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视角

经济视角（精选12篇）

经济视角 篇1

力拓“间谍门”无疑是今年经济领域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除了4名力拓驻华员工和一名首钢高管被国家安全部门拘捕外, 国内有多家钢企的领导以及国际矿业巨头必拓和淡水谷亦可能涉嫌其中。力拓间谍门事件再次提示我们, 我国经济信息非常不安全。为了既能保护国家利益, 又能促进公平竞争的对外经济交往的环境, 政府相关部门必须加强经济信息管理。

1 力拓“间谍门”暴露的经济信息泄露并非个案

根据媒体披露, 力拓间谍案爆发后, 公安部门发现数十家与力拓签有长期合同的钢企的资料, 藏身于力拓在上海的办公电脑。这些资料涉及了企业详细的采购计划、原料库存、生产安排等数据, 甚至连有的大型钢企每月的钢铁产量、销售情况也非常明晰。显然, 中国钢企的这些商业秘密不是通过一般的推算可得到的, 而是通过间谍手段非法窃取的。据悉, 三大铁矿石巨头近几年因非法窃取了相关信息从与中国的贸易中获取的溢价高达7000亿元人民币。

事实上, 力拓间谍案暴露的经济信息泄露仅是冰山一角。就在今年7月16日上午10时, 国家统计局在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二季度及上半年的重要数据。市场对这些国民经济的重要信息翘首以盼, 但细心的人们却发现, 这些重要数据, 已提前出现在当天凌晨上市的报纸上, 并在互联网上广为传播。

再早一点, 即去年5月22日, 有关提高印花税的传闻就已在市场上快速流传, 甚至有人还在互联网论坛上发帖称“财政部晚间将发布消息, 证券交易印花税率由1‰提高到3‰”。当时, 不少记者致电财政部新闻办、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办, 得到的答复几乎完全一致:“确实没有听说过将要调整股票交易印花税的消息。”对此, 众多媒体纷纷以“利空传闻被澄清”给予了报道。

从去年5月22日传闻出现开始, 到财政部上调印花税前的29日, A股市场依然狂热, 上证指数也继续高歌猛进, 一举突破4300点大关, 创出了历史新高。然而, “5·30”凌晨公布的印花税调整信息与此前的市场传闻毫无二致。随后, 有学者质疑:印花税上调走漏风声, 应该是一起严重的国家机密泄漏事件。

2 外国利益集团窃取情报的手段繁多

(1) 第一条途径是商业贿赂。这些间谍行为往往跟中国政府官员、国企高管的腐败牵涉在一起。中国民间经济分析机构安邦集团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近十年来, 跨国公司在华行贿案件一直呈上升趋势, 在中国调查的50万件腐败案件中, 六成多与国际贸易和外商有关。

(2) 第二条获取中国商业核心信息途径是大型企业与政府关键部门离职或退休官员成为外资公司员工。据介绍, 1998年, 冶金工业部许多掌握核心资料的官员进入力拓等企业, 被委以重任, 如原冶金部炼铁处的一位处长就在这时, 被以年薪30万元聘请到力拓, 担任高级技术人员。这位处长当时是中国炼铁行业最具权威的官员之一, 在炼铁领域有丰富经验、专业知识和人脉。每次谈判, 这些对中国钢铁行业了如指掌的人士充当了信息搜集马前卒的重任, 他们获得的高薪, 让中国企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不仅如此, 包括证监会、银行、政府财经部门的一些官员退休后即被国外企业高薪礼聘, 既提供行业咨询, 又可以充当高级公关, 在人情大于法律的市场中常常无往而不胜。

(3) 第三条窃取情报的途径是搭建关系网。在此次力拓间谍案中, 被拘捕的力拓上海办事处负责人胡士泰, 是一位拥有澳大利亚国籍的华人, 他在中国钢铁行业很混得开, 跟中国钢铁行业内很多人士有私交。据传此次接受调查的首钢高层谭以新是胡士泰北大的同学。胡士泰利用同学关系、朋友关系等人脉, 上下打点得以获取中国钢铁行业的机密。

(4) 第四条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捷径是借助政府急于与国际接轨的心态, 将数据拱手让人。中国经济信息泄露集中时间段应该是中国金融机构、石油石化等事关中国经济安全的大企业在海外上市阶段。

当时中国银行、中国石油在境外上市, 保荐人等中介机构都是国外知名大投行, 原因是为了获得国际投资者的信任。但经此摸底, 中国金融机构、能源企业成百车的核心数据也就尽在国际投行掌握之中。因此, 惠誉、穆迪等评级公司对于中国企业的信息了如指掌, 也就不难理解了。

更让人奇怪的是, 2001年, 中国证监会发布《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6号——A股公司实行补充审计的暂行规定》, 以保护投资者利益为名, 要求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和上市后在证券市场再筹资的A股公司中试行由国际著名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补充审计, 直到2007年取消该规定, 期间所有在A股上市的公司的数据, 大到中国的石油储备、矿产资源, 小到个别金融机构的客户资料, 尽在国外会计师事务所掌握之中。

(5) 第五条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捷径是境外情报机构直接参与。西方国家也动用强力部门参与到窃取别国的商业秘密中去。其实, 早有西方媒体披露说, 冷战结束后, 西方国家庞大的情报机构面临裁员减缩, 他们的任务也有部分从政治、军事情报领域转向经济领域, 以帮助自己的企业在海外扩张。

(6) 第六条获取中国经济信息的捷径是科研课题二次倒卖。二手课题倒卖的现象如今越来越严重。一些自然科学基金、社科基金等重大课题在经过两三年或更长时间的研究周期结项时, 国外别有用心的机构就会找上门。

3 我国经济信息保密存在很大漏洞

3.1 经济信息保密意识没有跟上时代步伐

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 对一些不该保密的、或已经过时的秘密还列为机密而保护着, 比如, 中国各级领导干部的住址和通讯地址都毫无例外地被各地列入保密范围。但是, 对一些应该保密的机密却不能很好地保密起来。这方面的典型就是经济领域。经历了长期的和平年代, 间谍在更多人的意识中似乎只是小说或影视剧里的事, 好像离日常生活很遥远很多人的经济安全意识相当差, 尤其是我们的官员热衷于招商引资和对外开放, 将国际市场想象成风平浪静的完全自由竞争福地, 一些部门领导人甚至排斥或干脆拒绝接受国家经济安全这个概念。于是很多重要的机密就是这样无意中给泄露了。

3.2 我国尚未有一部专门的经济安全法

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 国家安全开支中用于维护经济安全的开支比例就超过了一半, 凸显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当中的重要地位。而中国无论是立法还是组织体系都极为缺乏。就立法而言, 别说构建一个立体的经济安全防护法律体系, 就连一部专门的法律都没有。

中国现行的《保密法》、《国家安全法》均针对传统安全, 已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正是由于立法缺失、老化, 导致力拓“间谍门”发生后, 西方舆论群起攻击中国对“国家机密”的定义过于宽泛模糊。

3.3 缺乏相应的组织机构

与发达国家比起来, 我国没有一个统一、有力的协调机构, 相关的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也远远不够。如美国即有一个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政府部门设有国家安全委员会, 总统亲任主席, 权威非常高;下面则有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 当然还有权限非常大的联邦调查局。在国会, 也设有相关的各种委员会, 比如外国投资与审查委员会等等, 甚至还专门针对中国设有一个美中经济安全审查委员会。

4 构建我国经济安全体系的途径

4.1 提高全民族的经济安全意识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 只懂得开放还不够, 还要对全民族进行经济安全意识教育。教育我们的人民知道参与国际经济首先是参与国际竞争, 参与国际竞争首先是保护自我, 如果不知道保护我们自己的经济果实, 而去盲目地参与国际经济, 到头来只能是鸡飞蛋打, 一无所获, 给我们自己留下无尽的经济灾难。经济安全意识的提高非一朝一夕之事, 保密工作的完善亦非一家或某一法就能完成, 需要全社会的参与和努力。

4.2 打造本国高水平投行是“补牢”国家经济安全的选择之一

在国际投行充当并购顾问的过程中, 国家行业秘密和谈判底线往往在无形中被外方所知悉或掌握, 而又没有谁能保证这些信息不被泄露或被进行交易, 毕竟仅靠国际投行的职业操守和道德良心是不行的, 更何况这些投行多是吃了“买家”吃“卖家”的主儿。这个时侯, 中国如果有了自己的高水平投行, 就可以通过一国的“利益共同体”纽带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避免在产业谈判、产业并购操作层面陷入被动, 丧失谈判主动权和交易标的的定价权。

4.3 国家有关部门要统筹考量各种政策出台对相关产业上下游的影响

国家有关部门要统筹考量各种政策出台对相关产业上下游的影响, 并测评相关产业的海外依存度, 然后出台相应的产业安全配套政策, 也是国家容易通过自我革新就可达成的一步。具体来说, 对于海外依存度比较高的行业, 要低调出台相关政策, 尤其在谈判前的敏感时期, 避免被有关交易对方研读后推高交易品价格, 损及国家经济利益和产业安全。

4.4 应有针对性的立法

我国可向美国学习, 尽早制定一部专门针对外国企业的反商业贿赂法, 运用法律手段, 使防范各类国际不良企业和个人侵蚀中国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的举措机制化、日常化。同时, 对境外利益集团的游说活动要进行严格限制,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为此, 可考虑设立国家经济安全调查局之类机构, 主要职责为对外资、外国商品的进入情况进行实时监控,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对涉及国民经济命脉的金融、物流、军工、能源、电信等产业的外资投资和并购项目有效进行国家安全审查等。同时, 我们也要对我国泄密的单位和个人, 给予最严厉的处罚, 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同时, 还应规范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与学者接受境内外企业、机构资助的课题研究, 严格禁止涉外部门工作人员在外企或驻华商会等“变相任职”。

经济视角 篇2

从文化视角探讨广东经济困境

文化作为物质和精神的集合,不能与上层建筑完全等同,它对现代社会尤其是经济发展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同理,岭南文化与广东经济的近年回落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粤历史上远离中原,缺乏懦家人文文化的熏陶,当今盲目模仿港澳又妨碍了西方批判精神的渗透.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因素使得岭南文化在忽略儒家文化对理想人格追求的同时,又没有建立起像西方人文传统中文化所应有的批判力度,而具有庸俗性、肤浅性和短期性不足,造成广东经济发展缺乏企业文化、科技动力和诚信环境,难以适应市场经济、知识经济社会的需要.

