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利（精选12篇）
红利 篇1
过去30多年, 中国经济一直高位运行, 有人认为这得益于人口红利。2013年1月, 国家统计局发布统计公报称, 2012年末, 我国大陆15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 比上年末减少345万人, 这意味着我国人口红利出现拐点。担忧随之而来, 人口红利消失的中国经济还能增长多久?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 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 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 与此同时,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如此看来, 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 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 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 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 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 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 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 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 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 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 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 在2013年, 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 近乎同时, 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 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 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 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 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
摘要：得益于“人口红利”, 以劳动密集型企业为主的晋江市唱着“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走出了敢拼会赢的晋江模式, 取得了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效益。而近年来随着“西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以及一些企业人性化管理的缺位, 使晋江市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低端产业最先遭遇了“用工荒”的冲击。而在硬币的另一面, 红红火火搞着企业文化建设, 切切实实改善用工环境的大企业却很好的化解了这个难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 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问题正是改革的动力所在。本期专题将讨论如何以企业文化建设为切入点推动晋江市企业转型升级, 推动“晋江制造”向“晋江智造”蜕变。
红利 篇2
今天中国企业面临的变化远远不止来自互联网，还有人口结构、汇率机制、产业结构、贫富差距等。与其说问题是“互联网化”，不如说是面对大变革的“进化”。把要素(互联网)的变化，放到系统(经济、产业、企业)中，才能推导出新逻辑、新方法。(注：人口结构[90后比80后人数少44.2%，00后比90后人数少33.7%，这是一个极大的变化]，汇率变化[美元跟人民币的汇率很快会到7以上]，产业结构[什么都过剩]、贫富差距[社会戾气的原因之一])
所有的红利到最后都是趋势红利。趋势一旦发生变化之后，早点抓准红利的人，就会快速获得巨大的收益，一旦趋势被消费掉了，那么红利就会消失了。没有抓住趋势红利，是很多企业没有转型成功的重要原因。
以渠道为例，所谓寻找流量红利，就是寻找有超高性价比的流量。企业要享受社交红利，尤其要注意短视频的快速崛起。解决产品和组织问题的创新红利和全脑红利，就更是传统企业转型的治本之策，书中有详细的讨论。
从人口红利到机器人红利 篇3
被视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样板的富士康，最近豪掷50亿美元在印度建厂。而一份针对在中国建立制造基地的欧美日企业的调查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再加上工业机器人性价比的快速提升，有超过40%的在华外资企业有将制造业基地回迁的意向。
事实上，《经济学人》曾断言，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期凭廉价劳动力突然成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将再度成为无足轻重的制造业国家。
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拥抱。位于深圳的一家名叫雷柏的制造企业，在4年前有3000多名工人，而现在的产值是4年前的2倍多，但雇用的工人只有1200多名。原因是这家公司购买了200多个工业机器人。中国最大的白色家电制造商美的公司在2013年总共投入1.2亿美元来购买包括工业机器人在内的各种智能制造设备，少雇用了员工3万多人。美的所在的广东省佛山市，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生产设备的数字化转型，而且出现了数十家从事工业机器人生产和制造的企业。
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重庆，已经宣布努力打造中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基地。而另外一个大城市武汉宣布将与重庆竞争。
企业成本账
近几年，城镇单位制造业平均工资年均上涨14%，私营单位制造业工资也出现类似涨幅。我们算一笔简单的经济账。以长三角为例，一个工人按年成本5万元核算，两个工人三班倒，就是6个人工，一年工资成本约30万元；再加上社保等，以三年投资回报期计算，也要100多万元。而这样的成本投入，完全可以买机器人了。
2014年，杭州康奋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了80台自动串焊机，每台售价在160万元左右。据介绍，串焊机可以取代10个12小时一班的工人，一天可以节省20人。如果以每人月薪3000元计算，一年下来节省的人工成本近200万元。采购这台机器设备的投入，一年时间就能回本。
可以想见，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让现有制造生产模式从人力转向机器化成为企业的必然出路和选择。以声称要在2015年前实现70%自动化生产率的格力为例，2013年以来，通过对机器人的使用和自动化改造，位于珠海的格力空调注塑厂，人员从最初3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生产效率却提升了20%。
何处下海
机器人制造是毋庸置疑的蓝海。其应用最广泛的非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莫属。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其对机器人的需求占了全国的60%。据统计，2014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约5.7万台，较上年增长55%，约占全球销售量四分之一，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尽管如此，我国每万名产业工人所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仅为25台，跟韩国的347台、日本的339台无法比拟，甚至还不足国际平均水平58臺的一半。跟国家要求在2020年达到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达到100台以上的目标相距甚远。
对有志于进入机器人产业的企业和创业者来说，找大行业可以说是当前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不是每个领域都能用机器人代替人力。其次，也不是每个需要机器人的行业，其市场容量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几年，一般制造业尤其是电子行业迅速崛起，将取代汽车产业成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据预测，到2020年国内机器人系统集成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其中一般制造业1400亿元，汽车行业600亿元。
打通任督二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有70余家上市公司并购或者投资了机器人、智能自动化项目，而中国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4000家。
不过中国企业对工业4.0的主动拥抱并不能完全打消我们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担心和疑虑。中国在传统的高科技产业中，向来缺乏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上游是核心零部件，主要是减速机和控制系统，这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中游是机器人本体，就是机器人的身体；下游是系统集成商，而中国约95%的企业都集中在这个环节上，赚取的利润不多。
只有产业链各环节的上下联动，让资源能源流通起来，才能发挥最大潜能和效用。比如国产机器人产业链的厂家，那就潜心做核心技术；集成商们，好好深究市场应用需求；相关研究院校，则可以静下心来搞科研，并思考着如何把科技成果变成现实。只有这样，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才有可能真正爆发，深耕的企业和涉足的创业者才能有机会收获到机器人制造业发展的成果。
流量红利 篇4
对于电商行业来说,为什么流量开始变得这么重要?
