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2024-06-10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共12篇)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1

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 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 (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 (价格) 、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 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当前帝国主义的金融危机的逐渐蔓延, 有可能将世界带入史无前例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混乱之中。数千万人已经受到其负面影响。美国经济目前正处在全面爆发的金融危机之中, 这导致了许多银行纷纷因亏损而濒临倒闭。银行业普遍更加关心平衡自己的资产负债水平, 从而出现借贷紧缩甚至借贷枯竭, 其必然后果就是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现在我们正在步入经济衰退期, 美国政府正在采取步骤, 向银行注入资本, 并希望制定有效的政策来结束这场金融危机。但到目前为止, 危机还主要停留在金融体系之内。全世界的服务和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仍像以前一样全面进行着, 当前的经济危机肯定会加速激化资本主义已有的对全球工人阶级的挑战, 最重要的是对社会主义革命造就的国家 (特别是中国) 的工会和政党的挑战。金融危机肯定会导致降低生活标准、破坏公平、加重压迫、激化冲突和对环境造成破坏。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由美国住宅市场泡沫促成的。从某些方面来说, 这一金融危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发的其他;危机有相似之处。

然而, 在金融危机之间, 存在着本质的不同。当前的危机标志信贷扩张时代的终结, 这个时代是建立在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基础上的。其他;周期性危机则是规模较大的繁荣-萧条过程中的组成部分。当前的金融危机则是一轮超级繁荣周期的顶峰, 此轮周期已持续了60多年。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 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 就带来了需求, 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 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 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 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 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 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他;地区的储蓄, 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 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 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 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 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 监管不断放宽, 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 未来两年, 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 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 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 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抄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对票据业务使用中存在若干

问题的分析及建议

王琴刘敏

近年来, 我国支付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进展, 非现金支付工具作为现代化支付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社会诚信度的提高, 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中单位和个人实现货币所

有权转移的重要载体, 推广使用非现金进建议:

金融危机发生的一般原因是资本全球化运动和价值实现过程中矛盾的尖锐化。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 发展中国家不仅同发达国家一样有生产过剩、金融过度膨胀的问题, 还有本国货币与国际货币之间的矛盾。商品价值、金融资产价值和国际价值的实现这三重矛盾相互交织和日益发展是金融危机集中在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前提。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对称依赖或中心主导与外围从属的经济体系, 则是金融危机在发展中国家产生、发展的现实基础。在资本主义生产由中心向外围扩散, 中心对资本的垄断和对商品市场的控制加强时, 发展中国家内部生产过剩、金融过剩和与外部联系中的国际价值实现问题正不断深化发展。由于历史造成的经济脆弱, 在国内要求经济改革与经济增长的压力下, 发展中国家极易陷入依赖外部推动、三重矛盾日益发展的状况。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因西方资本流入和出口发展而快速增长, 又因对外收支状况恶化和西方资本回流而爆发金融危机以至金融危机反复发作的原因。

21世纪初期世界金融危机的发展前景最终取决于世界经济中各地区、各国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前述世界经济运动的模式已经表明, 世界经济运动的状况和金融危机的发生与否根本上在于中心与外围依存关系的发展, 从本质上看, 这就是两部分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状况。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主体以实力为基础的博弈。货币金融垄断是经济实力的集中体现, 就是竞争优势;处于垄断地位的一方总是支配着另一方和整个经济运动的方向, 这就是世界运动的法则, 也就是决定世界金融危机走势的基本规则。

世界经济中经济实力反映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水平、经济规模、金融市场规模和其货币是否充当国际货币。科技发达、经济和金融规模大、货币为主要国际货币的国家或国家集团从经济金融到文化都对经济实力较弱的国家产生影响。这种客观规律决定着世界经济和金融运动的发展趋势, 也决定着世界金融危机发展的前景。未来世界金融危机问题根本上取决于世界体系中各地区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消长变化。

世界金融危机集中于发展中国家这一趋势将很难改变。首先, 如前所述, 世界经济格局不会有大的变化,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仍将处于严重不对称的地位。20世纪70年代后随着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差距进一步扩大。1975-1995年, 除东亚少数所谓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和中国之外, 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的人均GDP相对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都处于连续下降状态。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得益者, 发展中国整体经济地位下降。1997-1998年的金融危机又给予东亚经济严重打击, 从而使中经济全面受挫。目前, 发

一、当前票据使用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原因分析及改进的意见和措施

支付工具, 对降低社会支付成本, 减少现金流通, 改善社会信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打击洗钱犯罪活动具有重要作用。而作为非现金支付工具的重要组成的票据业务更是发展迅速, 对票据业务使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并提出改

(一) 票据业务的推广没有到位

1.由于地方经济的限制和企业对票据认识的不到位, 没有真正认识到票据能给企业带来的收益, 加上银行长期以来只注重传统的存贷款业务, 对票据业

达国家占有世界财富的3/4, 最不发达国家则增加到49个。从历史来看, 金融危机发生后, 在经济格局不变、依存状况总体上不变而作部分调整时, 几乎所有受危机打击的发展中国家都不得不再度依赖外部资本流入和外部拉动。

其次, 许多发展中国家存在大量的外部债务, 国内经济结构和社会调整面临诸多困难, 出口创汇又因技术革命发展滞后和西方国家的限制十分艰难, 当西方资本流入时, 可能导致新的生产和金融失控, 而不会产生较多国际收益。这势必成为新危机的隐患。

日益加深的金融危机而今天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生死关头:要么是资本主义的金融危机把世界经济拖垮, 要么是稳定的经济力量社会主义最终取得胜利。一场深刻的危机仍然在金融帝国中蔓延。

然而全球经济恐怕不会出现紧缩, 因为世界经济增长率会潜在地高于目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欧盟经济会出现紧缩, 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增长会明显放缓。我认为这场经济衰退会让世界很多国家的金融机构接受考验, 不仅仅是美国和西欧, 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亚洲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

如果我们展望未来20年或者30年, 你会看到中国的经济规模日益接近美国的水平。在看到中国追赶美国的同时, 你会看到中国经济重心从制造业向服务业领域转换, 就像五十年来美国和欧洲所经历的一样。这将让中国经济与今天截然不同。与其做一个制造业大国, 不如成为一个以高科技创新为驱动, 面向消费服务的经济大国。

我认为在提高国内需求和对美出口贸易萎缩的问题上, 中国应当进行认真的思考, 使得中国经济全方位地平衡发展。其中的一个方面是, 中国应当适度地进行真正的投资。假如中国在房地产领域过度投资, 那么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崩溃就会动摇中国的金融体系。如果对经济高速发展做出盲目的乐观估计, 因而进行过度商业投资, 这同样也会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我认为中国需要思考国内投资策略, 比如说在房地产和商业投资领域追求健康适度地发展。

实际上, 我想中国也应当关注如何建立和保持一个健康的金融体系。经济繁荣的背后容易掩盖银行业没有得到有效监管的事实, 当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的时候, 银行业监管方面的漏洞就显露出来。中国的银行业长期受到坏账的影响, 我认为中国当务之急是建立稳固的现代金融体系, 不要建立现在美国和欧洲的那种债权过度的金融体系, 应当建立那种债权较少且不以房地产业为主的金融体系。美元的走强也将使使中国获益。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2

连续两年,一开春,宣示“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中央文件就迎面而来,让人们对水资源危机有了更强烈的感受。

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和中央水利工作会议指出,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划定了三条红线。今年1月份,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进一步提出用水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责任和考核四项具体制度。这意味着,水资源已经和粮食安全一样,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高度,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水资源困境如同一块棱镜,折射着中国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领跑全球的经济增长,配套设施滞后的城市化,保水、节水的制度缺失。实际上,水资源困境已经在倒逼中国发展战略转型,每一条新的发展路径都需要放在水资源的天平上称一称。记者征询多位专家,获得三个重要启示。

启示一:摒弃粗犷式发展

中国所面临的水资源危机,由两个相反的力量造成。一方面是快速推进的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水资源需求;另一方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水资源造成的巨大破坏。据水利部副部长胡四一今年2月透露,目前全国年平均缺水量500多亿立方米,而在2006年,这个数字是400亿立方米。不难发现,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水资源短缺问题愈加明显。

水资源危机的背后,是严重的水污染问题。最缺水的地区,往往是高耗水、高污染产业集中的地方。在环保组织“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看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付出了巨大的环境代价。环境恶化的最明显表现,就是水污染。

改革开放后,“先污染,后治理”一度成为很多地方官员的口头禅。以发展经济为首要目标,忽视环境治理,在很长时期内成为不容辩驳的施政方针。

东莞的发展最为典型,这个河汊纵横的岭南水乡,在成为“世界工厂”10年之后,已经找不到一条清洁的河流,东莞运河成为横穿城市的臭水沟,市政府斥巨资为运河修了漂亮的汉白玉围栏,但河水散发的臭味,让游客不敢靠近。

小化工、小印染、小电镀、小造纸等高污染企业在中国工业化初期几乎不受限制。工业的粗放发展,造成严重的水污染。据胡四一透露,到2010年,38.6%的河流水质劣于Ⅲ类,2/3湖泊富营养化,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不足一半。饮用水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湖南省环保厅了解到,湘江水质全年90%只达到Ⅲ类水标准。据马军介绍,在国际上通常以II类水为饮用水标准,Ⅲ类水需要进行化学品处理才能符合饮用水标准。污染越厉害,加的化学品越多,自来水的口感越差。

