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衡模式

权衡模式（精选7篇）

权衡模式 篇1

银行和企业既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两种行为主体, 也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 两者之间的关系也就成为了市场经济运行和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融资就是将两者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纽带, 由融资引起的银企间的资本联系和权利义务关系对银行和企业都会产生深刻影响。所以, 融资问题既是微观经济运行中的重要问题, 也是宏观经济中重大问题。

一、融资结构:企业的博弈均衡

梅叶斯的融资次序理论认为:企业融资一般先通过内部进行, 然后再通过债务融资, 最后才不得不采用股本融资。这三种不同的融资方式构成企业的融资结构或资本结构, 对企业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一、影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市场价值 (特别是上市公司的市场价值) ;其二, 影响企业的治理结构即经理、股东、债权人之间的契约关系;其三、作为企业的一个信号, 影响外部投资者对企业经营状况的判断和投资选择。

1、内部融资

内部融资是企业资本的自我积累, 是过去的资本收入转化为现在或未来的资本。其特点是投资者和使用者是同一的, 不产生新的合约关系。所以, 在本质上它并不是融资行为, 只是企业资本的营运行为。由于这种方式可使原股东保持企业对独立的控制权, 这对于具有控制权偏好的股东来说, 无疑是最优的选择。但这要求股东们放弃一定的剩余索取权 (这也是股东所偏好的) , 两者之间通常是一个权衡。而企业的经理人员要保住其职位, 需要企业长期发展, 因而总是偏好于内部融资, 而不愿对企业的剩余收入进行分配。一个企业内部融资规模的大小, 取决于股东对企业的未来预期和经理人员的作用。但是, 内部融资十分有限, 它受制于企业自身的规模状况和经营状况。在相当多的情况下, 企业更需要外部资本的支持。

2、债务融资

债务融资是指外部投资者对企业享有固定收入索取权和特定条件下的控制权的融资方式。采取这种方式的投资者称为债权人, 债券持有者和提供贷款的银行就是企业的债权人。这特定条件是指企业失去履约能力的情况。在一般条件下即企业正常经营状态下, 企业的控制权仍为股东所有。所以, 这对股东来说是一种较优的选择。其优点还有:其一、债务压力促使经理多努力工作, 少个人享受, 从而降低了股东的代理成本;其二, 债务减少内部融资的现金流量, 可缓和股东和经理之间利润分配上的矛盾;其三, 债权人的特定控制权对经理与股东之间控制权矛盾也起一定缓和作用;其四, 债务还会增大兼并的成本, 减少企业被敌意收购兼并的可能性。

但是, 举债也使企业收入的一部分变成了债权人的利息收入, 并先于股东分配, 这就需要进行权衡了。其一, 过高的利息成本和破产风险, 可能对企业的正常经营造成一定的压力。其二, 还本付息需要现金支付, 减少了企业的现金流, 妨碍企业对有利项目的投资。其三, 随着债务比例上升, 举债变得更为困难, 成本也更高。其四, 一个企业的债务融资能力是有限的, 这是由企业所能提供的可抵押资产数量的多少和企业按期偿债声誉的高低所决定的。一般来说, 大型企业、老企业比那些中小型企业、新企业具有更高的债务融资能力。

总之, 债务融资会随着融资成本的上升而减少, 最后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个点上停下来。这就是最高的债务规模。如果企业的债务融资已是较大, 但仍不够满足其资本需要, 那只有选择股本融资了。

3、股权融资

股权融资指外部投资者对企业享有剩余收入索取权和正常经营状况下的控制权的融资方式。由于股本融资使得分享企业利润和控制权的股东数增多, 这对原股东来说, 往往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而且, 随着股本的增加, 会使经理人员所持的内部股权 (如果有的话) 的比例降低, 从而使其偷懒和谋取私利的积极性增大, 其结果是使外部股东的代理成本增如。

然而, 股权融资对股东来说也有其优点。其一, 不象债务那样使公司负有按期还本计息的法定责任, 只是依据企业营运的情况确定股息, 且不受用途和时间的限制, 在使用上更加灵活。其二, 股本融资往往比债务融资更容易, 尤其是在通货膨胀和公司景气的时候, 因为股权更有利于保护投资者的利益。其三, 股本能使企业迅速地实现资本扩张, 因为股本既可以直接地扩大资本金的数量, 又可以相应地提高债信度, 增大借债规模。

从以上分析来看, 企业的融资选择是利益相关的三方即股东、债权人和经理人员的博弈, 而融资结构正是这样的一个博弈均衡。

二、融资选择:银行的权衡

资本的所有者与使用者的分布上的不对称, 使融资成为必要。而资本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可分解性, 使融资成为可能。由此看来, 融资的本质乃是资本所有者和使用者双方关于资本使用权转让的一种合约关系。—方面, 现代企业正是这种合约关系的产物, 没有融资就没有现代企业, 融资关系是企业存在的初始条件;另一方面, 企业也是承担这种合约关系的载体, 由此而构成企业发展的基本边界条件。融资合约规定着企业的收入索职权和控制权的分配, 并构成企业产权制度和治理机制的基础, 对企业的运行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但银企间的融资关系发生与否, 融资契约如何签订, 决定方是银行而不是企业。这是因为一个企业的融资发生中, 一般既有债务融资, 也有股本融资。而银行则不同, 不仅可以决定是否融资于某一特定企业, 还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和权利关系给予特定企业融资。

一般地, 影响银行选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外部因素, 指一个国家的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的发育状况;第二是内部因素, 指银行自身的资本结构状况和投资组合倾向;第三是对象因素, 指目标企业的资本结构状或目标项目的风险状况。

1、金融体制和资本市场。

在完善的金融体制下, 金融机构既包括银行, 也包括其他非银行机构。当然, 银行是最重要的融资中介机构, 但不是唯一的。其他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对企业的融资状况, 势必影响到银行的融资选择, 而且金融制度还对银行融资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行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比如利率高低、是否可以进行直接投资。资本市场运作是否规范, 金融工具及其流动性状况, 也是银行事先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即是否能够通过将风险出售给市场的方式来降低其融资的风险。

