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与经济

人口与经济（通用12篇）

人口与经济 篇1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关系综述

就人口红利是否对经济发展具有显著影响而言, 学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

(一)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作用甚微

一部分学者从理论的角度得出结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发展贡献不大。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中, 劳动指劳动力, 劳动力是数量与质量的统一。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 劳动力质量对数量有很强的替代性, 而数量对质量的替代性较弱甚至根本没有。另外, 在经济学中有一个著名的“里昂惕夫之谜”。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悖论, 其实是因为美国劳动力的效率和素质比其他国家高4倍左右, 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其他国家相比也是有竞争力的。经济增长理论和“里昂惕夫之谜”均说明了劳动力素质比劳动力数量更重要, 更有利于经济增长。

具体到中国国情, 我国人口红利的实现受到了各种条件的制约。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因素:第一, 巨大的就业压力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面临的突出矛盾, 这意味着大量人口实际上未能有效参与生产, 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 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速度加快形成叠加。第二, 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体系和户籍制度严重阻碍了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第四, 我国人口素质偏低严重制约了人口红利的实现, 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研究人员数相对较少, 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道德素质亟待提高。

(二)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作用显著

现有的学术研究表明, 改革开放30年, 我国享受了大量的人口红利, 伴随着改革开放, 我国从1979年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迅速的降低人口出生率, 减少出生人口数量。这从两个方面促进中国经济腾飞。

一方面, 出生人口的急剧减少, 会减少被抚养人口的数量, 而劳动力的人口却在短时间内保持不变, 直到计划生育的人口变为劳动力人口, 以及第一代独生子女的父母退休。由于被抚养人口的减少, 从全社会来说, 劳动人口就相对增加, 这必然会增加全社会资本的积累, 促进经济的腾飞。这也是现在房地产泡沫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 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实施, 父母会在子女身上进行更多的人力资本投资,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促进了经济腾飞。

上述两种观点虽然相左, 但都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具有启示作用。结合起来看, 我国在经济发展中确实享受到了人口红利带来的机遇, 但同时也不可否认人口素质对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数量不足, 劳动力成本较高, 质量不高, 则难以提高生产率, 这都会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又牵涉到另一个问题,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该何去何从?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经济效应

(一) 人口生育政策实施的积极效果———成功控制了人口过快增长

第一, 生育政策促进生育率大幅度降低, 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被有效地遏止, 成功地实现了人口低增长的目的, 使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没有出现比第二次人口出生高峰更严重的人口增长态势, 使我国13亿人口日的到来至少推迟了4年。

第二, 缓解了人口压力。现行的生育政策减轻了人口和土地、资源的矛盾, 促进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缓解了国家在资金、粮食、原料、能源、交通、市政基础设施、教育、服务、住房和就业等多方面的需求紧张和资源短缺状况, 促进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 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妇女、儿童的健康水平。由于实行了计划生育, 妇女赢得了走向社会的时间和机会, 这对于提高妇女的文化程度、掌握致富技能、参与社会活动、改善妇女的社会地位均有促进作用。

第四, 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生育政策通过限制孩子数量、简化姊妹结构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福祉。独生子女的教育优势清楚地表明, 低生育率增强了父母投资子女教育的动力和能力, 改善了青少年的教育。

(二) 人口生育政策的负面效应———人口发展风险在加剧

我国的“一胎化”政策考虑到了严格控制人口的必要性, 但对严格控制人口的合理程度和可行空间未予足够重视;中国的“一胎化”政策, 由“大力提倡生一胎”快速过渡到“只生一胎”, 过分重视和强调了人口增长的挑战性, 却严重低估了迫使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做法, 同样有着巨大的风险。归结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人口性别结构失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 伴随生育率的下降和持续的低生育水平, 中国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一直居高不下。出生性别比和婴儿死亡率性别比失常的前提是男性偏好。特别是农村已经把第一个孩子的性别作为再生育的条件。

第二, 老龄化问题。在人口总量急剧减少的情况下, 人口年龄结构也将急剧老化。随着未来大批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 养老问题将愈来愈突出。

第三, 劳动力不足开始显现。生育水平的长期低迷以及伴生的老龄化现象必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冲击, 如减少劳动力数量、改变劳动力人口的年龄构成以及影响劳动力参与等。综合效应会使劳动力的有效供给下降, 进而引起工资率的上升。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往往随着原材料、销售、房地产等其他成本的上升, 这些因素将合力导致中国对外商投资吸引力的下降, 削弱外向型经济的比较优势和国际竞争力。

第四, 生育水平的下降还会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人口增长有利于增加消费的需求和总需求, 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 扩大就业, 反之亦然。

第五, 独生子女的健康、安全问题。社会学家的研究发现, 独生子女与其父辈相比, 大多数人在人格特征方面更具个人中心主义色彩, 同时也更缺乏合作、共享和宽容精神。现行生育政策的负面效果使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 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我国面临的人口形势

(一) 人口结构变化

我国人口结构迅速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发展的负面影响已经显现。近年来, “民工荒”已在我国东南沿海等发达地区出现, 且有加重蔓延趋势。从人口角度来看, 这是我国人口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表现。与本世纪初期相比, 2011年我国小学在学生规模创新低。由于我国青少年人口持续迅速下降, 我国人口将进入“荒”时代, 小学到大学的“生源荒”, 经济成长企业发展的“用工荒”以及保家卫国军队的“兵源荒”, 中国将迎来“多荒”迸发的时代, 进而进入“荒”时代。

(二) 人口老龄化加剧

从动态的结构视角观察我国今后数十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并不乐观。随着人口进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阶段, 人口必然趋于老化, 但对我国人口来说, 我国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无疑大大加速了我国老龄化进程。

从动态结构观考察, 人口加速老龄化之后是劳动力人口老化, 因为持续的低生育率会使青少年人口比例低, 这样势必造成劳动力年龄人口老化。在科技就是生产力的时代, 老龄劳动力人口在接受新的知识和科学技术方面比青年劳动力要处于劣势, 对新产业和就业岗位的适应能力也要弱一些。所以, 劳动力人口的迅速老化是通过对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回报和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 从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效应。

对我国人口政策的建议

(一) 充分提升我国人力资本, 全面提高人口质量

当前及今后一段时期内, 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充分开发各年龄层次的人力资源、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则是我国经济增长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的人口动力和源泉。从长期发展的角度看, 我国目前最关键的问题是人口素质偏低。多年来国家在加强教育方面投入了很大力量, 我国人口素质已有显著的提高。在建设知识型、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时, 这种需求显得更加强烈。因此, 我们要树立人才资源第一的观念, 把大力提高人口素质作为实施人口发展战略的关键环节, 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一是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二是提高全民健康素养;三是建立以预防为主的公共卫生体系;四是坚持教育优先发展, 加大对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 提高全民受教育水平;五是提高全民思想道德素质, 实施公民道德振兴计划。

(二) 解放劳动力, 挖掘剩余劳动力潜能

首先, 进一步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 推进劳动力市场的信息化、网络化、体系化和法制化, 在促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的同时, 有效保障劳动力合法权益, 规范市场秩序, 创造公平的就业环境, 促进劳动力通过市场实现就业。其次, 优化产业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努力促进就业。再次, 积极推进城镇化战略, 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 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三) 以市场为导向, 宏观调控人才分布

在完善劳动力市场信息化的基础上, 掌握各个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 以此为基准, 制定各行业、多层次的人才培养计划。并加强对劳动力职业生涯规划的宏观调控, 解决农村人才短缺, 城市人才扎堆的问题, 减少人力资源的浪费。保证将数量一定的劳动力转换为最大的人力资本。

