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红利（共8篇）
人才红利 篇1
过去30多年, 中国经济一直高位运行, 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人口红利。2013年1月, 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公报称, 2012年末, 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 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担忧随之而来, 人口红利消失的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 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 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 与此同时,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如此看来, 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 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 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 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 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 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 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 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 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 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 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 在2013年, 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 近乎同时, 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 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 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 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 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
摘要：得益于“人口红利”, 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晋江市唱着“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走出了敢拼会赢的晋江模式, 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而近年来随着“西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一些企业人性化管理的缺位, 使晋江市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最先遭遇了“用工荒”的冲击。而在硬币的另一面, 红红火火搞着企业文化建设, 切切实实改善用工环境的大企业却很好的化解了这个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问题正是改革的动力所在。本期专题将讨论如何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切入点推动晋江市企业转型升级, 推动“晋江制造”向“晋江智造”蜕变。
人才红利 篇2
依靠人才红利实现智能型增长（《科技日报》2013年10月18日）
作者：郭铁成来源：《中国电力教育》2013年第36期
走集中式与分布式相结合的工业化道路。集中式工业化道路，必然造成少数地区、少数行业高质量劳动力无限供给，而多数地区、多数行业高质量劳动力缺口不断增大。走分布式工业道路，就是把产业职能从已经饱和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转移出去，在中小市镇建立新兴产业，在广大地区和广阔领域造成大量高质量工作岗位，大力发展现代化的市镇经济。
大力发展知识密集、技术密集型的制造业。在经济进入中速增长阶段，保证研发投入强度稳定增长，同时大量激发全社会除研发投入以外的创新投入，包括创意设计、技术经营、技术改造、技术引进、专业服务、人员培训、品牌开发、市场营销等方面的投入。特别是鼓励制造与服务的融合，支持按需定制和柔性生产的技术创新，支持基于知识产权的商业模式创新，支持产品服务化的服务模式创新。
把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特别是科技创新服务业置于战略地位。所谓知识密集型的服务业，就是服务业的科技化和科技的服务化，包括金融服务业、信息产业、电子商务产业等。其中科技创新服务业是知识最为密集的服务业，包括技术开发服务业（研发、设计）、技术经营服务业（转移、转化、孵化）、技术改造服务业（节能、环保、信息化等）、创新能力服务业（云计算、检验检测、质量认证、战略咨询等）。这些行业无论是内资外资、国有民营，都是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技术、高效益的行业，可以吸收大量的科技人力资源就业，对传统产业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作用，应该优先发展。
人才红利 篇3
关键词：河南民办教育 人口红利 人才红利
引言：随着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到日程，我省的经济发展将有更大的潜力和优势，而这些优势中我们必须看到的是我们的人口优势与受教育程度的矛盾。河南人口全国第一，但经济落后于沿海，受教育程度偏低。河南每十万人中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人口数量为 6398 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在中部六省中位列倒数第一，远远低于湖北的 9533 人与山西的 8721 人。
整体来讲，科技和商业贡献率低于沿海发达城市。低素质劳动力无法与经济增长所需的人力资本相匹配，成为河南省经济增长的一大“瓶颈”。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河南省人口红利的隐忧，未雨绸缪，重视自身人力资本的积累，改善现有的人力资本结构，真正实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强大拉动。在此过程中，我省的民办高校在担任培养高技能人才，向社会输送更多高技能高素质人才，提高劳动力整体水平上，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为河南省人才红利的到来开创了很好的条件。
一、河南教育的基本情况
河南的教育经过多年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但由于受经济、历史等因素的影响，河南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发展在全国仍处于落后状态，这极大地影响了河南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进而制约河南经济的发展。
二、河南省民办教育对“人才红利“形成的作用
现阶段，我省仅依赖公办教育来发展教育产业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其中既有因国有资源规模的限制，也有因教育公益性的办学方向限制，但最根本的制约因素，是公办教育体制与开发教育产业所必须的市场化要求难以相互适应。由于民办教育更适应市场化的要求，所以民办教育对教育产业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民办教育是“穷国办教育的必经之路，可以说民办高校承担了一定的责任，也承担了一定的社会义务，既满足了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多样化的需求，也在深化高等教育教学体制的改革方面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发展民办教育是缓解教育供给落后于教育需求这一矛盾的有效途径。民办教育的发展，就起到了动员、组织、利用社会闲置教育资源的作用，使原来闲置的教育资源转化为增量教育供给。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意义上，民办教育的发展不仅是满足社会对教育的需求，而且是对社会经济资源的重新整合与配置。
（二）民办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多方面人才，进而提高社会就业率，推动经济增长。
现代经济理论的进步使人们认识到，教育与再教育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经济适用人才、调整劳动力供需结构、缓解结构性失业的根本途径。在知识经济时代，由于技术创新的频率加快，新学科、新行业、新需求、新市场不断地出现，故而通过教育，缓解结构性失业，提高社会就业率的要求显得更为紧迫。
