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通用6篇）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篇1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成就，受益于人口、进出口、土地和改革四大红利，但人口红利即将迎来拐点，进出口红利正在消失，土地红利趋近尾声，只有改革红利需要进一步释放。人口、进出口和土地红利不会迅速消失，经过改革后还能继续为我国经济增长服务。未来5-10年，改革红利将是我国最大的红利，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这些红利的释放需要一系列的变革，并且三者之间相互联系和影响，需要统筹兼顾。

关键词：四大红利

改革

经济发展

内需

城镇化

制度 正文：

1.我国改革开放的四大红利及现状

（1）人口红利

近年来年来，我国劳动人口占比持续不断提高，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在国际竞争中提供了大量低成本的劳动力，这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由于我国处在产业层级较低阶段，劳动人口不需要过多的教育便可进入市场，所以无需提供较高工资，且无需提供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劳动力成本被压低，为我国外向型经济和房地产业的成长提供了巨大的利润空间。但是，受计划生育国策等影响，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速明显减缓。国内外一些研究机构预测，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率将于2015 年出现由正到负的“拐点”。“人口红利”的高峰期将过，普通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会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通道。（2）进出口红利

进出口作为近十多年来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和欧盟地区的经济始终处于低迷的状态，中国进出口面临着增速平台下移的压力，而且可以肯定这在今后几年也将是一种常态。在短时期内，中国进出口增速的持续下滑将是一个大概率事件，进出口红利对经济的驱动效应可能逐渐消逝。（3）土地红利

所谓“土地红利”，是指把土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投入到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回报。土地红利在过去30 年中对中国经济的推动作用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土地红利使得我国工业化进程以低成本方式运行，加速了工业化进程；第二，土地出让金及相关税收收入切实增加了地方政府的可支配财力，弥补了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的财政缺口；第三，房地产市场和土地市场互相带动的双赢局面，促进了我国城镇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目前，在地方政府利益的驱动下，土地红利已呈现出日益衰竭的趋势，中央政府将提高征地补偿数额，提高三大生产要素中土地资本的价格，土地红利对中国经济的驱动作用趋近尾声。（4）改革红利

研究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历史脉络和逻辑框架，不难看出持续不断的改革是我国经济不断发展的最大红利，尤其关键时期的改革，对于国民经济更是具有至关重要的积极效果。改革红利的释放是通过破除制约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来实现的。30多年来，我国主要进行了所有制改革和市场机制改革。然而改革进程远未完成，其中，包括市场经济各要素比重、企业制度、对外经济结构、金融市场利率在内的诸多环节，仍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这种状况也为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2.改革与其他三大红利的关系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的人口红利将在几年之内逐步消逝，进出口红利难以为继，土地红利已经衰竭，而改革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已经迫在眉睫。改革能破除人口、进出口、土地三大红利的瓶颈，或者引导其转型为新的红利，而这同时也是改革红利进一步释放的一部分。虽然我国人口红利已近拐点，但及时的改革可以延长红利拐点，并促进新的红利产生。首先，要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其次，要加快产业升级换代。目前劳动力素质提升的空间和潜力巨大，高端劳动力的成本水平尚处低位，正确处理好劳动力的数量与质量、总量与结构的关系，实现劳动力内部结构调整与经济升级转型之间的有机搭配，将成为人口红利变迁过程中的重中之重。对外贸易曾经给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但受外部因素影响，短时期内我国进出口红利可能逐渐消逝，导致传统产业的终端需求大大降低，倒逼新一轮产业改革。如果发挥改革作用，产业转型升级成功，未来进出口红利可能会再生。土地资源具有供给弹性低的特点，我国土地资源本身有限，土地出让的无节制增长和粗放利用已使我国土地红利日益衰竭。

3.未来我国的三大改革红利

我国1979年改革开放之后陆续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政策，其效用基本发挥完毕，我国需要继续改革，深化改革。未来5-10年，我国潜在的改革红利在于内需红利、城镇化红利和制度红利，本文对此进行详细分析。（1）内需红利

国外资本和产品对中国市场一直非常青睐，说明中国内需消费的潜力是非常巨大的，消费有望成为下一个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其次，加快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大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这很受人瞩目，但更要完善分配制度，以缩小贫富差距，扩大中等收入者群体。在初次分配时兼顾公平，通过税收等手段进行转移支付，增加刚性需求者的消费能力。再次，完善我国福利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完善我国公民的四种最基本权利（就业、医疗、教育、住房）保障体系，这不仅是现代国家构建的基础，更是将教育、就业、医疗、住房等需求转化为长期内需的保障。