(四) 运用社会保障体系的杠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 实现福利制度社会化, 是贯彻我国人口政策, 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有利杠杆。当前我国社会保障事业不仅与社会发展事业和人民群众的要求不相适应, 也大大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今后必须加大投入, 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 缩小这方面的差距, 使农村和城市人口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结语

由于我国长期的严厉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 未来数十年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 更为严重的是,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上的少子老龄化与性别结构上婚配男女严重失衡还会相互叠加, 这是人类人口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重叠失衡现象, 这是中国面临的最大的人口挑战。因此, 我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迫在眉睫, 应通过对劳动力数量的全面挖掘, 以及劳动力质量的全面提高, 来保证劳动力供给, 保持劳动力竞争优势, 达到为经济增长提供更有效、更科学、可持续人口动力和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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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与经济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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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篇3

我国政府控制人口计划生育的政策，在过去20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未来几十年这项政策将继续积极有效。诺贝尔经济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克莱因博士就曾提醒我们：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在经济上获益 ，但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却因人口增长减缓而导致人口老龄化，致使社会负担逐渐加重，劳动力成本不断增加，从而拖累了经济发展，使其逐渐失去了往昔的发展优势。日本如今缺乏有技能和受过高水平训练的人口，且人口严重老龄化， 经济发展裹足不前。克莱因博士认为，日本因为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不曾预见五十年后的情景而面临人口问题，中国如果稍有不慎也会在新世纪中叶重蹈覆辙。

从人口战略的角度来说，目前世界各国都特别重视总人口负担系数或被称为社会抚养系数，即：全国0～14岁和65岁及以上人口之和占15～64岁人口的比重。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主任于学军研究员的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呈现一个先降后升的U型趋势，而谷底就在今后的20年。日本正是在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时，利用人口负担系数比较低，劳动力资源较为充分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制造业，扩大出口规模，加速经济的发展，从而跻身世界经濟大国的行列。因此，人口学家往往称这段时期为发展社会经济的“黄金时间”，或称之为“人口红利”。

日本著名学者黑田俊夫在比较了中国和日本的年龄结构转化模式后指出，中国在今后几十年的人口年龄结构转化与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时的情景酷似。从统计数据上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滞后日本25～30年，如果中国也能及时有效地抓住本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黄金时期，从日本手中接过经济发展的接力棒，成为世界的生产中心，就会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从而使经济发展上一个新的台阶。

这不是空想，而是正在发展中的事实。因此我们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充分利用这段“黄金时间”使经济高速发展并尽量延长这个时期，避免在经济高速发展后出现由于人口增长缓慢而导致的经济停滞不前的窘境。当然，这需要我们提前对人口战略和策略进行相关调整。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的领头羊，在人口转型上也领先全国。早在1979年我国改革开放之初，上海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超过了10％，早于全国21年。相应的，上海经济发展中的人口结构的“黄金时间”也早于全国20年左右，上海目前正处于这一时期。当然，这都是就上海本地人口的发展形势而言的。目前，尽管有大批农村劳动力和外来人员补充上海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但上海的总人口负担系数已经开始逐步回升。根据这一发展趋势，上海已经开始对有关人口、教育、就业、保障等政策作出调整。

人口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当我们评论一个社会的人口增长方式是否适当时，要把它放在特定的社会的、经济的、历史的、自然的、技术的诸多环境中来考查，单就人口自身的状况而言是说明不了任何问题的。但是，在现实社会中，人们常常会看到人口发展的一个方面而忽视其他方面。我们既要看到人口控制政策的胜利成果，也要看到人口结构有没有朝着头重脚轻的不和谐方向发展。所以说，在人口发展方向和战略上不能一味地追求人口的零增长或负增长，那样的话，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不仅会丧失经济发展的良好机遇，而且人口问题将再一次从另一个方向成为阻碍我们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解决人口问题最终还是落在经济发展上，只有保持适度的人口数量才能扩大市场、刺激消费，才能加大经济规模，带来经济效益，从而长期稳定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篇4

窗口服务行业往往代表着一座城市的对外形象,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这一形象建设。许多地方的窗口服务行业还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诸如服务态度和服务质量差,服务不规范,服务乱收费,车站、港口、公交车等公共场所服务秩序差和治安状况不理想,部分银行网点排队等候时间过长,出租车拒载、宰客、不打表,公交车、出租车车内卫生条件差等问题。这些问题如不加以解决,必将影响到当地软环境建设的总体成效和对外整体形象,因此,我们必需把窗口服务行业服务秩序的规范、服务质量和水平的提高作为经济发展软环境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

七、做好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工作

划分城市功能区,对于合理引导产业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积极的作用。城市功能区的划分要充分考虑城市不同区域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区位条件、发展潜力等各方面的因素,选择最适宜该区域的功能定位。各类城市功能区之间要分工协作,相互促进,形成合力。一般情况下,城市主城区范围内应定位于以发展服务业为主,不宜新上有污染的工业项目;城市附近及其他环境敏感区域应严禁新建冶金、建材、化工等重污染企业,已经建成的要有计划地逐步实施搬迁;城市工业发展应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新型工业化道路,新上的工业项目应尽量安排到各类工业园区或工业基地进行集中发展。城市功能区科学、合理的划分与定位,能够显示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和水平,是当地拥有良好的经济发展软环境的具体体现,也是城市经济协调、有序、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八、建设诚信政府,推动诚信社会建设

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的基石,政府在诚信社会的建设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建设一个诚信的社会,首先必须建设一个诚信的政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诸如办事程序不透明、承诺不兑现、执法随意、朝令夕改、政出多门、拖欠工程款、“三乱”(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政府失信的问题,从提高公务员素质和加强制度建设两方面入手,以依法行政为基本要求,社会管理的公平、公开、公正为中心内容,大力推进诚信政府的建设,通过诚信政府的建设,带动社会诚信体系的建设,在全社会形成“诚信光荣、失信可耻”的良好社会风尚。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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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国琦武卫政:打造“诚信政府”[EB/OL].http://www.

程芸彭尚平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一、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

人既是经济发展的最终受益者,也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种资源。工业革命后,世界人口和经济开始了快速增长的过程,因此,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普遍关注,形成流派纷呈、见解各异的多种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

1.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悲观论

悲观主义的人口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尔萨斯,在1978年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中运用“两个公理”、“两个级数”、“三个命题”和“两种抑制”等研究了人口生产与生活资料的关系,开创性地建立了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分析框架,使人口经济问题得到了广泛关注而推动了人口学的发展。他认为人口的增值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在某些情况下,一国财富的增加丝毫无助于改善贫苦劳动者的境况。无论经济如何发展,人均收入将永远处于户口水平。这种悲观的人口理论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这一理论的推动下,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不断推陈出新,出现了许多颇具世界影响的理论流派。这其中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维·莱宾期坦和R·纳尔逊提出“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家安理斯·科尔和埃勘加·胡佛的“人口增长制约经济增长”理论和保罗·埃利奇的“人口爆炸”理论为代表。

悲观的人口经济发展理论至今仍有争议,但却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悲观论的意义在于使我们清醒地看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负面效应,使我们将人口问题作为经济问题研究的核心变量对待。但同时也要认识到那种对人口增长危言耸听或相关无事的论调都是错误的。

2. 人口与经济发展的乐观论

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使世界人口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人口锐减,人口增长率降到了历史最低水平。面对这种情况,欧美各国担心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生存与发展,便相应产生了一系列与悲观主义人口经济发展论相反或相对的乐观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英国经济学家J·M·凯恩斯和美国经济学家A·H·汉森的“长期停滞”理论;美国朱利安·西蒙教授和英国农业经济学家格林·克拉克为代表的“人口推拉”理论;美国未来学家A·托夫勒和经济学家S·S·库兹涅茨的“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理论是乐观论的主要代表。

