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视角

研究视角（共12篇）

研究视角 篇1

一、引言

交际策略概念由Selinker于1972年在《中介语》一文中首次提出,用于解释学习者中介语一种主要过程并指出它是一种语言使用策略。本文查找了中国知网近二十五年相关交际策略文献,根据研究内容归类来进行述评,并不考究交际策略定义及分类。

二、国内交际策略研究现状

笔者通过中国知网检索相关交际策略文献,发现国内交际策略研究开始于1990年,并在2006年达到顶峰。笔者将根据文献内容对国内交际策略研究进行述评。

1. 以口语教学为焦点的研究现状。

庄智象和束定芳(1994)在探讨外语学习者策略研究与外语教学时提出交际策略对外语教学非常重要,只有借助交际策略,学习者才能保持交际渠道的畅通。

张建理(1995)认为应将交际策略引入口语教学中,并提出教师在课堂上应根据学生实际情况来运用交际策略。戈江生(1995)认为交际策略成功运用会更大激发学习者获取新语言知识的积极性。

基于在口语教学上运用交际策略的理论研究,大量的学者开始了实证研究。王立非(2002)验证了课堂口语交际策略训练可以增加学生使用口语策略频度和能力。张永胜和张永玲(2003)提出教师应重视交际策略在口语教学中的地位并提供技巧性的强化练习。孔京京(2004)对学生交际策略教学与培训,发现能够帮助学习者进行口语学习。

2. 关于交际策略训练的研究现状。

高海虹(2000)研究了大学生的交际策略观念和使用频率,将交际策略能力训练贯穿日常课堂教学。曾璐,李超(2005)发现对学生进行交际策略训练很有必要。田金平,张学刚(2005)通过对学生进行交际策略训练后,发现学生的策略使用能力和讨论效果明显提升,并且提高了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信心。陈立平,濮建中(2007)发现有必要培养大学生必要的交际策略来提高语言的准确性和流利度。王莉梅(2011)认为研究生英语口语交际策略训练是有必要的。这些学者都提出了交际策略训练重要性,但研究中并未提及具体实施办法以及具体要求,所以,交际策略训练仍很难掌握。

3. 具体的某一交际策略研究现状。

郭燕(2007)对大学生和教师进行调查发现补偿策略使用频率最高,这主要是多数教师认为语言学习是为了交际,使用这一策略是为了给予学生更多的交际机会。王金巴(2010)认为正确使用回避策略可帮助学习者实现交际目的。但是,黄会建(1997)通过研究发现回避策略使用会影响语言水平发展。权力宏(2012)认为重复影响语言流利度,是不应提倡使用的。

4. 影响交际策略使用因素研究现状。

罗杏焕(1998)发现学习者在书面语加急中也使用交际策略并发现学习者在口语中和书面语中使用的交际策略有显著地差别。卢植,刘友桂(2005)认为CMC交际环境对学生的交际策略发展和使用有积极促进作用。肖德法,向平(2004)发现成年人比未成年人使用更多交际策略。随后,一些研究者开始探讨性别对交际策略使用的影响,发现男女生在交际策略选取上有显著地差异。

有学者探讨了性格倾向对交际策略使用影响,吴丽林(2005)发现外向优秀的语言学习者使用交际策略地程度逐渐减弱;林意新,李雪(2009)发现外向型学习者更多地使用模仿策略和合作策略,而内向型学习者更多地使用减缩策略。不少的学者发现,学习者原有的英语水平制约着交际策略的选择和使用,水平高学习者选择成就策略,水平低学习者常采用回避策略。

5. 交际策略对交际能力的影响的研究现状。

一些学者认为积极有效利用交际策略无疑有助于学习者语言表达,实现自己交际意图,只有在良好互动中运用良好交际策略才能提升自身交际能力。他们的研究主要是交际能力而言,并未提出在教学上实际运用,忽略了语言知识同等重要。

6. 交际策略的使用情况的研究现状。

高一虹发现中国学生大量使用积极加急策略。刘建军发现口译学生用的最多交际策略为成就策略。姚霜霜发现中国英语学习者所使用交际策略主要受交际这一目的主导。不少学者对国外交际策略研究进行了探讨,梳理了国外研究学者对交际策略的定义、分类以及影响因素。

三、总结

本文根据国内对交际策略的研究,将不同学者对交际策略的研究进行归类,分别从六个方面进行了综述,希望对相关交际策略研究者给予参考。

摘要：国内交际策略研究从1990年逐渐开始,但大多是基于在国外研究理论基础上进行的。本文对国内交际策略近二十五年研究进行了述评,供国内交际策略研究参与和借鉴。

关键词：交际策略,学习策略,口语教学

参考文献

[1]陈思清.交际策略探讨[J].现代外语,1990(01):55-57.

[2]戴曼纯.第二语言习得者的交际策略初探[J].外语界,1992(03):8-12.

[3]高海虹.交际策略能力研究报告——观念与运用[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0(01):53-58+79.

[4]高一虹.语言能力与语用能力的联系——中国、拉美学生在英语字谜游戏中的交际策略对比[J].现代外语,1992(02):1-9+72.

[5]何莲珍,刘荣君.基于语料库的大学生交际策略研究[J].外语研究,2004(01):60-65+80.

[6]孔京京.开展交际策略教学的一项研究[J].外语界,2004(05):33-39.

[7]林意新,李雪.交际策略研究新探——一项影响交际策略使用因素的实证研究[J].外语学刊,2009(01):136-139.

研究视角 篇2

语篇连贯研究的多元视角

近年来,连贯是语篇分析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语篇连贯是一个语义概念,它既存在于语言层面上,也存在于非语言层面上;只有用全面的眼光看待语篇连贯性问题,才能揭示语篇的连贯性的实质.

作 者：刘景霞 LIU Jin-xia 作者单位：三峡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北,宜昌,443002刊 名：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INA THREE GORGES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年，卷(期)：200830(2)分类号：H314关键词：语篇 语篇连贯 语言形式 语用 心理认知

优势视角理论研究述评 篇3

一、优势视角产生背景

在早期的社会工作实务中，社会工作主要遵循医学治疗中以问题和疾病为本的思维模式，认为案主之所以成为案主，是因为他们有瑕疵、有问题、有疾病、是病态的，需要社会工作者以专家的身份为其提供帮助和治疗。问题诊断模式的社会工作使得案主的诊断标签成为案主的“主要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这些标签凝固，个人经由一个退却和依赖加强的过程而成为一个永久的异类，使得案主的社会声望和地位被贬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西方学者开始对此进行反思，并提出社会工作实务应由“问题取向”向“优势取向”转变。

优势视角是对传统社会工作实践的一次戏剧性的飞跃。优势视角取向的实践认为，作为社工所应做的一切，在某种程度上要立足于发现和寻求、探索和利用案主的优势和资源，协助他们达到自己的目标。这一视角强调人类精神的内在智慧，强调即便是最可怜的、被社会所遗弃的人都有内在的转变能力。优势视角是将传统的看人看事的角度加以调适，帮助那些正在受伤害的人。

二、优势视角中的重要概念

1、赋权（empowerment）：赋权意味着帮助个人、小组、家庭，以及社区在其内部或周围探求和扩展其资源与手段的意图和过程。Barbara Levy Simon（1994）将赋权的概念建立在五个理念之上：与案主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扩大案主能力和优势的强调；关注个人或家庭与环境；将案主视为积极的能动主体；将个人的精神指向一直受到剥夺和压制的人群。

2、成员资格（membership）：成为成员和市民、享有参与权和责任、保证和安全。米歇尔.沃尔泽认为，没有成员资格就好像处于一种“无限危险的状态”。没有成员资格有被边缘化、异化和被压迫的危险。优势取向从承认我们所服务的所有人如同我们自己一样，是一个种类的成员，并享有与成员身份随之而来的自尊、尊重和责任。

3、抗逆力（resilience）：人们在遭遇严重麻烦时会反弹，个人和社区可以超越和克服严重麻烦的负面事件。抗逆力是一种面对磨难而抗争的能力。抗逆力是一个过程——源于迎接自己世界的需要和挑战的关于能力、知识、洞察力和美德的持续成长和阐明。

4、治愈和整合（healing & wholeness）。治愈意味着整合和调动身体与心灵的机制，去面对障碍、疾病和断裂。治愈的效果出现于治疗师或个人与机体结成联盟或注入权力以自我恢复之时。在某种意识层面上，我们具有知道什么对我们最好、当遭到机体或环境的挑战时应该如何应付的朴素智慧。

5、对话和合作。PaulFreier（1973）确信只有真诚和友爱的对方，慈爱可以超越以往多年家长式的作风和对受压迫人群知识与智能的严厉压制所导致的猜疑和障碍。

三、优势视角的原则

1、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优势。每个个人、团体、家庭和社区都有他们的财富、资源、智慧和知识。优势视角就是要甄别且尊重那些有可能用于扭转不幸、对抗疾病、消除痛苦、达到目标的力量和资源。

2、创伤和虐待、疾病和抗争具有伤害性，但它们也可能是挑战和机遇。在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过程中，克服困难之后，为他带来的是别人的尊重，wolins（1993）认为这是“幸存者的骄傲”，在遭遇人生挑战的时候，即便带着惊恐、颤抖，乃至留下伤痕，但挑战过后留存的是深深的成功感，这启动变化的发动机。个体、团体和社区被他们现实的能力、知识和技巧所充实的时候，他们就更有可能得到发展和成长。

3、与案主合作。合作的姿态可以更让我们避免助人之中的若干政治性元素的影响：家长式作风、责怪受害人、对案主看法的先入为主，从案主的故事和叙述、他们的希望和恐惧、他们的资本和资源中解放案主。

4、所有的环境都充满资源。

5、关怀、照顾和脉络。Deborah Stong（2000）认为有三个照顾的权利：第一，所有的家庭有权照顾自己的家庭成员，并在照顾中得到支持；第二，所有付费的照顾能够提供的支持和高质量的照顾应该是和照顾的最高理想相一致，即不以牺牲他们的福利為代价；第三，得到照顾的权利说到底就是所有需要得到照顾的人得到他们所需的照顾。

