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人口红利（精选10篇）
二次人口红利 篇1
0引言
作为过去数十年间中国发展的重要源泉,人口红利支撑了资本加上劳动力投入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按照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的总量9.4亿,到达顶峰。从2013年起,人口红利将不再增长,呈零增长,之后还将转入负增长阶段,预测到2020年大体上降至9.1亿。学者们从人口转变理论出发,利用人口预测结果等经验材料论证和检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1,2]。而学术界对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发展是否存在促进作用存在两种不同观点。Cervellati&Sunde[3]、蔡昉[4]、朱超等[5]分别从人口结构、劳动供给、储蓄率角度,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呈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但是,也有学者并不认为两者存在正向关系。Prskawelz&Sambt[6]、黄润龙[7]从抚养与储蓄的关系、国家和个人的自主能动以及生态角度,认为人口红利对经济的正向影响十分有限。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人口红利在有条件下能够起到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因此在国内外研究理论和中国实际情况背景下,探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巨大潜力,及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研究具有一定理论和实践意义。
1人口红利内涵
最初的人口红利的概念是安德鲁·梅森在1997年研究东亚经济奇迹时提出的。后来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在《世界人口现象(1998)》中正式使用人口红利这一词语。人口红利又称人口机会窗口,是一种“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结构。国内学者通常认为人口红利或人口机会窗口是在人口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对国家经济增长起积极作用的人口因素,这种人口年龄结构优势会致使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人口生产性强、社会储蓄高。也有学者认为人口红利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的人口年龄结构,这种年龄结构可以使社会劳动力和就业机会增加,同时,带来人力资本提升,投资和储蓄的增加。总结来说,以上观点有两大共同之处,就是人口红利会增加劳动人口数量和减轻社会抚养负担。根据对已有相当数量的研究文献的研究分析,学者们普遍将人口红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次人口红利是由于过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增长快,而对高储蓄率的形成和劳动力供给有利的人口结构优势。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由于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可能产生新的人力资本供给和新的储蓄动机的人口结构优势。本文从发展概念角度,将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概念归纳为以下四类。
1.1从养老储蓄的角度。“第二次人口红利”是指具有经济理性的经济主体为了防范人口年龄结构的正常变化,将一生的收入和消费在生命周期内进行平滑,在其创造生产效率较高的时期,将收入变成储蓄,以求取最大效用,这主要反映在人口转变的特定阶段。因为劳动年龄人口比例的提高,增加了资本供给和国民储蓄率,利于经济增长[8]。
1.2从资本和财富创造的角度。基于人口结构正常和持续的老龄化,政府和企业经营者会调整政策和市场个体行为,因而会导致社会资本积累的数量和速度增加,最终使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和劳动者人均产出提高,第二次人口红利由此形成。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从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财富生命周期的关系中产生的[9]。
1.3从国民储蓄率下劳动力供给角度。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对储蓄率和劳动力供给产生的正面效应是第二次人口红利的来源。除了养老动机所带来的储蓄增长,劳动人口由于健康水平和预期寿命的提高,会延长实际工作年龄,这样也会利于经济增长[10]。
1.4从老龄化预期下经济行为调整的角度。基于养老和人力资本的理性预期,经营决策者会调整对自身的决策行为,如调整养老保险中的储蓄比例、教育投入等,这一在人口转变中促进经济发展的方式可称之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也会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11]。
2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自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1798)》问世以来,学者们在探寻人口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道路上一直在探索。学者们普遍认为: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之间是有中介变量的。(1)人口红利所带来的庞大劳动力数量和比例,有利于经济增长。特别是在劳动力规模和分工、劳动力参与和劳动力质量上影响经济增长。(2)抚养负担低的人口结构会影响储蓄率进而影响经济增长可持续。(3)人口结构影响公共投资方向,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老年或少儿抚养负担的不同,会对国民收入中非生产性消费支出和公共投资产生影响。从上述的理论可以得出:人口红利是通过一定的传导机制作用于经济增长的。
西方发达国家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其人口转变因经历时间较长,因而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增长的关联并不十分明显。而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尤其是东亚国家,由于人口转变的历程较短,通常只用几十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转变历程,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和经济高速增长之间因而表现出了非常强的关联性。通过观察这些“人口红利”期的国家,发现相同的“人口红利”期所导致的经济增长的不同结果,这也意味着“人口红利”导致经济增长是有条件的。
2.1劳动力资源利用率的提高。充分利用丰富劳动力资源,兑现人口红利,社会的就业压力才能够得到减轻。相反,劳动人口规模超过经济发展需要会致使“人口红利”持续时间缩短,同时使“人口红利”减少,可能还会成为“人口陷阱”。因此,兑现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的核心是保证充分就业。2.2劳动力配置效率的提高。在技术水平不变条件下,对现有劳动力资源进行合理的重新配置会实现“人口红利”。最主要的是破除限制劳动力流动和转移的制度政策,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正常有序流动,建立具有可持续的社会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保障体系。
2.3劳动力人口素质的提高。较高的劳动力人口素质可以形成人口质量红利,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持续增长和人口红利的最大化兑现。因此,最主要是在全社会大力普及和投资健康和教育,促使人力素质资本累计。
3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增长