与悲观论相对,乐观论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正面效应。但具体分析起来,我们需要对悲观论和乐观论进行科学的整合,形成一种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问题进行客观而公正的全方位评价的综合理论,用以正确指导我们的实践。

3. 人口转变理论

人口转变理论是一种联系社会经济发展,以人口发展过程及其演变的主要阶段为研究对象的人口理论。19世纪以来,世界人口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高出生率、高死亡率阶段,第二个阶段是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低出生率、低死亡率阶段。人口转变理论一般被认为是现代社会中具有代表性的人口理论,它不仅被用于研究发达国家的人口发展,也广泛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发展。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人口转变的第三阶段,是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的结果。没有出现突然性的“人口爆炸”。由于出生率无法脱离经济水平,而使得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没能进入第三阶段,有必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口的增长。

4. 经济适度人口论和可持续发展理论

此为分析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最重要的理论之—,它的初创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和威克赛尔。坎南以报酬递减律为根据,将产业最大收益当作达到适度人口的标准;其后,威克赛尔引入边际分析方祛研究适度人口。索维确立了现代经济适度人口理论的地位,拓展了研究范围,丰富和发展了对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1)为适度人口设立包括非经济因素在内的9个指标,使确定适度人口的标准趋于多元化;(2)将技术进步引入到适度入口的分析中,创立了动态适度人口理论;(3)将稳定人口应用于适度增长率的研究中,探讨了人口总量同经济总量的最优关系,因而获得更加系统化的理论分析思路。在索维之后,还有斯彭格勒所著《面对零增长》一书对经济适度人口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理论比适度人口论更为人口经济理论开拓了研究领域,明确表达了发展是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和社会相协调的发展及其良性循环,这在—定意义上更加完整、科学地确立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5. 人力资本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西奥多·舒尔茨将人力、人的知识和技能认定为资本的一种形态即人力资本,认为它的形成是对教育、卫生、健康、劳动力迁移等影响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它能更大程度上带来经济效益,从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后,贝克尔又丰富了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培训等对于人力资本形成重要作用,并对人力资本投资、生育率、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剖析,提出了许多新的人力资本分析力祛。舒尔茨和贝克尔利用自己创立的理论对战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比较合理的理解,强化了人们对人力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的积极认识。

西方学者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经典理论是西方和世界人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这些经典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尽管这些经典理论中也存在不足甚至包含—些错误,但它们为我们探讨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提供了最基本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尤其对正确认识、把握和解决我国人口经济问题、促进我国人口经济协调发展具有重要启示作用和参考价值。

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框架的引入,学者普遍感到,研究中国人口经济问题不仅要探讨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内在关系,还要考虑资源环境对二者关系的制约关系。

蒋正华认为影响中国最大人口容量的因素有两个:一是食物供给现状和前景限制着着人口的过快增长;二是人口增长过快可从报酬递减和资源过度两方面影响经济的发展。田雪原则认为,人口与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全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我们必须认识和把握他们之间的协调关系。此外,于学军对人口老化与生产、人口老化与分配、人口老化与消费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叶文振关于孩子成本与效应的微观经济学分析、张纯元对贫困地区人口特征与消除贫困的研究等,均属于有较高学术价值的研究。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难发现它们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强调多学科的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研究也不局限于简单地探讨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是将人口学、经济学、教育学、政策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科学地结合起来;二是更加注重实用性的研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研究选题则更加突出其成果为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指导作用。

三、人口与经济发展理论给我们研究的启示

人口与经济发展这一重要命题,长期以来只是从经济学或环境学的角度,简单地理解为人口的增长或下降,带来经济收入的增加或减少、物质生活用品消费量的充裕或稀缺以及生态环境质量的破坏或下降。这种单纯从一两个学科视角的认识,仅仅反映了其本质的部分侧面,并未反映其深刻内涵。要深入了解和认识区域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必然全方位、多视角、多学科地加以研究分析,才有可能真正把握其深刻内涵。

结合我国实际,我们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深刻影响,积极促进人口质量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有机结合。中国人口日益膨胀,超规模的人口老龄化、巨大的人口就业压力及文化素质低下的人口群等,已构成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制约因素,而解决的最有效办法就是确立经济发展以人力资源开发为核心依托的人口经济战略。我们应当警醒,自觉认识到我国是在人口多、科技、教育尚不发达、人口素质低下、人均资源占有量少、资金缺乏的条件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而人力资源开发却严重滞后,因而大力开发人力资源、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提高人力资本效益改善人力资源开发情况,扭转人力资源开发不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被动局面。

摘要：本文通过对西方人口与经济发展的经典理论和国内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现状的综述和分析,提出了人口与经济发展研究的几点启示,以及对中国人口与经济发展问题现实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人口,经济发展,研究综述

参考文献

[1]齐良书:发展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

[2]刘纯元等:人口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3]温军等:发展的理论——人口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西北人口,1999年1期

[4]李仲生:中国经济与人口发展趋势展望.经济与管理研究,2002年2期

人口与经济 篇5

本文立于人口计划生育视角从人口数量、人口素质、人口结构总结我国目前人口状况,分析这些状况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齐抓共管人口数量、素质、结构,充分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以及加强政策措施解决当前迫切需解决的人口问题以促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

作 者：刘冬华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刊 名：管理观察 英文刊名：MANAGEMENT OBSERVER 年，卷(期)： “”(29) 分类号： 关键词：人口现状   影响   思路  

中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 篇6

【关键词】中国；人口新常态；经济新常态

一、前言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多年，我国人口得到了有效控制，但依然无法改变我国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的现实。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有所下滑，使得我国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如何使人口与经济在新常态下继续协调发展，相互促进，已经成为我国进一步发展需要重点研究的课题之一。

二、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的关系

无论人口增长或减少均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与此同时，经济发展又会影响到我国人口状态，人口与经济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需求方面的影响，人口不断减少或逐渐增多均会影响到消费者消费总量，如人口减少则势必造成消费总量减少，在此情形下，若要保证社会总体需求及广大企业的有效市场需求，则企业势必需要对产品结构进行相应调整，以增加有效供应。二是供给方面的影响，人口的老龄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导致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老龄化导致养老需求出现旺盛的增长趋势；二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导致人们需求层次不断提高，这对于我国整体经济发展来说需要进行升级改造。同时，我国劳动力供给也面临新的挑战。由此可见，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政策已经渐渐无法满足当代社会的发展要求和发展趋势，应根据目前的基本国情、人口新常态以及经济新常态现状重新规划发展方向，使两者之间能够起到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双重作用。

三、人口新常态的经济后果

1.人口增长或减少的幅度过大使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国内外对于人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展开过多次研究，虽然普遍认为人口新常态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并不十分有利，但是国内外至今对该研究尚未有明确的研究结论，但对于其中所存在的风险，各领域的学者均持相同意见：风险一，人口负增长使我国劳动力供给出现瓶颈，若不及时改善此现状，长期发展下去势必会造成经济发展缓慢，甚至面临逐渐萧条的风险；风险二，消费者锐减使得企业经济收益受到限制，此种情形下各个领域极易丧失发展的后劲；风险三，房地产业一直以来成为拉动我国经济的主要动力，然而，人口数量的减少势必会造成房地产业总体需求下降，在同行业竞争中不乏会出现自贬价值以促进交易的现象，如此一来，我国房产资源的价值则难以保证。

2.抚养比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如今我国大多数家庭均是独生子女家庭，其所要赡养的老人通常为两个或四个，甚至四个以上，此种情况给我国年轻一代造成了极大的负担。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我国将面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养老问题，前无古人，其规模，其难度，世界罕见。这种趋势势必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探索新举措，借鉴其他国家有意的经验，改善目前的政策，变不利为有利，减少对经济的不利影响。