四、优势视角的实践

1、什么是优势？

几乎所有事情在某种特定条件下都可以视为一种优势。当人们挣扎、应对和抗争虐待、创伤、疾病、困惑、压迫，人们能够从他们自己、他人和他们周围世界获得东西。人们拥有的个人品质、特征和美德有时是在与损伤、灾难的抗争中铸就而成，这些技能和特性可能恰恰成为服务于案主过程之中能量和动机的来源。

2、促进成长和改变的核心条件

米歇尔.兰波特（Michael Lambert）认为改变的四个组成部分包括：①案主生活圈的因素（他们自己的优势和资源、偶变因素等），明显重要的因素是偶变的，如人生命之中的幸运、运气和博弈的机会。②良好的助人关系的质量素。Charles Rapp 把有效的助人关系定义为是有目标、相互作用、友好、信任和赋权的关系。③积极的期望、希望和安慰剂效应；④技术操作和理论原则。理论或视角方法和技巧的应用的效果是建立在前三项要素之上的。

3、如何发现优势

①仔细聆听案主的故事。

②询问问题。如生存问题、支持问题、例外问题、可能性问题、评价问题等、

4、实践的步骤

①承认痛苦。从苦难中探寻抗逆和反弹的种子，从逆境中吸取经验。

②激发抗逆力和优势的话语和叙事。帮助案主重构故事，认识自己的优势，释放自己的优势。

③情景中的行动：教育、行动、倡导和联系。教育要持续与自我的能力和抗逆层面相关。这些要与人的希望、目标和愿景联系在一起。鼓励个人按照自己的期望冒险去运用刚刚发现或学习到的能力，并且调动起已经存在的积极性因素。

④人们的优势迈向正常化和资本化。尽可能将所有的优势基础粘合在一起；确保优势不断凸显且相互促进、持续发展；最终为案主找到适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五、总结

研究视角 篇4

一、“游憩”学科归属探讨

注:根据《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游憩地理学树状图绘制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游憩与娱乐研究系教授史蒂芬.史密斯在《游憩地理学:理论与方法》一书中描绘了游憩地理学树状图,指出了游憩地理学以其他学科为基础的边缘学科性质及其两大主要研究课题:旅行为基础的研究和资源为基础的研究。

我国游憩研究几乎在林业科学(森林资源、资源、生态)、地理学(城市、规划)、旅游学、建筑学(规划、园林)领域同时起步。1986年北京大学地理系何绿萍的一篇《城市游憩绿地的几个问题》提出居民的户外游憩绿地是城市绿地系统的核心,也是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吴必虎《上海城市游憩者流动性为研究》通过旅行测定手段获得基本数据,运用游憩活动空间和使用曲线分析技术,研究上海城市游憩者的流动规律。随后开展了一系列游憩的相关研究。1995年吴承照发表《西欧城市游憩规划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分析了中世纪以来西欧城市游憩规划的历史过程,从游憩行为的角度解释了一个重要游憩空间──公园的形成和演变,概括了城市、城市区域和组合城市游憩规划理论与方法。随后开展了一系列游憩的相关研究。

此外,研究生学位论文是学科专业研究成果的主要呈现形式,能反映出学科专业发展的现状及动态趋势。通过题名“游憩”进行模糊检索,截至2011年12月,共有相关博士学位论文14篇,优秀硕士学位论文188篇,并分别按年份及学科专业进行统计分析如下(图2、图3、图4、图5):

2001年中南林学院生态学旅游管理专业秦学发表第一篇“游憩”相关的硕士学位论文《现代都市游憩空间结构与规划研究——以宁波市为例》,2006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罗艳菊发表第一篇“游憩”相关的博士学位论文《森林游憩区游憩冲击感知与游客体验之间的关系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总体数量较少,硕士学位论文发文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可见,一方面随着对“游憩”相关研究的增加,游憩学科体系渐成;另一方面,地理学在游憩研究领域仍有极大的发挥空间,地理学应更多的将其人地关系分析,空间分析及综合分析的优势运用到游憩研究方向,推动游憩研究的发展。通过图2—图5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游憩地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管理、人文地理、城市规划与设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这些专业整体的发文比重约为21%,硕士学位论文中这些专业整体的发文比重约为56%,可见地理学在游憩研究有很大的份额。

二、基于地理学视角的国内游憩研究的统计分析

(一)研究者

游憩地理学研究领域的主要研究者,在重要核心期刊发文3篇以上。

(二)主要研究内容概述

通过中国知网中国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以篇名“游憩”进行检索,共搜集到1981-2011年(2011年的数据可能因为数据库更新的滞后而不完整)相关文献761篇,2000-2011年论文数量为695,占总量的91%。图1为2000-2011年发表论文的数量变化。

通过对文献的阅读和分析从地理学视角对我国游憩研究内容进行分类(表3):

选择《地理学报》等14种地理学及相关学科主要核心刊物上发表的共计150篇文献对近年来我国地理学领域游憩发展文献进行详细统计分析。从表4看出,目前国内地理学领域对于游憩的研究集中在城市游憩物质空间研究,游憩者游憩需求、游憩行为、意愿的研究,游憩价值评估三方面。

三、未来研究重点

(一)打造人性化的游憩空间.

包括步行空间系统打造,日游憩空间规划布局,以及城市开敞游憩空间的建设。

(二)打造可持续发展的游憩空间.

从生态环境意识角度,构建充满生机的生态绿道生态网络。例如2010年广东珠三角生态绿道系统工程的启动,解决了珠三角结构性生态廊道保护体系缺失的问题,同时满足了城乡日益增长的亲近自然的需求,为进一步扩内需促增长,转变发展模式提供新载体,为推动珠三角生态保护和生活休闲一体化及城乡建设奠定基础,极大的推动城市了的可持续发展。

(三)政府职能的加强,科研院所学者理论研究的加强.

政府应在规范的政策法规的制定上发挥应有的职能,通过政府政策引导,媒体宣传感染、教育机构普及推动为游憩发展建设构建良好的政策环境。国家相关游憩立法如游憩建设指标,游憩土地配置标准,游憩开发、管理、保护立法等法律依据的制定;公共游憩管理机构,国家公园局等管理机构的系统化;确保游憩发展过程中分工到位,资金、监管、研究规划等权责分明。

科研院所学者应加强游憩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注重实用的同时兼顾理性的上升。

(四)多学科综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科学技术.

目前我国游憩的研究涉及旅游、经济、建筑科学与工程、园林、艺术、地理、社会、统计、文化、生态、规划、心理、体育等多学科的交叉。

现代网络信息科学技术的发展有助于构筑不同专业学科领域交流的平台,有助于不同游憩利益主体参与到游憩的发展与建设中。

四、总结

电视大众文化研究视角的转换 篇5

一、视角转换之于电视文化研究的必要

主张从多种视角来研究电视文化主要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第一，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落后于迅猛发展的实践。我国电视文化的历史始于20世纪中期，虽然晚于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但在改革开放以后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经济和科技两个高速运转的车轮的驱动下，不仅在传播内容、传播形式、传播技术上，而且在传播理念与文化理念上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但是，对电视文化的理论阐释却尚处于“盲人摸象”式的探索中，理论研究远远落后于实践的发展。理论的滞后、理解的偏差又反过来使实践的发展走向误区。

第二，电视文化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文化形态，既有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审美性，又有商品的物质性、消费性，既有强制性、操纵性，又有迎合性、对抗性，既有同质性，又有多元性，既有类型性，又有创造性;既有娱乐性功能，又有教化功能。电视文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跨学科的文化形态，涉及到的领域已远远不是传统的文化艺术所能涵盖的。

第三，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发展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新的历史语境下，它的商品属性使其由以往的艺术文化转变成一种商业文化、大众文化，新现象、新特征由此频频凸显。对这些新现象、新特征，尤其是其大众文化特性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都使我们产生一种“莫相知”的恐慌，而没能从理论高度予以阐释。

第四，以往的从艺术单一视角对它所进行的理论研究陷入了阐释的困境。很多问题，例如大量不具有审美意义粗制滥造的文本却有很高的收视率、文本质量的提高主要依赖的是声像光电的技术手段而非炉火纯青的艺术手法等等，仅从艺术的角度难以解释。

在这种复杂的状态下，既要正视电视文化迅猛发展的事实，承认电视文化所蕴涵的商业文化、大众文化特性，以历史的理性清醒地认识到经济转型、社会转型赋予文化转型的可能;又要从不同的研究视角，对其进行全面的把握、理性的认识，恰当的评价，审理各种理解的偏差，以期更有效地规范和引导这种新型的文化形态。

二、电视文化研究的几种视角

多重研究视角的转换有助于对电视文化的多重认识，有助于在矫正操作的失误和寻找正确的发展方向时获得理论上的高度与支持。

社会文化视角：以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常常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忽略了这一文化活动的社会过程全身。随着中国社会文明进程的演变，电视文化已走出象牙塔，融入广大民众真实生动的生活中，成为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了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的品格。作为当代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社会公共事业，社会学视角、人类文化学视角的关注，也许能使我们穿越数量众多庞杂、质量良莠不齐的电视文本，抵达社会意义、文化意义的剖析。在这其中，意识形态视角的分析尤为重要，因为一切文化在本质上都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代码”。从马克思主义到法兰克福学派、精神分析学说、文化研究学派、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无不是这些理论的重心。

大众文化视角：电视文化所表现出的商业性、消费性、大众娱乐性、通俗性(甚至媚俗性)、技术性、可复制性、程式化、无深度感正是大众文化所追求的基本目标，体现出与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一致性、同质性。因此，在对电视文化的研究中，借鉴西方某些学术思潮对大众文化已有的研究成果，虽不能祈望彻底解决中国电视文化存在的问题，也不是无益的。如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在使我们认识到电子传播作为生产力给对电视文化生产带来巨大促进作用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技术进步对人造成的新的控制，认识到其意识形态的操纵性、欺骗性的一面;后现代主义理论让我们对电视文化的世俗性、扁平性、游戏性、狂欢化获得了一种哲学上的认识高度;后殖民主义理论则令我们对电视文化、大众文化中的全球化倾向、文化同质化倾向保持高度警惕;新历史主义提醒我们，以“戏说”为代表的电视文化可能导致的历史虚无主义危险;文化研究学派以它与社会的广泛联系和跨学科的学术胆识，启示我们以宏观的社会文化研究与微观的文本研究相结合，在微观的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展开宏观的文化研究……这些理论奠定了以大众文化的视角来审理电视文化的理论基础。

