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考量（精选9篇）
视角考量 篇1
文丨毛产民
当前, 我国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 社会生活发生着复杂而深刻的变化。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 社会舆论呈现出空前的复杂性。因此, 新闻宣传要肩负起新时期的重任。在诸多的新闻元素中, 新闻视角贯穿着对新闻事件或事实不断寻找、透视、表现、挖掘和思考的全过程。大量的新闻实践告诉我们, 一篇报道能否引起关注, 新闻视角的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 新闻工作者就有必要从新闻宣传的视角方面加以考量。
1 俯视
即要站在大局的高度来看待、思考问题。舆论导向是具体的、多方面的, 有政治导向也有经济导向, 有思想导向也有行为导向, 有文化导向也有社会导向等等。在采编新闻时, 要“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善于从宏观把握微观, 再以微观体现宏观, 避免微观真实而宏观失实, 确保新闻宣传不出偏差。
新闻界前辈范敬宜同志有句名言:“不审时就不能度势, 不度势就不能选题”。正确引导舆论, 必须审时度势、准确选题。这是优秀新闻工作者舆论有俯视目光的集中表现。要做到这一点, 新闻工作者必须具备两个方面的素养。
首先, 必须不断提高自身的业务水平和政策水平。只有深刻理解理论精髓, 把握政策实质, 才能增强新闻敏感, 新闻报道才会像老鹰抓小鸡那样扑得准。改革的不断深化, 使各种社会现象五彩纷呈。如果一位新闻工作者没有坚实的理论功底, 就很难在繁杂的社会现象中明辨优劣、分清是非, 理出正确思路, 已之昏昏, 何以使人昭昭?如果在自然界, “瞎猫逮住死老鼠”, 纯属偶然的话, 那么, 吃不透政策实质, 只能是盲人摸象, 何谈正确的舆论导向?
最近, 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 个别乡村以“群众的事情群众办”为借口, 对修路、建桥、架线、安灯、兴建文化大院、改变村容村貌等, 强行集资摊派, 引起农民群众的强烈不满。而个别领导则作为典型大会讲、小会谈;个别县台作为经验宣传推广。针对这一现象, 平顶山电台及时组织编辑记者围绕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精神, 集中采访报道, 同时, 撰写播发系列评论:《好事应当办好》、《建设新农村应尊重群众意愿》、《求真务实建设新农村》等。很多听众收听到节目后, 来信来电称赞我们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
其次是既当杂家又当专家, 既要有广博的知识面, 又要力求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清水煮瓠子”的新闻报道永远不会受到受众欢迎。假如你是一位跑煤矿的记者, 就应当了解目前全国煤炭的供求, 各大煤矿的质量、技术装备以及生产经营等情况。掌握这类信息, 懂得这方面的知识, 一旦遇到新情况需要报道, 你就立即会知道它在全国所处的位置及可能产生的影响, 其新闻价值就不难判断。相反, 你对此方面的信息、知识一无所知, 犹如井底之蛙, 坐井观天这样写出的新闻岂不洋相百出?岂不误导舆论?
总之, 具有俯视的目光, 才能站在时代的高度、全局的高度、党和人民的高度, “登泰山而小天下”。抓住见解独到、在微观和宏观有重大意义和价值, 对整个经济建设及社会发展起指导作用的新闻, 进而影响、引导社会舆论。
2 透视
即从独特的理性角度, 以具有穿透力的目光, 透过个别看一般, 透过现象看本质, 从繁杂的新闻素材中挖出亮闪闪、光灿灿的“金子”。
抓住本质的报道, 既能给实际工作者以经验, 又能给专家的研究或领导的决策以启迪, 达到“传达准确及时、传播广泛适度”的目的。要实现这个目标, 必须在“准”和“稳”上下工夫。要像X射线一样, 通过透视一个个典型, 抓住根本, 实实在在地指导工作。
今年高考之后, 一些学生焚烧教材、丢弃衣服……面对老师的批评, “理直”且“气壮”:“花你一分钱了?你心痛啥?”我们由此及彼联想到社会上一些人的铺张浪费。透过惊人浪费现象, 看到一些人“物质富有”背后的“精神贫穷”。于是, 平顶山电台围绕这一现象播发了多篇报道, 并配发评论《富了物质决不能穷了精神》等, 很好地引导了舆论。
新闻的时效性、包括“及时”和“适时”两个方面。及时需要抢, 适时需要等。要使新闻宣传产生较大影响,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必须有大量指导思想正确, 适时而有分量的典型报道。而等时机, 就是为了让新闻报道同一个时期的中心任务有机结合起来, 产生最佳宣传引导效果。反之, 报道脱离党的中心任务, 超前或滞后, 就会形成“隔山炮”或“马后炮”, 从而, 影响凝聚人心、激发斗志重大作用的发挥。因此, 在组织报道中, 要通过解剖麻雀, 以小见大, 及时播发有说服力的典型予以配合, 这样的新闻报道自然容易引起社会重视, 产生强烈社会反响。
3 环视
即采编播发新闻要“目中有人”——贴近实际, 贴近生活, 贴近群众, 面向群众, 指导群众, 服务群众, 体现群众意愿, 满足群众需要, 把握群众脉搏, 使正确的舆论能够吸引人、感动人、教育人、引导人。这就要求新闻工作者深入、深入、再深入。深入焊花点点的车间, 深入金光灿灿的田野, 深入社会各个层面, 抓到蹦跳有力的“大鱼”, 从而跳出“观点加数字加例子”八股新闻的怪圈, 扭转“谁写谁听、写谁谁听”的怪象。
从宏观讲, 搞活新闻需要拓宽思路, 广泛选题, 跳出单纯生产销货、产值利润、会议报道、数学重叠等老框框, 目光扩展到经济、政治等各个领域, 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把大道理说小、深道理说浅, “硬”道理说“软”, 做到内行不觉浅, 外行乐意听。
从微观讲, 应当化远为近, 与群众、与生活、与实践贴近、贴近、再贴近。新闻具有接近性特点。贴近群众是我们永恒坚持的方向。近年来, 我台记者紧紧抓住与百姓息息相关的着力点采写报道, 不断增强新闻的吸引力。去年, 平顶山电台记者报道县域经济发展, 跳出项目相加、数字重叠、无关群众“痛痒”的圈子, 数易其稿, 聚焦群众关心的环保问题, 采写了《舞钢市宁可丢掉数十亿, 确保绿色GDP》一稿, 受到听众好评。今年初, 我市发布国民经济统计公报, 数字串串, 成绩喜人, 但宏观高度与一般市民贴得不近, 因此, 没有多少人关心它。平顶山电台新闻编辑在处理这个公报时, 将枯燥数字形象化, 化大为小, 化远为近, 算出一天生产产品和一天创造的价值, 以醒目的题目《你知道鹰城的一天吗》予以报道, 市民反映良好。因此, 坚持“三贴近”, 应当注意挖掘在地域、心理、利益与群众最贴近的新闻, 避免受众“事不关已, 高高挂起”。
一句话, 具有环视的目光, 要求新闻工作者时时刻刻心有群众, 笔端常聚群众的思想感情。“一枝一叶总关情”。具有广泛群众性的报道, 才能实现新闻价值的最大化。
综上所述,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唱响主旋律, 打好主动仗。无论整体宣传报道计划, 还是具体一篇稿件, 新闻工作者都应当具备“俯视、透视和环视”的目光, 传播四面呼声, 眉批八方时风。我们的新闻宣传只要做到了“风声雨声鼓呼声声声入耳”, 受众就会对“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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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日益提高, 以往的新闻编辑方法已经无法继续适应人们的需求, 新闻编辑工作者必须进行合理的创新来迎合现代人的欣赏需求, 创造出质量更优的新闻节目, 让更多的人们能够关注新闻, 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变化。
1广播新闻编辑的内涵及特点
首先, 新闻编辑工作具有时代性。广播新闻编辑工作能够最大限度的体现出传播媒体的风格和新闻特色。当今时代, 广播新闻已经逐渐从单一化向多元化, 平面化向立体化转变, 很多观众对于新闻报道的要求越来越高, 广播新闻编辑工作的难度也随之加大。
其次, 新闻编辑工作是对第一手新闻素材的加工与提升。新闻编辑工作是对记者与撰稿人带来的原始新闻资料进行挖掘加工的二次创作工作, 它是从新闻工作的大局出发, 提炼出原始新闻素材中的精华部分, 并从一定的角度进行深入分析和报道的过程。
再次, 新闻编辑工作是对新闻话题的深入引导。二十一世纪是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 各种新型媒介如微博和博客等的出现, 让新闻编辑工作逐渐从幕后走入前台。新闻编辑工作在新形势新媒介的大环境中, 对于角色的再次定位和组织热点新闻对话, 都是新形势下新闻编辑工作的特点。
最后, 新闻编辑工作对新闻热点事件进行把关。新闻编辑工作者在对新闻原始稿件进行编辑时, 必须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 对新闻素材的属性进行准确判定, 正确的进行舆论引导, 并对各种原始新闻素材进行筛选加工和编排, 因此新闻编辑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工作责任的重要性。
2当前新闻编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2.1内容不够生动
当前, 我国大多数广播节目的内容缺乏生动性, 对观众的吸引力不够。例如一些地方性广播台的观众都是属于本地收听观众, 因此地方广播台在进行新闻编辑时要多考虑本地听众的需求, 选
新时期下如何做好新闻编辑工作
文丨罗卫
摘要:新闻编辑工作指的是将第一手新闻素材进行组稿、筛选等工作形成新闻,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 社会中出现的新问题和新闻事件也越来越多, 人们对于广播新闻节目的需求也逐渐提高, 这就对新闻编辑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时期下如何做好新闻编辑工作, 创造出符合人们审美需求的新闻节目成为了当前新闻编辑工作者面临的重点问题。本文从新闻编辑工作的内涵和特点出发, 深入浅出的分析了当前新闻编辑工作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并结合笔者多年工作经验, 对新时期下如何做好新闻编辑工作提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新闻编辑;特点;存在问题;建议
摘要：新闻宣传要肩负起新时期的重任, 新闻工作者就有必要从新闻宣传的视角方面加以考量。无论整体宣传报道计划, 还是具体一篇稿件, 新闻工作者都应当具备“俯视、透视和环视”的目光, 传播四面呼声, 眉批八方时风。
关键词：新闻宣传,视角考量,俯视,透视,环视
考量节能冰箱 篇2
消费者的几点疑虑
预期购买节能冰箱的消费者心中存在诸多担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节能冰箱是否能真正起到省电的效果。节能冰箱耗电一般在0．5度／日左右，消费者将冰箱买回家后，并没有什么工具可以来精确的测量冰箱一天耗了多少度电，消费者也就无从知道自己使用节能冰箱是否真正得到了实惠；
二、节能是否会削弱保鲜功能。节能是不是以损失其它功能为代价来实现的，耗电量相比以前而言如此之低，到底保鲜效果有没有受到损失；
三、制冷效果会不会打折扣，这个同样是消费者对“节能是不是以损失其它功能为代价来实现”的疑惑。归结起来，消费者更希望对节能冰箱产品本身有一个深刻的了解——节能技术及原理，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对节能概念的认知上。
消费者难辨“节能”真与假
从当前消费者对节能冰箱的认知情况来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超过90％的消费者知道节能冰箱产品。但是，受冰箱产品节能标识推广宣传的影响，消费者对节能标识的认知远不及对节能冰箱产品的认知。在知道节能冰箱的消费者中，有超过80％的消费者对节能标识并不了解。消费者对冰箱能效等级的认识率就更低，在知道能效等级的消费者印也只有72．3％的消费者能够分清楚A到E五个等级的高低。
目前，市场上对节能标识没有统一的规定，不同的冰箱品牌所贴的节能际识也形成迥异，如“国家1级节能标准”、“欧洲能耗等级”、“欧洲能效等级”、“美国节能之星”等，让消费者越来越看不明白。
冰箱标准早巳出台，但其配套管理办法还迟迟未定，冰箱到底耗电多少都是厂家自己说了算。所以，市场上各品牌的冰箱所标的节能说明仍属自我宣传。由于冰箱节能涉及到的许多专业内容对消费者来说太专业，所以消费者很难辨别市场上节能冰箱的真假虚实。曾有个别品牌在宣传自己一款节能冰箱产品时，日耗电指标频繁变动，让消费者摸不着头脑。我们认为，对于冰箱制造商来说，必须诚信经营，从提高产品节能技术上下功夫，避免恶意炒作。
目前通过节能冰箱检测的产品都是送检，以后国家相关检测部门应该以商场抽检形式进行监督。送检样机达到较高的节能效果，并不能代表产品大批量生产时，仍然能保证同样的节能效果，商场抽检可以得到更为真实的能效数据，从而真正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需要真正的价格实惠
市场情况显示：消费者预期购买冰箱的容积还是集中在161-250立升，消费者预期购买161-200立升冰箱的平均价格是1350元，预期购买201－250立升冰箱的平均价格是1650元，消费者预期价格略低于当前市场价格，冰箱降价仍有一定的空间。
当前家庭使用的普通型冰箱日耗电约为1.2度，有关人士经过核算得出使用节能冰箱10—12年后，节约下来的电费至少可以再买1台新的冰箱，但多数消费者对此反映并不强烈，价格还是节能冰箱推广的主要障碍。目前市场上，普通的节能冰箱在2200元左右，比经济型冰箱高出300元以上，而高效节能冰臬的价格少则3000多元，多则4000元以上。面对节能冰箱的高价位，80％以上的消费者宁愿每月多掏点电费而选择经济型冰箱。海尔宣扬的变频冰箱同样具有超节能功能，然而，根据我们的调查显示，95％以上的消费者普遍对昂贵的变频冰箱表现出不感兴趣，海尔变频冰箱的推广使用将很艰难。
另外，市场上关于冰箱存在大量不切实际的宣传，很容易使消费者步入误区。诸如西门子打出的“零度不结冰，长久保持第一天的新鲜”宣传语，因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而受到工商部门的查处。西门子冰箱一直以来实行高端策略，其产品以豪华气派著称，动辄3000元、4000元的高价让普通消费者望尘莫及，其价格更是比国内相同规格产品高出10％-20％，从市场角度来看，像西门子冰箱这样的单一高端策略，无法适应中国市场长期发展的要求。当前，国内品牌与国外品牌产品差距越来越小，国外品牌优势逐渐削弱，市场规模化生产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没有生产规模必将处于竞争劣势。从我国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来看，消费市场仍以中低档产品为主，单一的高端产品难以形成规模，正所谓曲高和寡，一个家电品牌要想在当前已经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产品结构调整很关键，合理的高中低档产品绢合增强竞争优势。