四、我国今后人口、经济的发展方向

1.人口政策

近年来，我国人口数量增长速度趋缓，虽然我国已经全面实行二胎政策，然而由于社会发展飞快，城市生活节奏快、经济压力等多方面因素均导致人口增长不如预期，鉴于此种情况，我国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完善：第一，弥补优生政策中受到经济罚款的家庭；第二，出台二胎优惠政策，免除大部分人的后顾之忧，如此则可以起到一定的鼓励作用；第三，为了减少年轻人经济压力，也为了促进我国整体发展，可以为退休人员提供合适的工作岗位，使其退而不休。

2.经济政策

虽然我国劳动力数量有所减少，但我国近年来一直专注于教育事业，高校扩招、不断建设新的专业、院校等，都为各个领域输送了更多精英人才，以此为基础，经济的中高速发展依然可以实现，因此，今后对企业发展方面应做出新的考量，如放弃刺激措施改为正确引导，加大对中高速经济发展的宣传，使各个领域充分认识中高速发展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注重宏观调控工具的使用，并在原来的基础上不断更新和完善，将改革和调整的作用发挥至最佳，以此来促进我国整体发展。

五、结论

综上所述，我国的人口新常态与经济新常态之间有着十分重要的联系，直接关系到我国整体发展，新常态对于我国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尤其近年来经济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我国各个领域均不断加快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在此种情形下经济新常态如何发挥其作用，促进我国经济实力提升，人口新常态下采取经济发展的新对策，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参考文献：

[1]魏益华，迟明. 人口新常态下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调整研究[J].人口学刊，2015，02（03）：41-45.

[2]周晓津. 人口新常态约束下特大城市的规模调控与转型升级[J].西部论坛，2015，02（11）：54-64.

中国人口与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篇7

一、当下的中国经济社会

前不久, 央行正式向外公布, 中国广义货币量 (M2) 首次突破百万亿元大关。作为衡量流通中的现金加上企业与居民的活期和定期银行存款之和的一个经济指标, 从2000年的不到13万亿到如今的百万亿大关, 不得不说在最近的十余年间, 中国, 的确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不断提高、城市化进程的稳步推进以及各地不断涌现的中小型企业, 不经意间, “中国模式”———这个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提法, 不断出现在国内外主要经济报刊上。从以前不论购买什么商品都需要凭票购买, “熊猫”、“樱花”牌产品能占据整个中国市场, 甚至全村人都聚集在一块看一台10英寸的黑白彩电到如今的商场内琳琅满目的商品以及不断涌现的全民购物狂潮。单从西方经济学中国民收入的消费就能窥探出在中国这片大地上, 几十年间, 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很多人在探寻, 究竟是什么致使中国能取得如此大的经济成就, 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 至少中国搞对了什么, 才有这么快的增长。于是, “中国模式论”、“地方竞争论”等等论调不绝于耳。

改革开放后, 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的高速增长。近些年来, 虽然经济上行压力不断加大, 但国内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在不断上涨, 社会保障体系也在完善当中, 国家也在不断通过宏观“微刺激”使中国经济始终保持良性态势, 同时国内投资热度不减也带动经济保持高增长。但从当年大家都憧憬着去沿海一带淘金到如今的“逃离北上广”现象的出现, 其间的因素有很多, 包括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等, 本文从人口角度对近年来经济增长作出分析。

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

在马尔萨斯的人口经济理论中, 他提出了人口与经济的关系可归结为人口与生产资料之间的关系, 人口增长和人均收入间, 前者作为内生变量在发挥作用。演化到后来的内生增长模型, 通过放宽新古典理论的假设, 把技术进步和人口因素视为内生变量, 通过构建生产函数来论证经济增长的源泉。

近年来,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经济学家的关注, 众多学者指出,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 经济社会会进入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高、老少被抚养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低的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期”。所谓的“人口红利”作为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力, 在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保驾护航的同时, 通过巨大的消费力也使中国经济摆脱了一次次经济泡沫的威胁。

受人口结构的影响, 包括蔡昉等学者提出, 在2013年左右, 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将跌至低谷, 人口红利从那时便消失了。借用前些年的经济数据, 我们以“人口抚养比”作为显示性人口红利指标, 以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资本积累的代理指标。通过不同年份的数据对比可以看到抚养比下降的减速趋势和资本积累的加速趋势, 从而人口红利的式微。尽管这种观察结果并不具备绝对的可信度, 但是, 我们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 中国经济很可能已经超越了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的发展阶段。之所以近些年中国经济并未出现较大波动, 并非人口红利还将持续多年, 而是因为人口红利的实质在于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可以防止资本报酬递减现象出现, 因而最近时间我们还可以依靠资本的投入保持高速经济增长。

三、人口迁移与经济增长

国外媒体近期进行了一项有关“世界发展最快的城市”的调查, 孟加拉国首都达卡被一致认为是“世界发展最快的大城市”。这项调查同时评选出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城市, 日本东京凭借3 670万的惊人人口数量位居第一, 中国上海排名第七。在这份调查数据中, 仅有日本东京和美国纽约位于传统的第一世界行列中, 其他城市大多位于东南亚和南美地区。在为城市化建设作出重大贡献的同时, 人口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众多弊病, 城市公共资源的使用接近极限, 而包括公共交通、治安在内的一系列社会问题极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施行了三十多年, 随着大量劳动者涌入城市, 包括北上广在内的众多城市现今已经成为国际公认的“特大城市”。城市流动人口的上升使得城市消费市场不断扩大, 众多商业中心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同时, 建筑业、工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得以蓬勃发展。凭借多年的廉价劳动力和丰富资源矿产, 中国已经成为公认的“世界工厂”。但有限的城市资源和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之间构成了一定矛盾, 人口的大量聚集造成就业压力增大, 以至于大量迁移人口并未得到迁移所带来的经济利益。而由于较低的受教育水平, 使得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处于城市较低水平, 城市贫富差距也在不断拉大, 由此加重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因而, 我们应该看到, 人口的大量迁移, 在对中国逐步实现城市化过程中做出了巨大贡献, 工业产值和人均收入水平也逐步步入中等国家行列。但随着持续的人口迁移效应, 城市可容纳性使得人口迁移所带来的经济效益在逐步递减。而城市弊病则有愈演愈烈之势, 包括北京在内的众多城市的高房价使得城市的辐射能力逐步降低, 对于城市今后的持续发展带来了一定考验。因而在利弊共存的经济增长模式下, 我们应该开始考虑合理引导国内的人口迁移。

参考文献

[1]蔡昉.劳动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现实[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2]刘瑜.民主的细节[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 2011.

[3]茅于轼.中国人焦虑的从哪里来[M].北京:群言出版社, 2013.

[4]蔡昉.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持续多久[J].经济学动态, 2011, (6) .