电商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瓶颈期,来自亿邦动力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前,全国网上零售交易规模的增速均为倍增,2011年当年增速为53.3%,随后增速一直下降,2013年的整体增速只有35.7%。这意味着,整个电商行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已经进入结构性衰退车道(零网购经验的人口规模在缩小),迫使行业开始转向流量经营——从人到人次的转变。
需要指明的是,这种衰退是一种结构性衰退。主要表现在地域和城市两个维度上。网宿科技根据其CDN(内容分发网络)口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国网民地理分布的数据来看,我国网民分布的东西部鸿沟依然很大。占全国41.36%的东部人口对应了全国59.89%的网民比例,东部地区网民比例远高于相应的人口比例。中部31.61%的人口对应了21.83%的网民比例,西部27.02%的人口对应了18.28%的网民比例。中西部地区网民比例远低于相应的人口比例。
以城市来衡量的话,2013年第三季度,广东省网民的访问占比最高,占到全国的14.55%,其次是江苏、山东、浙江和上海,所占比例分别为7.25%、6.48%、6.40% 和5.65%。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福建、辽宁、天津等八个省市的网民比例要高于其人口比例,这些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程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来源:网宿科技
综合考虑来看,电商“人口红利”在空间上还存在着通过调整产业布局获取的可能性。
流量导入途径
流量对于电商行业来说,它的本质就是渠道。正如传统企业热衷于门店量,在电商时代,一家网店生意的好坏和流量也成正向关系。要增加销售额,增加流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从目前来看,有效的流量获取途径有以下几种:
CPS实际成交流量。CPS是店家在获得推广者的以实际销售产品的流量,在有了实际的订单产生后并会给推广者费用。CPS的模式主要以返利网常见,电商平台制作产品PID,给推广者进行推广,推广者会以返利的方式优惠给消费者。消费者在店家看好商品后,会习惯性的去搜索返利网以获得相应优惠,可以从返利网来的流量,多半是有效的成交流量。同时,很多消费者会直接在返利网站上找喜欢的商品,数据分析证明从CPS返利网点击进入的流量,有效成交量是远远比其他流量高。
网站导航流量。在各大导航站点都有相应的推广入口,导航站点如hao123、360导航等,作为仅次于搜索的互联网流量引擎的网址导航站来说,这种流量的来源非常直接和客观。
媒体社交流量。常见的微博、微信营销,店家注册自己的公众账号,在新媒体社交平台上发布商品,来吸引潜在消费者的关注。目前淘宝和新浪微博的合作,也引领着电商平台跟社交的更进一步结合。
SEO搜索流量。虽然社交网站已经挑战了搜索引擎,但是其还无法代替搜索引擎成为最主要的流量入口,相比之下搜索引擎仍然是最主要、最简单、最稳定的流量获取方式。电商网站为搜索引擎提供所需的内容,搜素引擎利用这些内容为用户提供索引,从而为网站主带去流量。
作为最热的电商社交化趋势,本刊也从电商和社交网站网民日均到达率做了样本分析。尽管存在地区差异,但是社交网站整体日均到达率在52%~81%的区间,而电商网站的区间则在24%~37%之间,这意味着社交化的过程中,存在高流量池导入的利好。但是,在流量导入途径的转化率方面社交网站似乎并不存在优势,来自媒体情报公司Aggregate Knowledge的数据显示,通过Email来的买家将商品添加到购物车的几率较高,为10.51%,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站各占6.81%和3.24%。或许这组数字会给2014年年社交电商热做一个冷静的注脚。
成本操控
在实际市场操作中,对于第三方平台来说,不同的来源流量价格不同。比如淘宝内部推广直通车的价格,与淘外推广就差很多。从ROI来考虑,淘内是1:3,而淘外可达1:10、甚至1:20。而且这种流量导入的费用,就跟各城市主要商业街房租一样,逐渐看涨。将流量导入分散到不同的平台上,主要考虑就是分散风险和降低运营成本。对此,商派网络CEO李钟伟则认为,流量聚拢后大平台电商自身的流量规模、流量质量都不会有比较明显的提高。但与此同时,如果流量真聚拢的话,入驻平台的小电商的数量却会很庞大。流量总量不变,瓜分流量的参与者却明显增多,这导致的结果将是流量均价提高,大平台流量廉价的优势也会因此逐渐消失。
数据来源:网宿科技
小电商为了应对流量成本,进行成本分担是一种有效的方式。最近五家电商联合促销的天天网CEO鞠传国表示,广告价格过高,难以承受,“我们在hao123的链接去年年初是一个月五六万元,现在一个月一百多万元。以前是每半年涨50%,现在感觉是每个月涨50%,近一年涨了六七倍,感觉太浮躁了。”他坦言抱团的最大的动机正是节约成本,共享资源,“非理性的广告价格投下去之后产出和投入是完全不吻合的,我们觉得推广有很多的方式,大家能够共享一下资源是最好的,这样第一可以节约成本,第二可以探讨一下新的合作方式。”优雅100 CEO陈腾华表示, “我们网站上放的活动专题页,大概有20%多的用户会点击进入我们的产品页面,剩下的70%多是转到合作方的网站上。”
相比之下,淘宝这种大的电商平台也已经从多个维度去进行流量的深化和重新梳理。去年淘宝进行全面改版,将SNS作为重要方向,进而告别以往粗放型的方式引导流量,转向高质量精准的分配,并借助SNS化的用户关系来实现网站的访问浏览,提升黏性和PV贡献。
除此之外,淘宝在2013年开放会议中已将个性化推荐和交叉互链认定为流量破局的最重要方案。
首先,通过同一店铺内的个性化推荐,提高每个用户的流量转化率。这种方式在天猫已经开始以千人千面的形式呈现。其次,通过交叉销售提高单个UV的转化率和客单价,即在两个互为竞争店家中做交叉销售,相互推荐对方的商品。这种举措的意义在于,以大数据挖掘、用户行为分析为基础,进行个性化推荐和关联销售,运用数据和算法,让搜索和推荐均能符合用户偏好,产生更合理的流量结构,将让更多有特色的中小卖家可以享受流量实惠,找到生存价值。
分红保险的红利 篇5
在储蓄利率进入有史以来最低时期，传统保险价格上扬，聪明的消费者买保险时首选分红保险，使得分红保险成为保险市场上的热销产品。为此，消费者应对分红保险的红利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红利来源
关于红利来源，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解释。红利分配的方法很多，有资产份额法，三元素法等。在我国，多数保险公司采用的是比较流行的三元素法，即红利来源于利差、死差和费差。也有公司采取两差或一差分红。
费差是指附加费用率与实际营业费用率之差。一般来说，分红保险前期投入大，费差有差损无差益。在三差分红的保险公司中，2001年度的分红保险业务在2002年分红时，就有保险公司宣布无红利分配。而两差分红保险是按照设计费用摊入成本，即便有费差损也全部由保险公司自己承担，前期投入费用再大对红利分配也不影响，保证投保人在第一年就有红利分配。
死差是指预定死亡率与实际死亡率之差。死差与一家公司的核保核赔技术水平和业务管理水平密切相关。正常情况下依据经验生命表作为寿险经营基础，可获得稳定死差益。利差是指实际投资回报率与预定利率之差。利差益与一家公司的投资能力密切相关。与公司盈余有关的还有退保或失效保险单的准备金与退保金之差，以及其他差，如因责任准备金提存方式的变更所产生的损益、杂项收入与杂项支出之差等。
目前中国保险市场上多数保险公司采用的是会计年度核算分红保险业务，保险单年度派发红利。红利的来源包括了本会计年度已经实现的盈余，加上转回上一会计年度所提取的红利风险准备金，再加上未来年度将实现的盈余即保险公司根据以往经验推断较易实现的经常性盈余（这部分盈余在会计年度宣布时带有预分性质）。因可分配盈余中含有部分预分盈余，所以保险公司在会计年度投入分配的盈余往往大于实际盈余。这三部分构成了保险公司的分红保险的红利来源。
红利计算
分红保险的红利计算是比较复杂的，首先由公司的精算师根据公司当年度资金运用收益、财务状况、业务经营状况计算出当年度的盈余，包括利差赢余、费差盈余和死差盈余。然后提出红利分配方案由公司的最高决策层作出决定。
红利风险准备金。从理论上讲，除非一份保险单终止或期满时，才能准确地计算出这份保险单所产生的利润。因此在红利分配时，因采取谨慎原则，有可能的话要把一部分盈余以红利风险准备金的形式提留出来，用于以丰补歉，平衡以后年度的红利分配，防止大起大落。红利计算基础。分红保险的死差红利计算基础是风险保额。分红保险是一份保险合同，保险公司首先承担的是赔偿责任，其次才是红利分配。这是因为分红保险作为一个保险合同，死亡风险需要在不同投保人之间进行分摊，因此对于生存的投保人要分摊死亡成本支出。红利的计算方法。分红保险的红利计算，均采取的是根据会计核算年度分红保险业务的经营状况确定所有分红保险在业务年度的可分配盈余。不同的险种红利分配比例不尽相同，个人分红保险，中国人寿保险公司保证向投保人分配的红利不低于当年度可分配盈余的70％。团体保险的做法比较灵活，根据业务规模的大小等情况分别有70％和超过70％不等。红利的高低不可比
决定红利水平的因素很多，如分红策略、保单责任、费率水平、保险金额高低、保险公司经营状况等。因此，不同的缴费期间、不同的产品、不同的保险保障、不同的被保险人、不同的公司、不同的费率，红利分配水平是不同的。
不同的年份间红利分配水平不可比。在分红保险推展的初期，由于保险费规模相对较小、前期费用高、准备金积累率低、可用于投资运用的资金数额较小，可能导致初期分红偏低。从国际上看分红型寿险前几年红利偏低是普遍现象，而且有不少保险公司首年往往无红利可分配。这种做法不一定对投保人不利，因为有利于保持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提高未来更大的盈利机会。随着年限的增加、保险单责任准备金的积累，正常情况下分红保险的红利数额会逐年增加。
红利 篇6
