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经济红利

共享经济红利（精选5篇）

共享经济红利 篇1

一、引言

从1863年世界上第一条地铁———伦敦地铁建成开始, 地铁以运量大、速度快、安全便捷、准点舒适等突出优势, 而深受世界各地城市居民的欢迎, 成为全球公共交通发展的趋势。同时, 地铁也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城市经济实力、人们生活水平及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 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用地紧张已成为困扰城市发展问题的突出矛盾。发展城市轨道交通建设, 提升地铁对城市交通的分担率, 将有效缓解交通压力, 改善城市空气、噪音污染和用地紧张局面。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统计, 截至2013年年底, 我国共有36座城市获准修建城市轨道交通线路, 累计19座城市建成投入运营城市轨道线路87条, 运营里程达2539公里, 其中地铁里程2074公里, 占总里程的81.7%。当前, 在中国大地兴起的地铁建设热潮集中体现了老百姓和各级领导对城市交通等问题的高度关注。

纵观世界地铁发展历史, 地铁交通的建设在节约土地和能源、减少环境污染、促进城市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 大力推进地铁交通系统的建设为我国城市化开辟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21世纪, 中国将迎来地铁交通建设快速发展的“地铁经济时代”, 届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地铁市场。本文针对地铁交通的建设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进行分析和讨论。

二、“地铁红利”的概念

众所周知, 地铁是地下铁道的简称, 它是一种独立的有轨交通系统。作为一种快捷安全、风雨无阻的公益性交通工具, 地铁不仅能大幅缩短两地之间的时空距离, 还会改变城市的商业布局, 促进沿线地区地产、物业的发展, 所到之处形成“地铁经济带”, 为提高城市化率创造条件, 从而有力带动周边经济的快速发展, 这些因地铁交通的建设而产生的城市化福利被新闻媒体亲切地称之为“地铁红利”。地铁经济是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所产生的一种经济形态, 而“地铁红利”则反映为地铁经济促进城市发展的一种利好现象。

所谓地铁经济, 就是依托地铁交通的建设发展, 使其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地铁红利”, 简单地说就是由地铁经济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综合的部分。根据功能需求, 地铁经济分为地铁内部经济、外部经济以及衍生经济。

地铁的内部经济是指由地铁建设的投入和产出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该经济效益直接反映在地铁票务、地铁广告、商铺租金等收入构成的营业收入上, 与地铁各部门息息相关。地铁的外部经济是指地铁对外部相关部门和区域产生影响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该经济效益往往表现为地铁沿线区域房地产升值、楼市火热等方面, 因此它不一定反映在地铁部门。地铁的衍生经济是指与外部的相关部门和区域以某种方式合作, 将外部经济的经济效益体现在地铁部门, 使之成为地铁部门的衍生产品。简单地说, 地铁经济就是通过特定方式使地铁的外部经济内部化, 从而带来宏观的经济效应。

三、地铁建设给城市经济发展带来的“地铁红利”

自1969年我国第一条地铁线路———北京地铁一期工程建成通车至今的40多年里, 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已发展成为我国一个重要的支柱产业。

(一) 交通“红利”:快捷便民的同时有效缓解城市交通压力

近年来, 中国城镇化进程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 每年有1300万左右人口从农村转入城市, 城市公众交通压力日趋繁重。

与城市传统公众交通工具相比, 地铁交通具备以下优势:一是运载能力巨大, 是地面公共汽车的7~10倍;二是速度优势明显, 地铁运行速度是一般公共汽车的2~4倍, 大大节省了乘客的出行时间;三是准时准点, 地铁运行于地下独立轨道, 不与其他交通系统重叠、交叉, 行车过程中极少受到交通干扰;四是安全性高, 与公共汽车等其他地面交通相比, 地铁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要小很多;五是不占据陆地空间, 节省土地, 有效缓解拥堵路况。此外, 地铁由电力驱动运行, 每公里的能量损耗只有地面交通的15%~40%, 而噪音和空气污染等负面影响则仅为地面交通工具的6%~10%。因此, 地铁还有低耗能、低污染的突出优点, 对城市发展而言, 地铁交通的建设还带有一种环境“红利”。

