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共10篇）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篇1
一、人口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的影响
(一) 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 传统意义上是指提高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所带来的收益, “人口红利”阶段, 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 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 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 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 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 家庭孩子数量减少, 使得家庭负担较低, 同时促进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引起GDP的高速增长, 因此, 人口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 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也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少, 老年人口逐渐增多, 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 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 已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 冲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39亿, 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 占总人口的8.87%。这表明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左右, 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 这一现象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2014年3月28日中央启动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研, 能够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大约只有1 500万—2 000万人, 且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各方面因数的影响, 这两千万人也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孩”, 所以, 这个群体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 “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坏事。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3.2亿人口, 能生产十五六万亿美元GDP (国内生产总值) , 中国13.5亿人, 却只生产8万多亿元GDP, 只有美国的一半, 这正是中国多年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制造, 但背后却是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污染排放和微薄的利润。这都是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 不注重技术提高和创新的结果。中国要发展, 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只有转靠“劳动力素质”来升上生产链的中高端, 也就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比“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人才红利”被充分利用所产生的收益往往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它会促进中国经济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从“量”的优势转变成“质量并存”的优势。
二、人才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 人才红利的概述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 人才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从而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三、“人口红利”如何向“人才红利”转变
(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 转变消费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中国有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 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充分依赖于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 从而拉动不了经济的增长。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缩小收入差距, 才能转变消费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同时, 缩小收入差距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 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转变产业结构,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目前有上百万家代工企业, 它们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代工有代工的好处, 代工也有代工的缺点。代工能迅速获得竞争力强的产品, 但代工没有定价权, 利润低、依赖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授权企业找代工的目的就是帮他们降低成本、减少风险, 他们追求成本的最小化, 因此增产不增收已经成为中国代工企业痛苦的生存方式。中国为此还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代价。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 在不同的产业领域, 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中国制造赢粒糖, 跨国公司赚间厂。”中国代工企业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目前, 中国企业有很多, 如“三星”、“格兰仕”、“安踏”、“特步”、“匹克”等, 都已经转型成功。这些企业都是紧紧抓住了中国的消费市场, 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阵地, 并将自己的品牌又成功输出到了国际市场。所以说, 企业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 大力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产业、高新技术行业, 把发展的轨道真正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 注重人才的培养
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准备将低端的生产线迁出中国, 却准备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 600余家。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但相对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因此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优势。
1. 加大科教投入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力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 目前社会上紧缺的是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 他们既要懂理论, 又要能动手。现在的一些大学高等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很多大学生拿到了较高文凭, 但动手能力不行;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投入力度不够, 培养模式滞后, 缺乏自己的特色。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还停留在比赛、竞赛等层面上, 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
(1) 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高校要从改变人才培养方式入手, 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要立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业意识的灌输, 重点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2) 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
