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体改的新视角

世界经济体改的新视角（精选5篇）

世界经济体改的新视角 篇1

随着世界经济发展步伐的加快, 其产生的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背景条件下, 各国纷纷建立环境保护战略, 在本国发展经济的同时注意环境的保护。我国党中央政府也在此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 促进全国经济的生态化发展。农业一直是我国的基础性产业, 也是我国对生态环境依赖性最大的产业, 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够明显促进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农业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但是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也越来越明显, 这严重制约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1998年我国提出循环经济的思想, 2007年“循环经济促进法”出台, 为全国发展循环经济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经过这十几年的努力, 循环经济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步, 但是以县域为单位的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的研究还较少, 本文主要在创新视角下以县域为单位, 探讨发展新经济形势下县域经济的发展对策。

1 县域农业发展循环经济的内涵

县域农业发展循环经济顾名思义是在县域的范围内发展循环经济。其主要针对的内容是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运用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 通过对农业发展模式的创新, 全面优化农业内部生态系统产业结构, 延长农业产业链, 提升农业系统物质能量的循环利用, 严格控制农业废弃物的排放, 在最大程度上减少环境污染, 优化配置农业资源, 让农业生态系统循环起来, 以实现农业生产在各个环节的价值增值, 实现农业的和谐发展以及农业生态的良性循环。在工业方面, 减少环境污染, 增加工业用料的利用率, 全面采用高科技, 争取低投入高回报, 从而促进县域经济和环境的发展。

县域的循环经济主要可分为四个层次:生产中推行清洁生产模式, 零排放、零污染;产业内部层次废弃物排放最小化, 实现物质能量互惠互利;产业间层次做到相互之间进行废弃物交换, 实现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农产品消费过程以及过程后的层次, 实现物质与能量之间的良性循环。

2 当前县域经济运行机制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县域循环经济的开展有助于合理配置优化县域资源, 减少浪费, 促进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能够显著提升当地企业的经济效益。我国的县域循环经济相对于国外来说还处于初级阶段, 因此还存在很多问题, 需要人们的解决。其主要存在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2.1 观念的落后

现阶段, 人们循环经济的概念还不够强烈, 我国很多的县域单位只单方面追求经济效益的提升, 不注意环境的发展, 导致经济效益提升的同时, 也带来了环境的污染与破坏, 转过头来再来修复环境, 得不偿失。传统的县域农业以及工业产业中都采用独立运作的模式, 没有合作的意识, 因此很难进行资源的共享, 没有多方形成协同效应, 导致资源的浪费, 信息沟通障碍。农村的平均文化知识水平都不高,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他们只有经验, 没有知识, 导致其没有强烈的发展循环经济的念头, 即使有的人有循环经济发展的想法, 但是独木难成林, 没有大环境的支持, 依然不能开展。

2.2 技术的缺乏

随着世界科技浪潮的扑来, 也带动了我国科技的高速发展, 但是在县级单位的工业上尤其是在农业、农村上的投入还较少, 科研力度不够, 导致农业产业等方面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 即使有少部分的科研成果也很难转化成生产能力, 没有健全的中介结构和物资回收中心以及废物的交换中心, 因此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生产废料无法被充分利用起来形成全新的生产资料投入到生产中, 这直接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与环境的污染。

2.3 没有建立信息平台

在县级单位尤其在农村要形成统一的产业链, 形成协同效应, 需要有传递信息的平台, 多方通过平台形成良性合作。但是目前的情况是在农村没有相应的信息平台, 即使有简单的信息平台, 也存在内容不健全的情况, 制约了多方合作, 影响了循环经济的发展。

2.4 缺乏政府推动力

部分县级单位政府在谋求本地的发展时没有经过长远的谋划以及科学的论证, 导致县域内缺乏循环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及政策环境。部分落后地方的政府官员没有环境的意识以及循环经济的概念, 导致其在执法的力度上有所欠缺, 也有的官员追求自身政绩, 过度开发当地资源, 导致当地的资源被严重破坏。这种单方面追求效益忽视环境质量的发展势必导致农业资源得不到充分利用, 造成资源的浪费, 生态的破坏。县域循环经济应该遵循党中央政府的领导, 如果政府的支持力度不够, 则应该努力谋求政府的支持, 积极发挥群众的力量, 为县级单位谋求利益, 为百姓谋求利益。

3 县域循环经济创新机制的构建

在党中央的提倡之下, 我国的县域经济有了新的发展, 但是在发展机制上也有问题需要改进, 这些问题可以通过靠机制创新来寻求解决。经济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创新与进步的过程。县域循环经济的发展应该努力转变农业、工业的生产经营方式与管理方式, 不断提升工艺水平, 以适应市场的变化, 提升资源利用率。

3.1 提升循环经济的意识, 创新管理理念

要发展县域循环经济应该扭转传统的农村、农民、企业者的思想, 转变各自为政的理念, 强调信息的共享, 分工合作, 形成利益共同体, 这样才能最大化地实现各自的利益。县域的领导人应该从根本上重视循环经济的发展, 认识到循环经济对县域发展的重要作用, 应带动大家行动起来, 形成全县范围内循环经济发展新模式。

传统的农业与工业的经营模式都是粗放的经营模式, 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 这种模式的长期发展导致了资源的浪费, 环境受到了严重污染。只有对县域粗放的生产经营模式进行改变, 采用低投入、高收入的模式, 才能从根本上提升环境质量, 为农业以及工业的发展态势奠定基础, 要创造高效益, 减少环境的浪费, 就应该采用循环经济, 废物利用, 保护环境, 让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全面拓展。

3.2 加大高科技投入, 注重技术创新

技术的创新是根本的创新, 21世纪是人才的世纪, 在这个世纪要获得新的发展就应该重视人的作用, 重视创新的作用。在农业上应该讲求创新, 让科技更多地运用到生产以及流通领域, 减少资源的消耗, 增强对生产废料等的处理能力, 提升它们的利用率。全面培养中介机构, 建立中介机构的回收处理机制, 从而提升企业废物利用的积极性与参与性。