(二) 商业“红利”:改变城市商业结构, 促进商业快速发展

地铁沿线和枢纽站大多是城市交通节点集中区域, 哪里有地铁, 哪里就有人流。随着区域人口的增加, 商业资源便会逐渐围绕这些站点和枢纽集聚, 形成所在城市的新商业中心。地铁交通的建设不仅改变了城市地面商业结构, 还给城市增添了许多地下商业场所, 使城市的商业形态更加丰富。地铁站点内的各类商场逐渐成为人们日常消费的潮流地, 美食、购物、娱乐一应俱全。上至地面商业区, 下至地下商场, 这两种商业模式构成了新的商业结构, 而依托地铁轨道的延伸和交界, 这些围绕地铁而兴起的商业结构通常相互辐射、有机串联, 形成更大的商业辐射区。以拥有无锡地铁“最长站线商业开发区间”之称的“三东区间”为例, 该区间坐拥城市中心, 西邻地铁1、2号线换乘站三阳广场站, 东邻2号线东林广场站, 全长428米。有效连接两大地铁站点的同时, 它还是崇安寺地块商业开发的延伸。“三东区间”建成后, 地下二层为地铁运行轨道, 而地下一层则开发为地下商业街区, 届时位于无锡市中心繁华商业地段的“三东区间”将以穿梭于区间下的地铁为“躯干”, 紧邻的两大地铁站的各出入口充当“血管”, 连接地面周边各商圈和地下商业街区, 而地铁带来的巨大人流则通过“血管”为地上、地下商业区不断“输血供氧”, 从而形成立体式商业系统。而在这个过程中, 地面周边的各大商圈之间及地面商圈与地下商业街之间, 依托地铁的运载和核心枢纽功能, 有效联动, 形成更大的商业辐射区域, 使无锡市中心的繁荣商业得以强化并持续。

(三) 经济“红利”:拉动内需, 推动经济增长

在我国很多城市都有这样的说法:“地铁一通, 房子卖空”。从地铁交通的规划、建设再至通车, 地铁沿线周边的地价、房价和租金往往跟着攀升。地铁交通体系四通八达, 大大提高了城市各区位的可达性和便利性, 从而赋予了“地铁房”良好的投资价值, 这是地铁驱动周边楼市旺盛的关键因素。据相关资料显示, 北京地铁5号线仅立水桥商圈, 方圆三公里内住宅面积多达1500万平米左右, 而居住人口近百万;香港地铁开通后, 地铁周边物业平均升值50%左右, 沙田地铁站出口房租比过街的沙田广场房租高出近两倍。可见, 由于城市地铁交通带来的出行方便, 人们更愿意在地铁沿线各站点附近置业或租房。这些聚集在地铁沿线周边的居民, 将为附近的商圈起到有力的支撑和促进作用。

地铁交通的建设主要依靠当地政府雄厚的财政投入。一条地铁的造价非常昂贵, 每公里的投入一般需4.5亿~6亿元。相关研究显示, 政府对大运量的地铁交通和城市轨道交通的投入可以带来社会经济效益5~8倍的产出。以重庆市为例, 其轨道交通的建设投资对城市GDP的直接贡献为2.63倍, 即每投资1亿元可新增2.63亿元GDP, 并提供8466个就业岗位, 综合贡献率高达6.2倍。这主要因为从地铁交通的规划设计到建设运营, 将涉及装修设计、设备制造、工程基建、采矿业、钢铁、水泥、通讯及广告等多个相关产业, 地铁的投资建设大幅了推动了这些相关行业发展和创收。同时, 地铁沿线的房地产热则进一步给机械制造、采矿业、钢铁等行业带来丰厚利润和广阔市场。

(四) 文化“红利”:民生工程传递人文关怀, 提升城市魅力

地铁是一种城市公益性交通工具, 体现着“现代人与城市”的人文关系。它是为民服务的出行工具, 不仅快捷便民, 而且舒适安全, 彰显了以人为本的文化内涵。同时, 修建地铁带动了一定规模的相关产业发展, 从规划设计到开工建设, 再到运营、管理和维护, 将向社会提供大量的相关就业岗位, 进一步体现了民生工程的本质。修建地铁也是城市化水平和综合实力的象征。在城市地铁交通建设的过程中, 通常会引致新闻媒体的大面积跟踪报道, 这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所以, 地铁交通的建设使城市的形象魅力和知名度获得显著提升。而城市形象和知名度的提升对招商引资、人才引进、旅游发展等均大有裨益, 为城市凝聚了宝贵的无形资产。这种因地铁交通建设而形成的城市文化品牌效应, 无疑对城市的消费增长和商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四、“地铁红利”的跨城延伸探寻

地铁交通是双向型服务的城市基础建设, 既为城市居民的出行提供安全快捷的绿色通道, 同时也为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不过, 地铁只为一城服务的局限正渐渐被打破。

2010年11月3日, 珠江三角洲城际快速轨道交通广州到佛山段首通段开通, 成为我国第一条跨市地铁线路。广佛地铁线全长32公里, 于2012年全线通车, 广州到佛山全程只需要39分钟。广佛地铁线的开通无疑使珠江三角洲都市经济圈实现同城化迈出重要一步。

