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红利（精选12篇）
创新红利 篇1
在烟草行业保持高速发展后,国家烟草专卖局凌成兴局长高瞻远瞩,提出了内涵丰富的“三大课题”,即“改革的红利在哪里、发展的潜力在哪里、追赶的目标在哪里。”其目的是希望我们思考未来行业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和动力。从安全方面看,如何以实际行动实践“三大课题”,创新安全工作,释放改革红利,保障行业安全发展,是我们必须要正确对待和认真深思的问题。
目前,烟草行业安全基础工作有了很大的改善,已有90家多家卷烟工厂、3家醋纤企业、53家烟叶复烤企业和400多家地市级公司达到行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二级企业水平。但由于历史及联合重组等因素的影响,安全管理仍较为粗放,安全基础仍较为薄弱,安全制度机制有待完善,职工安全意识、责任意识需进一步提高,安全标准化建设工作还不够深入、细致,与国家局“岗位达标、专业达标”要求尚有差距,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信息化建设有待深入推进。
针对目前烟草行业安全管理现状,我们认为,烟草行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安全工作仍依靠改革创新来拉动。我们只有以实践凌局长提出的“三大课题”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凌局长有关“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讲话精神,锐意创新,激发活力,对标创优,挖掘潜力,释放改革红利,才能为打造百年企业、实现中国烟草梦做好保驾护航工作。
1 注重改革的顶层设计,释放制度战略红利
注重顶层设计,这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战略基点。安全生产需要“顶层设计”来指引方向,明确思路,落实职权。行业各单位部门应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2014年烟草行业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工作部署,结合企业实际,认真谋划企业安全生产工作,尤其是要用心设计如何推进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加大安全考核权重,确保各单位部门、各岗位安全职责落实到位。各层级的安全职能部门如何进一步发挥各自职能作用,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企业安全生产,同样也都需要“顶层设计”,构建机制。在顶层设计过程中,各单位部门应更加注重以大局为重,树立“一盘棋”的理念,本着“有利于安全管理”的原则,精心设计安全职责与权利,实现“责、权、利”相统一,提高安全效率,实现改革的红利。
2 关注改革的基层设计,释放制度基础红利
关注基层设计,这是释放新的制度红利的基础保障。李克强总理强调:“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安全生产的“顶层设计”是大政方针,不可能具体详实,拿来就用,需要“基层设计”来充实和完善,需要以创造性精神执行和推进,才能将“顶层设计”变为成果。例如,许多卷烟厂已制定了班组安全建设方针、目标,出台了相关的评价标准,但要实现建设目标,需要基层职工切实领会开展班组安全建设的精神实质,从本部门本班组实际出发,挖掘潜力,多一些创造性的实施方案并强力推行。要在实施过程中充分调动职工参与的积极性,尊重职工的首创精神,鼓励职工大胆探索,敢于担当,宽容创新失误,同时要重视基层鲜活实践,营造创新氛围,使职工班组安全建设创造创新五彩纷呈,最终实现班组安全的建设目标。
3 推动安全文化建设,释放文化管理红利
文化管理是管理的最高境界。安全检查整改实践证明:“消除一百项安全隐患,不如塑造一个安全人。”正如学者所言:“我们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查处隐患,只是治‘表’,没有治‘本’,因为作为隐患发生源的那个‘人’没有改变,我们查处多少隐患,他还是制造多少隐患,而且查处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制造的速度。”要根除“隐患发生源”,塑造这个“安全人”,需要通过推行安全文化建设来解决。安全文化不等同于安全宣教活动,安全文化的核心内容不是安全教育与安全宣传。我们要跳出传统观念,站在新的高度来重新审阅安全文化,领会安全文化的内涵及意义。安全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生产活动中凝结起来的一种文化氛围,它对企业的安全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安全文化不是自然而言地形成,它需要我们去建设、去引导、去推动。
烟草行业各单位部门应以国家安监总局授予的“全国安全文化建设示范企业”——广东中烟为标杆,按照《企业安全文化建设导则》(AQ/T 9004—2008)和《烟草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指南》要求,结合烟草行业安全理念,全面、系统地启动、推进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树立本单位特有的安全文化。要多方筹措资金,舍得投入,本着“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开展各项工作。应尽早制订安全文化建设推行方案,启动安全文化建设仪式,分阶段、有步骤地予以推进。要注重正向激励与约束机制相结合,认真开展全员安全承诺、安全签约、安全行为观测等各个阶段和环节的创建工作。通过教育引导、培训灌输、约束控制等系统性工作将企业安全价值观植入每个员工脑海,使之成为职工的行动指南,让职工做任何事情都能自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实现安全管理从“被动”变为“主动”,最终实现“人人都是安全员”的目标,在企业中营造出追求卓越的安全文化氛围,从根本上提升安全生产水平。
4 持续推进安全标准化,释放标准化规范红利
2013年6月,广东中烟及其所属4家卷烟厂通过了国家安监总局组织的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评审,成为行业至今为止唯一通过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的工业企业。我们应以先进单位为追赶目标,学习借鉴他们的管理理念及方式方法,不断创新安全标准化管理模式,尽早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企业目标。为实现一级目标,我们应在现有二级达标基础上,认真开展达标创建工作“回头看”活动,巩固达标成果,持续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循环自评,进一步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水平,把《烟草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规范》各项要求真正落实到位。要以“岗位达标和专业达标”为重点,着力通过制定各岗位安全标准,明确岗位达标要求及考核、评定或鉴定方式,对每个岗位作业人员的安全知识、技能、素质、操作、管理及其作业条件、现场环境等进行全面评价,确认是否达到岗位标准要求。同时,各单位应组织人员编制安全标准化通俗读本,深入浅出地解读、普及安全标准化内容、条款,使其通俗化、简易化,便于职工理解、掌握、运用。只有每个岗位,尤其是车间一线操作岗位,能将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安全标准规范和企业安全管理制度落到实处,实现岗位达标专业达标,企业才能真正达标,才能尽早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水平。
5 重视班组安全管理,释放班组建设红利
班组安全管理是企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绝大部分安全事故都发生在班组,各种设备事故、人身伤害事故及消防安全均与班组人员有关。行业各单位应高度重视车间班组安全建设,结合安全标准化“岗位达标和专业达标”实际要求,编制岗位、专业安全达标标准,建立健全班组安全制度台账,定期不定期、大范围或小范围地搭建班组安全建设论坛、班组安全建设与管理优秀成果展示比赛、安全先进合格班组评比等活动平台,让车间各班组长同台竞技,畅所欲言,分享本车间班组安全管理亮点。通过互相学习、交流、探讨、借鉴、评比、总结、表彰,取长补短,明确努力方向,共同提升班组安全管理水平,促进班组岗位达标专业达标,为企业达到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水平夯实基础。
6 创新安全激励机制,释放绩效管理红利
安全管理离不开安全考核,安全考核机制的设定对企业的安全绩效至关重要,关系到企业的安全目标能否实现。在安全绩效考核中,我们应转变工作作风,认真倾听基层一线职工的心声和建议,尊重职工的合理诉求和合法权益,变革“以罚代管,以罚代教”的考核模式,遵循“激励与约束并重,正向激励为主,经济处罚为辅”原则,对职工采取思想政治工作为主、适当经济处罚为辅的教育感化方式进行纠偏,让职工体面劳动,充分体会到作为企业主人翁的价值和尊严,彰显企业安全文化建设正向激励的内涵。