要促进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 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 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 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鼓励中外合作。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 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完善资助政策, 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2. 引进海外人才是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力量
中国拥有许多优秀的海外人才, 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业。同时, 各省 (区、市) 也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参与地方建设。但在引进人才的同时, 中国还必须建立一套国际化的人才选拔、激励、评估制度, 这样, 当海外人才入籍中国后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能, 中国也才真正能从人才战略中得到较为丰厚的回报。
结语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 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最好的方式就是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这样, 才会改变“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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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发展不是因为人口红利 篇2
中国经济发展过程是效率提升的过程，农村土地承包提升了农村的生产效率，劳动力流动提升了企业劳动效率。
人口红利不是主要原因，在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中国人口增长高峰期，中国的经济受到计划经济的制约陷于崩溃：人口多，却没能成为有效劳动力；人口多，没有成为有效消费群体。最典型的是，大规模知青进入农村，没有从根本上提高农村的劳动效率，相反，让农村陷入更深的贫困之中，直到逼出农村的土地改革。
陈志武先生曾经提出命题，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制度进行了根本性的资源错配，导致的结果是越勤劳越贫困，越工作越低效，甚至产生价值耗散，越工作越糟糕，对经济的破坏越严重。
只有在制度释放了劳动能力与消费能力之后，人口的规模与效率才值得进行经济考量。中国上世纪80年代初进行了市场化改革，此后中国的经济效率大幅提升，在全球处于增速前列。目前社会热点议题如户籍、如垄断等等，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新一轮的制度滞后制约了中国经济的效率。中国需要的是打破制度桎梏，发挥新一轮的资源效率配置。
根据《经济学人》2009年的报道，综合UBS与OECD数据，从1990年到2008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4%，同期印度2.6%左右，巴西0.3%，俄罗斯0.2%。而据OECD的数据，美国、日本、德国等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仅1%左右。上述数据能够印证中国此前近二十年的发展，主要不是因为人口大量增加，主要是制度释放了劳动效率与创新能力。否则，印度的效率应该高于中国。
各国经济效率在次贷危机之后发生了极大的变化，2008年，美国每小时劳动者效率增长率高达4%，中国为7%到8%，原因在于当年美国企业为免破产，节约成本大量裁员，而中国经济增速下行。受金融危机影响，近两年全球劳工生产率开始明显下降，美国经济谘商局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劳工生产率为3.6%，2011年仅为2.5%，原因在于全球经济产出增速下降。与其他国家不同，早在在1990年代后期，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就开始下降，这说明制度红利逐渐消失，靠投资与出口拉动开始盛行，每单位GDP所需要的资金量越来越大。
仅举一例，可以说明制度效率之低。中国劳动者迄今没有得到大规模的有效的专业培训，专业技术教育没有形成国策，教育资源被大量浪费在无用的评比与无聊的课程设置之中。以发达的珠三角为例，乌坎事件显示当地村民的教育程度普遍在高中或者高中以下，笔者约十五年前参加对上海郊区的调查，村民教育情况与乌坎村大同小异。
大量的新进劳动力的职业技能都集中在中低层次，中国就业人口中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比例仅为5%左右，发达国家普遍在40%以上，印度、巴西、印尼等发展中国家，该指标超过6%。中国的职业技术人员、高素质劳动者奇缺，劳动力成本大幅上扬。根据美国商会3月26日公布的年度行业气候调查结果，43%的美国在华投资商认为“管理层人力资源掣肘”是其面对的最大商业挑战，而去年这一比例为30%。美世的统计数据则显示，2001年至2011年，中国企业高管的工资成本增长了118%。
根据中国央企中智公司的研究数据，中国的劳动力报酬增速比生产率增速要快得多。让劳动者分享改革红利没有错，但效率赶不上红利，权贵阶层不愿意让度红利，所谓增加报酬就成为通胀与低效的同义语。
在劳动力成本上升期，中国需要的是技术培训，是专业的工人，而不是源源不断的农民工。
从2005年至2010年，工人的工资水平以每年19%的速度递增，同期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全负荷成本只增加了4%。20个中国省份的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20%以上，四川省甚至超出了30%。在过去十年间，中国工人的年平均产出增幅为10%，几乎五倍于美国生产率的增长水平。虽然在未来五年预计中国年平均生产率可保持8.5%的增幅，但仅为工资增速的一半。
有一组耳熟能详的数字。
苹果公司从每一台Iphone手机中，赚了187美元，而从事硬件生产的美、日、韩、台等拿到了187美元，从事组装的中国内地只拿到了6.54美元。从2006年开始，全球最大代工企业也是苹果最大的代工企业富士康利润下滑，一台iPhone，在台湾分配的利润是2%在美国是58.5%；而一台iPad，在台湾是2%，在美国是30%。
这种比较证明了一个被刻意漠视的事实，创新意识、整合能力与制造车间，在全球的产业链条中处于完全不同的地位。如果中国继续维持大规模的劳动人口与低廉的工资，就会陷入制造车间陷阱，说中等收入陷阱还嫌太乐观。
至于人口增长，让我们引用一个历史数据。据曹树基先生研究：在最近十年中，中国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千分之五，与上一个十年相较下降了0.5个百分点。千分之五的年平均增长率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从人口史的观点看，清代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虽然只有千分之五，但一百年间人口可以增加1.65倍，两百年间可以增长2.71倍。后人称为“人口激增”。1949年后，人口年平均增长率长期维持在千分之二十左右，是名副其实的“人口爆炸”。我们现在的人口增长速度和清代是一样的，其实仍然是“激增”。
据美国CIA估计，2011年中国实际人口出生率为12.31%，美国为13.68%，高于很多学者的估计，印度则为20.6%，世界平均为19.14%，处于激增水平，地球将不堪重负。而国家统计局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2011年全年出生人口1604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1.93‰，处于较低水平，但总体仍将上升，这两年处于生育高峰期。
人云亦云要不得，人必须有尊严地生存，有价值地生存，与地球和谐生存，理性至关重要，历史不能遗忘。分析经济也好，分析人口也好，概莫能外。
责编/葛沐溪 E-mail/chinamanage@126.com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篇3
关于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的研究自1798年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问世以来就是经济学的争论热点, 但是研究大多只考虑了人口数量和人口增长率对于经济增长的效应。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潜在作用。蔡昉 (2004) 认为年龄结构非常重要, 不同年龄的人群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 因而不同年龄结构阶段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尽相同的影响, 并认为东亚奇迹中约1/4的经济增长为人口结构因素的贡献。王金营、杨磊 (2010) 认为在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由于劳动力负担降低累计带来的经济增长占总增长的27.23%。蔡昉、王德文 (1999) 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人口因素贡献时, 认为23.71%是人口红利作用。由于我国地区差异较大, 绝大多数文献的分析对象是全国的人口, 没有较强的针对性。本文将专门对湖北省人口转变中年龄结构变动对于经济增长产生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 从而证明人口变动通过影响总储蓄、劳动力供给等因素间接影响湖北省的经济增长, 为湖北省政府及相关部门全面正确地了解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现状以及制定有关发展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2 湖北省人口转变及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为了研究湖北省人口的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首先分析湖北省人口的转变和年龄结构变动, 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2.1 人口转变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 可以将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湖北省的人口自然变动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58年。