2013年10月16日, 中国第一条跨省市地铁线路———上海地铁11号线北段延伸工程 (上海安亭站—江苏昆山花桥站) 开通试运营。该线路的通车使“昆山生活, 上海工作”的生活模式成为可能。据媒体报道, 在昆山—上海地铁开通后, 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均已规划轻轨线路直接与上海地铁相连。“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也提上日程。

从地铁广佛线到沪昆线, 再到未来逐步建成的“珠三角城际轨道交通”和“长三角城际轨道交通”, 原本只服务于单个城市的地铁已跨城而出, 与相邻城市贯穿连通, 为实现“地铁都市圈”创造重要基础。而地铁交通所具有的灵活性、便捷性和实惠性等独特优势, 相较于城际公交和高铁, 更能快速和有效地带动周围商圈的发展, 把“地铁红利”由点及面, 惠及整个都市经济圈。

建设城际地铁, 将中心城市与卫星城市及邻近的卫星城市之间的交通变得更为快捷。在有效缓解中心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的同时, 城际地铁交通的便捷和实惠还将吸引中心城市的人才选择在邻近的卫星城市置业生活, 从而拉动卫星城市的经济、商业发展。同时, 卫星城市开通地铁后, 将大大提高当地居民的交通条件和生活质量。卫星城市也将获得地铁经济带来的一系列“地铁红利”:建筑业、服务业等相关产业链发展;商圈的发展和消费增长等。“地铁都市圈”的建立将缩小区域间差异, 促进经济都市圈的均衡发展, 有效增强区域竞争力和辐射力, 带动都市圈整体GDP增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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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周明非.地铁经济效益的探寻与研究——发掘上海地铁的功能需求[J].现代商业, 2007 (24) .

让更多人共享“健康红利” 篇2

全民医保制度基本建立、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持续深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我国新一轮医改已取得重大进展和明显成效，但一些体制机制障碍仍然制约医改推进的步伐。日前，中办、国办转发《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关于进一步推广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全民医保制度基本建立，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稳固在95%以上，覆盖人口超过13亿人，2016年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达到人均420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全面推开，保障水平大幅提升。同时，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持续拓展深化，全国1977个县（市）全面推开县级公立医院综合改革，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城市扩大到200个，科学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正在形成。

此外，我国还大力推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全国已有超过一半的县开展了基层首诊试点，县域内就诊率达80%以上。药品供应保障体系进一步健全，实行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行公开透明的公立医疗机构药品省级网上集中采购，逐步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药品价格形成机制。

与此同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程度大幅提升，实施12大类45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覆盖居民生命全过程，惠及亿万群众。

得益于新一轮医改的持续推进，医疗服务和公共卫生服务能力不断提升，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持续下降，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30%以下；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明显提升，80%的居民15分钟能够到达医疗机构；人民群众健康水平显著提升，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6.34岁，比2010年提高1.51岁，人民健康水平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用较少的投入取得了较高的健康绩效。此次《意见》的出台，即意味着医改“新段落”的展开：从设计转入施工，从部门推动转变为全局性的政治任务，从摸着石头过河转入落实顶层设计，从容易处入手转为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可以说，自2009年启动的新医改已昂首进入2.0版的新阶段。

世界期待“中国模式”

2009年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及《2009-2011年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新医改方案”），历经三年多的讨论和准备，又经过四个月的公开征求意见和修改，社会各界热切期盼的“新医改方案”终于出炉。

新医改方案的出台，恰逢世界格局发生天翻地覆变化，这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2008年由美国引起的金融危机，最终蔓延成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经济危机，食品、药品的危机和公共卫生的危机是近年的又一焦点所在。频发的生产安全事故、奶粉中添加三聚氰胺引发的食品安全危机都是对我国的严峻考验。面对甲型流感的肆虐，WHO将其流行病预警提高到了最高级别。公共危机的频发促使中国政府重新审视过去的发展路径。

世界各国面临的危机深刻地揭示了西方发展模式的缺陷，美国模式其实没有能保障老百姓的健康。以人为本为核心的“中国模式”越来越有感召力，而医药卫生改革有望成为“中国模式”走向世界的先声。

同时，工业革命之后形成的“以物为本”、“以病为本”的医学模式，以竞争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使得医疗卫生服务日益商品化，以利润为导向、过度竞争的发展模式造成的生态和资源危机，在更大程度上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样的发展模式，今天的发展中国家是不可重复的，中国需要升华出保障人人享有健康的新模式。

健康和医疗卫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因为生命是无价的，而资源是有限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都面临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保障人民健康的问题。当前国际上尚缺乏可以指导有效地推动国家健康和医疗卫生发展的理论和实践。30年前，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把中国初级卫生保健的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唯一典范”向世界推广，今天，中国更有责任在当年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在传统智慧和自身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出惠及老百姓健康的新模式，这就是对人类的贡献。