视角考量 篇3
关键词：金融供给,战略目标,战略重点,战略阶段,战略措施
农村金融区域供给是在农村区域内金融供给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相互作用而产生金融供给过程与结果,它反映了区域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内涵和外延的相互关系。农村金融区域的发展受到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和技术经济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土地、水分、阳光,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以及农村的社会组织结构、人际关系等各种社会环境因素,都影响着农村金融供给的过程和结果。因此,对农村金融区域供给的考量有其特别的意义,尤其是这种考量不能着眼于短期的一城一地的得与失,而必须从农村经济发展的长远和未来出发,对农村金融区域供给的目标、重点、时间和空间、战略和对策进行优化与抉择。在“大金融”的视角之下,规划农村金融区域供给的战略布局。
一、农村金融供给的战略目标
积极推进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是我国未来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在这一目标的指导下,我国农村金融区域供给的未来应当采取分层递进、稳步发展的策略,其未来十年内发展的目标应当是多层次、多元化的。
(一)总体目标
农村金融供给的总体目标是要建立健全适应“三农”特点的多层次、广覆盖、可持续的农村金融体系,通过健全机构、创新产品、强化服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一个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
(二)基本目标
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步伐,加快建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改革农村金融供给体系;加快金融市场发展可持续发展,努力提高各类直接融资比重,优化金融结构;加快支付清算、咨询等金融服务建设,为农村金融发展打好基础。
(三)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是总体目标的具体化,为了实现金融供给的总体目标要建立四种机制:
1.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服务机制。
把金融服务作为首要任务,通过制定并实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政策,促进结构优化增收,降低成本增收,非农就业增收,政策扶持增收。通过多元化的金融机构和规范化的竞争,提供多品种、多层次、高效优质的金融服务,满足农村经济的协调发展。
2.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互协调的市场机制。
大力发展农村资本市场,拓展农村资本进入渠道,构造农村农民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基础,促进农村资本市场与城市资本市场的有效对接,彻底消除城乡金融“二元结构”,通过金融供给实现以工哺农、以城带乡,保持市场协调发展。
3. 产权明晰、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监督有利的运行机制。
明确金融主体产权关系,建立科学规范的治理结构,完善金融服务功能,实行有效的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机制。
4. 加快强化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
长效机制一般是指能够长久保证和有效保证达到某种目标而带有根本性的措施。加快构建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包括: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切实加大“三农”金融供给;巩固、完善、强化强农、惠农金融政策;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良性互动的格局;探索建立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
二、农村金融供给战略重点
(一)农业基础性建设金融供给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业基础性建设是国民经济基础的基础,要加快构建农业基础的长效机制,必须引导要素资源合理配置,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切实向“三农”倾斜,大幅度增加对“三农”的投入,农村金融供给也必须以农村基础建设的资金需求为重点,确定巩固农村基础建设的战略目标。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水利设施、耕地保护和土壤改良、农业机械化、生态建设等,要想保证农业能够持续、稳定的发展,全面完成“十一五”制定的战略目标,就必须要进一步改善农业基础建设,使农业基础不断巩固,在有限的耕地面积上不断提高单位面积产出,实现农民增收。
(二)农业科技发展金融供给
农村金融区域供给要想实现新的跨越,必须要在农业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上取得重大突破,促使先进适用技术及时充分地应用到农业生产中去,加速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全面向农业渗透,大幅度提高农业科技整体水平,实现农业生产力水平质的飞跃。推进新的农业科技革命,是农业科技工作者在新世纪的历史使命,也是各级农村金融部门面临的艰巨任务。农村金融区域供给要为农业科技发展搭建资金支持平台,形成农业技术发展的金融支持体系,为农产品增产特别是粮食安全提供可靠的技术保障,为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提高农业整体效益、增加农民收入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为生态环境建设提供全面的技术服务;为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提供坚实的技术基础。
(三)农业产业化经营金融供给
1. 在总量上满足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金融需求。
农业产业化经营更多地表现为面向市场发展的集约型农业,相对于常规农业,无论是启动资金还是运行资金其需求数量都会扩大。同时随着农户、公司和龙头企业参与结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的深度推进和广度拓展,对农村金融服务需求的种类和数量会迅速增加。尤其是随着农业产业化由低层次向高层次的推进,农户和龙头企业随着其从农产品生产向农产品深加工领域的延伸,对设备购置等初始投入和运营资金的需求更大。这些资金的需求除农户和企业的自有资金及国家可能提供部分财政支持外,主要寄希望于通过农村金融来满足。
2. 通过金融产品创新和业务创新,满足农业产业化的金融需求。
随着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层次的推进和提高,农户对资金的需求会出现生活性资金比重下降、生产性资金比重上升的趋势。特别是越来越多的公司和龙头企业以及中介组织加入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去,从而对资金和金融服务的需求更旺,并且出现对长期性资金的需求更快增长的趋势。农业产业化过程是农业产业链不断延伸、农业分工日益细化的过程,势必会刺激农村金融需求的分化。在传统的存贷款业务之外,需要更多的现代金融产品、金融创新业务,如对股票、债券、期货、保险、投资基金等金融业务的需求会不断增长,甚至会促进汇兑、租赁、信用卡等银行中间业务的需求相对增加。
(四)农业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经营的金融供给
1. 支持推进区域优势产业的规模化。
可以提倡逐渐扩大范围,在不打乱家庭经营管理的基础上,对优势产业集中进行统一规划、连片发展。通过支持规模化生产,可以形成大批量产品,将当地优势产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从而有利于生产服务、科技推广,提高产品质量,增强竞争能力,有利于加工转化和市场开拓,形成具有区域特色的“拳头产品”。既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带动千家万户发展生产、走向市场,又有利于提高区域规模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和财政收入。
2. 支持农业综合开发。
无论是种植粮油、经济作物,还是发展林木,不仅作物品种要实现规模化,而且承包经营也要实现规模化。通过农业综合开发改造的中低产田,土地承包权可以保持不变,但可提倡和实行连片的专业化规模生产。养殖业依靠家庭副业式的零星分散饲养,生产水平低,形不成批量,经济效益低,应该支持具有一定规模的专业化饲养,向企业化方向发展。
3. 支持推进耕地种养业的规模经营。
农业政策性金融要加大信贷投入力度,支持兴办乡镇企业,发展其它非农产业,发展养殖业和林果业,加速转移农业富余劳动力。在稳定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民自觉自愿的基础上,使己经脱离耕地种植业的劳动力把耕地使用权转让出来,推进适度规模经营。
4. 把特色经济作为战略核心。
农村金融供给要把支持地区特色经济增长作为核心内容。特色经济是指从本地区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出发,根据本地区在某一阶段的要素禀赋结构,即经济中自然资源、劳动力和资本的相对份额,在某一产业或产品上构建经济增长极,形成主导产业,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竞争力,最终促进区域经济全面发展的经济。从特色经济的内在规定性出发,在发展县域特色经济时,首先要积极发挥自然资源禀赋的优势,创新产业发展模式。
5. 支持农业增长集约化经营。
农业产业集约化经营是以现代科学技术为依托的,它把农科教融为一体,对人力、技术、资金、物资等进行合理配置,密集使用,形成了推进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新运行机制,既可以大范围内推广应用先进实用技术,又为采用高新技术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农业产业化经营是围绕主导产业或骨干产品开展的一体化经营,这就使农业得以向规模化和专业化方向发展。
三、农村金融区域供给的战略阶段
(一)稳定运行阶段
从2010年起五年内,有关金融机构的大的改革措施基本完成,金融市场化的环境进一步优化,建立稳定的金融运行系统;农村金融投入主要以政策性金融和财政投入为主,商业性金融投入为辅,启动农村经济飞速发展的引擎,利用金融“供给引导”战略创造金融需求,实现金融供给的基本目标。
(二)协调发展阶段
到2015年,有关金融体制改革的措施基本完成,金融市场化运行机制广泛实施,市场化环境更加优越,高效快捷的金融运行系统初步建立;农村金融投入区别不同地区和情况分别实施政策性投入为主、商业性投入为辅以及两种方式混合投入的模式。实现金融供给的总体目标,建立和完善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服务机制,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相互协调的市场机制,产权明晰、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监督有利的运行机制,农村经济与金融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
四、农村金融区域供给的战略措施
(一)财政政策倾斜
1. 税收减免。
要对农业金融机构的农村信贷业务实行税收减免政策,以鼓励更多的金融机构把信贷资金投向农业。目前金融机构上缴中央财政的营业税税率是5%,按照营业额全额征收,所得税税率是33%,按所得额征收。相对于产出效益较低的农业产业,过重的税负使金融机构经营农村信贷业务处于两难境地。金融企业税负减轻后,可以引导农村贷款利率适当降低,所以减免金融企业的税收实际上是对农村农民的一种变相补贴形式,但这种补贴所产生的影响不仅限于减免税收本身,而且会随着税收的杠杆作用产生裂变,撬动更多的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2. 财政利息补贴。
这是促进农村金融供给的重要保障。对于有优势、有特色、有发展前景的农村企业或农户,贷款实行财政利息补贴,有助于扶持农村特色产业的发展,降低借款人的融资成本和金融机构的贷款风险,做到借款人能贷得起,还得上,增加了农村金融资源的有效利用。
3. 财政信用担保。
财政信用担保历来被视为政策禁区,为了保证国家财政的稳定,在政策上不允许地方财政部门对贷款企业进行任何形式的信用担保,这对于保证国家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的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也彻底阻断了财政和信贷综合运作的路径,增加了信用交易成本。其结果是财政和金融各扫门前雪,不能形成支农的合力;信用交易成本上升,以至于借款人无法承担信用成本而终止交易。
财政信用担保是以政府的信誉作为信贷偿还的保证,其公信力具有其它任何担保形式无可比拟的优势。从这个意义上说,财政担保也是政府的信用资源,开发这一宝贵资源,实现最大程度的可利用,是拓展支农政策空间,填补惠农政策空白的创新性举措。
(二)实行惠农的利率政策
中央银行在进行货币政策的宏观调节时,要考虑农业大省的金融需求,实行有差别的货币政策,打破大一统的宏观调控模式。对于专门从事农业贷款的金融机构可考虑实施有差别的存款准备金率,降低农业贷款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同时对农业金融机构的贷款和再贷款利率也要适当降低,减少农村金融机构的融资成本,引导信用资本流向农村。
(三)降低农村金融机构准入门坎
1. 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
