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拐点（共8篇）
人口红利拐点 篇1
背景
本刊于2013年5期刊登了《“人口红利”拐点到来, 引发商机 (一) ———掘金智能化》, 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每日都有大量的读者来电询问推荐的项目。鉴于此, 本刊于本期再次为读者推荐“人口红利”拐点引发的第二个商机———婴幼儿产业商机。
掘金婴幼儿产业商机
虽然“人口红利”拐点指的是青壮劳动力的减少, 但是20多年前的生育高峰中出生的婴儿如今大都结婚成家, 到了生育的年龄, 因此从2007年开始, 全国的新生婴儿数就开始成直线上升趋势, 在2008年和2011年各形成一个小高峰, 均值保持在2000万以上, 每年0—6岁的婴幼儿人数超过1亿。
1亿婴幼儿, 按照每位婴儿年均消费婴童用品1000元计算, 国内婴幼儿行业市场规模即达到每年1000亿元!但事实上, 算上各种关联消费, 实际市场规模远远不止如此。仅以杭州为例, 光是婴幼儿业去年就产生了400亿的消费额。这就是“人口红利”的后发效应。
注:因是热门项目, 市场中相关的企业有很多, 针对不同地区投资者的准入条件也比较繁琐, 所以一是, 本文所涉及的数字是一个市场均数, 读者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咨询相关企业信息;二是, 本文推荐的项目仅代表本刊观点, 不推荐企业信息, 若读者对某个项目感兴趣, 可自行通过网络、电话等途径查询企业信息。
经销儿童升降桌椅, 五万元就能掘金
产品介绍及特点
本产品采用业内最为先进的手摇式升降方式, 轻松实现53—79厘米的升降, 升降位置可以精确到毫米, 确保1.2—1.9米不同身高的人群使用。0—80度角的倾斜, 可以最大程度满足儿童在学习、娱乐中的需要。
市场分析
不合适的桌椅不仅无法让孩子专心学习, 时间长了还会影响孩子的身心健康, 特别是容易造成骨骼变形、视力下降等。而本产品可以通过精确到毫米的调整, 让孩子以最为舒服的位置学习、娱乐。像天津市某早教中心, 现在每天都能销售出1—2套学习桌椅。
投资条件及效益估算
最低投入约5万元, 场地面积约30平方米, 投资者可根据选取型号不同, 调整进货量。目前产品的市场销售价约4999—8999元/套不等, 平均每套的销售毛利约50%。
儿童动漫家居店, 尚待开发的小金矿
项目概述及特点
该项目主要以迪士尼品牌为主, 以家居空间为载体, 整合迪士尼旗下众多卡通人物形象的家具、家居用品 (床、高低床、床头柜、衣柜、书柜、书桌组合、学习用品等) , 形成以迪士尼动漫衍生产品为主体的一站式、体验式、乐园式的动漫家居生活体验馆。而且所有家居用品都环保无毒。
市场分析
该系列产品主要目标消费群为3—12岁的儿童, 广泛目标消费群为0—12岁的儿童。据有关数据显示, 我国16岁以下的儿童有3.8亿多, 占全国人口数的1/3;据相关机构调查, 目前约有60%家庭的孩子有自己的单间居室;56%的家庭有购买儿童家具的欲望。而目前市场中同类项目几乎没有。
投资条件及效益估算
投资者最低投资额度10万元, 门店面积约50平方米, 平均毛利润约50%, 已经投资的创业者平均半年时间可收回成本, 部分地区3个月即可实现盈利, 最差的8个月即可回本。
加盟儿童体验馆, 分享文化产业盛宴
项目概述及特点
儿童体验馆, 是针对3—12岁儿童进行模拟职业体验的场所, 其供儿童体验的职业有消防员、警察、建筑工人、形象设计、F1赛车手、教师、魔术师、超市收银员等数十种职业。其特点:一是, 介入门槛低。总体投入大约十几万元。项目方会对投资者进行全方位培训。二是, 市场定位清晰。定位为儿童素质教育基地, 面向的目标顾客是3—12岁的儿童, 将寓教于乐的观念融入进来。
市场分析
据国内某权威机构统计, 每5000名儿童就需要一个中小型儿童 (营业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 体验馆, 而国内二三线城市的儿童总量有数亿人, 而且时下只有极小部分二三线城市有中小型儿童体验馆, 市场潜力巨大。
同时, 以青岛市的儿童体验馆为例, 开业以来, 日均接待量超过200人, 日均毛利在两三万元。
投资条件及效益估算
该项目总体投资额大小主要取决于投资者租赁的场地费用以及经营面积, 以莱州市为例, 经营面积约500平方米, 最低投资额约25万元, 其中加盟费5万元 (包括设备、服装、道具以及培训等费用) , 其余费用包括房租、流动资金、水电费、员工工资等。
收益:该项目不是按照常规的通票方式收费, 而是按照体验项目的种类收费, 每个项目的收费标准约30—50元不等 (其收费标准具体取决于投资者所属地的消费水平) , 目前该项目的毛利润率在50%。
经销儿童正姿机器人, 小投入大市场
产品介绍及特点
正姿机器人是集光学、电子学、机械学于一体的高科技智能矫正坐姿的产品, 能够时刻监控、及时提醒、自主预防、强制纠错;在使用过程中, 孩子会自觉地养成正确的坐姿和视觉角度, 因为一旦出现错误的坐姿时机械手臂就会自动伸缩, 当把视觉和姿势调整端正时机械手臂才缩回去。从而达到预防近视、防止驼背的目的。这是国内首创的主动为学生正“双姿”, 独家高科技专利产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教学仪器研究所权威认证。
正姿机器人特别适合幼儿园、小学、中学阶段的学生使用, 也非常适合近视、驼背、写不好字的学生矫姿。
市场分析
据调查显示, 全国的中小学生有85%至90%经常是身体趴在桌子上写字看书, 由此分析, 很显然造成近视的主要原因是坐姿的不正确。“正姿机器人”, 不到一副眼镜的价格, 可以让孩子保持好视力。目前该项目在东北地区已经开始推广, 受到广大学生家长的欢迎。
投资条件及效益估算
按县级代理计算:最少可以建立30个寄售店, 按每个寄售店每天卖1台, 净利最低50元。每个月利润约4.5万元。
儿童室内拓展乐园, 新项目新机会
产品介绍及特点