（三）民办教育的发展为改善我国的劳动力和人才结构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它可以摆脱应试教育的桎梏，可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通过多元化、多层次办学，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从而通过调整劳动者供给结构，实现社会就业率的提高。如果我们把教育视作一个产业，则民办教育对社会就业率的提高就具有更广泛的含义。民办教育的发展，扩大了教育产业的规模，不仅其本身就能提供出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在民办教育发展的拉动下，也会在其它部门间接增加就业机会。
民办教育的特点决定了它在教育观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等方面突破传统教育体系，在调整教育结构、改良教育内容、培养创新型人才各方面有所创新。民办教育在促进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方面可以弥补传统教育的不足。
三.加大民办教育改革力度，促进“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1. 进一步解放思想，营造良好的民办高等教育发展氛围
思想觀念的转变，是制定政策、落实政策的先导，是营造民办高等教育宽松的发展环境、促进民办高等教育快速成长的关键。在人们传统的思维中，民办高等教育不能与公办高等教育同日而语。实事求是地讲，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正是由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才更要求我们对民办高等教育实施政策倾斜与扶持，为其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当前，我们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来认识民办高等教育在我省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其一，民办高等教育可以为社会培养大量人才，在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应该大有作为。二，民办高等教育在传播文明、培养具有先进文化的建设者方面，与普通高等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其三，民办高等教育和广大群众的利益息息相关，在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匾乏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的教育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已成为我省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转变对民办高等教育，求全责备的观念，树立主动服务和切实扶持的思想。为我省的人口红利深入彻底的转向人才红利作出贡献。
2.政府可以为民办高校提供一定的财政资助，促进其健康发展
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虽然以自筹经费为主，但政府也要给予不同形式的财政支持。高等教育属于“准公共物品”，无论是公办大学还是民办大学，其所推动的经济发展、技术进步、文化繁荣等为全社会所共享，其培养的人才为整个社会服务。政府对不同学校的资助会有所区别，但因为是民办高校就不给予任何支持的观点是错误的。印度学者边拉克曾指出：国家不应放弃资助高等教育的责任，国家对私立高等教育发展的财政资助有助于推动、激励私人和社会团体的努力。因此，我们应该重视政府对民办高校的财政资助，通过贷款、免税、设立基金会等不同形式减轻民办高校的负担。
参考：
1.《河南省民办高等教育发展的基本思路》殷杰兰，河南教育学院学报
2.浅谈民办教育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贡献，郭霖，《改革与开放》
高校助推国家“人才红利”的形成 篇4
当前,我国正逐渐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受教育人群,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群在总人口中的比例虽逐渐增大,但仍然偏低[6]。与此同时,“90后”群体迅速成长并成为高等学校大学生的主体。因此,在此时代背景下,如何培养好“90后”大学生以及如何实现“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开发我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是当前我国教育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任务。以高等教育的发展为立足点,探索深化高校创新创业型教育改革的新举措,为国家和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则是实现“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的有效基础与助推器。
一、“90后”大学生的特点和未来对人才的要求
(一)“90后”人才的培养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当务之急
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以培养人才与服务社会为己任的高等学校有着重大的责任和崇高的使命。而“90后”人才的培养则是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当务之急。
“90后”已成为高校大学生的主体。据统计,自2008年开始,每年平均有680万“90后”进入国内全日制普通高校,成为新一轮的培养对象。至2012年,“90后”已全部覆盖高校在校大学本科生队伍,占据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历史舞台。在未来28年,即至2050年,目前在校或毕业的“90后”大学生,他们的职业生涯将经历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全过程,他们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小康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中国社会发展的主力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7]。因此,培养好“90”后大学生是高校的首要任务。
(二)“90后”大学生有着不同于“70后”和“80后”的特点
由于生长在一个观念多元和信息汇聚的开放社会,“90后”这一特殊群体有着自身独特的特点。
第一,思想开放,个性鲜明,求新求变。“90后”个性更加鲜明张扬,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更强,善于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做人做事也更为务实。以前传统的针对“70后”甚至“80后”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已经不能满足和适应他们强烈鲜明的个性。在对问题和事物的看法上,“90后”表现出的是更加新鲜多变的主观意见[8]。
第二,主体意识强烈,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当今时代不仅为激发和培育“90后”成才的潜能和优势创造了绝佳条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他们成长的惰性与浮躁。一方面,他们拥有强烈的成才欲望,有着浓厚的主体意识,更加注重实际、利害以及功用;另一方面,受成长环境的影响,大部分“90后”的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在对待失败和挫折的态度上,容易流露出消极情绪。
第三,热情有加,经验缺乏,奋斗精神不足。“90后”思想开放、敏锐、活跃,自信张扬,激情澎湃,对社会对自己对生活有着极大的热情。他们不断地扩大自己的知识面和信息面,也更加擅长正面接触各类科学技术和迅速掌握各类科技发展工具和手段。然而,相较于前辈,他们的理想信念较为薄弱,价值取向也偏于扁平。另外,由于自身群体比较年轻,就必然伴随着经验缺乏的问题。成长环境的优越,也使得他们较为缺乏人际交往能力以及进取奋斗精神。
(三)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要求
为完成“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迈向未来的当务之急就是如何把“90后”大学生培养成为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杰出人才,亦对他们赋予了较高的期望与要求。
第一,传统美德与现代品质并存。要求既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与宽广的国际视野,又具有高度认知的民族精神;既具有对于传统优秀文化的坚守,又具有强烈的创新创业意识。
第二,知识能力和交流能力并存。要求在掌握专业技术知识的同时,加强自己的社会交流表达能力,两者并重。
第三,实践能力与管理能力并存。既可立己、达己、成己,又可立人、达人、成人,既能顺应自然、发展经济、积累财富,又能造福社会、改善环境、诗化人生。
要达到上述要求,承担着培养人才重任的高等学校应按照未来人才具有的知识结构来传授知识和提供服务。
二、未来人才需具有的知识结构及人才培养类型结构
在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重要职能,这对经济发展而言具有极为特殊的战略价值,并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时期,“建成现代化国家”的重任对人才的知识结构以及对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类型结构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知识结构要与产业结构调整相适应