现阶段,科学认识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对政府制定公共政策、企业开展经营活动以及劳动者的个体行为至关重要。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以促进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应该从以下多个视角进行把握。
3.1从老龄人的消费需求资金来源角度
老龄人消费需求资金主要来自养老保险、储蓄,以及转移支付。中国实现第二次人口红利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合理的养老金积累机制。目前的养老保障主要依赖现收现付,即依赖自身的资金状况来养老。而需要建立的是一个具有积累功能的养老保障制度,即利用劳动者的储蓄需要和养老期望,提高储蓄率,激活资本市场实现增值,进而在资金上能够累计的养老保障制度。同时,家庭消费结构会因社会保障的不足而不断调整,大部分家庭为确保家庭保障支出,会减少消费及投资教育上的支出,这样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此,开发这类第二次人口红利还受到社会保障水平和社保基金投资模式的制约。应该逐步建立起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养老、医疗、大病保障、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障,以及提高政府及社会群体投资社保基金的制度体系。
3.2从教育资源的扩大的角度着眼
由于少儿人口数量比重的缩小以及社会普遍对后代教育投资重视程度的提高,同时,供养少儿人群的能力和水平的提高和老龄化的家中,劳动年龄人口对教育支出投资和支出投资率不断增加。因此,我国政府及相关教育部门要不断改进教育的硬软件水平,通过教育投入不断提高劳动者的人力素质资本,加速人力资本积累速度,同时依赖人力资本本身缓解老龄化对经济的不利影响。同时为了避免提高劳动参与率引起部分劳动者就业困难的问题,需要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尤其是高中阶段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对就业者进行中长期的职业培训,提高能力水平适应社会需要。
3.3从劳动参与率的扩大角度着眼
根据中国现实情况逐步延长退休年龄,保持劳动力供给的充足,缓解养老负担,促进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实现的途径之一。延长退休的阻力在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相对于西方国家而言,并未形成长期短缺的常态,采取延长法定的退休年龄的政策,可能会让年龄较大又需要工作维持生活的劳动者或者是人力资本存量不高的人群走向失业。由于正好走过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过渡时期,中国目前接近退休年龄的那部分人群的就业竞争优势相对不足,人力资本存量普遍较低,这个时间采取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政策会令其陷入困境。因此需要加强对这一群体的思想开导以及就业者职业教育培训,根据条件的成熟逐步推行延长退休年龄的政策,以扩大劳动力资源的供给和参与率。
3.4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着眼
开发老年人同样适用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当前,除了一部分基本丧失生活自理能力需要有人照料和关怀的老人外,还有大部门身体健康、精神充沛,具有较强劳动能力,能够并愿意再就业满足自身物质和精神需要的老年人群体。他们中有享受退休金和退休待遇,也有的没有,不管是基于提高生活质量的需要还是其他什么目的,他们都同等享受再就业的权利。特别是在当代,伴随着身体素质的不断提高以及人均寿命延长,大量有着丰富社会实践经验的退休职工和社会培养的中高端专业技术人才要求重新再就业,为社会经济继续发挥余热,开发这类中国老龄化人口的“二次红利”至关重要。
3.5从完善资本市场的角度
目前,我国的老年市场仍然面临无序和不成熟的状态。一方面,很多企业由于不能对老年人消费习惯、消费特征和购买力水平进行准确的市场定位和分析,在市场中采取一哄而上,不断推出不合适的老年产品,最终因生产出来的产品不适应市场的需求而惨败退出;另一方面,进入新时代,中国的老年人随着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的改变,消费需求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如对生活保健品、日常老年用品、社区服务等产生需要,但少有企业关注到这一点,进而很少有企业从这方面拓展业务和市场。因此,从全局上看,随着老龄化进程的加速,中国养老产业和养老市场具有巨大潜力,我国政府需要在企业和市场中牵线搭桥,创造良好的老年市场投资环境,引导企业把握市场脉搏,进入老年市场的空白区域,投资契合老年人需要的产品和服务产业。
摘要：基于国内外研究理论以及中国实际情况,本文梳理和论证中国红利逐渐消失的判断和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从老龄人的消费需求资金、教育资源的扩大、劳动参与率的扩大、劳动力供给,以及完善资本市场的视角开发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巨大潜力。
关键词：经济增长,第二次人口红利,影响机制
从人口红利到机器人红利 篇2
被视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样板的富士康，最近豪掷50亿美元在印度建厂。而一份针对在中国建立制造基地的欧美日企业的调查表明，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快速上涨，再加上工业机器人性价比的快速提升，有超过40%的在华外资企业有将制造业基地回迁的意向。
事实上，《经济学人》曾断言，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末期凭廉价劳动力突然成为制造业大国的中国，将再度成为无足轻重的制造业国家。
坐以待毙不如主动拥抱。位于深圳的一家名叫雷柏的制造企业，在4年前有3000多名工人，而现在的产值是4年前的2倍多，但雇用的工人只有1200多名。原因是这家公司购买了200多个工业机器人。中国最大的白色家电制造商美的公司在2013年总共投入1.2亿美元来购买包括工业机器人在内的各种智能制造设备，少雇用了员工3万多人。美的所在的广东省佛山市，不仅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生产设备的数字化转型，而且出现了数十家从事工业机器人生产和制造的企业。
中国人口最多的城市重庆，已经宣布努力打造中国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制造基地。而另外一个大城市武汉宣布将与重庆竞争。
企业成本账
近几年，城镇单位制造业平均工资年均上涨14%，私营单位制造业工资也出现类似涨幅。我们算一笔简单的经济账。以长三角为例，一个工人按年成本5万元核算，两个工人三班倒，就是6个人工，一年工资成本约30万元；再加上社保等，以三年投资回报期计算，也要100多万元。而这样的成本投入，完全可以买机器人了。
2014年，杭州康奋威科技有限公司销售了80台自动串焊机，每台售价在160万元左右。据介绍，串焊机可以取代10个12小时一班的工人，一天可以节省20人。如果以每人月薪3000元计算，一年下来节省的人工成本近200万元。采购这台机器设备的投入，一年时间就能回本。
可以想见，中国劳动力成本的迅速上升，让现有制造生产模式从人力转向机器化成为企业的必然出路和选择。以声称要在2015年前实现70%自动化生产率的格力为例，2013年以来，通过对机器人的使用和自动化改造，位于珠海的格力空调注塑厂，人员从最初300多人减少到100多人，生产效率却提升了20%。
何处下海
机器人制造是毋庸置疑的蓝海。其应用最广泛的非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莫属。中国目前拥有全球最大的汽车制造业，其对机器人的需求占了全国的60%。据统计，2014年中国市场共销售工业机器人约5.7万台，较上年增长55%，约占全球销售量四分之一，连续两年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尽管如此，我国每万名产业工人所拥有的工业机器人数量仅为25台，跟韩国的347台、日本的339台无法比拟，甚至还不足国际平均水平58臺的一半。跟国家要求在2020年达到每万名员工使用机器人台数达到100台以上的目标相距甚远。
对有志于进入机器人产业的企业和创业者来说，找大行业可以说是当前最理想的方式。
首先，不是每个领域都能用机器人代替人力。其次，也不是每个需要机器人的行业，其市场容量都是一样的。接下来几年，一般制造业尤其是电子行业迅速崛起，将取代汽车产业成为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的主要力量。据预测，到2020年国内机器人系统集成市场规模将达到2000亿元，其中一般制造业1400亿元，汽车行业600亿元。
打通任督二脉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4年底，有70余家上市公司并购或者投资了机器人、智能自动化项目，而中国机器人相关企业的数量已经超过了4000家。