该项目的主体就是在距离地面2米搭起了一座缆绳桥, 要求儿童从一侧迈到另一侧, 缆绳的晃动和细小的铁环是闯关的难点。让儿童通过过桥活动, 提高儿童的灵活性, 增强儿童面对挑战时应具备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适合3—12岁儿童独立体验。
市场分析
目前市面上的儿童室内乐园更多只是为儿童提供一些娱乐设施, 只能起到平衡力的锻炼, 其他技能很难得到锻炼。而本项目可以锻炼儿童遇到困难想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 锻炼胆量、平衡力、意志力、记忆力、想象力、沟通能力、空间逻辑等能力。目前在全国有8家样板店, 平均每家店的月盈利约数万元。
投资条件及效益估算
投资约30万元, 其中设备投入约16万元, 装修费用1万元, 其余费用为13万元, 包括流动资金、品牌使用费、设备安装费等等。占地约100多平方米, 层高约8米, 可锻炼儿童钻、爬、荡、晃、滑、跨、蹬、转身等能力。
目前该项目主要以销售门票为收入来源, 投资者可根据当地消费水平定价, 参考价约30—80元/人。
婴儿游泳馆, 游出财富
产品介绍及特点
婴儿游泳馆指专门为0—6个月婴儿服务的游泳馆, 其可以提升婴儿的身体抵抗力以及感统协调能力。
市场分析
由于婴儿游泳可以提升自身免疫力以及其他多项好处, 因此越来越多家长青睐让孩子去游泳。像京津等地, 很多游泳馆都只接受预约生意, 而且如果家长不提前1—2周预约根本就预约不上。目前市面上超过8成的婴儿游泳馆都处于盈利状态。因此该项目具有不错的投资空间。
投资条件及效益估算
该项目最低投入4万元, 其中设备投入约1万元, 其余投入包括店面租金、流动资金, 店铺面积仅需40—100平方米。以北京门店为例, 目前该项目的日均收入约1200元, 扣除所有运营成本, 每月可获净利润约3万元。
儿童钢琴, 启蒙教育用品又一新宠
产品介绍及特点
外形为专业大钢琴的同比缩小版;琴键与大钢琴同宽, 发声原理也是和专业的大钢琴一样, 由指力弹奏重力敲击发音;键盘弹击力度专为儿童设计, 力度较弱于大钢琴, 音质清脆动听, 发音板材质为锰钢, 发音钢丝是标准钢琴专用钢丝, 机械发音。其最大特点:一是环保, 产品用漆为儿童专用漆, 无刺鼻气味、无毒、无铅、无苯、无甲醛等危害儿童身体健康的成分;二是操作简单:儿童可根据颜色提示弹奏儿歌, 降低入门难度。
市场分析
现代钢琴被众多的音乐家们誉为“乐器之王”。市场上现有的钢琴价格少则上万, 多则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普通家庭根本买不起, 这无形中断送了无数孩子从小学习音乐的梦想。而本产品市场售价仅需几百元, 让每个普通家庭的孩子用得起钢琴。
投资条件及效益估算
首次进货最低5000元, 市场零售价原价200—2000元, 拿货价格为市场零售价的3—5折, 零售价格平均毛利润在60%, 中间价位最为畅销。
7万元投资3D儿童真人动漫
产品介绍及特点
所谓“3D儿童真人动漫”是投资者利用相关的软件 (最新的3D头像人脸建模技术) , 将顾客的照片制作效果逼真的三维Q版动漫电影。而且制作速度快, 只需要几天就可以完成, 同时效果逼真度高, 与真人达到90%的相似度。
市场分析
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专家介绍, 这个生意前景不错。理由有以下三个:一是, 这个生意的形式很新, 而且抓住了孩子的有效需求 (喜欢动画以及表演欲) ;二是, 时下市场竞争并不激烈, 也有一些同类技术, 但是普遍应用于婚庆市场, 儿童娱乐市场几乎没有;三是, 时下3D技术是一个热门话题, 而人们消费心理往往喜欢跟着“热点”走。所以预计该生意在未来3—5年会在国内成为一种新的潮流, 其热度不会亚于现在的体验馆生意。
投资条件及效益估算
据本刊记者调查, 投资者大约需要投资7万元, 其中3—4万元为管理费 (即加盟费用) , 其余1.5万元用于购置电脑和录音设备, 剩余费用为流动资金以及房租。员工大约2—3人即可。办公地点的面积大约25平方米左右。
目前一段没有配音效果的动漫收费标准是700—800元/15分钟不等;有配音效果的动漫片收费标准是1000—1600元/15分钟。每段短片制作的综合成本大约在三四百元。
目前武汉一家门店, 每天大约可以接到三四个订单, 月获毛利约3万元 (扣除了房租、水电费、员工工资) 。
改革红利何时能取代人口红利 篇2
经济调整呈现长期化趋势
近期大家对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期，一次次地落空，但这并不意味着货币政策不肯放松，而是需求下降了，7月份的新增信贷只有5400多亿，低于预期。既然银行放贷没有突破规模上限，降准的意义也就不大了。降息呢？理论上有空间，但市场利率（包括民间利率和实际贷款利率水平）还很高，故降息的效果也有限，而本来货币政策的作用通常也是收紧的效果比放松的效果要好。因此，从前7个月的货币政策执行情况来看，可评价为稳中有松，效果不佳。
财政政策对维持经济的平稳还是起到了积极作用，如对水利建设的投资增长较快，高铁的投资也恢复增长，以弥补房地产投资增速的回落。不过，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越来越小了，62%的投资依靠民间来实现。5月份发改委曾集中批准了一批投资项目，但这也仅仅掀起一点浪花而已，但面临钢铁等一大批重化工业的产能过剩，即便批准了宝钢、武钢等新建项目，也难以形成有效的投资。目前，不少地方政府也纷纷推出巨额投资计划，但资金的筹措是一大难题，即便资金到位，最终又将形成一大批负债，阻碍未来经济的健康发展。
再看外需，尽管美国经济复苏的迹象越来越明显，但这轮美国经济的崛起却没有给中国的出口业带来太多的机会，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自身想重振制造业来降低失业率，另一方面则是从成本更低的市场如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进口。因此，历史不会简单地重演，美国经济复苏等都不能给中国增加外需，而中国的制造业对于劳动力成本的敏感度过高，显示其脆弱的一面。如此看来，中国经济确实面临着去库存、去产能和去杠杆的长期压力，而这个过程将会比较长，正如目前去库存的过程也比以往要长一样，说明了中国经济的消化能力不如以前了。
