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视角（共7篇）
权衡视角 篇1
会计信息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依据、经济资源配置的基础、管理当局业绩评价的标准以及受托责任考核的手段，并且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因此，保证会计信息的高质量具有重大意义。关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不同学者的观点各不相同，各个国家会计规范的要求也不相同，而可靠性和相关性已被公认为是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然而具体到会计实务中，除了少数确定性的交易和事项以外，这两个质量特征很难同时得到保证，例如，“基于交易会计”和“基于价值会计”模式的争论、公允价值与历史成本计量模式的选择、收付实现制和权责发生制的取舍等等。正是可靠性和相关性既紧密联系又相互冲击的矛盾关系，引出了如何对这两个信息质量特征进行权衡的问题。为此，本文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信息使用者的需要和要求，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内涵及其所处的地位进行重新思考和认识，以期找到合理的逻辑起点。
一、权衡可靠性与相关性的切入点———会计信息使用者
毋庸置疑，可靠性和相关性对会计信息质量而言都十分重要，而当需要对二者进行权衡时，就会出现不同的选择。很多学者认为，在二者出现冲突的情况下，应该以可靠性为前置性质量特征。因为会计基于受托责任而发展起来，从它诞生之日起，人们所赋予它的基本职能就是尽可能确切地描绘人们的经济活动与结果———复式记账主要记载商人的经济活动，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是与生俱来的(夏冬林，2004)。虽然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商人变为公司老板，但他们对会计始终有一个基本的要求：必须提供企业经营的真实信息(葛家澍、刘峰，2011)。即使在当代，随着社会的发展，会计的作用不断扩大，其内容日益丰富，但可靠性仍然是一项最基本的质量要求。因为缺乏可靠性的虚假信息是不可能引导投资者进行正确决策的，即使项目相关，但金额不可靠，相关性同样化为乌有(葛家澍，2006)。董盈厚和侯铁建(2011)也认为，可靠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安全性问题，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环境下，可靠性都应优先于相关性。魏明海(2009)甚至认为，有时为了保证信息的可靠性，适当牺牲一些相关性也是可取的。井尻雄士指出，“会计是对经济现实的反映”，当会计从“以事实为基础”转为“以预测为基础”，“经济现实就发生了变化”。而且从会计历史的发展来看，20世纪末，正是由于人们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重视远远大于可靠性，才助长了一系列上市公司的财务欺诈和会计丑闻，使得会计界更加认识到可靠性的重要。
但也有学者强调会计信息的相关性，这主要是基于资本市场的发展以及信息技术和新经济的影响。因为资本市场强调预期，总是希望公司披露的信息有助于估计其未来的业绩状况，而公司为了满足投资者对具有预测价值的会计信息的需要，也逐渐偏向于更早更快地披露会计信息，甚至公布预测信息(Min Wu, 2002;Taub, 2003)，不少市场参与者在决策时也更希望求助于预测信息。周守华(2006)认为，现在企业资产的账面价值和市场价值越离越远，很多经济业务已发生变化，如果会计仍固守原来的历史成本等观念，将会导致提供的信息没有价值，最终会被边缘化。
这些观点都有其合理依据，这使得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变得复杂并充满矛盾。但如果从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的本源出发，就会找到新的突破口。会计信息质量特征与会计目标密切相关，它围绕会计的一般目标而存在，是“质的目标”(APB Statement No.4)。不同环境下的会计目标各不相同，但其核心都围绕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而提出。例如，受托责任观强调为信息使用者提供其所关注的企业财务状况与经营、投资和理财业绩等信息，决策有用观认为信息使用者更关注未来现金流量的金额、时间及其不确定性(葛家澍，2010)。所以，会计信息质量的要求也应当基于信息使用者而提出。并且，会计信息之所以具有价值，就是因为它具有能满足主体需求的能力，其自身质量的高低也往往取决于其满足使用者需要的程度。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正是会计信息的需求方与供应方之间的博弈，才决定了会计信息质量的具体要求(杨世忠，2007)。上述关于权衡问题的不同观点也体现了对会计信息使用者的考虑。所以笔者认为，从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探讨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更加合理。
二、权衡可靠性与相关性应置于具体层面
目前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主要停留在宏观层面，或试图在理论上解释哪个标准更加重要，或在概念框架等研究成果中将二者进行排序。然而，会计信息使用者众多，他们的需求各不相同，对信息质量的可靠性和相关性有不同的偏好，即使对于同一会计信息使用者而言，其在不同时期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侧重也会有所不同。因此，本文认为，处理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时仅在宏观层面一概而论是不科学的，而应该以不同的信息使用者为出发点，针对不同的环境和会计事项分别处理，也即，把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置于更加具体的层面。
1. 不同信息使用者的不同需求导致对可靠性与相关性的权衡具体化。
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们对“安全”的需要优先于对“尊重”的需要，这反映在信息质量特征上即为：首先应确保信息的真实，其次才要求满足使用者的要求。并且从总体上来看，发生的交易、事项能成为财务会计信息，就必然是有用的信息，可靠性应该是决定信息使用者选择的首要标准。然而，对不同的信息使用者来说，并非所有的信息都具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相关性是一个充分条件，而可靠性是一个必要条件：信息首先应该有用，更有用的信息会被优先纳入选择，在经过可靠性标准的过滤之后，使得可靠的有用信息被最终选择。例如，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与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IASB)于2006年7月6日发布的联合趋同框架《关于目标和信息质量特征的初步意见》将相关性放在如实反映之前，就是因为它们认为，相关性决定了哪些经济现象应该在财务报告中予以描述，所以应首先考虑。一旦确定了相关性之后，就应该考虑如何如实反映这些经济现象，因为相关性确定应该描述的信息如果不能如实反映，它对于决策而言仍然是没有用的，甚至是误导的。
由此，若要得出一个总体的结论就只能是：可靠性和相关性是矛盾统一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相关的信息如果达不到可靠性的标准便是无用的信息，甚至是误导的;真实反映了不相关的信息依然无益于决策。而对于二者应如何权衡，仍不甚明确。
实际上，不同信息使用者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需求及程度要求是不同的。例如，机构投资者经验丰富，更加理性和专业，并注重长远目标，对于财务报告内容和质量的要求较高，再加上一些专业的财务分析师队伍，能实时地分析和研究上市公司披露的财务信息以提供决策咨询，故而对会计信息相关性的要求很高;而管理型投资者则以经营、管理企业为目的，更关心企业真实可靠的财务会计信息，因而对可靠性的要求更高。又如，分散的股东无法对公司决策施加有效的影响，使得公司外部的利益相关者产生了使财务报告具有决策有用的倾向，力图通过股票市场来实现他们的决策;而大股东则通过内部治理结构直接参与公司治理，他们随时可以从例行的董事会或内部各管理层获得所需信息，并要求会计随时提供经营者履行受托责任情况的信息，而对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决策需求并不重视，重点强调信息的真实、可靠。
由此可见，可靠性和相关性的地位并非一成不变，由于不同的会计事项面向的主要使用者不同，所以在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上存在差异。尤其是在经济环境日益复杂的条件下，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业务所面向的主要信息使用者必然有所差异，那么在处理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时，就应更加注重具体情况的差异性。会计是反映性的，适应环境的发展以及不同环境下信息使用者的需求，才是财务会计最核心的价值(钱逢胜，2010)。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不应在理论层面上一概而论，更不应试图在概念框架或类似研究成果中将二者排序，这种看似一劳永逸的做法会使会计陷入困境，因为复杂、多变的会计交易和事项不能通过相同的规范进行统一规定。更加切合实际的做法应该是，把对可靠性和相关性权衡的问题放在具体的会计交易或事项层面，认清不同会计信息所要面向的使用者以及他们的需求，根据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选择，从而使得会计计量属性的选择和会计方法的运用等更加合理，使得会计信息更加有用。
2. 信息使用者所处环境的不同和变化导致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更加具体和多变。
不仅不同信息使用者对各种会计信息的要求不同，即使针对同一信息使用者，其在不同会计环境下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也是不同的。例如，在股东导向公司模式下，各利益集团借助于更及时的会计盈余披露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且会计盈余主要用于解释公司业绩，那么就要求会计信息披露更加及时，且对相关性的要求更高;而利益相关者导向模式下，各利益集团则借助于信息的私下共享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且会计盈余被用于各利益集团的分红，企业作为利益相关者的合约，公司董事会就应看成是公司有形和无形资产的受托人，其职责是使公司资产的价值得到保护和不断增长，并使资产在不同相关利益者之间得到均衡分配，那么对会计信息质量的可靠性要求就更高。又如，在“市场主导型”国家(如英美)中，其资金主要来源于证券市场，筹集资本主要通过公开发行权益性证券和债券，这些证券的转让主要借助于资本市场上的转手交易。大量持有各种证券的投资人和债权人经常要评估买卖证券的机遇和可能的风险，从而做出投资(买进、抛售或持有)与信贷(贷出或收回)决策，所以要求信息的高度相关性;而法德这些“银行主导型”国家，企业在资金方面都比较依赖于银行，国家和银行需要企业提供真实可靠的、反映企业受托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注重可靠性。
另外，不同的政府干预、法律制度和监管，都对可靠性和相关性产生影响，客观地改变着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并且随着会计环境和会计本身的发展变化，可靠性和相关性本身也在不断变化着(如当前环境和技术条件下所能达到的可靠性和相关性的程度等)，那么信息使用者的需求也会随之变化。所以，不仅不同的会计事项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在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处理上有所不同，即使对于同一类型的会计事项，其处理也会随着环境的不同而发生变化。