不过中国企业对工业4.0的主动拥抱并不能完全打消我们对于中国制造业的担心和疑虑。中国在传统的高科技产业中，向来缺乏自主研发的核心技术。在工业机器人领域，上游是核心零部件，主要是减速机和控制系统，这相当于机器人的大脑；中游是机器人本体，就是机器人的身体；下游是系统集成商，而中国约95%的企业都集中在这个环节上，赚取的利润不多。
只有产业链各环节的上下联动，让资源能源流通起来，才能发挥最大潜能和效用。比如国产机器人产业链的厂家，那就潜心做核心技术；集成商们，好好深究市场应用需求；相关研究院校，则可以静下心来搞科研，并思考着如何把科技成果变成现实。只有这样，中国的机器人产业才有可能真正爆发，深耕的企业和涉足的创业者才能有机会收获到机器人制造业发展的成果。
“人口红利”与“人才红利” 篇3
有些跨国公司也开始考虑把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 如阿迪达斯关闭了其在华的唯一工厂, 耐克出于生产成本的担忧也在考虑“出走”, 与此同时, 越南等东南亚国家正逐步取代中国成为新的制造业基地。中国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如此看来, 没有了人口红利的中国经济确实面临很大挑战。但事实上, 我们对人口红利的认识一直存在误区。
现在讨论中常犯的错误, 就是把人口红利同劳动力数量混为一谈, 认为劳动力数量高就有更多的人口红利。却忽略了人口素质提高、寿命延长、劳动生产率提高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等动态指标, 一些人所担忧的只是“静态人口红利消失”, 并由此片面夸大了中国经济面临的风险。
其实, 人口红利消失并不是坏事, 往往是不发达的经济体才有人口红利, 发达国家对此很少谈及, 他们更多在意的是人才红利。人才红利是指由于人才的规模增长及其充分利用所产生的超过同样数量简单劳动力投入所获得的经济收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 依赖低成本开拓市场、增加资本积累的优势必然会消退, 而教育、科技的投入将会提升劳动者素质, 促进企业转型升级。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认为, 决定价值的是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 价值量同消耗的劳动量成正比。他区别了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 指出在相同的时间里复杂劳动者比简单劳动者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 高质量的劳动力在数量上可以折算为成倍的普通劳动力, 缓解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的影响。
中国有庞大的高等教育体系, 相对价廉的高素质人才正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优势。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 2010年中国大专以上人口达到1.2亿, 高中以上人口达到3亿, 远高于第五次人口普查时的4571万和1.9亿。这说明中国的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质的变化。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在准备将低端生产线迁出中国的同时, 却已经开始将研发机构迁往中国, 他们正是看中了中国的人才优势。比如, 在2013年, 苹果称欲投入1亿美元把在华部分电脑生产线迁回美国, 近乎同时, 苹果CEO库克称将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 并把部分App Store服务器搬到中国。目前, 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研发中心甚至全球研发总部至少有1600余家。有资料显示, 中国每年招收的博士研究生达6万余人, 其中理工科博士占到40%, 此类高素质人才数量已超美国;而国内研发人员人力成本不足欧洲和美国的20%。相对于后起的发展中国家, 我们的工人技术水平远高于他们;相对于发达国家, 我们的技工工资又比较低, 这样, 我们就形成了新的“人才红利”。
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 证明中国创造财富的能力在逐步提升。未来, 人才红利将不断发力, 促进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劳动生产率提高, 从而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稳健发展。
智慧人口红利 篇4
大数据时代不仅仅是作为技术发展的副产品而来的，它是人类进步发展所带来的价值多元、目标分散化的时代特征所决定的一种“必然”。那么，面对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究竟应如何应对呢？
毋庸置疑，大数据技术在实际层面的运用，已然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日常生活。大数据也在潜移默化中重塑我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数据开发成为理解和解决许多问题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而数据的开发，从根本上来说离不开人本身。人们对数据的开发和利用激发全社会的智慧和创意，能为人类自身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数据红利。
从哲学的角度看，工业文明的基本逻辑是和西方的哲学体系高度契合的。西方的哲学体系比较强调逻辑、物质的力量，这和工业文明所依赖的机器、分工协作是契合的，因此工业文明起源于西方并在西方高度发达，也就不足为奇了。而到了网络文明阶段，又开始回归到人自身去探求世界发展的原动力，因此重视人自身是网络文明的基本逻辑。
反观东方哲学思想，大多是更强调人自身的力量，从这一点上来看，是和网络文明的基本逻辑高度契合的。因此有理由相信，在网络文明时代，中国等国家将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良机。就此而言，从淘宝、微信的商业实践上，已经能看到些许端倪。
我们也可以把新经济时代的商业称作是开发、分享人的资源的商业，这不同于以往的劳动力人口红利，而是一种新的人口红利，可把它称作“智慧人口红利”。
劳动力人口红利的时代已经告一段落，现在正进入智慧人口红利时代。所要分享的已经不是单一劳动力通过劳作所创造的价值，而是要想办法把每个人头脑里面已有的和潜在的创造力，都变成是企业的价值、社会的财富。
这一价值的释放过程，就是新生产力的开发、使用过程；这些新生产力，即兴趣、爱好、分享、社交等在工业时代都不是生产力。如果在思考企业转型时，能够把这些生产力都变成是企业经营的一部分，就可以占领新产业生态的有利位置了。
而文化的传播并不一定需要高昂的成本，所以并非一定要通过分摊的方式来做生产方的规模经济效应，而是可以借助于网上社区的力量，让每一件商品或服务具备自我扩散的能力，从而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
中国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篇5
在过去30多年中, 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重要作用。根据蔡昉此前的研究, 1978年至1998年, 劳动力从农业部门转移到非农部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2%, 1982年至2000年人口抚养比下降, 对人均GDP增速的贡献率为26.8%。人口红利的下降, 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根据雁行理论, 随着产业转移, 一些产业会在不同国家先后经历兴衰的过程。
蔡昉认为, 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占比已经出现下降, 不过, 由于中国各省市间的劳动力成本、资源禀赋、工业基础等的巨大差距超过许多国家间的差距, 并且, 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一组国家能够取代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制造中心的地位, 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仍有空间。
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资产份额从2003年之后即开始下降, 目前已是负增长, “这意味着制造业或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已经在发生”。