（2）城镇化红利

城镇化红利很可能成为我国未来20年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我国当前需要加速城镇化建设，释放城镇化的巨大红利，这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改革，比较迫切的改革有三点：一是土地制度改革。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打破城乡二元经济，解决由于土地产权制度而对农村进行的“剪刀差”式掠夺，逐步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而且可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和消费潜能。二是户籍制度改革。这是推进城镇化、释放经济潜能的关键。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大批进城的农民工没能享受到市民待遇，消费需求无法释放。三是推进农业现代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必须同步进行，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固本强基，有序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3）制度红利

一种能够充分发挥个人积极性的制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发展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创新。另外，内需红利和城镇化红利的释放都有赖于制度红利保障，所以中国改革红利释放严重依赖于制度性红利再造。首先，要做好制度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制度红利释放的战略路径。要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其次，要加速推进市场化改革相关制度出台。再次，要用制度创造机会公平。导致贫富不均的重要原因是机会不均，这需要向利益集团开刀，会遇到阻力，但是势在必行。要深化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破除其在行业进入、资源使用、信贷支持、产品定价等方面的特权，调高其利润上缴比例，公平分配利润，规范国企高管薪酬制度，逐步缩小行业收入差距。

总体来看，三大改革红利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需要做好规划，统筹兼顾，以最大化地释放改革红利。

参考文献：

1.厉以宁.改革创造新红利[J].观察家，2013(2)2.张飞.释放改革红利需要突破口与路线图[J].上海证券报，2012(12)3.孙长学.借“制度红利”越过“中等收入陷阱”-2012年“稳中求进”推进改革的政策取向探讨[J].中国经济导报，2012(2)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篇2

一、邓小平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新时期。面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课题, 邓小平明确指出, 人民群众是我们党的力量之源, 党的事业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与发扬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党的组织、党员和党的干部, 必须同群众打成一片, 绝对不能同群众相对立。” (1) 坚持党的群众路线, 邓小平始终心系人民, 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判断一切工作的基础; 在工作方法上, 邓小平主张采取与群众商量的办法, 认为凡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事情, 应当和群众商量, 不能凭主观愿望办事。例如, 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过程中, 邓小平充分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严格贯彻落实“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基本方法, 充分发挥群众自发创造热情, 并把群众自发试点创造作为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依据, 尽力维护和照顾绝大多数群众的根本利益。

二、江泽民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

面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变化, 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着力解决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问题, 并把“密切党群关系”作为加强党建的主要内容, 使党的群众路线思想得到丰富与发展。江泽民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 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是着重强调党群关系的重要地位, 他认为党群关系说到底是对待人民群众的根本态度问题, 能否处理好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 二是始终强调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 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 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 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在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基础上, 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 (2) ; 三是强调要健全社会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法制, 逐步实现党同群众的联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 四是把贯彻群众路线与惩治腐败结合起来, 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 推动党和国家事业的顺利发展。

三、胡锦涛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

十六大以来, 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实践, 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 继续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一是强化“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理念, 始终站稳群众立场、发挥群众主人翁地位, 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 密切党群之间的鱼水关系。二是提出“三为民”思想, “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倾听群众的呼声, 关心群众的疾苦, 时刻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 做到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 利为民所谋” (3) , 为新时期党的群众工作明确了方向。三是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群众领导方法, 创新网络时代群众工作的方法方式, 让更多群众参与到社会管理与建设之中, 有效地增强了党与群众之间的互动, 进而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 有助于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习近平关于群众路线的思想

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深入开展了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努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不断提高新形势下党做群众工作的能力和水平, 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思想。例如, 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 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崇高信仰始终是我们党的强大精神支柱, 人民群众始终是我们党的坚实执政基础。只要我们永不动摇信仰、永不脱离群众, 我们就能无往而不胜。” (4) 这一梦想是需要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不懈地努力才能够完成的事业, 对我们党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为此,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加强作风建设、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反四风”、“牢记两务必”等一系列的新思想、新观点, 赋予党的群众路线思想鲜明的中国特色, 为我们党坚持和践行群众路线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基本遵循。

因此, 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 已经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群众路线新思想, 这既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坚持和发展, 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理论的丰富与完善。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路线的新思想, 来源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也必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起着重要指导作用, 推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乃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顺利实现。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4.