可见，在基于信息使用者对可靠性和相关性进行权衡时，不应离开所处的环境。这种对环境的考虑已经体现在不同类型国家、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重视程度不同上。笔者认为，在处理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时，应将对环境的考虑更加具体化，不仅要考虑某一国家或地区整体的环境，更应该考虑不同的会计交易或事项发生的环境、不同会计信息面向的使用者的环境，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细致、动态的分析，在必要的时候进行变化，从而使得会计信息更加符合不同环境下使用者的要求。
总之，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应该在更加具体的层面上进行，针对具体的交易、事项及其所面向的信息使用者，并结合具体的环境进行分析，这样才能更正确地处理可靠性和相关性的矛盾，才能使会计信息更加有用。
三、从信息使用者的需求角度理解可靠性与相关性涵义的“相对性”
在具体的操作层面对可靠性和相关性进行权衡时，不应将二者的涵义“绝对化”。可靠性和相关性都是相对的，存在一个“度”，而衡量这个“度”的标准便是信息使用者的需求。
首先，可靠性是相对而言的。由于会计估计的存在以及对成本效益原则的考虑，会计无法保证也不要求保证会计信息的“绝对正确”，而只需“近似地正确”，可靠性在更多的时候只存在程度的差异，而非泾渭分明的区别(葛家澍、杜兴强，2009)。那么在实务中，辨别一项会计信息是否达到可靠性要求，就主要看其可靠的程度是否满足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在很多情况下，会计信息有用性受到怀疑，主要是因为可靠性没有满足投资者的预期。而投资者所“预期”的到底是何种程度的“可靠性”，就需要进一步明确。例如，在严格的可靠性标准下，信息使用者会认为历史成本也是不可靠的，因为它的计量建立在很多的估计之上;在宽松的可靠性标准下，公允价值也具有可靠性，因为相关的信息使用者可能认为对该项资产公允价值的估计是合理而科学的。
其次，相关性也存在一个“度”。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与信息使用者的目的和要求息息相关，当信息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评价过去、现在和未来事项或确认、更改他们过去的评价从而影响其经济决策时，信息就具有相关性。而各个信息使用者的决策取向并不一致，甚至还存在冲突，不同信息使用者对同一信息的反应不同，不同信息对同一使用者的价值也不同，那么相关性的程度就会随着信息使用者的决策模型和关注点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要确定会计信息是否具有相关性以及相关性的强弱，应首先明确“与谁相关”、“与哪种决策相关”等问题。可以说，信息使用者需求的不同决定了相关性的程度千差万别。
由此可见，单纯地要明确可靠性和相关性这两个信息质量特征孰重孰轻是不合理的，因为二者本身的涵义便存在“度”的差异。如果从信息使用者的角度来看，他们关注会计信息是否可靠和相关，主要是关注其可靠的程度和相关的程度是否满足其需求。所以在对这两个信息质量特征进行权衡时，不应首先试图对二者进行排序，而应根据不同环境中的不同信息使用者的需要，明确可靠性和相关性各自应该满足的“度”及其下限。对于不同交易或事项的会计处理，以满足信息使用者要求的“度”为目标。如果可靠性和相关性的“度”无法同时达到，应当把握两个“度”的下限，使某一质量的提高不以降低另一质量以致其低于下限为代价，从而保证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四、结论及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可靠性和相关性对于信息使用者来说都非常重要，偏向任何一方都是错误的。鉴于具体实务中二者经常出现矛盾和冲突，本文认为，从信息使用者的角度出发对二者进行权衡是一个合理的思路。由于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及其所处环境的不同，其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要求会各不相同并不断变化，所以不能仅在概念框架或类似研究成果中对二者进行排序。尤其是在经济环境日益复杂、会计目标不断多样化、会计业务范围逐渐扩大的今天，对二者的权衡更应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具体而言，首先，应将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问题置于具体的操作层面，针对具体的交易或事项，结合相应的环境，明确交易或事项的性质以及相应信息使用者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对可靠性和相关性的权衡做出判断。其次，应理解二者涵义的“相对性”，明确信息使用者所要求的“度”。当二者出现矛盾而需要做出取舍时，在适度的范围内“厚此薄彼”，即：提高某一质量的同时保证被削弱的另一质量在信息使用者可接受的范围内。若能从具体的交易或事项层面把握好二者的“度”及其下限，针对不同的情况做出不同的选择，那么就能针对不同的会计事项选择更加合理的计量模式、会计处理方法等，从而提高会计信息的有用性。
摘要：会计信息若要有用, 就应满足可靠性和相关性要求。但是在会计实务中, 同时满足这两个要求往往很难实现, 因此对二者排序问题的探讨一直存在于会计理论界。本文认为, 试图对这两个信息质量特征进行排序的做法欠佳, 而应该将对二者的权衡问题置于具体的交易和事项处理层面, 并认清二者内涵的“相对性”, 根据不同的信息使用者和不同的环境做出相应的选择。
关键词：会计信息,可靠性,相关性,使用者
参考文献
[1].魏明海.会计理论 (第三版) .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
[2].葛家澍.财务会计的本质、特点及其边界.会计研究, 2003;3
[3].梁爽.会计目标与会计环境逻辑关系剖析.会计研究, 2005;1
高等院校双语教学权衡探究 篇2
本论文分为三个主要部分, 分别双语教育概念和方式和中国高等教育双语教育突出问题和应用现状及发展需求, 最后简单介绍双语教育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双语教育概念和方式:双语教育是指用外语或第二语言传授专业课知识, 语言成为授课工具而不是授课对象, 我国的高等教育的双语教学, 是指用英语或其它外语进行学科教学的一种体系。在教育过程中, 有计划、有系统地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体, 使高等院校的学生在整体学识、两种语言能力以及这两种语言所代表的专业知识上, 能够自然流利的表述。在这里, 第二种语言是教学的语言和手段而不是教学的内容或科目。为适应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挑战, 高等教育要创造条件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教学。对高新技术领域如汽车制造、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环保、绿色能源以及金融、法律等专业, 部分高等院校已经采纳双语教学方式。目前应逐步提升双语教学课程所占比例。推行双语教育应分步骤进行, 例如首先采用双语教材、双语授课, 逐步升级为外语教材、外语授课方式。根据学生适应能力水平, 逐渐扩大英语语言或其它第二种语言在专业课中的使用频率。
一、中国高等教育双语教育突出问题和应用现状及发展需求
目前, 双语教学还有一些难关亟待解决, 突出问题就是师资短缺。我国高等院校开展双语教学的瓶颈是从事双语教学的师资不足, 教师外语语言能力尚有欠缺, 外语教师无专业知识, 专业教师外语能力较差, 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等院校双语教学的开展。所以, 应尽早建立双语教学师资的培训体系。目前, 随着海归人才的增加, 问题逐步得以缓解。
教学教材资源不足时双语教学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双语教材是双语教育的重要保障, 外文原版教材是双语教学的一个必要条件, 它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接触到“原汁原味”的英语, 作为课堂教学的有力补充, 原版教材的教学参考用书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高等院校各专业中文参考资源较丰富, 外文专业参考资料却较为匮乏, 教师备课时要将中文资料译成外语, 再用外语授课, 学生课余不能接触到更多的原文资料, 课上和课下脱节, 从而无法进行实质性的双语教学。因此, 高等院校应不断致力于推动国家交流, 不断补充发达国家的高等院校教材资料及信息, 逐步累积外文原版资料资源, 改善信息交流瓶颈。
高校学生英语接受能力不足也是双语教学的一个路障, 高校在推行双语教学是不能操之过急, 首先应使用外语语言来读和写, 通过视觉汉语和英语, 帮助理解和沟通, 使用双语语语言来听和说, 逐步过渡到在课堂完全使用外语语言沟通, 用外语开展理论学术研究, 确保双语教学语言目标、专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互动与发展。
目前, 高等院校利用现用教材, 结合外国高等院校专业教材, 编制双语教学课本及教学大纲, 在教育过程中, 有计划、有系统地使用两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体, 促使学生在整体学识和两种语言能力上均衡发展, 双语教学并非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 而是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一种充满活力的面向大众的教育创新。
将大学双语教育的目标仅仅定位在提高大学生的英语语言水平是片面的, 还要完成学科教学的双重目标。简单地将双语教学与强化英语等同起来是片面的, 必须将双语教学和‘育人为本’紧密联系起来, 注重创设语言环境, 不断强化教学语言, 用教学语言来促使语言能力的发展, 这才是双语教学的实质。用双语授课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双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传授知识。采用双语教学应该是国外先进的教学理念的学习, 先进教育教学形式的借鉴, 以及学科国际惯例的掌握。强调语言能力的培养, 强调综合性知识的传授, 即强调语言、又强调知识的传授。以知识传授为主, 语言能力培养为辅。如果过多地强调语言的培养而忽视专业知识的传授, 将会对以专业为基础的后续课程造成影响。
二、双语教学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随着世界一体化的进程, 中国在世界地位的提升, 迫切需要大量精通两种以上语言的人才, 作为一种培养国际化人才的有效手段, 用英语教学能使我们更好地检索、利用最新、最先进的科技文献。发表论文和专著、国际会议一般使用的也是英文。用英语掌握科学与技术能使中国学生更为自信地走向世界, 更为有效地了解世界和参与国际交流, 从而使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获得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结束语
融资模式:银行与企业的双向权衡 篇3
一、融资结构:企业的博弈均衡
梅叶斯的融资次序理论认为:企业融资一般先通过内部进行, 然后再通过债务融资, 最后才不得不采用股本融资。这三种不同的融资方式构成企业的融资结构或资本结构, 对企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一、影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市场价值 (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 ;其二, 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即经理、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其三、作为企业的一个信号, 影响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和投资选择。