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在论坛上表示，发展方式转变的确是制度红利，但社会和谐红利是最大的制度红利。只有把社会和谐红利真正看成是我们的制度红利，而且是我们制度优劣性的表现，情况就会发生变化。
针对南美洲、东南亚的一些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厉以宁认为，原因主要是社会不和谐，社会不和谐是产生中等收入陷阱、深陷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厉以宁认为，这是最重要的突破之一，意味着一切都要按规章办事，政府不要做可以让市场做的事情，应该是政府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凡是属于政府的职能就应该把事情做好，尽心尽职，比如国防、司法、治安、义务教育、公众最基本的生活福利待遇，包括廉价的住房等。此外，政府还要做稀缺资源和战略发展的规划。
除了众所周知的生产效率，20世纪30年代以后出现了新的经济学观点“资源配置效率”，即投入既定了，如果生产要素的配置调整了，那就导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厉以宁认为，这个变化实际上越来越重要，一是认识到资本市场的重要性；二是长期以来人们把从事融资、筹资工作的人，从事人事组织工作的人，从事宣传工作的人，从事行政管理工作的人，都称之为非生产人员，因为他们跟生产效率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资源配置效率观点出来以后，就颠覆了原先的生产效率观点，所有这些人都是从事资源配置效率提高的。
厉以宁表示，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是一个重大突破，这将使企业真正成为独立的市场经营主体。他强调，国企、民企应该和谐相处，不是国进民退，也不是国退民进，大家在公平竞争条件下地位是平等的。对于员工持股制度，厉以宁认为，它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可以让职工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成为利益共同体。
厉以宁最后指出，发展经济学实际上就四句话：就业是靠就业扩大的，富裕是靠富裕带动的，繁荣是靠繁荣支撑的，和谐是靠和谐积累的。
本次新年论坛由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于鸿君主持，他表示，以新变革重塑新经济，以新变革开启新时代，在新的节点上打造新经济，必将迎来伟大的历史性变革。
用改革延长人口红利 篇7
这是规律性现象: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 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不可避免地从超常规转为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改革措施, 都将有效延长人口红利。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 妨碍生产要素供给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潜力的充分挖掘, 通过在重要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可以获得制度红利。这种制度红利可以直接转化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不仅足以抵消未来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 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和扩大内陆沿海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整个开放、有序、包容、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 将极大地激发社会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这也将由此创造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会上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 都将立竿见影地获得制度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最明显的好处, 是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 从而令城市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一方面, 农民工的市民化, 可以大幅度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 增加劳动供给, 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激励, 可以提高劳动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此外, 农民工在城里安家立业, 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需求, 对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也有好处。
中国新一届政府公布的改革蓝图计划称将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中共高层公布的最新改革计划, 区分了农用地和宅基地的不同, 但强调两者都可以抵押转让。允许村集体直接出售农村土地建设用地, 而不需要再经过政府的征地程序;计划还指出, 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并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 随着城镇化的过程, 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它的难度可以说是相当于第二次的土改, 而这次的土改就是怎么公平合理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另外也使得真正迁入城市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市民化。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篇8
在过去30多年中,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根据蔡昉此前的研究, 1978年至1998年,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 1982年至2000年人口抚养比下降, 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率为26.8%。人口红利的下降, 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根据雁行理论, 随着产业转移, 一些产业会在不同国家先后经历兴衰的过程。
蔡昉认为,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已经出现下降, 不过, 由于中国各省市间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工业基础等的巨大差距超过许多国家间的差距, 并且,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组国家能够取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中心的地位,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仍有空间。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资产份额从2003年之后即开始下降, 目前已是负增长, “这意味着制造业或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已经在发生”。
上海“人口红利”效应初探 篇9
“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Dividend) 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 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现象。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有一段时期 (一般在三十年左右) , 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 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 劳动成本低廉, 储蓄率高, 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该概念于1997年首用 (Mason Andrew, 1997) 。后来有研究表明, 造成东亚崛起奇迹的部分原因是在1965—1990年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受供养人口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而随着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 当该国大部分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时候, 这个额外增加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人口红利” (David E.Bloom, 1998)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中, 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高达1/3-1/2 (蔡昉, 2004) 。
