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与经济学

经济法与经济学（共12篇）

经济法与经济学 篇1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 随着经济活动中各种规章制度建设, 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领域中的法治——经济法治。经济法治实际上是一种严格依照法律制度办事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经济秩序, 它要求对市场中的主体也即是相关企业予以充分尊重和保护, 要制约或者限制国家权力对于企业自主权的干涉, 要求司法公正以及各种法律法规被普遍地尊重和利用。从这些可以看出, 只有很好地利用经济法规和法律手段才能很好地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这是维护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切实保障, 也是社会主义经济法治最根本的目标所在。

经济法治所要求一个健全的法治环境, 比如市场运行、宏观调控、市场主体等等都以法律文件形式相继被确立下来, 经济法治所要求的这些内容, 实际上在经济法中都得到了集中的呈现。现在学界普遍的观点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法治经济, 要想维护市场经济的正常秩序, 就需要一种法律制度的保障, 需要民法、经济法、行政法等各种法律法规来调整比较复杂的经济关系, 特别是经济法更是调整经济关系的基本法律。就我国而言, 经济法的本质和灵魂则是经济集中和经济民主, 这是产生在经济集中和经济民主对立统一的环境中, 它要以维护社会责任作为本位, 对国家和企业以及个体等各方面予以均衡协调, 既要保障企业和相关市场主体权力的有效实施, 又要维护权利主体的真正实现济法在运行的过程中, 要始终坚持经济法治的基本精神, 要进一步落实国家关于宏观调控的各项基本要求, 要与民法、行政法等各种法律一道来维护社会市场经济的全面调控和治理的需要, 因此必须加强经济立法是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与经济民主的发展相随的必然是民法的显达。这样就会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状态, 必然使社会整体的利益遭到损害, 多数人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就目前而言, 这个问题被凸显出来。因此, 作为相关研究者应该正视这个问题, 在努力推进经济民主、彰显民法作用的同时, 要考虑到这种两种分化带来的严重的后果, 应该考虑多数人的利益、考虑经济领域的实质民主, 这些已经成为当前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矛盾, 我感觉首先就是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 社会上存在的贫富分化的矛盾, 只有通过站在社会利益角度的经济法才能予以解决。因为经济法正是以均衡社会利益为目的, 以社会责任为本位, 在各种利益发生矛盾冲突的时候, 要切实顾及到各方面的利益, 均衡发展, 特别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 既要考虑到个人利益不受影响还要适当顾虑到社会利益, 法的它作用正好体现在这里, 它能够限制各种社会利益的矛盾冲突, 能给以有效协调, 这样对于经济法治的建设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正因为经济法的大力推进, 我们可喜地看到, 即使个人利益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满足, 同时又不对社会利益造成伤害。通过大量的实践可以看到, 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法的繁荣, 还对于其他途径对于法律功能的欠缺予以弥补, 有效地增加了法律的平衡功能, 同时又通过自身的价值优势弥补了民法功能上的不足, 这样不仅保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 从而实现了对市场秩序的有效保护和调整。

经济法不仅体现了经济民主的内容, 又与经济集中的目标相适合。行政法在经济法治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行政法, 主要是经济行政法在调整经济关系、保护市场秩序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但它与经济法的功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 经济行政法承担的是行政管理职能, 行政指导有别于以往那种官员指挥系统, 而是一种新的管理手段, 他不是强调行政领导的重要性, 而是强调行政管理的民主性, 经济法的相关规定涉及到追责制, 也就是说一旦一个行政行为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后果时, 领导是有责任的, 所以经济法和行政法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互补的, 相辅相成的, 这是与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经济法治的建设是个系统工程, 它需要各种内部要素的不断推进发展, 只有经济法治内部的各个要素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才能整体推动经济法治环境的良性发展。同样只有整体经济法制环境变好了, 也才能更好地推进各个组成部分的完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向前推进, 特别是经济法治水平的不断提高, 我国的经济法制环境也呈现出了良性的发展, 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意味着随着市场经济领域的不断拓宽和深入, 经济执法能力也在不断地提升, 市场经济环境得到了很好的规范。特别是相应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产生后, 经济立法和经济司法的能力已然提升, 经济民主也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几年国家下大力气加强经济立法工作, 我想这将会继续促进经济法的制定和实施, 使立法者能够制定出更高水平的法律规范, 只有制定出较为全面的法律体系, 才能让司法者和执法者能严格地依法办事, 不仅要体现立法者的意图, 而且要服务市场经济, 更好地满足市场的需要, 从而充分地实现国家对经济的调控, 才能真正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总之, 经济法治水平的提高, 表明了经济领域的法律得到了人们的普遍遵守, 标志着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法律意识的提高和法制观念的增强。这种观念上的变化将使人们深刻领会经济法的重要作用, 这种变化还将会增强经济法研究者的信心, 也会促使相关研究者勇负重担, 刻苦钻研, 不断推动经济法理论的发展, 使之更加成熟、完善。

经济法与经济学 篇2

市场经济与法治经济

秦抗抗

人类社会总是在向前发展的，人类自身总是在不断寻求解放的，经济的发展、政治的民主和社会的稳定是每一个有理性的人的愿望。中国人民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走了很多的弯路。邓小平作为一位伟大的领袖，给中国人民指出了一条光明的大道：发展经济。其实这并不是说以前中国不想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只不过是把发展经济作为政治斗争的附庸，为了政治什么都可以不顾。人们都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寻找愿望的满足，这毕竟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把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邓小平的一大贡献。改善人民的生活，满足人民的物质生活需要，这才是贫穷中国寻求发展的根本。于是全国上下，发财致富这一长期以来被压制的欲望此时此刻得到淋漓尽致的满足。发财致富本无可厚非，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为了金钱，什么都可以干。唯利是图、假冒伪劣、坑蒙拐骗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初衷，也不是我们发展经济的手段。看来市场经济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它的发展，需要规范和引导。如果有人能熟知市场经济的规律，并且足够的理性;如果有十分健全的规则约束、引导经济的发展，那么市场经济就会健康发展。但是，人无完人，规则作为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产物也难保无懈可击。市场经济只有在经济规律、理性、人、法律的互动中获得健康的发展。而理性、人、法律的互动就是法治。从寻求积极目标的过程来看，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充分发挥市场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实现资源的配置。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是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寻求利润的最大化。市场经济要求每一个市场活动主体都具有足够的活力，都能自主地充分展现自己的活力，全面实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与价值。为此，市场经济主体就会不断寻求自由，比如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等。没有这些自由，就不成其为市场经济。但是市场经济中的自由，不是能够自我保护和保证的，它会受到来自多个方面的破坏：相对的市场经济主体对自由的侵犯，自身对于自由的滥用，政府或者国家对于个体自由的侵犯。这三个方面有任何一个方面被放任，都可能毁坏整个自由。要制约其中的每一因素，只有法律是不行的，还必须要有法治。因为没有与理性形成互动的法律，大多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样的法律只能产生一些短期效应。有时它甚至会损害经济主体的自由。只有在法治国家中，法律才是保障自由的法宝，才是实现自由的途径。首先，法治为自由设置范围和轨道，以便市场经济主体充分享有自由而又不至于滥用自由;其次，法治制裁侵犯他人自由的违法犯罪，而且对于侵犯他人自由权利者无一例外地加以制裁，防止对于自由的侵犯，保护自由;再次，法治或法治国家严格约束权力本身，防止国家权力的放任，使自由没有来自国家的威胁或者侵犯。如果说前两个方面，在非法治状态中还可以勉强做到的话，那么，第三个方面就非法治或法治国家而不能为。

市场经济主体为了充分展现自己的活力，全面实现自己在各个方面的能力与价值，还要求平等。他们为了取得与其他主体同等的机遇，就一定会要求与其他主体一样具有平等的发展权利。平等的发展权利是任何市场经济主体都需要，都应当具有的。比如说，市场交易是市场经济中最经常的行为和现象，而市场交易之中最需要的前提条件是交易的各方是平等的。虽然市场经济讲求的价值规律对于任何主体都是平等的，但是在具体的市场行为中，靠市场本身并不能实现市场经济主体的平等。这就需要能满足市场经济平等要求的一视同仁的法律规则，但仅有记录或确认这些规则的法制是不够的。要真正实现市场经济的平等，必须要有法治来保障，并在法治或法治国家中得以实现。

在市场经济中，法治所能提供的不仅是自由和平等，还有许多其他方面的人的基本权利。在许多法治国家，它们还通过对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为人们从事经济活动提供最基本的条件。

总之，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法治的保障。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我国必将建立形成完整的市场经济主体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运行的法律制度，市场经济宏观调控的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社会保障的法律制度等等，形成一种法治状态。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市场经济的发展也为法治的形成提供物质上的保证。法治作为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这么一个完整的过程，它无时无刻地不需要经济的发展为其提供物质基础。另外，市场经济所追求的.平等、自由，也是法治题中之义。

在市场经济与法治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中就形成了法治经济，它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也是人类对法治社会不断追寻的结果。我国的市场经济是从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发展而来，而且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自然经济主要依赖的调整手段是伦理，它又称伦理经济;产品经济主要依赖的调整手段是行政，又称为行政经济;市场经济的调整手段主要是法律，又称法治经济。其实，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它自身的特点，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之中，都会导致一些在其他经济体制中不会产生或难以产生的社会问题。市场经济也会带来一些不同于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的社会问题。经济的市场化，以及市场经济的形成，必然导致经济活动比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更加纷繁。交易规模扩大、交易频率加快，各种经济纠纷会纷至沓来。面对不断激增的经济矛盾与纠葛，模糊的伦理手段已无济于事，机械的行政手段又有碍发展，只有法律手段才可能为其提供既有严格规则又有自由活力的现实道路。严格的以法律作为最高准则――坚持法律至上的社会观念，就成为了现实的期望。于是，法律开始对市场经济的主体予以确认，对市场经济的运行予以调整，对市场经济的发展予以保护。具体地说，法律对市场经济主体的成立条件、法律资格、权利义务都予以具体规定。法在市场经济中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保障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市场生产要素的流动，再不是由政府计划、配额、分配，而是在市场中自由地进行。法为市场提供完备的运行规则，确保纷繁的市场能有序地运转。市场经济中的各项权利须依法行使，各项义务须依法履行。()市场经济中的各种越轨行为都由法予以界定，予以处罚。当然这并不是说，市场经济就不需要道德和行政的手段，相反它更是对道德和行政手段的充分利用。因为，法治中的法首先是建立在道德的基础上的，而对行政手段的运用也是必须有法律依据的。可以说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兼收了自然经济和产品经济的优点。

