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危机中的法律启示论文

经济危机中的法律启示论文（精选6篇）

经济危机中的法律启示论文 篇1

摘要：美国的次贷危机已演变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并且波及世界主要金融市场。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我们应从民商法的角度提出有效地防范经济危机的法律对策。

关键词：经济危机,法律启示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演变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并且波及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此次危机源于次级房贷危机又称次贷危机, 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法律机制问题在其中起着关键的防范作用。政府的过多过滥干预只能加剧其的发生, 其中过多过滥的审批就是金融危机的隐患。我们应从民商法的角度提出有效地防范经济危机的法律对策。例如, 预防泡沫经济, 则需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发展;作为股东责任原则的以外, 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 合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等。

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条件下, 不能忘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我们要加强对外资外贸的政府管制。最近几年我国产业调整, 许多西方的跨国公司都谋求在中国并购便宜的公司, 把我们的品牌一个个吃掉。另外, 还有对外商的管制。有人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主张对外对内法律都一样, 怎能都一样呢?如果别的国家给你优惠政策, 你也可以给他优惠待遇。但有的欺负你, 你当然不能给他这个待遇。所以, 要有实际的法律规定摆在那里, 只要有明确的预期收益, 投资就会去那里。没有法律, 政策不稳定, 不知什么时候会变, 投资者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所以, 要实现投资向落后地区的转移,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法律及法治的环境。

次贷危机是让人生畏, 然而,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制度创新的意外后果。这种类型的危机只有可能发生在英美这样以普通法治理社会的国家, 因为, 只有在这样的国家, 才有可能容许种种大胆的、有时是莽撞的创新。在今天的中国, 人人都在谈论创新, 但有一个现象似乎被人普遍忽视了:在过去, 几乎所有领域的创新, 包括技术创新, 市场制度创新, 金融产品与制度创新, 企业组织制度创新, 都出自英美这样的普通法国家;政治领域、社会治理领域的种种制度创新, 同样主要出自这两个国家。各种原因在于, 普通法所隐含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思路, 为人们开放出最大的创新空间。按照普通法的法理学, 法官、立法者并不事先规定人们可以干什么, 相反, 如著名学者哈耶克所说, 普通法作为一套正当行为规则体系, 主要由禁止性条款构成。它只禁止人们实施已被事实证明显著有害的行为, 除此明确界定的范围之外, 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创新, 而不需要法律和官员的事先授权。人们可以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由法官、立法者事后来判断其中所蕴涵之规则的合理性。因而, 在普通法的治国思维下, 法律规则及各种制度, 主要是民众创造出来的。民众基于对权利、利益、正义、公平的理解和共识, 基于自然法, 基于相互的同意而进行特定的交易、合作。在这些交易、合作行动中, 包含着某种规则。其中有些人会采取自认为能够增进自己利益的新行动, 这些新行动中包含了新规则。这些人可以说是“立法企业家”。如果该行动增进了交易双方的福利, 就可能被他人模仿, 其中所隐含的规则就扩展开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曾说过, 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 次级房贷市场曾经让成千上万渴望拥有自己房子的家庭美梦成真。但是现在, 它捅了大娄子。创新意味着风险, 有时甚至会拖累整个经济体乃至全社会。这是由创新的本质所决定的:创新不可能个个成功, 创新者不可能事先就精确地计算到创新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可能风险;即便金融企业家自己计算到了这种风险, 相关交易者却完全可能不具有这种能力而掉入金融企业家的陷阱中;当然, 创新者与相关交易者也有可能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明知有风险, 却无法找到解决之道。进一步说, 即便是金融领域的自我监管体系、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监管体系, 或者普通法的司法监管体系, 本身也都必然存在缺陷, 其运作也必然受到人的理性之局限性的约束。由于监管体系的这一固有弱点, 那些具有看不见的负面后果的创新, 在蔓延的过程中不可能被完全有效地阻止, 结果就酿成灾难性后果和危机。雷曼兄弟倒闭了, 还有其他金融机构也倒闭或陷入困境, 这就是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市场会毫不留情地惩罚犯错误者。这样严厉的惩罚也会警告其他参与者, 保留下来的企业家或新兴企业家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进行制度创新, 即防范和控制风险。

通过此次经济危机的启示以及如上的分析, 我国首先应重申市场纪律, 对金融创新的金融监管放松不能偏离正义的要求。其次是应加快完善包括个人征信系统在内的社会信用系统和法规建设, 改善银行与消费者之间信息不对称问题。再次是应制定相关法律法规, 加强对经营货币的非吸收存款类金融机构的监管, 完善相关法规规章, 强化信息披露。最后是应积极探索消费信贷权益保护法制建设, 明确消费者信贷权益保护机关, 尽快考虑制定相应法律, 为那些诚实却不幸的借款人免除债务、重新融入社会提供制度保障。

经济危机中的法律启示论文 篇2

当前世界经济在发展中尤其是在金融危机蔓延全球的背景下所面临的全球性问题越来越多。在全球一体化这一历史背景下，世界经济发展呈现新的多元化特点： 科学技术进步俨然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面对经济全球化趋势和新科技革命的加速发展,为了在当前和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世界各国尤其是经济大国,都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强强合并、跨国兼并方兴未艾，这是更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

现今世界各国经济发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增长率放缓和通胀率居高不下并存的状况，同时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目前，处于调整中的世界经济，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世界经济治理的——特别是欧美各国变革出现了一些新迹象，面临一些难题：

一、自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经济增速缓慢，国家出现高额赤字以及国内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等一系列的问题。目前美国主要面临的经济问题如下：美国经济增长缓慢，美国多个季度GDP增速未达到预期水平；美国经济尚未走出困境。目前美国的经济虽然在增长，但远没有走出困境，房地产市场的低迷和9.7%的失业率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