随着产业升级速度的加快,技术结构的高度化和柔性化不仅改变着人才需求的结构,而且也对人才的知识结构提出了多样化的要求。多变性的市场需求要求有灵活新颖的产品设计,人才的知识结构中具有“活”知识的程度也在提高。产品的多样性要求人才要具有应变性,因此人才的知识结构要具有广延性、复合性、操作性和创造性。高等教育对人才知识结构的塑造可从3个方面入手。
1. 应加强基础课程和普通课程的建设。
打好基础,才能在不同领域迅速实现知识的迁移。例如,本科生的第一阶段可按照一级学科的口径进行大类培养。面对日益激烈的就业竞争压力,太过专门的本科培养模式已不利于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亦不利于学生的就业。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的培养才是根本。
2. 应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操作能力。
现阶段,企业急需大量实践能力强的人才,各高校可在教学环节中增加讨论课、实验课、课程设计等形式的课程,为学生提供参与教学、亲自操作的机会,完善学生知识、技能结构。
3. 积极开发自主学习方式,培养学生自主性、创造性。
给予学生更多自主学习和生活的权力,增加学生与自然、社会相接触的机会,在课外学习和活动中充分发挥自主性、锻炼创新能力。
(二)人才培养类型要与培养阶段相匹配
当前,高等学校定位的同质化倾向十分明显,导致高等教育难以满足社会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要改变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脱离的状况,必须对人才培养结构进行调整,使高校在人才的不同培养阶段肩负起不同的使命。
在人才需求结构中,高层次人才一直处于短缺状态,若长期持续将会影响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质量和速度。因此,可在硕士研究生阶段,注重研究型与应用型并重的培养。将“问题导向”作为培养的模式,实践性环节要延伸到社会,与企业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改变以往脱离社会需求培养人才的状况。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定位主要立足于培养设计研发人才、经营管理人才、策划咨询人才和技术骨干人才。在博士研究生阶段,则可注重培养高水平学术型人才。通过产学研结合的形式,增强博士研究生学术研究的实用性;并积极推行跨学科联合培养的方式,培养多元化人才。
当前,高等教育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化教育,这要求高等学校不仅要培养高层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更要培养大量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具有创新应用知识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因此,在本科生教育过程中,应注重培养不同类型和特色的人才。在人才培养中,通过聘请企业导师、适当延长企业实习时间、组织开展社会调查等方式增强学生的“应用型”能力,努力培养出大批可以直接投身于经济建设一线岗位的人才。
唯有通过高校的合理分工,才可逐步实现高校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需求的完美对接,进而提高人才对社会的贡献度,有效助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的转变。
三、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助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
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是通过居民以养老为目的的储蓄来刺激消费从而拉动中国经济的增长;其二是由于中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加上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基数,从而产生的“人才红利”[9]。与“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相比,中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具有以下特征:一是由过去“量”的优势转变为“质量并存”的优势;二是由过去的“人口优势”转变为“人才优势”;三是通过创新,由过去的“中国制造”转变为“中国创造”。中国劳动力的竞争优势不再单纯地以庞大的数量和低廉的价格取胜,而将以劳动力素质和人才优势取胜[10]。
(一)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催生“人才红利”具有重要作用
1.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
一个国家和民族如何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核心竞争力,创新是一个关键要素[11]。通过高等学校加强对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既可缓解我国日趋严重的就业压力,亦可提高智力资本在我国人力资本储备中的比重,进而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总体质量,取得国际竞争优势。这也体现了我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已从过去的“量”的优势转变为“质量并存”的优势,从过去的“人口优势”转变为“人才优势”[12]。
2.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提高教育质量和科技创新能力的必经之路。
创新创业教育是新时期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高等学校责无旁贷。高校应通过创新创业型人才的培养提高教育质量,进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以适应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13]。
3. 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开发现有人力资源向“人才红利”转变的有效保障。
我国正步入老龄化社会和“第一次人口红利”时期即将结束的现状迫切要求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同时,可以预见随着我国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伴随着庞大适龄劳动人口基数所产生的“人才红利”将更为可观。故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开发现有人力资源将会为我国顺利进入“第二次人口红利”时代提供有效的人才与资源方面的储备保障。
(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助推“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的途径
1. 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
坚持科学发展观,高校在培养学生方面必须做到统筹兼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建立创新型教育体制和创业教育模式,就要把传授专业知识技能与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前者是基础,后者是目的,两者不可偏废。与此同时,通过开设创新课程,建立大学生创业激励机制,将工作落实到实处,以培养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能力和素质。通过创新创业型教育向大学生灌输一种精神,传达一种信念,树立一种信心。通过这种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提升大学生的整体素质[14]。
2. 建立政府、企业、高校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运行机制。
政府、企业和高校作为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主体,在进程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大学生则是推动转变的直接力量。因此,构建政府、企业、高校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运行机制非常必要。政府应该从政策和投资方面加大对大学生的创业支持力度,通过严格的创新创业项目审核程序以形成长远的有效支持创新的机制。高校通过创新创业型教育培养优秀的大学毕业生,他们通过分流之后,一部分优秀的人才可以继续深造,为高校的教师队伍补充新鲜血液;企业通过鼓励创新来推动大学生的创新创业发展,不仅为大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平台,同时更为企业和社会带来丰厚的回馈。
3. 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和联合培养的高校合作机制。
建立新机制,促进高校之间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与联合培养。加大高校之间的合作力度,实现高校之间资源的充分共享,拓展联合培养的渠道和方式、方法。在高等院校之间形成以大带小、以强带弱、以点带面的合作机制。充分整合一市、一省乃至全国的高校教育资源,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培养创新创业型人才方面的先天性优势。探索建立校内、校际之间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团体合作机制,鼓励大学生勇于创新、强于创新、敢于创业。
4. 明确高校教育群体的特点因材施教。