以上我们主要是在一国之内谈论法治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而市场经济的发展最终会突破国界的，经济的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这是市场经济本身的规律使然。也就是说，法治国家只是法治发展的首要阶段，为了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法治国家还要走向法治社会。只有法治社会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对于法治的需求。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在法治国家也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的时候，如果法治的发展能够提供进入法治社会的现实可能性，法治就会适应市场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要求由法治国家向法治社会过度，从而为市场经济提供更好的制度背景和社会背景。那时的法治就会在更广泛、更深刻的意义上促进市场经济的进步发展。但是目前我们也已看到，全球法治状态的形成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国家的贫富差别、不同的经济形态、不同的法律等等都在阻挠其形成。

社群经济与粉丝经济 篇3

社群经济和粉丝经济的确是两码事。正如罗振宇将罗辑思维带出来独自创业时所说：我这个是社群经济，而不是粉丝经济。但在我看来，至少到目前，罗辑思维不是社群经济，依然是粉丝经济。两者的区别在于：社群是一个两两相交的网状关系，用户满足/服务用户，而粉丝经济则是以某个点为中心，所有人围绕这个中心活动的明星式经济。社群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会自我运作，但粉丝经济不会。

建立社群经济其实很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BBS事实上就是一种社群经济——嗯，别一听到“社群”就觉得这两个字高大上得不得了，其实就是“社区”——SNS也是一种社群经济。但大多数BBS和SNS都没落了，只有少量还在运作中。我的视野里，早期玩社群玩得极好的乃是豆瓣。不过，一开始豆瓣是很有些“粉丝经济”的感觉的，创始人杨勃在刚刚萌芽的豆瓣中威望极高。后来杨勃自己主动慢慢退居幕后，以至于到了2010年，很多新豆瓣用户压根不晓得杨勃是谁。

豆瓣是相当不错的社群，它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小组，但要说到“社群经济”，还为时过早。豆瓣的商业化道路并不怎么顺畅，移动端更是犯了不少错误，至今它还迷茫在移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里。另外一个社群近年来开始崛起，那就是知乎。知乎在“社群”这两个字上表现得也相当不错，最近据说融到2000万美元，但要说“经济”二字，委实还远了些。

另外一个非常老牌的社群——这个东西实在是既社区又有一堆一堆的群——百度贴吧，最近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称要大规模推进企业官方平台，以帮助贴吧这个百度非常成功但又不赚钱的产品踏上商业之路。借助百度的搜索市场份额，百度贴吧大概是中国最大的社群了，一度是个关键词就可以建吧；即便今天审核严格，“目前的百度贴吧拥有10亿注册用户，近820万个主题吧，且已经达到日均话题总量过亿，日均浏览量超过27亿次，月活跃用户数近3亿的量级，彻底刷新了中文互联网社区的新高度。”——这是百度贴吧在发布会上自己公布的数据。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群。搭建社群者一般隐身幕后：无论是豆瓣、知乎还是贴吧，它们的创建者在互联网圈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普通用户一般不会知道他们是谁。在平台上，存在着大大小小若干个“粉丝经济”。是的，社群经济是由若干个粉丝经济支撑起来的。而一个人的知名度圈起来的用户，再怎么着也只是一个粉丝经济体，极有可能是某个社群平台上的一个部分罢了。

不过话要说回来，无论是社群，还是粉丝，并不代表着哪个进化得更好，无非就是侧重点不同。粉丝经济未必多丢人，社群经济未必多新锐。做粉丝经济对主事者要求高，做社群经济则考验长期的运营能力，都是一门生意。

社群经济与粉丝经济 篇4

社群经济和粉丝经济的确是两码事。建立社群经济其实很困难,需要很长的时间。BBS事实上就是一种社群经济——别一听到“社群”就觉得这两个字高大上得不得了,其实就是“社区”——SNS也是一种社群经济。但大多数BBS和SNS都没落了,只有少量还在运作中。我的视野里,早期玩社群玩得极好的乃是豆瓣。

豆瓣是相当不错的社群,它拥有数量相当庞大的小组,但要说到“社群经济”,还为时过早。豆瓣的商业化道路并不怎么顺畅,移动端更是犯了不少错误,至今它还迷茫在移动互联网的汪洋大海里。另外一个社群近年来开始崛起,那就是知乎。知乎在“社群”这两个字上表现得也相当不错,最近据说融到2000万美元,但要说“经济”二字,委实还远了些。

另外一个非常老牌的社群——百度贴吧,最近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称要大规模推进企业官方平台,以帮助贴吧这个百度非常成功但又不赚钱的产品踏上商业之路。借助百度的搜索市场份额,百度贴吧大概是中国最大的社群了,一度是个关键词就可以建吧;即便今天审核严格,“目前的百度贴吧拥有10 亿注册用户,近820 万个主题吧,且已经达到日均话题总量过亿,日均浏览量超过27 亿次,月活跃用户数近3 亿的量级,彻底刷新了中文互联网社区的新高度。”——这是百度贴吧在发布会上自己公布的数据。

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群。搭建社群者一般隐身幕后:无论是豆瓣、知乎还是贴吧,它们的创建者在互联网圈内都有一定的知名度,但普通用户一般不会知道他们是谁。在平台上,存在着大大小小若干个“粉丝经济”。是的,社群经济是由若干个粉丝经济支撑起来的。而一个人的知名度圈起来的用户,再怎么着也只是一个粉丝经济体,极有可能是某个社群平台上的一个部分罢了。

不过话要说回来,无论是社群,还是粉丝,并不代表着哪个进化得更好,无非就是侧重点不同。粉丝经济未必多丢人,社群经济未必多新锐。做粉丝经济对主事者要求高,做社群经济则考验长期的运营能力,都是一门生意。

低碳经济与循环经济 篇5

1.发展低碳经济是应对气候变化的主渠道。（对）

2.一国收入水平的高低与碳生产力的大小存在直接联系。（错）3.低碳经济的目标是低碳但高增长。（对）

4.低碳经济不等于贫困经济，高生活质量也不等于高排放。（对）5.发展低碳经济要限制特定产业（如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发展。（错）6.相对于低碳经济，对绿色经济的评价较为困难。（对）7.欧盟于2008年正式启动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帮助其成员国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承诺。（错）

8.“福田蓝图”是日本低碳战略形成的重要标志。（对）

9.韩国总统李明博被美国的《时代》杂志称为“环保总统”。（对）

10.2009年获得欧盟资助最多的新能源是风能。（错）

11.发展中国家普遍将建筑和交通作为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重点领域。（错）12.石油是我国交通运输消耗的主要能源。（对）13.毁林会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错）

14.水能、风能、太阳能和生物质能是无碳能源。（错）15.世界上在建核电规模最大的国家是中国。（对）

16.农业生产活动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主要排放源之一。（对）

17.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标志着治理方式从传统的末端治理转向了污染预防和全过程控制方面。（对）

18.英国人视《低碳经济法案》为发展“低碳未来”的世纪承诺。（错）19.欧洲国家对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补贴均来自于国家财政。（错）20我国资源综合利用产品的“增值税先征后退”政策，仅适用于以废弃的动物油和植物油为原料生产的生物柴油。（对）

21.所谓“碳中性”，就是通过各种削减或者吸纳措施，实现当年二氧化碳净排放量降低到零。（对）

22．云南省是在全国较早提出建设绿色经济强省战略的省份。（对）23.东京市政府定下目标，要以2000年为基准，到2020年减少20%的温室气体排放。（错）24.丹麦松德堡市的“零碳项目”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该地区建筑的零碳排放。（错）“追求生活的便利”是低碳消费观的一部分。（错）

26.塑料袋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一次性产品。（对）

27.“碳足迹”是通过估算个人或机构的“碳排放量”来定量衡量个人或机构行为的环境影响。（对）

经济法与经济学 篇6

[关键词] 经济自由；经济效率；经济法

【中图分类号】 D9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4）03-058-1

一、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分析

从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经济越自由，经济效率越高，经济自由度低，经济效率低下；反之，经济效率高低一定程度上也能反映经济自由度的高低，二者具有一致性，偶尔的分离只是非常态。究其原因，应该归结为自由与效率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价值一致性，即有效率的自由经济生活。自由是一项人权，是人类为求得解放和发展所不断追求的基本权利，没有自由的人和社会是停滞不前的，经济效率体现为经济主体对效率的追求，是主体在自由基础上的又一次飞跃，经济主体必须先有经济自由，再通过自由行动提高经济效率，只有自由而没有效率，人和社会只会停留在原始社会。

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是一对矛盾体，有统一的一面，也有对立分离的一面。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性质不相同，经济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是受宪法和法律保护的，同时经济自由还关涉到一国经济的独立和发展，是国家主权的重要内容，不受他国的干涉，这些都表明经济自由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法律性。另外，经济自由常常与经济民主联合使用，更加强化了其政治属性。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般而言，人们往往是在具有了经济自由之后才进一步争取政治自由的，没有经济自由，就不值得拥有已经获得的政治自由。

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对抗性表现为二者的经常性、局部性偏离和对立，具体体现为两种情况，一种状况为经济体的经济自由度很高，但却对应经济的低效率或无效率，典型的例子是自由资本主义后期的经济危机，一直奉行自由放任和完全竞争的自由经济政策，却产生了整体经济的无效率，这是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第一次出现背离。另一种状况是经济自由度低，却对应经济的高效率，计划经济时代的政府完全管制使得经济主体和整个社会几乎无自由可谈，但一段时间内却换来了经济效率的极大提高。现代经济学理论显示，局部的经济管制也会取得短时间的经济效率。