[2]江泽民文选 (第3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6.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4]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论我国仲裁制度的新发展 篇3

《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的颁布，结束了我国没有仲裁法典的时代，确立了仲裁法律制度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标志着我国仲裁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仲裁法的基本内容，反映了仲裁的本质特征，符合仲裁制度发展的客观规律。仲裁法所确立的若干原则和制度与国际仲裁制度相符，表明了我国仲裁制度在与国际仲裁制度接轨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一、意思自治原则的确立及其体现

意思自治原则是国际私法上合同制度中的一项基本原则，也是目前各国在处理涉外合同的法律适用问题上普遍采用的.主要原则。所谓意思自治是指合同当事人有权协议选择解决争议的法律。这项原则的适用，有利于稳定当事人的法律关系和及时有效地解决争议，因而为多数国家所采纳，并在仲裁法中作为一项基本原则予以确认。我国《涉外经济合同法》同样把意思自治原则作为合同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从而使我国涉外仲裁直接受该原则的影响，并将其贯穿于仲裁的全过程，使涉外仲裁与国际仲裁制度基本一致。但是，我国国内仲裁情况则不同，由于受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当事人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纠纷过多受国家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使当事人意思自治无法在仲裁制度中得到体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及其在我国实践中的执行，为我国仲裁制度的完善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民商法律制度包括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为了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我国《仲裁法》将“意思自治”确立为一项基本原则并在其相应内容中得到全面体现。

第一，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必须出于双方自愿并以书面表示。这就是说，双方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如果约定将未来发生的纠纷提交仲裁的，则应当在合同中订入仲裁条款；如果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就仲裁问题未达成协议而在纠纷发生后双方约定将其提交仲裁的，则应签订独立的仲裁协议。没有仲裁协议，一方申请仲裁的，仲裁机构不予受理。

第二，仲裁地点和仲裁机构，均由双方当事人共同选定。涉外仲裁首先遇到的就是仲裁地点的选择，按我国法律的有关规定，仲裁地点包括本国、被诉国和第三国，当事人只能从中择一；国内仲裁的当事人则应约定国内某个具体的地点。无论涉外仲裁还是国内仲裁，当事人均应在仲裁地点确定后选择具体的仲裁机构，并将地名和机构全称列入仲裁协议。

第三，仲裁事项，由双方约定。仲裁事项是指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内的一切商事性质的关系所引起的事项。按照《仲裁法》的规定，仲裁事项可以理解为除婚姻、收养、监护、抚养、继承纠纷，行政争议和刑事事件以外的因执行合同所发生的或与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至于具体仲裁事项，由双方当事人在仲裁协议中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的仲裁事项超出法律规定的仲裁范围的，仲裁机构无权仲裁。

第四，仲裁员由当事人选定或委托指定。当事人不但可以选择或委托指定仲裁员，还可以约定由三名或由一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三名仲裁员组成仲裁庭的，应当各自选定或者各自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一名仲裁员，第三名仲裁员即首席仲裁员由当事人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当事人如果约定由一名仲裁员成立仲裁庭的，则必须共同选定或者共同委托仲裁委员会主任指定仲裁员。

第五，仲裁是否开庭与公开进行，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仲裁庭应当开庭但不公开进行，但是，如果当事人协议不开庭的，仲裁庭应采纳当事人的意见并根据仲裁申请、答辩书以及其他材料作出裁决。如果当事人协议仲裁公开进行的，仲裁得公开进行，但审理内容涉及国家秘密的则除外。

第六，在仲裁过程中，当事人可以自行和解和自愿调解。既然仲裁是当事人自愿选择的，那么，在申请仲裁后，当事人也就可以自行和解，达成和解协议，也可以撤回仲裁申请；在仲裁庭作出裁决之前，只要当事人自愿，仲裁庭应当调解，调解达成协议的，仲裁庭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与判决书具有同等效力。

第七，裁决书是否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由当事人协议。《仲裁法》原则上规定，裁决书应当写明仲裁请求、争议事实、裁决理由、裁决结果、仲裁费用的负担和裁决日期，但当事人协议不愿将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在裁决书上写明的，可以不写。

上述各项内容均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充分体现。当然，这项原则在我国仲裁制度上的适用与在合同制度的适用一样，均受到一定的限制。在仲裁制度上，当事人可以自愿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篇4