我们既要对违章职工进行考核,给予一定的经济处罚,也应在一定时间内(如一个季度或半年),如果职工未出现违章现象,就将扣发款项返还职工,以此调动职工改正错误的积极性,自觉遵守安全制度规范。同时,设立安全效益奖,在职工每个月的效益奖励总额中,抽出一定的金额比例作为安全效益奖,如果职工完成当月安全工作任务且无违章行为的,发放当月安全效益奖,否则暂扣当月安全效益奖,直至职工完成安全工作任务、且连续3个月或半年无违章行为后,方可补领回被扣发的安全效益奖。此举既可促使职工落实“管生产必须管安全”的“一岗双责”制度,又可增强职工的荣辱意识,激发他们的安全工作潜能。正向激励的另一举措是设立企业专项安全奖励基金,本着“重质量,有分量”的原则,对安全有功人员进行奖励,且奖励要奖到点子上。如果奖励奖不到点子上,该奖的不奖,不该奖的却奖了,就会让人心生怨言,使奖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为此,就要设立科学可行的奖励项目、标准,并严格执行。要注重业绩,论功行赏,对纠正违章、排除隐患、规避事故有功人员,予以奖励甚至重奖。要注重质量,摒弃数量,对表彰人数,既不设数目上限,也不凑够人数,宁缺毋滥,做到应表彰的全表彰,该奖励的尽奖励,使每一个受到表彰奖励的职工都得到肯定,令人心服口服。
7 突出相关方精细化管理,释放项目建设监管红利
行业项目建设施工、脱壳技改工作中,常常遇到动火作业、交叉作业、吊装作业、高处作业、有限空间作业等危险作业。人员变动频繁,错综复杂,安全意识技能参差不齐。为保障建设施工现场安全,行业各单位部门要严格执行《烟草行业外来施工作业安全管理暂行规定》,树立精细化管理的理念,对六大关进行严格监管。
(1)严格把好入场资质条件关。
认真审核施工方安全生产许可证、资质证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特种作业人员上岗资格证,同时检查施工项目安全方案、措施,凡是不能提供相关证照或不符合施工安全资质条件的坚决不允许进场作业。
(2)严格把好安全教育交底关。
不断修订完善安全管理内容表格,细化作业前安全培训、技术交底内容,组织施工人员当面培训、教育、交底,履行企业安全职责。
(3)严格把好安全监管关。
要充分发挥安保人员的作用,在危险作业现场,安排专职人员进行“旁站”监控。每天相关方施工作业结束后,安全员必须到作业现场检查收尾工作状况,特别是动火现场,一定要仔细检查,确保安全。
(4)严格把好项目安全管理关。
在一次安全事故发生后,某单位负责人曾指出:“经过几年来的体系建设和贯标工作,我们的制度是比较完善的,但是制度执行到位了吗?我看未必,有的员工甚至认为,安全管理工作是领导和安全职能部门之事,与自己关系不大,思想意识上就没把安全放在心上,谈不上积极主动遵守规章制度,更谈不上认真履行职责。”这位负责人的阐述值得人们深思。行业各单位部门,特别是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应认真吸取行业内外安全事故教训,切实警钟长鸣,深刻认识到安全管理“谁主管、谁负责”原则的内涵,在如火如荼的建设施工中,切实履行对相关方的安全管理职责,对所管项目、区域严格监控,不留情面。要正确处理好施工进度与安全生产的关系,不能麻痹大意、抱有侥幸心态;不能为了赶工期赶任务而忽视安全,2010年山西王家岭矿难就毁在“项目建设必须雷打不动的坚持10月1日投产”的目标上。
8 构建安全信息系统平台,释放信息化发展红利
展望未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安全管理工作将面临新的形势和任务,安全信息化将显得越来越重要。我们应深谋远虑,顺势而为,借助信息化管理手段,提升安全管理水平。一是构建安全信息系统平台工作,以信息化支撑安全管理,实现任务传达、数据上报、工作记录、隐患治理、现状分析、危险源监控、宣传教育、应急管理等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电子流程化,确保随时网上掌握企业安全动态,提升安全工作效率。二是不仅注重在企业外围重点部位区域安装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和防侵入报警系统,更应注重在生产操作区域安装视频监控系统。一线作业现场、作业活动的远程管控应是安全管理信息化的重点,所有的作业行为及事关安全管理的现场信息,都要通过信息化手段得到展现。要通过图像、声音等形式,确保企业安全管理状况实时“看得见”,借此也可对职工的安全行为起到无形约束作用,促使其自觉遵章守纪,安全作业。
摘要：文章分析了目前烟草行业安全管理现状,提出烟草行业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安全工作仍依靠改革创新来推动。只有以实践国家局提出的“三大课题”为契机,认真贯彻落实“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的精神,锐意创新,激发活力,对标创优,挖掘潜力,释放改革红利,才能为打造百年企业、实现中国烟草梦做好保驾护航工作。
关键词：烟草,安全,生产,创新,改革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创新红利 篇2
2013年03月18日 08:00
来源：《求是》期号：2013/06作者：刘世锦
一、我国经济社会历史性巨变是改革红利的具体体现
中国以往历史和有关国际经验都表明，即使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较好甚至优越，并不一定能够促成快速的经济发展。所谓“资源诅咒”，指的就是有的地方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却长期陷于贫困。关键在于能否有一套好的体制机制，有效组合和利用经济发展所需的各种要素，进而使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出来。改革就是要创造这样的体制机制。而开放则把发展中短缺的产品和要素，如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管理体制等引进来，使我们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和要素走出去，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资源。人们经常能够看到的现象是，人还是那些人，地还是那些地，物质条件还是那些物质条件，体制改了，生产效率就得到极大提高。这个“多出来”的部分，正是改革红利。
二、新阶段改革红利要靠“精耕细作”
党的十八大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并列提出的目标，含义深刻。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必须依靠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我们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仍处于大有可为的战略机遇期，但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将会有所变化。
数字营销的创新红利与挑战 篇3
中国经济的主要贡献不知不觉已经从投资转向消费。消费从过去的买卖产品快速变化出高度繁荣丰富的内涵。
对于营销人而言，似乎哪里都不像路，又似乎哪里都是路。
增速放缓与“互联网 +”转型
2015 年，融入互联网新模式的经济成分加速崛起，在零售、金融、旅游、教育等许多行业形成进击之势，而传统模式的经济成分则增长乏力，呈现冰火两重天的鲜明对比。同时，消费需求升级、地域差异扁平，消费者力量倒逼行业变革。这种局面迫使企业更积极地从传统营销转向数字营销，并且更注重实效。
总体而言，数字营销领域的机会与压力同在，而机会更为突出。
经济增速放缓的新常态
2015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 6.9%，是近 20 年来首次滑落至 7% 以下。这并非偶发，而是因为经济已经整体进入规模增速放缓的新常态。如今各行业都不同程度地感受到了劳动力减少、成本上升、需求乏力、新竞争搅局等诸多压力。如何适应整体增速放缓的环境并建立新的生存 - 发展模式，是许多品牌需要认真思考和逐步解决的问题。
互联网助消费者倒逼行业变革
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消费者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变化巨大，需求端作为一种强大力量正在拉动各行业升级，电商、O2O 服务、零售、金融等领域都成为风口的典型示例。
移动互联网纵深发展
经历了近 10 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移动互联网的用户基础已经变得非常扎实，智能手机的渗透率正在趋近饱和水平。因此，其发展重心已经从“用户规模增长”转向“应用深度渗透”，2015 年移动互联网的快速纵深发展有目共睹。
网络用户规模平缓增长
CNNIC 的调查数据显示，2014 和 2015 年的互联网用户增长率分别只有 5% 和6.1%，这说明互联网的渗透率已经逐渐接近稳定状态，而 2016 年 1 月的手机互联网用户占比已攀升至 90.1%，也即将饱和。
社交平台连接所有社会角色
