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红利（精选11篇）
制度红利 篇1
近日, 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意见》的出台对于教育意味着什么?户籍制度改革将释放出哪些教育红利, 对中小学教育、大学生就业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学、异地中考高考会不会更加容易?各级政府、教育部门和学校要进行哪些调整以适应和配合户籍制度改革?
红利一:随迁子女异地中考、高考有望进一步破冰
《意见》的出台, 将有利于进一步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中考、高考问题。在2010年12月启动的国家教改试点中, 解决异地高考列入了试点。然而在一些流入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解决异地高考问题, 仍然是这些地方所面临的难题。
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目前, 有27个省份明确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的政策, 有30个省份明确了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政策。2014年, 有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5.6万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办理了高考报名手续。
根据《意见》, 我国将建立居住证制度, 居住证持有人逐步享有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资格, 异地中考、高考问题将能够继续破冰。
红利二:随迁子女接受教育问题有望进一步改善
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之后, 中小城市、城镇放开入户限制, 将有大量的农业转移人口成为城镇居民, 越来越多农民工子女跟随父母流入城市, 这就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需要城市为他们提供基本的教育机会和条件。但现实情况却是城市中的中小学数量很有限, 难以完全满足这一群体的就读需求。因此, 意见出台后, 政府应当加强对于教育基础设施的投入, 保障他们在城市接收教育的权利。
《意见》的出台, 将会使相关问题得到进一步的改善。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表示, 根据户籍制度改革的总体要求, 教育部将做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规划上, 教育部要指导各地把常住人口, 包括随迁子女纳入到区域教育的发展规划之中。二是在经费上, 要求各地要按照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校的人数来拨付教育经费, 同时加大中央财政对各地接收随迁子女学校的专项奖励力度。三是坚持分类指导, 要求各省份因地制宜, 合理确定随迁子女入学政策, 保障他们平等地接受教育。四是加强管理, 不断完善全国中小学生学籍信息管理系统, 更好地加强对随迁子女接受教育的服务工作。
这意味着, 以后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随迁子女上学将更加容易。
红利三:职业教育将迎来发展利好
此次户籍制度改革, 不仅对农民工逐步融入城市具有重要作用, 还将在一定意义上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表示, 多年的实践证明, 稳定就业是农民逐步融入城市的立足之本。为此, 政府将加大培训力度, 促进农民工扩大和稳定就业。“现在农民工已经到了以技能促就业的阶段。就全国情况来看, 大概1/3的农民工接受过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 还有2/3没有接受技能培训。”
杨志明介绍, 从今年起在全国启动实施“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 每年培训2000万人以上,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负责的“春潮行动”、农业部负责的“阳光工程”、科技部负责的“星火计划”、扶贫办负责的“雨露计划”等培训, 将对每年新转移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 对在岗的农民工进行提升培训。到2020年, 基本使农民工都能享受一次有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 进一步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就业创业能力, 使农民工大部分由普工成长为技工, 有条件的成长为高级技工, 优秀的还可以成长为技师。
户籍制度改革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利好, 在一定意义上, 要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 职业教育是重要的引擎。无论是公办的职业院校, 还是民办的职业培训机构, 都将从中得到发展的契机。
红利四:中小城市教育资源将进一步发展, 吸引力增强
《意见》出台后, 中小城市的重要性将会进一步提升, 相关配套设施将会进一步完善, 吸引力也会进一步增强, 在为迁入人口提供相关教育资源的同时, 也将为大型城市减少一定压力。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秘书长李朴民表示, 将通过夯实中小城市产业基础、加强教育等中小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 促进新型城镇化发展和农民工落户。“比如从国外的经验来看, 很多著名的大学都分布在中小城市, 而且这些城市也因此而闻名, 但在我们国家这种情况是少见的。所以, 我们要加强中小城市的市政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配置, 这些资源要向中小城市和县城倾斜, 还要引导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在中小城市布局, 优质教育和医疗机构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李朴民说。
此外, 根据《意见》, 将重点解决进城时间长、就业能力强、可以适应城镇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竞争环境的人员落户问题。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技术工人、职业院校毕业生、留学回国人员等常住人口的城镇落户率。
红利五:高校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无限制, 落户特大城市要看积分
从2009年开始, 相关部门和城市就逐步放开高校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的限制, 大大降低了应届大学毕业生落户中小城市的门槛, 规定全日制大专以上全日制高校的应届毕业生可无障碍入户, 具体的落户途径也大大简化, 有力推动了大学生在中小城市就业创业。不过在大城市、特大城市, 仍然面临着一定的落户限制。
《意见》的出台, 对高校毕业生在大城市、特大城市落户提供了科学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 可建立积分落户制度, 改进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城市现行落户政策, 建立完善积分落户制度。
积分入户政策带来了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 更加有利于吸引高素质人才。目前, 积分入户的政策已在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实施。以上海的积分入户政策为例, 对户籍申请人学历、所学专业、曾获奖项等方面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达到一定分数标准后便可以取得上海户籍。
红利六:城乡之间教育资源的投入更加均衡
《意见》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正式退出历史舞台。不再以“农业”和“非农业”区分户口性质后, 如何逐步剥离与户籍相挂钩的包括教育、就业在内的社会福利, 是此次改革的焦点和难点所在。
虽然近年来政府加大了对农村的资源配置比例, 但是相比于城市的幅度还是较小, 在教育政策和制度上形成了“城市偏向”, 城乡教育在目标、地位和体制保证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在办学条件和师资上执行着不同的标准。由于城乡之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 导致在校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产生巨大差异。