作 者：张立建 陈忠暖 周礼坤 作者单位：华南师范大学,地理系,广东,广州,510631刊 名：云南地理环境研究英文刊名：YUNNAN GEOGRAPHIC ENVIRONMENT RESEARCH年，卷(期)：15(2)分类号：G07关键词：岭南文化 广东经济困境 文化视角

经济视角 篇3

关键词 低碳经济；农村经济；发展方式

中图分类号：F323；F205 文献标志码：B DOI：10.19415/j.cnki.1673-890x.2016.21.081

我国是典型的农业大国，当前农村经济具有高材耗、高能耗等高碳特点，再加上人们生活与生产中不重视环保问题，导致气候与环境问题日益突显，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严重的阻碍。因此，在发展农村经济时，应与时俱进地将新技术、新方法引入其中，尽可能降低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能源消耗与环境破坏问题，从低碳视角探究农村经济新的发展方式，最终实现农业经济的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

1 循环经济发展方式

我国人口多、田地少，农业生产普遍具有污染严重、生产效率低等特点。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用有限的农业资源养活庞大的人口还有很大难度。因此，必须及时创新与变革当前的农业发展方式，以循环发展为理念构建农业新的发展方式。循环农业经济方式，是构建可持续发展农业、节能型农业、环保型农业的有效方式[1]。依照资源化、再利用、减量化原则，努力实现农业生产的节材、节水、节地和节能，尽可能提升农业资源的综合开发效率，健全可再生资源的利用与回收体系，全面倡导清洁生产，从而构建起高效率、低排放、低能耗和低投入的低碳型经济增长方式。当前，循环经济是一种全新的农业经济发展方式，是落实环境、资源、人口之间和谐发展的新发展方式，借助建立“基础农业资源-农产品-废物再利用”的可循环发展机制，尽可能确保生态环境与农业经济之间的和谐发展，最终实现农业经济的低能耗、零排放。发展循环型农业经济是农业经济发展方式从我国传统的外延增长法向先进的内涵式转变的必然趋势，是有效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及农业资源严重不足问题的有效途径。

2 后现代经济发展方式

要想切实提高农业经济的产出率，有两种方法：一是提高投入，二是增加效率。在实际的农业生产活动中，应始终确保资源供应量和投入量之间的均衡性，并使投入量在环境的承受范围内。从低碳经济视角来分析，我国农村经济应将增加效率作为新的经济发展方式[2]。具体来讲，尽可能提高农业资源的应用率，最大限度地降低农业高产出对投入增量的依赖度，这既是后现代农业的发展特点，也是摆脱资源依赖性、和谐农业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最佳选择。党的相关政策层将“发展农村经济、繁荣现代农业”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将农村经济发展提到战略高度，将发展后现代农业作为新时期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因此，只有走后现代农业发展道路，才能摒弃环境与资源对农业经济的束缚性，才能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率与土地产出率。党组织曾经颁发的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是借助优越的物质装备优化农业生产条件，用先进科学技术优化农业生产环境，借助现代化的科学生产制度规范农业生产方式，借助合理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促进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用国际化的发展观念指导农业生产活动，用先进的农业生产理念武装农民思想，不断增强我国农业生产的信息化、机械化、水利化水平，不断提升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土地产出率，最终切实增强我国农业经济的竞争力与综合效益。推行后现代化农业方式，既是创新传统农业方式、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核心途径，也是优化农业增长方式、推动农业快速发展的有效措施。

3 生态经济发展方式

生产农业是根据经济学与生态学基本原理，借助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在改善与保护农业环境与生产的基础上，把各种高效的生产方式有机综合在一起应用到生产活动中，构建出自然环境与农业生产活动和谐发展的经济发展方式。生态经济发展方式，是一种科学利用与开发农业生产资源、可推动农业健康与长久发展、能实现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低碳生产方式[3]。当前，我国农业发展尚且处于片面重视经济效益的发展阶段，过多的人口数量对农业产出造成过大压力，导致农业生态问题十分突出。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必须全面了解并分析导致农业生态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并通过行政与法律途径推动与确保生态农业的合理化发展。党中央曾出台相关文件指出“要想真正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应始终坚持有序开发与优先保护，将违规开发作为主要控制目标，加强对海洋、草原、森林、土地和水源等资源的生态保护。”发展生态农业经济，不仅可大大提高我国各种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还可有效降低沙尘暴、沙漠化、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的发生概率，可切实提高资源与土地利用率、劳动生产率，不断拓宽农民的就业与增收途径，进而生产出更多的绿色、无公害产品，最终使我国的农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更强。

4 加大低碳宣传力度

农村低碳经济目标的实现，仅仅依靠政府一方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与农民个体与社会组织联手，通过他们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农民是农业经济建设中的中坚力量，其自身低碳能力与意识也直接影响了农业经济低碳目标是否能高质量地实现。因此，针对我国农民普遍对低碳理念认识不足的现状，政府机构应加大教育与宣传力度，特别是应创新传统的宣教模式，与时俱进地将手机报、网络宣传、电视公益广告等形式应用到宣教活动中，借助生动、灵活的方式把国内外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的危机情况展示给农民，并依据农民自身利益需求进行有针对性的低碳经济价值宣传活动。只有这样才能使广大群众对低碳经济的必要性与迫切性有更全面、更深刻的认识，从而高度认同低碳经济发展理念，自主从自我做起用低碳经济要求与目标指导自身行为与思想，并主动将现代化的、先进的农业生产机械与设备、农业生产理念应用到农业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最终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创造出尽可能多的、绿色无公害的农产品[4]。只有这样，才可使广大农民能及时创新经济发展观念，并用先进的低碳经济发展思想指导自己的各种生产经营行为，从而逐渐构建起节能环保型的低碳经济发展方式。

5 结语

在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背景下，发展农业低碳经济既是我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农业与农业经济管理部门应全面了解并正视当前农村经济发展方式中存在的问题，并与时俱进地将先进的经济发展理念、农业生产技术应用到农业生产与经营活动中，从而为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低能耗发展、高产出发展提供有利条件，最终确保我国农村经济的健康、稳定与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钟芸香.基于低碳经济视角的农村经济发展方式研究[D].长沙：中南林业科技大学，2013.

[2]林长泉.四川省农村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D].雅安：四川农业大学，2013.

[3]王迪.可持续发展战略下我国农村低碳经济问题研究[D].齐齐哈尔：齐齐哈尔大学，2014.

[4]王雪.低碳经济视角下我国循环农业发展的创新[J]. 农业经济，2013（12）：57-58.