二、自欧盟成员国希腊爆发债务危机以后，西班牙等国也相继爆发出债务危机，严重的拖累了欧盟经济的复苏。投资者对欧盟经济的整体信心被严重挫伤，大量资金逃离欧元区，同时欧元短期信誉也受到影响，新增欧元储备比重骤减。此次危机暴露出欧盟经济三大问题：内部发展失衡；欧元区双层管理体制存在严重弊端，欧元区的成员国仍掌握有财政、工资和社会福利政策的自主权，在行使国内政策的同时，各国步调不一致，结果导致出现问题；欧元区管理存在巨大漏洞，希腊债务危机之后曝光的希政府为了掩盖债务危机的严重程度而捏造统计数据丑闻，凸显欧元区对成员国监管严重缺失。

那么世界经济特别是欧美经济大国经济发展中的前车之鉴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一、准确及时把握国内外经济形势

当前国内外环境仍然极为复杂，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还不少。从国内看，虽然发展的有利条件较多，各方面发展的积极性很高，但面临的挑战也不少，存在物价上涨、通胀预期、房地产市场萎靡等问题；从国际看，主要经济体经济恢复增长，但一些国家财政赤字、债务危机与高失业率仍然存在。我们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和风险的准备，坚持处理好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进一步巩固经济发展的好势头，确保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二、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

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是中央综合分析国内外形势作出的重要决策，是宏观调控必须坚持的方向，关键是要把握好调控的力度和节奏。因此，要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提高针对性、灵活性、有效性。一是处理好控制货币总量和改善结构的关系。二是处理好促进经济增长和抑制通货膨胀的关系。

三、促进对外贸易平稳健康发展

近期，进出口贸易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表明我国对外贸易已经克服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步入正常发展轨道。在进出口趋于平衡的情况下，我们的工作着力点要放在保持对外贸易稳定增长和优化进出口结构上来。一方面，要保持外贸政策的基本稳充分发挥“引进来”和“走出去”对扩大出口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要加快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坚持科技兴贸和以质取胜，鼓励企业发展研发设计、自主品牌和境外营销渠道。

四、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十二五”部署，认真做好一些打基础、利长远的大事。我们要狠抓节能减排工作不放松、加快推进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抓紧建立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正确处理内需外需关系。

经济危机中的法律启示论文 篇3

一、次贷危机及其背景分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了金融市场自生危机的可能性, 并认为债券、股票等虚拟资本的过度膨胀是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他认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 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 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 就是不可避免的。”

此次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 即我们所说的次贷危机, 就是货币危机。要理解什么是次贷危机, 须先明确什么是次级按揭贷款。次级按揭贷款是国外住房按揭的一种类型, 贷给信用情况较差, 缺乏还款能力证明和收入证明的客户以谋求更高的利息进而增加银行收入。这种贷款审批程序不太严格, 利率较高, 借款人对利率和房屋价格的变动相对敏感[1]。银行把发放的贷款捆绑打包进行证券化并在资本市场进行出售, 这样就把原本在资产负债表上反映的贷款资产移除报表, 并以此转移相关风险。这样资产证券化的结果, 就是银行看似把风险已经完全转移给了其他金融机构, 得到了一笔无风险的类似于手续费的收入, 而这种无风险收入进一步刺激了银行从事这种业务。

二、次贷危机中的法律缺失

分析此次金融危机, 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宏观经济政策来看, 是由于美联储加息导致借款者每期还款量上升, 同时房地产价格下跌导致购房者不能将房屋按原价卖出, 这严重影响了放贷者和借款者的权益。其次, 监管不当使得信贷条件不够规范。美国为了吸引顾客, 刺激经济, 放宽了住房贷款条件, 放贷机构不考虑借款人的信用度, 不要求其财务资质证明, 使得一些信用度较低甚至是无资金的人都可以投机获益。为了追求风险最小、收益最大化, 放贷机构一方面继续大量发放次级贷款, 一方面把这些债务进行资产证券化, 打包做成各类金融衍生产品, 拿到资本市场上去流通, 卖给银行、投资公司、对冲基金及保险公司, 以控制风险锁定收益。

从以上原因不难看出, 金融危机实质上就是一次法律危机, 是因为美国金融法律结构及现行国际金融法存在漏洞造成的:

(一) 按揭法律上的缺陷

购房者的首付率是非常重要的, 它体现了购房者对房产所享有权利的程度, 这个程度决定了担保的可靠性, 也就是说只有购房者自己付款的部分对于担保才是有意义的, 否则一旦违约, 银行只能收回房产, 因为银行的目的是通过贷款获取收益而不是想拥有房产的所有权。美国住房按揭贷款有担保的存在, 但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 其享有的所有权程度也就很低, 使得按揭这种担保变得非常脆弱, 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这样, 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 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 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 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 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 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这样, 以没有所有权或者很少所有权的财产去担保导致的后果就是, 一旦贷款无法偿还, 房产的所有权只能由银行收回, 而银行收回后仍需出售, 此时房产市场已经发生重大变化, 且大部分消费者也无力购买, 不能吸收这些资产, 银行的流动性剧烈收缩, 危机就爆发了。

(二) 资产证券化设计上的法律缺陷

金融资产有三个特性, 即流动性、收益性和风险性。资产证券化的资产一般是指金融资产, 包括债权资产和股本资产。债权资产的最主要形式是贷款、存款、各类应收账款和债券等, 股本资产主要是指股票。证券化标的资产的特性是缺乏流动性或流动性较差, 债券和股票本身具有很强的流动性, 一般不需要证券化, 相反是证券化资产所要转化的目标。因而并非所有的金融资产都需要证券化。需要证券化的金融资产是缺乏流动性、变现能力差的债权资产即法学上的债权[2]。但是, 一旦金融资产形成, 其风险就取决于借款人的偿还能力, 而与贷款人是否实行证券化没有关系, 实质上风险并未降低, 只是转移给了以贷款为支撑的证券的购买者。但是, 各利益主体的法律激励存在偏差导致了其市场的虚假繁荣, 蕴涵着巨大的危机。由于贷款人收益与贷款数量相关而与贷款质量无关, 这就使得贷款者放松了对借款人资质的审查。