王利明

【摘要】人格权的法律概念始于近代，目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接受了这一概念。适应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科技等发展的需要，人格权制度也呈现出了一些新的发展趋势。这主要表现为人格权在民事权利体系中的地位日渐凸显、具体人格权类型逐步增多、隐私权的内涵与外延迅速拓展、网络环境下人格权保护问题日益重要、一般人格权得以确立、精神损害赔偿日益发展、惩罚性赔偿应运而生、人格权商品化趋势增强、人格权日益受到国际条约保护等方面。人格权的新发展对我国民事立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国民法典中人格权制度的完善应从以下方面来进行：应将人格权制度独立设编，规定一般人格权、隐私权、信用权诸制度，进一步完善生命健康权、确立解决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冲突的规则，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下人格权的保护与人格权商品化制度。【关键词】人格权；人格权类型；人格权商品化；民事立法 【全文】

四、人格权的新发展对我国民事立法的借鉴意义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人格权属于民法中的新生权利，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加强和完善人格权制度，代表了现代民法的发展趋势。我国于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就非常重视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仅将“人身权”独立作为一节，而且非常明确地规定了公民、法人的姓名权、名称权、名誉权、肖像权等各种人格权。这种对人格权的尊重与保护态度使得《民法通则》在海外赢得了“中国的人权宣言”的美誉。可以说，《民法通则》的颁行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主法治事业的进程，标志着我国的人格权制度获得了长足发展。当我们回顾自《民法通则》颁布以来，大量的侵害人格权的案件涌入人民法院并得到妥善处理，对人格权的保护正日益受到重视的状况时，不禁对立法机关和《民法通则》起草者们的远见卓识及致力于我国法治建设的精神表示深深的敬意。当然，应当看到，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制度毕竟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因此，在当前制订民法典的过程中，加强并完善人格权制度既是完善我国民事立法的重要步骤，也将是我国民事立法对世界法律文化作出应有贡献的难得机遇。

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对人格权制度的完善，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着手：

1．人格权制度应当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

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独立成编是丰富和发展民法典体系的需要，也是符合民法典体系发展的科学规律的。在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我们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制定一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法典，就应当重视在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民法是社会经济生活在法律上的反映，民法典更是一国生活方式的总结和体现。我国要制定一部反映我国现实生活、面向21世纪的新的民法典，就必须在体系结构上与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契合，既要继承合理的传统，又要结合现实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在民法典中，人格权法独立成编是符合民法典体系结构的内在逻辑的。传统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的民法典不存在独立的人格权编，本身是有缺陷的。从民法权利体系的角度来看，人格权应该在其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人格权独立成编并不会造成原有体系的不和谐，相反是原有体系的完整展开。民法典的分则体系是按照民事权利的结构构建的。将人格权确认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其实是在按权利体系构建整个民法典的体系。可以说，将人格权独立成编既继受了既有的权利体系，又是对这一体系的适当发展。尤其应当看到，人格权独立成编是我国民事立法宝贵经验的总结。《民法通则》将人身权与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相并列地作出规定，这在各国民事立法中也是前所未有的。此种体系本身就意味着我国民事立法已将人格权制度与其他法律制度相并列，从而为人格权法在民法典中的独立成编提供了优秀的立法先例。《民法通则》所确立的体系是其他国家的民法典难以比拟的立法成果，是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先进立法经验，也是为民法学者所普遍认可的科学体系。既然《民法通则》关于民事权利的规定已经构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新体系，并已经对我国民事司法实践与民法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抛弃这种宝贵的经验。

2．民法典中应当规定一般人格权制度

如前所述，随着现代科技、经济的发展，人权观念的提升，有必要及时将各种新的人格利益纳入民法视野，这就决定了人格权法应当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从我国现行的民事立法规定来看，《民法通则》采取了列举各项具体人格权的方式，对公民和法人的各项具体人格权作出了规定，但并没有关于一般人格权的规定。一方面，由于《民法通则》关于人格权的规定采取了具体列举的方式，这就严格限定了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从而使人格权制度成为一个封闭的体系，并使一些新的人格利益或与各项具体人格权不完全相同的人格利益难以获得法律保护;另一方面，仅有具体人格权制度而缺乏一般人格权制度在体系上是不完整的，并难以达到对具体人格权的保护目的。王泽鉴先生在评述《民法通则》时曾指出，此种列举方式对人格权的保护较欠周全，由于无一般人格权制度，导致在自由、贞操、隐私等人格利益遭受侵害时应如何处理尚缺乏依据。[64]正因如此，确有必要在民法上建立一般人格权制度并促进人格权制度更加完善。确立一般人格权有利于全面保护自然人、法人的一般人格利益。一般人格权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法律对一般人格权的规定将成为一种兜底条款，使各种人格利益都能得到保护，从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这就能够为法院处理各种新的人格权纠纷提供法律依据，使人格权制度成为一个开放的体系。尤其应当看到，有关的司法解释也将一般人格权纳入了侵权责任的保护范围。[65]在民法典中，也有必要将这一司法实践中的成功经验纳入其中。

