 书院里的学生, 平日通常都是自学为主, 定期进行考课。很多书院都有自己的考课制度, 一般是每月考课两次, 一年十六次, 根据考课的成绩可以领取一定的奖资。如遵义府古凤书院规定:“每月初二、十六分别举行官课和堂课, 根据考课成绩取前十名给予五百至一百文不等的奖励;每次考课, 要求作文一篇, 诗一首, 外加策论一道, 有抄袭舞弊者, 概不录用。”[2]可以说, 考课是清代遵义书院最主要的教学活动。
2. 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
藏书是书院重要的活动之一。有关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情况, 各类资料的记载不多, 但根据相关内容, 我们可以推知一些情况。如乾隆年间, 古凤书院建有藏书室, 由此推知, 该书院应该有一定数量的藏书。嘉庆时, 周际华在湘川书院讲学时题诗:“书多苦日短, 衣破觉风尖。”[2]湘川书院当时已经有一定数量的藏书。不少书院还有书籍管理制度, 如鼎山书院就有专门的制度规定了书籍的管理、借阅、书籍管理人员的报酬等, 可以看出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已经逐渐规范。但总体而言, 清代遵义书院的藏书活动比较落后, 很多书院不仅藏书数量少, 而且由于管理不善等多种原因, 书籍毁坏严重, 如湘川书院“咸丰间杨逆为灾, 书院并书籍皆成一炬”[2], 本来就少的藏书再加上损毁严重, 真正能用于教学的书籍就更少了。
3. 清代遵义书院的供祀活动。
供祀活动是书院一个重要的内容, 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清代遵义的书院通过供祀活动, 主要是为生徒树立道德典范, 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 体现崇贤尊师的优良传统。清代遵义的书院, 在供祀对象上各不相同, 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祭祀本乡本土的文化先贤。主要是供奉与本乡本土有关的、德行高尚的贤士大夫。清代贵州书院的供祀的文化先贤中, 尹道真是最常见的一个, “黔省城向建书院, 皆崇祀先生 (尹道真) ”[2], 以表现对这位文化前贤的崇敬, 为生徒树立榜样, 因此, 遵义的很多书院都供祀尹道真, 如湘川书院, 古凤书院等。二是祭祀学派宗师或先贤。祭祀学派先贤的目的, 是为了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 表明本学派的学术渊源。清代遵义书院以儒家经典为主要教学内容, 孔子自然是书院祭祀的对象之一, 如鼎山书院就有每月初一参拜孔子的相关规定。“黔中王派”嫡传弟子及再传弟子创办的书院, 大多祭祀王阳明, 实质上也是为了表明自己的学术渊源。三是对祭祀创建书院有功的人, 即把书院创建和发展过程中为书院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作为祭祀的对象, 如湘川书院供奉创建者刘诏升神位。书院的这一供祀行为, 既是出于纪念的目的, 同时也是告诉书院学生不辜负前辈兴学育才的心意, 激励学生努力学习。
三、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影响
1. 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
清代, 官学逐渐困顿, 单靠官学很难适应国家对人才的需要, 遵义书院的发展, 弥补了官学教育的不足。乾隆元年上谕称:“书院之制, 所以导进人材, 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庶人材成就, 足备朝廷任使, 不负教育之意”[3], 由此可见, 清政府已经把书院看做一个培养人才的重要基地, 希望通过书院这种“古侯国之学”来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清代, 政府大力发展书院教育, 通过规范山长聘选、生徒管理、教学内容等使书院教育逐渐官学化, 清代遵义的书院, 在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成为培养应试之人的重要场所, 是人才输送的一个重要渠道。
2. 推动了遵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 推动了遵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莫与俦主讲遵义湘川书院, “其所造就的学术人物, 如莫友芝于音韵、目录、版本, 郑珍于三礼、说文解字, 萧光远于周易, 莫庭芝于训诂, 均各有专精, 成为名儒”[4]。道光、咸丰年间, 郑珍和莫友芝先后在遵义湘川、启秀书院讲学, 造就的文化人才有遵义沙滩文化的代表黎庶焘、黎庶蕃、黎庶蕾、黎庶昌、黎兆祺等, 还有知名作家和学者赵廷璜、郑淑昭、郑知同、胡长新、姚濬昌、王藻章等, 对遵义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另一方面促进了贵州文化教育风气的形成。清代遵义书院培养的人才, 涉及文化教育的各方面, 这些人薪火嬗传, 使得遵义学术氛围之浓, 在全省居于前列。
3. 促使教育对象更加广泛。
清代, 遵义社会经济极不发达, 人民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很少。尽管改土归流以后政府大力兴学育才, 但受教育者仍然十分有限, 尤其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接受教育更是难上加难。清代遵义书院教育大发展, 先后创建了28所书院, 这些书院广泛分布在今天遵义所辖各县市, 使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 由于遵义很多书院都设有膏火产业, 前来肄业的生徒都有一定比例的膏火, 还能根据平时的考课成绩领取一定的奖资, 这对于很多贫困人家的子弟接受教育, 无疑是大有裨益的。如莫与俦在遵义讲学期间, 各县生员纷纷前来求教, 由于求学者众多, 校舍两次拓宽。
4. 推动了遵义各县市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
遵义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在遵义广泛分布着仡佬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 这些少数民族历来文教事业比较落后, 受教育的机会有限。清代遵义书院的发展, 已经延伸到了遵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 如正安州 (今遵义正安县) 雍正十一年建古凤书院, 仁怀直隶厅 (今赤水市) 嘉庆十三年创立养正书院, 思南府务川县 (今遵义务川县) 道光年间建淳华、罗峰书院, 石阡府龙泉县 (今遵义凤冈县) 乾隆二十二年建龙泉书院, 平越直隶州 (今余庆县、湄潭县) 在乾隆道光年间建他山、湄水书院。这些书院的建立, 使遵义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弟有机会接受教育, 学习到先进的文化知识。清代遵义书院教育的发展, 对推动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摘要：清代, 遵义的书院教育围绕教学、藏书、供祀三大活动展开, 在弥补官学教育的不足、促进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促使教育对象扩大化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清代,遵义,书院
参考文献
[1]清实录高宗实录 (卷20) [M].中华书局影印本, 1987.