(三) 金融监管透明度不高

WTO规则要求金融法制透明化, 在《服务贸易总协定》中也规定了透明度原则, 要求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公布披露已经制定、修改和废止的金融法律及政策性信息。但在资产证券化中信息透明度低, 各当事人无法获得其他相关当事人的信息, 那么道德风险就无法防范, 结果就是次级贷款的数量快速上涨而质量却迅速下滑, 危机就爆发了。资本证券化存在担保, 所以也不会像资本市场那样对于公开发行证券采取严密的监管措施来矫正这些法律上的失衡, 但是这种担保非常脆弱, 风险显而易见。所以, 应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有关金融活动信息披露的义务人及其应披露信息的内容、形式和标准;明确规定不予披露的信息范围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 从而保证金融市场的公开、公平和公正。

(四) 现行国际金融法强制力不足

1. 缺乏权威的金融监管机构

目前, 国际金融组织有很多, 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洲复兴与发展银行、黑海贸易与发展银行、国际金融公司等, 但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 各个组织制定的对于金融危机监管的规定也即平等的, 适用起来会有诸多不便, 因此缺乏一个明确的权威机构制定一部权威的公法对金融危机进行监管。

2. 维护国际金融秩序的公法较少

例如, 《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 但对于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 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 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3]。

3. 非政府组织发布的可行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乏约束力

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等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发布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 市场导向性强, 监管方法先进, 但是这些规则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 不具有法律约束力。并且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 在发展中国家很难同步实施。

总之, 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还存在很多不足, 如缺乏完整的应对金融危机的机制, 缺乏对跨国资本流动的监管, 缺乏金融危机的违规惩戒机制等等, 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三、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当前, 我国金融监管体制还存在一些问题:

(一) 金融监管法律制度不完善

我国金融监管现行的法规制度缺乏完整性、系统性。主要表现在:金融法规和内部管理规章制度不能适应金融监管的持续性、连贯性、独立性操作;法规制度不够健全完善, 对金融监管人员或组织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处理、处罚尚无明确的法规可依, 监督机制不够完善。受社会环境影响,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时有发生, 严重影响了金融法规和金融监管的权威性。目前, 应抓紧完善《人民银行法》、《保险法》、《担保法》等金融法规, 制定法规实施细则, 健全执法体制。

(二) 现行体制过分依赖政府监管, 忽视自律监管

我国现行金融监管体制是“一行三会”分业监管的模式, 即以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为主, 以中央银行为辅。一直以来, 我国的金融监管是以监管当局的外部监管为主, 而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的内部控制。监管机构独揽监管大权, 金融机构也相应忽视了自身内控机制的完善。尤其国有银行, 有国家信用担保, 对风险的意识和抵御风险的能力都比较差。为了提高监管效率, 建议将所有金融机构的监管归于一个统一的监管机构, 或者指定一个具有综合性功能的机构主监管。

(三) 信用体系有待完善

目前我国个人征信制度尚未建立, 国内居民及住房投资者在办理住房按揭贷款时, 手续很简单, 只要提供工资收入证明就可办理, 许多人从律师事务所或单位开出假的工用虚假信息就可以获得贷款。不少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使用的都是假信用, 这就很容易导致有人利用假信用大量从银行借得款项进行炒房。应当逐步建立个人消费信贷登记制度, 形成全国性信用档案网络系统, 加大个人收入监管力度, 提高个人信用材料的真实性, 严格执行存款实名制, 实行家庭财产登记制注意现金变动的信息披露。

(四) 市场退出监管法律不完善

目前关于市场退出的法律规定散见于《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法律法规和一些部门规章中, 非常零散, 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保障体系, 且这些法律法规多为原则性规定, 实践中不利于操作。由于我国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 使得金融机构退出时, 投资人、存款人和其它债权人的利益很难得到保障, 这不仅影响公众对金融机构的公信力, 也会影响到金融秩序的稳定。建议由政府支持保险公司为客户在各银行的存款提供保护, 规定每一个客户在投保银行存款的最高限额, 并要求所有银行都参保。

(五) 对危机处理不力

就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来看, 一旦发生金融危机, 没有及时有力的措施加以弥补, 房贷银行很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建议中央银行考虑对正常融资渠道受阻的银行提供特殊流动性的支持。对于经营不好, 财务状况相当差的金融机构可以命令该行暂停部分或全部业务, 接管其财产, 或采取其他必要措施以维护金融稳定、保护存款人利益。

四、结语

综上所述, 此次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有其内在的法律缺失原因, 从美国的现状可以看到中国的金融法律还存在许多不足, 因此, 能否应对金融危机的打击, 关键要看金融法治化的程度。随着国内与国际金融法制的不断健全, 面对金融危机, 我们会更加从容。

摘要：次贷危机的危险与防范一直为人们普遍关注, 此次次贷危机从美国开始波及全球, 具有深层原因。本文主要从法律角度分析了次贷危机的法律缺失问题, 并从中得出了对我国金融业的启示。

关键词：次贷危机,法律缺失

参考文献

[1]李鸥.次贷危机是怎么回事.中国统计, 2008, (6) .

[2]黄锡生.资产证券化基本法律问题之探讨.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02, 8 (1) .

[3]何焰.从金融危机看国际金融法的缺陷.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 60 (1) .

[4]资本论 (第3卷) .人民出版社, 1978.

[5]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人民出版社, 2008.

[6]高新宇〈.资本论〉中金融危机理论问题的研究与思考.沈阳教育学院学报, 2005, 7 (4) .

[7]曹元芳, 吴超, 刘伯酉.美国次贷危机:原因、机制及教训.华北金融, 2008, (5) .