1、内部融资
内部融资是企业资本的自我积累, 是过去的资本收入转化为现在或未来的资本。其特点是投资者和使用者是同一的, 不产生新的合约关系。所以, 在本质上它并不是融资行为, 只是企业资本的营运行为。由于这种方式可使原股东保持企业对独立的控制权, 这对于具有控制权偏好的股东来说, 无疑是最优的选择。但这要求股东们放弃一定的剩余索取权 (这也是股东所偏好的) , 两者之间通常是一个权衡。而企业的经理人员要保住其职位, 需要企业长期发展, 因而总是偏好于内部融资, 而不愿对企业的剩余收入进行分配。一个企业内部融资规模的大小, 取决于股东对企业的未来预期和经理人员的作用。但是, 内部融资十分有限, 它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规模状况和经营状况。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企业更需要外部资本的支持。
2、债务融资
债务融资是指外部投资者对企业享有固定收入索取权和特定条件下的控制权的融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的投资者称为债权人, 债券持有者和提供贷款的银行就是企业的债权人。这特定条件是指企业失去履约能力的情况。在一般条件下即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 企业的控制权仍为股东所有。所以, 这对股东来说是一种较优的选择。其优点还有:其一、债务压力促使经理多努力工作, 少个人享受, 从而降低了股东的代理成本;其二, 债务减少内部融资的现金流量, 可缓和股东和经理之间利润分配上的矛盾;其三, 债权人的特定控制权对经理与股东之间控制权矛盾也起一定缓和作用;其四, 债务还会增大兼并的成本, 减少企业被敌意收购兼并的可能性。
但是, 举债也使企业收入的一部分变成了债权人的利息收入, 并先于股东分配, 这就需要进行权衡了。其一, 过高的利息成本和破产风险, 可能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一定的压力。其二, 还本付息需要现金支付, 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 妨碍企业对有利项目的投资。其三, 随着债务比例上升, 举债变得更为困难, 成本也更高。其四, 一个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是有限的, 这是由企业所能提供的可抵押资产数量的多少和企业按期偿债声誉的高低所决定的。一般来说, 大型企业、老企业比那些中小型企业、新企业具有更高的债务融资能力。
总之, 债务融资会随着融资成本的上升而减少, 最后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个点上停下来。这就是最高的债务规模。如果企业的债务融资已是较大, 但仍不够满足其资本需要, 那只有选择股本融资了。
3、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指外部投资者对企业享有剩余收入索取权和正常经营状况下的控制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股本融资使得分享企业利润和控制权的股东数增多, 这对原股东来说, 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而且, 随着股本的增加, 会使经理人员所持的内部股权 (如果有的话) 的比例降低, 从而使其偷懒和谋取私利的积极性增大, 其结果是使外部股东的代理成本增如。
然而, 股权融资对股东来说也有其优点。其一, 不象债务那样使公司负有按期还本计息的法定责任, 只是依据企业营运的情况确定股息, 且不受用途和时间的限制, 在使用上更加灵活。其二, 股本融资往往比债务融资更容易, 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和公司景气的时候, 因为股权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其三, 股本能使企业迅速地实现资本扩张, 因为股本既可以直接地扩大资本金的数量, 又可以相应地提高债信度, 增大借债规模。
从以上分析来看, 企业的融资选择是利益相关的三方即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员的博弈, 而融资结构正是这样的一个博弈均衡。
二、融资选择:银行的权衡
资本的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分布上的不对称, 使融资成为必要。而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可分解性, 使融资成为可能。由此看来, 融资的本质乃是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双方关于资本使用权转让的一种合约关系。—方面, 现代企业正是这种合约关系的产物, 没有融资就没有现代企业, 融资关系是企业存在的初始条件;另一方面, 企业也是承担这种合约关系的载体, 由此而构成企业发展的基本边界条件。融资合约规定着企业的收入索职权和控制权的分配, 并构成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机制的基础, 对企业的运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银企间的融资关系发生与否, 融资契约如何签订, 决定方是银行而不是企业。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的融资发生中, 一般既有债务融资, 也有股本融资。而银行则不同, 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融资于某一特定企业,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和权利关系给予特定企业融资。
一般地, 影响银行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外部因素, 指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第二是内部因素, 指银行自身的资本结构状况和投资组合倾向;第三是对象因素, 指目标企业的资本结构状或目标项目的风险状况。
1、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
在完善的金融体制下, 金融机构既包括银行, 也包括其他非银行机构。当然, 银行是最重要的融资中介机构, 但不是唯一的。其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状况, 势必影响到银行的融资选择, 而且金融制度还对银行融资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比如利率高低、是否可以进行直接投资。资本市场运作是否规范, 金融工具及其流动性状况, 也是银行事先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即是否能够通过将风险出售给市场的方式来降低其融资的风险。
2、银行的资本结构与投资的组合状况。
一个银行的投资决策受其自身的资本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资本金不足, 负债比例过高的银行, 可能采取更具风险的投资决策, 也愿意对目标企业实施控制。如果银行资本金充足, 负债比例不高, 则更可能采取稳健的投资策略。银行投资组合多样化, 其风险也就较分散, 一般不太关心是否对企业实施控制, 多是按照某种组合方式或按一定比例投资于多家企业。
3、目标企业的资本结构状况或目标项目的风险状况。
银行一般对于负债比例较高的企业不愿意继续借债。如果项目的风险较高, 银行可能倾向于规避风险或采取低风险的方式。
三、银企关系:双向的权衡
银行的投资选择首先进行对象的选择, 然后在进行方式的选择, 二者是紧密相连的, 特定的投资方式往往是对应于特定的企业。一旦银行选定某一个企业给予某种方式的投资, 双方就发生了特定融资契约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 形成了以利益为纽带的银企关系。并且, 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不同银企关系的类型, 这既决定于银行对不同企业的不同融资方式, 也决定于企业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权衡。在事前, 是否进行债务融资, 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股东和经理人是否考虑引进债权人并允许参与控制企业来协调相互间的冲突。但主要决定方还是在于银行, 因为双方一旦方式融资关系, 事后的风险转嫁给了银行。而银行对不同银企关系的选择, 主要取决于银行对企业的权益的大小。
1、松散型银企关系。
银行对企业仅持有少量的债权, 而且多是短期性的、双方的联系主要是不稳定的、偶然发生的信贷关系和零星的外部金融服务上的业务关系, 不存在严格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情况下, 银行的投资风险小, 利息收入较为稳定。也就不会过多地关心和监控企业。所以, 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型企业, 银行一般倾向于这种类型。在市场经济中, 最为多见的也就是这种银企关系。
2、半紧密型银企关系。
这一类型中, 银行一般持有企业较多的债权并且倾向于对企业实施监控, 彼此之间是一种较为长期、稳定的信贷关系和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般情况下, 银行注意收集企业的财务信息, 但并不干预企业的日常活动;如果企业发生财务困难, 银行可要求接管企业的控制权或进行破产清算。这种银企关系在市场中也较为普遍。对于多数大中型企业, 银行有必要也有能力进行有选择性的相机控制。这样既有利于在正常状况下为企业经理人员提供激励并有利于在状态欠佳时银行采取措施。
3、紧密型银企关系。
如果银行拥有企业的大宗债权, 既使获得了破产权也不足以补偿其损失, 银行则可能倾向于直接地参与企业的控制。这种直接的银企关系中, 不仅有资本上的融合, 还有人事上的渗透, 二者形成“生死与共”的关系。这种模式下使银行更注重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有利于形成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大公司, 使之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但这种模式容易掩盖银企间的财务危机, 甚至造成进而金融危机, 不利于整个金融和经济的稳定, 像韩国和日本。
不同类型的银企关系模式各有利弊, 选择怎样的银企关系, 既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金融体制、法律制度、文化背景等因素, 又要考虑银行和企业的现实状况和具体要求。
摘要：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不同的融资模式, 不仅是企业内部各方博弈的结果, 也是银行根据企业不同条件权衡的结果。在企业和银行各自博弈权衡选择下, 会形成不同的银企关系。
关键词：融资结构,博弈权衡,银企关系
参考文献
[1]、伯格洛夫.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理论及其政策含义[M].载青木昌彦等编《转轨经济中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经济出版社, 1995.
[2]、陈很荣范晓虎吴冲锋.西方现代企业融资理论述评[J].财经问题研究, 2000 (8) .
[3]、凌廷友王甫周志忠.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的比较探析[J].华东经济管理, 2003 (1) .
[4]、张春霖.从融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J].改革, 1997 (3) .
[5]、张维迎.公司融资结构的契约的理论:一个综述[J].改革, 1995 (4) .