经济视角 篇4

“县域”这样一个从春秋时代沿用至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对稳定的空间单位在中国“区域”发展政策中就越发显示出其相当的重要性。它们的社会经济系统能否有序持续的发展, 不仅影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 也将决定全国的生态环境水平和可持续发展。作为城乡结合部, 以农业和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为主体, 即从事三大产业的经济再生产, 又兼蓄社会、文化教育、卫生等领域发展的县域, 是中国实施党政领导管理和实现各项事业持续发展调控的基层综合社会经济系统。没有农村人口的有效控制和广大农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 没有农业的持续发展和其基础的不断加强, 没有农村生态环境的积极改善和保护, 就不可能保障中国《21世纪议程》远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因此, 在借鉴前人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欧阳琳、张瀚文、蒋京桥、李普、蒋欣言和文逸群六位学者共同撰写了专著《循环经济视角下湖南省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 (中国戏剧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 , 该书在国内、外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研究评述的基础上, 结合国内县域经济实际情况, 采用层次分析法 (AHP) 等方法, 建立了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并以湖南衡阳地区为例, 综合评价了该地区近年来县城可持续发展状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对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相关研究。文章在对不同类型的国内、外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详细评述的基础上从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角度深入讨论了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城市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形态与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这些研究成果都给予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以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2.建立了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文章从国内县域经济发展现状出发, 根据国内国情和研究案例湖南衡阳地区县域经济自身的特点, 在借鉴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 构建了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并运用层次分析法 (AHP) 与因子分析法确定了各单项指标的权重, 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状况。

3.根据建立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以湖南衡阳地区为例, 以该地区2005—2008年的经济、社会发展和资源环境状况数据为基础, 通过对衡阳地区与湖南其他13个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对比分析;衡阳地区地域内5县2县级市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进行了定量分析和综合评价, 得出了关于衡阳地区县域经济发展较为合理的结论。为衡阳地区, 乃至整个中部地区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规划和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并有利于此评价指标体系在国内其他地区的推广和运用。

该书重点探讨中国县域可持续发展的机理和县域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和调控策略。并对湖南省的部分县域进行案例研究, 以形成相对成熟的县域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方法体系, 以及切实可行的运行方针和策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其主要亮点:一是把社会、经济、资源环境视为一个整体统一纳入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的度量平台, 既有各子系统的发展度量标准, 又有各子系统之间协调性的度量标准。二是运用层次分析法与因子分析等数学方法, 在层次结构分明的模型基础之上建立的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结构分明, 层次清晰, 保证了最大限度的减少指标体系中的各因素之间的干扰给评价结果带来的影响, 为评价结果的正确性提供了保证。三是为了更好地评价县域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可持续性, 本书提出了水平指数、协调指数、发展指数, 建立了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模型。

经济结构转型视角看幸福观 篇5

地方党政一把手的“幸福观”，其根本应该是“以人为本、以民为本”，从导向上应该成为对各级党政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从实现方式上应该是以经济结构转型为主导的系统工程。而经济结构转型将是推动“幸福观”体系建设的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从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对中国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投资、消费、出口被称作劳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国际金融危机从发生到现在，已经对中国的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期在拉动经济发展中的比例在下降。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走出谷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消费领域目前在拉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没有发挥重大的作用。而目前4.9%通胀率给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让老百姓感觉不到幸福。

要让百姓感觉到幸福，就要在正确的、系统的“幸福观”指引之下，推进经济结构转型。在偶看来，就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调整投资结构，压缩大型基建醒目，将投资更多的用于民生领域。通过压缩基建投资，降低社会对钢铁大宗物资的需求，配合紧缩的货币政策压低通货膨胀率。将投资转而用于社会保障、医疗体制改革、教育资源投入等公共物品提供领域，降低百姓的生活成本，提高百姓消费潜力。二是在出口领域加强引导，限制资源性产品出口，扶植高科技企业发展。稀土出口可能是2010年最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大量的出口,没有带来更多的收入,反而带来了巨大的污染。只有转变出口产品结构，提高其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才能提高出口拉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三是在消费领域降低流通成本，大力发展消费电子商务、物流、新兴服务等相关产业。在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的基础上，提高百姓消费能力，同时通过扩大消费产业扩大就业率。

经济视角 篇6

关键词：区域发展不平衡 区域史 经济学

随着社会发展，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致使出现了贫富差距两极化的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从国家建设与社会发展的战略角度来看，不平衡发展只是特定时期激发经济发展活力的一种手段，而非终极目的。因此，众学者在对产生区域发展不平衡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的同时，也试图探寻改变当前不均衡现状的方法。

▲▲一、区域史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施坚雅市场理论

探讨中国经济发展史，有一位美国学者不得不提，他就是著名教授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作为中国经济史领域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施坚雅的贡献在于创造性地突破了地方史研究主要囿于行政区域空间的局限，提出了以市场为基础的区域研究的理论。根据施坚雅市场理论，区域系统中的经济发展总体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关于中国当代各大区域发展不平衡而形成的“核心—边缘”结构，在其著作《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可以窥见历史根源：“明清时期形成的各大区体系至今存在，其持续性非常突出”。根据施坚雅教授的观点，每个区域系统内所形成的不平衡结构难以发生改变，现代化进程对其也不发生作用。从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一理论显然存在一定缺陷，在上百年的发展建设中，施坚雅教授书中所提到的区域系统内部的“核心—边缘”结构不仅发生了变化，在某些地方，这种变化的幅度还较大。以建国以来江苏省的发展为例，新中国成立后，江苏开始了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的过程，伴随着其三次产业结构的变化，整个区域、城乡的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等地区亦是如此。可见施氏关于中国各大区域内部结构始终不变的说法存在商榷之处。另外，为了探寻有效缩小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差距的方法，需要一定理论上的启发，而施氏理论对此并未展开研究，因此，本研究所要做的理论探索也就不能单纯停留于施坚雅市场理论上。

▲▲二、经济学视角下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研究

1.循环累积与“核心—边缘”结构

在区域经济学研究领域，瑞典学派的创始人之一缪尔达尔和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对区域经济发展失衡形成的原因作出了分析。缪尔达尔将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各个因子归纳为六大要素，分别是产出与收入、生产和生活水平以及制度和政策，根据缪尔达尔的观点，积极的政府干预有助于改变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状，在“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下，产生形成了“核心—边缘”结构，这一过程是动态的，因而在缪尔达尔的理论中，区域系统结构会随着自身经济发展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借助政府政策干预，能够刺激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地区的发展，以“填补累积性因果循环所造成的经济差距”。在这一领域，赫希曼与缪尔达尔的观点基本一致。由其著作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明确指出，“经济增长在国际间或区域间的不平衡性是增长本身不可避免的伴生物和前提条件，经济进步不会在所有地方同时出现，而一旦出现在某一处，强有力的因素必然使经济增长集中于起始点附近地域”，这里所提到的“强有力的因素”指初始增长点所具有的“集聚效应”，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能够将其最初的优势锁定，以吸引各种要素向该地区集聚，进而促进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极化效应”和“涓流效应”的帮助下，最终形成发达的核心区和不发达的边缘区。由此可见，与缪尔达尔相似，赫希曼也主张通过政府的积极干预来改变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的情况。

2. 克鲁格曼理论

较之施坚雅、缪尔达尔与赫希曼，克鲁格曼的觀点则有较大不同。保罗·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生于1953年，是美国自由经济学派的新生代，在其2000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地理和贸易》一书中，重点对地理空间中人类经济活动的不平衡性进行了研究，与施坚雅的“核心—边缘”结构理论表述不同，他在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描述中提出了“中心和外围”这一概念，研究分析其论述，发现他所关注的地理空间“外围”更为广阔，“中心”也更加突出。施氏在研究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时主要着眼于地理自然原因，克格鲁曼则更加关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区位因素的变化，他认为初始条件由历史偶然性决定，而后期“中心”与“外围”的转化和变化则由各种区位因素来决定。显然，从经济学理论角度来讲，克鲁格曼的解释更为抽象和远离现实。而缪尔达尔和赫希曼的观点更具现实可操作性。

3.布罗代尔的区域整体史

在认识区域发展中“中心—边缘”结构的关系上，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提出将“特定地域视为一个整体，全方位地把握它的总体发展”，对现当代经济发展的宏观把握具有显著的启发意义。根据他的观点，从历史发展的长期过程来分析区域的整体发展与变迁，并结合历史、文化、地理、民族、气候等多种要素从全局上来把握影响区域发展的关键力量。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探寻改变当前不均衡现状方法的过程中，布罗代尔的区域整体史观更具独特的借鉴价值，从整体和系统入手，着眼于各种因素，在对各个区域长时间观察、分析以及把握的基础上，找出造成我国东西部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关键原因，也许可以为我们提供一条更为科学的、有助于促进区域协调和谐发展的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

[1]施坚雅，叶光庭.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M].北京：中华书局，2000；6

[2]赫希曼.经济发展战略[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经济视角 篇7

20世纪上半世纪,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许多地方的企业以发展第二产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 走在了现代化的前头。以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为例, 无一不是以第二产业的迅速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然而, 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 这些地区的企业也遇到了许多新的挑战。2007年以来, 东部沿海许多企业或产业集群因为原材料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上涨进一步压缩了原本已经十分微薄的利润空间, 同时人民币升值和出口退税的调降, 更使得这些企业 (特别是中小企业) 出现了生存危机, 美国“华尔街事件”引发的金融体系动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在这些诸多因素的联合诱导下, 珠三角和长三角这两个经济集群的企业经营状况经受了来自不同层次的前所未有的压力。

以珠三角的中小企业为例, 由于这个区域的企业多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 当地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使得原本已经不太多的企业利润空间在这些年的价格战中所剩无几。温州的打火机企业、皮革企业, 广东东莞的家具企业都因为国际市场需求减少、美元贬值、原材料涨价和人民币升值、劳动力成本升高和环境资源税率提高等不利因素而无力经营下去。一些有资金来源的大企业也开始实行企业转型, 把未来的发展目光投向了技术创新和谋求国际市场上。近年来, 许多官方媒体和学者跟踪报道了这些情况并发表了相关的言论。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 虽然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在增强, 但多年来的贸易顺差增速过快, 导致了流动性过剩, 对国内通胀形成巨大压力。因此, 降低逆差和减少出口是国务院制定的宏观调控的措施之一, 并在2008年上半年取得明显效果, 出口比2007年同期下降了5.7%。由此可见, 即便是处在工业化中期的东部沿海较为发达的省市而言, 仍然受到诸多制约发展的因素。可见, 来自国际大环境的压力使得国内原材料价格上升, 同时由于世界经济的不景气造成需求疲软则进一步加速了“经济寒冬”的到来。