上海“人口红利”效应初探 篇6
“人口红利” (Demographic Dividend) 是指一国人口结构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一段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少儿与老年抚养负担均较轻的时期, 经济由此获得额外增长源泉的现象。一国在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转变过程中, 有一段时期 (一般在三十年左右) , 总人口中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上升, 人口年龄结构呈现“中间大、两头小”的特征, 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裕, 劳动成本低廉, 储蓄率高, 往往成为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该概念于1997年首用 (Mason Andrew, 1997) 。后来有研究表明, 造成东亚崛起奇迹的部分原因是在1965—1990年由人口转变导致的劳动年龄人口比受供养人口以快得多的速度增长。而随着一国的人口增长和人口转变, 当该国大部分人口处于劳动年龄阶段的时候, 这个额外增加的生产力能够为经济增长创造出“人口红利” (David E.Bloom, 1998) 。进一步的研究证明, 在所谓的东亚奇迹中, 人口转变因素的贡献高达1/3-1/2 (蔡昉, 2004) 。
目前, 中国学界一般以瑞典1957年生命表人口作为评判人口红利的标准。结合上海市1953—2008年总人口抚养比的变化趋势可以得出, 至少从1982—2008年这26年时间里, 上海市处在人口红利期内, 且属人口暴利阶段, 是绝佳的黄金发展时期。由上文可知, 人口红利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上海从1982年开始进入人口暴利的阶段。这表现为在1982—2008年间, 人口抚养比与全国相比, 要低10%~20%, 而这近三十年正是上海经济奇迹的时期。本文想要探讨的是, 上海为什么能维持理论上的人口红利期?上海经济奇迹与所谓的人口红利有关系吗?
二、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
上海之所以持续近三十年理论上的人口红利 (确切说是人口暴利) , 与持续增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密不可分的, 因为历年人口普查和抽查的统计包含了外来务工人员。统计显示, 上海的外来务工人员的数量及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呈逐年增长的趋势, 从1978年的6万增加到2008年的517万。其在总人口的比重也持续上升, 由1978年的0.5%上升到了1978年的27.4%。如果加上“半年内流动人口”统计数据, 则2008年末人口达到642万, 占到总人口的31.9%。
可见, 来沪外来人口数量越来越大, 已经达到上海总人口的1/3了。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人口是什么样的年龄结构呢?从“第五次人口普查外来流动人口来沪原因”表格中, 我们发现, 2000年上海外来人口的387万中,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339万, 占到整个外来人口数量的87.6%, 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经济原因的人口为284万, 占整个外来人口的73.4%。虽然五普数据跟现在相差九年, 人口数量有很大差异, 但是外来人口的年龄结构却具有代表性。
但是, 产生人口红利的“人口机会窗口”并不等于经济的高速增长, 因为它只是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可能性, 而不是必然性 (穆光宗, 2006;于学军, 2003) 。人口红利效应, 必须在劳动力资源充分利用、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有效供给以及提高劳动力质量投资的情况下才能得到良好发挥 (铁水映, 2009) 。
三、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经济发展
1. 外来务工人员与上海城镇失业率。
中国的城乡人口流动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资源配置方式, 因为分散发展农村工业成本很高, 会带来很多问题, 还是要走发展城市的道路。原因在于城乡劳动力就业行业不同, 农村劳动力进入的往往是城市居民不愿意干的行业, 在这种情况下, 农村劳动力流入不会加重城市失业 (周天勇, 2001) 。
上海市教科院职成教研究所课题组的研究发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调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呈现“三低”现象, 一是年龄结构低, 以青壮年为主体, 年龄在15~34岁的多达208.03万人, 占总人口的73.2%。二是职业技能低, 主要在生产一线, 大都缺乏专业技能, 其中82.27万人为商业、餐饮、居民生活服务人员, 占总数的28.9%。81.76万人为制造加工及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占28.8%;建筑施工人员55.53万人, 占19.5%;农林牧渔人员20.74万人, 占7.3%。三是文化程度低,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达86.05%。因此, 外来务工人员的素质亟待提高 (上海教科院, 2008) 。正是由于外来务工人员的教育程度和职业技能较低, 他们在上海只能从事城市人不愿干的脏、累、重、险活, 因而他们的涌入基本不会影响上海的城市人口就业率。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的数据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1978—2008年30年间, 上海的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仅呈现缓慢上升态势, 始终没有突破5%, 而不是出现陡然的波动。缓慢上升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与农民工的流入无绝对关系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2. 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的就业状态。
在不影响城市人口就业的情况下, 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基本充分就业的状态。农民是充分理性的, 在流入城市之前会考虑城市的预期收入和找到工作的几率, 在没有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不会轻易流动。而且, 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农村有地, 当他们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可以退回到生活成本低的乡村务农, 如本次金融危机就引发了大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返乡潮流。因而,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是基本处于就业状态的, 如若不然, 就会大批返回农村或选择其他城市。
这一点得到了经验材料的支持, 据2006年对外来务工人员的一次抽样调查显示, 2 568个有效样本中, 除一人资料情况不明外, 其他人全部处于在业状态, 就业率接近100% (上海农民工调查课题组, 2007) 。另有“长三角16城市农民工现状调查”课题组对上海外来农民工的抽样调查也显示, 从农民工目前工作状态来看, 有工作的比例比较高, 为99.1%, 没有工作的比例较低, 仅为0.9% (林建永, 2007) 。
虽然经济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震荡, 致使许多农民工失业, 大批农民工返乡, 但是上海并未出现这种大批农民工返乡的局面, 这从2008年年末数据中可以发现。2008年年末外来人口与往年相比持续增长, 达到历史新高的642万, 与2007年相比增长了22万 (上海统计年鉴, 2009) 。
3. 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的经济贡献。
如此数量庞大的外来务工人员在上海从事脏乱差且待遇低的工作, 既没有影响上海城市人口的就业率, 又使这个庞大数量的人口自身处于基本就业状态, 他们辛勤的汗水有没有给上海的经济发展带来贡献呢?
