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系”视角（通用12篇）
“关系”视角 篇1
近代史以来, 由于地理空间的缩短、技术手段的更新, 人类社会已经日趋演化为一个多变量混沌系统。映射到当下的中国社会, 作为刑事司法系统运作起始点的侦查活动与以传播自由、倡导独立为己任的媒体间的博弈也愈加激烈。警察公共关系, 是以提高自身影响力为基础的促进警察组织和公众良性互动, 争取最大社会效益的一种管理职能和活动过程, 它以警察组织、社会公众、信息交流为基本要素, 来实现警民关系的提升和警务工作的落实。不难发现, 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是信息交流, 而对于其中媒体的介入的关注更是重中之重。因此, 下文将在分析侦查与媒体的离散性和耦合性的基础上, 从警察公共关系的维度对侦查与媒体的社会效益最大化给出建议, 以期为侦查实践和媒体自由的发展助力一二。
1 侦查与媒体的离散效应
1.1 媒体对侦查把脉失误, 导致自身定位偏颇。
(1) 侦查活动具有秘密性, 而媒体则对新闻具有天然的追逐狂热。为了实现侦查的目的, 必须对相关的侦查措施、调查进展进行保密。而部分媒体并没有重视这一点, 单纯地从传播效应的角度对其进行挖掘报道, 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了侦查活动的有序进行, 甚至破坏了警察应有的形象, 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二者的冲突和不信任。
(2) 侦查具有程序性, 而媒体则过分行使其自由解读的权利。侦查是国家专门机关依其职权, 按照一定的程序和规范进行的活动, 是法定的刑事诉讼程序之一。而任何一项制度性规则都是在平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做出的, 它本身或许是难以理解的, 但从整个法律运作的层面看必然有独特的价值。那么, 如果单独从个体的角度进行研判往往会有可供酝酿不满和异议的空间, 不少媒体正是由于不理解或刻意忽略侦查活动的合理程序性规定, 没有从整体利益的角度进行考量, 而孤立地按照传媒的规律进行报道, 通过与公众的简单共鸣, 放大了相互之间的矛盾和抵触。
(3) 侦查活动具有法律性, 而媒体的资本性动因干扰了侦查权的合法行使。侦查权是法律赋予侦查机关的权力, 具有独立性和权威性, 它的合法行使理应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尊重。而在商业化和产业化的推波助澜下, 媒体的资本性动因在很多时候成为主导力量, 丢失了应有的法律素养和操守, 让那些完全合法的侦查行为遇到阻力和障碍, 割裂了侦查和媒体共赢的基础。
1.2 侦查机关对媒体有“过敏反应”, 缺乏有效的应对措施
(1) 侦查机关转型不彻底, 在媒体分享话语权的互动过程中反应迟钝。现代民主政府的转型是大势所趋, 各级政府由全能型、管理型向有限型、服务型转变。而在转变过程中, 侦查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囿于神秘、庄重、权威的自我定位, 而对媒体共享信息资源的强势要求缺乏心理预期, 从而对媒体虽有瑕疵但符合新闻规律的报道不够宽容, 容易造成二者的冲撞。
(2) 侦查机关审慎、被动的信息披露方式难以满足日益壮大的媒体需求。新闻是媒体的生命, 因此对具有话题性和关注度的侦查活动的报道是符合其自身追求的。但是由于侦查机关欠缺信息分享惯例与实践, 媒体不得不通过其他的途径来满足其并不过分的价值期许。而在这样的情况下, 新闻的客观性、全面性则难以得到保障, 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 又恶化了媒体与侦查机关的合作。
(3) 侦查机关不注意沟通机制的建立, 没有形成与媒体常态化、低成本化的资源流通。缘于侦查的特殊属性, 在相关信息的交流中侦查机关确实占据着主导优势, 在建立合理有效的信息畅通平台方面负有义务。然而在现实中, 由于没有建立实质意义上的专门机制和专业舆情分析, 因此即使是有利于树立自身形象的新闻也难以快速传播, 更遑论复杂的危机公关的处理, 使各种不实的新闻有了扩散的土壤。
2 侦查与媒体的耦合效应
(1) 根本法则契合, 侦查与媒体在行为中有共同的规范底线。侦查是强制性的法律行为, 为避免其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 侦查活动必须“以事实为依据”, 在客观的法律事实基础上行使职权。同样, 媒体的职责是搜集和分享信息, 只有保证宣传报道的准确性和真实性, 才具备吸引社会关注和引导大众舆论的道德基石, 进而才有获取利益的底气和可能。因此, 即使侦查和媒体在各自特性、处理方式上有所区别, 但由于有共同的基准线, 二者的游戏规则是一致的, 不存在根本的对立。
(2) 历史使命趋同, 侦查与媒体在方向上有相似的价值标杆。侦查权是刑事司法职权, 其根本任务是查明犯罪事实, 确定犯罪嫌疑人, 为之后的起诉、审判提供准确的参照, 最终实现社会公正和人权保障的和谐统一。媒体作为现代民主社会的“第四权力”, 以信息平等享有、新闻自由传播的形式, 践行着自身的价值使命。所以, 作为民主社会基石的公平正义、自由平等被侦查和媒体共同铺垫, 而缘此路径行进的二者, 也有共同的发展空间。
(3) 现实利益互补, 侦查和媒体在角力间有一致的动力诉求。侦查是一项复杂的刑事司法活动, 它的有效运转必须得到公众和社会的支持, 而媒体则是必不可少的助推力。通过媒体客观、正面的报道, 可以沟通侦查机关与公众, 消除误解, 打造良好形象, 实现侦查活动的效益最大化。而从媒体的角度思量, 通过对侦查等热点新闻的报道, 将显著提升其品牌价值, 扩大影响范围, 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 从效益最大化的动力出发, 媒体与侦查也有广袤的合作土壤。
3 侦查与媒体和谐发展的建议
(1) 警务公开, 让侦查由“黑匣子”变成“玻璃屋”。警察公共关系的基本原理即透明度原理, 具体内容是信息模糊带来猜测, 带来尝试性行为;信息明确, 便于相关人员做出行为选择, 便于监督。因此, 侦查机关应实施“门户开放”政策:法律没有命令禁止的侦查行为, 应当全面、及时地予以披露, 从而在源头上消灭随意猜测、妄加杜撰的空间。而对于法律确有规定应当保密, 也应当对利益相关方做出合理的解释, 并耐心地倾听对方的意见, 而不应当简单粗暴地以“国家秘密”为万能挡箭牌, 增加媒体对侦查机关及侦查活动的质疑和抱怨。
(2) 警媒沟通, 为侦查和媒体创建共同的话语体系。警察公共关系的基本职能就是信息沟通。侦查机关和媒体是两个维度内的活动者, 二者在利益支点、思考角度、行为方式等方面确实有着不小的差异。那么, 为了达到合作共赢的局面, 二者必须充分考虑对方的特点, 通过相互的了解, 消除原有的鸿沟。从侦查机关的角度, 应当对媒体予以充分的尊重和宽容的接纳, 要站在媒体的立场上, 满足其对新闻的需求, 化解侦查机关和媒体的信息不对称。从媒体的角度, 应当从思想上和行动上理解侦查工作的特殊性, 提高自身从业者的专业化程度, 保证报道的真实性, 提高媒体公信力。
(3) 抓近涉远, 用长远规划来改变侦查和媒体对彼此的态度。所谓“抓近”即着手于平时努力, 而“涉远”则要求着眼于长远打算。警媒冲突从根本上来说, 是民众对具体侦查行为合法性和正当性的怀疑, 而在这一刺激点的作用下, 媒体试图通过对新闻的爆炸式宣传来谋求公众的支持, 进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侦查机关则尽量降低媒体的这种放大效应, 维护正常的秩序和稳定, 那么在这样一个互博的过程中, 各自超出法律规定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了。所以, 解决侦查和媒体矛盾的根本点在于树立整个社会对侦查机关和侦查行为的尊崇和信仰, 理解和支持侦查机关为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所进行的活动。
伴随这政治文明建设的发展, 媒体作为社会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舆论监督、民主参与的政治功能得到了显著的强化。作为政府重要的执法部门, 侦查机关必须以高度的智慧、十足的诚意进行自我的提升和主动的交流。通过正确地运用警察公共关系的理论知识, 努力研究实现合作共赢的方法, 从无到有, 从粗陋到精细, 抽打这只陀螺的技巧必将愈发完善。
摘要：新形势下侦查和媒体的双向互动将进一步加速, 侦查机关应当利用警察公共关系学的基本原理, 对侦查和媒体的复杂关系进行准确把握。为了取得侦查和媒体的合作共赢, 必须尊重二者存在的差异, 而在存在交叉点的空间内进行挖掘, 建立侦查和媒体的良性互动机制。
关键词：侦查,媒体,离散,耦合,和谐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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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尹伟中.警察伦理学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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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兆端.和谐警察建设论[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10.
“关系”视角 篇2
员工关系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重要职能之一，良好的员工关系可以使员工在心理上获得一种满足感，有利于提高其工作意愿和积极性，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企业战略和目标的有效执行。可以说，员工关系是影响员工行为态度、工作效率和执行能力的关键因素，值得企业管理者高度关注和重视。
员工关系管理的最高目标，应该是做到“让员工除了把所有精神放在工作上之外没有其他后顾之忧”。在这一目标之下，有很多具体工作可以展开，可以涉及员工的衣、食、住、行、娱乐等，都可以有员工关系管理发挥的空间。员工关系管理是一种“无形服务”，这种服务包括“沟通、冲突处理、心理咨询等”内容，从人力资源部门的管理职能看，员工关系管理主要有如下内容：劳动关系管理、员工人际关系管理、沟通管理、员工情绪管理、员工心理契约的建立、员工关系管理培训等六个方面。员工关系管理贯穿于人力资源管理的方方面面，从把员工招进来的第一天起，员工关系工作就开始了。
一、沟通——员工关系管理的关键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管理的本质就是沟通。当企业和员工之间、员工和员工之间出现矛盾、争吵和冲突时，沟通将成为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沟通，可以使员工心中的各种埋怨和误解得到释放，也可以使企业了解某一措施对员工可能造成的现实影响。可以说沟通是员工之间阐明观点、实现合作的桥梁，是员工高效率地执行工作的基础，是营造良好员工关系的保障。现代企业的员工不再盲目地服从企业的规定和上级的安排，他们需要得到尊重，强制性的措施反而会起到相反的效果，恶化员工关系。因此，畅通的沟通渠道和宣泄机制是维持良好员工关系的重要手段。
二、心理契约——员工关系管理的核心
员工是抱着一定的动机加入组织的，希望借助于组织来满足自己的多层次需要。组织对员工的招聘、培训也是有特定目的的，是为了实现组织的目标。个人和组织间的相互责任界定无法完全体现在书面的雇佣合同中，但在每一个员工的内心深处，对自己该为组织付出什么、付出多少，组织应该给自己回报什么、回报多少等都有明确的认识。因此，虽然心理契约是隐含的，内容因人而异，但它却是影响员工态度和行为的重要因素。企业清楚地了解每个员工的需求和发展愿望，并尽量予以满足；而员工也为企业的发展全力奉献，因为他们相信企业能满足他们的需求与愿望。员工心理契约的破坏会影响员工的满意度，期望落空会产生失望的感觉，而打破义务则产生愤怒的情绪，并使人重新评价个人与组织的关系。因此，在员工关系管理中应有意识地对员工的心理契约加以引导和管理。
三、企业文化——员工关系管理的最高境界
企业文化，大道无形，看不见也摸不着，让不少管理者感到很“虚”，不知道如何下手，文化建设重点在哪里，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够通过建设企业文化从本质上提高企业的核心竟争力。这使得很多企业的所谓企业文化建设最终变成口号式的结果。企业文化是企业广大员工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经领导者有意识地概括、总结和提炼而确定下来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个有号召力、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企业宝贵财富。没有了员工的参与，所谓的企业文化只是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而已。对一个员工来说，如果企业文化既没有吸引力也没有向心力，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必然造成员工“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状态。员工自己不开心，企业也没有发挥每个员工的积极能动性，更不能达到人尽其才的作用。正如畅销书《鱼》所说那样，每个人不管你是老板还是一般的职员，凡是工作的人都希望能够在“一个新颖而且有责任感的工作环境”下工作，“在那里可以快乐、专注、忘我地工作，唤起心中潜藏的活力、热情、能力和创造力”。虽然现实中并不是每种企业文化都认同和提供这样的一个工作场所给员工，但每个员工都希望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乐土。
员工关系管理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环节，它最终要解决的是人的问题，而且主要是管理者的问题。在企业员工关系管理系统中，各部门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门处于联结企业和员工的中心环节。他们相互支持和配合，通过各种方式，一方面协调企业利益和员工需求之间的矛盾，提高组织的活力和产出效率；另一方面他们通过协调员工之间的关系，提高组织的凝聚力，从而保证企业目标的实现。因此，各部门负责人和人力资源部门是员工关系管理的关键，是实施员工关系管理的首要责任人，他们的工作方式和效果，是企业员工关系管理水平和效果的直接体现。
在员工关系的建设中，各级管理者应承担起企业利益的代表者、群体最终的责任者、下属发展的培养者、新观念的开拓者、规则执行的督
冲突视角下师生关系的重塑 篇3
关键词：冲突 师生关系 重塑 现实意义
“老师，我知道自己错了，可是，又怎么样呢？”面对苦口婆心说道理、耐着性子动之以情后稍有悔意的学生又一次出言不逊时，我所有的冷静与忍耐几乎一下子全消失了，尽管一再提醒自己不要动怒，但不由人不动怒，但不由人不慨叹“如今的孩子是怎么了？怎么如此不识好歹？简直是六亲不认，难怪老师们都说现在的学生难教，而且师生间经常发生冲突了”。诚然，冲突与和谐、竞争与合作作为人类社会个体间、群体间相互交往和互动过程普遍存在现象，其特殊形式师生冲突与师生合作同样普遍存在于师生交往之中，然而，即使师生冲突这样一个陈旧的话题，其分析研究与论证同样具有现实指导与实践性的意义。本文仅就冲突视角下师生关系的重塑问题进行探讨。
一、正视师生冲突
师生在认知、情感、意志和行为等方面存差异，都有可能存在冲突。有时潜伏，有时爆发。冲突的生质、形式以及解决方式也随时代发展而不断变化。当前，社会变革对师生关系提出的挑战使师生冲突问题变得更加突出了。
第一，主体意识增强。当前，人的独立人格、价值尊严、创造性和自由意志受到普遍关系、尊重和提倡。在教育中，教師“权威”地位开始“松动”；学生的主体意识得到提升，由消极被动转向积极主动的态势日益显现。而在师生冲突中存在的“千不是，万不是都是学生的不是”的归责理念也已过时。
第二，竞争渐趋激烈。竞争加剧，节奏加快、物质生活丰富、超前消费影响一一不仅影响着社会、家庭，也波及到校园，冲击着学生稚嫩单纯的内心世界，使得其内心矛盾和困惑增多，甚至情绪紧张，焦躁不安，导致心理疾病。师生冲突的产生无疑多了诱发因素。而如果处理不当，其潜在的破坏性也不容忽视。
第三，信息时代到来。瞬息万变的信息对教育提出了双重要求。一方面，要求教育大量、有效传授知识的技能；另一方面，又要求教育为个体发展指明方向，避免被“信创良潮”吞噬的危险。而教师的知能和水平，直接影响到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和维系。反过来，师生冲突解决得如何，更是影响到学生的健康发展。
第四，家庭结构变化。独生子女家庭成了普遍的家庭模式，过度关爱导致了“小皇帝”、“小太阳”们所特有的问题行为，如任性、自私、依赖性强、娇气、骄横、不合群、不善交际等。同时，单亲家庭、再婚家庭数量的增加，使孩子的教育也面临着新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家庭成了学校的“对手”，师生关系也更趋复杂化。处理不好必将导致师生冲突乃至教师与家长冲突的产生。
面对以上问题，正视师生冲突，从师生冲突视角下展开研究，对于树立明晰而正确的师生关系理念，探索有效合法解决冲突的策略，大有神益。