虽然从经济学角度看, 经济的繁荣与衰退是一个自然的周期现象, 但是在这个特殊的经济过渡或转型时期, 对中国目前的比较优势进行再次探求, 是非常有意义的。中国在上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铸就了“世界工厂”的称号, 许多诸如“中国制造网”、“环球资源网”和“阿里巴巴网”等B2B贸易平台的建立和发展见证了中国工业的发展, 虽然不同学者对此称号褒贬不一, 但究其根源, 我国这一阶段的是建立在中国在世界各国的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因此, 本文将结合中国东部地区和西部农村经济面临的现实问题, 从探求我国国内不同地区自身的比较优势的角度出发, 分析东西部经济联动的可能发展路径和对东部地区发展启示, 从而探求我国自身宏观经济发展的思路。

二、东部产业升级压力与产业西迁

东部许多省市在这几十年的蓬勃扩张和繁荣后, 一部分企业在追求高增长和多元化经营的过程中, 逐渐进入甚至完成了产业升级或产品转型。同时我们可以看到, 市场对产品或服务的需求是多层次的, 例如人们对生活中基础消费品的需求不会因为产业升级时代的到来而降低, 因此仍然有许多, 确切说是大多数企业没有进入产业升级或产品转型的行列, 他们为市场继续源源不断地提供中低端产品或服务。在政府大力提倡产业升级换代的今天, 我们也应当保留一部分关注度给这些中小企业, 它们为市场中各层次产品和服务的饱和度做出了贡献。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 产业的盈利能力并非取决于产品技术含量的高低, 而是取决于产业结构;一个地区的产业要符合当地的工业化水平和具体的产业结构, 滞后或是超前的产业都不能带来丰厚的利润。也就是说, 一个地区滞后的产业将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升级换代;二是迁移至适合发展的其他地区;三是消失。而对于市场有相应需求的中低端产业, 显然升级换代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 可能的最优的选择就是迁移至适合发展的其他地区。这些所谓的“滞后”产业在东部地区非常普遍, 例如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群在逐渐发展形成的高新发展经济区里难以维持经营。这些产业也同样面临着三种选择, 一是迁移至国内其他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地区;二是转移至更不为发达的其他国家;三是消失。与其把东部这些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周边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 不如转移至国内其他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地区, 这些产业在国内的转移有以下一些优势:国内政策的一致性和对政策环境的熟悉度, 可以为企业减少在谈判过程中产生的交易成本;降低国际社会可能的动荡对国内企业产生的连锁效应;人员交流和配备的便利。综上所述, 如果这些不符合当地产业结构和产业层次的企业迁移至国内其他适合生存和发展的地区将是它们最优的选择。

与此同时, 中国西部广大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指引下, 近年来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然而资金、人才和技术的缺乏仍是西部地区发展的瓶颈。除此之外, 大规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吸纳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布局, 这种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在西部欠发达地区尤为严重。目前,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2.7%, 巨大的人口占量所带来的就业压力和随之出现的人口问题以及社会问题不可小觑。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以他的人口理论著称于世, 他在人口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劳动的实际工资 (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投入的边际生产力) 与人口增长呈反方向变化的关系;地租 (作为生产要素的土地投入的边际生产率) 与人口增长呈同方向变化的关系。这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 或者称之为长期均衡模式 (李中清、王丰, 2000) 。中国西部农村经济受到高人口增长、低生活水平和高地租的限制, 从而缺乏长期发展动力。其中, 高人口增长使得中国农村产生1.5亿的富裕劳动力, 这个数字在很大程度上是就业问题的根源。发展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Robert Lucas (1988) 认为, 在低生活水平的传统农业社会, 由于教育水平和医疗保障水平的低下, 一般家庭会以子女的数量来代替子女的质量。在中国西部地区, 数量与质量的最终权衡结果势必形成恶性循环。

但是, 如果把东西部各自在发展中的问题放在一个经济大框架中看, 不难发现, 东部与西部各自的发展瓶颈从某种程度上恰好是对方的比较优势。我国劳动力富裕, 这是不容争议的事实, 上半个世纪的“世界工厂”形成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根据劳动的供求关系和价格决定的经济学基本原理可知, 国内的劳动力价格在国际上仍可以处在一个比较有竞争的价格空间中。虽然亚洲其他国家, 例如印度和越南等的劳动力价格近年来与中国形成竞争的事实, 但中国西部巨大的低于东部劳动力价格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存量仍然是今后且是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比较竞争优势, 可以为东部在某个程度上缓解其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劳动力价格上升的压力。

三、东部剩余劳动力转移压力与工业化

世界上所有发达国家, 都历经了漫长的工业化过程。这些国家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 (初期、中期、后期) 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劳动力转移现象, 主要表现为工业化初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 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向第二产业转移, 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工业化中期:第一产业剩余劳动力继续向第二产业转移的基础上, 出现了第二产业劳动力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工业化后期:第二产业剩余劳动力继续向第三产业转移的基础上, 出现了第一产业劳动力直接向第三产业转移的现象。这一系列的劳动力转移, 逐渐在不同的区块形成了一个个独立的经济中心, 并推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一般而言, 当第一产业的农业劳动力下降到一国全部劳动力总数的10%以下的时候, 工业化进程才全部完成 (季丹虎, 2007) 。东部地区也经历着漫长的工业化过程, 对剩余劳动力在三大行业中合理分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然而我们也可以看到, 单靠东部地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 (第一产业) 的能力是有限的。

中国担负着大约世界人口1/5的巨大人口规模, 这使得中国工业化必须经历更为漫长的路程和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到, 一二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例为:42.6∶25.2∶32.2。可见, 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为主的国家。然而, 如果从国内生产总值构成看, 一二三产业分别为11.7%、48.9%和39.4%, 从这个层面上来看, 中国可以说已经是一个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工业化国家 (陈佳贵、钟宏武, 2007) 。这两种数据后面产生结论上的矛盾表明了中国目前工业化发展的问题, 即地区间发展很不平衡。沿海经济发达的地区已经进入了工业化中期的阶段, 或者已经向后期迈进;而中西部经济落后的地区却仍然是农业为主的经济结构, 没有或者才刚刚进入工业化初期的阶段。统计数据中反映的56.1%的农村人口对应11.7%的第一产业产值, 43.9%的城镇 (市) 人口对应88.3%的二三产业产值, 这是导致城乡经济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 这种状态最终会给整个社会发展带来诸多社会矛盾的无解和持续 (陈佳贵、钟宏武, 2007)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部分转移已经在改革开放和各级政府的努力下得到了实现, 但是随之也出现了地区间的经济发展不均和二元经济等问题。笔者认为, 只有继续推进工业化进程, 使得各地区都完整地经历工业化的三个阶段, 才能完全释放、转移和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 同时缓解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和二元经济等诸多社会矛盾。同时, 东部地区西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将会成为推进西部工业化的催化剂之一。

四、经济联动的启示

可见, 中国巨大的农村劳动力数量使得在国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然是今后发展的出路之一, 而且由于国情的限制, 中低端产品和劳务也仍然会在未来许多年里保持一定的市场需求量。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西迁一方面解决了东部发展中的产业升级问题, 同时又迎合了中国的国情;另一方面也缓解了西部发展的瓶颈问题, 并且与中国改革发展的“共同富裕”逻辑相一致。 (图1)

如果东部和西部地区的企业或产业集群能够形成这样的经济联动, 互取所需, 联合发展, 那么这样的东西部经济联动发展可能路径会给我国今后的发展带来什么启示, 在这里我们用基本的经济学供求模型来分析企业或产业集群在采取经济联动之前和之后的状况。图2中的曲线AC1、MC1、P1和q1分别是经济联动之前东部沿海企业或产业集群面临的生产平均成本线、边际成本线、均衡价格和在此价格下的产量。S1和Q1是在此生产条件下的市场总供给曲线。东西部经济联动后, 东部地区把部分下游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至西部地区, 吸收了当地部分剩余劳动力的同时, 降低了企业自身的劳动力平均成本和土地租金成本, 使得生产的平均成本和边际成本降低, 即平均成本曲线由AC1下移到AC2, 边际成本曲线由MC1下移到MC2。对整个市场而言, 率先实施劳动密集型产业西迁的企业或产业集群由于产品产量增加到q3, 此时的市场价格仍为P1, 即边际收益MR=P1, 而边际成本则下降为MC2。此时的企业或产业集群产量为边际成本MC2与边际收益P1的焦点q3, 从而具有先发优势, 获得较高的超额利润。如果这样的经济联动措施有效, 则会形成较强的外部效应, 其他企业或产业集群会效仿, 随着经济联动规模的扩大, 市场供给曲线由S1向右移动到S2, 市场会形成一个新的均衡点。而那些没有采取经济联动的企业或产业集群会因为较高的平均成本曲线AC1将可能处于亏损状态。同时, 对于广大西部地区而言, 东部企业和产业集群的迁入, 无疑会给当地带去一定的资金、人才和技术上的支持, 这些生产要素都是西部工业化中所必需的。 (图2)