3.3 合理化产业布局, 构建信息平台

在提倡县域循环经济方面, 政府应该进一步强化其职能, 对县域的产业布局进行合理规划, 建立企业链与企业群, 形成规模经济与传统优势产业, 并通过资源的循环全面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与环保成本。加强对本地区不可再生资源的保护程度, 明确产品的生产成本与环境保护成本, 强化环境影响工作。

为了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 以及多方之间的协作, 应构建信息化平台, 让多方参与进来, 优化资源配置。例如:构建农产品信息平台, 为农民传递国内外的农业信息, 实现农业信息的资源共享, 为农业部门管理科学化、办公自动化提供必要条件, 为农民群众提供市场向导和农业技术的服务, 为领导决策提供科学依据的农业信息系统, 也为农民寻求合作方, 加快农产品流通。

3.4 加强宏观调控力度, 采用正向激励机制

政府应该合理使用宏观调控对县域循环经济进行调节, 对于那些环保型的、循环型的企业或个人采用鼓励政策, 为县域循环经济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对企业的能耗水平进行科学评价, 形成政府引导企业、农民保护资源与爱护环境的正向激励机制。

4 结语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 在创新视角下, 采用县域循环经济能够促进县域经济效益的提升, 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在构建县域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势必会存在一些问题, 这需要多方的共同努力, 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1]罗斌.县域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时代经贸, 2007 (1) .

[2]刘恩财, 张承功, 谢立勇, 等.循环经济模式是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J].农业经济, 2009 (l) .

[3]舒惠国.生态环境与生态经济[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4.

世界经济体改的新视角 篇2

关键词：土地利用,制度变迁,制度均衡

转型时期, 我国经济发展与农地保护的矛盾、土地收益分配的矛盾, 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国家土地资源管理制度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土地资源已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焦点。近年来, 关于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政策研究表明:土地资源配置应在遵循市场经济一般规律的基础上, 加强政府的管制和对土地市场的调控作用 (Paul Cheshire, 2003;曲福田, 2005;靳东晓, 2006) 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共识。但是, 如何基于我国国情, 协调和运用政府与市场手段进行土地资源合理配置, 是当前我国土地资源利用研究的难点。本文拟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予以分析, 并提出建议。

1 我国土地利用的制度变迁

我国土地利用的制度化发展在多重制度惯性及强制外因的持续交织作用下, 其发展不同于西方内涵式发展道路, 依据其制度功能的发挥及作用方式的演变, 结合我国社会政治制度的变迁, 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1.1 惯性与嫁接 (1949年以前)

我国是世界上开展土地利用研究较早的国家之一。周朝的井田制和宋朝的方田制是我国土地利用的早期雏形。然而,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国古代土地制度因朝代更替而变动, 并不具备正式制度的含义。从制度经济学角度看, 我国传统制度强大的内在张力已陷入传统社会的所谓“锁入效应”自我维系机制中。在漫长的封建统治下, “锁入效应”的打破只能来自外部, 如诺斯 (2002) 所言:“战争、革命、入侵和自然灾害均是这种间断性的制度变迁的原因。”巨大的制度惯性, 以及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长期而又深远。

进入18世纪, 随着世界体系的日益开放, 我国传统社会制度在强大外因作用下分崩瓦解。传统制度格局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制度惯性, 与各种新兴、外来的制度源结合, 我国近代土地利用发展就是在传统制度锁入效应被打破后, 所形成制度断层的强势输入与填充过程 (李昕, 2005) 。这种粗糙、生硬、仓促的嫁接式跳跃发展缺少合理的内在演化逻辑, 具有较大的不完善性, 致使我国近代土地利用制度研究进展甚微。

1.2 移植与渐变 (1949—1979)

新中国成立后, 我国从苏联移植进来一整套发端于法国建构理性主义的行政控制经济体制, 与我国传统社会中礼治、德治和人治精神的意识形态传承, 二者结合, 产生了一种互相联系、互补共生的社会经济秩序 (韦森, 2001) 。

土地利用制度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苏联引进的, 当时称为“土地整理”, 50年代后期改称为“土地规划”。由于强烈依附于国家计划体制的制度模式不可避免地受到种种外部影响, 这一阶段的土地利用研究未取得较大的进展。

1.3 开放与困境 (1980年至今)

改革开放以后, 尤其到了20世纪90年代, 土地利用制度化建设步入了一个相对开放的全面发展期。与过去单一、被动的苏联模式不同, 此时的制度源表现出一定的多样性与目的选择性。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以农业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等为主的基础性工作, 提出“十分珍惜、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从1990年到1996年先后在全国进行了两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工作。1998年8月29日, 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颁布。进入21世纪, 在《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1997—2010年) 》基础上, 于2008年10月再次制定发布《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6—2020年) 》。

应当看到, 对外开放暴露了现行体制中的许多软肋。市场化、工业化及城市化的迅速推进, 外部环境的剧烈变化, 使得现行土地利用制度更显僵化与滞后, 特别是各种利益集团的短视行为, 使制度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受到严重挑战。

纵观我国土地利用制度的历史发展, 是以传统制度体系的锁入效应被外部强制力摧毁为历史基础和逻辑发展起点, 是多种外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力量与既存制度体系中各种内生力量, 尤其是各种非正式制度的冲突与协调过程。正是强势的外生力量与我国传统根深蒂固的内生力量之间的反复激荡与磨合, 使我国土地利用制度在保有巨大的多重制度惯性的同时, 兼具明显的复合制度移植痕迹 (王万茂, 1999) 。