3.进一步完善生命健康权制度 《民法通则》在第5章“民事权利”中的“人身权”一节中开宗明义地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这就表明，生命权在各项人格权中居于首要地位。此外，许多单行法律也对生命权的保护作出了规定。[66]由于生命是最高的法益，所以应当在具体人格权的设计中将生命权作为首要的人格权、首要的民事权利来加以规定。只有在确认了生命权之后才能构建一个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在生命权方面，法律应当作以下重点规定：(1)明确生命的最高法益性质，确认生命权优先于其他各种民事权利这一解决权利冲突的规则。(2)规定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生命权遭受侵害之后，受害人因为已经死亡而不能亲自提出救济的请求，但在法律上，死者近亲属可以自然而然地基于受害人生命权遭受侵害而享有赔偿请求权，这就合理地解释了死者近亲属享有赔偿请求权的基础。也就是说，死者近亲属的赔偿请求权是自然人生命权法律保护的必然延伸，而要确认死者近亲属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就必须首先承认直接受害人所享有的生命权。(3)明确有关机构和个人的义务和责任。确立了生命权，意味着不仅确立了有关机关、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他人生命权的消极不作为义务，而且也确立了有关机关、组织在特定情况下负有积极的作为义务。按照人本主义的要求，在自然人因灾害、事故等原因致使生命健康处于危急状态、急需抢救而不能立即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下，有关医疗机构负有救助的义务;警察等公务人员在特殊情况下也负有维护公民生命的作为义务，未尽到此种义务而导致公民的生命权遭受侵害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4)对涉及有关生命伦理、处分生命利益的安乐死、药物实验、生命复制、生育控制等诸多领域的问题都在法律上予以解决。(5)解决侵害生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由于《民法通则》对此没有进行规定，故而应当予以完善。

4．明确规定隐私权

《民法通则》并未规定隐私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的规定将隐私权从属于名誉权，将隐私权的保护纳入到名誉权的保护范围，但这种间接保护的模式对权利人的保护是很不充分的。由于名誉权和隐私权之间存在诸多区别，所以这种类推适用的做法是不妥当的，有必要在我国民法典中规定独立的隐私权制度。在隐私权内容上，除了应对私人生活秘密进行保护之外，还要进一步扩大隐私权的内涵。具体来说，要作以下规定：(1)规定私生活的安宁，其中包括生活的安宁和宁静、私人的空间隐私、私人活动的自决、禁止他人非法窥视、监视、跟踪与骚扰等。(2)对住宅隐私作出专门规定，明确禁止任何人擅自非法闯入他人的住宅。(3)对身体隐私进行保护，禁止非法暴露他人的身体隐私。(4)进一步扩大个人生活秘密的保护范围，如个人的财产隐私、家庭隐私、基因隐私、经历隐私，甚至谈话的隐私也应当予以保护，未经许可不得擅自披露。(5)个人通讯秘密应当受到保护，禁止他人非法监听、截取他人的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电报等。当然，有关隐私权的内容、保护、客体范围以及侵害隐私权的责任等，都需要在未来的民法典中予以确认。我国民法典应当适应现代社会隐私权发展的需要而建立一套较为开放的隐私权制度，以适应隐私权制度的新发展。[67]

5．明确规定信用权

信用权是指民事主体享有并支配其信用利益的人格权。信用是对民事主体的经济能力包括经济状况、生产能力、产品质量、债务履行能力等方面的评价。信用虽然具有强烈的财产属性，但仍然体现一定的人格利益，应当在人格权法中予以规定。确立信用权是完善信用法制的基础，对强化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信用具有积极的作用。尤其重要的是，信用权的确立有助于征信制度的完善。这是因为，一方面征信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维护信用，但是只有在规定了信用权之后才能够为征信制度确立基础;另一方面，信用资料的收集对社会主体的信用可能产生重要影响。如果征信的信息有助于提高某人的信用等级，那么这会使其具有更高的信誉;而如果其信用较低，则其信用权也将受到影响。资料的真实性还直接影响到对当事人经济能力，即信用状况的正确评价。[68]由此可见，信用权的确认是建立信用体系的法律基础。在我国，尽管现行立法没有将信用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规定，但许多法律、法规中都涉及信用保护的问题。