当然, 所有的这些努力, 都需要各级政府的扶持和支持。近年来, 国家颁布了许多关于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 非常重视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工业。因此, 对转移至西部的企业或产业集群应该进行选择, 并且也应充分加入东部已有的环境保护的技术和理念, 使西部在工业化进程中能够把环境污染降到最低。

五、结语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 “中国制造”逐渐崛起于世界制造业的舞台上,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的比较优势一直是传统加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近年来, 东部省市许多企业或产业正顺应技术创新的浪潮对自身进行升级, 并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产业升级与劳动力价格给东部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不小的压力。同时我们意识到, 我国西部巨大的较为低价格的剩余劳动力存量并未被工业化所释放, 这种西部的劳动力低价格、高存量的比较优势恰好迎合东部的发展需求。因此, 东西部之间不同程度的工业化进程和不同层次的产业结构, 为经济联动提供了互补所短和各取所长的物质基础。不难发现, 通过工业化过程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部实现和产业结构在全国范围内的合理布局来促进国内整体经济发展, 单靠东部经济的单边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因此如何促使西部地区的广大农村地区踏上工业化的三个进程, 依靠工业化来转移西部的剩余劳动力, 同时发展地区经济, 最终反哺东部经济体, 这是一个值得思量的课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 东部部分企业和产业集群的西迁涉及到诸多法律和国家政策的引导因素, 需要政府的引导和大力扶持。

参考文献

[1]李中清, 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 1700-2000[M].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0.

[2]Robert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1988.22.1.

演化经济学视角下的内资民营经济 篇8

一、理论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诺斯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把西方世界的崛起归功于制度的变迁, 并着重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国家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工业化成果, 过去西方至少走了100年, 这是一个不断摈弃旧体制, 建立新制度来促进技术进步, 繁荣经济的过程。诺斯的理论是解释中国内资民营经济崛起的一个重要方面。除此之外, 按照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生产力会冲破旧有生产关系的束缚, 来形成新的生产关系, 马克思把生产力的进步视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源泉。 因此, 生产力的发展和制度的变迁是协同演化的, 共同推动着经济的增长, 正是这种协同演化成就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 这个过程与自然界中生物体的行为方式和环境的关系相似, 演化经济学的理论也能给我们展示一个动态的, 连续的过程。假设内资民营经济为一个大的群体, 在它的内部有三种生物体: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私营企业, 它们共同生活在“制度”这个自然环境中。这些微观经济组织都是由各种特性构成, 不同的特性决定了生物体怎样处理他们与竞争者的关系, 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并且只有赢利的个体才有适应环境的本领, 获得生存, 创新则被视为变异, 是对环境更好的适应。

二、个体工商户的东山再起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打破平均主义局面, 克服了人浮于事的种种弊病, 推动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 才使得曾经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割掉的个体经济得以重新“进化”出来。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个体经济是古老的经济形式, 有着几千年的发展历史, 是一种最简单、最基本的经济形态。个体工商户具有小型性、分散性、流动性、灵活性、多样性等特性, 这些特性与自然界中微生物的基因有着相似之处, 这种生命体原始、个体微小、生长旺、适应强、分布广、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

1981年12月,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一条规定:“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 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从此, 个体经济获得了宪法保护的合法地位。

当生存环境适宜时, “微生物”的增长是快速的。根据国家数据库中关于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发展的数据显示, 1978年至1988年, 个体工商户发展迅速。个体工商户数从1981年的182.9万增长至1988年的1 452.7万, 从业人数也从2 27.4万增加至2 304.9万。

三、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和衰落

在个体工商业重获新生的同时, 乡镇企业也在发展。集体企业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 是来自内外部的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乡村集体企业继承了人民公社时代的集体资产, 继承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文化, 中国农民凭借人民公社时期办社队的基础和经验, 自找门路、自置设备、自学技术、自主经营, 办起了乡镇集体企业。

“自然环境”也选择了乡镇企业作为自己青睐的物种。长期的计划管制使得商品、物资匮乏, 这为乡镇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乡镇企业具有强大吸纳劳动力的作用, 减缓了国家对这部分人员的就业安置的困难,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社会负担。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财政分权, 也刺激地方政府大力发展乡镇企业。

但乡镇企业天生就具有“残缺”的基因, 注定只能成为一种“过渡性杂种”, 这类似于生物学中存在着“间断均衡”:并不是一个物种目前的所有特征都代表着最优的适应。当20世纪90年代中期市场经济制度逐步建立的时候, 卖方市场变成了买方市场, 经过改革的国企重新开始占领市场, 乡镇企业由此衰落了。这也预示着“苏南模式”的自我终结。以市场经济为导向, 以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为主体的“温州模式”开始暂露头角。

四、私营企业的崛起和曲折发展

20世纪90年代的集体企业和国有企业都存在天生“残缺”基因, 原因在于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实际上都是分散股东的企业, 当所有权分散时, 无人监管, 必然导致效率低下。中国的资本及法律市场不成熟, 无法对股东分散型的企业形成制约。一场“民营化”的浪潮首先从集体和乡镇企业开始, 然后波及国有中小型企业, 就是中国转型阶段特有的“国退民进”。民营化实际上是一种组织特性的创新, 是将分散的股东集中到“控制型”股东的手里, 实现经营权和所有权的统一。这种简单、明晰的产权关系就是一种可行性较大、交易成本最低的改制途径。而作为这种组织形式的代表——私营企业在中国崛起了。

赢利性的个体以赢利性较差个体的消失为代价在一个产业中传播。这个选择机制所产生的演化效果相当于现存市场惯例份额的改变, 即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减少与私营企业的增加。下表的数据清晰地表明了这个此消彼长的演化路径, 这场国退民进也成为中国改革的主旋律延续至今。

数据来源于国际统计数据库

地方政府在民营化进程中的作用不容忽视。当一种制度创新所带来的收益超过成本时, 特别当市场经济形势使公有制经济举步维艰的时候, 地方政府就成为推动民营化的直接动力。这点在1995年以前体现得最为明显。1994年开始的财政改革打破80年代中期国家的财政大分权, 地方政府干预经济的能力减少和支持非公经济的动机大大减弱, 必然导致对发展民营经济的引导和投资的减少, 所以私营经济和个体工商户的增速在1994年以后急速下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导致了生存环境的恶化, 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增速放缓。

1999年, 人大通过《宪法修正案》, 使民营经济获得了与国有经济平等发展的权利;2002年中共十六大提出的“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无疑给民营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推动; 2005年“非公经济36条”出台, 民营经济迎来了突破禁锢、加速发展的新时期;2007年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 保护了包括个人在内的所有物权人的合法物权, 这使民企更加放心地去创造更多财富, 也为内外资企业提供同一条起跑线, 结束了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在非公有制经济的法律、政策和市场环境的不断改善下, 私营企业取得了更大发展, 为国民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由于私营企业的优越性,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而逐渐显露出旺盛的生命力。从表中可以看出私营企业的各项指标都得到了快速的增长, 为国家的税收和就业作出了很大的贡献。此外私营企业注册资金总额明显提高, 户均注册资金在2005年达到152.6万元, 私营企业主作为新的有产阶级走了出来。

摘要：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今, 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体制外到体制内30年一路走来, 已经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来源。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内资民营经济中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私营企业30年的发展历程, 内资民营经济和制度是协同演化的, 正是这种协同演化的过程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兴起。

关键词：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私营企业

参考文献

[1]杰克.J.弗罗门.经济演化—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2]张厚义, 明立志.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 (1999) [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3]徐淑英, 边燕杰, 郑国汉.中国民营企业的管理和绩效:多学科视角[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4]约翰.M.高迪.演化经济学前沿—竞争、自组织与创新政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

[5]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06~2007[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6]刘小玄.转轨过程中的民营化[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陆学艺.中国私营经济、私营企业主阶层产生、发展的实践和理论演变[J].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3 (1) .