传播文化视角：电视文化与印刷媒体、广播媒体等其它大众文化形态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以科技含量极高的影像的传播与接受方式创造了一种新型的视听文化，并对其它形态的大众文化形成强大冲击，获得了存在的独特性和优势性——影像传播文化的特性。所以说，传播学理论从电视传播的全过程来考察电视文化与社会的关系，为电视文化的理论研究开辟一条更切实有效的新路。正如高鑫先生所说：“研究电视理论，首先要研究‘电视传播学’，因为电视本身就是作为信息传播的媒介和载体而存在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所有的`电视节目，统统鲜明地烙印着信息的‘印记’。因此，抓住‘传播’也就抓住了电视理论研究的根本。”无可质疑，随着从播放型到数字化、新媒介的传播模式的全新构型，电视文化将会发生更为深刻的革命，因为传播模式的改变必将影响所传播的文化本身。

艺术文化视角：商业逻辑在文化生产领域的僭越导致了电视文化的市场化、反艺术化，但并不能因此忽视电视文化的艺术特性。作为影像视听文化的电视文化，在深层次上更需要形象性、艺术性、审美性。并且，电视文化是一门综合的文化形态，需要借助各种艺术的长处来完善自身。例如电视文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样式——电视剧：中国的电视文化和电视剧几乎是同时起步的，1958年5月1日，北京电视台开播，同年6月5日，电视剧《一口菜饼子》播出，开启了中国电视文化和电视剧的发展史;中国老百姓普遍接触电视也是从看电视剧开始的，这个现象发生在80年代中期(1985年初统计，我国已有电视机5000万台，两亿多观众，该年电视剧产量已上百部。

);而电视令万人空巷应该说还是与电视剧的发展密不可分，由古典四大名著和现代名著《四世同堂》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都创下了极高的收视率，不能不说明文学穿越时代的永恒魅力。再如音乐是借助旋律节奏作用于听觉神经，造成空间虚幻感的时间艺术，而绘画艺术则是借助画面作用于视觉神经，造成对时间想象的空间艺术，电视文化正是借助它们的各有所长，把本来单方面满足于人的听觉艺术或视觉艺术转化为电视文化的视听艺术，创造出一种综合时空的威力。

当然，上述研究视角只是几种可能，并不能穷尽对电视文化研究的一切途径。

交际视角的词典学本质研究 篇6

摘要《交际词典学》系统阐述了交际词典学的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体系架构和实践应用，体现出词典学研究创新性、整体性和实践性的有机统一。本文从内容简介、研究特色和学术影响等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介。

关键词交际词典学词典学评介

引言

日益丰富的词典编纂实践推动着并获益于词典学理论研究的深入。词典学研究的进程正是词典学学科体系不断完善、理论基础不断夯实、学科定位不断明晰的过程。《交际词典学》(以下简称《交际》)构建的词典交际理论模式，是词典学研究创新性、整体性、实践性有机统一的成功尝试。

词典学研究总是被纳入某种理论模式。自词典问世以来，词典一直被当作语词信息检索工具。这种传统的词典观属于“词典工具论”。20世纪70年代以来，受功能语言学(functional 1inguis—tics)和语篇语言学(text linguistics)的影响，词典的语篇特征不断凸现。1989年，威廉·弗劳利(william Frawley)在《国际词典学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exicogra声hy)发表《词典语篇论》(the Dictionary as Text)一文，阐述词典语篇论观点。《交际》则以交际学研究中的“过程派”为基本框架，首次系统地提出“词典交际论”，将词典看作编纂者与使用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信息交流和传输系统，把词典编纂看作通过编用互动关系最终导致一系列词典选择实现的动态交际过程，从而为词典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构建一个完整的、连贯的、符合词典本质属性的、反映词典交际运作流程的理论架构。

词典交际论是以交际学原理为视角审视词典学理论建设和词典编纂实践的词典研究理论模式，问世以来一直受到词典学界的关注，成为借助其他学科成果阐释词典学问题的成功尝试。《交际》系统阐述了交际词典学的产生背景、理论来源、体系架构和实践应用，是词典交际论的代表作。本文拟从内容简介、研究特色和学术影响等三个方面对该书进行探析品评。

一、内容简介

《交际》是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当代语言学丛书”(黄国文、秦秀白主编)之一。该书系雍和明教授著，亚洲辞书学会首任会长、我国著名词典学家黄建华教授和澳大利亚辞书学会副会长、著名词典学家戴维·布莱尔(David Blair)教授分别为之作序。全书共八章，从理论架构到类型阐释，从学理分析到实践指导，从一般原则到具体编纂细则，从一般性词典到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结构严谨，环环相扣。

第一章“词典交际论”探讨词典的本质属性和词典交际理论产生的背景问题。在评介词典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词典工具论”和“词典语篇论”的基础上，提出“词典交际论”的创新性观点，强调词典交际的社会文化性和跨学科性，勾勒词典交际的理论模式。

第二章“词典交际的选择”探讨词典交际模式的选择问题。从编者视角(包括词典设计、词典性质、词典功能)、词典情景(包括语场因素、语式因素、语旨因素)、用户视角(包括语言需求、检索技巧)等人手，全方位多层次地探究实现词典交际所必须作出的选择，并通过这些选择反映词典的功能和属性。

第三章“词典交际的类型”探讨词典交际模式内的词典分类问题。对国内外具有较大学术影响的词典分类模式进行述评，并以此为出发点，在词典交际理论模式中提出词典交际类型，从编者视角、词典情景、用户视角等三方面对词典进行分类。

第四章“词典交际的结构组织”探讨词典交际模式内的结构层次问题。从词典的外部信息结构(包括正文前信息结构、正文后信息结构)、宏观结构(即词目结构、纵聚合结构)、微观结构(即词条结构、横组合结构)、信息结构的方向性和可逆性等方面讨论词典的内部组织体系。

第五章“词典交际的基本原则”探讨制约词典交际选择的基本原则问题。包括适用于文化内和文化间词典交际的五条普遍原则，即描写原则、语言学原则、结构原则、关联原则和美学原则，以及仅适用于文化间词典交际的两条双语原则，即对等原则和比较原则。

第六章“文化内词典交际——单语词典”探讨词典交际模式内单语词典的编纂问题。从用户需求和检索技巧、语料选择和词条筛选、释义方法和原则、语言用法标注、配例、图解、百科信息、词源等角度探究文化内词典交际的过程。

第七章“文化问词典交际——双语词典”探讨词典交际模式内双语词典的编纂问题。首先区分了积极型和消极型双语词典、不对等关系和对等关系等概念的含义，接着从义项分辨、语法、搭配、成语、文体和语域、例证、标注、词源等方面探究文化问词典交际的过程。

第八章“词典交际——信息修正与补充”探讨词典交际模式内词典的修订问题；主要讨论词典修订过程涉及的四个方面：矫正、更新、修饰、补遗等。

除正文外，书末还设置了根据词典交际理论、模式和原则设计编纂的“示范性词条”附录，以实例表明作者对处理双语词典中的实词与虚词词条、语义对等关系呈现、语法信息、搭配、成语、例证、语体、词源等各方面问题的独到见解。

二、研究特色

我国的词典学系统理论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词典学通论性著作有《词典学导论》(胡明扬等，1982)、《词典论》(黄建华，1987，2001)等。这些词典学理论著作一般从词典本体和编者视角出发，借助语言学研究成果，探讨词典编纂实践和理论源流，在用户视角方面往往着墨不多。而《交际》基于交际学理论研究成果，从编者、词典和用户三重视角，研究涉及词典编纂的各个环节，实践指导性强，具有创新性、整体性和实践性等特点。

1创新性——理论视角新颖

建立一套具有逻辑性和解释力的理论研究模式一直是词典学理论研究的重要课题。《交际》客观分析了“词典工具论”和“词典语篇论”，并基于交际学中的“过程派”理论，结合词典用户认知研究的最新成果，提出编者、词典和用户的三角交际模式，指出词典编纂是社会文化行为，词典使用是社会心理行为；并进而指出，只有从社会文化角度出发，将词典学研究立于跨学科基础之上，从编者和用户的双重视角综合考察，才能揭示词典的本质，为词典学研究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

理论创新是本书的一大特色。黄建华指出：“这是一本从崭新的视角审视词典学问题的新书……本书将交际学的理论系统地应用到词典学的研究中去，从而构建起一个反映词典本质属性、揭示词典交际运作过程的框架。这是一种创新，是作者多年潜心研究的成果。”戴维·布莱尔亦认为，与以前的词典工具论相比，词典交际论“采用了强调编者、语篇和读者三者之间关系的词典学模式来考察词典。它将词典看作是交际系统，将词典编纂看作是动态交际过程，为编者和读者提供了新颖的见解”。

2整体性——理论体系完整

以往的词典学理论往往囿于本体性研究，侧重词典内部结构和编纂环节，忽视理论体系构架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尤其忽视用户

认知因素。《交际》提出的词典交际模式包括编者、词典和用户等三个参与方，涵盖词典理论、编纂和使用的各个方面，层次清晰，关系分明，体现出研究体系的整体性。

用户视角是《交际》研究体系整体性的重要体现。用户是影响词典编纂和使用的关键因素。但是，用户研究直至20世纪末才受到国内外词典学界的关注。哈特曼等认为“用户研究仍是词典学中发展相对滞后的领域……相关研究成果将促进词典编纂和用户教育”。目前绝大多数通论性词典学著作对用户研究着墨不多，但《交际》视用户为词典交际的参与方之一，多层面地探讨词典使用和用户认知问题，颇多新见。