改革红利或将在明年展现
人口红利是一经济术语，指被抚养人口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当然，目前已经到了由升趋降的拐点，也就是说人口红利即将消失。而改革红利则是从人口红利中衍生出来的用语，表示中国目前还存在制度进一步完善的空间，而且，过去10多年来，中国重大改革事件与上世纪90年代比要少很多。这或许是因为现有的制度和结构尚能让经济保持高速增长，当然，这也包含人口红利的优势。但随着经济增速的下滑，原先就已经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和制度缺陷就日益凸显出来，这就会形成倒逼改革机制。
归纳一下中国今后需要改革的领域，即过去30年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结构失衡的方方面面。从大的方面看，存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分配的不均衡、政府、企业与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均衡、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分配不平衡、国企与民企之间的发展机会不均等、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资本回报率鸿沟、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的巨大差距、经济高增长与社会保障体系滞后的反差等。可见，需要改革的领域很多，从逻辑上讲，应该是先易后难、先简后繁、先解近渴后引远水、先低成本后高成本。
而今年动作频频的金融改革恰恰符合上述逻辑：第一，它的改革大部分不需要制定繁琐的操作细则，如非对称减息和给予存款利率上浮空间，实质上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含义是让银行反哺企业，解企业近渴。由于过去银行获得的垄断利润太多了，如今企业出现了利润下滑，需要给企业降低融资成本，增加存款利息，从而缩小银行的盈利空间。而且，这一改革执行效率高，操作成本低。第二，金融改革实质上是放松金融管制、打破金融垄断，属于系统的总量改革，一般不涉及到个案，不容易受到某个既得利益集团的抵触。
但是，改革的难点在于下一步的财税体制改革。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属于财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部分，曾报道总体方案将在下半年出台，方案将列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但至今连改革方案的讨论稿都未见到，估计难以如期出台。从历史看，一般的重大改革举措的启动都在党的三中全会上，最著名的当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启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启动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上一届三中全会则是推进农村改革发展，包括推动土地制度改革试点。
若以此来推算，则明年10月份应该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估计会启动财税体制改革，而对于财税体制改革方案的讨论和制定，如分税制改革、与收入分配相关的个税改革、房产税乃至遗产税等新税的推出，则会在三中全会前就应该初见端倪。财税体制改革的难度要大于金融体制改革，但对于改善经济结构，则更加直接和具有针对性。如中国的收入差距通过改革能够缩小，这就可以有效扩大内需和转型经济。而且，财税体制改革必然会涉及到行政体制改革，而行政体制改革一旦启动，就意味着这将是一场重大而深远的改革了，若能顺利推进，则改革红利可期。
（作者系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篇3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 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 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 与此同时,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如此看来, 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 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 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 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 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 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 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 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 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 