经济视角 篇9

一、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内涵

在20世纪六十年代的德国“循环经济”一词就已经出现。循环经济是一种实践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它以“最优消耗、最适消费和最少废弃”为目标, 以“3R”仁即减量化 (Reduce) 、再利用 (Reuse) 和再循环 (Recycle) ]为原则, 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基本特征, 循环经济是一种“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 它追求的是一种高效益、低污染的可持续发展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在国外旅游业中的应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它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2]。从循环经济在旅游业的运行范围来看, 存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3]。宁镇扬旅游一体化发展循环经济正是该地区循环经济在社会层面上的应用。

二、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循环经济基础条件分析

(一) 自然地理及社会环境

南京、镇江、扬州三市相邻, 位于江苏省西南部的长江下游两岸, 古运河纵贯镇江、扬州。境内四季分明、温暖湿润、多低山丘陵、水系发达。但三地因为是丘陵地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 水系面积大同时带来的环境保护难度也大。

宁镇扬及整个长三角地区是全国经济最繁荣、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2014年8月颁布的《宁镇扬同城化发展规划》又将加快三地经济一体化发展的步伐。但是密集的工业区以及大量的汽车尾气使得大气污染严重, 同时在宁镇扬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公共服务网络缺乏有效地沟通和协调机制。

(二) 旅游资源状况

南京拥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 镇江以古代寺庙资源和三山为主, 扬州则以园林资源为主。旅游资源的差异性是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发展旅游循环经济打下良好的基础。但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如单个旅游景点特色不鲜明, 不能有效的吸引游客;三地仍然没有统一的旅游形象, 游客对该地区的认知零散;旅游产品仍然是以观光型旅游为主, 休闲度假旅游不突出。

(三) 旅游产业发展状况

宁镇扬三地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旅游产业体系和较强的综合接待能力, 区域旅游合作进一步加强。但要地区实现可持续化发展仍然面临较多问题。第一, 宁镇扬三地由于长期以行政区划为基础, 存在各自开发管理、各自为政的现象, 造成旅游项目重复建设, 旅游资源、人力、物力过度浪费。第二, 该地区内旅游景区和酒店业的资源消耗高, 景区垃圾处理未实现循环经济, 绿色酒店所占比例不大。第三, 宁镇扬三地缺少旅游业龙头企业, 集团化企业数量较少, 对外竞争力较差。

三、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的价值分析

(一) 旅游产业战略价值

2014年8月国务院颁发的31号文件, 即《国务院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推动旅游开发向集约型转变和同时推动区域旅游一体化, 构建务实高效、互惠互利的区域旅游合作体。循环经济的本质是生态经济, 是一种尊重生态自然规律与经济发展规律的经济。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施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正是以资源依托型为主的旅游业保护其核心资源,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必然要求。

(二) 旅游产业实践价值

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将使旅游企业、景区、企业与景区等各环节实现高效利用资源、合理利用废弃物、提高旅游经济效益, 实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从旅游企业层面上, 通过实行微观循环经济, 减少浪费, 提高效益, 同时也可加强三地旅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产品的创新。景区实行微观循环经济, 则可改善景区环境, 创新生态景区的服务。宁镇扬三地从社会层面上构建包括旅游业在内的生态服务业、生态工业、生态农业的产业循环体系, 实现整个生产、销售和消费、使用及废弃物回收、资源化、再利用。

(三) 旅游产业环境价值

宁镇扬旅游经济一体化实行循环经济是从根本上防治旅游环境污染、改善旅游企业生存环境、保持旅游生态和谐的重要途径。将宁镇扬三地旅游业看成一个可循环的系统, 由政府出面共同制定旅游规划和营销方案, 防止重复建设及恶性竞争, 改善当前旅游企业的生存环境;制定政策法规, 建立科技研发体系、教育体系、绿色消费体系、废弃物综合处理体系等, 真正从公众、企业、政府三方面认识到循环经济的的价值, 改善消费观念、防止旅游环境污染、保护环境从真正意义上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宁镇扬旅游一体化运用循环经济的发展建议

(一) 政府统领构建宁镇扬旅游一体化循环经济体系

由宁镇扬三地政府统领, 对该地区的旅游资源进行全面整合, 以循环经济系统为主导思想, 制定旅游产业及相关旅游基础设施的各方面规划, 完善旅游交通服务网络, 规定三地旅游业合作内容和重点合作项目, 如酒店与生态农业园区的合作, 景区和酒店等企业与科技部门和环卫部门的合作等, 防止各自为政、内耗严重以及过多的重复建设, 规划一经审定, 应具有法律效力。

(二) 健全实施循环经济的保障体系

区域旅游循环经济体系的建立还需要政府制定统一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企业评估体系、经济奖罚机制等, 消除三地旅游市场的制度壁垒, 理顺旅游业管理体制, 加大主管机构的执法力度, 加强旅游法规的完善, 确保循环经济落实到旅游行业中来, 提高旅游循环经济的可操作性。

(三) 丰富宁镇扬旅游产品结构

目前宁镇扬旅游业以观光型旅游产品为主, 辅之以度假、商务等旅游产品。要加强对生态农业、休闲养生、修学度假等旅游产品的创造, 积极创新开发娱乐性强、互动参与性大、文化内涵高、绿色养生性的休闲、度假绿色旅游产品, 增加采用循环经济系统的生态景区, 向游客灌输循环经济的理念, 共同促进宁镇扬地区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 塑造宁镇扬高品质整体旅游形象, 实施宁镇扬旅游整合营销

通过对区域内文化脉络的梳理与旅游资源特色的提炼, 宣传宁镇扬的循环经济体系, 塑造高品质的整体旅游形象。制定统一的整合营销计划, 多种形式并举, 开展长期的整体性联合促销。建立优质高效的宁镇扬旅游网站, 提供具有信息和服务双重功能的内容, 普及循环经济的知识, 宣传生态旅游产品, 满足旅游者和部分潜在旅游者的需求。

(五) 宁镇扬旅游企业贯彻落实旅游循环系统

在企业层面, 宁镇扬地区的景区开发者、旅游饭店的经营者及其它旅游企业遵循循环经济的思想, 以循环经济的理论来规范自己, 将循环经济的“3R原则”应用于企业的经营管理之中。

从旅游景区方面, 引进循环经济系统, 降低景区污染物的排放, 提高能源的利用, 如污水的净化及重复利用, 垃圾的分类和利用等;有针对性地编制旅游解说系统, 加强游客对景区旅游资源的认识与生态环境保护, 通过生态教育使旅游可持续观念深入人心。

从饭店方面, 根据国家绿色酒店的要求, 引进循环经济系统, 减少各项消耗和污染物的排放。另外, 将强宁镇扬区域内酒店之间的合作, 加大饭店产品创新, 如互换厨师举办特色美食节, 与生态农业结合, 推出绿色养生系列餐饮产品。

从旅行社方面, 在产品的设计方面贯彻循环经济原则, 重点开发推介生态旅游产品和低能耗的旅游产品, 在旅游要素的组合中偏向注重循环经济的企业, 如绿色饭店餐馆等;在接待服务的过程中通过导游员的作用对游客施加影响, 方便推广循环经济的理念[4]。

(六) 健全旅游服务网络体系, 提高区域旅游服务质量

旅游服务网络体系包括健全的交通体系、详细的信息服务平台、优惠的区域旅游网络。加强宁镇扬区域内旅游交通协调力度, 开辟旅游车辆“绿色通道”, 形成区域旅游集散网络;建设宁镇扬旅游公共信息平台, 实现统一的、开放的、交互的信息传递网络。推行三市公园卡、旅游年卡、组合式联票和交通卡的通用, 制定区域旅游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机制, 提高区域旅游质量。

摘要：文章以从循环经济的视角, 从宁镇扬旅游的现状分析, 判断宁镇扬在旅游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实行循环经济的价值并提出实施建议。

关键词：循环经济,宁镇扬旅游一体化

参考文献

[1]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1:83~44

[2]李庆雷旅游循环经济运行的基本模式[J].社会科学家.2007 (9)

[3]阂毅梅.德国的《循环经济法》[J].环境导报, 1997 (3) :40.

从信用经济视角谈美元霸权 篇10

国际货币体系的演进可以证明以上观点, 并且一国经济实力往往决定一国的国际地位。国际货币体系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 从以英镑为中心的金本位制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 再到国际货币多元化的牙买加货币体系, 最主要的是美元与其他货币之间的霸权竞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世界经济实行金本位制度, 各国货币与黄金挂钩, 并形成了各国货币之间固定汇率的国际金融体系。在金本位制度的全盛时期, 英磅是国际结算的通用货币, 具有与黄金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主要由于英国当时强大的经济实力, 使英国成为了国际经济与金融活动的中心。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经济遭到重创, 只能举外债解决本国的财政困难和贸易逆差, 使得英国成为了一个债务国。英镑的贬值也沉重的打击了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

美元的霸权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的战争采购给美国带来了大量的财富, 并极大促进了美国各行业的发展, 使得美元的地位急速上升。但当时英国在货币金融领域还有一定实力, 英镑仍是世界主要储备货币之一。1943年, 英美两国财政部官员分别从本国利益出发, 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计划“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 两个方案反映了英美两国经济地位的变化和争夺世界金融霸权的目的, 但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趁着本国综合国力的巅峰期, 建立了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雷顿森林体系, 并将美元与黄金挂钩来确保美元的信用, 确立了美元的霸主地位。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 暂时结束了战前货币金融领域里的混乱局面, 维持了战后世界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也体现了是其自身固有的矛盾。对美国而言, 这既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也是一种无奈的选择。美国建立与放弃布雷顿森林体系都是要获取美元霸权的收益。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美国既可以摆脱维持美元汇率稳定的义务, 又可以利用外围国家实施“追赶型”发展模式的特点推行“入不敷出”的经济政策, 享受美元霸权带来的收益, 甚至在美国沦为净债务国, 对外债务金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 美国还可以把调整经济失衡的负担转嫁给其他国家。

1976年, 牙买加体系形成, 此时国际债权债务关系出现的重大转变就是债务媒介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信用货币-美元, 各国货币价值也基本上与黄金脱钩。同时, 形成了美元、日元、欧元三足鼎立的多元化国际货币格局。并且在牙买加体系下, 浮动汇率制与固定汇率制并存。