词典分类问题研究是《交际》整体性的另一重要体现。本书专辟一章阐述词典分类问题，提出词典交际分类模式，从编者视角、词典情景、用户视角等三个视角对词典进行分类，层次清晰，互不重叠，基本涵盖所有词典类别。该模式不仅覆盖面广，还把所有词典类别置于同一体系进行考察，具有开放性和可预测性，是目前词典分类研究中为数不多的、具有较强理论完整性和实践可行性的成功模式之一。

《交际》整体性还体现于其谋篇布局的逻辑性和系统性。在词典结构方面，《交际》分析正文外信息结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在研究对象上，《交际》涉及单语词典和双语词典。末章还专门探讨词典修订问题，提供词典样条。值得一提的是，正文外信息结构、词典修订问题、词典样条在大多数词典学通论性研究中尚付阙如。

3实践性——理论观点平实

词典编纂指导是词典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理论和实践的有机结合与理论原则的平实可行是《交际》的显著特点。《交际》运用词典交际理论模式，分析了词典编纂中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如词典系统结构、编纂原则和编纂技巧等。读者领会本书的词典编纂原则和技巧后，便能按图索骥，释解词典编纂中的不少困惑。

《交际》的实践指导性主要体现在对词典结构组织、编纂原则和编纂技巧的阐述上。在结构组织方面，本书专章阐释了词典交际的结构组织，论述了词典的各个组成要素，概括性强，且不乏新意，给词典编纂者诸多启发。在编纂原则方面，《交际》提出词典交际的七个基本原则，为词典编纂提供可资遵循的指导。在编纂技巧方面，《交际》分析了词典编纂各个主要环节中常见的问题和解决方式。这些分析自成系统，对词典编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启发性。

黄建华指出，《交际》“是一本能具体指导实践的书……本书并不限于作纯概念的推演，以搭起自己的‘理论体系为满足。而是面向实践，以众多的中外辞书成品为参照进行理论的阐述……这是一本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好书”。

三、学术影响

《交际》提出的词典交际论把交际学思想融入到词典学研究中，系统地探讨了长期以来词典理论研究和编纂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引起词典学界的关注和重视，逐渐成为词典学界接受的词典研究新视角和新模式。魏向清比较分析了词典工具论、词典语篇论和词典交际论，认为词典交际论更适应不断发展的语言观和词典观，“雍和明教授的交际词典论则弥补了词典语篇论的形式结构以外的涉及词典交际功能挖掘方面的不足。词典的交际论充分体现了人们对现代词典的语言文化信息交际功能的认识。……因此，词典的交际论应该是超越传统的狭隘的检索工具论和局限的形式语篇论的现代词典功能的崭新描述，是一个更新的层次。”曹杰旺等总结词典研究流派时认为：“按照各自的研究视角、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理论词典学大致可分为四大流派：词典本体论、词典功能论、词典交际论和词典认知论。”陈伟也指出，在后现代主义背景下，词典学与相关学科的发展相呼应，逐渐呈现出迅猛发展的趋势，“词典理论研究即从语言本体研究的模式中逃脱而出，扬弃传统的词典工具论，先后经历了词典语篇观、词典交际观，最终构架起认知词典学的理论范式”。《交际》阐释的词典交际论观点已逐渐获得词典学界的广泛认同。

交际词典学思想为词典学研究提供了崭新的平台和视角，梳理并释解了许多词典理论疑问和实践困惑，为越来越多的词典学研究者所运用和借鉴。自面世以来，《交际》所阐述的观点不断被学术界所引用。仅在2005年《中国辞书学会双语词典专业委员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章宜华、盛培林，2005)47篇论文中，直接引用《交际》观点的论文便有6篇，占总篇数的13％，这些文章的研究范围涉及语言学理论与词典研究、翻译与双语词典研究、计算词典学研究、词典用户视角研究等。

结语

综观全书，《交际》以严实新颖的视角、严密系统的论述和严谨通畅的语言，向读者展现了交际词典学的理论模式、体系架构、结构组织、类型划分、基本原则和具体操作，不仅从理论上丰富了词典学研究，把词典学研究置于相对科学、连贯、完整的理论体系中，而且从实践上指导词典研究、编纂和使用，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启发性和借鉴意义。作为词典学研究创新性成果，《交际》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国内相关研究成果缺乏横向比较、对词典用户认知因素探究不深、对词典交际思想在双语词典以外的其他类型词典中的应用几乎没有涉及、对词典交际障碍问题未加阐述等。这些方面将拓展交际词典学研究的视野。

相邻视角下移就研究 篇7

关键词：移就,自主-依存,相邻,常规关系,意向性

移就 (Transferred Epithet) 是英汉语言中广泛使用的修辞格。所谓“移就”就是“遇有甲乙两个印象连在一起时, 作者就把属于甲印象的性状移属于乙印象” (陈望道, 1979) 。英语辞格“Transferred Epithet”与其有异曲同工之妙。“When two impressions are associated together in the mind, an epithet that properly belongs to one only is transferred to the other.” (当两个印象在心理联系在一起时, 把只适用于其中一事物性状或特征的词语转移到另一事物上。) 例如:“无眠之夜”, “寂寞的海边”, “喜宴”, “honest labor”等。移就辞格的用法看似有违常理、不合逻辑, 但它在文学作品中的巧妙运用使其具有独特的美学功能和艺术魅力;交际过程中使信息的表达别具匠心、简洁凝练、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不同时期的学者对移就从修辞学、语用学、心理学及认知语言学各个视角对移就进行研究, 研究移就的分类、理解、生成机制, 但这些研究对移就的生成机理还缺乏令人满意的解释。该文试图研讨语言中移就的生成及背后的机理。

1 前人的研究

传统意义上对移就的研究主要从修辞角度出发, 研究移就的定义、分类、特点和功能, 强调移就的美学功能。范家材 (1992) 不仅在《英语修辞赏析》详细描述了移就, 他也是国内第一人把联觉划分为移就的一种形式。

随着语言学及心理学的发展, 国内学者也从语用学, 心理学及认知语言学各个视角对移就进行研究。张宏国 (2006) 冯惠茹 (2003) 从语用学角度研究移就, 主要是研究移就的理解;而为了发现移就辞格的理解和生成背后的心理机制, 李国南 (2000, 2001) 吴华松, 谢学敏 (2002) 罗塞群 (2007) , 刘昌海 (1997) , 疏志强, 汪忠平 (1999) 从心理学方面研究移就;陈汝东 (2003) , 吴礼权 (2004) , 刘亚猛 (2004) , 汪立荣 (2005) 从认知语言视角在理解和生成两个方面研究移就的理解和生成机制。这些都对移就研究做出一定贡献, 但这些研究对移就的生成机理还缺乏令人信服的解释。

2 移就修辞格生成机理研究框架

通过研究我们发现, 自主-依存分析框架 (徐盛桓, 2007 a, b, c, d) 的提出为移就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该分析框架“适用于分析其依存成分是推衍型依存成分的自主-依存联接” (ibid.) 。移就修辞格属于这种推衍型的自主-依存联接, 我们准备以“自主-依存分析框架”作为该文研究的框架。“自主-依存分析框架”基本内容如下:表达话语的语句是显性表述, 它是从大脑中要表达的相对完备的意思推衍 (derive) 出来的;相对完备的意思就是隐性表述。在一次具体的表达中, 从显性表述同隐性表述的关系来说, 大脑中要表述的相对完备的意思是自主的, 据此推衍出来的显性表述是依附于它的, 二者构成了自主成分-依存成分的联结 (autonomy-dependency alignment) 。自主成分在交际意向性制约下和相邻/相似关系作用下推衍出依存成分。推衍的机制是拈连, 拈连的具体手段是通感、通知。如有需要, 自主成分向依存成分推衍的过程理论上可反复多次, 即自主成分A推衍出依存成分A′, 依存成分A′又作为自主成分B推衍出依存成分B′, 等等。这个过程可表示为流程图 (图1) :

“自主-依存分析框架”看, 移就辞格的外在表达形式是显性的, 是依存成分。而自主成分是隐性的表达。它以交际的意向性为导向, 以相邻/相似关系的认定为主要手段, 推衍出依存成分;自主成分主导依存成分, 并对依存成分发生“拈连”作用。因此, “自主-依存分析框架”适用于移就辞格生成机制的研究。

尽管“自主-依存分析框架”能用于分析移就辞格, 但仍然不能充分解释移就把只适用于其中一事物性状或特征的词语转移到另一事物上的。例如:A.I spent a sleepless night.这个句子是个依存成分, 显性表达。该句的自主成分或隐性表达是“I was sleepless and I spent a night.”在隐性表达中“I”and“night”具有空间的邻近性。尽管有空间邻近性, 但也不能令人信服的解释修饰“I”的“sleepless”转移修饰“night”。我们认为“移就”就是通过邻近性从自主成分推衍出依存成分。但是推衍的过程是跨域影射 (cross-space mapping) , 而不是拈连。因此, 我们说, 作为推衍机制的拈连体现为跨域影射。因此通过对徐盛桓自主-依存分析框架的改造, 我们将移就辞格的生成框架表示如图2:

原框架里推衍的机制“拈连”原是借用修辞学的一个辞格, 指的是在推衍过程中利用相邻/相似关系将自主成分的某些主要特征“顺势拈连”到依存成分, 使依存成分的形成获得动因和依据。认知语言学家Fauconnier (1997) 在创建合成空间理论的同时, 所提出了投射映现 (projecting or mapping) 的理论能更好的诠释移就辞格的生成。因此, 我们把“拈连”改为更能体现推衍实质的跨域映射。该理论把一些语言现象理解为源域和目的域之间部分结构的映射, 即一个范畴赖以得到解释的概念域是用另一个概念域来解释的。就词汇而言, 映射可以是一些原型特征 (prototypical features) , 也可以是一些非本质的特征, 即一个所指的部分原型特征投射映现于另一所指, 但能指不变, 映射是通过语言实现的。移就是一种认知模式, 它把已熟知的有关人的情感、行为特征等的范畴概念投射映现于具体或抽象事物的范畴概念中去。移就的运用是一种投射映现过程, 它不仅仅是描述事物的一种修辞方法, 更是一种思维过程的体现, 是抽象概念具体化的手段。 (程同春, 2007)