引入多样性的金融组织,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小额信贷和其它民间自发的金融合作组织。鼓励成立民间金融机构,可以是民营银行、合作银行也可以是信用合作社或合作基金会等,制造不同的农村金融制度安排良性竞争的格局。竞争能够带来效率,扩大金融服务供给,促进金融机构按照服务产品进行成本定价。这样才会产生不同的金融工具以满足农村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2. 放松并最终解除对农村非正规金融组织和活
动的歧视和压抑政策。事实已经证明,靠行政手段根本就不可能消灭这些民间金融活动,与其封杀不如因势利导。可以先进行民间金融合法化试点,如创建民营银行,把基层最活跃的金融人才吸收进民营银行,他们有了合法的金融机构,自然对于那些地下金融活动起到遏制作用,有利于规范农村基层金融市场。
3. 建立退出机制,加强农村金融机构的市场约束。
按照市场规则,当一个经济实体没有外援融资并且无法持续经营下去的时候,对其实施破产清算的市场退出机制是必然的结局。在没有市场退出机制的约束情况下,道德风险便不可避免地发生,由于没有被关闭的预期,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便安于现状,不思进取,经营风险意识降低,服务质量下降。因此,在放开农村金融市场的同时,应本着规范发展、严格监督、风险自担、有进有出的原则,建立有效的约束机制和退出机制。对那些产权不清晰、管理混乱、经营亏损严重难以持续经营的信用组织,在经过限期整改无效后进行清退,实行破产处理。
(四)构造分工明确、相互配合的金融支持体系
1. 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协调。
首先,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相互补充。在金融领域,支持和保护农业的过程,就是农业政策性金融填补商业性金融的市场空缺,按市场原则配置资源的过程。农业政策性金融在农业领域的信贷活动,主要根据政府不同时期农业政策目标,以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而商业性金融介入的主要领域是农村经营性的农业项目,主要以市场为导向进行运作。
其次,实现政策性金融对商业性金融有效引导。所谓引导是指农业政策性金融通过直接或间接的资金投放,吸引金融机构及个人资金,从事符合农业政策意图的贷款和投资,从而对政策扶持项目的投资形成一种乘数效应,以推动更多的资金投人农业领域。农业政策性金融在这一投资形成过程中发挥的是首倡、引导和示范的功能。
再次,贯彻政府调控经济的政策意图。农业政策性金融必然从政府的角度,按政府的经济政策意图从事投融资活动。农业政策性金融与生俱来具有巧妙结合财政与金融、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的特殊功能,一方面向广大农民传递政府的农业政策意图,另一方面向政府反映广大农民的要求,因而成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干预经济的有力手段。
2. 信贷与保险供给互补。
农业保险的特殊性决定其不能与商业保险按照完全相同的法律进行规范,要通过立法推动农业强制保险发展。政府要通过保费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降低农业保险经营成本,为农业保险的开展提供了动力,从而使农业保险得到快速发展。要做到保贷结合,把农业保险同农业贷款结合起来,增强贷款机构的安全性;构建农业再保险体系,不仅是对农业保险的一种支持,也是农业保险走向良性循环的制度安排。
3. 金融机构供给与社会资金供给共融。
应在放松农村金融市场准入的限制,引入多样性的金融组织的同时,大力培育由自然人、企业法人或社团法人发起的小额贷款组织和其它民间自发的金融合作组织。发展民间金融机构,允许农民设立以村为基础的互助合作组织,因地制宜进行农村金融组织形式创新,使不同的金融工具既可以通过竞争来提高服务质量,又可以满足新农村建设不同层次的金融服务需求。
4. 财政供给与金融供给相助。
目前财政资金有限,仅仅依靠财政直接投资无法满足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要通过财政对金融机构支农投入进行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调动金融机构加大支农投入,用少量的财政补贴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业和农村,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和“种子资金”作用,这是解决新农村建设资金供给不足的可行办法。
将财政资金和政策性信贷资金统筹兼顾、有机结合,可以放大信贷规模,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当前着眼于商业性信贷资金的安全性和农民贷款的保障性,可考虑用财政支农资金作为小额贷款担保基金资金来源,建立农村小额贷款担保基金。担保基金与金融机构合作,开展贷款比例担保,以引导金融机构多向农民发放贷款。通过财政对农村金融政策支持,建立有效率的农村金融体系。
参考文献
[1]赵丙奇.冯兴元.农村金融发展战略选择:一个非正式金融视觉[J].农业经济问题,2008(3):22-25.
[2]王醒男.基于需求与发展视觉的农村金融改革逻辑再考[J].金融研究,2006(7):53-55.
[3]李明贤,李学文.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12):34-36.
[4]宋宏谋.中国农村金融发展问题研究[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81-90.
立足发展 综合考量 篇4
中文科评估模式概况
“中国语文教育的学习内容，可概括为阅读、写作、聆听、说话、文学、中华文化、品德情意、思维和语文自学九个学习范畴。中国语文教育以促进学生这九方面的学习为主要任务。”这段话，摘自香港《中国语文课程指引》（2004年），点明了中文科的学习范畴。对应这些范畴，中文科评估内容相对全面且形式多样，其中以全港性系统评估（简称TSA）最具代表性。
全港性系统评估自2004年起施行，通常在每年6月对学生进行测评。小学段测评在三年级和六年级中进行，评估项目包括聆听、说话、阅读、写作。下面以六年级为例，对评估项目的时长、题型、内容、操作要求等作简单介绍。
一、聆听。时长为25分钟，内容分为两部分，每部分播放1次，答20道选择题。时间短而题量多，学生需要在聆听中理解语段的内容大意及语段间的衔接关系，并听懂说话者对人物、事件所作的评价等。
二、说话。以随机抽样方式发放试卷。每份试卷包括个人短讲和小组讨论两部分。个人短讲有看图说故事、口头报告两种形式，每种形式各准备三分钟，说一分钟。小组讨论三人一组，每人准备一分钟，与同学交流三分钟。两部分合在一起，评估学生在阐述内容、讨论交流和运用词语等方面的能力，不打分数，只评定等级。要达到“五等”中的最优级别，须“能清楚地讲述不同类型的故事，能作简短的口头报告；在讨论过程中能根据题目主动与组员讨论，清晰地表达个人的意见及立场，理由充分；能运用略有变化的词语表情达意”。
三、阅读。时长35分钟。内容涵盖面广，反映生活、科普、历史、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阅读材料都有可能出现。材料类型除常见的记叙文、抒情文、说明文、议论文、诗歌等文体，实用文也占一定比重。中文测评专家祝新华教授关于阅读能力的“六层次理论”深深影响着试卷的命题方向，“复述、解释、重整、伸展、评鉴、创意”六个层次的题目均有涉及。综合来看，香港阅读评估的题型与国际PIRLS阅读素养评估的题型比较接近，阅读文本既有文学型文本，也有信息型文本，综合性强，侧重检测学生的速读能力、快速提取信息的能力与重组信息的能力。
四、写作。时长55分钟，每卷设有实用文和短文两部分。实用文主要评估学生能否表达主要信息和掌握写作格式，短文主要要求学生按提供的情境写作，均从“内容、结构、文句、词语运用、错别字、标点”六个方面评定等级。
由于阅读和聆听范畴都有“能明白视听资讯中的信息”的要求，因此评估项目中还有一项“视听资讯”评估，要求学生正确理解互联网、视像光碟、电视节目等音像材料所传递的信息。这是一项内地教师比较陌生的评估项目。和说话评估一样，该评估以随机抽样方式发放试卷，在约20分钟时间内，播放两三段视频，要求学生答15道选择题，提问内容有“下面哪一项是短片的主要信息”“根据短片内容，下面哪一项是正确的”等。香港一线教师认为，该评估对学生观察能力的要求比较高。
以上评估项目均采用分卷形式进行，阅读、写作设4张分卷，聆听、视听资讯设2张分卷，说话设4张分卷，每名学生只须作答随机分派的其中一张分卷。每卷总分各为100分，不按百分比统分。
除了TSA，每个学校还有自己的校本评估。不管是进展性评估，还是终期性评估，各校校本评估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贴近TSA模式，并和TSA评估报告一样作细致入微的检讨分析。学校会输入学生对每道题的答案和分数，并分析答题情况，在考试后专门召开数个以半天为时间单位的检讨会，与同学科教师和部分家长交流，然后根据学生考核情况调整教学：或根据学生较好的表现，设置能够充分发挥他们潜能的活动，以达到增益的目的；或针对后进学生的问题和需要，提供恰当的辅导和支援。在香港，课堂内外均有许多照顾学生差异的措施，如小班教学、资优教育、辅导班、动态分组、分层提问等。
中文科评估模式对教学的影响
评估模式往往成为教学指挥棒，直接影响“教学生态”，其对教学的影响或积极或消极，远非一句话所能概括。
香港的小学教材版本很多，其内容的选择多体现生活化。不管是TSA评估还是校本评估，都取消了对指定教材篇章的阅读，教师在教学时对教材的选取自由度非常高，能发挥创意的空间非常大，有的学校干脆根据校情自主组编教材。大量的阅读计划被引进学校，很多学校把课外阅读校内化，阅读被放到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应阅读评估需要，中文科课堂教学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多于朗读训练，祝新华教授的“阅读能力六层次理论”被广大教师在课堂提问中广泛运用，学生在理解一篇课文时，会提出很多不同层次的问题。如果说内地学生对文本的阅读是感悟式阅读，课堂里书声琅琅，以读代讲、以读促悟，那香港学生的阅读则更多的是针对性非常强的资讯式阅读，学生侧重学习如何从文本中迅速捕捉和提取信息。在教学中，教师多以问代讲。
香港学校将各种不同文体的写作列入一至六年级的写作计划中，说明文练习在三年级即已开始，应用文练习形式多样，书信、便条、日记、周记、通知、报告、邀请卡、感谢卡、贺卡、说明书、广告、海报、标语、告示等，学生均有接触。学习反映生活的材料，学后用于生活，语文的实用性功能在香港中文科教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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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均是评估带给教学的积极影响。
由于TSA涉及评估学校办学水平，一些教师从一年级起便参照TSA题型操练学生。这些操练反复而无意义，违背了评估初衷，使得部分教师对此持批判态度。香港教育学院教授廖佩莉就曾在《析论香港小学中国语文科教师为学生准备“全港性系统评估”（TSA）的策略》一文中提到：“他们（指教师）为学生准备应试的策略，帮助学生熟习一些应试技巧，包括请学生购买坊间出版的‘全港性系统评估’练习，并给学生进行专项补课，帮助学生操练试题……这似乎有失当局提出全港性系统评估的原意。”因为评估带给教学这样消极的影响，2011年，教育局决定在2012年及2014年暂停举行对小学六年级学生的“TSA”评估，并成立专门小组检讨TSA的题目、考核内容、报告功能及实施安排等，以更好地回馈教与学。
香港中文科评估模式对我们的启示
综合考察聆听、说话、阅读、写作等评估项目，香港中文科评估模式的有些地方是值得内地借鉴的。
首先，试题生活化、本土化、社会化，具有时代气息。从下面的例子中可窥见一斑：“短片从哪些方面说明香港的铁路比其他地区优胜？”（视听资讯题目）“为了减少汽车排放二氧化碳，有环保团体建议香港每逢周末定为‘无车日’，只允许公共交通工具提供服务。对于这个提议，你支持还是反对？你有什么看法？你有什么建议？”（说话题目）“根据校务处职员与学生互通的两则便条或学生写给校长请其参加颁奖典礼的邀请卡答题。”（阅读题目）“现今科技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少方便，请你写一篇文章，说明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怎样利用科技改善生活。”（写作题目）
其次，注重语文能力评估，注重体现和发展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试题主要考察学生应具备的各范畴的语文能力，没有默写、背诵等积累性题型，没有一个试题素材选自教材。
尽管内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在“评价建议”部分提到“恰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与互动”“应注意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五个方面的有机联系”，但在实际操作中，大部分地区仍没有跳开以单一的纸质试卷来考核学生的做法，且仍以基础知识、阅读、写作三项为主要考核内容，较少口语交际与综合性学习方面的考核内容，考核内容多以教材中出现过的为主，主要检测的是学生对课本知识的掌握情况，而非内在习得的语文能力。笔者曾与香港一线中文科教师及中学生交流，师生对TSA的评价比较正面，认为TSA评估比较客观、公平，能够全面、真实地评价一个学生的中文能力，同时保护学生学习中文的兴趣，不致使学生因某个范畴暂时落后而对中文学习抱消极态度。
值得内地评估借鉴的，还有评估后的回馈。TSA有非常严谨、科学的以报告为主要形式的回馈，其中一份名为《学生基本能力报告》。时间上，该报告从头一年6月考试后，历经近8个月时间，到第二年2月前后，才将报告发放到学校；内容上，该报告细致、详尽，可以让学校清楚本校学生与全港学生基本水平的差距，从而让学校检讨、反思并采取有效的改进措施。笔者翻阅过一份《学生语文基本能力报告》，该报告有数据分析，通过表格的形式，使每个小题的学校平均分、学校答对率、全港答对率等一目了然；有描述分析，对每道题、每个范畴的评定等级及答题情况作出描述；有答题示例，挑选达到基本水平、表现良好的学生作品进行剖析。同时，该报告不仅反馈学生在本年度的评估情况，还列出了连续三年来学生达到基本水平百分率的数据，并描述了学生在各评估项目中的综合表现。
（责编 秦越霞）
视角考量 篇5
我国《专利法》第6条明确界定了职务发明与非职务发明区别及权利归属。据统计,我国职务发明比重明显偏低,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职务发明制度的不正当性,致使发明人的积极性不高。职务发明制度创新的首要内容就是科学正当地划分职务发明和非职务发明,这一区分也能明确、合理地界定发明人与所在单位利益的划分,其最终的目标就是既促进技术进步,又关注职务发明人的特殊利益,以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公正。
二、职务发明制度存在问题剖析
( 一)职务发明的界定标准有失偏颇