人口与经济 篇8

关于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就是经济学的争论热点, 但是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作用。蔡昉 (2004) 认为年龄结构非常重要,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 因而不同年龄结构阶段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 并认为东亚奇迹中约1/4的经济增长为人口结构因素的贡献。王金营、杨磊 (2010) 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劳动力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蔡昉、王德文 (1999) 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因素贡献时, 认为23.71%是人口红利作用。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较大, 绝大多数文献的分析对象是全国的人口, 没有较强的针对性。本文将专门对湖北省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证明人口变动通过影响总储蓄、劳动力供给等因素间接影响湖北省的经济增长, 为湖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正确地了解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以及制定有关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2 湖北省人口转变及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为了研究湖北省人口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湖北省人口的转变和年龄结构变动,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2.1 人口转变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 可以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的人口自然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8年。这一时期是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这10年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 死亡率由1949年的16‰下降到1958年的9.6‰, 平均为13.43‰, 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人口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 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第二阶段:1962—1972年。在这11年期间平均人口出生率高达34.27‰, 死亡率下降到9.07‰, 自然增长率为25.2‰。由于出生率的提高, 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 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 从而形成了我省人口的第二次增长高峰。第三阶段:1973—1991年。由于我国在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使得湖北省的出生率下降。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0.52‰、7.5‰、13.01‰。这一时期是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的阶段;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 出生率一直下降, 平均值为11.91‰, 死亡率为6.32‰, 自然增长率为5.59‰。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2.2 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 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 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 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

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 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 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 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 自1998年起, 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0年和2001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 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3 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本文用总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所谓总抚养比是指14岁以下人口数和65岁以上人口数之和与15～65岁人口数的比值。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

陈友华教授在2005年的研究表明:总抚养比在62%以上为人口负债期;总抚养比在53%～59%为人口盈亏平衡点;总抚养比在53%以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其中总抚养比在44%以下被称为人口暴利期。根据这一标准, 湖北省在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 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 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3 基于储蓄因素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3.1 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的影响

拉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投资, 而投资的源泉是储蓄。因此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如果一个地区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 那么就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才能促进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利用Leff (1969) 模型, 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分析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分析的回归方程如下:

lnS=b1+b2RGDP+b3f0+μ1 (1)

lnS=b1+b2RGDP+b3f1+b4f2+μ2 (2)

各变量定义如下:S代表湖北省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亿元) ;RGDP代表人均GDP (元) ;f0代表总抚养比, 即少儿抚养比与老年赡养比之和 (%) ;f1代表少儿抚养比, 即0～14岁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 (%) ;f2代表老年赡养比, 即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b1、b2、b3、b4是待估参数;μ1和μ2分别是两个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回归分析中的数据来自于1990—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和人均GDP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可比值。

如果直接将数据带入模型 (1) 和模型 (2)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发现模型 (1) 中的RGDP和模型 (2) 中的RGDP、f2都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进行布劳殊-戈弗雷 (B-G) 检验和德宾-沃森d检验, 发现两个模型存在正的一阶自相关。

利用科克伦-奥科特两步法修正两个模型中存在的自相关。利用Eviews6.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1:

根据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模型 (1) 中人均GDP和总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模型 (2) 中的人均GDP和少儿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而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的R2都大于0.85, 整体模型显著。由此可见, 本模型及其解释变量的参数可以作为分析的依据。

在模型 (1) 中, RGDP的回归系数为0.000105,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GDP每提高100元 (1990年价) ,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1.05%;f0的回归系数为-0.03877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3.8771%。

在模型 (2) 中, RGDP的回归系数为0.0000708,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GDP每提高100元 (1990年价) ,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0.708%;f1的回归系数为-0.040059,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少儿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4.0059%;f2的回归系数为0.043717,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老年赡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长4.3717%。

3.2 储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下面再分析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对GDP的增长作用。为了定量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湖北省GDP为因变量,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自变量, 我们建立如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Y=S0+S1X+μ (3)

其中Y表示湖北省的GDP总额, X表示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μ为随机误差项, S0和S1为待估参数。利用Eviews6.0软件对湖北省1990—2011年的有关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2: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 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每增加1%, GDP就增加0.798149%, 说明储蓄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3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本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 模型来考察劳动力因素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生产函数形式:Y=ALαKβ。对函数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

lnY=lnA+αlnL+βlnK+μ (4)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我们可以在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中引入抚养比因素, 并建立以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λf0+μ (5)

其中Y代表地区经济生产总额, 用湖北省的GDP表示;L代表劳动力投入, 用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代表资本投入, 用湖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A代表全要素生产参数;f0代表总抚养比;α代表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λ代表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参数;μ代表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将模型 (4) 和 (5) 标准化后再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所用的数据来源于1990—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回归结果和检验结果如表4:

模型 (4) 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 1990—2011年的时间内,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220, 说明劳动力每增长1%, 经济增长速度将增大0.220%。

模型 (5) 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 湖北省的经济将提高大约1.3个 (非标准化系数) 百分点。由于湖北省从1990年到2011年总抚养比一共下降了约18.93个百分点, 那么由于总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4.61%, 也就是说大约有1/4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抚养比的降低。

4 结论与建议

虽然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但是由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 湖北省目前处于“人口暴利”时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我们发现少儿抚养比对湖北省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具有负向影响, 而老年抚养比对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具有正向的影响, 但是这种正向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总体来看, 总抚养比的下降会使得储蓄水平提高, 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分析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 近20年来湖北省大约有1/4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抚养比的降低。

为了充分挖掘湖北省人口红利, 湖北省政府首先要适时执行劳动就业政策, 增加就业,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其次在人口红利时期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快建设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及医疗方面的支出, 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然后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素质, 以人口质量代替人口数量, 推动我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最后还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充分挖掘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使人口红利得到最大化利用。

摘要：本文利用《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 分析了湖北省人口转变的情况和年龄结构变动。根据相关指标, 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就迎来人口红利时期。由于湖北省年龄结构的变动, 劳动负担将会逐渐下降, 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上升, 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也会上升。这些变化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由于总抚养比下降为湖北省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4。湖北省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 制定相关经济政策,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蔡昉.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J].人口研究, 2004 (2) :2-9.

[2]王金营, 杨磊.中国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J].人口学刊, 2010 (10) :19-21.

[3]蔡昉, 王德文.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与劳动贡献[J].经济研究, 1999 (10) :62-68.

[4]陈友华.人口红利与人口负债:数量界定、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考[J].人口研究, 2005 (6) :21-27.

[5]陈志科, 邓文志.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湖南省面板数据的分析[J].经济特区, 2011 (12) :190-192.

[6]徐映梅, 瞿凌云.湖北省在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增长分析[J].统计与决策, 2011 (3) :118-121.

[7][美]古扎拉蒂著, 费建平, 孙春霞, 等译.经济计量学基础[M].4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459-460.

新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篇9

关键词：新疆,人口,经济发展

1 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

人口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 新疆人口发展对区域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都起着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新疆各年人口总数、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数量关系来分析地区人口与地区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 运用人口增长与人均GDP之间的发展关系模型, 计算人口的经济占有程度, 分析人口数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1.1 人口与经济增长的现状

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相铺相成, 是一对矛盾统一体。经济发展为人口发展提供了足够的物质生活条件, 而人口的进一步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空间和发展内容[1]。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一方面, 人口的过度增长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消极阻碍作用,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一种负的反馈效应;另一方面, 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正相关, 即人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 人口增长可以促进经济社会的发展[2]。新疆地区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呈现出以下特点:经济与人口同步发展, 但经济增长幅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幅度。如表1。

数据来源:《新疆统计年鉴2013》。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新疆人口也迅速增加。2012年, 新疆地区的GDP为7505亿元, 比2006年增加了4460亿元;2012年总人口达到2233万人, 比2006年增加了183万人, 二者同向增长比较明显, 而且GDP的增长幅度远大于总人口的增长幅度, GDP在2006年的基础上增长了146%, 而人口只增长了8.9%;与此同时, 全区人均GDP也增长迅速, 2012年达到33796元/人, 是2006年的2.253倍。这些都充分说明全区的经济增长速度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经济的快速发展为人口增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准备。人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能否协调发展, 主要取决于经济发展政策, 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人口政策等多方面的因素。

1.2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影响的数量分析

新疆的人口总量与人均GDP基本上是同向增加的趋势。为了更好地说明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借鉴学者研究人口增长与人均GDP之间的一个发展关系模型[3]:

GDP (T) -GDP (T-1) =原有人口· (人均GDP (T) -人均GDP (T-1) ) +新增人口·人均GDP (T-1) +新增人口· (人均GDP (T) -人均GDP (T-1) )