该框架能描述为:

1) 以表达的意向性为导向, 通过邻近性从自主成分推衍出依存成分。据此推衍出来的显性表述是依附于它的并受自主成分的支配。

2) 跨域影视是通过邻近性的推衍过程。自主成分把意向性内容通过跨域映射转移到相应的依存成分。

3) “A”用虚点圆形代表一个自主空间。它也是个隐性的, 意向性的空间。“B”用一个环形表示一个依存空间。它是显性, 依存空间。

4) 移就辞格以邻近性为维度。根据“A”和“B”两个空间的邻近性, 修饰“A”空间的一个名词的修饰语映射到“B”空间转移修饰另一个名词。这个搭配表面似乎不符合逻辑。

5) 依存成分体现着讲话人的意向性。

改造后的框架能比较容易解释移就辞格的生成机理。

3 移就辞格形成过程阐释

改造后的分析框架阐释移就辞格的生成过程, 我们将分析例句加以解释和分析。

3.1“人”和“物”之间邻近的移就

“人”和“物”邻近的移就是指“人”和“物”之间心理上的邻近, 修饰人的形容词转移修辞另一个物所创造的修辞格。例如:B.学生们举行中秋晚会, 操场上燃起了快乐的篝火。例B的生成过程能做如下阐释:讲话人的意向性的内容是“学生们非常快乐, 他们在操场上举行了中秋晚会。并在操场上燃起了篝火。”他的意向性态度是想用简洁, 新颖和吸引人的方式。受意向性内容的影响, 他形成了一些隐性表达:快乐的学生们举行中秋晚会, 操场上燃起了快乐的篝火”, (AUTO1) 讲话者想用简洁和新颖的方法表达他的意向性内容。因此, 讲话者借助邻近性推衍出“快乐的学生们举行中秋晚会, 操场上燃起了快乐的篝火。” (DEP1) 因为DEP1不能完整表达讲话者意向性态度, DEP1变成AUTO2。讲话人开始新一轮的推衍过程。因为“学生们”和“篝火”之间的空间邻近性, 讲话者用移就辞格表达他的意向性的内容。通过空间邻近性, 空间A中“快乐”映射到空间B修饰“篝火”。因此, 从AUTO2推衍出“学生们举行中秋晚会, 操场上燃起了快乐的篝火” (DEP2) DEP2受意向态度的限制, 并且体现意向性内容 (图3) 。

3.2“物”“人”之间邻近的移就

“物”和“人”邻近的移就是指“物”和“人”之间心理上的邻近, 修饰物的形容词转移修辞另一个物所创造的修辞格。例如:C.He is not an easy writer.在例句C中, 讲话人的意向性内容是“He is a writer, and it is not easy to read his works”。他的意向性态度是简洁, 新颖和吸引人。在此意向性内容的驱动下, 他形成了隐性, 自主表达“He is a writer and his works is very long and difficult.It is difficult to read his works.” (AUTO1) 。通过空间邻近性维度推衍出依存成分, “He is a writer whose works is not easy to read” (DEP1) 。然而DEP1不能完全表达讲话人的意向性, 讲话人想用一个转移修辞来体现意向性态度, 他开始第二轮推衍过程。DEP1变成AUTO2, 因为“writer”and“works”具有所有者和被所有者之间的邻近性。当讲话人提到“writer”时, 就想到了他的“works”。在A空间的修饰词“easy”修饰“works”转移修饰B空间的“writer”。推演的过程是跨域映射, 通过跨域映射, 从AUTO2推出“He is not an easy writer”, DEP2依赖AUTO2, 且DEP2受意向性态度限制, 并体现意向性内容 (图4) 。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 英汉移就的最基本的形式就是转移修饰。移就中的词语运用超常规, 它简洁、新颖、富有吸引力, 广泛应用在中英文文学作品和会话中。它不仅仅是语言修辞手段, 更是一种最基本的认知方式。 (程同春, 2007)

西方追随研究的三个视角 篇8

追随研究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其对现有领导理论进行了有效拓展, 使我们更加全面和准确地认识领导者及其影响力;更在于追随研究的前提是强调了以往总被忽视的追随者在实现企业绩效与构建领导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本文在梳理了西方现有的追随文献后, 对追随研究的视角做了阐述, 以供国内研究者在后续研究中参考。

一、追随者心理特质的视角

领导研究大致经过了领导特质论、领导行为论、权变与情景领导理论等几个阶段, 而在追随研究中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研究思路。因为追随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都是和领导研究一脉相承的。目前, 已有相当数量的文献对追随者的特质进行了探讨, 这类研究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 (1) 认为追随者的心理特质如动机和自我效能感、外向性、态度等是影响追随的重要因素; (2) 与领导-成员交换理论站在领导者的角度来考察领导者和追随者的关系不同, 基于追随者特质视角的追随研究以追随者为中心 (followercentered) 来考察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

这类研究目前主要集中于探讨追随者的心理特质与不同类型的领导之间的关系。 (1) 追随者心理特质与变革型领导:Dvir等 (2003) 通过一个纵向研究, 将追随者的心理特质作为自变量来研究其与领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追随者的动机、自我效能感等发展特征能够显著预测变革型领导行为。Bligh等 (2007) 进一步研究发现, 追随者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和工作满意度会提高他们对领导的反感 (perceptions of aversive leadership) 。Phillips等 (1994) 曾发文指出追随者的外向性对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质量有较强的相关性, Schyns等 (2006) 遵循了这一思路, 在德国、荷兰和美国做了一系列的实证研究证实了外向性和随和性对变革型领导行为的感知具有显著的预测力。 (2) 追随者的心理特质与魅力型领导:Howell等 (2005) 最先探讨了追随者在魅力型领导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他们将领导魅力分为个人型和社会型两种, 认为追随者的自我概念可以决定其所感知的魅力领导类型及与魅力领导之间的关系。而后, Pastor等 (2007) 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追随者的情绪唤醒 (emotional arousal) 可以显著增加对魅力型领导的感知。

二、追随者行为的视角

随着追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研究者开始不再局限于仅对追随者的内在心理特征进行探讨。同样遵照领导研究的模式, 有学者提出应当从追随者行为的角度来研究领导者与追随者的关系。Susan (2007) 认为, 和领导者一样, 追随者本质上扮演着一种角色, 而并不是具有某种心理特质的一类人。因此, 当以角色的观点来考察追随者时, 其含义是相同心理特质的追随者在不同的情景下会表现出不同的行为, 行为是外显的, 因而追随探讨的重点应该是行为而不是心理特质。不仅如此, 追随者行为这一视角还暗示着, 如同领导不是天生而是可以被后天学习的那样, 追随者也并不天生的, 通过对追随者行为的学习, 任何人都有可能变成有效的追随者。也正是基于追随者行为的视角, 追随者的研究范围被进一步放大, 因为一个人可能同时扮演着领导者和追随者的角色。正如Keller man (2008) 所言“人不可能永远是领导者, 总有某个时间、某个角色会是追随者”, “我们都是追随者……所有人在某个时刻都有追随的过程, 这是人类的本质。”

到目前为止, 有关追随者行为的定量研究较少, 因为追随者和领导者地位的不同所导致追随者行为必须和领导者行为有所区分, 而这种区分还必须是深层次的。以前的文献在探讨追随者行为时大多停留在追随者是消极被动的观念中, 认为追随者行为就是那些推卸责任、顺从领导、不表达意见等行为;而现代追随研究则认为追随者应当把自己是为领导者的“伙伴”, 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下属”, 因此其所扮演的角色应更加“动态”和“勇敢”。Carsten等 (2007) 从三个方面对追随者的行为进行了概括: (1) 帮助领导者承担责任的行为, 例如把领导者的工作当成是我的工作; (2) 与领导者沟通的行为, 例如在适当的场合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 (3) 协助领导者解决处理问题的行为, 例如积极解决问题而不是向上指派工作 (upward delegation) 。

三、追随情景因素

将情景加入追随研究的思路最早由Meindl (1995) 提出, 他认为领导研究中有三个要素:领导者、追随者和情景。过去的理论都是以领导者为中心来研究这三者的关系, 因此他提出一个以追随者为中心来这就这三者关系的框架。将情景因素纳入到追随研究中来, 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相应, 特别是当Susan (2007) 提出追随者本质上是一种角色扮演后。对角色的经典定义是:个体所表现出的与其所处位置相适应的一系列行为的集合。因此, 当追随者这一角色所处的位置不同, 所面对的情景不同, 其行为表现也定会大不相同。因此情景因素被当作追随研究中重要的调节变量。Miller等 (2004) 通过对美国军队的研究, 将情景因素分成有利情景、适合情景和不利情景三种, 验证了在适合情景和有利情景中, 高关系导向的领导者可以提高追随者的绩效;而在不利情景中条件下, 高任务导向的领导者可以提高追随者的绩效。

摘要：随着领导研究的逐渐成熟,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研究的对象转向与领导者直接相关的追随者, 由此诞生了追随问题的研究。本文梳理了西方的追随研究文献后, 阐述了西方追随研究的几个视角, 以供后续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追随,追随者,情景

参考文献

[1]、Barbara Kellerman.Fol owership:How Folloewers are Creating Change and Changing Leaders[M]Boston:Harvard Business Press, 2008.