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 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 在2013年, 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 近乎同时, 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 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 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 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 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篇4
在过去30多年中,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根据蔡昉此前的研究, 1978年至1998年,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 1982年至2000年人口抚养比下降, 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率为26.8%。人口红利的下降, 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根据雁行理论, 随着产业转移, 一些产业会在不同国家先后经历兴衰的过程。
蔡昉认为,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已经出现下降, 不过, 由于中国各省市间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工业基础等的巨大差距超过许多国家间的差距, 并且,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组国家能够取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中心的地位,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仍有空间。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资产份额从2003年之后即开始下降, 目前已是负增长, “这意味着制造业或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已经在发生”。
上海“人口红利”效应初探 篇5
“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Dividend) 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 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现象。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有一段时期 (一般在三十年左右) , 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 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 劳动成本低廉, 储蓄率高, 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该概念于1997年首用 (Mason Andrew, 1997) 。后来有研究表明, 造成东亚崛起奇迹的部分原因是在1965—1990年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受供养人口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而随着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 当该国大部分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时候, 这个额外增加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人口红利” (David E.Bloom, 1998)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中, 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高达1/3-1/2 (蔡昉, 2004) 。
目前, 中国学界一般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结合上海市1953—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 至少从1982—2008年这26年时间里, 上海市处在人口红利期内, 且属人口暴利阶段, 是绝佳的黄金发展时期。由上文可知,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上海从1982年开始进入人口暴利的阶段。这表现为在1982—2008年间, 人口抚养比与全国相比, 要低10%~20%, 而这近三十年正是上海经济奇迹的时期。本文想要探讨的是, 上海为什么能维持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上海经济奇迹与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系吗?