新医改“四梁八柱”

新医改的总体目标是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让百姓无病防病，有病能看得上病、看得起病、看得好病。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医疗卫生领域本身的复杂性，以及医疗卫生关系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决定了医改的长期性和渐进性。医改明确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用三年时间，到2011年在全国初步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框架，也就是近期确定重点抓好的五项改革；第二阶段是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

“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含义是我国关于医疗卫生的基本制度。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医药卫生四大体系的建设：公共卫生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即筹资体系或者保险体系，以及药品保障供应体系等，还要建立与之相对应的管理、运行、投入、价格、监管机制，以及科技、人才、信息和法制建设等在内的医药卫生配套体系。新医改是一个综合、配套的社会系统工程。

具体地说，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就是建立健全各专业公共卫生服务网络。公共卫生对促进健康卓有成效。我们过去的医疗卫生发展，虽然一直强调防治结合，但是事实上主要体现在医院的发展，尤其是2003年SARS之前，我们都关注治疗疾病，努力来治病。但是，对13亿人口的中国来说，主要靠治病、靠吃药是解决不了健康问题的，更应该做的是无病防病，治“未病”。所以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非常重要，对我国人民的健康起着关键作用。因此，这次医改非常强调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强化公共卫生体系，实现“平时少生病”，降低看病的支出。

医疗服务体系，就是在城市基层各级各类医院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明确、防治结合、技术适宜、运转有序、覆盖城乡的格局，特别强调加强农村卫生体系的建设，这一点也是针对我们最薄弱的医疗环节。加快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发挥县级医院的龙头作用，使百姓有医可就，降低不必要的医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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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保障要坚持广覆盖、保基本、可持续的原则，加大推广城镇职工的医疗保险、城镇居民的医疗保险和新农村合作医疗的筹资水平和保障水平，而且还要逐步把农民工的医疗保险问题解决，实现医疗保险全覆盖，降低个人承担的医疗支出。

药品保障供应体系，要以基本药物制度为核心，同时规范药品生产流通，控制药品成本和流通费用，降低药品的支出。

配套体系就是要建立协调统一的医药卫生管理体系，建立规范高效的运行机制，建立政府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建立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以及监管体制、人才保障机制、信息系统和法律制度。

总之，新医改着眼于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公平地维护全民健康。

挑战复杂性和独特性

而今，在上海，15分钟的步行范围就可以找到一家医院；在江苏，远程医疗系统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在内蒙古，“小药箱”进牧户让戍边牧民获得了医疗保障……在不久前全球健康促进大会的“深化医改”平行会议上，听完中国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各地的经验分享，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施贺德动情地说，应对中国各地区的复杂差异和独特挑战，中国医改中的很多做法很有创新精神，“我们已看到中国医改的成就，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

我国这轮始于2009年的新医改，8年来已建成覆盖全民的全世界最大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不仅为我国继续深化推进医改打下基础，也为全球健康事业发展提供了经验。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说，内蒙古“小药箱”的实践从侧面反映出在中国医改过程中，各地面临独特的挑战。

国家卫生计生委体改司司长梁万年在总结中国医改的进展时谈到，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2015年统计数据显示，我国人口总数已达到13.75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医改已取得重大阶段性成就，基本建成了覆盖全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医保的参保人数超过13亿，覆盖面稳固在95%以上。

这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制度，是十分了不起的成就。

在国家医改的大框架下，一系列新实践还在各地铺陈推开。在上海，平均期望寿命已达到82.75岁，婴幼儿死亡率在4.4‰左右，孕产妇死亡率6.66/10万，达到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水平。“我们的家庭医生和社区医院在其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上海卫生计生委主任邬惊雷分享上海推进分级诊疗和家庭医生制度建设时说道。

目前，上海大概每10万人口有一家社区医院，80万-90万人口有一个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人一般在15分钟的步行范围就可以到达医院。上海已形成从社区到三甲医院完整的全市居民健康数据链，医联工程与区域诊断中心的建立都确保了上海居民的就医质量与可及性等关键问题。

江苏省也在推进分级诊疗和医疗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这包括已实现医疗资源纵向一体化，提出以三级医院为龙头，建立医疗联合体，与社区挂钩。江苏还在80%的县市区建成了区域性的影像、心电图、生化检查、病理等五大系统。

总结这8年医改路，梁万年说，是在“啃硬骨头”，很难，但必须要做。中国医改8年的风雨实践，在施贺德看来，体现了许多全球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都把重点放在初级医疗建设上，中国取得了切实的进展。