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14条就明文规定：“经营者不得捏造、散布虚伪事实，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名誉。”不过，这些立法都非常零散。2002年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21-24条明确规定了信用权，并将其作为人格权加以规定，体现了我国在信用法制方面的发展。

6．确立解决人格权与其他民事权利冲突的规则

权利的冲突是指两个以上权利的实现不能并存的状态。权利的冲突或者是因为法律规定的权利边界不明确而导致的不和谐和矛盾，[69]或者是因为在行使中产生利益冲突。所有的民事权利的行使都可能发生权利冲突。也就是说，即使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将权利的边界定得很清楚，也有可能在行使权利的过程中发生权利的冲突，人格权自然也不例外。人格权的冲突包括对内冲突和对外冲突两个方面：对内冲突是指人格权彼此之间在行使过程中所发生的冲突，对外冲突则是指人格权的行使与其他民事权利以及公法上的权利之间发生冲突。例如，新闻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在新闻自由与保障人权、社会知情与个人隐私、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之间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70]权利冲突表面上是权利行使界限的交叉，但在权利冲突背后隐含的是应否给予某种权利限制或强化保护的问题。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常常会产生一定的民事纠纷，因而权利冲突常常伴随着责任的确定问题。如果要强化保护某种权利，就常常面临着保护一方而免除其责任或者使另一方承担责任的问题。例如，隐私权的行使和舆论监督权发生冲突，如果要强化对舆论监督权的保护，那么就要对隐私权进行限制，并且有可能使一些轻微的侵权行为被免责。在解决权利冲突方面，有必要借鉴国外的经验，强化对舆论监督的保护，适当限制公众人物的人格权。

7．进一步完善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保护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给人类的交往和信息获取、传播带来了巨大的方便。就人格权而言，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人格权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新的特点。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网络环境下个人的人格权具有不同于现实生活中人格权的一些特点。例如，个人姓名、职务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隐私，但是在网络环境下则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隐私，披露者将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2)个人隐私权更易遭受侵害，而且侵害后果更为严重，因为通过互联网对个人信息资料的存储、加工、传播更为容易，一旦发布一些侵权的信息，如诽谤的言词等，将同时向全世界发布，而且可能被强大的搜索引擎所储存，被无数次下载，引发成千上万的网民对诽谤言词的关注和评论，造成的损害也难以及时消除。因此，保护网络环境下的人格权是维护公民的个人人权、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的重要途径，也是保障互联网规范、有序发展所必需的。

8．进一步完善人格权商品化制度

人格权本质上是一种精神权利，主要以精神性利益为内容，但是在市场经济社会，随着大众传媒、商业广告的发展，它越来越具有财产权的特征。我国立法应当确认人格权的商品化现象。这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允许权利人对具有财产价值的人格权进行商业化利用或者通过合同允许他人进行商业化利用，并获取报酬。(2)在商品化人格权受到侵害后，允许通过侵权损害赔偿对其中的财产利益加以保护。例如，在处理有关肖像权的案件中，应当区分侵害他人肖像权给他人造成的精神损害和财产损害，并分别计算。既然肖像是作为商业化利用的，那么就应当计算出被利用的商业价值，这要根据被告的获利来计算出应当赔偿的损失。这种损失应当与精神损害分开。如果已经是一种商品化权利，并且能够获得一定经济利益，就应当予以损害赔偿;如果不是商品化权利，则应当给予精神损害赔偿。(3)在保护一些人格利益时，要考虑到行为人是否对权利人人格利益进行商业化利用的问题。例如，未经权利人许可，行为人擅自利用他人的姓名、肖像，如果是基于营利目的，则应构成侵权，但如果并非出于商业化目的利用或者行为人本人并不存在使用的恶意，如出于对某人的尊重，将其肖像悬挂于卧室，则不一定构成侵权。再如，模仿名人独特的声音、神态、举止等，如果不是用于商业表演，而只是个人兴趣使然，则可能并不构成侵权。因此，在确定模仿秀是否构成侵权时，应当考虑到是否将这些人格利益应用于商业用途。(4)明确规定，如果未经许可，利用死者人格利益谋取商业利益的行为，一般应认定为侵权行为。对于死者的人格标志也应当予以充分保护，不得非法侵害。