当前我国在校大学生主体“90后”的未来职业生涯将伴随着中国建成现代化国家的整个进程,因此,高等学校要聚焦“90后”的培养,将“90后”培养成为国家急需的人才。加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必须聚焦“90后”大学生,以其为创新型教育的主要对象因材施教。可以说,能否把“90后”大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关系到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大局,同时也关系到我国“第二次人口红利”能否顺利实现[15]。
作为推进小康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90后”群体已经成为我国高等学校大学生的主体。充分了解“90后”大学生的特点,适应中国未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要求和世界环境的变化,针对未来人才应具有的知识结构,高等学校不仅要给大学生传授丰富的理论知识,更要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大学生创新与实践的能力。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创新型人才、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要素,是开发现有人力资源向“人才红利”转变的有效保障。高校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有效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运行机制,形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新局面,才能有效促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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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我国逐渐进入老龄化社会与“90后”群体成为高校大学生主体的时代背景,分析了“90后”大学生的特点;同时,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对人才的要求和未来人才应具有的知识结构,指出未来大学生不但要具备丰富的专业知识,还应具有卓越的创新与实践能力。阐述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对催生“人才红利”的重要作用,探索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助推“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的途径,提出高校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指导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有效构建政府、高校、企业和大学生四方联合互补反馈的运行机制,形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新局面,才能有效促进“人口红利”转化为“人才红利”。
人才红利 篇5
四年前，时任副总理的李克强就提出要积极应对“人口红利”逐步减少所带来的挑战。事实上，他在此前担任河南省主要领导和辽宁省主要领导的10年间，就高度重视并身体力行通过狠抓教育，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人才资源优势。所以，“不仅要提高高等教育水平，而且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是他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和经验。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发展职业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为国家和社会源源不断地创造人才红利。强调“国”与“民”收益并重，更加突出了职业教育的民生主义色彩。
延伸引述：
要大规模培养实用型和技能型人才
实现全面振兴，最重要的资源是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源。要形成人才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强有力支撑，主要靠教育。我们不仅要提高高等教育水平，而且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数以万计的高级专门人才，而且要培养数以百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大规模培养实用型和技能型人才。
——李克强（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2006年6月27日在辽宁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看望受表彰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时的讲话
人口问题处理得好，可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发展的动力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老年人口将持续增加，“人口红利”逐步减少。但是我们要看到，人口问题的双重压力，处理得好，可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发展的动力。为此，应当充分发挥人力资源仍然丰富的优势，把人口压力转化为人力资源、人才资源，同时把握好发展老龄产业的机遇，使经济结构调整更好地适应人口结构的变化。
——李克强副总理2010 年2 月5 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我国更需要一大批普通劳动者、建设者
城市是一个综合体，它的有效运转和持续发展，需要各行各业的支撑，需要不同领域不同岗位的劳动者，就像有人形容的，城市不仅要有“拿手术刀”的，也要有“拿剃头刀”的，不仅要有“戴眼镜”的，也要有“戴安全帽”的。特别是我国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之中，更需要一大批普通劳动者、建设者。
——李克强副总理2012 年9 月7 日在中央组织部、国家行政学院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推进城镇化建设研讨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
更加注重依靠“人才红利”
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促进社会进步，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从我国国情出发，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继续用好“人口红利”，更加注重依靠“人才红利”。这就必须一靠教育、二靠科技，两者有机结合，使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得到巨大提升，推动社会文明进步。
——李克强总理2013年8月29日在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
要加快发展与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亿计的工程师、高级技工和高素质职业人才，为广大年轻人打开成功成才的大门，提高中国制造和中国装备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经济提质增效升级，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多样化的需求。
——李克强总理2014年2月26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的讲话
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使更多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纳入城镇教育、实现异地升学，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使农业转移人口和城镇居民共建共享城市现代文明。
人才红利 篇6
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扩展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逐渐消失, 而人力资本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从而提高由成本投入转变为经济增长的效率与质量, 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 由于中国上世纪七十年代实行的人口政策的影响,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不断下降, 劳动力总供给减少, 劳动力成本逐渐增加, 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衰减, 因此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应逐渐从依靠人口红利效应向依靠人才红利效应转型。
目前, 河北省正经历着历史发展的重大机遇期,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通过, 标志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那么如何做才能释放京津冀人才红利, 推动河北经济的发展呢?