施贺德称，在基本医疗保障的基础上，全球需要共同思考的命题还有控制医疗成本与医保报销制度的设计、优化整合医疗资源、提高协作效率以及加快创新药物审批等深层问题。“中国已基本实现基础医疗保障，我们看到中国取得的这些成就，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施贺德在呼应梁万年表达迎难推进医改时谈到，梁万年的发言其实表达的是一种信心——全球各国最后一定能携手找到创建更好的健康服务的答案。

责任编辑 王碧清

浅析中国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 篇3

(一) 人口红利的概述

“人口红利”, 传统意义上是指提高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所带来的收益, “人口红利”阶段, 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 社会储蓄和投资不断增长, 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相对较轻, , 从而对社会经济发展十分有利。

(二) 人口红利对经济的影响

实行计划生育30多年, 家庭孩子数量减少, 使得家庭负担较低, 同时促进妇女走出家庭积极参与经济活动, 大量年轻的劳动力人口引起GDP的高速增长, 因此, 人口红利能够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 30多年的计划生育也导致生育率逐年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增幅减少, 老年人口逐渐增多, 人口抚养比出现上升, 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在争夺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时, 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 已逐渐对中国构成竞争压力, 冲击中国的劳动力市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 中国大陆2010年总人口13.39亿, 其中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1.19亿, 占总人口的8.87%。这表明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到2015年左右, 人口抚养比将停止下降并转而提高, 这一现象将直接影响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虽然2014年3月28日中央启动实施了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 但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的调研, 能够享受“单独二孩”政策的人大约只有1 500万—2 000万人, 且人们的生育意愿会受到各方面因数的影响, 这两千万人也不可能全都选择生“二孩”, 所以, 这个群体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也不是特别大。

但是, “人口红利”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坏事。对比中国和美国的经济发展情况, 美国3.2亿人口, 能生产十五六万亿美元GDP (国内生产总值) , 中国13.5亿人, 却只生产8万多亿元GDP, 只有美国的一半, 这正是中国多年的“人口红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虽然有强大的制造, 但背后却是低端的设计、虚弱的品牌、巨大的污染排放和微薄的利润。这都是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 不注重技术提高和创新的结果。中国要发展, 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 只有转靠“劳动力素质”来升上生产链的中高端, 也就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比“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更为有利。“人才红利”被充分利用所产生的收益往往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它会促进中国经济由“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 从“量”的优势转变成“质量并存”的优势。

二、人才红利的概述和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一) 人才红利的概述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

(二) 人才红利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从而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三、“人口红利”如何向“人才红利”转变

(一)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1. 转变消费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发展

中国有广阔且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 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已经日益凸显了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地位, 未来的经济发展可以充分依赖于城乡消费和民间投资。这就对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收入分配提出了新的要求。即不仅要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而且要缩小收入差距。收入差距的扩大会导致中低收入居民消费严重不足, 从而拉动不了经济的增长。调节高收入阶层的收入, 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 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缩小收入差距, 才能转变消费结构, 促进社会公平发展;同时, 缩小收入差距还能够减缓社会矛盾和冲突, 从而更有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 转变产业结构,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中国目前有上百万家代工企业, 它们助力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但代工有代工的好处, 代工也有代工的缺点。代工能迅速获得竞争力强的产品, 但代工没有定价权, 利润低、依赖性强、抗风险能力差。代工企业与授权企业之间永远处于不对等的地位。授权企业找代工的目的就是帮他们降低成本、减少风险, 他们追求成本的最小化, 因此增产不增收已经成为中国代工企业痛苦的生存方式。中国为此还付出了高能耗、高物耗、高排放、高污染的代价。欧美日韩品牌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 在不同的产业领域, 做品牌始终是一个终极方向。“中国制造赢粒糖, 跨国公司赚间厂。”中国代工企业已经到了非转型不可的关键时刻。目前, 中国企业有很多, 如“三星”、“格兰仕”、“安踏”、“特步”、“匹克”等, 都已经转型成功。这些企业都是紧紧抓住了中国的消费市场, 在国内形成了自己的品牌阵地, 并将自己的品牌又成功输出到了国际市场。所以说, 企业必须要加快产业结构的转变, 大力发展一些技术含量高的新型产业、高新技术行业, 把发展的轨道真正转到质量和效益上来。

(二) 注重人才的培养

现在有很多跨国公司准备将低端的生产线迁出中国, 却准备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 600余家。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因为中国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一些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但相对于发达国家, 中国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因此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新的优势。