2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制度描述

土地利用的制度构成应包括土地利用的正式约束制度、非正式约束制度和实施机制三部分, 其中:①正式约束制度是指界定分工责任、确定行为边界、给定惩罚标准, 具体包括明确的奖罚内容、行为范围等, 需要专门的机构组织予以实施和维护;②非正式约束制度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伦理道德和风俗习惯等因素对土地利用的约束, 是正式制度安排的“指导思想”, 其特点是逐步演进、潜移默化、影响持久;③实施机制则是指保证制度执行和发挥作用的组织、手段、工具、政策或措施, 不仅包括所形成的结果, 如方案和政策的实施, 而且包括过程中的制度运行行为, 具有强制性和相互关联性。

目前, 我国土地利用在立法、编制和实施中逐步制度化, 形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为依据, 全国、省 (自治区、直辖市) 、地 (市) 、县 (市) 、乡 (镇) 五个基本层次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体系, 根据已批准的规划方案, 实施土地用途分区管制, 将耕地保护作为方案编制的主要目标。现行土地利用制度通过国家行政管理机构实施, 以国家统一的政策、办法、规定为基础。方案确定的各项指标通过土地利用年度计划编制、落实耕地保护, 建设项目用地审批制度进行, 由国土部门执行。调控新增建设用地总量的权力和责任在中央, 盘活存量建设用地的权力和利益在地方, 保护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责任主要在地方政府, 特别是省级政府。从整体上看,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制度实施是从上至下的统一行政管理模式。国家拥有高度集中分配土地资源的指标控制权力。

3 当前面临的土地利用制度困境

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 即降低制度成本, 提高制度效益。所以制度变迁可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制度的替代过程。在我国目前的土地利用制度发展中仍然存在高额的交易成本, 主要表现在:

3.1 地域边界的弱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 促进了各种生产要素在不同区域、领域的优化配置。人口流动和经济结构变化, 使城镇土地资源处于不断再分配的过程。作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系统中的土地资源配置子系统, 紧密地联系着由多层次经济体所构成的空间组合结构、由国际经济要素空间流所构成的网络结构。在内生和外生变量的综合作用下, 土地利用系统的各种要素对现行土地利用尺度以及地域空间上具有强化的延伸趋势, 系统内各要素之间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效应表现为不平行的空间范围拓展, 致使土地利用的地域边界日益弱化。

同时, 在市场经济体制中, 商品和资本、技术、劳动的供给与需求信号呈现横向传播和流动。但目前土地资源要素的供给与需求信息是通过土地利用制度纵向集中和下达, 政府高度集中管理。可见, 土地资源配置中两种不同配置方式逆向运转, 产生高额的摩擦成本。

3.2 管理体制的变更

随着社会发展从农村社会向城市社会、从农业经济向城镇经济的转型, 城镇人口比例逐年提高。这种结构性变动也会引起土地的利用结构、利用方式、利用主体的变化。

城乡土地的分配和利用将受到深刻影响。部分农村土地因城市化要通过交换等方式变成城镇用地, 部分农民的宅基地和承包的耕地因外出务工和居住而需要出租、转让和交易, 部分村庄公共用地也要通过出租或者交易配置到农场或者牧场。同时, 随着快速城市化进程, 村庄社会组织和生产形式也会发生变化, 土地利用随之而调整和改变。可见, 我国土地利用制度应有利于二元结构转变过程中土地资源的再分配, 并且降低再分配过程中的交易成本。

3.3 多主体重叠

土地利用是对土地资源配置所带来的权力与利益再分配的政治过程。在我国, 中央政府因其行政过程中的角色定位决定了土地制度供给的单一结构形态 (张曙光, 1999) 。中央政府制定与土地有关的各项法规、规章、政策, 成为制约整个制度行为的基本规则体系, 同时确定和审批土地利用中的三项指标, 即耕地保护指标、建设用地指标、补充耕地指标, 并通过国家行政机构层层分解实现。

土地利用具体过程则是在各级政府内部运行, 呈现出编制主体、决策主体、实施主体和监督主体等多主体重叠的特征。从理论上讲, 土地利用决策系统应包括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专家系统和公众系统等不同子系统。然而, 整个决策过程中地方政府子系统的强化和其他子系统的弱化, 使得决策主体中心化, 并表现为主要决策领导的角色凸显 (雷翔, 2003) 。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 各级地方政府是规划编制的主体, 地方行政首长不仅参与决策, 而且参与具体编制, 加之地方政府是土地资源的实际经营者, 可见, 地方政府和政府官员既作为“裁判员”又是“身份不明”的“运动员”, 参与竞争, 又主宰竞争, 同时各级政府还是土地利用的具体实施管理者和监督者。多主体的重叠也大大增加了土地利用制度在编制、决策层面的交易成本。

4 实现制度均衡的路径建议

4.1 明确制度主体自律边界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制度模式, 从制度供给到制度运作, 着重强调集体理性, 忽视个体理性对集体理性的影响。这使得土地制度本身存在供给主体选择单一, 规划决策权过分集中, 各利益主体对制度需求意愿无法体现。因此, 土地利用制度要充分体现对土地利用控制、协调、引导和监督, 明确对土地利用控制的目标, 将规划与市场两种土地资源配置手段有机地结合。第一, 明确土地使用者的土地利用边界, 保证稳定的预期利益, 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基本农田、生态建设用地加以严格的保护。第二,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 土地利用制度供给、实施和监督三者之间的制衡关系决定着制度效率, 应改善权力结构的安排。第三, 土地利用规划制定、审核、公告与评论、生效与执行、修正与废除, 都应遵循既定的规范的合法程序进行。第四, 建立土地市场与土地利用制度的协调发展机制, 在这一互动的过程中, 使不同利益主体, 如立法者、监管者、土地使用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得以界定, 规范其行为。