[2]周恭寿.续遵义府志[M].遵义市红花岗区地方志办公室, 2000.
[3]陈谷嘉.中国书院史资料[M].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清代安顺书院简论 篇4
综合有关记载，可知安顺的书院创设于清初康熙年间，代表者为双明书院。《安顺府志》记载，双明书院康熙三十年建，而维风书院继起于雍正十年，随后，创修书院代不乏人。合而计之，清代安顺总计有双明书院、维风书院、习安书院、治平书院等13座书院，各州厅县均有分布，平均每地2座强。
安顺书院的创设不仅得力于地方政府官员，更得力于民众的支持与襄助。在创建及扩建书院时，我们总能看到民众，尤其是地方知识分子和乡绅活跃的身影。如：嘉庆二十三年，贡生王洪镇、罗运昌、修武谟等倡邀同学积极呈请永宁知州李炟复建维风书院，道光元年扩建时，当地官民捐银千余两；道光八年，郎岱厅士绅张懋德等人捐建岱山书院讲堂等；道光二十三年重建双明书院时，“绅士孙玉峰等捐修”；而修习安书院时，杨时泰“义捐多金”。
随着书院的不断创设，它们与义学等互相配合，有力地推动了安顺教育事业的发展。《维风书院碑记》说“一时人才辈出，进士吴公鑑斋、孝廉李公伯华其首选也”，而“太史袁凤阶、中书梅雨亭、进士杨茂材”则出自习安书院，“其他登贤书膺选拔者不胜屈”。
至晚清废书院改建学堂时，安顺的书院也纷纷改为各类学堂，逐渐由传统教育转型为近代教育。
综观安顺书院在清代的发展情况，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特征：
一、道光时期为创建兴盛期
安顺书院在清代的勃兴期为康熙年间，以后代有创修，但若综合考量数量、规模等因素，我们认为道光时期为其创修的兴盛期。其中凤梧书院创设于道光四年，岱山书院创设于道光八年，梅花书院创设于道光十八年，凤仪书院创设于道光二十二年。道光时期首创书院占整个书院创建总数的30%。此外，道光时修、添建书院基础建设，扩大规模，也是一大亮点。如维风书院虽创设于雍正十年，但在道光年间增建了学舍十间等，并添置学田以资膏火，创设于嘉庆二十年的治平书院也于道光年间不断添建讲堂和学田。
二、书院官方化色彩浓厚
我们虽已经述及在创设、添建书院时，地方民众，尤其是地方知识分子和乡绅十分活跃，可这掩盖不了书院浓郁的官方化色彩。这可从创建者、书院经费来源、主持人延聘等方面来说明。
从书院创建者来看，清代安顺之书院完全由政府主持修建，未发现有私人创建书院的迹象。如维风书院由永宁州知州陈嘉会创建，复建时得到了时任知州李炟批准，习安书院由普定知县王雨溥创建，治平书院由安平知县陈嘉祚创建，梅花书院由归化厅通判谭炜创建，凤梧书院由清镇知县杨以增创建。双明书院于创设时虽不载何人，但重建时却由镇宁知州严耿、汪自修捐廉倡修。
从书院主持人延聘来看，各书院主持人山长均由地方政府遴选聘用。如：《平坝县志》载习安书院山长由知县王雨溥聘请“延宿儒赵公懋功以主之”。其实不光是书院山长，教师、管理人员等也均由政府聘用。同时，政府还选派“监院”来加强对书院管理。
以上均说明清代安顺书院的主导权被政府牢牢地掌控在手中，较之其他存有私立性质书院的地方而言，书院官方化色彩极其浓厚。
三、政府重视书院教育
在书院官方化的同时，我们应注意的是政府非常重视书院教育。原因在于：（1）书院完全由政府管理，或者由政府创建，政府重视是势之必然；（2）各行政长官多为读书人出身，十分关注书院这样的文教事业的发展；（3）地方政府深知书院教育的重要性，以此来教化百姓、移风易俗。
政府重视书院教育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这里仅讨论书院山长之遴选及地方长官亲主讲席两点。山长是政府派驻书院的主要管理人和教授人，因此对此类人选的择取极为慎重，一般均遴选“品学兼优，为众所推服者”。习安书院山长赵懋功即为名重一时的“宿儒”，而另一位主讲习安书院的齐超渭亦是学识渊博，学者称健庵先生。与此同时，因地方行政长官多为读书人出身，文理优长，所以雅重书院，常亲为主讲，以培士风。如出身于举人的刘嗣矩官永宁州时，“亲主讲席”；出身于进士的侯大受官清镇时，首以培植人才为务，为生童解题义，不惮其烦；出身于优贡的王存成官清镇时，也是频至凤梧书院，时登讲堂。
四、凸显少数民族教育
贵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因此教育不仅指向汉族，更指向少数民族。政府旨在通过教育来“教化”边民，移风易俗，从而巩固统治，维护统一。清初贵州巡抚田雯说：“全黔边徼遐陬，民苗杂居，礼让未兴，剽悍成习……以敦崇学校为先，盖学校之关系，乃风俗人心之根本”，“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心、变风俗”。安顺亦复如是，历任官员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教育来教化百姓，使之晓习礼乐，从而成为清廷的良民顺民。
《邵鸿儒清厘岱山书院记》云，书院“实欲以名教相维”，“共跻圣域，同归于善”，不仅仅为“进取科名而设”。这彰显了设立书院的初衷在于教化百姓。但需注意的是，前此“洎乎夷家仲民，莫不讲求儒教，移风易俗，蒸蒸日上”一语，其意义为：一，书院正视了“夷家仲民”环顾这样一种少数民族众多的民族环境；二，随着对少数民族教育的重视，少数民族不断浸染于“儒教”，以至于“移风易俗，蒸蒸日上”。维风书院名为“维风”的原因，即在于永宁“其风劲，其性刚，吾人歌风肄雅，以诗书之泽，化侨野之习”。当然我们认为这“其性刚”主要指少数民族的刚健之民风，而书院的创建者正是希望通过礼乐教化，移风易俗，柔化土著剽悍的民风。
摘要：书院是安顺地方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细观有清一代安顺书院的发展历程, 可发现其虽创建较晚, 但仍能稳步发展, 并以培养人才、移风易俗为要务, 成绩斐然。细致研究这一时段的书院教育, 可以为现今地方教育, 尤其是民族地区教育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清代四川的书院 篇5
关键词：书院,既存研究,云南,清代