2007年, 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全球步入后金融危机时代, 后金融危机时代是牙买加体系时代的延续。此次金融危机是美国长期推行美元霸权战略的恶果, 它不仅使许多国家损失惨重, 而且撼动了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 美元霸权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美元霸权不仅影响国际金融市场, 还有石油、粮食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美国为了维护霸权不择手段。

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社会最重要的战略物质之一, 石油交易当然也就成为国际贸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20世纪70年代, 石油-美元的计价机制的确定使得其他要进行石油交易的国家不得不将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对美国来说, 保证美元作为国际石油交易媒介的垄断地位, 即美元的霸权地位才是其最终目的。这也成为了美国经济霸权的基础。

战争也是美国巩固霸权地位的主要手段。科索沃战争是20世纪末世界格局转型进程中的一个重要标志。科索沃战争中美国的真正目标并不是南联盟, 而是欧盟。美国要制约欧盟的发展, 遏制欧元对美元的挑战, 实现其主导世界新格局的战略目标。但是, 从当时情况看, 美国没有任何经济手段能阻止欧洲资本的回流, 美国只有调动经济领域以外的手段-战争。而选择科索沃的关键之处就在于它处在最接近欧洲心脏的地方, 战事一起, 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恐慌, 就不会投资于欧洲经济和大量购买欧元, 就可以达到其遏制欧洲经济和摧毁欧元的目的。

信用战争同样是美国霸权的体现, 美国通过对希腊的信用评价引发的欧债危机大大打击了欧元的地位, 资本快速流向美国, 偿还国际贸易逆差。

在国际信用经济中存在很多博弈, 主要也是以美国为主要参与国的信用博弈和能源博弈等。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 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资产同时承担相互矛盾的双重职能, 既要维持世界经济增长并提供国际清偿能力, 还要维持美元的货币信用, 保持美元与黄金的汇兑比例, 即固定汇率制度。为了维持全球经济与贸易的扩张, 满足各国对美元储备的需求, 美国就要对外负债, 而长期的国际收支逆差将导致美元贬值, 无法维持固定汇率制。但要保证美元币值的稳定, 美国就必须保持国际收支顺差或维持平衡, 这又将导致美元供应不足, 国际清偿手段匮乏。这就是著名的“特里芬困境”, 在这种两难困境下注定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不能持续的。

美国的霸权地位使得美国通过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难以估计的霸权利益, 而美国付出的只不过是美元的印刷成本。其他国家通过交易等获得美元, 然后去购买石油, 这些美元又以股票、证券资产等方式回流到美国, 填补美国的贸易与财政赤字, 从而支撑美国的经济, 这就是石油美元的回流。以此推理, 放弃美元标准就可以打破美元的霸权地位, 可是放弃美元标准对世界其他国家的损失也很大, 会导致各国外汇储备大幅缩水, 从而使世界经济萎靡不振。

企业文化的制度经济学视角 篇11

[关键词] 企业文化 制度经济学 视角 启示

一、企业文化释义

企业文化作为专业术语，最早由美国《商业周刊》1980年提出。在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称谓，如：“公司文化”、“组织文化”、“企业文化”等。企业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企业文化指企业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企业文化指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本文主要指狭义的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的实质, 是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思想。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已经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成为新世纪企业改革、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其内容十分丰富，主要包括企业经营管理哲学、企业精神和企业形象。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是企业在经营管理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东西方文化的不同，在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别。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企业文化多强调“理性”管理，注重规章制度、管理组织结构、契约、个人奋斗、竞争等的作用。东亚的企业文化则更强调“人性”的管理，主要强调人际关系、资历、群体意识、忠诚、合作等作用。由此，两者的企业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两种不同的企业经营管理哲学模式正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企业精神是企业文化的集中反映，是企业文化的核心，经常通过厂规、厂歌、厂徽、厂训等简洁明了的形式表现出来。企业形象是用统一的形象将企业标志、广告内容、商标造型、经营服务特色等通过自身和各种媒体推向社会，给消费者留下统一、深刻、系统的印象来创造一种经营环境。企业形象是一种无形资产，会给企业带来很高的价值。

二、企业文化兴起的新视角——制度经济学根源

1.视角之一——以改变人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是一个制度问题

制度经济学激进派的代表人物凡勃伦提出了势力理论，所谓“势力”是指人在公共行动中实现自己的意愿，甚至在参与这一活动的其他人反对的情况下也能实现自己意愿的能力。激进派的另一代表人物杜格把凡勃伦的势力理论和新制度主义的制度定义结合起来。他认为，最安全、最有效的控制他人的方式就是通过势力来改变他的价值，通过强迫进行的社会控制是暂时的，更持久的社会控制要以改变他人的内在价值为基础。杜格认为，制度既是组织化的行为模式，又是模式化的思想习惯。所以，改变人的价值观和思想习惯就是一个制度问题。我们所说的狭义的企业文化是指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而塑造企业的价值观是通过企业精神这一企业文化的集中反映来改变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和思想习惯，进而形成企业的价值观。

所以，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以改变企业员工的价值观进而形成企业的企业价值观的企业文化是一个制度问题。

2.视角之二——企业文化可以降低企业组织成本

科斯认为，当交易费用太高时，市场的自发交易无法解决外部性问题，组织企业是一种替代方式。但是用组织企业来代替市场的交易方式是有成本的，只有由此带来的收益大于成本时，企业方式才会替代市场交易方式。也就是说，企业只有不断创造效益、降低成本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否则，就会被市场所淘汰。

为了生存和发展，企业在不断地挖掘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方式。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知识资本”，已成为企业创造效益的巨大动力。美国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在论述企业文化的力量时指出，企业文化将很可能成为决定企业兴衰的关键因素。他指出，企业文化包括共同的价值观念，即企业中多数成员共同拥有，能成为企业行为方式的、会长期存在的重要目标和切身利益；还包括部门行为规范，即由于共同价值观传授给新企业成员，同时企业实行奖善惩恶措施，形成能延续的普遍行为模式。由于企业成员中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使得他们愿意为企业出力，这种自愿工作和獻身企业的精神使得企业员工工作积极努力，因而有助于企业成本的降低和经营业绩的增长。

3.视角之三——企业文化实质上是一种隐含的关系型契约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契约”是一个核心的概念。契约也称合约、合同，是两个愿意交换产权的主体所达成的合意。而关系型契约也称无限期契约，是在一个不确定的时间内承担一定工作任务的协议。关系型契约可以分为明确的关系型契约和隐含的关系型契约。隐含的关系型契约是一个组织的成员就各自的付出和获益所形成的默契,从隐含的关系型契约的定义可知，隐性内在的契约所建立的制度构成了“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正是通过企业及其成员的价值准则、经营哲学、共同信念和行为规范等约束当事人行为的局限条件所建立起来的制度来为企业的经营管理服务。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以企业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意识形态是企业成员就各自的付出和获益所形成默契的隐含的关系型契约。企业文化就是在一个企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延续性的共同的认知系统和习惯性的行为方式。这种共同的认知系统和习惯性的行为方式使企业员工彼此之间能够达成共识，形成心理契约。

三、企业文化新视角的启示

1.启示之一——利用企业文化的制度根源加强企业制度建设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以改变企业员工的价值观为核心的企业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制度问题。因此，加强企业制度建设对企业文化建设至关重要。

企业制度是企业文化的中坚和桥梁，它把企业文化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一般包括企业法规、企业的经营制度和企业的管理制度。(1)企业法规作为制度文化的法律形态，为企业确定了明确的行为规范，是依法管理企业的重要依据和保障。(2)企业的经营制度是指通过划分生产权和经营权，在不改变所有权的情况下，强化企业的经营责任，促进竞争，提高企业经济效益的一种经营责任制度，是企业制度文化的组织形态。（3)企业的管理制度和经营观念。企业法规和企业经营制度影响和制约着企业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同时也促使不同企业的企业文化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但真正制约和影响企业文化个性化的原因，是企业内部的管理制度和经营观念。

企业的制度与企业的经营观念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作用。合理的制度必然会促进正确的企业经营观念和员工价值观念的形成;而正确的经营观念和价值观念又会促使员工形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改变企业员工的价值观和思想习惯。这种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又会使企业的各种制度能更好地贯彻落实，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企业文化正是在这种良性循环中逐渐建立起来的。

2.启示之二——巧妙运用企业文化降低企业组织成本

企业文化所形成的企业内部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导向能够起到精神激励的作用，极大地激发了职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员工自觉地把个人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联系起来，在企业中形成了人人争先为企业的业绩提高而努力的风尚。通过企业文化，把人们的潜能诱发出来，使员工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提高各部门和员工的自主管理能力和自主经营能力。

可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给企业带来了管理方式的创新，而管理方式的创新提高了员工的工作效率，自然而然使企业的组织成本降低。这一点正体现了企业文化的实质，即以人为中心，以文化引导为手段，以激发职工的自觉行为为目的的一种企业经营管理思想。