湘江供应包括省会长沙在内的4000万湖南人饮水,有长沙人表示,“(自来水)不放茶叶没法喝。”马军表示,中国五分之一的水源地被污染,而这些水源地供应着三分之二的城市饮用水。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水资源所所长王浩指出,中国现行的污水排放指标,还是上世纪7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标准,中国环境容量本来就比西方国家小得多,“即使每家工厂达标排放,河流水质还是会比正常状态差很多”。

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一度置环境治理于不顾,城市生活污水肆意排入江河,加剧了水污染程度。

长沙市2005年只有两座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30万吨生活污水,而整个长沙每天排放的生活污水有100万吨。每天有70万吨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湘江。直到最近3年,长沙才突击修起5座污水处理厂。即便如此,由于污染源众多且难以控制,湘江每年仍有10%的检测显示氨氮超标,低于Ⅲ类水标准。

在工业化、城市化迅速推进过程中,不仅没有实现集约化利用水资源,反而加剧了水污染,导致大范围的水质型缺水。如果这一矛盾得不到解决,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将不可持续。

胡四一对此抱有深深的忧虑,他表示,“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水资源供需矛盾将更加尖锐,我国水资源形势将更为严峻。”

启示二:“调水”不如“治水”

今年一开春,连续发生了广西龙江、江苏镇江两起重大水污染事故,引起社会强烈关注。最近几年,水资源环境事件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媒体显要版面。据监察部统计,目前每年发生1700多起水污染事件,最近6年共发生15起特大水污染事故。

2005年的松花江化学品泄漏事故,给当地造成严重的饮用水危机。最终哈尔滨放弃了松花江,另外开辟磨盘山水库作为饮用水源。

重金属污染、化学品泄漏,此起彼伏的水污染事故,对集约化用水的城市饮水安全造成的威胁,促使地方政府不断寻找新的饮用水源。

因黄浦江污染严重,上海市放弃了黄浦江,去长江取水。而环太湖地区的无锡等地,也在寻找新的饮用水源地,找不到就超量开采地下水。马军指出,每年500亿立方米的用水缺

口,多半是由地下水来弥补,结果造成地表沉降。华北地区的地下空洞越来越大,而环太湖地区本来就低洼,地表沉降后,造成严重内涝。

事实上,很多地方已经很难就近找到第二水源,一旦发生重大水污染事故,上百万人口的城市将无水可饮。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大规模的调水工程已经提上议事日程。甚至在水资源丰富的南方,如广州、深圳等地,也在进行从河源万绿湖引水的工程。

由于湘江重金属污染严重,湖南长株潭地区盯上了远在郴州的东江湖,计划凿一条长达数百公里的引水渠,将东江湖水引到长沙。当地人描述,工程之巨,相当于“再造一条湘江”。

清华大学环境系水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傅涛对记者表示,“水质出了问题,就通过调水来解决,不仅加大了水资源的成本,还会改变水资源布局,可能带来无法预知的生态问题。”

事实上,梯级开发水电站的水资源开发方式,已经引起一系列生态问题。一些野生珍稀鱼类因洄游产卵通道被切断,濒临灭绝或已经灭绝。湖南农业大学生物工程系讲师周晓明告诉记者,以前江豚可以从长江游到洞庭湖,再从洞庭湖溯游到湘江上游的永州,而现在,江豚在永州已经绝迹,只能以标本的形式陈列在永州市博物馆。

胡四一表示,目前黄河流域水资源开发程度达到76%,淮河达到53%,海河已超过100%,已接近或超过其承载能力,引发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这是水资源危机带来的另外一个严重后果。

傅涛认为,解决水资源短缺的最好办法,不是调水工程,而是就地控制污染,并回收污水重复利用。以色列是全世界水资源最短缺的国家,但他们的污水回收利用率达75%,也是世界最高的。

启示三:行政调控应结合市场手段

刚出台的“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通过行政手段来管理水资源。傅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制度是有必要的,但管得严格,未必有效,实际上,通过市场手段来调控效果更好。”

目前的水价是政府定价。由于定价过低,居民节水意识不强,导致浪费严重。

比如北京市,假如只有500万人,水价定为3元/立方米就够了。现在北京有2000万常住人口,合理的水价应该更高。现在只有不到4元/立方米,每个北京市民月均用水4立方米,每月仅需16元左右。很多人对这个价格根本不太乎。

一些耗水严重的服务业没有受到水价的合理调控,它们的大量存在,与日趋严重的水资源危机显得极不协调。

北京有175个高尔夫球场或练习场,同时还有数百家桑拿洗浴中心。对一个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只有100立方米水、比以色列还少的缺水型城市来说,水资源的价值没有得到体现。

据傅涛介绍,以色列制定了完善的水价体系,促使用水者不断提升用水效率。该国水价实行“累进制”,在不同部门和不同地区,水价呈现差异。为鼓励回收水的使用,政府确定了低廉的回收水价格。家庭用水根据用水量的不同有三种价格。工业用水在使用者允许的配额内价格不变。为进一步使得水价与成本相符,以色列2000年开征水资源开采费,该费率于2007年进行了调整。水资源开采费根据开采行业、水源质量、开采数量和开采地点的不同而定价不一。水资源开采费将增加生产者的成本,并最终影响水价,使得不同的水资源价格有所差异,成为政府调节水资源利用的政策工具。

在另一个缺水的国家澳大利亚,则通过水权有偿交易和许可证制度,对水资源进行管理和调控。

澳大利亚通过立法,将国有水资源以许可的形式分配给地方水利批发商(含水务部门)和农户,由批发商以买卖的形式将水供应给用户,从而使水的管理既有宏观调控,又有市场调节。同时,政府允许不同用户之间相互有偿转让用水额度,实行水资源商品化,即通过市场调节配置水资源。

另外,澳大利亚还建立了一套严格的取水许可审批制度。递交申请报告(包括取水量、取水地点、用途以及对环境的影响等),并缴纳申请费;由政府部门在地方报纸上进行公示,征求民众意见,如有异议,可在规定期限内提出。这个类似环评的作法,可以避免用水者过度开发,破坏水资源环境。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3

事实上,就宏观统计数据、特别是GDP与政府负债比率的变化而言,当今日本失去的或许已经是20年了。总体说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经历过五大经济危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1989年的泡沫经济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危机以及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创伤最深者,莫过于1989年末那场似乎祸起萧墙的泡沫经济大崩盘。1989年底至2001年秋,日经平均指数由38915.87点直线下挫到10195.69点,缩水70%;而1991年至2002年,日本住宅用地价格累积下跌36%,商业用地价格下跌了62%,其中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城市圈,跌幅高达52.1%和76.1%。这些触目惊心的数字不仅刺痛了日本社会,也撩动着许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因为今日中国与经济泡沫破碎前夜的日本有许多类似的表征:中国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已经开始向海外大规模输出资本、所谓的“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为许多国际学者所追捧…一在种种“历史惊人的相似”中,人民币面临的巨大升值压力与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价格飙涨更让人们疑问:“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本文结合时代大背景来透视1989年的危机,以便更深入地理解日本经济危机的启示意义。

对比: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在马克思主义学者看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昭示着这样一个论断:发生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于它什么时候发生、诱因又是什么。对于1989年日本经济崩溃而言,通过事后的回顾,许多人得出了《广场协定》签署一日元大幅升值——房地产等资产价格飙涨一经济泡沫破碎这样一个线性的因果链。有人甚至以阴谋论的解释认为日本遭遇了一场“货币战争”。这也成为某些经济学家担心中国重蹈日本覆辙的基本逻辑。无疑,他们接受了这样一种假设,那就是当年的日本如果能采取更合理和稳健的经济政策,如暂缓日元升值、及时提高储蓄利率以及其他相对紧缩的货币政策,本可能降低经济泡沫膨胀的风险。这当然有一定道理,只是,如果站在历史大背景的视角下梳理基本史实,我们或许可以摆脱一味评判经济政策得失的窠臼,对1989年日本经济危机的必然性有更全面的理解。

二战后日本遭遇了第一次经济大危机——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这次危机的起点在能源供给领域,对日本整个产业结构的既有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过相比1989年,日本卷入这场危机具有客观上的无奈性,因为当时美苏冷战正在进一步向第三世界蔓延,南北矛盾激化之下,日本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一分子被拖拽进这场整体性的危机。石油危机并没有导致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这恰恰是因为日本尽管经济实力猛增,可尚未被要求在国际经济格局中承担领军性的责任。虽然美日贸易不时擦出火花,可美国及其盟国(特别是一些东南亚国家)相对开放的市场与原料供给一直是日本维持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根本前提。在金融秩序方面,布雷登森林体系虽然渐渐走向末路,但还在确保日本企业享受固定汇率的便利。