根据《2014 年河北经济社会发展蓝皮书》的数据, 全省人才资源总量达到5515999 人, 占同时期全国人才资源总量的4.5%, 但, 全省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4%, 这表明河北省人才资源储量相对不足。而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达704.7 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35.9%, 在北京外来人口中来自河北的最多, 占22.1%, 来自天津的占1.2%。天津外来人口为299.2 万人, 其中来自河北的最多, 占25.2%, 来自北京的占0.8%, 若参考河北省人才数占本省总人口的权重, 那么普查数据显示出河北省人才流失严重, 区域增长极的负面效应显著。而人才密度方面, 根据中国统计局调查的另一项数据显示, 京津冀每万从业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人才数, 北京约是河北的2 倍, 天津约是河北的1.14 倍, 而根据京津冀每万从业人员具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人才数的数据显示, 北京是河北的9 倍, 天津约是河北的2.5 倍, 若将人口普查数据与学历比例数据结合来分析, 河北显示了高层次学历人才的绝对弱势。基于以上数据分析得出的河北省人才资源存量少、人才流失严重、人才密度小等问题, 应从以下几点着手, 释放京津冀人才红利, 实现河北省经济跨越式发展。
一、实现京津冀三地人才“柔性共享”, 释放人才“共享”红利
由于河北省人才资源在存量、密度等方面的相对劣势, 为实现经济的发展, 如何从京津高效率的引入人才变得尤为关键, 由于北京完善的基础设施, 更多的发展机会以及较高的收入水平, 北京对于人才的虹吸作用明显, 从京津两地“硬”引人才的方式显然不切实际, 因此实现京津冀人才的“柔性共享”是解决河北省引入人才、发展经济的最好出路。完善交通基础设施是密切区域沟通、促进人才流动的前提与重要方面, 完善的基础设施能为京津冀三地互相引进人才提供硬件支持, 使人才交流与区域沟通降低时间成本, 最大程度的打破时间、空间限制, 为三地人才的“柔性共享”提供技术上的可能, 因此要坚定落实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战略, 打造“一小时交通圈”、“一环六射”京冀大通道, 完善京津冀区域轨道交通、公路交通设施, 打破进入京津人才的硬件障碍。实现三地人才的柔性共享还需要政府在宏观层面进行规划与设计, 为三地人才柔性流动创造平台, 适当调整京津冀三地户籍政策, 在顶层设计上打破互引人才的障碍, 推动引智合作、智力咨询、交换使用、人才派遣租赁等形式的柔性人才交流, 同时必须要以战略性的眼光审视整个京津冀地区, 由中央统一部署, 统一决策, 打破京津冀三地各自为政的局面, 建立统一的人才市场与人才资源信息平台, 并从操作层面重点解决高水平人才关注的问题, 逐渐缩小京津冀福利待遇差距, 从而实现人才的规模增长, 推动河北经济发展。
二、京津冀三地产业梯度发展, 释放人才“结构”红利
释放人才红利的关键还在于实现人才的充分利用, 并减少人才的相对流失。根据京津冀三地2013 年的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 并利用结构差异度指数的计算方法, 算得天津市与河北省之间的相似系数达到了0.98, 而北京与河北省的结构相似系数为0.8, 根据一般经验, 对国家产业结构相似程度进行评价时, 以0.85 为标准来判断高低, 而在一国内部各个地区进行比较时, 由于地区间的差异没有国家间的差异大, 因此将相似系数的评判标准提升到0.9。通过此我们发现京津冀地区的三次产业结构趋同现象颇为严重。同时, 在京津冀三地的《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中, 三地对人才需求结构的描述同质现象较严重, 为了“人尽其才”, 京津冀三地需要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统筹区域管理, 明确发展目标, 从而制定区别化的引才战略, 这样才能避免由于人才需求结构同质而产生区域内的争夺人才现象。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的官方信息, 三省市定位分别为, 北京市“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天津市“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改革开放先行区”;河北省“全国现代商贸物流重要基地、产业转型升级试验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区域的整体定位体现了功能互补、错位发展、相辅相成这一特点, 今后京津冀三地要根据中央的部署, 进行产业结构的转移, 形成人才需求类型的错位布局与梯度布局, 做到“有所为, 有所不为”, 从而实现产业布局与人才类型的耦合, 如此“分用人才”, 河北省才能使得本省人才得到充分的利用, 从而获得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以及社会收益, 使得从而推动河北经济的迅速长足发展。
三、立足河北高级能人才聚集优势, 释放人才“项目”红利
为释放人才红利, 河北省除了要充分借助并利用京津人才优势, 搭京津发展的“顺风车”, 还需要充分立足自身的人才特点, 在利用人才上占据主动。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京津冀三地培养的人才结构差异较大, 河北在高技能人才总量方面较京津两地具有很大优势, 而京津两地, 尤其是北京高科技人才存量较多, 约为河北的9 倍, 由于户籍制度以及人才流动的屏障, 京津两地高技能型人才缺口一致严重, 而河北省在高科技人才的拥有量一直捉襟见肘。基于三地人才结构差异较大的这一事实, 为了高效率释放人才红利, 促进经济发展, 河北省应该立足于本地高技能人才总量多这一优势, 主动出击, 制定配套政策措施, 吸引京津两地技术密集型企业到冀投资办厂, 并引进大型项目, 全面承接相关产业转移, 使得河北省高技能人才在本土得到充分的利用, 并形成相关产业集聚, 充分吸引投资, 促进河北省经济发展。
四、明确河北政府职能定位, 释放人才“服务”红利
在释放京津冀三地人才红利过程中, 政府职能作用十分重要, 政府需要充分发挥社会服务提供者的角色定位, 将人才工作的重心放在为各类人才提供公共服务上, 为各类人才的成长培养提供公平正义的社会环境。制定推动人才流动方面的相关政策与制度, 给予人才流动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还要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 精简智力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的行政审批程序, 从而激发人才的创造热情与工作积极性, 通过设立高级人才政府津贴等方式明确奖惩措施, 切实尊重、鼓励、保护人才的智力成果, 为人才提供公平的竞争与生存平台。此外, 政府还要积极发挥财政的“四两拨千斤”作用, 利用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 吸引各方面资金对人才的投入, 创新资金支持方式, 为充分释放人才红利建立资金保障。