4.2 建立制度成本约束机制

中央政府单一供给的现行土地利用制度, 其规划决策权、实施权和监督权高度集中, 加之受到传统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影响, 决策中心化的现象普遍存在, 与日益完善的市场经济决策分散机制冲突日益凸显。地方政府行为的成本约束机制残缺使得政府决策官员价值偏好难以控制, 难以形成完善的微观主体约束机制, 同时导致土地利用供求失衡, 形成地方经济增长同盟, 使土地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牟取自身利益的重要工具, 降低了土地资源配置的社会效率。地方利益集团通过土地的公共属性转移使其成本外部化, 制度失灵导致土地资源浪费的巨大社会交易成本最终将由中央政府代表的全体社会承担。所以在实施过程中, 应对土地利用的实施进行评估, 对具体法规、政策措施的变更进行成本收益分析, 明确其是否达到预期的经济绩效或规划目标, 提高土地利用的制度效率, 保持土地利用制度的长效性。

4.3 构建格局均衡的制度决策

实践中,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信息不对称, 导致我国现行土地利用制度实施产生巨大的社会福利损失。上级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权限的集中和直管, 与下级政府的有限合作之间的博弈, 使制度缺乏有效的微观约束与激励机制, 从而导致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失灵。同时, 在地方政府部门之间部门利益的竞争与相互否定决策, 大大降低了政府的行政效率。

构建格局均衡化的制度决策就是建立各制度之间相互协调的作用机制以形成一系列完整的制度体系, 从而达到制度均衡。建立平等和相对分散的网络结构决策制度, 是实现决策权力分权与制衡的关键。目前, 我国现行土地利用中出现的开发区热、城市用地盲目扩展等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土地利用决策机制的功能缺失。借鉴国际经验, 决策制度可包括:①建立土地利用管理委员会制度, 由政府、专家和公众代表组成法定、常设的土地利用决策机构, 政府、专家和公众代表的比例各占1/3左右;②建立土地利用规划师制度, 基于行政首长和专家各自的信息优势, 由行政首长负责价值判断, 专家负责事实判断, 提高制度决策的公平性和有效性;③建立土地利用上诉委员会制度, 由另外专家、公众组成法定、常设的土地利用监督机构。三者将在土地行政体系框架内形成土地利用编制——实施——监督决策的分离均衡格局, 联动运作, 在权力配置和运行程序上保证决策的高效, 并防止权力的滥用。

参考文献

[1]Paul Cheshire, Rosalind Greenstein, Stephen C Sheppard.规划师与经济师之间有关土地市场政策的争论[J].国外城市规划, 2003, 18 (4) :16-18.

[2]曲福田, 高艳梅, 姜海.我国土地管理政策:理论命题与机制转变[J].管理世界, 2005 (4) :40-47.

[3]靳东晓.严格控制土地的问题与趋势[J].城市规划, 2006, 30 (2) :34-38.

[4][美]R.科斯, A.阿尔钦, D.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C].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5]李昕.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化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关于中国城市规划制度发展史的思考[J].城市规划学刊, 2005 (2) :81-85.

[6]韦森.社会制序的经济分析导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01.

[7]王万茂.土地用途管制的实施及其效益的理性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 1999, 13 (3) :9-12.

[8]张曙光.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 (第2集) [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9.

世界经济体改的新视角 篇3

关于经济周期的研究是宏观经济学中代表性的研究方向及热点问题,经济周期的特征是反映经济周期的各项指标,同时也是预测未来经济波动方向的关键因素,其中周期长度是主要指标。对一个经济周期时间长度的认定一直以来存在争议,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萨缪尔森认为这实际上取决于研究者希望经济周期包括多少次要周期[1]。

对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特征的研究,很多学者运用不同测算方法对经济周期长度等特征进行了测算,20世纪80年代刘树成(1992)运用波峰一波谷经济增长阶段分析方法对我国投资周期和经济周期进行开创性研究,对周期的波动、波幅、整体位势等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周期的波动特征发生明显变化,由基钦周期转变为朱格拉周期(张连城,2008)。传统的波峰一波谷分析法虽简单直观但测算缺乏精度,很难定量分析,对周期波动的细节判断上难以发挥作用。随着研究的深入,一些适用于周期性分析的计量和统计方面的分析方法逐渐被应用于经济周期的研究中来,如通过周期性模拟、提取趋势、非线性状态描述(刘静一等,2014;王旭虎等,2014;姜高霞等,2014;张连城等,2009;王成勇等,2010)等,具体应用的方法有多元谱分析法、Markov转移模型、奇异谱分析、HP滤波、粒子滤波法、乘数一加速数模型等[6,7,8,9]。以上这些模型和方法虽然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周期进行测度,并各具优势和特点,但它们对假设条件要求较严格,同时有的方法精确度不高,有的方法中变量对因果关系的描述存在一定局限性。另外,对经济增长数据进行修正处理后,难免造成数据所包含影响因素的丢失,从而对经济周期特征判断的准确性带来影响。

最基本的非量化分析方法——波峰一波谷法,这种方法通过数波峰、波谷的个数,观察GDP增长率的峰值等方式来判断和分析经济周期的特征。这种方法虽然简单可行,但是分析仅停留在波动层次,缺少对数据深入分析的途径。

本文从函数视角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再次进行分析,其测算思想是从数据的内在结构出发,对数据进行平滑处理,将经济增长数据时间序列看成一个整体,然后运用函数型数据分析方法及表现形式对我国经济增长周期性波动特征进行分析和刻画。

二、函数型数据及相平面图分析方法

(一)函数型数据

在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数据类型属于函数型数据,或者说可以从函数的视角来解释和分析的数据,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比如人的身高随年龄增长的数据、不同地区多个观测点的温度和降雨量数据、人在走路时胯骨和髋骨角度变化的数据、经济领域中某些经济指标的数据等,这些数据可以是单独的,也可以是成对出现的。用术语表述就是,包含有表现为函数形式的自变量的数据。如果把这些数据放在坐标里,它们的表现形式为各种曲线,这些曲线形状各异,光滑程度也不尽相同。