到1980年代后半期,时代背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格局多元化的趋势让日本对自身的定位产生了重新判定——它在国际上越来越渴望充当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而不是美国身后的游戏参与者。对此时的日本来说,要实现“政治大国”的身份,首先就要正式确立自己世界经济新中心(至少是中心之一)的地位。1985年,日本政府发表了《关于金融自由化、日元国际化的现状与展望》公告,拉开了日本经济金融全面自由化及国际化的序幕。这是一项壮举,因为在之前的石油危机时代,美日之间曾经就日本减少金融贸易的国内壁垒而进行了拉锯战式的谈判,最后美国是以政治筹码为要挟才取得了有限的成果。由此看来。似乎并不能轻易惋叹说当时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种冒失的经济金融战略,因为就当时历史契机来看,这符合其对自身定位的推断,表达的是一种合理的自信。与石油危机不同,日本1989年危机之所以表现出更大的内源性,而且首先爆发于金融界,是日本自我选择及国际环境暗示的必然结果。

必然:日元升值及经济泡沫膨胀

具体分析时下最热议的日元升值与泡沫经济崩溃,人们将发现两者间并非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就一般定义而言,泡沫经济是指大量过剩资金追逐相对稀缺的投资机会而造成的资产价格膨胀。日元升值对此有影响,但就本质而言,两者是不同的事件。可以说,当时日元升值与美元贬值都是必然之事。

自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布雷登森林体系正式瓦解以来,压迫别国货币升值就变成了美国减少财政赤字与贸易赤字的惯用手法。时至1980年代初,美国经济无法彻底摆脱“滞胀”的困扰,新任里根政府就以减税为核心,通过扩大赤字刺激经济增长;美联储则通过紧缩性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这些政策增加了投资客对美元的信心,国际游资因此大幅流入美国市场,引发美元升值。结果,美元升值进一步扩大了美国贸易赤字。在1980-1984年,美国对日本的贸易赤字从150亿美元增加到1130亿美元。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贸易顺差从76.6亿美元增加到461.5亿美元。到1985年,日本对外净资产为1298亿美元;美国对外债务为1114亿美元,它们分别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与债务国。这样一来顺理成章的是,美国要求日元承担更多国际性货币的责任,还得到了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理解。对于这一点,可以留心一个有趣的细节:1985年9月22日,美、日、英、德、法5国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聚集纽约花园广场饭店,走过场般地耗时仅20分钟就发表了《广场协定》,宣布包括日元在内的多国货币对美元“有秩序的升值”。达成《广场协定》显然是早有默契的,它只是加速而不是引发了日元的升值。

问题在于,日元并非“有秩序的升值”,而是急剧提升,这导致了国际游资蜂拥而至。催生了以土地投机为核心的资产价格飙涨,也就吹出了经济大泡沫。许多事后的反省认为,日本央行推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应对此负责,但如果根据当时的条件看,这并非愚不可及。这里需要再次考虑当时日本对自身发展前景的信心。自1965年起日本对美贸易出现盈余,至1985年已维持了20年之久,这让大家很难怀疑日元的强大仅是一种表象。面对本国货币升值对经济造成的冲击,日本央行采取了通行的低利率政策。事实上到1987年,这也帮助国民经济度过了升值初期引发的混乱,实现了

快速增长。但是此时为了展现日元作为世界货币的信誉与地位,日本央行错失了加息的良机。原来,1987年10月19日,美国股市出现“黑色星期一”的暴跌,为了防止可能引发的美元暴跌,日本央行决定维持低利率政策不变。

此外,还有人指出,当时日本央行执行扩大内需战略,过分倚赖于参照CPI的平稳度来决定是否调息,这也是一种失误。因为日元的大幅度升值,使得进口商品及原材料价格下跌,导致CPI出奇平稳。在专注于CPI的情况下,央行忽视了低利率导致的资产通货膨胀。这的确是日元升值造成的一个陷阱。可问题是,对于一国政府而言,扩大内需不仅是一种促进产业加速发展的方法,也是其履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这一义务的必需途径。何况在对日本经济发展基本盘一派乐观的情形下,包括央行总裁澄田智在内的人都没有信心判定资产价格飙涨是否一定意味着整体经济的泡沫。换言之,何为经济快速发展,何为经济泡沫,当局者迷。历经日元升值至经济泡沫破碎的日本银行前总裁速水优检讨说:“实际上,在泡沫扩大的过程中,是否是泡沫的判断真的是非常的困难。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我们无法否定这是经济结构变化所带来的可能性。”这虽有推卸责任之嫌,但可以理解的是,伴随经济实力的真切膨胀,全国舆论都在营造“日本第一”的氛围,即便有个别理智的决策者也很难逆势而行了。

启示:中国会不会是下一个日本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热衷的一系列“技术指标”都证明1989年危机开启了一场日本国民经济的灾难。就其社会与政治后果而言,日本不仅未能实现“政治大国”的愿望,连政府威信也大打折扣。然而,日本经济在长期的低迷状态中依然创造了“奇迹”。2000年度,日本GDP总值为40789亿美元,仅次于美国,而人均GDP则为32230美元,高于美国,同时人均GNP高达37528美元,居世界第二。如果继续把视野向下延伸,我们还会发现近20年来日本百姓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受到严重影响。相反,由于资产价格回归理性促使物价下降,对于普通工薪阶层来说,实际工资的购买力不降反升。此外,近20年来日本的基尼系数始终维持在0.27左右,近三年的政府清廉指数也排进全球前20名。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日本经济的困难主要停留在政府财政方面,而其社会的经济实力与活力依然强劲。

所以说在经济危机无法彻底回避这一前提下,日本社会在逆境中求发展的经验才是最值得借鉴的。此处最大的教益在于日本政府在财政收入锐减的情况下,能够不谋求短期效益,帮助日本产业结构保持灵活主动的战略调整。这一点在石油危机中已经表现得非常明显,而1989年危机后则有进一步提高。石油危机中,日本大力淘汰耗能产业,同时以政府投资带动扶植循环经济与环保产业,终使之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1989年危机后,日本政府鼓励发展短期效益并不明显的文化产业,收益良多。比如日本的动漫产业就在危机中崛起,至今已经占到世界市场份额的50%;以东京为中心的时尚产业亦是如此。即便是传统制造业也颇有作为,政府鼓励大企业集团把产业链的中低端部分向海外转移,实行当地生产当地销售的战略,不仅获得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而且规避了汇率波动的风险。由于1989年危机首先是金融业的危机,所以涉及金融业的整改格外突出。在组织机制方面,经受住危机考验的日本大财团开始采取强强联合,走资本集约化的道路。在投资导向与盈利分配方面,日资对房地产等行业的投机行为愈加警惕,在海外并购中也压缩此类项目。事实上,这些审慎的资本运作使得日本海外产业在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中实现了损失最小化。

希望通过总结日本的经验教训来避免未来自身面临的风险,这可能是徒劳的,因为任何历史经验都受限于特定的时空环境。日本的遭遇或许只提醒我们一件事情,那就是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挑战乃至危机不可避免。特别是在对国家地位的提升期望值高涨时,精英们不可避免地要试验各种实现理想的手段,这就进一步加大了遭遇风险的可能。在国家崛起时,真正需要的是应对危机而非回避危机的能力。日本的难能可贵在于,其百姓能最大限度地公平分享经济快速崛起的红利,而国家却尽可能多地长期承担危机后的疗伤成本。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本文编辑: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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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大传(插图本I》,扬国桢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4月,65.00元

日本的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小小启示 篇4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实施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大力发展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而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经济很繁荣,在经济繁荣的背景下,负面的影响也同样存在,而这影响正是导致了日本经济的流动性过剩。在那个时期,中国和日本的银行管理制度都很放松,这样的管理制度得到一派的赞美声,两国的银行业都改变了以往的管理风格,不再采取小心谨慎的作风,而是采取了技术解救的政策,用克鲁格曼的话说就是,人们对于银行的绝对信任导致了日本银行业踩在了金融危机爆发的引线上,道德风险造成的最终成本由纳税人承担了。日本在政策上的一错再错,解决不了危机造成的残局。当日本政府意识到经济危机的泡沫严重性时,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手法,提高银行利率,进行宏观调控。其次从财政政策入手,对土地税制的强化问题,通过拉低地价,正式开始挤压泡沫。针对这样的社会情况,在农业方面,日本通过由农业协同组合设立信用部和农村中央金库等措施。这样的措施不仅在经济方面为农业进行产业化转变提供了资金方面的保障,使产业化的实现取得了基本保障,这样的金融基础是必不可缺的。同时金融体制也进行了更深一层的变化,在农村初步建立起四大金融结构,分别是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有了这样强大的体系的支持,地方性的农业组织也随之改革深化,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完善,农业的产业化进程也加快了步伐。

吉林省农业的自然状况是农业经济发展情况的基本条件,它属于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处于中纬度亚洲大陆的东部,吉林省水资源丰富,光照充足,春夏两季气候正适合农作物生长,春季气温上升较快,干燥,而夏季天气热且降雨集中,雨热同季,适宜一年一季的农作物生长,吉林省农业所具有的这些特点,以及地理位置处于我国的中北部,具有交通便捷的优势,这对于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强各个地方的物资交流,对农村经济的繁荣,起到了重要作用。