书院作为中国自唐代开始盛行的一种教育方式, 在我国各地的教育发展上起着突出的作用。清代是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 书院作为祭祀、教学、藏书的场所, 成为各地文化和学术的重镇;同时, 清代又是旧有教育制度即将转型的时期, 书院在清末迅速被新式学堂所取代。所以清代的书院有着兴盛与衰亡两方面并存的鲜明特征, 蕴含着丰富的研究价值, 引发学界广泛的研究兴趣。清代云南书院藏书丰富, 制度严明, 为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相关研究成果丰富、对其进行审视有助于拓展书院研究的视野和空间。
一云南清代书院的发展
云南地处西南边陲, 远离中原文化区, 加之民族众多, 多元文化交互, 社会发展水平与汉文化流布情况因地而异, 但云南的书院文化源远流长, 有着清晰的萌芽、发展、兴盛与衰微的发展轨迹。早在汉武帝时期, 云南就出现了官学和私学, 据《新纂云南通志》载“韩说于元狩间 (公元前122年~前117年) 使滇兴学”, 说明官学略早于私学。南诏及大理国时期, 汉儒文化在云南广泛传播, 南诏时期设有文学堂, 大理国时期寺院兼做儒学教育的学校。到了元代, 赛典赤入滇, 在云南大建文庙, 设立学庠, 大大促进了云南教育的发展。云南有史可考的第一所“书院”:一说是明弘治元年 (公元1488年) 腾冲县的秀峰书院, 另一说是明朝弘治十一年 (公元1498年) 大理府浪穹知县蔡肖杰在县城北 (今洱源县) 建立的龙华书院。之后, 书院陆续在云南的各府州出现。有学者统计, 明代云南全省有书院七十余处。在清一代, 云南的书院数量达到高峰, 制度完备, 运行机制也臻于完善。据统计, “清代云南共兴建226所书院, 尤以康、雍、乾三朝建立的最多, 计有105所, 占清代所建书院的46.5%。”鸦片战争前后, 云南的书院开始发生变化, 起初“沿袭明代旧制, 学校与科举平行, 教育为科举服务, 儒学、书院、义学在原基础上继续发展;后来, 各类学校不断发生变化, 新式学堂纷纷建立。”至此, 书院被采用新兴教育模式的新式学堂代替, 书院制度开始逐渐瓦解。虽然书院伴随新旧交替的社会变革与学术转向而走向终结, 但在云南的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引起后世关注较多的书院有五华书院、育材书院和经正书院。
1. 五华书院
五华书院建于1733年, 据尹继善所撰的《新建五华书院碑记》记载:“雍正十一年, 特谕天下督抚建立书院……乃就五华山址, 新建官廨, 辟讲堂, 增学舍……”。“五华书院旧在府治西北, 明嘉靖间巡抚王启建, 久废。清雍正九年 (公元1731年) , 总督鄂尔泰为‘聚三迤十四府秀良之士而藏修息游其中’, 乃奏设于五华山之麓, 因以为名。”五华书院有着较好的学养和相对丰厚的资金, 是云南省清代较早也较重要的书院之一。
2. 育材书院
育材书院由总督蔡毓荣、巡抚王继文建于康熙二十四年 (公元1685年) , 又叫做昆明书院, 在城南门外慧光寺左。康熙四十二年 (公元1703年) , 御书“育材”二字赐匾悬挂。育材书院与五华书院在人员和规章方面比较相似, 但育材书院成就略逊于五华书院, 据《五华、经正、育材书院考略》称“惟车文富、汤立贤、周长清”等人较为有名。
3. 经正书院
经正书院建于光绪年间, 是继五华和育材书院后云南又一个著名书院。据《经正书院课艺序》载, 为“正兴文教为亟务”, “度地于翠海侧湖山清旷之区, 创建书院, 专课今古之学, 曰经正书院。”经正书院曾十分兴隆, 当时修建有藏书楼, 购买了众多的书籍储藏其中, 并聘请“品粹博学之儒”为主讲。据《宦滇存稿卷一议订经正书院条规详文》、《宦滇存稿卷二中原典经正书院课艺序》等文记载, 经正书院还有十分完备的学规制度。经正书院曾培养出众多著名学人, 在云南教育史上地位较高, 反映了清代云南书院发展的程度。
以上三所书院有政策支持和国家扶持, 有较为规范的学规和较大的藏书量, 对云南学术与文化影响较大, 是云南清代书院中的代表。至清代末期, 三所书院逐渐被新式学堂取代。
二云南清代书院既存研究关注的主要方面
云南省清代书院的成果数量众多, 涉及书院发展得很多方面。从现有成果看, 对云南书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书院制度
书院作为旧有教育、祭祀、藏书的场所, 有一套较为完整的制度, 这些制度深刻影响着书院学规、管理章程和教学理念, 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历来都是研究清代书院的一个主要方向。
清代云南书院的学制十分严格, 且各具特色。如在《议订经正书院条规详文》一文中就对经正书院的学规有非常详细的记录。其中有六条重要的规定, “一为课分内外, 以期群才皆奋也”;“二为考廉举贡, 以期造就天遗也”;“三为别其升降, 以藉昭激劝也”;“四为严其纠察, 以实征诵法也”;“五为勤听受以重师承也”;“六为设员役以资经理也”。可见书院的规章制度从课程排布、考试政策、纠察制度到经费管理一应俱全, 内容详细且包罗广泛。
清代书院的各类规章制度大多是在吸收原有教育制度加以整理和舍取综合而来的。如经正书院的规定就是“采取历代乡学、国学及各省书院成法, 而参以现在之宜”, “一切详细学规, 应仍候山长核定”。这样一来, 书院的规章制度均有共同的渊源和一个大概的范本及总规则, 使得书院有着相似的特征和教育模式, 同时又因书院地域的差异和风气的不同, 学规又各有差异, 显示出每个书院的独特之处。
书院制度反映书院的内涵, 影响后期教育制度的沿袭与革新, 现今对其研究已比较充分。对书院制度的研究主要有:段德龙的《云南古代学校教育》, 肇予的《五华、经正、育材书院考略》, 古永继《清代云南官学教育的发展及其特点》, 党乐群的《云南古代的学校》等。此外, 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 党乐群编著的《云南古近代学制》以及朱有献主编的《中国近代学制史料》 (第一辑) 等, 也收集了与云南书院制度相关的大量文献和资料。
2. 藏书制度