这一时期是由“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长”向“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的转变阶段。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相关数据, 这10年的人口出生率平均高达31.87‰, 死亡率由1949年的16‰下降到1958年的9.6‰, 平均为13.43‰, 平均自然增长率高达18.43‰。1959—1961年是一段特殊时期。由于三年自然灾害, 人口出生率下降, 死亡率上升, 1960年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第二阶段:1962—1972年。在这11年期间平均人口出生率高达34.27‰, 死亡率下降到9.07‰, 自然增长率为25.2‰。由于出生率的提高, 死亡率的进一步下降, 导致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 从而形成了我省人口的第二次增长高峰。第三阶段:1973—1991年。由于我国在70年代初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使得湖北省的出生率下降。这一时期的平均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分别为20.52‰、7.5‰、13.01‰。这一时期是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过渡的阶段;第四阶段:1992年以后, 出生率一直下降, 平均值为11.91‰, 死亡率为6.32‰, 自然增长率为5.59‰。由此湖北省实现了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
2.2 年龄结构的转变
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湖北省1990年0～14岁人口比重为28.45%, 15～64岁人口比重为66.05%, 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5.5%。到了2000年这三项数据为22.87%、70.82%和6.31%。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又变成了13.91%、77%和9.09%。二十多年来湖北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 老年人口比重不断上升, 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口比重也是不断增加的。
按照国际上划分人口类型的标准, 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0岁以上人口所占比例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10%, 或者65岁以上人口达到或超过总人口数的7%时, 其人口即称为“老年型”人口, 这样的社会即称之为“老龄社会”。根据历年《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抽样数据, 自1998年起, 湖北省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就达到了7.13%。虽然在2000年和2001年老年比又降到7%以下, 不过2002年之后这一比例又一直大于8%。因此湖北省在10年前就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
2.3 人口红利水平分析
本文用总抚养比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所谓总抚养比是指14岁以下人口数和65岁以上人口数之和与15～65岁人口数的比值。根据最近三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 1990年、2000年和2010年湖北省的人口总抚养比分别为51.41%、41.19%和29.87%。
陈友华教授在2005年的研究表明:总抚养比在62%以上为人口负债期;总抚养比在53%～59%为人口盈亏平衡点;总抚养比在53%以下进入人口红利时期;其中总抚养比在44%以下被称为人口暴利期。根据这一标准, 湖北省在9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人口红利时期。随着总抚养比逐年下降, 湖北省在2000年以后总抚养比小于44%, 进入了人口暴利时期。
3 基于储蓄因素的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3.1 湖北省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的影响
拉动社会经济的增长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投资, 而投资的源泉是储蓄。因此储蓄率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因素。如果一个地区保持了较高的储蓄率, 那么就能够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才能促进该地区经济的持续发展。本文利用Leff (1969) 模型, 结合湖北省的实际情况分析抚养比对储蓄的影响。分析的回归方程如下:
lnS=b1+b2RGDP+b3f0+μ1 (1)
lnS=b1+b2RGDP+b3f1+b4f2+μ2 (2)
各变量定义如下:S代表湖北省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 (亿元) ;RGDP代表人均GDP (元) ;f0代表总抚养比, 即少儿抚养比与老年赡养比之和 (%) ;f1代表少儿抚养比, 即0～14岁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 (%) ;f2代表老年赡养比, 即65岁及65岁以上人口数量与15～64岁人口数量的比例;b1、b2、b3、b4是待估参数;μ1和μ2分别是两个模型的随机误差项。回归分析中的数据来自于1990—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城乡居民人民币存款和人均GDP均为扣除价格因素的可比值。
如果直接将数据带入模型 (1) 和模型 (2) 进行多元线性回归, 发现模型 (1) 中的RGDP和模型 (2) 中的RGDP、f2都不能通过5%显著水平下的t检验。进行布劳殊-戈弗雷 (B-G) 检验和德宾-沃森d检验, 发现两个模型存在正的一阶自相关。
利用科克伦-奥科特两步法修正两个模型中存在的自相关。利用Eviews6.0计量经济分析软件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1:
根据回归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模型 (1) 中人均GDP和总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模型 (2) 中的人均GDP和少儿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 而老年抚养比的回归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显著。两个模型的R2都大于0.85, 整体模型显著。由此可见, 本模型及其解释变量的参数可以作为分析的依据。
在模型 (1) 中, RGDP的回归系数为0.000105,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GDP每提高100元 (1990年价) ,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1.05%;f0的回归系数为-0.038771,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总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3.8771%。
在模型 (2) 中, RGDP的回归系数为0.0000708,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时, 人均GDP每提高100元 (1990年价) ,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0.708%;f1的回归系数为-0.040059,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少儿抚养比每下降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加4.0059%;f2的回归系数为0.043717, 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老年赡养比每增加一个百分点, 那么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就会增长4.3717%。
3.2 储蓄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下面再分析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对GDP的增长作用。为了定量地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 以湖北省GDP为因变量, 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为自变量, 我们建立如下计量经济学模型:
Y=S0+S1X+μ (3)
其中Y表示湖北省的GDP总额, X表示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 μ为随机误差项, S0和S1为待估参数。利用Eviews6.0软件对湖北省1990—2011年的有关数据的时间序列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2:
根据回归结果可知, 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每增加1%, GDP就增加0.798149%, 说明储蓄的提高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3.3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分析
本文引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Cobb-Douglas) 模型来考察劳动力因素对湖北省经济增长的作用。生产函数形式:Y=ALαKβ。对函数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可以得到:
lnY=lnA+αlnL+βlnK+μ (4)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我们可以在对数生产函数模型中引入抚养比因素, 并建立以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λf0+μ (5)
其中Y代表地区经济生产总额, 用湖北省的GDP表示;L代表劳动力投入, 用从业人员数量表示;K代表资本投入, 用湖北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表示;A代表全要素生产参数;f0代表总抚养比;α代表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β代表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系数;λ代表总抚养比对经济增长的边际影响参数;μ代表随机误差项。
为了消除其他因素的影响, 我们将模型 (4) 和 (5) 标准化后再用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回归所用的数据来源于1990—2011年《湖北省统计年鉴》。回归结果和检验结果如表4:
模型 (4) 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 1990—2011年的时间内, 若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劳动力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220, 说明劳动力每增长1%, 经济增长速度将增大0.220%。
模型 (5) 的估计检验结果表明,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 总抚养比下降1个百分点, 湖北省的经济将提高大约1.3个 (非标准化系数) 百分点。由于湖北省从1990年到2011年总抚养比一共下降了约18.93个百分点, 那么由于总抚养比下降所带来的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4.61%, 也就是说大约有1/4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抚养比的降低。
4 结论与建议
虽然湖北省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 但是由于少儿抚养比的大幅下降, 湖北省目前处于“人口暴利”时期。通过建立计量经济学模型, 我们发现少儿抚养比对湖北省的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具有负向影响, 而老年抚养比对湖北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具有正向的影响, 但是这种正向的影响并不是非常显著。总体来看, 总抚养比的下降会使得储蓄水平提高, 加快资本积累的速度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根据分析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模型, 近20年来湖北省大约有1/4的经济增长来源于总抚养比的降低。
为了充分挖掘湖北省人口红利, 湖北省政府首先要适时执行劳动就业政策, 增加就业, 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其次在人口红利时期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加快建设健全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加大公共财政在社会保障及医疗方面的支出, 促进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然后还要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提高劳动者素质, 以人口质量代替人口数量, 推动我省向人力资源强省转变。最后还要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加快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管理制度, 充分挖掘劳动力转移的潜力, 使人口红利得到最大化利用。
摘要：本文利用《湖北省统计年鉴》的有关数据, 分析了湖北省人口转变的情况和年龄结构变动。根据相关指标, 湖北省在20世纪90年代就迎来人口红利时期。由于湖北省年龄结构的变动, 劳动负担将会逐渐下降, 居民储蓄存款总额上升, 社会从业人员比重也会上升。这些变化会对湖北省经济增长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通过建立计量经济模型, 发现在过去的20多年里由于总抚养比下降为湖北省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约为1/4。湖北省政府应该充分发挥人口红利, 制定相关经济政策, 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增长。
关键词：人口转变,人口红利,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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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红利的消失与计生政策的取向 篇4
2012年，我国15至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占总人口比重69.2%，下降0.6个百分点。这是长期以来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的第一次下降。
由此引发了社会的高度关注和议论。不少经济学家、人口学家表示：劳动力人口下降，可以说是人口转型的一个拐点，会加剧人口老龄化速度，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将逐渐衰退和消失。放开和调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呼声日渐强烈。去年底，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发布了《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专题报告，集纳了茅于轼、许小年、梁建章等20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他们提出，我国应实施“生育自主、倡导节制、素质优先、全面发展”的新人口政策。
如何认识和看待这个问题呢？依笔者的观点：人口红利虽将逐渐消失，但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仍要继续执行。
人口红利消失：不必过于紧张
人口红利，是指在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由于出生率下降和老年人口增长有限，会出现一段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数量相对较多即“两头小中间大”的人口结构。这个时间段被称为“黄金时代”，也就是人口红利期。期间，抚养费用较低，劳动力负担较轻，有利于储蓄和投资的增长，为经济发展提供人口红利。反之则称为人口负债。
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价格低廉，人口红利被认为是造就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因素。但这两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逐渐减少，“用工荒”从沿海波及全国，普通劳动者和农民工工资上涨幅度较大，都透露出劳动力需求增加、用工成本上升、人口红利开始消失的讯号。
其实，从世界范围看，伴随着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衰减是必然过程，众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都面临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在积极应对人口红利拐点到来的时候，不必过于紧张：人口数量和结构的变化是渐进的，相比于全国九亿多劳动力总量而言，一年减少三、四百万劳动力占比是很低的。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反而会倒逼我们促进经济方式的转变，倒逼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以应对劳动力的减少。
人口政策取向：继续坚持计划生育
那么，今后人口政策的取向如何呢？笔者认为，总原则和基本点仍要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不动摇。
执行了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确实有诸多弊端：限制了人们的生育权利，破坏了社会家庭结构，加速了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缩减了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出生性别比有一定失衡，独生子女缺乏亲情感受等等。另外，当前我国生育率已很低，人口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增长过快。但是我国人口总量基数太大，去年达到13.5亿人，受人口惯性增长的影响，即使保持目前的生育水平，每年新出生人口都在1600万人左右，未来20年总人口还将增加1亿以上。随着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本已十分紧张的资源和脆弱的环境将面临更大的压力。
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的基本国情不会根本改变，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压力的局面不会根本改变。况且人口问题是一个综合系统工程，其结构、素质、分布、迁徙相互交织，人口总量得不到有效控制，局面将更为复杂难解。这就决定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继续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使人口总量在稳定的基础上有一个缓慢的下降。