吉林省的农业不仅具有以上的特点,与其他省份的农业发展情况还具有不同的特点:种植业比重高,以粮食生产为主;在粮食种植面积中以玉米为主;商品粮基地数量多,商品粮生产的形式也形成区域化、大规模的特点;粮食商品率水平高,人均占有粮食量水平同样也很高;吉林省是畜牧业大省,玉米资源是吉林省的畜牧业基础,它的发展速度快,为吉林省的农业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吉林省要想进行产业化转变,稳定的金融体系作后盾是必要的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合作经济日渐衰弱,导致在进行产业化转变的过程中,农村信用合作所能起到的作用不再具有很强的力度。农业产业化金融支持无法再发挥主导作用。只有重新建立服务于农业的农村金融体系才能实现产业化,这不仅是首要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日本,通过由农业协同组合设立信用部和农村中央金库等措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这一系列的措施为农业产业化提供了良好的金融基础及资金保障。我们吉林省可以学习日本采取的措施同样建立四大农村金融支持体系,即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和民间性金融。这四大体系不仅可以进一步完善我省的农业组织体系,更主要的是可以对产业化的进程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根据吉林省自身的情况,我们也可以采取适合我们的政策,首先要调整信贷政策。吉林省的农业贷款所需求的担保条件很严格,这样阻碍一部分担保条件弱的贷款农民,额度上也有严格的限制,这样的情况都不利于农业产业化进程,在以后的进程中,应改变政策,对其进行调整,才能更好地加快产业的进程。政府的扶持是产业化得以实现的必要保障。

从总体上看,吉林省农业组织处于初期阶段,农业组织需要进一步发展,形式上需要不断地创新。为了解决这样的情况,政府必须给予支撑,要采取相应的手段,制定具有针对性的措施,切实有效的

解决问题。吉林农业合作组织快速、健康、持续发展是需要地方政府在发挥主动性的同时辅之以宏观调控对其扶持的。吉林省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先后确立了“一稳两转”、“四转战略”和“三大一强”的指导思想,

在思想上起到一个指导的作用,在实践中带动产业化的发展,为产业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97年5月,吉林省委召开了全省农业产业化座谈会,在座谈会上确定了推进农业产业化的总体思路,通过政府强有效的政策支持,使农业组织发展得到有力的保障。

评论:百度危机的启示网络营销 篇5

百度最近因“竞价排名”使其陷入创业以来最大的危机之中,目前,在李彦宏愿意“承担全责”的情况下,百度的危机似乎已开始渐渐消解。但是百度危机确值得我们借鉴和思考。

百度的危机来自其“竞价排名”这一核心商业模式,李彦宏承认,因为他们只注重研发,而没有在营销渠道进行很好的管理。李彦宏的的教训是,企业在成功光环的照耀下,该回头审视自己的脚步的时候一定要回头,不能在自我陶醉中固守模式,

百度就是在高歌前进的过程中未好好留意脚下而掉进了危机陷阱的。

好在,李彦宏醒来了,并快速地把自己推到前台,通过“承担全责”、创新商业模式带领自己的团队度过危机。其实很多企业都会遇见或大或小的问题,这些问题出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不是掩盖,而是站出来,该认错的认错,该改进的改进,以免使企业的小问题变成大问题,并滑向危机深渊。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6

关键词:欧债危机 实体经济 经济转型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指2009年以来在欧洲部分国家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其归因是政府所能负担的债务超出了政府所能承担的债务范围,从而引起的违约风险。此次危机是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延续,严重影响了欧元区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2009年12月,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爆发,2010年危机扩大,并向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这几个国家扩散。这些国家接连爆出的财政问题,使得欧元区的一些经济状况较好的国家如德国与法国等受到拖累。

希腊经济的支柱产业是旅游产业和航海运输产业,但其自身很难抵御金融危机的冲击。在欧元区国家,希腊整体经济水平低,产业结构不合理。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服务业的比重达到52.57%;服务业中旅游业约占到了20%;而工业所达到的比例只有14.62%;农业所达到的比例仅仅只有3.27%。其航运业也受金融危机影响开始不断衰退。

意大利的支柱产业为出口加工业和房地产,意大利经济为出口导向型:其国内以出口加工为主的企业贡献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70%。依靠出口拉动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极易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意大利的出口制造业和旅游业遭受重创。

从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国际热钱大量涌入,投资西班牙房地产,房地产存在大量泡沫。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随着国际流动资本的减少,房地产泡沫破灭,房地产业遭到极大重创。同时,随着国外旅游人数的减少,旅游业,西班牙的另外一个支柱产业也遭受到了严重打击。

爱尔兰金融业发达,房地产业为其主要支柱产业。08年金融危机以前,经济发展速度一直高于其他欧元区国家。爱尔兰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房地产行业。2005年爱尔兰房地产业就已经开始浮现泡沫,在国际热钱涌入,国内市场盲目扩张的背景下泡沫越来越大;2008年爱尔兰房价比所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房价都高,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爱尔兰房地产泡沫破灭,房价出现快速下跌。高度发达的虚拟经济也在房地产泡沫磨灭后急速衰退,银行资产大幅减少,国际流动性资金撤离,爱尔兰经济陷于停滞衰退,收到了极大地打击。

葡萄牙经济增长主要由服务业带动。葡萄牙由于气候地理原因,服务业比重很高。近几年,葡萄牙开始谋求经济转型,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但高新技术产业需要极大的资金投入,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得企业融资成本升高,企业受到影响,加上之前为了扶持高新技术产业,政府投入的巨额财政支持,葡萄牙经济受到极大冲击。

总体看来,这5个国家都是实体经济差,政府财政赤字过高,收支不平衡,财政状况差,经济带动点缺乏,并且没有強劲的经济增长点;国家自身实体经济软弱,相比于发达的虚拟经济,经济发展结构不协调,其繁荣的虚拟经济没有相应的实体经济做靠山,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经济泡沫迅速磨灭。而这五个国家过高的福利也加重了政府的财政负担。

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虚拟经济的发展不能脱离实体经济的支持,而实体经济的发展又需要虚拟经济的支持。近年来,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速度下缓,产业结构不协调,更新速度慢,部分资金从实体产业转移到了房地产行业和股市、期货市场。我国实体经济出现发展动力下降、产业升级速度缓慢、资金从实体经济流向虚拟经济,社会资本“避实入虚”和企业“弃实投虚”的现象频繁发生。一方面是实体经济利润率低,一方面是金融套利的利润丰厚,我国实体经济面临极大挑战。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协调发展才能使我国经济发展健康迅速,不重视实体经济的发展,着重虚拟经济,就会像上述欧洲五国一样,经济脆弱易受到打击。我国经济发展模式依旧还是出口导向型,而出口导向型对外界经济环境极其敏感。08年金融危机后09年上半年,我国与十大贸易伙伴整体贸易额减少,沿海出口加工产业遭受重创,许多企业纷纷倒闭,并且随着人力资源成本,原材料成本的不断升高,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利润率呈大幅下降态势。很多企业将资本投入到房地产,如今房地产泡沫严重,即使国家出台一系列严控措施限制房价过快增长。造成这种现象是有以下几点原因:我国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升,原材料成本不断提升,企业税费重,中小企业融资难等问题造成了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产业整体利润率降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竞争力,以往具有相对优势的廉价劳动力也随着最低工资标准的不断提高失去竞争优势;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过度依赖出口。随着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影响加深,我国出口放缓,经济减速。

如何应对现阶段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挑战,有针对性的改善实体经济发展的环境,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有其重要的借鉴意义。为此,我国主要通过降低税负、贷款利率、改善融资贷款环境改善、扶持企业自主创新等路径来实现我国实体经济的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庄良红.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问题分析及对策[J].商业经济,2013(2)

浅谈经济危机中的法律启示 篇7

关键词:经济危机,法律启示

美国的次贷危机已演变为全世界的经济危机, 并且波及世界主要金融市场。此次危机源于次级房贷危机又称次贷危机, 目前已经成为国际上的一个热点问题。而法律机制问题在其中起着关键的防范作用。政府的过多过滥干预只能加剧其的发生, 其中过多过滥的审批就是金融危机的隐患。我们应从民商法的角度提出有效地防范经济危机的法律对策。例如, 预防泡沫经济, 则需预防泡沫企业的滋生和发展;作为股东责任原则的以外, 人民法院应当适用否认公司法人资格, 合理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等。

这次经济危机给我们的教训是: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条件下, 不能忘记国家利益与国家安全。我们要加强对外资外贸的政府管制。最近几年我国产业调整, 许多西方的跨国公司都谋求在中国并购便宜的公司, 把我们的品牌一个个吃掉。另外, 还有对外商的管制。有人在加入世贸组织后主张对外对内法律都一样, 怎能都一样呢?如果别的国家给你优惠政策, 你也可以给他优惠待遇。但有的欺负你, 你当然不能给他这个待遇。所以, 要有实际的法律规定摆在那里, 只要有明确的预期收益, 投资就会去那里。没有法律, 政策不稳定, 不知什么时候会变, 投资者就不愿意冒这个风险。所以, 要实现投资向落后地区的转移, 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法律及法治的环境。