借助网络，个人用户的关系圈普遍得到了显著扩展，社交生活愈加丰富。除了传统的见面拜访，通过社交工具发状态、相互问候、点赞和发红包，甚至学习交流和协同工作，都已成为新社交生活方式的一部分。2015年 1 月微信对其用户的调查数据表明，86.1% 的用户增加了与朋友互动的频率。
移动中随时随地消费
2015 年，艾瑞数据显示移动端网购交易额占比已超过 PC 端，占到全年的 55%，并预测 2016 年将继续攀升至 67.7%。而来自天猫的数据表明，“双十一”狂欢中移动端的交易额占比高达 68%。
从日常的快速消费品到耐用消费品，从股票交易到理财投资，消费者几乎可以在任何时间和场景实时决策并完成交易，移动端已经成为品牌决胜的新战场。
数字营销的挑战与机遇
1.挑战
数字营销效果压力骤增。经济形势、行业竞争正在给广告主更多压力。他们正在将越来越多的预算转向数字营销，有些营销活动在KPI 指标上的表现不差，却不一定带动销售明显攀升，这让他们心理上缺乏安全感。
对数据结果的挑战。即使抛开“数据作假”，广告主对数据结果仍存在较大的质疑。
对 KPI 体系合理性和实效性的挑战。数字营销在快速发展中。KPI 体系的合理性与实际销售结果之间的关联性，常常处于变动、失衡的状态。即使完成 KPI 也未必能解决营销中的实际问题。在2016 年“数字营销趋势”调查中，广告主在“改进广告效果评估的 KPI 体系方面”表现出强烈的期待，提及率达到 71.8%。
品牌与消费者关系的重新定位。互联网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工具和信息去理性的评估品牌，也会通过更丰富的接触点令消费者对品牌形成感性认知，与品牌形成更多互动，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开始变得复杂和多样，品牌开始为如何与消费者“搞关系”困扰。
碎片化格局增加媒介策略难度。虽然某些超级媒体已然胜出，但整体的移动媒体格局仍然风起云涌，碎片化加剧。庞大的媒体数量，多元的媒体类型，用户注意力的涣散，不仅使媒介营销指标更难达成，也对媒介策略制定和沟通形成挑战。
2.机遇
许多媒体营销产品尚未固化合作灵活度更高。通过媒体与广告主的共同推动，数字媒体在营销产品方面的创新非常活跃，比如精准投放、跨屏整合、线上线下整合、媒体与渠道打通、垂直链条延伸、移动端创新等等，不断拓展数字营销的想象空间。
IP 内容爆发产生更多优质营销资源。2015 年被称为 IP 元年，不仅出现《琅琊榜》《花千骨》等成功的网络 IP 改编剧，而且以 IP 内容为核心，串联起网络文学、影视剧、综艺、游戏、音乐等娱乐产业链条。2016 年 IP 内容继续呈爆发式增长，并且有 50% 的广告主表示会必用或多用 IP 内容。
整合、垂直和创新的视频营销更具想象空间。受到收视率和时间容量的限制，除了少数大台以外，大多数电视媒体都不得不选择更加大众化的节目类型和内容，而在线视频媒体则在垂直领域表现出更强的生命力，尤其是 B 站、斗鱼这类垂直媒体，以内容重度区隔用户，日访问量高值也能达到千万，形成非常活跃的潮流文化社区，使得品牌能够传递更具针对性的传播诉求。
跨媒体营销数据变得更丰富、多元和实用。2015年，“大数据”已经度过炒作期，变得更冷静而务实。在资本运作、平台内部协同、战略合作等形式的推动下，打通泛媒体化平台之间的“数据孤岛”也已呈现实质性进展。
APP 不仅是软件，更是人、产品、品牌间的连接器。APP 本来是装在手机等移动设备上的软件，其初始功能是解决用户需求，比如购物、娱乐、社交等等。但互联网背景下的APP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软件程序，而是连接人、产品、品牌等各种角色的工具，借助数据和资讯的传输、处理能力，实现各种资源的配置、协同和交易。
新技术持续释放创新红利。聚焦数字营销中的技术应用，2016 年，广告主最为关注的是 O2O 技术、VR/AR、地理位置信息，其次是多屏互动、程序化创意和 H5。
VR 技术正在从炫酷期走向普及期。2016 年 Oculus、三星、HTC 等主流厂商硬件产品陆续上市，同时围绕 VR 的 360 度全景视频也在发展，Facebook、Google、 Gopro 的相应产品已上线或正在进行测试，相信国内很快也会赶上。
2015 年 H5 技术已经全面进入普及期，几乎成为移动端营销案例中的标配，并通过更多创意的融入使技术应用更加深入。例如 2015 年 8 月底火遍朋友圈的“吴亦凡即将入伍？！”，当 H5 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出现在用户面前时，很多人都会觉得很神奇，而且不知不觉就点了进去，达到了出色的传播效果。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篇4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 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 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 与此同时,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如此看来, 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 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 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 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 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 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 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 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 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 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 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 在2013年, 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 近乎同时, 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 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 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 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 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
红利业务薪资协议 篇5
本红利薪资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于2012年3月 13日签署于中国杭州市转塘镇 甲方：
乙方：：男，身份证号码：。身份证地址：常住地址：。鉴于：
1、甲方依法从事经营品牌。。。。。。。。。。。。。。。。。。。。。。
2、乙方有丰富的油漆涂料经营销售经验，开发“。。。。。。。。。。。”销售市场。
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诚信互利的原则，甲乙双方达成下列协议，以资共同恪守。
5.1 乙方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从事经营活动，致使部门受损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5.2 乙方违反本协议约定，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其他非法收入的，或者侵占公司的财产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造成甲方损失的，乙方应该向甲方承担赔偿责任；
创新红利 篇6
统计表明，从2007年至今的历次两会上，“反腐”话题之热度有增无减，是名副其实的“老热点”。一些媒体的调查显示，“反腐”依然是今年两会的热词之一，且排位第二。作为一种公共语境下的民意表达，代表委员对反腐倡廉一以贯之地关切，表明“不反腐必亡党亡国”已成举国上下之共识。
“没有人能忽视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改变”。一家知名财经媒体在其社论中，颇有文采地描述了反腐对中国政治生态的深刻影响。习近平在参加江西代表团审议时的这一重要论断，近日在代表委员中引起了热烈反响。一些代表委員认为，在“四个全面”的指导下，反腐败带来的“信心红利”，必将促使经济社会更健康、持续地发展。在施芝鸿委员看来，这种“信心红利”也很好地回击了一些针对高压反腐的“奇谈怪论”。比如，把导致当前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黑锅”扣到反腐败身上，把为官不为的原因归结为“反腐过头”。强力反腐将提升中国经济发展质量，这几乎也是外媒对中国经济未来走势的基本判断。彭博社援引17位世界经济学家的预测显示：中国政府的反腐，将在2020年使国内生产总值提高0.1～0.5个百分点。随着贪污贿赂对商业的拖累不断得到缓解，按美元的现价计算，这个数字可能相当于获得高达700亿美元的红利。