根据我国《专利法》第6条和《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1条的规定,职务发明主要包括四种情形: 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的发明创造; 履行本单位交付的本职工作以外的任务所做出的发明创造; 退职、退休或调动工作后1年内做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 主要是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技术条件完成的发明创造。
就职务发明的界定范围来看,法律规定更多的偏向职务发明。从其创新机制来看,不利于激励发明人; 从其正当性角度看,对发明人是不公平的。因为发明行为本质上来说属于一种劳动行为,也理应受到公平的保护,而不是被一概纳入到职务发明中去。具体而言,存在以下不足:
1.“物质技术条件”的范围过于宽泛
《专利法》所称“物质技术条件”主要是指本单位的资金、设备、零部件、原材料或者不对外公布的技术资料等,范围很广,这种模糊的界定往往会无视非职务发明人的空间,另外,由于企业有天然的盈利性以及主体性,会很强势地将一些非职务发明也认定为职务发明,这不利于发挥发明人技术创新的积极性。《专利法》中偏向企业利益,本意是借助单位的力量使专利技术快速市场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但从长效发展机制看,是得小失大,极其不合理的。
2. 时间延伸增加社会成本
根据《专利法》规定,发明人退休、调离原单位后或者劳动、人事关系终止后1年内作出的,与其在原单位承担的本职工作或者原单位分配的任务有关的发明创造也属于职务发明创造。而先进技术日新月异,专利维护周期缩短,一年的时间显得过长。从经济效益的角度看,这种延伸期会造成社会成本的浪费。一方面,发明人( 退休人员 ) 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规避这1年时间上的强制规定,推迟申请专利的时间; 另一方面,单位在投入创新资源时,并不会将该延伸期的潜在利益考虑在内,而将这部分发明创造的权属归于雇主,这样就会造成社会成本的增加,浪费资源。
( 二) 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失衡
根据《专利法》规定,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权利属于单位。该申请被批准后,该单位为权利人,这里所称的单位也包括临时工作单位。而对于职务发明人只存在以下两项权利:
一是署名权,即有权在该项职务发明创造上标明其是发明人或设计人; 二是获得奖励报酬的权利。
这两项权利对于发明人并不能起到有效的激励作用,为了保护和激励发明创造,刺激和推动技术进步,2012年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布了《职务发明条例草案》,其主旨仍然是围绕专利权展开权利的归属、权利利用和权利保护的制度,也是针对主体之间的财产权利分配的民事法律制度,而发明人与单位之间不平等的劳动关系,被专利制度的财产关系属性掩盖了,这有违知识产权所追求的正当性价值。下面从正当性视角下探讨职务发明权利归属存在的问题。
1. 在权利归属的确定方式上
我国现行专利法大体采用了法律强制性规定和当事人之间约定两种方式,即法定和约定:
一是法律强制性规定执行本单位的任务所完成的发明创造是职务发明创造,申请专利权归属于单位;
二是对于利用本单位的物质条件所完成的发明创造,单位与发明人或是设计人定有合同的,对申请专利权利和权利归属作出约定的,从其约定。
这一规定看似将权利归属的确定交由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但是细考虑就会发现,发明人从一开始就没有与单位抗衡的话语权和力量,更谈不上意思自治的平等性与公正性。虽然这种约定看似是倾斜于发明人,但在实务操作中很难实现对等关系。
2. 职务发明主体地位天然不平等
《职务发明条例草案》在职务发明权利归属上仍然遵循“单位优先主义原则”,因为单位相比较个人其雄厚的资本力量就是最大的保障。但是,就整体而言,《职务发明条例草案》试图遵从主体地位的平等,但这又与保护单位利益的规定形成了悖论。根据民法上的平等原则,民事主体在地位上是平等的,因此,可以通过平等主体意思自治的原则完成商品的交换,但是,职务发明主体之间首先体现的是劳动关系,而劳动关系的主体是雇员与雇主,俩者天然地位的不平等源于劳动者在人身和财产对单位的依附关系,这就造成了职务发明主体地位的不平等。
三、职务发明制度权利归属的完善
我国职务发明中,认定范围、权利归属以及奖酬制度上的不正当性,致使单位员工发明的积极性不高,这就造成职务发明占我国专利申请的总量较少。要改变这种境况,就要充分发挥单位以及雇员( 即发明人) 的创新能力,而激励其创新力首先应遵从其正当性,在正当性这一平台上进行平等的对话。
( 一)重新界定职务发明的范围
为进一步明晰产权,增加实效,激励创新能力,应对职务发明范围做以下调整。首先,缩短退休、离职人员或劳动人事关系终止人员的“1年”时间,可以限定为三个月或者六个月,以适应现今不断迅速发展的现状; 其次,缩小“物质技术条件”的范围,可将其界定为“本单位的资金、原材料和不对外公布的技术资料”。在缩小职务发明范围的同时保证职务发明确认的精准性,有助于明晰产权,确保发明人与单位的利益平衡,从而促进企业稳定的发展。除此之外,即使利用了企业的设备、资源或是商业秘密,无论使用的数量和范围的大小,发明的专利都由发明人所有,而雇主享有“优先使用权”,而雇主若想获得发明的所有权利,只有通过与雇员发明人谈判来获得,使得两者建立了一个正当性的平台,达到话语权的平衡,这种制度设计既不违背专利法所追求的利益,又保障了发明人的利益诉求。对于职务发明的重新界定,不仅使得主体地位平等,其权利的归属奖酬方面也有所改善,保证了其正当性。
( 二) 在权利归属方面提高发明人的利益分享
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发明专利法定奖金最低支付标准为3000元,实施发明创造专利的奖酬比例为每年不低于营业利润的2% ,许可他人实施发明专利的奖酬比例为不低于使用费税后利润的10%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其标准都很低,因此,在奖酬方面应提升一定幅度,扩充奖酬决定因素,丰富奖酬分配方式,可尝试借鉴美国经验,根据我国实际情况,改进适用比例分配制和累进递减制,同时实行科技成果提成制,从专利成果转化收益中,提出一定比例用于奖励在科研成果转化过程中作出重大贡献的技术人员,为作出重大贡献的科技人员提供正常奖酬之外的收益,加大激励力度,保证企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促进技术创新与转化功能的发挥。
四、结语
视角考量 篇6
一、学科与领域:问题空间
综观不同学科有关“学科—领域”这一问题的探讨, 不难看出隐含其中的一个方向性假设:对于一个“科学研究分支”而言, “学科”头衔似乎要比“领域”这个名头来得高贵。从学科发展史来看, 几乎所有科学研究分支都竭力为其自身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地位辩护, 而不满足于仅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从“学科”与“领域”两个概念的内涵来看, “学科”往往被学术界视为具有“独立概念体系、独立研究方法论和独立研究对象”[2]的科学研究分支, 或者是“按照学问的性质而划分的门类, 是指一定的学科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 是一种成体系的知识理论和特定的知识体系不可或缺的规训制度和方法”[3]。同一学科的学者在相应学科的大学院系接受专业教育, 他们运用共同的认识论和范式研究不同的问题[4] 。有学者甚至极而言之:“一门学科的学者不可以跨越其他学科的界限”[5] 。而“研究领域”则被视为一个宽泛的范畴, 意指一个研究分支尚未确立其在整个科学知识殿堂中的独立地位, 缺乏一定规模的专业共同体, 只有若干可供研究的问题, 缺乏独立的生长机制。一个领域的研究人员可以来自不同的学科专业, 但却关注着同样的问题[4] 。显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门“学科”的地位要高于一个“研究领域”, “学科”意味着较强的专业性。
事实上, 每一个科学研究分支都存在从最初一个界限模糊的研究“领域”走向一门独立“学科”, 并不断成熟的发展趋势。一个研究领域向一门学科的演进, 有助于这一领域本身的进一步专业化、精细化, 更容易形成一个有着共同学术理想和研究兴趣, 并共同遵循一定研究范式的专业共同体, 进而将该领域/学科的研究引向深入、成熟。这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必然趋势, 同时也是这一领域“圈内人”的希冀, 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应该明白这一过程是历史的、漫长的, 而不能一蹴而就。毕竟, 科学的进步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一个研究领域要想在短期内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确实不太现实。换言之, 从领域到学科的发展与演变理应遵循科学知识发展的自在逻辑, 而不是被各种外在因素决定的“博弈逻辑”所掌控, 至少前者应该是左右该领域演进发展的主导逻辑。
有关高等教育的学科属性, 虽然学界尚未达成一致, 但至少取得了两点基本共识:一方面各国学术界普遍认为高等教育首先是一个成熟的研究领域。阿特巴赫在回顾作为世界高等教育典范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时也不得不承认, “高等教育确实是一个多学科的研究领域, 它将不会成为一个单独的科学学科”[7] 。这一点应该是探讨高等教育“领域—学科”属性问题的底线。另一方面, 虽然很多高等教育学者一致认同高等教育是一门学科, 但也坦言“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不成熟是反思中人们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8] 。这一点则是高等教育学科属性问题探讨的上线。因此, 目前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属性问题的探讨与争鸣至少应该在“上线”和“底线”所约束的问题空间展开。不仅如此, 学术界对于任何问题的讨论与争鸣都应首先在探讨的规则上达成基本共识, 缺乏任何共同前提的探讨对于澄清问题本身并无助益。可见, 目前对于高等教育学科属性问题的分歧与争议理应集中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究竟算不算一门学科, 而非高等教育是不是一个研究领域或高等教育学是不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二、学科的立身之基:独立性
一个领域要成为一门学科或者一门学科要确保其学科属性, 首先必须有区别于其他领域学科的“独立”研究对象、“独立”研究方法论和“独立”理论体系, 甚至于“独立”的实践领域。高度的独立性是一个研究领域成为一门学科的立身之基。否则, 别说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 甚至作为领域本身的合法性也会遭人质疑。一个领域能否成为一门学科既有内在因素的策动, 又有外在条件的制约。前者是影响一个领域能否作为一门学科享有独立地位的决定力量。它要求该领域不仅要有独立的研究对象、领域内部的聚合度和成熟度, 还要有较高的理论深度、独立的概念体系和学科文化, 彰显出高度的学科凝聚力和自治力。诚然, 对于诸如“学科独立性”、“学科合法性”之类纯思维层次的问题, 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尝试通过抽象的概念演绎和理论思辨加以把握, 但在理论加工之前如果我们对思辨的基本前提和讨论规则难以达成共识的话, 则对学科聚合度、理论深度、学科文化和成熟度等学科独立范畴的探讨难以达成共识。至于制约学科独立的外部条件, 既有宏观文化传统的影响, 又有微观人为因素的干预。如前所述, 在中西文化差异背景下学者们对于自在领域学科地位的认识不仅局限于纯学术意义上的讨论, 还夹杂着职位角色、学术利益链等外在因素的无形干预与影响。
在现实当中, 无论内因还是外因左右一个研究领域演进的命运, 即能否成为一门学科, 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选择什么样的标准作为学科独立存在的前提, 我们在探讨一个领域是否足以成为一门学科之前, 都不可回避这一研究领域的“独立性”问题。尽管如此, 笔者认为一个领域的学科地位问题首先是一个学术问题, 然后才是一种现实选择。因此, 首先应该从纯学术的角度探讨学科的独立地位问题。一旦某一学科具备了作为学科的内在条件, 那么它的独立与创建也终将成为必然。对于中国高等教育领域而言, 尽管“在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上, 30年来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9] , 特别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以及学科理论体系的研究与构建成果卓著。从这个意义上讲, 我国的高等教育领域已初步具备了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属性, 至少在形式上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学科外在建制, 如专业研究共同体、研究机构、专业出版物、专业学会、研究基金、专业名录、大学系科、专业人才培养、学科课程和图书资料等建制已经趋于完善。当然, 从世界范围内看, 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性尚存争议。阿特巴赫在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方法论评价时说:“应当特别注意的是, 高等教育研究并没有专门的方法论, 这既是其长处, 也是其不足。说这是长处, 是因为高等教育的研究方案可以对大量的学科和运用各种不同方法研究者开放, 而使之不局限于任何一种方法论或意识形态上的传统做法。但同时也应当注意, 通常来说, 这种边缘性的研究领域缺乏方法或科学上的严密性, 从而使人无法‘提供’精确的概括。”[10]
三、学科与领域:中西文化差异的视角