据统计, 2003年, 外来劳动力对上海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0%以上 (陈振功, 2004) 。韩乾认为, 上海经济增长的首要原因是产业结构的调整。1991年, 上海第三产业占上海市GDP的34.58%, 2001年上升到50.69%。从1995年开始, 上海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开始超过第二产业 (韩乾, 2003) 。而第二产业中的建筑业和第三产业中的大部分服务行业中, 外来务工人员占到绝对比重。例如, 在建筑业, 改革以来, 上海每年有65万左右农民工从事建筑业, 占了全市建筑施工从业人员的80%, 成为上海城市建设的主要力量 (汪建然, 2007) 。若以工资收入计算, 按2006年农民工月工资1 413元的水平和2006年年末上海常住外来人口627万的标准估算, 2006年全年外来人口在沪的工资收入达到1 054亿元, 这个数字是2006年全上海财政总收入的22.9%。
综上, 从外来务工人员对上海城市失业率的影响较小、外来务工人员实现了自身的充分就业等角度考察可以发现, 外来务工人员给上海的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四、结论
浅析我国人口红利及其开发 篇7
人口红利是指人口转变的结构性的变化所导致的积极的经济影响, 表现为当高少儿抚养比阶段向高劳动年龄人口比阶段转变的过程中, 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增加而带来了高储蓄率, 并引致较高的资本积累。[1]人口红利透过年龄结构这一视角, 重新考察社会人口转变的过程, 打破了传统的基于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三率协同演进的定式。与人口红利相对应的人口红利窗口, 认为在人口转变过程中会逐渐产生一个中间大、两头小, 且有益于经济发展的人口年龄结构, 主要是建立在人口负担系数较小的基础上。当然, 处于人口红利窗口期并不就有人口红利实际大量存在, 只是隐含着人口红利的可能。人口红利窗口不等于人口红利, 主要在于两者之间缺乏能否兑现这一必要条件。若不考虑外界因素, 可以认为人口红利在人口红利窗口开启、人力资源相对丰富与人力资本充足的情景下方可使有效的存量资本向增量收益过渡, 而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动能。
人口红利能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 提高要素的边际收益, 加快经济增长。它主要表现在: (1) 创富效应。社会充分就业假设下, 适龄劳动力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将直接转换为人口参与经济协作所取得的社会财富。 (2) 投资效益。适龄劳动力比重大, 同时也意味着人口赡养率低或劳动力人均负担率低, 加之崇尚节约的文化传统, 使得挤压出大量的资金流向银行, 倘若资本市场发达, 储蓄迅速将转化为投资, 发挥资本要素的乘数效应。 (3) 积累效应。在人口老龄化还未出现时, 假设公共财政恒定, 社会保障支出比较少, 也就意味着国家变相创造一部分社会财富。
二、影响人口红利效应的因素分析
1、人力资本存量
人力资本禀赋的优劣直接关系就业机会的获得, 进而影响人力资源的利用。尽管我国已步入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 但从总体来看, 城乡劳动力素质仍处于较低的水平,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供给结构尚不平衡, 这无疑阻碍了经济的持续发展。据统计, 中国至少有1/3-1/4为15—25岁的农村劳动力在城镇就业, 大多不到应有的教育与培训。低成本劳动力的创造力也相对较低。例如制造业1小时劳动力的价格, 美国需要30美元, 中国仅为2美元, 而美国的劳动生产率也比中国高10-20倍。所以提高劳动力成本才是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关键。
2、劳动力流动
人口红利充分挖掘的前提就是通过劳动力自由流动, 使处于劳动年龄段的人口均找到适当的就业岗位, 以减少劳动力的闲置。城乡之间劳动力的双向流动, 一方面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资源转移到城镇, 延长了城镇人口视窗的开放时间, 推迟老龄化到来;另一方面促进城市劳动力向农村的流动, 直接加快了城镇化水平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有助于农村人口红利的兑现。但目前我国城乡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依然存在、就业信息传递迟缓, 极大地劳动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3、养老保障制度
一般来说, 劳动年龄人口规模越大、占全部人口比重越高, 则潜在的储蓄能力越强。当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减缓、老龄化加剧时, 就会出现储蓄率下降的现象。因此如何维持储蓄动机、提高储蓄率是兑现人口红利的核心问题。而这主要取决于养老保障制度。自1997年我国逐渐形成了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双支柱模式。但因历史欠账问题突出、社会统筹基金短缺, 致使我国整个养老保障体系实质是百分之百的现收现付制。而随着养老负担大幅上升, 一旦财政补贴不足或个人账户挤用过大, 就会形成一个巨额缺口, 现收现付制将难以为继。
三、充分开发人口红利的途径
人口红利并非是经济永久增长的源泉, 它伴随人口结构转变的完成而最终消失。因而充分开发人口红利来推进经济可持续增长是当务之急。
1、提高劳动者素质
人口红利的兑现途径已从劳动力数量增加转变为人力资本存量增加。而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主要基于劳动者素质的提升。为此, 政府要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扩展教育领域和受教育时间, 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完善就业培训体系, 针对不同的年龄阶段、文化层次、就业需要, 适当地安排不同的培训内容, 尤其建立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政府补贴机制;大力推进职业技术教育, 培养各种专业人才, 最大地满足市场的需求。
2、促进劳动力流动
未来城市劳动力主要来自于农村, 而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一系列政策却成为限制城乡劳动力有序流动的最大障碍。因此, 只有消除此类排他性的政策措施, 方可保证农村剩余劳动力快速畅通地转移出来, 减少人口红利的耗散。所以政府应努力保障职业选择市场化、劳动力市场运作规范化、就业机会公平性。同时, 要建立相关政策法规来引导城市劳动力向农村转移, 并借助工资杠杆来回报他们为消除城乡二元格局所作出贡献。
3、改进养老保障模式