1. 加大科教投入是培养人才的主要力量

根据相关调查显示, 目前社会上紧缺的是大量实用型技能人才, 他们既要懂理论, 又要能动手。现在的一些大学高等教育忽视了对学生基本技能的培养。很多大学生拿到了较高文凭, 但动手能力不行;掌握了一定理论知识,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限。高校对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 投入力度不够, 培养模式滞后, 缺乏自己的特色。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还停留在比赛、竞赛等层面上, 与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脱节。

(1) 改变人才培养方式

高校要从改变人才培养方式入手, 看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就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要立足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创业意识的灌输, 重点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要引导一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

(2) 以改革的思路办好职业教育

要促进社会形成“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能力”的良好氛围, 激发年轻人学习职业技能的积极性。要创新职业教育模式, 扩大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人事管理、教师评聘、收入分配等方面的办学自主权。大力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三对接”, 做到学以致用。开展校企联合招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鼓励中外合作。完善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到职业院校担任专兼职教师的政策, 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加大对农村和贫困地区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 完善资助政策, 健全就业和用人政策。让职业教育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

2. 引进海外人才是实现“人才红利”的重要力量

中国拥有许多优秀的海外人才, 可以有计划、有重点地引进一批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领军人才来华创业。同时, 各省 (区、市) 也可以结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目标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 有针对性地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 参与地方建设。但在引进人才的同时, 中国还必须建立一套国际化的人才选拔、激励、评估制度, 这样, 当海外人才入籍中国后才能够更好地发挥才能, 中国也才真正能从人才战略中得到较为丰厚的回报。

结语

在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老龄化日趋严重的情况下, 要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最好的方式就是变“人口红利”为“人才红利”, 这样, 才会改变“人口红利”期的缩短对经济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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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宋银初.浅析劳动力短缺与我国企业的可持续发展[J].中国商贸, 2012, (34) .

“弱红利”时代的经济答案 篇4

要探路，首先要明白的就是路上可能存在哪些问题。我国未来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挑战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人口结构的方向性转变。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2年已开始下降，同时，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向城镇及二、三产业转移的空间大幅减小，影响经济供给能力的扩张。更重要的是，人口红利上升阶段累积的不平衡需要在人口红利下降阶段消化，中间可能伴随宏观经济的大幅波动和金融稳定的风险。养老问题、如何平衡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的利益问题，都将日益突出。

第二，结构失衡突出，最根本的是贫富差距正日益扩大。收入差距的扩大导致了居民消费率低、储蓄率/投资率高。而消费弱、投资强则造成了产业结构中工业占比大、服务业发展落后。财富差距扩大的原因，除了人口问题，更有政策扭曲的因素，包括行业垄断、不合理的财税机制（税收过度依赖流转税、财产税比重低以及政府支出重投资、轻公其服务和转移支付）、金融压抑（存款利率管制和资本账户管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等。

第三，高储蓄、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我国的货币信用周期，这是未来5-10年最大的宏观风险。高储蓄率意味着很强的投资需求，货币扩张受CPI通胀的限制较小；而信用扩张和房地产纠结在一起，有着很强的顺周期特征。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在货币信用周期的上半场，房地产泡沫吹得越大，信用（包括影子银行）扩张越快，下半场的调整就越痛苦。

人口政策的方向性转折

计划生育政策造成了我国人口的不均衡发展，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和货币信用周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的上半场是红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生产的产品和服务要供越来越多不劳动的人（老年人）消费。平衡代际收入转移将是政策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相关的制度安排上，政府决策将会越来越多地考虑避免给未来的年轻一代造成太大的负担。一方面，退休年龄的增加不可避免，同时会促进劳动参与率。另一方面，在退休安排上，可以借鉴欧洲一些国家的创新做法，增加灵活性，弱化其代际收入转移的力度。

意大利政府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已开始推行多项养老金改革，把“界定福利养老金计划”改为“名义账户计划”。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年金的计算方法：前者根据退休者的工作年期和最终工资计算，与寿命预期无关，结果随着人们寿命的延长，政府养老开支的负担越来越重；后者则考虑了退休者在职时期的总贡献和寿命预期。受欧债危机影响，意大利政府希望通过提升工人的工作寿命时间，并将退休年金的计算与寿命预期挂钩来减小公共开支，提升退休保障系统的可持续性。2012年1月，其将女性和男性的法定退休年龄分别从60岁和65岁提升至62岁和66岁。此后，法定退休年龄会按时自动提升。

除了公共的退休保障安排。个人累积和变卖资产（人在青壮年时期，储蓄收入的一部分用于累积资产，到了退休以后，把资产变卖给年轻一代以换取他们的收入。）也是代际收入转移的重要途径。不过如果因某种原因，如政策扶持或外部因素使得资产价格不跌，那么老一代人占有的社会资源就显得太多，会挤压年轻一代。要避免这种状况，或资产价格的大上大下，就需要防止在人口红利时期资产价格过度上升。在我国，控制房地产价格的上升也涉及代际的分配问题。