其中, GDP (T) 指观察期地区生产总值;GDP (T-1) 指基期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 (T) 指观察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 (T-1) 指基期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以上模型反映了人口增长对经济总量影响的不同方面, 具体影响如下:

(1)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深度影响。所谓深度影响是指新增GDP中提高人均GDP的程度。从模型中可以看出, 原有人口· (人均GDP (T) -人均GDP (T-1) ) 与新增人口· (人均GDP (T) -人均GDP (T-1) ) 这两项表明了原有人口GDP与新增人口GDP在经济增长后的提高程度。以新疆2006年和2012年的数字为例计算得知:

原有人口· (人均GDP (2012) -人均GDP (2006) ) =3853.18亿元

新增人口· (人均GDP (2012) -人均GDP (2006) ) =343.97亿元

从2006年到2012年的六年中新增GDP达到了4460亿元, 而总人口也从2050万人增加到2233万人。这期间经济增加的3853.18亿元用于提高原有人口的经济占有程度, 使原有人口的经济占有量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改善与提高, 但与此同时, 也不得不拿出一部分GDP即343.97亿元用于提高新增人口的经济占有程度, 由此降低了原有人口的人均占有量。

(2) 人口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广度影响。广度影响是指在保持原有人口人均占有量不变的情况下, 经济总量的新增部分能够保证多少新增人口享有和原有人口相同的经济占有量。在模型中, 新增人口·人均GDP (T-1) 表述了这一思想。通过计算得知, 新增人口·人均GDP (T-1) =274.5亿元。也就是说, 在新增GDP中, 必须拿出274.5亿元来保证新增人口享受到初始年份原有人口所享有的经济占有量。

(3) 新增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模型中, 新增人口·人均GDP (T-1) +新增人口· (人均GDP (T) -人均GDP (T-1) ) 是新增人口对经济增量的占有部分。通过计算可以看出, 截至2012年, 全区年末人口比2006年增加了约183万人, GDP增加了4460亿元, 新增人口占新增GDP总量的13.87%。根据经济增长的速度和新增人口占有的经济总量来分析, 六年期间, 经济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2.9%, 其中13.87%左右用于补充新增人口的人均占有量, 由此可以看出, 人口增加对于人均GDP占有量的增加有削弱作用。与此同时, 由于新疆经济增长速度远远高于人口增长速度, 在经济增长的剩余中, 不但提高了原有人口经济占有量的水平, 而且还保证了新增约220万人的经济占有量与原有人口经济占有量的持平, 说明新增人口对经济增长也有一定的贡献。

2 人口素质与经济增长

人口素质的高低通常与所接受的教育水平相关, 教育投资能促进人口素质的提高并形成相应的人力资本, 虽然有多种方法可以用来衡量人力资本, 从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可靠性的角度考虑, 本文选用了人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指标。本文将新疆6岁及以上的人口按照其受教育程度分为5组, 并为每组分别设定一个权数, 通过加权先计算出人力资本的总存量, 然后再除以各类人的数量之和, 就可以得到新疆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指标。经过相应的计算后, 得到了新疆地区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的各年数据, 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 新疆地区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增加, 同时, 人均GDP也不断地增加, 二者之间呈现同方向的变化趋势[4]。1982~2010年新疆文盲人口占1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从20.29%降为2.36%, 下降了17.93个百分点, 与全国同期相比变动趋势一致, 但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如图1所示) 。这说明新疆人口受教育程度保持了较好的水平, 这有利于逐步提高科学文化水平, 提高劳动力的平均素质。

3 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

通过年龄结构人口比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对两者数据进行回归分析, 同样对新疆人口城镇化与各年GDP数量进行回归分析, 可以用回归结果来分析两者之间的一定关系和影响。

3.1 人口年龄结构与经济增长

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产生不同的影响, 大多数学者认为“中间大, 两头小”的人口红利期的出现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从图2看到, 总人口从1982年的727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181.58万人, 净增1454.58万人的情况下, 劳动年龄人口从1982年的56.75%上升到2010年的73.07%, 净增加851.57万人, 占净增人数的97.5%;14岁及14岁以下少儿人口比重则有39.56%下降到20.45%, 减少了71.37万人;65岁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从48.18万人增加到141.41万人, 比重从3.68%上升到6.48%, 净增93.23万人, 占净增人数的10.67%。这说明, 新增人口主要是劳动力人口, 由于生育率和死亡率的下降, 少儿人口增长速度下降, 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不断下降, 而老年人口增长速度远大于其他年龄段的人口, 但由于人均寿命的提高, 劳动年龄的上限也在不断提高, 尤其在农村, 65岁以上老人从事生产劳动的比例还不小。本文就对新疆人口年龄结构对新疆经济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本文将15岁至64岁定义为劳动年龄人口, 然后计算其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数量的比例, 最后再与对应年份的人均GDP进行对比, 结果如表3。

从表3中可以发现, 除个别年份外, 劳动年龄人口比重总体上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 (即全社会人口抚养比呈逐年下降趋势) , 但其与人均GDP的关系却并没有呈现单调增加的关系, 也就是说, 二者之间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于是本文绘制了二者的散点图, 并用各种函数关系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模拟, 发现曲线拟合度最高, 拟合效果图如图3所示。

基于以上分析, 本文对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LDBZ) 与人均GDP (RJGDP) 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元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R2=0.9666, 说明模型对数据的拟合度较高, 适合用来说明二者之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 人均GDP除了受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大小的影响外, 还受到其他许多因素的影响, 二者之间并不是单纯的线性关系, 而是一种曲线关系, 反映了二者之间较为复杂的互动关系。

3.2 人口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

某个地区人口城镇化水平越高, 非农业部门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大, 相应地就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而当地的经济得到发展后, 会进一步加快当地城镇化的步伐。可见, 人口城镇化的水平与当地的经济增长是密切相关、相铺相成的。本文以新疆各年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新疆的人口城镇化水平, 然后再与各年的GDP进行对比, 对比的结果见表4。

通过对表4进行分析, 发现新疆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 总体上处于上升的趋势, 并于2006年达到了43.37%, 与此同时, 新疆的GDP也一直处于上升的阶段, 从大致趋势看, 二者之间是呈现正相关的关系, 所以以GDP为因变量,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 (CZRK) 为解释变量, 采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 回归结果如下:

其中括号中的数字表示对应参数估计值的T检验值, 均在1%水平上通过显著性检验。F=235.19, 回归方程在1%水平上显著。从中可以发现:人口城镇化水平越高, 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两者存在正向的相关关系, 城镇人口所占比重每增加1%, 同一时期的GDP就增加515.67亿元, 城镇人口对新疆经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贡献。

4 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政策建议

本文对新疆人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做了数量分析, 从上述分析结果得出两者发展具有密切的相互效应关系, 为了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的发展, 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4.1 推进人口城镇化、优化人口结构

新疆地广人稀, 而且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 因此, 要因地制宜地适当加快城镇化进程, 特别是要扩大中等城市数量, 优化空间结构, 促进大、中、小城镇协调发展, 加快人口城镇化进程, 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力。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对转移到城镇的农村人口给予一定优惠和帮助。

4.2 加大教育教学力度, 提高人口素质

新疆少数民族人口众多, 其教育水平低下的问题亟待解决。因此, 政府要加大教育投资, 解决少数民族的受教育问题, 保证贫困地区基础教育的顺利实施, 通过逐步提高科学文化水平, 提高劳动力的平均素质。

4.3 合理有效控制人口增长

新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至今, 人口生产类型总体上已由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型向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型转变。控制人口过度增长与提高人口素质最有效的办法是实行计划生育, 普及计划生育的知识, 大力发展地区经济,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改善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

参考文献

[1]张树安.民族地区人口与经济可持续发展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6.