二、经济法在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博弈中生存与发展

经济法的产生离不开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相互关系及其不断的演变和发展，正是由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经常性背离而又无法自我修复和回归，使得经济法有了存在的必要，也为经济法积极主动地调整二者关系提供了合理性论证。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经济自由和经济效率是一对永恒的矛盾，求得二者的动态均衡是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历史必然，过分偏向一方只会导致经济的波动和混乱。比如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对经济自由过分迷信，到头来的结果就是经济危机和经济的低效率，而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依旧解决不了经济的滞涨，却损害了经济自由，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给予经济主体经济自由又再一次引发了世界性的金融危机。

现代各国基本上都将保护经济自由和促进经济效率作为经济法的立法宗旨，我国亦是如此。经济法得益于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而产生，反过来，更是以自己的不断发展完善来调整和协调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努力保持二者的动态平衡。离开了经济法的保护，经济主体的自由将得不到应有的保证，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也会寸步难行，没有经济法的调整与干预，经济效率也不会按照经济主体的自身行动和主观意志而不断提高，完全理想化的自由经济是不可能存在的，对应的经济效率也是不可求的，现代经济形势的复杂化要求经济主体必须懂得和学会运用法律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经济权利，增加自己的经济的利益。

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背离和冲突不可避免，问题是，当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发生背离和冲突而又不能自行回归，需要经济法对之进行调整时，经济法是牺牲经济自由还是放弃经济效率，这不能一概而论。当一国经济发展比较平稳时，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之间应该保持适度的张力，这是二者关系的常态，此时并不需要法律的积极介入。而当一国经济发展停滞甚至出现了混乱时，一般应采取各种措施提高效率，必要时要限制经济自由。

因此，经济法对经济自由与经济效率进行调整的具体方式可以归结为两种，一种就是消极的保驾护航，并不积极地干预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另一种就是要通过限制经济自由来提高经济效率。那么自由能否被限制呢？罗尔斯认为，自由的优先性意味着自由只有为了自由本身才能被限制。笔者认为罗尔斯的自由正义观并不能延伸到经济学和法学领域，因为现代经济社会不容许无效率的经济自由存在，即使存在也是荒谬的和被否定的，“对于一个终日为自己及其家庭的饮食和住房问题忧心忡忡的人来说，谈论自由是没有意义的。”最起码自由是能为法律所限制的，“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其实，对经济自由的干涉的原因除了自由本身以外，至少还有效率，“国家是否运用法律手段干预经济生活的依据应该是效率。”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市场机制不能有效配置资源，从而需要政府干预，以纠正资源配置的效率损失，政府干预经济或政府行动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促进效率。

参考文献：

[1]胡甲庆.反垄断法的经济逻辑[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298.

[2]（英）彼得·斯坦，约翰·香德.西方社会的法律价值[M].王献平，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202.

[3]钱弘道.经济分析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78.

[4]张千帆.宪政、法治与经济发展[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2.

[5]张莉莉.经济法自由理念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7：40.

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 篇7

关于经济哲学研究对象的问题, 学者们都在努力地进行探索, 虽然学术界众说纷纭, 没有一个明确的规定, 但是基本的东西还是可以弄清楚的。我认为主要包括:经济学的概念、经济规律、经济体制、经济学与哲学的关系。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 我国经济哲学这门学科主要围绕市场经济展开, 其中, 哲学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有了尤为突出的发展。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 经济哲学的研究范围也在不断扩大, 并且引出了许多新的、前沿的研究课题。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与人的价值。

综上所述, 研究经济哲学首先要找出市场经济和经济哲学的研究对象, 然后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分析两者的辩证关系。只有这样, 才能将两者统一起来, 才能将二者的研究提升到一个新高度, 才能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顺利地向前发展。

二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关系

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关系, 总体来说, 就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研究表明, 哲学研究离不开经济学, 经济学研究也离不开哲学, 哲学原理依赖于经济学, 经济学又受到哲学思想的指导。

从历史事实中我们发现,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 第一次把经济学和哲学结合起来, 将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关系提高到哲学的高度,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明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列宁也是从哲学角度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 把经济作为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基石, 把哲学作为我国建设和发展的指导方法。再到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实质都是将经济学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以上这些哲学家的理论不但丰富了经济学的理论, 也丰富了哲学理论, 既从哲学高度深入分析经济活动, 又从经济理论中探讨哲学问题,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 也必然是未来发展的趋势。

当前我国的目标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 哲学研究也应该聚焦在市场经济和经济哲学。市场经济与哲学互相依存, 经济发展的好坏, 不仅是与市场发展的客观规律有关系, 同时还与经济哲学对市场经济的指导有很大关系。因此要求哲学工作者要有市场经济观念, 树立市场经济意识, 密切关注市场经济中的重大问题, 还要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作出哲学反思, 指导市场经济沿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

经济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 经济关系是最本质的社会关系, 经济矛盾是最基本的社会矛盾, 所以一切哲学研究应当扎根于经济学之中。同时,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中有很高的指导意义, 所以一切的经济活动都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

三研究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意义

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市场经济需要经济哲学提供一般思想上的指导, 再结合我们上述两者千丝万缕不可分割的联系, 为了我国经济健康有序地发展, 积极开展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研究, 对经济理论和哲学理论的改革和发展都有重大意义。

长期以来, 我国的哲学同政治关系密切, 但是与经济关系较为疏远, 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经济哲学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所以这段历史告诉我们:经济工作, 市场经济不能轻视唯物论和辩证法。现阶段, 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坚持改革开放, 全面实现现代化, 哲学研究也需要深入扎实地进行。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搞好经济建设, 不仅要抓住经济的发展规律, 还需要哲学在思想上的指导。经济活动需要世界观和方法论, 哲学的认识价值可以在经济活动中转化为经济价值。

几十年的实践经验都在证明一个真理:凡是重大的经济决策, 如果离开了哲学的正确指导, 不但不可能成功, 还会导致失败。缺少哲学指导的经济学, 其科学性是不能保证的, 是值得怀疑的。同样, 没有哲学理论指导的企业, 也不可能成为现代化的大企业。所以现代经济的工作者们应该用哲学的思想武装自己, 善于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论作指导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

因此, 我国正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它不但要求哲学提供思想上一般的指导和支持, 而且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在我国,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新生的, 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确立自己赖以生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所以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正处于萌芽时期, 需要我们用心经营, 从而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哲学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特殊性, 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特征、功能、现实形态发展趋势, 还要重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的重大现实问题, 进行决策分析, 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做指导性的见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要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的哲学问题, 在所有制结构上的地位, 在管理体制上的统分, 在市场主体间的竞争与协作, 在内外关系上的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 才能使我国的市场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 还要研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所有制、分配关系的问题, 精神文明和民主法治的问题。

总之, 市场经济和经济哲学问题, 是当代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 也是一个新的前沿课题。在当今中国, 能否正确并且妥善处理好市场经济和经济哲学难题, 关系到我国经济建设能否健康快速地发展。因此, 我们的学者们务必加强对市场经济与经济哲学的研究, 尽早把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哲学、市场经济哲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哲学的系列学科建立起来, 并尽快把这方面的理论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参考文献

[1]黄卓炎, 彭正穗, 李格非, 朱刚.试论经济哲学及其对象和特点[J].中央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198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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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篇8

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人们开始觉察到语言的束缚以及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发现了语言问题。最早开启“语言转向”的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例如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他从研究逻辑和数学中开始关注并思考语言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逐步转向到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汀等进一步推进语言转向并使其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哲学家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视角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于是在近代和当代诞生了诸如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经济学家却似乎很少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直到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才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后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把“语言转向”看成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时,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和哲学方法论支撑。

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领各学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围绕着语言研究,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应用语言学也出现了很多分支,这两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后者。因为,如果说语言学研究仅仅依靠其内部因素就能够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应用语言学研究则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学科才能够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学科或领域,然而却没有涉足经济学科,也没有一个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涉足经济领域。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它们给人们的感觉都是语言研究、语言学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统统与经济以及经济学毫不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转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和在哲学方法论支撑下,世界上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问。

提起“语言经济学”,无论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所关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语经济学”则鲜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语经济学”看成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样一种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经济学”已经早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语经济学”几年前才提出来,是土生土长的,国外几乎没有关注并研究,自然对国内没有产生影响;三是外语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人们自然会把外语纳入语言的范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人们经常提及的“语言”通常是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在各种具体的语言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这就是“普通语言”。上述有关语言的定义都是“普通语言”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抽象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研究,作为一种有关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或抽象语言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索绪尔从学术上称为“具体语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具体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母语”。而“外语”则正是相对于“母语”的语言。所以,索绪尔所指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说的“外语”,我们所指的“外语”也不完全是索绪尔所提出的“具体语言”。

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外语经济学”不是“语言经济学”,它们彼此具有相关性,但又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外语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外语经济学研究现状

外语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纪初,而在我国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

为什么或基于什么提出外语经济学?庞加莱早就说过:“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Benacerraf ﹠ Putman,1983,中译本,102)”。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都需要有语言,而且对于人类的个体或群体都需要讲同一种语言才能共同开展交流与交易。我们假设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或在群体与群体之间或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基础之上,那么,对于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而言就需要解决另一门语言问题,即外语问题。然而,人类自从开始研究经济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学专家或学者把其母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更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中国也是如此。在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对涉外经济的依存度很高,没有外语,涉外经济就无法进行。经济学界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需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的重要;在西方无足轻重、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中国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语言特殊性使其经济构成要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外语是中国涉外经济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因素,但外语从来不是西方国家经济构成要素。外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和有形的经济资源,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语言学界几乎始终把外语看作单纯语言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经济因素予以关注和研究,甚至把外语直接等同于母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外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张德富,2004;2005;2009;2010),初步分析了外语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与语言经济学等等的关系与区别,进而较为明确提出了外语经济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观点:“我们假定把外语看成是经济因素,那么外语经济学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所说的外语既不是语言学研究定义的‘普通语言’,也不是其‘具体语言’,而是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经济框架下,外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质不是语言的,而是经济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贯穿于涉外经济的始终,也贯穿于具体的对外贸易的始终。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闭的和独立的系统,在其内部消除语言固有差异、避免新生差异、优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资源,保证涉外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而在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业务环境、人员环境相连接,同时也与外语教育、母语地位密切相关。”对外语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不仅从分析、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学术概念,而且为全面、系统研究外语经济学奠定了基础。