政风清则时弊绝。不少代表委员进一步憧憬：良好的政治生态会催生更好的经济生态和营商环境——事实或将很快证明，“反腐红利”和人们对反腐的“信心红利”，将有力地推动破解全面深化改革“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诸多障碍。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问题。
持续高压地反腐，将有助于打破特殊利益集团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有助于公开、平等、诚信的投资环境和快捷、高效、轻松的办事环境的形成，而这正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环境和条件。附着于权力的各种腐败对经济发展有致命伤害。事实一再证明，一个地方贪腐越厉害，公平竞争环境就会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就很难激发活力，老百姓的利益受损也最大。内蒙古包钢集团总经理李春龙代表对此深有感触，“当政府部门扎紧了管权限权的制度围栏，企业就能够把主要精力放在改革创新上。”
解读本次两会上代表委员的反腐言论也会发现，别让“为官不为”稀释了“反腐红利”、让“反腐红利”更多转化为“民生红利”亦是很迫切的新期待。比如，万季飞委员特别提醒，应该将反腐与解决“老百姓的困难、群众关心的问题”切实结合起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曹义孙委员也期待，对“中国式腐败”进行刮骨疗毒，要让“反腐红利”能实实在在地惠及老百姓的生活。
央企红利 篇7
最近有两条关于央企(中央管理的国有企业)的利润和红利消息引人瞩目。
一条消息是：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透露，预计央企2010年实现利润将超过一万亿元，(实数为1 1 31 5亿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一业绩2009年为7977.2亿元，同比提高25.3%。另一条消息是：国家决定从2011年起，“适当提高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即提高上缴红利)。提高多少?按国务院将1 28户中央大企业划分为四档的梯度，除了两户政策性央企(中国储备粮总公司和中国储备棉总公司)免缴红利外，其余126户大企业所属1631家企业各比上年多缴5%。此次征缴规定只涉及央企，而对于汪洋大海般地方管理的国企的庞大红利，却只字未提。
上述消息之所以引起媒体关注、网上热议，概因雄厚的国企利润分配不透明，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又被剥夺，社会舆论多有诟病。譬如，较尖锐的意见有这么几条———
一是账目不清。不可否认，国企尤其是左右国计民生的央企，在我国经济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国企积累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全体劳动者用血汗换来的，这钱究竟有多少?是怎么分配的?大概是一笔说不清道不明的糊涂账。国家直到2007年9月才决定向部分央企征缴红利(有的不但不缴还享受高额补贴)。那么缴前的利润哪去了?缴后的剩余又流向了哪里?国有企业，理论上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民众有权利问个水落石出。
二是上缴过少。国有企业的投资主体是国家。国家哪来的钱?来自纳税人，是国家代表全体纳税人兴办的全资企业。所以国企上缴红利是必须的。今年调整前，央企上缴红利分三档：一档资源性企业缴10%，二档一般竞争性企业缴5%，三档政策性企业免缴。调整后分成四档：一档缴15%，二档缴10%，三档新兴战略性企业缴5%，四档免缴。据悉，发达国家国企上缴红利一般在50%以上，相比之下，我们是不是太低了?
三是不顾“家人”。国企被称做“共和国长子”，也就是家里的“老大”。由于群众感觉不到国企红利的反馈，愤懑难平。在去年“两会”上，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说：“你是老大你就得养家!凭什么你占尽资源优势政治优势市场优势，不担风险，光图自己过好日子，却不管家里的穷人?”今年两会上“央企红利”再次成为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这一指责是有根据的。君不见，财大气粗的垄断国企，一个吊灯花百万，一个抄表工年薪十万，有的老总年薪数千万，你们挥霍的是谁的钱?
四是监管虚设。垄断国企长期的高工资高福利早已成产业另类，群众很反感。国家设立的所谓监管机构，要么与其穿“连裆裤”，要么被拉下水。全民企业很难看到还利于民，却成了少数人独享自肥的生财工具。制度和道德双缺。人民有没有利益追索权?
用改革延长人口红利 篇8
这是规律性现象: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必然发生, 经济增长速度也将不可避免地从超常规转为常态。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所作为。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构建劳动者终身职业培训体系等改革措施, 都将有效延长人口红利。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体制性障碍, 妨碍生产要素供给能力、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潜力的充分挖掘, 通过在重要领域推进经济体制改革, 可以获得制度红利。这种制度红利可以直接转化为潜在增长率的提高, 不仅足以抵消未来人口红利趋于消失对潜在增长率的负面影响, 而且可以使中国经济增长更加协调、平衡和可持续。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再次强调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形成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 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和扩大内陆沿海开放等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 整个开放、有序、包容、竞争的市场经济体系, 将极大地激发社会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 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这也将由此创造的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会上提出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加快户籍制度改革, 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等。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 都将立竿见影地获得制度红利。
户籍制度改革和推进新型城镇化最明显的好处, 是帮助农民工解决后顾之忧, 从而令城市获得稳定的劳动力供给。一方面, 农民工的市民化, 可以大幅度提高非农产业的劳动参与率, 增加劳动供给, 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压力。另一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给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激励, 可以提高劳动资源重新配置的效率。此外, 农民工在城里安家立业, 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消费需求, 对改变我国经济发展过度依赖外需和投资需求的不平衡状况也有好处。
中国新一届政府公布的改革蓝图计划称将赋予农民更多的土地权利。中共高层公布的最新改革计划, 区分了农用地和宅基地的不同, 但强调两者都可以抵押转让。允许村集体直接出售农村土地建设用地, 而不需要再经过政府的征地程序;计划还指出, 将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 并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原副委员长成思危指出, 随着城镇化的过程, 中国农民的土地问题, 它的难度可以说是相当于第二次的土改, 而这次的土改就是怎么公平合理的保障农民的利益, 另外也使得真正迁入城市的农民能够真正的市民化。
2013,鞋服行业红利何在? 篇9
今日皮革行业、皮衣行业已经度过了从加工生产转向品牌营销的阶段。品牌拥有一定的市场占有率和一定的知名度。
2012年到2013年上半年, 市场信息反馈是比较严峻的, 不仅是皮具行业, 包括纺织、服装、内衣业, 都遇到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的发展低谷。如果我们认为此次低谷仅仅是冬天, 冬天过后是春天的话, 不进行企业渠道模式的变革, 低谷过后现有模式还会盈利吗?