《意见》出台后, 有关部门应该进一步采取措施, 缩小城乡相关资源以及基础设施的差距, 加强对于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投入, 加强农村地区师资建设, 建立城乡学校间合作、交流、帮扶机制, 逐步缩小二元差距。
制度红利 篇2
农村信用社（以下简称‚农信社‛）银行化改革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自2000年7月江苏省开始农信社改革试点以来，农信社银行化的趋势逐渐清晰、步伐逐渐加快，至2015年6月底，全国组建农村商业银行（以下简称‚农商行‛）728家。目前，农信社银行化改革仍在进行中，但带来的制度红利已经呈现。本文试图分析银行化改革的效应，提出进一步推动银行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的建议。
制度红利面面观
银行化改革带来的制度红利表现在多个方面，下面主要从农信社、股东、政府、客户、农村金融市场五个角度进行分析。
农信社发生重要转变
股权结构优化，法人治理明显规范。农信社在银行化过程中规范处置原股金，重新募集股本，发起设立了农商行，彻底明晰了产权关系，实现了由合作制（或股份合作制）向股份制的转变，呈现出‚三化‛态势。一是股东多元化。不同投资主体参与决策监督，农商行听到不同阶层的声音，了解不同行业的发展情况，收到不同的意见建议，使管理决策更加科学、制度运行更加规范、法人治理更加有效。二是股权优化。通过设置发起人资格条件、提高单户投资者入股起点、发动中小企业入股，农商行法人股增多、占比明显提高，‚社员多、单户股金少，股权分散‛问题得到有效解决，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内部人控制。如安徽省，2014年末，全省83家农信社全部改制为农商行，全省农商行股金情况得到了明显改善（见表1）。三是治理规范化。农商行成立后，按股份确定表决权，改变了‚一人一票‛的决策规则，增加了大股东特别是战略投资者的话语权、表决权，进而强化了产权对经营管理行为的有效约束。很多农商行根据自身实际，修订章程，细化‚三会一层‛权利义务，改进‚三会一层‛运行细则，实行独立董事、外部监事评议制度，开展董事监事履职评价，建立起重大事项决策监督、信息披露和沟通交流机制，现代企业制度逐步规范。
管理水平提高，服务领域显著扩大。在银行化过程中，多数农信社以达标升级活动为抓手，强化经营管理，改善经营状况，并按照银监会的要求，落实《农村中小金融机构风险管理机制建设指引》，构建了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创建起风险管理文化。改制后，又按照银监会《关于农村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银行推行流程银行建设的指导意见》《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调整组织架构，创建流程银行，强化资本约束，优化业务结构，完善绩效考核，由外延式发展模式向内涵式发展模式转变，风险管理能力、核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一步得到全面提升。其中一些农商行还具备了拓展综合业务、跨区域发展的条件，开办了贷记卡业务、理财业务、国际业务、外保内贷，尝试资产证券化、衍生品、做市商。有的农商行还发行了二级资本债、小微企业金融债券，与其他机构开展融资租赁、贵金属租赁、商业保理合作。如天津滨海农商行与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合资,建立了汽车金融有限公司。一些农商行还跨区域设立分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由地方性商业银行转型为区域性商业银行。以上这些变化，使农商行扩大了业务范围，呈现出综合经营、跨区域发展的态势，业务收入逐渐多元化，增强了利率市场化的适应能力和应对能力。
不良资产减少，抗风险能力大幅提升。伴随着经营管理水平的提高，农信社防控信贷风险的能力得到增强，资产质量逐步提高。按四级分类口径，2010年，全国农信社不良贷款余额、比例分别为3183亿元、5.6%，分别较2003年减少1964亿元、24.12%；按五级分类口径，2015年6月末，全国农信社不良贷款余额4838亿元，不良占比4.2%，较2011年下降1.3%。特别是农商行的资产质量和抗风险能力远高于全国农信社平均水平，与其他商业银行比肩（见表2）。
经营规模扩大，盈利水平显著提高。改革以来，全国农信社经营规模不断扩大，在银行业机构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见表3），到2014年底，资产、负债分别达到213155亿元、197956亿元，分别是2003年的7.93倍、6.95倍；在银行业机构中的比重分别达到12.37%，分别较2003年增加了2.67%和2.26%。同时，从图1可以看出：长期以来，农信社盈利水平、所有者权益与其资产、负债是不相称的，远低于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银行化改革，农信社逐步追赶，特别是2010年以后，速度加快，直到2014年，税后利润和所有者权益的比重才与其资产、负债相吻合。
股东参与意识增强、收益提高
股东是农商行投资者、决策参与者，银行化改革无疑对其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股东增强了参与意识。农信社溢价发行股本，溢价部分基本用于消化处置不良贷款。这一做法增强了股东风险投资意识，促其更加关注农信社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更加注重权益的保护。二是股东积极行为。如积极参加会议，认真审议表决事项，真实表达意愿看法，客观提出意见建议，谨慎行使权利义务等。有的股东收购其他股东手中的股份，增加话语权表决权，提高影响力控制力。有的股东针对一些重大决策事项、经营管理行为、经营成果提出质询、提出股东议案，甚至发动其他股东采取联合行动。有的大股东与农商行高级管理人员加强沟通交流，派员到农商行任职，执行董事（监事）坐班，以便及时掌握了解农商行信息，参与好重大事项决策。所有这些都是股东主动参与决策、主动要求规范治理的重要表现。三是股东增加了收益。农信社随着经济效益的逐步提升也增强了分红能力，相应地股东增加了收益。如山东省已组建的53家农商行，近几年平均年资本收益率达到27%以上，股金分红比例一般在12%以上，最高的达到20%。
政府管理责任增强
通过控股公司，很多地方政府溢价购买了农商行部分股权，一方面增强了为农商行风险兜底、为农商行创造良好发展环境的责任，也增强了支持农商行改革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以战略投资者的身份参股农商行，以市场化的方式行使对农商行的管理，派员到农商行董事会（或监事会）任实职，参与农商行经营决策，在重大战略问题上施加影响，从而以非行政化的手段实现了对农商行的有效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中小股东权益，促使农商行依法经营、科学发展、‚改制，不变服务‘三农’‛，增强了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力度，确保了国家金融政策落实到位。
客户满意度提升
一是满足了多样化金融需求。农信社改制后，向综合经营发展，服务领域、业务范围扩大，客户的多元化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二是推动了‚互联网＋‛发展。伴随着银行化改革，农信社资源增加，员工队伍结构优化，为加快‚互联网+金融‛创新创造了条件。通过发放银行卡，推介手机银行、网上银行、电话银行，布设ATM、POS，设立农民信息员，布设农民自助服务终端等，有效解决了农村金融服务一公里问题，为客户带来了极大的便利。2014年，全国农信社银行卡发卡量达到68660万张，占银行业机构的13.91%；银行卡资金交易笔数金额分别为158670万笔、167840亿元，分别占银行业机构的9.31%和14.33%；ATM机11.7万台，占银行业机构的19.02%。2015年1～4月份，农信通自助业务2013.74万笔3496亿元，手机银行业务772万笔269亿元。
三是促进了金融普惠。多数农信社在银行化进程中不仅没有撤离偏远地区、盈利差的网点，而且增加了营业网点。2014年末，全国农信社营业网点78246个，较2009年增加2528个。同时，很多农商行还异地设立分行、村镇银行，一方面填补了部分乡镇金融网点的空白，增强了当地金融服务的充分性、多样性；另一方面增进了当地金融机构竞争，促进了当地金融服务的提升，从而使广大客户收益。
四是提升了服务能力。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后，资本金增多，资本充足率提高，单户贷款限额也相应增加，从而提升了支持‚三农‛的能力，使优质客户的大额信贷需求得到了有效满足。2015年6月末，全国农信社涉农贷款、农户贷款分别达到7.5万亿元、3.6万亿元，分别较2010年增加3.6万亿元、1.6万亿元。
五是增加了客户收益。农信社改制为农商行后，经营趋向商业化，在利率定价上有了自主权，存款利率高于基准利率，理财产品收益高于存款利率，一方面增加了客户收益，另一方面减少了农村资金外流，吸引城市资金流入农村，增加了信贷资金来源，而贷款实行协商利率、差别化利率，减少了贷户融资成本。综上所述，农信社银行化使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客户满意度提升。
农村金融市场日趋繁荣
一是跨区设立分行。如常熟农商行异地设立分行（分理处）28家，张家港农商行在青岛即墨等地开设支行9家，天津滨海农商行在新疆喀什、库尔勒、阿克苏和浙江绍兴设立了分支机构。