二、师生冲突分类研究
师生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一种特殊形式，是师生双方在正式或非正式交往过程中形成的心理紧张状态的一种表现形式，是教师与学生之间因目标不同而相互紧张或对立的一种紧张状态，即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明显化。它限于具有独立意志能力的成人与还待提高独立思考能力的未成年人之间，虽然在权利能力上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但年龄、能力、阅历、学识、社会环境、地位及思维、情感与个性的差异，使其观察同一事物或问题的角度发生差异，其解决问题方式也不一致。分歧发展到一定阶段，差距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大，矛盾激化了，就会上升为冲突。
（一）归因分析：学生过错冲突和教师过错冲突
就学生而言，有些缺乏基本学生能力，缺乏责任感、同情心、羞耻心，当他们违纪受到批评时，随意顶撞；一是成绩好的学生，自视过高，虚荣心过强，受到批评时也会顶撞；二是学生干部与任课老师意见不一致而发生冲突；三是心理素质不稳定，自控能力差的，也容易和教师发生冲突。情绪不稳定，易将个人工作、生活中的烦恼、不满迁移或发泄到学生身上；四是教育方法不当，对学生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动辄训斥学生；五是处理问题失当或失误时，顾及面子，未能及时矫正，引起学生不满而导致冲突。
（二）环境划分：课常冲突和课间冲突
师生接触最多的地方一般就是在教室中，课堂上。课堂冲突多表现为纪律管理及与学生接受能力之间产生差距而造成的冲突。课间冲突一般在课间或在校外因偶发事件引起。实质上，往往是课堂冲突的延伸，既师生由于课堂上发生过冲突或由于长期的隔膜所形成的偏见、成见，在课堂外某一特定场合或环境，因某一事端而引发起来。
（三）范围划分：师生个体之间和教师个体与学生群体之间的冲突
个体冲突是一个教师和一个学生之间的冲突，影响范围小，但对学生及教师个人产生的影响有可能更为深刻。群体冲突包括一个教师和学生群体的冲突、一个学生与教师群体的冲突、学生群体和教师群体的冲突。这类冲突常常是由于教师处事不公，激起“公愤”或由于教师的教学有错失、教学方法不当又缺乏自我批评精神而引起学生群体的不满。
（四）过程划分：持续性冲突和偶发性冲突
持续性冲突一般有酝酿、触发、激化三个阶段；偶发性冲突没有复杂的过程，大多是因教师“让步”或学生收敛不良行为而未使冲突事态继续发展和扩大。
三、冲突视角下的师生关系之重塑
师生冲突总是发生在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冲突。撇开个体心理特点和个性特征不谈，学生观和教师角色界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师生关系，影响着冲突性质以及冲突解决方式，进而影响着冲突结果。要建构良好的师生关系，应首先肯定人的价值，从更高视点—人的本质、人的价值来审度师生关系的重塑。
（一）重塑师生关系，树立新型学生观
其一，学生是真实存在的人。学生以人特有能动性，创造和满足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并发展自己的身心，从而有可能自觉地参加与教育活动；学生是有思想感情的个体，具有独立人格，有自己的需要、愿望和尊严；学生处于学习期间，通过教育可以使其对社会、人类作出积极贡献，创造不朽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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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学生是J文展中的人。学生有自身身心发展特点，有其自身特殊性，要求和行为标准不能与成人等同；在变化与日趋成熟的过程中，其缺点错误在所难免，十分正常；由于还不够成熟，需要成年人关怀和教育。
其三，学生是“社会”的人。学生身心发展变化事关其承受现有的社会关系，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学生在将来承受社会生产力的挑战，适应信息时代的要求Z学生要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成为国家有用的人才。
（二）重塑师生关系，塑造新型教师角度。
教师不仅是教育工作者，而且还充当着“领导者”、“灵魂工程师”、“心理医生”、“纪律执行者”、“青少年知己朋友”等角色。在现实生活中，师生冲突产生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教师的角色作用发挥得不够或发挥得失当。
1、教师的“教育者角色”，首要的、最突出的角色。其角色功能主要是教书育人，即如何指导学生学习；如何引导学生适应时代要求……
2、教师的“领导者的角色”，独特的活动角色。教师行为产生一系列领导作用，旨在指导、帮助学生成长、完成学习任务和督促学生学习，并利用集体本身的内部力量去发展一种合作关系，使集体不断进步。
3、教师的“人类灵魂工程师角色”，社会的职业期待。教师要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角色，除了給予学生知识和训练技有、发展智力之外，还要帮助学生解决人生方向的问题。
4、教师的“心理医生角色”。作为教师，依据学生心理发展规律，采取恰当的、顺乎学生变化的对策。心理医疗者，尽管不是教师的主要专业角色，但教师也绝不是心理诊疗上的无知者。教师有责任引志和帮助学生处理好在成长过程中不时会遇到的各种新奇而又棘棘手的问题。
5、教师的“青少年角色”。教师应当把学生当做朋友，从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入手，使学生感受到教师的爱心和诚心，把教师也当成知心朋友。同时，教师不能过于热烈地扮演朋友的角色。一个过分地
把自己等同于学生朋友的教师，虽出自真诚的理解和帮助学生的愿望，但可能会因此丧失了作为一个团体指导成员的职权作用，导致工作上的失败。
教师作为一个社会角色，有其本来面目，也有其角色扮演。教师在多种工作角色之间发生矛盾时，确实很难把握角色的“度”。但作为教师，又必须努力地按社会期待的标准去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言行举止，将许多角色加以融合和组织。当然，师生冲突的破坏作用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根据实际情况，一律把它归咎于教师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根据实际情况，师生冲突的控制权有时可能不在教师的手中，但教师可以积极主动地去把握。如果教师能够很好地认识到自己应扮演的角色，师生冲突的破坏结果就可能转化为教育结果。
四、冲突视角下师生关系重塑的现实意义
寻求有效的冲突解决策略是必要的，而必要的策略又源于基本理念的更新。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冲突在组织管理上，能导致一种富有成效和不断增强组织健康功能的结果—刺激人的探索，为导致良好的结局提供改进良策；使那些隐藏的又可能解决的问题表面化；起酵素作用，构成活跃的催化因素；使当事人之间加深了解，促使双方自身调节；有助于新规范出现。
学生社会化是一个全面体验的过程，是学生和周围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课堂教学过程是学生社会化的一种资源。在学生参与的互动过程中，有竞争、有合作、有和谐、有冲突。学会合作固然具有重要的社会化意义，但冲突对社会化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对冲突的正确认识，回避冲突，那么合作也难实现。
学生的社会化发展需要一种良好的外部交流机制和沟通环境。这种环境鼓励个人情感和意见的表达，鼓励个人声音的传播。反对以身份、地位和角色的眼光来约束和压制学生。总之，学生的情感、思想、尊严得到应有的尊重，学生的心声有正常发表的渠道，这就要求教师一方面正确地认识冲突、对待冲突，一方面创造良好的环境，使冲突成为一种积极的教育资源。这对学生的社会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的。
教师的成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终身学习对教师而言尤其重要。但不单指学历提高或学科进修。交往、沟通和冲突管理也是重要的学习内容，事实上，冲突对教师的成长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教师对待冲突的态度不仅反映了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也反映了教师对待自我的态度，是教师的人性观的体现。教师在对待师生冲突问题上的不成熟从根本上说是自我发展上的不成熟。在冲突中学会管理冲突，在冲突中学会与人合作，在冲突中成长，这对教师同样是适用的。
总之，有了以上这些认识，我们就能明确：学校教育、教学的过程，实质上包括了师生之间的知识信息、思想感情信息的沟通，师生之间的彼此了解、期待的人际认知和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互动行为。在真正的师生关系中，师生应该共同面对知识，共享人类文化，共感人格魅力，共悟精神价值。教师只有正视师生之间正常存在的差异，理解和接受学生在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的个别性这样，师生之间的冲突才能避免或减少。即使发生了冲突，教师也能够把冲突引导至正确方向，化解为积极的结果。当然，这需要教师具有冷静理智的自制力，细致入微的观察力，灵活机智的解惑力、随机联系的变通力、及时果断的调控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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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常规关系视角看隐喻 篇4
千百年来, 隐喻一直是西方学者热衷研究的课题。根据不同的视角和方法, 隐喻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即修辞学研究阶段、语义学研究阶段和多学科研究阶段。其中, 多学科研究是指“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 包括从认知心理学、哲学、语用学、符号学、现象学、阐释学等角度对隐喻的多角度、多层次研究”。[1]P2本文尝试从语用学角度出发, 将隐喻视作一种语用现象, 运用常规关系理论来解释隐喻的理解和生成机制。
二、语用学与隐喻
无论是作为语言运用中特殊的修辞技巧, 还是作为人类抽象概念层次上的认知思维方式, 隐喻都要依赖自己产生的含意才能在语言运用中发挥作用。纵观隐喻的研究历史, 学者们研究的其实是隐喻所产生的含意———“言外之意”。只不过学者们的目的并非专门研究含意, 所以涉及的也只是含意的一小部分形态。然而, 在语用学中却有专门研究含意的理论, 即美国语言哲学家格赖斯 (H.P.Grice) 的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 (Gricean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和在其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列文森 (Stephen C.Levinson) 的新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 (NeoGricean theory of conversational implicature) 。列文森在修正、完善格赖斯会话含意理论的过程中提出了会话含意“三原则”:量原则 (Q-原则) 、信息原则 (I-原则) 、方式原则 (M-原则) 。其中, 信息原则要求说话人在达到交际目的的前提下尽量少说, 而听话人则要扩展说话人传达的信息, 直至确定其真正意图。这是因为信息原则假设人们的记忆中储存了若干不言而喻的“常规关系”, 因此对话双方在交流的过程中针对某些信息可以不点自明, 从而形成语言上的节约。
例:
Jack bought a pair of black trousers yesterday.The zipper now doesn’t work. (A)
→Jack’s new trousers have a zipper. (B)
此例中听话人通过运用信息原则扩展 (A) 句中的信息, 从而找到特定的理解领会说话人的真正意图。而 (B) 句就是 (A) 句的会话含意。
信息原则中提到的常规关系为研究含意的本原与生成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假设。我国学者徐盛桓教授认为, 语言运用中产生的含意是对话语所表现的事物间常规关系的具体内容之解读。隐喻作为语言运用的一种特殊方式, 在解读其含意时也需要常规关系参与。另外, 人们使用隐喻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语言上的节约, 因为‘这个女人是朵花’比‘这个女人像朵花一样美丽’短”。[2]P2这种认识与列文森会话含意“三原则”中的信息原则对说话人的规定不谋而合。所以用语用学中的常规关系来研究隐喻有合理依据。
三、常规关系
列文森会话含意“三原则”之一的信息原则在规定了说话人表达倾向最小化和听话人理解范围最大化的同时, 特别“设定句中所谈及的对象或事件之间所形成的关系是常规关系”, [3]P9除非另有说明。因此, 常规关系是信息原则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 它对扩展话语的信息内容、推导会话的含意起着重大作用。徐盛桓教授在列文森研究的基础上, 从含意的角度对常规关系这一概念作了全面的补充和发展。
徐盛桓教授认为, 人类运用语言时都普遍遵循一个基本模式, 即说话人要向听话人表达自己的意向, 而听话人则要辨识、理解对方的意向, 以达到交际的目的。由于说话人的“优化思维” (一切行动总是力求以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收获) 的影响, 话语的字面表达通常也呈优化形式, 表现为以少寓多、简短精练。这样就造成话语的字面表达不完备。然而, 说话人却正是将代表自己意向的含意蕴藏在话语字面的不完备表达之中。因此, 含意性是话语的一种基本特征。徐盛桓教授在研究含意本体论时把“人类运用语言表达时所利用到的言词以外但却又为语言单位的形音义所承载意思, 概称为‘含意’ (implica tives) ”。[4]P20含意具有补足和阐发两种功能。[5]P7他又将话语的字面表达称为显性表述, 字面表达所蕴含的含意称为隐性表述。听话人要对说话人不完备的显性表述进行常规推理, 就需要用隐性表述补足/阐释显性表述, 使之成为相对完备的表达, 对话语作出恰当的理解。话语的显性表述和隐性表述能相互转化的共核就是任何语言在运用时必定体现的常规关系。概括地说, 常规关系就是:如果A与B惯常性地联结在一起, 则A与B共处于一个常规范型, 它们之间就结成了常规关系;提到A就会意味着B;B就是A的含意。[6]P9“从本体论来说, 常规关系是事物自身的关系, 为语言的表达所利用”;[4]P21从广义的认知活动来说, 常规关系是一个被认知化了的因素, 是关于认知工具的比较具体的假说;从话语的理解, 特别是含意推导这一特定的认知活动来说, 常规关系是理解话语的认知工具, 可以被提炼为“常规范型”, 特别作用于话语的隐性表述, 即含意, 对话语的显性表述作出补足/阐释, 使话语成为相对完备的表达, 达到理解交际的目的。话语的隐性表述补足/阐释显性表述的认知和运作基础来源于格式塔心理学派的完型趋向理论中人们认识事物的两个基本原则:相邻原则和相似原则, (人们语言运用时总会利用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和事件之间的相邻/相似关系) 所以常规关系也可以抽象为相邻/相似关系。
徐盛桓教授的常规关系研究成果可归纳为一个“语句解读常规关系分析理论模型”, [7]P115用以解释人们理解语句的过程。该模型如下图所示:
四、常规关系与隐喻
隐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语言加工手段。虽然从古至今出现了很多阐释隐喻的理论, 但隐喻的基本用法———以此喻彼并没有改变。从含意的角度来说, “彼”就是“此”的含意。徐盛桓教授研究的常规关系在有关含意的内容上既涵盖了传统修辞学中隐喻的范围, 又与认知语言学对隐喻的观点相通。
首先, 传统修辞学研究的隐喻含意是常规关系中含意概念的一种形态。根据会话中常规关系所起作用的范围, 含意可区分为一般含意和特殊含意。如果常规关系起作用时受限制的条件因在世界范围具有普遍性而成为人们的集体意识, 这类含意就是一般含意;如果常规关系起作用时受制的条件具有时代性、地域性、民族性或集团性, 甚至只存在于个别的情况之中, 这样得到的含意就是特殊含意。[8]P9根据会话中利用常规关系的方式, 含意可区分为自然形态含意和技巧形态 (加工形态) 含意。自然形态含意利用的常规关系只来自事物自身的性状、过程、结构、关系, 用以补足话语的语义空缺, 使话语得到“自然”的理解;技巧形态含意运用的常规关系则来自对事物性状、过程、结构、关系的引申, 用以对话语进行阐发, 使话语得到一种“创造性”的理解。技巧形态含意还可以再细分为两种形态:修辞学形态和“格 (赖斯) 氏”形态。因此, 传统修辞学研究的隐喻含意就属于技巧形态的含意。[8]P7