答案是否定的。这一轮的市场低迷后, 市场不会像以前一样了。因为市场不会后退不变。就像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一样, 尽管我国没有发生, 但每位企业家和老板都有感触, 2009年、2010年大部分的百货公司为了解决消极影响, 实行多数量、大幅度的折扣, 以至于成了现在中高端百货公司的群体打折变成常态, 消费者对促销变得麻木的状况。前不久我给湖南一家家纺公司做培训时, 经销商在会议上站出来反对公司做促销。为什么?反对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投入了人力、物力、财力, 促销的结果不好!所以经销商反对促销。这说明, 尽管美国金融危机已过, 但是今天的市场与2008年之前绝对不一样了。
因此, 销售低迷, 绝对不仅仅是市场低谷, 更有深层次的机制与市场的矛盾, 只不过在市场低迷阶段, 这个矛盾爆发的更加激烈而已。这个机制就是“高商品标价”以及“依靠店长、导购卖货”的原始零售套路, 与目前市场要求之间的巨大冲突。
旧的套路没有出路
第一, 先看行业使用的产品高价策略。
比如做服装, 加工成本100元, 终端可以按8倍甚至更高的价格标价。这给加盟商、代理商、经销商比较大的差价, 行业一直以高利润驱动整个渠道向前发展。而现在呢?是终端价格下跌, 电子商务、百货公司折价、竞争等原因降价, 而加工成本上升, 包括原材料、人工成本上升, 店铺租金只涨不降, 这使产品高标价政策难以在终端为继。消费者不认可终端的价格具备基本的诚实性。
最典型的是博洋家纺在淘宝商城上打出不足百元的家纺套件, 创造了上千万的营业额后, 几乎所有的消费者, 到专卖店就会认为标价不实、很贵, 可是没有这个高标价, 品牌厂家如何平衡渠道的利润?
直接的后果就是投资回报降低, 回笼资金周期变长, 没有足够的利润吸引和驱动代理商、加盟商对市场进一步的扩张经营。因此, 最近五年, 我们会发现;
*加盟店关闭了, 直营店开张了, 甚至很多服装品牌干脆取消加盟, 改成直营, 是企业愿意做直营吗?不是的, 是没有办法。
*代理商经营竟品时, 要求厂家给出更好的优惠条件, 以前我是买断制, 现在要求退货;以前是15%的退货率, 现在要求50%、80%甚至给出100%的退货率才经营。品牌在渠道的控制权逐年下降。代理商、加盟商对佣金、折扣、返货的要求越来越高。
*有良好商业关系的经销商, 不做经营了, 要求企业托管。他们只愿意负责当地的商业关系, 但是不招店长, 也不招导购, 不亲自经营, 经营厂家自己来, 但可以帮厂家走关系, 把专柜设到公司想进的百货公司里。不再像以往一样, 靠产品的周转赚取利润。
第二, 原有机制上的人海战术受到巨大的挑战。
每一家加盟店都要请员工,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讲, 请85年、90年这一代人, 可是这一代人恰好处在中国独生子女的时代, 哪怕来自于乡镇农村, 家里的孩子也不多于2个。85年、90年这一代流动率很高, 很多人不愿意从事低成本的工作, 对老板、企业工作缺乏忠诚度和责任感, 所以就出现了“有钱开店, 没人管店, 熟手一走, 业绩下滑, 难于管理, 留人不灵”。工资提成高就能挽留高销售的导购吗?去年我在名典四川总代开会时, 晚饭结束后, 外面下着小雨, 有一位四川二线城市的老板, 在小雨里一路陪我走。他说“戴老师, 我那一家店过年的时候生意非常好, 有一个销售能手她的底薪加提成赚了9千多块钱, 我非常想留她继续在我的店工作, 可是还没过年, 她就辞工了”。他说:“老师, 钱真的不少, 9千多了, 你说的所有激励策略我都做了, 我对她比对自己女儿还好, 可我就是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辞职。”然后他就跟小姑娘聊, 小姑娘最后给一句话:“我为啥在你店里干活, 我就是为了告诉我妈, 我是正经人, 我没去夜店, 没泡网吧, 没成为社会流氓, 你以为我为这点钱吗?”老板在讲这个话的时候, 眼睛是含着眼泪的。
他问“老师, 你告诉我, 怎么样可以留住85年、90年一代人??”。我打着伞, 他站在雨里, 我看着他,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完全没有员工的时代!!”只有“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才能化解难题!可是问题是, 有多少老板和多少企业, 愿意打造了自己的营盘, 经得住流水的兵呢?
可以看到, 当前的困局是不培训不行, 因为我们是靠人来产生业绩, 一个好的销售人员在, 店铺业绩就高, 一个人走了, 店铺业绩马上降低甚至可降到原来的2/3。但培训后人就离职, 资金投入打水漂, 全被离职稀释了, 也就是说培养人速度抵不过人员离职的速度。2012年我国最大的三大招聘网站, 零售批发行业总的缺人率达到20%, 也就是说企业需要100个人, 市场只能供给80个, 而离职速度是一年两轮, 等于每6个月换一批员工, 这是全国范围内计算出来的。可见行业的用工稳定性, 严重地挑战了以往这种人海战术的一贯策略和套路。
更要命的是, 人海机制使得倒挂现象重生, 例如企业开订货会就非常明显, 代理商、营销商都要带着店长、高级导购来开订货会, 为什么呢?因为老板要听店长的, 经理要听督导的, 总监要听经理的, 老板要听总监的。整个时尚产业的决策层是向小看齐、向基层看齐!
多年来, 无论是品牌还是代理商, 真的有多少没有投入培训和学习, 搞全国培训, 到各地培养金牌店长和金牌导购的?可是效果如何?根本不理想!
因为我们的只借用了连锁的壳, 但没有用连锁的魂
企业现在操作的整个本质、套路、模式, 都是传统的、经验的夫妻店的模式, 是“马车”模式, 是传统经验零售套路, 而这个时代, 企业需要的是高铁!