2、银行的资本结构与投资的组合状况。

一个银行的投资决策受其自身的资本结构的影响是明显的。资本金不足, 负债比例过高的银行, 可能采取更具风险的投资决策, 也愿意对目标企业实施控制。如果银行资本金充足, 负债比例不高, 则更可能采取稳健的投资策略。银行投资组合多样化, 其风险也就较分散, 一般不太关心是否对企业实施控制, 多是按照某种组合方式或按一定比例投资于多家企业。

3、目标企业的资本结构状况或目标项目的风险状况。

银行一般对于负债比例较高的企业不愿意继续借债。如果项目的风险较高, 银行可能倾向于规避风险或采取低风险的方式。

三、银企关系:双向的权衡

银行的投资选择首先进行对象的选择, 然后在进行方式的选择, 二者是紧密相连的, 特定的投资方式往往是对应于特定的企业。一旦银行选定某一个企业给予某种方式的投资, 双方就发生了特定融资契约内容的权利义务关系, 形成了以利益为纽带的银企关系。并且, 不同的权利义务关系构成不同银企关系的类型, 这既决定于银行对不同企业的不同融资方式, 也决定于企业股东和经理人之间的权衡。在事前, 是否进行债务融资, 主要取决于企业的股东和经理人是否考虑引进债权人并允许参与控制企业来协调相互间的冲突。但主要决定方还是在于银行, 因为双方一旦方式融资关系, 事后的风险转嫁给了银行。而银行对不同银企关系的选择, 主要取决于银行对企业的权益的大小。

1、松散型银企关系。

银行对企业仅持有少量的债权, 而且多是短期性的、双方的联系主要是不稳定的、偶然发生的信贷关系和零星的外部金融服务上的业务关系, 不存在严格的权利义务关系。这种情况下, 银行的投资风险小, 利息收入较为稳定。也就不会过多地关心和监控企业。所以, 对于为数众多的中小型企业, 银行一般倾向于这种类型。在市场经济中, 最为多见的也就是这种银企关系。

2、半紧密型银企关系。

这一类型中, 银行一般持有企业较多的债权并且倾向于对企业实施监控, 彼此之间是一种较为长期、稳定的信贷关系和相应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般情况下, 银行注意收集企业的财务信息, 但并不干预企业的日常活动;如果企业发生财务困难, 银行可要求接管企业的控制权或进行破产清算。这种银企关系在市场中也较为普遍。对于多数大中型企业, 银行有必要也有能力进行有选择性的相机控制。这样既有利于在正常状况下为企业经理人员提供激励并有利于在状态欠佳时银行采取措施。

3、紧密型银企关系。

如果银行拥有企业的大宗债权, 既使获得了破产权也不足以补偿其损失, 银行则可能倾向于直接地参与企业的控制。这种直接的银企关系中, 不仅有资本上的融合, 还有人事上的渗透, 二者形成“生死与共”的关系。这种模式下使银行更注重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有利于形成技术和资本密集的大公司, 使之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和国民经济的主导作用。但这种模式容易掩盖银企间的财务危机, 甚至造成进而金融危机, 不利于整个金融和经济的稳定, 像韩国和日本。

不同类型的银企关系模式各有利弊, 选择怎样的银企关系, 既要综合考虑经济发展、金融体制、法律制度、文化背景等因素, 又要考虑银行和企业的现实状况和具体要求。

摘要：债券融资和股权融资两种不同的融资模式, 不仅是企业内部各方博弈的结果, 也是银行根据企业不同条件权衡的结果。在企业和银行各自博弈权衡选择下, 会形成不同的银企关系。

关键词：融资结构,博弈权衡,银企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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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凌廷友王甫周志忠.权衡理论和优序融资理论的比较探析[J].华东经济管理, 2003 (1) .

[4]、张春霖.从融资角度分析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J].改革, 1997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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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钟鼎礼宋胜洲.现行银企关系的失衡与矫正[J].国际金融与市场, 1996 (3) .

企业年金课税模式的权衡与选择 篇2

企业年金, 是指在政府强制实施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外企业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 根据自身经济实力和经济状况建立的, 旨在为本企业职工提供一定程度退休收入保障的制度。[1]在我国的企业年金, 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 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是社会养老保障的第二大支柱。从企业年金资金的运行来看, 对于个人而言, 其运行将经历三个环节:雇员交纳费用、企业年金基金投资获得回报、企业年金到期向雇员给付。因此, 个人相关的征税领域也与这三个环节相联系:即缴费环节的个人所得税, 基金投资环节的资本利得税和给付环节的个人所得税。

2009年12月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 (国税函[2009]694号) (以下简称《通知》) 。根据个人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和相关规定, 除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实际缴付 (包括单位、个人) 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外, 其他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以及超标准的基本保险均应征收个税。企业年金也被纳入到征收个人所得税的范畴, 《通知》明确了企业年金在缴费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对年金投资收益环节, 我国尚未出台明确的税收政策, 只能参照国家对投资收益的税收规定, 按20%征收资本利得税。关于企业年金给付环节的缴税问题, 据国家税务总局所得税司负责人解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是分项税制, 且对退休工资或退休金予以免税, 不具备将企业年金递延至个人退休给付环节征税的基本条件”。对企业年金在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的国家, 基本上都是多年实行综合税制或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的国家, 其对个人的退休金是征税的, 税务机关不仅具有完备的个人收入信息和健全的征管机制, 而且具有全国统一的信息化管理平台。同时, 如果在年金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则税务机关必须在企业建立年金后的数十年随时监控年金的运行, 且保存数十年的个人信息, 从目前看, 税务机关还不具备这方面的征管能力。可见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课税模式为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课税、给付环节免税的TTE (E代表免税, 即exempting;T代表征税, 即taxing) 模式。

从国际上看, 在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环节上, 既有在企业缴费环节征收、在给付环节免税的国家, 也有在缴费环节免税、给付环节征收的国家, 征收环节不是统一的, 每个国家对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征收环节的选择, 都是与本国的税制和税务机关的实际征管能力相适应的, 取决于各国的实际。本文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来探讨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并通过分析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提出了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年金课税模式的政策建议。