(二)外语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从上面的定义使我们能够知道,“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是涉外经济活动中外语因素的总和。外语是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交流或交易的桥梁,如同在一条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岸居民能够进行交往一样,使得他们具备彼此间进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的交流或交易则无法进行。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作为一个因素更像是汽车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汽车没有发动机不可能行驶,飞机没有引擎不可能飞行,涉外经济没有外语就无法运行和发展;而保证外语这个“发动机”或“引擎”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行速度和质量,一方面是外语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外语是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自利经济行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对效益和价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预期。事实上,一方面外语人的言语行为一直受到无形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个体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类本能行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种种约束的内在制约,人类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语言问题导致实质上的经济问题。这样,我们围绕外语经济学研究,暂且将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设为以下四大命题:

1.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劳动。在涉外事务及活动中始终存在并活跃着一支预先经过专门学习或训练掌握并使用某一门或某几门外国语言的外语人(不管是专职的,还是兼职的),通过他们口头的语言互换或书面的语言互换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得以进行交往、交易。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劳动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架起一座能够共同认可和共同理解的语言桥梁。没有这种劳动及其过程涉外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然而,问题是这种劳动必然会使交易一方或双方要付出代价:一是增加外语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费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四是交易时间也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们之所以宁愿付出代价,是因为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以此来进行并实现交易。可事实上,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人们很难实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第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门外语与母语相比之间无疑在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等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第二个原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是适应自己民族的发展和需求。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内部秩序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承载着人类共同的“东西”之外,同时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以下简称约束)。这些约束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为其存在和进化,反过来又借助其语言进行各自界定,进行各自表述,进行各自约束。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发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维度。但是,这些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行为为其存在和进化的约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无形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是这样,对另一个以及对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处理了形式和体系问题只是总体问题当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处理相关民族语言中蕴含的与自己民族语言所不同的约束。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的话的字面或话语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异,实质导致在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类型、结构、演化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秩序机制等内涵方面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基本原因将导致我们自然需要研究外语,即研究语言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一种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思路中剥离出来的语言研究,既包括外语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特点及其规律研究,更包括外语与母语各自不同的语言构成形式和语言构成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这种研究还在于如何避免外语与母语在互换过程中或然出现的新生差异。

由于客观上存在母语与外语之间的先天性差异以及母语与外语之间互换抑或出现的新生差异,导致在涉外活动中会经常发生有形或无形的碰撞和冲突,进而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涉外活动。所以,这种劳动表面上是一种语言互换,实质上是消除先天差异和避免新生差异,从而使语言与语言接近或尽可能实现等值或接近等值。

2.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本质的驱使或反制。外语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它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性,人类本能和理性。

第一个方面是人类民族性。索绪尔认为,语言与心理有关联,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集体心里的表征;语言与人种有关联,语言的历史和民族的历史或文明史“彼此融合,相辅相成”,“在很大程度上,是语言创造了民族”;语言与地理有关联,“最为突出的是语言的多样性,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地区与地区之间显而易见的语言差异”。一个民族的个体或群体对自己民族的语言,具有某种先天的适应“基因”,在特有的语言环境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语言本身以及其内涵和外延,尤其能够自然熟悉语言所承载的其大脑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自己民族的语言能力,而且其外在语言媒介能够自然与大脑的自己民族语言能力“天然地融为一体”,与此同时在自己民族语言的根本性的作用下在头脑中形成不同于其他民族的理性、思维定式、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

第二个方面是人类本能。目前恐怕人们还不能从语言学或经济学角度对人类的本能进行解释,但完全可以从认知学、脑生理学、行为心理学等其他学科找到相关解释。人类对利益追求的本能一是靠直感指引,二是凭信心决断,三是无限贪婪。从原始角度来看,人类的本能需要催生语言,语言在某种程度上又激发人类的本能需要,而且人类在一直想方设法满足自己的本能需要。因此,人类的个体或群体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一种利益的追求,这种利益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而且都在竭尽全力自动追求这种利益。所以,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交易任何一方都会从人类本能角度出发自然而然地追求和维护自己一方的利益。在这一点上,语言似乎与人类本能具有某种“自然性”、“意识性”和“回应性”,但人类受到客观条件的诸多限制,不断且长期得到进化,加之受到不断进化的文化的强烈塑造,与环境积极互动并对人类本能形成自然反制。

第三个方面是人类理性。亚当·斯密早就明确指出,人的交易是需要语言的,“从来没有一个人看到一只狗与另一只狗进行公平的、有意识的骨头交易”。这一论断告诉人们,狗与狗之间不能交易除了因为没有语言,再有就是它们没有理性。人类与动物的不同恰恰表现在两点上。按照索绪尔的理论,在一种语言形成、发展、完善的过程中,语言自然而言地蕴含着自己民族的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所承载的自己民族的文化以及信息;而语言不仅影响甚至造就这个民族。因此,无论是这个民族的个体还是群体,其语言必然彰显业已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和经济制序等几乎所有的约束以及其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语言必然或隐或现反映这个民族的理性以及与此相关的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一个民族有自己的理性,而另一个民族同样有其自己的理性。此理性与彼理性从人类共性角度来看是相同的,但实质并不相同。一个民族的理性不能体现或不能完全体现在自己语言上,或者说一个民族的语言是其理性的载体但不能有形地体现其理性。在利益面前,交易双方以及外语人都会一方面受到人类共同理性的抑制,另一方面又都会受到其自己民族理性的强烈冲击,因为人类不可能也没有足够的能力做到理想的完全理性。

在涉外活动中,将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必然会出现如下问题:一是用自己民族的思维方式还是用另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来对语言进行互换?因为思维方式决定语言表达顺序和表达方式。二是在追求和维护利益时会出现文化和基本理念碰撞,如何从人类的共性和从民族的个性两个角度实现双方均可接受的理性、公平和正义?三是在了解并掌握交易一方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同时,如何把握好自己民族的思维定式、人生观念以及价值取向的分寸和尺度?在一般情况下外语人不是受到自己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就是受到另外一个民族本质的驱使或人类本质的反制,所以往往会有意或无意地推动或制约自己的言语行为。

人们甚至在尚未出生就具有适应自己民族语言的某种“基因”,在其特有环境条件下比较容易学会和掌握自己民族语言及其内涵和外延,并且自然而言地受到自己民族语言所承载的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规范、社会机制以及经济制序的约束。同时,在内心世界里逐步形成了与这些约束相适应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当出现了与这些约束相违背的“外侵”,即出现了外部约束时,人们自然会从心底里发出抵制的信号,这时人们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就开始发挥作用来本能地维护自己民族的种种约束。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是人类的共有本质还是一个民族特有本质都是以一种无形的形式体现在一个民族的语言之中,但在利益面前会抛开人类的共有本质左右自己的言语行为维护自己民族的利益。

总之,一种语言具有民族色彩,外语人具有民族特征。在利益面前,相关双方会自然暴露自己民族的特有本能,可同时又受到人类理性的反制。但所有这些都应该而且又只能从语言中找到答案。

3.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言语行为的推动或制约。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是伴随着该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就总体而言,语言一直是适应着人类的。人类之所以能够区别于一般动物成为人类,人类之所以能够构成人类的社会,人类之所以能够有规范人类行为的约束,就是因为具有语言并且使用语言。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一种语言与自己民族同在,外语人与言语行为同在。外语人实施言语行为必然具有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目的。无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常常受到人类本质的自然推动,而有意识目的的言语行为在一般情况下受到两个条件的制约。第一个条件,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受其本质的驱使,即以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极力维护其自己民族的利益,但与此同时又受到客观环境以及对方民族的种种约束的反制。第二个条件,外语受自身言语行为能力的直接影响,这种直接影响表现为:一是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除固有差异的程度;二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避免产生新生差异的程度;三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消解文化差异的程度;四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减少周围语言环境影响的程度;五是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时使用肢体语言的程度等等。

在这两个条件的制约下,如何使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的速度实现最佳化将是一直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为,即便懂母语也懂外语也未必能够实现交易或合理的交易,因为即使外语人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有限的,那么,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也不会比外语相关信息更丰富;而且,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也同样丰富,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也未见得与外语相关信息一样丰富;最后,即使他所拥有的本民族语言不很丰富,如果他所掌握的外语相关信息是丰富的,那么,他所使用的本民族语言未必没有外语相关信息丰富。由于语言的不同、其承载的文化不同以及承载的信息的不同,再加上语言无法显现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等因素,母语与外语只有在两种语言“完全” 相同时,一个词才对应一个词、一句话才对应一句话、一个语段才对应一个语段。不然的话,一个词与一个词、一句话与一句话、一个语段与一个语段的内涵与外延等就永远不会像一个天平上两边质量完全相等的两个砝码。

4.外语资源配置直接影响外语因素的经济特性。长期以来,人们始终把对语言的认识停留在索绪尔的“语言”和“具体语言”的概念上面,外语一直受语言概念的影响和人为扭曲。所以,外语在涉外活动中,一方面被看成是单纯的语言;另一方面被充分涵盖在整个涉外活动过程中,其重要性和价值就自然被冲淡或回避掉了。当我们站在经济学研究的角度,把外语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中剥离出来,放在涉外经济活动中重新观察时,我们看到外语是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这样,也就出现了资源及其配置问题。对于资源配置,并不是因为稀缺才有资源配置问题,即便丰富也同样存在资源配置问题。外语资源配置本身的意义在于使其经济特性更具科学合理,在于其经济效益最大化。