多年来, 产业一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 比如说决胜终端, 重点不在门店, 而在总部建立一套以总部决策为核心的控制体系。而不是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决胜终端, 认为必须去终端才能决胜。拼命抓终端、抓店长, 最后发现成了“鸡肋”现象。决胜终端绝对不是制造出大量的金牌店长, 历来科学零售是反对金牌店长的!
而行业这么多年做标准化是什么结局?我们对店长的要求越来越高, 银牌还不够, 还要金牌, 金牌还不够, 我们要全能的。标准化原本目的就是为了降低对大量店长、导购、基层人员的依赖。而无论是培训行业还是企业, 很多做法恰好是标准化制度的相反结果, 如果是这样, 三年五年才能出一个合格的金牌店长?
“标准化就是去人化”比如说麦当劳, 就是全球标准化的典型。哪怕是暑期工, 到了麦当劳、肯德基这样的企业, 也不会因为使用暑假的临时工, 而极大的降低店铺表现, 这就是标准化的威力。
企业当今需要的是“铁打的营盘流水兵”, 如果还把终端盈利机制放在以店长为核心的人的身上, 人会流动的非常快, 甚至9千元的工资都留不住人。所以决胜终端没有金牌店长, 恰恰是解放店长, 普通店长一样也可以做出很好的业绩。
改革传统套路, 从数据理性决策开始
企业要有向管理要红利的想法和目标, 问题是向什么样的管理要红利, 或者, 什么样的管理能在这个市场上继续给企业红利?是以原始初级经验总结的模式来要吗?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的企业不是被外资企业打倒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企业出现这样那样的管理问题?是市场让我们改, 不是外资让我们改。企业家更加需要回答:是否需要用科学手段改造现有的模式?
科学零售, 首先是数学化, 以零售数学为基础, 应用一系列终端程序, 对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 这是理性决策的基础。
理性决策基础, 最核心的应用是订货
大家都知道, 时尚产业的订货是行业的公认的难题。一切没有“理性基础”的订货方式都是忽悠人的!比如所谓的“动态订货”, 就是没有什么科学性。
为什么呢?因为动态订货无疑就是把品牌的一些数据拿过来, 包括尺码、颜色分析一下, 之后老师到你的现场。走秀的时候经销商、加盟商要下订单, 顾问公司的老师到现场指导客户, 建议客户这个系列要多订, 那个系列要少订, 给推荐, 这个叫动态指点订货。动态订货的名字很好听, 切中了企业当前就是需要一个说客来劝代理商、加盟商下单订货。最好这个人不是品牌公司的人, 最好这个人是客户可以信任的人, 最好这个人是能说会道的人。当年培训公司推出这样的“产品”, 可见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可是我们分析一下, 就知道错误百出;
1.每一个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商, 都是在为门店而订货。门店是不长轮子的, 任何一家门店最大的覆盖范围就是在2公里, 像广州的天河城也不过10公里。覆盖2公里范围内的店要订货, 如何做到商品畅销?就是店里销售的鞋子, 符合这家店2公里范围内的市场, 这个覆盖范围内的消费者都喜欢我的这个产品, 价格也合适, 款式大家也喜欢, 颜色也对路, 这样就畅销了。
可是全中国有哪一个老师有这样的神奇能力?他没有去每一家店看过, 没有了解过每一家店当地的市场情况, 居然敢在订货会上, 凭着一点数据, 然后告诉你代理商、加盟商该订什么, 不该订什么, 这已经不是老师了, 这是神仙, 一闭眼就能算命的。动态订货有什么科学根据?做任何事情都要有逻辑。你的市场分析在哪里?
2.动态订货的老师, 实际上如何指点的呢?是问企业现在推哪些款式, 然后他就重点把这些款式推荐给代理商、加盟商, 最后来一句“我的只是参考建议, 要不要下这个单, 是否要订这个数, 您自己决定”。这样的建议跟没建议有什么区别呢?缺乏对消费者市场研究, 缺乏数据库理性数据, 这样的动态订货除了“忽悠作用”, 只能让培训师沦为说客!
再说订货中鞋子的款式问题, 曾经到一家很大企业做订货会培训, 他们把所有当季订货会的款式, 全部放在培训现场, 当时我看到几款鞋就问, 设计部为何要开发这几款冬天女士的皮靴?仅说是凭经验做出来的。全国三千多家门店, 一个著名的品牌, 靠经验做款式开发?真的不知道这个经验能准确到哪天, 今天为什么经销商不敢下单、下货, 都说订货会要给代理商、加盟商信心, 要客户大胆订货、敢于订货, 不要怕出现积压, 可是终端老板们, 为什么不敢把自己的真金白银, 像前十年那样大胆的撒出去, 把货订回家?就是因为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不灵了, 我们的眼光越来越不可靠了。在没有市场数据分析的情况下, 很难做出理性的决策订购。
后来我问, 你们企业这么多年几千家店, 有没有目标群体女人的脚型数据库?回答都没有。一年卖几千万双鞋子, 有上千万的客户出现在终端, 对这些喜欢该品牌、有能力消费的最忠实的消费者, 企业连她们脚上的数据都没有, 居然做了20年的女鞋!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库, 我们凭什么来回答:一是该不该开发这双鞋, 二是开发的鞋型消费者是否喜欢, 三是消费者是不是有这样的偏好。
那种不讲究市场数据的时代彻底过时了
没有回答上述三点的凭据, 那岂不是从开发起, 全都是实验场。就像科学家搞发明似的, 像爱迪生一样的, 一千多次实验最后才找到钨丝可以点亮灯泡。早年开发产品可以失误, 因为有大量的三四线农村市场, 可以让我们去消化这些库存, 可是今天呢?今天这些市场没有了。现在不仅P U要抢真皮的生意, 电子商务开到全中国每一个乡村角落。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失误, 代价很大, 可能真的连成本都回不来。那种不讲究市场数据, 凭管理层老总一次次的用自己的眼睛看市场的时代彻底过时了。
要有一套科学有效的工具, 研究零售市场, 把这种灰色的盒子看的更明白, 需要在有POS机的基础上, 对数据进行加工, 让董事长、总经理、营销总监、营销部经理在进行决策的时候, 有一个相对的理性基础。因此数据化、数学化是必要的。
可以看到, 今天的市场对于企业提出的要求越来越高, 对整个渠道的管理是要有力的, 管理层在决策过程中, 要有更多的理性基础, 企业必须要形成一个铁打营盘, 我认为科学零售, 正好弥补了这个短板上。可能有人说, 既然科学零售这么好, 为什么这么多年行业没有热起来呢?因为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发展原因——整个皮革、鞋服包括服装产业, 大部分是工厂出身的。工厂出身的背景, 使我们天然缺乏一种零售基因。科学零售只能源自于国际企业, 我国2500所大学里, 没有现代零售专业。
今天的企业家, 是时候以开放的思想, 开放的心态, 做出一个决策, 企业是做马车, 还是做高铁?