[2]李仲生.人口经济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6.

[3]朱晓.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10.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经济增长 篇10

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趋势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主要表现在出生率、死亡率、人口增长率和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以及老年抚养比两个方面。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是在国家政策的实施下提前发生和进行的。20世纪70年代,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 到90年代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开始显示, 但是随之2000年, 全国65岁以上老人占全国人口总数达到了7%以上, 也预示着中国人口老龄化也提前到来。

从下图可以看出, 中国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到1987年都处以一个上升时期, 最高点在1987年达到23.33个百分点。但从该年以后出生率都处于一个下降趋势, 从最高点开始下降到2010年11.90个百分点;死亡率的变动情况一直处于一个变幅不大的水平区间, 但是2000以后可以看出, 死亡率开始上升。由于死亡率保持一种不变的速率, 人口增长率的起伏与出生率正相关, 在1987年是一个临界点, 该点之前, 人口增长率表现出高增长水平, 1987年以后, 人口增长率开始下降。

从人口总负担比、儿童抚养比和老人赡养比的情况来看, 总抚养比与少儿抚养比正相关。自改革开放后, 人口总负担比与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 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到1987年, 在这一阶段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迅速下降, 可表现为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 儿童数量开始下降而劳动者开始增加;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9年, 总负担比和儿童负担比变化不大, 处于平稳波动过程, 可认为经过计划生育政策后, 出生率陡然下降, 但是随后出生率达到平稳下降水平, 此时劳动力却在之前儿童成长后开始增多, 也达到劳动者数量略有增长的平稳过程;第三阶段是2000年到现在, 经过十多年人口变化后, 十年前的劳动者开始走向老人阶段, 老龄化开始出现。因此, 总负担比中老人负担比开始增加, 儿童负担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人们更加理性地对待“一个孩子“的问题, 出生率下降。老人抚养比在三十多处于平稳增长阶段, 以2000年是一个临界点, 在2000年老人负担比上涨到7.0%以上, 中国开始进入老龄化阶段。

中国经济奇迹有很大因素是来源于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中国经济增长中人口劳动力的贡献超过了25%。中国的人口红利逐渐式微, 对于劳动力的减少和老人抚养比的上升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也就是说人口年龄结构的进一步的发生改变, 对中国经济会产生不确定的影响。

从下表中可以看出, 15岁-59岁的劳动者在2008年出现下降, 2012年出现负值, 15岁-65岁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将会持续到2014年, 达到9.97亿人口。社会总供给劳动力数量开始递减, 劳动力出现短缺既能表现在总数量, 也能表现在质量上面, 中国对儿童成长教育的观点是以读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生为荣, 而对少年去参加技校, 学一门技术的职业学校却带有鄙视心理, 这种心理的作用也造成了我国劳动者在蓝领阶层出现短缺, 在大学生及以上学历的水平上毕业生出现过剩的现象。

资料来源:根据张为民等 (2004) 《人口变动预测》计算。

通过分析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变动轨迹可以总结出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总体呈现以下特征:第一, 劳动人口在总人口比重逐渐上升, 其中劳动人口中的就业人数也呈增长态势;第二, 相比劳动人口比重, 少年和老人人数在总人数的比重呈现相反趋势, 儿童少年人数逐渐下降, 老人人数比例逐渐增加;第三, 与经济增长速度相比, 人口结构转变速度要高与经济增长速度, 这种人口转变速度不是指的是人口增长速度, 而是人口逐渐老龄化速度加快, 与之相配套的经济增长总体结构并不能与之相适应, 会呈现养老福利基金缺口现象;第四,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特征和人口红利的出现、消失以及老龄化的出现是在计划性政策的干预和经济发展共同驱动的结果;第五,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具有不均衡特征, 表现在城乡变动不均衡和地区变动不均衡。城乡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农村中存在无限劳动供给使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迁移, 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不均衡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程度要高于中西部地区, 是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相东部地区迁移, 随着西部地区的大开发政策和中部地区的崛起政策, 以及东部发达城市生存成本过高导致东部地区劳动者又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流动。

二、人口负债分析

随着人口红利机会窗口逐渐消失, 人口老龄化就是人口变迁所呈现的经济、社会负债。老人的增加, 势必会增加财政支付和较少生产劳动力, 降低社会总体收入, 对于这一系列的影响, 可认为是人口负债。

老龄化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人口负债上面。中国在2000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时期, 但是中国经济尚未达到应有的发达水平, 人民生活水平还没有得到质的提高, 社会养老保险机制尚未完全建立, 中国现行家庭的“四二一”格局使得家庭赡养压力增大, 中国将会出现“未富先老”的局面。中国由于在政策上对人口变动实行强制性的管理, 使得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与其他国家变动不一致, 在中国经济运行规律上也表现不一致, 使中国在没有达到富裕水平的时候人口就已经在开始老龄化, 而这种“先老”的局面也增加了社会劳动力供给紧张的情况。

根据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预测, 在2030年以前, 中国0-14岁区间的人口比重逐步下降, 15-64岁区间的人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变动情况。劳动人口的绝对规模在2015年将会达到最高点。从而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的信息, 中国人口总体不仅出现老龄化, 并且劳动力人口也在将来出现老龄化现象, 这种现象对经济增长将会产生一定的副作用, 也可以认为是提前到来的人口红利对在未来进行经济补偿, 也就是人口负债会在我国出现。

三、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分析

中国经济自改革开放后其增长速度年平均达到了9.79%, 这种高速增长状况一直保持着持续性, 被世界称为“经济奇迹”。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一直是以高投资为主要形式, 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消费、投资和出口, 其中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 较高的资本形成率促使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但这与索洛模型所得出来的结论向左。索洛模型认为, 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边际报酬递减规律, 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比率与人均产生水平成正相关, 高的储蓄投资转化率可以促使人均产生的增加, 但是这种稳定状态不是稳定的, 具有不可持续性。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增长的持续性, 是因为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在劳动力市场供给方面有充足的劳动者。劳动者在各部门自由流动, 由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转移, 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 使得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增长。

但是随着中国人口结构中老年人口逐渐增加, 劳动者所占比开始下降, 劳动力市场的无限供给开始向有限供给方向发展, “刘易斯拐点”即将出现。基于此背景, 中国一直保持的高投资驱动高增长的模式可能受到挑战。另外, 具有工作收入的人群具有投资扩散效应, 他们对投资和储蓄的需求会导致外资流入国内;但随着人口偏向老年型转移, 这种投资扩散效应也开始消失, 随之对资本流入造成影响, 甚至可能出现资本外流的情况。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表现在劳动力无限供给规模, 也体现在人口质量上。社会对教育的投入, 使得劳动者中有一部分具有学历成分, 而且通过“边干边学”的模式增加了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冲了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对经济的负作用。但是, 中国在20世纪末的大学扩招, 是高等教育规模增长到了一个极限值, 所带来的结果是人力资本的增加速度也开始放缓。人口质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会达到一个极致水平。

人口与经济 篇11

张力（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教授）：我国“转型期贫困”呈现城市化倾向，即随着城乡人口流动快和城市经济转型，城乡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贫困现象从农村向城市蔓延，城市贫困阶层不断扩大和多元化。以社区为本，通过社区设施建设和社区发展计划可以为贫困人口提供有针对性的社区服务和创造更多的根治贫困的机会。

陈卫（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我国总人口的流动率由2000年的8.1%，上升到2005年的11.3%，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6.5%。相应地，我国人口的平均流动预期寿命由2000年的5.4年上升到2005年的7.9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010年的10.8年。我国人口的流动率和平均流动预期寿命在过去10年间都增长了一倍。也就是说，我国人口流动出现常态化和长期化趋势。这样的趋势对于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策制定都具有重要意义。