企业年金课税模式的权衡与选择 篇4
企业年金, 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 旨在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制度。[1]在我国的企业年金, 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是社会养老保障的第二大支柱。从企业年金资金的运行来看, 对于个人而言, 其运行将经历三个环节:雇员交纳费用、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获得回报、企业年金到期向雇员给付。因此, 个人相关的征税领域也与这三个环节相联系:即缴费环节的个人所得税, 基金投资环节的资本利得税和给付环节的个人所得税。
2009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694号) (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相关规定, 除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实际缴付 (包括单位、个人)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外, 其他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以及超标准的基本保险均应征收个税。企业年金也被纳入到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范畴, 《通知》明确了企业年金在缴费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年金投资收益环节, 我国尚未出台明确的税收政策, 只能参照国家对投资收益的税收规定, 按20%征收资本利得税。关于企业年金给付环节的缴税问题, 据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负责人解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是分项税制, 且对退休工资或退休金予以免税, 不具备将企业年金递延至个人退休给付环节征税的基本条件”。对企业年金在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多年实行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的国家, 其对个人的退休金是征税的, 税务机关不仅具有完备的个人收入信息和健全的征管机制, 而且具有全国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同时, 如果在年金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则税务机关必须在企业建立年金后的数十年随时监控年金的运行, 且保存数十年的个人信息, 从目前看, 税务机关还不具备这方面的征管能力。可见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课税模式为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课税、给付环节免税的TTE (E代表免税, 即exempting;T代表征税, 即taxing) 模式。
从国际上看, 在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环节上, 既有在企业缴费环节征收、在给付环节免税的国家, 也有在缴费环节免税、给付环节征收的国家, 征收环节不是统一的, 每个国家对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环节的选择, 都是与本国的税制和税务机关的实际征管能力相适应的, 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本文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来探讨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并通过分析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年金课税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企业年金的涉税环节及课税模式
企业年金即补充养老保险, 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基本养老以及个人的商业养老保险共同构成养老保障的三大支柱。作为养老保险的补充, 企业年金是以员工薪酬为基础, 企业年金费用主要由企业负担, 也可由企业和员工共同负担, 一般个人缴费部分不超过总额的1/2。个人和企业分别按比例提取的金额放在个人账户下, 由金融机构托管, 并指定专业投资机构管理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企业年金普遍实行基金完全积累制。完全积累制是一种远期纵向收付平衡原则为指导的筹资方式, 其特征是建立个人账户, 是年金直接来源于企业和企业员工本身的储蓄积累, 同商业保险的性质相同, 因此企业年金的缴费并未发生实际负担。
企业和个人缴费都记入职工个人账户, 企业年金待遇按个人账户养老金存储额的多少计发。职工符合法定退休条件并办理了退休手续后, 可以从个人年金账户中一次或分次领取企业年金, 退休前如果遇到特殊重大的困难, 经申请核实也可提前领取。企业也可选择在员工退休时将积累的补充养老保险一次性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年金保险, 由保险公司以年金保险的形式定期向退休者给付。
在完全积累制下如何对企业年金进行课税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在企业年金涉税的三个环节中企业年金与个人相关的共有八种征税组合, 其中TTE、TEE、ETT和EET课税模式是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一般形式, 其他类型的征税组合属于特殊情况, 几乎没有国家使用。世界各国都不主张采用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征税, 因为从征税管理的角度看, 尚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不合理性, 而且容易挫伤补充养老储蓄的积极性。因此多数国家采用在企业缴费环节征税、在给付环节免税 (TEE) 或在缴费环节免税、给付环节征税 (EET) 的方式对企业年金课税。
现阶段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企业年金实施EET模式。例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在欧盟15个国家中就有11个国家用EET模式。显然这些国家为鼓励企业和雇员积极参加企业年金计划, 进而推动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 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实施免税的税收政策。如英国规定企业年金缴费计划允许税前扣除, 但同时也规定了扣除限额 (DB代计划雇员缴费税前扣除比例为15%, DC计划税收扣除限额随雇员年龄变化而变化, 即雇员年龄在35周岁以下时, 限额为17.5%, 雇员年龄在60-65岁之间时, 扣除限额为40%, 并对企业年金投资收益和免税;但是在个人领取企业年金时要征收个人所得税。[2]
通过部分国家企业年金课税模式的比较, 可以看到多数国家在企业年金的投资环节都是免税的, 只有丹麦、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征收资本利得税, 其中以新西兰缴税额度最高, 为33%, 意大利相对较低为11%, 澳大利亚居中为15%。大部分国家只在企业年金的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以征收此前各环节未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因此可视为延迟征收所得税, 税率则根据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而定, 但部分国家设定免征额如加拿大和意大利。[2]
三、企业年金课税中的公平和效率
(一) 企业年金课税与公平
首先从公平性的角度来理顺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企业年金的完全积累制, 使同一代间年金的差异会更加明显。因为企业年金是以工资、薪金所得额按一定的比例缴纳的, 因此, 工资、薪金的所得差异等于年金所得的差异。考虑到公平性, 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年金所得都应在累进税制下, 对其进行综合课税。在这里我们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应明确所得差异的原因。例如, 由于劳动能力和生产技能的差别而产生劳动收入的差异, 从而形成企业年金给付的差异。因此, 应考虑如何对劳动收入的差异、能力差异进行课税的问题。
第二, 企业年金所得本身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异的设想是否妥当的问题。即便是个人账户的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 确定年金本身的差异, 要比确定获得劳动收入的能力差异困难得多。[3]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工资、薪金反映着能力的差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 年金基金的运营收益率, 在个人之间几乎是相同的。因此, 不明确年金收入者高收入的真正原因, 而只是按照纵向公平的原则来课税, 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如果以课税的形式来调节人们之间生涯的不平等的收入差异, 则应对其遗产课征继承税或对其劳动所得课征累进所得税。[4]从公平性的观点看, 在如下的情况下应对企业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一是尚未实施纳税人编号制度下, 向金融资产课征继承税很容易被避税, 因此应对企业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二是由于征税部门很难观测到劳动能力的指标, 因此在现实中继承税和对劳动能力的课税难以实施。如遗产、劳动能力等直接带来所得差异的课税对象不能课以适当的税的状况下, 同劳动所得一样有必要对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因为, 在完全积累制的前提下, 遗产和劳动能力强的人, 同劳动所得一起年金收入也会增多。年金所得与劳动所得一起以累进税率进行课征, 能够间接地矫正不公平。
(二) 企业年金课税与效率
在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环节上, 主要包括缴费、投资收益、给付三环节的课税。如前所述, 从国际上看, 有部分国家在投资收益环节课税;而多数国家实行给付环节课税, 甚至也有学者提出对高收入者的年金所得应课以重税。我国目前实施的是TTE课税模式, 即在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课税、给付环节免税。那么何种课税模式更为符合效率原则呢?
在给付与投资收益环节课税和对其他资产课税相同, 会产生效用损失。如果对为确保老后的所得而付出高额的参保费的高收入者的年金收入按高累进课以重税, 难免会发生税基流失现象, 或者会诱发对企业年金缴费的规避行为, 或削弱企业年金计划的吸引力。因此, 实行完全积累制的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不仅要考虑公平问题, 而且对于所有资本所得的课税, 也应从长期的视点来进行研究。