二、企业年金的涉税环节及课税模式

企业年金即补充养老保险, 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基本养老以及个人的商业养老保险共同构成养老保障的三大支柱。作为养老保险的补充, 企业年金是以员工薪酬为基础, 企业年金费用主要由企业负担, 也可由企业和员工共同负担, 一般个人缴费部分不超过总额的1/2。个人和企业分别按比例提取的金额放在个人账户下, 由金融机构托管, 并指定专业投资机构管理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

企业年金普遍实行基金完全积累制。完全积累制是一种远期纵向收付平衡原则为指导的筹资方式, 其特征是建立个人账户, 是年金直接来源于企业和企业员工本身的储蓄积累, 同商业保险的性质相同, 因此企业年金的缴费并未发生实际负担。

企业和个人缴费都记入职工个人账户, 企业年金待遇按个人账户养老金存储额的多少计发。职工符合法定退休条件并办理了退休手续后, 可以从个人年金账户中一次或分次领取企业年金, 退休前如果遇到特殊重大的困难, 经申请核实也可提前领取。企业也可选择在员工退休时将积累的补充养老保险一次性购买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年金保险, 由保险公司以年金保险的形式定期向退休者给付。

在完全积累制下如何对企业年金进行课税是值得探究的问题。在企业年金涉税的三个环节中企业年金与个人相关的共有八种征税组合, 其中TTE、TEE、ETT和EET课税模式是企业年金税收政策的一般形式, 其他类型的征税组合属于特殊情况, 几乎没有国家使用。世界各国都不主张采用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征税, 因为从征税管理的角度看, 尚存在着诸多的困难和不合理性, 而且容易挫伤补充养老储蓄的积极性。因此多数国家采用在企业缴费环节征税、在给付环节免税 (TEE) 或在缴费环节免税、给付环节征税 (EET) 的方式对企业年金课税。

现阶段大部分西方国家对企业年金实施EET模式。例如美国、加拿大、日本等, 在欧盟15个国家中就有11个国家用EET模式。显然这些国家为鼓励企业和雇员积极参加企业年金计划, 进而推动养老保障体系的改革, 对企业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实施免税的税收政策。如英国规定企业年金缴费计划允许税前扣除, 但同时也规定了扣除限额 (DB代计划雇员缴费税前扣除比例为15%, DC计划税收扣除限额随雇员年龄变化而变化, 即雇员年龄在35周岁以下时, 限额为17.5%, 雇员年龄在60-65岁之间时, 扣除限额为40%, 并对企业年金投资收益和免税;但是在个人领取企业年金时要征收个人所得税。[2]

通过部分国家企业年金课税模式的比较, 可以看到多数国家在企业年金的投资环节都是免税的, 只有丹麦、意大利、瑞典、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征收资本利得税, 其中以新西兰缴税额度最高, 为33%, 意大利相对较低为11%, 澳大利亚居中为15%。大部分国家只在企业年金的给付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以征收此前各环节未征收的个人所得税, 因此可视为延迟征收所得税, 税率则根据各国对个人所得税的规定而定, 但部分国家设定免征额如加拿大和意大利。[2]

三、企业年金课税中的公平和效率

(一) 企业年金课税与公平

首先从公平性的角度来理顺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企业年金的完全积累制, 使同一代间年金的差异会更加明显。因为企业年金是以工资、薪金所得额按一定的比例缴纳的, 因此, 工资、薪金的所得差异等于年金所得的差异。考虑到公平性, 无论是工资、薪金所得还是年金所得都应在累进税制下, 对其进行综合课税。在这里我们应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 应明确所得差异的原因。例如, 由于劳动能力和生产技能的差别而产生劳动收入的差异, 从而形成企业年金给付的差异。因此, 应考虑如何对劳动收入的差异、能力差异进行课税的问题。

第二, 企业年金所得本身由于某种原因而产生差异的设想是否妥当的问题。即便是个人账户的企业年金基金的运营, 确定年金本身的差异, 要比确定获得劳动收入的能力差异困难得多。[3]在某种程度上认为工资、薪金反映着能力的差异是无可非议的。但是, 年金基金的运营收益率, 在个人之间几乎是相同的。因此, 不明确年金收入者高收入的真正原因, 而只是按照纵向公平的原则来课税, 则存在着很大的问题。

如果以课税的形式来调节人们之间生涯的不平等的收入差异, 则应对其遗产课征继承税或对其劳动所得课征累进所得税。[4]从公平性的观点看, 在如下的情况下应对企业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一是尚未实施纳税人编号制度下, 向金融资产课征继承税很容易被避税, 因此应对企业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二是由于征税部门很难观测到劳动能力的指标, 因此在现实中继承税和对劳动能力的课税难以实施。如遗产、劳动能力等直接带来所得差异的课税对象不能课以适当的税的状况下, 同劳动所得一样有必要对年金课征累进所得税。因为, 在完全积累制的前提下, 遗产和劳动能力强的人, 同劳动所得一起年金收入也会增多。年金所得与劳动所得一起以累进税率进行课征, 能够间接地矫正不公平。

(二) 企业年金课税与效率

在企业年金的个人所得税征管环节上, 主要包括缴费、投资收益、给付三环节的课税。如前所述, 从国际上看, 有部分国家在投资收益环节课税;而多数国家实行给付环节课税, 甚至也有学者提出对高收入者的年金所得应课以重税。我国目前实施的是TTE课税模式, 即在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课税、给付环节免税。那么何种课税模式更为符合效率原则呢?