[8]刘玉美.浅析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科技信息, 2007, (26) .

经济危机中的法律启示论文 篇4

销售工作中的法律问题你会如何解决

在市场经济中不仅要防范经济风险以外，还要对法律风险进行防范。不要等到已经触动到法律时，在评请律师来挽救危机这已经是亡羊补牢的做法了。我个人觉得应多学习点经济法律相关的知识，预防与未然。这样麻烦事自然会少。

比如说在外面做销售整整忙了一年时间，年终结算，按原定计划，是可以拿到三万块钱的销售提成，心里美滋滋地盘算着，这下可好了辛苦那么就终于可以慰劳慰劳自己。当要求公司兑现时，却发现老板支支吾吾，一会儿说公司资金周转困难，一会儿说提成比例的百分点算错了，始终不愿马上兑现。一直拖着销售提成，和公司老板谈了很多次老板始终用各种借口推搪。该如何预防这样的经济纠纷呢？

我觉得首先，在进入公司从事销售工作，就应该同公司签订劳动就业合同，提成报酬合同，等等。以便今后在如果发生纠纷，才有有力事实依据。要懂得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又要遵纪守法，不然的话吃亏的是自己。

在销售工作中，应注意以下各点：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销售商品，在销售商品中附带性的向购买的人谎称有奖或者故意让人员中奖的欺骗方式进行有奖销售，利用有奖销售的手段推销质次质高产品，或者把最高奖的金额超过五千元的。者其他经济利益以排挤竞争对手的不正当竞争行为。这里要预防不正当竞争法。当产品质量出现问题时，应当停止销售。在产品质量都必须通过国家标准的，还必须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在销售中的产品可能是有行的，也有可能是无行的，应当对产品进行验查验收制度，保持销售产品的质量。不得伪造产地、厂名和厂址。也不能掺杂、掺假和以次充好等。在产品质量上销售者都要对产品的质量义务和产品质量的民事、行政及刑事责任。于劳动公司签订劳动合同时，应注意劳务关系和劳动关系。所以在我们出校实习间应注意的问题。在校大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俭学以及学校安排的顶岗实习、毕业前的实习等，与个人单位之间的关系不属于劳动关系，所以不受劳动法保护.。在从事销售工作中签订的劳动法是应该有工作时间、休息时间、休假和工资的，还应有社会保险。如果在工作中出现意外，合同未到期解除合同等等的，可通过劳动法提起诉讼。在一个就是在购销合同上的问题，注意要合同的有效性，和定金不能超过20%等等，拖欠货款不还，但对方有能力偿还的，但不偿还所欠款项。可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通常情况起诉的话，应当被告所在地的法院起诉。从某种意义来说，证据非常重要。除了欠条等书证物证外，如果还有录音资料、证人证言等佐证，则对于胜诉更加有益。

经济危机中的法律启示论文 篇5

一、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在美国高校学生管理中的应用

由于传统上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代替父母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法院并不介入高校与学生的纠纷。但是,随着公民权利运动的来临和司法对个人宪法权利的进一步关注,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1]在狄克逊诉阿拉巴马州教育委员会(Dixon v.Alabama State Board of Education,1961)案中,阿拉巴马州立大学在没有告知和没有提供听证的情况下,开除了9名黑人学生。联邦第五上诉巡回法院认为,州立大学是纳税人举办的大学,开除学生应该给学生提供听证的机会,在对学生施加纪律处分之前,应该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狄克逊案带来了一个尊重学生宪法权利的新时代,从根本上改变了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1]此后,在做出学生处理决定时遵守正当法律程序,成为州立大学必须履行的义务。

(一)美国学生权利的程序保障因大学性质不同而存在差异

美国公立大学的学生受正当法律程序的保护,私立大学的学生却不能同等享受宪法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保障。由于公立大学是州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举办的,公立大学被看作是政府的“手臂”,政府的行为要受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约束。所以,公立大学的行为应该受正当法律程序的约束。私立大学则不同,它不是政府行为,因此其管理行为不受正当法律程序的约束。但是,所有高校都承担着诚实、公正地对待被指控违规学生的义务,“如果私立高校在其学生手册中承诺自愿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原则,那么,该大学的学生也可以享有听证等正当程序权利”。[3]在1984年的科斯诉克灵顿大学(Corso v.Creighton University)案中,法院认为,大学因为学生作弊开除学生,却没有为学生提供听证的机会,是不对的,因为《学生手册》中规定学生有得到听证的权利。很多私立大学在《学生手册》中规定,在处分处理学生时,给予学生听证的机会。这使得私立大学学生的权利保护在很大程度得到了增强。

(二)正当法律程序包括程序性正当程序与实质性正当程序

高校的处理决定既要满足程序性正当程序的要求(Procedural due process),也要满足实质性正当程序的要求(Substantive due process)。实质性正当程序关心校规的内容及具体案件处理的公正性。对一个具体案件来说,如果处理决定不是建立在所出示的证据的基础上或者说如果听证主持人不理会听证的相关内容和结论而作出决定,那么任何精巧的程序都没有意义。实质性正当程序需要公正合理的校规,也需要公正无偏的裁判者。程序性正当程序关注一个适当的听证程序能够确保做出公正的结论,程序性正当程序蕴含于得出结论的每一个不连续的步骤之中。当然,实质性正当程序与程序性正当程序有时也会发生重叠。实质性正当程序考虑校规是否清晰地规定了禁止的行为和违反规定后的处罚、校规适用于具体案件的过程是否存在任意性和武断的行为以及处理决定的作出是否存在不可克服的偏见。程序性正当程序需要考虑对于具体案件来说,什么样的复杂程度的程序是最适当的,谁将作出决定,决定人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该案应该提供什么样的程序保障。只有同时满足实质性正当程序和程序性正当程序,大学的决定才被认为是公正的。