其次, 常规关系也可以看作是由相关事物通过转喻、隐喻的投射而形成。因为转喻是以事物的相邻关系为基础, 隐喻是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9]P48而相邻性和相似性正是常规关系的抽象表达。另外, 进行常规推理时需要的补足/阐释的认知本质特征与认知语言学中转喻和隐喻的认知特征也是相通的。“补足”就是用话语里提及的部分转指全体, “阐释”就是用话语里提及的事物隐喻其他。因此, 从本质上说, 正是转喻和隐喻在常规思维中起作用。也可以说, “常规思维包含了隐喻思维”。[10]P119
再次, 常规范型中有两个形态也包含隐喻成分。常规范型的形态主要有核心型、借指型、示意型、子母型。其中借指型是“在两个相似的事物、事态中, 用一事物、事态借以指另一事物事态, 使二者建立常规关系”。[11]P12隐喻的生成和理解所依赖的常规关系就属于这种形态。另一种形态子母型是以人们过去说的话或做的事为依据建立的常规关系。成语的生成和理解所运用的常规关系隶属于此类形态的范畴。四字成语是汉语特有的隐喻表达方式, 几乎所有用汉语表达出来的事物都可以作为该类隐喻的喻体。徐盛桓教授曾对汉语的四字成语作过系统研究, 认为我们首先可以通过相邻关系找出一个成语所依据的典故, 以补足其显性表达的不完备性, 然后依靠相似关系阐释其含意。这第二步也可以说依靠的是隐喻机制。
最后, 常规关系可视为理解话语的一种认知工具, 这与莱考夫和约翰逊 (Lakoff, Johnson) 所提出的隐喻是人的思维方式有异曲同工之处。两种理论都是在阐释语言的深层意义, 并且都上升到了人的认知高度, 只是研究者的着眼点不同。徐盛桓教授是通过解释语言的理解、运用过程, 通过含意推导中所必不可少的常规关系来研究, 而莱考夫和约翰逊则是从人类认知的推理, 从抽象概念之间的单向映射出发。徐盛桓教授也曾谈到, 含意性和隐喻性这两个概念都是阐释语言的“言外之意”, 但它们的覆盖面不尽相同。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来阐释语言中的暗含意义。[8]P7
五、隐喻的理解和生成机制
隐喻被视为一种积极的、特殊的语言加工创造手段, 其字面表达呈现出不完备性。说话人使用某一隐喻时通常都有明确的含意。这种含意与说话人的字面意义从表面上看是分离的, 在不经过任何推导的情况下, 单从字面意义无法了解说话人的真正意图。因此, 要理解说话人使用的隐喻就必须透过该隐喻的字面表达了解其深层含意。而要把握隐喻的真正含意就要进行含意推导, 即运用常规关系所体现的具体内容来补足/阐释隐喻本身不透明、不完备的显性表述。通常情况下, 如果某一形象与人的心理感受产生了稳定的对应关系, 即常规关系, 那么该形象就会作为某种心理内容固定下来。当这一形象以某种特定的形式出现在话语中时, 它就会激起人们与之稳定对应的特定心理感受, 从而表达特定的会话含意。反之, 当人们有某种特定的心理感受时, 也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该形象, 隐喻就此生成。[12]P90所以, 我们通过理解一个现成的隐喻又可以反溯它的生成:说话人在运用某一隐喻时, 会将自己所要表达的含意先通过常规关系 (相邻性) 与该含意经常被赋予的形象相联系, 然后通过常规关系 (相似性) 对该形象进行特殊充分的阐释加工, 使该隐喻的本体形象和喻体形象之间发生概念上的转移, 从而生成该隐喻的字面表达。这种特殊的加工过程也体现了隐喻创造语言的过程。但总体来说, 由于隐喻存在的基础就是本体和喻体之间的相似性, 隐喻体现出的常规关系则主要从相似性中认定, 阐释对隐喻含意的完备表达起决定作用。
例:
说话人:王老头儿真是一只老狐狸。
“狐狸”这个词语本身只是指代了一种动物。该词语和被描述对象“王老头儿”看起来没有相似之处。听话人单从字面表达无法理解说话人的含意。但是根据常规关系理论, 该显性表述可以调动我们头脑中的相关知识来触发某一常规关系的具体内容, 相互作用之后就对该显性表述作出了充分的补足/阐释, 使之表达完备, 听话人也就能够理解说话人的含意了。具体到该隐喻示例, 人们长久以来一直认为“狐狸”是一种狡猾的动物, 而“老狐狸”就更狡猾了, 所以“狐狸”和“狡猾”二词之间便产生了常规关系 (相邻性) , 潜存在“狐狸”这一形象之中。当“狐狸”用在隐喻表达中, 上述常规关系被激活。与此同时, 听话人通过常规关系 (相似性) 对“狐狸”的形象进行特殊充分的阐释加工, 使作为喻体的“老狐狸”和作为本体的“王老头儿”这两种形象之间发生概念上的转移。于是, 听话人就可以解读出此隐喻表达的完备含意, 即“王老头儿真是太狡猾了”。反观这一理解过程则可以得出该隐喻表达的生成过程。说话人想表达“王老头儿真是太狡猾了”这种含意时, 事先知道人们惯常地通过想象将这种含意与“老狐狸”的形象联系在一起, 也就是说“狡猾”这个词的含意与“狐狸”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常规关系 (相邻性) , 然后说话人又运用常规关系 (相似性) 将“老狐狸”和“王老头儿”这两种形象进行概念上的转移, 从而产生该隐喻表达。运用“语句解读常规关系分析理论模型”解释理解该隐喻表达的过程如下:
六、结语
本文尝试运用语用学中的常规关系理论解释隐喻的理解和生成机制。常规关系把语言的不完备表述和相对完备的表述联系起来并加以融合, 可以说是人类言语交际能达到相互理解的一般性前提和普遍的语用基础。在这一框架下, 隐喻的理解和生成自然也由常规关系决定。隐喻的含意, 即隐性表述是语言运用者通过常规关系进行补足阐释后得到的必然结果, 是对常规关系具体内容的解读。所以说, 常规关系为我们研究隐喻提供了新的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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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徐盛桓.含意的两种形态[J].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7, (2) :7,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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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黄缅.望之也隐, 即之也缜——科学语言与隐喻的探讨[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2006, (2) :119.
[11]徐盛桓.常规关系与认知化——再论常规关系[J].外国语, 2002, (1) :12.
生态学视角下的师生关系研究论文 篇5
(一)建立和谐的校园生态系统
学校是教师、学生两大生态群体进行活动和交流的主要空间，良好的校园文化、校园制度等都影响着师生之间的关系。校园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所在。校园文化的优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其组成部分一一师生关系的好坏。首先、校园要有高尚的精神文明。学校要有自己的办学理念、教学思想以及价值观去引导学生和教师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其次、学校应具有丰富的物质基础。包括校容校貌、教学设施和生活资料等，是校园文化的外在标志，是校园内具体文化活动的物质性载体。学校师生员工在校园环境中生活、学习、工作，校园环境对其心理造成一定影响。
(二)树立知情相融的教师观
在学校这个生态系统中，教师和学生两大生物群体应是相互依存而共生的，教师的态度、方法决定了教学活动的发展，由此教师具有主导性和关键性，应位于生态位的高处。但在大多数学校的教育活动中，教师多表现的是传授知识的机械性和冰冷性，失去了本应对学生的陶冶性和教育性。教师不应“为教书而教书”，在教学过程中没有将感情投入其中，不具有感染力，让学生体会不到相应的课堂氛围。建立生态师生关系，应避免这种纯粹工具性知识的传授，应将情感融合到具体的知识中去，使情感和知识相融合而达到合二为一，达到知情相融。在生态师生关系中，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避免将“知”、“情”分离，或重“知”而轻“情”。在生态型教学师生关系中，既是知识传授的过程，也是情感的交流过程，这样的过程既可以提高知识传递的质量，又可以及加深教师与学生的情感，以达到生态系统，教师与学生两大生态群体的平衡性、理解性。
(三)树立理解、自知的学生观
学生是构成学校这一生态系统的另一大生态群体。作为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希望的到老师理解的同时，更应换位思考，先去体谅和理解一下老师。教师在完成沉重的任务和琐碎工作的同时，还要面对发展不均衡的学生，处理众多学生的问题，在这种多重压力之下，老师难免出现疏忽个别学生，此时学生则感觉自己被疏忽甚至伤害的，从而对教师产生不满和误解。这可能源于学生对于教师过高的期望，因此，在生态师生关系的教学活动中，学生应能“换位思考”，“将心比心”的去理解教师。在理解教师的同时，学生也应该自知，了解自身的优点和缺点，一个人对自己的了解程度，对求知中的目标定位有很重要的意义，学生能正常的估量自身的能力，才能选择和安排适当的学习内容，这一自知有时需要老师和学生的共同完成，在老师的指引下，不断完善自己。生态师生关系是一种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它特点是共存、平等和体谅，在教师树立知情相融的教师观同时，学生也应具有理解、自知的学生观，以维持生态师生关系的平衡。
参考文献
[1]程从柱.生态主义视野下的师生关系探析[J].中国教育学刊,,12:45-46.
时空视角里的乡村利益关系 篇6
一、引言
以往对乡村利益冲突的研究占最主要方面的是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主要集中在乡与村权利之间的纠葛，政府与民众之间关系的调整，村委会与村支部之间关系的分析较少，而关于村民之间利益关系的研究较少。
在国家与社会的视角里，中国近现代经历着国家权力逐步渗入社会的过程，到集体时期达到顶点。在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和学者都对这种强国家弱社会的状况表现了不同程度的关注，呼吁社会的组织与成长。从政府的基层民主建设到各非政府组织的领导力培养，其实一直想推动社会的发展。
许多学者指出要实现社会的发展必须实现各方面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社会的组织和发展最主要表现在利益的界限清晰和表达。但在农村，村民之间的利益纠葛似乎是不明显的。是否果真如此，文章准备从公路的毛细化过程对此进行一番时间和空间的检视和探讨。
二、七条公路的修建
黔江原位于四川东南，今属于重庆市管辖，处于武陵山区腹地，春秋时为黔中郡，自古乃是湖广入巴蜀门户。自从民国时代修通几条入川国道，集体时期筑黔枫公路连通彭水以后，长久不复有兴建。近年武陵山区的交通地位再次得以展现。就县内而言亦是乡道改观，村寨连通。尤其近年，小型公路渐次开工，遍地开花。
公路从无到有，到方便当地居民，到必不可少。公路在农村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选取黔江县太极乡内一户人家，以此户为中心考察此地公路的发展过程，与S户相关的公路建设主要有：
1、连通彭水—黔江—酉阳—秀山的道路，即今319国道，西连武隆、涪陵，到重庆。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30公里（非以直线距离，而以最近的山路距离）。这条路在民国时期已经修通，主要为经济、军事的目的，尤其在民国迁都重庆后，这条路即成重要的交通补给线。硬化后，在2004年改造为二级公路。这条路自始至终都是政府在主导，可以说是在机动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后关系着国计民生。近年又大体沿着此路修筑湘渝高速公路，即将开通。
2、黔江—青—金溪—太极—石家—鹅池—渗坝公路，即黔枫公路，西连彭水。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5公里。这条路修筑于上世纪60年代集体时期。主要解决当时粮食等物资的运输问题。因为是集体时期，所以当时土地全部无偿占用，动员了沿线的大量的公社社员参加修建，经费由政府解决，劳动力却是各地无偿征集的。在2000年时硬化。
3、太极乡—鹿子坪—白虎山—核桃园—石钟乡—新华乡际公路，后连通彭水小厂乡、大厂乡。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1公里。修筑于1980年代，占用的土地给予了补偿。这条路由附近乡镇的施工队受雇完成。硬化于2005年，为“澳援项目”，由村里和乡里的施工队承包，存在很大的质量问题。
4、核桃园—堡上村道，距S户大约0.6公里。大约是2003年修通，政府给予爆炸物资的支持，其余当地受益户全部负责，包括土地以及劳动力。当时岩屵坪以及桃子洼挨西边的人户包括S户在内都承担了一定得费用而且交了搭伙费，并且一起出力修筑，虽然当时还没有修到寨子，打算有能力时再去接通。
5、白虎山—狮子塆—松林—冯家岩村道。公路最近点离S户大约0.8公里。主要为发展烟草产业与方便居民的出行与物资的运输。主干道的经费、施工由当地政府和烟草公司负责，条件是受益者连续3年必须种满100亩烤烟。土地调配由自己负责，主干道分出的岔道受益者自己负责，挖机为当地政府和烟公司联系。当地几个寨子原来筹划过几次准备修筑公路，但山下的人家的刁难而半途而废。现在得到这么优厚的照顾，山下人家当然觉得不公平，不让轻易得逞，在土地调整上百般刁难。于是只得换了方案，从山后绕着走。这时当地的修路多采用挖机，减少了炸药的使用量，工程进度很快，修成于2008年春。
6、堡上—岩屵坪—桃子洼村道。最近处距离S户0.2公里。2010年春修通。之前曾多次打算修筑，但都由于岩屵坪一户人家的无理要求而无果而终。2009年冬天时谋划修筑，除S户外桃子洼当年入伙的人家Y先和岩屵坪的人家一起策划过，当S户意欲加入的时候，人家说已经迟了，讥其与此地他人无力修通公路。这条公路完全自筹。
7、狮子塆—桃子洼村道。距离S户0.1公里。当初修建狮子塆公路时，因为怀疑政府的信誉，认为必不能履行承诺，于是在联络时放弃了加入这条公路的修建。虽然承诺实现得有点拖沓，但在修通后他们后悔莫及，第二年就要求加入，但是当地政府说计划已经没有了。主要是当地居民为方便出行和运输，且受激于附近寨子的冷嘲热讽，于是临时发奋，召回在外打工的人。经费完全自筹，土地内部调配，挖机自行联系，在2010年春修通。因为其中一块挨着S户的地属于桃子洼加入岩屵坪公路修筑的Y家，没达成一致，结果公路修到距离S户100米左右的地方不得不戛然而止，始终没有修到家门口。而且岩屵坪路与桃子洼路终端相距不过100米，但是由于修路时闹下了矛盾，大概很难连通。
三、历时的组织方式
如果我们对上面这些公路按不同修筑的组织方式进行一下分类的话，可以分成以下5种情况：
Ⅰ型：政府全权负责。
Ⅱ型：政府组织所需的全部物资，无偿征用当地劳动力修建。
Ⅲ型：当地政府提供爆炸物资的支持，其余受益户自己筹划组织。
Ⅳ型：当地政府只管修通主干道，规划、土地等自己负责。
Ⅴ型：受益户完全自筹组织。
这大体是近现代中国政府职能实现的演变过程，也完全符合当地公路修筑组织方式的发展历程。这个过程，是政府从完全代理到逐渐退出、公路的影响逐步凸显到成为必不可少、当地人逐渐代替政府而成为组织主体的过程，而且后面的类型比前面的类型时间间隔更短、变换更快。
这其中政府的角色各有不同，政府影响的方式不一。在Ⅰ、Ⅱ型中，完全是政府行为，最重要的效用都是政府的，毕竟主要是政治军事需要。在Ⅲ、Ⅳ型中，政府只是起到了引导作用，用资助一定物资的方式，这方式当地受益户最后都比较满意。但是这也有承诺没有兑现的事，就因为当地政府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而且还有其它行为，不能得到民众的信任，所以最后一类就是自筹。当然这种组织方式还只是初露苗头，在当地还不普遍。
四、远、近距离事件
以上公路修筑的不同组织实施的演变过程也是当地公路逐步毛细化的过程。因为这里只选取了S户作为中心，其实在公路一步步走近S户的每一步，在周围同样的地方都有同样类型的筑路工程。
如果按是否对当地受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来划分的话，可以把公路修筑划分为两类：
（1）远距离事件。没有对当地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没有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
（2）近距离事件。对当地受益群体之间的关系造成影响，或是造成群体成员身份的认同加强。
当然这些都是和空间位置紧密相关的，公路与居民点之间的关系也是建立在空间位置的关系之上，这其中必然内含有地理空间的意味。如果以S户所在的村为范围来考察的话，公路A、B的修建可以算作远距离事件，而公路C—G则属于近距离事件。
五、凝聚剂
公路A修筑的年代较远，当时的情况不甚明了。因为当年B公路修通时，S户周围的寨子距离公路都相当远，而且在集体时全村的人都曾经从山下挑过东西，像煤炭以及其它物资等。那时以村或是以大队为单位的劳动力经常一起劳动。当时各个寨子的联系反而胜过其它任何时候。