在给付与投资收益环节课税和对其他资产课税相同, 会产生效用损失。如果对为确保老后的所得而付出高额的参保费的高收入者的年金收入按高累进课以重税, 难免会发生税基流失现象, 或者会诱发对企业年金缴费的规避行为, 或削弱企业年金计划的吸引力。因此, 实行完全积累制的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不仅要考虑公平问题, 而且对于所有资本所得的课税, 也应从长期的视点来进行研究。

完全积累模式下的企业年金所得是同个人的储蓄一样属于资产所得, 因此对其应实行零课税最为理想。因为随着新增长理论的发展, 最优税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增长模型中, 技术成为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因素, 技术可以看作是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对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政策作用通过技术进步传导到经济增长。切米利 (Chamley) 认为, 如果假定居民的存在具有无限期界, 那么长远看, 最优资本所得税税率应为零, 任何对资本所得的课税都会导致资本投资的跨代扭曲效应。而对劳动课税, 则只会对期内劳动与闲暇的选择产生扭曲, 这与现实中对资本所得应课以重税的观点形成鲜明的对比。阿特卡森 (Atkeson, 1999年) 等通过逐一放宽切米利的假设条件, 检验并支持了切米利的观点, 认为对资本所得课税是个坏主意。当人力资本作为内生投入参与生产时, 其积累与物质资本积累一起构成了技术进步的基础, 对劳动和资本所得课税会减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 进而降低增长率 (金King, 雷贝洛Rebelo, Picorrino, 1993年, 雷贝洛, 1991年, 皮科尔多, Picorrino, 1993年等) , 所以, 长期中, 对资本和劳动所得的最优税率都应为零 (巴尔, Bull, 琼斯等, Jones, 1993年, 1997年, 若比尼Roubinill996年) 。

但是, 零课税并不只意味着不课税, 还意味着不发放补助金。如果对资产所得进行零课税, 那么对年金的课税则用消费税和支出税的课税方法课税为宜。首先, 消费税是在消费环节课税, 而支出税是把储蓄作为费用从所得税税基中控除, 只对储蓄所得课税, 即在企业年金给付环节课税。长期以来对企业年金的课税, 如同支出税, 在缴费环节从税基中被控除, 但不同的是在给付环节也是全额免税。这种做法实际上如同向年金储蓄发放补贴。因此, 若想把年金储蓄做为非课税对象, 就得废除在缴费环节对年金储蓄 (企业年金费) 的扣除, 或废除在给付环节的全额免税, 应二者选一。也就是说从效果上看无论是在缴费环节上征税还是在环节上征税其对个人产生的税收效用理论上是相同的, 对现在消费和退休消费的影响也是中性的。

Correia (1996年) 指出根据不同情况, 从效率的观点看, 不仅应对年金所得实行零课税, 而且对年金资产的形成也应给予补贴。例如, 如果企业年金基金积累的外部性并未体现在年金的收益上, 则会出现企业年金基金的不足。这种状况下, 应对企业年金资产给予税收优惠以促进企业年金基金的形成。此种状态下对年金的缴费环节和给付环节都应给予税收优惠。这适用于社会资本稀缺的经济高速增长期。但是, 如果当社会资本的生产性下降时则这种做法就并不恰当了。[4]

为实现公平与效率原则, 应考虑在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各个环节上, 怎样将多种具有比较优势的课税方法有机地相组合的问题。笔者认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

首先从公平的观点看, 应有效运用对劳动能力的课税方法。但是, 在现实中无法对直接产生不平等的劳动能力进行课税, 因此只有同劳动收入一样对企业年金应设定累进税率进行课税。

另一方面从效率的观点看, 应对劳动所得和企业年金分别以不同层次的累进标准进行课税。《通知》既然选择了企业年金缴费环节课税, 则为使超额负担最小化, 应对劳动所得和缴费环节的企业年金不易实行综合课税, 而应分别以不同的累进标准进行课税, 并且在设定累进层次时, 对企业年金的累进层次应比劳动所得的累进层次要宽松。

四、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企业年金课税主要涉及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三个环节, 根据涉税环节的不同, 课税模式也不同。不同的课税模式下, 给个人和政府带来的经济收益也会有所差异。在此对EET、TEE、ETT和TTE等四种课税模式通过举例进行比较, 以分析其对个人及政府经济效应的影响。

所示例子的假设条件:假设某公司采取缴费确定型企业年金模式 (1) , 企业和员工按固定比例进行年金计划的缴费, 缴费额为每月100元即P=1200元/年, 缴费期N=37年, 年金基金的投资收益率为i=4.50% (2) , 所得税率为T1=10%, 投资收益所得税率T2=20%, 投资收益率和税率均保持不变。

(一) EET模式的情况

EET模式的涉税环节为企业年金的给付环节, 而缴费环节和投资收益环节免税, 因此其税前供款额g前和税后供款额g后为: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EET模式在给付环节课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

(二) TEE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TEE模式在给付环节免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W=98 325 (元) 。

(三) ETT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

由于ETT模式在给付环节课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

(四) TTE模式的情况

税前、税后的投资收入为I前和I后为:

在企业年金支付环节的税前基金终值H前为:H前=I后+g后=46 692+39 960=86 652 (元) 由于TTE模式在给付环节免税, 因此年金净值为:W=86 652 (元) 。

把上述测算结果归纳为表1:

通过测算, 发现EET的年金净值与TEE的年金净值相同, 即EET和TEE两种模式的效用相同, 就是说, 在税率相同条件下, 对于个人而言, 在缴费环节课税与在给付环节课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ETT和TTE这两种年金课税模式的效用也是相同的。由此可知, 在给付环节课税改变的只是税收的现金流, 并未改变个人退休后的收益。另外在测算中还发现, EET和TEE的年金净值明显高于ETT和TTE的年金净值, 但其税收负担却远远低于ETT和TTE模式。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1. EET和TEE课税模式与ETT和TTE课税模式是政府取得不同财政收入的原因之一;

2. EET模式和ETT模式原本在缴费阶段就能确定的税收额, 延迟到待遇给付阶段时, 本身也发生投资增值, 政府的税收相应的大于缴费环节课税的TEE模式和TTE模式。也就是说事实上给付环节课税本身不会造成税收的损失, 改变的只是税收的现金流;

3. 通常雇员退休后的年金收入少于在职时工资收入, 因此给付环节课税可以使他们享受更为优惠的税收待遇。换句话说, EET模式和ETT模式更有利于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4. 从ETT和TTE模式与EET和TEE模式的比较来看:对个人来说, ETT和TTE模式涉及两个时点, 因此其对储蓄的激励效应小于EET和TEE模式;对政府来说, ETT和TTE模式的税基大于EET和TEE模式, 政府可以减少税收损失。

5. 与ETT和TTE模式相比, EET和TEE模式对投资收益免税, 使得处于某一生活水平的纳税人其劳动所得的纳税额, 不会高于靠资本收益保持同样生活水平的纳税人, 因此比ETT和TTE模式更具有公平性。