藏书与教学并重, 是书院的另一个重要功能, 成为对后世影响较大的一个方面。对书院书籍的保存制度、借阅制度以及书籍来源和后来去向的研究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云南书院藏书方面的大量史料主要保存于尹继善撰《新建五华书院碑记》, 陈灿撰《经正书院课艺序》、《议订经正书院条规详文》, 《滇系·艺文》 (第五卷) , 吴自肃纂《云南通志·学校志》, 李春龙、王珏点校的《新纂云南通志》 (第六卷) , 《袁嘉谷文集》 (第一卷) 等文献中。邓洪波1995年主持的国家八五重点图书规划项目《中国书院制度史研究》及《中国书院史资料》, 收集了很多与云南书院藏书书目有关的资料, 其中有《五华书院藏书目》, 这个书目载于光绪二十七年 (1901年) 刊《昆明县志》 (卷四) , 反映了五华书院的藏书、刻书情况。该书目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院藏御赐《古今图书集成》, 第二部分包括经部、史部上 (正史) 中 (编年) 下 (志书) 、子部上 (儒家) 中 (杂家) 下 (类书) 、集部上 (总集) 中 (别集) 下等10个部类, 第三部分为“旧存诸书”目录, 第四部分为“续增储书”目录, 第五部分为嘉庆七年至道光十一年增置书目, 第六部分为院藏书板目录, 第七部分附“字帖”目录。邓洪波的研究成果还提到了育材书院的藏书状况。总体上看, 这是对云南书院藏书状况较为全面的调查和研究。有关云南书院藏书的研究还有:王水乔的《云南藏书史略》, 肖东发、钟洪、王波合著的《中国古代书院藏书概论》, 何俊伟的《云南古代书院藏书的历史与特色》, 邓洪波的《云南书院藏书目录集要》, 以及王卫国的《古代书院藏书管理及利用管窥》等。
云南清代书院藏书的特征: (1) 内容上多属儒学经典, 对边地汉文化认同起到了促进作用; (2) 不注重版本而注重流通, 从而改变了藏书家藏而不读的旧有现象; (3) 藏书借阅制度较为完善, 对书籍的保存、来源都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如刊刻、赠阅、编纂等; (4) 云南书院还保存有地方民族文化资料, 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少数民族史料的保存和利用, 并丰富了后期图书馆的馆藏。
3. 云南书院的发展与转型
清代是云南书院发展的鼎盛时期, 同时又是旧有教育制度即将转型的时期。云南书院的繁盛主要体现在丰富的藏书和严明的制度等方面, 但同时, 清代书院在清末迅速被新式学堂所取代。西学的传入和新一代学人的诞生, 无一不是对旧有书院制度的巨大冲击。关于云南清代书院转型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对云南书院发展历史及脉络的关注也很多。主要成果有:李天凤的《明清云南书院发展述略》, 刘光智的《云南书院及其向学校的转化过渡》, 肇予的《五华、经正、育材书院考略》等。清代云南书院发展与转型的史料主要分布在一些地方志、教育类著作中, 如《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云南通志·学校志》等, 以及白新良的《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 薛梅的《云南五华书院的研究》, 还有云南省教育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的《云南教育大事记》, 杨才林的《民国社会教育研究》, 教育部中国教育年鉴编审委员会编的《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等。
上述三个方面并不能概括云南书院研究关注的所有主题, 事实上, 学界对书院研究的兴趣点还有很多, 一个主题往往可以延伸出各种子命题。如对单个书院的研究或是对书院中著名人物的研究也较为突出, 主要有:肇予的《五华、经正、育材书院考略》, 温梁华的《云南经正书院及其几位著名人物》, 以及薛梅的专著《云南五华书院研究》等。还有对于一些古籍中相应书院史料的考证研究, 如对尹继善撰《新建五华书院碑记》、陈灿撰《经正书院课艺序》和《议订经正书院条规详文》以及《杨玉科捐置西云书院碑记》、《新建普洱府宏远书院记》等的研究。对书院的研究还涉及其他主题、如书院如何获得经济支持和藏书来源、书院如何从寺院征得土地、如何得到书籍捐赠, 如何建设等。此外, 对于书院的社会影响的研究, 也同样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书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社会的学术风气, 学人在书院中接受知识, 同时也习得书院的气质, 将这一学术风气传到社会中去, 影响着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中共有的氛围。
三云南清代书院研究的新空间
对书院学制、藏书制度、历史沿革与转型等方面的研究是书院研究的传统取向, 这些传统取向为书院研究积累了丰富的成果。审视书院研究的传统取向, 可以看到书院研究的空间还非常广阔。
1. 书院与滇学发展
清代儒学的转向和后期西学的传入, 是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的重要节点和阶段。云南书院在这段时期体现出的繁荣态势促进了学术的创新和交流, 为后期新式学堂的建立打下了一定的藏书和制度基础, 也成为后期滇学的渊源。如袁嘉谷等著名学者, 不仅促进了云南书院的发展, 丰富了书院藏书, 同时还引领了滇学的发展, 使得云南独特的文化样态得以彰显。对书院如何引领滇学的发展这一问题的考量, 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
2. 书院兴衰与教育遗产的传承
清末新式学堂的兴起是中国学人对西方先进教育制度的学习和接纳, 同时也是对旧有教育制度的继承和反思。书院制度作为旧有教育制度的核心, 与科举制度、考试选拔制度, 甚至中央政治机制和制度都息息相关。随着书院制度的瓦解, 发展到鼎盛的八股取士也在清末灭亡。清末书院兴盛与衰亡的原因及其与中国古代人才的培养方式和选拔制度的联系, 是批判继承书院遗产的关键,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3. 作为文化遗迹的书院