再有, 从长远发展来看, 京津冀需要加强区域合作, 为持续释放三地人才红利、促进河北经济稳定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一是打破地域限制, 利用三地比较优势, 在教育层面共同建立综合育人平台。京津冀区域的人才培养能力与人才素质在全国居优势地位, 尤其是作为中国科技文化中心的北京, 其教育、科技资源全国领先, “985”高校数量全国第一, 综合人才占全国第一, 京津冀应加强内部合作, 共建跨地区、跨学校的, 涵盖京津冀三地教育特色优势的综合人才培养项目与机构, 河北省应该紧紧依靠这一共育人才平台, 借助京津两地领先的教育资源, 大力培养各行业突出人才, 提升河北人才资源存量, 为河北省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与智力支持。二是在育人过程中充分发挥企业作用, 创造更多三地人员培训、进修与考察调研的机会。根据《中国500 强企业发展报告》显示, 最近10 年间拥有中国500 强最多的地区排名中, 北京与天津分别位于榜单的第一名与第五名, 表明分布在京津地区的企业综合效益较高, 管理效果显著, 京津冀三地应以优惠政策吸引京津企业以开设分部、合作建厂的方式落户河北省, 在员工培训与能力开发中引入先进的管理理念与科学方法, 切实提高员工的综合素质与水平, 与此同时三地应搭建企业交流平台, 建立企业骨干人员互访、培训机制, 通过此机制为河北省企业培养打造一批高素质的骨干人才, 从而助力三地人才红利的释放, 实现河北省经济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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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红利 篇7
1 相关研究评述
“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 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者”, 这是《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对人才的定义。国家人才规划把人才贡献率作为衡量人才发展水平的核心指标。这里的人才投入到经济中来, 即“人才资本”。人才资本是根据诺贝尔获奖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等人创立的人力资本理论[2], 吸收了美国经济学家卢卡斯等学者关于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研究成果[3], 融合中国特有的人才概念建立起来的。
本文在使用经济增长模型时, 使用了人才资本这一概念, 而不是人力资本概念, 目的是为了突出人力资本的有效投入, 且这并不妨碍我们运用经济增长模型进行分析。衡量人才资本的经济作用最普遍的指标是“人才资本贡献率”, 即指人才资本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是人才资本作为经济运行中的核心投入要素, 通过自身形成的递增收益和产生的外部溢出效应, 对经济增长做出的贡献份额[4], 并由此可以看出人才红利效应。
在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率方面的研究中, 许多学者都是运用生产函数法及其变形来进行测算的。李琼等[5]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索洛余值法, 选取物质资本和劳动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测算了1979—2009年西部地区贵州省的生产要素贡献率。宋国宇等[6]建立了基于新经济增长理论的C-D生产函数形式的有效劳动模型, 测度了劳动力流动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积极影响, 并以哈尔滨市为例, 实证分析了有效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陈洪安等[7]采取卢卡斯的以人力资本外部效应为核心的内生增长模型来对山东省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然而经济发展不应仅仅考虑到劳动力量的差别,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 劳动力吸收知识资本的大小以及因此形成的人力资本含量也必然不同, 劳动力之间的异质性逐渐显现, 这也必将对经济发展起一定的作用。王红涛等[8]采用永续盘存法对我国1978—2010年物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并结合学历权重法与受教育年限法来, 通过建立总量生产函数与人力资本函数的联立方程组模型对1964—2010年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进行了测算。李建民等[9]以“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模型为理论依据, 采用“人才资本”代替“人力资本”的概念, 引入人才质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京津沪3个地区的人才资源投入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才资源在各市经济增长诸要素中地位。
考虑到不同劳动者的教育程度不同导致的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本文采用麦迪森受教育年限法来测度总人力资本存量进而将总人力资本分解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人力资本 (即人才资本) 2个部分并给予专业人力资本与基础人力资本的质的的差异性, 使用C-D生产函数的人力资本分类模型, 分理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基础人力资本, 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
2 模型的设定与指标的选取
2.1 模型的设定
20世纪80年代以来, 罗默建立“收益递增型的增长模式”将特殊的知识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卢卡斯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式运用了更加的变量分析方法, 将人力资本进一步划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强调专业化的人力资本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而这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就是本文研究的“人才”的概念。于是将有效劳动模型中的人力资本H分解为基础人力资本HR和专业化的人力资本 (即本文要研究的人才资本) HC, 则有以下模型
其中:Y为产出变量, K为物质资本变量, HR为基础人力资本变量, HC为人才资本变量, A为全要素生产率, α、β、γ分别为K、HR、HC的产出弹性, 且A、α、β、γ均为带估计参数, u为随机误差项。
该模型将人才资本要素从一般的劳动力或者说一般的人力资本中分离出来, 不仅充分考虑到体现在人才本身和社会经济效益上, 以人才的数量、质量和知识水平、创新能力特别是创造性的劳动成果所表现的、大于一般人力资本的价值, 而且充分体现了杰出人才由于所拥有的隐形资本而产生的对人类的较大贡献, 即创造性劳动成果。更具有意义的是该模型中的人才资本要素HC充分考虑了人才资本对其他基础人力资本的“乘数效应”和非人力资本要素的“溢出效应” (物质资本的有效运行和技术进步) , 更本质地反映了经济产出与投入要素之间的函数关系和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能够用来分析人才资本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估计人才资本贡献率[10]。故而选择该模型进行对上海地区的人才资本贡献率的研究。