当然，现行的计生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也需要根据国家人口、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新的情况进行适当修正。笔者赞成从现在开始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全面、简单地放开生育显然还不合适宜，除现在的“单独”二胎政策外，可以分省份、分步骤地逐步放开二胎，民族地区、再婚夫妻可以生育二胎，一方面可以缓解老龄化进程，补充新的劳动力，一方面又避免了人口的突升突降，使之稳妥过渡。同时着力提升人口素质，用科学统筹的办法解决人口问题。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篇5
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广东常住人口突破一亿, 居于全国首位。广东人口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 人口结构出现较快的转变。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不断提高, 这得益于大量劳动力的迁入和逐渐降低的人口出生率:一方面, 广东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越来越多人口迁入, 不断增加的人口又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 迅速降低的出生率降低了总抚养负担系数, 从而提升了劳动力比重。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资源, 其比重的显著提升将会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作用, 即人口红利效应。人口转变以及劳动力人口的不断迁入使得广东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享受优越的人口红利。
研究表明, 发达国家都曾经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或多或少地得益于人口红利, 但是人口红利只出现于人口转变的一定阶段, 其所带来的增长贡献并不是永久性的, 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将加速人口红利的耗竭[1]。2003年以来, 中国沿海地区持续出现的“民工荒”现象可以被视为劳动力正开始短缺。蔡昉 (2010) 认为这是我国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标志, 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机会期即将关闭[2]。因此, 研究广东人口红利状况, 对判断广东人口红利是否仍然存在以及相应采取的政策均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文献述评
较早前, 学者研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往往只注重于人口数量及其增长速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 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才越来越多地吸引了学者的注意。为了探讨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口因素在东亚国家经济奇迹中的作用, Bloom (1997, 1999) 等将人口学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 并结合东亚国家1965-1990年的数据, 检验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认为人口转变是促成东亚经济奇迹的重要因素[3,4]。Mason (2001) 和Bloom (2003) 等在其学术著作中都使用“人口红利”这一术语, Bloom还给出人口红利的含义[5,6]。Bloom指出,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出现的人口结构呈现“中间大, 两头小”的特点, 并对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的现象。Bloom和Mason对人口红利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 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也得到众多学者的认可。
此后的大量文献表明, 人口红利确实在经济增长中扮演重要的角色。Nicoletta (2006) 等运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 对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转变的经济意义进行验证, 指出这些国家在老龄化到来之前将享受由人口红利带来的经济快速增长效应[7]。国内学者对我国人口红利效应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他们运用了多种实证方法对我国人口红利进行测定, 为我国人口政策及经济发展战略提出许多意见。较早对我国人口红利进行研究的有蔡昉、王丰等学者。人口红利为中国提供充足的劳动力, 降低抚养负担,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贡献[1]。通过引入有效生产者与有效消费者的概念, 王丰 (2006) 等还估算出人口红利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累计贡献约为15%[8]。由于计量方法不同, 这些学者所计算出的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不同, 但他们的研究均表明人口红利确实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学者对国内省份或区域的人口红利进行了研究。在以往的研究中, 学者的研究对象多为一些较为封闭的区域, 而忽略了对人口流动性较大的省域人口红利的研究。对于广东地区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作用, 郭友群、潘琦 (2011) 等学者做一些研究[9], 但如大多数学者对省域人口红利研究的一样, 其对广东人口红利的实证分析也较为简略。本文在以上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探讨人口红利的理论问题, 对广东人口红利进行深入的分析。
三、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推导
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转变的过程中。人口转变过程是一个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过程。由于出生率和死亡率的变化过程并不同步, 因而形成了年龄结构变化的三个阶段[10]。人口转变的这三个阶段演化过程中, 社会总抚养负担系数呈现从高到低再到高的变化。其中较低总抚养负担系数的阶段即为人口红利期。在这个阶段, 劳动力比率不断提高, 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更充足的劳动力。
为了研究人口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效应, 我们对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进行了扩展, 纳入了相关的人口变量。扩展后的生产函数如下:
Yt=AKαtLundefined (1)
其中Yt为国内生产总值, A为外生技术进步, Kt是资本存量, Lt是适龄劳动人口总量, α是函数参数。那么, 人均收入yt可以表示如下:
undefined
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率labrt如下所示:
undefined
分别用公式 (2) 和 (3) 代入式 (1) 则有:
yt=Akαtlabrundefined (4)
其中kt为人均资本存量;labrt是劳动力占总人口中的比率, 反映一个经济体里面的人口结构状况。由于人口红利产生于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且方程 (4) 显示yt是labrt的增函数, 因此当劳动力占总人口比重越高时, 则人均收入越高。这表明较高的劳动力比率对经济增长起到重要的作用。由于人均收入与劳动力比率之间不存在直接的线性关系, 我们不能直接用这些变量的数据来做线性方程估计, 有必要继续推导一个更加合适的模型。经济增长可以被定义为向稳态劳均收入水平收敛的速度[11], 我们结合索罗增长模型中经济达到稳态均衡的条件, 借鉴钟水映、李魁 (2010) 的模型[12]。假设资本折旧率为δ, 人口增长率为n, 储蓄率为s, 那么人均资本存量的改变量应等于零, 求得稳态人均资本存量, 从而可以得到稳态人均收入:
undefined
对 (5) 式两边取自然对数, 整理化简且合并系数后可得:
lny=c+a1lns+a2lnlabr (6)
由方程 (6) 可知, 人均收入的对数及劳动力比率的对数两者之间存在线性关系。系数a2说明当劳动力比率的对数变动1单位时, 人均收入的对数相应变动a2单位。
四、基于广东1987-2010年数据的实证分析
(一) 基本数据
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 2010年广东常住人口数量已达10 440.94万, 其中15-64岁的劳动力年龄人口比例达76.3%。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人口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经历了三个显著的阶段:1982年至1990年的波动下降阶段;1990年至2002年的快速下降阶段;2002年以来的平稳阶段。而死亡率则从1982年的5.92%缓慢地下降到2010年的4.21% (如图1所示) 。
图1显示, 广东人口正经历着一个由“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的阶段。在此阶段, 少儿抚养负担从1982年的近34%下降到2010年的17%, 下降幅度接近50%;而老年抚养负担上升幅度较为缓慢, 相应地从1982年的5.4%上升到了2010年的7%左右, 上升幅度不到30%。正因为这种变化, 劳动力人口负担不断降低, 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提高, 从而开启广东的人口“机会窗口”。根据广东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 劳动力年龄人口比重已从1982年的62%提升到了2010年的76%,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众多劳动力。然而, 劳动力负担比的变动是形成人口红利的因素, 要证明人口年龄结构转变中人口红利的存在, 还需要通过定量分析和测度劳动力负担变动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作用[13]。劳动力比率如图2所示。