函数型数据关系式不同于一般的线性关系式,一般的线性关系式中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为:

那么函数型数据不再是一些个体观测数据,而是看做一个整体x(t),t=1,2,…,n,通过拟合可以做出一条连续光滑的曲线,它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线性关系式为:

其中,t是自变量,x(t)是协变量,y是因变量(离散观测值)。

(二)平滑数据和函数拟合

现实生活中经常遇到体现为函数型特征的数据,但是这些数据往往是离散点的形式,并且这些数据是有限多个,为顺利使用函数型数据的计算和分析方法、挖掘出数据包含的内部特征,首先需要对观测值(离散数据)进行平滑化处理,那么对这些原始的离散数据怎么进行拟合,即对x(t)进行估计,在函数型数据分析中使用基函数法对x(t)估计,采用一组基函数的线性组合,公式为:

其中,Φ1(t),Φ2(t),…,ΦK(t)是一组基函数。

常用的基函数有:正弦基函数(Sine basis function)、傅里叶基函数(Fourier basis function)、样条基函数(Spline basis function)、多项式基函数(Polynomial basis function)等。一般的函数型数据问题都可以用以上4个基函数来拟合,其中最常用的是多项式基函数,正弦基函数、傅里叶基函数较适合处理周期性函数型数据,多项式基函数、样条基函数较适合处理非周期性函数型数据。

根据实际问题的需要选择基函数之后,另一个问题是确定系数向量ci=(c1,…,cK)',那么接下来用最小二乘法或广义最小二乘法确定系数向量,即

或

其中:

W表示一个用来加权的对称正定矩阵。

如果单纯追求拟合的函数曲线尽可能接近离散的观测数据点,求x(t)曲线可能出现波动、震荡。

为避免上述情况,一是可以通过控制基函数的数量调节拟合曲线的光滑程度,二是可以通过增加惩罚函数项。后者优于前者,增加惩罚函数既保证了函数光滑的连续性,又可以较好地兼顾拟合的接近程度。

惩罚函数定义为对拟合函数二阶导数的平方再积分,即

拟合函数二阶导数的绝对值越小,它的曲率就越小,那么曲线的波动和震荡就越小,反之亦然。知道了惩罚函数项,就得到带惩罚函数项的公式(4),即

这里的λ是惩罚项的平滑调整参数,起调整惩罚力度的作用,估量拟合函数与观测数据之间的转换率。当λ变大时,非线性函数将受到惩罚项也随之增大的惩罚力度,那么复合标准的PENSSEλ(x)要更多地重视x的光滑度,减少对数据的过度拟合。因为,当λ趋向于正无穷时,拟合曲线x必须接近观测数据的标准线性回归,这时PEN2(x)=0。当λ变小时,对变量的惩罚力度变小,曲线x就会变得“粗糙”,当趋向于0时,曲线x接近于数据的插值。

三、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性分析

(一)样本数据

本文研究的经济增长数据是1952-201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张连城(2008)认为:“1958年到1978年,经济周期的平均长度约为6.7年。”同时,比较发现多数年份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变化很快,它对应的是经济增长率的波幅。例如1960-1962年短短两年时间经济增长率的增速从-8.7迅速增长到9.6。基于二阶导数观察图中点的坐标及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变化,可以判断经济增长率长期的变化趋势。加速度的变化反映的是速度的变化情况,他们的关系是:当加速度为正时,速度在加速增长变化;加速度为负时,速度在减速变化。

再看图4,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增长率速度的变化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范围明显缩小,图3的变化范围为-10～10,图4的变化范围为-3～4,特别是1994年之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基本在-1～1变化,说明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变小,波动范围变窄,经济稳定增长成为常态化的主基调,同时经济增长率处于中低位波动,期间共完成三个周期,周期平均长度约为9年,周期呈收缩型,收缩的中心位于坐标原点的左下方,在这附近GDP增长率的速度和加速度为负值,说明现阶段经济增速在缓慢下降。

以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周期为例,对比周期数、波长、波幅、波峰、波谷等特征发现,与传统的波峰波谷曲线观察法得出的结论存在差别但基本判断一致,见表1。

经济周期的波动在相平面图中表现为闭合圆圈的形式,可以通过观察和比较相平面图对未来经济波动及发展方向进行初步预测。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分析现阶段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及加速度变化情况对未来几年的经济波动进行预测。为更清楚展示,本文减少数据样本,选取2000-2012年的经济增长数据进行分析,制作相平面图,见图5。

从近几年经济增长率的速度变化情况来看,从2007年出现一次波峰之后,经济增长率的速度一直下降,这种下降的速度时快时慢,可以判断经济进入了一个调整期,这种状态已经持续6年,超出原有周期波动的收缩期范围,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原有的经济周期特征已发生变化,未来将有两种可能:一是经济增长率继续保持收缩状态进一步下降,二是触底之后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形势发生扭转。2013年经济增长率的一阶导数为-0.67,这一数据略好于2012年的-0.71,二阶导数转负为正但是趋势性不太明显,即使是第二种可能,下一个波峰可能在今后4～5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出现。

四、结论

世界经济体改的新视角 篇4

一、经济困难学生存在的矛盾现状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是指学生本人及其家庭所能筹集到的资金，难以支付其在校学习期间学习和生活基本费用的学生。据统计，广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在校学生1万人，其中经济困难学生将近2000人，占23.2%的比例，我在我院抽选400名不同系部经济困难学生进行调查，发放问卷400份，调查内容包括学习、生活、消费、心理、就业等，收回有效问卷388份。根据调查，大多数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与心理总体上是积极、健康、正常的，但是依然有部分经济困难学生存在各种问题，呈现出四个“矛盾冲突”。