而到C公路修通后，山下的寨子正好公路通过，于是其它寨子就包括山下寨子的人开始有了不同的观点，感觉山下的人与外面世界的距离近得多，尤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力种植烤烟，每年都会买几千斤煤炭用于烤烟，每次每回背挑煤炭时，但是这时的区分不明显，寨与寨之间还没有直接的利益冲突。
直到筹备修筑E公路时，寨与寨之间利益界限才清晰起来。山下的寨子认为他们不会再在修公路上受到其它人的难为和限制，所以就可以使劲地刁难别人以获取更多的利益。虽然离老公路很近，但他们只有在2003年修叶家屋基到火石堡的公路他们才真正通路到家门口。他们当时修路时政府只解决爆炸物资，所以对E公路得到这么大的扶持感到极大的不平衡，于是故意出难题甚至就是根本不给机会。于是山上的几个寨子和山下的寨子之间有了利益冲突，界限日益明显，同时相关寨子内部则更加团结。
这样一个关于公路投入带来的利益划界，强化了各个寨子或寨子联盟之间的身份认同，出现了寨子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地的利益格局随之改变。而D、F公路的修建更是彰显了这一点。
桃子洼西面的人家原来入股与公路D，自然是和D公路的受益户达到了一致的认同的，东面的人家则是没有这种认同的，而且他们当时也没有和E公路的受益人家达到认同。但是当Y人家加入公路F的修建，自己受到讥讽时，S户和其它东面的人家立即形成了一种身份认同，又通过和公路E的人家商讨并最后达成了一种认同，而且这种认同和联系会随着公路的使用而逐步得到加强，和另外一条公路F相关的人家的认同和联系都会削弱，甚至还种下了矛盾的种子。
如此可见，修筑公路而引发的利益分歧会影响群体的认同和群体间的关系。虽然其间的作用方式只有粗略的分析，但其影响却是非常地明显。
六、结论与其他
农村公路系统的毛细化是政府从完全代理到逐渐退出、当地人逐渐受影响于公路并逐步凸显公路的重要性、当地人逐渐代替政府而成为组织主体的过程，而且变换得越来越快。国家渗入社会的时候，在某些层面却正逐步退出。
在时空两方面的考察中，其意味更加深长，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亦复如是。公路从国计民生到生活必需，随着毛细化的过程，逐渐从远距离事件演变为近距离事件，乡村里的利益关系发生了变化，社会关系进行了重组。
政府在修路是带来的利益，就像一剂化学药水，凝聚了群体内部而与外部的界限也因此更加明确。如果有足够的相关性和吸引力，利益的产生提高了内部的团结和参与。
因此，利益冲突在地理空间上和历史时间中的表现形式不一样，但乡村社会里也同样是存在着利益冲突。随着演变为近距离事件，利益日渐清晰，界限趋于明朗，表达逐步明显。
在笔者后来的研究中发现，乡村里的社会关系对于村民自治（这里先不讨论村民自治是否合宜）有很大的阻碍作用，表现在它对利益冲突的消融，对社会关系的弥合。因而对于社会发展在某些层面上也是有所罣碍的。
当然，仅仅一个点还不足以全面地揭示其中的深刻含义，这种利益的明晰是否具有普遍性，其更深远的影响如何，还需要更多的研究。
[1]罗强强.近年来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研究述评[J].社会主义研究,2010（3）.
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视角 篇7
关键词：劳动关系,从属性,继续性
在市场化经济条件下, 劳动关系的调节应该依据市场经济的调解方式, 即微观角度依靠劳资自治, 政府宏观调控来解决。但是, 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作用, 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前提是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现实市场不是完全竞争市场, 为政府介入劳动关系提供了理由。
一、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必要性
(一) 劳动力市场存在“市场失灵”
虽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导向, 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存在大量的劳动力需求者和劳动力供给者。但是, 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并非完全竞争, 存在“市场失灵”。
1. 劳动力商品完全不同质
在劳动力市场上, 每一个劳动者由于自身禀赋、人力资本投资的数量以及劳动态度的不同所能提供的劳动力商品是完全不同质的, 即使在同一个岗位上也有技术能手和搭便车者之别。进而, 劳动力的供求者都不是价格的接受者。
2. 劳动力流动受制于各种因素
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 是依附于劳动者这类活的人体, 其流动是不完全自由的, 受户籍制度、社会保险、家庭和人力资本投资的专用性等多种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制约, 劳动力并不能依据效率自由流动。
3. 劳动力供求的信息障碍
劳动力供求的信息是不完全的, 劳动者都是有限信息占有者;同时, 劳动力供求的信息是不对称的, 总会有一些人比其他人占有更多的信息。况且, 从不同群体对经济低潮的承受力及应对危机的情况来看, 一些短期劳动者、契约性劳务派遣者、临时工等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群体的抗击打能力更差。即劳动力市场无法达到帕累托效率, 劳动力市场上的相对弱势群体受危机冲击较大, 劳动力市场达不到帕累托效率。
(二) 劳动力市场无法关注公平
劳动力市场是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手段之一。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追求的是自身利润最大化, 效率是企业的合理目标追求。而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公平以及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是社会追求的目标。这就要求政府有所作为, 关注社会生产和分配中的公平。因此,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没有任何一国的政府会对影响社会关系和谐的劳动关系置之不理, 都必然地制定相应的制度框架来规范各个层面的劳动关系。
(三) 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不健全
在总体上, 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化的劳动关系。但是, 国有企业的工会仍然难以脱离计划经济体制的工作模式, 工会工作仍然停留在开展文体活动, 慰问离退休职工的作用上[1];由于客观上的非独立性, 许多私营企业的老板工会、亲属工会广泛存在。这样, 市场经济下劳动关系的运行就会因为主体缺位而先天不足;在强资本的外资企业中, 工会组织受到雇主的制约, 没有独立性, 同时中国工会没有为维护职工权益而斗争的传统, 起不到代表和维护职工权益的作用。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的现实, 使劳动关系的调节进一步复杂化。
二、政府介入劳动关系的可能视角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 劳动关系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继续性关系, 从属性和继续性是劳动关系的根本特征。
(一) 个别劳动关系的视角
虽然劳动合同法的出台受到了众多的非议, 认为劳动合同法给企业的负担过高。但是, 实际上, 建立劳动关系要签定劳动合同是对守法双方的正向激励, 能够节约双方的交易成本。如在某个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水泵销售类企业, 有一些员工在离职后一年了, 公司的某个跟单两年的工程项目招标成功了, 这个员工还回来说:“你该给我销售奖励, 因为做成这个项目有我的功劳。”究竟该不该给销售奖励, 由于没有劳动合同和解职的书面证明, 此时就说不清楚了, 增加了企业的运行成本。因此, 在个别劳动关系领域, 政府应该将积极倡导规范劳动合同, 将其作为优效品加以强制实施。
(二) 集体劳动关系的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集体谈判制度是应该比劳动合同更能发挥作用的一种调节方式。但是, 我国并不存在集体谈判制度, 只有与集体谈判功能接近的集体协商。在我国劳动关系紧张和劳资纠纷大规模出现的背景下, 所以应当通过集体谈判制度促进劳资双方的互动, 从而为劳动问题的解决寻求制度化出路。集体谈判和集体合同有利于协调和稳定劳动关系, 达到雇主和劳动者的双赢。目前, 中国雇佣劳动者的阶层意识已经形成。这种阶层意识是关于权利、法治意识、提高自身素质、互利合作意识等内容。近年来, 劳动者自发形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组织或团体, 如具有民间原始特征的同乡会、正式注册的劳工NGO以及其他具有劳工组织性质的团体, 来维护自己的利益[2]。基于此, 政府要从法律上保证劳动者的团结权, 要对劳动者的基本的宪法权利通过实体程序的规定来予以保障。逐步建立起一种劳资自治的契约形式, 对包括劳动双方对生产管理的介入权、劳资共决权在内的集体谈判权予以关注, 夯实企业、行业的职工代表大会制度, 以及集体争议权行使的具体程序规定。
(三) 社会劳动关系的视角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多数人都处于劳动关系体系之中;而且, 劳动关系不是孤立存在, 而是处于复杂的社会系统中, 例如, 2002年美国西海岸码头发生的工人大罢工, 不仅给美国经济造成巨大损失, 而且带来航运、交通等方面的严重混乱, 进而对世界经济也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可以说, 没有哪一个现代市场经济国家不重视劳资关系的建设[3]。
而且, 经济学的精确分析已经证明, 帕累托最优只是效率的标准;但是, 现实社会不能只有效率, 对公平的完全不顾会使效率失去存在的基础。尤其是地方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迫切需求, 无瑕顾及劳动者的利益的时候, 尤其需要中央政府在劳工政策、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等方面的宏观层面的劳动关系进行约束。
参考文献
[1]石秀印.劳动关系:权威模式、鱼塘困境及和谐路径[J].江苏社会科学.2009, (5) :84-92
[2]邓永辉.黑龙江省私营企业劳动关系问题研究[J].林业经济.2012, (5) :102-105
从精神分析视角剖析医患关系 篇8
1 精神分析视角对患者的理解
1.1 症状的由来
现代医学认为, 精神因素可以引发心理应激。所谓心理应激是指个体在生活适应过程中, 关于环境要求与自身应对能力不平衡的认识所引起的一种心身紧张状态, 这种紧张状态倾向于通过非特异的心理和生理反应表现出来[1]。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分析, 认为疾病是患者成长经历中的冲突从潜意识中被重新激活, 而症状则是妥协的产物。也就是说之所以能够表现出来相应的症状还是跟个人的成长经历和心理应激能力有关[2]。
1.2 患者的心理防御机制
心理防御机制是指个体在面临挫折或冲突的紧张情境时, 在其内部心理活动中具有的自觉或不自觉地解脱烦恼, 减轻内心不安, 以恢复心理平衡与稳定的一种适应性倾向[3]。心理防御机制的意义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积极之处在于能够使个体本身在遇到困难与挫折后减轻或免除精神压力, 恢复心理平衡, 甚至能够激发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 激励个体以顽强的毅力克服困难;消极之处在于使个体可能因压力的缓解而自足, 或出现退缩甚至恐惧而导致心理疾病。
2 精神分析视角对医患互动的解读
2.1 患者对医护人员的移情
患者在患病时, 除了身体上所感受到的痛苦外, 还会体验到对疾病甚至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对医学的无知和对自身健康的无法控制所引发的无能感和弱小感, 对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以及遭受经济和情感剥削的恐惧等心理活动[4], 这些由于患者心理防御机制及其他外部因素都会促使患者发生移情。
2.1.1 对疾病、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人一旦患病, 或多或少都会感到一种恐惧。根据疾病轻重程度的不同和自身人格结构特点, 患者最终体验到的负性情绪程度也不尽相同[5]。如果病情较重或人为地夸大和歪曲, 使其超出患者的承受能力时, 患者将在潜意识中的动用投射等防御机制以缓解内心的焦虑。投射有向内投射和向外投射两种, 前者表现为抑郁, 后者则表现为对于周围人或事物的抱怨、挑剔和指责, 如投射到医生身上, 就会对医生表现出强烈的攻击性。防御机制的运用有助于患者对自身的焦虑与恐惧进行控制, 暂时获得虚假的安全感。
2.1.2 患者角色引发的无能感与弱小感
在退行的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下, 再加之患者对医学的无知和对自身健康的无法控制, 很可能激发患者的无能感和弱小感, 此时对医生的移情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对医生过分依赖, 形成父母-儿童型医患关系, 把对疾病的治疗和病情康复的责任完全推卸给医生, 自己则听之任之。另一种表现为强烈的攻击性, 这又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刻意贬低医学技术水平和医生的医德医术, 认为西医只是治标不治本, 所以治疗效果不佳。其二是刻意地崇拜医学技术, 但仍然贬低医生的医术, 认为治不好病是医生技术不行, 并非实际情况不能实现, 尤其表现出对于年轻医生的极度贬低。这种疾病激发出的无能感和弱小感使患者及家属与医生之间无法建立正常的信任感, 良好的医患关系更无从谈起。
2.1.3 对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
对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是每个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心理需求[6]。由于前面提到的患者在生病时会产生弱小感和无能感, 所以在医疗过程中患者会更渴望医生给予他足够的关怀与尊重。当患者的心理需求不能从医生的语言和行为中得到满足时, 患者就会表现出过度的索求或者过分的指责, 这都是患者对医生的移情反应。前者表面上看似患者向医生乞求被爱, 实质上却是对医生的被动攻击, 而后者则是对医生的主动攻击, 是潜意识中反向形成心理防御机制的运用, 患者用挑剔和指责的形式向医生传达自己的不满, 而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没有得到关爱和尊重的表现。
2.1.4 自我保护心理
由于社会分配体制不健全, 社会经济发展不均衡, 社会贫富之间的差距日益增大, 医疗过程中的费用又在不断提高, 患者害怕遭受经济和情感剥削, 从而产生强烈的自我保护心理[7]。在这种心理因素的作用下, 只要医生的治疗方案所需的费用超出了患者的心理预期, 就会引发患者强烈的反感和抵触, 阻碍医疗救助的开展[8]。
2.1.5 性格特征
由于诸如就诊量大、就诊时间有限等种种外部因素的影响, 医生在诊治患者的过程中往往习惯于采用说教式的方式直接给予给患者劝告与指导, 而不习惯让患者作为合作者参与决策, 甚至对患者有关病情的提问也不能有求必应。在这种情况下, 隐藏在医患关系表面背后的患者对医生的移情会因患者的不同性格特点而异[9]。如果患者的性格偏于内向、受暗示性强、易于服从权威, 与控制型的医生之间比较容易建立起融洽的医患关系[10]。反之, 如果患者的性格外向、独立、情绪不稳定, 很有可能将与以往生活中严厉的父母或老师的关系转移到面前的医生身上, 并在情感上加以否定, 在行为上施以攻击, 激发医患冲突[11]。
2.2 医护人员对患者的反移情
在患者与医生建立医患关系的过程中, 患者的种种表现往往同样会对医生产生巨大的影响, 使得诊治医生的某些潜意识也被激发出来, 这种过程就称作反移情。如医生感受到患者的抑郁情绪时, 可能会产生内疚感;医生感受到患者的攻击性时, 可能会产生无能感等等。