完全积累模式下的企业年金所得是同个人的储蓄一样属于资产所得, 因此对其应实行零课税最为理想。因为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 最优税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增长模型中, 技术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 技术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政策作用通过技术进步传导到经济增长。切米利 (Chamley) 认为, 如果假定居民的存在具有无限期界, 那么长远看, 最优资本所得税税率应为零, 任何对资本所得的课税都会导致资本投资的跨代扭曲效应。而对劳动课税, 则只会对期内劳动与闲暇的选择产生扭曲, 这与现实中对资本所得应课以重税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阿特卡森 (Atkeson, 1999年) 等通过逐一放宽切米利的假设条件, 检验并支持了切米利的观点, 认为对资本所得课税是个坏主意。当人力资本作为内生投入参与生产时, 其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一起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 对劳动和资本所得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进而降低增长率 (金King, 雷贝洛Rebelo, Picorrino, 1993年, 雷贝洛, 1991年, 皮科尔多, Picorrino, 1993年等) , 所以, 长期中, 对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最优税率都应为零 (巴尔, Bull, 琼斯等, Jones, 1993年, 1997年, 若比尼Roubinill996年) 。
但是, 零课税并不只意味着不课税, 还意味着不发放补助金。如果对资产所得进行零课税, 那么对年金的课税则用消费税和支出税的课税方法课税为宜。首先, 消费税是在消费环节课税, 而支出税是把储蓄作为费用从所得税税基中控除, 只对储蓄所得课税, 即在企业年金给付环节课税。长期以来对企业年金的课税, 如同支出税, 在缴费环节从税基中被控除, 但不同的是在给付环节也是全额免税。这种做法实际上如同向年金储蓄发放补贴。因此, 若想把年金储蓄做为非课税对象, 就得废除在缴费环节对年金储蓄 (企业年金费) 的扣除, 或废除在给付环节的全额免税, 应二者选一。也就是说从效果上看无论是在缴费环节上征税还是在环节上征税其对个人产生的税收效用理论上是相同的, 对现在消费和退休消费的影响也是中性的。
Correia (1996年) 指出根据不同情况, 从效率的观点看, 不仅应对年金所得实行零课税, 而且对年金资产的形成也应给予补贴。例如, 如果企业年金基金积累的外部性并未体现在年金的收益上, 则会出现企业年金基金的不足。这种状况下, 应对企业年金资产给予税收优惠以促进企业年金基金的形成。此种状态下对年金的缴费环节和给付环节都应给予税收优惠。这适用于社会资本稀缺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但是, 如果当社会资本的生产性下降时则这种做法就并不恰当了。[4]
为实现公平与效率原则, 应考虑在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上, 怎样将多种具有比较优势的课税方法有机地相组合的问题。笔者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首先从公平的观点看, 应有效运用对劳动能力的课税方法。但是, 在现实中无法对直接产生不平等的劳动能力进行课税, 因此只有同劳动收入一样对企业年金应设定累进税率进行课税。
另一方面从效率的观点看, 应对劳动所得和企业年金分别以不同层次的累进标准进行课税。《通知》既然选择了企业年金缴费环节课税, 则为使超额负担最小化, 应对劳动所得和缴费环节的企业年金不易实行综合课税, 而应分别以不同的累进标准进行课税, 并且在设定累进层次时, 对企业年金的累进层次应比劳动所得的累进层次要宽松。
四、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企业年金课税主要涉及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三个环节, 根据涉税环节的不同, 课税模式也不同。不同的课税模式下, 给个人和政府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会有所差异。在此对EET、TEE、ETT和TTE等四种课税模式通过举例进行比较, 以分析其对个人及政府经济效应的影响。
所示例子的假设条件:假设某公司采取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模式 (1) , 企业和员工按固定比例进行年金计划的缴费, 缴费额为每月100元即P=1200元/年, 缴费期N=37年, 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为i=4.50% (2) , 所得税率为T1=10%, 投资收益所得税率T2=20%, 投资收益率和税率均保持不变。
(一) EET模式的情况
EET模式的涉税环节为企业年金的给付环节, 而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免税, 因此其税前供款额g前和税后供款额g后为: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EET模式在给付环节课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
(二) TEE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TEE模式在给付环节免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W=98 325 (元) 。
(三) ETT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ETT模式在给付环节课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
(四) TTE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H前=I后+g后=46 692+39 960=86 652 (元) 由于TTE模式在给付环节免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W=86 652 (元) 。
把上述测算结果归纳为表1:
通过测算, 发现EET的年金净值与TEE的年金净值相同, 即EET和TEE两种模式的效用相同, 就是说, 在税率相同条件下, 对于个人而言, 在缴费环节课税与在给付环节课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ETT和TTE这两种年金课税模式的效用也是相同的。由此可知, 在给付环节课税改变的只是税收的现金流, 并未改变个人退休后的收益。另外在测算中还发现, EET和TEE的年金净值明显高于ETT和TTE的年金净值, 但其税收负担却远远低于ETT和TTE模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 EET和TEE课税模式与ETT和TTE课税模式是政府取得不同财政收入的原因之一;
2. EET模式和ETT模式原本在缴费阶段就能确定的税收额, 延迟到待遇给付阶段时, 本身也发生投资增值, 政府的税收相应的大于缴费环节课税的TEE模式和TTE模式。也就是说事实上给付环节课税本身不会造成税收的损失, 改变的只是税收的现金流;
3. 通常雇员退休后的年金收入少于在职时工资收入, 因此给付环节课税可以使他们享受更为优惠的税收待遇。换句话说, EET模式和ETT模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4. 从ETT和TTE模式与EET和TEE模式的比较来看:对个人来说, ETT和TTE模式涉及两个时点, 因此其对储蓄的激励效应小于EET和TEE模式;对政府来说, ETT和TTE模式的税基大于EET和TEE模式, 政府可以减少税收损失。
5. 与ETT和TTE模式相比, EET和TEE模式对投资收益免税, 使得处于某一生活水平的纳税人其劳动所得的纳税额, 不会高于靠资本收益保持同样生活水平的纳税人, 因此比ETT和TTE模式更具有公平性。
五、政策意义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起步晚, 还属于初步建立阶段。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08年底, 全国已有3.3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 覆盖职工1038万人, 但是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不高, 所覆盖职工仅占参加全国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截至2008年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1.74亿人) 的6%左右, 而且从建立年金企业所属行业看, 大多集中在电力、铁路、金融、保险、通讯、煤炭、有色金属、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高收入行业或垄断行业。因此为鼓励更多的企业建立年金制度, 为职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补充养老保险即企业年金, 政府应当通过制定和实施多种形式的公共政策, 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而相关税收优惠措施则是其中一种颇具激励性和引导性作用的政策手段。[5]
根据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不同环节, 有不同的相应的企业年金的课税方式。但无论是在缴费环节上征税还是在给付环节上征税其对个人产生的税收效用理论上是相同的, 对现在消费和退休消费的影响也是中性的。通过上述的论证, 《通知》所规定的我国企业年金在缴费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在给付环节给予全额免税的税收政策, 即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税收体制, 也符合公平与效率原则。然而对投资收益的课税却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原则。
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 由于企业年金的课税环节不同, 企业年金的不同课税模式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个人来说, 在缴费环节缴税而在给付环节免税的课税模式可能会使企业年金计划产生“政策风险”, 也就是说未来的政府有可能不会遵守现任政府关于不在企业年金给付环节征税的承诺, 雇员可能会遭受双重税赋, 削弱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吸引力, [6]成为企业年金发展的瓶颈。因此, 笔者认为应矫正现行政策的负面影响, 取消投资收益环节的课税, 实施给付环节课税模式 (EET模式) , 这不仅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而且又符合税收征税原则。实行EET模式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都不啻为一种好的方式:对企业和个人而言, 实行EET模式对企业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能够调动雇主和雇员积极参与年金计划;从政府财政收支角度而言, 实施EET模式, 不仅成本较低, 不会造成税收损失, 而且EET模式还能使政府在职工退休后能够享有征税权,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企业年金计划的成熟, 政府的税收收入不会因为税基的缩小而减少, 依旧能够确保良好的财政状况。因此, 应重新审视我国当前的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长期的视点来选择企业年金的课税模式, 从而促进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 作为养老保障制度的补充, 减轻了基本养老保险支付的压力, 使其真正起到我国养老保障第二支柱的功效。