三、语言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

(一)语言经济学的研究现状

“语言经济学是一门以跨语言学、经济学为主,同时涉及多种学科门类的新兴边缘交叉学科。它把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到存在语言变量的研究中,同时也研究语言与传统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等”(刘国辉、张卫国,2010)。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 给语言经济学下过这样的定义:“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式,它把经济学通常的概念和手段应用到研究存在语言变量的关系上,尤其(但不是仅仅)对那些经济变量传统上也起作用的关系感兴趣”。后来,他在1996年又指出:“下此定义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则,即经济学的特点不在于它研究的话题,而在于研究那些话题采用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把经济学的论证推理方法应用到语言问题上就成为语言经济学的一部分”。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学家、信息经济学开拓者Jacob Marschak在1965年在Behavioral Scienc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语言的经济学》的论文,他在对信息经济学进行研究时揭示了语言的经济学性质,他认为语言作为人类经济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工具并且具有与其他资源一样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因此他认定经济学与探究语言方面的优化具有密切关系。他只是提出了语言经济特性的概念,没有深入系统地研究语言与经济之间的关系,但是他为语言经济学的形成和后来的研究起到了先驱作用。(Jacob Marschak, Economics of language (J) Behavioral Science)在1996年,经济学家Grin Francois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经济学的综述文章,提出了语言经济学一直沿用的概念并界定了其研究主题,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起到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他认为语言经济学主要是把语言作为一种变量来测度其对经济的作用,并在研究的过程中采取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揭开了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序幕,标志着语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真正形成。此后,一方面是加拿大和瑞士等国的学者围绕人力资本和教育经济学开展了语言政策的经济性、双语或多语言对收入的影响以及语言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一系列分析研究。另一方面是以色列博弈论经济大师鲁宾斯坦不仅对经济学的语言进行了反思,而且尝试“通过给出‘经济学式的分析’来讨论语言问题,以揭示经济思想与语言研究之间的相关性”。他在2004年出版的 《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站在“语言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语言”两个角度,利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对语言本身进行探讨,把语言本身视为一个函数,而非变量,系统地论述了经济学与语言之间的相互影响,从而使该书成为语言经济学的纲领性著作,是语言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里程碑。

在国内,对语言经济学的关注和研究相对较晚,目前对此进行并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大命题,即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语言是一种制度,比较全面地揭示了语言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二)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

山东大学张卫国博士从人力资本、公共产品和制度的角度分析论证了语言的经济性质,提出了语言经济学的三个命题,可以作为国内有代表性的语言经济学分析框架。

1.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即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生产知识的存量,是资本的一种形态。界定人力资本投资的范围和内容,关键要看该投资是否能提高人力资源的质量,进而给个人、企业或社会带来收益。在一定意义上讲,语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人力资本。因为语言知识基本上是知识资本的积累,学习一种或多种语言所花费的费用以及时间是对人力资本特殊形式的投资。

2.语言是公共产品。从消费的角度看,语言同样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在一个语言群体中,特别是一个语言异质性的国家或地区,语言的使用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对公共产品的消费,因为语言传播而产生的收益主要来源之一是语言群体边界的溢出收益。这表现在:语言的传播可以增强贸易往来、知识共享以及推动大多数经济与社会相关活动的组织、协调及管理,尤其能降低不同语言群体相邻或交界地区的信息处理与交流、劳动力流动的成本以及不同语言人群中共享的成本。就像天气预报和大众传媒一样,双语或多语的潜在收益一旦遇到合适的条件,就会被国家或地区其他人群所分享,并且每一个消费者的消费都不影响其他消费者的消费数量和质量,也不能排除其他消费者的消费。因此,一个国家或区域内,语言是一种公共产品。

3.语言是一种制度。人类表达思维的方式总是按一定规则来进行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规则就是语言。作为一种符号系统,语言本身是一种制度,更是一种“社会制度”,因为它具有规范人们言说表达的功能,但它又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制度。语言是一种基础的社会制度,一切人类制度基本上是通过语言文字所记载或通过言说所表达的,可以说,语言既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制度,又是人类其他制度的信息承载物。有了语言这种制度作为基础,人类社会中其他的习俗、惯例、规范和法律等制度才有可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语言是一种“元”制度,或者说,语言是制度中的制度。语言作为制度并不是指语言的立法制度,而是把语言本身同其他制度同等对待,分两种情况:一是指不同语言作为不同的制度,其效率是不同的;二是指同一种语言在发生(制度)变迁的前后,效率也是不同的。

虽然这个基本分析框架在学术上还没有一个一致的认同,但至少把分析框架提出来了,为我们进一步进行更深层面的分析研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分析平台。

(三)语言经济学研究的局限性

语言经济学研究起步较晚,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直到目前,有关这一研究基本上比较零散,多半属于描述性的研究而没有上升到系统的理论研究,可以说其研究尚未成型,还没有形成一个被学者们公认的定义,其研究的严谨性、科学性、系统性都有待于进一步商榷。从研究的脉络及其成果来看,学者们始终是围绕着语言而展开研究的,这些研究基本上还是泛泛的抽象研究,他们把语言经济学中的“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超凡“语言”、要么看成是索绪尔的“具体语言”,基本上没有落实在某一具体的经济领域。鲁宾斯坦在《经济学与语言》一书中,围绕语言与经济或经济与语言之间的关系,分析研究了“经济学与语言”,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从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形成了两个学术概念:“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但就其总体而言,所有研究都是从语言本身、基于语言本身、为语言本身,即便是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结合起来研究也还是没有脱离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圣经”,这也是语言经济学和经济语言学两项分析研究至今在国内外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原因或直接原因。

四、结语

外语经济学研究不关注对语言本身的单纯研究,也不关注索绪尔超凡“语言”以及“具体语言” 的经济特性,同样也不关注学习一门或几门外语所进行的投资、与此相关的收入和福利、短期利益以及长期利益;而是关注在涉外活动中外语互换成母语或母语互换成外语过程中消除语言的先天差异和避免在语言互换过程中产生新生差异,关注决定语言互换质量的外语人本质,关注决定语言互换速度的外语人言语行为,关注外语资源的科学配置;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在涉外活动中把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之和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从而确定这一因素对涉外经济的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而语言经济学研究关注的是语言本身,以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一种公共产品、一种制度为分析研究的核心,运用经济学的方法和工具就语言为语言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或“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始终没有脱离语言本身,所以它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研究,实质上仍然属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

语言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媒介,可惜人类并不使用同一种语言,在我国的各个领域里尤其是涉外经济领域里,我们的母语—汉语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不可能也无法取代外语。因此相对于母语而言,外语的存在和使用就是必然的和客观的,所以我们不得不研究外语经济学。

摘要：语言经济学研究是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来分析研究索绪尔所提出的超凡“语言”和“具体语言”的经济特性,即价值、效用、费用和收益,是一种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纯粹理论研究,本质上属于语言学的研究范畴;而外语经济学是把广义外语作为涉外经济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采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分析研究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作为涉外经济活动中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的经济特性,是一种应用研究。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彼此虽具有相关性,却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关键词：外语,语言,外语经济学,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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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 篇9

关键词：实体经济,虚拟经济,作用

1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含义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商品和货币出现了在时间和空间上暂时分布不一致的情况, 使得国家、企业、个人之间的商品和货币出现了此余彼缺和时多时少的尴尬情形。不同的商品和货币所有者不得不通过借贷这一还本付息的方式来缓解经济发展中的问题。信用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为虚拟资本的产生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所谓虚拟资本, 是指能够定期带来收入的, 以有价证券形式表现的资本。有价证券之所以被称为虚拟资本, 是因为股票等有价证券所代表的真实资本已经进入企业的生产过程。这些证券本身并没有价值, 只是一张现实资本所有权的凭证, 只是“现实资本的纸质副本”。

虚拟资本是信用制度和资本证券化的产物, 但各种信用工具和证券化的资本形式并不必然是虚拟经济。例如, 期票、汇票和货币只有进行交易并给持有人带来收入时, 才能构成了虚拟经济的一部分。实体经济是指提供实实在在产品和服务的经济领域, 比如农业、服务业、工业、建筑业等。实体经济描述经济活动是:物质资料的生产, 销售以及为此提供的劳务。

2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2.1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会出现虚拟经济, 虚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持。虚拟经济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结构和规模与实体经济的发展阶段、发展水平、结构和规模有着直接的关系, 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 一旦实体经济出现问题, 虚拟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2.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双重效应

2.2.1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作用首先, 虚拟经济有利于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 信息的不对称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虚拟经济可以通过有效地信息及其创新的金融产品, 解决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激励问题。同时, 我们可以通过判断企业经营的好坏, 投机业绩的优劣, 采取有效措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其次, 虚拟经济的发展有利于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在现代企业中, 许多优势企业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了没有规模效益的怪圈中。虚拟经济则使大量闲置的和零散的资本投入到股票、债券及其他金融衍生品上, 从而解决了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资本缺乏的难题。而且随着金融市场的不断完善, 虚拟经济能更快捷的为实体经济提供金融支持。

再次, 虚拟经济有利于产权重组和结构调整, 从而深化企业的改革。实体经济中经常存在产权的重组和结构调整的客观需要。可是单靠实体经济本身很难实现产权的重组和结构的调整。虚拟经济则使实体资本证券化、商品化, 解决了困扰着实体经济的难题, 通过成本较低的股票和债券的交易迅速的实现了产权的重组和结构的调整, 加速了资本的流动, 以便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最后, 虚拟经济可以降低分散实体经济中的投资风险。市场经济中的各项经济都会面临着投资风险的问题。虚拟经济允许有价证券进入市场流通, 实际上就是为实体经济的投资者们提供了一种规避风险的有效途径, 如, 期货、期权等金融衍生工具的产生本来就是为了转移风险和套期保值。如果没有各种各样的金融产品来规避风险以实现保值, 实体经济的风险将会大大增加, 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2.2.2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消极作用虚拟经济的适度发展为实体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的效用,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虚拟经济在发展过程中呈现的一些新的特点: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出现使其离实体经济越来越远, 虚拟化的形势不断加强;许多金融衍生的工具以较少的资本控制着较大数额的资金, 使危险性增加;同时影响虚拟经济的变动因素过多, 稳定性变得更差。过度膨胀的虚拟经济无疑对实体经济的发展产生的是消极作用。