销售低迷, 绝对不仅仅是市场低谷, 更有深层次的机制与市场的矛盾, 只不过在市场低迷阶段, 这个矛盾爆发的更加激烈而已。
多年来, 产业一直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 比如说决胜终端, 重点不在门店, 而在总部建立一套以总部决策为核心的控制体系。而不是从字面上理解这个决胜终端, 认为必须去终端才能决胜。
科学零售, 首先是数学化, 以零售数学为基础, 应用一系列终端程序, 对市场进行研究和分析, 这是理性决策的基础。
上海“人口红利”效应初探 篇10
“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Dividend) 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 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现象。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有一段时期 (一般在三十年左右) , 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 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 劳动成本低廉, 储蓄率高, 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该概念于1997年首用 (Mason Andrew, 1997) 。后来有研究表明, 造成东亚崛起奇迹的部分原因是在1965—1990年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受供养人口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而随着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 当该国大部分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时候, 这个额外增加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人口红利” (David E.Bloom, 1998)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中, 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高达1/3-1/2 (蔡昉, 2004) 。
目前, 中国学界一般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结合上海市1953—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 至少从1982—2008年这26年时间里, 上海市处在人口红利期内, 且属人口暴利阶段, 是绝佳的黄金发展时期。由上文可知,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上海从1982年开始进入人口暴利的阶段。这表现为在1982—2008年间, 人口抚养比与全国相比, 要低10%~20%, 而这近三十年正是上海经济奇迹的时期。本文想要探讨的是, 上海为什么能维持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上海经济奇迹与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系吗?
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上海之所以持续近三十年理论上的人口红利 (确切说是人口暴利) , 与持续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统计包含了外来务工人员。统计显示, 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1978年的6万增加到2008年的517万。其在总人口的比重也持续上升, 由1978年的0.5%上升到了1978年的27.4%。如果加上“半年内流动人口”统计数据, 则2008年末人口达到642万, 占到总人口的31.9%。
可见, 来沪外来人口数量越来越大, 已经达到上海总人口的1/3了。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呢?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流动人口来沪原因”表格中, 我们发现, 2000年上海外来人口的387万中,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39万, 占到整个外来人口数量的87.6%,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经济原因的人口为284万, 占整个外来人口的73.4%。虽然五普数据跟现在相差九年, 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 但是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却具有代表性。
但是, 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是必然性 (穆光宗, 2006;于学军, 2003) 。人口红利效应, 必须在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投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良好发挥 (铁水映, 2009) 。
三、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
1. 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城镇失业率。
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 因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成本很高, 会带来很多问题, 还是要走发展城市的道路。原因在于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不同, 农村劳动力进入的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会加重城市失业 (周天勇, 2001) 。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调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呈现“三低”现象, 一是年龄结构低, 以青壮年为主体, 年龄在15~34岁的多达208.03万人, 占总人口的73.2%。二是职业技能低, 主要在生产一线, 大都缺乏专业技能, 其中82.27万人为商业、餐饮、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占总数的28.9%。81.76万人为制造加工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占28.8%;建筑施工人员55.53万人, 占19.5%;农林牧渔人员20.74万人, 占7.3%。三是文化程度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86.05%。因此, 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上海教科院, 2008) 。正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较低, 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险活, 因而他们的涌入基本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人口就业率。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1978—2008年30年间, 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仅呈现缓慢上升态势, 始终没有突破5%, 而不是出现陡然的波动。缓慢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农民工的流入无绝对关系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2.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就业状态。
在不影响城市人口就业的情况下, 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基本充分就业的状态。农民是充分理性的, 在流入城市之前会考虑城市的预期收入和找到工作的几率, 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流动。而且,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有地, 当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可以退回到生活成本低的乡村务农, 如本次金融危机就引发了大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返乡潮流。因而,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基本处于就业状态的, 如若不然, 就会大批返回农村或选择其他城市。
这一点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支持, 据2006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 2 568个有效样本中, 除一人资料情况不明外, 其他人全部处于在业状态, 就业率接近100% (上海农民工调查课题组, 2007) 。另有“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对上海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也显示, 从农民工目前工作状态来看, 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 为99.1%, 没有工作的比例较低, 仅为0.9% (林建永, 2007) 。
虽然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震荡, 致使许多农民工失业, 大批农民工返乡, 但是上海并未出现这种大批农民工返乡的局面, 这从2008年年末数据中可以发现。2008年年末外来人口与往年相比持续增长, 达到历史新高的642万, 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22万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3. 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的经济贡献。
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从事脏乱差且待遇低的工作, 既没有影响上海城市人口的就业率, 又使这个庞大数量的人口自身处于基本就业状态, 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没有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贡献呢?
据统计, 2003年, 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 (陈振功, 2004) 。韩乾认为, 上海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1991年, 上海第三产业占上海市GDP的34.58%, 2001年上升到50.69%。从1995年开始, 上海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超过第二产业 (韩乾, 2003) 。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中, 外来务工人员占到绝对比重。例如, 在建筑业, 改革以来, 上海每年有65万左右农民工从事建筑业, 占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80%, 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 (汪建然, 2007) 。若以工资收入计算, 按2006年农民工月工资1 413元的水平和2006年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627万的标准估算, 2006年全年外来人口在沪的工资收入达到1 054亿元, 这个数字是2006年全上海财政总收入的22.9%。
综上, 从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的充分就业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给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结论
创新红利 篇11
“红利再投资”指的是将基金分红所得的红利，按照权益登记日的净值，直接用于申购该基金。理财专家将这一分红方式形象地比喻成“鸡生蛋，蛋生鸡”。从长期投资的回报率来看，选择“红利再投资”的分红方式将可获得更大的收益预期。
以投入1 0000元本金购买工银瑞信核心价值基金为例，截至今年6月20日，该基金的累计净值为3.6087元，自2005年8月31日该基金成立至今，每10份累计分红4元。假设投资者自核心价值基金成立时即认购并持有至今，在始终选择现金分红的情况下，到今年6月20日赎回，投资者将获得31610.46元，其中红利所得3960.40元，最终投资获利25570.85元；如果投资者始终选择红利再投资，在同样时间赎回，则可获得39240.23元，投资获利29240.23元。也就是说，两年不到的时间里，选择现金分红比选择红利再投资少赚了36.69％!(假设认购、赎回费率为1％、0.5％)。
实际上，这就是“利滚利”的复利投资魅力，对于长期投资者而言，投资时间越长，分红频率越大，红利再投资的优势就越明显。此外，红利再投资不收取申购费用，对于增持看好的基金也很合算。虽然1％～1.5％的申购费率看似不高，但对长期投资而言，在复利效应作用下，微小的费用差异也能引起长期收益的巨大差距。在目前长期牛市的市场格局下，红利再投资将是中长期投资的省钱妙法，并能为投资者带来更大的投资回报。