(三)正当法律程序条款的适用具有弹性

公立高校的行为应该满足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但这种要求是有弹性的,标准因案件的不同存在很大差异。比如,在很多情况下,听证过程并不需要交叉询问。因此,“适用于一切案件的正当程序标准,是对正当程序的误解,法院从来没有作出如此僵化的要求,听证程序应该与案件的具体情况相适应”。[1]正当程序要求,首先,为受决定影响的人提供一次有意义的听证机会,听证要以明智、有尊严的方式进行;其次,正当程序要求大学作出的决定是可信赖的,并非以任意的、武断的方式作出。正当程序意味着调查建立在虚心、真诚地考虑双方争议事实的基础上,并尊重参与各方的权利,原则性的决定必须建立在双方调查过程中提供的信息和事实基础上。对具体案件而言,程序要适合案件的需求,与案件的要求形成一定的比例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说,决定对学生的影响越大,对正当程序的要求就越高。程序的提供,意味着政府投入的增加。因此,正当法律程序要在学生利益和办事效率之间寻求平衡,要考虑以下要素:“受到影响的私人利益;所使用的程序错误地剥夺学生利益的风险,如果存在,就要增加额外的或者替代性的程序保障;政府的利益,包括额外的或者替代性程序在内的功能、财政和管理的负担。”[1]恰当的程序保障,要充分考虑这三个因素的平衡。

(四)几类典型的学生处分处理决定对正当程序的要求

针对不同类型的案件,高校的决定要满足不同程度的正当程序要求。美国高校对学生的处分处理措施很多,但因此产生法律纠纷的大致可以分为四类:(1)因学术问题被停学、开除学籍(suspension and expulsion for academic reasons);(2)因非学术原因被停学、开除学籍(suspension or expulsion of students for non-academic reasons);(3)缓授学位(withholding academic degree);(4)撤销学位(revocation of academic degree)。根据法院的判决,高校做出这四种处理决定,对正当程序的要求是不同的。

因学术失败被退学或者停学不需要提供正式的听证,只要满足最低限度的正当程序要求即可。法院认为,因学术失败被退学或者停学,属于高校的学术决定,虽然学生权利受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的保护,但正当程序并不一定需要听证,只要高校尽到告知义务,并且决定的做出是谨慎的,就满足了正当程序的要求。学生学术能力的评价,更具主观性,需要由大学教师根据其学术能力作出决定。而司法的程序或者行政决定的程序对于事实的认定是有益的。因此,听证是行政决定的常用工具。但在学术能力评价问题上,听证的助益不大。一般来说,法官尊重大学作出的学术判断,除非有证据证明高校作出的学术判断背离了公认的学术标准。如果学生能证明学术评价的作出者存在信誉不良、武断、不理智、违反宪法或者法律有关学术评价的规定,大学应该在作出决定前对其所作学术决定依据的学术规则、学生被指控的学术缺陷等行使告知义务,并提供听证的机会(尽管从性质上说听证可能是非正式的)。比如,学生可以获得向学系主席解释自己学术立场的机会等。[1]

因学术性过错(academic wrongdoing)被大学处分,大学应区别情况进行处理。学术性过错的最典型代表是作弊和剽窃,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对正当程序的要求存在区别。论文的剽窃,需要业内人员来断定,所以,对处理决定的程序要求较低。当然,即使剽窃,也存在争辩的余地,程序性要求不可避免。但是,对于作弊的认定,则不一定需要专业人员,此时,听证对于事实的认定是有益的。况且,因学术失败退学只对学生产生挫折感,因作弊被退学,则影响学生的声誉,影响学生未来的就业和生活,所以,对作弊的处理需要较高的正当程序要求。

因非学术原因被停学、开除学籍,做出决定时应该听证。非学术原因指学校校规中的非学术性的纪律规定,在这种情况下,违纪事实的存在对决定的作出非常重要,事实的认定和发现是听证的功能,听证有利于认定是否存在违纪事实以及相关情节。因此,在作出处理决定前,学校应该尽相应的告知义务,并提供公正的听证,使其有机会为自己辩解。

因学术原因缓授学位(the withholding of academic degrees for academic reasons)不需听证。因学术问题缓授学位与因学术问题被开除是同一个类型,作出决定的依据是学术判断,学术判断是专家的能力范围,听证没有更多的助益,只需满足最低限度的程序要求,如告知、审慎地做出决定等即可。

因非学术原因缓授学位要听证。这种情况一般是,学生已经完成了授予学生所要求的所有指标,但在授予学位之前,学生有违纪行为,被学校推迟授予学位。法院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大学可以不授予学位,因为学生违反了校规的规定等于违约,学生要承担违约责任。但大学不能故意、武断地拒绝向一名满足条件的学生颁发学位,在做出决定之前,高校应该满足告知、听证等程序要求,必须做到公平、谨慎,符合《学生手册》的规定。

撤销学位需要较高的程序要求。获得学位以后,学位已经成为公民真实的财产权益,撤销学位对公民的影响很大。同时,学位获得者已经脱离了学校一学生的关系,高校对学位获得者的约束能力减弱,作为学位获得者,希望自己的学位是终身稳定的,撤销学位会破坏学位的稳定性,降低社会对学位获得者的信赖。“但是,学位是向世人证明其受过高等教育并达到相应学术标准的凭证,如果学位获得者本身不满足学位申请的实质要件,反对撤销学位,就等于鼓励那些实际上没有达到学位标准的人继续欺骗社会,从而降低学位的公信力,引发学位标准问题,伤害那些信赖学位的人”。[3]因此,大学可以因为学术问题撤销学生的学位(the revoca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for academic reasons)。由于撤销学位对公民权益影响严重,在决定作出之前,大学应尽到告知义务并提供听证的机会,提供严格的程序保证当事人出示证据,维护自己的权益。