[2]、Susan D.Baker.Followership: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a Contemporary Construct[J]Journal of Leadership&Organizational Studies, 2007, 14 (1) :

研究视角 篇9

我国官方将“流浪儿童”界定为:年龄在18岁以下, 脱离家庭或其监护人, 在外游荡超过24小时且无可靠生存保障并最终陷入困境的人。

作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 流浪儿童常被人们所忽视或漠视, 处于社会的边缘, 甚至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他们白天乞讨、卖艺、卖花、捡垃圾, 晚上则躲在阴暗角落, 露宿街头。有的甚至被教唆偷窃、抢夺, 成为犯罪集团的工具, 被人们称为“犯罪后备军”。这种边缘的生存状态, 不仅不利于他们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同时也给城市形象、社会治安带来许多不利的影响, 与我国当前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不相协调。因此, 进一步发展流浪儿童救助事业、给予流浪儿童必要的救助和保护刻不容缓。

2 流浪儿童问题的三大理论分析

2.1 批判视角分析

批判视角即是从分析对象所处的阶层的角度来分析社会问题。流浪儿童作为一个弱势群体, 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 流浪儿童作为弱势群体, 由于“失语”导致“失政”, 政治参与程度低, 政治权利得不到尊重。相较于同样为弱势群体的农民工而言, 流浪儿童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更为低下, 缺乏代表自身利益的正式组织, 其利益诉求在与各种利益群体的博弈中难以得到重视, 对自己的生存状况只能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

其次, 流浪儿童在外流浪能够获得的谋生手段非常有限。他们年龄小、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一直徘徊在就业的边缘, 生存艰难。同时, 没有固定住所的流浪儿童安全也得不到保障, 容易受到直接的人身伤害和被一些社会上的不良分子引诱或者胁迫而犯罪。

再次, 流浪儿童失去了家庭的保护。家庭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单位, 更是儿童成长和社会化的主要场所。家庭除了为儿童提供必需的衣物、食物、住宿、安全等基本生活保障, 还是孩子获得心灵慰藉的港湾和参与社会生活、得到社会认可的平台。但是, 在一些贫困家庭、单亲家庭或重组家庭、父母存在心理疾患的家庭等问题家庭里, 儿童就可能失去了家庭这一最基本的保护伞。

最后, 流浪儿童大多缺乏基础教育。接受教育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也是公民掌握一定的技术知识、谋求生存的必要条件。调查发现大部分流浪儿童都没有受过初中教育。而中小学教育是儿童通过系统的学习积累人力资本的最初阶段, 它对青少年独立个性的养成、社交能力的培养、生活经验的学习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流浪儿童, 他们在流浪生活中习得的生存经验对于他们进入主流社会并没有多大帮助, 甚至是有害的。因此, 他们很难进入主流社会, 甚至会走向反社会的道路。

2.2 标签理论分析

标签理论认为有问题的人是与周围环境中的社会成员对他行为的定义过程或标定过程密切相关的。社会大众对流浪儿童的标定在一定程度上又进一步强化了流浪儿童问题。

流浪儿童被社会大众贴上了“弱势群体”的标签, 他们必须面对城市业已形成的关于他们又脏又乱、没有教养、常做一些小偷小摸和打架斗殴的事情的坏印象。多数市民对流浪儿童的悲惨境遇要么视而不见, 要么即使心存怜悯却没有任何行动, 甚至还给他们加上各种污名并将其妖魔化。而慈善组织与大众媒体为了多筹集善款, 也经常宣传流浪儿童的“弱”之所在。久而久之, 流浪儿童自己也会产生弱者心理, 倾向于安于现状, 无形中削弱了改变现状的自信和能力, 甚至在别人都以有色眼光看待他们, 认为他们就是社会的包袱和不稳定因素所在、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低素质人群之后, 逐步向标签指定的方向靠拢, 最终真的成为大家所认为的那样的人。

2.3 社会建构视角分析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认识论和思维方式, 它所指的是这样一种思想, 即人类不是静态地认识、发现外在的客体世界, 而是经由认识、发现过程本身, 不断的构造新的现实世界。构建主义认为, 某一个问题最终被定义为社会问题不是由于该问题本身的一些客观事实和状态, 而是与该问题被宣称成为社会问题的活动和过程 (也就是被大家所定义和认识的过程) 紧密相关。

首先, 我国自古都有流浪人员存在, 可是在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里, 虽然当权者出于维护自己的统治和保持国家安全、稳定的目的会在非常时期如灾荒、疫病流行、战争等特定时候对流浪儿童进行一定的救助, 但那时流浪儿童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也几乎没有固定的政府职能部门来管理流浪儿童事宜, 也就是说在那个时候流浪儿童问题还没有上升成为一个社会问题。而且当时由于平均寿命较低, 人们对儿童的定义也与现在有所区别, 古人认为女子15岁及笄、男子20岁行冠礼标志着他已经不再是儿童而是成年人, 与现在我国法律规定年满18周岁为成年人不同。“流浪儿童”的说法是近代才出现的。

其次, 社会问题的解决还需要一定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支持。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 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社会更为注重人的基本生存权的保护和社会公平的实现, 这导致流浪儿童问题越来越得到了政府高层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以及社会大众的普遍关注和认识, 而新闻媒体的宣传也直接或间接的促使流浪儿童问题上升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只有大家都认识到了流浪儿童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积极参与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 才能真正有效地解决流浪儿童问题。

3 通过以上分析对解决流浪儿童问题的一些思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 我国的流浪儿童问题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因素, 有着深刻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 并且与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改革有着密切的联系, 其形成原因复杂, 因此流浪儿童问题不可能仅通过某一种方式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流浪儿童要得到妥善的救助需要在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下采取多方式、多渠道、多层次的救助措施。笔者根据上述理论分析, 对如何解决流浪儿童问题做了一些思考:

(1) 强调政府的主导作用, 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很快, 针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措施也日渐完善, 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国家应该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尤其是社会救助事业, 给予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贫困而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人群必要的资金和物质帮助, 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尤其要保障儿童能够得到平等的教育和发展机会, 使他们不会因为家庭贫困原因而辍学在外流浪。

(2) 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 保障救助经费。由于经费紧张, 许多流浪儿童得不到有效、及时的救助, 因此应该大力发展公益事业, 进一步加强红十字会及其他一些NGO组织的功能, 多渠道、多形式地筹集资金。另外也可以利用税收机制来鼓励企业、基金会、群团、国内外慈善机构关心社会福利事业, 企业、私营业主等向救助保护中心捐善款, 不仅应该给予社会荣誉, 还应给与一定的减免税优惠。

(3) 加强各救助组织的沟通联系和互相配合, 积极寻求国际援助。当前, 妇儿工委、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都承担了部分救助流浪儿童的工作, 但他们并不是专门的流浪儿童救助机构, 力量薄弱, 在救助流浪儿童的过程中显得力不从心。因此应当在流浪儿童保护救助中心的统一管理下, 加强这些部门之间的分工和协作, 促使这些部门各司其职, 充分发挥其优势来支持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 为救助保护中心扩大部门间、国际间的交流合作牵线搭桥。救助保护中心要扩大对外开放与合作, 多渠道、多形式地吸收国际援助资金和先进科学技术, 提高救助水平和救助能力。

(4) 切实解决流浪儿童的家庭问题, 让家庭真正的承担起抚养、教育孩子的责任, 成为孩子心灵的港湾。目前对流浪儿童的救助方式主要还是找到他们的父母, 将他们送回家。这对于意外走失等不是由于家庭原因导致孩子离家出走的情况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 但对那些因为家庭原因以及父母教育方式不当而导致离家出走的儿童, 如果原来导致他们在外流浪的原因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就可能造成他们再一次离家出走。因此有必要针对不同的儿童及其需求实施不同的救助方式:第一, 对于那些父母教育方式存在问题的家庭, 应该通过宣传教育提高父母的文化素质和认识, 促使他们改变对子女的教育方式, 与孩子进行深入的沟通, 加深父母与孩子之间的互相理解, 让孩子在一个温馨、和谐的家庭中成长和学习。第二, 对于那些无家可归和父母不具备抚养条件的流浪儿童, 就应当联系、协助一些有条件的无子女或者愿意多抚养孩子的社区家庭来收养这些儿童, 给他们创造一个较好的生活环境, 并通过回访等方式随时对这些家庭予以监督, 给这些流浪儿童一个幸福、完整的家。

(5) 完善我国有关流浪儿童救助方面的立法。目前我国只有《未成年人保护法》、《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例》等法规对流浪儿童问题提出了一些原则性意见, 但还缺乏一部可操作性强的法规来规范流浪儿童的救助工作。《未成年人保护法》针对的是所有的儿童,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条例》针对的是所有的流浪人员, 而流浪儿童区别于其他儿童和成年流浪者的特点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因此国家应该进一步加强针对流浪儿童的立法工作, 用法律措施来保障流浪儿童能够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

(6) 社会工作者和慈善机构工作人员以及热心公益事业的社会人士应该将自己的善行视为一种社会责任, 而不是一种恩赐。在不歧视流浪儿童的前提条件下, 以平等和尊重的方式借助新闻媒体等传媒手段, 广泛发动社会各阶层关注流浪儿童的生活状况, 为流浪儿童问题的解决提供强大的舆论和经济支持, 通过舆论监督促使各项救助措施落到实处, 让流浪儿童真正得到有效的救助。

(7) 目前救助机构在对浏览儿童进行救助时, 主要是提供吃饭、穿衣、住宿和安全等方面的帮助。因此笔者认为应当开展多种多样的救助措施, 让流浪儿童还可以接受思想道德教育、法律知识普及、文化知识补习、实用技能培训等帮助, 纠正他们已经偏离的生活轨道, 使他们长大以后能有一技之长, 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己, 很好地融入主流社会。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的加速转型, 流浪儿童问题越来越突出。目前对流浪儿童问题的分析主要集中在社会工作及社会排斥视角等方面。本文试图从社会问题研究的三个视角出发 (批判视角、标签理论视角、社会构建视角) , 希望能在对流浪儿童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 对构建流浪儿童救助与保护的福利服务体系做出有益的探讨。

关键词：流浪儿童,批判视角,标签理论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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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熊坚.社会流浪儿童原因剖析与路径选择.消费导刊, 2008.3.