当然，从长远来看，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促进人口的均衡发展。十八大报告在论及人口问题时，首次去除了“稳定低生育水平”的说法，而是强调要“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这预示着中国人口政策有了方向性转折。

缩小贫富差距势在必行

解决经济结构失衡的最简单方式，是缩减收入分配差距、改善公平。在这个大框架下要做的就是调整政府支出和税收结构，加大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

在政府支出结构上，增加公共服务支出、降低投资支出的比重。通过新型城镇化的契机，加大政府对医疗、教育、环保等领域的投入，构建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

在税收上，降低增值税等流转税率。当然，也要采取措施弥补对总体财政收入的影响，增加财产类的税是一个合理的选择——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应是财产税的重要方面。

我国国有企业的行业垄断是近年受到普遍关注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式，一是打破垄断，增加竞争，比如破除相关行业准入的限制，分拆现有的超大规模企业等；另一途径则是加大政策对其定价、利润率以及员工报酬的干预和限制。

在这里有一个需要注意的现象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已由市场形成，但资源要素价格（资源要素的使用费用或报酬）的市场化程度滞后、价格偏低，其造成的结果是增长依赖于消耗大量自然资源来实现，高能耗行业和高能耗设备的替代改进缺乏经济压力。

要素价格的改革首先需要放松管制、放宽市场准入、鼓励竞争。涉及国家资源使用权的出售、转让，应通过公开市场拍卖、竞标的方法进行。但资源价格市场化并不能保证生产过程中，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治理成本体现在资源性产品的价格中，在这一市场失效的领域则需要政府的干预，让外部成本内部化。

房地产的发展是另一个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领域。

在有保障性住房的前提下，政府对商品房市场该不该干预呢？那要看所谓的商品房市场的竞争程度。在我国，商品房开发的土地供给是地方政府垄断，一个商品的供给方是垄断的，怎么谈得上是竞争的市场？而且地方政府出售土地往往以获得最大货币收益为目标，必然带来超额的垄断利润，挤压了住房的需求方。限购、限贷的措施确实对一些刚性需求、合理的需求有影响。更市场化的措施应是税收手段，通过增加利得税限制房地产投资的获利空间，或通过房地产税来增加住房的持有成本，这些才有助于控制投资性住房需求，降低住房资源在人与人之间的不平衡分布。

金融风险可能是未来最大的风险

如前所述，高储蓄、房地产泡沫和信用扩张联系在一起，形成了我国的货币信用周期，这是未来5-10年最大的宏观风险。因此，增加市场配置资源的同时控制金融风险，将是未来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一环。

在金融改革方面，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及“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央行2012年首次放松了存款利率的管制，未来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方面将有进一步的举措。资本账户开放也有新的动向，包括扩大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的投资规模，而合格境内个人投资者跨境投资试点可能成为资本项目人民币可兑换的新尝试。

放松并最终取消存款利率管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的重要部分，将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有利于居民获取合理的储蓄回报、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利率市场化增加了银行面临的竞争压力，往往导致风险偏好增加、风险管控不力，加大银行体系的脆弱性。在我国，银行理财产品的发展是利率市场化的一部分，其快速增长带来的风险已受到监管部门的关注。

宏观审慎监管可以帮助控制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比如在对银行体系的资本金、流动性、拨备、抵押品等监管要求上进行逆周期管理。在经济上行的繁荣阶段，提高相关比例要求，为经济疲弱期放松监管留下空间。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加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是当务之急。这一方面需要提高影子银行，尤其是金融机构中介的理财产品的透明度，让监管部门及时全面地把握相关风险敞口的总量和分布，另一方面，需要新的政策工具，比如一定的比例要求，来控制总量的增长。

经济新常态红利将如何改变生活 篇5

而今，我们迎来新常态，不可避免会看到新陈代谢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增速放缓等痛点，同时我们也见证了经济新常态下所释放的市场活力。这种新模式究竟会给中国市场带来怎样的红利，给人怎样的期待？

制度篇：大国配套制度、政策更亲民

“没想到现在开一家店的流程这么简单，不到半月时间所有的手续基本上都办好了，现在就等着开张营业呢。”去年年底，来自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的孟庆菊告别了10多年的打工历史，在西宁市城北区三田购物中心三楼开启了服装店老板的新梦想。

据了解，尽管近两年来青海省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就业不减反增。其中，商事制度改革在创业带动就业方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比如，过去企业在办理“三证”时需要跑工商、质监、税务等三个部门，光材料就要准备不少，现在通过“一窗受理、一表填报、信息共享、档案互认、一照一码”模式就可以实现。通过商事制度改革，大大激发了市场主体的创业热情，一大批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资本注入到市场中。