二是跨区发起设立村镇银行。2013年底，全国村镇银行1071家，其中农村银行业机构发起设立的498家，占比47%。在山东省内，至2015年6月有村镇银行109家157个营业网点，其中由农商行发起设立的80家，占73.4%。农村银行业机构跨区设立分行、发起设立村镇银行，一方面实现了国家‚东部支持西部、城市支持农村‛、资金回流农村的战略构想，减弱了农村资金‚虹吸‛效应。另一方面增加了农村金融主体和营业网点，丰富了农村金融体系，进一步推动了农村金融市场的竞争，增添了农村金融市场的活力，使农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满意度得到较大提升。如上海农商行在山东、湖南、云南等6个省市发起设立村镇银行35家，其中在国定贫困县、中西部省定贫困县布点7家，在云南老少边穷等经济落后、金融服务空白地区布点8家，成为服务‚三农‛的重要渠道。2014年该行发起设立的35家村镇银行发放贷款127.3亿元，94.4%的贷款投向了农户和当地小微企业，促进了农村经济繁荣和城乡协调发展，特别在阻止欠发达地区资金外流、改变贫困地区经济状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参股农村金融机构。如张家港农商行投资吉林长春、安徽休宁及江苏昆山、兴化、泰兴等5家农商行，常熟农商行参股连云港(601008,股吧)东方农商行、天津农商行、武汉农商行等6家农村金融机构，成为战略投资者，带去了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模式和管理技术，促进了农信社经营转型、竞争力提升，不仅改善了当地金融发展格局，而且改变了全国银行业发展格局。如：武汉农商行现已成武汉市信贷投放第一、纳税第一的银行，在湖北省100强企业中位列44位，被评为湖北省‚良好银行机构‛；长春农商行已成为‚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小企业金融服务先进单位‛‚全国十佳农村商业银行‛；天津农商行经过5年的发展，到2015年6月底资产规模翻了一番、达到2480亿元，每股净资产2.3元，位列世界银行业第356位、中国银行业第39位。以上3个典型例子说明：农信社通过先进帮后进、股权融合、强强联合、城区整合、兼并重组,抱团发展，实现了‚1＋1＞2‛的效果。这为银行化攻坚以及下一步深化改革提供了有益探索。
进一步释放制度红利的建议
目前，农信社银行化改革已取得阶段性成果，但仍有1424家农信社、80家农合行没有完成银行化改革任务；一些农信社虽然改为农商行，但在体制机制、经营管理上存在一些问题，还存在制约科学发展的因素，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坚定不移地推进银行化改革。银行化改革已进入冲刺阶段。没有改制的农信社应增强紧迫感，动员一切力量达到农商行组建标准；积极向银监局、省联社、当地政府汇报，争取指导帮助。省政府应进一步增强认识，加强组织领导、督导协调，使各级政府部门精准落实帮扶措施，确保实现帮扶效果。省联社应综合考虑县级法人机构管理水平、综合实力、发展前景，设计出每家农信社改制方案；应加强指导，牵线搭桥，组织系统内先进的农商行帮扶落后的农信社，帮其转变理念、完善机制、改进经营模式、化解资产风险，帮其引进战略投资者、优化股权结构；对短期内自身难以达标的并购重组，力促全面达标，加快银行化改革进度。广大股东应顺应市场化潮流，增强投资理念、风险意识、参与意识，以实际行动支持农信社增资扩股、化解风险、银行化改革。
坚定不移地深化改革。农商行要以问题为导向，查原因，找病灶，开处方，彻底铲除问题根源、堵塞风险漏洞和管理缺陷；增强股东理念、利益相关者（包括股东、员工、客户、政府等）意识，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的法人治理；围绕如何管理有效、防范风险、加快发展、提高效益，创建科学的决策机制、运行机制；加快流程银行建设，加强全面风险管理，采用先进的管理理念、管理技术和管理方法，尽快提升经营管理水平；牢固坚持农村市场阵地，针对特定的市场定位、客户群体，在灵活方便、快捷普惠上下功夫，不断创新服务产品，增强服务功能，拓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和深度；积极创造条件，尽快挂牌上市，增强股权流动性。省联社应改进管理体制，提升行业管理、科技保障、结算服务、人员培训水平；制定股权管理指导意见，以机制改革为核心，指导农商行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转换经营机制；探索农商行董事长培养遴选机制、考核奖惩机制，确保有能力、有智慧、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人才担任董事长、领导好农商行。银监部门应加强监管，督导农商行尽快达到监管要求；开展银行化改革评估，分析成效问题，确定农商行下一步改革发展的方向，以创造新的制度红利。国家继续实行涉农贷款、普惠金融优惠政策。省政府协调关系，督导公检法等部门继续打击逃废债务及骗贷行为，净化当地信用环境；继续探讨管理农商行方式方法，既能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好战略决策、重大事项，做到不缺位，又不干预农商行正常的经营活动，不错位、不越位。
坚定不移地以人为本、创建‚三信‛文化。当前，很多干部职工缺乏信念、信心和信任，工作没激情、没动力，工作积极性、创造性较差。农商行应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严峻形势、充分认识到‚三信‛的价值，坚持以人为本，在员工‚三信‛上下功夫，创建‚三信‛文化。一是明确企业的价值观、发展愿景，让全员有共同的信念、共同的奋斗目标，统一全员的思想行为。二是制定落实可行的考核办法、合理的薪酬制度、科学的职位级差、公开的竞争机制、严厉的奖惩措施，使干部职工感到收入公平合理、与自己的付出贡献相匹配，单位有民主有真事，在单位工作有奔头，能够实现自身价值。三是领导干部应加强个人修养，以身作则，带头讲‚三信‛、践行‚三信‛，并把以德治行与依法治行结合起来，在日常的经营管理活动中坚持不懈地倡导、引领和推动‚三信‛文化，提高全员的忠诚度和工作主动性。
中国制度红利已出尽？ 篇3
众所周知，三十余年来的中国奇迹，得益于一系列市场化的制度变革。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实施，摧毁了人民公社制度，直接或间接催生了中国经济后来的一系列巨大变化，比如乡镇企业的崛起，这场“土地革命”的意义还远未被充分认识。20世纪90年代确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抓大放小，国有企业普遍实现了民营化，为中国经济增长扫除了障碍。2001年以加入WTO为标志的贸易自由化改革和积极融入全球化浪潮，集中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这些制度变革，带来了效率、创新和生产率的极大提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制度红利”。
除了“砸锅式”的根本政治体制变化，“经济制度红利”是否已经出尽？ 我以为，中国制度红利仍大有潜力。中国去年按购买力平价人均GDP已接近1万美元，按照名义汇率也已接近6000美元。现代化和城市化正处在半路，城市人口刚刚达到50%。继续前行，虽道路崎岖，却大有空间。人们因为经济危机引发的普遍悲观情绪，显然过于短视了。下面将紧要的制度变化，凑为五项。
一是户籍改革和建设更富活力与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在僵化的户籍制度下，移民成本高昂，当前已有2.5亿农民工，占全部劳动力的30%。这些人完成了“工场化”，却尚未完成城市居民化。逐步放松户籍管制，配合以实际常住人口为基础的财政、教育、医疗、退休等制度改革，经济活力重现将不期而至。进一步，中国的农业产出占GDP比重只有10%，却仍在使用30%～40%的劳动力。通过制度变化减少移民成本，农村劳动力从低效率的农业部门转移到高效率的非农部门，依然大有潜力。
二是金融体系改革，尤其是扩展直接融资。储蓄依赖于金融体系转移到最富有效率的部门和企业。最近两位经济学家关于中国和印度资本误配的论文，受到广泛关注。该论文认为，在不改变技术的情况下，将资本配置效率提高到美国水平，让高效率的企业得到更多资本，那么中国的人均GDP会增加将近一倍。所以金融体系改革，潜在收益巨大。
金融如何改？一言蔽之就是提升直接融资比重。直接融资指的是利用金融中介机构发行股票、债券等方式融资，我们需要做的是：利率市场化，扩大企业债市场，扩大地方政府债市场，稳妥放松直接融资的管制。这样，资源配置效率会随之改进，经济活力将大增。
三是给小微服务业减压，税收“减二免三”。中国服务业比重只有40%，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5%。同时，快速的城市化带来的就业压力，服务业尤其是小微企业是消化的主力。对小微服务业企业，应该采取干脆的政策，那就是税收减二年再免三年，此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对乡镇企业实施过。政策虽糙，却很管用。等它们长大了，再纳税吧。