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上海之所以持续近三十年理论上的人口红利 (确切说是人口暴利) , 与持续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统计包含了外来务工人员。统计显示, 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1978年的6万增加到2008年的517万。其在总人口的比重也持续上升, 由1978年的0.5%上升到了1978年的27.4%。如果加上“半年内流动人口”统计数据, 则2008年末人口达到642万, 占到总人口的31.9%。
可见, 来沪外来人口数量越来越大, 已经达到上海总人口的1/3了。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呢?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流动人口来沪原因”表格中, 我们发现, 2000年上海外来人口的387万中,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39万, 占到整个外来人口数量的87.6%,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经济原因的人口为284万, 占整个外来人口的73.4%。虽然五普数据跟现在相差九年, 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 但是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却具有代表性。
但是, 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是必然性 (穆光宗, 2006;于学军, 2003) 。人口红利效应, 必须在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投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良好发挥 (铁水映, 2009) 。
三、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
1. 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城镇失业率。
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 因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成本很高, 会带来很多问题, 还是要走发展城市的道路。原因在于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不同, 农村劳动力进入的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会加重城市失业 (周天勇, 2001) 。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调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呈现“三低”现象, 一是年龄结构低, 以青壮年为主体, 年龄在15~34岁的多达208.03万人, 占总人口的73.2%。二是职业技能低, 主要在生产一线, 大都缺乏专业技能, 其中82.27万人为商业、餐饮、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占总数的28.9%。81.76万人为制造加工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占28.8%;建筑施工人员55.53万人, 占19.5%;农林牧渔人员20.74万人, 占7.3%。三是文化程度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86.05%。因此, 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上海教科院, 2008) 。正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较低, 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险活, 因而他们的涌入基本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人口就业率。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1978—2008年30年间, 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仅呈现缓慢上升态势, 始终没有突破5%, 而不是出现陡然的波动。缓慢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农民工的流入无绝对关系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2.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就业状态。
在不影响城市人口就业的情况下, 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基本充分就业的状态。农民是充分理性的, 在流入城市之前会考虑城市的预期收入和找到工作的几率, 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流动。而且,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有地, 当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可以退回到生活成本低的乡村务农, 如本次金融危机就引发了大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返乡潮流。因而,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基本处于就业状态的, 如若不然, 就会大批返回农村或选择其他城市。
这一点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支持, 据2006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 2 568个有效样本中, 除一人资料情况不明外, 其他人全部处于在业状态, 就业率接近100% (上海农民工调查课题组, 2007) 。另有“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对上海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也显示, 从农民工目前工作状态来看, 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 为99.1%, 没有工作的比例较低, 仅为0.9% (林建永, 2007) 。
虽然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震荡, 致使许多农民工失业, 大批农民工返乡, 但是上海并未出现这种大批农民工返乡的局面, 这从2008年年末数据中可以发现。2008年年末外来人口与往年相比持续增长, 达到历史新高的642万, 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22万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3. 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的经济贡献。
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从事脏乱差且待遇低的工作, 既没有影响上海城市人口的就业率, 又使这个庞大数量的人口自身处于基本就业状态, 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没有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贡献呢?
据统计, 2003年, 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 (陈振功, 2004) 。韩乾认为, 上海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1991年, 上海第三产业占上海市GDP的34.58%, 2001年上升到50.69%。从1995年开始, 上海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超过第二产业 (韩乾, 2003) 。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中, 外来务工人员占到绝对比重。例如, 在建筑业, 改革以来, 上海每年有65万左右农民工从事建筑业, 占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80%, 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 (汪建然, 2007) 。若以工资收入计算, 按2006年农民工月工资1 413元的水平和2006年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627万的标准估算, 2006年全年外来人口在沪的工资收入达到1 054亿元, 这个数字是2006年全上海财政总收入的22.9%。
综上, 从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的充分就业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给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结论
浅析我国人口红利及其开发 篇6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的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的经济影响, 表现为当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向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转变的过程中,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而带来了高储蓄率, 并引致较高的资本积累。[1]人口红利透过年龄结构这一视角, 重新考察社会人口转变的过程, 打破了传统的基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率协同演进的定式。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红利窗口, 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逐渐产生一个中间大、两头小, 且有益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主要是建立在人口负担系数较小的基础上。当然, 处于人口红利窗口期并不就有人口红利实际大量存在, 只是隐含着人口红利的可能。人口红利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主要在于两者之间缺乏能否兑现这一必要条件。若不考虑外界因素, 可以认为人口红利在人口红利窗口开启、人力资源相对丰富与人力资本充足的情景下方可使有效的存量资本向增量收益过渡, 而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动能。