杨成钢（西南财经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教授）：传统微观人口学对人口行为还有几个方面未曾研究，包括家庭人口行为能力、偏好、生态。根据这种局限性我提出“行为人口学”。在现实人口活动中，很多情况下人口活动背后的行为机制并非完全理性的，无论是影响人口自然变动的择偶、婚姻、生育活动还是影响人口迁移变动的区域迁徙、流动都存在大量有限理性行为。并且这种行为有着复杂的决策机制，也会产生一种独特的人口学后果。很多人口现象只有从有限理性行为的角度才能得到更好的解释。所以非常有必要基于有限理性假设对人口学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新的构建。

王金营（河北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目前的区域消费需求不足与区域消费差异状态的人口因素有以下四个方面：城镇化水平、人口受教育程度、外来人口流入率以及劳动力人口等人口因素对区域消费的影响是显著的，且人口因素对不同地区的区域消费水平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我国区域人口城镇化滞后发展阻碍区域消费内需扩大；教育水平参差不齐减缓消费模式优化；人口流动聚集效应带动区域消费水平提高，应当充分利用区域间年龄结构差异发挥区域消费优势。

陈卫民（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院）：目前我国第三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还比较低，2011年第三产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3.35%，第三产业就业占社会总就业的比重仅为35.7%，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对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我国即将进入人口快速老龄化阶段，将迎来第三产业大发展的历史机遇。为此，需要深入研究人口老龄化与第三产业发展的关系，加强政策推动，为服务业发展营造良好的环境，这不仅是积极应对未来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需要，也是实现我国经济“保增长、调结构”目标的重大战略选择。

体育人口与体育市场经济的研究 篇12

关键词：体育人口,体育市场经济,体育人口现状

体育运动得以形成规模是因为体育人口的存在, 同样也是组成体育市场的重要因素, 以此来看体育人口的总数与发展形势是直接关系到体育赛事、体育市场以及体育经济发展的, 这其中的内在联系也是紧紧相扣的。只有掌握我国体育人口的现状、特点以及发展趋势的情况下, 才能够更好的推进体育社会经济的发展, 在本质上实现强国强民的发展目标。

一、市场经济条件下体育人口发展现状

1.1现状

体育社会化、市场以及产业化的发展是与体育人口有着密切联系的, 我国体育人口的发展现状与特征也会对其产生不同的影响。体育人口所涵盖的范围是我国社会整体中与体育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人口, 以市场经济为背景来解读体育人口的话, 那它所涵盖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在现有的社会经济化生活中体育已经成为各个项目的主体成份, 就当下的现状来看是呈体育人口数量多、体育范围较小且发展较快, 这是体育市场化整体经济发展的前提要素, 同时也是体育社会化的一个鲜明特征。

1.2特点

体育活动是人类特有的一种活动方式, 一方面能够满足人类的心理需求, 另一方面能够满足人类的精神需求, 在体育活动进行中能够将物质与精神作用相结合, 这是满足社会需求以及人类需要的一种活动形式, 这也是在社会经济与市场经济共同发展下体育人口的特征之一。

1.2.1体育人口发展与体育社会化之间的关系

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发展水平以及综合国力竞争力度都需要通过体育人口来显示, 这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整体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体育发展是主体构成是体育人口, 同时也是推进体育发展与体育生存的关键因素, 同时对社会生产以及社会生活也起到持续推进的作用。

1.2.2体育人口发展与体育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体育市场化的发展进程是推动体育人口发展的重要因素, 通过体彩和足彩能够显示出体育发展中的货币资本市场, 那么从宏观的角度来说, 这使体育人口的发展力度逐年加大, 在体育人口中参与体彩和足彩的人数也是占有相当多一部分的, 那么体育人口的增加, 体育人口队伍的不断壮大是离不开体育市场化发展的, 反之体育人口的增加也是推动体育市场化经济进程的重要因素。

1.2.3体育人口发展与体育产业之间的关系

体育产业化的发展是依托在体育市场化基础上, 同时促进了体育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在体育产业化的过程当中不论是直接参与体育事业管理的, 还是间接参与体育运动以及活动的人口都在大幅度的明显增加。这一过程中使体育的体制发生了改变, 有计划经济体制过渡成为市场经济化体制, 以往工业性的体育也转换为经营型体育, 在管理方面有粗放型转变成集约型, 这一过程中体育人口在明显增加, 这对体育产业化发展进程无疑是一种良性的助推作用。

1.3发展趋势

第一, 体育社会化的发展过程中要注重体育比赛的趣味性, 具体的赛事方案可以通过“时代列车”、“巧夺西瓜”、“木鞋外人”、“三人两代”等多样化的体育项目命名以及趣味内容来体现, 保证参与者在体育运动过程中身心得到放松, 使其健康的发展, 以有效增加体育人口。

第二, 农村化体育运动的发展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社会化进程中要将这一运动项目作为重点开发对象, 以我国的国情来看农民人口的数量非常多,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在经济与结构上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良性发展的过程中会对体育人口的增涨起到助推作用, 所以要讲体育运动发展成为农村生活中的主要构成部分。

第三, 体育比赛的行业化发展是依托在体育社会的基础上。我国多个省市举办的运动会中都是有多样化行业代表队的参加, 这在一定程度上打开了运动会传统的构建布局, 使体育运动的竞赛性变得鲜明, 同时有效增加体育人口。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体育人口社会功能

第一, 我国体育人口的提升对社会功能性的发展起到两方面的作用, 其一是体育管理体制发生了本质的改变, 有计划经济发展成为市场经济;其二是体育经营模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 打破粗放型、事业型的特征, 塑造集约型与经营型的存在特征, 于我国社会经济整体发展来说是一种良性促进作用。

第二, 我国体育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体育人口的增涨, 这使得体育在全方面的展示上显得十分充盈, 其中包括管理、经营以及观赏主体, 使体育市场更加活跃。

第三, 体育人口的提升、体育人口队伍的逐渐壮大是发展我国体育运动的有利支撑点。08年我国成功举办奥运会就能够充分的体现这一点, 这就是我国体育人口提升所带来的重要社会价值。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体育人口发展方式

第一, 于城市来说需要借助体育市场的经济性活动来组织社区范围内的体育进程发展, 这样才能够有效提升我国城市的体育人口数量。

第二, 于乡镇县城等农村地区来说需要调查研究地域性居民的喜好特征, 以此来开展体育活动才能够激发参与者的兴趣, 继而积极参与到体育运动与赛事当中。所以针对这部分地区的体育运动落实来说, 是需要具有群众性、大众性以及趣味性的, 引导农村居民能够自主参与到体育运动中, 以此来提高农村居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质量, 从而构建以农村人口为主体的体育人口发展战略。

第三, 使体育资本经营达到最大化, 具体的落实措施是体育彩票的群众基础性, 在拓展这一领域过程中要讲体彩中的福利性与获利性有机结合在一起, 使其市场机制能够充分发挥自身作用, 带动更多的人自主参与, 以拓展我国体育资本市场经济的发展。

结论

综上所述, 就是对体育人口与我国经济发展之间联系的简单分析, 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是需要体育人口的增加作为后盾力量的, 所以, 在提升我国体育人口的过程中要掌握一定的方法, 以其自身的现状与特征入手分析之后确定体育人口重要的组成部分, 以此来确定目标进而制定相关的措施。以我国目前的国情来看, 在体育人口的发展过程中主体对象应该确定为农村地区的居民, 所以在提升体育人口过程中需要以地域性的特色来具体拟定实施的战略, 以保证体育人口的质量与数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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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聂磊.论奥运经济与我国体育产业发展[J].体育科技文献通报.2006年01期.

[3]叶桂萍.我国发展体育经济的思考[J].商场现代化.2005年2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