四是逐步放开和鼓励民营企业海外投资。所谓全球化，一是商品贸易在全球自由流通；二是资本的全球流通；三是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以降低成本，提升竞争力。中国的企业要学会走出去，我们不仅鼓励它们去发达国家，也鼓励转移产业去越南、缅甸等地区。全球化下，片面追求吸引外资，不允许企业出国投资，“圈养”自己的孩子，没有比这更精神分裂的愚蠢理念了。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篇4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 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 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 与此同时,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如此看来, 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 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 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 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 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 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 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 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 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 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 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 在2013年, 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 近乎同时, 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 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 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 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 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
制度红利 篇5
全国推进“放管服”改革三年多来，交出了亮眼“成绩单”：国务院提前超额完成了减少三分之一行政审批事项的目标，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终结;95%以上的外商投资项目、98%以上的境外投资项目改为网上备案管理;工商登记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前置审批精简85%。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放管服”系列改革的效应总结为“为企业松了绑，为群众解了绊，为市场腾了位，也为廉政强了身，极大激发了市场活力。”
近年来，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传统动能减弱的挑战，国家没有再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而是把推进“放管服”改革等举措作为宏观调控的关键性工具，着力推动结构性和制度性改革，充分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通过“放管服”改革营造公平便利的市场环境，压缩和降低各类市场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强各类市场主体抵御宏观经济风险的能力，扩大它们的腾挪空间与经营活力，这是实实在在的制度红利和改革红利。
尽管改革成绩亮眼，但仍须清醒认识到，一些顽症依然亟待解决。政府部门依然存在放权不到位、监管缺失疏漏等问题;投资者经营、老百姓办事依然还要面对“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甚至“无门”可入;公共服务还有薄弱环节，转变职能、提高效能仍有很大空间。
从简政放权，到放管结合，再到优化服务，既是对政府职能转变的一个认识深化过程，也是行政体制改革走向成熟和体系化的过程，标志着改革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向“顶层设计、标本兼治”转变。“放”“管”“服”是政府职能转变的不同方面，相互促进、相辅相承，须协调推进。
“放”是前提，简政放权是实现整个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条件。“管”是基础，将那些不该管也管不好的事情放出去，同时集中精力把该管的事情管好。“服”是目的，优化服务是政府服务于民的本质属性决定的，为“放”和“管”提供了标准，也提出了具体要求。
只有充分、正确地理解了“放”“管”“服”三者的关系和实质，在更深层次、更大范围地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两个结合”。
一是在改革推进中要将“相忍为国、壮士断腕”的决心勇气与“精雕细琢、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相结合。深化“放管服”改革是一场牵一发动全身的深刻变革。随着改革进一步进入深水区，一定有更多部门利益与地方利益会被触碰、被调整甚至被裁撤，各级政府要树立大局意识，计利当计天下利，以政府减权限权换来市场和社会活力。与此同时，在改革过程中要避免“一刀切”“简单化”“流于形式”的低水平施政，要注重顶层设计、精准施策、动态反馈、及时微调，政府部门要像工匠雕琢制造传世之作那样，在提升服务水平上精益求精，多渠道提升公共服务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二是在深化改革中要将中央全面推进与鼓励地方探索创新相结合。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不仅仅是中央的事，其成败要靠各部门、各地方上下齐心、共同推进。地方的积极探索，尤其是国家设立的改革试验区、“自贸区”等“先行先试”，为全国探索可推广、可复制的有益经验，将得到大力支持与鼓励。接下来，一些更深层次的改革难点、重点问题会一一浮现，攻坚克难需要各部门、各地方结合自身的情况集思广益。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需要敢闯敢试的地方先行者、排头兵，为全国的改革探索方案、积累经验、率先垂范，打造改革“新高地”。而在这一过程中，足够的容错胸怀与战略定力，必将有助于改革释放的红利在各行各业竞相迸发。
央企红利 篇6
最近有两条关于央企(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和红利消息引人瞩目。
一条消息是：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透露，预计央企2010年实现利润将超过一万亿元，(实数为1 1 31 5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业绩2009年为7977.2亿元，同比提高25.3%。另一条消息是：国家决定从2011年起，“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即提高上缴红利)。提高多少?按国务院将1 28户中央大企业划分为四档的梯度，除了两户政策性央企(中国储备粮总公司和中国储备棉总公司)免缴红利外，其余126户大企业所属1631家企业各比上年多缴5%。此次征缴规定只涉及央企，而对于汪洋大海般地方管理的国企的庞大红利，却只字未提。
上述消息之所以引起媒体关注、网上热议，概因雄厚的国企利润分配不透明，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又被剥夺，社会舆论多有诟病。譬如，较尖锐的意见有这么几条———
一是账目不清。不可否认，国企尤其是左右国计民生的央企，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企积累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全体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这钱究竟有多少?是怎么分配的?大概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国家直到2007年9月才决定向部分央企征缴红利(有的不但不缴还享受高额补贴)。那么缴前的利润哪去了?缴后的剩余又流向了哪里?国有企业，理论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民众有权利问个水落石出。
二是上缴过少。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国家哪来的钱?来自纳税人，是国家代表全体纳税人兴办的全资企业。所以国企上缴红利是必须的。今年调整前，央企上缴红利分三档：一档资源性企业缴10%，二档一般竞争性企业缴5%，三档政策性企业免缴。调整后分成四档：一档缴15%，二档缴10%，三档新兴战略性企业缴5%，四档免缴。据悉，发达国家国企上缴红利一般在50%以上，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太低了?