人口红利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要素的边际收益, 加快经济增长。它主要表现在: (1) 创富效应。社会充分就业假设下, 适龄劳动力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将直接转换为人口参与经济协作所取得的社会财富。 (2) 投资效益。适龄劳动力比重大, 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 加之崇尚节约的文化传统, 使得挤压出大量的资金流向银行, 倘若资本市场发达, 储蓄迅速将转化为投资, 发挥资本要素的乘数效应。 (3) 积累效应。在人口老龄化还未出现时, 假设公共财政恒定, 社会保障支出比较少, 也就意味着国家变相创造一部分社会财富。
二、影响人口红利效应的因素分析
1、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禀赋的优劣直接关系就业机会的获得, 进而影响人力资源的利用。尽管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但从总体来看, 城乡劳动力素质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结构尚不平衡, 这无疑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据统计, 中国至少有1/3-1/4为15—25岁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 大多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成本劳动力的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例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 美国需要30美元, 中国仅为2美元, 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所以提高劳动力成本才是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关键。
2、劳动力流动
人口红利充分挖掘的前提就是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 使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均找到适当的就业岗位, 以减少劳动力的闲置。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双向流动, 一方面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城镇, 延长了城镇人口视窗的开放时间, 推迟老龄化到来;另一方面促进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流动, 直接加快了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有助于农村人口红利的兑现。但目前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就业信息传递迟缓, 极大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3、养老保障制度
一般来说,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越大、占全部人口比重越高, 则潜在的储蓄能力越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减缓、老龄化加剧时, 就会出现储蓄率下降的现象。因此如何维持储蓄动机、提高储蓄率是兑现人口红利的核心问题。而这主要取决于养老保障制度。自1997年我国逐渐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双支柱模式。但因历史欠账问题突出、社会统筹基金短缺, 致使我国整个养老保障体系实质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随着养老负担大幅上升, 一旦财政补贴不足或个人账户挤用过大, 就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 现收现付制将难以为继。
三、充分开发人口红利的途径
人口红利并非是经济永久增长的源泉, 它伴随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而最终消失。因而充分开发人口红利来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当务之急。
1、提高劳动者素质
人口红利的兑现途径已从劳动力数量增加转变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主要基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为此, 政府要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 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完善就业培训体系, 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文化层次、就业需要, 适当地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 尤其建立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政府补贴机制;大力推进职业技术教育, 培养各种专业人才, 最大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2、促进劳动力流动
未来城市劳动力主要来自于农村, 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最大障碍。因此, 只有消除此类排他性的政策措施, 方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畅通地转移出来, 减少人口红利的耗散。所以政府应努力保障职业选择市场化、劳动力市场运作规范化、就业机会公平性。同时, 要建立相关政策法规来引导城市劳动力向农村转移, 并借助工资杠杆来回报他们为消除城乡二元格局所作出贡献。
3、改进养老保障模式
为应对老龄化挑战, 须改进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 实现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 使之具有可持续性;其次要把广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到新的保障体系中来, 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此外, 可以适时调整退休制度, 实行退休年龄弹性制。依据不同职业要求, 合理划定工人最佳的退休年龄, 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口红利期。
参考文献
人口红利拐点 篇7
一、我国“人口红利”独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之快速被外界称为奇迹,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大原因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计算要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等其他变量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 不足的问题很快就会到来。但我国独有的优势很可能会使局面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我国的城乡二结构使得情况有了一定的转机,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资源。
由于目前我国的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大多偏低, 所以进城务工的工人占据了大多数的社会底层劳动岗位, 他们成为了城市最坚实的基层劳动力。
(二) 在老龄化的初期, 新进入老龄化阶段的人往往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
也有人将其看做第二次“人口红利”期。刚刚步入老龄化的人口的储蓄额处于巅峰状态, 他们拥有非常高的储蓄、理财欲望, 若能最大程度上的发挥储蓄金额的效率, 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 就极有可能开辟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
二、我国“人口红利”的弱势
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我国的“人口红利”在短期内还有继续维持的可能, 但剖析到深处我们会发现很多阻碍我国特有优势发展的几点弱势:
(一) 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并且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1.毫无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成为了社会中下级的劳动力, 有些大学生为了找到匹配自己身份、能够实现自己职业生涯规划的工作不惜一段时间内在家待业。当大学生已不再是应届毕业生时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已经有所提高, 而他们本身却没有提高。2.长期待业的大学生会成为“抚养人口”, 成为社会的负担。他们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还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 农民工虽然人口数量众多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农村劳动力人口素质普遍偏低, 工作岗位普遍在第二、三产业, 重头主要在建筑业、制造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农民工属于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 他们的创造性相对较低, 他们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相对较低。同样的基层工种一小时的工作报酬, 美国就相对于中国要高出10-20倍, 所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成本成为中国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要素。2.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排他性”使其游离在城市文化范围之外。农民工的收入较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他们没有像大多数城市人那样受过高等教育。城市的高文化氛围使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无法融入到城市文化氛围当中, 虽然长期的在城市工作却完全找不到归属感。这使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没有乐趣和温暖, 工作也只是为了糊口而已。3.近20年农民工工资几乎无涨势, 工资的拖欠也是家常便饭, 这使得农民工进城成本太高, 收入很低并且无保障。近几年每逢佳节都会有媒体报道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 农民工的收入本来就不高, 多数农民工的家乡又距打工的城市千里之外。对他们来说回家的成本本来就非常高, 付出的工作努力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更有人由于不懂得劳动合同被骗取劳动力而得不到任何回报。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没有保障, 同时又没有能够挽回的有效办法, 这使得农民工的进城成本过高。