摘要：企业年金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涉税环节包括员工缴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和企业年金给付等三个环节。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探讨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分析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为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年金课税模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公平与效率,课税模式
参考文献
[1]邓大松刘昌平.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2.
[2]王东迸.中国企业年金财税政策与运行[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24-27.
[3]金华, 崔文子.不同筹资模式下的养老金课税[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0 (2) :144.
[4]贝冢启明·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关于人口减少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M].日本东京:中央経済社, 2008.
[5]孙开, 金华.企业年金激励机制探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5) :29.
权衡视角 篇5
金融资产定价是现代资产定价理论的核心问题。继Sharpe (1964) 、 Lintner (1965) 和Mossin (1966) 彼此独立推导出基于Arrow-Debreu一般均衡理论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1,2,3]之后, Lucas (1978) 和Breeden (1979) 在Merton (1973) 的动态资产定价模型基础上, 建立了基于消费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CAPM) [4,5,6]。其核心思想是以消费者跨期选择为基础, 把投资视为对消费的一种保障, 在合理的资产配置下实现消费者 (投资者) 效用最大化。
CCAPM模型的提出是金融学的一次重大飞跃, 在现代资产定价理论中有着巨大影响。通过引入投资者效用函数与消费的跨期选择理论, CCAPM模型不仅能刻画投资者行为, 而且通过消费和投资决策, 把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和金融市场上的各种变量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 搭起了金融学与经济学的桥梁, 其本质是交换经济下一般均衡理论在资本市场的延伸, 体现宏观经济体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然而, CCAPM模型无法解释真实市场中所谓的金融“异象”, 如股票溢价之谜 (Mehra和Prescott, 1985) [7]和无风险利率之谜 (Weil, 1989) [8]等, 存在着理论缺陷。模型中对投资者的同质假定导致引入的效用函数无法刻画投资者复杂行为特征, 忽略了投资者的决策心理变化, 以及其对不确定性的主观感受差别。
最近十几年获得巨大发展的行为资产定价理论, 正是通过引入投资者的异质假定, 借鉴Kahneman和Tversky (1992) 等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基本理论 (如“预期理论”) [9], 从CCAMP模型出发, 重新修正或构建能真实反映投资者决策行为特征的效用函数, 来解决这些实证难题。具体而言, 通过引入财富偏好 (Bakshi和Chen, 1996) 、 习惯形成 (Constantinides, 1990; Abel, 1990; Campbell, 2000) 、追赶时髦 (Abel, 1990) 、损失厌恶 (Barberis, Huang和Santos, 2001) 、嫉妒 (Abel, 1999;Gollier, 2003) 等行为因素来精确刻画投资者的效用函数[10,11,12,13,14,15,16], 形成了繁荣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BAPM) 族。
然而, CCAPM模型中描述投资者行为偏好的除了效用函数以外, 还有主观折现因子。主观折现因子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消费效用的跨期评价, 体现了异质投资者基于时间不确定性与消费结果量值的决策行为特征, 将间接地对投资者的消费-投资决策和均衡资产价格的生成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但是, 在BAPM模型研究中, 主观折现因子没有得到学者重视, 一直被认为是外生给定的常数β∈ (0, 1) , 无从测度。近几年, 虽然出现了一些研究主观折现因子的论文, 如Becker和Mulligan (1997) 建立了主观折现因子内生决定的理论框架[17], 研究其对资产价格的波动影响; Laibson (1997) 研究了双曲折现函数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等[18]。但均不是基于投资者行为偏好产生的行为折现因子, 且其相关的参数设定也无从测度。
时间-概率权衡理论是跨期决策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方向之一。“建构水平”理论的发展为探索时间与概率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心理学理论基础[19,20]。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 个体如何建构一项事件依赖于他们对该事件的“心理距离 (psychological distance) ”。根据该理论, 时间 (延迟) 与概率 (减小) 对偏好的影响具有一致性的原因在于, 它们都通过影响决策者 (投资者) 的“心理距离”而影响偏好。
Baucells和Heukamp (2008) 在联接时间和概率这两个维度上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21] 基于一些行为假设, 他们建立了概率-时间权衡 (PTT) 模型, 得到了简单风险事件关于时间与概率的稳定权衡关系。这一权衡关系暗示了回报时间的延迟可以通过概率上的增加来补偿, 或推迟一笔收入的效用等价于收入实现的概率降低一个比例, 此比例与决策者 (投资者) 偏好的内在折扣率相关。佘升翔和马超群 (2009) 推广了基于非负结果的复杂风险事件的时间-概率权衡理论。[22] 关于内在折扣率的研究, Baucells (2007) 指出, 利用公理A2、公理A3, 可以通过实验测度出内在折扣率的具体值, 并给出实验设计。[23]同时, 有研究者提出, 决策者的时间偏好可能受结果的量值影响。
本文试图从时间-概率权衡的角度来研究基于消费的资产定价模型 (CCAPM) 中关于跨期效用的折现问题, 突破主观折现因子其外生给定的不足, 推导出反映投资者跨期决策行为特征的行为折现因子。该因子通过内在折扣率函数来体现投资者的时间偏好与量值效应, 且具有可测性。在此基础上, 考虑投资者的多重行为特征, 改进Abel (1990) 模型, 构造基于行为折现因子、习惯形成与追求时髦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BAPM) , 得到均衡资产价格的非显示性最优解。通过数值模拟, 新模型能更有效的解释股票溢价之谜与无风险利率之谜。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2节介绍时间-概率权衡理论, 推导出基于行为折现因子的CCAPM模型;第3节在构造内在折扣率函数的基础上, 求解基于行为折现因子、习惯形成与追求时髦的BAPM模型, 并通过数值模拟来检验模型的有效性;第4节结束语。
2 基于行为折现因子的CCAPM模型
2.1 时间-概率权衡理论
Baucells和Heukamp (2008) 基于时间与概率 (风险) 关系的直觉, 首次提出了时间-概率权衡的公理。本文以非负简单风险事件 (x, t, p) 为对象, 该风险事件表示在将来时间t以概率p得到非负回报x, 以概率1-p得到回报0。定义一个选择集N=X×T×P, 其中X=[a, b], 0≤a<b是为非负实数区间;T=[0, t] (t>0) 为时间区间;P=[0, 1]为概率区间。对于N集上的偏好关系≻, x, y∈X, s, t∈T及p, q∈P, 有如下公理:
公理A1 (单调性)
结果单调性:如果p>0, y>x, 那么 (y, t, p) ≻ (x, t, p) ;
时间单调性:如果s<t, 那么xp>0→ (x, s, p) ≻ (x, t, p) ; xp=0→ (x, s, p) ～ (x, t, p) ;
概率单调性:如果p>q, 那么x>0→ (x, t, p) ≻ (x, t, q) ; x=0→ (x, t, p) ～ (x, t, q) 。
公理A2 (时间的均衡性)
对于xp≠0, Δ>0和λ∈ (0, 1) , (x, t, p) ～ (x, s, λp) → (x, t, q) ～ (x, s, λq) 。
公理A3 (概率的稳定性)
对于x≠0和p>q, (x, t, q) ～ (x, t+Δ, p) → (x, s, q) ～ (x, s+Δ, p) 。
公理A1能够保证找到一个N集的连续函数U (x, t, p) 表示决策者的偏好;公理A2、公理A3表示风险事件其概率缩减/增加与时间提前/延迟的权衡独立于时间和概率水平, 且风险事件结果的乘法减量 (结果的可能性降低) 可以与时间维度上的一个加法增量 (风险事件发生时间提前) 相互补偿。于是, 有
命题1 (时间-概率权衡关系)
公理A1、公理A2、公理A3满足, 对于一些严格为正的数r, 使得e-rt连续, 则有:
命题1反映了决策者对于时间与概率的心理权衡, 得到了时间-概率权衡的显示表达式。式 (1) 表示决策者对t时刻风险事件 (x, t, p) 的偏好等价于当前时刻 (即0时刻) 对降低结果实现概率的风险事件 (x, 0, pe-rt) 的偏好;风险事件实现时间的提前 (t→0) 可以通过降低结果概率的方式 (p→pe-rt) 来抵补。我们把这个补偿比例e-r称为决策者的行为折现因子
内在折扣率取决于决策者的时间偏好, 也可能依赖结果的量值, 是决定时间-概率权衡的唯一因素。考虑到决策者的有限理性, 其时间偏好可能受结果的量值影响, 此时内在折扣率r就是一个折扣率函数r (x) 。Baucells (2007) 指出, 利用公理A2、 公理A3, 可以通过实验测度出决策者个人内在折扣率的具体值, 并给出相应实验设计。
2.2 基于行为折现因子的CCAPM模型
(1) CCAPM模型
假定在纯交换经济中同质的代表性投资者在非线性预算约束下追求个人期望效用最大化。代表性投资者在t期的目标函数和预算约束分别是[24]:
其中, u (ct+j) 是代表性投资者在t+j期关于消费ct+j的二次可微的连续效用函数;β (0<β<1) 是外生给定的主观折现因子;Et[·]是t期信息集下的期望算子;Wt是投资者在t期的总财富;Ri, t+1是资产i在t+1期的实际收益;ωi, t是t期资产i在投资者的投资组合中所占的份额;n是资产数目。
下面从时间-概率权衡的角度来研究CCAPM模型关于跨期消费效用的折现问题, 推导出反映投资者跨期决策行为特征的行为折现因子, 并指出行为折现因子的可测度性。
(2) 时间-概率权衡下基于行为折现因子的CCAMP模型
第一步, 把t+j时刻消费ct+j (ct+j≥0) 看做必然发生的非负简单风险事件, 记为 (ct+j, t+j, 1) , 表示在将来时间t+j时刻投资者以概率1消费ct+j, 以概率0消费0。我们知道, 消费实现的量值越大投资者越偏好;消费的越早实现越符合投资者的偏好;时间维度上消费实现发生时间提前可以与消费实现的可能性降低相互补偿。显然, 该风险事件满足时间-概率权衡的公理A1、公理A2、公理A3。
于是, 存在偏好函数U, 由命题1, 有
其中, r>0为内在折扣率, 反映投资者时间偏好且具有可测性;风险事件 (ct+j, t, e-rj) 表示在当前t时刻投资者以概率e-rj消费ct+j, 以概率1-e-rj消费0。
经过时间-概率权衡, 式 (4) 表示:投资者对t+j时刻以概率1消费ct+j的偏好与在当前t时刻以概率e-rj消费ct+j的偏好相等。对于投资者而言, 未来消费ct+j的不确定性将由其实现的概率减少来补偿, 补偿比例e-r体现了投资者的时间偏好, 反映了投资者对跨期消费的折现思想。从风险的角度来看, 在当前t时刻来看t+j时刻的消费, 尽管其消费值ct+j没发生改变, 但消费实现的概率减少为e-rj, 实现的风险显著增加, 消费实现为0的概率由0增加到1-e-rj.