书院在清代瓦解之后, 有的被破坏, 有的被作为文化遗迹保存下来, 如何把书院保存好、利用好, 是一项紧迫的研究任务。近年来, 在现有经济发展条件和社会变迁的条件下, 是继续继承传统学养还是已挪为他用, 这都可以是研究书院的新面向。
4. 重续书院的藏书传统
书院曾保存有大量的书籍, 从经史子集到地方书籍, 清代云南书院中五华书院、育材书院、经正三大书院的藏书是1909年云南省图书馆创建之初的主要来源, 其他书院的藏书也多归入当地图书馆。且由于云南省少数民族众多, 书院使得众多地方文献、边疆史地、少数民族资料得以保存。这不仅有助于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和历史的延续, 也有助于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对书院藏书流变的考证、藏书价值的发掘、藏书形式和藏书传统的传承等方面的研究, 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5. 书院研究与新文化史研究的链接
对清代书院制度和藏书的研究有利于人们开展图书史、阅读史等新文化史研究。从书院的具体制度、书籍的保存和资料的利用等方面出发, 有利于了解一个时代一个地区人们的阅读习惯、学术流变、价值取向等;关注地方档案对于书院的记载, 也许可以深化对清代学术转向和西学东渐问题的认识。从这些面向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深藏于普通百姓之中的暗流, 以开拓诠释主流历史事件的新视角。
四结束语
清代格致书院创办及影响考究 篇6
清政府在1840年至1860年的20年时间内,连续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失利,国力直线下降,帝国主义用坚船利炮叩开了中国的大门,陆续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造成国家主权的丧失,唤醒了无数国人,一场“洋务运动”浩浩荡荡在国内展开了。
格致书院正是在“洋务运动”和西方国家“西化”中国期间创办的。中国的“洋务”和西方的“西化”两者虽然目的不同,但是过程却是类似的。“洋务”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增强国力,自强不息,摆脱殖民统治;相反“西化”是为了改善中国人民对西方的反感,巩固殖民统治。但是,两者在过程中却是一致的,就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和文明。因此,正是在这两股力量的交织下,诞生了格致书院。它既符合中方“洋务运动”的需要,同时也符合西方国家的需要。
二、格致书院的创办过程
上海公共租界北海路上就是格致书院的地址,早在1873年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馆提议创办格致书院,创办人中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分别是传教士傅兰雅、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和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麦华陀[1]1558。创办过程主要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872年年底,在《北华捷报》上有这样一篇文章《世俗的传教士》,主要内容是有些传教士在中国仅仅是空谈传教,没有实质的贡献。文章最后建议这些传教士索性在中国建立一座专供中国人阅读的图书阅览室,让华人可以通过阅览室接触到西方的先进科学与技术。
1873年年初,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麦华陀受到《世俗的传教士》一文的启发,率先提出与其建立一座华人专供的阅览室,不如建立一座华人专供的科学技术学校。这一想法一经问世,受到上海社会各界有志人士的响应。1874年年初,在经过了社会各界对建立华人专供学校方案的认可及肯定之后,英国驻上海领事馆麦华陀在《北华捷报》发表一文,是关于如何具体建立格致书院的方案,同期在《申报》上发表了具体的建立格致书院的规章。文章一出,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响应。
在麦华陀发表策划建校具体方案后,由麦华陀、傅兰雅、唐廷枢为主成立了校董事会,在1874年4月至1875年9月期间,校董事会召开了多次会议,主要针对学校建设资金筹集的问题[1]1563。最后商定结果如下:首先由麦华陀和唐廷枢负责格致书院建立的筹款工作;傅兰雅和伟力亚烈负责购买格致书院的图书及仪器设备工作;徐寿负责购买土地、联络清政府等工作。
其中,徐寿是对格致书院的创办付出最多的人之一。徐寿,有着中国近代科学之父之称,在进入格致书院前是江南制造总局委员,进入格致书院董事会后展现出了其全能才华。由于徐寿之前在江南制造局的名声,社会各界反响非常好,甚至受到了当时曾国藩和李鸿章的赞赏。徐寿在上任之初发现,如果没有来自清政府官方的资金资助,很难获得资金和学校地位的保障。因此,他立即上书时任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李宗羲和李鸿章,希望能够得到来自政府上层的支持。两位总督对徐寿的上书非常赞赏,并对其上书进行批示必须大力赞助[2]22。因此,正是由于徐寿的努力,获得了来自官府的支持,资金的募集以及土地的购买都有了重大突破。在经过校董事会近半年的不懈努力下,格致书院终于获得了来自社会各界的捐款、捐赠的仪器及图书,也获得了政府的支持和建设的土地资源。
1875年9月格致书院的校舍建设完成。1876年6月22日,格致书院正式挂牌招生。经过数年的努力,格致书院可谓是官与商合作的结果,也是东方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果,更是政治、宗教、文化三位一体的结果。
三、格致书院对当时社会的影响分析