三、解决“人口红利”消失有效办法
在劳动力人口急速下降的今天人力资源部门急需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困难, 蔡昉在2013年提出政府应该营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 就是让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发展, 逼着效率低下的企业提高效率。
(一)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1.要尽可能的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工作效率。企业要对优秀、上进的基层员工进行专门的培训, 并且定期变换岗位, 让人才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这样不仅有助于员工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实现更有利于企业目标的达成。2.要将岗位细化, 尽量做到在面试环节最大程度了解可能被录用的员工。岗位的细化会为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在招聘时尽可能的了解可能被录用的面试人员的能力和特长, 会做到人才适岗, 不浪费人才。让员工对自己被分配的岗位工作感到如鱼得水, 尽快的有企业归属感, 从而减少人员的流动。
(二) 从社会底层劳动力角度来看。
1.要增强对农民工先进技术的培训, 技校升专科会让农村劳动力人口看到自己未来的工作希望。更高学历的工人就能够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2.要改进雇佣关系以及农民工待遇, 政府不仅要制定规范的农民工劳动合同并监督劳动合同的实施情况还要为工人开设专门的投诉热线, 让拖欠工资的组织无路可逃。
总体看来2013年后我国的“人口红利”会逐渐消失, 但如果国家出台相应政策, 让刚走出校门毫无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就业或自主创业, 使他们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益。让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有技术的提升, 能签到正规、可靠的劳动合同, 拿到应得的工资。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努力提高效率, 做到人才适岗不浪费人才, 我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时代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1]半月谈时事政治: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减挑战.2013, 03版.
[2]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06月16版.
[3]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日版, 2012.05.01.
我国人口红利枯竭及应对措施 篇8
关键词：人口红利,老龄化社会,劳动力质量,经济增长方式
一、引言
在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 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 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 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在该时期内, 应充分就业, 提高劳动收入, 进行财富积累。这样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成为社会劳动主力, 为我国带来了极大的人口红利。然而, 在80后独生子女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后, 我国的人口红利已在渐行渐远。统计局数据表明, 我国少儿抚养比由1999年的47.7%下降到2010年的36.9%, 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3%。0—14岁的少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幅度较大,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却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中国社会正向老龄化方向发展, 到2030年前后, 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 劳动力不再廉价, 中青阶层面对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及抚养负担, 而人均GDP仍然在较低水平, 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成, 成为典型的国未富而民先老的社会, 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
根据中国人口结构变动, 预计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在本世纪中叶前消失, 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成对经济增长产生遏制作用的老年人口负担。据国内外专家估计, 在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 中国可享受的人口红利将在2020年前结束。人口红利消失后,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会受到严重打击, 日益沉重的养老压力将造成令人忧心的长期影响。因此, 在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 人口负担轻的优势在逐渐消失的形势下,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抓住有利时机, 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 让人口红利在不可回避的老龄化社会中得到延续。
二、中国人口红利枯竭表现
根据瑞银研究, 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 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开始下降。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 劳动人口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在2.5%以上。但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后, 劳动人口增长比例明显放缓, 对经济的贡献由此也不断下滑。1995—2005年, 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只有1.1%, 到2020年后, 就剩下不到0.1%。
1、中国总抚养比下降, 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
2011年年末, 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 比上年年末增加644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04万人, 人口出生率为11.93‰, 比上年增加0.03个千分点;死亡人口960万人, 人口死亡率为7.14‰, 比上年增加0.03个千分点。据预测, 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到达最高点14.06亿;劳动人口则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9.23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人口仅以0.4%的速度增长, 低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增长率。到2050年, 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 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 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将在2013年由增长到稳定再到逐渐下降, 社会中上有老而下无小的家庭数量增多就是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的重要标志。《中国当前生育水平与未来人口展望》一文指出, 2030年开始,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开始进入一个下行通道, 从2020年的9.66亿下降到2050年的7.61亿, 平均每十年减少一亿。总抚养比在2015年遭遇拐点后逐步上升, 在2030年左右重回50%。这说明无论是老龄化的严重程度还是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 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的更严重。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2、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向老年型靠近, 但是老龄化的进程已经显现出比发达国家速度快、势头猛的特点。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 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 伴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 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9.1%。2006年以来, 0—14岁人口比重持续下降, 15—6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提高速度加快, 2005—2010年的5年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0.24个百分点。有关专家预测, 到2050年, 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联合国则预测, 1950—2000年期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176%, 中国增长217%;2000—2025年期间, 世界老年人口增长90%, 中国增长111%。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经历的时间大约只要25年。