三是不顾“家人”。国企被称做“共和国长子”，也就是家里的“老大”。由于群众感觉不到国企红利的反馈，愤懑难平。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说：“你是老大你就得养家!凭什么你占尽资源优势政治优势市场优势，不担风险，光图自己过好日子，却不管家里的穷人?”今年两会上“央企红利”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这一指责是有根据的。君不见，财大气粗的垄断国企，一个吊灯花百万，一个抄表工年薪十万，有的老总年薪数千万，你们挥霍的是谁的钱?
四是监管虚设。垄断国企长期的高工资高福利早已成产业另类，群众很反感。国家设立的所谓监管机构，要么与其穿“连裆裤”，要么被拉下水。全民企业很难看到还利于民，却成了少数人独享自肥的生财工具。制度和道德双缺。人民有没有利益追索权?
用改革延长人口红利 篇7
这是规律性现象: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 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不可避免地从超常规转为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改革措施, 都将有效延长人口红利。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 妨碍生产要素供给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潜力的充分挖掘, 通过在重要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可以获得制度红利。这种制度红利可以直接转化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不仅足以抵消未来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 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和扩大内陆沿海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整个开放、有序、包容、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 将极大地激发社会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这也将由此创造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会上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 都将立竿见影地获得制度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最明显的好处, 是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 从而令城市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一方面, 农民工的市民化, 可以大幅度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 增加劳动供给, 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激励, 可以提高劳动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此外, 农民工在城里安家立业, 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需求, 对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也有好处。
中国新一届政府公布的改革蓝图计划称将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中共高层公布的最新改革计划, 区分了农用地和宅基地的不同, 但强调两者都可以抵押转让。允许村集体直接出售农村土地建设用地, 而不需要再经过政府的征地程序;计划还指出, 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并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 随着城镇化的过程, 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它的难度可以说是相当于第二次的土改, 而这次的土改就是怎么公平合理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另外也使得真正迁入城市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市民化。
2013,鞋服行业红利何在? 篇8
今日皮革行业、皮衣行业已经度过了从加工生产转向品牌营销的阶段。品牌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一定的知名度。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 市场信息反馈是比较严峻的, 不仅是皮具行业, 包括纺织、服装、内衣业, 都遇到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发展低谷。如果我们认为此次低谷仅仅是冬天, 冬天过后是春天的话, 不进行企业渠道模式的变革, 低谷过后现有模式还会盈利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一轮的市场低迷后, 市场不会像以前一样了。因为市场不会后退不变。就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样, 尽管我国没有发生, 但每位企业家和老板都有感触, 2009年、2010年大部分的百货公司为了解决消极影响, 实行多数量、大幅度的折扣, 以至于成了现在中高端百货公司的群体打折变成常态, 消费者对促销变得麻木的状况。前不久我给湖南一家家纺公司做培训时, 经销商在会议上站出来反对公司做促销。为什么?反对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 促销的结果不好!所以经销商反对促销。这说明, 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已过, 但是今天的市场与2008年之前绝对不一样了。
因此, 销售低迷, 绝对不仅仅是市场低谷, 更有深层次的机制与市场的矛盾, 只不过在市场低迷阶段, 这个矛盾爆发的更加激烈而已。这个机制就是“高商品标价”以及“依靠店长、导购卖货”的原始零售套路, 与目前市场要求之间的巨大冲突。
旧的套路没有出路
第一, 先看行业使用的产品高价策略。
比如做服装, 加工成本100元, 终端可以按8倍甚至更高的价格标价。这给加盟商、代理商、经销商比较大的差价, 行业一直以高利润驱动整个渠道向前发展。而现在呢?是终端价格下跌, 电子商务、百货公司折价、竞争等原因降价, 而加工成本上升, 包括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 店铺租金只涨不降, 这使产品高标价政策难以在终端为继。消费者不认可终端的价格具备基本的诚实性。
最典型的是博洋家纺在淘宝商城上打出不足百元的家纺套件, 创造了上千万的营业额后, 几乎所有的消费者, 到专卖店就会认为标价不实、很贵, 可是没有这个高标价, 品牌厂家如何平衡渠道的利润?
直接的后果就是投资回报降低, 回笼资金周期变长, 没有足够的利润吸引和驱动代理商、加盟商对市场进一步的扩张经营。因此, 最近五年, 我们会发现;
*加盟店关闭了, 直营店开张了, 甚至很多服装品牌干脆取消加盟, 改成直营, 是企业愿意做直营吗?不是的, 是没有办法。
*代理商经营竟品时, 要求厂家给出更好的优惠条件, 以前我是买断制, 现在要求退货;以前是15%的退货率, 现在要求50%、80%甚至给出100%的退货率才经营。品牌在渠道的控制权逐年下降。代理商、加盟商对佣金、折扣、返货的要求越来越高。
*有良好商业关系的经销商, 不做经营了, 要求企业托管。他们只愿意负责当地的商业关系, 但是不招店长, 也不招导购, 不亲自经营, 经营厂家自己来, 但可以帮厂家走关系, 把专柜设到公司想进的百货公司里。不再像以往一样, 靠产品的周转赚取利润。
第二, 原有机制上的人海战术受到巨大的挑战。
每一家加盟店都要请员工,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讲, 请85年、90年这一代人, 可是这一代人恰好处在中国独生子女的时代, 哪怕来自于乡镇农村, 家里的孩子也不多于2个。85年、90年这一代流动率很高, 很多人不愿意从事低成本的工作, 对老板、企业工作缺乏忠诚度和责任感, 所以就出现了“有钱开店, 没人管店, 熟手一走, 业绩下滑, 难于管理, 留人不灵”。工资提成高就能挽留高销售的导购吗?去年我在名典四川总代开会时, 晚饭结束后, 外面下着小雨, 有一位四川二线城市的老板, 在小雨里一路陪我走。他说“戴老师, 我那一家店过年的时候生意非常好, 有一个销售能手她的底薪加提成赚了9千多块钱, 我非常想留她继续在我的店工作, 可是还没过年, 她就辞工了”。他说:“老师, 钱真的不少, 9千多了, 你说的所有激励策略我都做了, 我对她比对自己女儿还好, 可我就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辞职。”然后他就跟小姑娘聊, 小姑娘最后给一句话:“我为啥在你店里干活, 我就是为了告诉我妈, 我是正经人, 我没去夜店, 没泡网吧, 没成为社会流氓, 你以为我为这点钱吗?”老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眼睛是含着眼泪的。
他问“老师, 你告诉我, 怎么样可以留住85年、90年一代人??”。我打着伞, 他站在雨里, 我看着他,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员工的时代!!”只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才能化解难题!可是问题是, 有多少老板和多少企业, 愿意打造了自己的营盘, 经得住流水的兵呢?