第二步, 设u (c) 为投资者关于消费的Von Neumann型期望效用函数, 则风险事件 (ct+j, t+j, 1) 在t+j时刻的偏好函数Ut+j (ct+j, t+j, 1) =u (ct+j) ×1+u (0) ×0=u (ct+j) , 表示投资者t+j时刻的消费效用。由式 (4) 可知, 投资者对t+j时刻的消费效用在当前t时刻的评价等价于风险事件 (ct+j, t, e-rj) 的偏好函数Ut (ct+j, t, e-rj) 。因此,
其中, 令
第三步, 把式 (5) 代入CCAPM模型中, 在约束条件式 (3) 不变的情况下, 目标函数变为:
称为基于行为折现因子的CCAPM模型。
下面对基于行为折现因子的CCAPM模型做进一步讨论:
①基于不同的效用函数
幂效用函数:形式为
指数效用函数:形式为u (ct) =-e-γct, 其中γ是投资者的常风险厌恶系数。此时, u (0) =-1, 式 (6) 变为:
②基于量值效应的内在折扣率函数
考虑内在折扣率r关于消费ct+j的量值效应, 记内在折扣率函数为r (ct+j) , 式 (6) 写为
③行为折现因子的可测度性
基于时间-概率权衡的稳定关系, 利用Baucells给出的针对简单风险事件测度决策者内在折扣率的实验设计——二分程序, 可以得到CCAPM模型中投资者关于跨期消费效用折现的内在折扣率, 进而得到反映投资者时间偏好的行为折现因子。具体实验设计参见Baucells (2007) 。
3 基于行为折现因子、习惯形成与追求时髦的BAPM模型
在真实的经济生活中, 投资者并非完全理性人, 他的消费-投资决策不可避免地受到自身各种行为因素的影响。 Abel (1990) 首次在效用函数里嵌入消费的习惯惯性, 利用投资者过去的消费水平 (习惯形成) 与过去的社会总体消费水平 (追求时髦) , 构建了基于习惯形成与追求时髦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BAPM) 。通过数值模拟发现, 该模型有效地解释了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
下面对Abel (1990) 的模型加以改进, 引入体现投资者时间偏好与量值效应的内在折扣率函数, 考察具有习惯形成与追求时髦这两种行为特征的投资者, 其跨期消费效用在行为折现因子作用下蹬消费-投资决策, 建立较为全面反映投资者行为特征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得到更贴近现实市场的均衡资产价格的非显示性最优解。选取合理的投资者行为折现参数, 通过数值模拟发现, 新模型能生成与实际资本市场数据更为吻合的资产价格数据, 能更有效的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
3.1 构造内在折扣率函数
内在折扣率函数的一个可能形式如r (x) =r0+r1/f (x) , 其中r0>0, r1≥0, r0, r1为常数;f是一个单调函数。如果r1=0, 就得到一个常数的内在折扣率;如果r1>0, 表明内在折扣率具有量值效应, 根据结果量值的变化而变化。
在CCAMP模型中, 考虑到投资者通常对越大的消费效用折扣的越少, 选取函数f (ct+j) =u (ct+j) , u (ct+j) 是关于消费量ct+j的二次可微的连续效用函数, 得到表示投资者量值效应的内在折扣率函数:
其中, r0, r1为可测常数, 表示投资者的时间偏好, 记为行为折现参数。
3.2 基于行为折现因子、习惯形成 与追求时髦的BAPM模型
假设一个代表性投资者禀赋经济, 经济中只有两种公开交易的资产——股票和债券; 只有一种消费品, 该消费品来自于股票的红利; 股票的数量等于经济中人口的数量。
在t时刻, 每份股票的价格为pt, 产生红利为yt;红利的随机性是经济中不确定性的唯一来源, 红利增长率为
在Lucas (1978) 一般均衡中, 所有的物品在产出的同时被消费, 由代表性投资者的同质性, t时刻投资者的个人消费ct、经济中的平均总消费Ct有如下关系式:ct=Ct=yt, 且
代表性投资者在t期拥有财富Wt, 并用这些财富追求最大化地期望终身效用, 其目标函数和预算约束分别是:
其中,
关于行为参数ht, 具体形式如下: ht=[cDt-1C1-Dt-1]α, α≥0, D≥0。 当α=0时, 有ht=1, 此时效用函数u (ct, ht) 退化为幂效用函数; 当α>0且D=0时, ht仅依赖于t-1期人均消费水平Ct-1, 刻画了投资者“追求时髦”的行为特性; 当α>0且D=1时, ht仅依赖于t-1期的自身消费水平ct-1, 刻画了投资者对消费的“习惯形成”。
3.3 模型求解
为了计算资产价格, 考察代表性投资者在t时刻购买一份资产, 随后在t+1时刻卖出。如果投资者的最优消费、最优资产持有数量和资产价格处于均衡状态, 买和卖, 这一对交易不会影响投资者期望的折现效用, 且ct=Ct=yt, Bt=0和st=1。
假设投资者减少t时刻1单位ct的消费, 购买一份收益率为Rt+1的资产, 在t+1时刻卖出, 增加Rt+1单位ct+1的消费。那么, 均衡收益率必须满足如下的欧拉方程:
其中,
类似于Abel (1990) 的模型求解, 利用式 (8) 、式 (9) , 得出均衡的股票价格-红利比wt与债券价格bt的非显示性最优解 (设红利增长率xt+1满足i.i.d条件) 。
(1) 股票价格-红利比wt
令股票价格-红利比
接下来计算
依前文定义, 式 (11) 具体形式为:
其中,
最后, 把式 (10) 、式 (12) 代入式 (9) , 股票价格-红利比为:
其中,
(2) 债券价格bt
无风险债券的收益率是
把式 (12) 代入式 (13) , 债券价格为:
其中, λ2=Et (e-r (ct+1, ht+1) |x-γt+1) E (x-γ) , q=λ2- αDEt+1 (β* (ct+2) |x1-γt+2) Et (e-r (ct+1, ht+1) |x (1-γ) (1-α) t+1) E (x1-γ) E (xθ-γ) 。
3.4 数值模拟
为了检验模型的有效性, 相关参数直接采用Abel (1990) 中的参数值, 具体设定如下: ①红利增长率xt+1满足i.i.d条件, 服从E (x) =1.018, Var (x) = (0.036) 2的对数正态分布;②参数γ的取值:当α=1, D=0, 即投资者“追赶时髦”时, γ>0;当α=1, D=1, 即投资者“习惯形成”时, 0.86<γ<1.14。
这些参数匹配美国经济的关键特征, 通常检验模型的方法是通过数值模拟, 看模型是否可以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 即:理论模型加上合理的行为参数是否可以同时产生6.98个百分点的股票收益率和0.8个百分点的债券利率。
模拟结果如下: 表1、 表2分别给出“追赶时髦”与“习惯形成”的投资者在主观与行为折现因子作用下的资产无条件期望收益率和股票溢价。A、C部分的计算对应于Abel (1990) 的资产定价模型的数值模拟。
表1中, 当投资者“追赶时髦”时, 选取行为折现参数r0=0.01, r1=0.002, 当γ=7时, 新模型生成6.99%的股票收益, 而此时的无风险利率仅为0.51%, 非常接近实际资本市场真实值;表2中, 当投资者“习惯形成”时, 选取行为折现参数r0=0.01, r1=0.2, 当γ=1.06时, 新模型生成的风险溢价约为8个百分点, 而此时无风险利率仅为0.69%。
两种情形下, 较之Abel (1990) 模型, 新模型生成的数值收敛更快, 更接近于实际资本市场数据, 能同时得到较高的股票溢价与较低的无风险利率, 能更有效的解释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
4 结束语
本文突破了资产定价模型中主观折现因子其外生给定的不足, 从时间-概率权衡的角度来研究投资者对于跨期消费效用的折现问题, 用体现投资者时间偏好和量值效应的内在折扣率函数刻画跨期对投资者效用的影响, 推导出关于跨期消费效用的行为折现因子, 并指出其可测度性。在此基础上, 综合考虑影响投资者决策的行为因素, 构造了基于行为折现因子、习惯形成与追求时髦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 更贴近的反映现实市场中投资者的多重行为特征, 更准确的诠释均衡资产价格。
数值模拟结果表明, 本文所提出的行为资产定价模型有效的提高了标准的资产定价模型对股票溢价之谜和无风险利率之谜的解释能力, 同时生成了与实际资本市场数据更为吻合的高的风险溢价和低的无风险利率。
权衡视角 篇6
一、问题不在“先”, 而在“后”
这里的“先”与“后”是指提问时机的先后。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提问总是在学生阅读之前或正在阅读之时, 如“你认为这篇课文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让你感动?为什么?对于结尾你觉得合理吗?……”在教师一连串的问题下, 学生的阅读心态由“自主”转向了“他主”, 由“淡泊”转向了“功利”, 在这样的心态下, 学生还没深入研读文本, 就将阅读的目光指向了问题, 指向了教师希冀的答案。这样的阅读变成了对问题的被动呼应和敷衍。诚然, 课堂教学离不开提问, 学生思维发展离不开提问, 但我们不能以“提问”作为学生成长考核的终极标的, 不能以教师的“预设提问”取代学生的“个性取向”。
为此, 我们首先要正视学生的阅读, 先给学生创设自主阅读的时空, 而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提问。要知道阅读本是一种自由和愉悦的精神体验, 只有当学生摆脱任何外在的束缚, 在愉悦的状态下, 才能走进文本深处, 才能与作者产生灵活的交融。只有当学生阅读沉寂之时, 阅读遇到障碍之时, 才是教师进行提问、点拨的契机。其次要在学生进入“愤”“悱”的时候, 给予及时的提问。孔子曾说:“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只有当学生进入“心求远而未得之意”或“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时, 我们教师及时地给予启发, 这样学生才会“因求而有所疑, 因问而有所得”。
二、问题不在“多”, 而在“精”
课堂提问是促进学生深入思考的一种手段, 它的可贵之处在于:“点到为止”“提一问而牵全身”。然而在实际教学中, 很多教师夸大了“提问”的作用, 渲染了“提问”的功效, 在课堂教学之中, 问题一个接一个, 层出不穷, 但是问题一多, 学生也就失去了思考的时间, 故而他们的回答如“蜻蜓点水”一般, 整个课堂呈现出“处处闻啼鸟”的欢悦, 在这浮华的背后, 失去了对语言文字的吟咏品味。
那么如何做到“精而准”呢?我想提问就要做到“寓问于思”, 语文教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 我们的语文教学不能讲得面面俱到, 讲多了, 也就乏味了。为此我们要设计一些“寓问于思”的问题来引起学生思考和无限的遐想。如对苏教版第十二册《理想的风筝》一文的教学, 该文描述了一位身患腿疾却毅然执着、乐观地从事教育事业的刘老师。他的乐观、执着不仅支撑他顽强地度过一生, 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生。为此, 在教完此文后, 我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从刘老师身上学到什么?当我们也遭遇到像刘老师同样的不幸, 或者说比他更惨时, 我们该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面对亲朋好友?这些问题的设计不仅深化了学生对刘老师精神的理解, 更能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在今后人生中的不幸。
三、问题不在“定”, 而在“变”
“一千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每个学生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兴趣指向, 故而他们在阅读文本时就会呈现“多样的唯一”, 这“多样的唯一”反映他们能够读出自己的见解, 读出自己的思考, 这正是个性化阅读教学所追求的。因此,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不要用事先预设的问题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而应该关注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状态, 尊重并正确对待学生的“阅读初感”, 紧紧扣住学生对文本的初步“反应”, 及时灵活地根据学生的“反应”进行教学思路的调整, 以便将学生引到文本的最深处。
例如对《世界多美呀》一文的教学。当学生在阅读课文后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小鸡刚从蛋壳里孵出来, 怎么就认识黄色呀?”这个问题出乎我的预设, 如果我继续按照事先的教学程式进行教学的话, 势必会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伤害他的自尊心, 于是我先放下事前的预设, 与学生一起探究, 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尊重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独特感受, 帮助他们及时解决了阅读的障碍。再如学习《小猪画画》时, 学完课文后, 我提出如下问题:“这是一只怎样的小猪?”有的说:“爱画画的小猪”;有的说:“喜欢美丽事物的小猪”……这样的回答显然违背了文本的初衷———没有主见。于是我立即调整思路, 说:“小猪怎么会把猫画成一只大怪物?”并将课文中描写小猪的词语“连忙、立刻、马上”给呈现出来, 这样学生一下就领悟过来了, 答道:“小猪做事不加思考, 别人怎么说它就马上怎么做, 这是没有主见的表现。”