3、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首次下降
2011年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 占总人口的13.7%, 比上年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 占总人口的9.1%, 增加0.2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2011年为74.4%, 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最新预测表明, 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 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将在近期就会停止, 之后,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到2050年我国15—60岁人口将比2010年减少将近2000万人, 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则明显增加, 以60—64岁这一年龄阶段最甚, 且总人口年龄结构趋向于高龄化。此外, 除了适龄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减少之外, 劳动力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减少, 劳动力素质水平低下的情形下, 劳动力市场上呈现出需求与供给极不平衡的状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 我国人口红利必将受到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且趋向枯竭。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三、应对人口红利枯竭的对策措施
1、大力发展教育, 增加劳动力质量投资, 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前, 我国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不断削弱, 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成为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动力。如果企业职工的学历由初中以下水平提高到高中水平,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低成本劳动力的创造能力也较低。因此, 我们必须结束原来用人口数量提高经济发展的模式, 用质量代替数量, 优化我国劳动力结构。
(1) 依靠财政支出, 提高偏远地区教育资源, 促进教育公平地实现。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力度, 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实现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缩小农村和城市的教学成果的差别, 提高资金转移过程中的效率, 保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划拨到地方的资金渠道畅通。加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发挥引导作用, 将一部分中东部人才转移到这些地区, 丰富这些地区的教育资源, 并健全学生资助制度, 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2) 依靠社会,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事业, 促进技术水平的提升。如今“知识失业”加剧, 普通高等教育发展快速, 而职业技术教育却无人问津, 这是我国教育发展背离“金字塔”规律的结果。因此要广泛发动全社会教育培训资源, 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 提高城乡劳动者的各方面工作能力。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培训和职业教育, 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这对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实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数据来源:互联网http//www.popinfo.gov.)
(3) 完善医疗卫生体系, 提高人口健康素质。首先, 强化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责任, 进一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 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其次, 实施全民健康工程, 建立公共卫生体系, 通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积极推动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最后, 各级政府要加大医疗卫生经费投入, 规定医疗卫生投入的最低限度, 以确保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正常卫生活动资金来源。
2、通过制度创新、产业优化和管理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 通过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制度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型。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 推进生产要素价格体制改革, 形成客观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竞争机制, 形成多元化的竞争主体, 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切实发挥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职能, 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制度环境。完善法律体系, 以法律法规规范经济活动, 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提供保障。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明晰各方权责利益关系, 降低交易成本。完善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通过奖金、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期权等方式, 将企业人员的利益与企业的优质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以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以产业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往的“以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已不再是我国可靠的优势了。无论是人口红利期的限制, 还是资源环境的限制,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都将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因此要创造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和投融资机制的环境条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产权交易体系;转换技术引进模式, 形成自主创新与消化吸收、集成创新相结合, 在合作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良性局面;开展对外合作,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发展朝阳产业, 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所占比例, 形成开发和集成能力较强的产业集团。
(3) 以科技和管理技术提高效率, 优化经济结构。企业要加大科技投入和科学技术的引进, 实现科学管理, 用机械化、自动化来替代人工生产, 提高劳动者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和科学生产技术的使用, 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配置, 以成本最低、利益最大为原则, 提高经济效率, 要靠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不是靠单纯的劳动者的体力劳动来进行生产活动。另外, 企业要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 包括对管理对象客观规律、管理工具的利用和管理手段的科学认识进行系统地管理, 使得各方面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3、实现健康老龄化, 发挥老年人群“余热”作用
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余热”, 使老年人口不再是社会的负担, 从而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 也可延长人口红利。一是落实老年人才资源开发, 严格贯彻党和国家科学发展观, 制定老龄人才资源开发的政策措施, 为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铺路架桥。二是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 创新服务、组织安排, 凝聚老年人才力量, 挖掘其潜在能力, 发挥老年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三是结合全民创业活动, 利用离退休人员丰富的经验, 大力发展老年产业。四是通过技能开发和培训学习提高人们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五是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纳入到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中, 完善老年人再就业劳动保障政策, 保护老年人的劳动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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