目前, 中国学界一般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结合上海市1953—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 至少从1982—2008年这26年时间里, 上海市处在人口红利期内, 且属人口暴利阶段, 是绝佳的黄金发展时期。由上文可知,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上海从1982年开始进入人口暴利的阶段。这表现为在1982—2008年间, 人口抚养比与全国相比, 要低10%~20%, 而这近三十年正是上海经济奇迹的时期。本文想要探讨的是, 上海为什么能维持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上海经济奇迹与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系吗?
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上海之所以持续近三十年理论上的人口红利 (确切说是人口暴利) , 与持续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统计包含了外来务工人员。统计显示, 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1978年的6万增加到2008年的517万。其在总人口的比重也持续上升, 由1978年的0.5%上升到了1978年的27.4%。如果加上“半年内流动人口”统计数据, 则2008年末人口达到642万, 占到总人口的31.9%。
可见, 来沪外来人口数量越来越大, 已经达到上海总人口的1/3了。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呢?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流动人口来沪原因”表格中, 我们发现, 2000年上海外来人口的387万中,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39万, 占到整个外来人口数量的87.6%,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经济原因的人口为284万, 占整个外来人口的73.4%。虽然五普数据跟现在相差九年, 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 但是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却具有代表性。
但是, 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是必然性 (穆光宗, 2006;于学军, 2003) 。人口红利效应, 必须在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投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良好发挥 (铁水映, 2009) 。
三、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
1. 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城镇失业率。
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 因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成本很高, 会带来很多问题, 还是要走发展城市的道路。原因在于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不同, 农村劳动力进入的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会加重城市失业 (周天勇, 2001) 。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调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呈现“三低”现象, 一是年龄结构低, 以青壮年为主体, 年龄在15~34岁的多达208.03万人, 占总人口的73.2%。二是职业技能低, 主要在生产一线, 大都缺乏专业技能, 其中82.27万人为商业、餐饮、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占总数的28.9%。81.76万人为制造加工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占28.8%;建筑施工人员55.53万人, 占19.5%;农林牧渔人员20.74万人, 占7.3%。三是文化程度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86.05%。因此, 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上海教科院, 2008) 。正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较低, 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险活, 因而他们的涌入基本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人口就业率。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1978—2008年30年间, 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仅呈现缓慢上升态势, 始终没有突破5%, 而不是出现陡然的波动。缓慢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农民工的流入无绝对关系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2.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就业状态。
在不影响城市人口就业的情况下, 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基本充分就业的状态。农民是充分理性的, 在流入城市之前会考虑城市的预期收入和找到工作的几率, 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流动。而且,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有地, 当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可以退回到生活成本低的乡村务农, 如本次金融危机就引发了大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返乡潮流。因而,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基本处于就业状态的, 如若不然, 就会大批返回农村或选择其他城市。
这一点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支持, 据2006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 2 568个有效样本中, 除一人资料情况不明外, 其他人全部处于在业状态, 就业率接近100% (上海农民工调查课题组, 2007) 。另有“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对上海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也显示, 从农民工目前工作状态来看, 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 为99.1%, 没有工作的比例较低, 仅为0.9% (林建永, 2007) 。
虽然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震荡, 致使许多农民工失业, 大批农民工返乡, 但是上海并未出现这种大批农民工返乡的局面, 这从2008年年末数据中可以发现。2008年年末外来人口与往年相比持续增长, 达到历史新高的642万, 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22万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3. 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的经济贡献。
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从事脏乱差且待遇低的工作, 既没有影响上海城市人口的就业率, 又使这个庞大数量的人口自身处于基本就业状态, 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没有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贡献呢?