五、政策意义

我国的企业年金制度起步晚, 还属于初步建立阶段。据不完全统计, 截至2008年底, 全国已有3.3万户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 覆盖职工1038万人, 但是我国企业年金的覆盖面不高, 所覆盖职工仅占参加全国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截至2008年底, 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约1.74亿人) 的6%左右, 而且从建立年金企业所属行业看, 大多集中在电力、铁路、金融、保险、通讯、煤炭、有色金属、交通、石油天然气等高收入行业或垄断行业。因此为鼓励更多的企业建立年金制度, 为职工提供基本养老保险之外的补充养老保险即企业年金, 政府应当通过制定和实施多种形式的公共政策, 促进企业年金的发展, 而相关税收优惠措施则是其中一种颇具激励性和引导性作用的政策手段。[5]

根据企业年金资金运行的不同环节, 有不同的相应的企业年金的课税方式。但无论是在缴费环节上征税还是在给付环节上征税其对个人产生的税收效用理论上是相同的, 对现在消费和退休消费的影响也是中性的。通过上述的论证, 《通知》所规定的我国企业年金在缴费环节征收个人所得税, 而在给付环节给予全额免税的税收政策, 即符合我国现阶段的税收体制, 也符合公平与效率原则。然而对投资收益的课税却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原则。

但是从国际经验来看, 由于企业年金的课税环节不同, 企业年金的不同课税模式可能具有不同的效果。特别是对于个人来说, 在缴费环节缴税而在给付环节免税的课税模式可能会使企业年金计划产生“政策风险”, 也就是说未来的政府有可能不会遵守现任政府关于不在企业年金给付环节征税的承诺, 雇员可能会遭受双重税赋, 削弱了企业年金计划的吸引力, [6]成为企业年金发展的瓶颈。因此, 笔者认为应矫正现行政策的负面影响, 取消投资收益环节的课税, 实施给付环节课税模式 (EET模式) , 这不仅是国际通行的惯例, 而且又符合税收征税原则。实行EET模式无论对政府还是企业和个人都不啻为一种好的方式:对企业和个人而言, 实行EET模式对企业有较强的激励作用, 能够调动雇主和雇员积极参与年金计划;从政府财政收支角度而言, 实施EET模式, 不仅成本较低, 不会造成税收损失, 而且EET模式还能使政府在职工退休后能够享有征税权, 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企业年金计划的成熟, 政府的税收收入不会因为税基的缩小而减少, 依旧能够确保良好的财政状况。因此, 应重新审视我国当前的企业年金的税收优惠政策, 以长期的视点来选择企业年金的课税模式, 从而促进了企业年金制度的发展, 作为养老保障制度的补充, 减轻了基本养老保险支付的压力, 使其真正起到我国养老保障第二支柱的功效。

摘要：企业年金是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涉税环节包括员工缴费、企业年金基金投资收益和企业年金给付等三个环节。从公平与效率的视角探讨企业年金的课税问题, 分析不同课税模式下企业年金的经济收益, 为选择符合我国国情的企业年金课税模式提供参考。

关键词：企业年金,个人所得税,公平与效率,课税模式

参考文献

[1]邓大松刘昌平.中国企业年金制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2.

[2]王东迸.中国企业年金财税政策与运行[M].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4:24-27.

[3]金华, 崔文子.不同筹资模式下的养老金课税[J].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0 (2) :144.

[4]贝冢启明·财务省财务综合政策研究所.关于人口减少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研究[M].日本东京:中央経済社, 2008.

[5]孙开, 金华.企业年金激励机制探讨[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 2009 (5) :29.

低龄赴美读书应理性权衡 篇3

出国留学的年龄越来越小, 直接去美国读高中成为中国学生、中国家庭的一个新的选择。但是, 那些为逃避国内高中的学习负担和高考压力而想去美国读高中的同学们要注意了, 在美国读高中其实并不比在国内轻松, 对长期习惯于家长监管和老师填鸭式教育的中国孩子来说, 甚至更难。不要以为自己出国后只有语言障碍需要克服, 只有人际交往需要注意, 选择、律己、自立, 这些中国学生在学校和家庭中缺乏鼓励的精神、缺乏训练的能力, 恰恰是中国学生最大的弱项。

美国通行的“美国学生品德规范准则21条”是由民间人士——一位大学教授起草的, 文本不长, 却从自律这一道德的第一要求出发, 它希望学生做到的, 都是诉诸学生的内心, 让学生从内心深处希望自己能够做到的, 而且它表达的思想呼应着美国立国的根基。

请那些正希望着或计划着去美国读高中的中学生朋友们及家长朋友们, 看一看这份“美国学生品德规范准则”, 如果你明白它对你的要求有多高, 并且你愿意接受这种要求, 那么, 你很有可能能够成为一名美国高中里的合格高中生, 甚至代表中国新一代成为一名优秀高中生。如果不是这样, 那么, 美国高中、“美国高考”一定会比中国高中、中国高考给你更大的打击。

加快企业发展应注重做好战略权衡 篇4

关键词：企业战略,战略调整,战略坚持

企业的不断发展并不是事情各自孤立的发展, 而是企业全方位的行为, 是把每一件事情都有机连接在一起的战略权衡。战略实施必然存在风险, 企业不但需要极大的关注和重点投入, 还必须注重战略权衡。 战略权衡既属于企业战略内容, 又属于实施企业战略的方法。中国传统文化倡导“和与中庸”。战略权衡是指在战略决策中要考虑多方面因素、目标或行为, 并在实施战略的动态中保持它们的平衡状态, 通过“中庸”, 实现这些因素、目标和行为的之间“和”, 从而确保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战略权衡包括方方面面的权衡, 如市场占有率与利润率的权衡、成本收益的权衡、效率与公平的权衡等等。以上权衡关系, 很多资料已经阐述地很成熟, 笔者不再重复, 在此特别建议企业重视以下两个方面的权衡:

一、战略竞争与运营有效性竞争的权衡

(一) 战略竞争。

战略竞争是通过制定企业战略来战胜竞争对手。其基本要素为:一是战略竞争是竞争活动的一个完整动态系统, 这个系统是由竞争对手、目标客户、资金实力、人力资源等的相互作用构成的。二是战略竞争是预测竞争干扰将给完整动态系统带来的结果, 根据预测干扰, 采取相应策略, 避免不良后果, 造就稳定的动态均衡新模式。三是战略竞争可以调遣所有后备资源, 使其能充分尽其所用, 其成果在待以后才能体现。四是战略竞争能够预测运作风险与经济效益。五是战略竞争需要精心策划, 实施之前要经过反复缜密推演, 其结果往往是在较短时间内产生巨变从而迅速扭转竞争态势。

(二) 运营的有效性竞争。

运营有效性竞争主要是以经营手法的改变为突破点, 通过全面的质量管理、技术研发、生产和流程改造等做法, 以最低的成本生产出最优质的产品, 提高产品竞争力, 从而打败对手的竞争方法。

运营有效性竞争就短期来说有一定的优势。有一段时期, 有些国家的企业把运营有效性做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 取得了一些惊人的竞争力。但是他们执迷于运营有效性的行为目前已成为企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因为, 运营有效性是可以模仿的, 时间一长就会出现很多模仿企业, 从而产生很多雷同项目。这样一来, 企业执迷于运营效率竞争就会使企业利润归零。好比说, 每个人都想到达同一个地方, 空间就会变小。这必然造成顾客依据价格来选择商品, 出现恶性价格竞争。所以, 运营有效性竞争的结果是两败俱伤。

(三) 科学把握好二者关系。

很多现代企业家还不能提高认识、转变观念, 站在全局的高度来实施战略竞争, 仍在依赖于运营有效性提高竞争力。战略目标与运营目标不同。战略目标与企业发展蓝图有关, 它与企业的产品开发、客户定向、区域市场等有关。战略目标与功能没有关系, 它不是由功能部门确立的。而运营有效性与抉择无关, 它关涉怎样才能使每个人达到最佳状态和每项具体业务应该怎么做。这是由功能部门确立的。以羚羊和狮子为例, 运营效率竞争就像羚羊如果想要生存就需要比狮子跑得更快;战略竞争就像羚羊如果想要生存, 便在狮子还没发现它的时候便拐到另一条道路上去。前者的羚羊只有死路一条, 只是方式不同——或者累死;或者被狮子吃掉。而后者的羚羊则轻而易举地生存了下来。

很显然只考虑在运营效率上同他人竞争, 而不考虑战略竞争, 企业将很难长期维持自己的优势。战略竞争是企业必须而且首先要做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无视运营有效性竞争。“小卒过河当车使”, 运营有效性会强化战略竞争力, 并将会在企业的某个特定阶段发挥决胜性作用。我们要把重点放在战略竞争上, 同时也要注意提高运营有效性, 为实现企业战略目标上一份“双保险”。

二、战略调整与战略坚持的平衡

(一) 战略调整。

战略调整是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对过去选择的目前正在实施的战略方向或线路的改变。

1.战略调整必要性。

企业战略是一个不断循环、没有终点的过程, 那种一旦完成就可以安全地搁置起来的想法是不正确的。企业的领导者在战略上绝不可墨守成规或消极被动。当企业发展的环境, 如社会、经济、技术等的变革, 或其它因素打破了原先市场的平衡时;当企业自身的条件与能力发生了重要变化时, 企业则需要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 这样企业才能围绕一个明确而持久的目标不断地做适应性创新, 这种适应性创新也叫战略柔性, 这是企业不断取胜的要点, 决定着企业在未来市场上的生存和发展水平。

2.战略误调整。

战略调整属于适应性调整, 一些企业往往在无需调整战略的时候进行了调整, 这就是战略误调整, 这种调整对企业反而是“画蛇添足”, 甚至将会影响企业的生存。以下三种行为常常导致企业战略调整失误:一是不考虑企业能力。造成战略调整与企业能力不匹配。优秀战略如果没有实施它的内部能力, 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企业的能力对战略调整起到了制约和限制作用。一些企业看到了一些商机、闻到了一些利润的味道, 便马上调整战略, 不考虑企业自身情况, 结果企业配套资源跟不上, 造成战略调整失败。巨人倒下、飞龙折翅等企业无不说明这一点。二是追求短期利润。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的市场经济还没有走向规范化。体制的不完善, 使很多企业从这种不规范中收获了很大的利益, 这样便使一些企业滋生了急功近利、无视规则的不良习惯, 只考虑什么产品能赚钱, 就去做什么, 从而轻易调整企业战略, 这种战略调整应叫做战略机会主义。“没有远虑, 必有近忧”。这种调整是短视的, 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非常有害的。三是对市场未来需求的认识不足。有一些企业非常重视企业战略, 也很有创新意识, 但由于对未来需求缺少理性认识, 把新鲜项目和企业活力、企业生命力等同, 轻易调整战略, 从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现在很多IT领域炒作的产品都面临着昙花一现的命运, 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企业并没有真正地了解市场需求前景, 而只是盲目追随数字化的时尚潮流。中国IT业“虚拟主持人”的“夭折”便是案例之一。

(二) 战略坚持。

也就是指企业战略的连续性, 这种连续性也叫战略刚性。战略坚持能降低企业的风险, 能积聚企业的能量。战略的随意调整会使企业难以把握战略本意, 也难以让员工和服务对象了解并接受企业的主张, 这样企业战略优势就发挥不出来。所以, 企业战略制定之后首先必须让企业每个员工理解战略, 让员工知道企业在做什么和为什么这样做, 明白与竞争对手相比优势在什么地方, 这样销售人员才会更好地推销产品;工程技术人员才会更好地创新, 制造出更好的产品。在员工彻底理解战略之后, 企业一定要注意保持企业战略的相对稳定性。战略稳定性会使企业职工的行动有一个明确的方向, 使大家对目标的实现树立起坚定的信念。“朝令夕改”会使员工无所适从, 最终导致企业能量的涣散。

企业战略既需要调整, 又需要坚持, 企业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必须权衡利弊, 准确估计风险和收益, 做适应性调整;同时要注意战略的相对稳定性, 防止战略调整失误。只有这样, 才能科学保证企业战略优点的充分发挥。企业战略的“刚柔相济”是企业基业长青之道。