通过将公式 (1) 两边取对数, 得到如下线性方程
然后利用所收集的样本数据, 运用线性回归可以得到参数A、α、β、γ的估计值。最后将方程变换为差分方程的形式
2.2 指标的选取
1) 经济产出。对于产出的度量, 本文使用按可比价格指数计算的上海GDP进行计量。GDP数据可以较好的反映地区的经济规模, 并且易于获得, 因此国内相关研究通常都选取这一指标。本文所采用的上海地区1978—2008年的GDP数据可以通过《上海统计年鉴》获得。
2) 物质资本存量。利用永续盘存法估算物质资本存量, 即选取某一存量数据较为完整的年份为基础, 根据各期的新增投资和各类资产的折旧率可以向前或者向后递推得到整个考察期的资本存量。以当年计价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除以以某年年为基期的定基价格指数, 折旧率使用5%的经验数据, 从而物质资本存量计算公式为
其中:Kt为当年物质资本存量, Kt-1为上一年物质资本存量, It为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δ为折旧率[11], 折旧率使用5%的经验数据。本文使用2001年上海市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作为基期物质资本存量。物质资本投资采用2002—2010年上海市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数据。为剔除历年价格变动对投资数据的影响, 使用以2001年为基期的物价指数对固定资产投资数据进行缩减处理。
3) 基于麦迪森受教育法测量人力资本存量。安格斯·麦迪森将不同学历层次的人的单位受教育年限设定为不同质的人力资本, 以体现人力资本的质的差异性 (异质性) 。他将每个初等教育年定为1.0个单位人力资本量, 而将中等教育定为1.4个初等教育等量年, 将高等教育定为2.0个初等教育等量年。人力资本度量的初等教育等量年方法弥补了在以受教育年限表示的人力资本存量的测算时, 所忽略的知识累积效应。在传统的度量方法中, 将小学教育的1年时间与大学教育的1年时间等同, 不能充分反映不同教育阶段的时间价值存在的巨大差异;而且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也不能给予区分。应用人力资本等量年的概念并由此进行的人力资本存量测算, 则弥补了传统方法存在的不足[12]。由此可得到人力资本存量的Maddison度量公式为
其中:Hit表示第i年第i学历的人力资本存量, Lit表示第i学历的从业人数, 各学历的从业人数可由《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查出。hi表示第i学历的受教育年限, h0~h6别为1、6、9、12、15、16、19.6, mi为赋值系数, m1~m6分别为1.0、1.0、1.4、1.4、2.0、2.0、2.0。
综合诸多学者的研究且结合中国实际, 将不同学历层次的受教育年限确定为:文盲半文盲为1年, 小学为6年, 初中为9年, 高中 (含中专、中职) 为12年, 大专为15年, 大学本科为16年, 研究生为19.6年 (按照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近10年毕业生的比例推算) 。
而进入21世纪以来, 上海作为科教重地和人才高地,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经济发展优势明显, 也吸引了大批人才涌入, 故而对上海的基础人力资本与人才资本的划分本文以大专学历为基准, 拥有大专及以上的那部分人力资本细化为人才资本, 大专以下的化为基础人力资本, 于是分别得到基础人力资本存量和人才资本的测算公式。
基础人力资本存量的测量公式为
人才资本测量的测量公式为
3 上海地区人才资本贡献率实证研究结果
本文选取21世纪第一个十年作为考察时期研究上海人才资本贡献率, 在这一阶段上海人才集聚, 人才资本投资和人才密度迅速上升, 经济飞速发展。为考察人才资本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率, 本文通过《上海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 并将其代入上述模型进行测算, 得出研究结果。
首先, 通过上海统计年鉴查知2000年的经营性固定资产原价为11 684.9亿元, 2001—2010年各年的GDP、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以2000年为基年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根据公式 (5) 计算2001—2010年上海地区物质资本存量, 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2000—2010年上海市统计年鉴。
从表1可以看出, 上海地区生产总值以年均12.19% (算术平均数) 的速度逐年递增, 十年间总增长率达到180.13%, 经济持续较快增长;同时物质资本存量也以年均9.12% (算术平均数) 的速度平稳较快增长, 十年间总增长率达到44.3%。
然后, 通过上海统计年鉴查得2001—2010年的上海从业人员总数, 再查找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得出上海地区各学历的从业人员占总从业人员的百分比, 如表2所示, 从而得出上海地区各学历人员的总数, 如表3所示。
然后应用麦迪森受教育系数法, 将分教育程度就业人口人数分别代入计算各年的基础人力资本存量和人才资本存量, 如表4所示。
数据来源:2000—2010年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2010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
单位:人
数据整理来源:2000-2010年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2010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
单位:年·人
数据来源:2000—2010年上海市统计年鉴;2001—2010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
由表4可知, 十年来基础人力资本的增长率为32.5%, 人才资本的增长率为144.5%, 人才资本的增长率显著大于基础人力资本的增长率, 说明上海的发展对人才需求幅度提高, 人才存量明显增加。
最后, 将得到了2001—2010年的Y、K、HR、HC的数据, 将其带入方程 (2) 中, 运用EViews7.2软件做线性回归, 于是方程 (2) 可表示为
从而得到2001—2010年间上海地区人才资本的贡献率为
(%)
3种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相加大于1, 表明上海地区在2001—2010年期间处于规模递增阶段, 其中基础人力资本的产出弹性为负值并且在回归结果中HR变量没有显著性, 这说明受教育程度很低的劳动力的增长对经济增长已没有显著贡献, 基础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在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正慢慢淡出, 而拥有人才资本的人才的贡献率为56.16%说明专业化的人才对经济增长起着主力作用, 这种变化也正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模型符合现实。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前文研究, 再结合新世纪十年来上海地区经济现实, 本文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 基础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下降且为负, 说明基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作用, 反而可能起到抑制作用, 这也印证了前人研究所得出的“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 如果基础人力资本的人口数继续扩大将会拖累经济的增长。