因非学术问题撤销学位(the revocation of academic degrees for non-academic reasons)在美国引起了强烈争议。1999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撤销了1988年毕业的学生查理斯·郁的学位,原因是上学期间他和另一名同学的死亡有关。此举在美国法律界和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宾夕法尼亚大学阿兰·查理斯·科斯教授认为这是对权力的挥霍和滥用。[8]学者们发问如果可以因非学术事由撤销学位,那么事由的边界在哪里,依据是什么。有人甚至提出,如果20年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依据DNA技术被控强奸,大学是不是也要撤销其学位呢?[9]因此,有学者指出,假如允许大学撤销学位,就必须限定于因学术欺诈引起的案件。如果允许大学因非学术原因撤销学位,就会为腐败、人为操控和非正当影响敞开大门。将大学撤销学位的原因限制在学术欺诈的范围是对大学撤销学位的主观能力的限制。学生在他们的管辖之下,对学生的处罚必须是公正的,对大学的限制是为了促使其像警察一样管理校园。如果撤销学位的主观权力被剥夺,大学就不可能专断地决定哪些原因可以撤销学位,哪些原因不能撤销学位,也不可能像麻省理工学院在查理斯·郁的案件上毫无理由地撤销学位。[3]

总的来说,高校对学生的处理在程序问题上有一个从宽到严的幅度,因学术问题停学或开除在宽松的一端,非学术问题处分学生在严格的一端。法院不愿介入大学的学术决定,因学术失败停学或者开除学生不需要听证,因学术问题撤销学位需要听证,因非学术问题撤销学位需要最严格的程序。[3]

二、美国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程序约束对我国高校管理的启示

我国高校校规中的程序性规定,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首先,其法律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决定》,该教育部规章并不涉及学位问题,所以,程序性规定基本针对学生违纪处分,很少涉及学位授予问题,对涉及学生权益的取消入学资格、休学、不予复学、退学等决定也缺乏相应的程序制度。其次,处分处理决定的制作过程是与校内申诉分开进行的,决定的过程中没有设立听证程序,申诉的过程中一般都设立听证程序。相对而言,申诉过程中的程序制度较完备,各高校基本都制定了单独的、详细的申诉制度。再次,处分处理决定的程序性规定在高校之间呈现出不均衡的状态,有些高校的决定程序较详细,有些则相对简单。最后,各种决定适用统一的程序,没有关注听证程序的成本问题,没有分类处理的尝试。

相对美国高校学生管理中的程序性规定,我国高校的管理规定还有一些地方需要改进。

(一)加深对程序价值的理解

对程序价值的轻视,导致过分关注结果的正当性。对程序的忽视,正是对结果的伤害。正当的过程是公正结果的保障,正当的过程形成正当的结果。而正当过程本身就是对人的尊严的尊重,因此,程序具有独立于结果的正当价值。高校处分处理过程中学生权利的程序保障,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问题。处分处理决定过程中,学生应该享有被及时告知并提供机会反驳对其指控的权利,学生的程序性权利不可或缺。但是,这些程序性权利目前还没有得到我国高校管理者的普遍重视。加强对程序性权利价值的认识,是实现学生权利的程序保障的思想基础。

(二)合理安排听证程序的位置

高校学生管理中处分处理与学生申诉是两个相对独立的过程,前者是决定的过程,后者是学生权利的校内救济程序。决定的过程,属于行政管理行为,应该体现学生权利的程序保障,从而保障其合法性,如果需要听证,应该在决定过程中进行。现在的作法是将听证设置在校内申诉程序中,学生处分处理决定的过程中没有听证程序,使得决定过程中学生权利的程序保障制度不完备。决定过程中的制度缺陷是不能通过学生申诉来补救的,因为申诉是学生的选择权,并不是必然的程序,学生可能选择申诉,也可能不选择申诉,如果学生没有选择申诉,处分处理决定过程就不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处分处理决定形成以后,学生如果对决定不满意,可以直接选择诉讼,在这种情况下,学校的决定就存在程序瑕疵,可能被认定为程序违法。因此,应该在决定的过程中增加听证程序,申诉以书面的方式进行。

(三)应该取消“申诉不影响执行”的规定

在本人调查的31个高校的学生申诉文件中,20所高校规定学生提起申诉原决定不停止执行,9所高校没有规定申诉是否对原处分处理决定的执行造成影响,2所高校规定暂缓执行。可见,学生提起申诉后原决定不停止执行的做法在高校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如果学生提起申诉,原决定不停止执行,那么学生的权益马上就会受到伤害。如果被开除学籍,学生就要马上办理离校手续,即使学生最终在申诉过程中获得了胜利,这一段时间对学生的影响已经形成。所以从实践的角度来看,申诉不停止执行的做法存在缺陷。

申诉不停止执行的作法来自于行政法的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起诉不停止执行,与对司法行为和行政行为的效力的理解相关,是把行政决定与司法判决等同看待的结果。实际上,行政决定毕竟不是司法判决。在大部分国家,司法最终是一个普遍原则,而行政决定则普遍地要受到司法审查。不受审查的行政行为只是例外,不应将行政行为的效力简单地等同司法判决。“行政行为虽已成立,具有成立效力,却未必同时具有执行效力,只有相对人在法定期限内未复议、起诉后,行政行为才具有了执行效力,才能申请法院执行或自己执行”。[12]从这样的角度出发,如果当事人提起行政诉讼,行政行为的效力就处于不确定状态,行政行为就不应该执行。因此,行政法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并不是普遍适用的原则,而是有条件的限制。申诉不停止执行,是起诉不停止执行原则在学生处分处理中的套用,缺乏对其正当性的深刻论证。从对学生负责的角度出发,应该取消“申诉不影响执行”的规定。