从中西文化比较的视野来看, 中国学界素有将某一研究领域推崇为学科的倾向, 或许可以解读为“名正方能言顺”。在西方世界, 特别是美国因注重学术研究的“实用主义”价值而强调“问题研究”。正是在这种“问题意识”的导向下, 西方国家关于高等教育的研究, 以院校发展为核心, 以实证为工具, 对于理论体系的诉求一直偏少, 对体系的构建少有兴趣[11] 。这或许正是为何在西方, 高等教育更倾向于被视为一个“研究领域”的重要原因之一。而我国则因强调学科发展的系统性和学术研究的计划性而重视“基于学科的研究”, 即对一般的科学研究 (非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而言, 国家的科研规划是分门别类的, 如果一个科学研究分支只是一个研究领域的话, 则难以得到相应的经费资助。由此, 我们不难理解在探讨一个研究领域的学科地位问题时, 中西方学者迥然不同的态度。前者会据理力争, 而后者则视其为一个一般性的理论问题淡定自若地谈谈而已。因此, 在中西文化和科学传统存在巨大差异的前提下不加区分地探讨一个研究领域是不是一门学科是不平等的。国人或许为了“学科”头衔固有的含金量, 而不遗余力地向母学科和相邻学科验明正身:我们已是一门学科, 不再是一个研究领域!而国外学界则本着自身所在研究领域的实际现状, 根据学科的应然标准考量其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因此, 很多时候由于潜在学科利益链的牵动, 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已经在无形中隐藏了“偏见”。
至于高等教育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门学科, 笔者以为应该充分认识和考虑我国的“国情”, 结合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科研制度评判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的合法性问题, 至少应该看到考察高等教育学科的合法性不仅要立足于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实践发展的现实, 还应顾及高等教育自身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是否已经达到一门学科的基本要求。否则, 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只能局限于“形而上”的学术真空, 难有定论。尽管一个领域的学科属性并不能通过单一的学术争鸣加以确定, 但是若没有深入、激烈的论争, 一个领域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则难以充分说明。
四、学科与领域:话语立场之辨
如前所述, 有关“高等教育是一个研究领域还是一门学科”这一问题的探讨无形当中有着多种不同的视角和向度。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看似千差万别, 事实上不同观点背后潜在的讨论视角、层次和向度却是千差万别的, 以至于对这一问题各种回答与解读相去甚远, 有的甚至背道而驰。
首先, 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是否有必要区分中外两种不同的视角?如果从知识发展积累的视角来看, 科学的进步应该是人类文明跨越国界, 甚至于超越民族文化发展的重要表征。从这一意义上讲, 探讨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学科属性问题应从考察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全貌开始, 而非各国高等教育界都以本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确定高等教育作为学科的合法性地位。否则, A国高等教育界认为本国的高等教育始终是一个研究领域;B国的高等教育学者则以学科专家的身份展望本国高等教育学科的未来发展前景;C国的学者则执着于高等教育现实问题的研究而不管它是一门学科还是一个领域。但从学术自由的角度讲, 这一多样化的认识图景未必不利于世界高等教育的发展繁荣。再从知识分类的角度来看, 如果将科学分为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两大门类, 由于人文社会科学固有的文化依赖性使其必然受到不同国家和地区本土文化与传统的影响, 从而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发展是不同的。而作为高等教育母学科的教育领域则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 因而高等教育的学科合法性问题同样难以无视各国 (或地区) 自有文化传统的影响。相反, 自然科学跨越国界、超越文化差异的适应能力则远高于人文社会科学。这正是为何世界范围内的自然科学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更容易形成共同的研究范式, 而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则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进一步推论, 人类教育研究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研究本身, 也不是为了认识教育, 而是为了干预和改进教育。这意味着, 教育研究的目的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教育活动的目的, 如果说教育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理想人格的话, 那么教育研究的目的一定是为了促进理想人格的培养[12] 。尽管这一教育研究目的是人类开展教育研究的共同理想, 但由于各国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差异使得各国的具体教育目标和教育发展路径又各不相同。高等教育作为教育研究的子领域, 也必然要考虑各国自身的社会环境、经济实力、政治体制和文化传统以及各种现实条件, 为本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与繁荣服务。从这个意义上讲, 探讨高等教育的学科属性理应基于本土教育的实践立场加以展开。
此外, 高等教育的学科属性问题作为高等教育的基本理论问题之一必然具有很强的主观色彩,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难以转换为一个价值无涉的“纯科学”问题, 因此, 有关这一问题的探讨必将莫衷一是、难有定论。各国高等教育界只有充分考虑各国自身高等教育的发展状况以及社会、经济水平、文化传统与政治制度的特殊性, 才能最终确定本国高等教育做何选择, 是选择“学科指向”的高等教育学研究, 还是“问题导向”的高等教育研究, 或是二者兼有的综合化高等教育 (学) 研究:既关注高等教育学科的创建, 又致力于高等教育实践领域各种复杂问题的研究与解决。同时, 这一问题的讨论应遵循社会科学乃至教育科学共同体的共有的研究范式。当然, 这种话语立场的演绎逻辑并不否认高等教育自身的特殊性, 相反强调高等教育的范畴归属正是为了从该领域发端的源头或者逻辑起点上廓清其研究领地。诚如有学者所言“高等教育作为一门学科虽然不是一种必然, 但至少是一种选择, 不同国家在高等教育研究上, 可以有不同的选择”[11] 。
五、高等教育学:中国学术界的理想追求与现实抉择
近年来, 我们在高等教育的应用研究中, 更加深刻地理解到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层结构的开放系统。它比其他教育系统更需要同环境的方方面面交流信息[14] 。由于高等教育在不同国度、地区处于不同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区域环境中, 面临着独特的领域/学科文化与研究范式, 从而决定了高等教育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不同国家或地区被冠以不同的头衔:高等教育领域, 或高等教育学。譬如, 在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界, “高等教育研究仍然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学术领域, 而不是一门学科”[8] 。而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以学科建制为发轫”[9] , “自开始就以创立学科、构建学科体系作为明确的目标指向”[8] 。可见, 将高等教育领域从一开始就视为一门学科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界矢志不移的理想追求。我们“对成熟学科的高山仰止和心向往之, 对于经典学科范式的追求, 对高等教育学科学化的呼吁, 无不反映了众多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和奋斗目标”[18] 。一个知识领域要想产生较大的影响就必须加以制度化, 具有相当的数量与规模[19] 。因此, 重视高等教育学科建设也是高等教育研究的中国特色和现实选择。这不仅符合中国文化特有的学科发展逻辑和内在规律, 也是实现中国高等教育繁荣、勃兴的必由之路。正是在这一学科建设思想的指导下, 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已经出现了众多分支学科,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学科群。这些分支学科, 相对于二级学科的高等教育学来说, 可以说是三级甚至四级学科了”[9] 。
创建学科本无可厚非, 但总是热衷于为本学科开疆拓土, 为这些分支学科的合法性争论不休, 而不思对已有领域/学科的理论前沿和重大现实问题深入探索与发掘, 必然导致“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的‘泛化现象’”[8] 与学科责任的缺失。因此, 要把握好一个“度”的问题, 既要重视以学科体系建设为目标的高等教育学研究, 同时又要重视以解决高等教育诸多实践问题为导向的高等教育研究[11] , 实现二者的平衡与互补。一门学科自身尚未发展成熟, 其子学科、孙学科, 甚至于四级学科便层出不穷、名目繁多, 令人眼花缭乱, 确实比较反常。况且, 许多所谓的学科群其实都是贴上学科标签的产物, 有名无实。反观教育科学,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漫长发展与繁荣才形成了一个较为完善的二级学科群, 我国的高等教育区区二三十年就想演化派生出一个“四世同堂”的学科集团, 确实令人匪夷所思。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未来展望, 这种认识未尝不可, 但要一意孤行地仅靠人为干预而忽视学科自身演化逻辑与发展规律, 只会将高等教育的发展引向迷失自我的畸形发展道路, 最终必然会陷入“为建学科而建学科”的泥沼难以自拔, 高等教育理论按照其自有逻辑发展演化的自发性也终将踪影难觅。如此一来, 貌似高等教育学科自身的研究分化已经相当精细、深入, 实则其一级学科的问题研究尚未得到较好的解决, 反而会助长学术界只图虚名、不求钻研、浅尝辄止之风。不知不觉中, 高等教育在学科建设上“蓬勃发展”的同时, 其研究却在不知不觉中偏离了“理论构建、学科建设要服务于高等教育实践”的这一基本原则。
视角考量 篇7
《企业破产法》颁布之初, 因其市场化的理念和相对完善的制度设计而受到广泛赞誉, 相当一部分司法实务人士预计随着《企业破产法》的颁行, 我国的破产案件数量会有较为明显的增长。但是《企业破产法》实施七年多的实践证明, 司法实践与立法预期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统计, 在《企业破产法》颁布的当年2006年, 全国受理的破产案件数量为4253件, 《企业破产法》生效实施后的2007年, 破产案件数量为3817件, 2008年为3139件, 2009年为3128件。 (1)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年度工作报告, 2010年全国审结破产案件3567件, 2011年全国审结破产案件2531件。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人士在第三届“企业破产法实务论坛”所介绍的情况, 2012年全国受理的破产案件更降至1000多件。从整体上看, 每年受理的企业破产案件呈下降趋势。
全国法院每年受理的破产案件数量, 相比于每年工商管理部门吊销、注销的企业数量, 相差甚远。与此同时, 最近几年受金融危机影响, 经济下行, 不少行业产能过剩, 达到破产条件的困境企业数量在不断增多, 且有爆发之势。《企业破产法》的制度设置不能满足实践需要, 是造成破产程序应用效率不足的根本原因。
最高人民法院较早地注意到了前述问题, 并从法院自身角度采取了诸多改善措施, 如出台《破产法司法解释 (一) 》, 在法院内部进行破产审判绩效考核体系的研讨和改革, (2) 以解决立案难问题等。不过破产受理困境不仅是立案难的问题, 更是破产程序不被充分认识、利用, 甚至被误读, 以及破产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等问题。破产受理困境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不仅需要从法院自身寻找原因, 也需要从实证角度分析权利人的期待、担忧和可能的行为模式, 才能对该问题形成全面而系统的认识, 并相应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二、债权人视角下的破产受理困境原因
(一) 破产成为债权人权利救济的最后选择
就破产清算而言, 《企业破产法》颁布实施后, 债权人成为破产程序的主要推动者, 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统计, 自2006年6月至2011年6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共受理破产清算案件172件, 重整案件8件, 其中110件系由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 (3) 因此, 研究现行法律体系下债权人权利救济现状和破产申请意愿,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债务人出现支付危机时, 债权人的首要选择是通过个体诉讼救济权利, 只有在债权人发现其他债权人已经先行采取了针对债务人财产的措施, 自身通过个体诉讼难以实现债权的情况下, 才会考虑提起破产申请以打破信息不对称所导致的权利失衡。由此可见, 破产申请往往是债权人救济权利的最后选择。在破产法司法解释起草过程中, 曾有意见认为通过诉讼、仲裁、执行程序进行的个别清偿, 应属于破产撤销权的适用范围, 但是最终出台的《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二》没有采纳这一意见, 规定该种情形不能被撤销。该规定将导致债务人出现危机时, 债权人会更加积极地以抢时间的形式通过个体诉讼执行债务人的财产, 而非通过破产程序公平分配债务人的财产。
通过诉讼救济权利尚为正当, 更令人担心的是, 在市场主体尚未形成自发的法律救济意识的情况下, 债权人通过各种非诉讼的方式进行救济。此类行为一般属于《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规定的破产撤销权的适用对象。但是《企业破产法》施行七年多以来, 诉诸实施的破产撤销权的诉讼案例似乎并不多, 北大法宝在《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项下收录的裁判文书仅一篇, 第三十二条项下收录的裁判文书为五篇,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该问题。