格致书院的出现彻底颠覆了当时中国的教育界和文化界的理念,从原来传统的私塾教育、儒家文化教育转变为了现代化教育,无论是从教学的内容,还是从教学的方式都有着现代化校园的影子。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是非常先进的教学理念,同时也对当时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改变了传统的教学管理模式。
(1)学院教学教育目的的改变。传统的清政府时期的学校主要目的是为了培养科举人才,为了向官场输送人才;西方的教会学校则是更倾向于宗教的传播。相比之下,格致书院的教学目的显得非常实用,主要偏向工科学科,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实用型人才的学校,不为传教也不为培养官员。
(2)创造了全新的教学管理模式。当时,学校的校长都是由当地主管教育的最高政府官员(副省长)直接任命,校长具有官职职位,工资由政府发放,考核也由政府考核,校园内等级制度和官场一样森严。而格致书院的管理则有着很大的创新,由于格致书院的资金来源主要来自官、商和洋人,三者之间互相牵制,共同组成了董事会[3]。董事会既不属于官场机构,也不属于商人机构,更不属于洋人传教士行列,因此,校园最高管理机构不会因个人的喜好而产生偏差,在面对学校重大举措和决定时,必定是董事会的共同决定。除此以外,由于格致书院的教学管理不属于官府,因此也少了官府的束缚。在资金使用、课程设置、教学内容上都拥有传统院校无法比拟的自由性和灵活性。
(3)办学主体的统一。传统的清政府学校的办学主体主要是政府官员,还有部分当地的商人。而格致书院的创办人是英国驻上海的外国官员,出资人也来自官、商、洋多个领域,因此,其教学主体是多样化的。面对多样化的教学主体,就必须由一个机构来作为统一的行政主体。因此,格致书院成立了董事会,董事会成员由五人组成,分别是英国官员麦华陀、传教士傅兰雅、美国旗昌洋行行主福弼士、传教士伟力亚烈和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董事会成员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在办学的40余年间,更换过多名董事成员及董事长。
2.改变了传统学校的教学内容。
(1)开设了西学课程。当时中国的传统教学内容都是四书五经,基本局限在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的范围。数学、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科学课几乎不会有任何学校进行教学。格致书院建立后,第一批教学计划中有专门的西学课,课程内容主要涵盖了矿、电、测绘、工程、机械、制造等六个工科专业。格致书院并未要求学生对六个专业同时学习,而是要求逐步逐科进行学习。其中矿科的教学课共17种、电科的教学课共17种、测绘科的教学课共10种,单西学一课共计88种教学课,在当时可以说基本涵盖了所有西方先进教学技术。除此以外,在这些教学课内,还有现代化的数学、代数学、几何学、三角学、热力学、机械制图学、锅炉学等现代化教学基础课程[2]24,它的教学内容涵盖面在全国都是其他学校无法比拟的。因此,当格致书院建立后,全国各地的师生称赞格致书院为“在国内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中心”,由此可见,格致书院教学内容彻底颠覆了当时我国院校的教学内容,在教育界、文化界受到了好评。矿务学专课课程按开煤、开金类矿、矿务机器三个专业设置,电务学专课课程按电气机器、电业两个专业设置,工程学专课课程按开铁路工程和造桥工程两个专业设置。从已列的各类专业课程看,其内容已相当“现代”。
(2)崭新的教学方式。传统学校的教学方式主要是学生自学,然后教师讲解,最后教师给予学生一部分答疑时间,属于讲授过程。而在格致书院中,除保留了传统学校的教学模式外,还引入了非常新潮的公共讲座、小班化教学、实验教学等,这对当时的教育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建立书院的短短数年间,各大传统学校纷纷派出代表学习团前往格致书院学习。格致书院的教学已经不再局限于书本,而是鼓励学生自主学习,书院仅仅是教会学生学习的方法。
传统的教学模式都是所有学生在一个班级内学习,并不针对年龄、学习科目进行划分,很容易造成学生内水平的参差不齐。而格致书院采用了西方先进的教学理念,将学生分为初级教育班、数学预科班和科技学习班三种类型。当新入学的学生(10周岁至14周岁期间的学生)进入初级教育班学习,学习主要内容为数学、英语等基本知识;当完成初级教育后升入数学预科班学习,学习初等数学、代数、三角函数等数学知识;最后升入科技学习班,进行具体科目课程的学习[2]20。
(3)西方化的“学分制”考试。格致书院的考试方式不再是传统的八股文式的考试,而是完全西方化的“学分制”考试,即学一科目,进行一次考试,直至修满学分。考试的计分方式类似现代的应试教育的百分制,60分为合格。虽然目前应试教育中的缺点较多,但在当时无疑是中国最先进的考试方式。除此以外,格致书院仍然保留了传统书院的考试模式,在每一学期结束时进行大考,但是考试内容被更改为对政治、时局的评论及看法,没有标准答案。这不仅在当时,即使在现代教学中都是非常大胆先进的。
格致书院在清代是先进的学府,无论是在资金上、管理上,还是学术研究上,都是创新的举措,对当时的文化界、教育界,甚至政治界都带来了不小的影响,甚至在当今的高校教育中,其“学分制”、“科研”等创新举措仍然沿用至今。虽然格致书院办学只有短短40余年,但它的创办具有开天辟地的重要意义,对后来的教育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要：在清政府时期,上海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教育机构——格致书院。它的大胆创新思想,为当时中国的教育、文化界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也给当时死气沉沉的中国教育界带来一丝光明。时至今日,格致书院的办学理念仍然值得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格致书院,创办,影响
参考文献
[1]格致书院第一次记录.载万国公报(第三册).