(四)应该区分不同情况适用听证程序

听证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有效,对于学术争议或者是学术水平的认定,听证的助益并不大。因此,听证在美国高校只是选择适用。我国还没有注意到听证的适用范围问题,或者说,对这一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既没有区分适用听证的纠纷类型,也没有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听证的繁杂程度。听证本身也要消耗国家资源,应该考虑听证对具体案件的作用以及具体案件对听证繁杂程度的要求,有针对性地举行听证。

(五)应该扩大学生权利程序保护的范围

高校针对学生的所有处分处理决定都将对学生的权益产生影响,加强对高校管理行为的程序约束,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就应该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应用到所有影响学生权益的管理行为。此外,还有一类行为,即受益性行为,也会对学生的权益产生影响,典型的如奖学金的发放、助学贷款的发放,等等。由于这些行为的结果不是对学生的利益造成减损或者增加负担,所以,高校与学生之间因这类问题产生法律纠纷的较少。但是,从公正的角度出发,奖学金的评选和发放、助学贷款的提供等问题也会影响学生权益,尤其如果将来大幅度提高奖学金的数额,这种影响就会凸显出来。因此,应该将受益性行为纳入程序约束的范围。

摘要：美国法院将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应用于高校管理,约束了高校管理行为,在学生权利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在高校管理行为的程序约束方面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我国正在探索对高校学生管理行为进行程序约束的机制,美国的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帮助。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正当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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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Andres Billups,Ex-Student Sues MIT Over Revoked Diploma, Wash.Times,Aug.15,1999,at C5(Quoting Professor Kors).

[9]N.D.Batra,Can Your Alma Master Take Away Your Degree?, Pacific News Service,Aug.23,1999.

法律经济分析在侵权法中的意义 篇6

首先, 法律市场的存在。假设法律具有与市场相似的属性, 即把法律整体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 应用经济学工具分析并评价立法、司法、执法机关以及个人、企业在法律市场中的活动。其次, 法律资源稀缺性。法经济学的基本预设就是法律资源存在有限性和稀缺性。国家作为法律的生产者提供有限的法律, 法律活动者运用法律制度整体分配有限的法律资源, 将法律作为优化配置权利与义务等资源的函数。最后, 理性人假设。经济分析起点是“理性选择理论”, 即假定人是追求其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人”。在经济市场中, 人是理性的;同样, 法律市场中, 人也是运用“成本-收益分析”的理性人。

总而言之, 法律市场同经济市场一样, 都存在资源的有限性、稀缺性, 以“效率”作为衡量标准, 以“成本- 效益 (cost-benefit) ”作为基本分析工具。因此, 法律具有可经济性, 可以借助经济分析的工具衡量。法经济分析在侵权法主要具有三个意义。

一、交易成本为侵权立法指明取舍标准

科斯 (Coase) 最早开始关注法律规则的激励机制, 即法律规则对社会资源配置的影响。科斯一个重要的理论预设就是“交易成本为零 (zerotranscription cost) ”。所谓交易成本, 指事前发生的成本和事后为达成协议而发生的成本。科斯定律 (Coase Theorem) 是指, 如果私人各方可以无成本地就资源配置进行协商, 那么, 他们就可以自己解决外部性问题的一个命题。

根据科斯定理, 如果“交易成本为零”, 不管如何选择责任规则、权力分配, 结果都有效益。事实上, 科斯定理只是其第二定理的一个铺垫。科斯第二定理是指, 在正交易成本的情况下, 法律在决定资源如何利用方面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法经济学看来, 科斯定理及科斯第二定理的实质是,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制度必然影响法律资源配置效率。

科斯定理表明, 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好的法律。人们可以通过谈判, 以降低交易成本的存在并达成一个有效率的结果, 但是基于交易成本过高, 或人们就某些方面不可能达成协议时, 最有效的结果往往不会达成。法经济学集大成者波斯纳认为, 当交易成本存在时, 法律不可能中立资源配置, 其应该起到效率作用。

在侵权行为中, 由于当事人进行协商等交易成本很高, 而且不可能就侵权行为、受害行为提前达成一致, 因此需要法律进行干预, 其目标应当是使得社会成本最小化, 侵权责任规制的效率目标就是, 权责任原则的构成, 该使交易成本-预防事故和行政费用降低到最低限度。

由于边际成本上升 (参照典型成本曲线, 见图1) , 即多增加“每单位过错”需要更多的法律交易成本的增加, 国家需要投入更多执法、司法等法律运作等额外的交易成本, 法律总成本上升, 加害人也需要负担更多违法成本。

法律经济学认为, 根据理性人的假设, 面对问题时, 人们会采取的选择方式是运用“成本- 收益”分析, 在现有信息基础上, 权衡法律制度下各个备选项的收益, 并选择使得效用最大化 (utilitymaximization) 的行为。如果法律收益可以量化, 法律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私人违法成本就可以度量, 那么, 在资源确定的情况下, 理性人就能推知法律成本, 尽量收缩过错程度的危害, 趋于最佳注意水平和最佳行为水平。在侵权立法层面, 通过经济学量化成本- 收益的指标和绩效标准, 使得行为人的危险成本同与之相对应的过错承担相匹配, 指明取舍标准。理性人通过权衡侵权责任负担, 行为时候更加小心谨慎, 无形中降低法律成本。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 法经济分析在侵权法中的意义在于, 经济学分析运用经济模型, 有效量化分析了侵权责任的社会成本及交易成本, 确定了何种归责原则在何种具体条件下属于最优的选择, 为立法者匹配与个人侵权行为相应的最优责任规制提供依据。此外, 由于交易成本的可量化性, 侵权法强化了个人的责任意识, 可以有效预防犯罪, 获得更多法律收益。