据统计, 2003年, 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 (陈振功, 2004) 。韩乾认为, 上海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1991年, 上海第三产业占上海市GDP的34.58%, 2001年上升到50.69%。从1995年开始, 上海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超过第二产业 (韩乾, 2003) 。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中, 外来务工人员占到绝对比重。例如, 在建筑业, 改革以来, 上海每年有65万左右农民工从事建筑业, 占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80%, 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 (汪建然, 2007) 。若以工资收入计算, 按2006年农民工月工资1 413元的水平和2006年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627万的标准估算, 2006年全年外来人口在沪的工资收入达到1 054亿元, 这个数字是2006年全上海财政总收入的22.9%。
综上, 从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的充分就业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给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结论
充分挖掘节能减排“政策红利” 篇10
1 节能减排的认识误区
1.1 节能减排抑制了地方经济发展
“十一五”期间, 各地通过采取定目标、控项目、严监管、重问责等有力措施, 基本完成了预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但是, 这项政策的推行也给各地经济发展带来了一些压力, 尤其是对于那些拥有较多“两高一资”和低水平、过剩产能扩张类项目的地区来说, 经济增长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在此情形下, 一些管理者看不到节能减排在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方面的积极效应, 过分放大了政策压力和短期影响, 担心地区经济增长速度会因此受阻, 错误地把节能减排等同于限项目、压产能、抑发展, 从而产生抵触情绪和消极应对行为。例如, 对于落后产能该关闭的延迟关闭, 该转移的努力留住, 该转型升级的暂缓推进。此外, 一些地方仍难以摆脱传统“大项目带动大投入, 大投入带来大发展”的惯性思维定势, 继续打着各种名目大干快上高污染、高能耗项目, 甚至为保立项、促上马而对一些高能耗甚至具有潜在污染的项目继续大开绿灯。
1.2 节能减排有损企业竞争力
客观上, 节能减排政策短期内会给企业增加一些额外的物力和人力投入, 特别是在当前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出口形势严峻、市场日趋饱和的新形势下, 企业生存面临较大压力。正因如此, 有种观念认为节能减排政策对企业生存条件是雪上加霜, 尤其是对于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 新政策可能会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即使是对于那些发展态势较好的企业, 一些人认为节能减排投入会分散现金流, 或由于能耗总量与环境容量的限制, 无法上新生产线, 从而失去发展机遇。
1.3 关停并转是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有效手段
目前, 一些地方政府对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缺乏系统思维, 对长效机制建设不够重视, 把关停并转看成是快速完成节能减排任务的有效手段。由于没有将节能减排与整个地区产业素质与经济发展质量的提高结合起来, 从而使得节能减排演变成为单纯对企业提要求、施压力、加负担的政策。由于工作方式方法简单, 导致一些具有技术提升空间的企业过早被淘汰, 一些在本地产业链中具有重要关联作用的企业被迫迁移, 对地区产业生态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 纺织业中的印染行业、电子行业中电路板行业等, 似乎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关停并转”成了唯一的选择。
1.4 发展传统产业不利于节能减排
目前, 有些管理者对产业链条短、技术水平低、创新能力不强、附加值不高的传统产业采取措施, 推动其转型升级。但是, 实践中许多人往往把传统产业简单理解为低效率、高污染的代名词, 与节能减排的要求不符, 而不顾实际一味追求所谓的高新技术产业、高端产业。纵观世界产业史, 传统产业走向现代化的技术升级路径一直都是在效率、环保、安全等约束下演进的, 传统产业正是凭借能源效率与环境效益的提升, 才实现了向现代产业的华丽转型。
2 节能减排的转型升级“政策红利”
2.1 创新红利——节能减排压力是技术创新的新动力源
大量研究表明, 严格的节能环保政策是企业技术创新的触发器, 能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快应用新技术与新工艺, 不仅能够实现“创新补偿” (即企业为应对节能减排政策而开展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 能够部分、全部甚至超额补偿由此而投入的成本) , 还能带来巨大的“创新红利”。例如, 在美国进行二氧化硫排放限制的法令后, 相关污染治理专利数量在其后一段时间内快速增长, 许多尘封已久的专利技术也开始得到应用。而在美国空气清洁法案实施后, 有关油漆和涂料中新的低挥发性氧化物的技术不断得到开发并付诸于应用。著名管理学家波特发现, 正是当时美国严格环境政策的出台, 才使杜邦公司开始致力于臭氧耗损物CFSS的分阶段处理, 并成功开发出了一系列低臭氧耗损的替代品。
2.2 成本红利——降低了跨越“卡夫丁峡谷”后的长期边际成本
为了应对节能减排, 企业往往需要更新生产设备, 采用更为先进的工艺, 建设污染物处理设施以及加大管理力度等, 短期内经营成本会有所增加。但是, 在企业跨过短期成本增加的“卡夫丁峡谷”之后, 长期生产经营成本往往会低于政策实施之前的水平。波特研究了德国和日本情况, 结果发现这两个世界上环境标准较高的国家并未因为高环境标准而导致整体竞争力的丧失, 反而踏入世界上环境技术最先进的国家行列, 尤其是日本, 在污染控制设备、清洁剂等方面更成为世界的领先者。
我们在对广东省纺织印染业的调研中发现, 严格的节能与环保政策, 促使许多企业建设废水深度处理设备以提高回用率, 通过在不同生产工序加装蒸气引流设备以实现蒸气余热的再利用, 引进废渣干化处理工艺以用作锅炉燃料等措施。尽管初始投入成本较高, 但运行一段时期以后, 企业的日常运营成本开始下降。
2.3 市场红利——获得新市场的先发竞争优势
企业动态竞争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不断推出新产品、占领新市场。通过这种方式, 企业摆脱过度竞争、获取高额附加值, 也形成了率先进入新兴市场带来的先发竞争优势。