(二) 平稳性检验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广东统计年鉴》和《广东人口发展报告》。储蓄率为支出法GDP数据减去当年最终消费后的数值与当年支出法GDP数值之比再乘以100。人口数据中, 1982、1990、2000和2010年的数据为人口普查数据, 1987与1995年的数据为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其余少数数据为估计所得。为保证回归方程具有实际意义, 需要对相关序列进行平稳性检验。我们使用ADF单位根检验法对人均收入 (income) 、劳动力比率 (labr) 和储蓄率 (savr) 三个变量分别取对数 (lninc, lnlabr, lnsavr) , 这三个变量取对数的一阶差分序列 (Δlninc, Δlnlabr, Δlnsavr) 进行平稳性检验。表1为检验结果。
检验结果显示, 序列lninc、lnlabr和lnsavr是非平稳的, 但是其一阶差分序列的ADF检验t统计量相应的概率小于0.1的检验水平, 因此可以认为序列Δlninc、Δlnlabr和Δlnsavr是平稳的, 用这些数据所估计出的回归方程具有实际意义。从而建立如下估计模型:
LNINCt=c0+c1LNLABRt+c2LNSAVRt+εt (7)
上式为研究的模型, 其中c0表示常数项, c1, c2分别表示劳动力比率与储蓄率的弹性系数, εt表示随机扰动项。
(三) 模型估计
在本文的第三部分, 我们建立了研究劳动力比率与人均收入之间关系的方程。本文将利用1987-2010年取对数后的广东省人均GDP、劳动力比率和储蓄率的数据对模型 (7) 的系数进行OLS估计。上文已对这三个对数序列进行了平稳性检验, 结果显示这三个对数序列均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 因此可以利用这些数据来估计回归方程。
根据输出结果, 可以写出相应的估计方程 (保留四位小数) :
LNINC=16.3986+5.2468LNLABR+6.4816LNSAVR (8)
(28.8246) (2.8020) (5.6717)
R2=0.8880 DW=1.1968 F-statistic=83.2130
表2显示模型整体通过F检验, 回归系数的t统计量都很显著, 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较好 (R2=0.8880) , 方程总体的线性关系显著。由OLS估计出来的方程可知, LNLABR的系数表示劳动力比率对数值每提高1个单位, 人均收入的对数值将增加5.9762个单位, 即劳动力比率对人均收入的弹性为5.2468, 劳动力比率的提高对人均收入的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这表明, 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比率提升促进了经济的增长。
(四) 回归残差的自相关检验
如果估计方程的残差存在序列自相关, 那么应用OLS估计会导致回归方程参数估计量的显著性检验不可靠、OLS估计有偏差且不一致等后果。为了确保回归估计的实际意义, 有必要检验回归残差是否存在自相关。在此, 我们使用Q统计量检验以及LM检验来判断残差是否存在自相关。LM检验和Q统计量检验结果分别如下:
在表3中, LM检验统计量Obs*R-squared=7.8923, 其相应的概率远大于0.1;而且由表4可以看到, 从1阶至10阶的Q统计量相应概率值都大于0.01, LM检验和Q统计量检验的结果均显示, 残差不存在序列自相关。因而, 通过OLS方法估计出来的方程参数是有效的, 模型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方程有较好的可靠性。
通过以上实证分析, 当前广东经济发展正受益于人口红利。广东省自改革开放以来, 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人口因素。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归因于迅速下降的出生率、自然增长率和稳定下降的死亡率, 以及从省外不断迁入的劳动力。人口转变带来了人口红利, 为广东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力资本, 从而支撑了广东经济的快速增长。
五、结论与建议
上述研究表明: (1) 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效应可通过扩展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模型来描述。在扩展的模型中, 劳动力比率是研究人口红利的关键变量, 人均收入是劳动力比率的函数, 人均收入随着劳动力比率的上升而增加; (2) 1987-2010年, 广东人均收入的对数与劳动力比率的对数存在线性关系, 劳动力比率对人均收入的弹性为5.2468, 表明人口红利在此阶段对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作用; (3) 改革开放以来, 广东劳动力比率不断上升, 而近几年也没出现下降势头, 因此可以判断广东经济目前仍然受益于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然而, 劳动力比率不可能一直上升, 随着人口结构的进一步转变, 老龄人口比例将会继续提高, 而劳动力人口比例则会出现下降, 当这种趋势达到一定程度时, 人口红利就变为人口负债, 经济将受到不利的影响。虽然广东当前拥有充裕的人口红利, 但是正如前文所述, 人口红利并不是用之不竭的, 它是一种可枯竭的“资源”。
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有积极的作用, 但人口红利仅仅存在于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 因此必需在这种“资源”枯竭之前, 使之得到充分的利用。为此提出相关建议: (1) 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通过创造就业机会、鼓励妇女参加工作和改善劳资关系及就业环境等措施来鼓励更多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参与就业, 提升劳动参与比率, 增加社会总产出。避免在人口红利消退时期劳动力比率出现过快下滑的问题, 降低经济发展出现较大波动的风险。另外, 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社会劳动生产效率是应对人口红利枯竭的最有效方法。通过提升劳动力生产率, 可以有效提高人均产出。为此, 必须不断增加教育投入, 通过加大对劳动力以及潜在劳动力的教育培训力度, 提高劳动力的整体素质, 提高生产效率; (2) 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 使失业或正经历困境的劳动者获得基本的保障, 从而顺利度过困境, 一定程度上提升其参加劳动的积极性。另外, 按照生命周期理论,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推进, 人们为了保证退休后的生活稳定, 社会更偏好于更多的储蓄, 相应减少消费支出。但是这种变化不是自然就能形成的, 对经济的作用也未必一定是正面的, 而是需要一定的社会保障制度条件才能使其提高人均产出。缺乏相应的保障制度, 人们更倾向于储蓄, 增加了资本积累, 但却减少了社会消费, 对经济的作用取决于储蓄与消费之间的分配;相反, 过高的保障度很可能会降低人们储蓄的意愿, 不利于资本积累。因此, 需要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来平衡储蓄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关系才能促进产出的增加。
摘要：过去30年, 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急剧的转变, 对经济繁荣有显著促进作用。本文将劳动年龄人口比率这一变量引入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构建一个产出模型, 通过产出的均衡条件来推导出实证模型。利用广东1987-2010年的数据对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劳动年龄人口比率对人均收入的弹性为5.2468, 人口红利在此阶段对经济增长起到极大的正向作用。因此, 要保持经济较快的增长势头, 就要充分利用人口红利这一“资源”。而要充分挖掘人口红利, 就应当充分开发劳动力资源, 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建立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篇6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 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 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 与此同时,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如此看来, 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 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 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 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 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 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 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 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 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 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 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 在2013年, 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 近乎同时, 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 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 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 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 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