权衡视角 篇7
集中审理原则是西方一些国家在刑事审判中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所谓集中, 是指不间断, 除一些特殊情况 ( 如必要的休息时间) 外的不停止。而集中审理原则是指法庭对刑事案件的审判, 除必要的休息时间外, 原则上应该持续地进行, 不得中断, 并应在审理后即行作出判决。
西方国家大都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集中审理原则。例如, 《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62 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77 条、《法国刑事诉讼法》第307 条都规定了这一原则。另外与我国相邻的日本与韩国也有类似的规定, 如2004 年修正的《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81 条之6 第1 款、2007 年修订的《韩国刑事诉讼法》第267 条。可以说, 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绝大多说国家都确立了集中审理原则。
二、我国有关立法现状
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将集中审理原则作为一项基本原则, 只是在一些司法解释中得以体现, 例如最高人民法院2002 年8 月12 日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合议庭工作的若干规定》。这一规定分别从合议庭成员不得更换、合议庭评议案件的时限与裁判文书制作的时限三方面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集中审理原则。其中第3 条规定、第9 条规定和第14 条都有所体现。
虽然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确立审理原则, 但是在《刑事诉讼法》中却确立了审限制度。关于一审期限, 现行《刑事诉讼法》第202 条规定; 关于自诉案件, 第206 条第2 款规定; 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受理的案件, 第214 条规定;关于二审案件, 第233 条规定; 关于审判监督程序, 第247 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从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和审判监督程序都对审限制度作了明确的规定, 可以说是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审限制度。
三、集中审理原则的模式及其确立的必要性
集中审理原则, 严格来说有四种模式, 但最为典型的是前两种, 一是集中审理原则绝对化体现, 二是集中审理原则原则性体现。这两种模式分别对应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集中审理原则绝对化模式对应英美法系国家, 即法院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不间断审理某一案件, 在这个案件审理完之前, 其他案件绝对不可以审理。这种模式是建立在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制度和对抗制基础之上的, 与英美法系国家特殊的审判组织和司法运行机制有关。而集中审理原则性模式是大陆法系国家所采用的模式, 集中审理原则有所变通, 庭审次数的多少与以审判需要有关。这一模式的采用与大陆法系国家采用职业法官制度联系密切。
由于我国刑事诉讼长期奉行职权主义, 甚至是超职权主义的诉讼审理模式, 在“重打击、轻保护”、“重实体、轻程序”观念的影响下, 《刑事诉讼法》并没有将集中审理原则确立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反而在201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进一步完善了一、二审审限程序, 进一步强化了诉讼中断、诉讼终止程序。这些规定为一些问题、特别是庭审过程中断终止常态化、违背庭审亲历性、当庭审判效率低等打开方便之门, 造成了司法效率降低, 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增加了诉讼成本, 降低了审判效率, 抑制了刑事诉讼公正价值的体现。
集中审理原则确立的必要性主要在于:
第一, 集中审理原则可以保障刑事被告人获得迅速审判权。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 ( 《两权公约》) 第9 条第三款便规定了这一原则。同时, 该公约在第14 条第3 项“最低限度保障 ( 丙) ”中规定, “受审期限不得无故拖延”。迅速审判权作为《两权公约》赋予刑事被告人的一项重要权利, 而集中审理原则可以体现迅速审判权, 我国已经加入《两权公约》, 因此有必要确立集中审理原则。
第二, 集中审理原则可以有效的实现诉讼效率价值。刑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著作《论犯罪与刑罚》中指出: “诉讼应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结束……”
“迟来的正义非正义”, 把集中审理原则作为《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 可以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求一个最佳平衡点, 既能保障打击犯罪的需要, 又能满足人权保障的需要, 充分体现了诉讼效益价值。
第三, 集中审理原则能够解决实际中存在的繁简分流不彻底、适用范围不明确、辩护权保障不到位问题。通过确立集中审理原则, 可以充分缩短诉讼周期, 简化诉讼程序, 使得庭前准备程序特别是庭前会议更加完善, 证据交换制度更容易得以有效运行, 双方当事人可以充分了解对方的主张和证据, 可以促使双方当事人达成和解, 充分保障辩护权行使。
第四, 庭审方式改革也促使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集中审理原则。2013 年10 月, 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指出: 类似的原则。而《中共中央过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在此背景下, 由于2012 年《刑事诉讼法》并未吸收集中审理原则, 使得当事人中心主义的诉讼努力流于形式, 因此, 为了贯彻落实庭审方式改革, 必须对我国现行诉讼模式进行改革, 而作为对抗诉讼模式标志的集中审理原则必须予以确立。
四、走下神坛———集中审理原则问题剖析
如前文所分析, 集中审理原则相比较于审限制度来说, 最大的优势在于诉讼效率的提高。但是, 通过我们对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的审判程序分析, 对“审判时间”的计算方法不同导致了对集中审理原则的效率的误读。
我国计算刑事审判时间一般是概括化, 一般把日月作为基本计算单位, 包括诉讼程序中所有时间。英美法系则会非常精确的计算审判时间, 甚至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 她们以分钟作为计算单位, 并且将庭审时间和非庭审时间严格区分。这样的区分法掩盖了长时期审判案件, 导致人们对其审限制度认识的错误, 认为其审判迅速, 因此就吹捧集中审理原则的优越性。殊不知, 如果我国刑事庭审也按照英美法系的计算标准, 也是非常迅速的。
为了提高法庭审理的连续性, 庭审各方必须在庭审开庭前做好准备工作, 主要有指定审判日期、传唤证人、保全证据以及庭前证据交换。可以这样说, “充分的准备, 是法院于审判期日践行集中审理的前提。”而真正实现刑事诉讼效率提高的, 不是集中审理原则的确立, 而是庭前准备工作的好坏。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实践都表明, 集中审理原则无益缩短审判时间。
我国确立刑事审限制度的必要性在于, 提高审判效率, 解决诉讼案件时间持续性太长的问题。而西方国家确立的集中审理原则, 在实践中却往往面临着一系列的尴尬问题:
第一, 各国虽然确立集中审理原则为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 但是在立法中都做了相应的变通规定。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29 条、《日本刑事诉讼规则》第213 条都是这样规定的。
第二, 为了实现庭审集中连贯进行, 必须充分有效的进行庭前准备。但是, 庭前准备活动必须适度, 否则会导致庭审程序形式化。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 还是大陆法系国家, 这种趋势越来越引起法学家们的担忧。
五、集中审理原则必须以审限制度为补充
虽然集中审理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着很多不足, 但是其优越性不容忽视。因此,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时, 应该确立集中审理原则, 将其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 另外, 审限制度也不应该被废除, 应该将其作为审限制度的补充, 主要从以下几点进行改革:
第一, 改革我国诉讼阶段审判制度。我国诉讼阶段审判制度是典型的诉讼职权主义模式下的产物, 要想彻底贯彻落实集中审理原则, 应该首先改革我国诉讼阶段审判制度, 提高法院在诉讼中的作用, 贯彻落实审判中心主义和庭审中心主义。
第二, 将集中审理原则作为刑事审判原则并在刑事诉讼法中作出规定。集中审理原则主要体现在庭审阶段, 从世界各国立法通例上看, 一般将集中审理原则作为审判原则加以规定。因此, 我国在刑事诉讼法审判程序条文部分增加如下内容: “法庭审理应连续进行, 不得中断, 但是必要的休息时间除外。”
第三, 确立裁判者不得更换原则。这一原则是指裁判者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自始至终的参加审理直至作出判决, 不得更换。在审判过程中, 如果更换裁判者, 必然会引起裁判中断, 这与集中审理原则相悖。
第四, 建立庭审程序更新制度和候补法官制度。集中审理原则要求裁判者不得更换,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 确实存在裁判者因各种原因不能继续进行审理的情况, 因此有必要设立候补法官制度和审判程序更新制度。这两个制度可以实现相互补充, 确保集中审理原则能够顺利进行。
第五, 处理好庭前准备程序与庭审程序之间的关系, 既要保证提高庭审效率, 又要保证庭审不走过场。
第六, 进一步优化司法机关队伍, 加快人才培养, 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素质, 通过在职学习、培训进修等多种途径提高司法机关工作人员整体素质, 造就一大批业务精湛、能力强的精英司法工作人员。
第七, 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中断、终止制度。这两个制度都是集中审理原则的例外。这两个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往往由于规定条款弹性较大等原因被滥用,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摘要：集中审理原则是西方一些国家在刑事审判中确立的一项基本原则。我国在《刑事诉讼法》中只是规定了审限制度, 并没有在刑事讼诉法总则中将集中审理原则纳入其中。集中审理原则可以促使刑事被告人获得快速审判的权利, 有效的实现诉讼效率价值, 能够解决实际中存在的繁简分流不彻底、适用范围不明确、辩护权保障不到位问题。“审判时间”的计算方法不同导致了对集中审理原则的效率的误读。虽然集中审理原则在实践中存在着很多不足, 但是其优越性不容忽视。因此, 我国刑事诉讼法在立法时, 应该确立集中审理原则, 将其作为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另外, 审限制度也不应该被废除, 应该将其作为审限制度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