1. 消费扩张与经济紧张的矛盾冲突。

根据调查显示，75.6%的学生都是来自农村、乡镇及偏远山区。近58.4%的学生生活费在500元以下，近一半的学生家庭不能够缴纳学费，需要靠勤工俭学或奖助学金来维持基本生活。大多数学生生活状况远远低于学校所在地的最低生活水平，由于经济拮据，经济困难学生吃用都很节俭。有近82.1%的学生认为目前的消费水平比较高，超出家庭所能承受的范围。随着“攀比风”、拜金主义在校园的盛行，不少人将高消费视为一种时尚，部分经济困难学生在不良风气的影响下，每月的开销也在逐渐增多，然而现实的家庭经济条件却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消费扩张与经济紧张的矛盾日益明显。

2. 自尊自信与自感卑微的矛盾冲突。

大多数经济困难学生与其他大学生一样，心理健康、思想上进、乐群外向、富有才华、坦白直率、沉着自信、独立性强。但是有50%的同学在面对经济压力时产生较强的自卑心理。他们对艰苦生活有着较强的承受能力，自尊心比较强，希望在生活上自立自主，经济上自食其力，为父母减轻负担，但在自尊独立的背后，却隐藏着强烈的自卑。比如：在问及“与家庭条件好的同学交往时”，有60%多的同学回答“不刻意追求与他们的交往，保持自己独立的自尊”。而在问及“在大学校园里，最让你痛苦的事情是什么?”时有一半多的同学回答“没有好的家庭条件”。他们不愿意别人了解自己的状况，对家庭经济困难羞于启齿，缺乏坦然面对和战胜贫困的勇气，在寻求和接受资助时常感到人格受到伤害。他们为撑面子而独守清贫，缺少克服困难的行动，丧失应有的自信。

3. 渴望交往与内心封闭的矛盾冲突。

经济困难学生与大多数的大学生一样渴望与其他同学的交往，但是他们却很少参加活动。因为集体活动难免需要额外的开销，对此，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很多经济困难学生不愿意主动与同学交往，而由于缺少与人交往的机会，导致缺少交往技巧，交往能力不强。在“你善于主动与同学交谈吗”一项中，65.2%的同学回答“想主动，但又不愿意”，而回答“与他们性格不合及缺乏交际技巧”的占了63.3%。他们只把自己封闭在自我的小圈子里，给人难以接近与不合群的感觉，以致较少与人交往。如此“不交往—封闭—不交往”的不良循环导致渴望交往与内心封闭的矛盾越来越明显。

4. 突破自我与低迷消极的矛盾冲突。

经济困难学生既期望大家注意他们，又害怕别人了解他们的“底”后而鄙视他们。他们关心集体，经常在集体活动时跃跃欲试，希望抓住机会表现自我，但又担心参与后显得无知而被人笑话。由于长久以来形成的情绪低落、心理灰暗、意志消沉、自我封闭、无所追求，他们对前途感到悲观失望。他们一方面要掩饰自己的穷困和拮据，另一方面又暗暗发誓要摆脱贫困。他们有很强的自立意识，有近57.6%的同学对自己的未来充满信心，充满憧憬，内心亢奋、骚动，急切想改变现状的愿望比任何人都强烈。但有时又如迷途的羔羊，茫然无措，75.8%的同学感觉家里给予过高的期望而感到压力很大，对前途迷茫悲观，在尴尬的现实中被动地生活。在他们身上，郁闷、彷徨、猥琐、低迷的消极心理与渴盼、期求、冲动、强烈的表现欲望并存且反差强大。

二、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呼唤人文关怀

人文关怀的核心就表现为对人的精神价值的重视，以及对人性的根本关怀，就是关注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是关心人、爱护人、尊重人，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是人类自觉意识提高的反映。[1]对于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以“人文关怀”理念来做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将更显重要。

1. 注重人文关怀是当前思想教育的内在需求。

当前我国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正朝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方向发生重心转移，但尚未完全形成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工作格局，特别是在对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缺少应有的人本思想和人文关怀。对于经济困难学生真正的心理需求却往往不予问津，在工作中缺少情感因素的投入，重“约束”轻“疏导”，造成学生工作缺少人情味。

2. 注重人文关怀是构建和谐校园的客观需要。

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的学习是否安心、思想是否稳定、身心是否健康，不仅严重影响着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个人及其家庭的正常生活和发展，还直接影响到高职院校稳定与发展的大局，影响到社会的和谐与稳定。2009年3月5日，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做好政府工作必须把握好几个原则，其中之一就是“重民生，促和谐”。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关注民生，越要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2]如果经济困难学生在经济困难的时候得不到学校的关怀与关爱，得不到引导与教育，就极有可能误入歧途，危害学校与社会并最终葬送自己。[3]因此，在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中注重人文关怀是构建和谐校园与和谐社会的客观要求。

3. 注重人文关怀是促进学生发展的必然要求。

“以人为本”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和灵魂。从本质上说，“以人为本”的教育就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坚持“以人为本”最重要的是坚持以学生为本，要热爱学生、尊重学生、关爱学生。我们要重视每一个经济困难学生的成长进步，把人文关怀落实到思想政治工作实践中去。经济困难学生也是国家宝贵的人才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的后续力量，为此必须促进经济困难学生的全面发展。要通过努力，让每一个经济困难学生都能健康地成长，都能获得全面发展和提高。

三、在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加强人文关怀的路径

以人为本，融入人文关怀，是新形势下对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当前在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中进行人文关怀，真正做到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帮助人，以满腔的热忱来关怀与教育每一个经济困难学生，要着力从以下方面解决经济困难学生的问题。

1. 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相结合，减轻经济负担与思想包袱。

对经济困难学生进行经济扶持，应当与学校对他们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相互协调，做到解决实际问题与解决思想问题密切结合。要做好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不但要解决暂时的经济困难，更要让他们认识到生活的贫困是暂时的，精神上的富有更重要。