首先, 虚拟经济的膨胀增加了实体经济动荡的可能性。虚拟经济的膨胀会增加实体经济的不确定性, 使虚拟资本风险和利润成倍增加, 在预期收益的心理的作用下, 投机猖獗, 造成实际经济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的困难, 从而使实体经济陷入困境甚至发生经济危机。

其次, 虚拟经济的过度膨胀引发泡沫经济。在虚拟经济规模不断膨胀的情况下货币供应量被分为两个部分, 一部分用来媒介商品和劳务的交换, 一部分用来媒介股票等虚拟资本的交易。在货币供应量不变的情况下, 如果虚拟资本交易的货币量越多, 用于实体资本的货币供应量就越少。如果人们对虚拟资本的预期过高, 使其脱离实体经济的价值基础, 人们就会将大量的资本流入金融市场和房产领域, 使得实体经济货币供应量不足, 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 造成经济持续衰退。

3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发展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

首先, 健全市场制度和信用体系是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关键。健全市场制度可以使虚拟经济的市场具有自动调节虚拟经济规模的功能, 同时健全信用体系可以使虚拟经济适度发展, 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其次, 培育理性的市场主体是正确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微观基础。在产权界定不清晰、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投资者会为了追求高收益而盲目地投资房地产或金融等领域。如果虚拟经济过度膨胀、价格上涨预期逆转, 就会引发泡沫经济, 造成经济发展的困境。同时, 在现在不成熟的市场条件下, 投资者往往缺乏避险的需求, 会出项过度承担风险的行为。培育理性的市场主体, 是规避风险的一项有效措施。

最后, 建立健全虚拟经济的法规政策是处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的保障。一直以来, 国家宏观调的重点放在总供给与总需求上, 放在了市场上出现的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方面。但是虚拟经济在经济生活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必须建立相应的政策法规。严格的政策法规要对虚拟经济进行适度的调节, 既要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可能引发的泡沫经济, 又要防止虚拟经济过冷而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逄锦聚.政治经济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9.

[2]孙职中.当代西方经济分析[M].商务印书馆, 1994.

经济法与经济学 篇10

一、经济增长不等同于经济发展

一般而言, 没有增长就没有发展。最初人们把经济增长简单地当做发展, 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 人们的物质财富和福利就会增加, 社会就会富裕起来, 认为这就是发展。20世纪五六十年代, 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观备受睹目, 甚至联合国也接受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向发展中国家注入资金, 就能使这些国家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 并有效地提高社会福利。因此, 二战以后, 广大发展中国家在探索发展道路的过程中, 不约而同地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 把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实现工业化当做发展的主要内容。这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工业化战略的普遍实施, 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成就的同时, 也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更多的难题, 并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全球危机, 例如资源耗竭、粮食短缺、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贫富悬殊等。

20世纪70年代初, 由于国际经济秩序和政治关系的变化, 联合国倡导的第一个发展十年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了增长率下降和债务危机中, 因为长期以来这些国家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外国公司拥有产权的初级出口的增长, 由于缺乏结构变革和制度变革, 人力资源、技术水平和其他部门的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发生任何改变;经济部门的效益也没有发生相应的增长, 实际收入的利益没有在各个阶层间进行公平的分配, 只是个别人获益暴富, 广大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因此而提高。由于这种增长没有促进经济的发展, 因此只是有增长而无发展。于是人们开始对增长即发展的理论进行反思, 认为经济增长并不等同于发展。经济增长不是目的, 经济发展才是目的, 并且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概念。

经济学家赫里克和金德尔伯格认为, 在经济学理论中, 增长与发展有时做同义词使用, 在某些场合这种用法完全可以接受。但是当这两个词在一起使用时, 应该区分它们的词义。经济增长指更多的产出, 而经济发展则既包括更多的产出, 同时也包括产品生产和分配所依赖的技术和体制安排上的变革。在他们两人看来, 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 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包括生产的物质产品和服务在内的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的增加, 主要是指数量上的变化, 表现为GDP或人均GDP的增加。而经济发展既是一个数量概念, 更是一个多维度的质量概念, 它不仅包括经济增长, 而且还包括经济结构的改善、质量和效益、分配的合理乃至政治体制的变革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经济增长包括了由于扩大投资而获得的增产, 也包括由于更高的生产效率, 即单位投入所生产的产品的增加。而经济发展的含义则不止这些, 它还意味着产出结构的改变, 以及各部门之间投入分布的改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如同人的成长一样, 增长着眼于身高、体重, 发展则注重于机能和素质的协调和改变, 如学习能力等[1]。

总之, 经济发展应是伴随着经济结构、社会和政治体制变革的经济增长。一般认为它包括以下几层含义:一是经济增长即产出的增加;二是结构改善, 包括人口结构的城市化、产业结构协调与优化;三是人民生活的普遍提高, 包括实现充分就业、社会保障、公平分配、生活环境的优化和美化、居民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提高;四是政治和经济体制能够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也就是说, 经济增长并不是简单等同于经济发展, 如果只有产出的增加而无其他的改变那只能是有增长而无发展。

二、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必然同步

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不一定是同步的, 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带来社会的稳定。相反经济增长如果不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体制、社会领域的变革, 还会造成社会不稳定。

其实关于社会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 早已不是一个新的命题。在19世纪、20世纪, 把经济增长和物质财富作为衡量国家进步的唯一标志的理论曾一度占据了主流。这种理论认为, 经济的不发达是政治动乱的根源, 只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 就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的持续进步, 各种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 社会也就会保持稳定。但社会发展的现实却证明其武断性和不合理性。因为, 现代化是一个“含义广泛的社会综合运动, 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达标”[2], 它既包括经济的工业化, 同时也包括国家的民主化、社会的城市化和价值观的个人理性化, 其丰富内涵是GDP指标所难以涵盖的。在现代社会中, 正是由于人们过于关注GDP的增长而忽视了对于生态的保护、忽视了人文关怀, 片面地追求经济的高增长率, 导致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社会发展的不可持续。亨廷顿在其《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事实上,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 但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因为“产生政治秩序混乱的原因, 不在于缺乏现代性, 而在于为实现现代性所进行的努力。”[2]亨廷顿所言虽比较偏激, 但也有一定的道理, 现代化进程确实伴随着动荡、不稳定, 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改革的代价。从历史上来看, 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英国经济迅速增长之后, 发生了社会动荡[3];而前些年经济发展居亚洲四小虎之首的印尼近年来也不断发生动乱、政变[4]。当然, 这些例子还不尽然说明一定是经济增长带来社会的不稳定, 造成这些国家发生动荡的原因还有很多, 但它至少说明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稳定。关于原因,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迪尼认为是社会结构失衡、两极分化与阶级斗争。当然经济增长也不必然带来社会的动荡不稳定。而就算我们可以肯定上述例子中的不稳定是由于经济增长造成的, 我们也只能推出经济增长会带来不稳定, 但是并不能据此认为经济增长必然带来社会不稳定。因为从全球看, 情况并非都如此。很多国家如西德、日本、意大利在二战后都出现了高经济增长率, 但是国内却几乎没有发生什么冲突, 其现代化进程基本是在非常平稳的过程中进行的。

因此, 严格地说, 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是具有双面效应的, 即同时存在对社会稳定正向的促进效应和反向的破坏效应, 而最终结果则取决于两类效应的角力。由于这两类效力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人为控制的,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的质量, 关注经济增长对人类发展、人民福利的作用[5]。因此, 要使经济增长在社会稳定中起到正向作用, 就要在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之间求得一个相对的和谐与平衡, 也就是实现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三) 经济稳定应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之上的稳定

经济稳定的内涵包括: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微观经济活动充满生机活力;经济结构的合理性和宏观调控的有效性[6]。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是保持经济稳定的一个重要基础。

过去那种以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战略, 把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 是一种单纯追求增长的片面发展战略。这种战略的缺陷在于其仅仅关注发展的手段, 却忽视了发展的目的, 无视普通民众的需要;把环境当做可无限获取的资源, 而没有意识到自然环境是人类得以延续下去所必须珍惜的必不可少的外在条件, 以及其作为生产资源的有限性。随着20世纪80年代“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提出, 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人们认识到, 把经济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 把当代的生存和后代的持续发展, 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和谐有机地统一起来, 这样的发展才能保证经济增长的持续、稳定和协调。离开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增长, 离开协调有序性的经济增长, 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生活的紊乱、衰退乃至危机。2003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 要求实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均衡发展, 坚决摒弃过去那种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率的片面发展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作为经济稳定的基础得到了普遍的认可。经济稳定主要包括以下几层含义:首先, 应达到生态持续, 把人类自身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和谐有机统一起来。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 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方式, 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空气、淡水、海洋、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 以可持续的方式使用可再生资源, 使人类的发展保持在地球的承载能力之内。其次, 是经济持续。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和高新技术开发及其应用,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提高质量, 优化配置, 节约资源, 降低损耗, 增加效益, 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 减少有害废物的排放, 使经济发展能够满足当代人需要, 又不对后代人的需求构成危害。三是强调社会持续。要求以提高人类生活质量为目的, 促进社会向文明、公正、健康的方向发展。为此, 必须控制人口数量, 提高人口质量, 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 消除贫富不均的两极分化, 建立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 以保证社会的稳定[6]。

综上所述, 维护社会稳定的最终决定力量是经济的持续发展, 这是由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任务决定的。只有极大地促进先进生产力的发展, 促进经济繁荣, 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才能保持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稳定。经济稳定是建立在经济可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稳定, 其内涵应包括生态持续、经济持续和社会持续。

参考文献

[1]金德尔伯格.赫里克.经济发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2]陆志明.现代化是含义广泛的社会运动[EB/OL].新华网, http//:www.xinhuanet.com.

[3]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北京:三联书店, 1989:37-38.

[4]何新.思考-新国家主义经济观[M].北京:时事出版社, 2001:440.