可以看到, 当前的困局是不培训不行, 因为我们是靠人来产生业绩, 一个好的销售人员在, 店铺业绩就高, 一个人走了, 店铺业绩马上降低甚至可降到原来的2/3。但培训后人就离职, 资金投入打水漂, 全被离职稀释了, 也就是说培养人速度抵不过人员离职的速度。2012年我国最大的三大招聘网站, 零售批发行业总的缺人率达到20%, 也就是说企业需要100个人, 市场只能供给80个, 而离职速度是一年两轮, 等于每6个月换一批员工, 这是全国范围内计算出来的。可见行业的用工稳定性, 严重地挑战了以往这种人海战术的一贯策略和套路。
更要命的是, 人海机制使得倒挂现象重生, 例如企业开订货会就非常明显, 代理商、营销商都要带着店长、高级导购来开订货会, 为什么呢?因为老板要听店长的, 经理要听督导的, 总监要听经理的, 老板要听总监的。整个时尚产业的决策层是向小看齐、向基层看齐!
多年来, 无论是品牌还是代理商, 真的有多少没有投入培训和学习, 搞全国培训, 到各地培养金牌店长和金牌导购的?可是效果如何?根本不理想!
因为我们的只借用了连锁的壳, 但没有用连锁的魂
企业现在操作的整个本质、套路、模式, 都是传统的、经验的夫妻店的模式, 是“马车”模式, 是传统经验零售套路, 而这个时代, 企业需要的是高铁!
多年来, 产业一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 比如说决胜终端, 重点不在门店, 而在总部建立一套以总部决策为核心的控制体系。而不是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决胜终端, 认为必须去终端才能决胜。拼命抓终端、抓店长, 最后发现成了“鸡肋”现象。决胜终端绝对不是制造出大量的金牌店长, 历来科学零售是反对金牌店长的!
而行业这么多年做标准化是什么结局?我们对店长的要求越来越高, 银牌还不够, 还要金牌, 金牌还不够, 我们要全能的。标准化原本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对大量店长、导购、基层人员的依赖。而无论是培训行业还是企业, 很多做法恰好是标准化制度的相反结果, 如果是这样, 三年五年才能出一个合格的金牌店长?
“标准化就是去人化”比如说麦当劳, 就是全球标准化的典型。哪怕是暑期工, 到了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企业, 也不会因为使用暑假的临时工, 而极大的降低店铺表现, 这就是标准化的威力。
企业当今需要的是“铁打的营盘流水兵”, 如果还把终端盈利机制放在以店长为核心的人的身上, 人会流动的非常快, 甚至9千元的工资都留不住人。所以决胜终端没有金牌店长, 恰恰是解放店长, 普通店长一样也可以做出很好的业绩。
改革传统套路, 从数据理性决策开始
企业要有向管理要红利的想法和目标, 问题是向什么样的管理要红利, 或者, 什么样的管理能在这个市场上继续给企业红利?是以原始初级经验总结的模式来要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的企业不是被外资企业打倒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企业出现这样那样的管理问题?是市场让我们改, 不是外资让我们改。企业家更加需要回答:是否需要用科学手段改造现有的模式?
科学零售, 首先是数学化, 以零售数学为基础, 应用一系列终端程序, 对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 这是理性决策的基础。
理性决策基础, 最核心的应用是订货
大家都知道, 时尚产业的订货是行业的公认的难题。一切没有“理性基础”的订货方式都是忽悠人的!比如所谓的“动态订货”, 就是没有什么科学性。
为什么呢?因为动态订货无疑就是把品牌的一些数据拿过来, 包括尺码、颜色分析一下, 之后老师到你的现场。走秀的时候经销商、加盟商要下订单, 顾问公司的老师到现场指导客户, 建议客户这个系列要多订, 那个系列要少订, 给推荐, 这个叫动态指点订货。动态订货的名字很好听, 切中了企业当前就是需要一个说客来劝代理商、加盟商下单订货。最好这个人不是品牌公司的人, 最好这个人是客户可以信任的人, 最好这个人是能说会道的人。当年培训公司推出这样的“产品”, 可见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可是我们分析一下, 就知道错误百出;
1.每一个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都是在为门店而订货。门店是不长轮子的, 任何一家门店最大的覆盖范围就是在2公里, 像广州的天河城也不过10公里。覆盖2公里范围内的店要订货, 如何做到商品畅销?就是店里销售的鞋子, 符合这家店2公里范围内的市场, 这个覆盖范围内的消费者都喜欢我的这个产品, 价格也合适, 款式大家也喜欢, 颜色也对路, 这样就畅销了。
可是全中国有哪一个老师有这样的神奇能力?他没有去每一家店看过, 没有了解过每一家店当地的市场情况, 居然敢在订货会上, 凭着一点数据, 然后告诉你代理商、加盟商该订什么, 不该订什么, 这已经不是老师了, 这是神仙, 一闭眼就能算命的。动态订货有什么科学根据?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逻辑。你的市场分析在哪里?
2.动态订货的老师, 实际上如何指点的呢?是问企业现在推哪些款式, 然后他就重点把这些款式推荐给代理商、加盟商, 最后来一句“我的只是参考建议, 要不要下这个单, 是否要订这个数, 您自己决定”。这样的建议跟没建议有什么区别呢?缺乏对消费者市场研究, 缺乏数据库理性数据, 这样的动态订货除了“忽悠作用”, 只能让培训师沦为说客!
再说订货中鞋子的款式问题, 曾经到一家很大企业做订货会培训, 他们把所有当季订货会的款式, 全部放在培训现场, 当时我看到几款鞋就问, 设计部为何要开发这几款冬天女士的皮靴?仅说是凭经验做出来的。全国三千多家门店, 一个著名的品牌, 靠经验做款式开发?真的不知道这个经验能准确到哪天, 今天为什么经销商不敢下单、下货, 都说订货会要给代理商、加盟商信心, 要客户大胆订货、敢于订货, 不要怕出现积压, 可是终端老板们, 为什么不敢把自己的真金白银, 像前十年那样大胆的撒出去, 把货订回家?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不灵了, 我们的眼光越来越不可靠了。在没有市场数据分析的情况下, 很难做出理性的决策订购。
后来我问, 你们企业这么多年几千家店, 有没有目标群体女人的脚型数据库?回答都没有。一年卖几千万双鞋子, 有上千万的客户出现在终端, 对这些喜欢该品牌、有能力消费的最忠实的消费者, 企业连她们脚上的数据都没有, 居然做了20年的女鞋!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库, 我们凭什么来回答:一是该不该开发这双鞋, 二是开发的鞋型消费者是否喜欢, 三是消费者是不是有这样的偏好。
那种不讲究市场数据的时代彻底过时了
没有回答上述三点的凭据, 那岂不是从开发起, 全都是实验场。就像科学家搞发明似的, 像爱迪生一样的, 一千多次实验最后才找到钨丝可以点亮灯泡。早年开发产品可以失误, 因为有大量的三四线农村市场, 可以让我们去消化这些库存, 可是今天呢?今天这些市场没有了。现在不仅P U要抢真皮的生意, 电子商务开到全中国每一个乡村角落。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失误, 代价很大, 可能真的连成本都回不来。那种不讲究市场数据, 凭管理层老总一次次的用自己的眼睛看市场的时代彻底过时了。
要有一套科学有效的工具, 研究零售市场, 把这种灰色的盒子看的更明白, 需要在有POS机的基础上, 对数据进行加工, 让董事长、总经理、营销总监、营销部经理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有一个相对的理性基础。因此数据化、数学化是必要的。
可以看到, 今天的市场对于企业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整个渠道的管理是要有力的, 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 要有更多的理性基础, 企业必须要形成一个铁打营盘, 我认为科学零售, 正好弥补了这个短板上。可能有人说, 既然科学零售这么好, 为什么这么多年行业没有热起来呢?因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发展原因——整个皮革、鞋服包括服装产业, 大部分是工厂出身的。工厂出身的背景, 使我们天然缺乏一种零售基因。科学零售只能源自于国际企业, 我国2500所大学里, 没有现代零售专业。
今天的企业家, 是时候以开放的思想, 开放的心态, 做出一个决策, 企业是做马车, 还是做高铁?