第二, 人才资本的贡献率占主导作用, 并且已超过物质资本的贡献率, 说明高效能的人才资本已能高效率的利用结合物质资本进行经济活动, “人才红利”已逐渐初现端倪, 加大对人才资本的投资将有利于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三, 应正视“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现象, 上海要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思路, 促使经济的增长由依赖高消耗的物质资本和廉价劳动力为主向以高效的人才资本为主, 实施人才强市发展战略,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力度, 从而加速人才资本的积累, 才能不断提升人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经济的到来, 使得经济发展更依赖以知识、科技和创新为特征的劳动力, 上海地区要把握好新世纪初“人才红利”初现的良好机会, 促进“人口红利”进一步转为“人才红利”, 实现经济的二次增长、可持续发展。
普及义务教育和扩大高等教育, 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提高居民受教育水平, 充分发挥教育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努力提升各类人才综合素质, 提高人才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率
科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 进一步扩大教育投资支出占GDP的比重, 优化人才投资结构。调整人才资本和物质资本的投入比例关系, 使高效能的人才资本有效结合物质资本, 促使经济发展由高消耗的物质资本转向为高效能的人才资本推动;加快推进人才结构战略性调整, 使人才培养结构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适应、人才的能力素质结构与产业结构调整相匹配, 加大就业引导和人才引进力度, 使人才红利能够充分体现在经济、社会、民生中来。
摘要：考虑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采用基于人力资本分类的生产函数模型, 将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分为基础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本, 结合麦迪逊系数法对2001—2010年间上海地区的要素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 比较人才资本与基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差异, 发现人才资本的贡献率最高, 并得出加快经济转型应由依赖基础人力资本向依靠人才资本转变, 要加强人才资本投资以促进经济发展, 人才红利将成为继“人口红利”之后的又一大红利。
关键词：人才红利,人才贡献率,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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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红利 篇8
在“新人口红利”、“新资源红利”和“新改革红利”中，“新改革红利”是最大的红利，也是具有关键性的红利。
“改革红利”又称“制度红利”或“体制红利”。这是指通过改革，制度或体制得以调整，让制度或体制释放出更大的能量，推动经济的前进。
每一项改革总是适应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当时的特定状况而出台的。改革的“红利”体现于消除了原有制度或体制对生产力的束缚，使经济继续发展、前进。
要知道，任何一种改革措施实行了一段时期之后，改革带来的优势或“红利”总有越来越少的趋向。这是难以避免的。道理很简单：在一定体制之下，改革措施总会有从适应当初的形势到逐渐不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因为任何改革都适应于某种客观形势，后来由于形势改变了，原有的改革的效力的递减也就成为必然。原有的“改革红利”逐渐消失，这是普遍现象，而并非是只有某一个国家才发生的情况。
原有的改革措施带来的优势或红利，都可以称为“旧改革优势”或“旧改革红利”。这里，新与旧都是相对而言的，与有效期间的长短无关。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存在的时间相当长，有的“改革红利”可能只存在短暂的时间，这无非是因为形势变化的快慢不同，以及改革措施的效应有大有小的缘故。所以，当“旧改革红利”行将消失之日，也就是原有改革措施的优势潜力耗尽之时。
改革，就是制度调整。制度调整必须及时推进。继续推出新的改革措施，继续进行制度调整，才能保证新的“改革红利”或“制度红利”的出现。民间从来都蕴藏着极大的积极性，這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不继续进行制度调整，就是对这种大积极性的漠视，甚至是压制。
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
毫无疑问，以各种红利的消失作为“唱衰中国经济”依据的论调是没有道理的。我们要有信心，相信今后在经济发展中会出现新的红利、新的优势。
发展优势和红利都来自创造。即使旧的优势或旧的红利，也来自创造，它们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比如说，尽管人口众多，如果人人都待在家里，都留恋故土故居，不外出寻找工作，不务工，怎能发挥一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怎会出现廉价劳动力所带来的红利？
又如，土地数量再多，价格再低廉，如果各地都不招商引资，不开发土地，不建立工厂，又怎能发挥一国的资源优势？怎能出现资源红利？
再如，发展中的制度障碍是客观存在的。再原始的社会，如果对传统组织所形成的发展障碍不进行变更，那就不会有发展，也不会有生活的改善。这就是最早的“改革红利”。
可见，即使是最早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都离不开人的创造。
毫无疑问，新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对旧的“人口红利”、“资源红利”和“改革红利”的替代，都是依靠人们的努力而出现的。历史上找不到“天上掉下红利”的例子，现实生活中更没有“天上掉下红利”的好事。
古今中外，所有的红利都来自创造。我们对于红利的问题，需要有行动，通过实践，使红利成为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