为应对老龄化挑战, 须改进现有的养老保障体系。首先要根据人口结构的变化, 实现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 使之具有可持续性;其次要把广大的农村转移劳动力纳入到新的保障体系中来, 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 从而实现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平稳过渡。此外, 可以适时调整退休制度, 实行退休年龄弹性制。依据不同职业要求, 合理划定工人最佳的退休年龄, 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人口红利期。
参考文献
二次人口红利 篇8
一、我国“人口红利”独有优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之快速被外界称为奇迹,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大原因就是“人口红利”。“人口红利”的计算要综合考虑就业、收入及对经济增长等其他变量的影响。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左右停止增长, 不足的问题很快就会到来。但我国独有的优势很可能会使局面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一) 我国的城乡二结构使得情况有了一定的转机, 数量庞大的农村人口人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为城镇提供劳动资源。
由于目前我国的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大多偏低, 所以进城务工的工人占据了大多数的社会底层劳动岗位, 他们成为了城市最坚实的基层劳动力。
(二) 在老龄化的初期, 新进入老龄化阶段的人往往有较高的储蓄率和储蓄倾向。
也有人将其看做第二次“人口红利”期。刚刚步入老龄化的人口的储蓄额处于巅峰状态, 他们拥有非常高的储蓄、理财欲望, 若能最大程度上的发挥储蓄金额的效率, 让资本得到合理的回报, 就极有可能开辟第二次“人口红利”时期。
二、我国“人口红利”的弱势
虽然在表面上看来我国的“人口红利”在短期内还有继续维持的可能, 但剖析到深处我们会发现很多阻碍我国特有优势发展的几点弱势:
(一) 劳动年龄人口老龄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的大学生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 并且很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1.毫无工作经验的大学生成为了社会中下级的劳动力, 有些大学生为了找到匹配自己身份、能够实现自己职业生涯规划的工作不惜一段时间内在家待业。当大学生已不再是应届毕业生时社会对他们的要求已经有所提高, 而他们本身却没有提高。2.长期待业的大学生会成为“抚养人口”, 成为社会的负担。他们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财富还会造成劳动力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 农民工虽然人口数量众多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
1.农村劳动力人口素质普遍偏低, 工作岗位普遍在第二、三产业, 重头主要在建筑业、制造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人口红利”的实现程度。农民工属于低素质、低成本的劳动力, 他们的创造性相对较低, 他们转化为现实劳动生产力的实现程度相对较低。同样的基层工种一小时的工作报酬, 美国就相对于中国要高出10-20倍, 所以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成本成为中国实现“人口红利”的关键要素。2.城市文化对农民工产生“排他性”使其游离在城市文化范围之外。农民工的收入较低、文化素质相对较低, 他们没有像大多数城市人那样受过高等教育。城市的高文化氛围使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受到很大的局限。他们无法融入到城市文化氛围当中, 虽然长期的在城市工作却完全找不到归属感。这使农民工的工作生活没有乐趣和温暖, 工作也只是为了糊口而已。3.近20年农民工工资几乎无涨势, 工资的拖欠也是家常便饭, 这使得农民工进城成本太高, 收入很低并且无保障。近几年每逢佳节都会有媒体报道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 农民工的收入本来就不高, 多数农民工的家乡又距打工的城市千里之外。对他们来说回家的成本本来就非常高, 付出的工作努力又得不到应有的回报, 更有人由于不懂得劳动合同被骗取劳动力而得不到任何回报。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没有保障, 同时又没有能够挽回的有效办法, 这使得农民工的进城成本过高。
三、解决“人口红利”消失有效办法
在劳动力人口急速下降的今天人力资源部门急需采取必要措施应对困难, 蔡昉在2013年提出政府应该营造一个“创造性破坏”的环境, 就是让有效率的企业生存发展, 逼着效率低下的企业提高效率。
(一) 从企业的角度来看。
1.要尽可能的提高现有人力资源的工作效率。企业要对优秀、上进的基层员工进行专门的培训, 并且定期变换岗位, 让人才得到最大程度的锻炼。这样不仅有助于员工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的实现更有利于企业目标的达成。2.要将岗位细化, 尽量做到在面试环节最大程度了解可能被录用的员工。岗位的细化会为没有工作经验的应届大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而在招聘时尽可能的了解可能被录用的面试人员的能力和特长, 会做到人才适岗, 不浪费人才。让员工对自己被分配的岗位工作感到如鱼得水, 尽快的有企业归属感, 从而减少人员的流动。
(二) 从社会底层劳动力角度来看。
1.要增强对农民工先进技术的培训, 技校升专科会让农村劳动力人口看到自己未来的工作希望。更高学历的工人就能够胜任更多的工作岗位。2.要改进雇佣关系以及农民工待遇, 政府不仅要制定规范的农民工劳动合同并监督劳动合同的实施情况还要为工人开设专门的投诉热线, 让拖欠工资的组织无路可逃。
总体看来2013年后我国的“人口红利”会逐渐消失, 但如果国家出台相应政策, 让刚走出校门毫无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就业或自主创业, 使他们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能, 为国家创造更多的利益。让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有技术的提升, 能签到正规、可靠的劳动合同, 拿到应得的工资。企业也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努力提高效率, 做到人才适岗不浪费人才, 我国的第二次“人口红利”时代很可能会卷土重来, 再创佳绩。
参考文献
[1]半月谈时事政治: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减挑战.2013, 03版.
[2]第一财经日报.2012年06月16版.
[3]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研究员.人民日版, 2012.05.01.