[2]王尔敏.上海格致书院志略.
清代江西经训书院述略 篇7
经训书院创建于清代, 旧址在南昌市城区内。先在系马桩, 后迁至干家巷, 为南昌四大书院之一。
经训书院创建人为江西按察使刘体重。道光二十年 (1840) , 刘体重认为南昌省会城内书院皆注重制艺, 不重视经书, 换言之, 即这些书院都是当时科举之附庸, 于是在南昌进贤门内系马桩倡建书院, 名为“经训”, 意欲倡明经学。刘体重首捐俸银千两, 广收经籍存院, 邀各府县劝助, 事未成而擢升湖北布政使离去。道光二十三年 (1843) , 继任按察使温予巽又捐廉为倡, 复征各属劝捐促成。
道光二十七年 (1847) , 因来学者众, 书院房狭小而移往干家巷。院内讲堂一, 先儒祠一, 山长厅屋两进, 诸生斋舍40间, 庖湢、门房、书吏、办事房舍样样俱全。光绪八年 (1882) 督学洪钧又加以改建, 添造排房八十余间。清末书院改学堂时期, 经训书院于1902年改为校士馆, 1905~1906年间改为明经学堂, 1907年7月之前裁撤明经学堂。1909年移入医学学堂, 原校舍和遗留的经费均由医学堂接管。宣统二年 (1910) 改为女子蚕桑讲习所, 后又改为江西女子职业学校。1954年为南昌市实验小学校舍。“文化大革命”中, 实验小学撤销, 改为南昌市第八中学校址。
二、经费来源与使用
(一) 经费来源1.地方郡县捐款
书院创立时, 作为创建者的刘体重作《劝建经训书院启》, 倡导省内各府县给予资助。温予巽继任后, 也捐廉为倡, 撰《经训书院续劝绅富捐赀启》继续劝捐。总计各县先后共捐钱8900余两, 其中南昌县“实捐七百五十两有奇。”
2.按察司拨款
“旧志载刘臬宪拨存省典纹银三千九百七十一两”, “温臬宪拨存省典纹银三千两”, 总计6971两。
3.将拔款、捐资存典生息
书院存典银6971两, 每年可得息银757.1两, 为师生束修、膏火经费。其中刘体重拨存省典纹银3971两, 按年1分行息, 每年可得息钱397.1两;温予巽拨存省典纹银3000两, 按月1分行息, 每年可息钱360两。
4.按察使刘体重创建经训书院时, 曾带头捐了俸银一千两。
(二) 经费使用1.山长束脩
经训书院创建之初的山长束脩情况, 因受材料所限, 无从得知。目前已知最早的关于经训山长束脩的记载见于光绪七年 (1881) 的《申报》, 里面提到喻秉绶辞去经训山长职位出掌孝廉堂时, 修脯、供膳、节仪一概仿照经训书院的标准, “每年束脩二百两, 薪水四十两, 三令节仪共六两, 聘金四两”, 各项相加共计250两。
光绪六年 (1880) , 洪钧任江西学政, 将山长的束脩、薪水从250两增至400两, 比前一年增加了150两, 涨幅之大体现的是官方对经训的加意扶持。
光绪八年八月 (1882) 至光绪十年 (1884) 闰五月, 陈宝琛接替洪钧出任江西学政近两年, 在任期间, 将经训书院山长龙文彬的束脩由400两加至600金。龙文彬之后, 宋延春于光绪十五年 (1889) 掌教经训书院, 脩金亦为600金。
至皮锡瑞主讲经训书院时, 待遇较洪钧、陈宝琛之时又有增加, 其在《师伏堂日记》中多有记载, 如, 壬辰年闰六月二十一日:“经训束库平银壹百六十两, 聘金四两”。壬辰七月廿九日:“监院处送到秋季束共壹百六十四金”。癸巳四月廿七:“监院送到夏季金壹百六十四两”。由上可知, 此时山长束脩按季节付给, 一个季节的束脩为库平银一百六十两, 聘金四两, 一年共计656两。
皮锡瑞之后的山长酬劳状况, 目前还无法知晓, 但此时经训书院已渐渐走到了历史尽头, 酬劳当不会有太大的变动。从喻秉绶时的250两, 至皮锡瑞时的656两, 山长束脩在十几年间涨了406两。这虽有货币贬值的因素存在, 但更多的是反映了官府对经训书院的重视。
2.诸生膏火
膏火本指膏油灯火, 后世用以称官府、学校或书院发给肄业学生的津贴费用。一般用于资助家境贫寒之生徒, 也有普遍散发或用作奖励者。诸生膏火一般按月给付。
经训书院诸生的膏火为每月二两。据光绪二十七年 (1901) 《申报》载:经训书院“至正课膏火, 每名仍给钱二两, 以符合旧例。”可知经训书院诸生膏火二两的定额由来已久, 且一直延续至清末。
三、教学内容及办学宗旨
经训书院是由江西按察使 (又称臬司) 主持的省级书院, 以经学、策论、诗赋为教学内容。其办学宗旨为倡明经学, 崇尚实学, 培养经世致用之才。李文敏、洪钧的《经训书院改章原奏》中提到:“江西省城旧设三大书院, 曰豫章, 巡抚主之;曰友教, 曰经训, 藩、臬司主之。经训创于道光年间, 臬司刘体重所建, 他书院课时文, 此则专课经解, 古文诗赋, 衔华佩实, 相辅而行, 法至善, 意至美也。乃行未数十年, 寝就废弛”, 因此, 李文敏在按察使任内, 加以整顿, 改课诗赋, 但不久即升任。洪钧任江西学政后, “深究废弛之由, 力求振兴之道, 乃选士择师, 改章设课”。
四、经训书院的章程