[5]胡鞍钢, 王磊.经济增长对社会稳定的双向效应[J].新华文摘, 2006, (4) .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关系审视 篇11

[关键词]虚拟经济；实体经济；辩证关系；相互促进

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球出现虚拟经济体制，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虚拟经济逐渐扩大，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也越发严重。党中央提出“正确处理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关系”重要指示，科学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促进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一、虚拟经济的概况

1.1虚拟经济的概念

对于虚拟经济的定义，目前还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界内人士也大都是各有各的观点，但总的来说还是围绕着虚拟资本和虚拟化特征来给出各自的解释，笔者认为虚拟经济指的是用有虚拟资本价值的期货、期权以及证券等，没有实体商品做等价交换的交易行为。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交易主体和方式的演变发展推动了交易制度的改革，逐渐出现了各种具有等价效益的替代品，如纸币，这就是一个革命性的发展，在进入二十世纪后，随着银行的出现，证券、期权等虚拟等价替代品的出现，虚拟经济开始萌芽，以经济体系出现在世人面前。人类对于资源的分配需求是推动交易制度发展的原动力，每当分配方式无法满足现状而产生交易震荡时，就会出现新的交易制度变革，并促进经济的发展，使资源分配得到新的平衡。现实证明，随着交易虚拟化程度提高，经济发展方式也越加虚拟化，当达到一个临界时，实体经济就变成了虚拟经济。虚拟经济源自于实体经济，当虚拟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后，对实体经济有会产生重要影响，两者之间存在辩证关系。

1.2虚拟经济的发展概况

近年来，虚拟经济发展迅速，每年的虚拟经济交易额也都有较大增长，具体表现在金融行业交易额逐年增加、金融创新浪潮的出现和对冲基金的发展。

通过市场调查发现，从上世纪末到现在，我国金融行业迎来了一次春天般发展时期，每年的金融交易额，尤其是跨国金融交易额都呈现迅猛增长的势头，2005到2010年，每年跨国金融交易额的平均增长率为8.9%，2010年到2014年，每年跨国金融交易额的平均增长率已经达到14.6%，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随着在世界范围内刮起的金融创新浪潮，各种金融衍生工具登上金融交易的舞臺，通过统计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额度的增加，从侧面体现了虚拟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近几年，对冲基金的出现使国际金融市场得到又一次的惊人发展，通过金融杠杆作用，原始基金拥有控制数倍金额的能力，使原始积极的效用成倍增加，在虚拟经济中的作用也成倍增加。

二、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两者的关系

2.1两者的相互依存关系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即相互促进，又相互制约，是一种辩证关系。首先，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没有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是无水浮萍，无法得到持续发展。虚拟经济中发生交易的载体可以是期权、证券或者股票等有价代替品，这些有价代替品的产生正是来源于实体经济，当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随着交易数量和额度的增加，对交易主体造成一定程度的负担，此时，具有等价意义的股票和证券就产生了，大大方便了交易主体，为交易的生成创造更佳条件。其次，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虚拟经济不同于实体经济，它有独立的运作系统，但同实体经济一样可以创造新的财富。虚拟经济摆脱了实体经济交易的实物负担，它具有独立的商品定价体系，但也承担着更大的交易风险，可以说是利弊各半，也可以说是虚拟经济特有的性质。最后，虚拟经济受限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是脱离了实体商品的经济交易，是一种“钱生钱”的运作方式，但这种运作方式同样需要实物商品作为支撑，只有两者维持一定的平衡关系，才能相互促进发展，一旦虚拟经济超速发展，打破这种平衡，形成泡沫经济，终究会因实体经济的约束而停止发展，直至回到平衡的轨道上。

2.2两者共同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

虚拟经济作为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虚拟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而且，虚拟经济扩展了经济的范围，为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点。虚拟经济以一定的资金和资源作为初始运作工具，通过吸收更多的资本来进行经济循环运作，创造新的财富，与实体经济共同促进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虚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资源的合理分配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有利于实体经济的资金流通和资源分配，同时虚拟经济的发展带动了社会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影响

虚拟经济作为实体经济发展的产物，当虚拟经济得到发展后，必定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就目前情况来看，影响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应该采用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个现象。

3.1积极影响

虚拟经济在摆脱了实体交易的各种弊端之后，表现出高利润、高流动的特有性质，在吸引小额资本和闲置资本方面有独特效果，增加了资本的流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积极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吸引闲散资金，通过虚拟交易汇集这些资金，可作为实体经济的资金来源，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助力；②虚拟经济因为脱离了实体物品的交换，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较少交易风险，从而促进更多虚拟交易的生成；③虚拟经济可以有效降低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性，使资源分配更趋于合理性、公平性，这样就可以促进实体经济的运作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④虚拟经济避免了信息不对称的问题，使得实体经济中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分配，提高资源利用率，有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⑤虚拟经济为交易的发生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促进了资金的流通，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3.2消极影响

我们说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存在一种辩证统一关系，那么有积极影响，也就自然存在着消极影响：①虚拟经济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当虚拟经济进入社会市场后，这种不确定性必然对实体经济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提高了实体经济的投资风险；②虚拟经济可能会引发金融危机，虚拟经济的极速发展会给人们造成一定的假象，在进行虚拟投资时增加风险，而一旦这种风险形成连锁反应，将会引发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也会造成严重冲击。

四、处理两者关系的相关建议

4.1虚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实体经济的支撑

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可以说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温床，虚拟经济离不开实体经济而独立发展。良好的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得以发展的基础，只有以健康稳定的实体经济做依托，虚拟经济才能得到发展空间。以我国经济发展为例，我国的实体经济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很大差距，缺乏虚拟经济的发展空间，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主，大力支持实体产业，技术产业和高新产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实体经济基础，为虚拟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环境。

4.2正确理解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相互关系

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既有好的影响，也有不好的影响，如何对待这两种经济体制，这需要我们能够正确看待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的基础，离开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将成为无根之木，失去发展的条件和空间。我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建设的现状要求我们应以发展实体经济为主，支持虚拟经济为辅，既要发展实体经济，为虚拟经济的发展夯实基础，又要有节制的发展虚拟经济，促进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

4.3加强对虚拟经济的监管力度

我国在虚拟经济领域的发展还存在各种限制条件，因此在发展虚拟经济时要加大监管力度，以防出现“泡沫经济”，对社会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首先，要发挥国家在经济体制中的主导作用，加强对银行、证券、期权等虚拟交易机构的监管力度，提高虚拟市场的信誉度，稳定虚拟经济的发展；其次，要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将对虚拟市场的监管提升到法律的高度，制止投机倒把的发生，维持市场的公平秩序。

五、结论

虚拟经济在促进经济的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增加了社会经济的发展风险，如何合理的看待虚拟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和造成的风险，正确理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促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有效控制虚拟经济带来的风险和泡沫，将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刘洋.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对现代金融危机的影响研究[J].经济问题，2015（1）

经济法与经济学 篇12

一、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周期性

(一)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历史回顾

自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 我国已经经历五个经济周期:1977—1981, 1982—1986, 1987—1990, 1991—2001, 2002年至今。

1977—1981年为第一个经济周期。1976年经济增长率为负增长, 降低了1.6%, 1977年突然上升为7.6%, 1978年达11.7%。1979年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 直至1981年降至谷底, 经济增长率降为5.2%。这次周期历时5年, 上升2年下降3年, 波动幅度为6.5个百分点。

1982—1986年为第二个经济周期。1982, 1983年经济增长率为9.1%和10.9%, 1984年达15.2%, 1985年经济增长回落, 但仍然高达13.5%, 1986年经济增长率继续回落至8.8%。这一时期宏观经济的典型特征是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双膨胀, 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这次周期历时5年, 上升3年下降2年, 波动幅度为6.4个百分点。

1987—1990为第三个经济周期。1987年, 中国经济继续过热, 经济增长率高达11.6%, 1988年为11.3%。1989年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至4.1%, 1990年继续下降至3.8%。这次周期历时4年, 上升1年下降3年, 波动幅度7.8个百分点。

1991—1999为第四个经济周期。1991年, 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2%, 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上升阶段。1992年经济增长率达14.2%, 物价上升5.4%, 1993年经济增长率13.8%, 物价上升13%, 投资消费双膨胀, 煤电油运原材料供给紧张, 金融秩序混乱, 人民币黑市汇率贬值到1∶11。1993—1996年, 经济增长率平均每年回落1个百分点, 1996年为9.6%, 实现经济“软着陆”。1997—1999年经济增长率下滑, 为8.8%, 7.8%和7.1%, 1999年下滑至谷底。从1993年算起, 连续下滑7年, 前4年是主动调整, 后3年是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和内需不振的双重影响。这次经济周期长达9年, 波动幅度为7.1个百分点, 上升2年下降7年。

2000年以来, 至今为第五个经济周期。2000年经济增长率回升到8%, 2001年受世界经济衰退的影响又下降到7.3%。2002年, 经济增长率回升到9.1%, 2003年9.1%, 2004年9.5%。2005年经济继续高速增长, 达到10.4%, 2006年达到11.1%, 2007年继续增长到11.4%。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发生以来, 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虽然有所回落, 依然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二) 中国经济增长与中国经济波动根源和动力的历史变迁

综观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经济增长, 我们发现:在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周期性体现出与政治周期和政治事件的高度相关性;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 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的周期性越来越受到国内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改革开放30年来, 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基本思路和做法, 导致了持续的开放与相对滞后的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矛盾已经突出地表现在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中, 形成了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四大矛盾:外汇流动性过剩与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并存;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与人民币货币政策紧缩并存;人民币对外加速升值和对内持续贬值并存;持续的内需不振与国外需求急剧下降并存。四大矛盾使得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呈现出极其复杂的局面, 我国经济增长面临着潜在的巨大风险。

历史表明, 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动力和根源已经从政治变革所引发的制度变迁转化为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变化, 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更多地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推动和制约。