【注释】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6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93页。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自然人因下列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1)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2)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3)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该规定将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作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保护的范围。参与起草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认为，“人格尊严”在理论上被称为“一般人格权”，是人格权利一般价值的集中体现，因此，它具有补充法律规定的具体人格权利立法不足的重要作用。在处理具体案件时，我们可以将人格尊严作为一般人格权以补充具体人格权。(参见陈现杰：《人格权司法保护的重大进步和发展》，《人民法院报》2001年3月28日。)由此可见，最高人民法院实际上已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规定，解释为人身自由权和人格尊严权，这实际上是通过司法解释确认了一般人格权。

例如，199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24条规定：“对急危患者，医师应当采取紧急措施进行诊治，不得拒绝急救处置。”第37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由于不负责任延误急危患者的抢救和诊治，造成严重后果的;发生自然灾害、传染病流行、突发重大伤亡事故以及其他严重威胁人民生命健康的紧急情况时，不服从卫生行政部门调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可见，在病人生命垂危的情况下，医院不能以病人无钱付费为由拒绝诊治。《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21条也规定：“人民警察遇到公民人身、财产安全受到侵犯或者处于其他危难情形，应当立即救助。”

参见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群众出版社1997年版，第254-255页。

参见王锐、熊键、黄桂琴：《完善我国个人信用征信体系的法学思考》，《中国法学》2002年第4期。

参见王克金：《权利冲突论》，《法制与社会发展》2004年第2期。

浅谈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的新发展 篇5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中国融入世界程度的加深，中国面对的国际安全压力和和国内发展压力都呈现了急剧上升的态势，对中国外交长期坚持的一系列战略原则和思维形成了严峻挑战，使的中国政府推动外交转型，在更宽视野和更高平台上把握中国和平发展的方向，中共十八大对中国外交进行了重新规划，中国外交在心态、姿态、理念及行为上，正从“被动面对内外挑战”的压力型外交向“主动进行布局谋势”的动力型外交转变。十八大以后的中国外交将呈现为不同于改革开放前的革命外交，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外交的新版外交，正式步入负责任大国外交的新时代。

环境是随着时间的转移而变迁的。环境具有继承性，同时也有变幻性。党的十八大开启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伟大进军，也开启了共创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更加幸福美好未来的崭新征程。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我党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在保持外交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勇于探索，开拓创新，坚持内政与外交有机统一、中国特色与时代特征融为一体，科学研判国际形势，准确把握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加强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提出一系列外交战略新思想，推动中国特色外交理论取得阶段性重要成果，指导中国外交实践积极进取，不断开创中国外交新局面。

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外交战略新思想主要包括：以中国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指引和提振新时期中国外交；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加强外交工作的顶层设计、底线思维、策略运筹和统筹协调；丰富和深化和平发展战略思想，依靠不断发展起来的力量更好走和平发展道路；将“共赢”升至外交旗帜高度，通过“合作共赢”打造命运共同体；坚持维稳与维权的统一，筑牢边海边防铜墙铁壁；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弘扬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路”；用“亲、诚、惠、容”理念经略和塑造周边，让命运共同体在周边落地生根；推动建设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力避大国崛起的“修昔底德陷阱”；以正确义利观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推动金砖国家形成更紧密、更全面、更牢固的伙伴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涉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决定可被解读为旨在提升对外战略设计和运筹能力、加强内政外交统筹协调、健全涉外事务管理体制以及阻断某些利益集团对外交决策干扰的重大改革举措，是新外交需要牢牢把握的机遇。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新外交需要把更多精力和能量投放到为国内改革发展提供直接、有力的服务上去。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落实全会精神，加紧推进新的国际贸易框架、区域合作平台和互联互通网络，经济外交以及与此相配套的政治外交必将为国内改革发展做出更直接的贡献。要着力加强对周边国家的宣传工作、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人文交流，巩固和扩大我国同周边国家关系长远发展的社会和民意基础。关系亲不亲，关键在民心。要全方位推进人文交流，深入开展旅游、科教、地方合作等友好交往，广交朋友，广结善缘。要对外介绍好我国的内外方针政策，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把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愿望、同地区发展前景对接起来，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还提出，我们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旗帜。在这面旗帜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合作共赢”的理念。合作共赢是国与国之间更好的、更和谐的共处方式，追求的是一种1+1>2的和谐发展，既利人，又利己；既合作，又竞争；既相互促进，又相互激励；既不是逃避现实，也不是拒绝竞争，是以理性的态度追求共同利益的最大化。

论改革红利与中国经济新发展 篇6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郑志文

（一）“淮海战役的胜利是老百姓的小车推出来的。”陈毅元帅这句名言流传至今，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关系的重要标识。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是什么？唯物史观和已经发生的历史给出了答案——人民群众。