经训书院在建立之初, 就定有章程, “详课士之式, 酌善后之宜”“旬有程, 月有课, 膏油之设有差等, 课艺之优绌有进退。上者通经义兼词赋, 次专经, 次词赋”。
至光绪八年 (1882) , 洪钧任江西学政时, 大力革除原学政的教育弊端, 倾心倡导经世之学, 崇尚教育与现实相结合, 主持改定了江西《经训书院章程》。章程主要有四个内容:
1.“书院向以甄别取士, 现仿浙楚等省书院之制, 由学政岁科试时, 择高材生, 送院肄业。”
2.“非住院者, 不准应课, 庶不至徒有应课之名, 而无肄业之实”。
3.“聘延山长, 不拘名位籍贯”。
4.“书院向无书籍, 山长束脩, 士子膏火, 皆形菲薄, 既议酌增。并多购经史子集, 存储院内”。并刻有《经训堂书院文集》六卷。
五、经训书院的山长
经训书院先后聘请了黄爵滋、郭仪霄、帅方蔚、万良、胡家玉、李道生、喻秉绶、王棻、龙文彬、宋延春、徐兆澜、皮锡瑞、程道存等一批名家前来主持、讲学。
黄爵滋为经训书院第一任山长。黄爵滋 (1793-1853) , 字德成, 号树斋, 宜黄人, 道光三年 (1823) 进士, 历任编修、御史、给事中、鸿胪寺卿、大理寺卿、通政使至礼部、刑部侍郎, 曾支持林则徐禁烟。道光二十二年 (1842) , 丁艰归赣, 主持豫章书院讲席。刘体重、温予巽相继请黄爵滋兼主经训书院讲席。尝仿胡瑗教法, 引导诸生钻研经解、诗赋, 既读书, 又治事, 集古今政事成败为法戒, 史称“造就者多通达”。黄尝作《经训书院记》称:“豫章素崇经术, 名儒理学代有传人。不独匡庐、彭蠡灵秀钟奇, 抑亦先正典型师承有自。天下四大书院江右实居其二。果能培植本根, 宜更有忠信才德, 魁奇绝特之士踵生其间也。”今“以制艺取士, 而教士者亦反以制艺束之, 无怪乎士之逐末而忘本已”。赵城刘公“陈臬江右创建经训书院, 盖务本也”。温公与监教官肖国琛、黎树培继成之。“详课士之式, 酌善后之宜, 聘予兼掌院事。于经解、策论外, 兼课诗赋, 而制艺、试帖则专归之豫章、友教各书院焉。”江西各书院长期均以制艺、试帖为基本课程, 经训书院独树一帜于其中。然而道光以后, 西学东渐, 经学考据已非学术之先导, 晚了一个世纪。
黄爵滋执掌经训仅一年, 永丰举人郭仪霄于1846年接替其出任经训书院山长。
奉新进士帅方蔚, 字子文, 自幼资性聪敏, 13岁入学, 为巡抚秦承恩器重, 延入官署与其子作伴共学, 道光六年 (1826) , 进士第三, 历编修、御史, 十八年 (1838) 告归, 历主名山皋比, 先白鹿, 后豫章、经训书院, 颇有影响;新建进士万良、新建探花胡家玉、德安进士李道生、南昌进士喻秉绶、浙江黄岩举人王棻、永新进士龙文彬、奉新进士宋延春以及南昌进士徐兆澜皆曾主讲席。光绪八年 (1882) , 江西乡试, 一半以上中举者出自王棻执掌的经训书院。
光绪十八年 (1892) , 著名经学家皮锡瑞为江西学政龙湛霖所聘, 主讲经训书院多年。
皮锡瑞 (1850-1908) , 字鹿门、麓云, 湖南善化 (今长沙) 人。因敬仰伏生, 名所居为“师伏堂”, 学者因称其为师伏先生。光绪八年 (1882) 中顺天乡试, 与萍乡文廷式、义宁 (今修水) 陈三立同科。多次赴会试未中, 潜心讲学著述。光绪十八年至经训书院前后7年之久。其掌教以经史辞章课士。不课八股, 申明微言大义之学, 教人以经学当守家法, 解经当实事求是, 不当党同妒真。教学因材施教, 循循善诱, 诲人不倦。书院生徒于经解有未能明辨者, 亲为指授, 并作文以示范, 集任教时所作经解文集为《经训书院自课文》。一时高才隽秀, 咸萃聚经训书院, 学气为之丕变, 儒林传为佳话。
皮锡瑞本人在主讲经训书院时, 一面讲学, 一面著述。此时, 著有《尚书大传疏证》《古文尚书疏证辨正》《孝经古义》《九经浅说》《今文尚书考证》《孝经郑注疏证》《两汉咏史》《尚书古文考实》《史记引物书考》《古文尚书冤词评议》《郑志疏证》《圣证论补评》、《六艺论疏证》……其中有的就刊登在南昌。
然而, 皮锡瑞与经训书院所倡导的治学理念, 与旧派的豫章书院及南昌城内的官绅们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加上他在赣期间宣传变法主张, 为豫章书院山长及南昌城官绅所嫉。后以“附和康梁”遭到惩处, 革除举人, 回籍编管。豫章、经训两书院, 由学术思想的分歧发展到政治态度的对立和斗争, 成为江西书院史上的最后一页。
皮锡瑞离开经训书院后, 由经训书院的肄业生程道存 (江西新建人) 接任山长一职。
参考文献
[1]徐欢.经训书院考述[D].南昌大学, 2015.
[2]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一册[M].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9:212, 233, 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