医生的反移情, 对于良好医患关系的建立是一把双刃剑, 既可能有利, 也可能有害。如果医生能把自身对患者的反移情作为了解患者心理活动的工具, 就能从患者的立场体会他们的需要、认知和情感, 这种换位思考带来的是对患者深切的共情和理解。反之, 如果医生被患者引发的反移情所左右, 深陷负性情绪中无法自拔, 甚至付诸行动, 对医患关系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 医生在觉察自身反移情的同时, 还需要仔细分辨这些想法、冲动和感受是出于自己的评价和感觉系统, 还是出于对来访者的真正理解。如果是前者, 则对医患关系不利。如某些过于自恋的医生, 盲目夸大医学的作用, 通过对于医学的认同沉醉于救世主般的自体幻象中, 以医疗活动为手段追求病态自恋的满足。此时, 医生关注的只是自己的自恋需要而不是患者的利益, 看到的是疾病而不是患者本身。其结果要么是医生因为治疗成功而更加自负;要么是因为治疗结果不尽如人意而产生挫败感。实际上, 由于人格结构的幼稚性, 自恋的医生往往不能忍受这种挫败感, 势必采取否定、隔离、投射等不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 最终使病态自恋不断加重, 形成恶性循环。
2.3 动机冲突
医生与患者的共同目标是战胜疾病,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按理说不应当有冲突, 但实际上医生与患者之间的冲突是十分常见的。医务人员期望患者不折不扣地执行医嘱,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思想的转变和医学知识的普及, 患者往往更加期望医务人员用高超的技术为自己解除病痛, 并能遵从自己的某些建议。强行地要求患者遵从医嘱会让患者觉得自己不被尊重[12]。但同时, 如果患者不能按照医务人员的要求去做, 医生也会认为自己并没有得到患者的尊重。这样双方的动机就发生了冲突, 损害了医患关系。
3 运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技术缓解医患矛盾
3.1 增强医护人员与患者的共情能力
在患者前来就诊的时候, 医生不应因为时间紧、门诊量大就对患者置之不理, 只是让患者去做检查然后根据结果诊断病情。而应该在患者就诊过程中尽可能地与患者进行有效的沟通, 通过询问病情以及与病情有关的信息, 尝试从患者的角度体会他的所思所想所感, 无论患者是无助抑郁、还是攻击愤怒, 都能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理解。
3.2 提高医护人员对于移情与反移情的觉察能力
在临床医疗过程中, 医生的觉察能力体现在对于患者的移情、自身的反移情以及医患互动关系等方面的识别与处理上。医生对患者移情的识别, 不仅来自患者说的话, 理解其字面意义, 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观察患者的衣着、面部表情、肢体语言等挖掘其背后意义, 揭示其心理动力[13]。此外, 医生在处理反移情时应注意:恪守职业道德规范, 努力提高自我调控能力;不能把先入为主的印象带入诊疗过程, 坚决摒弃刻板印象, 想当然地认为某类患者就是不可理喻或无法信任的。
3.3 解决医护人员自身潜意识中的心理冲突
根据相关的调查发现, 有近30%的医务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困扰[14]。当医生自己面临心理困扰时, 首先要有足够的认识, 其次要及时加以处理和解决。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心理问题的根源在于早年生活的心理创伤以及由此遗留下来的被压抑到潜意识中的心理冲突。只有把压抑在潜意识中的那些痛苦体验挖掘出来, 上升为意识, 并加以分析、解释、认知和疏导, 才能获得一种新的领悟, 从而使症状消失[15]。
综上所述,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 医患互动除了人们能够意识到的、可以通过语言进行交流的心理活动之外, 更主要地是由潜意识中的心理动力驱动下的移情与反移情所组成。医患矛盾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医患双方自身潜意识中的心理冲突在医患关系中的强迫性重复。因此, 通过专业的心理帮助探寻引发医患冲突的潜意识原因, 及时宣泄不良情绪, 保持健康的心理状态, 对构建和谐的医患关系具有积极意义。
摘要：医患关系指以医生为主体的人群与以患者为主体的人群在医疗过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 在医疗卫生领域的矛盾和冲突尤为突出。本文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 抛开医患冲突的表象, 对患者症状的由来及其潜意识中的心理防御机制进行分析, 揭示出患者的移情源于对疾病、死亡的焦虑与恐惧, 患者角色引发的无能感与弱小感, 对安全、爱和尊重的需要, 自我保护心理和性格特征等心理活动;而医生对患者的反移情对于医患关系而言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对医患互动的深度解读, 为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提供建议。
“关系”视角 篇9
早在19世纪, 就有西方学者开始关注文化接触而引起的文化变迁给当地人民造成的影响,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 旅游对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成为西方旅游人类学者的研究主流。对于主客关系的研究也一直是国外旅游社会学和旅游人类学的专家和学者所关注和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 这方面的研究以瓦伦·史密斯 (1977) 主编的《主人与客人》为代表。我国的乡村旅游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到现在, 已逐渐成为农村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渠道, 也为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较大贡献。但是乡村旅游对当地带来的负面影响, 如宰客现象严重、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冲突增加、犯罪率上升, 甚至出现当地居民拒绝游客进入等现象逐渐凸显出来, 如何减少或消除这些负面影响, 扩大或增强其积极影响, 重视和加强对乡村旅游中主人和客人及其关系的研究, 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关键之一。把乡村旅游的发展与主客关系的研究相结合进行专题研究, 在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研究中是比较薄弱的, 这无疑是乡村旅游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同时也希望为乡村旅游的规划与开发、营销策划、服务接待等工作提供积极的参考。
二、主客关系研究对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 对乡村旅游理论研究的丰富和深化。
对于乡村旅游的研究, 国外早于国内。国外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以后旅游业的迅速扩展开始的, 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概念研究、乡村旅游与乡村可持续发展的相互关系研究、基于供给和需求的乡村旅游发展的动力机制研究、社区居民对发展旅游的态度研究、乡村旅游发展的管理研究、策略研究、女性问题研究等7个方面。有学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游客的角度探求旅游的影响。文化人类学认为, 游客有组织性的与非组织性的差别, 有在旅游目的地逗留时间上的长与短的差异, 因此对不同文化的“陌生感”不一样 (Cohen, E.1972, 1979a) , Cohen从交往层面 (the interactional dimension) 和认知规范层面 (cognitive-normative dimension) 探讨游客角色的个性差异和行为的特殊性。在交往层面, 他按陌生人与当地人交往的程度和方式、游客个体角色的差异与特殊性把游客分为4 种类型。史密斯 (Valene Smith) 则认为, 不同类型的游客带来的影响是不一样的。由于他们的旅游动机、旅游行为与融入当地文化的程度不同等原因, 对旅游地的影响也有差异。因此, 对游客的旅游动机、旅游行为以及旅游体验等进行分析很有必要。另外纳尔逊·格拉伯恩 (Nelson Graburn, 1983) 对旅游的本质进行了探索, 并着重对游客的旅游体验进行研究, 是研究旅游符号内涵和文化意义的核心人物。他从旅游的活动主体——游客出发, 研究旅游会给游客造成什么影响等问题, 并倾向于从文化和心理等因素中寻找答案。1977年, 旅游人类学的研究先驱努涅斯 (Nunez) 首次提出了进行旅游影响研究时要研究接触的双方, 不仅要研究受影响的目的地人群, 也要研究带来影响的那一方, 如游客, 这样才能更为深入地剖析旅游带来的影响。如果要准确地分析研究对象, 研究者必须把两方面的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 融入自己的研究。而戴尼逊·纳什 (Dennison Nash, 1989) 进一步发展了努涅斯的理论和观点, 更注重旅游对目的地社会带来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的研究, 是旅游的影响研究的重要支持者之一。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纳什把旅游活动看作一种文化接触和交往的方式, 注重分析它对接触双方带来的影响。
还有一些学者深入当地, 从主客的互动和双方的原型认识角度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从而在主客关系的研究中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皮尔斯 (Pearce, 1982) 分析了在新西兰乡村情境中东道主与宾客群体之间的互动。Browne和Nolan (1989) 通过对“西部印第安保留地旅游发展”的研究后认为, 该地区的民俗旅游开发一方面从经济和收入上改善了土著人的生活处境, 但也造成了土著文化和纯朴人际交往的异化和扭曲。Evans Pritchard (1989) 、Laxson (1991) 分别从主客交往中土著人对白人旅游者的原型认识和从白人旅游者对土著人的原型认识两个角度的研究后指出, 诸如在民俗旅游这样短暂的交往中, 因为文化原型的作用, 旅游交往不能增进文化了解;恰恰相反, 短暂的交往加剧了民族中心主义 (ethnocentrism) 倾向, 使主客双方更加认定自己所持的世界观的正确性。他们的研究反映了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的地区主客交往的情形, 这为我国研究乡村旅游中的类似问题提供了实践的范例和样本。
在研究主客关系时, 必然需要对主客之间的相互态度进行测度, 在进行测度时应用最广的方法是问卷调查法。国外研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戴维斯和科森扎 (Davis & Cosenza, 1988) 在佛罗里达调研时所采用的指标, 其中涉及社会文化影响方面的指标包括居民对旅游开发后拥挤程度、使用当地设施的方便程度、文化生活、生活质量、犯罪率等方面的评价。虽然其中只涉及主客关系的一方, 但这种调查方法和测量指标的提出为本文的相关研究提供了广阔的思路。
我国现代乡村旅游的发展较晚, 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近年来, 随着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与之相关的研究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重视。1990年以来, 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的多学科研究逐渐增多, 但在某些领域的研究仍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尤其在旅游交往等微观方面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 大多侧重旅游者 (游客) 或当地居民的某一方, 国内有李海瑞 (1996) 、李有根 (1997) 、何桢强 (1997) 、文军 (1998) 、黄建军 (2000) 、杨海中 (2000) 等专家和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研究。谢彦君 (2004) 对旅游交往进行了深入分析, 认为“旅游交往是一种暂时性的个人间的非正式平行交往”, 并将交往分为六个水平等级, 即隔离、潜交、示意、互助和竞争。他还建立了交往情境模型, 分析了旅游交往过程中的心理矛盾和对待交往的原则, 对交往中的角色和模仿行为都作了透彻的论述。在国内对旅游影响的研究中, 少量学者开展了对旅游影响基本理论的研究, 如:王妙和孙亚平 (2001) 应用比较文化理论对旅游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变化机理进行了分析, 认为主客之间的文化差距产生了示范效应, 而示范效应的结果可能是有益的, 也可能是有害的。王雪华 (1999) 认为旅游造成了旅游者和目的地居民的文化互动和交流;并且这种文化交流具有不平衡性, 在文化价值上有所倾斜, 从而对旅游地的社会文化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刘赵平 (1999) 构建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的三个基本层次, 探讨了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理论机制, 并总结了解释这种机制的三种影响较大的典型理论:发展阶段理论、涵化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这三种理论从不同侧面, 在不同程度上对主客之间的交往和关系作出了相应的解释。刘振礼 (1992) 进行了游客对于当地居民态度测量的实证研究, 在研究方法和有关研究因素的选取上为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他在对野三坡地区实施调研时, 专门设计了针对旅游者的问卷进行辅助的研究, 以旅游者所感受到的当地民风民俗、环境卫生和居民态度的情况, 作为反映旅游影响的一个侧面。在调查结果中分析出当地淳朴民风减少、旅游者满意程度降低等倾向。
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 国内最早对于乡村旅游开展研究的主要是人类学科、社会学科和地理学科的学者, 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在乡村旅游的经济收益及其影响、对旅游目的地的社会文化影响、以及乡村旅游的开发与发展策略、国外和台湾乡村旅游发展的经验借鉴等方面, 这些成果大都侧重涉及乡村旅游的开发意义、发展条件、发展影响与发展模式的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一直把旅游地和旅游者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并在这些领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这些研究大都是从宏观的整体的旅游业背景下进行的, 针对乡村旅游这一特定旅游形式的主客关系研究仍然比较鲜见, 学术研究领域不平衡的状况, 势必导致对乡村旅游发展实践的指导性的减弱甚至可能出现偏颇。
(二) 对乡村旅游实践的促进和完善。
