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

《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

《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 篇1

《资治通鉴》“论才德”之经济学视角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谈及其德才观，曰：“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自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出现之后，对贤德之人的追捧便成为主流，“德”更是被视为高于“才”的品质，人可以无才，但不可无德。对于无德之人而言，无才胜于有才，因为无德有才之人往往对于社会的破坏性最强。

任何一种言论的提出都有其时代背景和特定的社会现实，中国古代的“尚贤”思想早已根植于世人心中，而帝王同样需要奉行忠义之道的贤才助帝王永固江山，因此司马光以“德”为先是极其合理的，只有有德之人才能受人追捧，奉为圣贤，才能安民心平民怨，保江山之永固。如果昏君暴君当道，或是奸佞之臣专权，纵使有过天之才，也只是置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纵有一时繁华，不过是昙花一现难以长久。

司马光的言论自有其政治目的，这也是为人臣所不得不考虑周详的，如若抛开司马光所处的时代背景，结合现实来看待这一问题，则会有不一样的观点。

在这样一个市场经济主导的时代里，人们的行为决策大多以“利益最大化”为标准，也正是人们趋利避害的心理，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司马光对人的分类置于现代社会，其所谓“小人”应不止是大奸大恶之人，更多的是只为一己之利而不考虑他人的人，他们或许不具备古人对“贤德之人”定义中的种种高风亮节，但也并未与律法的约束相悖。

当今社会中这样的人并不罕见，甚至说符合了大多数人的常态，以利益为决策标准也受到了普遍的认同。中国是一个缺乏慈善的国家，很多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不会在颐养天年之时仗义疏财，将自己拼搏一生的财产分给不相干的人，而现在的很多慈善也只是表面上的工作，或出于政治目的，或是将此作为另一种形式的广告，慈善实际上成为一种噱头，人们追捧慈善，大多仍旧是处于利益上的考虑，因此中国真正的慈善家只是凤毛麟角而已。

在没有政治干预的情况下，在市场中依据供给需求所做出的反应往往是最符合现实的需要的，那么，为什么“慈善”这样一种在古代应被视为“贤德之举”的行为，却被当今的人们所无视、逃避，甚至作为获利的工具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资源最有效率的配置方式是集中而非分散，集中的资源可以成为一种资本。发挥出更大的效益，而将资本分散，比如以慈善的形式分发给贫困的人们，那么钱也只剩下支付的手段，很难成为资本进行扩大再生产，那么其经济效益则会有很大一部分损失。

就其社会效益而言，表面上看如此善举增加了人民的福利，缩小了贫富差距，但如果造成贫困者对慈善的依赖，则会使接受慈善者的努力意识不足，和自己努力赚钱微薄的收入相比，他们也许宁愿等着接受救济。这就是所谓的“救急不救穷”，对贫穷的长期接济会创造惰性，这就是一种病态的慈善。贫富差距的缩小不应仅靠富有者对贫困者的无偿资助，这更是制度上的问题，从根本上缩小贫富差距，如何给贫困者更多的机会自己创造财富，才是真正的慈善。

因此，司马光笔下的“小人”不见得都该是被唾弃的，这些利己者对社会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如果只有“圣人”“君子”的仗义疏财，这个社会是难以前进的，正是因为有争夺有逐利，才会有不断对就事物的否定和变革，正是这种激烈的碰撞造就了如今的世界。因此，对于司马光对于人民的分类，当以辨证的眼光看待，任何一种事物的存在都有其合理性，不适应的被淘汰，也是世界发展的法则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