节能减排政策会激发企业生产具有绿色特征的产品, 抢先占领“绿色市场”, 获得“产品差异化”带来的额外收益。比如, 在20世纪80年代, 美国杜邦公司首先发明了含氯氟烃替代品, 在制冷剂等领域奠定了长久的竞争优势。又如我国广东省中山市大涌镇许多红木家具企业自主开发、应用的环保型水性聚氨脂家具漆, 不仅有效解决了家具漆污染问题, 也为大涌镇成功占据全国60%的红木家具市场份额, 成为中国唯一红木家具专业镇。
2.4 结构红利——提高优质产业的比重
一是催生新兴产业。这里所谓的新型产业包括新能源产业、节能与环保产业, 以及那些研发活动活跃、技术含量高, 能耗低、污染轻的电子技术、新材料、新装备制造业。以环保产业为例, 由于节能减排政策创造出庞大的市场需求, 我国环保产业得到快速发展, 成为经济的新活力和新亮点。
二是加快优胜劣汰步伐。大多数行业中, 技术水平较高、管理先进的企业, 往往更加追求能效与环保卓越的目标, 它们愿意也能够将节能减排从生存的威胁转变为机会, 从而获得超常的利润。而那些技术水平低、设备老化的企业则受节能减排政策影响很大, 若被政策强制, 大多会降低生产能力, 甚至倒闭。因此, 节能减排政策加速了产业优胜劣汰的步伐。
3 对策与建议
3.1 突破传统思维定式, 善于借势, 充分发挥政策的宏观推动力
改变传统惯性思维定式, 消除悲观情绪, 充分认识到节能环保不仅是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 也是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从怎样更好发挥节能减排促进转型升级的积极思维来谋划, 而不是抱着悲观情绪来被动应付节能减排工作。
充分利用政策的东风, 扩大政策宣传和影响力度, 让全社会广泛认识到, 节能减排已成为世界产业发展新趋势, 成为国家的宏观战略和刚性政策, 是企业发展的现实选择。通过造势活动, 促使企业尽早行动, 抢占先机, 获得转型升级的先发优势。
3.2 提高服务水平, 帮助企业转变观念、开阔眼界
充分发挥政府在舆论引导中的优势, 及时将节能减排的新形势、新政策、新要求向企业披露, 广泛介绍国际国内优秀企业在节能环保领域的新理念、新做法, 帮助企业转变观念、开阔眼界。
通过举办专家咨询会、案例分析会等方式, 帮助企业分析节能减排政策的威胁与机遇、可行的应对策略等, 帮助企业识别问题、找准方向、科学投入, 提高节能减排的自觉性。
3.3 转变定指标、压任务、提要求的传统工作方式
建议尽快转变工作方式, 不断创新管理方式和政策手段。在目标设定时, 不搞“一刀切”, 在确保区域总目标完成的前提下, 针对企业设备折旧年限、资金周转情况等, 灵活设定目标和任务。既有年度任务, 也有跨年度甚至多年度任务;既允许企业提前完成任务而不“鞭打快牛”, 也允许企业有政策缓冲而平安度过转型阵痛期。
在政策手段上, 多采用政策合同、自愿协议、设备租赁、创新激励、信息公示等新型柔性政策手段, 让企业自主选择设备和工艺、设备折旧时间, 发挥企业的自主能动性, 提高政策的响应程度。
3.4 补齐知识短板, 实施政策援助, 帮助企业平安度过转型阵痛期
帮助企业补齐节能减排投资中的知识短板。调研发现, 由于缺乏信息渠道与专业知识, 许多企业不知道到哪里寻找, 也不知道如何科学选择节能减排的技术与设备。一些企业有节能减排需求, 但因缺乏信息、技术和人才, 往往无从下手;一些企业迫于形势要求匆忙更新设备, 但往往产生设备不会操作、设备运行不畅、与原有生产工艺不匹配等问题。针对这些情况, 应加大节能减排的知识宣传和普及力度;加快搭建企业节能减排知识学习与交流的平台;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 为企业答疑解惑、专项诊断, 提供技术指导。
增加节能减排的财税支持力度, 加大节能环保设备采购的财政补贴覆盖面。将补贴重点投向本地产业节能减排急需的技术与设备上, 放宽条件、简化申请手续与程序, 努力改变当前中小企业普遍难以享受政策补贴的尴尬局面。把优秀节能减排企业的产品纳入政府采购名录、惠民工程、家电下乡、“广货”推广平台等, 发挥政策示范带动效应。
3.5 优化支撑条件, 为企业能力建设创造良好环境
提升产业援助能力。对重大节能减排技术和设备的引进给予一定补贴, 促进技术的引进与扩散。扶持节能环保产品与装备制造业做大做强, 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为企业节能减排提供良好的技术和产业环境。
提升服务支撑能力。优先支持节能环保咨询机构的发展, 搭建门类齐全、广泛覆盖的咨询服务网络。重点扶持一批具有系统服务能力的大型龙头节能服务公司, 鼓励优秀的节能减排系统服务商通过收购兼并、联盟等方式加快扩张步伐。推动服务方式创新, 引导更多工业企业通过节能减排服务外包来实现能力提升, 通过支持节能服务企业与节能项目实施企业共同申请节能项目资助等方式来促进合作。
“人口红利”助推牛市 篇11
所谓“人口红利”指的是总人口中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从而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比较丰富的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35～54岁是人群中生产效率最高、创造价值能力最强的一部分人。现在我国这一年龄段的人口占社会总人口的30％，到2010年时可达到33％。而在1975年到1980年期间，这个比例还不到19％。另一串数字是2004年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447.34万人，这一批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将在今明两年补充到人才市场，而1994年同类人才全国仅89.98万人。
对于劳动者和求职者来说，这是一个糟糕的年代，但对于经济来说，这却是一个很好的年代。如果说以前中国丰富的人力资源还是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那么现在就是大量廉价的工程师、会计师、律师、分析师。“人口红利”是中国现在乃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腾飞的引擎。其实无需这些数字，我们只需要到随便哪一个大学毕业生招聘会去走一走，就能看到黑压压的求职学生，这就是“人口红利”的最好例证。
“人口红利”不仅体现在劳动力市场，同样也影响消费市场。35～54岁之间的人不仅是生产的动力，也是消费的主力，这一年龄段占比大的话，就能把整个社会的消费需求推上一个台阶。按人均GDP标准测算，中国正处于消费升级阶段(人均GDP1000～5000美元)，而部分中心城市和部分阶层已处于消费多元化阶段(人均GDP4000～10000美元)。在这一阶段，消费需求被赋予更多新的内涵，即更注重建康、更多消闲娱乐、更关注品牌、更多的自我教育和培训将成为未来很长时间的消费趋势。
这里依然可以找到非常直观的例子：如果你在黄金周期间出去旅游，或者是年末去大商场购物，你一定能够感受中国巨大的消费币场，井且会毫不犹豫地买入商业零售股和旅游股。
“人口红利”对企业的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具有深刻的影响。从企业角度说，当前中国的产业经济依然面临着许多问题：增长方式依然粗放，面临资源供应和环境保护的瓶颈；中国工业技术具有强模仿性，原创性不足；产品的附加价值明显偏低，位于国际产业链边缘。
但是这些年来中国企业的积累使得它们有了产业升级转型的前提，大量优秀的高素质人才的供给使得它们有了产业升级的能力，而人民币的持续升值则促进了这种转型。
我们之前的例子有韩国的三星，日本的丰田，在经过了一定时期的积累后，恰逢本币升值，这些企业并没有一蹶不振，反而成功地进行了升级和转型，成长为消费电子和汽车行业的龙头。而中国也必将涌现出这样的企业。
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我们认为2007年的市场将呈现理性的繁荣，即上市公司的大股东在股权分置以后更为理性，同时机构投资者逐步成为市场的主要力量，令市场更为理性。