1980年以来, 随着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 农业观光旅游项目的设计与开发, 乡村旅游逐渐成为农村地区发展旅游业的重要渠道。1998 年以来, 随着生态旅游的展开, 农家旅馆在我国经济发达地区悄然兴起, 并成为乡村度假旅游的重要承载。乡村旅游实现了从观光旅游到度假旅游方式的升级, 并成为我国广大农村发展第三产业的一条重要途径。乡村旅游是城市居民的一种新型休闲方式, 同时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民收入、充分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维护农村社会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贵州省的乡村旅游在我国的乡村旅游发展中显示出其独特的资源优势, 而且在世界旅游组织的资助、指导下, 取得了较大成果, 在国内外都树立起了良好的形象。经过20多年的发展, 我国的乡村旅游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如以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为代表的都市郊区型, 以云南、广西等为代表的景区边缘地区型, 以山东、湖南等地为代表的老少边贫地区型的乡村旅游, 都为当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可喜的变化。发展乡村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谋求旅游业与乡村地区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和最优化, 达到这一目标最核心的前提是必须达到利益相关群体的协调统一。在所有的利益相关群体当中, 乡村旅游的主客之间即东道地区的居民与游客之间的关系尤其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游客的纷至沓来为乡村居民带来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冲击, 更有社会文化领域的渗透, 当然还包括对东道居民生产生活空间的影响等方面。因此, 在对乡村旅游进行规划设计时, 有必要综合考虑游客与居民的需求和利益, 对这一重要关系的忽视, 在很大程度上必然导致东道地区开发的盲目性, 缺乏长远的总体规划和布局。如在规划设计、建筑形式和材料、设施设备、管理服务各方面简单地学习城市, 将乡村旅游点建设成为一个个小城镇, 使得最受城市居民青睐、喜爱的乡村风貌、乡情野趣大受影响, 甚至荡然无存, 以致东道地区的旅游形象无法拥有名符其实的吸引力, 导致游客乘兴而来, 失望而归, 甚至在某些地区出现打架、斗殴、黄、赌、毒等恶性事件, 给乡村旅游蒙上不光彩的阴影。协调主与客之间, 即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的关系, 消除彼此交往时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的战略思想, 从而使乡村旅游得以更协调地发展。当地政府对旅游东道地区的管理, 旅游组织者的营销策略同样有必要进行相应地调整, 这是目前乡村旅游发展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三、研究体系的构建
(一) 研究的理论依据。
1.社会交换理论。
旅游是游客与东道地区居民的互动, 而他们之间的交往行为都是有目的的活动, 这个目的可称之为获取某种回报。乡村旅游作为一种特殊的旅游形式不可避免地具有同样的性质。本文认为社会交换论在对主客关系的研究过程中具有较强的解释作用。社会交换理论的创立者乔治·C·霍曼斯认为, 人与人直接地、面对面地互动与交换由功利需要推动, 通常交换双方都理性地计算代价与报酬。广义的社会交换包括情感的交流, 特别是在金钱之外, 人们还交换赞同、尊重、依从、爱、情感及其它紧缺物质产品。如交往者自身的年龄、资历、社会地位、知识或专长等可以作为人际互动中的投资因素产生作用;做出有价值的贡献的人将获得社会的赞许和尊敬, 如果一个人希望获得群体成员的赞许, 他将倾向于遵从群体的规范;相互拥有肯定的情感或通过交往活动能够得到相互报偿, 将进一步促进双方的交往等等。而且人际间交换的“自我利益”、“资源”或“价值”并不等于谋求某种相互利用或实际的功用, 而是指人们偏向于那些能提供自己心目中所需结果的环境和关系。同时, 社会交换论者也不否认社会中存在有利他行为, 即在某些情形下, 人际交换可能是不公平的。
2.涵化理论。
20世纪50年代,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简称SSRC) 认为涵化是“由两个或更多的文化系统之间的联系接触所发生的文化变化。” (SSRC, 1954) 不管人们愿不愿意, 只要文化发生接触, 其社会文化就会发生变化 (Nash, 2001) 。尽管我们主张任何文化必须一律平等, 但不同民族之间文化上的相互借鉴, 在实际的文化接触与交往中存在不平等的情形。“强势文化”必然对“弱势文化”享有霸权, 会起到更大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东道地区一方面要试图维持来自本社会传统的内部力量, 以维持传统社会的稳定性, 保持社会功能最低限度的变化。另一方面, 要面对促使其社会文化发生变化的因素, 并对社会结构、功能进行调整, 以使该群体适应和符合来自不断变化的社会因素的影响和作用 (Foster, 1969) 。
目前, 我国乡村旅游的主体产品是吸引附近的大中城市居民前往乡村进行短期度假、休闲、娱乐, 因其与民族旅游、农业旅游、生态旅游关系密切, 所以一部分与民族民俗旅游、历史文化旅游相结合的民族村寨、古村古镇旅游, 如江苏、浙江、安徽、山西等地开发的水乡古镇、古村落旅游对周边城市居民存在足够的吸引力。乡村旅游较好地适应了人们返璞归真、回归自然的心理需要, 特别是对城市居民, 工作和生活节奏快、压力大, 乡村山清水秀的自然风貌、悠然自得的生活劳动场景、清新的空气、新鲜无污染的绿色饮食等, 都具有非常大的吸引力。因此, 乡村旅游从工业革命之后就逐步兴起。而当地居民因为游客的到来也得到了相应的利益, 如增加了收入来源, 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 生活质量也得到了提升, 人际交往能力得到了增强, 等等。在这里, 主客之间通过交换各自所需的“自我利益”、“资源”或“价值”, 从而从中感受身心的愉悦, 获取经济或社会文化的利益, 但同时这种交换也存在不公平的情形, 比如城市居民代表的“强势文化”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居民代表的“弱势文化”在交往中呈现的“帝国主义”或“霸权”。在游客与当地居民的互动过程中, 对游客而言, 短暂的旅游产生的旅游影响相对较小, 而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他们的社会结构和文化将可能发生较大变迁。社会交换理论和涵化理论为这些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
(二) 研究方法。
从国内外的文献综合来看, 成果总数虽然不少, 但更多的是在整体概念的旅游中研究主客之间的交往及其相互交往所产生的影响, 而少有在上述方面针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专门研究。同时我国的乡村旅游研究更注重对“物”的研究或宏观的研究, 而对乡村旅游中的“人” (包括主人与客人) 的研究涉及不多, 尤其进行主客二元关系研究的更少。而且在研究中定性的分析多, 定量的分析少, 本文认为应从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多学科的角度, 以问卷调查辅以访谈法等多种方式进行实证研究, 从而揭示主客关系中交往特点、交往方式、主客之间的相互感知及主客的交往对双方的影响。
(三) 研究的主要内容。
1.“乡村旅游”概念的界定。
欧洲联盟 ( EU) 和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 1994) 将乡村旅游 (Rural tourism) 定义为发生在乡村的旅游活动, 并进一步认为“乡村性 (Rurality) 是乡村旅游整体推销的核心和独特卖点”。因而, 认为乡村旅游应该是发生于乡村地区, 建立在乡村世界的特殊面貌, 经营规模小, 空间开阔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旅游类型。这也是国内外专家和学者认同的最为科学的界定。国内对于乡村旅游概念的的阐述也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界定。其中熊凯将“意象”的概念引入乡村旅游, 丰富了乡村旅游的内涵。本文认为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的, 具有典型乡村性的, 以乡村景观为旅游吸引物的, 融观赏、体验、健身、科考、绘画、摄影、购物和度假等于一体的综合型旅游活动或旅游类型。在笔者给出的乡村旅游概念中, 体现了乡村旅游的发生是在乡村地区的, 旅游吸引物是乡村景观, 其特性是其具有的乡村性, 其旅游目的、旅游形式、旅游内容是具有多样性和综合性的。在此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 昔日的乡村正在成为现在的城市, 而往日的旷野也会成为如今的乡村, 今日车水马龙的繁华都市可能成为将来的古村落。乡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的, 乡村性是相对于城市化的, 它们是一个相对的地域、具有相对的地域特征, 都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是与时俱进的。因此, 乡村旅游所涵盖的内容也是不断发展变化、与时俱进的。
2.“主人”与“客人”角色的界定。
乡村旅游中对于“主人”的界定较之对“客人” 的区分相对而言要明确一些, 一般是指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当地居民, 广义的“主人”应包括乡村旅游目的国人民、当地居民、受聘于旅游行业的而为游客提供服务的人等。一是游客到当地免不了要与当地人接触和交往, 免不了要浸染当地人文, 受到当地文化历史的熏陶。当地人的好客可能是吸引游客重游的原因, 不好的印象则会失去包括游客在内的一大批潜在旅游。所以当地的民风是游客对旅游地形成何种评价的重要影响因素。因此当地居民事实上也是当地旅游资源的组成部分, 直接影响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旅游地居民是一种特殊的旅游资源, 不是被动地适应当地乡村旅游的发展, 而是要在其间发挥主动性作用的一个群体。他们在旅游业中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二是对于主人与客人——当地居民与游客的定义是存在着模糊性的, 许多研究者没有在不同类型的旅游者之间作出区分。尤其对于乡村旅游的主人与客人、游客的不同类型没有系统化的区分。综观近年来我国乡村旅游的发展, 主客关系中的客人 (Guest) 与其他许多类型的旅游形式一样应包括国际旅游者、国内旅游者两大部分, 但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 各地乡村旅游的主要客源市场普遍集中在国内。而在国内游客中, 乡村旅游的目标市场主要是城市居民, 这样研究结果更符合国内的现实情况。
3.影响主客关系的因素。
一方面, 从当地居民的角度进行分析, 乡村地区居民在对外交往过程中, 待人接物的方式存在很大差异。这些因素包括:对旅游行为的认识、旅游地区居民的性格特征、旅游地区的宗教信仰、旅游地区的历史、旅游地区的人口构成、旅游地区的不同旅游发展阶段等。另一方面, 从游客角度来研究。游客在旅行、游览过程中依据自己的需求和爱好表现出一定的旅游空间行为特性。因城市旅游消费群体的偏好、动机、知识层次不同, 在游览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行为特点和对当地居民的态度也不一样, 游客的受教育程度越高、职业的指向性越强、经济状况越好, 停留的时间越长, 重游率越高, 与旅游东道地区的文化相容度越高, 对当地的经济贡献也越大, 与居民的交往会更融洽, 态度更友好。当然, 游客对乡村旅游目的地的体验、参与程度同样也会影响他们对当地的认同程度, 进而影响对当地居民的态度。
4.主客之间的关系特征。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 (1977) , 主人和客人的之间关系存在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 主客之间的关系是短暂的;第二, 主客交往存在着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限制;第三, 随着大众旅游的发展, 旅游者个人缺乏与当地主人会面的自发性;第四, 主客之间的接触通常是一种不对称和不平衡的过程。这几个特征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 类似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而且对于以上观点, 笔者认为存在继续探讨的可能, 因为即使在乡村旅游的同一地区, 不同的出游方式 (如散客或团队) 和不同心理特征的游客 (如他人中心人格和自我中心人格) 与当地居民的交往是存在不同情形的。尤其要强调的是, 城乡差别是乡村旅游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吸引源, 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会通过主客间的相互影响促使城乡差别不断缩小甚至消失, 乡村城镇化现象已不仅仅是臆断和想象, 所以妥善处理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主客之间的关系便成为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又一亟待解决的难题。
5.主客之间的交往方式及特点。
本文从游客人格结构的分析出发, 把游客分为“他人中心型”和“心理中心型”两大类型, 进一步探讨主客间的交往方式及其特点。游客的不同人格结构和行为特征决定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不同的交往方式。本文认为应建立主客之间的交往模型, 并进行理论上的预测分析。
6.主客之间交往的相互影响。
这些影响包括对当地居民生活状况的影响;对双方思想和观念的影响;对当地自然、生态和人造物质环境的影响;在各自文化收益上的影响。然而, 过分强调游客的到来对当地居民的负面影响, 也许并不完全正确。游客的行为在对居民文化身份进行剥夺的同时, 又常常以某种方式对其文化身份进行修复。当居民的文化作为商品出售时, 现实的经济利益会强化他们的文化认同, 使其具有更强的文化归属感。借此认同和归属, 会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文化修复功能。
7.主客关系的管理。
一方面, 加强对当地居民的管理, 比如提高居民的文化素质;鼓励居民参与乡村社区的规划。另一方面, 加强对游客的管理, 比如加强游客对旅游目的地风土民情的了解;提高乡村旅游中游客的环境保护意识。
四、结语
乡村社区是相对于城市社区的, 具有相对的地域特征, 乡村旅游的乡村性是相对于城市化的, 它们都是会随着历史的发展、经济的进步、文化的变迁而发生变化的、是与时俱进的。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 当地居民和游客是所有旅游活动开展的核心, 主客之间的交往能否顺利进行、互动过程能否达到预期的目的, 在某种程度上是乡村旅游是否成功的关键, 因为失去任何一方的支持, 乡村旅游无法得以继续发展。因此, 乡村旅游发展中不仅要关注旅游发展对当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方面的影响, 更应关注在乡村旅游过程中施加影响和受到影响的“主体”——主客双方在旅游发展过程的重要作用, 更多地关注提供旅游服务和获得服务的主体, 尤其是对其二者之间的相互交往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的关注。重视和加强对主客关系的研究, 有利于更深入地分析乡村旅游发展对当地所带来的影响, 为乡村旅游的研究和发展提供一个较新的思路, 同时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有利的支持。
摘要：主客关系问题一直是旅游人类学关注的主题之一, 本文分析了把乡村旅游与主客关系相结合对我国乡村旅游研究和发展产生的推动作用, 并构建了乡村旅游中主客关系的研究体系。
关键词：主客关系,乡村旅游,推动作用,研究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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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客户关系研究的文化视角 篇10
关键词：客户关系,客户关系价值,企业文化,改造
一、客户关系的价值探析
目前对客户关系有些不同的看法, 正确理解客户关系是实施客户关系管理的基础和关键。客户关系是企业以客户价值为中心, 通过与客户互动, 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和客户对企业或品牌的忠诚。关系双方都应该认识到关系的存在。客户关系意味着对某些事情或者某些人的忠诚、情感或好感。真正的客户关系是客户能在心理上产生满足, 产生一种对企业或品牌的“归属感”。
《哈佛商业评论》中把“客户关系”列为企业资源的第一位, 其重要性位于门户、产业位置、人才之前。企业要正确处理好与客户之间的关系, 应该视客户为其成功道路上的合作伙伴。并着力发展一种有效的客户合作伙伴关系 (Schuler和Harris, 1992) 。为此, 必须持续不断运用一系列有效手段, 改善、维持与客户之间的关系并期望从这种关系中获得最大利益, 敦促企业发展一个相互依赖的客户一企业关系, 以培植客户对企业的承诺与忠诚 (Ulrich, 1989) 。