坚持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也就是要坚持物质资助与精神扶持相结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只讲物质资助，不讲精神扶持，以物质资助取代政治思想教育和心理引导都是不对的。经济上的资助是短暂的，而精神扶持的作用却是长远的，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扶持，才能有效地解决经济困难学生的问题。因此，高职院校必须转变观念，把加强经济困难学生的精神扶贫当作德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来抓，把救助经济困难学生的过程看成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高职院校所有开展的“奖、贷、补、免、勤”多元化资助体系都必须与教育目标完全合拍，一手帮助学生解决经济上的实际困难，一手帮助学生减轻思想的包袱。

2. 关心服务与教育引导相结合，实现学生助困解难与扶志明德目的。

经济困难学生是一个特殊群体，对经济困难学生既要满怀真诚地关心服务，又要恰当地教育与引导。情感是打开心扉的钥匙。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在生活、学习和思想上真诚地爱护远离父母的学子，做他们的良师益友，让他们处处感受到老师的赤诚爱心与学校的关怀。高职院校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遵循情感和心理的发展规律，用爱心叩开经济困难学生群体的心扉，努力进入他们的精神天地，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增强他们自信、自立、自强的思想意识，引导他们树立积极进取、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和知恩、感恩、报恩的思想情怀，坦然面对现实生活中的诸多困难，实现为经济困难学生助困解难的目的。

教育者应本着对经济困难学生人格与尊严的尊重，让他们在平等的交流中获取信息，在坦诚的讨论中得到启迪，在独立的思考中有所提高，切实体验到积极主动参与的价值，进而懂得一个人的综合素质与能力的提高，只能靠自己的不懈努力，自觉地进行完善自我的教育。通过对经济困难学生生活上的关心帮助与精神品德上的教育引导，促进学生身心和谐健康发展与全面成长成才，实现为经济困难学生助困解难与扶志明德的目的。

3. 人格培养与心理解困相结合，塑造自尊自信与积极向上的阳光心态。

经济困难学生们中学阶段的自信心往往是依靠成绩的优异来获得的，进入大学后如果在成绩上不再拔尖，那么自信也就随之消失殆尽了。因此，应鼓励经济困难学生树立自信，正确对待心理的落差感。必须学会适应这种短暂的失落感，重新振作。要让他们学会正确看待经济困难学生这一特殊的身份，帮助他们建立自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健全人格品质。

高职院校要注重加强对经济困难学生的坚强性格和健全人格的培养与教育。培养教育经济困难学生做一个“人穷志坚”的开拓者。要培养他们敢于克服困难，立志成才;勇敢正视现实，学会在逆境中成长，保持积极乐观的“阳光”心态;勇于接纳自我，提高自我。要培养经济困难学生坚韧的品质，让他们明白，坚韧的品质是用金钱买不到的。只有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才能战胜人生路上的种种艰难险阻。

4. 和谐文化与环境营造相结合，构建健康文明与温馨和谐的校园氛围。

加强和谐大学文化建设，就是要以精神文化为核心，以行为文化为主体，以制度文化为保证，以物质文化为载体，多措并举，全面推进。[4]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生活环境，是学生健康成长的沃土。一个健康、温馨、开放、互助的生活环境，易于经济困难学生树立积极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乐观向上，正确对待经济困难，早日走出贫困的困惑和误区。

健康向上的校园文化有利于经济困难学生的健康成长成才。创造各种条件，鼓励经济困难学生参加校园文化活动，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学生社团在开展丰富多彩、健康活泼的校园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通过组织开展各种教育活动，为广大经济困难学生提供高雅、健康、多样的精神食粮。在“人文关怀”理念的指导下，通过对话、访谈、座谈和开放式的网上聊天等多种形式，真诚与学生进行交流，增强情感渗透。在健康文明与温馨和谐的校园氛围中，以校园文化的宽泛平台为依托，在交流中引导，在沟通中施教，在共鸣中提高，要将思想政治教育巧妙地渗透于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

摘要：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深入, 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剖析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矛盾现状的基础上, 把“人文关怀”理念引入到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来, 强调“人文关怀”对经济困难学生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并对加强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提出建议。

关键词：高职院校经济困难学生,人文关怀,思想政治教育

参考文献

[1]王东.论“人文关怀”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8, (06) .

[2]温家宝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人民日报, 2009-03-06.

[3]何芬林.贫困大学生心路解析和扶持[J].求索, 2006, (12) .

世界经济体改的新视角 篇5

关键词：男子,200米,分段,速度,多元分析

1 研究目的

200m跑是以速度为核心的短跑项目,200m跑各段落的速度特征不但反映了运动员的技术特征,而且反映了运动员的速度保持和控制能力。本分析就世界高水平男子短跑运动员200m跑的速度分配与成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旨在为我国运动员在200m比赛中合理地掌握好速度分配,充分发挥竞技水平,提高运动成绩以供参考。本文对参加第6、7届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200跑决赛运动员的50m分段时间、速度参数进行分析与比较,并从全新的角度分析各分段50m速度分配情况,揭示世界优秀男子200跑运动员速度分配的特征,为运动员更好地控制200跑的节奏,提高我国男子200跑运动成绩和改进训练方法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第6、7届田径世锦赛男子200跑决赛前15名运动员的成绩及有关速度、时间参数,研究资料来自布吕格曼和费罗等人测试发表的数据。

2.2 研究方法

对研究对象各分段成绩采用多元统计方法,用SPSS12.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3 结果与分析