广告学的核心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 篇10

一、广告学的核心研究问题

在我们对广告学的学科体系进行梳理之前, 我们要首先认清广告学的核心研究问题。笔者认为, 广告学的核心研究问题可以分为三部分, 即社会与广告、广告系统本身、广告与受众个体。

(一) 社会与广告

社会与广告这一核心研究问题, 主要研究的是社会对广告的影响是什么, 以及当前广告系统运行下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形式。

在不同的政治结构、经济体制、文化背景、科技水平的影响下, 广告系统自身的结构形式和运行机制就会表现出不同的特点。同时, 广告作为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的构建与运行, 并对信仰理念、大众文化、社会审美、行业发展、生活方式等都会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对社会和广告的研究就是在充分的数据支持下, 探究广告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之间的互动关系。

(二) 广告系统本身

对广告系统本身的研究就是要研究广告系统运行的原理。其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广告系统由哪些环节和子系统组成; (2) 各个环节和子系统是如何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 (3) 由多个环节和子系统组成的广告系统时如何保持其完整性并实现运作。

对广告系统运行原理进而运行方式的研究, 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分析广告系统的发展历史、发展现状, 了解其运行规律, 总结其运行经验, 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

(三) 广告与受众个体

不论是商业广告还是公益广告, 其都带有一定的劝服色彩和诱导色彩。

广告作用的发生, 必须要通过受众的理解、认知和接受。受众个人的观念、态度和行为直接会影响到广告的效果。

研究广告与受众个体的目标是探讨广告对受众个体的影响。其内容主要包括广告信息是如何影响受众个体的, 这种影响力产生的机制是什么, 广告中的那些因素可以增强或者减轻这种影响。

二、广告学的研究视角

在对广告系统本身的研究中, 研究者除了需要熟知广告学的知识外, 还要了解传播学、经济学、心理学、政治学、历史学、法学等诸多学科, 并从其中获得有益的研究视角。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学科对广告学的研究视角进行阐述。

(一) 传播学

传播学与广告学之间关联密切。再好的广告没有恰当、有效的传播方式和传播途径, 也难以达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同时, 传播学可以给予广告学术研究和广播信息传播正面的、积极的指导, 是研究“广告系统本身”这一核心问题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广告学研究的是广告信息的传播意义、生成途径、传播环节和传播效应, 品牌形象如何被树立的方法, 以及广告如何被受众接受和记忆的规律, 这些都与传播学天然契合。

而广告与生俱来的功利性, 要求广告从业者更加主动地对传播学理论的研究, 利用传播学理论尽可能地放大广告的传播效应。另一方面, 为了确保受众群的利益不收侵害, 在广告传播中要注重其人文性的提高。传播学的高人文标准是制衡商业广告信息无限泛滥的利器。

(二) 经济学

广告从本质上来看, 可以说是一种经济行为。作为社会科学领域的经济学要为广告学的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笔者认为, 当前广告学迅速发展的经济学依据除了外部市场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外, 主要还是广告的经济学功能。广告的经济学功能主要表现以下几点: (1) 广告具有投入产出的功能; (2) 广告投资具有价值放大的功能; (3) 在所有的非竞争手段中, 广告是最具竞争力的; (4) 广告导致单位产品营销成本的变化。经济学是研究“社会与广告”、“广告系统本身”这两大核心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可以这样说, 经济学为广告学提供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对广告管理具有指导意义, 并使广告学真正从“术”的层次上升到“学”的层次。

(三) 心理学

心理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科学的历史并不长。但是, 如果没有心理学的相关研究工具和研究成果, 广告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被学术界认可还需要更长的一段时间。心理学是广告学重要的学术源头之一。

当前, 从心理学的视角研究广告学, 在研究“广告与受众个体”这一核心问题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它需要从消费心理学、审美心理学、艺术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等多个角度出发, 力求进一步推动广告学的进步和发展。例如, 心理学中的认知理论是用来探究人类的内在心理活动是如何塑造其外在行为的, 在对人类外在行为进行研究时, 强调态度、信仰、观念、需求、满足等对气的影响和作用。该理论对研究广告对受众个体的影响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结语

广告学在我国的发展只有20余年, 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但是在学科体系的研究和构件上还存在明显的不足。本文主要探讨了广告学的核心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 希望对我国广告学学科体系的建设和广告行业的发展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摘要：近年来, 广告学获得了我国广告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相关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但是不可忽视的是,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课程的广告学学科体系。对于广告这种多层次的、综合性的研究对象, 探索其核心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 是构建广告学学科体系的需要, 也是我国广告业发展的需要。

关键词：广告学,核心研究问题,研究视角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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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唐乐.广告学的核心研究问题和研究视角[J].新闻传播与研究, 2009 (05)

多维视角下的谣言研究 篇11

关键词：多维视角；谣言；传播；反思

中图分类号：G203；G206 文献标识码：A

谣言是一个既古老又现代的问题。说其古老，是因为自有人类社会以来，谣言问题就一直存在；说其现代，是因为随着媒介信息技术的进步，谣言传播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专业化。谣言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领域，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上世纪80年代，谣言研究开始进入我国学者视野。来自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基于不同目的和学科视角，对谣言产生的原因、传播规律、控制策略等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近年来，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中国社会转型的加剧，谣言问题也愈加凸显出来。谣言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谣言不再是“变态”，而是一种社会舆论的“常态”。因此，对谣言进行系统研究非常重要。谣言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会产生谣言？人们为什么会信谣和传谣？我们又该如何防控谣言？本文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试图从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维度对以上问题进行梳理和述评，以求对国内学界的谣言研究提供有益启示。

一、谣言是什么

对谣言是什么这一问题，当前学术界并未达成统一认识。总体而言，研究者们并没在谣言的真伪问题上大费周章，而是从谣言的功能、内容、目的等方面探讨谣言的本质。

在个体层面，谣言被认为折射出的是人们对现实世界的假想[1]。它是一种主动的语言行为，在无问的状态中，主动讲给别人听，试图制造一个“真相”并使别人相信，从而达到自己特殊的目的。它就像一种精神口香糖，能帮助人们消除焦虑、获得平静，是人们发泄某种情绪的工具[2]。

在群体层面，谣言被当作“人们之间私下流传的，对公众感兴趣的事物、事件或问题的未经证实的阐述或诠释”[3]，是群体为了解决问题，获得社会认知而展开的一种集体行为，其最终目的旨在为无法解释的事件寻找一种答案[4]。

在社会层面，谣言被视为本土文化与社会心理相结合的产物。它虽广为流传，却未经证实且具非官方色彩。它允许群体在充分互动的基础上，获得集体记忆，重构社会信任，并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5]。

总之，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人们对现实社会的假想，是一种非理性形式的民意表达，是一种畸变的舆论形态，是一种对社会运行机制问题的提醒。

二、为什么会产生谣言

从个体层面来看，按照奥尔波特的观点[6]17-18，谣言的产生与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模糊程度有关，两者缺一不可。当某个事件发生后，人们急于了解事件真相，而大众媒体又对该事件集体失语，那些街谈巷议的“小道消息”就会乘虚而入。如2003年SARS谣言的产生就很好地反映了这一点。SARS由于可致人于死地，因而其具有重要性；而在SARS发生初期，由于各种原因，人们对其又知之甚少，有关SARS的信息非常模糊。在这种情况下，有关SARS谣言的产生也就有其必然性。除这两点之外，印度心理学家巴萨德在其一篇关于印度1934年比哈尔邦大地震期间谣言的研究报告中还发现，恐惧和焦虑的心理也是谣言产生的重要因素，因为谣言的产生迎合了人们特定时期的心理需求。

从群体层面来看，一个基本观点是：谣言的产生不是个人的产物，而是群体互动的结果。周晓虹认为，“谣言不是个人智力游戏的结果，而是群体议论和传播的结果”[7]。出现谣言是一群人掌握了一个信息，绝大多数事实、征兆或信息是中立或没有倾向性的，它们获得的某种含义是因为人们愿意赋予它们这些含意。也就是说，谣言是由群体制造同时又代表群体。社会学家埃德加等对“奥尔良少女”传闻的调查表明，谣言还和集体记忆相关联。“集体记忆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8]。当谣言内容与当地传统文化相一致，并引起群体的集体记忆时，谣言就更猖獗。李若建对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谣言的研究表明[9]，大规模谣言产生的必要条件是民间的恐慌与不满。虽然可能有少数心怀叵测的人蓄意造谣，但是没有民间的群体恐慌和不满，谣言就无法产生与扩散。

从社会层面来看，谣言被视为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一种副产品。当人们凭直觉感到社会将发生重大变迁，且对变迁的结果不可预知时，易陷入一种焦虑与躁动不安的状态。所以，当人们对社会的现状和未来作出种种猜测并议论纷纷时，奇谈怪想就会层出不穷，且以讹传讹，谣言也就随之产生[10]。此外，谣言作为社会状况的反光镜，它折射出公众对官方渠道消息的不信任，对社会运行系统的不满与恐惧，对事实真相的极力追寻。近年来，无论是贵州“瓮安事件”，还是杭州的“70码”等事件的发生，都伴随着谣言的风行，且这些谣言内容通常将死者归为弱势群体，而对方是“富、贵、黑”群体。此类谣言实质上是社会的贫富分化、官民对立、黑恶势力猖獗等现象在大众心理中的投射，折射出大众对“公平、公正、公开”的祈求[11]。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谣言背后的深层社会问题，才是谣言产生的根本原因。

当然，某些谣言的产生不限于个体、群体或社会的单一层面，而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江苏响水“化工厂爆炸谣言”即是如此。2011年2月9日晚10点左右，某化工厂工人刘某在拉土方过程中看到工厂冒白烟，闻到刺鼻气味，怀疑氯气可能泄露，就给正在打牌的朋友桑某打电话说厂区有氯气泄漏，告知快跑。桑某等在场的二十余人，即通知各自亲友转移避难。由于担心氯气泄漏可能给自身带来的伤害，再加上信息在群体间传播时的走样，最后这一消息演变为：化工厂将于第二天凌晨5点发生爆炸，有氯气泄漏，影响周边200公里的范围。虽然当地政府告诉逃离的民众，化工厂爆炸是谣言，但由于当地政府对化工园区建设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未能很好地解决，致使政府和居民关系紧张，互信度差，所以，当地居民对地方政府的告知缺乏信任，纷纷逃往县城，最终导致“万人大逃难”的局面。