二、外部性因素平衡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

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认为, 市场“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看不见的手是有力的, 但不是万能的。假设市场经济存在污染, 法律、政策没有采取任何管制, 那么, 按照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 所有企业从利己的角度出发, 绝不会主动投资治理污染, 这样就等于进入了一种非合作博弈均衡即“纳什均衡”。如果一个企业从利他角度出发, 投入资金环保, 那么, 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导致其价格提高, 必然降低其产品竞争力, 企业受益下滑, 因此, 污染问题将无人管制, 社会总收益下降。这种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第三人利益, 而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时, 就产生了外部性 (externality) 因素, 这时市场中这只“看不见的手”就不能效率地配置资源。

“外部不经济理论”最早由马歇尔提出, 庇古师承马歇尔, 他认为在某些场合, 个人的行为会给第三人的行为带来有利或不利的临近影响, 私人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收益因此出现偏差。当存在外部效应时, 市场从整体看也许是有效率的, 但是评价市场结果还要考虑第三方利益, 因此市场就失去效率。因此, 需要其他手段, 如法律、政策的介入, 校正外部性的存在。侵权法律规范就是一项校正规制。

我们假设一个存在外部性的生产钢铁企业的“供给- 需求”经济模型 (图2) 。

原曲线仅包括生产钢铁制品的私人成本。当其受到侵权法管制, 使得投入成本上升时, 钢铁的供给曲线向上移动, 其移动量为社会成本增量 (即受污染不利影响的第三人成本) 。当达到新的市场均衡时, 钢铁生产适量, 企业所造成外部性污染减小, 社会总经济福利增加。这两条曲线的差别就反应了外部性的社会成本。这种私人成本和社会成本的选择就是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侵权责任原则使得“外部性内在化 (internalizing the externality) ”, 试图平衡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冲突。因此, 有学者认为侵权法的经济学本质便是, 以侵权责任来将由高昂的交易谈判成本所导致的外部效应内部化。

如图3, 基于个人理性, 侵权责任要求在均衡量点A左侧, 预防成本B小于损害PL, 预防有效率, 不预防时行为人需承担责任;在均衡点A右侧, 预防成本B大于损害PL, 行为人不需承担责任。但在某些领域外部性因素的存在, 如环境污染、高度危险等, 集体理性要求即使预防成本大于损害 (即在均衡点A右侧) , 也需要行为人投入预防成本, 这就是所谓的“激励相容 (incentivecompatibility) ”原理。

由于外部性的存在, 法经济分析在侵权法中的意义在于, 经济学通过对外部性的社会成本的分析, 调整企业和个人在社会中的活动, 剖析和解释侵权法的内在“激励相容 (incentive compatibility) ”机制, 促使使人们考虑到自己行为的外部效应, 在满足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基础上达到集体理性最大化。

三、潜在利润促成个人福利最大化

法律需求根源于主体期望获取最大的潜在利润。根据科斯定理, 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将更有效率, 这说明, 原有的制度安排存在“潜在利润 (Profitpotential) ”。科斯指出, 法律需求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法律使显露在现存制度安排结构之外的利润内在化。主体之所以适用法律, 也是因为适用的结果给他带来的利益。

侵权法通过侵权损害赔偿, 量化了法律的潜在利润, 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激励机制, 使得法律主体能动的趋向于运用法律获取边际收益。在损害赔偿中, 如果行为人侵权损害赔偿小于他从侵权行为中得到的利益, 那么他违法收益反而得以最大化, 侵权法就是在鼓励违法;反之, 如果侵权损害赔偿大于他从侵权行为中得到的利益, 依据法律成本———法律收益关系, 理性人追求更利己的结果, 损害赔偿就促使他不去违法。如果行为人避免事故, 将会产生一个利益, 这个利益就等同于损害赔偿, 即所谓的“潜在利润”。也就是说, 损害赔偿直观展现了潜在利润, 是校正违法行为的刺激。为了说明这一潜在利润的存在, 我们将借助于数学图表更直观地展现出来 (图4) 。

加害人和受害人是明显的博弈双方, 由图4 可知, 当过错责任上升时, 损害赔偿由点A1 上升至A2, 两条曲线的差别反应了责任的加重程度。当侵权责任加重时, 相同的过错条件下 (点F) , 加害人需要给付更多损害赔偿, 受害人则可获得更多潜在救济利润, 侵权责任通过风险分担的提高, 促使个人采取最优的注意水平。

此外, 侵权行为法的制度设计, 主要涉及两个基本利益的衡量: (1) 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2) 加害人的行为自由。在权利保护和行为自由的博弈分析中, 侵权法的一般责任采取了对个人自由的较小限制的原则, 个人尽其必要的注意则可以自由活动, 除非特别理由才承担损害。侵权法一般原则为:对自己行为依过错责任负责, 对他人行为负责或依无过错责任、过错责任承担责任为例外 (表1) , 行为人不得不直面其行为的代价, 侵权法把是否引起和承担代价的选择留给他们自己。

过错责任通过界定行为自由、保护权利的范畴, 在这两个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形成一种成本和收益的平衡, 肯定了人的辨别是非的能力, 尊重人自由选择的能力, 适应了人渴望获得尊严、选择自由的潜在利润追求。

由于潜在利润的存在, 法经济分析在侵权法中的意义在于, 侵权法通过规定损害赔偿量化了潜在利润, 提供加害人造成可计量损失时法律上的救济措施, 为受害人提供更多救济保护, 并作为一种激励机制促进个人福利, 适应了个人追求自由的潜在利润, 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和社会效用最大化。

正是由于侵权法中存在交易成本、外部性因素以及潜在利润, 通过经济学量化工具, 交易成本的存在为侵权立法指明取舍标准, 强化了个人责任意识, 发挥损害预防功能;外部性因素的存在使得人们不得不去平衡个人利益与集体理性;潜在利润的存在则适应个人选择自由的潜在追求, 促成社会效用最大化。与此同时, 与传统理论相比, 经济学还可以对传统侵权责任理论不能做出完美解释的复杂侵权责任, 如对转成责任、多方侵权责任、为救援责任等一些问题做出更令人满意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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