孟庆菊的故事仅仅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背景下的一个小小的缩影。随着李克强总理在2014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后，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掀起大众创业的新浪潮。

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最新统计，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实有各类市场主体7746.9万户，比上年年底增长11.8%，注册资本（金）175.5万亿元，增长35.8‰平均每天新登记企业1.2万户，比上年日均新登记企业1万户有了明显提升。

改革推倒了创业路上的一个个“坎儿”，权力“瘦身”激发了市场活力，新常态下的制度改革为经济发展赢得宽松的环境。除了对商事等制度改革外，我国正在积极推进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战略，深入落实《中国制造2025规划》，实施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为代表的先进制造技术发展等战略，并逐渐探索更好的改革手段来释放新常态下的政策红利，更好地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内生发展动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投资兴业潮起云涌，将来也会出现更多人像孟庆菊一样借着政策的红利让梦想实现更为容易。

人口红利篇：高素质劳动力将不断涌现

人口红利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逐渐步入新常态，这一因素发生了巨大变化。

目前，我国人口红利减少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人质疑，过去中国经济的增长点几乎都来自于人口红利相关要素，随着老龄化现象日益严峻，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会不复存在。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缺普通的工人，缺的是懂技术、会创新、能攻关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一家机械制造企业负责人的话恰好回应了这个问题。随着我国经济产业逐渐深入转型升级，必定会迎来一场新的“腾笼换鸟”。大多数有实力的企业都在积极应答这一考卷，渴望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企业转型升级越是深入，对于高技能、高素质的人才需求便越高。

如何才能够把握住经济新常态下出现的人口红利？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在“十三五开局之年新常态新机遇”研讨会上表示，我国需加强对劳动力的再教育，通过健全人力资本投资机制，完善社会、养老等保障制度以及劳动力市场制度性的合理安排，来扩大人口老龄化时期的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存量。这些具备高技能、高素质的劳动力正是我国新常态经济下不断涌现的人力资本红利。

城镇化红利篇：留住乡愁留住陪伴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过：中国的城市化和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将成为影响人们21世纪生活的两件大事。事实的确如此。

根据数据显示，2000年至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由36.2%提高至52.6%，2014年年末，我国城镇化率达到54.77%。2015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也就是说，有7.7亿人口在城市生活，比上年提高了1.33个百分点。

单就我国的城镇化而言，进入21世纪以来，确实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成为我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驱动力。

对于个人而言，经济新常态下的城镇化是怎样一番图景，给了百姓怎样的“红包”？

“原本打算过完年就出去，但家乡的繁华让我们留了下来。”四川广安区恒升镇的蒋小丽说，她和丈夫常年在外务工，老人和孩子留守在家，实在是不放心。“以前在外打工是迫不得已，现在镇上有这么多的企业，凭我们夫妻俩的工作经验，找工作应该不难。”且看镇上，农民新居漂亮舒适、城镇建设如火如荼、街道楼宇整洁靓丽、工业商贸异军突起……这份可喜的成绩单，折射出的是新型城镇化为群众带来的实惠，也为他们留住了那散不去的乡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将会越来越注重城镇化建设，不单单是靠户籍制度来提高城镇化率，同时也会为百姓提供稳定就业条件以及更为宜居的环境，并因地制宜建设大中小宜居城市，让百姓生活得更为舒心。

市场红利篇：让国内商品留住消费者

马桶盖、电饭锅、奶粉、化妆品……纷纷都成了中国消费者海外购的“香馍馍”。因为中国游客“买、买、买”的热情，“爆买”一词成为2015年日本流行语。

来自商务部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2015年在境外消费约1.2万亿元人民币。据日本观光厅统计显示，2015年中国游客在日消费额占全部访日游客消费总额的四成，中国游客在日人均消费额约合1.6万元人民币，位居各国游客榜首。据估算，中国游客为韩国经济贡献了220亿美元，占该国GDP的1.6‰

一系列消费外溢的事件倒逼我们直面我国供给侧错配的惨淡现状。为何我国国内的商品挽留不住消费者？根源是什么？又将如何突破？

对于疯狂海外购现象，多数人认为，一方面是由于民众收入水平的提高，国内产品难以满足中高收入群体消费升级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透露了国民对于已有的、传统的消费点潜藏的信任危机。

为此，最近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几大部委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提供了8个思路方案，以期能真正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国人对于舶来品的认知并非那么理性，“热销日本马桶盖疑似产自杭州”的例子恰好说明了，并非舶来品质量更好，但消费者往往盲信口碑的传播，因为买的人多了又加深了对海外产品的认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