客户关系是可以产生收益的, 也正是这个原因, 学者们认为应该将“关系”视作为一种资产并建议进行管理 (杰克森, 韦伯斯特, 1985, 1984) 。“关系”是一种企业潜在资产, 这对企业与顾客都有价值, 即“关系价值”。Wilson和Jantrania (1993, 1994) 是最早研究关系价值层面的学者, 他们的基本观点是:任何关系都会为关系双方创造价值, 这一价值就是关系价值。现有研究已经表明, 顾客关系的核心本质是价值, 即顾客和企业双方都能从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中获得更大的价值。
“关系营销”理论认为维系老客户比获取新客户更重要, 考虑到获取一个新顾客的成本是维系一个现有顾客的6倍 (Rosenberg and Crepiel, 1984) , 作为企业必须增加与客户互动的交流, 并且要适时表达出对客户的关心, 要让客户能感受到企业发出的关心, 这是客户关系管理中必须要注意的。
二、客户关系管理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1. CRM的内涵
CRM是以信息技术为媒介, 通过管理和保持企业与客户之间的良好关系, 持续稳定地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和客户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新型的“双赢”的管理理念和一整套应用策略和方案。它是一种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模式, 利用信息技术, 尤其是网络、互联网及企业内部互联网技术, 使企业市场营销、销售管理、客户关系、服务和支持等经营环节的信息及时、充分、有序地在企业内部和客户之间流动, 提高客户价值、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 与客户建立起长期、稳定、相互信任的密切关系, 实现客户资源的有效利用。
(1) CRM的核心是客户价值管理 (Customer Value Management)
客户关系价值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将企业的客户作为企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以客户关系为重点, 通过增加提供给客户的价值, 使客户感到自己的所得超过了他们的期望, 优于他们在别处可以得到的价值, 从而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忠诚度。通过完善的客户服务和深入的客户分析来满足客户的需求, 提高企业效率和利润水平。总之, 客户关系管理就是通过开展系统化的客户研究, 保证实现客户的价值, 从而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CRM的核心就是客户价值管理。
(2) CRM的实质是双赢原则
企业运用CRM的过程, 实质上是“信息化企业利润”与“个性化客户需求”进行权衡的结果。企业与客户之间不再是供需矛盾对立关系, 而是一种合作博弈, 是一种“学习关系”。客户满意是企业价值获得的基础。实现客户价值是取得企业价值前提, 两者之间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当然, 企业价值与客户价值因存在利益主体的差异, 常常也会发生冲突。对于任何企业来说, 如果能在企业价值和客户价值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既重视客户价值, 也能兼顾企业与客户二者的利益, 是最为理想的。因此, CRM的实质是实现双赢。
2. CRM与企业文化的关系
企业文化是企业重要的无形资产, 对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代企业应该拥有自己独特风格的企业文化, 并通过这种无形的精神力量来推动企业的经济发展。CRM本质上是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冲击下企业管理思想的变革。因此, 成功地实施CRM必须要有与之相适应的企业文化做支撑。企业更重要的是要把精力放在其员工的理念的贯彻、思想的融合等方面, 也就是企业文化体系的改造及贯彻上。因此, 企业只有实现了文化的转变, 才能真正实现客户关系的价值。
(1) 企业文化是CRM能否发挥效能的前提条件
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能否有效地建立与客户之间的良好关系的关键。企业通过媒体、合作伙伴、员工等渠道传达给客户的感觉会影响客户的选择, 如果没有相应的企业文化做支撑, 就不可能得到员工的积极支持与参与, 文化思想也就不能得到及时沟通和落实, 这样不可能形成客户良好的感觉状态。企业文化的改造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该从客户利益来定义企业经营理念, 建立客户导向的经营组织, 对员工加强培训, 使CRM的实施与应用水到渠成。
(2) CRM思想促进了企业文化的变革
CRM作为支持新型企业文化的有力工具, 同时对企业文化带来了新的变革。企业由重视企业内部价值和能力变革为重视企业外部资源的利用能力, 这是CRM给企业文化带来的最重大、最显著的变革。当CRM理论的导入带来企业新旧文化冲突时, 企业的旧文化应该让位于新文化, 只有这样, 才能使企业在新的经济环境下获得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提升, 获得更强的竞争优势。
三、和谐客户关系的构建:改造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是影响企业能否有效构建与客户之间的和谐关系的关键因素, 一个企业的动力及凝聚力都来自于企业的文化, 企业只有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文化理念, 并将其思想转化为广大员工的自觉行为, 这样才会提高客户的忠诚度。忠诚的客户是企业成功的合作伙伴。因此塑造现代企业文化对构建和谐的客户关系是尤为重要的。
1. 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理念
公司员工无论其职位的高低, 都要树立“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以客户为中心”不仅仅停留在口号上, 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在行动上。以客户为中心, 其目标是了解不同客户群的需求, 并向他们提供满足其个性需求的服务。客户导向的文化理念首先要争取高层领导的支持, 企业管理者的信心与决心对企业文化的变革有巨大影响。
2. 重视“客户资源”的价值
市场环境的转换, 竞争格局的变化, 企业对“客户资源”的理解变得日益全面深刻。客户的需要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特别是有关客户需要和期望等方面的信息资源。客户向企业投人的独特资源以及他们对生产过程的“介人”.说明了客户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一个企业所生产和交付的产品和服务。[9]
因此, 企业愈接近客户生活, 增强与客户之间的接触、沟通与联系, 企业便愈能赢得顾客的好感与信任, 并因此而获得极富有价值的客户信息资源。
3. 营造相互学习的企业文化
企业员工对客户的了解只能是部分的、片面的, 这就要求企业内部的人员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前面提到, 客户是企业产品和服务创新思想的发源地和重要的学习资源, 因为, 客户的需要是企业存在与发展的基础, 顾客对“什么产品属性是最重要的”问题拥有最终发言权和裁定权。因而, 客户成了企业学习与更新的催化剂。面对客户的需要, 企业在寻找解决方法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学习、不断创新过程。
4. 实现企业“前台”和“后台”资源的优化整合
ERP注重企业内部资源的优化与整合, 有效地解决了企业内部大量的繁琐的基础性工作, 提升了企业内部价值与能力, 加强了“后台”资源的管理, 大大提高了内部工作的效率。因此企业可以腾出时间和精力加强对外的工作。同时随着市场环境的变化, 企业必须面向市场, 面向客户, 只有将ERP和CRM有效地优化整合, 才能充分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在企业的综合管理中, 可以将ERP与CRM模块技术对接, 整合企业内外部资源和能力, 以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正确处理客户关系, 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参考文献
[1]Schuler, R.S., Harris, D.L. (1992) .Managing Quality:The Primer for Middle Managers.Reading, MA:Addison—Wesley
“关系”视角 篇11
关键词：童年视角 童年经验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童年视角是小说的叙述策略。它不但指以童年的口吻、情感书写童年生活与题材，以童真童趣、童年生活为描写对象，还应该包括以童年见证家族、历史的变迁、打量成人的世界。这样的视角选择一方面来源于作家的文化选择、文化影响等外在因素，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在影响，就是童年经验。
所谓的童年经验指的就是一个人在童年时期（包括从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的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带有情绪色彩的感受、印象、记忆、知识、意志等多种因素。心理学家认为，儿童早期经验对于作家来说，是他最有个性最有价值的不动产，它们会保持一生，并且在作家从事主观创造性活动时，经过润饰与重塑，成为他日后创作的重要精神资源，并形成一种心理定势。可见，童年经验对于一个人一生影响的重要性。
童庆炳在他的《现代心理美学》中分析，由于童年体验作为人类个体的一种本真的生命体验超越了现实世俗的干扰，是对经历物所做的天然纯真、直观的把握，因而这种体验最接近人的本性，是最真实、最天然的，也是最具人生意义的。儿童作为人的初长阶段，不受任何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影响，借助他们的叙述反倒显示了人的原初与本性，呈现出一个真实的客观世界。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作家把童年作为一个文化母题，借助童年视野的叙述策略展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可见，儿童的早期经验和情感体验是作家选取儿童视角的内在动因，作家选取童年视角叙述是童年经验的一种输出方式。
余华的童年视角小说，不仅反映在他的《十八岁出门远行》、《黄昏里的男孩》、《四月三日事件》、《在细雨中呼喊》、《祖先》等这些以童年视角构筑全篇的小说，还反映在某些儿童片面在场的小说，如《现实一种》（四岁的男孩皮皮）、《一九八六年》（疯子的十多岁的女儿），这些都与作家特殊的童年经验有关。童年经验作为作家对童年生活经历的自组织与再创造书写一般来自三方面的影响：父母印象、故乡记忆、童真感受，但因个人的经历有所不同，会表现出一定的差异。洪治纲《余华评传》对余华童年生活的考证，没有提到余华的父母对其成长造成的创伤性影响，笔者基于阅读余华的文本，并结合他特殊的成长环境和时代背景，拟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行论述，来发现作家童年视角小说和童年经验存在的关系。
一 医院里的童年和“文革”记忆
余华生性胆小。伴随胆小而来的就是恐惧。然而，余华因其父母在医院工作，他的童年，从四岁开始就在一个充满了恐惧意味的生存环境——医院里成长。他的整个童年生活，除了上学之外，很多时间都是在海盐县人民医院的各个角落里游来荡去。血和死亡应该是医院里最鲜明的记忆，鲜血往往又和暴力纽结在一起。余华曾在访谈中说过，他对叙述中暴力的迷恋，跟自己的童年经历有关，因为是在医院里长大，父亲是外科医生，小时候他和哥哥整天在手术室外面玩，经常看到父亲从手术室里出来时，身上的手术服全是血，而且还经常有个提着一桶血肉模糊的东西的护士跟在后面。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在后来很多回忆的文章中，余华不断地提到医院的各种情景，却很少提到自己对它的恐惧。他说自己小时候并不怕看到死人，到了夏天最为炎热的时候，还经常喜欢一个人呆在太平间里，躺在水泥砌成的床上非常凉快。也许，这与他父母的医生职业有关，有着对待生与死的科学化职业心态，少了普通人对待死亡的神秘与恐惧，呈现出一副对待生命的自然常态。加之天天泡在医院，耳濡目染，因此使余华从小就能够以平常、冷静的对待这一事件。正如海德格尔对死亡的解释，死亡的必然性决定了人们面对死亡的敞开和无所畏惧。同时又因对死亡、鲜血的长时间浸染，不断强化着这种记忆。从心理学角度讲，这种强化记忆会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和心理定势，这也许正是余华不断书写鲜血、暴力和死亡的超常叙述态度的内在因素。小说《现实一种》从一开始一个孩子的无意识伤害，到逐渐演进为整个家族的蓄意谋杀。弟弟让嫂子舔干儿子的血迹，又一脚将侄子腾空踢起。哥哥用在脚心刷肉汤小狗舔脚心的方式，致使弟弟在狂笑中崩溃而死。弟媳又冒充了嫂子的身份将大伯哥的睾丸捐赠，再演绎出新的生命，意味着人间的暴力没有止境。这里似乎让人看到人性嗜血的可怕和凶残。《活着》写了一家七口先后死亡的过程，让人感受到死亡和灾难会随时降临。
“文革”记忆。某些评论者说这“十年浩劫”成长的作家大都经历了一个“梦魇般的童年”。余华出生于1960年，对这场“十年浩劫”算是个后期的目击者，但这“十年浩劫”也同样在他的童年记忆里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说过回忆他们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就必然是回忆这“十年浩劫”，而且这种阴影一直影响了整个80年代的心态。在洪治纲的《余华评传》里有两个标题“成长的无序”和“墙上的风景”，可以概括为余华童年的“十年浩劫”印象。他对这“十年浩劫”的感受主要是来自街上的游行队伍和墙上大字报的暴力话语记忆以及阅读的资料。而且这个时代成长的孩子在时代因素下，必然导致了缺少正常、必要的人生启蒙，学校几乎全部停课，他们整日游来荡去没事可做，他们的成长是迷茫的、无序的。所以，在余华成长中，即使这“十年浩劫”不是以血淋淋的色彩进入记忆，野蛮的、可怖的、癫狂的、无序的感受却储存进了他大脑。这种记忆的痕迹贯穿了余华的整个创作历程，而且在各个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20世纪80年代，这种记忆呈现在小说中的是怪诞的非理性世界，表达了对现实世界抗争后的无助和恐惧感，反映在他的创作中的具体表现就是暴力和血腥。如《一九八六年》展示出了“十年浩劫”对历史刑法的疯狂使用，“疯子”身份本身就是对“十年浩劫”的寓言。这种暴力和血腥也表现在非“文革”题材的作品中，《十八岁出门远行》中“我”刚一踏入这个社会对这个世界无序的感受；《现实一种》可谓是将人的癫狂状态演绎到了极点，一家人在相互泄愤中，尽情地展示内心的暴力欲望。90年代的小说，“文革”记忆同样呈现出了生存的苦难色彩，只不过余华改变了对苦难的表达方式，在叙事策略上，呈现出温情的回忆，替代了以前的暴力叙述。如长篇《在细雨中呼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三部小说中，都分明写下了“大跃进”、“大炼钢铁”“三年自然灾害”的历史痕迹。
二 故乡记忆
因为故乡和自己的童年身影、父母、童年往事联系在一起，因此它便成了作家永远不能忘情的故乡记忆，成为文学创作的精神文化现象之一。如鲁迅总让人物回到浙江绍兴鲁镇；沈从文总离不开湘西世界；莫言也总与高密联系在一起；福克纳在他的作品中不断地写着家乡那块邮票般大小的地方，创造出了独特的文学天地。余华的故乡浙江海盐，这座江南小城不仅为余华的成长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背景，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某种独特而丰沛的文化资源。余华曾坦言，“我只要写作，就是回家”。海盐是他生活了近三十年的故乡，他熟悉那里的一切，那里的每个角落他都能在脑子里找到，那里的方言也会脱口而出。他创作的灵感自然都会从那里产生。余华小说里经常出现阴雨连绵的天气，让读者感受到小说气氛的阴沉与压抑，烘托出小说的非理性情节。这正是家乡江南六七月份特有的梅雨气候。还有如地名，众多的小桥、流水、人家等，都是故乡的产物，被他源源不断地书写进作品。如《在细雨中呼喊》故乡的“南门”，“孙荡”（方言读做‘沈’音），包括家乡的电线杆也多次出现在《兄弟》等几篇小说当中。同样，小说中的人物也来自故乡。余华的童年和少年，周围应该有很多孤寡老人，这些老人都经历了中国特定时代出现的连绵不断的战争、自然灾害、疾病与饥荒。很多人因此失去了生命，他们的生命显得格外苦难，也因此显现出生命本色格外的淳朴与顽强。余华把这些人物的生活经历都赋予在了他小说的人物身上。小说《活着》的主人公富贵活着的方式，是家乡人并且是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农民的生存方式，他们没有呐喊与呻吟，有的却是默默的承受与忍耐。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三观，靠一次次卖血让一家人度过了一个个难关，而且最引人思考的是他靠买血挽救了一个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儿子。许玉兰坐在自家门槛上一次次哭诉自己的心事，同样是对家乡妇女在面对生活或是内心困境时一种独特的宣泄方式的展现。