三、人们为什么会相信谣言

卡普费雷认为[6]21，个体相信谣言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谣言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谣言经常以“据消息灵通人士说”的方式出现，使人们更加相信谣言传递的信息是真的。其二，谣言内容是人们愿意相信和期待的。当谣言传到我们身边时，总是有一系列的证据证明它是不可辩驳的，是“真实”的，所以人们愿意相信它。并且，谣言是对非官方信息的补充，满足了人们对事实真相的好奇，是人们所期待的信息。其三，谣言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作为一种投射，谣言能为人们不能解释的现象给出合理的解释。如2009年发生于杭州的“70码事件”中，富家子弟胡某因飙车将谭某撞死，由于警方最初认定肇事时的车速只有70码（要远低于事后专家鉴定的84.1～101.2公里/小时），且胡某最终只获刑3年，引起了民众的质疑。因此，当网络中出现胡某被替身的谣言时，它就满足了部分民众对官方“不公正”处理的质疑心理，人们也有理由相信这是真实的。

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除个体层面外，还受群体因素的影响。如2011年日本核电站事故引发的谣言，导致全国许多地方民众抢购食盐。在这次抢盐风暴中，不少人对碘盐防辐射和食盐将面临紧缺并不相信，但在群体暗示和感染下，本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预防心理，参与抢盐。当一个人从另一个人口中听到谣言，再在第三个人口中听到时，就会形成一种验证。当这种验证被不断重复时，人们就会更加对谣言深信不疑。勒庞认为[12]，当想法相似的人聚集在一起讨论时，他们的思想和感情就可能因暗示和相互传染而转向一个相同的方向。因为相信一个谣言，即表示接受这个群体，每个人都希望与群体中的多数人保持一致。在群体压力之下，周围人群相信谣言的比例增加，会提高个体相信谣言的概率，继而增加相信谣言的人群比例[13]。

谣言存在荒谬性，但谣言也不是空穴来风。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谣言无法让人相信。故此，人们相信谣言还有社会层面的因素。任何谣言背后都有一个真实的事实内核，这就是人们相信谣言的根本原因。伴随着社会转型，诸多社会问题也凸现出来。在这一背景下，人们希望获得更多更准确的信息来把握社会变化，以促进自身发展。然而，大众媒体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以及“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需求，它们报道的重点是政府如何抗灾、抗疫等，而常常忽视事件本身的动态信息[14]102-111。因此，当政府和媒体出于某一目的，掩盖和操纵信息时，权威信息的可信性就可能遭到人们的质疑，人们就会更加信谣[15]。如早在2011年11月，SARS就已开始在广州周边城市流行。但直至2012年2月10日，SARS谣言已开始在广州城内大规模传播时，当时的主流媒体都保持着沉默状态。也正是因为主流媒体的这种沉默，使得当时的人们愿意相信那些看上去有些合理的各种谣言。

四、人们为什么会传播谣言

按照卡普费雷的观点[3]51-70，个体之所以传播谣言，其可能的原因主要有如下几种：第一，谣言是一个新闻，一个受众面对新闻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去告诉其他人，否则，就失去新闻的价值。第二，为了求知。对一个谣言的受众来说，当他听到谣言后对谣言的真假不置可否，于是便将此消息传递给他所熟悉的群体，通过群体讨论，来验证信息的真实性。第三，为了说服他人。对于某些人来说，传播谣言，就像是布道。相信谣言的信徒越多，传播者就会因为说服他人而得到满足。第四，为了自我解放。在某种程度上，传播谣言可以消除自己因谣言而引起的恐惧感和孤独感。而且，传播谣言，总是以“有人说”为开头，故不必为传播谣言而受到惩罚。第五，为了取乐，即并不是传播者对谣言坚信不疑，而是谣言的内容有趣，供人消遣。此外，周裕琼认为[16]，人们对谣言的相信程度如何，是人们传播谣言的关键因素。如2011年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秦火火”在网上发帖声称：刚得到消息，铁道部已向动车事故中的意大利遇难者茜茜协议赔偿三千万欧元。仅仅两个小时，这则消息就被转发1.2万次。这则最终被证实为谣言的消息，其传播就很符合卡普费雷的分析：其发生正值协议赔偿之时，这则谣言具有很强的新闻性；由于这个赔偿价格过于天价，人们通过传播来验证其真假；某些人如谣言的肇事者“秦火火”事后所说，通过传播此谣言，传播者获得了心理上的满足；而有些人传播此谣言，则纯粹是为了打发时间，获取乐趣。

而在卡斯·桑斯坦看来[17]，谣言得以传播，群体极化起着关键作用。当谣言在意见相似的相关利益群体中传播时，起初会形成谣言的“舆论漩涡”，但在意见领袖的引导下，群体意见逐渐向某一级倾斜，最终产生谣言的群体极化现象。个体受到群体的感染和暗示，进而对群体的意见领袖有强烈的服从愿望。当群体中越来越多的人向群体意见偏向的方向流动时，谣言传播也就达到了一个“极化点”。另一方面，群体中众多个体的汇集，又会产生责任的分散。法不责众为群体成员传播谣言提供了安全保障。

从社会层面来说，有观点认为[18]，当谣言流入社会时，它的传播并非由于集体发疯或集体幻觉，而是与社会的不稳定性相关。其中，不稳定性包括社会环境的不稳定及人们对信息来源的不信任，这种情况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巨大的生存空间。此外，当前各种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和突出，如果社会矛盾没有得到合理的疏导和解决，民间话语得不到正常表达，谣言就可能成为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五、如何防控谣言

防控谣言并非是压制谣言，因为谣言本身是信息需求与信息供给不平衡的产物，是社会挤压的产物。压制谣言传播，屏蔽包含谣言成分的信息，虽然是一种有效地暂时平息谣言的手段，但是不能从根本上防止谣言的再发生。谣言的产生有个体、群体、社会等三个层次，同样，谣言的防控也应从这三个层次着手。

在个体层面，人们之所以相信谣言，是因为它满足人们对信息的迫切需求和特定时期的心理需求。因此，防控谣言不能只将其完全否定，而应针对谣言的产生，由人们信任的第三方指出谣言的破绽和动机。蔡静认为[14]98-100，谣言之所以难以消除，是因为个体的认知结构与谣言反映的内容相吻合。所以，一味反驳谣言，反而适得其反，会加深人们对谣言的印象。此时，应通过添加和改变信息使人们改变头脑中原有的信息认知结构，使谣言不攻自破。此外，提高个人自身素养，不盲从“谣言风”。针对故意造谣者，更要实施相应的法律制裁。

从群体层面分析，常健等认为[19]，谣言是一种集体行为，个人借助谣言在群体中讨论，交换意见，形成集体共同的观点，所以，防控谣言应将群体私下讨论的内容公开化，建立一种意见交流和综合的平台。在此平台上，谣言的不同说法和解释相互质询，使受众从多个角度作出理性判断，这样受众就不会轻易信谣、传谣。同时，公开平台的讨论，要重视群体“意见领袖”的理性引导和监督作用，避免偏执。另一方面，当谣言与当地的传统文化相一致时，人们更易于参与谣言的传播。此时应及时指出传统文化中的不合理之处，改变人们的意识，引导人们认识谣言与该文化间不存在必然联系，进而有效防控谣言的产生和传播。

最后，谣言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正确了解谣言背后的社会问题，建立畅通的民意表达机制，从根本上解决深层的社会问题，才是防控谣言的最好办法。此外，谣言的传播还与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有关。现代互联网及通信技术的高速发达，使得任何一种隐瞒信息的行为，都是一种自欺欺人。它不但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的，反而会引发各种各样的误解和谣言，最终导致更大的社会危害[20]。所以，新闻媒体应针对突发事件的发生，及时、真实、全方面地跟踪报道事件，这是防控谣言的重要途径。

六、结 语

以上即为我们对国内外谣言研究的一个简要梳理与概括。通过检视学界对谣言的研究，我们认为如下三点需要我们特别加以注意：第一，国内许多学者倾向于认为谣言是“虚构”、“捏造”和“毁谤”的，这种观点将使谣言研究陷入窘境。我们承认谣言对社会存在一定的危害，但也不能否定其对社会问题的提醒和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只有客观地考察谣言的本质、谣言产生的社会根源、谣言的传播规律等，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第二，无论是谣言的产生还是其传播，都受到个体、群体和社会三个层面的影响，因此，未来的谣言研究不能只局限于某一层面，而应综合考虑这三方面的因素，构建出三者互动的模型。这将会有助于更好地揭露谣言的真相。第三，传统的谣言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现实社会，而随着网络社会的崛起及微博、微信等新型传播工具的出现，谣言的传播形态等都会发生复杂的变化。在这一背景下，反思新型媒介技术对谣言传播的各种影响，应该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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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伦理研究的新视角 篇12

近年来, 学术界和企业界围绕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为什么承担社会责任、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探讨。时至今日已经基本形成共识, 认为企业应当承担社会责任。但是对企业各成员的社会责任却没有进一步深究, 即企业成员有没有社会责任?如果有, 应该承担哪些社会责任?为什么要承担这些责任?怎样促进这些责任的实现?企业成员社会责任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如何?这一系列问题国内还很少有人探讨, 更缺乏系统阐述。可喜的是河北经贸大学柴艳萍和茹宝发表在《东南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上的《企业成员社会责任分析》一文率先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提供了企业伦理研究的新视角。

论文首先阐述了企业成员分类及其承担社会责任的原因, 指出企业各成员特别是决策管理者的行为、动机、价值观、责任感等因素对企业活动产生着重要影响, 因而这些成员也应当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人们在追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同时, 也应该追究企业成员的社会责任。企业成员大体可以划分三类:即投资决策者 (包括股东、董事、法人) 、经营管理者 (包括各层经理、监事会成员和财务负责人) 和其他成员 (员工、顾问和形象代言人)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或多或少地从企业领取报酬, 并程度不同地影响企业行为进而影响企业各利益相关者。所以他们不能只对企业承担责任, 而且还应该对企业利益相关者负责, 即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实现实际上是通过企业成员各守其道、各尽其职、分工合作来完成。基于这种认识, 论文详细分析了企业成员各自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一研究拓宽了企业伦理研究的视野, 也深化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的研究, 更有利于企业各成员认清并承担各自的社会责任, 最终促进企业有道德和负责任地生产和经营。

(卫建国, 山西师范大学副校长, 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应用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