销售低迷, 绝对不仅仅是市场低谷, 更有深层次的机制与市场的矛盾, 只不过在市场低迷阶段, 这个矛盾爆发的更加激烈而已。
多年来, 产业一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 比如说决胜终端, 重点不在门店, 而在总部建立一套以总部决策为核心的控制体系。而不是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决胜终端, 认为必须去终端才能决胜。
科学零售, 首先是数学化, 以零售数学为基础, 应用一系列终端程序, 对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 这是理性决策的基础。
上海“人口红利”效应初探 篇9
“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Dividend) 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 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现象。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有一段时期 (一般在三十年左右) , 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 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 劳动成本低廉, 储蓄率高, 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该概念于1997年首用 (Mason Andrew, 1997) 。后来有研究表明, 造成东亚崛起奇迹的部分原因是在1965—1990年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受供养人口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而随着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 当该国大部分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时候, 这个额外增加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人口红利” (David E.Bloom, 1998)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中, 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高达1/3-1/2 (蔡昉, 2004) 。
目前, 中国学界一般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结合上海市1953—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 至少从1982—2008年这26年时间里, 上海市处在人口红利期内, 且属人口暴利阶段, 是绝佳的黄金发展时期。由上文可知,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上海从1982年开始进入人口暴利的阶段。这表现为在1982—2008年间, 人口抚养比与全国相比, 要低10%~20%, 而这近三十年正是上海经济奇迹的时期。本文想要探讨的是, 上海为什么能维持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上海经济奇迹与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系吗?
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上海之所以持续近三十年理论上的人口红利 (确切说是人口暴利) , 与持续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统计包含了外来务工人员。统计显示, 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1978年的6万增加到2008年的517万。其在总人口的比重也持续上升, 由1978年的0.5%上升到了1978年的27.4%。如果加上“半年内流动人口”统计数据, 则2008年末人口达到642万, 占到总人口的31.9%。
可见, 来沪外来人口数量越来越大, 已经达到上海总人口的1/3了。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呢?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流动人口来沪原因”表格中, 我们发现, 2000年上海外来人口的387万中,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39万, 占到整个外来人口数量的87.6%,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经济原因的人口为284万, 占整个外来人口的73.4%。虽然五普数据跟现在相差九年, 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 但是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却具有代表性。
但是, 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是必然性 (穆光宗, 2006;于学军, 2003) 。人口红利效应, 必须在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投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良好发挥 (铁水映, 2009) 。
三、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
1. 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城镇失业率。
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 因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成本很高, 会带来很多问题, 还是要走发展城市的道路。原因在于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不同, 农村劳动力进入的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会加重城市失业 (周天勇, 2001) 。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调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呈现“三低”现象, 一是年龄结构低, 以青壮年为主体, 年龄在15~34岁的多达208.03万人, 占总人口的73.2%。二是职业技能低, 主要在生产一线, 大都缺乏专业技能, 其中82.27万人为商业、餐饮、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占总数的28.9%。81.76万人为制造加工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占28.8%;建筑施工人员55.53万人, 占19.5%;农林牧渔人员20.74万人, 占7.3%。三是文化程度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86.05%。因此, 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上海教科院, 2008) 。正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较低, 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险活, 因而他们的涌入基本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人口就业率。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1978—2008年30年间, 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仅呈现缓慢上升态势, 始终没有突破5%, 而不是出现陡然的波动。缓慢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农民工的流入无绝对关系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2.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就业状态。
在不影响城市人口就业的情况下, 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基本充分就业的状态。农民是充分理性的, 在流入城市之前会考虑城市的预期收入和找到工作的几率, 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流动。而且,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有地, 当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可以退回到生活成本低的乡村务农, 如本次金融危机就引发了大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返乡潮流。因而,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基本处于就业状态的, 如若不然, 就会大批返回农村或选择其他城市。
这一点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支持, 据2006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 2 568个有效样本中, 除一人资料情况不明外, 其他人全部处于在业状态, 就业率接近100% (上海农民工调查课题组, 2007) 。另有“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对上海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也显示, 从农民工目前工作状态来看, 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 为99.1%, 没有工作的比例较低, 仅为0.9% (林建永, 2007) 。
虽然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震荡, 致使许多农民工失业, 大批农民工返乡, 但是上海并未出现这种大批农民工返乡的局面, 这从2008年年末数据中可以发现。2008年年末外来人口与往年相比持续增长, 达到历史新高的642万, 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22万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3. 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的经济贡献。
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从事脏乱差且待遇低的工作, 既没有影响上海城市人口的就业率, 又使这个庞大数量的人口自身处于基本就业状态, 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没有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贡献呢?