(二) 破产申请审查阶段保护机制的缺失
关于破产程序的启动, 我国实行“破产受理开始主义”, 法院裁定受理破产申请后, 破产法设置的对债务人及其财产的保护机制才开始运行。然而在破产申请至受理期间, “既没有关于效力追溯至破产申请提出之时的规定, 也没有对自愿破产的效力起始时间作出例外的规定。试想自愿破产申请的提出无疑是向债权人发出集体清偿程序开始的信号, 那些具有获取信息优势、抢先执行优势或者独受债务人青睐优势的债权人基于法律的放任而在案件受理之前的优先执行的冲动和概率不难想象。” (4)
针对上述情形, 《企业破产法》设立了两种保护机制, 但这两种机制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失效。其一, 规定明确的审查受理期限, 以尽可能缩短破产申请至受理的期间。但是在实践中, 法院基于慎重考量常常引入听证程序, 而听证所需时间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 补充申请材料的时间也不计算在审查期限内。此外, 部分地方法院对受理重大、复杂的破产案件有内部审批甚至层报上级法院批准的制度。破产申请至受理的期间被实质性延长。其二, 规定破产撤销权, 对破产申请至受理期间的个别清偿或偏颇性清偿行为进行撤销。但是, 如前文所述, 通过诉讼、执行程序进行的个别清偿不在破产撤销范畴之内, 而通过自力形式抢夺债务人财产以获得个别清偿的行为, 实务中亦难以严格地以破产撤销制度进行规范。
(三) 破产案件诉讼费用的承担
破产案件的诉讼费用主要包括:1.破产案件本身的申请费;2.破产案件本身的其他诉讼费用, 如公告费、鉴定费、勘验费、财产保全费、证据保全费、调查费及人民法院认为其他应由债务人财产支付的诉讼费用;3.在破产程序中发生的涉及破产财产的其他衍生案件的诉讼费用。 (5) 其中第三类费用不涉及破产申请的障碍问题。根据《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及《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申请破产应当缴纳申请费, 破产申请费不由申请人预交, 债务人清算后从债务人财产中交纳。因此, 破产申请费一般也不会成为破产申请的障碍。
对破产申请造成障碍的主要是第二类费用。破产程序一旦启动, 即将发生公告费、财产保全费以及管理人执行职务的必要开支等费用, 为了确保破产程序能够顺利启动, 部分法院会要求申请人预先垫付一定金额的破产费用, 逾期未预交的, 视为撤回申请。对于债权人而言, 在面对无产可破的破产案件时, 其债权本身无法获得任何清偿, 其为申请债务人破产还需另外支付费用, 从其自身经济利益考虑, 申请债务人破产对其是无任何益处的。
最高人民法院亦注意到了前述问题, 并在《破产法司法解释一》中规定申请人未预交诉讼费用的, 不得以此为由不予受理。在该规定下, 仍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 应以更为明确的方式确定破产案件诉讼费用的范畴, 防止个别法院曲解诉讼费用的含义而要求申请人预交公告费等费用。第二, 应防止个别法院以其他名义要求申请人预交费用, 如要求申请人预交管理人执行职务的费用等。第三, 对于无产可破或者无启动资金的案件, 该规定并没有解决公告费等必要费用如何支付的问题。目前的司法解释在表面上解决了受理问题, 但受理后的程序启动问题并未得到落实, 而该问题无法妥善解决势必反过来制约法院依法受理破产案件的动力。
三、债务人视角下的破产受理困境原因
(一) 对债务人股东清算责任的追究力度欠缺
在分析破产受理困境时, 常有观点认为未将申请破产规定为债务人的义务为原因之一。笔者认为, 破产清算是困境企业在重组、自行清算等其他途径无果的情况下的最后选择, 是全体参与者利益最小化的一种机制。在企业出现破产原因时, 仍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自救和复苏, 强制性地规定债务人的破产清算义务, 并不利于债权人和债务人利益的最大化。另外, 破产原因的存在可能是阶段性的, 对于资产略小于负债但出现支付危机的企业而言, 在其完成一笔交易后完全有可能扭转其资不抵债的困境。因此, 从技术上而言, 亦难以规定债务人的申请破产义务。
对债务人破产申请动力的推动, 主要应依靠强化债务人股东的清算责任。《公司法》明确了股东等主体的清算责任, 为了将清算责任落到实处, 《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确立了清算责任向财产责任转化的制度。债务人股东等主体因惮于承担财产责任将会主动履行清算义务, 在清算过程中如果出现资不抵债等情形时将会转入破产清算程序。通过强化债务人股东等主体的清算责任, 可以间接推动企业通过破产清算程序退出市场。但目前市场主体对《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掌握程度还不够, 相当一部分债务人股东并不了解不履行清算责任的法律后果, 债权人亦多不了解该条权利救济的途径。根据北大法宝的检索, 收录在《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项下的裁判文书仅为二十六篇, 也可见一斑。
(二) 以债务人为启动主体的重整程序存在不足
1. 债务人对丧失企业控制权的担忧。
在市场化操作模式下, 重整程序能否成功,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债务人自身, 因此, 与破产清算程序不同, 重整程序多是由债务人主导启动的。 (6) 在多种拯救方案并存的情况下, 债务人在决定是否采用重整方案时, 特别关注重整程序对债务人控制权的影响, 任何债务人的股东或其控制人都不愿在重整程序中被强制性地剥夺掉其对债务人的控制权。
《企业破产法》规定了重整程序中债务人自行管理的制度, 但这一制度安排并不能给债务人提供足够的信心。一方面,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精神, 管理人管理是原则, 债务人自行管理是补充。债务人自行管理尚需要债务人提出申请, 并经法院批准。由于缺乏具体的判断标准, 法院是否批准, 完全取决于其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 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 在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下,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管理人的职责由债务人行使, 这一规定过于原则而缺乏可操作性。实践中, 为了确保管理人对债务人的监督以及保证程序的公正性, 以达到两者之间的平衡, 法院往往还赋予管理人一定的权限, 这有一定的必要性, 但两者之间的权限具体如何分配, 则仍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2. 缺乏有效的重组信息公布平台。
在企业重整过程中, 因重整主体和重整模式的不同, 重组方的作用也略有不同。相较而言, 非上市公司重整比上市公司重整更倚重重组方, 清算型重整比再建型重整更倚重重组方。但整体而言, 重组方一般都在债务人重整过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定程度上来看, 重整计划是需要根据重组方的情况量身定做的。
能否实施重整、如何实施重整、重整能否成功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找到合适的重组方, 但需求和供应信息的不对称、不透明客观上阻碍了重整实践的发展。目前还缺乏统一的信息发布平台或者信息公开渠道, 一方面, 困境企业苦于找不到合适的重组方, 另一方面, 具有扩张规划和投资意向的企业也在寻找合适的重组项目, 双方信息的交流往往依赖于行业内或区域内的口耳相传, 或者借助于某些中介机构的小型信息平台, 信息交流的有限性和偶然性不能为企业重整提供足够的信息支撑。
3. 债务清理的不彻底性。
破产程序的重要优势之一即在于其债务清理的彻底性, 但重整程序并不能完全实现前述目标。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 债权人未在重整程序中申报债权的, 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 可以按照重整计划规定的同类债权的清偿条件行使权利。该规定在法理上具有其合理性, 实践中, 对于未申报的债权, 亦在重整计划中为其预留相应的份额, 但此举取决于债务人财务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在债务人财务记载不完整的情况下, 由于未对未申报债权预留足够的份额, 对于重整程序结束后才主张权利的债权, 债务人不得不另行承担清偿责任, 而此清偿责任实际上是由新的重组方承担的, 所以, 在其他重组条件都完备的情况下, 重组方仍不得不慎重地审视重组完成后债务人所可能承担的债务风险。从司法实务看, 我国陷入困境的企业财务资料缺失、财务处理不规范的现象较为突出, 这一法律规定无形中增加了重组方的投资风险, 也降低了重整程序的使用效率。
四、法院视角下的破产受理困境原因
(一) 对职工安置和社会稳定问题的畏惧
在当前的国情下, “稳定压倒一切”, 而困境企业往往涉及欠薪、职工安置等问题, 其社会维稳问题相较而言更为严峻。一些大的困境企业, 职工人数多达上万人, 维稳问题成为脱困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职工安置和维稳作为社会性问题, 不是《企业破产法》本身所能解决的, 而法院在体制设置上本身也不具有解决维稳问题的功能。因此, 一些学者疾呼, 地方政府必须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职责, 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情况下, 承担起职工安置的重任。 (7) 在该呼吁得不到响应的情况下, 地方法院因惮于维稳压力, 而以各种理由和借口将破产案件拒之门外。一些省高级法院直接规定, 对于职工超过一定人数的破产案件, 管辖法院必须层报其批准后方可受理。
(二) 破产审判绩效考核体系的不完备
我国传统的审判绩效考核体系, 是以诉讼案件为中心来构建的, 破产案件作为一新型的非诉案件, 大多数法院尚未建立起专有的、合理的绩效考核体系。比如有的将破产案件作为普通诉讼案件, 一件破产案件折抵为一件诉讼案件, 此类考核体系完全忽略了破产案件周期长、涉及面广、案情复杂的特点。有的地方法院则将破产案件折抵为10件、20件、30件不等的一审或二审诉讼案件, 此类考核体系虽注意到了破产案件复杂性的特点, 但是仍然显得过于简单、随意, 缺乏科学性和合理性。
完善的破产审判绩效考核体系的建立, 涉及到破产审判组织如何设立、破产审判人员如何配备、收案率、结案率以及审限如何计算等多方面的事项。建立全国统一的考核体系, 需要在最高人民法院的主导下, 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就目前的实践而言, 由于各地的破产审判实践差异较大, 市场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破产案件数量较多, 审判力量、管理人队伍也较为完备, 而欠发达的地区甚至一年都没有一宗破产案件, 因此, 目前建立完备和统一的考核体系尚存难度, 主要是由地方法院先行先试。不过, 最高人民法院已注意到了现行考核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并已着手进行了相关的调研。随着破产实践的不断发展, 有望在法院考核体系方面突破破产案件数量停滞不前的现状。
五、解决破产受理困境的对策
(一) 强化现行法律法规执行力度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企业破产法》是一部高质量的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法律, 只有全面而彻底地执行《企业破产法》及相关配套规定, 才能充分发挥《企业破产法》的作用, 化解目前所面临的破产受理困境。
1. 加强法律责任追究力度。
依实践经验来看, 债务人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务账簿和文书等资料, 或移交的资料不完整、混乱, 或是隐匿、销毁相关资料等情形, 或, 在破产案件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由于无法掌握准确和完整的资料, 管理人往往仅能对债务人现有的财产进行处置和分配 (而此时的财产往往已所剩无几) , 导致破产程序仅仅成为债务人注销的一种手段甚至是借破产逃废债务的一种手段。
对于前述问题, 《企业破产法》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即债务人拒不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的, 或者伪造、销毁有关财产证据材料而使财产状况不明的, 人民法院可对直接责任人员依法处以罚款。《企业破产法》还规定债务人实施了《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三十三条的可撤销行为或无效行为的, 由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赔偿责任。另外, 《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条规定了妨害清算罪和隐匿、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罪和虚假破产罪。对于前述措施, 目前存在着人民法院和管理人执法动力不足的问题。人民法院和中介机构从全局性和长远性出发, 应当通过对债务人及其相关人员破产法律责任的追究, 通过行使破产撤销权等其他配套手段, 逐步形成一个规范的市场退出体系, 引导各方通过合法的程序实现自身权益。
2. 强化清算责任追究力度。
如前所述, 根据《公司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追究债务人股东及其有关人员的清算责任, 可以间接引导债务人通过破产程序规范退出市场。而目前的现状则是, 债务人股东及其有关人员不知其所可能承担的法律风险, 债权人不知其可通过此种途径救济权利, 而由于相关诉讼案件数量过少, 人民法院基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审判经验亦不足, 对该条存在不同的理解, 不予支持债权人请求的判决时有出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十八条的规定, 本意是解决现实中出现解散事由的企业不经清算而人去楼空的现象, 但目前的司法实践, 并没有充分实现该规定的目的。未来需要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 向自身客户普及前述法律规定, 亦需要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发布指导案例等方式, 引导相关社会主体正确认识前述规定, 并指导人民法院正确审理此类诉讼案件。