从改革开放30年来5次经济周期看来,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 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周期明显延长, 波动幅度明显缩小。因此, 继续深化改革我国经济体制中旧有的计划经济成分, 建立与现代市场经济和国际惯例接轨的宏观调控体系仍然是未来改革的方向;但是, 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的过程中, 必须时刻关注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 才能准确把握和确定改革的进程, 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二、当前宏观经济形势与宏观经济政策

(一) 当前宏观经济形势

随着我国2009年1—5月主要经济数据的公布, 当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各种分析判断也纷纷出台, 但是各方面对我国目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和今后经济走向的预测存在很大的不同。比较乐观的机构和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经济已经复苏, 整体经济走势已经向好。而也有不少专家和机构认为, 由短期的数据判断经济见底还为时尚早, 中国经济离复苏还有很远的距离。我们认为:

1. 中国经济目前已经企稳。

首先,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 2009年一季度GDP增长6.1%, 同比下降4.5个百分点, 比上年全年下降2.9个百分点, 与2008年第四季度6.8%的速度相比, 下降了0.7个百分点。可见, 从GDP增长速度指标看, 我国经济目前虽处于下行过程中, 但下行的速度和压力有所放缓, 出现了企稳的迹象。

2. 中国经济实现复苏还存在很多困难。

在当前经济运行过程中, 虽然出现了一些企稳回暖迹象, 但许多困难因素并没有消失, 特别是一些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还需要通过深层次的改革和调整来加以推进。主要表现为: (1) 目前经济增长动力主要还是依靠投资拉动; (2) 消费虽有所启动但增长缓慢且基础不稳; (3) 外部需求需要较长时期才能恢复增长。

从30年来的经济增长来看, 上一个周期从1990年经济增长的谷底开始, 1992年达到顶峰, 1999年回到谷底。1990年经济增长处于谷底时, 增长率仅为3.8%, 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最低点;1991年, 经济增长率就跃升到9.2%, 1992年迅速达到这轮经济周期的峰值14.2%, 在逐步回落中保持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 随后逐渐回落到1999年的7.6%。本轮经济周期从1999年经济增长的谷底开始, 经过2000至2002年的3年时间, 逐步过渡到2003至2007年连续5年的两位数的平稳快速增长。

从上述分析可知, 我国经济波动呈现出周期越来越长, 波动幅度越来越小的总体特点。上一轮周期经济增长率的谷值与峰值之间相差10多个百分点。本轮经济周期起步平缓, 运行相对更加平稳, 到目前为止, 经济增长率的谷值与峰值之间相差不到4个百分点。

从我国经济波动的总体特点来看, 本轮周期的后半期能够平稳回落到新的谷底, 谷底的经济增长率不会太低。2007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没有改变这一点。但是, 如前所述, 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还存在着四大矛盾和风险, 要尽快出台措施深化改革。

(二) 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延续与总量失衡的加剧

1. 财政政策。

我国财政收支增速远超过GDP增速。从2002年到2006年, 我国GDP年平均增长10.3%, 而同期财政收入年平均增长21.0%, 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5.6%提高到18.4%, 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从18.2%提高到19.2%。预算收支超GDP增长, 意味着有更高比例的国民收入, 由于分配格局的变化, 由低消费倾向转向了高消费倾向, 这无疑是扩张性的。

我国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改革远未完成, 三大差距继续扩大。在十七大提出的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背景下, 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的压力日益增大。因此, 我国财政支出的增长是一个长期趋势。

进入2008年以来, 1月份的南方雪灾、5月份的四川地震、8月份的奥运及其引发的一系列问题, 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就业压力, 都极大地增加了财政支出的压力。从短期来看, 财政支出的大幅度增长导致的扩张性效应, 将对宏观经济运行产生深刻的影响。金融危机之后的4万亿投资计划, 对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8%以上,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时, 根据公共支出的锯齿型增长理论, 我国在今后一段时期内, 即便金融危机过去, 依然会维持比以往更高的支出水平。

2. 货币政策。

2003年到2006年期间, 人民银行曾4次调高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 但由于利率提高幅度落后于物价上涨的幅度, 真实利率水平实际上是下降的。例如, 从2006年10月到2007年8月, 物价总水平同比上涨幅度从2.15%上升到4.55%, 上升了2.4个百分点, 而同期反映商业银行资金成本的人民币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只提高了1.08个百分点, 名义贷款基准利率也只是从5.31%提高到6.12%。在名义利率远远落后于物价上涨, 真实利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 货币政策显然是扩张性的。

2002年以来, 随着中国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中央银行为冲销外汇占款而投放的大量超额基础货币造成的货币供应量过大, 给国内经济造成了越来越大的通货膨胀压力, 成为物价上涨的基本制度成因。2008年以来, 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 国外需求急剧下降, 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持续下调名义利率, 这种扩张型货币政策的持续, 对推动物价上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09年下半年, 公众通货膨胀预期已经形成。

3. 汇率政策。

由于贸易结构、贸易对象国汇率以及物价变动等因素的影响, 从2002年到2005年, 人民币的真实有效汇率呈现出稳步下跌的趋势, 贬值19.1%。2005年3月以后, 人民币真实有效汇率开始稳步回升, 到2007年9月, 升值了13.6%。但与2002年初相比, 真实有效汇率仍然降低的。

由于持续多年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等, 结构性调控手段失效, 物价水平出现“边调控, 边上涨”的局面, 经济总量失衡加剧, 突出地表现为宏观经济运行中四大矛盾日益尖锐和激化。第一, 外汇流动性过剩与人民币流动性过剩并存的矛盾。在强制性售结汇制度下, 外汇流动性过剩与人民币流动性过剩互为表里, 在实际上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影响下, 货币过剩导致通货膨胀的压力越来越大。第二, 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与人民币货币政策紧缩并存的矛盾。1978年以来, 为了吸引外资, 中央政府以及各地地方政府出台了一整套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 从而形成了享受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享受各种保护和支持政策的国有企业与受到歧视性待遇的私人企业三者并存的利益格局。在人民币货币政策紧缩情况下, 受到冲击的主要是私人企业和中小银行。因为, 政府优惠政策对于外资企业形成了保护;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实际上的扩张性更加有利于政府以及政府保护支持的企业。市场经济的本质在于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性, 而当前制度设计的不平等固化了不平等的利益格局。第三, 人民币对外加速升值和对内持续贬值并存的矛盾。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 一国货币的对内价值和对外价值应该一致, 也就是说出现通货膨胀的国家, 本币对内价值下降, 对外价值也应该下降, 即该国货币对外应表现为贬值。然而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 人民币内外价值走向出现差异, 对外表现为升值, 对内表现为贬值。这种现象是国际通货膨胀与国内吸引外资政策以及现行外汇管理制度相互作用的综合表现。简而言之, 国际通货膨胀使得我国外汇储备余额高速增长, 吸引外资的政策导致外资大量流入, 售结汇制度使得国际通货膨胀传递到国内, 引发国内通货膨胀。当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汇率政策实际上的扩张性, 使得两者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第四, 持续的内需不振与国外需求急剧下降并存。至今为止, 由于住房、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层面的改革远未完成, 由此引起国内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宏观经济运行中最主要的问题。国外需求急剧下降主要是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所造成的, 从长期来看, 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在于低廉的劳动力价格, 这一点并没有发生改变, 随着世界经济形势的好转, 国外需求的回复只是时间问题。

从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宏观调控实践来看, 放松对于经济运行的管制, 促进市场取向改革的深入, 是维持宏观经济稳定的主要思路。因此,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 应当尽快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同时, 进一步深化改革, 化解经济运行中的深层次矛盾。

三、加快宏观经济政策转型稳定宏观经济运行

改革开放以来的五次经济周期中, 1991-1999第四个经济周期的初期, 曾经出现严重的经济过热。为了稳定物价和经济运行, 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宏观调控。主要措施包括:

1.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的政策。一方面, 运用行政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 如对在建项目进行审核排队、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等;另一方面, 发行国库券回笼货币资金, 严格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

2.着眼于加快改革步伐, 从新旧体制转换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办法。1993年10月,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将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具体化, 并于年底推出财税、金融、外贸等重大体制改革措施等。

在当前我国经济企稳的情况下, 应当及时退出行政化的宏观调控方式。行政化的间接调控只能作为一种应急措施, 而不能成为我国宏观调控的主导方式和未来的方向。只有进一步深化市场取向的改革, 才能化解经济运行中的矛盾:第一, 进一步改革我国的汇率制度。对内贬值对外升值的例子并不只是在中国出现过, 在日本和德国都出现过, 但是因为对汇率制度的不同选择出现了不同的结果。日本在广场协议后, 日元快速升值。为了缓解日元升值对经济和就业带来的紧缩效应, 日本央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导致日本出现泡沫经济。而后又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 导致泡沫的破灭。而德国则是采取浮动汇率制度, 从而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所以德国受到的损失相对较小。

从德国和日本的例子可以看出, 不要让货币政策沦为汇率政策的附庸。我国为了维护人民币的汇率稳定而牺牲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从而导致当前的通货膨胀。通货膨胀的出现可以降低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这是经济体的自适应反应。只有根本改革汇率制度, 改革强制性售结汇制度, 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民, 才能改变当前中国基础货币投放以外汇占款为主导的现状。第二, 逐步减少或者取消对于外资的优惠政策, 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 实现市场竞争主体地位的平等性。第三, 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当投资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 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投资和出口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靠技术进步和效益提高拉动的经济增长模式。第四, 进一步推进住房、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 以真正有效地启动内需。第五, 在财政支出压力增大的基本形势下, 必须加强对公共支出的监督, 优化公共支出的结构。

从更为长期的角度来看,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以开放倒逼改革的基本思路。随着外贸依存度的提高, 我国经济运行越来越受到国际经济形势的影响。国内经济体制的改革滞后, 必将放大宏观经济运行的风险, 使得中国经济波动加大, 稳定的增长不可持续。

摘要：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五次经济周期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波动, 得出以下经验: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的动力和根源已经从政治变革所引发的制度变迁转化为国际国内经济因素的变化, 国内政治、经济制度的变迁更多地受到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制约, 应当及时实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和进一步深化汇率制度的改革。

关键词：经济增长率,经济波动,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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