三 孤独和苦难感受
余华童年的经历并不复杂，父母都在医院工作，较为繁忙。在那个年代，孩子的教育几乎都处于“放养”的方式。这种情形，对于哥哥华旭来说，意味着可以尽情地享受童年地自在与狂野；可是对于生性胆小的余华来说，却只能忍受更多的孤独。童庆炳分析了少年的孤独体验，认为孤独作为一种心理体验并不只是一种生存方式和生存状态。一个离群索居的人不一定就有孤独感，相反一个跻身群体的人也许寂寞难耐。孤独的内心体验是由精神上的优势所带来的难以沟通的痛苦。也可以说，只有害怕孤独的人才有孤独体验。也许正是这种孤独寂寞的感受才使得幼年的余华内心变得十分丰富和敏感，他要不断地寻找内心的自我保护和心理平衡，更容易学会察言观色，对世事有了精细的了解和感受，尤其对同龄人孤寂、敏感的心灵世界更为熟悉。如《在细雨中呼喊》中出现的经常忧郁地独自面对池塘和周围世界而落落寡欢的孙光林，搬到南门来住、很少出来玩耍的苏宇和苏杭。显然，小说创作受到了作家童年情感的影响。
同样，有着敏锐、丰富情感个性的余华一定不会疏于生活中对各种灾难的感受，就像他回忆童年和少年时期周围有那么多孤寡老人的苦难遭遇一样，医院里早年的生死感受和“十年浩劫”记忆恰恰强化了对苦难的感受。尽管他儿时不恐惧来自医院的死亡，但死亡却真实地表达了生活的苦难，医院里传出来的不同声色的哭声可看作是诉说种种苦难的方式。应该说医院里的死亡大多是非自然死亡，这种结果定会放大人对生存困境的恐惧：对贫穷的恐惧、对饥饿的恐惧、对疾病的恐惧、对意外灾祸的恐惧等。这不是对死的恐惧，而是对生之苦难的恐惧。这时，医院里的生生死死、手术的血色斑斑，自然成了余华日后思考和书写苦难的诱因。加之“十年浩劫”的暴力又强化了这一诱因。这场政治浩劫以各种各样疯狂的暴力形式使苦难泛滥成灾，蜂拥而至，无疑加重了来自医院的死亡和鲜血记忆的凝重颜色，大大扩展了灾难的形式和苦难的深度。余华把这些阴暗、无序、癫狂、沉重作为痛苦的记忆存储于大脑之中，一旦找到可以宣泄的方式，便一触即发，形成他创作的个性和心理定势。可以这样断言，童年医院里的生活和“十年浩劫”记忆使他有了与别人不同的对苦难思考的深度与角度，80年代的作品体现出了人性的暴力欲望、虚伪狡诈和现实的癫狂无序。90年代的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同样表达了人的苦难处境，无论是展示苦难，还是承受、对抗、消解苦难，“苦难”是他一贯书写的主题，成为他创作的精神资源。
参考文献：
[1] 余华：《在细雨中呼喊》，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2] 余华：《活着》，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3]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4] 余华：《我胆小如鼠》，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5] 王克俭：《文学创作心理学》，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 沈蝉娟：《海盐地域文化对余华的影响》，《嘉兴学院学报》，2004年第11期。
[7] 童庆炳：《作家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文学评论》，1993年第4期。
[8] 洪治纲：《余华评传》，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媒体与外交关系研究的多重视角 篇12
要厘清两者关系, 需从“媒介外交”、“公共外交”、“电视外交”……这些被反复引用但略显暧昧的概念入手, 探究在哪种情境下媒体将扮演着反对者的角色, 而满足了哪些条件后, 媒体又会是政府的“小同谋”。
一、“媒介外交”与“公共外交”
20世纪下半叶, 当外交展现给媒体和大众舆论时, 创造了一种使用新规则、新技术的新外交。 (1) 传播革命、大众参与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生产出大众媒体和外交的新互动形态以及新的概念来描述他们, 如公众外交 (public diplomacy) 、媒体外交 (media diplomacy) 、民粹主义外交 (populist diplomacy) 、instant diplomacy、电视外交 (teleplomacy) 甚至照片外交 (photuplomacy) 。
公共外交和媒体外交是使用得较频繁的两个概念, 但它们之间的区别却含混不清, 导致解释力不足。如陈文定 (Tran Van Dinh) (2) 将公共外交定义为宣传, 认为公共外交与电视外交同步, 政治家和外交官使用电视进行国际宣传, 反过来影响国内宣传。但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尼克松访华等案例并不支持“宣传论”, 因为这些事件是为了促进冲突的解决。
而尤耳·科恩 (Yoel Cohen) 在《媒体外交》一书中指出, 媒体外交是指新闻媒体与现代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 大众传播的不断发展和民众对国际事务兴趣的增长已对外交产生了冲击, 反之, 政策制定者也利用大众传播为己服务, 同时也对它进行必要的控制 (3) 。这一定义强调了政府对媒介的控制与使用, 但却混淆了媒体外交与公共外交的关系, 用伊藤奇波亚 (Eytan Gilboa) 的话说, 它缺乏解释力。 (4)
为此伊藤奇波亚重新定义, 区分了公共外交与媒体外交, 并添加了第三种模式, 媒体中介人外交 (5) 。在他的定义中, 公共外交指国家与非国家主体使用媒介或其他传播渠道来影响外国社会的舆论;媒体外交指官员使用媒介与其他主体沟通并促成冲突的解决。媒体外交通过不同的惯例和特定媒体活动进行, 包括记者会、采访、泄密、访问和媒体事件。当缺乏适当的直接沟通渠道或者当一方不确定对方将对磋商条件作出何种反应时, 政策制定者将使用媒介向敌对国家领导人或非政府行动者发送信号, 媒介外交也帮助有意恢复正常关系的国家建立信心;媒体中介人外交指记者临时担负起大使的角色并在国际谈判中担任中间调停人。不过, 这类外交较少见, 记者是事件的报道者而非创造者。此外, 政策制定者也担心雇佣记者会导致提前泄密。
在伊藤的定义中, 虽然媒体对于外交进程有着实质的推动作用, 但它只是外交的工具, 它搁置了媒体对于外交决策的影响 (先假设存在影响) 。因此对这个概念的讨论并没能让我们看到媒体与外交关系的全貌。
二、国际新闻vs外交, 对立还是合谋?
尤尔·科恩认为, 媒体与外交间存在三种关系, 第一, 国内外媒体是国外外交使团和国内政府高层的一个信息来源;第二, 媒体也是国内和国际间制定者的交流渠道, 在政策拟定阶段, 官员可以通过泄露信息以促进或阻止一项政策选择, 在政策执行阶段, 如国际协商中, 媒体可以成为操纵另一国政府的工具;第三、媒体也同时被用来获得公众对政策的支持。 (6)
科恩的论断是从外交官的角度, 在具体情境中论述媒体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功用, 回避了根本上的媒体与外交的关系。张赞国认为在学术界, 实际上媒体与外交的关系已经得到充分讨论, 图谱的一端是相信新闻媒体是“看门狗” (李金铨说是守门狗, guard dog) , 是一个独立的观察者或外交政策制定的积极参与者。图谱的另一端是认为, 媒体不过是政治的爪牙, 在国家间的政治游戏中被权力左右。这一论断根植于媒体与权力精英或政府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共生性关系。该观点认为媒体结构性地臣服于国家权力, 经常作为制定政策中维护现状和既定政治模式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国际政治中, 最重要的是媒体可能被看作是政府的代理人。 (7)
对于这两种对立的说法, 西方学术界不断通过各种实证研究方法予以论证, 下面是几个典型研究。
关于媒体的反对者角色, 美国学界一般会援引媒体在越战中的表现来佐证。但是另一种观点认为媒介几乎没怎么影响到公众观点, 早在战争开始时, 公众就已逐渐放弃了对战争的支持。丹尼尔·哈林以共计13年的报道考察越战中的媒体角色 (8) 。他考察了1960年~1965年《纽约时报》和1965年~1973年3家电视网的新闻后指出, 越南的例子并不支持美国新闻媒体在六七十年代转变为反对者角色的假设。虽然报道中确实存在批评美国越南政策的转向, 但是很难就此认为记者开始扮演活跃的反对者, 因为, 客观新闻业的专业意识形态以及媒体和政府的密切联系使得新闻业不会轻易改变。但问题是如何解释越战新闻内容的根本性转变。哈林对此的回应是回到“镜像理论”, 即新闻内容的变化反映了事件进程的变化。
哈林指出, 美国新闻业在实践中存在一对矛盾———新闻专业主义与依赖政府消息源。“一种致力于向公众提供对事件中立报道, 同时又主要依赖官方描述和解释这些事件的新闻业有可能最终成为政府想要呈现给公众的镜像, 而非“现实”的镜子。同时, 客观新闻业承诺记者政治独立, 呈现冲突各方的观点。按照专业主义的标准和客观新闻业的实践, 记者们与政治权威的关系并不确定为任何明确的方式。”在哈林看来, 是客观新闻业主政还是追随官方要依具体的政治环境而定。由此, 哈林提出了著名的三个区域理论:记者的世界可以分为三个区域, 每一个区域实行不同的新闻标准:第一个可以被称为共识区, 在这一区域内记者们并没有“反对”的动力, 实际上它们认为有责任支持或保护共识价值。在这一区域内媒体扮演着保守的、合法化的角色;第二个区域是合法争议区。在这一区域, 客观新闻业“当政”, 中立和平衡是记者的美德。第三个区域是越轨区, 记者也会以一种嘲讽的笔调去报道一个超出流行共识的主题。
这三个区域的边界是模糊的, 例如在合法争议区内, 新闻的客观性的操作范围很大。在靠近共识区时, 记者直接复述官方话语, 而在另一端, 记者们更愿意引述反对者或独立调查者的反应来平衡官方声明。
哈林的研究打破了越战中媒体是“看门狗”的“神话”, 将媒体与外交的关系还原至具体的政治语境中, 对后续研究颇具启发意义。
另一项值得一提的个案研究是李金铨、潘忠党等关于香港回归报道的分析, 虽然与哈林的同为个案研究, 但李金铨等是就一时间跨度较短的事件进行跨国比较研究。他们通过深度访谈和内容分析, 从8个国家香港回归报道中评估了国际新闻的生产过程 (9) 。首先, 是事件的性质 (nature of events) , 记者与事件产生的第一个关联是忠于事实, 他们不能把和平游行描述成血腥镇压;其次, 国内力量和国际力量的组合塑造了潜在的新闻主题的特征, 记者在这个主题下建构他们的叙述, 根据职业规范、组织限制、国家价值观和取向以及市场规则将事件转化为新闻议程 (news agenda) ;接下来媒体将通过“驯化” (domestication) 使发生在国外的事件对本国受众来说熟悉、可理解。再者是炒作 (hyping) 和本质化 (essentialization) , 它们是新闻本土化和全球化的两个过程。炒作也称添油加醋是媒体减少媒介事件与文本现实差距的一种策略, 填充某些戏剧因素如竞争、冲突、情感等来吸引读者, 本质化是指向事件的核心特质, 仿佛它们是不会变化也不可改变的, 删减过的新闻叙事总是掩盖了现实的复杂性和冲突性。最终, 作为新闻生产的最终产品, 框架 (frame) 和叙事 (narrative) 使记者的报道连贯一致, 并借以讨论和了解某些关键问题。
李金铨等发现媒体的叙述中“一个事件, 八种故事”。中国媒体将香港回归视为充满爱国情绪的“国家庆典”, 美国媒体将香港回归置于中国试图成为世界大国的故事里, 英国媒体缅怀帝国的落日余晖, 日本媒体在意的是如何确保日本的区域经济利益。李金铨等分析认为, 国际新闻生产的本质是国内化、本地化的, 最终是国家化的:由于受到了权力结构、文化形态和政治经济利益的制约, 所以各国媒体通过主流意识形态折射、再现同一事件时, 存在着显著不同。
此外, 张赞国对于中美关系第一个35年 (1950年~1985年) 的研究阐释了美国的中国政策从外交政策制定者流向媒体, 然后再抵达公众的过程。 (10) 张赞国认为, 无论乐意与否, 媒体更多的是外交决策者的代理人, 而非独立的声音。“自上世界50年代起, 美国媒体参与建构的中美关系幻象与‘真实’情况迥异, 它充其量可称为‘媒介现实’, 经过了华盛顿政策制定高层者的观念透镜的过滤。”
不过, 美国南加州大学文学、艺术与科学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斯坦利·罗森认为张赞国的观点仅适用于前20年的情况, 当中美两国关系破冰, 更加复杂时情况并非如此。他指出, 虽然政府仍可以制造新闻, 但他无法控制媒体的阐释。
三、关于媒介与外交关系研究的再思考
综上所述, 国际新闻与外交的关系模式中, 媒体的自主性受到严重质疑。借助李金铨等关于国际新闻生产过程的图解, 是否可以假设从事件性质到新闻议程这三个阶段的新闻生产受到政府的控制, 也就是罗森所说的, 政府制造新闻, 而如何将其“驯化”、炒作、本质化, 至最终呈现的新闻框架和叙事是媒体可以阐释的空间, 但是它仍然受制于国家利益的考量。
不过, 对于这个假设有两类情境区隔需要考虑。一类是针对事件而言, 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帮助记者下意识地、含蓄地将新闻故事分成三类, 也就是哈林的共识区、合法争议区和越轨取, 每一个区域都由不同的新闻标准控制。上述假设是否只适用于共识区, 而在合法争议区和越轨区, 媒体有了质疑政府的动力, 它的议程设置则受到多重政治及社会力量的影响。
另一个考量是关于国际新闻报道。在国际传播中应该区分两种类型的新闻:外国新闻和外交政策新闻。外交政策包括具体的政府行动, 政策制定者的目的, 因此, 外交政策报道涵盖国家间关系、本国立足世界的方式以及对问题的处理。不过, 并不是所有的国际新闻都与涉及本国利益的外交政策问题有关, “外国新闻”指的就是这类报道, 它描述的是发生在外国的事件, 与报道国没有直接关系。由于外交政策新闻与外国新闻的方向相反, 因此如果将之放在同一个类别中研究结果将相互抵消, 从而遮蔽了新闻与外交政策制定者的关系。
由此可知, 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 国际新闻与外交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 很难一言以蔽之两者是对抗还是合谋, 有说服力的研究应该先明确各个变量可能互相产生影响的范围, 再在具体的时空条件下讨论变量间的两者关系乃至整体的作用机制。■
参考文献
[1]Eytan Gilboa, Media Diplomacy:conceptual divergence and applications, Havard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ess/Politics, vol3, 56, 1998
[2]Tran Van Dinh, Communication and Diplomacy in a Changing World, ,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1987
[3]Yoel Cohen, Media diplomacy:the Foreign Office in the mass communications age, London, England;Totowa, N.J.:F.Cass, 1986[4]同1
[5]Eytan Gilboa, Diplomacy in the media age:Three models of uses and effects, diplomacy&statecraft, Volume12, Issue2, June2001, PP1-28[6]同3
[7]Tsan-kuo Chang, Jian Wang, Yanru Chen, China's window on the world:TV news, social knowledge, and international spectacles, Hampton Press, Inc, 2002
[8]Daniel C.Hallin, The Uncensored War, The Media and Vietnam,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9]Chin-chuan Lee, Joseph Man Chan, Zhongdang Pan, Clement Y.K.So, Global Media Spectacle:News War ove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10]Tsan-kuo Chang The press and China policy:The illusion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50-1984, Ablex Pub.Corp. (Norwood, N.J.)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