(二) 完善破产法律体系
法律的制定往往滞后于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就《企业破产法》而言, 为了解决破产受理困境, 未来应在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进行完善。
1. 建立破产申请审查阶段保护机制。
与我国实行“破产受理开始主义”不同, 美国破产法实行的是“破产申请开始主义”, 提出破产申请之时, 即产生以寻求债权人的个别清偿为目的的针对债务人财产的行为或者诉讼“自动中止”的法律效果。美国《破产法典》确立了完善的“自动中止”制度, 明确了“自动中止”制度的适用范围、例外情形、针对自动中止的救济等等, 若违反自动中止行为, 相关的行为或可撤销、或被认为自始无效, 故意违反的, 还将承担相关损失或者进行惩罚性赔偿, 甚至可能因藐视法庭而受到惩罚。
美国的自动中止制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借鉴思路, 即应当以更为有力、全面和可操作的措施为破产申请至受理期间的债务人财产提供保护。此种保护措施自破产申请之时开始发生法律效力。该制度可以避免债务人财产状况在被申请破产后因个别清偿、瓜分而进一步恶化, 增加债权人或者债务人对破产程序的信心, 也为法院审查及审理破产案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在现行法律体现下, 亦可考虑参考民事诉讼法中的诉前保全或者诉讼保全制度, 赋予破产申请人申请法院保全债务人财产的权利。
2. 明确债务人自行管理的适用条件及职责权限。
在中介机构担任管理人的模式下, 优先适用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模式具有其必要性和可行性。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经过几年的重整实践, 存量的ST类困境公司目前已基本被消化, 以后进行重整的公司将以增量的困境公司为主, 相应地重整模式将由清算型重整转为再建型重整。对于实施再建型重整的上市公司而言, 一方面主营业务的继续保留将使得重整过程趋于复杂, 中介机构没有足够的经验和能力管理和驾驭公司的营业事务, 公司经营管理层的作用将更为突出;另一方面, 拟实施再建型重整的上市公司, 由于尚掌握一定的资源, 重整将并非其唯一的选择, 因此, 公司股东和经营管理层将会对重整程序下的企业控制权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司法实务中, 深圳市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重整案件中, 均对债务人自行管理的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其效果是积极和明显的。
根据我国的立法模式, 可采用明确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适用条件的方式来确立该模式的优先性。比如根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规定, 符合以下条件的, 经债务人申请, 债务人可以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 (1) 未发现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三十二条、三十三条规定的行为; (2) 债务人的内部治理结构完善; (3) 债务人对重整的态度积极, 而且出资人对债务人自行管理财产和营业事务支持。另外,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还对债务人自行管理模式下债务人的职责和管理人的监督职责进行了明确。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有益探索为深圳地区的重整实践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未来系统性的制度设计, 应当优先保障债务人的自行管理权, 这不仅能使债务人对重整保持信心, 提高重整制度的生命力, 而且也是顺应重整实践客观发展规律的需要。当然, 债务人自行管理申请的时间、适用条件、债务人与管理人的职责分工, 以及自行管理的终止条件等如何规定更为合理, 尚有待进一步调研。
(三) 建立健全破产法律体系配套措施
破产法律体系的配套措施是多方面的, 本文仅就困扰破产案件受理最突出的破产企业职工救济体系的建立完善问题进行阐述。
职工债权涉及职工基本生存权, 其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 更是一个社会问题, 需要人民法院和地方政府从法律制度和社会保障两方面提供解决方案。就法律制度而言, 《企业破产法》规定职工债权优先受偿, 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正确审理企业破产案件为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提供司法保障若干问题的意见》 (法发[2009]36号) 中, 补充规定政府或第三方就劳动债权的垫款, 可以在破产程序中按照职工债权的受偿顺序优先获得清偿。
地方政府在保障职工基本权益方面也采取了诸多努力, 为困境企业垫付拖欠的职工工资, 如东莞市政府垫付2家倒闭玩具厂7000名员工工资, (8) 义乌市政府为倒闭企业垫付工资。 (9) 在此方面, 深圳率先在全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996年深圳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企业欠薪保障条例》, 借鉴国外的相关制度, 规定建立欠薪保障基金, 在出现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等情形后, 被欠薪的职工可以向劳动部门申请垫付欠薪, 劳动部门可向职工垫付最高不超过上年度市职工年平均工资的百分之二十的数额。此外, 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湖北省等地也已有专门针对处理欠薪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或者起草了相关文件。值得一提的是, 国务院于2006年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建立工资支付监控制度和工资保证金制度, 从根本上解决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问题。
地方政府的前述努力, 为解决职工欠薪问题、化解破产困境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 相关的措施仍是应急性的、个案性的或者是地区性的, 中央政府虽然有相关精神, 但是精神的贯彻和政策的落实仍依赖于地方政府。欠薪保障基金是被不少国家和地区反复证实了行之有效的保障职工基本权益的制度, 地方政府应切实承担社会责任, 逐步建立符合自身区域特点的工资保证金制度, 在出现企业破产等情形时及时向职工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 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的产生。
摘要：我国破产法自2007年实施以来, 面临案件数量下降, 破产案件受理难和审理难的困境, 既有债务人方面的原因, 也有债权人方面的原因, 同时还有法院出于社会稳定压力和内部考核制度等方面的考虑。破解破产程序应用效率不足的困境, 需要强化现行法律的执行力度, 完善破产法律制度和健全破产配套制度, 通过全方位的法律努力, 方可解决破产法实施的困境。
关键词：破产申请,清算责任,债务人自行管理,法院考核机制
注释
11 王欣新:《破产案件受理难问题的解决》, 载《破产法理论与实务疑难问题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第162页。
22 详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编:《商事审判指导》, 2011年第2辑 (总第26辑) ,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
33 详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破产审判白皮书》。
44 付翠英:《破产保全制度比较:以美国破产自动停止为中心》, 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3期。
55 详见奚晓明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破产法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破产法解释 (一) ·破产法解释 (二) 》, 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年版, 第100-101页。
66 实践中, 为了简化申请程序, 重整申请往往由债权人提出, 但此情况只是一种技术处理手段, 提出申请的债权人往往与债务人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关联关系, 债权人提出申请的表象不能掩盖重整程序的启动由债务人主导的本质。
77 详见王欣新:《新破产法立法思想的创新》, 载《破产法理论与实务疑难问题研究》, 中国法制出版社2011年版。
88 详见http://news.qq.com/a/20081018/001467.htm, 2013年11月15 日。
视角考量 篇8
关键词：公共利益,民族文化利益,司法定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10年8月, 笔者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永宁县开展主题为“民族风情园文化经济互动效应探究”的调研, 考察该地中华回乡文化园的文化经济双层效应。调研之后得出的结论符合前期的理论假设:中华回乡文化园对回族文化的存续和传播起到了积极作用,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这些积极效应背后是永宁县农户因土地被征收而迁居的事实:中华回乡文化园一期工程占地300亩, 二期工程规划新增用地700亩, 因二期规划建设拆迁安置的居民约220户, 为打通中华回乡文化园—纳家户清真寺—县城利民街的道路而营建的纳家户回族商贸一条街需拆迁道路沿线180户现有农宅, 扩建纳家户清真寺前广场需拆除农宅40户。 (1)
矛盾贯穿于物质世界, 事物总存在着两面性。中华回乡文化园及其配套工程创造了巨大的社会效应, 但规模化带来的征收行为, 却面临着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 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根据宪法与法律, 公共利益是启动征收征用程序的实质性要件, 也是政府从事征收征用活动的最终目的之所在[1]。那么, 发展民族文化产业是否能够成为征收的法定事由呢?民族文化产业辐射而来的经济效应和文化效应中是否具有与公共利益耦合的因素呢?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二、法律规范的切入与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重申了宪法条文, 第45条至49条规定了土地征收的具体程序以及安置补偿的办法。《土地管理法》由于其公法属性, 私权保护的气息并不浓重, 而其在安置补偿方面的规定是细致的, 实践指导意义很强。但问题是, “能否征收”的问题尚未解决, 关于“如何补偿”的规定是否具有现实意义呢?
2007年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被视为私权保护的宪章, 但其仍未对“能否征收”的问题做出明确回答, 理由是:“在不同领域内, 在不同情形, 公共利益是不同的, 情况相当复杂, 物权法难以对公共利益做出具体的界定, 还是分别是由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等单行法规规定比较切合实际。”[2]我们反观《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法律事实:公共利益的内涵与外延在立法上是个空白, 其界定成为了一个司法问题。
三、民族文化产业规模化与“民族文化利益”
(一) 民族文化发展的规模化需求
规模化指将性质相同或相似以及联系紧密的产业集群, 获得区位优势的一种竞争策略。规模化所带了的产业集群效应是十分显著的, 特别是对于旅游业而言, 民族文化产业是一种双重性质的产业。对外它就是旅游业, 旅游客体为民族特色文化;对内它则是民族文化的存续地和陈列馆。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 民族文化的发展在市场经济的时代背景下都需要形成产业化才能获得持久的生命力, 而产业化在特定经济环境中则意味着规模化。
(二) “民族文化利益”的提出
民族文化产业具有经济与文化的双重目的。经济目的是该产业具有发展可能性的外部因素, 文化目的则是其发展的长远目标与最终价值。比较两个目的我们可以发现, 经济目的不能成为该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因素, 因为凡是产业都能带来经济效应;文化目的则较为特殊, 因为民族文化产业的核心与重点均在于文化, 文化效应是发展该产业的主要目的, 再者, 文化保护本身就象征一种人文主义关怀, 其人文价值不可估量。
文化效应 (目的) 要与征收的结合起来, 还需要“利益”的中介。从本质上来讲, 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的具体转化形式, 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 构成了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因[3]。人们追求文化效应 (目的) 是基于他们要求文化续存的内在动因, 是他们精神文化需求的一种具体转化形式, 因此, 文化效应本质上是一种“利益”。这种“利益”的具体表现形式为:保存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 并利用该文化实现民族的整体利益。笔者将这种“利益”称作“民族文化利益”, 它就是民族文化产业规模化所追求的。那么, 法学理论层面的问题是, “民族文化利益”与公共利益是什么关系?两者是否耦合?如果存在耦合, 法律解释在界定的过程中要扮演什么角色?