“人口红利”和“工资倍增” 篇9
针对这种“国富民穷”的现象，中国有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家，纷纷站出来或讲话或著文，仗义执言，为民请命，既为“人口红利”的创造者打抱不平，又为政府决策者出谋献策。岂能“让马儿跑，又让马儿不吃草”！“欲取之，先予之”。这是起码的“牧民”常识。
“人口红利”，谁是最大的获益者？这是必须首先搞清楚的关键问题。我在一份属于内参的“特供信息”中读到一位经济时评家的文字，让人信服，爰录之后：“有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认为，这30年来中国经济建设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除了改革开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有‘人口红利’，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从而使中国成为全球资本趋之若鹜的‘制造业大国’和‘出口大国’。但仔细分析，这样的‘人口红利’，对广大低端劳动者来说，只不过是换得温饱而已。”那末，谁是“人口红利”的占有者呢？作者也给出清晰的回答，“从中获利最多的，首先是资本；其次是相对稀缺的高端劳动者（笔者注高管之谓也），至于政府的获益者则另当别论。”于是作者又提出质疑：“这样的一种‘人口红利’或曰‘比较优势’，难道还应该继续维持下去吗？”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有中国特色”，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因之也就更应该记得“祖师爷”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布道，对剩余价值的揭秘——“把这个增殖额或超过原价值的余额叫作剩余价值”。根据马克思的科学分析，劳动者的无偿劳动才是剩余价值的惟一源泉，也是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惟一源泉。今人所标榜的“人口红利”，其实就是“剩余价值”。用列宁的话说，“剩余价值学说是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应该是了然于胸，这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同等重要。如果忘记了，那就是“修正”或“背叛”。
“十二五”规划出台后，坊间期盼的“工资倍增”计划，很是让人高兴了一阵子。据《国际金融报》的报道，称目前国家发改委正在起草一份覆盖社会范围较大的“提高收入”的方案，包括调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大范围提高社会工资等内容。消息不胫而走，老百姓笑得嘴还没合上，却又传来发改委有关人士否定的声音：“这肯定是谣传，根本就是瞎掰，我可以证实国家发改委没有做这件事。”这种断然的否定，令人心凉，头脑却更加清醒。不过人事部领导曾说过的一席话言犹在耳：中国要努力实现职工工资每年增长15%，这样在“十二五”期间就可力争实现职工工资增长翻番。高端各吹各的调，老百姓也只能跟着波浪似地高兴与烦恼。
业界专家不乏理性的分析：中国劳动力报酬占GDP的比例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企业利润的大幅增加是以职工的低报酬为代价的，这就是所谓的“劳动力报酬被低估，工资被利润侵蚀”。日前，看到英国《观察家报》的一则报道——“苹果工厂剥削‘中国工人’”，令人在心痛之后更加佩服“洋记者”敢说真话的敬业精神。众所周知，“人口红利”的产生，不外乎是“延长劳动时间”、“提高劳动强度”和“提高劳动效率”，获取的“绝对红利”或“相对红利”，都离不开劳动者的奉献。因之，如何让劳动者“劳有所得”就成为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
我国人口红利枯竭及应对措施 篇10
关键词：人口红利,老龄化社会,劳动力质量,经济增长方式
一、引言
在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造成人口老龄化加速的同时, 少儿抚养比迅速下降, 劳动年龄人口比例上升, 在老年人口比例达到较高水平之前, 将形成一个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对经济发展十分有利的“黄金时期”, 人口经济学家称之为“人口红利”。在该时期内, 应充分就业, 提高劳动收入, 进行财富积累。这样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 把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机遇, 促进中国经济增长。
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以及上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口成为社会劳动主力, 为我国带来了极大的人口红利。然而, 在80后独生子女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后, 我国的人口红利已在渐行渐远。统计局数据表明, 我国少儿抚养比由1999年的47.7%下降到2010年的36.9%, 老年赡养比从1999年的10.2%上升到2010年的11.3%。0—14岁的少年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幅度较大,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却出现加速上升的趋势。中国社会正向老龄化方向发展, 到2030年前后, 人口负担系数将逐步停止下降转而开始上升, 劳动力不再廉价, 中青阶层面对着上有老、下有小的赡养及抚养负担, 而人均GDP仍然在较低水平, 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成, 成为典型的国未富而民先老的社会, 人口机会窗口开始关闭。
根据中国人口结构变动, 预计中国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将在本世纪中叶前消失, 劳动力资源将很快转变成对经济增长产生遏制作用的老年人口负担。据国内外专家估计, 在生育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双重作用下, 中国可享受的人口红利将在2020年前结束。人口红利消失后, 中国这个“世界工厂”竞争力和发展后劲会受到严重打击, 日益沉重的养老压力将造成令人忧心的长期影响。因此, 在中国老龄化速度加快, 人口负担轻的优势在逐渐消失的形势下, 我们必须积极应对, 抓住有利时机, 最大限度地挖掘人口红利的巨大效应, 让人口红利在不可回避的老龄化社会中得到延续。
二、中国人口红利枯竭表现
根据瑞银研究, 中国劳动人口增速将在2015年后进入下降通道, 直接的人口红利由此开始下降。上世纪70年代和上世纪80年代, 劳动人口增加对经济增长的直接贡献在2.5%以上。但自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后, 劳动人口增长比例明显放缓, 对经济的贡献由此也不断下滑。1995—2005年, 人口数量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只有1.1%, 到2020年后, 就剩下不到0.1%。
1、中国总抚养比下降, 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
2011年年末, 我国大陆总人口为134735万人, 比上年年末增加644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604万人, 人口出生率为11.93‰, 比上年增加0.03个千分点;死亡人口960万人, 人口死亡率为7.14‰, 比上年增加0.03个千分点。据预测, 中国人口总量将在2030年到达最高点14.06亿;劳动人口则在2020年左右达到顶点9.23亿;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劳动人口仅以0.4%的速度增长, 低于发达国家1.1%的平均增长率。到2050年, 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将接近倒金字塔形。中国会成为典型的未富先老社会, 而且会越来越明显。
随着出生率的下降, 中国劳动人口数量将在2013年由增长到稳定再到逐渐下降, 社会中上有老而下无小的家庭数量增多就是人口红利即将枯竭的重要标志。《中国当前生育水平与未来人口展望》一文指出, 2030年开始, 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开始进入一个下行通道, 从2020年的9.66亿下降到2050年的7.61亿, 平均每十年减少一亿。总抚养比在2015年遭遇拐点后逐步上升, 在2030年左右重回50%。这说明无论是老龄化的严重程度还是后备劳动力的紧缺程度, 实际情况都远比预测的更严重。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2、我国老龄化速度加快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正在向老年型靠近, 但是老龄化的进程已经显现出比发达国家速度快、势头猛的特点。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 且每年以近800万的速度增加, 伴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 65岁及以上人口已占总人口的9.1%。2006年以来, 0—14岁人口比重持续下降, 15—64岁与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持续上升。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提高速度加快, 2005—2010年的5年间提高了1.2个百分点, 年均提高0.24个百分点。有关专家预测, 到2050年, 中国老龄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联合国则预测, 1950—2000年期间世界老年人口增长176%, 中国增长217%;2000—2025年期间, 世界老年人口增长90%, 中国增长111%。另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和预测, 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从7%上升到14%经历的时间大约只要25年。