对水利改革红利的思考 篇12
1 水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
1. 1 资源要素供应关系
水资源是支撑经济生产不可缺少的要素。改革开放以来, 各地区为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 对土地资源、水资源、能源等进行过度开发, 以资源透支来支撑经济的快速增长。经济快速增长对水资源的过度透支十分明显。目前, 我国年用水总量约6 200亿m3, 占可用水量的76%。正常年份全国缺水500多亿m3, 400多座城市缺水, 100多座城市面临水荒, 资源性、工程性、水质性、管理性缺水问题十分严重。根据2004—2006年地下水开采量资料, 海河南系、海河北系、河西走廊的石羊河、新疆吐哈盆地、山东半岛等地区平原区浅层地下水资源开发利用率分别为146% 、114% 、172% 、154% 和127% , 超采十分严重[1], 明显挤占后代人水资源。未来, 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关系将更加紧密, 如不加快调整用水方式, 部分地区水资源甚至会成为影响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约束之一。
1. 2 生态环境维护关系
水资源是维护生态环境的重要要素, 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中国水资源利用结构不合理, 在一定程度上挤占生态用水, 对生态环境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 经济用水和生态用水不平衡对敦煌地区的地下水和自然绿洲造成较大破坏, 已导致敦煌湖泊沼泽面积在30年间萎缩了70 km2, 沙漠边缘的敦煌绿洲面积仅占总面积的4. 5% 。中国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向后期阶段的过渡时期, 工业化将进一步增加工业污水排放量, 使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面临更大压力, 保护水环境, 对维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极其重要。
1. 3 投资拉动关系
水利投资对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发展以及促进就业等都有显著的带动作用, 有关研究成果显示, 水利投资的后向效应乘数大约在2. 35至2. 85之间[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利改革发展的决定》提出, 要“加大公共财政对水利的投入。多渠道筹集资金, 力争今后10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2010年高出一倍”, 未来10年的水利投资总额将达到4. 64万亿元 ( 2010年价格) 。按照最低标准计算, 水利未来10年4. 64万亿投资将直接或间接带动形成约10. 9万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 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达到3% 。同时, 水利具有公益性, 水利投资对民间资本的挤出效应小, 可避免政府扩大投资的负外部性, 是政府投资的重要领域。
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来看, 中国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倒“U”型关系仍未出现。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不断推进, 未来一段时间内工业需水量和用水总量将持续增长, 据研究, 中国工业需水总量和用水总量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 接近“零增长”, 到达倒“U”型曲线的拐点[3]。
2 水利改革红利
2. 1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水利发展的主要动力
新中国成立以来, 通过加大水利投资、制度改革、发展水利科技, 中国水利取得了快速发展。
a. 水利投资不断扩大, 推动水利新增资产显著增加。1990年以来, 水利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尤其2008年以来, 水利投资增长加速, 2011年水利建设投资完成额达到2 086亿元, 是1990年的80多倍。水利当年新增固定资产逐年增加, 从2004年的479亿元增加至2010年的1 859亿元, 年均增速达到28% , 水利投资对拉动水利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 图1) 。
b. 制度改革推动水利发展出现两次大跨越。1949—1977年, 国家实行“农业集体经营方式”, 农村集体兴建农田水利, 推动水利实现第一次快速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 细碎分散的个体经营模式与农田水利工程的集体使用方式不相匹配, 水利建设出现停滞甚至滑坡。1988—2002年, 为克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的农田水利发展停滞问题, 国家对农田水利制度进行改革创新, 针对农户个体细碎化经营方式, 探索提出“两工”制度, 形成了以“分散经营、集体投入”的水利发展模式, 推动水利实现第二次快速发展。
c. 水利科技对水利发展贡献率不断提高, 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水利的快速发展。“十五”以来, 水利系统重大优秀科研成果不断涌现, 共完成国家和部级科技项目600余项, 其中33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65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引进了500余项适合我国水利行业特点的先进实用技术, 约500项先进实用的水利科技成果得到成功转化, 在防灾减灾、农业高效用水、水土保持、水利工程建设等各个领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防汛抗旱减灾方面, 从预测预报预警、信息采集, 到指挥调度、防汛抢险, 广泛采用了先进科学技术, 显著提高了防灾减灾能力和水平。在大江大河综合治理方面, 针对不同江河的突出问题, 加强科学实验, 积极推广使用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 在水资源节约和保护方面, 水资源承载能力评价方法的研究和应用, 水权水市场理论的确立和实践, 新型节水技术及设备的开发和推广, 推动了节水型社会建设。在农村水利方面, 通过改造传统灌溉技术和设备, 优化灌区水资源配置, 开展全国水土保持监测网络和信息系统建设, 推广应用农村水电新技术、新产品, 加快了农村水利的现代化进程。在水利工程建设方面, 采用全断面岩石掘进机施工技术、盾构技术、超大型预冷强制式混凝土拌合楼等先进技术和装备, 极大地提升了水利工程施工的现代化水平。在水利信息化建设方面, 计算机通信网络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实现了基础数据的自动化全天候实时获取、传输、存储和处理, 水文基础数据库建设加快, 水利信息公众服务能力明显增强[4]。