四、法律的合理性解释:“民族文化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耦合
(一) 如何对法律进行合理性解释
“在法律秩序中, 大量不确定的法律概念和一般条款决定了法律语言的不准确性和开放性, 这也为新的事实和评价标准留下了余地。”[4]这是笔者认可的法律解释的角色。法律是具有合目的性的, 法律解释要从法律目的出发评价不断出现的社会现象, 使之与法律规范映合, 形成一套评价标准。
公共利益概念的提出一方面是对公权力的限制, 但另一方面它更是对私权利的限制。当法律缺乏明确性, 需要对公共利益进行解释时, 不仅要考虑现实需求, 更要衡量公权与私权的价值。如果“民族文化利益”能够界定为公共利益, 征收与拆迁就成了必然, 而征收与拆迁又不可避免形成对公民物权和其他权益的侵犯。“民族文化利益”与“公民权利”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因此对“公共利益”的解释就必须合理、合法, 不仅要分析“民族文化利益”与公共利益的普遍性耦合因素, 更要排除随意性解释, 明确禁止某些情形。
(二) 普遍性耦合因素分析
萨维尼在1840年总结了当时法律方法讨论的状况, 并提出了法律解释的四个“基本要素”, 分别是: (1) 语法要素; (2) 逻辑要素; (3) 历史要素; (4) 体系化要素[4]。笔者将从该四要素出发, 分析“民族文化利益”与公共利益的耦合性因素。
1.语法要素
首先, “利益”是共同宾语, 两者具有利益的共性。重点是, “民族文化”与“公共”关系如何?首先, 何为“民族”。一般认为, 民族是指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形成的稳定的人的共同体, 其在历史渊源、生产方式、语言、文化、风俗习惯以及心理认同等方面具有共同的特征[5]。民族是一个稳定共同体, 其利益具有公共性。在民族聚居区, 该民族的利益与该地区范围内的利益是一致的。其次, “文化”也是一个争议概念。获得较多认同的是泰勒的定义: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 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6]。由该定义可见, 文化也是公共的, 其主体是不特定的群体, 内容也由一定范围的社会成员共同享有。从语义上来讲, “民族文化利益”与公共利益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民族文化利益”可以界定为公共利益。
2.逻辑要素
从法逻辑上来讲, 不是所有的公共利益都能对抗私权, 只有高于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才能对抗私权, 成为征收的合法性依据。那么, 民族文化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价值如何衡量呢?
要比较两种利益, 我们必须把它们放入特定的时代环境。我国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风俗习惯、生产方式等方面存在差异, 所以我们对少数民族文化要特殊保护[7]。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当代中国, 经济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受到的外来冲击日渐增多, 少数民族被汉族同化的现象在我国很普遍。民族同化一方面导致文化多样性的受损, 另一方面使少数民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消退产生忧虑, 生成对其他民族的畏惧感和仇恨感。应该说, 在目前我国步入完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上述现象使得保护少数民族文化变得极为紧迫。
所以, 从法逻辑上来看, 民族文化利益值得以牺牲部分个人利益的方式加以特殊保护。在这一点上“民族文化利益”与公共利益是耦合的, 将其界定为公共利益也符合国家的民族政策。
3.历史要素
历史要素指的是法律与其颁布时的历史状态的相关性[4]。当我们比较民族文化利益与公共利益时, 要从提出公共利益概念的法律渊源的立法背景进行考量。
公共利益概念提出的立法背景主要是为了保护公民私有财产。那么, 将“民族文化利益”解释为“公共利益”是否是对公共利益的扩大解释呢?是否会扩大对公民私有财产的侵犯呢?笔者的回答是, 不会。民族文化的承载主体是人, 规模化的民族文化产业不会产生像一般征收行为剥夺土地原使用人劳动对象的问题。相反, 它创造了更多劳动形式, 让失地者可以扮演民族文化的展示者。我们知道, 农民在拆迁中最关心的是安置补偿以及日后的职业生计, 在民族文化规模化发展过程中, 如果能将农民的土地作价入股或采取其他措施, 这些问题都不复存在。 (1)
从立法背景上看, 民族文化利益没有扩大公共利益的外延, 也符合耦合性解释的历史要素。
4.体系化要素
体系化要素要求法律解释使各法律制度的统一协调。我国宪法序言:国家尽一切努力, 促进全国各民族共同繁荣。第四条规定, 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国家根据各少数民族的特点和需要, 帮助各少数民族地区加速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此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及《国务院实施<民族区域自治法>若干规定》、《文物保护法》中都有关于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规定。 (1)
如何定位“民族文化利益”才能使之与我国宪法与法律法规中的相关规定相协调, 是界定该概念时应当关注的, 特别是《宪法》第四条将“民族文化利益”处在了很高的法律地位。宪法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 是法律体系的灵魂[8], 法律的适应必须从宪法精神出发。笔者认为, 将“民族文化利益”界定为公共利益是与宪法与相关法律法规中“民族文化利益”的地位相协调的法律解释方法, 符合法律解释的体系化要求。
(三) 禁止性情形
尽管“民族文化利益”与公共利益存在普遍性的耦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可以滥用“民族文化利益”之名随意侵犯公民私权利。“民族文化利益”的司法界定要严格进行, 而且其界定也要如公共利益的界定纳入程序控制。此外, 某些情形应当排除。
1.非客观的民族文化利益
民族文化利益与民族文化是社会现象, 都是客观存在的。主观假想的民族文化利益是不能被界定为公共利益的, 更不能因此启动征收程序, 侵犯公民合法权利。
2.非法和糟粕的民族文化
文化本无优劣之分, 但在目前我国民族问题较为复杂的局面下, 我们必须抵制、改造一些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糟粕。民族分裂主义、大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想应坚决被排除出“民族文化利益”之外, 而且应给予法律制裁。某些民族地区将以上这些非法思想伪装成民族精神, 要求加以宣传, 在司法认定中应予以警惕。对那些妨害或者不利于民族团结、不利于法律贯彻实施的风俗习惯应当予以抛弃[9]。
3.披文化外衣, 行商业之实
现代社会商业利益与公共利益交叉存在的情况是无法避免的, 民族文化产业也可以具有盈利性。但如果纯粹为了追求商业目的, 披上民族文化的外衣, 该行为也不能被界定为“为了公共利益的行为”。
4.没必要形成规模化的民族文化产业
某些民族文化 (如民族绘画、歌舞) 虽然是值得保护发展的, 但没有必要做成一个集群产业。这些文化利益不能被某些人利用, 成为征收的理由。这一点在现实界定中极为重要, 正如公共利益, 只有必要时才能成为限制私权的理由。如果存在其他方法使得“民族文化利益”得到保护, 就绝不能将其界定为成为征收条件的公共利益。由此可见, 笔者认为的“民族文化利益”也并非都能被界定为公共利益, 只是某些必要的“民族文化利益”才与公共利益耦合。
结语
相关法律缺乏对公共利益的定义, 对司法实践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因此, 在司法中要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的界定, 这实际上构成了对公共利益的法律解释。根据法律解释的法理, 从民族文化产业规模化发展的需求出发, 我们可以将某些“民族文化利益”界定为公共利益, 从而论证了规模化所需要的征收行为的合法性依据。但在现实界定中要引进程序控制制度, 进行严格的司法认定, 禁止随意性的解释。只有做到了这些, 才能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利益得到切实的司法保障, 使其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到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利明.论征收制度中的公共利益[J].政法论坛.2009, (2) :22.
[2]王胜民.中华人共和国物权法解读[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7, (88) .
[3]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215.
[4]魏德士.法理学[M].丁晓春, 吴越, 译.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7:96, 304, 305.
[5]吴仕民.中国民族理论新编[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6:23.
[6]泰勒.原始文化[M].蔡江浓, 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187.
[7]韩轶, 刘雯.刑事政策与刑罚目的的关系论[J].安徽大学法律评论, 2009, (1) :206-211.
[8]韩轶.论刑罚目的与量刑原则[J].安徽大学学报, 2006, (7) :47-52.
德绩并重 综合考量 篇9
“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用这句话告诉我们，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一个国家，该怎样考核官员？用什么指标考核官员？不妨看看历史。中国上下五千年，王朝更迭，制度更新，古人用智慧与心血创造并延续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无论是盛世还是乱世，在治国方面总有一些值得今人思考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张达志认为，若仔细研究中国历朝历代对政府官员的考核制度，确实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规律。
秦汉：重结果轻过程
中国古代对官员政绩的考核，最早可追溯到夏禹时代。但真正对当今有参考意义的，要从统一中国后的秦汉时期开始。
“秦汉对官员的考核，说来复杂，但最核心的只有五个字——功、治、行、能、劳。”张达志说，虽只有五个字，但足以左右地方官员的升迁。
“功”，即功绩，官员实际做出的政绩，可用数字统计，与现代的GDP有些类似，但不完全等同；“治”，即治安，强调社会和谐；“行”，指德行、品行，如质朴、孝悌、廉公等；“能”，泛指行政能力；“劳”，即工龄。
虽说这五个字都是考核内容，但它们的重要性是不相同的。秦汉时期，朝廷对地方官员的考核重点按上述排序递减，即更看重官员的“功”与“治”，其中以人口有无增加、赋税有无增多、盗贼有无减少等为考核重点，这几项易量化，易统计，直观明了地展示官员的功绩。同时，考评时也会综合考虑品行、行政能力等主观性更强、不太容易量化的部分。
秦汉的这种考核方式，强调实在的功绩，但这种功绩并不只是强调以“钱谷出入”为代表的经济发展，而是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具体情况具体对待”的原则，比如有的地方侧重于断狱和盗贼，有的则以“劝民农桑”或以组织军事征调和漕运的绩效为主。
隋唐：结果过程同等重要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因长期战乱及政治体制的急剧震荡，极不利于考核的开展，这个时期的考核制度没有太多亮点。直到隋唐时期，考核制度再次得以创新。
相对于秦汉侧重于“功”、“治”等结果类考核指标，隋唐时期增加了“行”、“能”等过程类考核的比重，对地方官员来说，功绩与品行的表现同等重要。
唐代对考核的分类较为详细，将品行与功绩按“四善”、“二十七最”为标准来评定。“四善”是对官员个人品德、工作作风、工作态度等官德方面的总要求：即德义有闻、清慎明著、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二十七最”则是根据被考官不同的工作性质与职责，定出不同的要求，偏重行政能力和绩效。如“牧官”之最是“收养肥硕，蕃息孳多”，“屯官”之最是“耕耨以时，收获成课”。
除了以“四善”、“二十七最”考核标准之外，还有一些补充政绩条件，最典型的是据户口、垦田增减、租庸增减来升降州县长官考等的规定。
“可见，唐代对官员的考核，不单是跟经济有关的指标，也是综合考核。”张达志认为，但考核中增加“行”、“能”的比重后，因其不易量化，实际操作中往往只能以官僚的过失为基准来展开，其导向不利于激发官员的主观能动性。
宋元明清：重过程轻结果
相较隋唐将“功”、“治”与“行”、“能”并重的考核体系，从宋朝起，考核进一步突出对官员品行的比重，而易量化的政绩要求被弱化，显得更为笼统。
这不只是考核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在张达志看来，还带来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功”与“治”，看的是官员管理辖区的最终结果。以税赋为例，朝廷更注重的是地方官员对朝廷上交税款的多少，所以地方官员必须努力发展经济；“行”与“能”的考核，看的是官员在管理过程中的品行素质，朝廷更注重的是地方官员有无过错，有错就可能会被撤职，而无过就会没事。这种导向下，官员出现了不作为、无过即是功的倾向。而正因行能素质的主观性太强，又易引发贪腐之风。
到明清时，吏治腐败严重，贪污受贿盛行，甚至将考核当作清除异己、争权夺利的手段。特别是晚清，基本上对官吏政绩的考核只能是名存实亡了。
得失：单一指标易出问题
尽管中国历朝历代的考核体系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让张达志感慨良多：“不管哪个朝代，朝廷对官员的考核显然都不是单一指标，而是综合考量。”
无论是秦汉，还是后来的宋元明清，虽然他们对考核的侧重各有不同，但基本都综合考虑“功”、“治”、“行”、“能”、“劳”这五个方面的能力，即便是“功”的考核，又分户口、垦田、钱谷等多项指标，可以说古代考核体系中，既注意全面性，又突出重点，既考察经济和社会指标，又注重对道德才能的评判，不是只看类似GDP单一指标的成绩。
“这不是说考核GDP就大错特错。”张达志说，GDP易于量化，便于上级掌握下级的功绩，但GDP过于笼统，不能真实反映出地方经济的发展状况，特别是不能很好地体现百姓的生活水平，这一点确是遗憾。今后若要完善考核体系，可以考虑增加一些易于量化但又能真实反映企业景气度、居民幸福等之类的指标。
另一方面，古代官员考核制度及操作实践中也有非常明显的问题值得警惕。对官员的考核，重结果轻过程的方式不好，容易导致急功近利的心态，比如有些地方为了发展经济而不顾资源环境的保护；重过程轻结果也不好，易让官员产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消极心态，同样也不利于地方经济发展。应该建立一套更科学的考评体系，把结果与过程的考核统一协调起来。（支点杂志2014年11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