用改革延长人口红利 篇7
这是规律性现象: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 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不可避免地从超常规转为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改革措施, 都将有效延长人口红利。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 妨碍生产要素供给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潜力的充分挖掘, 通过在重要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可以获得制度红利。这种制度红利可以直接转化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不仅足以抵消未来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 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和扩大内陆沿海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整个开放、有序、包容、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 将极大地激发社会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这也将由此创造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会上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 都将立竿见影地获得制度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最明显的好处, 是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 从而令城市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一方面, 农民工的市民化, 可以大幅度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 增加劳动供给, 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激励, 可以提高劳动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此外, 农民工在城里安家立业, 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需求, 对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也有好处。
中国新一届政府公布的改革蓝图计划称将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中共高层公布的最新改革计划, 区分了农用地和宅基地的不同, 但强调两者都可以抵押转让。允许村集体直接出售农村土地建设用地, 而不需要再经过政府的征地程序;计划还指出, 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并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 随着城镇化的过程, 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它的难度可以说是相当于第二次的土改, 而这次的土改就是怎么公平合理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另外也使得真正迁入城市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市民化。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篇8
在过去30多年中,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根据蔡昉此前的研究, 1978年至1998年,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 1982年至2000年人口抚养比下降, 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率为26.8%。人口红利的下降, 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根据雁行理论, 随着产业转移, 一些产业会在不同国家先后经历兴衰的过程。
蔡昉认为,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已经出现下降, 不过, 由于中国各省市间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工业基础等的巨大差距超过许多国家间的差距, 并且,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组国家能够取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中心的地位,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仍有空间。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资产份额从2003年之后即开始下降, 目前已是负增长, “这意味着制造业或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已经在发生”。
人口红利消失之后 篇9
分解我国过去三十多年高速经济增长的来源，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有一半是来自干资源配置的改善。大量剩余劳动力从低生产率部门向高生产率部门流动，完成了资源重新配置。每一个要素对于我国高速增长的贡献都有人口红利的影子。倘若人口红利消失，这些增长的源泉也会随之消失，从而降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未来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根本原因是：第一，未来投资增长速度趋缓；第二，劳动力供给可能出现负增长。由于我国过去过度依赖于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这种不平衡是不可持续的，同时随着投资的深化，资本报酬出现下降的现象，因而未来我国的投资增长率在一定程度上会降低，这种投资增长率的降低会进一步加重劳动力供给的短缺。
对于未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的陷阱，除了刺激需求这一传统杠杆外，对于我国而言，还有很多制度因素可以作为刺激潜在经济增长的动力。这需要我们对供给方面有足够的重视，比如通过改善资本的供给条件、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等等来提高我国的经济增长率。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研究 篇10
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关系时发现, 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少儿人口比例迅速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 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期”, 也叫“人口机会窗口”。David E.Bloom, 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于2002年在《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中明确指出, 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即“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和Williamson (1998) 以及Bloom, Canning, Malaney (2000) 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的1/3应归功于人口红利。
对于我国的人口红利, 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德文、蔡昉等人认为,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红利, 对中国1982-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6.8%;不过, 有些学者认为, 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 否则就是大包袱。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产生的额外的经济成果。尽管“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更快的增长, 产生人口红利, 但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和机遇。因此, 本文对黑龙江省的人口红利进行研究, 并作出基本判断, 以服务于黑龙江省的“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二、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基本情况
(一)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1. 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陈友华教授选择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 给出了判断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标准。他认为, 如果以65岁作为老年的起点, 总抚养系数在47-50时, 该人口进入人口红利期, 总抚养系数在44-47时为人口高利期, 在44以下时, 为人口暴利期;当总抚养比在53-59时, 为盈亏平衡期;一旦总抚养系数超过62, 该人口就进入了人口负债期。 (见表1)