2. 2 未来水利改革的红利区
党的十八大提出,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 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 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 这对水利改革发展的各个方面都产生深刻且深远影响。工业化深入发展, 工业化基本实现, 经济规模不断扩大, GDP将翻一番, 达到80万亿元, 经济结构不断调整, 供水需求显著增加; 信息化快速发展, 水利科技贡献率显著提高; 城镇化加快发展, 人口、资本、土地承包经营权加速流动, 农业经营方式加快转变; 农业现代化不断推进, 农业经营 主体日趋 多样化, 经营规模 适度规模化[5]。
未来, 水利发展改革面临的形势和要求将发生深刻变化, 深化水利发展改革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水利加快发展的重要机遇, 水利改革发展将释放更多红利。
2. 2. 1 制度红利
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红利, 水利制度改革是推动水利发展的最大红利。未来, 水利制度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 深化水利投融资制度改革, 吸引多方参与, 扩大投融资规模, 继续发挥投资对水利发展的拉动作用。政府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条重要途径, 水利发展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利用市场规律, 科学引导各类市场主体参与水利建设发展, 通过工程产权改革、财政奖补、政策引导等方式鼓励民间主体加大水利投入, 拓宽水利投融资渠道, 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水利建设。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明确政府在水利改革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 完善有关制度, 加大政府投入, 发挥财政投入的带动性作用, 建立水利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b. 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强化水资源管理, 落实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控制、用水效率控制、水功能区限制纳污, 转变用水方式, 推动水利健康可持续发展。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是加快转变用水方式的战略举措。长期以来, 中国用水方式较为粗放, 一些区域和行业用水浪费、排放超标、开发过度特征明显, 经济社会发展所付出的水资源和水环境代价明显过高。严格落实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加强水资源管理的约束性, 释放制度改革红利, 对于转变用水方式, 减少水资源透支, 保障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至关重要。
c. 水价、水权交易制度改革, 推动水资源优化配置。目前, 我国水价构成仍有待完善, 水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仍未在水价中得以很好体现, 水资源费制度仍待完善, 污水处理费标准仍然偏低, 部分地区污水处理企业仍处于亏损状态。水价标准整体偏低, 农业水价仅占供水成本的三分之一左右, 城市供水价格尽管基本达到补偿成本, 但水价调整机制、阶梯水价制度等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水权交易制度仅在张掖等个别地区或个别领域进行初步探索。伴随水价、水权交易制度的不断完善, 市场机制对水资源的优化配置机制将进一步发挥, 促进水资源节约和水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对缓解我国水资源供需矛盾具有重要作用。
2. 2. 2 科技红利
水利科技贡献率从2008年的40% 左右提高至2013年的45% 左右, 对推动水利发展发挥重要作用。伴随信息化快速发展, 2020年水利科技贡献率将达到60% 左右, 未来, 水利科技贡献率还将进一步提高。科技是改变生产函数的最核心要素, 是转变水利发展方式的重要工具, 通过提高水利科技贡献率, 释放科技红利,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水利发展方式, 明显提升防汛抗旱减灾水平, 提高大江大河综合治理能力, 推动农村水利快速发展[6]。
3 水利改革红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
如果依然采用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量将持续增长, 水资源供求压力不断加大, 不久的将来, 水资源甚至可能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约束。资源透支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经济30多年快速增长。但是, 未来, 资源透支无法支撑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亟须转变发展方式, 深化水利改革, 释放改革红利。
深化水利改革, 释放改革红利对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作用突出。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a. 通过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提高用水效率, 深化水资源价格制度改革, 优化资源配置, 水利对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保障程度将显著提高,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用水需求,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b. 通过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 落实水资源开发利用总量控制, 减少资源透支; 实行水功能区限制纳污制度, 减少环境透支, 推动转变传统的依赖资源透支、环境透支的发展模式, 释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潜力, 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c. 通过深化制度改革, 提高水利技术贡献率, 可以有效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水资源管理水平, 提升应急能力, 减少灾害损失, 加快水利现代化进程, 转变水利发展方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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