3.启示之三——善于运用企业文化的隐含关系型契约留住人才

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成为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企业取得大量的优秀人才，并留住人才，对企业的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优秀人才是推动企业实现升值的人力资本。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跨国公司纷纷看好中国市场的发展潜力。在中国本土企业和跨国企业争夺资源和市场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中国本土优秀人才也成为国内外企业竞相争夺的目标。 这就使人才争夺战愈演愈烈。要想留住真正的人才，重要的不是金钱，而是企业文化。通过企业文化形成的凝聚力、影响力可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为企业服务。如果单纯以金钱为标准，只会造成员工没有归属感，频繁跳槽，当前社会上的“跳槽”现象正说明了这一点。相应地企业也不敢对员工培训进行投资，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这种情况持续下去对人才的成长和企业的发展都会造成不良影响。

参考文献：

[1]袁庆明:《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5

[2]黄少安:《制度经济学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3]陈春花:《高成长企业的组织与文化创新》.中信出版社,2004

[4]刘光明:《企业文化》.经济管理出版社,2004

[5]罗长海林坚:《企业文化要义》.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6][美]约翰·科特:《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华夏出版社,1997

从法律经济视角看公司分立 篇12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关于企业重组业务企业所得税处理若干问题的通知》 (2009年) 指出, 公司分立, 是一家企业 (被分立企业) 将部分或全部资产分离转让给现存或新设的企业 (分立企业) , 被分立企业股东换取分立企业的股权或股权支付。

在性质上, 公司分立与合并一样, 属于公司的组织形式变更, 在公司法调整领域, 是一种主动的商事行为, 分立常常与合并相结合, 将原公司的营业 (包括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等) 进行分解、组合, 进行营业重组, 并且对股权予以重新配置, 由于立法等原因, 实践中如何准确适用分立制度, 存在较大争议。

在公司法层面, 分立作为公司法中的商事行为, 体现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 但公司分立属于分立公司“三重一大”重大决策, 将导致公司组织结构和股东权益的重大变化, 必须由董事会制定分立方案, 经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 由2/3以上表决权通过, 或通过可行性分析 (并通过国资委审批) 、签订分立协议、分立审计、公告债权人、出具验资报告、工商登记等程序性要求。如分立后以原公司名义存续 (存续分立的情形下) , 还需要完成减资手续。

在经济学角度, 分立是公司资产、负债和权益的分割, 就股东而言, 并不存在股权、控制权向第三方转移的情形, 被分立企业与分立企业, 就企业分立事项进行谈判, 并就资产、负债的分割意向、净资产分割比例、净资产转让对价如何支付、原股东股权处理等事项达成一致, 签订分立协议。而企业分立, 属于重大产权变动, 涉及的会计处理也相对程序繁杂, 主要事项是资产分割和账务分设。

从成本效益角度, 公司分立的经济目的在于缩减公司营业和规模, 或者为下一步公司重组整合做铺垫。其行为结果往往是出于体现了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兼顾公平与效益, 但于此同时, 分立企业往往需承担被分立企业之债, 或者因涉及多方利益, 各方权益出于立法的争议可能会出于相对争议的状态, 诉求实现途径较繁琐。

一、案例: (从股东结构、债权角度看公司分立)

中国进出口银行 (债权人) 起诉, 诉求为请求万宝冰箱承担债务

1999年3月29日, 广州万宝家电控股有限公司 (下称万宝控股) 和卢杰鸣出资成立万宝冰箱。同日, 万宝电器工业公司、万宝集团冰箱工业公司、广州万宝冰箱电器有限公司与万宝冰箱 (此三家为转让方) 签订“转让协议”, 约定万宝冰箱 (受让方) 其资产, 并不支付现金, 而是按交易价等额承接欠中国工商银行等三家银行的已办理抵押担保手续的债务。

2001年2月, 万宝冰电的债权人中国进出口银行 (下称进出口银行) 起诉万宝冰电及其保证人, 并请求法院判令由万宝冰电分离出的万宝冰箱承担债务。一审法院认为:万宝冰箱是万宝控股和卢杰鸣出资设立的法人企业, 与万宝冰电无隶属关系;万宝冰箱依1999年3月29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协议”而取得万宝冰电的部分资产, 并未同意承接进出口银行的债权, 该债务仍应由万宝冰电承担。 (一审将此定性为转投资, 即正常投资行为) 进出口银行不服一审判决, 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上诉理由称, 万宝冰电向万宝冰箱转让资产和等额债务, 实为公司分立, 应适用民法通则。

最高人民法院最终改判:万宝冰箱在接受万宝冰电财产价值范围内对后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将该交易认定为“分立合并”。判决认为, 所谓“合并分立”, 实为两个步骤:原公司分立出A公司, A公司再与B公司合并成C公司。先分立、再合并, “合并分立”适用有限连带责任规则。

二、案情分析

本案例是企业改制重组中较为经典的案例, 企业改制改组的核心步骤是对被改组改制的企业的各种资产、人员、部门等进行分解、整合, 其经济法律性质又有所区别, 最常见的区分是判定是否为企业分立, 还是公司对外投资 (即转投资) 。而本案例的重要争议点也是如此。

如果认定案例中上述行为是转投资, 则新公司万宝冰箱无需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因为公司对外投资 (转投资) 实际上并不减少公司的资产价值, 只是资产的形态发生了变化, 公司将原有生产设备转让, 获取新公司的股权, 公司原有的生产设备等固定资产 (实物性资产) 转化为股权资产 (价值型资产) , 公司转投资后成为新公司的股东。原企业的资产价值并不减少, 而且如果转投资中发生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形, 主要为低价或无偿转让资产的情况下, 可由债权人主张撤销权予以保护自身债权。因此并不当然认定新公司万宝冰箱应对债务承担清偿责任。

如果认定案例中上述行为是企业分立, 则新公司与存续企业连带清偿原企业债务。这是因为, 企业分立, 其法律性质为减少资本或营业转让, 或者称之为“资产剥离”, 原企业的净资产因“资产剥离”而减少, “资产”剥离实际上是原企业派生分立出新公司, 本案中, 原企业万宝电器、万宝集团、万宝冰电将部分资产和负债一并转让给新公司万宝冰箱, 这种形式的“剥离”属于财产债务的概括转移。从法理上看, 此行为更接近于公司分立合并。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及《关于企业改制的司法解释》中关于债务处理的规定, 则较为折中:新公司要承担债务, 但限于一定数额内。而最高人民法院的最终改判也倾向这一点:万宝冰箱在接受万宝冰电财产价值范围内对后者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由此可见, 司法实践的审判案例, 促进了经济法律学者对于公司分立制度的研究, 在本案判决之后, 最高法院的指导意见也做出相应的修订, 即:在企业出资设立公司时, “若该企业发生清偿问题时, 可以通过执行出资企业在新设公司中的股权的方式解决, 而不能适用《企业改制司法解释》中的规则。也就是说, 如果企业持有了新公司相应股权的, 则该资产转让就是一项投资行为, 新公司对该企业原债务不承担责任, 不被当然认定为公司分立。

对于企业经营者来说, 进行改组改制, 除了债务承担的法律后果之外, 制度的选择还有诸多的考量。公司分立的目的在于是缩减公司营业和规模。公司分立完成后, 主体人格分立, 公司财产分割, 公司的股权结构随之变化。然而, 分立制度的核心价值却并不在于此。因为如果要达到这样的目的, 资产转让或转投资就可以完成, 公司分立最大的核心价值在于它作为重大组织变更形式, 具有其便捷性、完善的程序保障而为企业经营者所选择。

首先, 公司分立后, 新设的公司拥有独立的法人人格, 独立的财产, 独立的意思表示, 不需要依附于被分立公司, 两者之间是平等关系。而公司对外投资 (转投资) , 取得被投资公司的股权, 成为其所投资公司的股东, 两者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而非平等关系, 这就将企业经营者制度选择需要考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其次, 公司分立, 按照公司法的分立程序, 无需履行大量资产清查、评估、验资等手续, 以及股份作为对价时的利润分配程序, 拟转移资产如果附带债务的, 公司分立也并不需要经过债权人同意, 分立可以通过分立合同, 采取一揽子协议, 在特殊的程序和债务承担安排下, 公司转移资产, 即使其中涉及某些债务转移的, 也不以债权人同意为必须。

最后, 公司分立制度的选择, 更多的保护中小股东的权益保护, 转投资的决议并不必须经股东大会批准, 而公司分立作为公司法一项重要组织变更形式, 则必须由董事会制定方案, 由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的方式通过, 并且决议时持反对票或者持异议的股东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权, 较多保护了中小股东的利益。

摘要：公司分立作为企业改制中资产处置的重要运作方式, 通过分析公司分立的立法制度和经济价值, 可知公司分立与资产转让行为、对外投资行为, 均为公司转移和处置资产的几种有效途径, 在公司改制的过程中作用不一, 作为不同的经济事项, 有不同的程序要求和后果, 在经济司法领域, 应由企业根据自身商业需求自由选择适用。

关键词：公司分立,企业改制,对外投资,资产转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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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樊荣禧, 曹艳.公司分立和转投资的区别与认定[J].人民司法, 2008, (6) :8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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