次贷危机是让人生畏, 然而,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金融制度创新的意外后果。这种类型的危机只有可能发生在英美这样以普通法治理社会的国家, 因为, 只有在这样的国家, 才有可能容许种种大胆的、有时是莽撞的创新。在今天的中国, 人人都在谈论创新, 但有一个现象似乎被人普遍忽视了:在过去, 几乎所有领域的创新, 包括技术创新, 市场制度创新, 金融产品与制度创新, 企业组织制度创新, 都出自英美这样的普通法国家;政治领域、社会治理领域的种种制度创新, 同样主要出自这两个国家。各种原因在于, 普通法所隐含的关于社会治理的思路, 为人们开放出最大的创新空间。按照普通法的法理学, 法官、立法者并不事先规定人们可以干什么, 相反, 如著名学者哈耶克所说, 普通法作为一套正当行为规则体系, 主要由禁止性条款构成。它只禁止人们实施已被事实证明显著有害的行为, 除此明确界定的范围之外, 人们可以自由地进行创新, 而不需要法律和官员的事先授权。人们可以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 由法官、立法者事后来判断其中所蕴涵之规则的合理性。因而, 在普通法的治国思维下, 法律规则及各种制度, 主要是民众创造出来的。民众基于对权利、利益、正义、公平的理解和共识, 基于自然法, 基于相互的同意而进行特定的交易、合作。在这些交易、合作行动中, 包含着某种规则。其中有些人会采取自认为能够增进自己利益的新行动, 这些新行动中包含了新规则。这些人可以说是“立法企业家”。如果该行动增进了交易双方的福利, 就可能被他人模仿, 其中所隐含的规则就扩展开来。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尔曾说过, 作为一种金融创新产品, 次级房贷市场曾经让成千上万渴望拥有自己房子的家庭美梦成真。但是现在, 它捅了大娄子。创新意味着风险, 有时甚至会拖累整个经济体乃至全社会。这是由创新的本质所决定的:创新不可能个个成功, 创新者不可能事先就精确地计算到创新在未来较长时间内的可能风险;即便金融企业家自己计算到了这种风险, 相关交易者却完全可能不具有这种能力而掉入金融企业家的陷阱中;当然, 创新者与相关交易者也有可能陷入集体行动困境, 明知有风险, 却无法找到解决之道。进一步说, 即便是金融领域的自我监管体系、依照法律建立起来的监管体系, 或者普通法的司法监管体系, 本身也都必然存在缺陷, 其运作也必然受到人的理性之局限性的约束。由于监管体系的这一固有弱点, 那些具有看不见的负面后果的创新, 在蔓延的过程中不可能被完全有效地阻止, 结果就酿成灾难性后果和危机。雷曼兄弟倒闭了, 还有其他金融机构也倒闭或陷入困境, 这就是市场自我调节机制发挥作用。市场会毫不留情地惩罚犯错误者。这样严厉的惩罚也会警告其他参与者, 保留下来的企业家或新兴企业家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进行制度创新, 即防范和控制风险。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8

1 政府宏观有效调控政策是避免金融危机之基本良策

关注本次美国金融危机的人都知道,“9·11”事件之后,为了避免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过度消费和超前消费政策造成原材料价格疯涨,经济生产不堪重负,导致资金链断裂、虚假泡沫破灭,最终次贷危机这根导火索终于引爆了震惊全球的金融危机。

显而易见,美国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出了问题,没有起到有效的作用。在经济学上,市场有管不了的事、管不好的事,此所谓市场失灵;市场失灵需要政府调控,政府调控无效就叫政府失灵(美国经济学家布坎南公共选择理论)。美国的政府失灵与其政策决策机制有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是金融寡头或利益集团的“守夜人”,代表着极少数大资本家的利益,其做出的决策、采取的政策往往是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并不一定符合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政府的干预存在着上述缺陷,所以让政府干预成为替代市场的主导力量,其结果只能导致“政府失灵”,用“失灵的政府”去干预“失灵的市场”必然是败上加败,使失灵的市场进一步自然失灵,爆发经济危机成为必然。反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政府宏观调控就不存在上述缺陷。改革开放30年、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6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政府采取的一系列的审慎、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取得的成就就是强有力的证明,“只要我们政策对头,我们一定能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对于这一点我们抱有充分的信心。”(温家宝总理在第七届亚欧首脑会议上的讲话)。

2 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之根本方略

面对国际市场这碗“深水”,面对金融危机这个“魔兽”,中国的怎么办?科学发展观为我们提供了应对金融危机的理论武器、实战方略和根本方法。“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胡锦涛总书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深入分析金融危机的影响,我们会发现: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对泡沫经济、虚拟经济的冲击较大,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较少;对没有知识产权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冲击较大,对具有自主品牌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冲击较少;对外贸出口型企业冲击较大,对本土内贸型企业冲击较少。(《南方日报》)显然,这种冲击虽然对眼前的经济发展带来某些影响,但从实质和长远看,有利于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提升产业结构等级,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事实上,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都是推动技术进步、推动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换代革命的内在的强大的动力,没有经济危机的压力和动力我们今天可能仍然停留在油灯照明、马车运输、用长矛大刀对抗洋枪洋炮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时代。只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坚持以人为本,关注民生,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扩大内需解除后顾之忧;坚持自主创新、提升产业结构、建立现代产业体系,实现全面协调发展;要实现节能减排、保护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坚持统筹兼顾,把应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放到改革发展稳定的全局中来谋划,我们就一定能抓住机遇,乘风破浪,在新一轮新的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浪潮中抢占先机、有所作为、开拓进取、发展壮大。

3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解决金融危机之根本途径

如果我们用历史的眼光系统分析一下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及过程,我们就会发现,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必然的结果;始作俑者仍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发生作用的结果。首先透视1929年那次经济危机。1929年那次经济危机发生的直接原因是由于美国全民疯狂地爆炒股票,导致股票市场泡沫破裂进而引发旷日持久的经济大萧条;再看1857年那次经济危机。1857年的经济危机是美国对铁路过分投机形成的又一次大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世界性特点的普遍生产过剩危机;最后审视美国自1783年取得独立战争胜利后,屡次(分别于1825年、1837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 89 0年、1 9 0 0年、1 9 0 7年、1 9 2 0年至1 9 2 1年、1929年至1933年、1937年至1938年、1948年至1949年、1957年至1958年、1969年至1970年、1974年至1975年、1980年至1982年、1990年至1991年)爆发的经济危机,频率极高,其中1857年和1929年美国的经济危机是世界性的,是世界上历次经济危机中对资本主义国家重创最深的危机。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发生的周期性与不可避免性。这是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身的弊端所引起的。因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以追求剩余价值为最高目的的生产,不可避免地造成生产与消费、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比例破坏,造成商品实现困难,并且在资本不能按一定的利润率增殖时引起生产停滞,经济倒退,从而周期性地酿成危机。因此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产生的经济危机仅仅靠国家政府的强制干预政策只能防范一时,而不能防范一世,根本的是解决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

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社会化大生产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化解必须解决生产资料私有制问题,由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之,即以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当前我国正在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总结长期探索所积累的科学论断,它既不同于传统的社会主义,又不同于资本主义,它具有的基本特征恰恰是解决金融危机的关键问题。只要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就一定能解决金融危机这一市场经济痼疾。

摘要:分析美国的金融危机,研究其特点、成因、根源,发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备无与伦比的优越性。政府宏观有效调控政策是避免金融危机之基本良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应对金融危机冲击之根本方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解决金融危机之根本途径。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9

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综合表现

(一) 危机表现的综合性

当前这场危机是从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爆发的金融危机, 虽然起源于美国金融领域的次级贷款, 但是由于链条效应, 危机先是从金融机构最初的数万亿美元的次贷危机损失开始, 紧接着是10万亿美元的房贷危机, 然后又冲击到了60万亿美元的企业债市场, 尤其是规模不断膨胀的金融衍生品, 更是使这场危机的影响空前广泛。危机不仅出现在金融领域, 也蔓延到了政治、社会等其他领域, 既有虚拟经济, 也有实体经济层面。如美国许多大银行、保险机构、企业的纷纷倒闭, 失业率的不断攀升, 消费需求的减少等。综合来看, 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 甚至可能演变成为深刻的社会危机。

(二) 危机范围的全球性

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虽然发生在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区———美国, 但从影响的范围来讲, 由于经济全球化的原因, 危机也迅速地向边缘国家和地区扩散。不仅包括欧美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 而且也涉及到了社会主义国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经济。世界银行2009年年初时预测,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大幅下滑, 将新增5 500—9 000万赤贫人口。联合国粮农组织预测, 2009年处于长期饥饿状态的人口将从危机前的8.5亿飙升到10亿, 占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比例超过18%。事实上, 当前发展中国家整体发展严重倒退已是不争的事实。

(三) 危机影响的严重性

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华尔街风暴, 从而波及全球, 对世界各国经济的发展都造成了重大影响。为了防止金融危机再次升级, 全球主要央行采取联合降息行动, 其中2008年10月7日,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 (Fed) 、欧洲央行、英国央行以及加拿大、瑞典和瑞士的央行将各自的基准利率下调50个基点, 来减轻全球金融系统的压力。紧接着, 中国央行也加入了减息行列, 将基准存贷款利率下调27个基点。这一行动, 充分证明了金融危机影响的严重性。

(四) 危机处理的差异性

20世纪30年代危机爆发时, 各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危机爆发初期, 迟迟未见各国政府有任何有力的干预措施来救市, 直到1933年3月罗斯福总统上台后美国实施一系列新政。而这次危机爆发后, 不仅各国政府的干预救市措施比较快速有力, 而且还呼吁全球各国共同联手应对。比如国际组织方面, 欧盟15个成员国会议、G7集团会议、G20集团会议等, 都号召大家尽力相互协调配合, 共渡难关。尽管各个国家、集团的利益不同, 矛盾重重, 所采取的对策措施也未必就能奏效, 但政府面对现实积极干预的态度与20世纪30年代危机时的情况却是大不相同的。而其背后的原因, 恐怕是处于国家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 在全球化背景下要想取得长足发展, 离开国家的干预、全面的宏观调控是行不通的。