3、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出现首次下降
2011年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8499万人, 占总人口的13.7%, 比上年年末增加0.47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达到12288万人, 占总人口的9.1%, 增加0.25个百分点。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 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 2011年为74.4%, 比上年微降0.10个百分点。最新预测表明, 15—64岁年龄段人口数量还会持续增加到2014年, 而15—60岁年龄段的人口增长将在近期就会停止, 之后, 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量将不再增长。到2050年我国15—60岁人口将比2010年减少将近2000万人, 而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数量则明显增加, 以60—64岁这一年龄阶段最甚, 且总人口年龄结构趋向于高龄化。此外, 除了适龄劳动力供给总量的减少之外, 劳动力有效供给严重不足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在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减少, 劳动力素质水平低下的情形下, 劳动力市场上呈现出需求与供给极不平衡的状态。随着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 适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 我国人口红利必将受到相当大的消极影响, 且趋向枯竭。
(注: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1) 。)
三、应对人口红利枯竭的对策措施
1、大力发展教育, 增加劳动力质量投资, 提高劳动生产率
当前, 我国劳动力的数量增长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在不断削弱, 未来人力资本的积累将成为维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越来越重要的动力。如果企业职工的学历由初中以下水平提高到高中水平, 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4%。低成本劳动力的创造能力也较低。因此, 我们必须结束原来用人口数量提高经济发展的模式, 用质量代替数量, 优化我国劳动力结构。
(1) 依靠财政支出, 提高偏远地区教育资源, 促进教育公平地实现。加大义务教育投入力度, 建立和完善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 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公共财政保障范围, 实现农村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缩小农村和城市的教学成果的差别, 提高资金转移过程中的效率, 保证中央政府通过转移支付划拨到地方的资金渠道畅通。加大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 政府发挥引导作用, 将一部分中东部人才转移到这些地区, 丰富这些地区的教育资源, 并健全学生资助制度, 保障经济困难家庭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2) 依靠社会,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事业, 促进技术水平的提升。如今“知识失业”加剧, 普通高等教育发展快速, 而职业技术教育却无人问津, 这是我国教育发展背离“金字塔”规律的结果。因此要广泛发动全社会教育培训资源, 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和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 提高城乡劳动者的各方面工作能力。积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开展适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专业培训和职业教育, 使我国农业劳动力在进入非农产业就业之前就获得必要的职业技术训练。这对我国人口红利效应最大化的实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注:数据来源:互联网http//www.popinfo.gov.)
(3) 完善医疗卫生体系, 提高人口健康素质。首先, 强化政府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责任, 进一步完善国民健康政策, 加大政府卫生投入。其次, 实施全民健康工程, 建立公共卫生体系, 通过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制度化建设, 积极推动医疗卫生事业与经济社会建设的协调发展。最后, 各级政府要加大医疗卫生经费投入, 规定医疗卫生投入的最低限度, 以确保医疗卫生基础设施和正常卫生活动资金来源。
2、通过制度创新、产业优化和管理技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1) 通过市场、政府和企业的制度创新带动经济增长的转型。发挥市场基础性调节作用, 推进生产要素价格体制改革, 形成客观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形成机制。强化市场竞争机制, 形成多元化的竞争主体, 提升经济发展的质量。切实发挥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等职能, 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制度环境。完善法律体系, 以法律法规规范经济活动, 为经济活动的合法性提供保障。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明晰各方权责利益关系, 降低交易成本。完善企业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 通过奖金、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期权等方式, 将企业人员的利益与企业的优质发展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2) 以自主创新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以产业升级改变经济增长方式。以往的“以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已不再是我国可靠的优势了。无论是人口红利期的限制, 还是资源环境的限制, 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都将无法长久地持续下去。因此要创造有利于高技术产业、创新型企业和投融资机制的环境条件;健全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产权交易体系;转换技术引进模式, 形成自主创新与消化吸收、集成创新相结合, 在合作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良性局面;开展对外合作, 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面向国内国外两个市场, 优化出口产品结构;加快产业组织结构调整, 发展朝阳产业, 提高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所占比例, 形成开发和集成能力较强的产业集团。
(3) 以科技和管理技术提高效率, 优化经济结构。企业要加大科技投入和科学技术的引进, 实现科学管理, 用机械化、自动化来替代人工生产, 提高劳动者对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和科学生产技术的使用, 优化生产要素在生产中的配置, 以成本最低、利益最大为原则, 提高经济效率, 要靠科学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 而不是靠单纯的劳动者的体力劳动来进行生产活动。另外, 企业要以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进行管理, 包括对管理对象客观规律、管理工具的利用和管理手段的科学认识进行系统地管理, 使得各方面资源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
3、实现健康老龄化, 发挥老年人群“余热”作用
发挥离退休人员的“余热”, 使老年人口不再是社会的负担, 从而扩大人力资源的供给, 也可延长人口红利。一是落实老年人才资源开发, 严格贯彻党和国家科学发展观, 制定老龄人才资源开发的政策措施, 为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铺路架桥。二是通过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 创新服务、组织安排, 凝聚老年人才力量, 挖掘其潜在能力, 发挥老年人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三是结合全民创业活动, 利用离退休人员丰富的经验, 大力发展老年产业。四是通过技能开发和培训学习提高人们适应劳动力市场的能力, 适当延长退休年龄。五是将老年人才资源的开发纳入到人才队伍建设规划中, 完善老年人再就业劳动保障政策, 保护老年人的劳动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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