据统计, 2003年, 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 (陈振功, 2004) 。韩乾认为, 上海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1991年, 上海第三产业占上海市GDP的34.58%, 2001年上升到50.69%。从1995年开始, 上海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超过第二产业 (韩乾, 2003) 。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中, 外来务工人员占到绝对比重。例如, 在建筑业, 改革以来, 上海每年有65万左右农民工从事建筑业, 占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80%, 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 (汪建然, 2007) 。若以工资收入计算, 按2006年农民工月工资1 413元的水平和2006年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627万的标准估算, 2006年全年外来人口在沪的工资收入达到1 054亿元, 这个数字是2006年全上海财政总收入的22.9%。
综上, 从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的充分就业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给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结论
制度红利 篇10
经济学博士，经济评论员。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成思危先生。学术研究主要在宏观经济、企业并购和民营经济等方面，关注中国的法治转型和制度变迁。现兼任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特约评论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民建北京市西城区副主委、西城区政协常委。
10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对中国公司的注册资本登记制度进行改革，以降低创业成本，激发社会投资活力。这是继2005年《公司法》修改后，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又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重大变革。
根据国务院部署，未来公司资本登记制度改革的基调是进一步放松政府管制，更大程度地降低公司准入门槛，鼓励社会创业激情。内容主要有两点：一是放宽注册资本登记条件。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取消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3万元人民币（以下同）、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最低注册资本1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最低注册资本500万元的限制；不再限制公司设立时股东（发起人）的首次出资比例和缴足出资的期限；公司实收资本不再作为工商登记事项；注册资本由实缴登记制改为认缴登记制，降低开办公司成本；在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实行由公司股东（发起人）自主约定认缴出资额、出资方式、出资期限等，并对缴纳出资情况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的制度；二是将企业年检制度改为年度报告制度，任何单位和个人均可查询，使企业相关信息透明化。
经过以上两大变革，中国公司法律制度在“出生”方面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带来的是公司法律气质的涅槃。以资本登记制度为例，1993年出台的中国第一部《公司法》，在资本制度上完全实行“法定资本制”，并坚持公司资本确定、维持和不变三原则。在这种资本制度下，一家公司要成立，不仅要求注册资本一次到位，还要确保公司资产与注册资本一致，这种僵化的资本制度不仅使公司设立的门槛太高，导致中国创业制度环境极为严苛，在国际上也因不具有吸引力和竞争力而饱受诟病。
2005年的《公司法》改革，以打破政府管制，实现公司和股东自治为理念，废除了法定资本制，实行折中授权资本制。公司股东不被要求一次性缴纳资本，同时大幅度降低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分别降低为人民币3万元和500万元，使得公司设立的门槛大大降低，鼓励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热情。
从现在来看，尽管当时的公司法改革应该算成功，相对于以前有重大进步，但门槛仍然过高，仍不能适应当前中国经济和创业环境的变化，特别是不能适应小微企业及创新型企业的成长要求。无论是3万元的有限责任公司，还是10万元的一人公司，设定资本限额不仅没有任何安全方面的价值和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各国都在为小微及创新企业的发展创造最好制度环境的情况下，过高的门槛成为了创业的障碍。据统计，中国每千人拥有的企业数为12个，而日本、韩国超过50个，大多数新兴市场千人拥有的企业数也为30个，除了大的商业环境之外，《公司法》设立的高门槛恐怕是中国千人企业数远远低于日韩等经济体的主要原因。
正如此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所说，降低公司资本门槛，不仅顺应了广大市场主体的热切期盼，而且符合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等新兴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有利于建设服务型政府，减少对市场的微观干预，是真正的制度红利。而在取消最低门槛之后，一些小企业头疼的虚假出资，抽逃出资等罪名也将从此走进历史。
除了公司资本制度的重大变化，另一个重大的变化是取消了公司年检制度。坦率而言，从多年的《公司法》实践来看，公司年检制度基本没有存在必要，在一些地方，年检制度甚至沦为了工商部门创收的工具和折腾企业的合法途径。取消公司年检，推行公司信用体系的建设，对于政府监管是一个思想理念的重大变化，有利于更进一步厘清政府与公司的关系。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研究 篇11
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关系时发现, 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少儿人口比例迅速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 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期”, 也叫“人口机会窗口”。David E.Bloom, 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于2002年在《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中明确指出, 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即“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和Williamson (1998) 以及Bloom, Canning, Malaney (2000) 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的1/3应归功于人口红利。
对于我国的人口红利, 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德文、蔡昉等人认为,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红利, 对中国1982-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6.8%;不过, 有些学者认为, 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 否则就是大包袱。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产生的额外的经济成果。尽管“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更快的增长, 产生人口红利, 但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和机遇。因此, 本文对黑龙江省的人口红利进行研究, 并作出基本判断, 以服务于黑龙江省的“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二、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基本情况
(一)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1. 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陈友华教授选择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 给出了判断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标准。他认为, 如果以65岁作为老年的起点, 总抚养系数在47-50时, 该人口进入人口红利期, 总抚养系数在44-47时为人口高利期, 在44以下时, 为人口暴利期;当总抚养比在53-59时, 为盈亏平衡期;一旦总抚养系数超过62, 该人口就进入了人口负债期。 (见表1)
2. 对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从表2可以看到, 黑龙江省总抚养比在“三普”以前非常高, 反映出20世纪50、60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总抚养比快速下降。1982年, 总抚养比为62.05%, 仅仅6年时间就下降到50%以下, 达到48.59%, 下降了13.46个百分点。根据陈友华教授关于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20世纪80年代后期, 黑龙江省迅速由人口负债期进入人口红利期, 并于1990年左右进入人口暴利期, 并将持续到2025年左右, 整个人口红利期大约为40年左右, 这与全国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当。 (见表2) 但也应该看到, 每年大量的跨省、跨国外出务工人口减少了人口红利的实际实现程度。另外,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在不断提高, 劳动力资源储备也在不断下降, 是实现人口红利的潜在不利因素。
资料来源:1953年、1964年、1982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年;1990-2010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2040年数据为黑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数据。
(二)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但它并不等同于“人口红利”。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考察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以判断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利用黑龙江省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可得以下方程:
其中, Y代表经济总产出, 以黑龙江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 采用从业人员数;K为资本投入, 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从函数模型 (1) 可以看出:劳动投入产出系数为0.766, 即每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 能带来0.766个单位的产出。不仅低于广东的2.849、河南的1.999, 而且低于新疆的0.908, 这与黑龙江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实际相契合。
利用劳动投入产出系数 (即劳动力产出弹性) , 可以通过公式: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 (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 计算出各年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 自1991年至今, 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总体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从方程中可以看到, 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 说明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省, 资本密集型经济比较发达。资本、技术、管理与劳动投入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但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产出系数均较小, 可能与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尚未完成,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 人才和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1999年、2000年、2001年,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值, 2008年、2009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比2007年突然下降, 或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十二五”期间,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2010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大幅跃升, 应该是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增强了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的结果。这表明, 要收获人口红利, 必须积极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提高劳动力参与率, 促进充分就业。
三、充分实现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几点建议
目前,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处于暴利期, 劳动力资源充足, 抚养负担较轻, 为“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但“人口窗口”的开启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要充分实现人口红利, 还要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充分就业为前提。为此, 必须创造条件, 使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一)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黑龙江省“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 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应借助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利政策, 依托“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和地处东北亚中心的有利地理区位, 吸引国内外投资,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增强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最大化实现就业, 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 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研究表明, 接受高中及以上层次的教育, 是显著提高工资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明显标志。因此, 深化教育改革, 逐步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 覆盖高中阶段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是提高黑龙江省人力资本的重要举措。另外, 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充分利用国家农民工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平台, 做好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鼓励企业、职业技术院校以及高校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把岗前培训、岗中培训、进修深造等方式结合起来, 打造学习型社会, 为三次产业升级转型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以便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收获更多的人口红利。
(三) 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环境
近年来,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和从国企改革中分流出来的下岗工人涌向东部沿海城市, 出现了“孔雀东南飞” (指技术人才) 和“麻雀东南飞” (指普通劳动力) 的现象。除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省际迁移也非常活跃。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 黑龙江省每年迁出20万人左右, 迁入仅8万人左右, 净迁出12万人左右。大量人才和劳动力外流, 严重妨碍了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因此, 黑龙江省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从以下几点改善劳动力就业的环境:一是逐步提高劳动力的福利待遇, 健全社会保障、规范企业用工, 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大力发展劳动力服务市场, 提供针对性就业指导和服务, 减少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 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三是发挥黑龙江省“黑土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给予劳动者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做到以福利待遇吸引人、以社会服务留住人、以人文环境感动人, 用良好的就业环境引导省内劳动力有序向二三产业转移、外省劳动力积极向黑龙江省流动, 促使更多、更好的劳动力人口参与、推动黑龙江省经济社会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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