(五) 危机持续的长期性

本次金融危机爆发并蔓延全球以来, 全球经济学家们使用了许多英文字母来描述金融危机的走势。经常用的有四个英文字母, 即V、U、L和W。金融危机刚刚开始时, 经济学家大多用V来形容金融危机的走势, 认为经济虽出现了下滑, 但不会很严重而且时间也不会太长, 见底之后很快就会复苏。但将近两年过去了, 金融危机的影响仍未消除, 甚至在某些领域还出现了进一步恶化的情况。

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当代启示

(一) 必须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 随着苏联东欧模式的失败、解体, 世界范围内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声越来越多。但近几年来,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推进, 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尤其是2008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不仅在中国主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越来越少了, 甚至英国《每日电讯报》都在头版头条宣称:“同志们, 我们现在都成了社会主义者。”究其原因, 正是因为我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坚持科学发展, 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从而提高了抵御大风大浪的能力, 充分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如一些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出现信贷危机或信任危机的大国”。相比之下,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 全世界怀疑和否定资本主义的人却越来越多。《世界报》曾发表文章指出, 华尔街金融崩溃, 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柏林墙”已经倒塌, 美国金融资本主义制度面临历史的终结。

事实上, 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来看, 虽然近年来资本主义也在不断地进行调整,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并表现出较强的生命力, 但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合理性表现却越来越多, 尤其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导致的一些问题, 使得这些调整看起来并没有真正“医好”资本主义的“病症”。究其原因, 主要是资本主义制度下, 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占统治地位的大垄断资本集团, 与资产阶级国家政府之间是相互扶持、相互配合的, 无论是放松监管还是救助这些企业, 其目的都既是为了这些垄断财团的利益, 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二) 必须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之一, 就是在完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十七大报告指出, “要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 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如何才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关键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私有制本质决定了经济危机的最终不可避免性, 而社会主义不同于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与公有制制度相联系的经济, 虽然也具有一般市场经济内在矛盾引发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爆发的可能性, 但也具有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同的本质特性, 采取有效措施, 是可以减小危机影响和规避并防范危机的。

如, 我国在30年的改革开放中健康发展, 没有发生大的挫折, 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 GDP年均增长9.6%, 这是世界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以至被世人称为“中国模式”。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 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具有明显的政治优势和经济优势, 可以把市场机制的活力和宏观调控结合得更好, 而且还可以针对市场的缺陷和不足, 十分重视政府在社会总资源配置中的引领和协调作用, 从而较好地避免和防范危机。

(三) 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改革, 提高监管水平

当代社会发展表明, 金融不仅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动脉, 而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 对社会经济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有时甚至是决定性作用。加强管理, 充分利用, 金融会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巨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可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尤其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 既要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领域改革, 更要加强金融领域的监管, 建立健全金融监管体系。虽然金融自由化可能会增强金融的活力, 但其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监管的放松。所以, 长期以来金融自由化思潮的盛行, 是导致美国金融监管方面不断出现漏洞的主要原因。比如, 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 虽然其中的原因很多, 但金融监管不到位, 使得美国次级贷款创新出的金融衍生品过度膨胀, 严重脱离了实体经济的发展, 最终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 才是导致本次危机爆发的根源。

总之, 金融的健康发展离不开有效的金融监管。如果为了金融发展而放松监管甚至取消监管, 不仅不可持续, 还是危险的。尤其是金融发展如果只为了追求高利润, 缺乏科学发展的意识, 与市场需求背道而驰, 最终只会造成自身发展与市场发展的失衡, 从而影响整个经济领域的发展。事实上, 本次金融危机中我国资本市场之所以影响较小, 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金融监管部门的有效监管。

(四) 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 是国际经济关系协调的产物, 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它无论对世界经济整体发展还是对各国、各地经济的发展都具有重大的影响。中国实行对外开放, 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 不仅是中国经济自身发展的需要, 而且是中国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需要。正如邓小平曾经指出, “中国的发展同世界有着重要的关系。”事实上, 中国在应对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比如,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提出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一些国际经济问题专家和企业界人士对中国扩大内需的举措给予积极评价, 并认为中国的举措将为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机遇。正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强调, 在目前的危机中, 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健康发展, 办好自己的事情, 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最大帮助与贡献。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10

2008年肇始于美国的次贷危机, 引发了一场全球金融大海啸, 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 更是让一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风光不再, 甚至濒临破产的边缘。如今几年过去了, 一些国家还在危机的泥潭中苦苦挣扎, 而美国却通过量化宽松政策等措施走出了危机的阴影, 经济重现繁荣。

同样是遭受经济危机, 有的国家如希腊等积重难返, 步履维艰;而美国却绝处逢生, 欣欣向荣。这只能说明美国的经济已经具有了相当强大的抗风险能力, 才能在后危机时代再现繁荣。那么美国经济重启的力量是什么?世界著名创意经济学家理查德·佛罗里达, 兼具历史学家的宏大视角和地理学家的地域敏感度, 在其著作《重启:后危机时代如何再现繁荣》中, 回顾了前两次危机和变革时代的主要因素, 指出每一种制度的失败、每一个商业模式的失败, 都会吸引更新、更好的制度迅速进入, 填补空白, 重新崛起, 其关键就是创新。他讲述了美国标志性的农场、城市和郊区是如何被建造和重建的, 希望能帮助读者更好地识别出当前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点, 并提供一个引领我们走向持续繁荣的新时代的框架。这本书发人深省, 从中可以看到美国经济版图和地理版图的重塑趋势。

“重启”是指经济与社会秩序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变, 其涉及的范围远远超出严格意义上的经济或金融活动。重启时期是经济史上的转折点, 这些转折点都是伟大的时刻。一次真正的重启不仅会改变我们创新和生产的方式, 还将开辟一个全新的经济格局。重启需要有机的演进, 新型创新的出现, 新兴技术体系和基础设施就位, 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逐渐成型, 开始重塑经济版图。而政府的主要任务是, 通过提供丰富的土壤, 来成就这些转变, 并加速其发展。政府并不是重启之中的主要动力。政府能做到的, 是缓解经济危机中最为恶劣的后果, 建立起监管框架以预防未来再次出现类似的危机。

今天我们还处在本次经济重启的早期阶段, 还无法完全把握这次重启的最终发展方向。但我们能够感觉到:生活方式在变, 世界经济格局也在变。在培育出未来的新兴产业之前, 在发展出创新的健康医疗和生物技术之前, 在探索出新型的教育方式和娱乐休闲体验之前, 首先我们必须在原有产业的商品生产中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从而为新产业释放出更多的资金。与过去的重启相比, 我们今天的重启将对社会产生更深层次的影响。我们正在经历一场强有力的、根本性的经济转型, 无论是产业系统还是整体经济, 都越来越依赖于知识、创造力和理念。

简言之, 要想实现经济重启, 取得更大成就, 对美国而言, 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重新定位金融业, 使其鼓励创新, 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二是在创意型和服务型领域增加更多的工作机会;三是形成健康的消费方式, 少消费, 多储蓄;四是在大都市圈定居, 将自己置身于能提供海量工作机会的密集劳动力市场中;五是通过发展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缩短民众出行时间;六是克服对房产的依赖, 变买房为租房, 增加人才的流动性。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11

美国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

——罗斯福应对1929年经济大萧条的政策。20世纪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是发生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那次经济危机也是美国经济过剩的危机,罗斯福上台后实施的新政使美国很快走出了经济危机。罗斯福采取了以下对策:1、整顿银行,对银行注资,恢复银行的信用,稳定金融秩序。2、不断调整和完善法律,,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调控能力。先后多次修改了《农业调整法》,通过调整农业政策对农业生产进行了有效的调控。颁布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对工业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使工业生产得到有效的控制和调节。3、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垄断竞争,提出并推行公平竞争,鼓励企业参与市场竞争。4、在实施了一段时间的贸易保护主义之后,开始建立动态国际贸易战略,促进全球多边贸易谈判,打开世界市场,创造更多出口机会。罗斯福的对策主要体现了凯恩斯主义加强政府对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思想,放弃以前那种过度自由竞争。罗斯福新政对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美国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对策。二战后世界经济危机的主要的特点是生产过剩与财政金融危机交织发生,周期性危机与结构危机交织在一起。六七十年代的越战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赤字,美国还积累了大量的贸易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使美元逐渐丧失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美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在世界经济的地位大大下降。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后,为了使美国经济恢复增长,美国大力支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制定和推行国家出口战略和全球网络贸易战略,从而使美国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中处于领先地位。其具体的做法是:1、实行从自由贸易政策向公平贸易的转变,有针对性的实施贸易保护政策,保护国内工业,推动产业的转型。2、实施国家出口战略,把半导体、电脑、通讯、环境保护、咨询软件工业及服务业等高科技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确定为重点出口产业。通过减少政府出口管制、开拓新兴市场、提供贸易融资、设立中小企业出口协助中心、提供贸易咨询等措施,扶持这些重点产业的技术创新,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3、为了加强经济强国的地位,美国制定和实施了多边贸易、双边贸易和区域经济合作相结合的贸易政策。4、实施全球网络战略,制定电子商务和网络贸易交易标准和规范,进行高速宽带平台及光纤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电子数据交换EDI最新版本网络软件的开发,从而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争取到强大的网上优势,提高了出口竞争力。