参考文献

[1].吴敬琏.国有经济的战略改组[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8

[2].穆庆贵, 陈文安.新编企业管理[M].北京:立信会计出版社, 2000

权衡模式 篇5

一、问题不在“先”, 而在“后”

这里的“先”与“后”是指提问时机的先后。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提问总是在学生阅读之前或正在阅读之时, 如“你认为这篇课文哪些地方写得好?哪些地方让你感动?为什么?对于结尾你觉得合理吗?……”在教师一连串的问题下, 学生的阅读心态由“自主”转向了“他主”, 由“淡泊”转向了“功利”, 在这样的心态下, 学生还没深入研读文本, 就将阅读的目光指向了问题, 指向了教师希冀的答案。这样的阅读变成了对问题的被动呼应和敷衍。诚然, 课堂教学离不开提问, 学生思维发展离不开提问, 但我们不能以“提问”作为学生成长考核的终极标的, 不能以教师的“预设提问”取代学生的“个性取向”。

为此, 我们首先要正视学生的阅读, 先给学生创设自主阅读的时空, 而后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适当的提问。要知道阅读本是一种自由和愉悦的精神体验, 只有当学生摆脱任何外在的束缚, 在愉悦的状态下, 才能走进文本深处, 才能与作者产生灵活的交融。只有当学生阅读沉寂之时, 阅读遇到障碍之时, 才是教师进行提问、点拨的契机。其次要在学生进入“愤”“悱”的时候, 给予及时的提问。孔子曾说:“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只有当学生进入“心求远而未得之意”或“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时, 我们教师及时地给予启发, 这样学生才会“因求而有所疑, 因问而有所得”。

二、问题不在“多”, 而在“精”

课堂提问是促进学生深入思考的一种手段, 它的可贵之处在于:“点到为止”“提一问而牵全身”。然而在实际教学中, 很多教师夸大了“提问”的作用, 渲染了“提问”的功效, 在课堂教学之中, 问题一个接一个, 层出不穷, 但是问题一多, 学生也就失去了思考的时间, 故而他们的回答如“蜻蜓点水”一般, 整个课堂呈现出“处处闻啼鸟”的欢悦, 在这浮华的背后, 失去了对语言文字的吟咏品味。

那么如何做到“精而准”呢?我想提问就要做到“寓问于思”, 语文教学的最大魅力就在于“言有尽而意无穷”, 我们的语文教学不能讲得面面俱到, 讲多了, 也就乏味了。为此我们要设计一些“寓问于思”的问题来引起学生思考和无限的遐想。如对苏教版第十二册《理想的风筝》一文的教学, 该文描述了一位身患腿疾却毅然执着、乐观地从事教育事业的刘老师。他的乐观、执着不仅支撑他顽强地度过一生, 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学生。为此, 在教完此文后, 我让学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能从刘老师身上学到什么?当我们也遭遇到像刘老师同样的不幸, 或者说比他更惨时, 我们该怎样生活?怎样工作?怎样面对亲朋好友?这些问题的设计不仅深化了学生对刘老师精神的理解, 更能引导学生正确处理在今后人生中的不幸。

三、问题不在“定”, 而在“变”

“一千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因为每个学生有着不同的生活背景、兴趣指向, 故而他们在阅读文本时就会呈现“多样的唯一”, 这“多样的唯一”反映他们能够读出自己的见解, 读出自己的思考, 这正是个性化阅读教学所追求的。因此, 我们在教学过程中, 不要用事先预设的问题牵着学生的鼻子走, 而应该关注学生在课堂活动中的状态, 尊重并正确对待学生的“阅读初感”, 紧紧扣住学生对文本的初步“反应”, 及时灵活地根据学生的“反应”进行教学思路的调整, 以便将学生引到文本的最深处。

例如对《世界多美呀》一文的教学。当学生在阅读课文后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小鸡刚从蛋壳里孵出来, 怎么就认识黄色呀?”这个问题出乎我的预设, 如果我继续按照事先的教学程式进行教学的话, 势必会打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伤害他的自尊心, 于是我先放下事前的预设, 与学生一起探究, 这样的处理显然是尊重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独特感受, 帮助他们及时解决了阅读的障碍。再如学习《小猪画画》时, 学完课文后, 我提出如下问题:“这是一只怎样的小猪?”有的说:“爱画画的小猪”;有的说:“喜欢美丽事物的小猪”……这样的回答显然违背了文本的初衷———没有主见。于是我立即调整思路, 说:“小猪怎么会把猫画成一只大怪物?”并将课文中描写小猪的词语“连忙、立刻、马上”给呈现出来, 这样学生一下就领悟过来了, 答道:“小猪做事不加思考, 别人怎么说它就马上怎么做, 这是没有主见的表现。”

权衡模式 篇6

关键词：刹车脚蹬,分离式,集成式

脚蹬传感器是飞机刹车系统的指令输入关键部件, 相对于飞行操控有着较高的要求。早期飞机多采用分离式安装方案, 即传感器与回力弹簧分开安装。后来出现了集成式传感器, 如ERJ-190飞机。随着集成式传感器安装方案的不断完善和进步, 现今, 先进飞机的刹车系统一般采用集成化更高的脚蹬传感器机上安装方案。下文针对不同脚蹬传感器安装方案进行了研究。

1 相关机型脚蹬方案

1.1 某型A飞机

某型A飞机的安装方案如图1 (a) 所示, 脚蹬传感器与回力弹簧采用分开方式安装。脚蹬传感器长度正常。此方案中回力弹簧为拉伸式。传感器为压缩式, 不作为主承力件。分开式方案不易卡阻, 但安装复杂, 连接点多, 增加了故障概率、重量较大。

1.2 某型B飞机

某型B飞机的安装方案如图1 (b) 所示, 脚蹬传感器与回力弹簧采用集成方式安装。脚蹬传感器长度正常。此方案中传感器为拉伸式, 通过连杆机构带动传感器。集成式传感器可简化系统安装、降低系统重量。

1.3 某型C飞机

某型C飞机的安装方案如图2所示, 脚蹬传感器与回力弹簧采用集成方式安装。脚蹬传感器长度较长。此方案中脚蹬传感器为拉伸式, 直接与脚蹬组件连接, 无连杆, 安装简便、重量最轻。