2. 对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从表2可以看到, 黑龙江省总抚养比在“三普”以前非常高, 反映出20世纪50、60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总抚养比快速下降。1982年, 总抚养比为62.05%, 仅仅6年时间就下降到50%以下, 达到48.59%, 下降了13.46个百分点。根据陈友华教授关于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20世纪80年代后期, 黑龙江省迅速由人口负债期进入人口红利期, 并于1990年左右进入人口暴利期, 并将持续到2025年左右, 整个人口红利期大约为40年左右, 这与全国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当。 (见表2) 但也应该看到, 每年大量的跨省、跨国外出务工人口减少了人口红利的实际实现程度。另外,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在不断提高, 劳动力资源储备也在不断下降, 是实现人口红利的潜在不利因素。
资料来源:1953年、1964年、1982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年;1990-2010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2040年数据为黑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数据。
(二)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但它并不等同于“人口红利”。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考察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以判断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利用黑龙江省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可得以下方程:
其中, Y代表经济总产出, 以黑龙江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 采用从业人员数;K为资本投入, 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从函数模型 (1) 可以看出:劳动投入产出系数为0.766, 即每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 能带来0.766个单位的产出。不仅低于广东的2.849、河南的1.999, 而且低于新疆的0.908, 这与黑龙江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实际相契合。
利用劳动投入产出系数 (即劳动力产出弹性) , 可以通过公式: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 (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 计算出各年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 自1991年至今, 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总体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从方程中可以看到, 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 说明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省, 资本密集型经济比较发达。资本、技术、管理与劳动投入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但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产出系数均较小, 可能与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尚未完成,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 人才和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1999年、2000年、2001年,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值, 2008年、2009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比2007年突然下降, 或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十二五”期间,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2010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大幅跃升, 应该是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增强了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的结果。这表明, 要收获人口红利, 必须积极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提高劳动力参与率, 促进充分就业。
三、充分实现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几点建议
目前,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处于暴利期, 劳动力资源充足, 抚养负担较轻, 为“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但“人口窗口”的开启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要充分实现人口红利, 还要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充分就业为前提。为此, 必须创造条件, 使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一)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黑龙江省“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 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应借助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利政策, 依托“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和地处东北亚中心的有利地理区位, 吸引国内外投资,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增强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最大化实现就业, 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 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研究表明, 接受高中及以上层次的教育, 是显著提高工资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明显标志。因此, 深化教育改革, 逐步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 覆盖高中阶段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是提高黑龙江省人力资本的重要举措。另外, 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充分利用国家农民工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平台, 做好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鼓励企业、职业技术院校以及高校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把岗前培训、岗中培训、进修深造等方式结合起来, 打造学习型社会, 为三次产业升级转型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以便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收获更多的人口红利。
(三) 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环境
近年来,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和从国企改革中分流出来的下岗工人涌向东部沿海城市, 出现了“孔雀东南飞” (指技术人才) 和“麻雀东南飞” (指普通劳动力) 的现象。除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省际迁移也非常活跃。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 黑龙江省每年迁出20万人左右, 迁入仅8万人左右, 净迁出12万人左右。大量人才和劳动力外流, 严重妨碍了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因此, 黑龙江省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从以下几点改善劳动力就业的环境:一是逐步提高劳动力的福利待遇, 健全社会保障、规范企业用工, 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大力发展劳动力服务市场, 提供针对性就业指导和服务, 减少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 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三是发挥黑龙江省“黑土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给予劳动者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做到以福利待遇吸引人、以社会服务留住人、以人文环境感动人, 用良好的就业环境引导省内劳动力有序向二三产业转移、外省劳动力积极向黑龙江省流动, 促使更多、更好的劳动力人口参与、推动黑龙江省经济社会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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