——美国政府应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对策。当前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为走出经济危机制定的刺激经济对策同以往应对危机的做法大致相同,首先是对一些重要的金融机构注资,恢复金融业的贷款活动,对汽车产业的资产进行重组,支持实体经济恢复生产。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上任后着手实施了旨在提高就业、促进经济增长的五个具体政策。具体包括:1、政府计划对目前公共建筑设施进行大规模改造,以达到减少能源消耗目的。2、政府将进行大规模的道路和桥梁翻新建设。3、政府的经济刺激计划将重点针对学校设施的改造。4、建设信息高速公路;5、美国的医院要实现全面的互联网连接。实际上,奥巴马上台后实施政策的具体做法是通过增加政府的投资,减少对企业的和个人的征税,扩大消费和投资,刺激经济的增长。

这些措施是否能和罗斯福新政一样带领美国走出当前这场经济危机,还很难说。但是奥巴马的刺激经济政策是和美国的经济模式一致的,通过调节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达到解决其他经济问题的目的。美国是传统的市场经济模式,以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为基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政府在这个基础上对经济进行干预。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目的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均衡运行和国民经济的增长;政府宏观调控的对象是总需求和总供给。政府宏观调控的重点是放在总需求上,在消费、投资和外贸领域制定一系列的政策,通过政府的行为来增加和刺激总需求。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政府还运用其他的方式干预和调控经济,如直接介入市场经济活动,兴办国有企业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参股大型私有企业帮助私有企业渡过经济危机。运用法律手段来直接干预经济和规范经济活动,还通过贸易政策和特殊的管理措施在一定时期对经济进行干预。

日本应对经济危机的对策

——日本在二次大战后发展经济的对策。在二次大战后,日本经济实施外需主导型发展战略很快恢复了经济的增长,并且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后成功实现经济转型。二战后日本国内的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日本根据国内外经济环境实施外需主导型战略,贸易立国。因此日本推行了以增进本国重化工业国际竞争力为主要目标的贸易保护政策。这些政策包括:1、对外征收结构性关税,严格限制化学、石油化工、钢铁、有色金属及机械等产品的进口。2、对内则采取鼓励出口的优惠融资制度,出口振兴税收制度和出口保险制度,积极协助日本重化工业企业开拓国际市场。3、第一次石油危机后继续实施需贸易主导型战略,后来逐步推行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政策。在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结合之下,日本很快实现了本国经济的重化工业化,其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也得到很大提升。这些成功的经济政策使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便跃居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日本成为贸易强国的经验。日本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是进行了市场体制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的基础作用。日本的经济模式借鉴了发达国家的成功的经验,和美国有相似之处,都是市场为基础的政府导向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日本的具体做法:发挥市场的作用,遵守市场机制,推行财产私有、契约化和风险自担三个原则;以价格机制和竞争的优胜劣汰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和经济计划对经济活动,特别是对企业决策进行有力的干预和指导,用财政、金融、税收等经济杠杆对经济活动进行宏观、间接、有效的调控,并一直管道微观,落实到企业。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对策

——韩国是亚洲金融危机后经济转型成功的国家之一。90年代在国际金融机构的推动下,韩国对金融市场就逐步实现了自由化和开放,政府放松了

对金融市场和国外投资的监管。一些国有大型企业盲目地扩张,资金的使用效率下降。199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时,韩国积累了大量的外债,大批银行倒闭,韩国受到严重的冲击。在这种情况下,韩国政府一方面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借贷,另一方面向银行注资,使银行国有化,稳定了金融领域的秩序。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和指导下,韩国政府渡过了经济危机,对金融体制进行了大大刀阔斧的改革,进行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实现了产业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大大提高了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韩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对策。韩国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对策是:1、建立统一的政府金融监管机构,加强政府对金融市场的监管和调控。2、在银行系统稳定后,向外国银行出售银行股份,使银行私有化,目的是通过金融业的市场化和开放,推动贷款结构的优化,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3、逐步实现外汇交易自由化和利率等金融业务自由化,建立韩元独立浮动汇率。4、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组织抓主导产业的发展、抓自主创新、抓服务业、重点培育大企业,推动产业升级。5、韩国政府对重点主导产业,通过产业政策、规划、立法、基金、政府采购,行政干预等手段,进行引导和扶持。6通过进行大企业合并和重组进行产业结构调整;7、从财政政策上支持和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鼓励创办从事新兴产业的中小公司,从而带动全体韩国产业的优化升级。

——韩国经济成功转型的经验。韩国成功转型的经验是金融危机后进一步扩大开放,建立制度框架,目的是建立自律、竞争、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一个自由竞争开放的真正的市场经济。开放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除了符合WTO规定的进口限制以外,实现进口完全自由化,降低关税壁垒,取消非关税壁垒;二是将《外汇管理法》改编为《外汇交易法》,政府的作用由外汇交易的调整、管理转变为促进外汇交易的顺利进行;三是像发达国家一样使资本往来自由化;四是放宽了外资金融机构进入韩国市场的限制,银行、证券、保险等国外金融机构可以自由进入韩国国内金融市场;五是使利率升降等金融业务的市场化,强化金融监管。

美国、日本、韩国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和新型经济体经济转型规律

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国更加紧密联系相互依存,每次世界经济危机对各国来说都意味着经济衰退,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财富的大量流失,同时也是经济崛起的机遇。世界大危机后,根据随之而产生的新的经济理论,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都对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和贸易政策进行调整并进行国际协调,归纳起来其经济转型的规律有以下方面。

——进一步调整宏观经济政策,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在经济危机时,政府往往加强对宏观经济的干预,灵活地调整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加大财政投入,减少税收,增加转移支付,加大社会保障力度,刺激经济回升,推动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平衡。政府还在经济政策方面进行国际间的协调,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应对经济危机。目的是避免经济过热或紧缩,实现全球经济稳定增长,促进充分就业,稳定物价和国际收支平衡。

——调整产业政策,发展优势产业,发展高科技,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在经济危机时,西方国家政府通常认真研究危机带来的机遇,制定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对未来五年或十年的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次序、未来产业的发展趋势进行规划,提出实现这一规划应采取的政策措施,包括财政、金融、投资、技术、地区发展、企业管理、进出口等多种措施,目的是优化经济结构。美国、日本等西方国家对包括钢铁、汽车、机械、纺织等传统产业,在政策上支持企业进行兼并、转让股份和改造等进行产业升级;逐渐削减消耗资源多、效益低下的工业部门;同时国家加强了对高新技术,包括微电机领域、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宇航技术和海洋开发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建立国际战略联盟进行国际间的协调合作,联合共同攻关,推动高科技发展。

——进行产业组织和产业地区调整,提高产业的竞争力。西方国家进行产业组织调整是指国有企业私有化,公私企业合营与合作,同国外企业合资等,以增强企业的活力,进一步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一些股份制大企业通过并购和转股,经济实力大大增强,竞争力也能进一步提高。产业的地区调整包括将重点工业、服务业发展中心从大城市逐步向中小城市和落后地区转移,实现城市经济均衡发展;同时兴建科学园区,集中科学院所、研发机构和重点企业共同研究开发具有战略意义高新技术。

——重视经济立法,依法规范经济行为,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要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提高产业竞争力,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为了推行公平竞争,发达国家在完善的法律体制基础上往往制定针对某些关乎国计民生的行业和事业的立法、调节国内、国际经济关系的立法,对国民经济和企业行为进行强行干预。在经济危机时,法国还实施某些临时管制性措施,如进出口管制、能源进出口管制、能源进出口和消费管制、物价冻结等。美国政府也通过各种经济立法规范企业的经济活动。

——加强对对外经济关系的调节,保护和支持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为了转嫁经济危机,扩大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争夺国外市场,发达国家通常积极干预国际经济关系,通过实施贸易保护政策,鼓励出口,限制进口;通过贸易谈判,突破对方国家的贸易壁垒;通过对外援助或贷款带动商品出口和资本输出;通过商品倾销和外汇倾销来争夺国外市场,加大政府对高科技工业的出口补贴,支持高科技的发展和提高国际竞争力。

——大力发展科技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新技术的研发和利用。在经济危机时,由于西方国家政府对科技革命、新兴部门的建立、大型公共工程的建设和人才的培育的大量资金投入,为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证,各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国家还对研究机构、大学等机构及基础研究等领域进行大量的投资;牵头帮助大学、企业、政府研究机构联合攻关;对一些战略性项目如微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新能源研究开发领域进行干预和协调,从而保证了重大科研项目取得成果。

对我国的启示

——应进一步完善国家的宏观经济管理职能,使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向透明和高效率的方向发展。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不当,将导致市场价格的扭曲,影响经济的转型升级,降低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高政府制定经济政策的能力和水平;减少政府对经济的过多过度干预,鼓励外贸领域里的良性竞争,推行公平竞争,加强对外贸领域的监管,通过价格机制和竞争机制优胜劣汰,推动经济结构的升级和转型。