党的力量在群众，群众的力量在组织。工会、共青团、妇联是党领导的工人阶级、先进青年和各族各界妇女的群众组织，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时代巨轮破浪前行，众人划船齐心协力。工青妇肩负的使命艰巨而光荣——让“桥梁”更通畅、让“纽带”更坚韧、让“支柱”更牢固。

党的十六大以来，工青妇在党的领导下，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凝聚起各自联系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共同致力于推进伟大事业。他们用卓有成效的工作，描绘着一个和谐奋进的中国、一个青春跃动的中国、一个亮丽多姿的中国。

（二）这是和谐奋进的中国。

青岛港一个普通工人用自己的一身绝活震惊了世界——许振超让“咱们工人有力量”这句话有了新的解释。当科学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也在悄然转变，现代知识型产业工人层出不穷，整体素质明显提升。在实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两型”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过程中，工人“老大哥”展示出蓬勃向上的创造力量。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道路上，他们始终站在最前列，他们是当之无愧的主力军。

“让广大劳动群众实现体面劳动。”这是铿锵承诺，也是一以贯之的理念。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劳动关系日趋复杂……时代的挑战，让中国工会迸发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他们站在协调劳动关系的第一线，在企业发展与职工利益之间做一个高超的平衡者：一方面依法把组织建到非公企业乃至外企，并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另一方面又组织职工开展劳动竞赛，为企业发展献计出力。他们喊出“组织起来、切实维权”的口号，理直气壮地代表和维护职工利益：深入实施送温暖工程，深情关爱农民工，逐步建立健全困难职工帮扶体系；同时又推动以职代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规范企业用工行为，确保职工当家作主权利的实现。

（三）这是青春跃动的中国。

2008年北京奥运会，“鸟巢一代”用自信的微笑迎接世界的目光，经历了一场盛大的“成人礼”。发展成就创造了良好条件，艰巨任务提供了广阔舞台，当代青年大显身手报效祖国、实现价值。他们有的探索太空奥妙、攀登科学高峰，有的走向基层、拜人民为师历练成长；他们会为了心中的梦想而默默耕耘，也会上网表达对公共事务的新锐观点……闪亮的青春业绩充分证明，青年是我国社会最积极、最活跃、最有生气的一支力量，值得信赖、堪当重任、大有希望。

共青团的职能是组织青年、引导青年、服务青年、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青年在哪里？青年在基层。共青团着力强化基层组织，把组织向乡镇街道延伸，并建立驻外团工委，服务外出务工青年。青年有青年的生活方式。为了走近青年，共青团探索运用新媒体和文化、艺术、时尚等路径载体开展工作，把一件件充满魅力的服务产品送到青年手中。青年只有在火热的实践中才能成才。共青团争取政策、资金资源扶持青年创业就业，激励青年岗位建功；组织西部计划等行动，鼓励一批批青年到基层去、到艰苦的环境中锤炼作风、增长才干。

（四）这是亮丽多姿的中国。

“被祖国需要很幸福！”搭载“神九”飞天的我国第一位女航天员刘洋说。随着中国妇女事业蓬勃发展，妇女能顶“半边天”，已不只是夸赞，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不断健全的法律体系编织了一张保护网，不断落实的民生政策成为起飞的平台。

在全国两会会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沿，在抗震救灾中、在奥运赛场上，她们一次次演绎着“巾帼不让须眉”，展示出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时代女性新形象，成为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如何当好姐妹们的“娘家人”？社会管理创新的生动实践，让妇联组织找到了发展之路。近些年，妇联吸纳先进的社会工作理念，通过项目化推进、品牌化运作，一大批暖意融融的品牌立了起来，从而带动各项工作风生水起。农村妇女“两癌”免费检查、“母亲健康快车”等项目，精心呵护女性健康；妇女小额担保贴息贷款项目、女大学生创业导师行动，让立业的梦想起飞；农村留守妇女儿童关爱行动，以无微不至的关心抚慰孤独；巾帼志愿服务行动，吸引几百万巾帼志愿者长期活跃在社区，用涓涓暖流汇聚和谐因子……组织的吸引力、凝聚力、影响力不断增强，各级妇联组织正向着“坚强阵地”和“温暖之家”的目标不断迈进。

（五）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创造，伟大的创造来自伟大的人民。民族复兴的艰巨任务，需要全社会一切创新创造源泉充分涌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