2 权衡研究

不同类型脚蹬方案权衡如表1所示。采用集成式的脚蹬传感器, 可减少LRU数量, 减轻整个飞机的重量, 集成式的脚蹬传感器有利于飞机。关于回力弹簧, 采用拉伸式能降低回力弹簧断开后卡阻风险, 另外, 传感器组件承受拉应力, 无需考虑压杆失稳问题, 采用拉伸式回力弹簧为有利方案。分析认为某型C飞机脚蹬方案在重量、安装、成本、安全性等方面有明显优势为最优方案、某型B飞机方案次之。

3 结论

权衡模式 篇7

关键词：流动性,财务结构,资产结构

1 财务流动性与财务结构

葛家澍(2008年)财务流动性是一种财务信息,它包括资产的变现程度和负债的偿还先后。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按照流动性排列,左边包括流动资产和非流动资产,右边包括流动负债、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表反映了资金的来源与用途,任何资产都对应着一定的资金来源方式,按照资产与资金来源方式的对应关系,可以将企业的财务结构划分为稳定结构、平衡结构和风险结构。稳定结构是指在资产与资本的对应关系中,流动资产的资金不仅仅来源于流动负债,而且还有一部分来源于非流动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既流动资产大于流动负债。属于低风险、低收益的财务结构。平衡结构是指流动资产的资金来源全部由流动负债提供,即流动资产等于流动负债。风险结构中流动负债既满足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又要满足非流动资产的资金需求,即流动资产小于流动负债。房地产企业的建设周期较长,负债经营程度较高,不确定因素很多,一旦决策失误,会使企业资金周转不灵,导致企业陷入财务困境,因此,房地产企业应该保持稳健的财务结构,控制财务风险。

2 财务结构的衡量指标

衡量企业财务结构特点的指标主要有流动比率、速动比率、现金比率和资产负债率。流动比率是指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表示一元的流动负债有多少流动资产作为偿还保证,是衡量短期营运资本是否充足的基本指标。速动比率是企业的速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在这里我们使用流动资产扣除存货来简单估算速动资产。现金比率可以用现金类资产与流动负债的比值进行计算,通常现金类资产包括货币资金和交易性金融资产,万科交易性金融资产比重很小,一些年份没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因此我们直接以货币资金作为分子。现金比率是衡量短期偿债能力的最为稳健的指标。现金流量比率是指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流动负债之间的比率,是衡量企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是否满足到期债务的重要指标。从下表可知,自2008年以来,万科的流动比率、速动比率和现金比率都逐渐下降,说明企业的短期偿债能力受到经济形势的影响,企业的财务流动性降低。但是企业的现金流量比率较为稳定,说明企业的主营业务比较突出,自身产品的获利能力较强,靠企业的产品能够取得大量的现金,满足企业的未来发展。

单位:元

3 财务流动性的影响因素

3.1 财务流动性与资产结构

企业的资产结构也是衡量企业财务流动性的重要方面。其中,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例越高,企业资产流动性越差,资产质量越低。自2008年以来,万科应收账款占流动资产的比率仅仅为1%,2014年和2015年下降为0.4%。这与房地产企业自身的销售特点有关,非常低的应收账款说明企业流动资产质量较高。企业流动资产与非流动资产的合理比率,对企业的流动性风险也会产生影响,非流动资产的比重越高,企业的流动性风险就越大,经营风险越高。企业非流动资产(尤其是固定资产)的增加往往是在前期盈利驱动下导致的投资规模的扩张。房地产企业较长的开发周期决定了其非流动资产的比重较高,只有准确预测未来经济形势和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才能放缓房屋开发速度,满足企业持续发展的需要。从2008年以来,万科流动资产占非流动资产的比重分别为19.63%、17.89%、20.31%、20.84%、22.63%、11.90%、10.66%、8.51%。逐渐下降的流动资产比重说明万科流动性风险加大,重资产结构的特点无法逆转,这与万达的轻资产结构战略相反。为避免现金流短缺,企业必须扩大融资规模,支撑非流动资产的长期增长。从表中可以看出,万科的资产负债率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3.2 财务流动性与股权结构

企业的融资方式有负债和所有者权益两类。在资产负债率一定的情况下,股权结构也会影响财务流动性。有研究表明,股权集中度增加了信息成本和交易成本,从而使企业股票流动性降低,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的增加,也会降低股票流动性。股权集中度的提高和机构投资者比重的增加有利于企业在资本市场的股权融资,从而降低财务风险。自2015年以来,宝能、恒大、华润等大股东的持股都对万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控制权之争说明企业未来经营前景较好,财务风险较小。

3.3 财务流动性与收入增长

企业销售收入的增加会引起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的增加,当企业销售收入迅速增加时,可能会导致支撑增长的资金不足,从而引发流动性风险。万科自2009年到2015年以来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分别为19%、4%、42%、44%、31%、8%和34%,股东权益的增长百分比自2009年到2015年分别为17%、20%、24%、21%、28%、10%和18%,股东权益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就需要企业调整负债从而支撑企业收入和资产的增长。万科流动资产的增长率自2009年到2015年分别为58%、38%、28%、22%、5%和18%,而流动负债的增长率分别为90%、55%、29%、27%、5%和22%。流动负债增长速度高于流动资产增长速度加大了企业流动性风险,说明恶化的行业环境对万科的流动性产生了负面影响。

3.4 财务流动性与现金流量

现金流量不足会导致企业持续经营能力下降,财务流动性的实质在于现金流的总量与时点的对应情况。在经营、投资和筹资现金流中,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从2011年起呈现一定的波动性,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一直都为负值,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自2013年也呈现负值,2015年企业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净增加额为负值,说明企业财务出现一定的流动性风险。

万科的非流动资产的比重提高,经营收入的增长导致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增加,在股东权益增长比重有限的情况下,过快的流动负债增长和持续为负的投资活动现金流量,加大了企业的财务流动性风险,因此,在当前经济环境下,万科应密切防范财务风险,降低投资规模,剥离不良资产,改变资产结构,降低资产负债率,提高股权融资比重,从而避免流动性风险。

参考文献

[1]葛家澍,占美松.企业财务报告分析必须着重关注的几个财务信息[J].会计研究,2008,5(5):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