——应抓住经济危机带来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进行产业升级。中小企业转型快,机制灵活,我国政府应从财政、经济政策上加大对从事高科技的中小企业的支持,鼓励科技创新,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大中型企业资本和技术力量雄厚,政府应鼓励其进行战略重组,各自发挥优势,联合对高新技术攻关,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的国际竞争力。

——应积极推进多边贸易体制,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步伐。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是世界多边贸易体制的重大进展。在国际贸易保护倾向严重的经济衰退时期,中国应积极加强同多边体制合作,积极推动重启多哈回合的谈判,积极参与20国峰会,维护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促进建立平等、公正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加快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加快与亚太地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进程,推动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中日韩东盟自贸区和亚洲经济联盟。实现人民币对外结算,走人民币国际化道路,最终建立亚洲货币区,实行亚洲统一货币,最大程度降低世界金融危机带来的损害,从而为我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崛起和经济的转型提供保障。

——应加强对劳动者的培训,提高各方面的素质,提高就业者工资水平。因为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经济的发展是需要对劳动者进行终身培训。一国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和技术水平是决定其国际分工水平的重要因素。我国劳动力充裕,但大部分是来自农村的低素质打工者难以胜任今后经济结构的升级换代的重任。所以加大对教育投入,特别提高对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是政府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还应投入资金加强对职工的终身教育和培训,使职工文化和技术水平不断提高,进而带动国家整体的竞争力的提高。

世界经济危机的启示 篇12

一、美国次贷危机的成因

2000年网络科技股的泡沫破灭和次年的“9.11”事件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为使美国经济避免衰退, 布什政府决定采用低利率和减税措施来鼓励老百姓购房, 希望通过房地产市场的兴旺来振兴经济。使得从1989年起沉寂了10多年的美国房市开始回升。在市场火热的时候, 房地产金融机构产生过度房贷的冲动, 在对优质客户的争夺进入白热化之后, 部分机构把目光瞄准了没有资格申请优质贷款的潜在用户, 盲目为房贷者提供宽松的抵押贷款条件, 降低房贷前期的偿债负担。美国金融机构为招揽次贷客户采取了低首付甚至零首付的贷款方式, 加速了美囤次贷市场的过分膨胀, 最终促成了美国这两年的房地产大泡沫。次级贷款虽然能赚得高额利息, 但是由于没有首付, —旦房价下跌到不足以成为房贷的抵押品时, 要是同时贷款利率再上升, 突破贷款人所能支付的极限, 银行就只能将房产收回拍卖.绝大多数房子被拍卖资不抵债, 所以, 发放次级贷款的基础是建立在房价只涨不跌的假设上的。但往往事与愿违, 美联储由于种种原因提高基准利率, 房地产急跌以后, 由于资产缩水, 使得次级房贷由利率风险产生信用风险, 继而引发利率风险, 最终导致信用市场的债券相关投资商品被大量抛售。这就是次贷危机的来源。

美国次贷危机于2007年2月显现, 4月, 以新世纪金融公司申请破产保护为标志, 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 并开始显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最终导致资本市场上相关金融机构股价的下跌和全球股市的下跌。

二、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1、出口行业不利因素增加

(1) 出口企业资金流动困难

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引发了社会对于资金信心的危机, 导致资金链条断裂, 于是中国出口企业就遭到美国企业的国际货款拖欠, 一定程度上被迫承受着这些美国企业的转嫁损失。美国的次级贷款危机波及建材、家装, 零售、汽配、日用等行业, 不仅海外商账大幅增加, 还有大量债权会随着美国企业破产倒闭化为乌有。2008年3月17日, 两件近亿美元的破产案在美国破产法院公开申请, 牵涉到的前十个申请破产案的债权人名单中, 中国企业占据了六席。

(2) 出口商品数量锐减

2008年的前8个月, 我国外贸出口额的增幅下行放缓的趋势明显, 由于美国是中国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 一度在6—7月份冲高的中国外贸出口增速又将遭遇考验。外需下降意味着外国消费者对高附加值产品和低附加值产品需求的同时下降。在这种环境下, 出口商被迫通过压低产品价格去维持市场份额, 这可能导致中国出口企业贸易条件的进一步恶化。

美国是中国的主要贸易合作伙伴之一, 中国出口增速对美国消费的依赖依然很大, 美国放慢的经济走势, 使中国经济增长受到影响, 次级贷款的余波使得许多长期依赖出口, 难以迅速转型升级的企业带来经营上的困难, 进而导致企业亏损、破产, 失业率增加等问题出现。

2、银行业受冲击

次贷危机最新一轮冲击波雷曼兄弟破产袭来后, 中国银监会要求银行公布因投资次贷产品而产生的风险敞口。已经公布雷曼债券数据的中资银行中, 中国建行持有雷曼债券1.914亿美元, 其中高级债1.414亿美元, 次级债0.5亿美元, 占公司净资产0.29%;中国工商银行 (包括境外机构) 持有美国雷曼兄弟公司债券及与雷曼信用相挂钩债券数量最大, 共1.518亿美元, 约占该集团总资产的0.01%;交行持有雷曼兄弟公司发行债券7, 002万美元, 占其总资产0.02%。次贷危机使中国银行业08年的部分利润流失。

3、汇率和资本市场风险加大

为应对次贷危机造成的负面影响, 美国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弱势美元的汇率政策。美元大幅贬值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汇率风险。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1.5万亿美元, 美元贬值10%一20%的存量损失是非常巨大的。在发达国家经济放缓、我国经济持续增长、美元持续贬值的情况下, 国际资本加速流向我国寻找避风港, 加剧我国资本市场的风险。

三、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的启示

1、对出口行业的启示

(1) 开发新的市场领域

在巩固原有市场同时, 也要大力开拓新的市场领域。外贸企业为缓解出口压力, 应摆脱单一贸易依赖, 考虑更加广阔的出口渠道。近些年来, 东欧、拉美、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初现飞跃式发展, 这些市场拥有蓬勃商机, 进口需求越来越大, 中国外贸出口企业应当对其多加关注, 把这些活力市场纳入企业的出口市场考虑范围, 适时调整自己的出口市场。

(2) 提高风险防范意识

2001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了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出口企业投保信用保险, 费用大约是出口金额的千分之八, 成本较低, 却可以保护出口商免受因买方拖欠而造成的损失。此外, 出口商还可以用出口信用保险的保单到银行进行融资, 以获得足够的流动资金。

2、对金融机构的警示

尽管我国住房按揭贷款有30%首付比例的要求, 但如果国内房地产市场出现转向, 房贷风险必然将开始暴露。虽然美国次贷的风险很高, 但这种风险通过资产证券化的方式已经分散。而中国住房按揭贷款尚未证券化, 其不良信用贷款的风险基本聚集在银行体系内。一旦爆发, 必然对银行系统以及整个经济体系影响巨大。为了避免危机的出现, 必须吸取美国次贷危机的教训, 做好预防。

(1) 强化审慎经营和规避风险意识

要改变住房按揭贷款是低风险优质资产的观念, 加强按揭贷款的审批管理和风险控制。在金融机构进行资格审核时不能简单靠降低标准来审批贷款, 应加强风险控制意识, 审慎经营。另外, 商业银行对住房按揭贷款的风险准备并不充足, 监管当局对商业银行房贷业务的风险权重又相对较低, 一旦商业银行被暴露在房贷违约风险面前, 其应对能力就可能会相当脆弱。

(2) 审慎推进住房按揭贷款证券化市场发展

转移信用风险的一个基础工具就是资产证券化。为了使商业银行更好地提高信用风险管理水平, 监管层必须在利率市场化进程方面有一个明确的、前瞻性的考虑, 并注意借鉴美国在信贷市场方面的结构性技术和对客户进行细化等技术, 通过各种市场化手段在不同产品和服务间设置不同层次的风险隔离带, 降低风险传导性或降低传导力度。但是金融衍生工具和衍生产品是把双刃剑, 所具有的风险呈杠杆倍数, 在一定市场条件下会把局部风险扩展为全局性风险, 把个别市场风险演变为系统性风险。

(3) 规范资本市场运作

次贷危机使我们深切地感到单凭市场的力量很难消除一切道德风险, 因为每个市场参与者都以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在特定的条件下, 难免会有一些参与者以牺牲他人的利益换取自身利益的行为, 影响市场的公平和公正。这就要求监管部门能够及时更新市场规则, 积极对市场加以引导严厉打击违规行为。

资本市场中暗藏道德风险。国内证券市场道德风险依然存在且十分严重。监管机构应加大打击力度, 尽快完善法律法规, 执法必严才能维护资本市场的公平与效率。

3、对我国宏观政策的启示

(1) 宏观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要稳健。利率、汇率、货币供应量、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等大的宏观变量要协调一致, 才能够确保经济和金融的稳定。

(2) 拉动消费需求。居民收入的稳定增长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农民和中低收入居民的消费不足, 是我国内需不足的一个突出问题。农民和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水平低下, 增长缓慢制约了消费。我国政府应继续深化实施为农民增收减负,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等措施增加此部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同时, 应继续扩大社保和医保的覆盖面, 继续增加公共性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以拉动满足人们日常生活之后的更高消费需求。

参考文献

[1]、《美多家企业破产, 中国供应商面临讨债困境》, 《消费日报》, 2008年4月1日第A0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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