3.1 男子200跑速度变化规律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计算出15名男选手8个分段的平均速度及平均时间,绘制动态分析图,根据图以及分析原始数据发现:世界优秀男子200跑运动员各分段平均时间变化有明显的规律,时间分配呈“U”曲线,根据时间分配可以推断速度分配,从图1可以看出在第2个50m分段运动员达到最大速度,而后逐渐下降,在第4个50m分段速度下降至最低点。表1显示,运动员第1个50m分段是加速阶段,平均速度值为8.66m/s,运动员平均速度差为0.66 m/s,标准差为0.169,说明世界优秀男子200运动员起跑后的加速能力存在一定的差异。第2个50m分段达到最大速度(10.882m/s),运动员平均速度差仅为0.02m/s,标准差为0.247,表明世界优秀男子200运动员绝对速度能力相差并不显著。在第3、4这2个50m分段,运动员的平均速度值依次下降,平均速度差分别为0.42 m/s、0.66 m/s,标准差也相对较大,表明世界优秀男子200运动员在最后100m跑程的速度相差较大,从生理学上分析,这段时间由于机体内乳酸的产生和堆积,刺激中枢神经系统,导致步频减慢,从而影响速度。

3.2 男子200跑分段速度的相关分析

3.2.1 简单相关分析

简单相关分析就是以数值的方式反映两个变量间线性关系的强弱。经分析,运动员起跑反应时与200跑成绩的相关系数为-0.270,说明200跑虽然是短跑项目,但是运动员起跑反

应能力与运动成绩相关系数较小。4个50m分段平均时间与200跑成绩的相关系数大小排列为:r3>r2>r4>r1(r1代表第1个50m分段,r2代表第2个50m分段,依次类推)。根据上述分析,运动员在第1分段速度最慢,与200成绩相关较小,相关并不具显著性;最快分段速度出现在第2、3分段,与成绩相关较高,具有显著性,也就是说,在第2、3分段速度越快,成绩也越好。最快分段速度与最慢分段速度之差与200跑成绩呈高度相关,且相关具有显著性,即差值越小,成绩越好。从相关系数大小排列可知,运动员后100m跑速对200跑成绩有重要意义,后100m所用时间与200跑成绩的相关系数r= 0.885(p<0.01),因此,运动员在后100m跑的过程中能保持良好的速度,是赢得比赛的根本保证。此外,第3、4个50m分段所用时间与200跑成绩的相关系数r=0.743(p<0.01),在运动员技术水平相当、专项成绩十分接近的情况下,提高最后的冲刺跑能力,往往能在势均力敌的比赛中取胜。从生理学、生物化学角度分析,人体维持高速跑距离的长短,关键在于肌糖元酵解生成乳酸能力的强弱和机体对乳酸耐受程度的高低,所以提高糖酵解供能的能力对维持后100m跑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3.2.2 偏相关分析

每两个变量之间的真正关系,必须在除去其它变量影响的情况下,计算它们的相关关系数,为了研究200成绩和4个50m分段速度的净相关关系,可以将其它3个50m分段加以控制,进行偏相关分析。各50m分段平均速度与200跑成绩的偏相关系数绝对值大小排列为:r4>r1>r2>r3。偏相关分析能够更客观地反映出分段速度分配与200跑成绩之间的相关关系,从排序上可以看出,第4个50m分段的跑速与200跑成绩呈现较强的相关关系,这一分段主要反映运动员起跑后的速度耐力能力。由于人体磷酸原系统在运动开始时代谢动员快,输出功率大,能量利用早,是加速跑阶段的主要能量来源,所以运动员最后50m的冲刺能力实质上反映了肌糖元酵解生成乳酸能力,说明肌糖元酵解生成乳酸能力在200m跑的冲刺阶段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3.3

男子200跑分段速度的回归分析为了帮助运动员适当地控制前200m的跑速,提高后200m的跑速,需要结合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建立回归方程的目的之一,是根据回归方程对事物的未来发展趋势进行控制和预测,为了从整体角度考察各分段成绩对总成绩的影响,建立了各50m分段成绩与总成绩的回归模型:Y=-0.219+1.060r1+0.888r2+1.091r3+1.019r4。由于调整的判定系数(0.982)较接近于1,因此可以认为该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较高,被解释变量可以被该模型解释的部分较多,未能被该模型解释的部分较少。经显著性检验,检验统计量F=192.406,对应的概率P接近于0,r1、r2、r3、r4的T值依次为11.499、7.395、6.253、13.556,回归分析显著性检验结果表明,r1、r2、r3、r4、r5、r6、r7、r8依次在小概率0.01水平上是显著的,故该回归模型拟合效果非常好。该回归模型的建立,便于教练员评定和监督训练,使训练的全过程处于可控状态之下,并根据运动员200m跑的成绩,为科学地确定各50m分段速度提供依据。

4 结论

1.世界优秀男子200跑运动员各50m分段的平均时间分配呈“U”曲线,一般在第2个50m分段达到最大速度,而后逐渐下降,在第4个50m分段速度下降至最低点。最快分段运动员的速度差异不显著,最快分段速度与最慢分段速度之间的差值越小,成绩越好。

2.简单相关分析表明,运动员在后100m跑的过程中能保持良好的速度,是赢得比赛的根本保证。偏相关分析表明,各50m分段平均时间与200跑成绩的偏相关系数绝对值大小排列为r4>r1>r2>r3,最后50m跑的冲刺能力对于200m跑来讲十分重要。

3.建立了4个50m分段成绩与200m跑成绩之间的回归模型:Y=-0.219+1.060r1+0.888r2+1.091r3+1.019r4,通过检验,表明该回归模型拟合效果非常好,可真实地反映200跑成绩与各分段时间之间的关系,为教练员科学地安排各分段速度训练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1]张庭,方开泰.多元分析引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

[2]布吕格曼[德](艾康伟,等译).第6届世界锦标赛生物力学研究报告[J].田径,1998,(6).

[3]西班牙,费罗,利维拉,帕格拉,等(黄坚毅,康均,译).第7届世锦赛短跑项目运动学分析[J].田径,2002,(4).

[4]肖国强.运动能量代谢[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