当然，红利再投资也不是适合任何投资者、任何市场环境的。很多退休者或生活来源受限制的投资者，希望经常有投资收益来补贴家用，则选择现金红利就较为合适。同时，在基金净值进入下降通道，且下降趋势明显时，选择现金红利可以真正起到落袋为安的作用。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研究 篇12
David E.Bloom, Jeffrey G.Williamson在研究人口转变与东亚经济奇迹的关系时发现, 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 少儿人口比例迅速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 而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 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有利于经济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期”, 也叫“人口机会窗口”。David E.Bloom, David Canning, Jaypee Sevilla于2002年在《The Demographic Dividend: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Population Change》中明确指出, 人口转变所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的增加将产生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 即“demographic dividend”。Bloom和Williamson (1998) 以及Bloom, Canning, Malaney (2000) 认为东亚“经济奇迹”的1/3应归功于人口红利。
对于我国的人口红利, 学者们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王德文、蔡昉等人认为, 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所造成的人口红利, 对中国1982-2000年间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26.8%;不过, 有些学者认为, 人口红利归根结底取决于人力资本的储备和人力资源的开发, 开发出来就是大财富, 否则就是大包袱。
国内外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 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 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得到充分利用时所产生的额外的经济成果。尽管“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本身并不会导致经济更快的增长, 产生人口红利, 但它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人力资源条件和机遇。因此, 本文对黑龙江省的人口红利进行研究, 并作出基本判断, 以服务于黑龙江省的“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二、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基本情况
(一)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1. 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陈友华教授选择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标准人口, 给出了判断人口红利和人口负债的标准。他认为, 如果以65岁作为老年的起点, 总抚养系数在47-50时, 该人口进入人口红利期, 总抚养系数在44-47时为人口高利期, 在44以下时, 为人口暴利期;当总抚养比在53-59时, 为盈亏平衡期;一旦总抚养系数超过62, 该人口就进入了人口负债期。 (见表1)
2. 对黑龙江省人口红利期的判断
从表2可以看到, 黑龙江省总抚养比在“三普”以前非常高, 反映出20世纪50、60年代两次人口出生高峰对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 总抚养比快速下降。1982年, 总抚养比为62.05%, 仅仅6年时间就下降到50%以下, 达到48.59%, 下降了13.46个百分点。根据陈友华教授关于人口红利的判断标准, 20世纪80年代后期, 黑龙江省迅速由人口负债期进入人口红利期, 并于1990年左右进入人口暴利期, 并将持续到2025年左右, 整个人口红利期大约为40年左右, 这与全国人口红利期持续的时间相当。 (见表2) 但也应该看到, 每年大量的跨省、跨国外出务工人口减少了人口红利的实际实现程度。另外,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 人口年龄中位数也在不断提高, 劳动力资源储备也在不断下降, 是实现人口红利的潜在不利因素。
资料来源:1953年、1964年、1982年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5》,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8年;1990-2010年数据来自相应年份《中国人口统计年鉴》, 中国统计出版社;2020-2040年数据为黑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预测数据。
(二)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分析
“人口机会窗口”的开启只是为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发展机遇, 但它并不等同于“人口红利”。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考察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可以判断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
假设经济总产出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利用黑龙江省1978-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可得以下方程:
其中, Y代表经济总产出, 以黑龙江省生产总值表示;L为劳动力投入, 采用从业人员数;K为资本投入, 采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从函数模型 (1) 可以看出:劳动投入产出系数为0.766, 即每投入一个单位的劳动, 能带来0.766个单位的产出。不仅低于广东的2.849、河南的1.999, 而且低于新疆的0.908, 这与黑龙江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下滑、经济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实际相契合。
利用劳动投入产出系数 (即劳动力产出弹性) , 可以通过公式:劳动力投入对经济的贡献率=劳动力产出弹性× (劳动力增长率/GDP增长率) , 计算出各年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见表3)
从表3可以看出, 自1991年至今, 黑龙江省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小, 总体也呈现出较大的波动。从方程中可以看到, 劳动力投入与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相当, 说明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黑龙江省, 资本密集型经济比较发达。资本、技术、管理与劳动投入共同作用于经济增长。但资本与劳动力投入产出系数均较小, 可能与近年来的经济转型升级尚未完成, 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有限, 人才和劳动力大量外流有关。1999年、2000年、2001年,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负值, 2008年、2009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相比2007年突然下降, 或与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有关。“十二五”期间, 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总体呈上升趋势, 尤其是2010年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的大幅跃升, 应该是省委省政府大力实施“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增强了经济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的结果。这表明, 要收获人口红利, 必须积极利用充足的劳动力资源, 提高劳动力参与率, 促进充分就业。
三、充分实现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几点建议
目前, 黑龙江省人口红利处于暴利期, 劳动力资源充足, 抚养负担较轻, 为“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提供了良好的人口环境。但“人口窗口”的开启仅仅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机会, 要充分实现人口红利, 还要以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和充分就业为前提。为此, 必须创造条件, 使人口和经济协调发展、相互促进。
(一)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黑龙江省“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的不断推进, 为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形成高新技术产业为先导、基础产业和制造业为支撑、服务业全面发展的产业格局提供了有力支撑。应借助国家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有利政策, 依托“八大经济区”和“十大工程”建设, 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充分利用人口红利期劳动力资源充足的优势和地处东北亚中心的有利地理区位, 吸引国内外投资, 加快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增强二、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最大化实现就业, 促进黑龙江省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
(二) 加大人力资本积累力度
研究表明, 接受高中及以上层次的教育, 是显著提高工资的重要转折点, 也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明显标志。因此, 深化教育改革, 逐步提高义务教育的年限, 覆盖高中阶段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 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 是提高黑龙江省人力资本的重要举措。另外, 进一步加大职业技能培训力度。充分利用国家农民工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平台, 做好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鼓励企业、职业技术院校以及高校广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把岗前培训、岗中培训、进修深造等方式结合起来, 打造学习型社会, 为三次产业升级转型提供更多的智力支持, 提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以便在“人口机会窗口”开启期收获更多的人口红利。
(三) 改善劳动力的就业环境
近年来, 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 大量的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和从国企改革中分流出来的下岗工人涌向东部沿海城市, 出现了“孔雀东南飞” (指技术人才) 和“麻雀东南飞” (指普通劳动力) 的现象。除了大规模的人口外流, 省际迁移也非常活跃。根据公安部门的统计, 黑龙江省每年迁出20万人左右, 迁入仅8万人左右, 净迁出12万人左右。大量人才和劳动力外流, 严重妨碍了黑龙江省人口红利的实现。因此, 黑龙江省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从以下几点改善劳动力就业的环境:一是逐步提高劳动力的福利待遇, 健全社会保障、规范企业用工, 充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二是大力发展劳动力服务市场, 提供针对性就业指导和服务, 减少他们在劳动力市场的搜寻摩擦, 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三是发挥黑龙江省“黑土文化”软实力的作用, 给予劳动者以更多的人文关怀, 做到以福利待遇吸引人、以社会服务留住人、以人文环境感动人, 用良好的就业环境引导省内劳动力有序向二三产业转移、外省劳动力积极向黑龙江省流动, 促使更多、更好的劳动力人口参与、推动黑龙江省经济社会以更高的质量、更快的速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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